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
杜佑通典（上）
上學期最後講到東漢到隋這一段的史學。我們學歷史的人，第一要懂得時代，時代自然會變，從來歷史上，古今中外，沒有不變的時代。我們又要注意到每一時代的學術。學術不僅要跟著時代變，還要能創新。有了學術創新，才能跟著有時代創新。諸位不要認為時代永遠在那裡變，便是永遠在那裡新，這是不會的。如我們每一人從孩到老，天天在那裡長大，慢慢兒老了，死了，這是個自然現象。我們要受教育，從事進修，才能在自己生命過程中有創新。時代之變是自然的，學術之變，不專是追隨時代，而要能創新時代。中國歷史從東漢一路下來，比較上面從春秋戰國以至西漢，乃及東漢的上半期，這是大變了。最簡單的，中國已經沒有了一個大一統的局面。說到這一時代的學術，不是沒有，只看《隋書．經籍志》，這個時代經史子集著作很多。但這一段時期的學術，一言蔽之，只是在隨著時代變。如說兩漢是講經學的，魏晉南北朝變為清談，轉講老莊了。接著佛教跑進中國來。這些都是跟隨著時代之變而變，只是一個自然的。嚴格地說，說不到創新。即如講到史學，本是這一時代一個新東西，但也只是沿著太史公《史記》下來，一路因循，下邊並不能再有新創造，能主動來開創時代的一種新創造。也可說，在當時，不僅沒有新史學，也沒有新哲學。因此，不能達到領導時代開創時代的任務。
勉強來說，也可說建安以下有了新文學。但認真講，建安以下所謂的新文學，也只是追隨著時代在那裡變，並不能由一種新的文學來創造一個新的時代。直從魏晉南北朝一路到隋，時代是儘變了，但這些變，只是走下坡，不是攀高峰。只是後退，不是上進。這一段時代的學術思想，只在跟著時代變，而並不能在變之中來創造一個理想的新。我們所要的新，不是只在自然的變裡而感到新，乃要自有一套理想，能來領導我們在此變之中走上一條新的路。
我們講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最後講到劉知幾《史通》，其實這是東漢以下直到唐初這一段的史學積累而成了劉知幾的這一部《史通》。只為魏晉南北朝這一段的史學沒有很高的價值，而劉知幾的《史通》乃僅從這一段的史學中出來。所以我們也可說，劉知幾《史通》，乃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不夠作為將來新史學的領導者。因它並不能開出將來史學一個新理想，或者說新意義、新境界。它沒有這些，所以說劉知幾《史通》並不能創。不僅不能創，它僅是代表一個衰世的史學，僅能在枝節問題上零零碎碎作批評。那裡不對，那裡不對，這種批評，不是說一無價值。他能指出從前史書中的許多毛病與缺點，到後來如寫《舊唐書》、《新唐書》的，也曾接受了這一些意見。可是這些都是小題目，小問題。我們可以說，劉知幾在史學上根本還不能瞭解到司馬遷《史記》，更不必說到《史記》以前的孔子《春秋》和周公的《詩》、《書》。我們把以前所講回頭再來一試看，從周公《詩》、《書》到孔子《春秋》到司馬遷《史記》，正是在那裡一步步地翻出新的來，一步步地有創造。下面從班固《漢書》到陳壽《三國志》，范蔚宗《後漢書》，乃及其他在《隋書．經籍志》裡所見的史書，大體都是在走下坡路。他們僅能摹倣，又僅能在小處淺處摹倣。而劉知幾《史通》，也僅是這樣，也僅能從小處淺處著眼。所以我們上學期講到《史通》做結束，恰恰正可指出這一段時期中學術的衰微。而史學也是其中之一。太史公《史記》以前是一段，太史公《史記》以後到劉知幾《史通》又是一段。
今天我們所要講的，已到唐朝，可說唐朝已有了史學的創新，新的史學又起來了。唐代人對於思想方面，他們講老莊，或許還不如魏晉南北朝。講經學，從孔穎達承襲上面作為《五經正義》以後，也沒有能翻出新花樣。講文學，直要到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才確實開出此下一個新的文學境界。稍前也待李白、杜甫出世，唐詩才能慢慢兒脫離了《文選》的老路，而自成為唐代一代的詩，使選詩變成了唐詩。而在史學方面，唐代也有一番創造開新。論其成果，似並不比韓、柳古文運動李、杜古詩之成果為小。這就是杜佑的《通典》。這部書，可說在中國史學裡是一個大創闢。而這一種大創闢，也可以影響時代。我們講到此下中國的學者們，有幾部極大的人人必讀之書。但這是說到清代為止，民國以來，那又另當別論了。此許多人人必讀書，第一是經書，如說五經、九經、十三經。第二如說《史記》、《漢書》，或者說四史，以至後來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四史等。這十三經和二十四史，都是此下學術界知識分子應該去翻到的書。除此之外，卻還有一樣也是諸位所知道的，就是所謂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鄭樵的《通志》、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三通的體裁各不同。到了清代人，就來分別依樣作《續通典》、《續通志》、《續通考》。這些續的，都只續到明代。清代人再編《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當時叫《皇朝通典》、《通志》、《通考》），這樣叫「九通」。九通以後，從乾隆到光緒，清代人另有一部再續的《通考》，這樣又合成了「十通」。即是十部通書，在史學方面也是極為重要的。中國的史書，最開始是《尚書》中的〈西周書〉，我們稱之曰「記事體」。第二是孔子《春秋》，我們稱之曰「編年體」。到了太史公《史記》，我們稱之曰「紀傳體」。這三大體例，我們上面都講過了。以後史學上只不過沿襲這三體，到杜佑《通典》才有第四體，普通稱之曰「政書」。因其專講政治制度，所以稱作「典」。可是這種政書，在中國史學裡來講，也可說是中國的通史。即是中國人的所謂通史。當然如說太史公《史記》，也是通史體例，因其從五帝直講到漢武帝，而以後就變成斷代史，此皆所謂正史。在歷代正史中，如在《史記》有八〈書〉，《漢書》有十〈志〉，在紀傳之外本也講到典章制度。可是慢慢兒到了唐代，他們的觀點和從前人又稍有不同。從前人的觀點，可謂說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如漢代有漢代的制度是。但講到制度，實該求其通。因其在這一個時代中，只有此一個政府，此一個政府之一切制度，當然是互相配合，有其會通的。不能說我只要研究賦稅制度、經濟制度，或者法律制度、兵隊制度等，各各分別地研究。固然也可以分門別類地作各別的研究，然而其間是血脈貫通，呼吸相關的。我們要研究此一代之制度，必求其一代之通。如我們講《漢書》，不會只讀〈食貨志〉，不讀〈地理志〉，或其他諸〈志〉等。果要研究一代的制度，則必要究其通，斷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則斷不能說已瞭解了那時的某制度。
到了那朝代亡了，新的朝代起來，可是諸位當知，朝代是變了，而制度則終是不能變。制度也非不變，可是只在小處變了，大處不能變。變了某一些，而另有某一些則並不變。中國治史論政的，稱此曰「因革」。革是變革，如商朝人起來革了夏朝人的命，周朝人起來革了商朝人的命。然而有所「革」，亦必有所「因」。商朝人還多是因襲著夏朝人，周朝人還多是因襲著商朝人。所以稱為「三代因革」。如讀《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代的制度，跟著商代而來，有的地方減省些，有的地方增益些，大體上則是跟著商代來。商代的制度又跟著夏代來，其間亦復有損有益。大體上都是因襲著上邊，不是憑空突起。孔子說：從此以下，雖百世可知。不要說三代，周也會亡，此下還是有因革，有損益。此處見出中國古人史學觀念之偉大，亦是政治觀念之偉大。似乎沒有別個民族懂得到此。孔子在那時，早認為周朝也要亡。但周朝亡了，下邊又怎麼樣？孔子說：我其為東周乎！倘使孔子果然能得意行道，周公創了個西周，孔子要來個東周。但大體上還是跟著周公西周而來，不過有損有益。
直到此下秦始皇漢高祖出來，中國大變，成為一個統一政府。但從前夏商周三代也可說是統一的。那時是封建的統一，秦漢是郡縣的統一，這是一種新統一。所以秦漢就和三代不同，應得另有一套。但漢朝人有許多是跟著秦朝人來的，這一套，在《史記》裡也講，《漢書》裡也講，可是他們中間，當然有許多是跟著古代春秋戰國或者三代而來的。到了東漢，天下分崩，就變成為三國、兩晉、南北朝，遠不能同漢代相比了。我們講這時期是「衰亂之世」，時代變了，一切政治制度也跟著全要變。但就實而論，仍只是一種「跟隨」，一種因襲，沒有什麼了不得。能隨而不能創，能因而不能革，沒有一代的所謂「一王新法」，或說「一王大法」，如漢代人講的，一個新王朝出來，應該有一套新制度，一套新的大法則。他們說：「孔子為漢制法。」孔子哪能為身後漢朝來創一套新制度，立一套新儀法？這只是漢代經生之「通經致用」，他們根據孔子意思來創造出一代的新制。下面魏晉南北朝，不再有漢儒的氣魄與理想，只是因陋就簡，跟隨著亂世而逐漸走了下坡路。現在到了唐代，一統盛運又興。唐朝人有唐朝人的一套想法，他們又能自有創制。唐朝乃始可與漢朝相提並論。有的是跟著漢人而來的，有的是改變了漢人而自創的。這裡我們便可有一番「漢唐因革論」。當然，中間魏晉南北朝，還是有因有革，一路下來沒有斷。若使抹殺了中間魏晉南北朝一段，試問唐代的一切，又何因而起？其所革的，又是革的那一代那些事？大體說來，唐初的田賦制度，如租庸調制，兵隊如府兵制等，都是沿襲著北周的。而它的一些衣服器物朝廷禮儀方面，則多採諸南朝。唐代的一切，既非憑空而起，以前的南北朝，亦非一無足取。若分別而論，則每一制度，每一儀法，如各有一條線承貫而下。但合而論之，則一朝有一朝之制度儀法，其間高下得失，有關治亂興衰，相距不可以道里計。所以我們研究制度，則必然是一種通學。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無可憑空特起，此須通古今。又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時必與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為某一時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此須通彼此。唐代統一盛運之再興，自然有它直通古今與通籌全局之一套遠大的氣魄與心胸，始得肇此盛運。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隨時而變，而歷朝之典章制度、大經大法，則必貫古今，通彼此，而後始可知其所以然與當然。學者必先具備了此種通識，乃能進而研治此種通史。若我們說，唐代的田賦制度是跟著北周來，北朝制度還從上邊來，如此一路直講到秦漢，乃至三代，一切制度，都是通古今。而同時每一制度，又必互相通。
此等話，說來像平常，實不平常。諸位當知，這在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只中國能到達此境。如歐洲從希臘到羅馬，即沒有因革可言。羅馬是另外一套憑空而起，不是承襲希臘而來。羅馬下到中古時期，一切也並沒有跟著羅馬來，也說不上對羅馬有所「革」。無因又何來有革？從中古時期封建時代下至現代國家興起，如英國、法國，他們又是另外一套。他們只把希臘、羅馬、中古時期與現代牽連合寫在一起，遂成為他們的通史。只有我們中國，則是另有一套通史，此是我們歷史裡的制度史。又一當知者，中國歷史始終最主要的乃是一個大一統政府下之歷史。在一個大一統的政府之下，則必然有其相通合一的統一性的制度。制度有多方面，有法律、經濟、軍事等一切。但既是在一統一的政府之下，它當然得彼此相通。中國古人稱此為一王大法，可見此非枝枝節節的，而實有一共通大道存在。所以孔子說：雖百世可知。漢亡後有唐，唐亡後有宋、有明，還是可以一路通下。人事變動，跳不出此大全體。它必有所因，可是也必有所革。一個新的時代來臨，要能創造一番新的制度，所謂一王大法。到了明末，大儒顧亭林身受亡國之痛，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就是人事變動，一朝亡了，後朝興起，改朝換代，亡了一家一族治國之權，這只叫亡國。我們一向的斷代史，便都是亡了國後所寫。如漢朝亡了，唐朝亡了，宋朝亡了，這都是亡國，此與大道因革轉有相得之妙。一朝的制度亡了，下一朝的新王，正可藉此整頓一番。但亡天下是亡其道。這不是一朝制度之存亡，乃是道統亡了，匹夫有責。此因道統絕續，不比治統，我們匹夫，都有一份責任在裡邊。他著《日知錄》，正要為將來新王定一代之法。他書裡講到各種制度，都從上到下，原原本本，凡屬制度，則不能是斷代的，有它的前面，自必還有它的後面。平心而論，元朝清朝跑進中國，其實中國也還沒有亡天下。至少我們講當時的一些政治制度，還是有因有革，一路接下。所以講制度史就是中國的通史，創其始者是《通典》。此下有《通志》、《通考》、《續通典》、《續通志》、《續通考》、《清通志》、《清通典》、《清通考》。到了辛亥革命，滿洲政府亡了，而我們的天下也大變了。在清未亡以前，那時一輩讀書人，都要講變法，於是很注意三通之學，有如《三通詳節》之類的書也甚多。但到民國以後，則真是剗地的變了。
諸位當知，時代必變，此是自古皆然的，不是到了清末才有所謂時代的變。諸位千萬不要認為中國二千年來沒有變。哪裡有此事，這是不讀書人所講的話。中國二千年來時時在變，可是到了清末乃來了一大變。至少是學術大變了，史學也不例外。我在北京大學教歷史，定下三門課，兩門由大學規定，都是歷史系的必修科。一門選課，可由我自己開課。我先開了「近三百年學術史」，續開「中國政治制度史」。當時歷史系乃至文學院都不主張我開這課。他們說：兩千年中國政治只是專制，都已打倒，還有什麼可講？我說：不讀歷史的人可以這樣講，學歷史不講政治制度，歷史也將無可講。所以我堅主開此課。歷史系學生都不來選課，幸有法學院的政治系，他們卻說：他們的學生，只知外國制度，不懂得中國制度。大批來選聽此課。隨後歷史系學生也多來旁聽。我本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可是至今沒有寫。只來臺灣，曾在一星期時間中講了一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此書很簡單，但可約略懂得中國從前政治制度究是怎麼一回事。諸位當知，中國歷史從秦至清，歷代政治，無不在變。即是西方制度也不能歷久不變。且一看今天的美國，他們的那個民主制度，也正需大變才是。如論選舉，選一州長要多少錢，選一總統要多少錢，沒有錢便不能有選舉。若是一開頭便如此，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美國。但制度演變到此地步，又豈再要得。今天大家希望美國做一個自由世界的領導，但他們自身在政治制度上實已出了問題。每一制度，當然隔了多少年總要變。今天諸位學歷史，或許學制度的人並不多，但我認為不通制度便不能通歷史。要學制度，也不該採用目前狹窄的專家態度。如說我研究明代的賦稅制度，或說只研究一條鞭法。如此般狹窄的研尋，勢將捉不到該項制度在當時的實際情況與實際意義。若要研究制度，便該講整個朝代，又該要上下古今，要通不要專。
在此方面有創造，有特殊貢獻的人，就是杜佑。如此說下，可見杜佑《通典》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我也可說，從司馬遷《史記》以後，班固變出斷代為史，自有他的地位。而杜佑《通典》在中國史書裡，又開了一片新的疆土，將來遂有所謂三通、九通、十通。今天以後的中國，我們的學術界，不曉得要變出如何樣子來領導我們的國家。但總之不能儘只跟著人家走。我們只言政治界，對中國以前制度全不知，一意只要學外國，那亦是件麻煩事。最好還是要自己能創造，這就要有學術基礎。
下面我們再講杜佑的《通典》。杜佑在唐代，已到了德宗憲宗時代，他做過一段唐代的宰相。他通吏事、通軍事，也通經濟、財務等各方面。他自己說：「臣識昧經綸，學慚博究。」諸位當知中國人常例，要看他謙虛的是些什麼話，也許正便是他所抱負，所要想達成的。如杜佑說：「識昧經綸，學慚博究。」這經綸與博究之兩方面，也可說就是他抱負所在。唐憲宗有詔稱他：「博聞彊學，知歷代沿革之誼。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可見他論制度，懂得看重社會民生利病。他是「以蔭入仕」的，活到七十八歲，從年輕到老，一路在政治上生活。他這部書，大概還是他年齡不大時所作。當時他做淮南節度書記，在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獻上朝廷，相當於西元八百零一年到八百零二年。諸位讀西洋史，在第九世紀時，真是很不像樣。現代國家如英國、法國等，都還沒有。可是讀杜佑《通典》這部書，當時中國的各項政治制度，已經更歷了幾千年的因革變遷。所以說中國文化深厚，一如今天我們大家所講的倫理。倫理不僅是在家孝父母，更大的倫理，應該是能治國、平天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也應為倫理所包括。也可說：中國人的政治才能實應遠超於外國人之上。所以這樣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可以直傳四千年到今天。而我們今天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傳統政治。凡屬從政的人，若要他講一些英、美的政治，他還可能知道。若要他講一些中國以往的，那麼就如我以前在北京大學所遭遇，「現在還要講歷史上的政治嗎？」認為此等是一文不值了。但我不能不希望諸位學歷史的人，還是該能對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各項制度能略有些認識。李翰為杜佑《通典》作序，他說：「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他說：一個君子最偉大的用，應該在治國平天下，經邦的事業上。今天我們讀書人，則盡學了外國，他的理想只在教書、著書，國家民族他不管，如此而來講中國學問，自然很難。至少大學只能講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站在一個私人分上便完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已無此想像。至於李翰說：「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而「師古在乎隨時」，我們今天則挖去了中間一句，成為立事在乎隨時，更不懂要師古。所謂隨時，也只是師洋而已。至若「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我們更不關心。每一事情，於古如何始，於今如何行。懂得現在應該怎麼辦，那惟有問之西方人。雖然李翰這篇序，如我上面所抄這幾句話，我認為可以說出杜佑這書的精神，但近人不會去理會。後來到了南宋朱子，極推重杜佑《通典》，主張在當時考試科目中添開此一門，應考杜佑的《通典》。他說：杜佑《通典》是一部「是今非古之書」。諸位莫認為是今非古，只是我們今天才有這見解，朱子也把是今非古來推尊《通典》，可說同上引李翰序裡這段話說的差不多。立事定要師古，而師古又定要隨時，此一見解中，卻有甚深義理，值得推尋。
此書共分九門，〈食貨〉十二卷、〈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合成兩百卷，是一部極大的書。這書遠從黃帝、堯、舜講起，直講到唐玄宗天寶年間。下面肅宗、代宗時頗有沿革，亦附在書裡。此書採取了五經、群史、魏晉南北朝人的文集、奏議，分著記載下來。當時人批評此書，說其「詳而不煩，簡而有要」。這也很難講。說它詳，全書兩百卷，當然是詳了。然而「詳而不煩」。說它簡，從黃帝、堯、舜到唐代，九個門類的事情全放在裡面，只有兩百卷，也算是簡了。然而「簡而有要」。我勸諸位做學問治史，一定要一讀此書。若碰到一制度問題，不要只為找材料，去杜佑《通典》裡找，僅要拿人家的精心結撰來做自己的方便使用，卻不如此省力。要運用一本書，先該對此書有瞭解。諸位學史學，我已經勸過諸位，應該讀《史記》、《漢書》，乃至《後漢書》、《三國志》，下邊可不再那麼用大工夫。可是像《通典》這樣的書，卻該細讀。要學他怎樣地來寫這書，要學到它「詳而不煩，簡而有要」，把群經、諸史，各代文集一起拿來，這一種編纂方法，真是何等體大思精。若諸位自己懂得這方法，將來自己寫書始有基礎。我們更要曉得，要讀一部書，還該懂得寫此書的人。我們能知學那寫書的人，才是學到了他書的精神，成為一種活的學問。我們讀杜佑《通典》，也該要能想見其人。《新》、《舊唐書》裡都有〈杜佑傳〉，而還是《舊唐書》較詳。杜佑自己說：「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是春秋時代叔孫豹的話。他說不敢希望到最高的立德，只希冀在其次立功、立言上。他總算在當時政治上有貢獻，其次立言，是他寫了這部書。又說：「臣才不逮人，徒懷自強，頗玩墳籍。雖屢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他的職務之忙，事情之多，是可想像的。而他總覺得時間之可惜，從來沒有浪費過。即此一層，就可為後人作師表。我們讀劉知幾《史通》，便該研究劉知幾這人。他的非經、疑古，足見其人之淺薄。像杜佑，我們只看上引諸節話，就可想像其人，也就可信託其書。諸位不要把事情都分開看，人是人，書是書，不求會通。
杜佑自說，五經《尚書》、《毛詩》、《易經》、《春秋》，他也曾看過，但他不是個經學家，他的工夫完全在史學。他說過這許多古代的經學，「雖多記言，罕存法制，愚嘗管窺，莫測高深」。所以杜佑誠然不是個經學家，也不是個思想家，可是在這許多方面，杜佑究也用過工夫。即如司馬遷，也不能說他是個經學家或思想家，司馬遷也只是個史學家。但司馬遷、杜佑，都不是不理會到經學。《通典》裡從三代一路講下，很多問題，都講到《詩》、《書》，都從經學講下。他引古代的經，常加附注與考訂，而這些附注、考訂，也多為一般經學家所沒有講到的。可見杜佑不是不兼通經學，文學更不必論了。在杜佑前，已有一劉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採集了經史百家言，寫了一部《政典》，分門別類，有三十五卷。在當時很為人看重，杜佑認為這書還不夠，所以再來推廣，重寫《通典》。此所謂「有開必先」，劉秩《政典》是在杜佑《通典》以前的一部書，現在是看不見了。至於杜佑《通典》本身，我想留作下次講。但這部書實在有價值。不過後來，有了《通志》、《通考》，而普通一般人則都去翻《文獻通考》，因為《文獻通考》的材料更多了，唐以後還下及宋，杜佑《通典》所有，已給他抄了進去，再加上新的。但創造這類書的究是杜佑，而且有許多地方馬端臨實遠不如杜佑，他只略為有一點改動，等於如班固《漢書》略為改動了太史公的《史記》，我們就感覺其不如太史公。他不瞭解太史公的地方還是很多。我們要知，抄人家的東西也不容易，所以杜佑《通典》還是應該讀。但杜佑《通典》兩百卷，我們此刻如何讀法？但縱不能細讀，至少也該把來翻一遍。此下我再講到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時，諸位就知道中國人所謂的三通、九通究是怎麼一回事。多看書，總對諸位有好處。諸位要知，自己所做學問只是這一點，所沒有做的學問還多，這已對自己有極大好處了。不要只做這一邊，那一邊的全不知道，而自高自滿，這一種態度就會出毛病。至於我們學史學，也不應該全不知道經學和文學，我也已處處提到，不必再細講。
杜佑通典（下）（附吳兢貞觀政要）
我們今天續講《通典》。《通典》共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個部門。這九個部門是分著次序排列的。他說：「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政治最先第一項是教化，即今天講的教育，但教化的根本在經濟。大家先要有生活，豐衣足食。所以全部《通典》第一項開始就是經濟問題。中國從來講政治，從《論語》、《孟子》一路下來，無不以經濟為政治的最先第一項，杜佑《通典》亦就如此。直到現在，我們大家不讀書，好發空論，遂認為中國人一向不看重經濟。其次說：「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政治組織必要設職官，設職官先要審別能當此等職官的人才，要找適當的人才，就要有選舉，這是《通典》第二項目。照今天講，有選舉就是民主政治。我們只說中國是傳統的專制政治，當然皇帝用人，不需要有客觀的標準和規定的制度。我們又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試問在封建社會裡，又怎麼有選舉制度？封建社會裡的貴族是世襲的，但我們歷史上有選舉制度，做官人向來先從下邊選上去，再從上邊派下來。所以我說中國到了漢代，已該稱為「士人政府」，因其既非貴族的，又非軍人的，也非商人的，當然也不是教會的。政府裡邊許多人，都從社會選舉出來，選舉從漢代就開始成立一制度，後來到了唐代，又變成為考試。在杜佑作《通典》那時，所推行的是考試制度，而論此制度的源本，則從選舉制度來，所以他還稱之曰「選舉」。考試選舉，是一本所生。而在兩漢，乃至於唐代，選舉和考試制度的後面，還是有學校、有教育。因此在敘述選舉制度中，學校教育與考試，都已包括了。這是中國傳統政府重要的第二項目。第三項目才是設職官。從政府首領宰相以下，中央地方各級，合成一政府的組織。舉這三點，諸位就可知，中國傳統政府究是建築在一個什麼意義上的。再說政府是以解決社會經濟生活問題為首要，這是他的最大責任，所以第一項便是食貨。政府為要選擇社會賢能來辦政治，因此有選舉。然後再講到這個政府怎樣地分配職位，你盡此職，彼盡那職，故稱職官。中國人講政治，向不講主權何屬，卻稱職責係何。現在我們則定要說政治主權在哪裡，於是有神權政治，說主權在上帝。有王權政治，說主權在皇帝。民權政治，主權則在民眾。這些都是西方人的政治思想，中國人從來不討論到這主權在哪裡，卻儘討論他的職責是什麼，一官則必有一職。皇帝在政府裡，也有一份職責。他只是政府官位中之最高一位，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同西方根本不同處。西方人講國家，便說國家要有主權、有民眾、有土地，主要仍逃不掉一個「主權論」。我們講政治，一向不重講主權，重要在講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事。所以杜佑《通典》最先第一項制度是「食貨」，第二項是「選舉」，第三項是「職官」。只從這三項制度上來講中國的政治理論，已可講得很扼要，很透切。而第四項是「禮」，第五項是「樂」。他說：「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中國人一向看重社會的風俗和禮樂。他又說：「官職設然後興禮樂。」道德教化毀滅了，再始用刑法，所以下邊有「兵」有「刑」。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政府，所以下面還要劃分地域，有「州郡」，又有「邊防」來阻擋外面侵犯。我們只看他這九個門類的先後，已可說這是杜佑一番極大的政治理論所在，所以直到清代乾隆時，再刻杜佑《通典》，在序上亦說到：從〈食貨〉開始，就是「先養而後教」，下面是「先禮而後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都有條理。我們只從這一大體上，就可看出杜佑《通典》之「體大思精」。
其次講到書的內容，特別有一點重要該提出的。如看他的〈選舉〉篇，前面有「總敘」，後面有「評語」，前三卷是歷代制度，下三卷是「雜論議」。我們當知，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每一個政治的措施，或成立一項制度，便有朝廷許多作官人，乃至社會普通平民，都可發表意見。而這許多意見，其中重要的，也都大部分記載在歷史上。主要是所謂「奏議」。奏議以外，在每一家的文集裡，也常有文章討論，或是古代，或是當代，某一項制度的利害得失。我常說，我們治歷史，有著史、考史、評史三項。評史項下所特別重要的，當然要論評當代。中國人一向下來對於現實問題的論議，尤其是政治上的，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今天常說：我們的意見要客觀，不要主觀。但當知，如在漢代有一制度，漢朝人在那裡批評這制度，他們這種批評纔真是客觀的。若使我們來批評此制度，這些批評，反而是主觀的。只有漢朝人批評漢朝制度，這才是真批評。我們該要懂得漢朝人怎樣來批評他們當時的制度。他們的批評，始是客觀的。待我們今天來批評，那不免是主觀。譬如說今天要批評共產主義、極權政治，最重要的，要問在共產主義、極權政治下邊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和主義抱怎樣意見，這才是客觀的真批評。我們站在這個政治的外邊來批評這個政治，豈不是我們的主觀嗎？所以我們學歷史，更重要的，要了解在當時歷史上的人，看他們當時的事是怎樣的看法。如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孔子，在此下兩千五百年的中國歷史上，一向為各時期的中國人所崇拜，這是歷史上的客觀。今天我們來反對孔子，要打倒孔家店，這是我們這一個時代人的觀念，這是我們的主觀。同樣理由，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我們要看在中國歷史上向來每一個時期中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怎麼看法，在他們認為是對是不對。我們不能拿我們今天學了西方的一點皮毛，其實也學得很少很淺，而把來批評中國傳統政治，說中國兩千年來只是個專制政治，這實是一個很主觀的講法，實在也沒有仔細去讀這兩千年來有關政治上的書。如杜佑《通典》，光是關於選舉制度，一半是敘述這制度，一半是網羅歷代各家各項批評。漢代的情形和魏晉南北朝不同，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不同。因於時代不同，而批評意見也不同。中國有一點和西方不同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有了選舉制度，幾乎多數都跑進政治界。他們對於政治有意見，都是很具體，這件事該這樣，那件事該那樣。不像西方許多知識分子，本不親身預聞政治，就憑空寫一本書來批評政治，來構想一個懸空的烏托邦、理想國。我們見外國人這樣，說這是「政治思想」，他在專心一意寫一本書討論政治。而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像樣來寫一部有頭有腦討論政治的書，於是認為在中國就找不到像樣的政治思想。其實中國人的政治思想，該從現實政治裡去找。如說選舉制度和考試制度，在這個時期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這時期的許多批評。在那個時期那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那時期的許多議論。讀歷史的人，看了這許多批評議論，自然也能懂得關於這一制度的情形。一天他跑上政治，他對於其當時的選舉考試制度的利害得失，自也能加以一個很正確的評斷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徹頭徹尾的大變動。即如選舉制度，從漢到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下直到清代，一路下來，如我上面所說，有因有革，但總是有此傳統。今天我們一意要學西方人之革命，要把前面的歷史傳統全體推翻，那麼下邊該怎麼辦？這只有一條路，便是到外國去學。中國歷史上自己原有的一套，是不要了。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為什麼中國自己原有的一套全該不要呢？其中道理，卻就大家不知。循至歷史上一切經過事實，我們既已全部不知，試問又如何再要？今天的中國，老實說，全部政治都已外國化。最少在政治上引經據典，發大理論，就該全從外國來。諸位在此也都看見過我們的選舉，選一個市長、縣長，如何選法，選出的又是何等樣人，諸位也知道了。試問這樣就是最好的嗎？外國人的選舉，有沒有比這樣好一點，這是一個問題。但中國歷史上，從前是怎麼樣子的？有沒有選舉，這又是另一問題。現在我們是要把歷史「腰斬」了，以前傳統，一刀切斷。清代以前的、舊的，我們都不知道都不要。
諸位學歷史，有一壞現象，學歷史就想做一史學家，至於在歷史上如政治等許多現實問題，好像和我不相干。要進了政治系，才學政治。進了歷史系，好像對於國家治亂興亡可以漠不關心。諸位都預備在大學裡教書，先得寫篇論文，拿了幾十、幾百條證據，不痛不癢，這是在大學教書的必需資格，現實政治則和我不相干。諸位認為這樣的學者是對嗎？還是以往中國的舊式學者對？他只讀了一部杜佑《通典》，懂得這樣那樣，跑上政治，選舉該這樣、食貨該那樣，他可有種種理論、種種玩法。即使他不在政界，寫本書也寫得很具體，很客觀。諸位不要認為今天的我們纔是進步到了最高點，從前一切不如我們。我們今天所最了不得的，不過學到一些外國的。但你能說今天的外國，就是他們的最高點嗎？如今天的美國，就一定比華盛頓初開國時，或者林肯南北戰爭時進步嗎？經濟是進步了，政治未必就進步。今天的英國，就定比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時的英國進步嗎？科學說是進步了，經濟、政治未必就進步。我們僅是學著外國今天的，而且是學的一點皮毛，難道我們大學裡政治學系的學生都能留學外國嗎？在中國讀外國書，所知有限，跑到外國去，仍是在大學裡讀課程，和實際政治還是相隔很遠。回來了，還是在法學院政治系教政治。至於政府用人，並不定用到這批學者。這也不能專怪我們，外國就這樣。外國的一切，是否也值得批評呢？這是個大問題。近代人物中只有孫中山先生敢對外國選舉制度也有批評，此外似乎是沒有了。
《通典．選舉》下的第四卷是〈禮〉，就有一百卷，佔了全部《通典》的一半。諸位要知，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倘使我們說西方政治是法治主義，最高是法律，那麼中國政治最高是「禮」，中國傳統政治理想是禮治。什麼叫做「禮」？今天我們豈不一點也不知。還是鞠躬舉手就算禮了呢？倘使諸位讀《通典》，研究經濟史的，只翻它〈食貨志〉；研究選舉制度的，只翻它〈選舉志〉；研究政治組織的，只翻它的〈職官志〉，卻沒有人去翻它大半部《通典》所講的〈禮〉。可是一部《通典》裡，很大的貢獻就在這裡。它把禮分了吉、凶、軍、賓、嘉五種，中國人向稱為「五禮」。不讀古書，就不曉得這五禮所包括的範圍。
《通典》在〈禮〉一部分前也有個總論，提起中國歷來講禮的人，從西漢叔孫通起，到唐代，共有三百人之多。可見杜佑自己至少對這一部分是下著很大工夫的。在此五禮中，杜佑《通典》特別的貢獻，則在講凶禮中之喪禮。在喪禮中最重要的是服制，中國人所謂的喪服。怎麼叫做喪服呢？如父母死後，子女為父母守喪的年限及一切的制度，都包括在內。我們中國歷史上的家庭組織很複雜，喪服是中國古人一個極大的學問。遠在《小戴禮記》裡，就有一篇文章叫〈喪服〉。這尚是在貴族時代。後來到了漢代，特別到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才有所謂「士族」出現，這已不是古代的封建貴族了。漢以後的士族，是經過漢代的考試制度以後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新階級。此下就是魏晉南北朝的門第，一路下來到唐朝，也可說士族便是那時的貴族吧﹗不看別的，只看《新唐書》裡的〈宰相世系表〉，就可看出門第在當時之地位。但那些大門第怎樣維持？這就靠著一種禮，更重要的是喪禮，尤其是服制。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研究喪服制度是一個大學問。當時有一位經學大師雷次宗，他在經學上的地位，當時人推尊他可比東漢末年的鄭康成。他的學問，就是講喪服。甚至當時一個和尚出了家，他也要做一世之師，也要來領導當時的社會，也就要研究喪服。我們死了父母，有種種事情不明白，也可去問和尚。所以當時中國的大和尚也多研究喪服。和雷次宗同時，就有一個慧遠，他是那時住在廬山東林寺的大和尚，他就研究喪服。喪服在當時社會的重要，諸位即此可想而知。下到唐代，還是有大門第，還是要講喪服制度。現在我問諸位，那時的喪服制度，究是個什麼制度？中間講些什麼呢？我們全不知，卻儘大膽批評，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宗」就是我們向來的宗廟祠堂，祠堂裡也有一套法，即是禮，最重要就是這喪服。不是像我們想法：父母死了，送進祠堂，每年去祭拜，這就叫宗法。這想法太幼稚、太簡單了。在杜佑《通典》裡，就保留著可以說最詳備的當時的喪服制度。在他以前以後都沒有。若能具體地來講中國的喪服制度，這纔是講了中國的宗法。倘使今天諸位要批評中國社會，說它是一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這也可以。但中國的宗法究是怎麼樣子？諸位不應都不知。恰如諸位批評我們中國的政治是個專制政治，為什麼呢？只為它有個皇帝，是一個政府中最高的第一位，所以中國從秦以下的政治是個專制政治。這話也對。但我問諸位，究竟我們歷史上各代皇帝，又是怎樣的專制法？諸位又都不知。除非諸位能去翻出一部杜佑《通典》，花費著一年半載工夫約略讀一過，你才會告訴我中國政治究是怎樣專制法。你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但封建究是個怎樣子的封建？宗法又是個怎樣子的宗法？倘使諸位想拿來和西方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相比，其間相差簡直是太遠了。但我們直到今天，始終沒有人把此問題來研究過。此因到了宋朝以下，中國大門第沒有了，不需要這樣繁複細密的喪服制度，所以連宋以後人，都不來研究這一套，又何況在今天？這是過去的事。可是今天我們定要提出這句話來，儘說中國是封建社會，至其一切實況，則只說不知。不知亦無妨，但不該隨口罵。
我們今天做學問，不講「實用」，只高呼為學問而學問，要做一種專家之學，詳細來下考據工夫，那麼倘使有人能拿出一番大工夫來讀杜佑《通典》裡的凶禮和喪服制度，寫出一部書來，也可使我們了解到中國那時的「大門第」和其所謂「宗法」在當時究是怎麼一回事，這豈不也是一項極大的學問？那時的這項制度，也不是由專制政府下一條法令規定便得，這事情很細密，不知經過了幾多人辯論，你認為該這樣，他認為該那樣，收進在杜佑《通典》裡的很多，都是些極深細的學術性的討論，不像穿一件衣服、坐一輛車子，這些禮卻簡單了。至於下邊的〈樂〉，當然更是一個專門之學，到我們現在也都不懂了。
下邊是〈兵〉，《通典》大體把《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主，把歷史上的兵事，一切分類歸在這十五卷裡。下邊〈刑〉、〈州郡〉、〈邊防〉三門，我們可不一一詳細講。我在這裡只想舉出一點，杜佑不愧是個大政治家。在當時，做過幾任宰相，對經濟、財政、軍事各方面，相當能幹，都有貢獻。然而他寫這部書，兩百卷中間的一百卷，卻都是寫的〈禮〉。倘把〈禮〉〈樂〉兩門合算，就佔了全部《通典》的一半以上。諸位不要以為在中國古代孔子、孟子時，儒家講禮樂，當知漢唐以下到宋明，還是有講禮樂的，杜佑就是極好一證據。今天我們沒有一個講歷史、講政治的人再來講禮樂，這實已是一大變。只因外國沒有，自然今天的我們，也就不肯再講了。可是在中國歷史上，明明是一路下來有此兩項，至少今天的我們也該有人知道此所說禮樂者究是怎麼一回事。這些禮樂，又和政治有什麼一種關係？我想學歷史的人，至少有此責任。那麼最先便應該翻翻杜佑《通典》。可以說，杜佑《通典》實在是中國史學上一部獨創的書。
我最近得到美國一朋友來信，說現在的美國人，慢慢看不起歷史，他們要轉向注重講社會學，不講史學了。他們認為講社會學才是轉現實。最近我又看到有人寫文章，說現在我們也該都講社會學了。跟著美國人風氣，不要我們再來講史學。在以前，就有人說，中國的二十五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只管講上層的政治，不講下層的社會。我們要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史，就苦沒有地方去找材料。卻不知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和社會不分家。如看杜佑《通典》，第一篇就是〈食貨〉，國家的賦稅制度，就根據了當時的社會民生和經濟實況，然後再來訂出政府的賦稅制度的。所以我們只要真能細看我們歷代政府的賦稅制度，便可間接地了解到當時的社會民生。惟其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都要根據著當時的社會實況來決定，所以社會變，制度也跟著變。漢代的賦稅制度，到唐代變了。唐代的賦稅制度，到宋朝又變了。正因為社會一切情形變，上層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隨而變。諸位果要研究中國社會史、經濟史，只去看杜佑《通典》，則唐以前的社會經濟各種問題，多項材料，都已收在裡邊。西方政治並不這樣，西方人在王權時代，皇帝要收多少賦稅就收多少，政府和社會上下隔絕。民眾拒絕交這許多稅，繳不起，就向皇帝說：你要我們這許多賦稅，究竟怎麼用？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帳，這就是今天所說的決算。明年要的錢，預備用在什麼地方？也開一個帳，這叫做預算。這一來，就有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出現。這是因社會對抗政府而起。而中國則並不如此。中國的選舉制度，不專是選了代表來審查政府帳目的，中國政府的賦稅制度，都是針對著社會經濟情況而設立。中國歷史裡既記載有歷代賦稅制度，怎麼又說沒有社會經濟情況呢？今天我們中國人，不讀中國書，一意罵中國，這至少已成為這六十年來的普通現象。諸位今天應該要多讀幾本中國書，卻又不是學了外國人辦法來讀中國書，今天這裡翻一些材料，明天那裡翻一些材料，把中國古書只當材料看，這又不成。我們定要一部一部地來讀，而讀書又應有一個最大重要之點，便要能讀到這書背後的人。若我們讀《論語》而不知孔子，這不行。我們從讀《論語》而能想像到背後孔子這個人，待我們了解了一點有關孔子這人的，再回頭來讀《論語》，你就會對《論語》更多明白。史學也是這樣。我講《史記》、《漢書》，定要講到司馬遷、班固這兩個人，再來讀《史記》、《漢書》，那麼了解得會更深切。不能既不管人，又不讀書，只是翻查材料，這絕對不是個辦法。
上次我講劉知幾的《史通》，這次講杜佑《通典》，都是唐代人，但諸位要能從劉知幾《史通》來認識劉知幾這人，從杜佑《通典》來認識杜佑這人。這兩部書當然不同，而杜佑和劉知幾兩人也就不同。至少在劉知幾心裡，拿現在話來講，他是要做一個史學專家，來講究怎樣寫歷史。而杜佑心裡，他並不是只要做一個史學家。我上一堂已先詳細地講了杜佑這個人，諸位再把此兩人比看，一人存心要做一史學家，一人並不存心要做一史學家。惟其存心只要做個史學家，因此他的理論和見解都狹小了。《史記》裡這個題目錯了，《漢書》裡某篇文章某個字用得不對了，他僅是講的這許多。在我則不認為有一種學問可以從別種學問裡劃分開來，互不相關。倘使僅為史學而講史學，這決非真史學。杜佑心裡並非僅為著史學，他不是只為自己要做一個史學家來寫一部歷史，而是對國家、社會、政府、上下古今，他有他一個研究的方面。杜佑說：太上立德，我是學不到。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佑至少是一個有心人，他不是限制在史學裡面專來講史學。
我們再進一步講，諸位學歷史，歷史裡面包括有一件一件的事，諸位固然要懂得。但也要在許多事的背後去找這些做事的人。沒有人，怎麼會有事？魏晉南北朝幾百年，可說是中國的中衰時期。現在到了唐代，一下子，光明燦爛，新的大一統時代又來了。諸位說：你看唐代的制度多好哇﹗但要問究是那些人來訂出這些制度的呢？為什麼魏晉南北朝人不能而唐朝人能？這裡我們自要懂得學問該要做到人身上去。今天我們都知道中國該要學外國，但為什麼外國人能而我們不能？諸位要懂得其中道理。諸位或說：這是我們中國文化不好，這就荒唐了。當知這和我們從前的文化無關係，至少是無直接密切的關係。我們豈不都已到外國去學了，如何回來便做不成？這背後是人的問題。這裡所謂的人，應該就是現代我們的自身，而不是歷史上的古人。中國古人做個古中國，做得蠻像樣。現代中國人要做一個現代中國，何以做得不像樣，這裡總有個道理。這道理不在我們自己身上，又在哪裡呢？所以我勸諸位，學歷史，該從事情背後去研究到人。唐代人確是了不得。不然，唐代怎會這樣了不得？固可說：唐代經學、史學都不夠標準，思想上只是依信佛教，然而在政治上則多出人物，杜佑也只是其中一個，而又不是其中最上乘的一個。惟其他們在政治上有成就，才能有如《通典》那樣的書出來。
在此，我又要附帶一講吳兢的《貞觀政要》。吳兢是唐玄宗時人，此書專講唐太宗貞觀一朝的政治。書分四十篇，共十卷。此書甚為以下歷代朝廷所重視。宋、元、明、清歷代做大臣的乃至皇帝，都會要讀此書。看看當時唐太宗究竟怎樣來治天下。在中國歷史上，貞觀之治，也實在是個了不得的大事。而此一書專來寫此事，宜受後人重視。此書到元代，有戈直為作解注。在解注裡，還特別載了自唐到宋好多人討論這貞觀之治的好多話都抄入。諸位當知，唐太宗不能一人完成此貞觀之治，在唐太宗當時的朝廷上，是有大批人配合他來造成這貞觀之治的。
書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朝廷之設施」，唐太宗究竟具體的做了些什麼事。第二部分，唐太宗怎麼做出這許多事的？那麼須看當時「君臣之問對」。唐太宗如何問他許多群臣，而許多群臣又怎麼樣告訴唐太宗。第三，「忠賢之諍議」。唐太宗也有想錯做錯的地方，有很多人出來諍議。這在唐代初年的政治階級裡，不過把唐太宗來做一個中心的代表，而來講這一朝的政治。我今略舉幾篇一說：
第一卷兩篇，第一篇為〈君道〉，第二篇為〈政體〉。此兩篇講做皇帝該怎麼做？政治該是怎麼一回事？第二卷三篇，〈任賢〉、〈求諫〉、〈納諫〉。做皇帝最重要的條件是要能用人，等於如杜佑《通典》第二部分最重要的便是〈選舉〉，選舉與「任賢」是一意相生的。皇帝要懂得求諫，要讓下邊人遇到皇帝做錯了事能諫他。諫了他應該能納諫，聽人家的話。我們可以說，唐太宗最偉大處就是能聽人家講話。而在唐太宗時，最難得的，也就是有人肯講話。第三、四卷暫略不講。第五卷五篇，〈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第六卷九篇，〈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諸位一看這兩卷的題目，這都是講私人道德的，並且講些我們私人極普通的小事情。用錢該要懂得節省，對人該要懂得謙讓，這又和政治什麼相干？諸位且莫說：我不進政治界，也不學政治，不想做官。但我勸諸位，還是可以讀一讀《貞觀政要》。
像唐太宗這樣一個大皇帝，在當時歷史上，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這時全世界許多外國都服從中國，共推唐太宗做皇帝的皇帝，可汗的可汗，而稱之為「天可汗」。在西方，古代的羅馬帝國、後代的大英帝國，最了不得也不過這樣子。其實也並不能這樣子。因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乃是用兵征服了外國，而唐太宗並不如此。只因唐代威聲所播，而獲得各外國之推尊。可是諸位看所謂貞觀一朝的「政要」，還是講些儉約、謙讓、仁惻之類。我們今天來讀這部書，也就可做我們每一個人的修身教科書。可見中國古人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路講來，這不僅在中國古代經書裡如此講，後代的歷史書裡，也同樣有這樣具體的事情。
我們且看吳兢，他並非一大儒經學家，但他在唐玄宗時，當然可以知道唐太宗時的事情。拿這許多事情彙合起來，寫這十卷四十篇書。我們現在且把此書中第五、第六卷一讀，我們才可知道唐太宗一朝這個貞觀之治實在是了不得。但後代的中國人，要把中國傳統下的更高觀念來批評歷史，把孔孟程朱儒家的最高理想來批評唐太宗，那麼覺得唐太宗還是不夠條件。如唐史所載的玄武門之變，中國後人便要說唐太宗在私人道德上有缺點。這是後代中國人拿出一個更高的道德標準來批評，才如此說。倘使我們只把一般的政治情況，且就世界古今的政治現實來講，像唐太宗這樣的人，實在也已是了不得，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君主。而他之所以能造成這一貞觀之治的，諸位只看這書中的第五卷、第六卷，也就已經可以知道中國人的理想政治應該是怎樣的一套。中國人所理想的一位政治領袖做皇帝的，又該是怎樣的一個人。
下面第七卷三篇是〈崇儒學〉、〈文史〉、〈禮樂〉。若不看重儒學，怎會有第五、第六卷這許多。既重儒學，便該講文史，講禮樂。我們今天自己做學問，卻只要做一個史學家或文學家。要做史學家，也便不管文學了。在史學中，又不管禮樂或儒家這許多。講求儒家，是思想方面的事，和我們研究史學不相干。則試問我們所要的史學，究該如何才算做史學？倘使今天來一個唐太宗，他要用讀書人，要找幾個大學裡一輩研究史學的，諸位只能說：我對政治沒興趣，我正在寫博士論文。在寫博士論文裡，卻可恣意批評，說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根本要不得，自秦以下的政治，則只是專制皇帝在一手幹。但中國歷史如何有此五千年，五千年中如何有此貞觀之治，則究為當時及此下人所看重，此刻大家都不管。我想我們講歷史的人至少該來管。又如我們今天要講新文學，那麼男女戀愛便成了主題。從前中國文學裡究竟講些什麼，現在我們也不管。我們大學裡的國文系還是陳舊的一套。而社會上所流行的所謂新文學，則和大學國文系分道揚鑣，誰也管不了誰。不過從前中國人也有文學，大學國文系抱殘守缺，擺個樣子在那裡，也還未可厚非。而歷史系則力追新趨，把大學裡的一套，和舊歷史上的一套，也就分道揚鑣了。我們只看在唐玄宗時，朝廷上還有這樣一個人來寫一部《貞觀政要》，可見唐朝人大大小小都對政治很重視。固然《貞觀政要》不能和《通典》相比，可是在將來的歷史上，這部書也給後人大家看重。所以我今天講《通典》，特別附帶提出這部書，以見唐代人縱在最高的學術思想方面，他們對儒學、經學並不能超過前人，而社會一般人則只是信仰佛教。但他們跑上政治去的人，我們還不能一例看輕他們。即舉杜佑《通典》、吳兢《貞觀政要》做例，諸位便知倘使要研究唐代史，還是要從歷史的背後去尋這個人。
唐朝人畢竟和魏晉南北朝時的人不同。諸位如回頭看看像《世說新語》中那些人，便知和唐朝人不同在那裡。到了宋代，那時人就又和唐朝人不同。諸位要懂得這樣來讀中國歷史的話，諸位才知道今天我們的中國人，又是一個樣子，在整個五千年歷史上，該佔一如何地位，卻大值我們一番研究。我們不要把我們今天的大學生、大學教授，乃至整個學術界，看成是中國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個好樣子，我們是第一個好時代。我想我們最好也不過能讀幾本外國書，知道了一些外國情形，但不能說從前中國歷史上這許多人全不像樣，全未讀過外國書，要把向來整個理論推翻。循至跑進政治做官的人，也全不讀中國書，不要以往一切學問，看不起從前做學問的。我想在外國也並不這樣。我想我們該懂得悔過，這是我們的錯，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學術界實是錯了，我們不能過而不悔，永遠像此般下去。
我今講唐代史學，只舉這兩部書，諸位試去一讀，也可知唐代確是了不得。但我並不是說唐代的史學了不得，只由此可以看到唐朝的時代了不得。《貞觀政要》很省力，很易看。《通典》恐怕難看，不過也不妨大略地一看，且看一大概。實際上，中國古書，真要細讀的也並不多。如諸位照我所講，讀《尚書》、《春秋》、《史記》、《漢書》，以下便可不要都全讀，便讀杜佑《通典》。我也並不勸諸位定要去細讀，只先懂一大概也得。下面我們就要講到宋代了。可見要我們讀的書並不多，如遊臺北，中山北路、陽明山，總該看一下，卻不要私家小巷到處儘去鑽。諸位研究史學，幾部大書便夠，還有工夫，不妨還讀點文學，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之類。為什麼定要圈出一個小圈圈，在這小圈圈裡拚命找材料，做一篇論文，也得二、三十萬字，這只是現前的時代風氣。大家想做劉知幾，不想做杜佑。劉知幾只是存心要做史學家，杜佑卻並不存心在做一個史學家。但諸位要存心做個史學家，也已經了不得。可是我再勸諸位放高一層，豈不是更好。諸位只看劉知幾《史通》，這也可就使諸位生害怕。他把以前一應歷史都讀過，他所批評的也是相當苛嚴，這部書終是廢不掉。可是這部書最多也是史學中第二流的書，像杜佑《通典》才算得是第一流。我定要給諸位一個更高標準來讀書、來批評古人，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