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通志

今天我們講鄭樵的《通志》。鄭樵字漁仲，和朱子同時稍早。我曾講過杜佑《通典》，這是中國史學裡相傳三通的第一部，鄭樵《通志》是第二部。不多年，下到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第三部。在馬端臨《通考》未出以前，大家看重杜佑《通典》。自《通考》出世，一般人都讀《通考》。《通志》比較最不受人注意。但到了近代，像梁任公，就特別推尊鄭樵《通志》。因《通典》實際上是一部講制度的書，而《通志》意義則大不相同，範圍擴大，非復可為制度所限。

《通志》有一〈總敘〉，開首即說：「會通之義大矣哉。」他特別提到這會通二字，究應作何解，我們首該注意。他又說：孔子六經之後，惟有司馬遷的《史記》，「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做學問要能會通，就先要能「博」，博了才能通。學愈博，則所通愈大。鄭樵嫌司馬遷不夠博，乃是就他所寫的《通志》來作批評。實在《史記》與《通志》兩書體制不同，本屬未可相擬。大抵鄭樵之學，博而求通，而不免於多偏，其開始〈總敘〉即可見。

鄭樵又說，著書都不免要採前人之書，然亦「必自成一家之言」。像司馬遷《史記》，即是能成一家之言者。從孔子《春秋》以後，能有制作規模，成一家言的，就該是司馬遷的《史記》。至於班固《漢書》，則並不能成一家言，遂失會通之旨。蓋須博而能通，始成一家言。若一開始便專門在一條線上，不於博後求通，則不能成為一家。

鄭樵又說遷、固像是一龍一豬。後代史家都棄遷而用固，斷代為史。像劉知幾更是尊班抑馬。在鄭樵意思裡，很看不起斷代為史，把一代一代隔斷了來寫歷史，則「無復相因之義」，也就不見有會通。

他曾舉出幾點，如曹魏定稱吳蜀為「寇」，如北朝就指東晉作「僭」，南朝則謂北朝為「索虜」，北朝又稱南朝為「島夷」。又如《齊史》稱梁軍曰「義軍」，這就更不通，應稱叛軍纔對。只因《齊史》由梁人來寫，遂呼梁軍作「義軍」，正如《隋書》亦稱唐兵作「義兵」，亦因《隋書》由唐代人寫，這和上面北稱南為「島夷」，南稱北為「索虜」，又不同。在《晉史》裡，晉篡魏，目忠於魏的為「叛臣」，但在魏則是忠臣，如王凌、諸葛誕、毌丘儉等。齊接宋，《齊書》裡稱忠於宋的為「逆黨」，像袁粲、劉秉、沈攸之等。如此之類，據鄭樵意思，都是失掉了會通，都只因斷代為史之故。但鄭樵這講法，也有不盡然處。如我們民國時代人編修《清史》，卻反而忠清蔑民，該不該呢？如把張勳、康有為合傳，這更離奇。只因此兩人同謀復辟，但此兩人之斷不當合傳，則是顯然的。把來合傳，則只藉以發洩其忠清之私。如今我們讀了這一部《清史》，只是看不出清朝為何而亡，看不出當時中國社會為何要革命，好像慈禧、光緒都不錯，而無端地亡了。這實是很荒唐，太違背了史法。寫歷史人儘要有斟酌，不能一意偏私。在清初修《明史》，那時明室已亡，清朝找了許多學者來修《明史》，這許多人，心中還是不忘宗邦，對明室還是有一番忠心，但他們能痛定思痛，把明室之所以亡，都在《明史》裡傳達出來，所以這部《明史》給後人看重，正因當時那許多人都有學問，都通史學。到了清末，學術已衰，都不能懂得史學大義，所以這《清史》就難修了。

今再說，斷代寫史當然有很多毛病，在南朝梁武帝時，就命吳均來修一部通史，上自太初，接著《史記》修下。隋代楊素令陸從典續《史記》直修到隋代，此皆是有意修通史的。但和司馬光《資治通鑑》不同。《通鑑》是編年體，上述兩史並不是編年，當是採用太史公的紀傳體。照鄭樵意思，也想繼此兩人來修一部通史。他的《通志》，共有兩百卷，開始是〈本紀〉，接下是〈年譜〉，此如《史記》之有〈表〉。接下是〈列傳〉，還有〈載記〉，則是《史記．世家》之變。如五胡十六國，前趙後趙、前秦後秦之類，分題敘述，稱曰〈載記〉。所以鄭樵《通志》體例還是沿襲正史，有〈紀〉、有〈傳〉、有〈年表〉、有〈載記〉，而書中最重要的則是所謂「二十〈略〉」。梁代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其次才是「表」。其意認為紀傳比較志、表為省力。把各史的〈志〉彙合成書的，首推杜佑《通典》，次是鄭樵《通志》。惟《通志》兼有〈紀〉、〈傳〉、〈年表〉、〈載記〉，則與杜佑書體例不同。《通志》中之〈志〉則稱〈略〉，他共作了二十〈略〉。他的〈紀〉、〈傳〉，只照抄《史記》、《漢書》一路下來，不過稍有省益，而且亦只到隋代，唐以下大概是沒有工夫續下。其書最要在二十〈略〉，即〈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等。後人對《通志》這二十〈略〉也特別看重，也有把來單行的，即稱之曰〈通志二十略〉，共五十一卷，佔全書四分之一。鄭樵自己很得意他的二十〈略〉，他說：「總天下之大學術，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這就全是他的創作了。其中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略，均是因襲漢唐各史，也只是根據杜佑《通典》，而其他十五〈略〉則他認為是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平心論之，他的這些，實也不失為在中國史學中一部有極大創見的書。

首先講他的〈氏族略〉。他說：「生民之本在於姓氏。」中國人一向很看重姓氏，直到今天，宗族觀已漸淡忘，而姓氏則仍保存，這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一個極大極要的項目。所謂中國民族，究竟來歷如何，演變如何，有絕大部分，我們該從姓氏方面下工夫去研究。鄭樵說，姓氏來歷，《左氏》所言惟五，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在此方面，我們不能說鄭樵沒有貢獻。他先已作過《氏族志》五十七卷，後來又作《氏族源》、《氏族韻》又七十五卷。他先已有了一百多卷的書，而《通志》裡的〈氏族略〉共只六卷，是已把他研究所得，精要地寫入了。我們治史的，於此一門，實當注意。如在古代，治春秋史，我們當通春秋時代的氏族。《左傳》裡所載各國氏族，驟難分別條貫，可看清代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戰國前氏姓分，秦漢以下氏姓合。東漢下到唐代，又有所謂門第，這是中國中古社會新興的一些大家族。《唐書》裡還有〈宰相世系表〉，每一個大家族都有他們的歷史來源，這時遂有所謂「譜牒」之學。古代的譜牒是封建貴族，中古的譜牒是世家門第。宋以後，中國進入了平民社會，許多大家族都消失了，於是譜牒之學慢慢兒不講究，而鄭樵特地來研究這一問題，寫他的〈氏族略〉，真可謂有眼光。實際上，古代譜牒之學，宋明以下直到清代，還是存在。各有家譜，時加修輯，要到民國才斷。但如最近《青年戰士報》上有一位臺灣女記者寫了一部新的姓氏書，她只把以前幾本舊書拿來簡要地抄出一些材料，但可使我們知道臺灣某一族某一家在先從大陸那裡來，某一族某一家又從那裡來，簡單地指明，也可一看，所以此書也很受社會一般人注意。

我以前曾想根據馬驌《繹史》，就其所搜羅的古書傳說來看中國古代究有多少姓氏，每一個姓氏又分別在多少地區，和其間的盛衰遷徙，憑此來治古史，來推究中華民族之成立與轉變。在我們古史中的氏，就是一個國土，或是一個政治朝代，而姓則是一個血統。在春秋前，中國究有多少姓，一姓中有多少氏，分在多少處，我想慢慢在這裡面可以約略推論中國古代民族的分合。但我終於沒有在此方面真實下工夫，而別人也似乎沒有注意到此，這是可惜的。要之姓氏之學確是我們學歷史人所應從事的一項大節目，而由鄭樵開其先。

《通志．姓氏略》下面是〈六書〉五卷，〈七音〉二卷，這七卷是講的文字與聲韻。鄭樵說：「書契之本見於文字。」我們要在文字書本上來研究較早的自然人，首應注意血統，研究其氏姓。我們要研究繼之而後起的文化人，更該注意到其所用的語言和文字。西方文字是一種音符，只用來代表聲音，中國文字則是象形的，如畫圖一樣。實際上，古代西方文字也以象形開始，後來方法窮了，畫不勝畫，象不勝象，而且一切事物無可畫，無可象，只有易途向前。中國文字則在象形之後，又衍變出指事、會意兩體，這就花樣大了。又兼著有形聲，把聲音與形象配合，道路益廣。又兼著有轉注、假借，則變化益活。所以中國的六書，乃是中國文字的一個綜合研究，直從許慎在東漢時寫了一部《說文解字》，文字學已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而研究文字，又必研究到聲音。在中國文字中便有代表聲音的，而聲音又跟著地域年代而變。如英國人講話與法國人不同，法國又與德國不同，等於我們廣東人講話不同福建人，福建人講話還是不同臺灣人。既跟著地域變，還要跟著年代變。一百年前人講話，同一百年後人講話聲音不同。西方文字既僅作聲音的符號，所以文字不能統一。又是一百年前的也要和一百年後不同。只有中國文字，不單是象形，而兼有六書，把字形來統轄語音，各地講話土音不同，還能有一共同的國語。又以文法來統轄語法，所以幾千年來，中國各地人說話也還差不多。幾千年來，在這樣廣大的地域中，而語言不分散太過，就因為有文字在那裡統轄著。將來若能把中國文字遍及世界，這將貢獻於世界人類文化者其大無比。即如科學上用中國字，也極方便。因中國有形聲字，如從金、從石、從火、從土、從水、從气，化學、生物學、礦學都可分類，一目瞭然。而且中國一個字，可以代表很多意義。層出不窮的新材料、新發現、新創作、新器物，用中文來寫出是最方便的，可以不另造新字。否則將來科學字愈造愈多，認識記憶非常困難，只有拿中國字來應用，則很簡單。而且一字一音，英國人看也懂，法國人看也懂。今天只為中國不像樣，大家不注意。萬一有一天，世界人類懂得中國文字妙處，採用中文，此事非純屬空想。

我們且不要講得太遠，我們國家幾千年的文化，都寄託在文字上。最要的，我們該要通得歷古相傳之文字。清代人對於文字學化著大工夫，他們所講，有許多鄭樵早已講過。他說：「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此即後來清代人提倡小學的主張。但清代人花著大工夫在那裡講小學，到今天，這一點遺產可惜又都丟了。自我們發現了龜甲文，大家爭來研究，其實基本工夫仍應在許氏《說文》，說明六書，否則就無法來研究龜甲文。而且龜甲文僅是中國文字的開始，許叔重《說文》則是中國文字之正式完成。研究龜甲文只是最先階段，而非完成階段。今天我們只要聽說到龜甲文，便認為有莫大價值，卻不再有人能把我們今天的新知識、新觀念，再來接著清代人的舊工夫，來研究中國文字，這真是很可惜的。我們也可以說，文字不明，便一切書本都不明，這是諸位今天讀書一個最大缺點。讀書讀不到深處，正為對書中每一個字的正確意義不清楚。鄭樵只說：「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今天我們可以說，古書不明，由小學不振。而且通文字不僅為讀書，從更大意義講，研究民族文化種種要點，有許多從語言文字入手，是極富很深意義之蘊藏的。也可說：此下中國文化不復興，也就因為我們的不識字，或識字識得太粗淺、太浮薄，不能從精細深奧處去了解。

第三是〈七音〉兩卷。固然中國文字是講形，實際上中國文字裡邊還涵有音。所謂音，是指其音亦涵義言。我年輕時讀《說文》，對於形聲字忽發生了疑問。如「壁」字，從辟、從土，上面這半個「辟」是聲音，看了就知道讀「辟」，看了下面半個，則知壁是一堆泥土。形和音分開，所以說是形聲字。有一天晚上睡了，窗外月光照到我床上，醒回來，一腳就踢在床邊壁上。我忽然想起我們的「臂」膀，不是也從辟聲嗎？臂膀在身體的兩旁，壁也正在房的四旁。我就一個一個想出，凡從這偏旁的都一樣。如「劈」，用刀一劈，不是就分成兩旁嗎？如「譬」，我講話你不明白，我從旁用個譬喻，使你明白，也便是從旁來說。又如「璧」，古人佩玉掛在身旁。又如「避」，就是避在旁。再由此推想，如我姓「錢」，看它一邊知是金屬，右邊半個「戔」是聲音，其實「戔」音也有意義。凡屬「戔」旁的都是薄薄小小的，如「盞」、「箋」、「殘」、「淺」、「棧」等字皆從「戔」，便都有薄薄小小的意思。可見中國字一旁聲音都有意義。我曾為此寫了一本書，可惜抗戰時遺失了。其實宋代人講右文，已先我言之。更有些，是只聽聲音就知道了意義。如說「矢」，是一枝箭發出，「施」是我給你，都是向前的，同音便有同義。又如說「輸」、「水」，像此之類還很多。「水」字蘇州人讀近「施」、「輸」、「矢」，可知凡讀「矢」音的字都有一共同意義是向前。又如說「宏」、「鴻」、「洪」等同音字有好多皆有大義。可見研究文字，接著便該研究聲音。鄭樵又說：「文有子母，生字為母，從母為子，作字書以母為主，作韻書以子為主。」鄭樵把字之形體聲音分別同研，這是極對的。講氏族，便知人的來源與分別，講語言文字，便能懂得文化思想的要點與特性，下面歷史才可講，我想這是鄭樵一種偉大的想法。

下面就是〈天文〉兩卷，〈地理〉一卷。講過了人，人在天地間，接著講天文地理。鄭樵講地理，也和一般講法不同。他說：「地理之家在於封圻。」封圻就是封疆。他說：「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班固〈地理〉主於郡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鄭樵認為〈禹貢〉九州是講山川自然地理的，《漢書．地理志》講的是郡國政治區域、人文地理。此番話，以前劉知幾已曾講過，但我認為研究山川固是重要，但政治地理講郡國區分，也非要不可。鄭樵講地理，重要在根據水道，也有他的特見。但取捨之間，也有他的偏見。

〈天文〉、〈地理〉之下，繼之有〈都邑略〉一卷。都邑乃指一個國家建都所在。如齊國在臨淄，魯國在曲阜，西漢在長安，東漢在洛陽，這亦是一個極大值得研究的問題，這亦是人文政治地理。歷代建都不同，隨著影響到其他不同，這是我們讀史的人應該注意的。但為何都邑該注意，郡國便不該注意呢？都邑建置有其人文影響，郡國區分同樣有其人文影響，鄭樵厚此薄彼，所以說，這裡有鄭樵之偏見。

接著〈天文〉、〈地理〉下面是〈禮〉四卷、〈諡〉一卷、〈器服〉二卷。當然鄭樵《通志》裡講的禮，遠不能同杜佑《通典》相比。《通典》講禮一百卷，這是他極大的貢獻，鄭樵在這方面並無大貢獻可言。鄭樵在禮之中特別提出一個諡法來，本來認為是皇帝死後，根據他平日行為，給一個諡，所以諡有美有惡。秦始皇說不能由臣下來批評帝王的美惡，所以他自稱始皇帝，下面二世、三世皇帝都可不要諡。到了漢代，再恢復舊傳，不過再沒有好壞分別，皇帝死後之稱，則都是好的。鄭樵說：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但這話似不一定對。諸位不要認為鄭樵書多創見，喜其新而忘其有不是。諡法稱幽、厲，實不很好。照鄭樵講法，沒有一個諡法有壞的意義，豈有先秦人不知，秦始皇會那麼說？舉此一例，諸位可知鄭樵的話也多有可批評的。

下面是〈器服〉二卷，專講禮中間的器服。他說：古人的祭器本來都是古人的一種飲食之器。他雖所講不多，但在歷史上，器服實也是一項重要的。我們講食貨經濟史，講文化社會史，都該注意到器服，但鄭樵則只講到祭器而已。

下面〈樂〉二卷，鄭樵在這裡似乎有故作高論之偏見。他說：「詩以歌，非用以說義。」這是說古詩只是用來唱，不是拿來講道理，我想這話又是過偏了。孟子就說：「詩言志。」用詩來表達我們的情意，不能說詩只就是一番唱。鄭樵又說：「詩在於聲，不在於義。」更說義理之說既勝，聲歌之學日微，又說：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這些都是抑彼昂此，故作驚人之偏見。當然古代的詩都可以唱，到後來，《詩經》三百首都變成了讀的詩，而專來講詩中的意義，再不會唱了，這是一變。照理，詩該唱，應配上音樂，但不能說詩只要音樂，可不管其中義理。如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鄭樵說：這是說〈關雎〉的歌聲和平，這講法豈不免又是太偏了？「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就是哀而不傷。「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這是樂而不淫。固不能不講詩之義，而僅講詩之聲。鄭樵書裡像此樣一類的過偏之見也不少，我們不能在此詳細舉。要之鄭樵能為創見，他敢大膽開出前古未有之說。而在他的創見裡也不免有偏見，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以上〈禮〉、〈樂〉、〈謚〉、〈器服〉為一類，下面〈職官〉、〈選舉〉、〈刑法〉、〈食貨〉四類。歷代正史裡的所謂「志」，所謂制度，主要是這些，杜佑《通典》裡重要的也就是這些。在鄭樵《通志》裡，〈職官〉有七卷、〈選舉〉兩卷、〈刑法〉一卷、〈食貨〉兩卷，這些遠不如讀杜佑《通典》，或讀後面的《文獻通考》。這是他所謂漢唐諸儒所得聞，在他自己所並不看重的。

再下面是〈藝文〉。《漢書》就有〈藝文志〉，鄭樵《通志》裡對此又有許多特別見解。他首先批評劉向、劉歆的《七略》「收書不收圖」。他說：「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很多東西一定要圖。講天文若不畫圖，你怎麼懂？地理也要圖，其他好多東西要圖。書裡不兼圖，恐怕是我們中國學問很大一個缺點。西方人一路下來，圖書都連在一塊。中國人不知何時起偏輕了圖，這實是大大一個缺點。他又說：書目應分兩類，一記其有、一記其無，當時有此書固當記，前代有此書，當代沒有，也當記。記今之所有者，則知不可不聚。記今之所無者，則知不可不求。而且前代有此書，現代沒有了，在史學上講來，記下有極大作用。如《漢書．藝文志》裡有的書，到《隋書．經籍志》裡沒有了的很多，這對我們研究學術、文化史演變極大有用。亦有《漢書．藝文志》裡沒有而《隋書．經籍志》裡忽然有了，這不是說漢以後之新書，乃說漢以前之古書，忽然在漢後始見，這裡就有問題。怎麼會漢代人沒有見到，隋代纔始見了呢？這裡多有些靠不住。如說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但《漢書．藝文志》裡沒有《鬼谷子》其書，而《隋書．經籍志》裡有了，其實此書乃是後人假造。像此之類。當然鄭樵的歷史見識要比劉知幾高明得多了，劉知幾認為《漢書．藝文志》可以不要，而鄭樵則極重此一〈志〉，又能提出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來。

《通志．藝文略》八卷下面還有〈校讎略〉一卷。鄭樵在此一卷中有極大的發揮。後來清代章實齋就跟著鄭樵，而於《文史通義》之下有《校讎通義》。我們可以說，章實齋的史學，有許多是從鄭樵方面得來。說到「校讎」，並不止是校幾個錯字，主要在「編書目」。鄭樵說：「編次必謹類例，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中國人講學問，常稱「學術」，每項學問應有一條路，「術」字就是指這一條路。學問固要自己學、自己問，從師只是從他這條路。在此路有創闢、有循從、有開新、有轉向。鄭樵在史學上也創了一條新路。因於學問各有路向，乃有所謂學術。各項學問道路不同，於是可為分類。要為書籍編目，主要在分類。故曰「編次必謹類例，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這事大不易。今天我們圖書館的分類，只是摹倣外國，求便檢查，書名、作者名，各別分類，照筆劃次序，一查便得。如要尋鄭樵《通志》，可查作者「鄭」字幾筆，或查書名，「通」字幾筆，又如圖書十分類法等，皆與中國書籍傳統分類不能相配合。中西學術不同，則分類亦該不同。為書籍分類，這裡面有一番大學問。書目分得好，便可使讀者因書目分類而懂得學術大體。如講經學，鄭樵說：「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覩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讖緯、音韻、傳注、義疏皆在經學內有此幾條分路。只要書目分得好，不啻把一部學術史大略告訴了你。所謂學術源流者，如經學是讖緯、音韻、傳注、義疏之源，此四者則是經學之流，而亦得合稱經學。又如讖緯之學最先，在東京，音韻之學在晉，傳注在漢魏，義疏在隋唐，各類之源流亦都告訴了你，其實是一查書目便知了。他又說：「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故曰：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鄭樵能把學術史的眼光來論究各項學術，此又是他在史學上之大眼光大見識。此後章學誠《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兩書能跟著鄭樵此意發揮，還有很多講得非常好的，這也是學問上一條路。

要知論學必要懂分類，要知每一項學問之演變應懂得他的源和流。今如我們講史學，應知中國史學可分幾類，每一類之源流演變又如何。又如講中國學術史，當如何分類，又該如何論其源流演變。試姑簡單言之，諸位試從章學誠《文史》、《校讎通義》進而看鄭樵《通志》之〈校讎略〉，更進而看《漢書．藝文志》，這也是一條路，可以使我們約略知道這路上的一切。諸位要講地理，也有幾條路，各條路各有講法。諸位要講文字學也有幾條路，也是各條各有講法。

如今諸位做學問，不先摸清道路，只要一個方法，那就錯了。當知各項學問各有方法，而且每一項學問中，可有各項方法。此等方法，今天如此，明天又會變。諸位不信我說，認為諸位所要乃是科學方法，不知科學方法也復在那裡變。從牛頓的力學，變成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有不變的。並當問所謂科學是哪一種科學，各項科學亦有各項方法。今天我們做學問，不先問一條大路，只要問方法，這即是鄭樵所謂「學術之苟且」。今天諸位只希望先生能指導你一個方法，不知儘有指導，此一方法也只在你所要研究的這一個小圈圈之內。如此而止，將決不會懂得學術之大、源流之變。如鄭樵在《通志》裡把《易》分成十六種，《詩》分成十二種，道家分成二十五種，醫方分成二十六種。此等分法是否確當，乃是另一問題。但論學必當懂得分類，每類中必當知其源流演變，此是至當不易之大道。今姑舉一淺例言之，如諸位研究《詩經》，當知各家治《詩》便有不同，不當隨便找兩三本參考書，不加分別。當知這一家做《詩經》的學問同那一家本不同，那可隨便引用，不加分別。又如諸位自己要寫一篇〈中國史學名著〉的論文，不能隨便查書目，更不宜隨便跑書鋪，積集著幾本參考書，便可下手。今天諸位似乎認為只要有幾本參考書，並有一套方法，便可做學問。如要寫〈中國史學名著〉，主要便在材料上，次要則在方法上。有了材料與方法，實也不需要學問，學問即在材料與方法中。以此來講自然科學，或猶可說得過去，以此來治文史之學，那就斷不是這回事。今天我們只叫著科學方法，因此而埋沒喪盡了我們年輕人治文史的聰明，再也不會有學問。諸位聽我如此講或許會感到困難，但對將來諸位的聰明自有用，循循不倦，自可以成學問。若還是儘要一個科學方法，試問你要的是什麼科學呢？諸位有沒有知道現在的科學共已分成多少科，每一門的科學分門別類，也是各有方法，全不同。文史學與自然科學又不同。每一項文史學問中又可各有方法，如鄭樵所舉《易》學十六類、《詩》學十二類、道家二十五類、醫方二十六類，不僅是學《詩》不能用學《易》方法，而學《詩》學《易》其中亦各有方法不同。如學道當然有許多花樣、學醫亦有許多分別。光看鄭樵《通志》裡的〈藝文略〉，可見鄭樵在此方面有其特見。他的〈藝文略〉與其〈校讎略〉，乃是鄭樵一家之學。我們不能只認《通志．藝文略》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同只是一部書目、一堆材料。推廣言之，我們讀書應當它是一門學問去求，不該當它是一堆材料去撿。若某書僅可作一堆材料待人撿，那即是此書無學術價值。

《通志》在〈藝文略〉、〈校讎略〉之下，有〈圖譜略〉一卷，這也可說是鄭樵一個極高明的見解。他說：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他又說，總天下之書、古今之學術，各有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其細目不備舉。這卻可說是鄭樵的一種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之表現。但他又說：《七略》收書不收圖，歆、向之罪上通於天，這似乎下語又太重太偏了。讀鄭樵書，對他下語太重太偏處，極當注意。

〈圖譜〉以下是〈金石〉一卷。從前正史只有〈藝文〉、〈經籍〉，沒有〈圖譜〉、〈金石〉。鄭樵認為，有書無圖是一缺點，有藝文無金石，又是一缺點。到今天，大家都講金石，此一風氣實始宋代，歐陽脩是第一人。下到清代，而金石之學大盛。講金石可以補講歷史種種未備。在鄭樵《通志》裡又舉了另外兩句話說：「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這可說鄭樵又講到另一方面去，他能把一種藝術眼光來看歷史。看晉代人的字畫，可以想見晉代人的這種風度。看唐代人的書法，可以想見唐代人的這種規模。這也可說乃從藝術史來會通到文化史。只在藝術的很高境界裡，便可認識到當時這一個時代與當時這一輩人的大概。似乎清代人講金石，多在史料方面著眼，而對鄭樵所提，沒有太注意到。

下面是〈災祥〉一卷。以前史籍上都講的是〈五行志〉，而鄭樵改為〈災祥略〉。講五行不免幾近迷信，講災祥則是有關史蹟。這也是不錯的。

最後一卷是〈昆蟲草木〉。他說：「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他這一卷用意略等於孔子所謂的「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如此一來，他把史學範圍放得非常廣大。我們今天懂得要講學術史、文化史，其實鄭樵《通志》早已給我們一個更大的範圍。他在學術文化史上面的眼光，或許比我們今天還更廣大。我已告訴諸位，清代章實齋的《文史通義》受到清末人推尊。章書一方面推尊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提倡史學上一個新體例，一方面推尊鄭樵的《通志》，把史學灌輸進一種新眼光。尤其清末學者如梁任公，更非常推尊鄭樵《通志》。但最近的學者，似乎總是圖省力。若要去讀《通志》，讀它一〈略〉、兩〈略〉，已夠麻煩，誰也懶得走此路。其實在我們現代，較之鄭樵，已有很多的新知識。再來做這套學問，豈不比鄭樵要省力。然而我們今天很少人肯跟著鄭樵走。不僅是鄭樵《通志》，即如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那人在跟他們路走，連他們書也都懶看。我們只不愛講通。今天講歷史，只在全部二十五史、十通這一大堆書裡選一個時代，在此時代中找一個題目，題目愈小愈好，在現在的圖書館裡去找書是省力的。諸位如此想來，從前人做學問真是可驚。鄭樵是一個老儒，也曾做過很小的官，他一輩子住在鄉裡，也不是個大富翁，他要搜羅許多參考書，不省力。我們今天自以為比前人進步、偉大，要書看，從前任何一個時代也沒有我們現在易得這般許多書，這真是進步了。但諸位不要誤認我們做學問的方法也進步了。書本多，要找材料，取之無盡，可是做任何一種學問該知有一條路，如我們要研究鄭樵，該知道他做史學是走了那樣一條路。若把鄭樵同杜佑比，或把鄭樵同司馬光作比，可知他們各人路向不同。自己有路向，這始可叫「創造」，因他們都能自己創出一條新路，為別人所沒有走過的。若我們僅知追隨時代，那又如何能創造。好了，我們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