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資治通鑑

今天我們接講宋代第二部史學名著，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上面從太史公《史記》下來，中國有了所謂紀傳體的正史，這以後，編年體孔子《春秋》比較在中國史書裡的地位是在正史之下了。可是不斷還有人寫編年體，如在漢代就有荀悅的《漢紀》，南朝有袁宏《後漢紀》，這兩書一路傳下到現在，而且荀悅《漢紀》是很出名的。此外還不斷有。在《唐書．藝文志》裡，編年史有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也不算少了。可是還有不在這裡面的，如梁武帝曾叫他群臣寫一部編年的《通史》，卷帙很大，後來沒有傳。就是《唐書．藝文志》裡這四十一家的編年史，傳的也不多。直要到宋代司馬溫公出來寫成《資治通鑑》，才是等於孔子《春秋》以及《左傳》以下第一部最成功最像樣的編年史。以後的史家，特別看重此書，所以常稱「兩司馬」，一個是司馬遷、一個是司馬光。

《通鑑》共兩百九十四卷，上面並不直接《左傳》，實際上也等於是直接《左傳》，下面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除掉本書兩百九十四卷以外，還有《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目錄》是所謂「年經國緯」，實際上學的《史記》的〈表〉，預備我們容易查。《考異》三十卷，現在附在《通鑑》本書裡面。有些是這書這樣講，那書那樣講，下了考據工夫來定其得失。這書是司馬光奉詔編集的，開始在宋仁宗時，他編了八卷，叫做《通志》。後來宋神宗要他繼續編下去，直到他編成，神宗賜書名為《資治通鑑》。說它對政治上有幫助，可資以治國。

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官屬」，又許他借用政府館閣藏書，最後又許他「以書局自隨」。司馬光脫離了中央政府，去到別處，這個書局也可以跟著他跑。所以這書雖不是一部官修書，但是由政府詔修，並用大力資助。

司馬溫公編集這部《資治通鑑》，特別重要幫他的有三人：一是劉攽（貢父），一是劉恕（道原），一是范祖禹（純父）。這三人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當然特別是史學了。照從前說法，兩漢是劉攽幫忙，三國下來一路到隋這一段是劉道原的工作，唐五代是范祖禹的工作。他們三人，或許劉貢父責任更大些，此外兩人助編部分，劉貢父也預聞到。此書自宋神宗命他續編起，到全書完成，前後十七年。尚有仁宗時開始的戰國一段，《通志》八卷，前後共化了十九年。這一工作，實在是相當繁重。待全書編完，原稿保留在那裡，共有兩屋子。黃魯直（山谷）說他曾去看過，在洛陽的兩屋子草稿，他看了幾百卷，沒有一個字是草寫的，可見當時所花工夫之審慎而認真。司馬溫公自己說：他自限三天刪定一卷。若今天有事中斷，明後天定要補足。他又說：我生平精力盡於此書。他先要他三位助手先寫一個「長編」，把一切材料都編進，最後的刪定則是他自己的責任。有〈與范內翰祖禹論修書帖〉，詳細說明怎樣地修法。先編集一切有關材料。實際上從前人寫歷史，都是一樣，必先彙集史料。如其發生問題，互有異同，就要考異工夫。在作長編之前，還有「草卷」。由草卷而長編，而考異，大概這三人都參加工作。最後刪定，就由司馬溫公自己一人任之。所以這部書雖是四人合作，實際上等於司馬溫公一人功力。因為最後的決定在他，這裡要，那裡不要，都是他一個人的眼光和見解。

這一書，大家知道，當然絕大部分是根據十七史來，把紀傳體刪改為編年體。其實根據正史外，還添進很多書。宋代高似孫寫了一書名《史略》，他曾查考《資治通鑑》參據各書，除正史外，還有兩百二十多家。高似孫自己說：他前後花了七年工夫去查考每一條史料，把來開一目錄。這些添進的部分，卻多見《通鑑》之著意處。王船山曾說：《通鑑》能於十七史之外，旁搜纖悉，以序治忽，以別賢奸，以參離合，以通原委，蓋得之百家之支說者為多。這是說：政事之治亂，人物之賢奸，事情之原委離合，往往在添進去的那些小文字中見出。若譬溫公《通鑑》如繡成的鴛鴦，船山這番話，卻把繡鴛鴦的針法線路指點出來了。我們要研讀《通鑑》，船山的話，不失為一絕大的指示。

但諸位試想，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兩百九十四卷都拿來寫下，可見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進史料，更重要是在刪去史料。但在他刪去很多史料以外，還添上兩百幾十種書的新材料進去，這工夫當然是極大的了。善讀《通鑑》者，正貴能在其刪去處添進處注意，細看他刪與添之所以然，纔能瞭解到《通鑑》一書之大處與深處。

然而真講起來，他所更重要的還是在刪掉史料方面。因為在宋仁宗時，他開始寫《通志》八卷，本名其書為《編集歷代君臣事蹟》，這是全部《資治通鑑》最重要的重心。不關這重心的他當然不要。如講制度，我們上一次講過杜佑《通典》，他的主要內容，當然在君臣事蹟裡邊也可有，因一切制度都是歷代君臣討論定下，但《通鑑》的重要處則不在制度方面。又如各正史中〈藝文志〉、〈地理志〉、〈禮志〉、〈樂志〉等所收，《通鑑》都不要。因此書所重，只是講歷代的君臣事蹟。我們且先講《資治通鑑》所不要的東西。有人說：《通鑑》不載文人，又如在《東漢書》裡有很多隱士、高士之類，他多不載，這也不能怪。他書的原來重心是要寫「歷代君臣事蹟」，都與政府有關係的。亦有許多大學者，根本沒有進政府做事，或是個隱士，或是個文人，當然他書裡沒有。特別給人家注意的，如他書裡沒有屈原。直到今天，屈原在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屈原的文學，溫公《通鑑》當然可以不要，但屈原有一段時間與聞楚國的外交，特別是同張儀爭議這一件事，溫公《通鑑》也都沒有。《左傳》也不載顏淵，那是為編年史體例所限，但屈原究與顏淵不同。今人因《通鑑》不載屈原，遂疑屈原無其人，那就更不對了。其次如魯仲連，在戰國時，魯仲連從沒有做過官，但「義不帝秦」這一件故事很是重要。魯仲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很高。後人時常稱道他。只看《文選》裡所收許多詠史詩，多有歌詠到魯仲連的，這人好像是為後來人特別看重的人物，而《通鑑》裡也沒有。又如漢初的商山四皓，《史記》上說：漢高祖要廢太子惠帝，張良設法教太子去請當時隱居商山的四個老人，到太子宮裡作客，有一天給高祖看見了，從此就知道太子不可廢。這個商山四皓的故事，也是直到今天為大家所傳誦，可是《通鑑》裡也沒有。又如漢景帝時吳楚七國造反，漢朝派周亞夫帶了軍隊去征討，在路上見到劇孟，周亞夫說：我得到此人，這問題就解決了。劇孟是在太史公《史記．游俠列傳》裡邊的人，他在當時勢力影響之大，也是轟動一時的人物，但是《通鑑》裡又沒有。又如東漢光武帝有一同學嚴光，光武做了皇帝，就物色嚴光，請他來，又請他住在宮裡，和光武同睡一床，睡中嚴光把腳放上光武肚子上去，明天主天文的官，因看天上星象獲知此事，光武既不以嚴光為罪，嚴光也終辭光武歸隱。固然夜看天象一節有不可信，而嚴光之終辭歸隱，則其事可信。這個故事，極為後世傳誦，但《通鑑》裡也沒有。像此之類，我們歷史上很多故事，所謂膾炙人口的，《通鑑》多刪去。唐代玄宗時，要姚崇做宰相，姚崇先提出了十件事情，所謂「十事開說」，他要皇帝先接受他這番意見，這也是一篇大文章，但《通鑑》裡也沒有。後人說，溫公「不采俊偉卓異之說」。凡屬後人所喜歡講的那些「俊偉卓異之說」，往往溫公都刪了。姚崇提出十大事，對於當時現實政治並無發生很大關係。對現實政治有關的，如唐初魏徵的諫書，又如後來陸贄的奏議，《通鑑》裡都載得很詳。他不僅依照著《新》、《舊唐書》，還另外去翻著魏徵、陸贄的原書，直從原書裡去採材料。可見司馬溫公寫《通鑑》，他自己有一個主張和標準。要的便要，不要的便不要。可是在他不要的中間，如一部《通鑑》裡沒有屈原，總覺得是一件憾事。後世相傳，屈原投水死節，溫公或許不看重這事，但屈原總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人物，他的〈離騷〉直到現在被一輩文學家傳誦，他勸楚懷王不要聽張儀的話，有關戰國大局，溫公《通鑑》裡沒有他，也沒有說出其所以然。其他諸人，雖說有些對當時實際政治並無具體影響，但在當時乃及後世的政治和社會上，在心理方面、風氣方面，無形影響也甚大。溫公《通鑑》裡不載，所以引起了後人的注意和討論。

溫公《通鑑》另有些地方使後人不滿，如他特別看重了揚雄、荀彧，便是一例。當然《通鑑》短處決不只此。不過我們對於一書，只能多採其長，不當專指其短。一書總有缺點，也是舉不盡舉。我們試再舉一例。漢初晁錯的〈賢良對策〉，《史記》、《漢書》都有，但溫公《通鑑》一字不著。董仲舒〈對策〉，《通鑑》載得很詳。這種地方，可見溫公是有其別擇之用心的。等如他不採姚崇的十事開說，而於魏徵、陸贄的奏議則採錄極詳。所以我們讀一書，要了解此書精神所在。任何書不會都使人全體滿意。我們做學問讀書，要能採其長，不是要索其瑕疵，來批評它的缺點。今天我們則反其道而行之，不懂得一書長處，而喜歡來找它短處。或許所找出的也並不是它短處。特別如講《通鑑》裡的所謂「正統論」。中國歷史上早有正統論，我們前面已講過。《通鑑》在三國時以魏為正統，後人多致不滿，如「諸葛亮入寇圍祁山」之記載等。陳壽《三國志》固是以魏為主，但書名《三國志》，平稱〈魏志〉、〈吳志〉、〈蜀志〉，也不能說它定是尊魏。在〈魏志〉太和五年有「諸葛亮入寇」一條，在〈魏志〉敘魏事，自應如此下筆。《通鑑》太和五年「漢丞相亮帥諸軍入寇」，明是跟著陳壽《三國志》來。不過陳壽《三國志》是禿頭的，說「諸葛亮入寇」，《通鑑》加上「漢丞相」三字，並不稱他為「蜀」，這是對了。所以這一條的筆法，亦很難辯其是非得失。〈魏志〉又有一條說：「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而《通鑑》青龍二年卻說：「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是陳壽〈魏志〉裡沒有寫「入寇」，而溫公《通鑑》反寫了「入寇」字眼，就引起了後來朱子寫《通鑑綱目》之動機。像此之類的事情還有三國時孔融死了，范蔚宗《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十三年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這一年是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若孔融犯罪，應是犯了漢朝的罪，而范書卻說：曹操殺孔融，這是所謂據事直書，殺孔融者實不是漢獻帝，而是曹操。而在《通鑑》裡卻說：「大中大夫孔融棄市。」我們單看這條，當然覺得是《後漢書》好過了《通鑑》。《通鑑》裡又有一條，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一路向下，《通鑑》就稱他「魏公」，不再稱「曹操」。若照《後漢書》看，不是漢獻帝封曹操做魏公，乃是曹操自封為魏公，兩書筆法大不同。顯然又是《後漢書》好過了《通鑑》。又如班固《前漢書》，漢平帝封王莽為安漢公，但下面都只寫「王莽」，不寫「安漢公」。這因班固是東漢初年人，王莽已失敗而死，班氏當然不稱他「安漢公」，以後也不稱他帝。但王莽、曹操向來為後人相提並論，如說曹操、司馬懿一樣，而溫公在《通鑑》裡卻說，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來，不是取之於漢，這未免不足以服後世人之心。溫公在當時，又另有一件事使後人覺得怪。溫公不喜歡孟子，因孟子說齊國可以王天下，溫公很不贊成此說法。在溫公一意提倡尊君，擁護統一的中央政府，在五代十國以後，再能有宋代之一統，在歷史上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無怪宋儒要對此盡力衛護。但溫公究不免視此過重，雖然在三國時，實際上並未統一，而《通鑑》定要推魏做正統，又反對孟子以齊王的意見，特著《疑孟》一書。在他是一個極端主張尊君的，主張尊君，為要維護大一統的政府，這是我們該對他瞭解的。然而終不免有過分處，不能得後世同情。《通鑑》裡還有很多例可商量。如記年號，一個皇帝在一年中間改年號的很多，不是定到明年開始改，而《通鑑》所記年號，都以最後一個做決定，這樣就有很多毛病。如在十月十一月改的年號，而《通鑑》卻提前在一月二月就都用這新年號了，這樣就容易把事情弄亂。以上我舉出幾點《通鑑》為後人批評的地方，一是有好多事刪除不入《通鑑》，二是《通鑑》的正統觀，三是他的年號記載等，有不能叫人滿意的。

其次再講到《通鑑．考異》。我常說有寫史、有考史、有評史，《通鑑》這三部分都完備。他的三十卷《考異》，有的考得非常精細。此一部分，甚為後人看重。但我在此，不擬舉例細講。說到評史，從前正史上有「贊」、有「論」，《通鑑》裡常見有「臣光曰」，對一人一事有評論。他因此書是獻給朝廷的，故自稱「臣光」。《通鑑》一開始就是周命魏、趙、韓三家為諸侯，上接《左傳》，中間還缺了幾十年。《通鑑》為何不從《左傳》直接寫下，他自謙不敢接《春秋》。但為何挑著這一年開始？因溫公認為這是一件大事，乃當時天下之大變，從此周朝就再不能和春秋時代之東周王室相比。下面便有「臣光曰」一篇長論，暢發其義。在當時，魏、趙、韓三家實際已成為諸侯，晉國早已分掉，東周天子的承認不承認，似乎無關係。承認了，他是諸侯，不承認，他也還是諸侯，可是我們直到今天，卻感覺司馬溫公這一篇長論，還是非常有眼光，有意義的。我們今天都要講承認現實，但共黨在大陸實際統治已過二十年，聯合國久在討論此問題，今年又吵要承認。我們在此時此地，身處其境，才可深切的感覺到，這是一個道義法律屈服於事實勢力之下的問題。公開地承認了便是屈服，要正義昭彰，則惟有不屈服，不承認。我們上面講孔子《春秋》，已經講過這一層。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項極偉大的精神。所以在史學上必要爭正統，到今天我們還是要爭，而如東周君之命魏、趙、韓三家為諸侯這是大不該。溫公選此年作為他《通鑑》的開始，而便有一篇很長的「臣光曰」大議論，我們到今讀來，正可覺得他的寫史，所佔的地位是極偉大、精神是極高遠的。近代學人看不起「臣光曰」，那只是眼光短淺，對溫公用意深長處不瞭解。

我們再舉一例。《通鑑》第二百九十一卷五代周世宗時，那年馮道死了。五代八姓十三君，實是亂世之極。馮道迭做歷朝大臣，自稱「長樂老」。他一輩子富貴、得意，人人推尊他，認為了不得起。直到宋朝，還如此。如范質是宋朝大臣，卻稱讚馮道，說是：「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范質也不是個壞人，而那時早已是宋朝的天下了，但正義未顯，馮道依然受人崇拜。直要到歐陽脩出來修《新五代史》，纔把馮道大大批評了一番。第二人接起的，就是司馬溫公。在《通鑑》馮道死的那年，他就全部抄下了歐陽脩《新五代史》裡一篇批評馮道的文章，下面再加「臣光曰」，自己又一篇大文章，再加批評，直到今天，馮道為人，纔算論定。這也算是當時一個大是非，我們該提出注意。《通鑑》裡溫公一切批評，當然也有的地方為後人不滿意的。如溫公辨才與德，未免太看重了德而不看重才。有才固不能沒有德，但有德也不應無才，兩面不能太偏。但《通鑑》中有些評論，我們究不該全把現代人眼光來反對。現代人往往看不起《通鑑》中那些「臣光曰」，所以我今天也特地要同諸位一講。我們學歷史的，不僅要能考史，還要能寫史，也要能評史。對歷史要能有見解，能批評。

再說到司馬溫公之寫史。諸位當知，把紀傳體正史改成編年體，這裡面有許多困難很要費工夫的。如《三國志》赤壁之戰，牽涉到三個國家，文章該從那裡寫起？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魯肅、周瑜，有關係的人多得很，《通鑑》寫赤壁之戰，從魯肅同孫權講話開始。魯肅說：現在事情很緊張，我請到荊州去看看劉備方面怎樣態度，再決定我們對付曹操的策略，諸位讀了《通鑑》，纔知魯肅是當時很有眼光的一個大人物，他到了荊州，諸葛亮才跟著到吳國來，下面吳國纔決定同劉備聯合抗拒曹操。赤壁一戰以後，就成為三國鼎立。魯肅是此轉變中一樞紐。可笑的是後來明代人的《三國演義》，全把史實寫錯了，諸葛亮也不成為一個諸葛亮，而魯肅則變成了一個最無用的愚人，給諸葛亮玩弄於股掌之上。周瑜應是個英雄，而《演義》裡也寫得他十分可憐。諸位若看王船山《讀通鑑論》，他極論當時人才，懂得國際局面天下大勢的，在蜀有一個諸葛亮，在吳有一個魯肅，在魏有一個曹操。因在吳、在蜀有諸葛亮與魯肅兩人，吳、蜀才能聯合起來抵禦北方。到了魯肅一死，在吳國方面，就再沒有人懂得此大形勢。而劉備派關羽守荊州，關羽也不懂天下大勢重要所在。他去荊州，諸葛亮告訴他「北拒魏東聯吳」六個字，乃他一意拒魏而不懂得要聯吳。以後吳、蜀失和，呂蒙渡江，關羽死了，從此吳、蜀對立，劉備就自己去征吳，又失敗了。諸葛亮重來聯吳，實因非此不足以拒魏。王船山此一看法，非常深刻。其實《通鑑》上早已寫得明明白白，船山也只是讀《通鑑》而有得。諸位讀書，應懂得像此般用心，自己見解慢慢也就高了，纔能來討論上下古今，自己也變為一個有用的人。千萬不能照現在的讀書法，只揀一個題目找材料，自己的見識學問不得長進。此是讀書做學問一最大分歧點。諸位讀書又應有一種無所為心理，只求細心欣賞。如讀《通鑑》赤壁之戰那一節，試去把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曹操傳〉、〈孫權傳〉、〈周瑜傳〉、〈魯肅傳〉有關各篇分從四面看，看能拼出怎麼樣一段事蹟來，如此始能兼通編年史與紀傳史雙方體例與各自的得失長短。

我又特別喜歡讀《通鑑》寫安史之亂這一節。安祿山、史思明的軍隊，打進唐朝的兩京以後，當時李泌有一個主張，且暫不要用力收復兩京，只佯作攻勢，可使安史軍隊常在這東西兩京一帶作防。然後從陝北祕密派軍隊渡河直搗其後方，去攻安祿山、史思明的老巢三鎮，三鎮既下，他在前線的軍隊可以不戰自潰。若如此作戰，以下唐代便可沒有藩鎮之禍。但唐肅宗覺得老皇帝還在，他急得要拿下長安、洛陽，收復兩京，纔可告無罪於天下。不悟取下長安，安史軍隊還可退到洛陽。取下洛陽，安史軍隊還可退回北方。下面就變成了一個苟安之局。在當時，李泌這番話，也許是一番空理論，並未見之事實，而溫公《通鑑》卻把這番理論詳細記下，正為這番理論影響到唐代此下大局面。此處可見溫公史識了不起，他纔把此一番並未見之事實的空理論詳細記下。如姚崇十事，溫公不取，而李鄴侯的這番理論，他卻取了。這番理論，只在《李鄴侯家傳》中，而不見於《新》、《舊唐書》。溫公《通鑑》取材之博，用意之精，有如此。宜乎這一部《通鑑》，成為宋以下一部極偉大的史書，只舉如上面赤壁之戰、安史之亂的事，便可見得。

再說到南宋時，有朱子起來作《通鑑綱目》，又有袁樞來寫《通鑑紀事本末》，這兩部書，我們下面還要講。到元代有王應麟，有書名《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可見王應麟對《通鑑》也是用過很大工夫的。在王應麟同時有胡三省，他一生就注了一部《通鑑》。現在我們讀《通鑑》，都是胡《注》本。後來到了明代，有嚴衍，寫了一部《資治通鑑補》，此書也是很花工夫的，其實也等於是《通鑑》的另一番注。我們從這許多方面，可以看到《通鑑》一書對將來的影響，所以此書直到清代乃至今天，還是一部學歷史的人所必讀的書。而後人要想寫《續資治通鑑》，卻始終寫不出一部可以接得上溫公《通鑑》的。清代已有不少人下工夫，到今天，我們能不能再有人來寫一部《續通鑑》呢？我們當從宋元明清直寫到現代，這也是一番了不得的大工作，我想一時絕對沒有這樣的人來勝任此工作。因我們今天的史學，已經到了一個極衰微的狀態之下了。

我剛才講的王船山《讀通鑑論》，也是一部很了不得的好書。特別是在清末民初，這部書大家非常看重。我有一位朋友，是留學法國的，他年齡比我大。抗戰時，有一次，我們同住在重慶，我的《國史大綱》初出版。我上午有課，他讀我《國史大綱》。吃了飯，兩人午睡後，出外散步，便討論我的《國史大綱》。他忽然背起《讀通鑑論》，我十分驚訝地說：你怎麼還記得能背。他說：他年輕時讀過。他留法回來，是一個老教授，但所教不是歷史課程。此時他已過六十，他還都記得能背幼年所誦，這真使我喫了一大驚。在清末民初那時，凡是開新風氣的人，幾乎沒有人不讀《讀通鑑論》。從民國以來到現在，六十年中間，一切都大變了，《讀通鑑論》便少人理會。但《讀通鑑論》實是一部好書，值得讀。諸位治史學，更不可不一看。我希望慢慢能有少數人起來，再改變風氣，能把史學再重新開發出一條新路。特別像我這兩次講到的歐陽脩、司馬光，特別在《五代史》裡講到馮道，司馬光親自把歐陽脩的批評抄進他的書，抄了又自己再加批評，其他溫公《通鑑》裡五代一段，抄歐陽脩的不止一處，屢見有「歐陽脩曰」的評語。民初以來，大家看不起歐陽脩《新五代史》，認為材料少，要研究五代，應看《舊五代史》，這種見解，我認為有些不妥。《舊五代史》裡材料儘多，但我們讀了《舊五代史》還該讀《新五代史》。否則像馮道其人，或許還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人物，受人敬羨，此下也變不出宋朝，變不出此下的中國。諸位要知道，宋明兩代，雖經亡國之禍，異族入主，其間可歌可泣的史事著實多。不能不說歐陽、司馬兩位史家有他們的影響。我怕我們此下，又要變成五代，馮道的時代又來了，歐陽、司馬為宋代開出新史學，也只是少數人在努力，我盼今後也有人來努力，開出新路，讓我們這個史學能對國家民族將來有一番大貢獻。所以我要說唐代無史學，而宋代的新史學實是了不得。我們即以此兩人為例，便可見當時新史學精神所在。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