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文史通義

現在我們接講章實齋《文史通義》。上一堂講到章實齋所講的「六經皆史」，章實齋認為講學問不是一種「空言」，都要明道經世的，即是諸子百家也跟著前人這個大傳統來。他遂在六經中特地提出《易》、《春秋》說：「《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天道人事兩頭並重，而章實齋所更加重視的，則實在人事方面。章實齋主張六經都是講的人事，六經中講人事更重要的，應該第一部是《尚書》，第二部是《春秋》，而《文史通義》裡分述諸經，卻單單沒有一篇專講《春秋》的，這不能不說是章實齋《文史通義》裡一個大缺點。關於這一層，我在一篇〈孔子與春秋〉的文章裡面提到，此文收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今天不再詳講。

今天我且把他有關於《尚書》的話略講一下。他說：「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章實齋《文史通義》所最有價值的地方，正在他能從一個學術之整體方面來講一切學術。他講史學、文學，他的著眼點都能在整個學術的一體中講起，這是他第一點長處。第二點，章實齋論學術，定要講到學術之「流變」。所以他說，三代以上之史與三代以下之史，有不同，而又要求其同異之故。下面說：「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他把史書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叫做「記注」，另一部分叫做「撰述」。「記注」亦就是如我們今天所說的史料，只有人把經過的一切事實記載下來便是。若論「撰述」，則是一種著作，根據一切史料的記注來發揮作者對這一段歷史的一種「專家之學」。此兩項絕不同。若照我們當前人意見，則記注便是撰述，兩者間更無分別了。他只說，三代以上記載歷史有一定的「成法」，而所寫的歷史書，則並無一定的「名稱」。如《書》與《春秋》名便不同，但各是一種撰述。而且六經皆史，有《詩》、有《易》、有《禮》，也是無定名而更不同。到了三代以下，便成為撰述有定名，如《史記》、《漢書》、二十四史，皆所謂「史」，便有了一個「定名」了，然而各項材料記注則失掉了一個一定的方法。這一層，我們也可說是章實齋講古今史學變遷一個極大的見解。他認為，如何把一切史料保存下來，該有一個一定的方案，而後來沒有了。至於根據這些保存下來的一切史料而來寫歷史，這就不該有一定的體裁，主要該是各有一套專家之學，而後來則反而人人相因，都變成了好像有一個定規了。他這一講法，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到了我們今天，已不懂得史學有「著作」，成為一個史學家，必該寫歷史，此一層，現在我們不懂了，更亦是不會了。歷史有兩種，一是「著作」，要寫一部歷史，應有作者自己一種「學」在裡面，所以成為專家之業。而另一方面，則在把事情記下來，這層更重要，而我們今天也不懂。古人已經有的，如歷朝來的「國史館」，專在記載當時歷史，在方法上已經是不很嚴格，然而到底是有。到我們今天，民國六十年來的史料，似乎沒有按年好好記下，既不注重記載，又不注重撰著，卻專要來「考史」，這應是學的西方人。因西方人本先沒有歷史，遠從希臘、羅馬一路下來，到中古時期，悠長年代中，並沒有真像樣的歷史。到了現代的西方人，才要來寫歷史，但材料在哪裡呢？他們的材料，零零碎碎，這裡找，那裡找，還要鑑別真偽，考訂異同。如諸位讀英國人寫的《羅馬衰亡史》，羅馬帝國究是怎麼般衰亡了，不得不經詳細考查。但若要寫一部《西漢衰亡史》便不同，因這些歷史都存在那裡。既有材料，又有組織，不煩我們再來寫。苟非你有特別見解，特別發現，則不易來寫一部《西漢衰亡史》或《唐代衰亡史》。而在西方則不然。西方人開始有像樣的史學，這是現代的事。而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則什麼都要學西方，西方人注重考據史料，我們也得來考據。我請問，司馬遷寫《史記》，對有關史料有沒有考據過？班固寫《漢書》，對有關史料有沒有考據過？他們都曾看見了很多史料，他們所看見的史料，不可能全在他們書裡找到。他們看見了一百份材料，只寫下了十份、二十份。今天我們要在這十份、二十份材料裡來考他們的錯誤，也並非不可考。歷代以來，考辨工夫也曾用過不少。但總是史學的小節目，並不是大綱領所在。而我們今天則偏要來提倡「疑古」。所以我們今天來講歷史，則只能講上古史，講沒有歷史以前的歷史。因為如此，我們纔可以學西洋方法來疑、來考。若是已經有了歷史書以後的歷史，我們也來用這方法，便會覺得無可下手。結果只有把司馬遷、班固所寫這兩百幾十年的漢代史，都不理會，不留心去讀全史，卻只在裡邊找一個小題目，尋出一些小錯誤，說：這裡班固講錯了，司馬遷講錯了。當知這事也並不容易，而且從前人已講得很多，如《廿二史箚記》、《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之類，他們並不曾作長篇大文章，只一條條寫下便得。而現在我們又是要寫長篇大論，這就更不易了。總之，是我們治史的基本道路就走錯了。我們要懂得如何收集史料，如何保存、如何編輯，先要懂得章氏所說的「記注」成法。有了記注，纔可憑以撰述，這都是有關為當代寫新史的事。現在我們研究史學，則多來翻古史。我們現在既重在學外國，外國人也看重檔案，我們近來也漸知看重檔案了。但多少年來，檔案發表了不少，但我們不能根據檔案來寫文章，又是只寫小文章，還是在考據小節目，沒有人來寫大文章，寫一部史書，這才是「撰述」。撰述須有獨家之見。同樣材料，我用著，你再用，可以各不同。如班固寫了《漢書》，荀悅還來寫《漢紀》，司馬光還來寫《資治通鑑》裡的〈漢紀〉。杜佑、馬端臨還來寫《通典》、《文獻通考》有關兩漢時代之各項制度。此因章實齋之所謂記注，乃屬官方的。而中國人看重史學，一向記載下來的材料，零零碎碎，這裡那裡，正所謂記注無成法，由此編造成正史以後，還有各種野史、雜史。記注既多，撰述也多。則不僅撰述，即是記注，也都寓有各家的特殊情趣、特殊目標在內。而在我們這時代，則全把撰述當作記注看，全把前人已成史書當作一堆材料看，若使章氏生在今代，更不知當作何感想了。

章實齋又說：「記注藏往，似智。撰述知來，似神。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這是說，記注是把已經過去的事情善為保藏起來，這個僅似乎我們人的「智」。撰述則是要我們因過去而知未來，把過去成為我們一個教訓，這樣興，這樣亡，這樣治，這樣亂，我們要在歷史裡知得將來，這個擬於我們人的「神」。「智」僅是把從前的藏在腦子裡。「神」是把我的知識前窺將來。如司馬遷《史記》寫〈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好像把此下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展演都給他預先看到了，那不是神乎其神嗎？必如此，纔真當得為一家之言。當知此等處，正見司馬遷不僅在記述過去，更不啻如在預測將來了。收羅過去一切，保存下來，這是一個「體」，有其一定的客觀標準，並有一定的規矩。凡是以往事都要收羅，所以其德為方，它是一個沒有變化的。待我們用此材料來抉擇，那許多有用，那許多無用，有用者取，無用者去，這就看各人的眼光。這是一種主觀的，因於人而不同，更亦因於時代而不同，這是可以變動的，所以說其德是圓。一個圓的東西放在此地，它可以變動不常。一個方的東西放在這裡，則是安安頓頓放在這裡了。我們把他的話，用我們今天的意見來講，則我們一部二十四史，也可當它是藏往。以前中國人的歷史，大體都在裡面了。今天時代不同了，我們今天要想知道明天，我們該再來把過去歷史作研究。研究所得，輕重取捨不同，我們自可把舊史新寫，不斷來寫新歷史，對歷史有新撰述。至於所根據的，則只是以前的舊材料。所以歷史可以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在《國史大綱》的〈序〉裡就講到。今天我們要來寫新歷史，因為時代新了，我們所需要的歷史知識不同，但我們仍得要照舊歷史來開發我們的新智慧。我去年在成功大學曾講了四次，合成一書，名《史學導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諸位先做一個「時代的人」。諸位已不是春秋時代的人了，也不是漢武帝時代的人了，諸位是中華民國六十年來，特別是民國開創以來的人了。諸位今天又是在臺灣，在這裡經歷了千辛萬苦，明天世局怎樣，誰也不知。我們學史學者的任務，正要藏往而後可以知來。我知道這杯茶可以喝，因我曾喝過。若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杯茶，從來沒有喝過茶，又怎能知這杯茶可以喝？治史學的責任就在這地方。所以先要關心國家、關心民族、關心此國家民族以往的治、亂、興、亡，你才能來研究歷史。若諸位只關心四年拿張文憑，這怎能來研究史學呢？諸位應知這是個根本問題。從古以來，科舉制度早有了，不是從今天起。現在是洋八股、洋科舉，其實還不是大同小異？漢朝就有選舉，若專是預備考試、找出路，這不是做學問，也沒有做成學問的。我不是要借章實齋話來教訓諸位，諸位讀書當具有這樣的眼光，不要說這是清代人的話，時代已過去。諸位要做學問，讀舊書，當能覺得它句句話配合上現代，這纔有價值。治史學更如此。倘使照諸位想法，讀書只有一個價值，就是在寫博士論文時，這些材料用得到，在這種觀念下，諸位聽我講一年，最多長一些知識，不會成學問。要做學問，須要做活的學問，要能在死材料裡發出活的眼光、活的知識來。

章實齋又說：「遷書體圓而用神，得《尚書》之遺。班書體方而用智，得官禮之意。」體圓用神，算得是一種撰述的標準，他說《史記》可算是得《尚書》之遺。班固書，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此處所謂「官禮」，並不是指《周官》，或《周禮》那一部書。我上一堂講〈史釋〉篇，在每一個衙門裡，有一個專掌檔案的書記官，此一個官所保留的一切檔案，就是所謂官禮。章氏說：班固的書，其實只是得到古代一官保留一批檔案的成法。此下的史學，學《漢書》的多，學《史記》的少。因《漢書》易學，《史記》難學。《史記》成一家言，而孟堅《漢書》則僅是遵循著一套格式而寫成。這一番意見，我已經在這一年裡講得不少，諸位可以自己再回想，再細體會。

現在另有一問題。章氏說司馬遷的書得《尚書》之遺這句話，我曾為諸位講《尚書》，又講《春秋》，再講《史記》。在我之意，則認為《史記》乃是接著《春秋》而來，這層我已詳細講過。但章氏又怎認為《史記》是跟著《尚書》而來呢？這裡乃是實齋和我看法不同，所以說法也不同。前人總說《史記》法疏、《漢書》法密，實齋正在欣賞《史記》之法疏，所以說《史記》近《尚書》。但實齋並未能對孔子《春秋》特有發揮，又未能於《尚書》成書經過有一番考訂，此是實齋立說之缺點。

諸位當知，學問要一部書一部書研究，不能專從一條一條的材料來講。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葉沖上開水，始成一杯茶。若把茶葉一片一片分開，單獨泡，便不能泡出茶味來。諸位做學問，只懂分，不懂合。諸位說：這是科學方法之分析，其實哪有這回事。科學方法，有分也有合。研究生物學和研究化學，那是分了。生物學裡面有植物學，有動物學，又是分了。但說化學，說生物學，說植物、動物學，不都是合而言之嗎？知分不知合，便不會有科學。而且史學與自然科學不也是有分的嗎？諸位又如何定要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史學呢？諸位若要儘羨慕科學方法，要懂科學方法，先該自己去學科學，不要只聽人家隨便講，只是時髦，不即是真理。又如說成一家之言，要能創造，其實大家這樣講，你也跟著這樣講，怎麼是一家之言呢？做學問必要遵循科學方法，這是時代之言。學史學必要考據材料，這也是時代之言。大家只是跟在人家後面在那裡鬨。今天我們的學術界，遂成了「一鬨之市」。我們真要講學問，須能避開此一鬨之市。關著門，獨自尋求，別有會心，纔能成一家言，有創造。縱不說是科學方法，也是做學問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太愛熱鬧是不成的。其實做學問也不覺寂寞，如從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馬遷，乃至章實齋，尚友古人，轉益多師，更何寂寞之有。

現在再講到章實齋。我在上面直從黃梨洲、全謝山而講到章實齋，這就是學術流變，這裡有一傳統，又有一創新。傳統不是儘要你守舊，真能承接傳統，自然會有創新。中華民國的學術界，創了六十年來，大家要創，高呼打倒傳統，便成一無所有，創了一個空。我同諸位講了一年中國史學名著，今天等於講到最後一課，其實就是講一個傳統。要能在傳統中求創新，則待諸位自己努力。諸位若一意抹殺傳統，來求創新，則我一年所講，全成了廢話。

現在再試講《尚書》。我講《尚書》，說它是記言體，《尚書》最先開始是周公以後的〈西周書〉，那是當時有關朝廷的許多訓誥戒命，都是記言的，那一層後來劉知幾《史通》是講正了。但章實齋是講錯了。章實齋卻來駁劉知幾，說《尚書》不專是記言。但劉知幾說：〈堯典〉、〈禹貢〉這許多篇，都是為體不純，我則逕認為這許多篇只是晚周偽書。最開始的《尚書》，應是周公以下的〈西周書〉，所以《尚書》最先是記言的。其實記言、記事也沒有大分別。記事之中可以夾著記言，記言之中也必夾著記事。但也仍可說有分別。《尚書》主要是在記言，這個我在一開始便講了。章實齋認為《尚書》是記事的，《春秋》是編年的，而《史記》則是傳人的，紀傳體以人為主。章實齋的意思，似乎認為歷史更應以事為主。以事命篇，則其法鬆動。以年以人，則其法拘擬。《史記》雖是紀傳體，以人為主，而尚鬆動，不如《漢書》漸成拘擬，故說《史記》是跟著《尚書》來。他又講到袁樞《通鑑紀事本末》那一部書，他說：「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櫽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可見他論史書，在三體中，特重記事一體。記事體只就一事之本末為文，有一件事就作為一篇文，似乎實齋認為分年分人則有一定格式，故稱之為常格。而分事則有一去取抉擇。哪件事要寫，哪件事不要寫，此處可表現出史家之獨見。論其文字，則比紀傳體為省。如寫赤壁之戰，從紀傳體寫，又要寫曹操，又要寫周瑜，寫諸葛亮，寫很多人，文便煩了。若編年體，一件事又得連亙多年，今年有、明年有、後年還有，牽連下去，不易驟得其事之始終。故實齋說記事一體，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照他意思，紀事本末一體是史法中最好的了。《史記》雖得《尚書》之遺，而究是以紀傳為體，故終不如紀事本末。但說到袁樞的《紀事本末》那部書，實齋則並不讚許，他說：「袁氏初無其意，其學亦未足與此，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他是說袁樞並沒有像他講的那段意思，也並沒有與此相稱的一套學問。袁樞的學問不到此程度，也不到此境界，可是其書體裁則有可取。故要人即其成法，加以神明變化以重回到古史之原上去。我在前面也曾批評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或許有些處可與章實齋意思相同。只章實齋函括地說：「袁樞初無其意。」又說：「其學亦未足與此。」諸位當知，這兩句話裡包藏著甚多深義。可見讀書不易，即讀兩百年左右以前書，如章實齋《文史通義》之類已不易，更不論更遠更大的書，不該輕心忽略看過，也就不言可知了。

章實齋論史書，主要在提倡紀事本末體，那時是在前清嘉慶年間，後來西方學問逐漸傳來，他們的歷史卻就是紀事本末體，所以清末一輩學人，大家更推尊章實齋。民初學人也沿著推重章氏，可是實不懂得章氏為學之真。如梁任公、胡適之，沒有得要領，這是很可惜的事。

再說從前劉知幾講史學要有三本領：一曰「才」，二曰「學」，三曰「識」，此三項實是一項更難過一項。若使沒有史才，就不該去研究史學。才是天生的，有了才，再加以學，在學問中始長出見識來。故「才」、「學」、「識」三者，應是依次遞進的。近代學人中，我認為梁任公有史才。看他寫的幾部書，如《中國六大政治家》中的王荊公，他書中意見我並不贊成，可是寫法極好。又如他寫《歐洲戰役史論》，寫《清代學術概論》，都見得任公寫書有史「才」。可惜是「學」不足。專論任公史學是不夠的，他一輩子太忙，沒有真用功做學問。至於他的史「識」，我們且不多講。章實齋則在劉知幾三項以外，又提出一項為「史德」。他說：「德者，著書之心術。」這在一人寫書的內心上。我為諸位一路講史學名著，也常常講到各家寫書的心術方面，此即他們德的方面。司馬遷、班固之大不同，也可說是在他們著書的心術上便有不同。關於這層，且再聽章實齋講法。他說：「欲為良史，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天人之際」四字，是司馬遷《史記》裡所提出。章實齋也來講天人之際，而他所講並不與司馬遷相同。何者為天，何者為人，何者始為「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裡又有甚深大義。平淺說之，寫史應一本原來事實，不要把作書者人的成分添進去。拿現在話來講，只是要客觀地把事實真相寫出，這即是「天」了。但不要把自己人的方面加進去，這事極不容易。司馬遷寫《史記》，自負能成一家之言，我們看重他也在此。但成為一家之言，是否即加進了人呢？這層就值得諸位細為辨認，細加思考。今天我們講史學，更多是加進了人，如說中國二千年是帝王專制，中國二千年是封建，又說中國文化全要不得。實際則一應史書從未過目，全不理會，不問其天，全是我們自己的私人觀點加進去。今天提到章實齋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兩句話，豈不使我們慚愧。章實齋所寫，只是不到兩百年前的文章，而實不易讀，不易瞭解，如何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此要諸位自去體會。可見讀書不容易，其實「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也就是一種史德。退言之，亦是一種史識。若果無識，又如何來辨天人之際呢？

他又說：「史所載事者，事必藉於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這裡又從史學轉進到文學。諸位要學歷史，首先宜注重文學。文字通了，才能寫書。現在只講科學方法，不通文，不通書，只取一堆材料來做分析考據工夫，認為這便是科學方法了，然而史學則不就如此而止。如此風氣，真將使「學絕道喪」。學問斷了，大道喪失了，哪裡再來有人。不知到那一時真出一位大師，又有很多承學的人，纔能興學興道。講史學，不僅要史才、史學、史識、史德，而更又講到要文章，這又是章實齋之深見。所以章實齋著書，取名《文史通義》。而我覺得他講文章，有些處比講史更好。此刻再把他的文學史眼光來講。在《文史通義》裡，有很多極好的見解。如他說：「文所以動人者氣，所以入人者情。」這是說，我們寫文章要有兩要項：要有氣，文章才能動人。要有情，文章才能跑入人家心裡去感動他。今天我們多寫白話文，字句不熟練，不易有氣，僅供看，不供讀，文章何以動人？並且是沒有情感。所謂的新文學，縱多情感，但那些只是不足動人的情感，一遍看完便罷。所以我們今天有了新文學，但沒有出一個新文學家。成了家，可以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傳下去。此刻的我們，則只是不斷地在推陳出新，很少能傳五十年。實齋又說：「氣貴於平。」「情貴於正。」「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文章不能無氣，然氣要平。氣從情來，「情」則「貴於正」。「氣勝而情偏」，正如今天的文學，以嬉笑怒罵、尖酸刻薄為能事，魯迅則奉為一代之宗匠。但是氣過了分，情不歸正，其流風餘韻，尚可影響全社會，這哪裡是能「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之所為。論文到這種地方，很難講，有一番很深的人心修養問題在內。或許諸位會認為這是宋明理學家講法，但我問哪裡有真是一位史學家，而於理學上面的精要處，一點也不知道，不領略的？章氏論文，正見他的學養深處。

再說，章氏對史學，看重紀事本末體，他對於以前的史學家中間，又特別看重鄭樵。《文史通義》裡，特別有一篇〈申鄭〉，他說：「鄭氏所振在宏綱，末學欣求在末節。」從來批評鄭樵的，其實也都批評在末節上。我上面講鄭樵《通志》，下了很多批評，也不能說不是批評在末節上。至於大綱方面，鄭樵確有他的特長。鄭樵說過：「史遷絕學，《春秋》以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寵百家者，唯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鄭樵如此推重司馬遷，說他能「創例發凡，卓見絕識」，為孔子《春秋》以後一人。而章氏則說：「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有志乎求義。」他說史家著述自遷、固以下，只知兩事。一是歷史上的事情，一是他敘述事情的文章。惟鄭樵還懂得求史學之「義」。他在〈申鄭〉篇後，又有一篇〈答客問〉，當時人對他提出鄭樵感到很特別，所以他在〈答客問〉篇裡有一段話說：「守先待後之故事，筆削獨斷之專家，功用足以相資，流別不能相混。」此說在史家中，一種是「守先待後之故事」，一種是「筆削獨斷之專家」。這兩種功用足以相資，都有用，可以互相為用，而「流別不能相混」。不能把專家之獨斷也和一些故事混合看了，不加分別。有些人只能網羅故事加以排比，此固是史，但治史更貴有能筆削獨斷之專家。章氏又說：「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所謂比次者，把許多材料排比在一起，這也近於記注。能有獨斷能筆削，此則成專家，此則近撰述。考索則是考據。普通說來，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此乃就其性之所近而各有其成就。他說，鄭樵「無考索之功」。在《通志》裡就有很多錯誤，我也在上面指出了一些。而《通志》這部書，「足以明獨斷之學」，這是在宏綱處有貢獻。所以他又說：「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章實齋很看不起《文獻通考》，而很看重《通志》。但他說「《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這話似乎對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太看輕了。他又有一條說：「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這也把史學看成太狹義。史纂、史考究也該是史學，只不該只知纂輯搜討，而不知有專家之獨斷，更是在史學之深處。但就今日學風言，則章氏之說實足發人深省。

《文史通義》之外，章氏又有《校讎通義》，即是根據鄭樵《通志》二十〈略〉裡的〈校讎略〉而取名。章氏把鄭樵的〈校讎略〉回溯到前面劉向、劉歆的《七略》，即是《漢書．藝文志》之原本，而提出他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八個字來。這裡我們可以說是章氏《文史通義》裡最大的貢獻所在。我們要從全體學術中來辨別章明，如這是經學，這是史學，這是子學等。又要「考鏡源流」，每一項學問，其開始怎樣，後來怎樣。這「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八字，我們今天要來講求學術史，都該從此下工夫。如要講史學，便要在全部學術大體中來懂得史學，要從三千年的史學演變裡來懂得史學究是什麼一回事，這就是章氏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當然不止史學如此，別的學術亦然。如要研究文學，也該懂得文學在整個學術裡的地位，又要懂得文學從頭到尾的演變。他又有兩句話說：「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凡做學問，都要明家法，清代經學家都講家法，但章氏所謂家法又不同。如經學家、史學家，各有家法。史學裡邊，這一家那一家又有家法。家法不明，著作就會一天一天差下去。「部次」是說編書，如這本書編在哪一類，那本書編在哪一類，這亦是「辨章學術」。若部次不精，學術也會日散。這些話，都是討論到整個學術一番極重要的話。我們要在整個學術，即學術之整體裡面，來講各種學術。每一種學術裡，又該從頭到尾在其演變中分出各家之相異來。

今天我所提出特別講的，因為我是在「史學名著」這一課裡講，所以提出了以上這幾點。章實齋在他當時及其身後，並不曾特別得人重視。但近代學人大家都很看重他，但也僅是震於其名，而並沒有去深究其實。四川有一位劉咸炘，他著書幾十種，可惜他沒有跑出四川省一步，年齡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每寫一書，幾乎都送我一部，但我和他不相識。抗戰時期，我到四川，認識了他的父親，而他則早已過世了。他死或許還不到四十歲，他是近代能欣賞章實齋而來講求史學的。可惜他無師友講論，又是年壽太短，不到四十就死。若使他到今天還在的話，定可有更大的成就。現在我手邊沒有他書，倘諸位有便，見到他書，應仔細翻看。

章實齋在《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以外很用力於寫地方志。一部分也算是他的職業，他沒有做大官，到處修地方志，藉以為生。他說：有一代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至於地方志，在他認為這是一地之史。一省一府一縣一鄉一邑，都該有史。在這方面，他和戴東原意見不同。戴東原注重考據，考論地理沿革。章實齋注重在寫史，寫每一個地方的歷史。如我們現在在臺灣，能寫一部《臺灣通志》，這應即是一部臺灣的歷史。地理沿革、地名變遷，這只是其中之一部分。關於這一問題，將來諸位有興趣，要研究中國志書，這裡也有大研究。但現在情況又不同了，地方志應該不斷地增寫改寫，而今天則少人注意，反而在舊的地方志裡去找材料，做考據。只此「考據」二字，怕要害盡了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只看重材料，只在舊書裡邊去找，但沒有能創新。更壞的是要在舊材料裡找錯處。找到一點錯處，別人不知，給我發現了，便自謂了不得。但這怎能成學問？實也不須學，不須問，只肯埋頭找便得。但存心不良，動機不正，這樣只是「喪德」，壞了自己心術。諸位若能退一步想，不要做一個史學家，也不要做任何一種學者，讀書教書，只當是我本分職業。守先待後，尋求一些我自己想要尋求的，講一些我懂得會講的，如此般，也可為將來學術界培養元氣。不要儘想表現，「標新立異」，「著作成名」，還要發高論，推翻舊傳，再來領導我們後面一輩人再走錯路。如此更錯下去，如何是了。我老實說，諸位已是由人引導走了錯路。到今天，諸位研究史學，只要能照著前人步伐，能謹守，能好學，慢慢兒自會有興趣，能漸多知，這樣就是成就。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們若能學孔子，豈不很夠。從前章實齋怎麼講，黃梨洲怎麼講，如此逐步向前，我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豈不早已走上了一條正路？諸位不要認為我又是離開了正題來講空話，我們這個時代實是這樣。諸位總不要認為今天我們已超出了前人，我們既懂得科學方法，又有新思想，前人那能及得我。這種只是自我陶醉。每一個時代，短短幾十年、一百年，自會過去。難道我們這一時代便是登峰造極，再不有變嗎？時代變，學風又怎會不變？我此一年所講的這許多人，這幾部書，希望諸位能慢慢兒仔細研尋。講史學，這幾部書總該能從頭用功一下，自見大道。特別我希望諸位不要把眼光心胸專限在史學上。史學並不能獨立成為史學，其他學問都一樣，都不能獨立自成一套。學問與學問間，都有其相通互足處。諸位該懂得從通學中來成專家。從來專家都從通學中來。諸位即只回想我一年所講，自知其中道理。

我此一年的史學名著課程，到此將告一結束，下面不再講下，其實也更無合標準的史學名著可講。我將依照章實齋《文史通義》，從學術全體的大流變下來一談此下的史學。說到中國學術全體，自當以儒學為主幹，為中心。史學從經學中衍出，亦即是從儒學中衍出。儒學應有兩大主幹，一為治平學，一為心性學。心性是內聖之學，治平是外王之學。兩漢經學主要在治平之學上，關於心性之學方面，不免差些。即是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一段，老釋之學迭起並盛，他們都偏講心性方面，而治平之學則仍沿漢儒路子。故自東漢以下史學大盛，正為儒學未盡衰絕之證。宋、元、明三代理學興起，在講心性學方面已超過老釋。因老釋離治平而講心性，終不如理學家即治平之道而談心性之更為圓滿，更為重要。故自宋以下之史學，亦特見隆興。至於清儒，在晚明遺老如顧亭林考史，船山論史，黃梨洲寫史，皆極卓越。但後來史學衰而經學盛，乾嘉時代自稱其經學為漢學，其實漢儒經學，用心在治平實事上，乾嘉經學用心在訓詁考據上，遠不相侔。所以論儒學，當以清代乾嘉以下為最衰。因其既不講心性，又不講治平，而只在故紙堆中做考據工夫，又抱很深的門戶見解，貢獻少過了損傷。其時的史學，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道咸以下諸儒，因受章實齋影響，卻轉過頭來講經世實用，但仍走錯了路，來專講《公羊春秋》，仍在故紙堆中立門戶。到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真是一派胡言。既非經學，亦非史學。既非心性義理，又無當於治平實蹟。即論考據，亦是偽襲考據之貌，無當考據之實。乾嘉以來之考據學，至此也復之掃地以盡。民初以來之學術界，則大抵沿習晚清，以今文學家末流氣燄，而藉乾嘉時代之考據訓詁為掩護，其距離儒學大統更遠。而猖狂妄言則較康氏更甚。今天諸位要有志研治中國史學，至少應跳出自清代道咸以下直至目前，這一番遞變遞下的學風，而游神放眼於章實齋以前，又當約略瞭解儒學之大體。於心性治平兩面，都知用心，庶可於將來史學前途開展出光明。任重道遠，我此一年所講，一面是為諸位指出道路，一面是為諸位打氣添油。雖是粗枝大葉，但我自信，將來中國史學重光，與我此一年所講，決不至大相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