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傳

上一堂講的孔子《春秋》，今天講《春秋》的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在今天，我們是講中國史學名著，但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當時中國人腦子裡，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班固《漢書．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稱之曰「王官學」與「百家言」。可見在西漢末年時，大學者如劉向、劉歆父子，他們便把中國古代學術分成為「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兩大別。何謂王官學，因其職掌在政府衙門裡。何以謂「百家言」，就因其只在民間私家傳述。用今天的話來講，也可說王官學就是一種貴族學，百家言則是一種平民學。孔子以《詩》、《書》教其弟子，《尚書》掌於政府中的史官，《詩經》掌於樂官，這本都是政府衙門裡的學問，所以稱之謂「王官之學」。中國那時是封建政體，卻和西洋歷史上他們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會，上面沒有一個共同擁戴的最高機構，因此他們想要來一個神聖羅馬帝國，但亦沒有能做成。他們乃因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一個統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會之出現。中國古代的封建則是一種政治組織，由一個王室，如西周，來分封魯、齊、晉、衛諸國出去，上面有一個中央政府，有一個周天子，至少這點顯然與西方中古時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組織。所以稱為「王官」者，王便是一個統一政府，此之謂「一王」。至於平民私人之學則不相統屬，故稱之曰「百家」。又怎樣說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呢？這是說古代衙門裡的貴族學流傳到社會變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變，第一個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漢書．藝文志》裡第一部分叫做〈六藝略〉，那就是王官之學。第二部〈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個平民學者起來，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說：「《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因《春秋》記載掌於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說《春秋》是王官之學。那麼作《春秋》應該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孔子私下採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意義來寫《春秋》，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將來有人責備他，就因為他寫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分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豈不僭越可責？但若瞭解他，知道他的，也將在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寫這一部《春秋》。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過渡中間。後人推尊這部書，以之和從前周公傳下來的王官之學同等看重，乃有所謂五經，《春秋》亦列入其內。於是孔子《春秋》在《漢書．藝文志》裡也被認為是王官之學，也在〈六藝略〉之內，成為五經之一，和周公時代的《詩》、《書》同樣都看成經。經書是為人看重的，便有人專來發揮它，於是有傳、有記、有說。孔子《春秋》則共有三部傳，這是我今天要講的。

現在我且先講幾句題外的話。如《莊子》一書是百家言，固由莊子自己撰寫，但莊子的學生與後學，也可寫幾篇，加幾句進去，不加分別，共稱《莊子》。今傳的《莊子》，已不復是莊子一人著作，儘有其學生乃至後來講莊子學問的人的文章添進去。《孟子》七篇，不像有別人的添進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幾個學生如萬章、公孫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書中就可有很多他學生寫的文章，也總稱為《荀子》。如《墨子》，更見是很多墨學後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稱《墨子》。此等體裁，與後人著作不同。我們讀古書，對此層不可不知。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言公〉篇，便是發明此義。章氏所寫《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對古代學術頗多發明，根據《漢書．藝文志》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來講明古人著作多是集眾合成。王官學在一個衙門內，如〈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成，《詩經》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個時代所成，平民社會上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認為立言是公事，不像後來看重私家的著作。這些雖是題外話，但在今天該當作是一種很重要的常識，不可不知。前人所創，後人應奉為常識的，舉不勝舉。如講古代學術史而不看《漢書．藝文志》，不讀《文史通義》，那總是不對。

我先交代了此幾句，再來講孔子《春秋》的三傳。因孔子《春秋》成了經，所以可以有傳。但一經為何有三傳？三傳異同又在那裡？宋代葉夢得講過：《左氏》傳事不傳義，《公》、《穀》傳義不傳事。孔子自己說：《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春秋》既是一部歷史記載，當然有事，《左氏傳》即是傳它的事，即是把《春秋》裡的事，更詳備地傳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尚有一番大義，《左氏傳》不講，而《公羊》、《穀梁》則就是講這個義，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的「義」，但《公》、《穀》又並沒有詳細講述《春秋》書中的事。後來朱子又說：《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此與葉說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話，可以把它作為三傳異同的一個大概分別，但古人則並不如此。因古人並無史學經學之分。如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附在〈六藝略．春秋略〉之內，可見其時人觀念，只有經學，無史學。故宋代人講的話，並不能代表漢代人的意見。

漢人講經學，如《尚書》，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講過。今文列為博士，也就是當時的官學。古文不立博士，則是當時的私家學。實際上只是一部《尚書》，只伏生傳下來的列為博士了，而孔安國傳下來的則未立博士。此刻講《春秋》三傳，同樣有今古文之分。漢武初年《春秋》立為博士，那時就照《公羊》家一家講法，所以《公羊春秋》立為博士，即所謂今文學。後來到了漢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歡《穀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開了幾次學術會議，把《穀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穀》同為今文。其實講來，此兩書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尚書》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漢成帝時，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他要爭立其他幾部古文書，也立為博士，中間就有孔安國《尚書》，有《左氏春秋》，而這事沒有成。所以下到東漢，只有《公羊》、《穀梁》立為博士，而《左氏傳》則僅是一種民間私學，稱之曰古文。當時人的爭論，便說《左氏》不傳《春秋》，傳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認只有《公羊》、《穀梁》二傳。《左氏》不得認為傳，因它並不是傳《春秋》的，這是漢代人的講法，和我剛纔所舉兩個宋代人講法大不同。宋代人說傳事不傳義，傳義不傳事，那即是同傳《春秋》而所傳不同。此一問題很複雜，諸位可看清末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和《經學史》。在我所著《秦漢史》裡，也詳述此事。我又有一書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間也講到此問題。做學問，便該求一個通。不能說我學史學，不問經學，那麼古代史學經學不分，只知有經不知有史，不通當時的經學，便不能講那時的史學。現在我們講《春秋》，就要兼講到三傳，而其間有經學問題，不能說我不歡喜經學，把此問題棄置不講。

孔子自己說過，《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話便是說《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學，孔子纔把它來變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貴族學傳布到民間而開創出後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與平民學的，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到了漢代，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便是表彰古代的王官學。罷黜百家，便是罷黜後起的平民學。漢武帝為何聽他話如此做？諸位或許會說，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制，漢武帝纔採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說似乎已成為近代我們的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了，但我要問，此說出在何書？有何根據？如講王官學百家言，那是根據《漢書．藝文志》，又經章學誠《文史通義》詳細發揮，我只根據章學誠的話，稍換講法，說王官學就是貴族學，百家言就是平民學，如今漢武帝要復興古代的貴族學，罷黜後代的平民學，是否為便於專制，誰能猜測到漢武帝的內心？又是根據何書，何人所說，總要有一個來歷。我從年輕時即注意到此，幾十年來就沒有找到這句話的來源。問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論。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論。據我所想，漢武帝十七歲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宮中老師就是一儒生，他對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聽董仲舒說。我對此事的詳細看法，在我的《秦漢史》中講到很多。當然以前的《國學概論》、《國史大綱》也講到，而《秦漢史》裡講得比較更多些。我的話都是根據《史記》、《漢書》，明白有來歷。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問題也變了，我們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由我推測，或許漢武帝表彰五經為要便於專制，此話乃從日本人那裡傳過來，但我也沒有為此去細找證據。諸位倘使高興學看日本書，便知在那時有許多話從日本人那裡抄來，這也是值得研究的。至於董仲舒勸漢武帝表彰五經罷黜百家的話，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裡說得很詳細。此三策收在《漢書》裡，儘可一讀，董仲舒勸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勸武帝復古，是要復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當時一般人意見，認為秦不可學，二十幾年就亡了，我們該學周，緜延著八百年。董仲舒同時人抱此意見的也不少。因此他們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來罷黜百家專講五經，但並不說是要便於專制。但究竟周公距離漢代遠了，漢代人要講五經，其實更側重的是講孔子、講《春秋》。他們說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個新王來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時，周之王業已經跡近衰亡。我們又要講到《孟子》的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來一個新王。孔子也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若孔子出來行道於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時的西周了，只得要來一個東周。因此說《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記》裡有這樣一句話，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興一王之治，怎麼可以不懂《春秋》？漢代人再把這話變了，說孔子為漢制法，現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專制，大家都能講，漢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為，怎麼又說漢武帝表彰五經為要便專制呢？漢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見。我不是要為漢武帝、董仲舒辯護，只是要講歷史真相。講歷史則該有根據。大家又罵孔子《春秋》，認為書中都是誅心之論，但又說漢武帝表彰六經為要便專制，豈不亦是一種誅心之論嗎？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我們該要懂得批評現代人。如我所寫《秦漢史》涉及此事的，中間那一句話講錯了，這儘可批評。不要認為近代人便不值批評，只去批評死了的。

漢代人要表彰六經，就說孔子《春秋》是為漢制法，幫漢代人定了一個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該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那裡知道將來會有一個漢代要他老人家來替它立法呢？但漢代人既都如此講，因此漢代人表彰五經，而其中所特別注重的則應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個學《春秋》的。以後漢代朝廷上逢到大政大事，頗多根據《春秋》來作裁判的。如雋不疑，如蕭望之，都是極顯著極有味的例。他們碰到困難案子，根據《春秋》來判斷，別人也無法反對。若根據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沒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則是古代聖人傳下大義。漢人不根據王法而來根據《春秋》，這就見王法不能專制。如漢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對，漢武帝卻說：《公羊春秋》裡就有九世復讎之義，可見孔子也贊成我們要復讎。當知漢代人所謂「通經致用」，派最大用場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經便是孔子《春秋》。講孔子《春秋》大義的便是《公羊傳》。諸位這樣一想，就知《公羊傳》在當時的重大地位。但我們要問《公羊傳》裡所講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們要講《春秋》，便該一路照《公羊傳》講法？這裡就大有問題。諸位且先看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我又另有一篇文章講到此問題的，〈孔子與春秋〉，此文亦收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裡。諸位要讀我此文，便該先知道一些經學史，此問題暫置不講，此刻再來講《春秋》三傳。

漢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還有《穀梁》，究竟兩家說法有何異同？這在當時曾成一爭論，這裡便牽涉到齊學與魯學之辨。所謂齊學、魯學，漢代第一個講《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齊國人，第一個講《穀梁春秋》的魯申公是魯國人，所以說《公羊》是齊學，《穀梁》是魯學。齊學、魯學之異同，此刻暫不講。總之《公羊》、《穀梁》都是傳義不傳事。後來大家又逐漸看重了《左氏傳》，劉歆就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這不是說從前沒有人見過《左傳》。清末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卻說《左傳》是劉歆假造。但如太史公作《史記》，他即看見過《左氏傳》，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便可證明。其實這問題，不需詳講，太史公以前看見《左傳》的人還多，戰國時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傳》。劉歆以後，下到東漢，重視《左傳》的更多。一時經學大師如鄭眾、賈逵，他們都認為《公羊》義短，《左傳》義長。到了三國時代，鍾繇曾說《左氏》為太官家，《公羊傳》為賣餅家。賈逵〈春秋序〉曾說：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個無冕王；我們已經講過，《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為漢制法，從前《公羊》家如此說，現在是治《左傳》的也如此說。下到晉代杜預注《左傳》，乃把左丘明稱為素臣，等於是孔子建立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東晉偽古文《尚書》出現，那時人已不爭漢人所謂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經正義》，偽古文《尚書》也在裡邊。唐太宗貞觀，高宗永徽時，奉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而配享先師的只有兩人：一是顏淵，一是左丘明，可見《左傳》之被重視。循此以下，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見，認為《公羊》傳義不傳事，《左氏》傳事不傳義，一是經學，一是史學，較之漢儒，可說是公平之見了。

下到清代，尤其在晚清道光以後，今文家獨盛，從龔定庵一路到康有為，遂拚命來捧何休，何休就是東漢人作《公羊傳》注的。其實何休所講，並不即是董仲舒所講，其間乃大有區別。但晚清以下大家都講今文家言，都講康有為的這一套，說劉歆偽造古學，這只是最近一百年來錯講了的。諸位要知道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兩書可以參讀。

現在要問：這部《左傳》是不是左丘明所作？這裡也有問題。因為左丘明應該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說左丘失明乃著《春秋》。這個「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詳曉，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則他的書應稱《左丘傳》，不該稱《左氏傳》。今明稱《左氏傳》，這裡便有了問題。《論語》上孔子說過：「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學生，或許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這部《左傳》所記事情，直到孔子死後，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輕，這裡便又有了問題。這就是《左氏》真偽的問題。從前人只說《左氏》不傳《春秋》，並不曾說《左傳》是一部偽書，但其中實有問題，並已有很多人討論過，也不是到今天纔產生的問題。我的《先秦諸子繫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講法來討論這《左氏》的作者。漢代人講《左氏》，有一個源流，由什麼人傳給什麼人，再傳給什麼人，和《公羊》、《穀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個吳起，此人大值注意，怕這部《左傳》總該與吳起有關。吳起曾把《左傳》傳給他兒子，如此再傳下去。至少我們可信《左傳》作者一定看見當時各國的歷史，尤其是晉國、楚國，此兩國事，《左傳》裡講得很詳細。公羊、穀梁皆不曾見各國史，所以他們書中所記事情很簡單，因他們沒有看到很多史料，而《左傳》則不同。要論同時看到晉楚兩國雙方史料的，吳起是一個最適合的人。吳起先在魏，後去楚，而《左傳》裡特別對晉三家中之魏總是講好話。又《左傳》裡很多講軍事，講得特別好，吳起是一個懂得軍事學的人。《左傳》裡又有很多預言，直講到魯哀公以後去，大體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對，秦孝公以後便不對了，恰恰這年代也和吳起的年代差不遠。吳起本是一儒家傳統中人，所以這部書雖不能說是吳起一人所寫，或許起於吳起以前直到吳起以後，總之這部書與吳起有關。倘使沒有關係，後來講《左傳》源流的人不會拉出吳起來。因吳起在後人觀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說《左傳》可能與吳起有關。

我今插述一故事，胡適之先生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有一天，我們兩人閒談，提到這部書。當然胡先生這部書開始便講老子，而我認為老子還在孔子之後，但此問題且不提。我問此書提出一個主張，即講思想定要講到這思想的時代背景，在那一時代背景之下纔有這一套思想。我說：老子尚在春秋時代，要分析當時的時代背景，便該根據《左傳》，為何卻據《詩經》？《詩經》裡當然也有歷史，可是和老子時代隔遠了。此書在《詩經》裡舉出當時有人是樂天派，有人是悲觀派，有人是懷疑派等，我說這不算是時代背景。拿一本《唐詩三百首》，中間也有樂天派、悲觀派、懷疑派，今天我們好幾人談天，便一定也有人是樂天派，有人是悲觀派，這不便是老子思想的時代背景。而且任何一個思想都該講其時代背景。孔子時代和孟子時代又不同，不能只在老子下面放個時代背景，此下便是思想接思想，更沒有時代了。胡先生沒有回覆我第二個問題，卻回覆了我第一個問題。他說：當然，因你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還沒有發表，我不敢大膽引用《左傳》，因認《左傳》是一部偽書，所以避而不談。我今天特地提出此番話告訴諸位，做學問應做通學，即所謂通人之學。講哲學也不能不稍曉得歷史。不知《左傳》真偽，講那時人思想，也易有誤。後來梁任公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學有過一段長期講演，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他是康有為學生，但他講春秋時代中國政治思想便多根據《左傳》，這就比較切實。那時有人翻譯了一本瑞典漢學家的著作《左傳真偽考》，一時極為流行。但講《左傳》真偽的，如我《先秦諸子繫年》中所舉許多講法，一個外國人如何能知道？今天我們該多讀中國書纔是。好多年前，有一美國學生要研究康有為思想，來和我討論，我說：你不通中國經學，不知《公羊春秋》，如何講康有為？

我們此刻是要學歷史，講中國古代，至少該從《左傳》讀起，這一段兩百四十年事記載得詳細，為何放棄不讀啊？諸位學中國古代史，好像不通龜甲文便覺不好，但龜甲文究只是一些零碎史料，很完整很詳細的一部兩百四十年的編年史就是《左傳》。只就歷史眼光來講，《左傳》的價值還應在《春秋》之上，這話近人章太炎講過。他只要反對康有為，因此他只要講古文學，甚至說劉歆賢於孔子，這個也有些過分，劉歆怎能比孔子都賢了呢？從前人只推左丘明是素臣，那能比得素王？但至少《左傳》是一部史學上更進一步的編年史。孔子《春秋》只是開拓者，《左傳》纔算是編年史的正式完成，接下來最著名的是《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和《左傳》間缺了不到一百年，也有不少人補過，但都補得不好。若現在再要補，應看我《先秦諸子繫年》裡新的〈六國年表〉。我這《先秦諸子繫年》，也可說最大貢獻在對古代歷史上，尤其在從《左傳》接上戰國史中間這一段。但因我書名叫《先秦諸子繫年》，講思想史的人嫌我不在那裡詳細講思想，講史學的人說：這是有關諸子的，和我不相干，簡直便不看。但我的書不看還可，《左傳》總該讀。唐代劉知幾《史通》，他把古史舉出兩體：一是《尚書》，一是《左傳》。可見此書為中國史學家所重視。下次我想再把《左傳》詳細多講一點，因此問題要講到《春秋》，講到經學，講到從漢到清的種種爭論。其實讀《左傳》也不要花很多時間，諸位不能只講現代史，限的時代太近，便講不準。如講一個人，最好定要從他小孩生下進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從頭講起，大體應有個來源，若把前面的都忘了，如何講現在的。現代史當然非講不可，孔子《春秋》就是孔子那時的現代史，〈西周書〉就是周公那時的現代史，我們此刻所講，主要也該是講我們的現代史啊。我所講都針對著現代，哪一句不是根據現代而講？我不是只根據康有為來講，更不是只根據朱子來講，或根據董仲舒來講，乃是根據我們現代來講，這是一般學術上的現代史。諸位生在現代，不能不懂現代，但要從現代中往上推。當然也不是要諸位多來研究古代史，但古代史總要知道一點，那麼此下講話不致不通。古代到現代，如一條大水流切不斷的。至少我要告訴諸位，治學要求通，學史學不能不稍通經學，治近代史不能不稍懂古代史，這也只要大概知道一些便好，我今天且只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