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裡稱做〈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採用，抑鬱在家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裡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裡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裡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裡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裡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才像是一種專家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只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裡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只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裡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只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瞭然，漢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裡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裡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裡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裡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向、劉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家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家圖書館裡，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彙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只是根據劉向、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二十四史裡，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只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裡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才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蘊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入〈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列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儘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顏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的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現在不論這一點，只講〈古今人表〉在《漢書》裡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今天我們要講到下邊范曄的《後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這兩書，後人把來同《史記》、《漢書》合稱「四史」。在十七史、二十四史中特別受人看重的就是這四部。我沒有查過「四史」一名究竟什麼時人才提出，可是我們可想見，漢有前漢、後漢，既有所謂「兩漢」，讀了《前漢書》，自會讀到《後漢書》，因此班孟堅的《前漢書》和范曄的《後漢書》就常成為我們同時並讀的書，這就成《前後漢》，或稱《兩漢書》，因此就有人把《史記》和《兩漢書》併在一塊稱「三史」，這是歷代正史裡開頭的三部，這也很自然。但照成書年代講，則《後漢書》在後，《三國志》在前，寫《三國志》的陳壽是晉代人，而寫《後漢書》的范曄則是劉宋時代人。此兩書又有很多重複的地方，如董卓、袁紹這許多人，《三國志》裡有，《後漢書》裡也有。因此讀《後漢書》的人定會去讀《三國志》。又且《三國志》裡的蜀漢，國號也叫「漢」，是漢的宗室，有人認為要到蜀漢亡了才算漢代全體亡了，所以讀《兩漢書》的人自會再去讀《三國志》，恐是因於這些理由。讀歷史的，讀了《史記》、《漢書》，就會再去讀《後漢書》與《三國志》。至於《晉書》，要到唐代人才寫定下來，並且從漢到晉中間自然有個分別，告一段落了。或許正為這些理由，學歷史的人開頭一口氣就會讀四史。讀了四史以後，或許沒有精力讀全史，於是喜歡治唐代的讀《新》、《舊唐書》，喜歡治宋代的讀《宋史》，喜歡治明代的讀《明史》，不一定要從《史》、《漢》以下一起讀，這是一點。又有第二點，無論讀那一代的史，總該先懂正史那一個大體例，這就定要先通了《史記》、《漢書》，才能來讀下邊的。而讀《史》、《漢》的定會繼續陳、范兩史，這已如上所說，因此從來學歷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讀《史》、《漢》，或先讀四史。不像現在，一切沒有了個基本。所以諸位學歷史，最好還是先讀《史》、《漢》，或四史，最好《史》、《漢》一起先讀，讀了《史記》不讀《漢書》還不夠，《漢書》才是斷代史的第一種，但讀《漢書》不讀《史記》也不夠，因許多大體例都由《史記》定下。至於今所要講的《後漢書》與《三國志》，實際上已沒有什麼特殊可講的。因它們都超不出《史》、《漢》這個大範圍、大體例。照此一點講，《史記》、《漢書》是創造的、特出的，而《後漢書》、《三國志》則只是摹倣、因襲的。固然《後漢書》、《三國志》裡也有對《史記》、《漢書》變動的地方，如《史記》、《漢書》裡只有講經學的〈儒林傳〉，而沒有講文學的〈文苑傳〉，到范曄《後漢書》就有，這不是前面闕了，乃是歷史演變，古代還沒有專門所謂文章之士這一行，在《漢書．藝文志》裡只有辭賦家，而《漢書》亦沒有〈文苑傳〉。如此之類，尚待我們講了大的，小的自會看。所以我們只說《後漢書》、《三國志》是因襲，只《史記》、《漢書》是創造，開闢了史書一個新體例，但《後漢書》、《三國志》兩書也有一個特別共同之點，應該在此提出來一講。

先講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別的。陳壽是晉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經學上有「傳」有「記」，史書則無，但因陳壽《三國志》敘事較簡，篇幅不多，而當時的史書則已特別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採來注在陳壽書裡。因此我們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見很多到今已失傳的史書，在裴松之時尚存，到以後南北朝長期大亂，及到唐代，很多書都看不見了，幸而在裴松之《注》裡有，差不多有一百幾十種書。而裴松之對於這許多書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經書裡僅是解釋字義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講裴《注》，大體可以分成六項：一、「引諸家論，辨是非」，這屬史論方面的。二、「參諸書說，核異」，一件事有兩說以上不同，他「參諸書說」來校核其「異」之所在。三、「傳所有事，詳委曲」，這些事陳壽《三國志》裡有，或者太簡單，中間委曲的地方，他來詳細地補注。四、「傳所無事，補闕佚」，在陳壽《三國志》裡根本沒有這事，他補進去。五、「傳所有人，詳生平」，《三國志》裡有這人，可是生平不詳，他補進了。六、「傳所無人，附同類」，《三國志》裡根本沒有講到這人，他就把這人附在同類人的傳裡。所以裴注比陳書不曉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陳壽《三國志》以外，同時還有一兩百部書，裴松之無不把來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從頭到尾自成篇段。此種史注，前無其例，而此下也更無後起，所以裴《注》很特別。後來凡讀《三國志》的，無不兼讀裴《注》，而且陳《志》、裴《注》總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陳壽寫《三國志》時，這一時期的史書，裴松之看過的就已有一兩百部，現在拿來一比較，陳壽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進的，有些是理論正確，事情重要，並不全出陳《志》下。

我們試再講到《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已在宋代，在范曄《後漢書》以前，寫《後漢書》的就有七家。及范曄《後漢書》出來，這七家的《後漢書》都不傳了。學術上大體還是有一個公平，可見范書是有價值的。只因范曄是犯了罪死在監獄裡，他的書沒有寫完，因此只有〈紀〉、〈傳〉，而無〈志〉。我們不能說范曄不想寫〈志〉，只是來不及寫，已經下獄了。范曄下獄而死，他的書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後來其書獨行，即據此點，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許並沒有他的好。唐初章賢太子為《後漢書》作注，在《注》裡就有許多零碎歷史事情為范書所沒有。這雖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是也補進了很多歷史故事。清代有一個經學大師惠棟（定宇），寫了一部《後漢書集注》，他所補進的材料比章賢太子《注》還多了很多。清人還曾把七家《後漢書》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實際上這七家《後漢書》在惠定宇《集注》裡也都有，不過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裡。

根據上述，可見讀《後漢書》與《三國志》，讀法要和讀《史記》、《漢書》不同。《史記》中春秋戰國還有很多材料沒有收，但《漢書》，如要補進班固所沒有收的材料，就很難。西漢史料流傳到今可以補進《漢書》裡去的，實在很少了。但《後漢書》、《三國志》，很多材料，在這兩部正史以外，為我們可以看見的，當然也可見陳范兩人的剪裁所在，但當時的歷史，要之不盡納入此兩部正史內。因此《後漢書》章賢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補進很多，但裴《注》也還有缺漏，此所缺漏，現在我們卻反大家知道。即此可見寫史之難。如講書法，定稱「鍾、王」，王羲之是東晉人，鍾繇是三國時魏人，陳壽有〈鍾繇傳〉，裴松之當然也注了，但鍾繇在後代最大流傳的是他的書法，而他之精於書法，陳《志》裡沒有，裴《注》裡也沒有，這只能說他們兩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應該。又如管寧、華歆兩人年輕時同學，在院裡鋤地扒出一黃金，管寧連看也沒有看，華歆則拿起來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門外有大官貴人過，聽到車馬之聲，管寧沒有理會，華歆就到門外去望了一望。等華歆回來，管寧就同他割席而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陳《志》鍾華在一篇傳內，華歆亦做了魏國大臣，管寧則始終沒有在魏國做過官。後人推尊管寧為三國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見在《世說新語．德行》篇，也成了一件傳誦千古的故事，幾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陳《志》裡沒有，而裴《注》裡也沒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兩事。清末王先謙，寫了一部《漢書補注》，又寫了一部《後漢書集解》。民國初年，盧弼寫了一部《三國志集解》。《漢書》有顏師古注，出於唐，但清代研究《漢書》的人多，王先謙集來寫《補注》，省人繙檢各書。但王氏的《補注》還多靠不住，有些問題《補注》引了此說，沒有引彼說，所引也不是全部，刪節得還頗有問題。不過大體講，《漢書補注》還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後漢書集解》就要差一點。至於盧弼，諸位或許不知其人，他正為王先謙有了《漢書補注》與《後漢書集解》，而來寫一部《三國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進不少材料，如剛才講鍾繇書法，以及管寧、華歆同學時故事，他都補進了。盧弼這書，還是花極大工夫。可惜《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有近人作補注集解等，而《史記》則沒有。有一日本人瀧川龜太郎，寫了一部《史記會注考證》。此書開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見到幾本，中間錯誤很多，當時在《北平圖書季刊》裡寫過兩篇文章批評他。但目前大陸把此書翻印了。我們自己就沒有人能來寫一部《史記集解》之類，此事自不易。我們此刻講史學的多不通經學，此是一難。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難。特別是戰國史，太史公之〈六國年表〉就錯得多，清人屢經研討，也無結果。要待我的《先秦諸子繫年》始得一定論。不曉得那一天，我們史學界或者有一個、幾個人能來成一部《史記集解》，或《補注》，此真不易。諸位且莫看輕從前老一輩人的工作。如王先謙一部《漢書補注》，一部《後漢書集解》，對我們用處大。我們罵前人不懂歷史，但他們至少已方便了我們。此間藝文印書館所印二十五史，除上邊幾部外，此下還收有《晉書斠注》等好多種，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們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但他們的書究竟是放在那裡，供我們閱看，但我們總不問他們這些人是怎麼一回事，全不理會了，這也是我們目前學術界一個大毛病。

現在我們再講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的本身。剛才講的主要是講這一時代的史料，而這兩書的本身則似無可多講，因他們都是沿襲《史記》、《漢書》而來。《史記》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漢書》有一篇〈敘傳〉，范曄《後漢書》就沒有，只有一篇〈獄中與甥姪書〉，他沒有兒子，這書是給他外甥、姪兒的，書中寫到他寫《後漢書》的事。他說：「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他指出當時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項。一是「情急於藻」，寫文總得有個內在情感，然而當時寫文章的都要用力辭藻，遂使這個內在情感反而為詞藻所迫，不平穩，不寬舒，這恐是「情急於藻」之義。一是「韻移其意」，文章必有個作意，而為韻所限，便「移其意」，失卻了原來應有之位置。又一是「事盡於形」，文中事情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謂盡，實則是不盡。「義牽其旨」的「義」字，該同「旨」字略相近，不當把自己寫文章的大旨反為要該如何寫文章之義所牽，而陷於不正確。這是當時流行駢體文之通病。其實即此四句，也見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說：「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寫文章要情志，情志寄託故當以意為主。能以意為主，才能「以文傳意」。可見他所謂「義牽其旨」這個「義」字是講的文義，不該把文義來牽動文旨。我們若懂得文以傳意，「則其詞不流」，文章不會泛濫，然後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詞藻，「金石」是聲調，此為文第二義，而非第一義。可見范蔚宗深悉當時人的文病。但看他這封書，向後不能比韓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馬遷、班固，可是他已能在當時駢體文的重重困縛中要求擺脫。他的《後漢書》，文章寫得也非常好。我今舉此一例，想借以告訴諸位，將來若輪到諸位來寫歷史，定有一番困難使諸位無法寫，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話文應用範圍，其實也尚只在報紙新聞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類。如要寫一傳記，白話文反不易寫。如要寫一碑文，用白話，實不甚好。有時連日常應用文字也不能純粹用白話，不得不轉用簡單的文言。若我們要來寫一部歷史，如《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史》之類，單就文體論，便有大問題。我想諸位如要寫史，最先便該重讀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來試寫，不致的呢麼啦，不成一篇史體文。范蔚宗父親范甯，治《穀梁春秋》，是一個極有名的大經學家。范蔚宗學問有家傳，他能看不起當時一般作家與文風，平心而論，《後漢書》也確不失為一部極好的史書。

講到《三國志》，有一問題很複雜。那時已是斷代為史，漢代完了，晉代沒有起，陳壽自己是三國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晉朝做官。照歷史傳統，是由魏到晉，陳壽不能不由晉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國志》，只魏帝稱〈本紀〉，蜀吳諸主均稱〈傳〉，此層便有關後來史家所爭的正統問題。陳壽尊魏，頗為後世所非。但他書稱《三國志》，不正名曰《魏書》，不與《前漢》、《後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並列的，可見陳壽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國志》裡又有一問題，應該提出。此刻大家都說魏、蜀、吳三國，其實依當時歷史講，不應稱「蜀」，應稱「漢」。漢昭烈帝不能稱蜀昭烈帝。當時蜀國人自稱「漢」，不稱「蜀」。此問題，諸位驟聽似很無聊。但我們在今天也恰恰碰到這問題。別人叫我們「臺灣」，我們不能承認，我們是中華民國。若使有一陳壽來寫我們今天的歷史，不稱我們為「中華民國」，只說臺灣，這怎麼行？臺灣只是我們政府所在地，猶如當時漢朝政府之在蜀。其時吳蜀聯盟，吳國人說：「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可見當時的吳國人也稱四川是「漢」，不稱是蜀。而陳壽《三國志》把這個「漢」字改成了「蜀」字，由寫歷史人來改歷史，那真是要不得。漢昭烈帝決不能稱「蜀昭烈帝」。諸葛亮〈出師表〉上的「漢賊不兩立」，也明明自稱是漢，正如今天我們自稱「中華民國」，那能改作蜀賊不兩立？可見這一問題，也不僅是一歷史問題，在我們當前，同樣有此問題，在所必爭。而且也不僅我們，在現時其他國家中，同樣有此問題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說我們歷史上所爭的正統問題是不該再提了，認為此只是一種陳腐的，不成問題的問題。現在才知道此等歷史問題，同時還即是現實問題，不可不爭。但我們也要為陳壽著想，他不能稱三國為「魏、漢、吳」，因「漢」是王朝之名，所以當時魏人決不稱蜀為「漢」，漢則已讓位給魏了，在魏人定稱它是「蜀」。而從吳國人講，通稱蜀是漢。到今天，我們講歷史到三國，開頭就說魏、蜀、吳，那就是跟著陳壽講，但當時歷史上沒有蜀國，我們不得已而稱之，至少應稱「蜀漢」，以示別於前漢、後漢，而不能單稱之曰「蜀」。這問題在前有人講過，特別是黃震（東發）的《黃氏日鈔》裡，提出這問題。我以前讀《黃氏日鈔》，對此大為佩服。但此刻翻查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它抄了東發《日鈔》，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孫，乃知提出此問題的還不是從黃東發開始。所以我要告訴諸位，在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實不該把來看輕抹殺。

我又想勸諸位，做學問不能只為寫論文，也該學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儘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誌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易查易看，對後人貢獻大。我們此刻寫論文，儘求篇幅龐大，不想後來人那能看這許多。即如盧弼，近人講史學不會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殺了。他一輩子成績專研一部《三國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來講《三國志》，一查〈鍾繇傳〉，又查〈華歆傳〉，又查《黃氏日鈔》論蜀漢這番話，他都有了。這些縱不說是《三國志》上的大問題，但也不能說不是問題。前輩人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那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一個態度問題，或說心術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學問。好了，今天講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