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脩新五代史與新唐書

我們上一堂講的是杜佑的《通典》和吳兢的《貞觀政要》，唐代就只講這兩部。現在講到宋代。講中國學術史，宋代是一個極盛時期。上比唐代，下比明代，都來得像樣。唐代富盛，明代亦然。而宋代衰貧，講國勢當然宋不如唐，也不如明。但是學術恰恰不同，唐朝只是佛學大盛的時代，宋不能及。若論文學，唐詩、宋詩各有長處，唐詩並不一定就是在宋詩之上。如講古文，雖然由唐代韓、柳開始，可是宋代的古文盛過了唐代。經學、史學各方面，唐朝都遠不能與宋相比。明代也一樣不能同宋相比。今天我們對於所謂「宋學」，大率有兩種錯誤的見解。一為清代學者的門戶之見，他們自稱為「漢學」，以與宋學分立門戶。尤其是乾嘉以後，是看不起宋學的。民國以來，接受了清代人這一種門戶之見，還加上了一套淺薄的實用主義觀點，認為若是宋代學術好，為何不能救宋代的衰與窮。這話其實講不通。孔孟儒家，乃至於先秦諸子百家，也並沒有救了春秋戰國。我們現在佩服西方人，但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也並沒有救了希臘。羅馬帝國後來也已經遵奉耶穌教，但耶穌教也並沒有救了羅馬。像此之類，可見我們不該用一種淺薄的實用主義來批評學術。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諸子的學術，自有它的價值。縱算不能挽救春秋戰國時代之亂，但為後來中國學術史上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宋代的學術，固然也不能救宋代之衰亡，但亦為宋以下的中國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等於我們講希臘這幾位大哲學家、或者耶穌教，也不專在希臘羅馬時代發生作用，它們的作用還要在後發生。這些我們暫時不多講。

我們要專講到史學。再回頭來看看以前，周公的〈西周書〉此刻也暫不講。中國史學從孔子《春秋》一路下來，經過《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太史公《史記》，這一段是中國史學的極盛時代，正是起在亂世。當然，學術史的年代，同普通史的年代，不能劃得恰平，中間有些參差不齊的。如太史公《史記》，已經到了漢武帝時，可是我們可以把史學從孔子《春秋》一路到太史公《史記》，這是中國史學的一段黃金時代。而此一段黃金時代，則正起在春秋戰國衰亂之世。

第二段就是上面幾次講的，根據《隋書．經籍志》從東漢末年一路講到唐初劉知幾《史通》這一段。從普通史講，又是中國的一個中衰時期，然而史學在那個時期則很盛。我們能不能這樣說，時代衰，史學會盛。好像一個人，跑到前面無路，發生了問題，會回過頭來看看，那就是在衰亂世史學會盛的一番理由了。自東漢末年、魏晉南北朝一路下來，是一個中衰時期，而史學確盛。只是那時史學雖盛，但不夠理想。對於當時，乃至後世，並無甚大貢獻，這我已在上面講過。

第三個時期就是宋代。拿中國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時代來講，宋代最弱，也可說宋代在中國歷史裡邊，是一個比較中衰的時代。所以這時代能有史學復興了。而這一時期的史學，比較上，他們能針對著時代要求，在史學上有很多有意義有價值的貢獻。較之東漢末到隋唐統一一段，宋人的史學確要好些。但為何宋代還是不行，這問題我們已經講過，乃是另一問題，不能把普通史來一氣抹殺了學術史。再下，到了明代末年，清室入主，那時候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大的轉變，而那時又有史學興起，新的史學又見曙光。可惜下面滿洲政府政治上的高壓力量使我們這一番新的史學只見萌芽而又不能發旺滋長。後來乾嘉以後，時代是盛了，而學術反走上了一條不理想的路，史學也一樣。

我們講到第五個時期，應該是清末民初我們的現代，這正是我們國家民族又在一個艱苦多難之秋了，又是一個時代的大轉變。照例，我們在這個時期也該有史學興起。換言之，我們又該要回頭看一看啊﹗我們到了今天，該要回頭看一看我們這兩千年、四千年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個回頭看，便是史學興起之契機。可是我們現代這一段史學，可說並不能滿足人的想望，而只有使人失望。到今天，我們這時代的史學，並未能對國家社會有些好的影響、大的貢獻，反而橫生枝節，發展出很多壞影響。關於此明末乃至民初的兩段史學，我們到以後再講。今天我們下面幾講，則都是講宋代的史學。

宋代學術，不是單單史學一項，只是在全部宋學中有了史學一項。我在宋代史學中，想首先舉歐陽脩的《新五代史》來講。我們去年講了四史以後，不再講此下的許多所謂正史了。因其在體制大節上，沒有什麼可講。而歐陽脩的《新五代史》則不然。我們要拿一大題目講宋代史學，那麼首先就該提到它。而且從唐代以後中國人修史，都是屬於官修的。至於私家著史，則只有歐陽脩的《新五代史》這一部。上面所講《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都不是官修的。歐陽脩《新五代史》，則是後代唯一的一家私人著作。他生存時，這部稿子並不曾送上朝廷，也不是朝廷要他寫的。等他死了以後，朝廷上才下詔把他這部稿子在國子監開雕出版。這是第一點值得我們提出的。第二點，歐陽脩的《新五代史》是上法《春秋》的。後來人批評此書，說它「褒貶祖《春秋》，故義理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又說「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惟歐公慨然自任遷固」。這是說一般正史，從四史以下文章都寫不好，也沒有一種高的觀點，足以成為標準的著作。只有歐陽脩《新五代史》，可謂遷固以來未之有。這都是極端稱讚歐陽脩的《新五代史》，文章比《史記》，而書中義理又是學孔子《春秋》的。在歐陽脩的《新五代史》以前，已有了薛居正的《五代史》，這是奉政府命編修的。歐《史》一出，就變成了兩部。一部稱曰《舊五代史》，就是薛居正寫的。一部稱曰《新五代史》，則是歐陽脩寫的。就兩書的篇幅材料來講，《舊五代史》比《新五代史》多得多。也有人對此兩書作了各有得失的批評，說是：「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此是說薛《史》像《左傳》，從頭到尾紀事詳細。歐《史》是學孔子《春秋》講義理，褒貶分明而記載多不可靠。這話好像很公平，但拿薛《史》比《左傳》，拿歐《史》比《公》、《穀》，實際上是比擬不倫。即論紀事，歐《史》也不能同從前的《公》、《穀》相比。《公》、《穀》確是紀事很疏，歐《史》所記，只能說他簡潔嚴正，多所刪略，不能說他都有錯。歐《史》當然亦有記載錯誤處，這從太史公《史記》一路下來，從前的歷史都如此，沒有一部歷史從頭到尾沒有錯，當然不必專講薛居正的《五代史》。所以我們要有「考史」工夫。但歷史不單是一堆材料，清代講史學的人，就有人贊成《新五代史》，有人贊成《舊五代史》，把此兩書來詳細比較。諸位也可自己把此兩書仔細去對看。但史學上更重要的，是寫史人的義法所在，這可說《舊五代史》根本不能同《新五代史》相比。

趙甌北的《廿二史箚記》，比較似乎推尊《新五代史》。他說：「不閱薛《史》，不知歐公之簡嚴。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寓《春秋》書法紀傳之中，雖《史記》亦不及。」薛《史》網羅一大堆材料，當然記載是詳了，可是寫史還得應該「簡」。趙甌北說歐《史》文章乾淨，直追《史記》，而他的紀傳裡邊都有《春秋》筆法，連《史記》也不能及，可見是很看重《新五代史》的。而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則似乎有許多地方偏重《舊五代史》。甚至即在宋代，司馬溫公的《通鑑》，寫到唐史，也比較多用《舊唐書》，少用《新唐書》。《新唐書》就有歐陽脩在內。他對於五代史，也比較多用薛《史》，少用歐《史》。照這樣講，豈不是司馬溫公在史學上也並不很看重歐陽脩嗎？這問題到下邊再說。總而言之，《舊五代史》是一路跟著上面從四史以下的諸史來，他只是網羅材料歸納起來便是。而《新五代史》則有寫史的一套義法，不是歸納一堆材料就算歷史的。這一點，我們覺得該特別看重。

我們且把歐陽脩《新五代史》裡所謂寫史的「義法」舉幾點講一下。五代是梁、唐、晉、漢、周。梁代第一個〈本紀〉是朱溫，後來唐朝賜他名字叫「朱全忠」，薛《史》開頭就稱朱溫為「帝」，而歐《史》則開頭稱他是「朱溫」，後來唐朝賜了他名字，纔稱他「朱全忠」，再後來封了王，然後始稱他是「王」，更後來他篡位做了皇帝，那才稱之曰「帝」。單舉這一點，諸位把此兩書比看，就是一個大不同。薛《史》也有它來歷，如從前《南史》宋、齊、梁、陳四代，每一個皇帝，〈本紀〉一開始就稱「帝」。而歐《史》則是學的《史記》，沛公到後來才稱「帝」，為沛公時不稱「帝」。最先也不稱「沛公」。若我們只讀薛《史》，正名定義都稱「帝」，一讀《新史》，才知本末。朱溫本是一個很下流的人，然而還好。更有外國人跑來在中國做皇帝的，諸位一讀歐《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都知道。這些只讀〈本紀〉就知。所以歐陽脩自己說：「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春秋是個亂世，然而孔子《春秋》裡面，有一種書法，故說因亂世而立治法。但到歐陽脩寫史，那時是已經有了治法了，孔子以下治國平天下豈不已有了大綱大法嗎？孔子《春秋》是因亂世立治法，現在歐陽脩寫史，乃是拿孔子一套治國平天下的大法來正這些亂君。我從前就最喜歡拿歐《史》〈本紀〉來同薛《史》兩面對讀，一個一個皇帝，在這邊都見得清清楚楚，在那邊則都是「帝」，只做了皇帝，一開頭就是「帝」了，豈不這兩書的高下一看就見了嗎？

五代很短，一個時期，就有八姓十三君，只有梁、唐兩代，每一代有三十多年。此外的各代，都只幾年、十幾年。因此在五代時做臣的，很少只在一個朝代做，普通都是一個人做了幾代的官。倘使拿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好像這個人做了清朝的官，又做袁世凱時代的官，又做國民政府的官，或許再做到共產政府的官，這是一個亂世現象。薛《史》則只要這個人死在那一朝代就寫在那一朝代裡，好像此等事不成一問題，這就把五代史所應有的特殊點沒有把握到。歐陽脩的《五代史》，若其人專是一朝之臣，就入〈梁臣傳〉、或入〈唐臣傳〉。但這樣的人少得很。〈梁臣傳〉、〈唐臣傳〉中所收真是極少。一個人都做幾個朝代的官，歷事數朝，歐《史》便把來另立一個〈雜傳〉，亂七八糟地拉雜作傳，這真是多。也有人批評說：這樣寫法，只看目錄，便感到不好看。怎麼每一朝代只有兩三個臣？這種批評，實是可笑。一部《五代史》，真是一段漆黑的歷史，難得有幾個人在一個朝廷做臣，而一個人兼了做五代之臣、四代之臣的，卻很多。那我們豈不只看目錄，便可想見了這一個時代的特殊現象了嗎？這亦可說是歐陽脩《新五代史》的創例，為從前所沒有。

照舊史之例，一篇傳後有論、有贊。而歐陽脩的《五代史》，則論贊不苟作。每篇後有論贊，都是很重要的一篇大議論，不是隨便循例而寫。最有趣的一點，在歐《史》寫的傳贊裡，每以「烏呼」二字開頭。先嘆了一口氣，再往下講。也就有人批評說，從前歷史傳後的贊，沒有拿「烏呼」兩字開頭的。這種都是學的劉知幾，只在小處批評，而並不瞭解寫史人的特別宗旨。歐陽脩自己說：「此衰世之書也。」既如此，那有什麼可「贊」，但照例史傳到最後要贊幾句，他卻不是在「贊」而在「嘆」。所以歐陽脩又說：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師其意，而不學其文。其實有許多人，是可「嘆」而不可「贊」的。在五代這個時代無可贊只可嘆，那有何不可呢？我小孩時，在小學裡讀書，寫了一篇文章，先生大為稱讚。那時我在初級小學，有高級小學年紀大的學生就圍著這先生說：他寫的文章先生說好，但文章總沒有開頭就用「烏呼」兩個字的。先生說：你們不知，歐陽脩的《五代史》，開頭就用了「烏呼」二字。當時的小學先生，學問也博，多能讀過史書。那時在我腦裡就有了個歐陽脩。其實我那時也沒有讀過《五代史》，不曉得怎麼開頭就用了「烏呼」二字。但在歐陽脩以前，是沒有人用「烏呼」二字作文章開頭的，所以有人要批評我，而那位先生可以替我辯，說歐陽脩就這樣。但若有人批評歐陽脩，那又有什麼辦法呀﹗

諸位讀史書，於「考史」外，又要懂得「論史」。不僅要知從前人對其當時及以往的一切批評，還要有眼光針對自己時代作批評。不能人云亦云，前人如何批評，我也如何批評，該要有新意見，新批評。但也不能像五四運動以來那樣信口批評，如「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一筆抹殺了全部歷史，那實無所謂批評。到今天，已到了全部歷史更無可批評了，遂只有作搜集材料的工夫。但搜集這些材料又有什麼用，若使一部二十四史全是帝王家譜，全是專制政治、封建社會，那麼還要讀什麼中國史？可見「評史」不能省，但批評歷史要能有見解，要知道從前人的批評，還要能來批評從前人。我們且隨便再講幾點歐陽脩的《五代史》。如說軍事，五代正是用兵時代，歐《史》用攻、伐、討、征四個字來分別記載。兩軍相交，處在同等地位者稱「攻」。以大壓小，一大國攻打一小國，或中央政府的軍隊攻打一地方，這叫「伐」。對方確實有罪稱「討」。天子自往稱「征」。這就是《春秋》筆法。只看他用那個字，便知是那樣一回事，很簡單。兵事成果亦有不同。用兵獲地，或稱「取」，或稱「克」。易得曰「取」，難取曰「克」。又如敵人投降，以身歸稱「降」。帶著他轄地來歸稱「附」。你只看一「降」字，便知他一人來，或僅帶著家，乃至隨從少許人。倘見「附」字，便知他帶著地方一併投降。又如「反」與「叛」。「叛」是背叛了這裡歸附到那裡，在此稱「叛」，在彼稱「附」，如背梁附唐。若在下反上，不是歸附到別人那裡去，只在裡邊作亂、造反，這是「反」。又有「自殺」與「死」不同。「死」是死節，為國為公而死，「自殺」則還不到「死」的程度。自殺當然死了，但還不夠稱「死」。死是一種忠節，「自殺」則僅是自殺而已。「他殺」亦與「伏誅」不同。有大罪，應該殺，這稱「伏誅」。僅是殺了他，這又不同。像此之類，歐陽脩《五代史》講究這些用字，很有趣味。

諸位可看從前人講《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顯有分別，《新史》裡有他自己的許多「例」，現在我們不看重這些，只拿書中材料來作研究。一件一件事，不分輕重大小是非得失，那就沒有趣味。現在人講歷史，都只講了下一級，不向高處尋。所以我特別要再講《史記》、《漢書》。一樣都寫漢代人的事，但兩書體例不同，此因背後作者人物不同，學識不同。我們現在都不管，從來不去研究到整部書，更沒有研究到書背後的那個人，只研究書中間的事情，而有些事情又更無研究意義。如這個人究是「死」，還是「自殺」，我們都不管，只知他死了便算。我們覺得，研究歷史，只是些舊東西，只是一堆舊材料，但從前人如何來寫此歷史，你不能說這些不值一論。孔子作《春秋》，也是一部歷史，若只看材料，當然遠不如《左傳》，《左傳》裡材料詳細得多，《春秋》還有什麼價值？所以孔子便遠不如左丘明。那麼從前人為何要推尊孔子，我們說這只是一種舊觀念。這樣一來，我們今天的史學，先有一個新舊觀念的分別橫梗在裡面。我們又要拿西方人的史學觀念來講中國人的歷史。但西方歷史遠為簡單，為了這一點，至少使我們今天無法有史學了。從前人爭論的問題，今天一律都不管了。什麼「死節」呀，以及治亂興亡呀，我們似乎都沒有工夫和興趣去講究。大問題不講，只找一些極小的題目，這就意味何在呢？

現在我再講到歐陽脩第二部史書。在五代時就有一部《唐書》，但到宋仁宗時，又命宋祁、歐陽脩來重寫一部，稱《新唐書》。五代時劉昫所寫稱《舊唐書》。後來讀史的人，既有《新》、《舊五代史》的比較，又有《新》、《舊唐書》之比較。從前人都花著極大工夫，零零碎碎，一條一條地研究，可是我們今天也都不管。只知研究唐代歷史，只在《新》、《舊唐書》裡翻查材料，更不管兩書得失。在《新唐書》裡，大概從前人一般的批評，就是〈志〉與〈表〉最好，而〈志〉與〈表〉則是歐陽脩所寫，〈紀〉、〈傳〉乃是宋祁所寫。可見歐陽脩對《唐書》貢獻更大。當時朝廷派歐、宋兩人寫唐史，是有一番規定的。將來這部《唐書》的作者，只由一個官爵較高的署名。如《隋書》署魏徵所著，其實這一部書並不是魏徵一人著，不過由他一人來署名。宋人也照此規矩，《新唐書》的作者，歐陽脩官位高，應由他署名。但歐陽脩卻說，宋祁是前輩，年齡比較大，我是比較的後輩，這書他也花著很大工夫，不應該專署我的名。因此《新唐書》是分別署名的。〈志〉和〈表〉署歐陽脩的名，〈紀〉與〈傳〉署宋祁的名。宋祁說：我沒有碰到這樣子謙虛，而尊重別人的朋友。但朝廷上待那一部書寫成以後，還要請一個人，等於如現在總編輯一般，來總其成。〈紀〉、〈傳〉寫好了，宋祁把來交給歐陽脩，請他再仔細改定。歐陽脩說：宋先生所寫已很好，他應一字不動。這件事從前人很看重，直傳下來，成為一種佳話。但我們今天，又認為這樣究是對不對呢？我不知諸位對此事如何感覺。〈志〉、〈表〉既署歐陽脩之名，〈紀〉、〈傳〉則署宋祁之名，朝廷也答應了。但要歐陽脩全部看一遍，而他竟一字不改，諸位認為他是不盡職呢，還是敷衍客氣而已呢。其實他就來改一遍的話，老實說，也未必一定全是。各人有各人的學問，各人有各人的見解，歐陽脩的態度還是可佩。今天我不過偶然舉此例。總之從前歷史上這種佳言美行，零零碎碎傳下來的，不曉得多少。今天我們根本也沒有在那裡用意為這時代寫歷史，倘使為這時代寫歷史的話，有沒有那些佳言美行可傳呢？固然我們今天是一亂世，但有沒有一個人講了一句話，而可以傳之後世的呢？或許有，但有沒有人能為他寫下呢？我們今天都是拿了一大堆材料，你這裡錯了一點，幾年幾月之下寫錯了一個「日」字。如此之類，將來這史學究於國家何補呢？倘使諸位治史學，有意要學從前人的這一套，那諸位的學問態度該要大大地改變。該就先要讀《論語》、《孟子》大義所在，要懂得這樣纔算好，纔叫做「謙虛」。不能就只是舊啊，新啊，外國對，中國不對，這樣籠統武斷是不行的。你如來講袁世凱，你該怎樣講法？你如來講唐紹儀、講伍廷芳，又該怎樣講法？當時國民政府派個伍廷芳，袁世凱派個唐紹儀，兩個代表在上海開會，此兩人，諸位也該懂得研究。這樣治史學，對國家社會自然慢慢兒的會有貢獻。現在出了一好人，諸位既不懂，也不管。做官人沒有好不好，教書先生也沒有好不好，所謂亂世，就先亂在我們的心上。

歐陽脩修《新唐書》，也不只是謙德可風。他還有許多大理論，大意見。如《舊唐書》沒有〈兵志〉，《新唐書》添了〈兵志〉。《舊唐書》沒有〈選舉志〉，《新唐書》添了〈選舉志〉。這當然都是非常重要的。《舊唐書》裡有〈志〉，無〈表〉，《新唐書》裡還添進〈宰相世系表〉，添進〈方鎮表〉，添進〈宗室世系表〉。特別此〈宰相表〉與〈方鎮表〉用處極大。從這些地方講，當然《新唐書》應該在《舊唐書》之上。在《新唐書》裡的每一篇〈志〉，歐陽脩還有一篇很大的文章寫在前面。如〈藝文志〉，如〈禮樂志〉，前面皆有大文章。在〈藝文志〉前，他說古代的書，到今天流傳的少，失掉的多。他從這上面發了一番大理論。諸位試就此看《隋書．經籍志》裡面的書留下到唐代的有幾部。我們試問，今天的書到明天還留下的有幾部？今天出版能保留著三十年、五十年的有幾部，保留著一百、兩百年的有幾部？書求出版，不求保留，認為時代在那裡進步嗎？其實何嘗是進步，實只是變化而已。變到今天，在西方，連上帝都迷失了，人與書自然不必講。這是整個人類文化中可以爭論的大觀點。西方人最近又公開的把人稱「前一代」、「後一代」，後一代的看不起前一代，這又是時代進步嗎？諸位也會立刻就生小孩，又要後一代來了，又看不起前一代，諸位立刻將會被子女看不起。而且年代間又認為一定要有衝突。這樣的人類社會，還有什麼意義與趣味，還有什麼歷史可講？在這樣的時代中間，諸位實也不該學人文科學，一點價值都沒有，學些自然科學還好。其實自然科學也不值得學，學做生意賺幾個錢，也麻煩，不如買股票，或者鬥馬，這樣賺幾個錢過一輩子，現在社會就多這樣的人。這是人類一個極大危機。諸位如去讀歐陽脩《新唐書．藝文志》前面這篇長論，已是慨乎言之。當然歐陽脩一生著作，一字一句幾乎都留到今天。其他宋代人留下的也比唐代多。又如歐陽脩在〈禮樂志〉前有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只看這兩句，便見史學家大理論。諸位要知，中國歷代史籍每有許多大理論。如此兩句，我們便不容易懂得。如何是「前世禮樂本於一，後世禮樂為虛名」，我們要評史，也要能發揮像這樣般的理論才是。當然，歷代能具這樣見解來講歷史的人是不多。宋代的史學，我們就拿歐陽脩來做代表的話，歐陽脩在經學、文學各方面都有大修養，所以他的史學也有個博大的基礎。並不像他人，只要跟著《史記》、《漢書》，也來寫一篇篇的〈本紀〉、〈列傳〉，拿許多材料彙聚在一起便是。像我們民國初年寫《清史》，這部《清史》實在要不得。可是我們儘知道它要不得，卻沒有人能出來重寫一部。今天我們共有正史二十五部，此下第二十六部新史該如何寫，現在還沒有人想到此問題。下面我們只要新，但問如何般新法。父母死了，或者買口棺材，或者送火裡燒，總得要有個了結，不能不理就算。我們要講新史學，那麼清代一亡，我們也該寫一部像樣的《清史》纔是。清代還好，已算有了一部《清史》，以下民國更不得了，民國史怕沒有人管，置之不論，那不荒唐嗎？所以今天諸位要來學史學，我得告訴諸位，先要立一個志，為什麼要來學史學？我們且看宋代，他們經過五代大亂之後，慢慢兒跑出亂世，重創治平。諸位且看一部歐陽脩的《五代史》，這裡面「烏呼」二字到處可見。宋代是像一個樣子了，他直在搖頭、嘆息前代。但今天我們罵祖宗，不是專罵五代，遠從周公、孔子直到今天都要罵，還不止用「烏呼」二字。在我們就是只懂稱讚外國，倘使諸位博極群書，確實很熟外國史，能如此，我也佩服，說你通了西洋。但諸位實也並不是，那麼何必要在這裡空口罵古人。所以我們最重要的，自己祖宗究是那樣，我們這個現代又是那樣，諸位學史學，先應於此有所知，千萬不要無知憑空罵。

我在此特別提出一部歐陽脩《新五代史》，只是很薄一部書，看了讓我們曉得黑暗亂世究是什麼一回事。我恐怕將來我們有人來寫中華民國六十年史，也會來個歐陽脩，寫了許多烏呼，只嘆氣我們跑到此地，大陸變成這樣子，總有人應該負這責任。我們亦該回過頭來看看，想想我們今天在大學裡讀書做學問，有沒有人能從此民國六十年來知道我們走錯了路而想要換個方向。我們沒有這樣的人，只是跟著下去。諸位只說要反共，但不能不問共產黨從何來，為何從前在大陸許多青年信共產主義，我們又該拿什麼東西來反？諸位講歷史，定要講到整個的大的文化傳統、國家社會，要能關心在這個地方，千萬不能只限在自己一個狹小的論文題目之內，說就是我要做的學問了。我已再三講，諸位現在不能聽我話。到你們論文作完得到博士，有了一個職業，卻不要忘掉我今天的話。到那時，慢慢兒再做學問。雖說這個國家社會責任不在我，但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天下事，不是一根木頭可以撐一所房子的。諸位學歷史的，當知漢高祖得天下，也不是由漢高祖一人得之。將來諸位講史學，也該對國家社會有個貢獻。人才從學術中來，要從學術來培養人才。今天我們看不起宋人，但唐朝時代盛，到最後，弄出五代黑暗亂世，所以宋人要一反唐弊。而尤其如歐陽脩可說是開始第一批中人。歐陽脩以前，還有像孫復（泰山），他寫一部《春秋尊王發微》，當時很出名。因為到了唐末，不再有王者，都是軍閥，孫復來提倡「尊王」，這是一部由經學轉到史學來的書。接著就是歐陽脩的《五代史》。諸位懂得這一點，再回頭來看劉知幾《史通》，「疑經」、「惑古」，只管歷史，不管經學，相差遠了。所以劉知幾只能做魏晉南北朝下來的一個人，而孫復、歐陽脩是開出宋代下面的人。我們不要做前面拖下的「渣滓」，我們要迎接新時代，參加下面的新中國。諸位不要認為我以前早如此，諸位該放開眼更往前。我勸諸位學歷史的先學明末清初，再學宋人，往上直學孔子《春秋》、司馬遷《史記》。我想我們將來所需要的新史學，應該在這些地方，對國家、對民族、對整個文化傳統，要有一個寬大的胸襟，要有一番懇摯的感情。好了，今天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