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
史 記（上）
我們講過了《尚書》、《春秋》、三傳，附帶提到《國語》、《國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簡單地講了。秦以後，漢代有司馬遷的《史記》，為中國第一部「正史」，一路下來，就有二十五史，直到清末。以後我們是不知，但這秦漢以來二千年就是一部《史記》作標準。此刻我們講歷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後分成兩個很顯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稱作「上古史」。秦以後，倘使我們學西方名稱亦可叫作「中古史」。現在我們上古段落已經講完，接下要講中古。我想我們該再回頭來重看一下，此是做學問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兩眼只看著腳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階段，該要抬起頭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總要爬一段回頭來四面望一下。特別跑到山頂，當然不看腳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該一望，這是必然的。諸位讀一部書，不能一條條盡作材料看，要懂得綜看此一部書，又該懂得合看此諸部書，有一番登高遠矚的景象。
從〈西周書〉到《戰國策》，古代史籍，我們都該通讀一下。現在要講漢代，該回頭來凌空一望，我們該望到那沒有書沒有字的地方去。諸位不要認為〈西周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都講過，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該聽漢代了。等於跑上一峰，又跑一峰，兩眼儘在腳下，這等於沒有上。現在古代已完，可說是中國上古的史學、或說是中國上古的幾部史學名著，都在眼了！我們該要自己放開眼睛來一看。看些什麼呢？此諸書是都看完了，正如兩腳著地跑，已上了巔峰，現在該要一番掩卷、深思，這是做學問千萬要記得的一個習慣，或說一番工夫。能學到這一點，做學問一項很大法門已開在這裡了。
如何深思呢？這該我們自己發問，所以叫「學問」。讀書就是學，到了發問，是第二階段。無師可問，則且各自問自己。故說做學問要「會疑」。「會」者「能」疑，我們要能疑、懂得疑。現在只說「懷疑」，要你不信，常懷著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讀書呀！讀了書要會疑，不是要不信，光懷疑了，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會發問。
我今告訴諸位，中國有一部司馬遷的《史記》，到現在已兩千年，但在司馬遷《史記》以前，從《尚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司馬遷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現在已有三千年的歷史，〈西周書〉以前還有唐、虞、夏、商，還有上面的，最少說也該兩千年，或還不止。諸位聽了這幾次講，自己心裡該來一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學，才有《尚書》？這問題沒有書本詳講過，可是我們心裡應該有疑。好像我們到了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麼？我們應該問：為何有了《尚書》，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馬遷太史公的《史記》呢？這裡至少是一番中國史學之演進。中國歷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書〉，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漢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馬遷之《史記》。
倘使照我上面講，〈西周書〉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後當然是孔子，中國人尊經，但為什麼後起的史學，不尊《尚書》，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馬遷的《史記》呢？為什麼《尚書》、《春秋》都不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著司馬遷《史記》這個系統呢？這問題值得研究。但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諸位都說中國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經，但寫史便尊司馬遷，寫文章又有屈原〈離騷〉一路到漢賦、《文選》，這些都不關孔子，這些也都是問題。而這些問題則在書本之外，是憑空的，要得讀書的人自己懂得發問，卻不一定能找到答案。問題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
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個疑問便立刻要一個答案，這是一種功利主義，急著要成果。今且不要著急，問題不能立刻就解決，倘使拿不到結果，那些問題就不發生，如此一來，則成為「淺見薄識」，便是不會疑，更不會深一層疑，就沒有大見解。見識則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問。好學深思，使此問題「存在」，存在於自己腦子裡。
諸位倘學科學，科學上很多大發現，便都從一個小問題上慢慢地花了一輩子乃至幾輩子工夫來解答這一個問題。如蘋果為什麼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當然立刻無法回答，書本上也沒有回答，而此問題發生了，亦終於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學家的腦子裡，總存有很多很多問題，無答案，慢慢兒在那裡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問題擱在一旁，在大問題中再舉出幾個小問題。如說：我們人為什麼要老？這在醫學上也是一大問題，不曉得有多少科學家在從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沒有確切答案。諸位做學問，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說這即是做學問者之生命所在。要有問題而不急求答案，書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讀，埋頭讀。有《尚書》、讀《尚書》，有《春秋》、讀《春秋》，有《左傳》、讀《左傳》，現下又有《史記》，我便讀《史記》。埋著頭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該要放開眼睛四邊看，學了要懂得問。所謂的「高瞻遠矚」，又說是「博覽綜觀」，要綜合起來，向高遠處看。如我剛才所講，中國人有了歷史文化兩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書〉。再進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進五百年，才有司馬遷《史記》。再進兩千年到今天，當然下面的問題不再是《史記》了！但又是怎麼呢？
這問題我曾問過章太炎先生，我說：現在是二十五史，下邊該怎樣？他沒有能回答我。此一問題，我仍留在腦子裡。諸位千萬不要當我是在空談，諸位要學史學，便該學到這個地方去。我不教諸位做學問的方法要憑空瞎想，或胡思亂想，只是講過了這幾堂課，便該總結起來說，中國有歷史以來兩千年有周公的《尚書》，中間又經過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經過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記》，太史公《史記》到今兩千年，這些話千真萬確，沒有一個字落虛，但「為什麼？」那是一大問題。下邊我們該怎樣？又是一大問題。諸位做學問能到這地方，諸位胸襟自寬，抱負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雖有個遠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達得到。這樣一來，至少使你做學問可以不厭不倦。
我且說《尚書》、《春秋》（《左傳》也在裡邊）、《史記》，這是中國史書中三個階段，也是三種體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條褲子，怎麼裁？諸位現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應要懂得剪裁。這便是創造，或說是製作。袍子、馬褂、短衫、褲子，各從其便。《尚書》、《春秋》、《左傳》和《史記》，雖然都是寫的歷史，而其體裁各不同，此層前人都講過。《尚書》是記事的，《左傳》是編年的，而《史記》是傳人的，中國歷史體裁不外此三種：事情、年代、人物分別為主。一切歷史總逃不過此三項。《尚書》是一件一件事的寫，寫出就是一篇篇的《尚書》。《春秋》與《左傳》是一年年地記載，而太史公《史記》，就一人一人地寫下。這裡卻有一個要特別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講過，即是中國人事中兼有話，講話也看在事之中。其實講話當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課，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別重要的在講，講這一堂課，就是一件事。在中國古人有記言記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講這句話，諸位回去記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講此，這是記言，同時亦即是記事。《尚書》中詔、誥、命、謨，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傳》記叔孫豹講三不朽，鄭子產講鬼神，何時向何人所講，是事。然而像此兩番講話，實與事無關。既不是外交，也不是軍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經濟，什麼都不是。那只是記言，記他講過了這樣一番話。而在中國歷史裡，記言的地位和份量很重，可能超於記事份量之上。
為何中國人更看重記言？那得重新討論。諸位當知，事有輕重大小，寫歷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記下，便只有選擇。如新聞記者訪問一事，十位記者訪問同一件事記下，可能十篇文字各不同，此因選擇不同。如我今天這番話，諸位每人寫一篇報告，也可寫來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選擇不同。如擴大寫一篇聽某人講中國上古史學名著，諸位把今天以前聽過的各記一篇，這將是不同更大。你所聽經你選擇，此外的忘了。有的沒有忘，認為不重要也不記下。可見本領在挑選。如寫《中國開國六十年紀》，各人一篇，限五萬到十萬字，寫來還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寫歷史。寫史須有見識、有選擇、有組織，不能老是要參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許多材料湊配，寫史者自己卻變成了工具。做學問該以自己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為材料所用的一個工具。
我們要問，周公當時為何會有一部〈西周書〉？諸位把〈西周書〉十幾篇文章都看過，便見那裡記言重於記事，這至少有周公的選擇。諸位當知，在周公時，中國古人本沒有所謂歷史、史學的觀點，連周公腦子裡也還沒有。直到司馬遷時，還沒有所謂史學。不僅如此，在周公時也沒有所謂經學。孔子作《春秋》，孔子腦子裡也何嘗有所謂經學，更不論史學。後來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為六經之一，但孔子《春秋》卻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變成史學了，但在孔子腦子裡也沒有如我們所謂「編年史」三字。但又為何寫出了一部編年史，寫出了在他腦子裡所沒有的東西來？在周公腦子裡，也沒有所謂記言、記事的分別，但卻編出一部〈西周書〉。諸位當知，學貴創作，如是才是真創作。我們強說要學創作卻只是假創作。要別人給我一題來找材料，這怎麼能創作？創作既有真假，也有高級與低級。講到這裡，我們就該懂得做學問用心之所在，來怎樣用我們自己的心。書大家會看，文章大家會寫，材料大家會用，但這裡有一甚深妙義，則在各人的心。當時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沒有人來講這些，我今提出此問題，說周公當時心裡怎麼樣？其實完全為的是政治，全是一套政治措施。古人謂之制禮作樂，這「制禮作樂」四字，諸位都知道，這是舊話，我們該以新義來翻譯舊話。諸位不能儘查書說禮是什麼，樂是什麼，禮樂只是當時周公拿來治國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後，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論。
講到此處，諸位當知，中國歷史演進和西方有不同。諸位讀希臘史，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都有他們一套政治思想寫在書上，但他們沒有在政治上做事。周公是中國一位大政治家，難道他沒有一套政治思想嗎？然而沒有著作，沒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論的書。諸位假使能看〈西周書〉來寫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論，這不是個大題目嗎？要講中國政治思想史，先從周公寫起，把〈西周書〉做材料。如我上一堂所舉，周公只講文王不講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為什麼周公反而不講他？這裡便見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過「事」。周公制禮，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這些功德，則寫在《詩經．大雅．文王》之什裡，這就又接上了歷史。周公講了文王，還要講上去，講后稷、公劉，那麼周代一路下來的歷史在《詩經》裡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論語》中稱文王也比武王偉大。中國人此一套精神直傳到今天，為西方人所不懂。經濟、武力，群相講究，像周文王便打不進近代人心裡去。
今再問：周公為何把此許多事都寫在《詩》裡，而不寫在《書》裡呢？我上面已講過，周代的歷史不僅在《書》，還在《詩》。這裡卻有一個比較小的新問題，即是文學與史學的問題。而且在古代，似乎運用韻文還比運用散文來得較省力，《詩經》比《尚書》反易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會讀。只十幾個字，一講通便能讀，而《尚書》就難。為何韻文易讀，散文難讀，只是散文運用難，韻文運用易。
這裡我試牽涉出去講得遠一點。正因中國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就拿字拼出他們的講話來。本來西方如埃及，文字開始也是象形，但後來這條路走不通，只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圍做生意人，相互講話，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國人能從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聲、轉注、假借共六書。這樣一來，中國文字就變成全世界唯一的一種文字，可同口語脫離。把文字上的話同口裡的話脫離，好讓兩條路進行。當然這兩條路還是有關係，還是時常糾合在一起，但我們還可以說它分著兩路進行。若單就一面講，在同一時代裡，《詩經》中韻文流利反而勝過了《書經》中之散文艱澀。中國古代散文，直從龜甲文到鐘鼎文，《尚書》裡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國散文字法句法上一個大進步，試舉一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這四字，其實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卿大夫死稱「卒」，而庶人之死才稱「死」，孔子《春秋》裡便把這「崩」、「薨」、「卒」、「死」四字分清楚。因此《春秋》不書死，因庶人死了跑不進歷史。孔子之死也稱「卒」，因孔子也是魯國的大夫。今試問孔子為何牢守此分別？我們便稱之為封建頭腦，這是今人對古人硬下批評，這中間本無學問可講，至少做學問不該先罵人。《孟子》明明說：「其文則史。」孔子《春秋》裡的文字，大體根據周史官，則天子稱「崩」，諸侯稱「薨」，那是遠有來歷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這一套，而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禮作樂裡的一番禮。它自有階級觀，這是當時政治上的東西。而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為當時的一種「官用話」。至於死了就叫「死」，這是民間話。如孔子在《論語》裡說：「予死於道路乎？」用的是「死」字，並沒有用「卒」字。又如說：「顏淵死，子哭之慟。」也沒有叫「顏淵卒」。《莊子》說：「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間，此在孔子以後事，而後「崩」、「薨」、「卒」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尚書．堯典》稱「涉方乃死」，只這一字，我便覺得《尚書．堯典》是後人作品，想必到了《論語》、《孟子》以後，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慣了，所以偽造〈堯典〉的作者也隨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則依然用了崩、薨、卒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們今天會群起詬罵孔子，故早為之解釋曰：「其文則史。」但試問：只用崩、薨、卒諸字，又於事何補？所以又繼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有些處，我們且莫先罵古人無知，該自責備自己讀書不細心纔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說文》中間有很多花樣還值得研究。如馬，可因顏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馬、有黃馬，便有各別的字。此可見中國古人把文字和語言分開。如說「驪」，諸位要問這是什麼顏色？驪馬和黃馬不同何在？我們只有查字典，查《說文》了。但到今可謂此驪字已廢不再用，這是一匹黃黑色的馬，拿口語來寫下便是。如此之類，《說文》裡有極多字現在都廢，用口語代替了。在沒有廢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來代替這一話，這樣的文字運用實還不夠進步，後來才又進步到多用口語而省去了異字。
今試再舉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隕石于宋五」與「六鷁退飛過宋都」這兩條。「石」同「鷁」是名詞，「隕」是動詞，「飛」是動詞，可是「隕」放在石前，「飛」放在鷁後。「五」、「六」是形容詞，但又稱石五六鷁，豈不很複雜？《公羊春秋》講此極好，它說：「隕石記聞，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說：「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這裡就顯見是《穀梁》後起，知道了《公羊》說法而改變其辭。簡單說，這只是文法問題。後代顧亭林《日知錄》據此取笑《公》、《穀》，認為行文造句自當如此，不值大驚小怪。但在後代散文文法進步以後固極簡單。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簡潔明淨的句法，實也少見。韓昌黎所謂文從字順各識職，《春秋》此兩條正可為例。《公》、《穀》縱是村學究，對此兩條用力發揮，說君子於物無所苟，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正見當時人對文字文法上之欣賞，實足證明孔子《春秋》時代，散文有新的開始，文字的運用，文法的組織，都大見進步。西周時代這五百年中，正是中國散文文學一大進步的時代。若使周公當時早有孔子《春秋》時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會有像〈西周書〉艱澀文體之出現。
這些都是隨便講，我們是在講史學，但諸位若有人對文學有興趣，這也是個大題目，裡邊有很多東西可以研究。我不過舉一個例。若論材料，則很簡單，不多幾部書，一翻便完，但這裡大有文章。我們研究《說文》，研究龜甲，只跟前人走一條路，不開新路，總嫌太狹。如做菜，最先只懂放鹽，後來才懂放醬油、放油、放糖、放醋，還要放點辣，或許還要放牛奶，放別的，菜愈做愈好了，總不能單純一味。做學問也千萬不該做一味一色的學問。諸位儘說是專門，但一味總是太單調了，先把自己聰明阻塞了。我們定該把自己聰明活潑而廣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區域，一格局。
現在我再進一步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一個編年史？剛才講的是為什麼周公來個〈西周書〉，我話並不曾講完，也不能儘在這上講，且由諸位慢慢去想。今要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編年？今天諸位讀西洋史僅是記事，而記言在記事裡的份量又來得少，〈西周書〉專重記言已可異，《春秋》編年更值得當一個問題。近代科學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觀察，觀察所得，要懂記錄，如天文氣象報告，雨量啊，風向啊，溫度啊，一切都得經過觀察與記錄。中國人對於人事上的觀察與記錄，從古就注意到，那就是「歷史」。中國人對於人事特別看重「本末常變」四個字。人事有本有末，又有常有變。能把一件事分著年記載下，一年中又分著時月日記載下，這才可以記載出這件事情演變的真象。前人如何做學問，也不易知，但有個簡單方法，便是讀他的年譜。他怎樣開始做學問？怎麼想到著作？又怎樣寫出？後來怎樣寫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該讀年譜。如王陽明怎會發明良知之學？讀《陽明年譜》較易見。寫歷史能寫到編年史，那麼本末常變都在裡面。
如中國人八年抗戰，日本人打進中國，而止於無條件投降，此事並不簡單。要從蘆溝橋事變起一路看下，這八年中國人打得真辛苦，一路失敗到最後，始獲得了勝利。所以我們要懂一件事，定該把這事分開看。一人幾十年做學問，我們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們來臺灣二十年了，下邊怎樣，我們不知。前面呢，該懂得講究。不能待我們反攻勝利了，再來寫臺灣二十年歷史，那多半將成假歷史，靠不住，最好是從初到臺灣就有人寫，直到最後，年年寫下，才是真歷史。我們今天不曉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寫下，不要到了明天再來追記今天，這裡就易出問題。事情的複雜性、變化性，定要從編年裡去看，才懂得這事之本末與常變。何況孔子《春秋》已經是列國紛爭的時代，所以這時的歷史有晉國的、有齊國的、有楚國的、有魯國的，更非編年不行。回顧周公時代只隔五百年，但變化相距已很遠。在周公時代寫史還不需要編年，而孔子時代寫史，則正貴有編年。
但為何又從孔子《春秋》變成了《史記》？太史公也不是忽發奇想心裡來一個直覺。他不照孔子編年，而分為一個一個人來寫，他這一套，正又是從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間慢慢兒造成出。這是時代演進，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創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經有一個來源遠遠在那裡。諸位且先想一想，怎麼從孔子編年到太史公列傳？有沒有些痕跡機緣，我們可以拿來講太史公《史記》的來歷？列傳體怎麼來？如此般的講，固然是講周公、講孔子、講司馬遷，然而也即是在講時代、講演進，看重它的一層又一層般地演進。
我雖極崇拜孔子，但並不是說今天我們只要學孔子。縱是學孔子，而我們此下儘不妨有一個新天地、新創造。我們的史學也不必定要學司馬遷，我們下邊的新歷史，也還有新創造。只要我們把上邊弄清楚，下邊就能來。上邊的弄不清楚，諸位說：這二十五史全已過了，現在該要新歷史了，但新歷史究在那裡呢？讓我說穿一句，諸位只想一意學西洋，但西洋這一套還比中國落後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來歷，這非一言可盡，我今天且只講到這裡。
史 記（中）
今天講司馬遷《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裡，只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東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十二年，裡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尚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著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清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清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值諸位注意。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倣，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為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為什麼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裡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裡。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敘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於明白。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別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夠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歷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老莊。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旨〉，討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別著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哪裡？短處在哪裡？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於道家，所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漢武帝去封禪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禪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著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遊歷，那時還很年輕，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討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裡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歷史，從后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歷史，由周公寫出。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歷史有關係，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只講《尚書》，不講《詩經》。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的歷史。所以又有一句話：「湯武之隆，詩人歌之。」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歷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這就是把《尚書》和《詩經》並提。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真《尚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歷史。這裡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為一句書只有一條路講。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係。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著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漢興，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麼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裡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引：「無忘吾所欲論著」的話。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於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著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於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所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禪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尚有何價值可言？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歷史，所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今試問寫歷史從哪裡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歷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
諸位聽著我前面幾堂講，便知讀書不易。讀了《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不是不懂這句話怎講麼？讀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的注腳。你能說司馬談沒有讀過《孟子》嗎？諸位只有翻書的習慣，《史記．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這句話便不易翻到。讀到太史公這裡，《孟子》這句話便有用了。此是書之不易讀。而〈太史公自序〉記他父親司馬談講話，大家又只讀了上一截不再讀下一截，不是不曾讀，乃是讀了仍如不曾讀，此是讀書不易之又一例。
司馬談死了三年，果然司馬遷接他父親做太史官了。司馬遷接著說：「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說他父親講過，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這個作史責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來寫《史記》，是跟著周公、孔子而寫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後有孔子，再後五百年有他。諸位試把此一番話去讀《孟子》最後一章，孟子也就是這麼講。堯舜後多少年有湯武，湯武後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後多少年該有人出來才是。可見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曾讀過《孟子》，都有他們的學術傳統。司馬遷又說：有人能紹續這明世，出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此《易傳》、《春秋》、《詩》、《書》、《禮》、《樂》，在他那時都是經，還沒有史學。不過他是個歷史官，該要寫歷史，而所寫出來的則還是經學。我們也可說，這是太史公司馬遷理想中的新經學。諸位今天認為中國舊史學全可不要，要學西洋新的，這也不錯。但西洋史學也應有本有原，從頭直下，怎麼來而到今天。你須先知道，才能繼續得下。做學問不能只叫自己做一個跑龍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個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個跑龍套，也須約略知得全本戲了纔去做。要講西洋史學，也須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學史，然後回頭來寫中國歷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馬遷、班固都不要。我們說：我要寫的是中國的新歷史呀！諸位，這責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現在有個大問題。今天以後寫歷史，固是再不會二十六史了，那麼下邊該怎麼辦？這不是個大問題嗎？原來講了半天，要講太史公的創作，但他仍是繼續的舊傳統，周公、孔子一路而來，他自己講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記》所特別用心的，乃是要學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講孔子《春秋》的話。我們上面都依照《孟子》來講《春秋》，現在要講司馬遷講《春秋》是如何般講。諸位且不要自己講《春秋》，且聽從前人講《春秋》。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從前人這麼講，我且也這麼講。當然孟子、太史公以下，還有別人講《春秋》，但我們總得有個挑選。如下面我們將講到劉知幾怎樣講《春秋》，譬如近代康有為、章太炎怎樣講《春秋》，但這是在我們不要講的範圍之內了。諸位莫說康有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太古代了。但當知再過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還存在，還是個大人物，至於章太炎、康有為是否還是個大人物，便有問題。如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於圖書館，給人家繙查批駁，只當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問太史公：孔子為什麼寫《春秋》？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學《公羊春秋》，主張表彰六經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這二百四十二年中間，來講它的是是非非，要為天下立下一個標準，所以他「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樣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達出來。這是司馬遷引述董仲舒講孔子《春秋》的話。太史公《史記》是學孔子《春秋》，那麼在《史記》裡偶然講到漢高祖、漢武帝，有些處近似《春秋》「貶天子」，而後人偏認他為父親洩冤氣作謗書，那怎麼能來講太史公的《史記》？《史記》不僅是要寫下漢代初年很多事情，還要在這很多事情中有一個是非標準。他說：「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講幾句話，不如在實際的事上來講，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說「《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講天下之道，孔子說：我若空講一番話，不如在過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見來表現出這樣不對，這樣才對。所以曰：「《春秋》以道義」，孔子《春秋》只講個義不義，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後來表達。故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一部《春秋》裡，「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至於其他許多諸侯跑來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曉得多少。為什麼弄到這樣？所以說：「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說：《春秋》「禮義之大宗」。這些話，太史公都是引董仲舒的。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裡，沒有這樣的話（其實《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書）。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裡，也不見這些話。〈太史公自序〉中說這幾句話，是他親聞之於董仲舒講孔子何為而作《春秋》，這一段話非常重要。至於太史公自己講，卻說我的《史記》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記下就是。這是太史公之自謙。而且他並不能自己說，我也要來貶天子，退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裡把董仲舒的話詳細寫下？這篇〈自序〉實在是一篇極好的大文章。此刻我來講《史記》，其實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從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講在裡面了。現在我們接到剛才所講，太史公怎麼來創造出他的一部《史記》，他的大創作，諸位不是大家要創作，不要守舊，不要摹倣，不要跟著別人嗎？但太史公卻只是跟著周公、孔子，他的創作，就從摹倣中來，不然又怎麼叫所謂學問呢？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太史公《史記》創作，特別重要的是在體裁方面。我已講過，〈西周書〉以事為主，《春秋》、《左傳》是分著年講的，而太史公《史記》則分著人講。太史公為何在這分事、分年之外，特別重視人呢？其實這些我們已不用講，〈太史公自序〉裡已詳細交代過，他就是要學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為重嗎？今天我們學西方人講法，史學該講事，而中國古人則從頭下來重在人。我們也可說，至少從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為主了。如說：「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後一定講到人的嗎？太史公又說：「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寫這文章時，已經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經做過漢朝的太史官，那麼這些明聖盛德，我不能廢而不載。這些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我不能廢而不述。那是他父親告訴他要講的，他若不論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寫《史記》，乃求勿「墮先人所言」，又曰「無忘吾所欲論著」。自從那時起到今天，寫歷史已經莫不以人物為中心。事情背後有一個「禮義」，我剛才說過，「《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而禮義則在人不在事。若使我們今天立下一個題目要來研究中國史學觀點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個來源，這可以從中國古書一路寫下，直到太史公《史記》，遠有淵源。我想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大觀點，也可說是中國一番絕大的歷史哲學，而且亦是中國傳統學問中一絕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個周公、一個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當時，這不就是歷史應以人物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經表現無遺了嗎？
我今天講太史公《史記》，主要就講到這裡，下邊還有關於太史公《史記》裡很多問題，暫可按下不講。我再重複一遍，今天講的，接著上一堂講中國史學演進之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記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傳。至於這三大階段中有很多問題，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見識來發揮。但諸位千萬不能隨便空想，一定要有書本，有證據。如我講中國古代，只講周公、孔子，講《尚書》，既然古文《尚書》是假的，今文《尚書》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書〉，而〈西周書〉一定與周公有關。我講孔子《春秋》，下面接著是《左傳》、《公羊》、《穀梁》，而講到《史記》。我這一大段講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話，句句可做我講演的證據。我們只要把那些有證有據的四面會通起來，直覺得我讀到古人書，卻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這在我們是學問上的一種快樂。至於從前人講話有不對的，我們也該能下判斷。如說《史記》是一部謗書，因《史記》中如〈封禪書〉，乃是特別為他父親遺命而寫下，這些都是讀了上文，不讀下文，這即是不通。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讀一遍，兩千年來講《史記》的很多話，有真有不真，有對有不對，自能批評。所以讀書貴能熟，且莫多看，莫亂繙，更不要急速自己發揮意見。近人做學問便不然。不仔細讀書，卻急欲找材料，發意見。要講《史記》，凡屬講《史記》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聰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記》一書之真相，也終於捉摸不到。若先只讀〈太史公自序〉，愈讀愈會有興趣，有了興趣自會有聰明有見解。其他的話，我們也自會批評。這是今天我藉此機會來告訴諸位一個讀書做學問的方法。
我此一堂課，只如上國文課，只在講〈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話來講他作《史記》的緣起，那我也只是來講歷史，並無自己主張。若諸位說：我是讀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經感到很滿意。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到比司馬遷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來向古人學問。諸位說：人類是進化的，但進化有一段長遠的過程，一兩百年往往不見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更不能說我們比周公、孔子、司馬遷都進步了。今天雲太多，光明不出來，若我們能坐架飛機跑到上空，雲都在下面，上面是很乾淨的一片天空。諸位能讀一部《春秋》、一部《史記》，讀通了的話，就如坐飛機到了雲的上層去，那時自能重見光明。若講材料，一年一年的積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傳》多。《左傳》裡材料是記載得多，但《左傳》比不上孔子《春秋》。諸位讀《史記》，先該懂得這道理，不能拿著一部《史記》從頭到尾把事情記得一清二楚，這是你不會讀《史記》。太史公《史記》明明是學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賞《史記》的，在其記載事情之上，還有他一套。諸位更不要說：我學近代史，學唐宋史，《史記》和我無關。讀《史記》可長一套聰明，一套見識。實際上，我並不是要學《史記》，乃是要學司馬遷。你有了這一套聰明和見識，隨便學哪一段時代的歷史，總是有辦法。所以我告訴諸位，做學問該要讀一部書，至幾部書。讀此幾部書，該要讀到此幾部書背後的人。《史記》背後有司馬遷其人，他一輩子就只寫一部《史記》。他自父親死了，隔三年，他就做歷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寫一部《史記》。又如司馬溫公花了十九年寫一部《資治通鑑》，歐陽脩修《新唐書》花了十七年，李延壽寫《南北史》也寫了十七年，班固《漢書》不知他花了幾十年，又是父子相傳下那工夫。我們只要懂得前人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講到這裡。
史 記（下）
今天再接講《史記》。我們講過中國歷史分成三種體裁：一是記事，二是編年，三是傳人。在記事中又兼帶著記言，《尚書》是第一種體裁，以記事記言為主。《春秋》、《左傳》是第二種體裁，以編年為主，但是在編年中又包括了記事和記言，即在記言記事之上再添上了編年。太史公《史記》以人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傳人的體裁之內，同樣包括著記事和編年。即是說：記事和編年這兩體，已在太史公《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列傳體之內包融了。所以我們可說：中國史書有了此三層的大進步。今天我們有一個欠正確的觀念，認為進步便是不要舊的了。不曉得進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間還是包容著舊的。這才是進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進步。進步必是由舊的中間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間依然保留著舊的，那麼這個新的當然比舊的是進步了。
太史公《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本紀〉就是全書之大綱，是編年的。如〈五帝本紀〉、〈夏〉、〈商〉、〈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路下來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本紀〉，如漢高祖、漢惠帝，拿他個人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綱挈領寫在裡面，所以〈本紀〉是編年的，就如《史記》裡的《春秋》。
〈世家〉是分國的，春秋時代就有十二諸侯，一路到戰國，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當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國語》、《國策》不同。《國語》、《國策》是一種國別史，而且以記言為主，而《史記．世家》則主要還是記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傳〉，為太史公《史記》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獨創的一個體例。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像《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是一部書裡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論語》記言也記事，《莊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見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則是言。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當時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寫成了一部書。《管子》雖不稱《管子春秋》，也只是講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記》裡的〈列傳〉，也不能說是太史公獨創，以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只不過太史公把來變通而成為〈列傳〉而已。
除卻〈本紀〉、〈世家〉、〈列傳〉之外，又有〈表〉，這也不是太史公開始，以前也已有此體裁，這是全書中最重要的筋節。如〈三王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詳細編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戰國事情詳細了，所以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分國分年作表，所謂橫行斜上，全部春秋戰國裡的事情，是在這一年或在那一年，晉國這一年的某事和楚國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這都清清楚楚，一覽無遺。到了秦漢之際，秦二世以後，楚霸王、漢高帝以前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的記。《史記》中這十張〈表〉，由於事情不同而分配著來做表，真是如網在綱，一目瞭然。
最後有八〈書〉，那是《尚書》體例，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記夏禹治水，《尚書》裡有〈禹貢〉，漢代也有水利問題，太史公就作〈河渠書〉，如此者凡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記》，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包括會通，而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此真所謂「體大思精」。直從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這時代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全部包羅胸中，從而把來隨宜表達，便有了他這樣許多的體裁。
我曾告訴諸位，讀書該一部一部地讀。當然寫史也決不止一種死寫法，《尚書》是一個寫法，《春秋》、《左傳》又是一個寫法，此下儘可有種種新寫法。我們此刻來講「史學名著」主要就要諸位懂得如何來寫歷史的這一番大學問。有了此學問，就可自己寫歷史。
我們講史學有三種：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論史」，史事利害得失，該有一個評判。一是「著史」，歷史要能有人寫出來。今天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論」，如說太史公《史記》，什麼時候所寫？到什麼時候而成？中間共分多少篇？這些都可考。但這些只關「材料」問題，諸位卻不懂得「論」。如太史公《史記》和左丘明《左傳》不同在那裡？其間高下得失須有論。我該取法《左傳》的哪些長處？《史記》的哪些長處？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來創造，然後能「著史」。今天我們都不再寫歷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麼呢？豈不連考都沒有了？我們的歷史豈不要從此中斷？民國以來六十年的歷史就快沒有了，因沒有人來原原本本地寫，或寫其全體，或寫其一部分，或者寫人，或者寫事，若都沒有，大家不會寫，豈不成了大脫空。所以我們平常做學問，不能只看重找材料，應該要懂得怎麼樣去「著書」，怎麼寫史。像〈西周書〉，像《春秋》、《左傳》，像《史記》，這都有一個間架。像造房子，先有一個大間架，至於一窗一門，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間架就要有人來計劃。一窗一門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間架，再配上窗和門。諸位做學問，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僅能一段段一項項找材料，支離破碎，不成學問。大著作家則必有大間架，而大間架則須大學問。今天所講的體裁，也只是一個大體，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裡。如說春秋戰國可寫分國史，太史公把每一國家作為「世家」，但到漢代，已和從前不同，變了。如張良封為留侯，但張良並無一留國傳其子孫。如蕭何，封為酇侯，但也只是封他酇地，使得「食祿」而已。酇與留都非一獨立的國家，但既封為侯，太史公《史記》也把來列入〈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寫孔子，照例當然是該稱〈列傳〉，而太史公《史記》卻特別把孔子升上去，立為〈孔子世家〉。在春秋時，並沒有封孔子一個國，孔子也沒有土地傳子孫，並且也不能像張良、蕭何般有「爵」位傳下，怎麼太史公卻來寫〈孔子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嗎？但我們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見解之偉大。我們今天來到臺灣，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在臺灣，可說在中國，只有此一世家永傳不絕。此見孔子之偉大，但亦見太史公見識之偉大。他寫《史記》就是學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覺得孔子是全中國歷史上人物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他自破其例，作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無法拿一句話來講出孔子之偉大，來講他和其他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寫孔子的題目上把「列傳」換了「世家」二字，用此來講，比講其他話更來得明白有勁，那是《史記》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後人都尊孔子，才不覺其可怪，不多加批評。
而太史公《史記》中又寫了一篇〈項羽本紀〉，那似乎更荒唐了。直從〈五帝本紀〉、黃帝到堯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紀，以至〈秦始皇本紀〉，接下是漢高祖、漢惠帝，豈不順理成章，而中間卻橫插進一個項羽？項羽不成一個朝代，他只是個短暫的過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寫了一篇〈項羽本紀〉，於是遭受到後人不斷批評。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漢高祖還未即位為皇帝，中間所謂秦楚之際的一段計有五年，太史公把來放在項王身上，〈本紀〉本只是把來編年的，那麼項王這幾年也自該稱〈本紀〉了。但太史公《史記》又並不稱為〈西楚霸王本紀〉，而連姓帶名直稱〈項羽本紀〉，在這一顯然不妥的題目下，卻自見太史公有一番深遠的意義。秦亡了，漢沒有起，中間有項羽，然而他又不成為一個朝代，只是一個人物，因此他雖是位為西楚霸王，而《史記》不稱〈西楚霸王本紀〉。雖則大家都稱他「項王」，太史公文章裡也有稱「項王」的，但題目上則稱〈項羽本紀〉，這實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處。後人批評太史公，說其書「疏」，如項羽怎能立〈本紀〉，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嗎？疏是不細密，粗枝大葉，有忽略處。或又稱之曰「好奇」，如項羽怎立〈本紀〉，這不是好奇嗎？其實這種評論難免淺薄，不能深切地來欣賞太史公《史記》之與眾不同處。到了《漢書》，那就改稱〈項羽列傳〉了。可是漢高祖元年稱王，項羽已死，項羽又不是漢代人，而作《漢書》的又不能不載有項羽，然則把項羽列漢初，豈不成了密中之疏嗎？可見此等爭論都很淺薄，不值得爭，而太史公把項羽列入〈本紀〉也自有他的妥貼處。幸而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班固作《漢書》寫不到孔子，否則豈不也要將〈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傳〉嗎？這種地方，我們正可見太史公《史記》之偉大。只就〈列傳〉一體論，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即如先秦諸子方面，孔子作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傳〉，此又是一特例。《史記》並沒有〈墨子弟子列傳〉，或〈孟子荀子弟子列傳〉等。在戰國時，所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但太史公只寫一篇〈孟子荀卿列傳〉，把孟荀兩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講戰國儒家，便就是孟、荀兩家。在漢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時代，要到漢武帝表彰五經以後，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太史公寫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申不害、韓非和道家老子、莊子合成一傳，說法家思想乃從道家來，此種見識，又是何等偉大。諸位說自己只研究歷史，不管思想，但在歷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記》那樣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只幾個題目便已可說偉大極了。其他諸子，零零碎碎，都附在〈孟子荀卿列傳〉裡，到了民國初年，大家又認為太史公忽略了，對墨子沒有詳細寫。其實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從漢到清都不顯，他的地位遠不能和太史公所舉的孟、荀、申、韓、老、莊並舉。只就此一點看，可見太史公講戰國學術思想也已經是獨步千古的了。他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而《史記》裡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清清楚楚的收在《史記》裡，真可稱得上良史。
諸位讀《史記》，首先該讀《史記》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記》的目錄，這些都約略講了。此外我再舉出幾個另外的觀點：第一，《史記》雖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親雖都是漢朝的歷史官，但《史記》並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說《史記》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門裡照例要寫的東西。換句話講，這在當時是「百家言」，非「王官學」。太史公學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講過：「《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應由私家寫，而孔子竟以私家身分來寫了，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來辨太史公《史記》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舉幾個簡單的例來說。〈太史公自序〉上就說：「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這明明說此書是一家之言了，明見不是部官書。又說：「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師──長安，易得識者和傳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後世有聖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們現在，書沒寫好，就要流傳，一出版就有人來買來看，這是觀念上不同。而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裡，還有兩句更重要的話說：「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太史公父親看重道家言，道家就側重講這個天道，而太史公則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講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間的這個分際何在？而在人事中則還要「通古今之變」──怎麼從古代直變到近代，中間應有個血脈貫通。此十個字可以說乃是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歷史哲學。西方人講歷史哲學乃是一套哲學，只把歷史來講。若說中國人也有歷史哲學，應該不是一套哲學，而仍是一番歷史，只是從歷史裡透出一套思想來。即如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才真是中國人的歷史哲學。此後太史公《史記》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寫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這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偉大理想和偉大見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裡只說：「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此兩句話十二個字，其實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國的學術分野：一個是王官之學，就是六經；一個則是百家之言。在六經中也就有各種講法，如《春秋》有《公羊》、《穀梁》、《左傳》。他著《史記》，要來「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個學術之各部門，要來辨其異同，編排起來，而從此中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是此處十二個字與上引十個字見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說要「成一家之言」，則兩處一樣，並無異說。
其次要討論他的書名稱《太史公書》，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謂「成一家之言」的，而後人稱之為《史記》，這是後起的名字，只是一個普通的史官記載之名。現在要講「太史公」三字，這更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司馬遷的父親做漢代的史官，司馬遷書裡就稱之為「太史公」，而《史記》裡有許多司馬遷自己的言論，開頭也便說「太史公曰」，則司馬遷又自稱「太史公」。此三個字究該怎解呢？《史記集解》引如淳說：「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這應是一很高的官，待漢宣帝後，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這是如淳的說法。但在《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裡，只有「太史令」，無「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說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們又怎知《漢書．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據了宣帝以後的官制呢？而且如淳的話根據衛宏，而衛宏是東漢時人，那麼這問題還該細探，不該如此便解決。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裡說：「向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可見太史公自己也說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決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著說：「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之上，則決不和卜祝並舉。〈太史公自序〉裡，司馬談又說：「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可見司馬遷父子當時是做的「太史令」，決沒有錯。但因尊稱他父親，故改稱「太史公」，後來他寫《史記》也便自稱「太史公」，而其書即稱《太史公書》。但為何司馬遷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稱「太史公」呢？有人說這是他的外甥楊惲稱他的，也有人說是東方朔看他書時所增的。我想這些話都不可靠。他在〈自序〉裡已稱《太史公書》可證。但他〈報任少卿書〉開頭就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云云，那時的司馬遷已經不做太史令，而為武帝之「中書令」，為何一開頭便自稱「太史公」？至於「牛馬走」三字應是對任少卿之謙辭，不應說是對自己父親太史公之謙辭。那麼此書首太史公三字，或許可能是後人增添進去的。現在再複述一遍，專查《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來駁《集解》如淳說，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達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報任少卿書〉，明云「廁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證據。《史記》上究竟是「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呢？抑為「太史公」呢？則又要追究到《史記》的版本問題上去。至於像「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九字，卻儘可存而不論，而搖動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後定論。這不是已經解決到十分之見了嗎？然而我還有一講法，講到書的背面、字的夾縫裡去。所以考據之學有時很有趣味、很撩人！諸位當知，衛宏、如淳所說：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為何如此般信口胡說，在我認為那是衛宏、如淳誤以當時司馬遷充當了「中書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報任少卿書〉是一篇千古難讀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中曾提到他讀懂了這文章，我今也敢說，我也讀懂了這一篇文章，那文章難在一時捉不到要領。我試約略敘說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漢武帝生他氣，但愛他之才，並不願意殺他。定了他死罪，還可自贖。但太史公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既沒有錢贖，還有一個辦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這事在太史公心裡最難過。但他結果自請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為他書沒有寫完。所以他在這文章裡特別講到受了宮刑不算人，來道出他為何不自殺，只為了要寫完他這一部《史記》。而漢武帝則特別愛重他，因他受了宮刑，遂得派他做中書令，即是當時的內廷祕書長。他朋友任少卿認為他既為武帝最親信的祕書長，應可幫任少卿講話。而司馬遷之意，他下半輩子的生命，則專為寫一部《史記》，再不願意管其他事，講其他話。直從他為李陵事述起，來請他朋友原諒。至於贖死罪，只幾十兩黃金便得，而司馬遷家裡竟就拿不出此幾十兩黃金。而那時朝廷貴人家裡千金萬金的多的是。這篇文章意氣運轉，非熟讀不易曉。至於衛宏、如淳所說，則正是司馬遷做中書令時的情形。若說天下計書先上中書令，後上丞相，那是不錯了。而那時的中書令則正是太史公司馬遷在做。若說當時一個祕書長的地位還在丞相之上，這也未嘗不可如此講。或許衛宏、如淳弄錯了，把中書令誤會到太史公。若如我這般講，講出了衛宏、如淳因何而錯，才可以說考據到了十分。因此我們就證明漢代並無「太史公」這一個官，這樣我就對《史記》的大概情形講完了。
我想再講一些關於《史記》的文章。當然我們讀《史記》，主要在讀它的事情，不在讀它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舉〈孔子世家〉、〈項羽本紀〉之類，此皆有甚深意義可尋。但下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崇尚駢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不看重太史公《史記》。直要到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更在《漢書》之上。明代歸有光就是用功《史記》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歸方評點史記》，為清代「桐城派」所重視。直到曾國藩始主再把《漢書》駢體來補充進《史記》散體中。至於班固《漢書》批評《史記》，說其文「善序事理」、「辯而不華」、「直而不野」、「文質相稱」、「良史之才」，此是以史書的眼光來作批評，和歸方桐城派以文學眼光來作批評不同。但我還是主張以大著作的眼光，該以其成為一家之言的眼光來作批評，當更可看出《史記》文章之高妙。總之，太史公不僅是中國千古一大史學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學家。他的文章除《史記》以外，就只有〈報任少卿書〉一篇，此外都不傳了。好了，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