黃梨洲的明儒學案、全謝山的宋元學案

我在宋代，已經講了好幾部書，實在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可說是宋代史學傳下。現在要講到明代。明代人在學術方面，比較漢、唐、宋各代都要差一點。中國這幾個大一統的朝代，漢、唐、宋、明，論到學術，惟明最差。這雖沒有人詳細講，但顯然是事實。我從上講來，漢、唐、宋三代都有他們學術長處，但又多不同。為何明代又要比較差？這些處，都是我們自己讀書應該注意的大問題。固然我們立刻不會能有答案，也不容易下此一答案，但此問題總不應該不留心注意到。

此下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黃梨洲（宗羲）的《明儒學案》。實際《明儒學案》已不是明代的書，這書在清代才完成。這樣講來，我就在明代想不出舉哪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其次，諸位或許會認為《明儒學案》是一部理學書，用今天話來講，是一部講哲學思想的書，不是一部史學書。這觀點卻是要不得。今天我們做學問，都跟著西方人道路，都要講專門之學。可是諸位讀的是中國書，由讀中國書來做外國學問，這中間也很困難。如讀《論語》，《論語》究竟是一部哲學書呢？還是文學書呢？還是史學書呢？很難定。今天諸位倘使是學文的，當然不讀《論語》，因《論語》不算一部文學的書。又如學史學的，也不會讀《論語》，諸位總覺得學史學，孔子《春秋》應該看一看，《論語》便不要看。似乎只賸下要討究中國哲學思想的人，纔來讀《論語》。但我得告訴諸位，諸位究竟還沒有脫離了中國，而且此下也將還在中國，做一中國人，乃至一中國學者。如諸位要講中國歷史而《論語》一書都不曾讀得懂，此人的史學知識，可能是淺之又淺，或許早就可說不會有很大的價值。所以若我們一定要把學問分疆劃界，指定這是史學、這是文學、這是哲學，這樣一分的話，如韓信軍入趙營，拔趙幟，立漢赤幟，趙營早破，不能再存在。所以諸位要覺得我今天講史學名著而來講到《明儒學案》，似乎有些奇怪，其實《明儒學案》也可說是一部中國的學術史。講歷史本有多種講法：一種是講通史，一種是講專門史。如我們講《通典》、《通考》，這是講政治制度的一種專門史。《明儒學案》則是講學術思想的一種專門史。但今天諸位則認為，學歷史不能不懂政治制度，不能不看《通典》、《通考》，卻沒有想到學歷史也該懂得經學、理學這一類。如諸位讀《兩漢書》而不懂得經學，這就非常困難。至少諸位讀《明史》而不懂得《明儒學案》，也就很困難。《明儒學案》就是講明代一般學者的思想。諸位縱不想做一通人，一意要做一專家，但在你所專之內總該通。諸位若專治明代史，而不懂得《明儒學案》，豈不在專中仍有缺。

其實中國歷代的正史，從司馬遷《史記》開始，本是無所不包的。只要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裡產生過大的影響的人物與事情，那都在他歷史上記載下來。如《史記》、《漢書》裡有〈儒林傳〉，凡屬經學儒學這一方面的人和事和著作，都特別收在〈儒林傳〉裡邊。《東漢書》以下又有〈文苑傳〉，凡是關於這一時期文學方面的人也都收在這裡邊。那已經是有了學術史的雛型了。但中國的學術史，反而在佛教方面，好像最先具有一種規模。為何呢？因中國正史裡不記載佛教方面的事情，因而纔有單獨來寫出的需要。如我上面為諸位舉到魏晉南北朝以下的《高僧傳》、《續高僧傳》，一路下來，等於是一部佛教史，也就是專門學術史的一類。更特別的，是在佛教中間的禪宗，自唐以後，所謂「教外別傳」，他們自己創立了一種說法，不立文字，遞傳遞盛，派別分岐，更顯得有為他們寫一種禪學史的需要。最著名的如《傳燈錄》，禪宗各祖師思想的傳授、分派、分宗，都在這裡。我們也可說，宋代的理學受了禪宗很大影響，至少如宋代理學家的「語錄」，便是從禪宗祖師們的語錄轉來。要講二程思想，最重大的材料，就是他二人的語錄了。周濂溪、張橫渠還自己寫書，但他們所寫也都是一條一條的。雖然多用文言寫，其所寫也就是語錄的體裁。只不過由他們自己一條一條的寫下而已。而二程的語錄，則顯然是白話的，又不是自己寫，而由其門人弟子記下。這種語錄，當然起於唐代的禪宗。所以我們絕不能說宋代人的理學和唐、五代的禪宗沒有關係。但我們也不能換一句口氣，說宋人的理學即是佛學，或即是禪宗，這話又根本不對。但我們也不能說理學是講孔孟儒家思想的，和佛家禪宗絕無關係。可見一切學問不能粗講，應該有個仔細的分別，此所謂「明辨」。

今說到學案，其實「學案」兩字，也就是禪宗裡邊用的字。語錄起於禪宗，「學案」也是起於禪宗。明代人第一個最先做的學案，叫做《聖學宗傳》，寫這書的人是周海門，周海門就是一個學禪宗的人。從周海門的《聖學宗傳》下面繼起有孫夏峯的《理學宗傳》。此兩書都在黃梨洲《明儒學案》之前，《明儒學案》則是接著此兩書而來。此兩書，我們現在都還看得到，但我們大家讀的只是《明儒學案》，《明儒學案》的價值遠超在《聖學宗傳》、《理學宗傳》這兩書之上了。《明儒學案》前後共六十二卷，他在材料方面搜羅極廣，比之周海門、孫夏峯兩書廣大得多。到今天，有好多明人的集子已經不容易看到，我們讀《明儒學案》，就可以看到很多。

明人講學，一家有一家的宗旨，其實這也都是跟著禪宗來的。講學有一個「宗旨」，如王陽明講「致良知」，這「致良知」三字，就是陽明講學的宗旨，這就是他思想系統裡一個最中心的地方。後來陽明的許多弟子，各人講學，還是各人有一個宗旨。《明儒學案》的有價值所在，就在他能在每一家的集子裡提出他一家的一個講學宗旨來，這是極見精神的。固然，明人講學各有宗旨，但我們也可說從前人講學一樣的有他一個宗旨。如墨子講「兼愛」、楊朱講「為我」，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這是我們知道的。我們要能知孔子所講的宗旨是什麼、老子所講的宗旨是什麼、莊子所講的宗旨是什麼。像此之類，你要對每一人所講，都能找出他一個最扼要、最簡明的宗旨，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那麼，第一，《明儒學案》能對明代各家各自提出他講學的一番宗旨，那是一件極重要當注意的事。

第二點，各家講學，各有一番宗旨，也就是有其某種一偏之見。或許他的這番一偏之見，正和別人的處於相反之地位。如我們說，楊朱為我和墨子兼愛，各是一偏，又是相反。但學問成家，此等處總不能免。即是明儒講學，他們雖只在理學的傳統中，只要他們成了一個「家」，依然免不了各佔一偏，或各自相反。而黃梨洲能在他們的全部著作裡，各為他們找出各自的精義，不論是一偏的，或是相反的，他都把來寫進他的學案裡去，這是《明儒學案》最了不得的地方。

後來有人為《明儒學案》作序，如莫晉刻《明儒學案》寫了一篇〈序〉，這已經在道光時候了。他在〈序〉上說，《明儒學案》「言行並載，支派各分」。記載一個人，不僅記載他的思想，同時還記載他的行事。而每一家的思想又為之分家分派，「擇精語詳」。說他所選材料很精，而所發揮又很詳。諸位要懂得這「擇精語詳」四個字，初看好像是不同，實際只是一個意義。選擇不精，你就無法講得詳。要講得詳，就先要選擇得精。如我此刻同諸位講「史學名著」，倘使我不加一番選擇，光是二十五史、十通，一年哪裡講得完。所以擇不精就語不詳，講學術史也一樣。凡是我們對於每一家的學術思想，不能從頭到尾滔滔不休。我們須要能「提要鉤玄」，那就是擇精語詳了。所以我們讀了《明儒學案》，能對「一代學術源流，瞭若指掌」。莫晉如此般講《明儒學案》，可以說他一點都沒有講過了分。我們要研究明代一代的理學，就得看這部《明儒學案》。在清代雍正時，湯斌有一句話，說「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脈絡分明」。諸位當知，每一代的各家學術，正如一堆大山聳峙在那裡。我們要在這一大堆山裡分出個脈絡，清清楚楚，這非對此一堆山的形勢真有瞭解不可。我們治學術史，首貴有見解。如講古代學術，定要講《漢書．藝文志》。它在那裡講王官之學與百家之言的分野，在百家之言裡又分出儒、道、名、法、陰陽、墨各家，這許多非劉向、劉歆能如此加以一大分別，我們就很難弄清楚。

諸位要讀《明儒學案》，最好能讀《明儒學案》以外的書。如讀了《王文成全書》，再來讀《明儒學案》中之陽明學案，便知其所謂擇精語詳者是什麼一回事。最好又能讀《明儒學案》中所未收各集，便更知其所謂擇精語詳者是什麼一回事。所以我們來讀《明儒學案》，不僅是可以知道明代一代的學術思想，即使我們並不是在要做學術思想工作的人，讀了這書，也就懂得像如現在諸位所講「如何來駕御材料」這一回事。一大堆的材料放在這裡，都是死材料，如何來駕御，使其活起來，如一個大將帶兵，如何來統率三軍，能叫他們上陣殺敵。所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軍隊一多，更難帶領。諸位只知要軍隊多，不知多了更難辦，至少你要有一個編排。今天我們讀書，僅求在一部書裡找一個小題目，然後去找很多材料來講這個小題目。這樣的學問，至少是一種小學問，諸位只能做排長、旅長，不能做師長、軍長。我們做學問，要能從一大堆材料裡面來支配、來調度，約略等於說是由博返約。講歷史不能截斷講一段，我講漢史、你講唐史，在一段裡面再講一件事，我講漢朝某事，你講唐朝某事，拼起來並拼不成一部中國史。我們要能見其大、能見其全。要如此，便該讀從前有此見識的人來寫的書。縱是你只要做小學問，也該在學問大處去接受領導。如排長、旅長必該接受師長、軍長的命令，我們自己的力量纔能有正當之使用。

當然黃梨洲是一個講陽明之學的。他的《明儒學案》，只以陽明為中心。但我們也不得認為這是他的偏見，或者說他的主觀。因明代理學本來是以陽明為中心的，恰恰梨洲是這一傳派，他的書當然以陽明為中心。既非偏差，而由他寫來，也能勝任。如諸位研究清人的學案，那就一定該通考據學，一定該通經學考據，因清代學術最重要的成就便在此。你若不通經學考據，如何來講清代人的學問？所以《明儒學案》偏重王學是應該的。

在《學案》裡，每一學案前有一篇〈小序〉，每一學案中許多家，每一家各有一篇小傳。在這小傳的後面，定附梨洲自己對此一家的批評。即在他《學案》裡，也隨時插進了幾句批評或解釋。這些都是梨洲的意見。所以這部書固是一部歷史，是一部敘述的書了。然而裡面不斷有論斷、有批評，不斷有梨洲自己意見穿插。而梨洲意見即是根據著陽明學派的意見為意見的。梨洲說：「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講學著書，也就等於一個醫生開方治病，要看什麼病，才開什麼方，那有一定的方案。所謂「學案」，亦就是在當時學術中各個方案，都因病而開。梨洲又說：「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這是說，時代變，思想學術也該隨而變。所以要變，乃為來救時病。反其本，則只是一個真理。這幾句話，我覺是講得非常有意思。即如今天諸位做學問，也該反問一句我如此做學問有沒有毛病呢？諸位一跑進史學研究所，便把文學、哲學、政治、經濟、社會各門，全置腦後，認為都同我不相干，全無興趣，更不動心。以前孟子四十而不動心，今天諸位一進學校便就不動心。《論語》、《孟子》、程朱、陸王，想來諸位不肯讀，因對你們想求的學問沒關係。在這一層上，我要告訴諸位，這就是今天學術界一個大毛病。我們也應該要「因病立方」。曾有人和我討論我所寫的《國史大綱》，他說：你書中只多講中國好處，不多講中國壞處。我說：你們大家儘在那裡講中國壞處，我不得不來多講一些中國的好處。而且中國壞處在我書裡不是沒有，治亂興亡我都講，不是只講治不講亂，只講興不講亡。但在你看來，好像我都是在講中國的好處。但請問，我們在漢、在唐、在宋、在明、在清，各有一段治平極盛的時候，這些處，我們該不該講幾句呢？我們的歷史，直從上古下來，四、五千年一貫直下，到今未斷，這些處又該不該講幾句呢？今天我們的毛病，在乎再不肯講自己好處，只講自己壞處。我請問：我們中國人太壞了，又怎麼在此世界做人呢？今天諸位一出口就是美國好、中國壞，我要向諸位講一句：美國並非全不壞，中國並非全不好。若說我平生講話，多講了中國的好處，也只是因病立方，通其變使不倦。否則儘是說美國好、中國壞，哪個不知？還要我講嗎！諸位懂得要「通其變」，「使人不倦」，那就知教法也該一天天不斷向新。近代的中國人則只說「中國人守舊！」其實有了朱子還來陽明，有了宋儒還來明儒，不也是一番新嗎？此下再來清儒漢學，則又是一番新。梨洲雖承王學傳統，但不抹殺程朱，故說：「理雖一而不得不殊。」

今天諸位縱說美國好，但移到中國來，仍得要殊。梨洲又說：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中國人雖講孔子，與西方人講耶穌殊了，但何嘗不歸於要愛人。中國雖自秦以下走上了大一統局面，與西方歷史之列國分爭，又是入手殊了，但中國人也何嘗不歸於要講治國平天下，不是要自求亡國呀！今天由美國人講美國，中國人講中國，大家從長處發揚下去，將來還可歸一，何必定要滅了自己來歸他人呢？做學問也是同樣，做人、做國家社會也是同樣。不能把中國人一齊抹殺，硬要學外國。做學問也不能把人文科全抹殺，定要學理科。我們看看今天的美國，理科固是比我們的強，至於他們的政治理論，實在有些不能使人心服。這幾天諸位看報，當知下面去更要荒唐。他們快會承認共產主義，或許中國也就要踢出聯合國，這不是不可能。我們中國人總認美國人話是對，第一就不該反攻大陸，第二便是臺灣獨立。試問，我們要和美國人做朋友，又如何做法？諸位要做生意，應可學美國人。要殺人，使用核子武器，也可學美國。至於說打仗，未必美國人便打得好。大砲拼命轟，飛機拼命炸，大隊躲在後面不動。南北韓戰爭是如此，南北越戰爭還是如此。轟炸幾天以後，大隊軍人休假去了，一跑就到香港，到臺北。來了怎樣，諸位都知道。有的是美金，吵吵鬧鬧一番又回去。你說世界上哪有這種軍隊。但這些我們哪能批評，只不真實效法便夠好。下面南北越戰爭不知演變如何，但明顯可說的，美國人會厭倦，會比北越人先厭倦。正為美國人在那裡厭倦，所以有「嬉皮」，所以打仗不高興，要講和、要使戰爭越南化。美國當然也有許多好處，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上多講幾句美國人的不好處，也所謂通其變，使人不倦。若儘說美國好，老不變，也易使人倦。但若我們講了美國人許多壞話，尋根究底，應該要講到他們的學術思想上去。今天我們的學術界，尤其是文史哲方面，則似乎只想當排長、旅長，而遙奉外國學人認作我們的師長、軍長，乃至大統帥。雖然指揮不詳明，但我們的箭頭刀鋒已儘向自己。所以對中國自己的，總是敵意多，善意少，攻擊勝過了引發。無怪要說我的《國史大綱》是說得中國好處太多，壞處太少。

今天諸位研究史學，其實也都是美國人一套。但話得說回來，美國一套，其間也儘有可效法的。即如做專門之學，挑個小範圍也可以，《明儒學案》不也是在小範圍裡挑個小題目而成了大著作嗎？不是說做學問不該做專門之學，而且哪一人能四面八方兼通。《明儒學案》是我一部很喜歡看的書，實在覺得它是一部很好的書。諸位不要認為不在自己的學問範圍內便置之不理。譬如遊山玩水，遇有閒暇，不妨一試。我們要能養成一種性情，肯到一個未到的地方，看一番未見的天地，那總好。諸位若能抽出一個時間讀一部《明儒學案》，也不失為一種娛樂。要使你能看一點你完全不懂的東西，這也會長本領。鄉下人從來不曾進過城，等於一個城裡人從來不曾到過鄉下。我勸諸位，倘使你是城裡人，有空便該去鄉下一玩。倘使你是鄉下人，有空宜去城裡逛逛。諸位學史學，我意不妨試讀《明儒學案》，就如城裡人不妨去鄉下玩玩。若能多玩幾趟，你這人自然也會慢慢兒變。如此般的通其變，也可使你好學不倦。

我們講到《明儒學案》，便要牽連講到《宋元學案》。《宋元學案》有一百卷，全謝山所編。黃梨洲在寫完了《明儒學案》之後，接著又想寫《宋元學案》。因明代理學都跟宋代來，他們所討論的也多是宋代人討論下來的問題。所以由《明儒學案》往上便應該研究到《宋元學案》。但黃梨洲寫完《明儒學案》已經是七十、八十的人了。我們不再詳細考他此書從那年寫到那年，但已經是在梨洲的晚年，同時再來寫《宋元學案》，沒寫多少，梨洲就死了。他兒子黃百家，又接著來寫，又有梨洲兩個學生：黃開沅與顧諟，相同分輯，但也並不曾完成。到後，就再有全祖望（謝山）來加修補。所以黃本的《宋元學案》是個未成之稿。全謝山的修補，據說得十居六七，是在黃氏原本一大半以上了。但全祖望修補了這部《宋元學案》，也就逝世了。他的這份稿子付刻還在後，擔任此工作的有兩人：一王梓材，一馮雲濠。今本《宋元學案》，皆由此兩人審定。全書分成四部分：一是「黃某原本，全某修定」。所謂黃某，是指梨洲百家父子，再加上梨洲兩個學生，已經是四個人的工作了。修定是有加以修正改定之處的。一是「全某補本」，此是黃本所沒有的。一是「黃某原本，全某次定」，所謂次定，不過是排比次序。一是「黃某原本，全某補定」，這裡面便有全氏的增補。在每一卷下，均由此兩人來分別注明這幾個字。但我們今天說來，只說是「全祖望的《宋元學案》」，不能稱「黃梨洲、黃百家的《宋元學案》」，也不能稱「王梓材、馮雲濠的《宋元學案》」。但這書經過，實際上並不是一手所成。梨洲死在康熙乙亥年，而謝山死在乾隆乙亥年，前後恰恰已經六十年。《明儒學案》在梨洲死的時候也還沒有刻本，梨洲死後，始有一部「賈刻本」，距梨洲死已十八年，此在康熙時。後來又有一部「鄭刻本」，在乾隆時。從賈刻本到鄭刻本，中間也隔了四十六年。梨洲死到有鄭刻本，則已經過六十四年了。我們現在都用的鄭刻本，賈刻本怕有許多靠不住，他把梨洲原本有調動了，至少第一卷第二卷先後次序凡例有調動。全謝山死在乾隆二十年乙亥，自從乾隆十一年到乾隆十九年，八年時間，幾乎是不斷地在修補《宋元學案》。到了二十年謝山死後，他的稿子留在某一人的家裡，後來有一學使去謝山家鄉，問起從前謝山有一部《宋元學案》的稿子在不在？那時有兩個考生，即是王梓材、馮雲濠，聽了這個學使問起，纔來查究這稿子。找到了拿來刻，已經是道光十八年，距離全謝山死已經八十四年。而王梓材、馮雲濠兩人又來作《宋元學案》的補遺。因為全謝山本也是把許多材料來補黃梨洲父子的，他們依此再來加補，此稿在道光二十一年完成，共一百卷。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就是七七抗戰那一年，上海光華大學的校長張壽鏞，他是一個銀行家，來刻一部《四明叢書》，把王梓材、馮雲濠的《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刻進了。這一百卷書，從《宋元學案》刻後到這時，前後又隔了九十七年，差不多近一百年。我講這番話，要使諸位知道《宋元學案》一書完成經過不簡單，不容易。第一，諸位不要認為清代一代就是講考據之學，實際上黃梨洲《明儒學案》寫在康熙時，而全謝山《宋元學案》寫在乾隆時。而《宋元學案》之刻本，還是在道光十八年，下面《宋元學案補遺》之傳刻，則已經在我們對日抗戰時。若我們從《明儒學案》開始，講到《宋元學案補遺》，這三書專講宋、元、明三代理學的，差不多就經過了清代整個兩百六十八年的時期。此事有這樣子的不容易，實大值我們的警惕。本來這一段時期，理學已衰微，若使沒有黃、全這一批人這一番努力，今天再有人要來整理這一工作，將更見困難。今天我們又要說復興文化，試問學術不興，文化的靈魂何在？但要復興舊學，那又是談何容易？

我們再試把《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兩書作一比較，便見此兩書之不同。因《明儒學案》由黃梨洲一手寫出，而梨洲自己又是講陽明學的，明儒理學的最主要中心就是陽明學，所以梨洲此書易見精採。若說到《宋元學案》，主要的當然不在陸象山。由陸王學的梨洲來整理宋元學術，他的見解和批評，就不免有偏。程朱、陸王的門戶，不能融化。而且梨洲《宋元學案》遺稿沒有多少條，下面是他兒子同他兩個學生，他們的意見未必能如梨洲，又未必能一樣。更下來，全謝山在年輕時，就在北京認識了李穆堂，李穆堂是江西人，最喜歡講象山之學，他對理學抱有偏見。象山、朱子講學有異，所謂朱陸異同，李穆堂對此問題，所抱門戶之見太深，未能持平。全謝山在很年輕時就得到李穆堂賞識，他們是忘年之交，謝山不免也要受穆堂的影響。遠溯黃氏父子，本來是講陽明之學，謝山根據黃氏書來補修，而他自己對於理學，也可說本來沒有深入，他那時已經是乾隆時代了，理學已衰，全謝山不免把考據之學來講理學。在整理史料方面，他是用著很大工夫的。諸位若看他的《宋元學案》裡面所收的人物和著作，還講到很多零散事情，真是有他的了不得。因全謝山就是一個博學的人，他所收的材料，還有很多超出於《宋史》之外。因為全謝山本來想修補《宋史》，他在《宋元學案》中每一篇小傳，就有很多遠比《宋史》詳確。他這部書在材料方面實是花著極大工夫的。至於在他書裡還有未盡收的材料，就再收在王梓材、馮雲濠的一百卷《補遺》中間。若我們把全謝山的《宋元學案》再及王、馮二氏的《補遺》仔細用功，就會使我們的興趣脫離了理學思想，而注意到史料方面去。我在年輕時，當然我的知識還不夠，但我很想重寫一部《宋元學案》，因我覺得全氏《宋元學案》裡有關於講思想學術的部分，有不夠，極重要的反而沒有收。我當時很喜歡看歐陽脩的書，歐陽脩雖不是一理學家，但《宋元學案》裡有歐陽脩。當時我覺得倘使我來重修歐陽脩的學案，就有很多材料應當抄進去。似乎全謝山或許拿了《歐陽脩全集》只看他講經學的，隨便抄幾條，這就不夠觸及歐陽脩本人的思想。我也曾拿了明朝人的集子來同《明儒學案》對看，固然也有我認為很重要的材料而《明儒學案》裡面沒有收的，可是還不多。若把宋朝人集子來同《宋元學案》對看，我便覺得有很多材料應該要的而他都沒有收。我很年輕時就有此想法，要來重寫《宋元學案》，而直到今天沒有下筆來做這個工作。其實要做這個工作，在材料方面，全謝山的書已下了大工夫，其事並不困難，難在識見方面。要對每一家能講出每一家的學術思想之精神所在。而在《宋元學案》裡特別講得不見精彩的就是朱子這一篇。因為朱子的著作太多了，《語類》、《文集》，光是這兩部書，就有兩百幾十卷，隨便在裡面抄幾句，來勉勸我們做學問，這就不易見得朱子講學之宗旨精神所在。所以我到今天再來寫一部《朱子新學案》，這是我很年輕時就有這想法的。我此刻雖然只寫朱子一人，可是對於宋元理學的整體，朱子以前乃至朱子以後，我有一種看法，或許可以補我們看《宋元學案》時所看不到、看不出的，特別是有許多話和《宋元學案》裡的講法根本不相同。但無論如何，《宋元學案》還是我們大家應該要看的一部書。它仍不失為中國像樣的一部學術史，只和梨洲的《明儒學案》取材輕重有所不同而已。

在《宋元學案》裡，每一學案就有一張表，這是《明儒學案》所沒有的。這些表，實不是全謝山所作，乃是王梓材、馮雲濠的工作，根據了全氏書而加進去的。總之，此書實在是一部眾手所成之書，經過了很長的時期。因此我們讀《明儒學案》，可以懂得明學，讀《宋元學案》，我們就不很省力能懂得宋學。固然他書中所抄材料不少，然而還有太多的材料他也無法抄，主要是在對宋代理學之認識不夠，便就說不到所謂擇精語詳了。現在我們只能根據他的材料來自己做學問，而且還有許多材料，為他所未收，而更要的，是我們不能根據他書中的講法來做學問。如黃百家、如全謝山，他們有許多按語和評論，往往會引我們走入岐路。但至少我們可以說，這宋、元、明三朝的《學案》是中國一部大的學術史的結集，而特別我今天要向諸位講的，是講這兩書的寫成到刊行，這個經過，特別如《宋元學案》，要我們知道，一項學問，往往不是能由一個人在一個時期所完成，須有人幫忙，繼續做下去。學術乃是一番共業，至少在這一點上，諸位讀《宋元學案》一書，便大可欣賞。好了，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