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通鑑綱目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今天我們要講朱子的《通鑑綱目》。《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溫公作《通鑑》，另外有《目錄》三十卷，其實只等於一張表，上次已講過。後來溫公嫌《通鑑》本書太詳，《目錄》又太簡，又另作一書，名《通鑑舉要曆》，共八十卷。到了胡安國，又另寫一書，名《舉要補遺》，來補寫《通鑑舉要》之遺。朱子說：胡安國這部《舉要補遺》，比起溫公《通鑑舉要曆》，是「文愈約事愈備」。朱子又根據了司馬溫公同胡安國兩人《通鑑》、《目錄》、《通鑑舉要》、《舉要補遺》這四部書，再來寫他的《通鑑綱目》，乃是根據這四部書「增損隱括以就」。他又說：他這部書，「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年則如貞觀元年、二年、三年等，歲是另外加上甲子、乙丑等，從前中國另外有專用的歲名，今不多講。所說表歲以首年，即如現在說辛亥民國六十年那樣。這本是一件極簡單的事。但到了列國分爭時，增進了正統之爭，那就複雜了。因年以著統，是編年。「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是綱目。用大字寫的是「綱」，分著小字注的是「目」，「綱」如《春秋》的「經」，目就如《左氏》之「傳」。實際上，諸位讀溫公《通鑑》，也是同樣寫法。如一人死了，那一句就等於一個「綱」，下面就講他怎樣死的，這一大段文章，就等於一個「目」。我們寫文章，也有開頭幾句作提綱，後面再詳細寫的。但朱子《綱目》是倣《春秋》，在其綱中，寓有褒貶意義。今舉兩例，如在三國時，溫公《通鑑》，以正統屬魏，朱子《綱目》以正統屬蜀漢。朱子自己說：他開始寫這《綱目》，就為看了《通鑑》裡「諸葛亮入寇」一語，感到不稱意，才存心要來改寫。實際上，在朱子前，也早有人把蜀漢作正統的，如晉代的習鑿齒，他寫一書名《漢晉春秋》，裴松之《三國志注》裡引到此書。他稱「春秋」，是編年的。稱「漢晉春秋」，就是把三國裡的蜀漢作正統。現在我們都稱「魏晉」，但他卻稱「漢晉」。此其一。又一例。如在唐代武則天朝，唐中宗廢了，不能再留中央政府，避到房州，武則天自己管理政府事務。這在以前歷史上也有過，如漢惠帝下面有呂后，可是這裡有個不同。在太史公《史記》裡就有〈呂后本紀〉，此因惠帝已死，他的兒子實在不是他兒子，而且也不姓劉，這時既是呂后掌權，當然可稱〈呂后本紀〉。但孝惠帝是死了，而唐中宗則並沒有死。他給武則天廢了，貶在房州，將來他再回來復位，唐朝皇位還由他接下，此和孝惠帝下邊沒有皇帝只有呂后不同。武則天奪權，唐中宗還在，並且將來中宗還是做皇帝，這在歷史上又該怎麼寫法呢？這裡便有一個「統」的問題。唐人沈既濟主張：武后雖然稱帝，但正名定義還該是唐中宗。近代人看不起此等爭辯，認為歷史事情還是一樣，何必爭此名。但不知名有時必當爭。正如現在我們之與大陸，在我們是中華民國，今年是中華民國之六十一年。但在大陸則是沒有中華民國了，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並非六十一年。過一時候，我們重回大陸，這時歷史該怎麼寫？還是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下便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再過多少年，又再寫中華民國呢？還是一路寫中華民國呢？此處豈不依然仍有一爭論。而且此爭論，在意義上也極重要。可見我們非身當其境，輕率對古人作批評，往往可有誤。遠在春秋時也曾有過這樣事。魯昭公給三家驅逐出國，但此下《春秋》記年稱「公在乾侯」。現在唐代事正可適用。唐中宗年號「嗣聖」，歷史上應寫「嗣聖幾年帝在房州」，豈不甚好。但實際上這個「嗣聖」年號已廢不用，那時只稱「垂拱幾年」、「天授幾年」，都是武則天的年號，《通鑑》溫公只是就實書之，但同時范祖禹為溫公助編《通鑑》之唐代部分，他又自寫一書名《唐紀》，卻只寫「嗣聖幾年」，不寫「垂拱」、「天授」。朱子的《通鑑綱目》，則是照著范祖禹寫法來改正溫公《通鑑》寫法。此在沈既濟已經有此主張，而在實際上，則此事似乎很勉強。因當時武則天已正式革命，把唐朝廢了，她自定國號曰周，武則天在的時候，唐代既沒有了，當然也沒有唐中宗，而我們寫歷史的人，偏要加上一個唐中宗的年號來記年，那就有違歷史要寫實的主要原則。上面講過陳壽《三國志》不該把「蜀」來代替「漢」，劉先主、諸葛亮並未自稱「蜀」，寫史的便不能改稱他為「蜀」。如此說來，司馬溫公這樣寫法也不算錯。但另外一講法：唐中宗本是皇帝，武則天把他廢了，他將來再做皇帝，中間那一段的武則天統治只是一番篡亂，不能也認他是一個正統。所以後代人多認沈既濟、范祖禹、朱子這樣的書法比較合適些。可見凡屬關於這類的爭論，可以有兩方面意見，要斟酌論定是很難的，但也不能認為這裡面沒有問題，不該有爭論。民國以來人，認為此等處過去中國人所討論都是些不成問題的問題，則實為淺視。卻不知此項問題到今還存在，將來寫歷史的還要討論，哪能一筆抹殺。

又有一例，我們本不是一個耶教國家，為什麼要用西曆紀元？現在又不稱之曰「西曆」，而改稱曰「公曆」，這也是一問題。將來若要為世界人類歷史定一個公曆，怎麼定法，現在還不知。而且此刻用西曆，也有麻煩。西曆的第一世紀已在漢代。漢武帝前用西元，須前一年前兩年的倒推上去。在西方歷史時間比較短，事情也簡單，習慣了也還不妨。中國史要從春秋、戰國一路推上去，豈不是自找麻煩。今天我們用陽曆是一件事，要歷史用西曆，又是另外一件事。在我們學術界，中日抗戰那年每不稱民國二十六年，定要說西曆一九三七。我們到臺灣來，也不說民國三十八年，定要說西曆一九四九。好像中國自己夠不上有一個自己的年代，這真是亡國現象，為何我們定要講西曆多少年呢？豈不是中國人好像不承認了自己有這個中華民國之存在。這事有關教育，政府應有個抉擇，不能儘讓人自由。所以朱子《綱目》說：「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這兩句話，我們驟看似乎不像是歷史上一問題，其實乃是歷史上一個大問題。我們無志寫歷史，而僅志於考史，那也無所謂。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不能不寫歷史，總有人會出來寫，到那時該如何寫法？這是個大問題。在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未起以前，多有人主張用黃帝紀元、孔子紀元，這還比較有意思。

朱子《綱目．序》，收在《文集》裡，此〈序〉寫在朱子四十三歲，下邊還有二十八年朱子始卒。但朱子《綱目》究是寫完了沒有？朱子有一個慣例，往往序先寫好了，而書還在那裡改。開始寫書已有序，不是寫序時書已完成了。朱子的書，往往朱子生前早都刻了，如像《論孟集注》、《詩集傳》、《易本義》都是。這也不是朱子要刻，乃是被人偷刻，流傳。而《綱目》則始終沒有刻本，要到宋寧宗嘉定十二年，那時朱子已死了二十年。刻《綱目》的人，一是李方子，一是真德秀。李方子是朱子學生，真德秀也是治朱子學的。不過這朱子《綱目》的刻本，實際上並非朱子自己的定稿。朱子最大弟子黃勉齋曾說：「《綱目》每以未及修補為恨。」而李方子在刻《綱目》的〈序〉上也說，朱子「晚歲欲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所以朱子《綱目》只是有了稿子，而最後刻本，實不是朱子的原稿，而出於另外一人趙師淵（幾道）之手。趙師淵亦是朱子學生，當然他是照了朱子意思來修補。在朱子晚年，趙師淵寫了多少卷就寄給朱子看，朱子只說好，說我是沒有工夫再來下筆改了。他屢次寄稿來，朱子回信總說「未暇觀」。所以趙師淵寫的，朱子並未仔細看，更不必講到改。論到趙師淵學問，當然不能和司馬溫公寫《資治通鑑》時的劉攽、劉恕、范祖禹相比。劉攽、劉恕、范祖禹寫成了長編，經過溫公自己一手寫定。現在朱子《綱目》雖有一個初稿，而趙師淵跟著朱子初稿去添，完成了現在這個本子，卻未經朱子詳細看過改過，當然中間多靠不住的地方。即是溫公《通鑑》，也有很多錯，也有靠不住的，明人嚴衍作《通鑑補》，有《通鑑》錯了，而嚴衍加以改正的。嚴衍有一學生談允厚，嚴衍和他合作，《通鑑補》實際上出兩人之手。談允厚有一篇〈序〉，說他做這工夫，把十七史同《資治通鑑》從頭對讀，《通鑑》當然根據十七史，但有的地方，明明不是改的十七史，而是《通鑑》有錯誤，這樣的例也很多，大概不止一、二十條，諸位讀嚴衍《通鑑補》就知。當然《通鑑綱目》的錯一定更多，後來也有人對此一條一條的來講正，此處不多談。

《通鑑綱目》還有一個〈凡例〉，說朱子怎麼來作《綱目》的。現有《通鑑綱目．凡例》共十九門，一百三十七條，可是這〈凡例〉實在更靠不住。《綱目．凡例》印在宋度宗咸淳元年，差不多在南宋末年了，這書是王柏刻的。王柏也是講朱子學的人，距朱子之死已快七十年，王柏從那裡看到此〈凡例〉？從朱子死到〈凡例〉刻成，中間有沒有改動增添呢？因此這個《綱目．凡例》是更靠不住了。

因朱子大名，元明兩代，大家推尊朱子，所以朱子《綱目》雖非朱子自己最後定本，實際上可算是趙師淵的著作，而極受社會上重視，所以此書愈刻愈多。全書不到六十卷，翻刻很省力，愈刻愈多，裡面自不免有其他人添添改改的也弄進去了。如我們舉個例。真德秀有書名《大學衍義》，邱濬有書名《大學衍義補》，這兩書也給當時人非常看重，於是在《綱目》裡就有很多引到邱濬的話。邱濬是明朝人，第一個刻《綱目》的是真德秀，真德秀寫了《大學衍義》，邱濬根據真德秀《大學衍義》來寫《大學衍義補》，怎麼他的話會引到《通鑑綱目》裡去，可見這是後來人添進去的。我們現在無法得到一部宋本的《通鑑綱目》，現在看到的大都只是明代的本子，此事無法細論。但我們縱得宋本，也還是趙師淵的本子，不是朱子的原本。可是也有人說，《通鑑綱目》是趙師淵所作，與朱子不相干，這話也不對。因朱子確實用過工夫寫《綱目》，他在四十三歲時，自己寫了一〈序〉，〈序〉裡明明說他是根據著《通鑑》、《通鑑目錄》、《通鑑舉要》、《通鑑舉要補遺》四部書，來寫他的《綱目》的。並且有很多朱子寫這《綱目》時的意見，在《朱子語類》、《朱子文集》裡可以查出。我現在寫的《朱子新學案》，就把這許多講到《綱目》的都抄出來，固是不多，只幾十條，但是證明朱子自己是花著工夫的。現在不擬詳講。後來《綱目》定本出於趙師淵，可是仍託名朱子。朱子名大，所以此書流傳很廣。兩百九十幾卷的《通鑑》讀來究竟不方便，讀《通鑑綱目》則不到六十卷，省力，大家當然喜歡讀，到後來遂有像《綱鑑易知錄》一類的書。我們的歷史年代愈久，內容愈複雜，愈需要有簡要的讀本，像《綱鑑易知錄》之類。清代末年，我小孩子時，一般老先生們多讀《御批通鑑輯覽》。今天我們大家忙了，事情多了，可是歷史還是不能不讀，該要知道一個古今治亂興亡、人物賢奸的大概。固是我們現在觀點變了，詳的有些處可以略，略的有些處應該詳。原來有的可以刪，原來沒有的應該補。那麼我們應該來一個《新通鑑》、《新綱目》、《新易知錄》、《新輯覽》，這樣可使大家讀，大家有益。可是到了民初以來，大家看這種書，認為一文不值。我們儘要提倡通俗，其實如《通鑑輯覽》、《綱鑑易知錄》之類，不就是通俗化了的史書嗎？而我們又看不起，又不肯自己動手來寫新的、更通俗而更簡化的史書。於是民國以來的學術界，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老頑固、舊學者，他們儘用工夫，如我上面講的王先謙《漢書補注》等書，但社會上不能看，書則仍藏在圖書館，大家要用還得去用。社會上看得起的人，見稱為新學術界中大師們，卻又不肯寫。偶而寫些新體例的，在社會上也偶而流傳一下，但不久便沒有了。實多是粗製濫造，經不起時代考驗。但時代有先後，老的不能在死後來反對新的，而新的則能不斷反對老的。淺人不知，則總認為新的對，老的不對。而且舊書都用大字木刻，普通人不去讀。新的書，鉛字小本子，大家都看。所以老的書不流行，而新書儘流行。大家又都以書的流行量來定書的價值，這實是學術上一件無可奈何之事。現在我說，民初以下的許多新學者的史學，其實他們的成績不如前清一般老先生們，這不是我隨便批評，我只想說句公道話。但怕再過幾年，連說公道話的人也沒有了，學術更沒有一個標準，只有社會的現在便是一個標準，這實是太危險。所以我們要破壞一種學術，蠻省力。要復興一種學術，則相當困難。不僅是史學，文學及其他也一樣。

現在我講了朱子《通鑑綱目》，要另講一書《通鑑紀事本末》。此書是袁樞（機仲）所寫，共四十二卷。袁樞和朱子同時，朱子曾看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有兩句話批評他這書，說：「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我們已講過，中國史書有兩個大體例，一是編年，如《春秋》、《左傳》；一是紀傳，如《史記》、《漢書》。紀傳體成為中國的正史，編年史便比較少。到了溫公《通鑑》，就是《春秋》、《左傳》這一體例之復活。不過溫公《通鑑》學《左傳》，而朱子《綱目》是兼學孔子《春秋》的。現在袁機仲來了第三個體例，稱「紀事本末」。此體以事為主，從頭到尾只是紀事，中國古史裡有沒有這體例呢？像《尚書》，就是記言記事的。不過在實際上，如〈西周書〉，應是更重在記言。今文《尚書》如〈堯典〉、〈禹貢〉這許多篇，實際上是後來人偽造，則是記事的。《國語》中如〈晉語〉，記載晉文公流亡等，本是記事的，如〈吳語〉、〈越語〉記載吳王夫差、越王句踐的事，則亦是記事的。《國策》僅於載言，而《國語》卻多是記事，所以朱子說《通鑑紀事本末》「乃《國語》之流」。清代《四庫全書》的《提要》裡說到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說：「紀傳之法，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編年、紀傳貫通為一，實前古所未見。」這是極稱讚袁樞《紀事本末》的體例的。劉知幾《史通》所謂「六家二體」，一體就是紀傳，一體就是編年，現在中國歷史裡開始有第三個體例出來，這真是了不得。一件一件的事，分著紀其本末，可以救紀傳、編年兩體之缺失。這書一出，以後大家都學他。因袁樞的《紀事本末》以《通鑑》為限，《通鑑》只到五代，於是就有《宋史紀事本末》，以至《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在《通鑑》前，又有《左傳紀事本末》。此下又有《清史紀事本末》，又有人寫《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西夏史紀事本末》等。此一體例，共有了九部書，合稱「九朝紀事本末」，這實是中國史學上一開新。

此外，我再講一書，清初馬驌寫了一部《繹史》，這書是一部一百六十卷的大書，從開天闢地起到秦末為止，也是一件一件事分開著，從頭到尾，也該是一紀事本末體。不過馬驌的書同袁樞的書又有不同。袁書只是根據《通鑑》，把《通鑑》裡的材料，一件事一件事分寫。馬驌的書，則把一切古書裡的材料都搜羅來，排在那裡。如《左傳》裡有、《國語》裡有、《公羊傳》裡有、《穀梁傳》裡有，他都排在一起。如兩書有不同的地方，他再加以辯論。他的書是一個史料彙編。諸位若要研究秦以前的中國古史，這些材料，差不多馬驌《繹史》裡都收了。他當然也有考證、按語。這樣以外他另有一個《別錄》，《別錄》裡有〈天官〉、〈律呂通考〉、〈月令〉、〈洪範五行傳〉、〈地理志〉、〈詩譜〉、〈食貨志〉、〈考工記〉、〈名物訓詁〉、〈古今人表〉等。因《繹史》都是講事情，如周武王革命、周武王開國等，都把事情為主題。《別錄》裡如〈天官〉，是講天文的，〈律呂〉講音樂的，〈月令〉講氣候的，〈洪範五行傳〉講五行的，如是以至〈地理志〉、〈詩譜〉、〈食貨志〉、〈考工記〉、〈名物訓詁〉、〈古今人表〉等。只有〈古今人表〉沿用班固《漢書》裡〈古今人表〉這一篇。恰恰班固的〈古今人表〉把秦以前的中國古人都一起包括在內了，馬驌不再需要別的補進。《四庫全書提要》說：馬驌《繹史》，與袁樞所撰，均可謂卓然特創，自為一家之體。

實際上，《通鑑紀事本末》以前，宋人還有一書就很像紀事本末，這書名《三朝北盟會編》，這也是一部大書，專講北宋同金的關係。把很多事歸在一起，也等於是一個紀事本末，這一體可說是中國史學裡新興的。到了清代章實齋的《文史通義》，他極力提高《尚書》的體裁，其實就是講的紀事本末的體裁。在《四庫全書提要》裡，早已很推崇這一體，這一體總算是一個特創的新體，經過章氏《文史通義》的提倡，大家更注意。恰恰此下西洋的史書傳到中國來，他們主要的就是紀事本末體。他們也有編年，實際上還是紀事本末。紀事本末裡本來也是編年的，在一件一件事之先後，都加著編年。我們今天論到史書，就像只知道有個紀事本末體。所以我們中國的舊歷史，到了《清史》，就像要告一段落了。我們中國舊傳統，一個朝代有一部正史，今天以後，只是中華民國，就沒有朝代更迭，這好像不成問題了，但將來究將怎麼來寫歷史，似乎沒有人用心注意到這件事。好像只要拿一個題目去查材料，寫論文。有考史，而沒有了「著史」。若要寫一本歷史的話，又好像只有一個寫法，就是紀事本末。所以特別到了清末民初，一般學術界，特別看重章實齋《文史通義》。可是我得告訴諸位，《通鑑紀事本末》那一部書，講史體，是一個創造的，對將來有大影響，如九朝紀事本末一路下來便是。可是袁樞實當不得是一個史學家，他這書的內容也不能算是一部史學名著。除掉紀事本末這一個新體以外，他的書實不很好，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一部《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兩百三十八題。我們只看此兩百三十八題，便知此書有很大問題在裡面。如看第一卷：「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傑亡秦」三題。第一題是因《通鑑》開始就是東周天子承認三晉為諸侯，溫公認為一大事，故《紀事本末》亦以此開始。但下面許多戰國史極重要，而他都闕了。不知三家分晉乃所以開出此下戰國之新局，而歷史重要處是在演變到戰國史之後。他書不詳講戰國，接下就是秦併六國了，則不免把全部戰國史都忽略了。有了一個頭，有了一個尾，中間的身段不見了。秦併六國後，纔有秦始皇統一政府，此中國史上從古未有的統一政府究做了些什麼事，他也不列專題，卻接著便是「豪傑亡秦」。又是有了一頭，有了一尾，沒有中段。把該重視的放輕，把可輕視的放重。這是一大顛倒。秦始皇怎樣滅六國，陳勝、吳廣、項羽、沛公怎樣亡秦，這些都該是次要的事。秦始皇做了皇帝以後，他在政治上做了些什麼事，好的、壞的，大該詳列。如像焚書坑儒這許多事，他書中並非沒有，但歸在豪傑亡秦一題目之內。我們讀此書，便會給他書中所定題目引起了我們一個不正確的歷史觀，把歷史真看成一部相斫書。

我們再看他第二卷，一共七題：「高祖滅楚」、「諸將之叛」、「匈奴和親」、「諸呂之變」、「南粵稱藩」、「七國之叛」、「梁孝王驕縱」。但漢高祖以平民為天子，這又是中國歷史上從天地開闢以來未有的大事情，也和秦始皇統一中國同為開天闢地以來所未有。他既不看重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以後做些什麼，而漢高祖以一個平民為天子，不僅如此，他手下像蕭何等人都是平民。古代中國只是一個封建貴族政府，一個新的平民政府跑出來，如何樣來統治中國？這又是一個開天闢地以來的大事，但他書中也沒有注意。經過漢高祖、惠帝、呂后諸呂之變以後，大家知道有所謂「文景之治」，但這個題目也沒有。若我們如此讀史，則只見歷史上一些變動紛亂，不見歷史上的一些治平建設。認為這些變動紛亂是歷史大事，如說漢高祖怎樣打天下，他手下許多將如韓信、黥布、彭越等怎樣叛變，又怎麼對付匈奴，下面又有呂產、呂祿等出來叛變，下面又有趙佗稱王，幸而沒有打仗，而和平稱藩了，下面又有吳楚七國之變，下面又有梁孝王，雖未作亂，而驕縱幾乎生事。他書中題目都揀一些動亂之事，不見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漢初一個安定局面，漢之所以為漢者賴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輕了。正如我們每天看報，報上大概多載些動亂的事。如某處車子撞了，傷了一個人，或某處失火，燒了一所房子，大抵報上所載，多是這些事。至於如我們此刻在此地講學，這些在報上不能載。試問哪能登出今天下午四時到六時某先生在何地講《通鑑紀事本末》？這些事絕不可登。但新聞究竟不就是歷史，它只登載些臨時突發事項，今天這事，明天那事，事過就完。颱風來了，那是大事，來三天必要登載三天。若如今天般風和日暖，天氣非常好，報上便不登。若如新立一學校它要登，待此學校成立後，它便不管。但歷史不能只管突發事項，只載動與亂，不載安與定，使我們只知道有「變」，而不知有「常」。又如第三卷：「漢通西南夷」、「淮南謀反」、「漢通西域」、「武帝伐匈奴」、「武帝平兩越」、「武帝擊朝鮮」、「武帝惑神怪」、「巫蠱之禍」、「燕蓋謀逆」這九個題目，就如我所說，仍是只講變、亂，不講安定、不講常。他只注重講外面，如通西南夷、通西域、伐匈奴、平兩越、擊朝鮮等題。但不講內面，如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等。使人只知道史之「外圍」，不懂得歷史的「核心」。又如記載一人，只記這人病了，進醫院他要記，這人的日常生活他不記。等如諸位寫日記，也如此。早上起來、晚上睡覺，照常每天三頓飯，這有什麼可記。這是日常生活，等於無事。那天肚子痛跑進醫院，那是大事，該記一筆。昨天出了醫院，這事就沒有了。但歷史上的事情決不是這樣子。又如說齊桓公霸諸侯、晉文公霸諸侯，這些都偏在外面，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是在齊與晉之內部。又如孔子，七十二弟子跟著他，但《左傳》不載孔門教學，編年史裡就有許多事要丟掉。若讀《論語》，子貢問、子游問、子夏問、曾子問，孔子一一回答，都寫下。只有顏淵，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就寫不下。所以孔子的學生，別人都好寫，顏淵似乎無事可寫，但卻特別重要。歷史上有許多無事可寫的人，而特別重要的。太史公《史記》就懂得這個道理。紀傳體的偉大，也偉大在這裡。無事可寫的，他寫了。如說周武王領兵去打商紂，路上跑出來一個伯夷、一個叔齊，說：你不要去打。若我們寫編年史，周武王領軍隊渡河去打商紂，這是一件大事。中間橫插進一段，說是路上跳出兩人勸他不要去打，這似乎不關重要，有時也無法寫。到了周武王得了天下，他們兩人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這更無法寫進去。周武王當時有多少國家聯合，怎樣領軍隊去打商朝，商朝的軍隊倒戈了，怎麼血流漂杵，周武王怎樣打進商朝的都城，商紂被殺了，這些易寫。忽然加進伯夷、叔齊兩人，這一段事，不好寫。所以太史公要作紀傳體，而把伯夷、叔齊作為七十〈列傳〉之第一篇。為什麼太史公特別看重伯夷、叔齊兩人，這是另外一問題。而在我們中國歷史裡無話可講的人，而寫進歷史的特別多，不曉得有多少，中國歷史之偉大正在此。又如蕭何、曹參的故事，漢初所謂「蕭規曹隨」、「無為之治」。又如董仲舒怎麼同漢武帝講一大番話，而漢武帝因此來表彰六經。這許多事，在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裡，看他的題目就都沒有。至其內容，諸位自己去看，有的只隨便一提，有的連一提都沒提。

又如看到他第四卷，有一題目「成帝荒淫」。但成帝前面的宣帝、元帝呢？他不列題目了。如我們說「宣元中興」或「宣元之治」，那都很重要，但袁樞的《紀事本末》裡沒有，而特來一個成帝荒淫。若諸位只讀了袁樞的《紀事本末》，來寫一本《秦漢史》的話，那就決不會像樣。若諸位來看我所曾寫的《秦漢史》，其中材料也只根據《史記》、《漢書》，也是找幾個題目從頭到尾寫下。但袁樞不寫的我寫了，我寫的袁樞不寫。也不是說袁樞已經寫了他這許多，我再來寫這許多。這決不是這樣。歷史有輕重，要寫歷史，先要一識事。歷史上有很多事，沒有史學知識的人，他所知道的事只如我們從報章上看到的這些，這實是不懂得歷史，即是不懂得事情。所以我們要讀袁樞的《紀事本末》，只要先讀他書的目錄和標題，便知他實在完全不懂得歷史，不懂得歷史裡的許多事。所謂的歷史，並不是只有動和變和亂，才算是事。在安定常態之下，更有歷史大事。即如說漢光武如何打天下，袁樞《紀事本末》也有好幾個題目，打這裡，打那裡，然而光武打天下以後有東漢中興的一段，「光武明章之治」，他便沒有了。下面只見有宦官，有朋黨，有董卓、袁紹這許多人來了，而東漢的許多名士，他書裡反而沒有。

講到唐朝，共有二十二題，唐高祖、唐太宗怎樣得天下，以後一路下來，完全是變動和亂。只有一個題目講到近乎內政的，就是「貞觀君臣論治」，這是袁書裡特別的一個題目。因《通鑑》所收這一套材料很多，所以袁書也不盡刪。那麼《通鑑》從哪裡收來這許多材料的呢？我們講過《貞觀政要》這部書，便是《通鑑》這一部分之來源。除此以外，還有開元之治，袁樞書裡便沒有。他只有一個題目，為「李林甫專政」，可見袁樞這部書實是荒唐。他專舉些不尋常的、反面的、壞的，認為這是事情。正面的、平常的、好的，他抓不出來做一件事情看。當然有的可以詳細大幅地講，如說漢武帝伐匈奴，原原本本說下一大幅。但如漢武帝表彰六經、立五經博士，只一條便夠，他更無法分寫出一個本末來。

諸位懂得如此來讀歷史，歷史裡往往有很重要的事，幾句話就過去。歷史裡不重要的，反而可以長篇累牘寫不完。還有到後來纔變成重要的，而在當時歷史裡寫不進，只在紀傳體裡可以寫。如陳壽《三國志》寫鍾繇，沒有寫鍾繇能書法，連裴松之的《注》裡也沒有。如講華歆、管寧同學這一故事，《三國志》裡沒有，裴《注》裡也沒有，而這事傳誦千古，直到今天。可見這是一件事，而且也可說是重要的一件事。鍾繇能書法也是，可是若寫紀事本末就無法寫。或者一句便完，只成一零碎事，不倫不類地寫下。所以紀事本末不容易寫，先要分事情輕重，識歷史大體，而袁書不足以勝此任。章實齋《文史通義》雖稱道袁書，亦發此意。謂：「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兼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諸位讀袁書，重變不重常，重外不重內，並亦沒有制度，沒有人物，若把此書同杜佑《通典》作比，《通典》是一部特創書，我們已經極力稱讚它，《通鑑紀事本末》似乎也是一部特創書，而實是要不得。諸位治史，《通典》不可不看，《紀事本末》竟可不看。因他之所謂「事」，其實有些並不成一事。而當時許多大事他看不到。諸位當知歷史上之所謂事，是很難懂的。紀事本末雖是一種新創之體，而在中國歷史裡，還沒有這一體的好書。但看到西洋史，其體例確乎同我們的紀事本末一般，同是動和變和亂，一些不尋常的，而沒有寫出長治久安，安安頓頓的歷史。實際上西洋史也正是如此，故西方人重外不重內，知變不知常。如英國史就是重在對付法國，法國史就是重在對付英國。去了這些，雙方都將覺得無事可書。或許諸位不信我言，但若真熟西洋史，當可信我此言並不虛說。因他們的歷史，都在小圈子之內，自應重外。精神用在外面，內部自多動亂。今天我們卻反說中國人的歷史不進步，老是這樣，不曉得在「老是這樣」之內，卻大有事可尋。袁樞就不懂得這道理。如唐太宗有什麼可講呢？纔要來講武后、韋后。唐玄宗有什麼可講呢？纔要來講李林甫、安祿山。外國史恰恰這些多居了重要地位，中國歷史則有一套幾十年一兩百年不動不變的。一項制度，像《通典》、《通考》裡所講，甚至可傳下八百一千年不變。《通鑑》已經少講制度，而袁樞的《紀事本末》則連人物也沒有了。他之所謂「事」，嚴格言之，亦非所謂「事」。諸位試把我此所論去翻《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看他書中題目，是不是較袁書進步了些，是不是還不夠我此所講之標準。時代變，我們的學問也都要變。舊史材料只這般，但新時代的新要求，卻要求人能從舊材料中來提供新知識。今天的我們，能不能有人來寫一部新的歷朝紀事本末呢？如《春秋戰國紀事本末》、《兩漢紀事本末》、《魏晉南北朝紀事本末》等，其體例就如袁書般，只要題目找得好，材料用得好，將來慢慢兒就能產生一個新的歷史觀來應時代需要。可是袁樞的地位也不該抹殺，因他還是此體創始第一人。只其書中內容，我們不能同意。要將袁書內容改造，則要我們的見識，即是我們的史學。好了，我們今天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