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这本书确实很有趣，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动机只是驱使人避恶行善的一种手段，但多数动机并非天然形成的，必须有人 —— 经济学家、政客或家长 —— 去凭空创造。」，再比如「说到这里，又想起了眼睁睁看着基蒂・吉诺维斯被残忍凶杀的那 38 位旁观者。这个案例让人困惑难解的地方在于：哪怕旁观者有那么一点点怜悯之情，从自己家中打个电话报警，结果都会截然不同，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还在问同一个问题：事发时，他们怎么就能如此令人震惊地无动于衷呢？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或许，还可以问一个更好的问题：他们当时的行为果真如此令人震惊吗？凶杀案的报道属实吗？」这倒是一个有用的论点，不过责任分散效应还是成立的。
第四本书中的废除终身教职、新型医保、新型选举方式确实值得参考。
但是我并不认同书中的很多结论。
例如作者认定堕胎率升高导致犯罪率下降，我认为这有点以偏概全。游戏等娱乐方式的增加消磨了那么多青少年的时间精力，显然也有利于犯罪率的下降，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再比如 P126 的「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在 “二战” 结束后、快克泛滥之前的 40 年间，生活一直在稳步改善，甚至常常是突飞猛进。尤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民权法案确立之后，美国黑人社区终于出现了长久、稳定、明显的社会进步迹象。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缩小，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的考试分数之差也在缩小。或许最振奋人心的进步当属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直到 1964 年，黑人婴儿死亡率仍高达白人婴儿死亡率的 2 倍，而且死因常常是腹泻或肺炎等普通疾病。由于医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许多黑人患者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仅相当于第三世界水平，但由于联邦政府下令取消了医院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情形发生了改变：仅仅 7 年间，黑人婴儿死亡率便降低了一半。至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黑人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都在改善，进步的势头毫无终止的苗头。」这显然是存在问题，按照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说法，种族隔离解除前黑人社区在在黑人精英带领下向前发展，林登・约翰逊政府强制推行不合时宜的政策，导致黑人精英能够脱离普通黑人获得名利，自然也不会带领普通黑人向前发展。此外基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逆向种族歧视造就了美国黑人的现状。
内容简介
在这本书中，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取材日常生活，以经济学的方式来探索日常事物背后的世界：念书给婴儿听会不会使他日后成为一个好学生？游泳池比枪支还危险？贩毒集团的结构其实和麦当劳的组织很像，而且基层员工和小弟都没赚头，钱都进了总裁和大哥的口袋；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对孩子影响不大。
《魔鬼经济学》中确立了一个有悖于传统智慧的观点：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同时，作者也展示了千方百计搜集来的各种数据 —— 学校的考试成绩、日本著名相扑手的秘密证据、房地产经纪人的买卖记录，甚至还有黑社会卧底的秘密日记。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巧妙分析，作者得出了种种令人跌破眼镜的结论。他将教会你如何用数据分析你所看到的世界；他将告诉你：真实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如果能给他一个支点，他能把地球撬起。而现在，列维特和都伯纳的这本书，简直就可以把你的脑袋敲破。不信，你就试试。本书历经 4 年时间创作而面世，深入探讨了世间万物那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提出的问题不仅更具挑战性，而且更出人意料，它将再次挑战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身体肥胖的女性和牙齿长得难看的女性薪水就低，这是为什么？在高中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女生再进入大学，毕业之后就能找到好工作？导致大多数男女薪水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追求高薪的愿望不足？……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碰到无法解决的事情，或者即使解决了，又不能令自己满意！这是为什么？因为传统思维在作祟，像列维特和都伯纳一样换个思路吧，把传统思维彻底颠覆，你会发现原来麻烦重重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阅读本书，你会发现，跟随列维特和都伯纳荒诞不经的思维，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头脑风暴，将会是多么酣畅淋漓！
《魔鬼经济学》，有趣的烧脑奇书，畅销数十个国家的经济学通识读本，洞察行为的深层动机，像聪明人那样看世界。
请放弃固有思维，让思想来一次自由的飞翔，做一个标新立异的思考者吧。
单单了解经济学背后的逻辑是不够的，你还要学会用这些逻辑去解决问题。毕竟，有些问题，用常规思考是解决不了的。
列维特和都伯纳，用特有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不同寻常的分析，带着我们走进他们的思维世界，教每个人如何更有效、更有创造力、更理智地思考，也就是如何进行魔鬼式思考。
通过书里的故事，列维特和都伯纳旨在提供解决问题方式的新蓝图 —— 不论你是想改变生活，还是改变世界。对他们来说，一如既往，没有什么话题是过分或不可讲述的，所以你会在这里面读到商业、慈善、体育、气候、政治等诸多话题，这些话题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重新塑造我们的大脑。
通过这本书，你将学会用反常思维进行魔鬼式思考：
首先，抛下你的道德指南针 — 假如你已经决定了处理方式便很难看清问题。
学会说 “我不知道”— 你若不愿承认自己有所不知，便学不到你所需要的知识。
像孩子一样思考 — 你能因此想到更好的主意，问出更好的问题。
上一堂关于诱因的课 — 不论如何，诱因控制着整个世界。
学会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 — 观点正确是远远不够的。
学会欣赏放弃的美 — 你若不愿抛下今天的烂摊子，便解决不了明天的问题。
《魔鬼经济学》，有趣的烧脑奇书，畅销数十个国家的经济学通识读本，洞察行为的深层动机，像聪明人那样看世界。
人人都是魔鬼经济学家。
有趣的大脑不只是两位史蒂芬才有。在他们开通魔鬼经济学这个网站以来的 10 余年间，收到了形形色色的邮件和反馈，和数百万读者做了很多互动。
如同他们的其他著作一样，在这部作品中，两位魔鬼经济学家一如既往问出了许多剑走偏锋的问题：为什么空乘人员不收小费？人们会对什么事情撒谎，为什么撒谎？从风险回报率的角度分析，什么时候抢银行最合适？而且，通过这本书，你还会对列维特和都伯纳本人的怪癖与爱好有许多了解，比如废除美分币、高尔夫、西洋双陆棋等。
在这本书里面，你会了解《魔鬼经济学》这个系列是怎么来的，数据、现象、分析、结论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和花絮，这甚至比前三本书更有趣。你还会知道，原来，读者的脑洞可以比作者们还大。
作者简介
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 Levitt）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2003 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该奖被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指针），该奖授予美国 40 岁以下年度影响力经济学家。
列维特 1989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94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执教，两年后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2002 年，列维特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经济学部委员。他还曾担任《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美国《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编辑。
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J. Dubner）
作家、记者、电台与电视人，曾就职于《纽约时报》，著有《骚动的灵魂》《一个英雄崇拜者的自白》《长两个肚脐眼的男孩》等作品。
魔鬼经济学 1：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
本书的由来
前言 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
……
那么，“罗诉韦德案” 如何在历经一代人之后，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犯罪率下跌呢？
仅就犯罪而言，并非人人生而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儿童。而在 “罗诉韦德案” 之后，很可能有数百万女性选择了堕胎，这些穷困潦倒、未婚先孕、承担不起非法堕胎或没有门路的未成年妈妈常常是不幸的代名词。正是这些母亲腹中的孩子，一旦降生，走上犯罪之路的概率会远高于平均水平，但由于 “罗诉韦德案”，这些孩子并未出世。
这一颇具影响力的事件随后产生了一个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年后，这些未出世的孩子本应步入壮年，在犯罪界大展拳脚的时候，犯罪率开始骤降。
所以，美国犯罪高峰没有如期到来，并非得益于枪支管制、经济繁荣或新型的治安策略，而是因为潜在罪犯的数目大幅减少，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那么，那些犯罪率下降论专家（曾经的犯罪灭国论者）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其中又有多少次提到了堕胎合法化也是原因之一呢？
一次也没有。
关于商业合作和志同道合兼而有之的典型例子，就是雇房地产中介帮你卖房子。
房产中介估算房子的价值，拍几张照片，给房子定价，写上一则吸引眼球的广告，卖力地推销，讨价还价，然后坚守岗位到交易完成。
这自然需要花费很多心力，但她也能赚得不少回扣。假如房子售价为 30 万美元，中介费通常为 6%，即 18000 美元，你心里会想，这可是很大一笔钱，但你也会想，单凭自己，房子绝对卖不到 30 万美元，但中介知道，她知道如何让自己的房子物尽所值，让自己拿到最高价。
也就是说，她对自己行当的了解程度远胜于外行人，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的立场。关于房子的价值、房市现状，甚至买家的心态，她掌握着更加丰富的信息，你要靠她来了解这些信息，而人们雇用专家的原因不外乎如此。
当今世界，专业分工的细化催生了无数类似的专家，医生、律师、承包商、股票经纪人、汽车修理工、抵押经纪人、理财规划师…… 他们手握巨大的信息资源，利用这一优势，帮助身为雇主的你以最优惠的价格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能这么想自然不错，但专家也是人，受利益驱使。因此，任何专家如何待你，取决于其动机如何。
有时，它有利于你。例如：一项有关加利福尼亚州汽车修理工的研究发现，汽车修理工常常宁愿放弃一小笔修理费，也会让不达标的车辆通过废气排放检测，其背后的原因，是网开一面的修理工能赢得回头客。
但也有对你不利的时候。一项医学研究发现，在生育率下降的地区，产科医师选择进行剖腹产的概率要远高于生育率处于上升趋势的地区。这表明，生意不景气时，医生会多做昂贵的手术，从中牟利。
凭空猜忌专家的渎职行为是一回事，要加以证明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最佳的证明方式就是对比专家提供给你的服务与他为自己提供的同类服务。可惜，外科医师不能给自己做手术，其医疗档案也不会公开，而汽车修理工的私车修理记录同样也不会公开。
然而，房地产销售记录却是公开的资料，而房地产中介也确实常常经手自己的房子，最近的一组数据统计了芝加哥郊区近 10 万处房产的交易记录，其中有 3000 处的卖家就为房地产中介本人。
在研究数据之前，首先需要提一个问题：在推销自己的房产时，房产中介的动机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做最划算的交易。这也是你出售房子时所追求的，你和房产中介似乎志同道合，毕竟她的佣金是和售价挂钩的。
如此一来，佣金背后的复杂性就显露无遗了。首先，6% 的房地产中介佣金通常要由买卖双方的中介平分，每一方还需要从自己分得的份额中返还一半给中介公司。也就是说，只有售价的 1.5% 是直接落入你方中介手中的。
这样一来，假如你的房子售价为 30 万美元，佣金则为 18000 美元，但她的个人所得只有 4500 美元。
“仍然不少了。” 你会这样想。
但假如房子的实际价值不止 30 万美元呢？假如她只需多做一点功课、多一点耐心、多发几则广告，就可以卖到 31 万美元呢？扣除佣金，你能多赚 9400 美元，但中介的佣金却只增加了区区 150 美元 —— 高出的 1 万美元的 1.5%。
你能多赚 9400 美元，而她只能多赚 150 美元，你们或许并不能算是志同道合。（而且她还需要自掏腰包打广告、负责跑腿。）那么，中介是否愿意为了区区 150 美元而投入额外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对比房地产中介私有房产及其客户房产的销售数据，计算差额。以 10 万处芝加哥房产的销售数据计算，控制所有变量 —— 地理位置、房龄、房屋质量、外观、是否为投资性房产等，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房地产中介的私有房产在市场上挂牌出售的平均时间要多出 10 天，售价则高出 3%，即市价 30 万美元的房子，其售价要高出 1 万美元。中介出售私有房产时，会坚持等到最高价，而经手你的房产时，只要有过得去的报价，就会劝你接受。正如股票经纪人为了赚取佣金会进行挤油交易 [2] ，中介也希望更多更快地交易。何乐而不为呢？毕竟苦等最高价也只能多赚区区 150 美元，这利益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她这么做。
关于政治的真理不一而足，其中最为人信奉的一条，是金钱可以收买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迈克尔・布隆伯格 [3] 、乔恩・科尔津 [4] —— 这只是几个近期出现、引人关注且能佐证这一真理的例子。（暂且不论史蒂夫・福布斯 [5] 、迈克尔・赫芬顿 [6] ，尤其是托马斯・格里萨诺 [7] 这样的反面例子。格里萨诺三次竞选纽约州州长，自掏腰包共花费 9300 万美元，但三次分别只获得了 4%、8% 和 14% 的选票。）多数人都认为，金钱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不正当的影响，过多的资金挥霍在了政治竞选中。
诚然，选举统计数据显示，在竞选中投入手笔更大的候选人常常会胜出，但金钱是否真的是他们获胜的原因呢？
这么想似乎顺理成章，那说 90 年代的经济繁荣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二者存在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一者导致了另一者。相关关系仅表示，两个因素 —— 姑且称之为 X 和 Y—— 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你无从判断孰因孰果。有可能是 X 导致了 Y，有可能是 Y 导致了 X，也有可能是 X 和 Y 均由另一个因素 Z 导致。
请对如下相关关系进行思考：凶杀案频发的城市，往往警力也非常充足。以两个真实城市中警力与凶杀案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例，假设这两个城市为丹佛市与华盛顿市，二者人口相当，但华盛顿的警力是丹佛的近 3 倍，其凶杀案发数则是后者的 8 倍。然而，在不了解详情的情况下，孰因孰果很难说。可能某些一知半解的人，对这些数据略作思考，就妄下结论，认为是警力过多导致了华盛顿凶杀案频发。这种望文生义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而且常常会导致人们采取自以为是的应对措施。正如那则民间传说所言，一位沙皇得知其帝国内疾病肆虐最严重的省份也是医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于是，他的解决方案是，当即下令处死所有医生。
现在回到竞选开支的话题上，为分析金钱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思考影响竞选经费的因素。假设你手上有 1000 美元，想要捐献给某位候选人，你可能会在两种情况下选择捐献这笔钱：其一，在难分伯仲的情况下，你认为金钱会左右最终的结果；其二，某位候选人一骑绝尘，你想沾一点光，抑或想在将来获得某些实际的关照。你肯定不会把钱捐给必败无疑的候选人。（这点你可以去问那些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 [8] 遭到重创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大选领跑者和竞选连任者所筹得的资金远超过不成气候的候选人。那么竞选开支呢？竞选连任者和大选领跑者显然拥有更多资金，但只有在确实有落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一掷千金。必胜无疑的话，他们何必动用这笔竞选资金呢？毕竟这些资金在以后遭遇强敌时，能派上更大的用场。
现在假设有两位候选人，一位天生富于魅力，另一位则非如此。讨喜的候选人筹集到了更多的资金，轻而易举地胜出。不过，到底是金钱为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个人魅力让他选票与金钱双收？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很难解答。毕竟，选民吸引力不易量化，那有什么办法能衡量选民吸引力呢？
基本没有办法 —— 只有一个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比两次竞选中的同一位候选人。即，候选人 A 与 2~4 年后的自己很可能相差无几。对于候选人 B，同样也可以做此假设。假如候选人 A 与候选人 B 在连续两次竞选中对垒，但两次的开支不同，那么鉴于二者的个人魅力值变化无几，我们便可衡量金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发现，同两位竞选人在多次竞选中连续对垒，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 实际上，自 1972 年以来，有近千次国会竞选都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么这些案例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
结果出乎意料：候选人的竞选开支影响甚微。有冠军相的候选人即便将开支减半，也只会丢掉 1% 的选票，而没有冠军相的候选人，即便开支翻倍，也只能为自己多拉拢 1% 的选票。对于政治候选人来说，开支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个人品质。（这也适用于父母 —— 第五章会提及这点。）有的政客天生讨选民喜欢，有的则不然，花多少钱也无法弥补这一点。（福布斯、赫芬顿和格里萨诺几位大鳄想必有所体会。）
那么这条选举真理的下半句呢？耗费在竞选活动上的资金多到令人发指？一个选举周期通常包括总统大选和参众两院选举，其间每年的竞选开支约为 10 亿美元 —— 这听起来是一笔巨款，除非你将这笔钱同某项重要性显然不及民主选举的开支做一下对比。
例如，美国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开支也是 10 亿美元。
本书所要探讨的，并非口香糖开支与竞选开支的对比，或欺瞒客户的房地产中介，也不是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影响，书中自然会对此类情况做出分析，同时还会涉及不少其他话题，包括育儿之道、欺诈技巧、贩毒团伙的内部运作方式及《智者为王》 [9] 中的种族歧视。本书的真正目的是拨开蒙在现代生活之上的迷雾，探究内在的真相。我们会提出很多疑问，有的无关痛痒，有的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答案可能常常听起来怪诞不经，但经事实分析后，会变得显而易见。我们会从数据中寻找答案 —— 所谓的数据可能是学生的测验分数，可能是纽约的犯罪统计数字，也可能是毒贩的收支记录。我们常常会利用数据中偶然呈现出来的规律，这些规律就如同飞机掠过高空留下的飞行轨迹。就某个话题抒发己见或著书立说自然可以，人类对此乐此不疲，但若能撇开道德立场，沉下心来钻研数据，结果常常会得出有悖传统、出乎意料的发现。
可以说，道德代表着在人类心目中，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着其实际的运转方式。经济学首先是一门有关测评的学科，它包含一系列行之有效、用途广泛的工具，可以对大量信息如就业、房地产、金融和投资进行确切的评估，以确定任意因素的影响，乃至所有影响，这才是 “经济” 的根本要义。但经济学的工具也完全可以用于分析其他话题，而且这些话题可以说，更有意思。
本书将从一个非常明确的世界观出发，立足于以下几个根本观点，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
诱因是现代生活的根基。理解或常常仅仅是寻找到这些因素即是解决几乎任何谜团的关键，从暴力犯罪到假球案，再到网恋，无一例外。
传统观念常常是错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犯罪率并未一路蹿升，仅仅一掷千金换不来选举胜利，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天喝八杯水有益健康。传统观念常常漏洞百出，同时又极难看穿，但戳穿这些观点并非不可能。
轰动性事件常常起因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谜团的答案不会总是一目了然。诺尔马・麦科维对犯罪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枪支管理、经济繁荣和新型治安策略三种措施的共同影响。与她类似的，还有后文会提到的奥斯卡・丹尼洛・布兰登，绰号 “快克界的苹果籽约翰尼” [10] 。
专家 —— 包括犯罪学家和房地产中介 —— 利用手中的信息资源优势谋一己私利。不过，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也可以成功。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他们的信息优势在日益缩减 —— 佐证就是棺材价格和人寿保险费用的下跌，等等。
知道什么值得测评以及如何测评，有助于理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如果你学会以正确的方式观察数据，某些以其他方式无法解答的谜团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要击碎混淆视听和自相矛盾的谎言，数据的力量就无可比拟。
因此，本书旨在探究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或许这偶尔会徒劳一场，或许有时感觉是在以管窥天，或者感觉眼前之景光怪陆离，但其目的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察并审视许多不同的情形。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对于本书来说是奇怪的切入点，因为多数书会选择提出一个统一的主题，且三言两语即可表达清楚，然后再围绕这个主题娓娓而谈。本书并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主题，虽然我们确曾考虑了 6 分钟，以是否让本书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应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但有人感兴趣用经济学中最优秀的分析工具，但也会让我们得以循着自己突发奇想的思路探究下去。因此，我们虚构了一门学科：魔鬼经济学。本书中出现的故事甚少能进入经济学课本，但这种情况或许也会改变。鉴于经济学从根本而言由一系列工具构成，而非形而上的学科，因此无论多么稀奇古怪的话题，应该都没有超出其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首先是一名哲学家，他本一心想成为道德家，不料却因此成了经济学家。1759 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彼时现代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这股新生力量带来的巨变，令亚当・斯密为之着迷。但他所感兴趣的并非数字，而是其对人的影响。经济的力量大大改变了人们在某些情况下的思想和行为，是什么驱使一个人犯下欺盗之罪，而另一些人却无此劣行？一个人看似平淡无奇、或好或坏的选择如何对许多人造成翻天覆地的影响？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因果之间的联系日益走向深化，动机的作用被成倍放大，如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代生活变革，这些变化摧枯拉朽，对彼时的人们造成了巨大冲击。
亚当・斯密真正的研究主题是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其著作《经济学统治世界》中，探讨了亚当・斯密如何将生性自私的人类行为和人类所构建的、更加高尚的道德水准区分开来。
“亚当・斯密认为，答案在于我们有能力将自己置于第三者的地位，成为公正的观察者，” 海尔布隆纳写道，“以此形成对某件事的客观…… 价值评价。”
那么请设想，你在一位或者两位第三者的陪伴下，迫不及待地想探究某些有趣案例的客观价值。但是，在踏上探索之旅前，我们通常要先提一个异常简单却无人提过的问题，比如：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
第一章 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
本章探讨动机的优点及阴暗面 —— 作弊。
谁会作弊？几乎人人都会…… 作弊者如何作弊以及如何纠查作弊者…… 一家以色列托儿所的故事……700 万美国儿童的突然失踪…… 芝加哥的作弊教师…… 为何放水输球比作弊赢球更加恶劣…… 身为日本国技的相扑是否存在腐败行为？…… 百吉饼商人的所见所闻：人类的诚实程度超出我们的意料。
……
动机只是驱使人避恶行善的一种手段，但多数动机并非天然形成的，必须有人 —— 经济学家、政客或家长 —— 去凭空创造。你的三岁小孩连续一周都好好吃饭了吗？她可以去玩具店挑奖品了；某家大型炼钢厂的废气排放严重超标？对于超过法定排放上限的污染物，每公吨征收一定罚款；太多美国人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出了对策：从员工薪水中自动扣除所得税。
动机分三大类：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一套动机方案常常三种皆有。以近几年的禁烟运动为例，每包烟多收 3 美元的 “罪孽税” [1] ，这是能有效减少烟草销售的经济动机；餐馆、酒吧等场所禁烟是有效的社会动机；而美国政府声称恐怖分子通过贩卖黑市香烟筹集资金，这是能有效唤醒良知的道德动机。
人类将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行之有效的某些动机用于预防犯罪。有鉴于此，一个常见的问题或许值得一问 —— 现代社会为何犯罪猖獗？然后再反过来问：为何没有变得更加猖獗？
……
尽管如此，在日本，指责操纵比赛之声仍然会偶尔见诸报端。时而掀起的舆论风波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去估量相扑可能存在的腐败现象。毕竟，媒体监督催生了一种十分强大的现象：假如两名相扑力士或其部屋一直存在操纵比赛的情形，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和电视镜头，他们可能会在继续这种勾当的时候有所忌惮。
那么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变化呢？数据显示，一旦有操纵比赛的指控出现，在相扑大会收官日，7 胜 7 负的力士对阵 8 胜 6 负的力士，胜率仅为 50%，而非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 80%。无论如何，对数据进行取样，结果最终都难免指出一点：很难说相扑比赛没有被操纵。
几年前，两名退役力士挺身而出，提出大量指控，包括操纵比赛等多项罪名。他们指出，除了串通比赛，相扑界还充斥着服用违禁药物、乱交、贿赂、偷税漏税的事件，同日本黑帮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随后开始接到恐吓电话，其中一人曾向友人透露，他担心自己会被黑帮杀人灭口。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打算继续按计划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发布会召开前不久，二人在同一间医院死于类似的呼吸道疾病 —— 死亡时间仅相隔数小时。警方宣布二人之死没有他杀嫌疑，但并未展开调查。
“二人在同一天死于同一所医院，这看起来确实很蹊跷，” 相扑杂志编辑三宅充称，“但并没有人目击到有人投毒，因此该种揣测无从证实。”
无论二人之死是否有预谋，他们都做到了相扑业内人此前从未做到的事：指名道姓。在上文所援引数据涉及的 281 名力士中，他们指认了 29 名力士有串通情形，11 名是清白的。
【评论：这段倒是挺有探究价值的！】
……
面对现实情况，费尔德曼勉强接受了不到 95% 的付款率，他逐渐总结出，付款率只要超过 90% 就算是 “诚实守信” 的公司了：80%~90% 的付款率 “可气但还过得去”；如果一家公司的付款率长期低于 80%，费尔德曼则会张贴一张警告标语，如：
今年以来，百吉饼成本大幅上涨。遗憾的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百吉饼无故消失却无人付款。切勿继续此种行为，我猜想，你不会教自己的孩子行偷窃之事，那为何自己却明知故犯呢？ 最初，费尔德曼留下一个无盖的篮子用来收钱，但钱却经常不翼而飞，然后他换成了一个塑料盖上嵌有投币孔的咖啡罐，但事实证明，这也容易让人心生非分之想。最终，他不得不自制顶部有切口的夹板箱。木箱效果很好，他每年送 7000 次钱箱到各个公司，平均只被偷过一次。这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数据：同一群人，每天偷走他 10% 的百吉饼，却几乎从未堕落到偷钱箱的地步 —— 这恰好体现出社会对偷窃这一行为有着种种不尽相同的认识。从费尔德曼的立场来看，一名办公室职员不付钱白吃他的百吉饼，就是犯罪，但这名职员大概意见相左。诚然，涉及的钱款数目很小（费尔德曼的百吉饼每个售价 1 美元，奶油乳酪也包含在内），但差别的根源或许并不在此，而是在于 “犯罪” 的情景。这名吃百吉饼却不付钱的办公室职员，在自助餐厅大吃大喝的时候或许也会猛灌苏打水，却不见得会吃霸王餐。
那么百吉饼的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近几年，总体付款率经历了两次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一是 1992 年起出现的长期而缓慢的下降。至 2001 年夏，总体付款率已经下滑到了 87% 左右。但当年的 “9・11” 事件发生之后，付款率立即上涨了整整 2%，且此后再未出现明显回落。（假如付款率上涨 2% 听起来不算多，那换个角度想：未付率从 13% 下降到了 11%，即盗窃数量下滑了 15%。）由于费尔德曼的不少客户均在国安部门工作，这种 “9・11” 效应或许有些许爱国主义色彩，这也有可能表明公众的同情心有了普遍的提高。
数据还显示，小办公室比大办公室更守信用。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办公室付款率要比几百人的办公室高出 3%~5%，这似乎有违常识。在大办公室，百吉饼桌旁理应常有许多人在场，众目睽睽之下，你不得不投币进钱箱。但大小办公室的对比说明，百吉饼盗窃与街头犯罪类似。农村地区的人均街头犯罪率远低于城市，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的罪犯被发现（进而被抓获）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规模较小的社群，预防犯罪的社会因素更加强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耻心。
百吉饼的数据还反映出个人情绪对守信程度的影响。例如，天气就是一大影响因素：反常的好天气能提高人们的付款率；而与之相对，遇到反常的寒冷天气，则会出现大量未付款的现象。暴雨或强风天气也有同样的影响，影响最恶劣的是节假日：在圣诞周，付款率会下降 2%，即盗窃数量上升 15%，这与 “9・11” 造成的影响程度相同，但效果相反；感恩节半斤八两；情人节当周也非常糟糕；4 月 15 日 [10] 所在周也不外乎如是。但也有好的节日：7 月 4 日、劳动节和哥伦布纪念日所在周 [11] 。两种节日差别何在？欺诈率较低的节日仅仅是放假一天而已，别无他意，而欺诈率较高的节日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和来自亲人的种种期许。
关于守信，费尔德曼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多是从生活经验总结而来，而非数据。他逐渐相信，工作士气是一大因素 —— 如员工爱戴自己的老板、热爱本职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时还相信，在公司内地位较高的员工欺诈率要高于底层员工。他多年来一直在为一家办公室占用了三层楼的公司送百吉饼，从中得出了这一观点 —— 该公司顶层为主管办公室，较低的两层为销售、服务和行政员工的办公室。费尔德曼猜测，这些主管有欺诈行为是因为特权思想膨胀。他所没有考虑的因素是，欺诈或许原本就是他们坐上主管之位的手段。
如果说道德代表着在人类心目中，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着其实际的运转方式，那么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则恰好处于二者相交的范畴。没错，很多人占他的便宜，但绝大多数人，即便是无人在场的情况下，也没有越界。这一结果或许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包括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他们在 20 年前劝阻他，说他这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完全行不通，但这却没有出乎亚当・斯密的意料。实际上，亚当・斯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的主旨就是人类生性诚实。
“无论人类被描写得有多么自私，” 亚当・斯密写道，“其本性之中显然有某些原则，令其关注他人的命运，让他人的幸福成为对其来说不可缺少的东西，尽管除了眼见此种情景所获得的满足之外，他从中一无所得。”
费尔德曼有时会向自己的经济学家朋友讲述《裘格斯戒指》的故事，故事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苏格拉底的一堂课上，一位名叫格劳孔的学生讲述了这个故事。苏格拉底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即使没有外力强制，人类一般而言也是生性善良的。格劳孔则同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一样，不以为然，他讲述道，一位名叫裘格斯的牧羊人偶然间在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上带着一枚戒指，裘格斯将戒指戴在自己手上后，发现戒指令他隐身了。在无人监控其所作所为的情况下，裘格斯干尽了坏事 —— 引诱王后、弑杀国王，等等。
格劳孔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人目睹，会有人能抵制住诱惑，不去作恶吗？格劳孔似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保罗・费尔德曼则和苏格拉底及亚当・斯密同属一个阵营，因为他知道，在至少 87% 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
第二章 为何三 K 党和房地产中介是一路货色？
本章论证了信息的力量无可比拟，这种力量一旦遭到滥用，则更显露无疑。
揭露三 K 党的机密…… 为何各种专家可以为所欲为地占你便宜…… 解决滥用信息的良方：互联网…… 为何新车一旦有主，价值就会暴跌…… 破解房地产中介的暗号：“保养良好” 的实际含义…… 特伦特・洛特的种族主义倾向是否比一般的《智者为王》选手更严重？…… 网上交友者会谎报哪些信息？
……
往往，我们公开宣称的信息和我们心知肚明的真实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或者以更通俗的方式来讲，就是言行不一。这种现象在私人关系、生意往来 —— 自然还有政坛 —— 中屡见不鲜。
第三章 为何毒贩还在与母亲同住？
本章发现传统观念往往是由捏造信息、自身利益和方便之词共同构成的。
为何专家经常捏造数据；长期口腔异味这一术语的发明…… 如何提出好问题…… 素德・文卡特斯长年卧底毒贩据点的离奇经历…… 为何卖淫者的收入要高于建筑师…… 强效可卡因的发明与尼龙丝袜的发明有何相似之处…… 强效可卡因是否是继《吉姆・克劳法》之后对美国黑人打击最严重的事件？
……
以美国近年来的无家可归问题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位名叫米奇・斯奈德的无家可归者权益保护分子宣称，美国约有 300 万无家可归者，立时引来人们的广泛关注。
不到 100 人就有 1 人无家可归？自然这比例听起来太高了，但专家之言总能引发巨大的波澜，让人不可不信，因此这一此前无人问津的问题突然之间成了举国瞩目的话题，斯奈德甚至在国会发言也证实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说，他还在某所大学做演讲称每秒钟就有 45 名无家可归者死亡 —— 每年有多达 14 亿无家可归者死亡。（彼时的美国人口约为 2.25 亿。）即便斯奈德的本意是每 45 秒钟就有一名无家可归者死亡，犯了口误或被误读，那合计每年也有 701000 名无家可归者死亡，相当于美国死亡人口总数的 1/3 左右。最后，斯奈德迫于压力解释了其所谓 300 万无家可归者的数据，承认自己这是信口胡说。但记者对他仍是纠缠不休，逼他给出一个确切数字，他说，他不想让他们空手而归。
作为专家，斯奈德为一己私利欺骗公众，这一点固然可悲可恨，却不足为奇。因此，单凭他们自己是做不到欺骗公众这一点的，所谓记者急需专家，正如专家急需记者，每天的报纸版面和电视新闻总要有内容可写，而危言耸听的专家常常受到欢迎。于是，记者和专家志同道合，便成了许多传统观念的始作俑者。
此外，广告也是塑造传统观念的绝佳手段。例如，李施德林诞生于 19 世纪，最初只是一种强效的外科消毒剂。随后，经蒸馏提取后，又作为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剂向市面出售。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被打造成一款治疗 “长期口腔异味”—— 这在当时还只是口臭的医学用语，鲜为人知 —— 的产品，才一炮而红。李施德林的新广告以绝望无助的青年男女为主角，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婚姻殿堂，却因为伴侣的口臭问题望而却步。在那之前，口臭一般算不上是大问题，但李施德林改变了这一点。正如广告学学者詹姆斯・B. 特威切尔所写的：“李施德林的卖点不是漱口水，而是消除口腔异味。” 在短短 7 年间，公司收入从 115000 美元一跃涨至 800 万美元。
无论传统观念如何形成，对它而言都难以撼动。2004 年初，小布什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刚刚开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坚定的反小布什者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哀叹道：“关于布什先生，公认的说法是他是个心直口快、耿直坦诚、直言不讳的人，只有符合这一形象的传闻逸事才会被报道出来。但假如传统观念觉得他是个虚情假意的富家子弟，将自己包装成了牛仔的形象，那记者就会有许多料可写。”
在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几个月里，专家们唇枪舌战，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又如，妇女权益保护者夸大了性侵犯的发生概率，声称每 3 名美国妇女就有 1 位在其有生之年成为了强奸或强奸未遂的受害者。（实际数据接近 1/8，但妇女权益保护者知道，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公开反驳他们的言论。）就连为治愈各种不幸疾病而挣扎的人士常常也会采取类似手段。干吗不这么做呢？夸大其词一点可以为这些问题博取眼球、激起人们的正义感，还能 —— 或许最重要的是 —— 拉拢资金和政治资本。
第四章 罪犯都去哪儿了？
本章分析了有关犯罪的说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 付出了惨重代价 —— 学到的有关堕胎的教训…… 为何 20 世纪 60 年代是罪犯的黄金年代…… 你认为 90 年代的经济繁荣有抑制犯罪的作用？再想想看…… 为何死刑起不到震慑罪犯的作用…… 警察究竟是否能降低犯罪率？…… 监狱，到处都是监狱…… 识破纽约市的警界 “奇迹”…… 枪究竟为何物？…… 为何早期毒贩堪比微软公司的百万富翁，而后期的毒贩却只能比作 Pets.com…… 超级猎手与老年人…… 犯罪终结者简・罗：堕胎合法化如何颠覆一切。
第五章 怎样才算完美父母？
本章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父母真的重要吗？
育儿从艺术向科学的转变…… 为何育儿专家喜欢把父母吓得半死…… 枪与游泳池，哪个更危险？…… 恐惧经济学…… 养育过度与先天–后天之谜…… 为何说好学校的作用被你高估了…… 黑人与白人的成绩之差与 “被白人同化”…… 与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有关的八点和无关的八点。
第六章 完美父母续章
本章分析了正式为人父母后的第一件事 —— 给孩子起名 —— 究竟有多重要。
名叫赢家和输家的一对兄弟…… 最黑人化和白人化的名字…… 文化隔离：为何《宋飞正传》从来没有进入过黑人观众的 50 佳榜单…… 如果你的名字很难听，你是否应该改名？…… 上层名字与下层名字（以及名字在不同阶层的演化）…… 小甜甜布兰妮：是表现，而非原因…… 阿维娃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麦迪逊？…… 父母给你取名的时候想向外界传达什么信息。
后记 通往哈佛的两条道路
读到现在，或许你已经看出，正如本书开头所说的，本书确实没有 “统一的主题”。
虽然没有统一主题，至少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于《魔鬼经济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与理性思考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方式有关，一切只需全新的观察、辨别和衡量方式。这并不见得是什么难事，也无须复杂缜密的思维。实际上，我们已经分析出了普通黑帮分子或相扑力士自己琢磨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我们只能逆向推导。
挖掘这些想法的能力是否能大幅改善你的生活质量？想必不会。或许你会在游泳池旁围上坚固结实的门，或督促你的房地产中介多下点功夫，但实际效果很可能并不会那般显而易见。你或许会对传统观念多几分怀疑，或许会开始寻找事物并非表里如一的蛛丝马迹，或许会找出一些数据进行筛选，权衡自己的理性与感性认识，得出全新的观点。这些新观点有的或许会令你反感，甚至不得人心。堕胎合法化导致犯罪率大幅下降的观点难免会引起强烈的道德谴责，但实际上，魔鬼经济学式的思维并不会将道德考虑在内。正如本书开头部分所言，如果说道德代表理想世界，经济学则代表着现实世界。
读完本书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非常简单：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爱提问题了。尽管许多问题问了也是徒劳，但有些问题会得出耐人寻味甚至出人意料的答案。
数据已经表明，父母在某些方面确实关系重大，因为这些方面的影响多数早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注定，而在其他方面则毫无影响，比如让我们执迷不悟的那些育儿之道。父母望子成龙，满腹期许，甚至绞尽脑法也要给孩子起个上层名字，这无可厚非。
但即便是十全十美的父母，也有可能会因为努力地管教孩子，最终却弄巧成拙，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相反的，有的父母心地邪恶、行事乖张，孩子却很有成就。
回想一下第五章所讲的两个男孩，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白人男孩成长于芝加哥郊区，父母博学多识，家庭殷实，黑人男孩来自代托纳比奇，自幼被母亲遗弃，经常遭到父亲殴打，十几岁便成了一个老练的帮匪。结果，这两名男孩各自成长为了什么样的人呢？
黑人男孩就是现年 28 岁、研究黑人成绩不佳现象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小罗兰・G. 弗赖尔。
白人男孩也考入了哈佛大学，但不久，他的情况便急转直下，最终锒铛入狱。他的名字叫作特德・卡辛斯基。 [1]
[1] 特德・卡辛斯基，即西奥多・卡辛斯基，16 岁便考入哈佛大学，曾任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他是多起连环爆炸案的主谋、恐怖分子、反科技人士，曾自制炸弹寄给科技研究者、航空公司等，被称为 “炸弹怪客”，最终于 1998 年被判终身监禁。—— 译者注
附录
房地产中介欺骗你的概率
《纽约时报杂志》“魔鬼经济学” 专栏文选
作者问答
魔鬼经济学 2：拥有清晰思维的艺术
推荐序 趣味横生的魔鬼经济学
写在前面
导言 魔鬼经济学 = 荒谬怪诞经济学？
酒后步行比酒后驾车还要危险！
电视把印度女性解救了出来？
马和汽车，谁的危害更大？
还原世界的本来面貌
独树一帜的经济学
第一章 遏制气候变暖：火山爆发，用烟囱捅破天，还是架一根 18 英里长的管子？
全球变暖：经济学家的观点
你开空调时应该想到的事情
外部效应的逻辑：从汽车防盗装置到火山爆发
二氧化碳与全球变暖没有关系！
太阳能电池加剧了全球变暖？
火山爆发与气候变暖
解决气候变暖：用一根 18 英里长的管子向天空吹二氧化硫
用毯子把地球裹起来
想阻止气候变暖？用烟囱捅破天吧！
医生最容易违规？
早在 1847 年，塞梅尔维斯就解开了产褥热之谜，被奉为英雄，对吗？
完全相反。没错，他规定医生做完尸体解剖都要洗手后，维也纳总医院产妇的死亡率骤然下降了。然而，其他医院的医生对塞梅尔维斯的发现不屑一顾。他们甚至嘲笑、侮辱他。他们认为，仅仅洗洗手，根本就不可能防止如此灾难性的疾病发生！而且，那个时代的医生可绝不是什么谦虚的家伙，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正是罪魁祸首这一说法的。
塞梅尔维斯心灰意冷，绝望之余，开始吹毛求疵，言语尖酸刻薄。他自封为救世主弥赛亚，给奚落他理论的每个人贴上 “孕妇和婴儿谋杀者” 的标签。他的言语往往十分荒谬，个人行为也极为古怪，尤为好色。如今看来，我们可以断定，塞梅尔维斯那时已经疯了。47 岁时，他被人哄骗住进了疗养院。他曾试图逃离，后又遭到强制性监禁，随后两个星期就死了，毫无美名可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对。塞梅尔维斯死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对细菌理论进行的研究，证明他是对的。此后，治疗患者之前，一丝不苟地把手洗干净已成为医生工作时的惯例。
那么，当代医生遵循了塞梅尔维斯设立的规定了吗？
大量的研究表明，医护人员洗手或消毒的次数之少，甚至达不到规定次数的一半。而且，医生最容易违规，比护士或助手要松懈得多。
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在现代世界中，我们往往相信，通过教育，我们就能以最合理的方式避免最危险的行为。几乎所有公共宣传都是基于这个理念，从全球变暖到艾滋病预防，再到酒后驾驶，而医生则是医院中受教育最多的群体。
在 1999 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孰能无过》（To Err Is Human）的报告中，美国医学研究所估计，医院本可避免的错误每年导致 44000——98000 位美国人死亡，这比交通事故或乳腺癌致死人数还多，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伤口感染。那么防止感染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医生勤洗手。
这份报告出炉后，美国各医院急忙想办法解决问题。就连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这样世界一流的医院也发现，医护人员保持手部卫生的比率只有 65%，还需要提高。该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找出洗手率不高的原因。
首先，他们证实，医生忙得不可开交，在洗手上花多少时间，相应就要损失多少治疗患者的时间。克雷格・费德（那位华盛顿的急诊室改革家）估计，每一次值班，他通常会看 100 多位病人。“如果按规定办事，每接触一位病人都要跑去洗一次手的话，那么仅洗手就要花掉我近一半的工作时间。”
而且，洗手间的位置通常不合理、不太方便，病房的洗手间尤其如此，有时洗手池还会被设备或家具给挡着。与其他很多医院一样，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也有装着普瑞来洗手液的设备，方便手部消毒，但往往没人用。
同时，医生洗手率不高似乎与心理因素有关。第一个心理因素，或许可被宽容地称为认识不足。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为期 5 个月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医生自己记录洗手次数。他们自己报告的洗手率为 73%—— 不完美，但也不太糟糕。
然而，这些医生所不知的是，护士在暗中监视他们，而且记录了他们的实际洗手率：9%。可鄙！
保罗・希尔卡（Paul Silka）是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急诊科医生，同时也担任医院的员工主管。他指出了第二个心理因素：自负。“如果你做医生已好一阵子了，就会有自负心态。” 他解释说，“你会说：我不可能携带什么有害的细菌，其他医护人员才可能。”
希尔卡和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其他领导行动了，设法改变医生的行为。他们尝试了各种激励手段：以海报和电子邮件，展开甜言蜜语式的攻心宣传；每天早晨给医生送上一瓶普瑞来洗手液；设立了手部卫生巡查队，让他们在病房四处转悠，如果发现医生按规定勤于洗手，就送上价值 10 美元的星巴克咖啡卡。或许你会认为，高收入的医生肯定不会为这区区 10 美元的激励所动。“然而，没有一个人拒绝咖啡卡。” 希尔卡说。
几个星期后，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洗手率的确上升了，但还不是十分令人满意。在联席理事会召开的一次午餐会议上，该医院的流行病学家雷克哈・墨西（Rekha Murthy）公布了上述消息。理事会联席会议大约有 20 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医院的一流医生。听到报告结果，他们显然很气馁。午餐结束后，墨西给他们每个人分发了一个琼脂平板（agar plate），也就是消过毒的陪替氏培养皿，附有一层海绵状的细菌培养基。“我很想用你们的手做细菌培养基。” 她告诉他们。
他们各自将手掌在平板上按了一下，随后墨西将琼脂平板送往实验室。希尔卡回忆说，实验结果的图像显示，“有大量的细菌菌落，令人恶心，难以置信。”
这可是该医院中最有分量的人物，是他们在告诉其他人要改变行为，然而他们自己的手居然都不干净！（而且，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竟然就发生在他们的聚餐会上。）
他们不忍发布这个结果。然而，医院管理层最终决定，将其中一张满是细菌的手掌图片设为医院内所有电脑的屏保，让这令人恶心的手掌发挥督促、警示的作用。对于宣誓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而言，这种令人反感的警示比其他任何激励措施都来得有效。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医生洗手率飙升，几乎达 100%。
消息传出后，其他医院开始纷纷照搬屏保解决方案。为什么不呢？屏保解决方案成本低、简单、有效。
结局皆大欢喜，对吧？
对，然而…… 稍微再考虑一下。自塞梅尔维斯时代以来，医生就知道应该勤于消毒、洗手，那么为什么现在说服他们这么做，却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呢？明知按规定办事（洗手）的代价如此之低，而违规办事的潜在代价（人命关天）如此之高，为什么改变他们的行为就这么难呢？
与污染问题一样，答案再一次涉及外部效应。
如果医生没有洗手，那么受到生命威胁的主要受害人并不是医生本人。他将要治疗的病人，也就是那个有开放伤或免疫系统遭破坏的患者，才是主要受害者。病患者被感染，就是医生不洗手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与环境污染情形无异：开车、经常开空调，或从烟囱排放二氧化碳，都会给其他人带来负面效应。排污者不去制造污染的动机不足，医生洗手的动机也不充分。
改变行为的学问如此之难，原因就在这里。
改变行为如此之难，我们为此愁眉苦脸。如果我们能想出什么工程学、制度设计或激励措施，不用改变人们的行为就能达到目的，那该有多好啊！
面对全球变暖危机，高智发明公司正是这么想的；公共医疗部门最终乐此不疲地实施的也是这种策略，并由此减少了患者在医院感染细菌的现象。其中最佳的方法包括：为看病的患者提供一次性血压袖带；在医疗设备上镀银，形成防菌保护层；严禁医生打领带，因为英国卫生部曾提及领带 “几乎从没人洗过”，“在治疗患者方面毫无益处”，而且 “已证明容易滋生大量病原体”。
就因为这个，克雷格・费德多年前已改戴蝴蝶领结。在他的推动下，医院还开发出了一种虚拟现实接口，不用接触电脑设备，身穿白大褂和佩戴医用手套的外科医生就可以滚动屏幕，查看 X 光照片，因为电脑键盘和鼠标往往是病原体的载体，其危险性绝不比医生佩戴的领带小。所以呢，下次当你发现自己置身医院的病房时，如果没有对电视遥控器进行全面的消毒处理，请不要动它。
如此预防艾滋病：你根本不可能想到
或许，当人们的行为改变带来的大多数益处将被其他人享受时，难以让他们做出改变也就不那么奇怪了。然而，可以肯定，当我们的自身利益面临损害时，我们就会改变行为，是这样吗？
令人悲哀的是，并非如此。如果真能改变的话，那么保健食谱就总能发挥效果了（因此，也就再也不需要所谓的保健食谱了）。如果果真如此，大多数烟民早就戒烟了。如果确乎如此，受过性教育的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意外受孕的当事人了。知行是两码事，截然不同，涉及个人偏好时，情形尤甚。
我们来看非洲的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高发率。多年来，全球各地的公共医疗部门一直都在与这种疾病作战。他们已倡导了改变行为的各种方式：使用避孕套、限制性伙伴人数等等。然而，近期有一位名为贝尔特兰・奥沃特（Bertran Auvert）的法国研究人员在南非主持了一次医学实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以至于他迅速终止了实验，立即呼吁采用这一新的预防措施。
这种神奇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呢？
包皮环切手术。研究发现，包皮环切手术可以降低异性性交中男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降幅之高达 60%，虽然奥沃特和其他科学家还没完全弄清楚其原因。随后在肯尼亚和乌干达所做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奥沃特的结论。
在非洲所有地区，切除包皮的现象越来越多。“人们习惯于接受针对具体行为采取措施。” 南非一位卫生官员说，“但包皮环切手术是手术治疗，手术刀是冰冷、钢硬的。”
毫无疑问，做不做成人包皮环切手术完全是个人选择。我们可不会贸然地去建议任何人做什么选择。然而，对于的确会选择包皮环切手术的那些人，我们有一句简单的忠告：在医生碰到你身体任何部位之前，请确保他们已经洗过手了。
第二章 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特点？
探讨有关生死的不可不知的现象……
世界上大部分顶级运动员都出生在 1——3 月？恐怖分子往往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层或高收入家庭？“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仅仅 3 个月内，美国发生的交通事故大幅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去医院就医，如何选择医生？医术更高的医生治疗的病人，其死亡率甚至更高，为什么？最出色的医生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你的病情很严重，去医院看病会略微提高你存活下来的概率；但如果病情并不严重，那么去看病就会提高你死亡的概率。
公路交通事故增多：全是 “9・11” 恐怖袭击惹的祸？
最出色的医生和最差劲的医生有何区别？
想长寿吗？拿个诺贝尔奖吧！
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特点？
计算一下谁是恐怖分子
第三章 难以置信：犯罪率升高是因为电视看多了？
犯罪率升高是因为电视看多了？
为什么有的人总是乐善好施？
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已逐渐认同这样的观点：有些坏蛋总是要违法犯罪。但这仍然没有解释基蒂・吉诺维斯那些心地善良的邻居当时为什么不帮她。我们所有人几乎每天都能发现利他主义的各种行为。（甚至我们自己也都乐善好施。）可是，在皇后区的那天晚上，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展示利他主义呢？
这样的问题似乎属于经济学领域中要探讨的议题。没错，流动性危机、石油价格甚至债务担保凭证，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像利他主义这样的社会行为就要另当别论？经济学家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
过去数百年来，答案一直都是 “这不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在吉诺维斯被害的时代，有那么几个非主流经济学家独辟蹊径，开始饶有兴致地关注起这类问题来。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推加里・贝克尔，前面我们提到过他。不满足于仅仅评估人们的经济选择行为，贝克尔还想方设法要将人们做出此类选择时的情绪也列为分析对象。
贝克尔开展的某些最有说服力的实验，就涉及利他主义研究。比如，他认为，同一个人，做生意时可能自私至极，但对熟人却可能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贝克尔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不要忘了），他还这样预测过，即使在家庭成员之间，利他主义也会具有功利性。多年以后，经济学家道格・波恩海姆（Doug Bernheim）、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及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用实证法证明了贝克尔的观点。通过美国在多年里调查出来的人口数据，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已成家立业的孩子如果希望获得一笔不菲的遗产，更有可能回家看望退休的年迈父母。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更悉心地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
在上述情况下，你自然会认为富裕家庭的独生子女尤其会孝敬父母，但是我们的数据并没有表明，富裕家庭独生子女回家探望父母的次数更多；事实上，至少要有两个孩子才能达到那种效果。这也间接说明，探望父母次数之所以增多，是因为家中子女意在遗产。看上去似乎是家庭成员之间传统的关切、照顾之情，严格说来，或许这是一种预付的遗产税。
有些政府深知此中牵涉的诸多因素，甚至从法律上要求孩子探望或赡养年迈的父母。在新加坡，这种法律被称为《赡养父母法》（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
然而，人们似乎还是极为乐善好施的，而且不仅仅限于他们自己家庭成员内部。众所周知，美国人尤其慷慨大方，每年给慈善机构大约捐赠 3000 亿美元，这可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只要回想一下上次夺去大量生命的飓风或地震，想想那些乐善好施的好人是如何踊跃地向灾区捐款，如何献出自己宝贵的时间的。
这是为什么呢？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一般人会权衡自己的利益得失后做出理性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经济人为什么会将他辛苦挣来的钱捐赠给他人呢？他不认识这个人，就连他所在的地方的名字也不会念，仅仅就因为能借此感受到一阵温暖而又捉摸不定的幸福感？
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研究，新一代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是时候去理解更广泛的利他主义了。怎样做？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某个行为是乐善好施之举，还是为自己谋利益呢？如果你帮邻居重建仓库，这是因为你乐于助人，还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仓库某天也可能遭遇大火而毁掉？当某人给自己的母校捐款数百万美元时，这是因为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还是因为该校的橄榄球场将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要将现实世界中此类问题悉数弄清是极难的。诚然，观察个体行为（在基蒂・吉诺维斯被害案中，确切地说是 “无为”）比较容易，但要深入理解行为背后的意图则要难得多。
是否可以采用自然实验，例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有关监狱的案例，对利他主义进行评估？比如，你可能会认为，可就一系列灾情进行比较，以捐赠的多寡予以衡量。但是，由于变量太多，所以很难从每个事件中都挖掘出利他主义因素。中国所遭受的汶川大地震，与非洲严酷的旱灾不是一码事儿，而非洲的旱灾与横扫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又各有不同。每种灾难都会要求人们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灾区捐赠情形也受到媒体报道的很大影响。近期开展的一项学术研究发现，媒体每刊出一篇 700 字的报道，灾区所收到的慈善援助就会激增 18%；电视每做一次 60 秒的报道，捐赠就会激增 13%。（负责为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灾难募集捐款的任何人，最好希望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在新闻不多的某天。）而且此类灾难从根本上说是异常的事件 —— 尤其是大肆炒作的那些事件，例如鲨鱼袭击，因此十之八九不会对我们理解利他主义带来启示。
最后，这群异类经济学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既然很难对现实世界中的利他主义进行评估，那么为什么不把现实世界中固有的复杂因素通通剥离，将这个问题带进实验室呢？
人类天生具有利他主义的本性？
毫无疑问，自从伽利略将一个铜球沿着一定长度的直木板槽滚下，以此验证重力加速度以来，实验室实验一直是物理学的重要支柱。伽利略认为 —— 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 像他设计的这样一个小装置，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大世界：地球力量、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命本身的演变方式。
三个多世纪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重申了上述观点的重要性。“验证所有学问的方法就是实验，” 他说，“实验是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 生活中用的电，你每天吞下的胆固醇药物，你读到和听到的这些文字的载体 —— 纸张、屏幕、扬声器，通通是历经大量实验后的产物。
然而，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却没有像物理学家那样依靠实验。他们长期以来关心的大多数问题 —— 例如，税收增加的效应或通货膨胀的原因 —— 是难以通过实验来解释的。但是，如果通过实验可以揭开诸多的宇宙之谜，那么实验也可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诸如利他主义等问题。
这种新的实验通常以博弈的方式进行，由大学教授主持，他们的学生参与完成。20 世纪 50 年代，旷世奇才约翰・纳什（John Nash）和其他经济学家广泛地开展了囚徒困境实验，这就是后来被逐渐视为战略合作标准实验的博弈。（设计这个实验的目的在于，深入洞察美苏核均衡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囚徒困境实验直接推动了最后通牒博弈的产生。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两位局中人，均匿名，都有一次机会将一笔钱分掉。给局中人 A（安妮卡）20 美元，叫她把钱与局中人 B（泽尔达）分掉，可给她分 20 美元以内任何数目。泽尔达必须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安妮卡的分钱提议。如果泽尔达接受，那么她们俩就按安妮卡的提议分钱；但是，如果泽尔达拒绝，她们俩就都两手空空回家。两位局中人都很熟悉这个博弈游戏的玩法。
对经济学家而言，博弈策略非常明显。哪怕是 1 分钱也比没有好，那么泽尔达接受低至 1 分钱的分钱提议也合情合理。因此，安妮卡提出仅给对方 1 分钱，自己留 19.99 美元，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经济学家恐怕要大跌眼镜，因为一般人并不是按上述策略来博弈的。泽尔达通常会拒绝低于 3 美元的分钱提议。毫无疑问，对方故意把分钱提议压得如此之低，这让她极为不爽，一怒之下，就会拒绝接受。这种极低的分钱提议并不经常发生。平均下来，局中人 A 给局中人 B 的分钱提议都超过 6 美元。鉴于该博弈的玩法，提出分这么多的钱给对方，显然是为了避免遭到对方拒绝。然而，分 6 美元 —— 几乎占总数的 1/3—— 似乎也是很大方的分钱方案。
这算是利他主义的表现吗？
或许吧，但很可能又不是。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分钱的局中人，大方地增加分给对方的钱，这是有所图的 —— 避免对方拒绝。正如现实世界中的诸多例子那样，最后通牒博弈中看似慷慨的行为，实则不可避免地与潜在的自私动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来看最后通牒博弈的又一个设计巧妙的新变体，叫作独裁者博弈。同样，是要在两个人中间分一笔钱。但在这个博弈中，只允许一个人做决定。（这就是该博弈名称的由来：那位独裁者是唯一重要的局中人。）
最初的独裁者博弈是这样玩儿的。给安妮卡 20 美元，让她与泽尔达分钱，可选择以下两种方案之一：（1）两人平分，每人各拿 10 美元；（2）安妮卡拿 18 美元，其余 2 美元给泽尔达。
独裁者博弈玩法直截了当，设计巧妙。两位匿名的参与者的博弈结果一锤定音，似乎剥离了现实世界中利他主义所牵涉的种种复杂因素。慷慨大方可能无法获得回报，自私行为可能也不会受到处罚，因为局中人 B（即不是独裁者的那位局中人）无法惩罚独裁者。同时，因为不知对方姓名，这也就消除了给予方对接受方可能存在的任何个人好恶因素。比如，对于卡特里娜飓风、中国汶川大地震或非洲旱灾而言，普通美国人对这三个灾区的受害者，肯定会怀有各不相同的感受。同理，普通美国人可能对飓风受害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感受也不同。
因此，独裁者博弈似乎直指我们所研究的利他主义的核心。换作你，你会怎么玩儿呢？设想一下，你就是那位独裁者，现在面临两种选择，可以与对方平分那笔钱，也可以只给对方 2 美元。
可能的情形是 —— 你会平分那笔钱。第一次参加独裁者博弈的人中，3/4 的人就是这么选择的。不可思议！
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得出的结果，其说服力如此之强，没过多久，这两种博弈就受到学术界的热烈追捧。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运用多种方式和不同的情景设置，开展了数百次实验。其中一个影响非凡的研究项目被编撰成书 ——《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ality）。在这个项目中，一组杰出的学者周游世界，在 15 个规模较小的社会群体中开展利他主义实验，包括坦桑尼亚原始狩猎族群、巴拉圭的阿契土著部落以及蒙古西部的蒙古族和哈萨克族。
实验结果表明，不论是在蒙古西部做实验，还是在芝加哥南区，结果都大同小异：都表现了给予的倾向（天性）。现在，这个博弈规则做了一定调整，独裁者可给予对方 20 美元内的任何数目，而不仅限于最初所设定的两种选择（2 美元或 10 美元）。在这种规则下，人们平均大约给出 4 美元，也就是说，给出了总数的 20%。
这传达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人类似乎确实具有利他主义的本性。这个结论不仅令人振奋，似乎也表明基蒂・吉诺维斯的邻居不过是一群令人作呕的异类罢了，而且还撼动了传统经济学的深层根基。《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是这样写的：“过去 10 年来，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已强有力地宣告，有关经济人的传统阐释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果有人还想得意地吹嘘经济人观点的经典之处，而他也不是经济学家，或许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经济人 —— 这种极为理性的自私动物（自从这一说法被提出后就一直受悲观派热烈追捧），已经死了（如果他以前确实存在的话）。感谢上帝！
如果这种新的称呼 —— 利他主义者（Homo altruisticus）—— 对传统经济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的话，那么与此相对，这似乎对其他所有人都是好消息。慈善和赈灾机构尤其有理由额手称庆。但是，不仅如此，还有更广泛的影响。任何人，从政府高官到希望孩子具有公德心的父母，都会从独裁者博弈结果中获得灵感和启发。这是因为，如果人类天生乐善好施，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应该能依靠利他主义来解决甚至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
现在来看看器官移植。第一例成功的肾移植手术在 1954 年完成。当时，对普通人而言，这种手术简直就是奇迹：肯定会死于肾衰竭的人，只要医生把另一个健康的肾精确地移植到他的体内，那么他就能继续活下去了。
那么移植的肾从哪里来呢？最便捷的来源是一个刚刚死去的人，比如交通事故中的丧命者，或死于其他原因但器官健康的人。
一个人的死能够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一事实让人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到头来，器官移植反而成了其辉煌光环下的牺牲品。尸体的正常供应满足不了器官移植的需求。在美国，交通事故死亡率在下降，这对于司机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然而对于急需肾维持生命的患者而言却是个糟糕的消息。（但至少摩托车事故死亡人数仍在持续上升，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因为美国很多州允许摩托车驾驶员不戴头盔驾驶，于是一些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称其为 “器官捐赠驾驶员”。）一些欧洲国家通过了 “假定同意” 的法律，也就是说，在某人遭遇事故的情形下，除非家人明确登记说明不捐献死者器官，否则医生可以假定死者同意捐献而摘取器官。但即便如此，肾源仍然无法满足需求。
幸运的是，尸体并不是唯一的器官来源。我们生来就有两个肾，只要有一个就能正常生活，第二个肾是人类进化的精妙产物。这就意味着，为了挽救某个人的生命，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献出去后仍然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谈点利他主义吧！
这样的器官捐献案例非常多，有配偶捐给对方的，有兄弟捐给姐妹的，有成年女性捐给年迈的父亲或母亲的，甚至还有人将肾献给儿时玩伴。但是，如果现在你即将死去却又没有朋友或亲戚愿意给你捐个肾，情形又会如何呢？
伊朗非常担心肾器官的短缺，居然立法通过了一项计划，给那些放弃一个肾的人付费，大约 1200 美元，肾器官接受者另外再支付一笔费用。
与此同时，美国 1983 年举行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一个名叫巴里・雅各布（Barry Jacobs）的敢作敢为的医生，陈述了他设计的器官付费计划。根据他的设想，他要创立一家公司，即国际肾交易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Kidney Exchange，Ltd.），将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带到美国，移除他们的一个肾，付一些钱，然后将他们送回家。刚刚提出这个想法，雅各布就遭到了猛烈抨击。对他的计划做出最严厉抨击的是一个年轻人 —— 田纳西州国会议员，名叫阿尔・戈尔。戈尔讽刺道，这些肾器官移除者 “或许仅仅因为有机会亲眼目睹自由女神像、国会大厦或其他什么，而愿意给你打折”。
美国国会旋即通过了《全国器官移植法》（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任何人在明知是以牟取暴利为条件，获取、接受或以其他方式转移任何人体器官，以作人体器官移植使用的行为” 均属违法。
美国有些才华横溢的学者已科学地论证了一个事实：人类天生就乐善好施。或许，这种利他主义本性是人类长久进化过程中的又一个产物，就像人类的第二个肾一样。至于为什么存在，谁又在乎呢？自豪地依靠我们与生俱来的利他主义本性，获得足够多的被捐献出来的肾，用以挽救每年成千上万条生命，在这方面美国将走在世界前列，给其他国家做榜样。
交易大厅的欺骗作为
人真的既慷慨大方又冷酷无情？
当你以经济学家（例如约翰・李斯特）的角度去审视现实世界时，你就会意识到看上去是利他主义的很多行为，似乎就不再那么无私了。
如果你给当地的广播电台捐赠 100 美元，这似乎表明你乐善好施，然而作为回报，你在下一年听免费广播时就问心无愧了（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得到一个帆布大提包）。按人均慈善捐助额论，不用说，美国肯定世界第一，但是美国税法对这些捐款的免税幅度也是最大的。
大多数的给予行为，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不纯的利他主义或温情式利他主义。你行善不仅仅是因为你希望帮助他人，还因为行善让你看上去善良，或让你感觉没错，抑或让你感到不那么糟糕。
我们来考虑一下乞丐的情形。加里・贝克尔曾这样写过，给乞丐钱的大多数人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 “乞丐的样子让人不太舒服，或乞丐的哀求触动了他们，他们感到不自在或内疚”。人们在街上行走时往往会躲开乞丐，极少主动走过去给乞丐送钱，其原因正在于此。
现在再来看看美国的器官捐赠政策。坚信利他主义会让器官需求得到满足，其成果又如何呢？
不怎么样。目前美国需要换肾的等待名单上有 80000 人，但 2009 年只能做 16000 多例肾移植手术。供求缺口每年都在扩大。20 年来，等待名单上已死去的人超过 50000，还有至少 13000 多名病人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没法接受手术，不再在等待名单之列。
如果利他主义真的是出路所在，那么美国人对肾的需求也本该因捐赠者源源不断的供应而得到满足，但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包括加里・贝克尔）就开始呼吁在美国设立一个受到良好监管的人体器官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献出器官的人可因此得到补偿，可以是现金、大学奖学金、免税优惠或其他方法。截至目前，这个提议已遭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讨伐，因此现在看来难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回想一下伊朗的情形。伊朗早在 30 年前就启动了类似上述提议的市场。这个市场虽然有缺陷，然而伊朗需要做肾移植手术的病人，却不必上等待名单，对可移植的肾器官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普通美国人可能不会将伊朗视为全球最具前瞻性（深谋远虑）的国家，但可以肯定，作为全球唯一一个认识到利他主义的本来面貌 —— 更确切地说，认识到其伪装之下的非利他主义面貌的国家，伊朗功不可没。
如果说约翰・李斯特真的证明了什么的话，那么他所证明的结论就是 “利他主义精神是否是人类的天性” 这一问题，是一个不适当的问题。人不是 “好人”，也不是 “坏人”。人就是人，刺激之下，人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人几乎总能受到影响或控制，进而变好或变坏，只要你能找到恰当的方法。
因此，人类具有慷慨大方、无私甚至英勇的行为倾向吗？绝对有。他们是否也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呢？绝对是。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眼睁睁看着基蒂・吉诺维斯被残忍凶杀的那 38 位旁观者。这个案例让人困惑难解的地方在于：哪怕旁观者有那么一点点怜悯之情，从自己家中打个电话报警，结果都会截然不同，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还在问同一个问题：事发时，他们怎么就能如此令人震惊地无动于衷呢？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或许，还可以问一个更好的问题：他们当时的行为果真如此令人震惊吗？
凶杀案的报道属实吗？
有关吉诺维斯被害案，几乎所有的书面或口头评论，都是围绕《纽约时报》在案发两个星期后刊出的那篇引人深思的报道展开的。这篇文章是两个男人在共进午餐时构思的产物。一人是 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纽约时报》都市版编辑；另一人是迈克尔・约瑟夫・墨菲（Michael Joseph Murphy），纽约市警察局局长。
杀害吉诺维斯的凶手温斯顿・莫斯利当时已被逮捕，也已认罪。那篇报道不是什么大新闻，在《纽约时报》尤其不算。不过是又一起发生在皇后区的离奇凶杀案，对于拥有顶级销量的报刊来说，这是不值得投入大量版面报道的那类新闻。
奇怪的是，莫斯利当时还承认自己犯下了另一宗凶杀案，可此前警局已经抓捕了另一个被控实施那次凶杀的嫌疑人。
“对皇后区的两起案件的供认情况怎么样？” 罗森塔尔吃饭时问墨菲，“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菲没回答他的问题，转移了话题。
“皇后区那起案件非常古怪。” 他说。随后，他告诉罗森塔尔，有 38 位邻居眼睁睁地看着基蒂・吉诺维斯被害，事发时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38 位？” 罗森塔尔问。
“对，38 位，” 墨菲说，“我干这行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从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罗森塔尔，正如他后来在书中所写的，“认为那个警察局局长在夸大其词。” 如果说言词夸张，那么墨菲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很显然，如果如实报道说，针对同一起凶杀案，警方逮捕了两个嫌疑人，那么这很可能会让警方下不了台。而且鉴于基蒂・吉诺维斯被害过程历时较长，罪犯残暴冷血，警局可能对谁将就此负责的问题十分敏感。他们为什么没有阻止凶杀发生？
尽管持怀疑态度，罗森塔尔还是派马丁・甘斯伯格（Martin Gansberg）—— 此前长期干文字编辑，刚做记者 —— 去秋园进行了采访。4 天后，新闻史上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的那段开头语，就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
在半个多小时内，皇后区 38 位遵纪守法、人格高尚的居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手尾随并用刀子捅死一个女人，共袭击了 3 次，都在秋园内。
对于刚刚做记者的甘斯伯格，以及像罗森塔尔这样有远大抱负的编辑（他就该案写了一本书，《38 位目击者》，成为《纽约时报》首屈一指的记者）而言，这篇报道绝对是成功之作。此后数十年，像他们这样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闻从业人员，竟然能够对诸如人类冷漠这类引人关注的议题，做出如此重大的报道，进而引发公众舆论一片哗然，这种情形已不多见了。因此，他们肯定有强烈的动机才会这样做。
然而，其报道属实吗？
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可能是小约瑟夫・德梅（Joseph De May Jr.），海事律师，现居住在秋园。他 60 岁，大脸盘，淡褐色眼睛，头发稀少，是个热心人。不久前，在一个空气清新的周日上午，他带我们参观了那个住宅区。
“第一次袭击就发生在这里。” 他说，“基蒂・吉诺维斯把车停在那里，就在火车站停车场。” 他指向大约 35 码外的地方。
自上次凶杀案发生后，这个住宅区几乎没有变化。建筑物、街道及停车场还是老样子。石砖搭建的莫布雷公寓维护良好，仍然矗立在那里。
德梅是在 1974 年搬到这个小区的，即吉诺维斯被害的 10 年之后。以前，他并没有经常去想这个案件。几年前，身为当地一家历史事件协会的会员，他做了一个网站专门介绍秋园住宅区的发展历史。没过多久，他觉得应在网站上增加有关吉诺维斯凶杀案的相关内容，因为此案是秋园如此知名的原因。
在收集有关此案的照片和新闻剪报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有关吉诺维斯案情的官方报道的诸多矛盾之处。他越是集中心思还原当时的凶杀经过，就越是深信，那篇有关那 38 位冷漠无情的目击者的轰动一时的报道，怎么说呢，太过夸张了。身为律师的德梅在深度剖析了《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后，仅在第一段文字中就发现了 6 处事实错误。
报道称，那 38 个人 “在窗边屏住呼吸”，“着迷地看着一个杀手尾随并捅死一名女子，袭击共发生三次”，但 “在袭击期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根据德梅的说法，下面的内容更接近真实情形：
第一次袭击大约发生在凌晨 3 点 20 分，当时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吉诺维斯后背被莫斯利捅了一刀后，尖叫着喊救命。尖叫声惊醒了莫布雷公寓的一些住户，他们立即跑到窗边。
人行道灯光昏暗，因此他们可能很难看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正如莫斯利后来供认的那样，“当时正值深夜时分，我很肯定没人能透过窗户看清这里发生的事。” 如果那时真有人能看到什么的话，也可能只是看到地上有个女人，旁边站着个男人。
莫布雷公寓至少有一个人（男的）对着窗外大叫：“放开那个女孩！” 莫斯利立即跑回到他的车中，车停在离事发现场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我看到她又站了起来，没有死。” 莫斯利供认。他把车向后倒了一段距离，他说，为了不让别人看清车牌号码。
吉诺维斯挣扎着站起来，缓慢地走向公寓楼后边，也就是朝向她住的公寓门口。但是，她没能走到。在通往她住所的附近公寓的门廊里，她倒下了。
过了大约 10 分钟，莫斯利又返了回来。很难弄清楚他是如何在黑暗中找到她的，可能是顺着血迹找过去的。在走廊中，他奸杀了吉诺维斯，随后便逃之夭夭。
《纽约时报》的报道，与那个时代其他许多犯罪报道一样，主要是依据警局提供的信息。起初，警局称莫斯利对吉诺维斯实施了三次袭击，《纽约时报》也是这样报道的。但实际上，只发生了两次袭击。（警局最终纠正了他们的说法，然而正如悄悄话游戏一样，报道中出现的错误也是自有其缘由的。）
没错，第一次短暂的袭击是在光线暗淡的人行道上发生的，当时是深夜。第二次攻击是在 10 分钟后，在门廊里，所以先前目击了第一次袭击的人看不到第二次袭击。
那么，那 “38 位目击者” 又是哪些人呢？
目击者人数是由警局提供的，显然人数本身被严重夸大了。“我们只发现六七个人目击了那场凶杀案，能做证的也就那么多人。” 有一位公诉人后来回忆说。根据德梅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一个可能的确亲眼目睹了第二次袭击的邻居，但是此人已喝得烂醉，甚至懒得去报警了。
仍然有个问题：即便这不是历时很长、残忍至极、数十个邻居都目睹的凶杀案，也应有人报警，为什么案发时没有任何人打电话报警呢？
在那个轰动一时的报道中，有关报警问题的描述甚至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当德梅的网站正式推出后，有个网民发现了这个网站，他的名字是迈克・霍夫曼（Mike Hoffman）。吉诺维斯被害时，他还没满 15 岁，当时住在莫布雷公寓的二楼。
霍夫曼回忆说，当时他被街上的一阵喧闹声吵醒，于是打开卧室的窗户，想听个究竟，但最终还是没能听清楚。他估摸着可能是情侣在吵架，与自己没啥关系，反倒很来气，于是 “对他们大吼：给老子安静点”。
霍夫曼说他听到其他人也在喊，当他朝窗外望去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男的跑了。为了看个究竟，霍夫曼又跑到卧室的另一个窗户边，但是那个男人最终消失在黑暗中。霍夫曼又回到他起初向外望的窗户边，看到人行道上那个女的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这时父亲进入我的卧室大声吼我，因为我朝窗外吼叫的时候把他吵醒了。”
霍夫曼把看到的告诉了他父亲。“有个家伙刚刚殴打一位女士，后来就跑了！” 霍夫曼和他的父亲看到那个女人挣扎着费力拐到楼后面。随后，一切归于平静。“父亲怕她万一伤得很重，需要治疗，于是就打电话报了警。” 霍夫曼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9・11’报警号码。我们得先打给接线员，然后等接线员帮我们接通警局的接线员。过了好几分钟，才接通警局的电话，父亲讲了我们的所见所闻，还补充说，她确实已经离开，但似乎晕晕乎乎的。到那时，没有任何动静了，于是我们都回房去睡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霍夫曼才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有几个警察询问过我们，我们才知道，她拐到楼后面时，那个家伙又回来把她给干掉了。” 霍夫曼说，“我记得我父亲当时对他们说过事发时也打电话报了警，如果警察在他打电话后就赶过来，那么她极有可能还活着。”
霍夫曼认为警局的反应这么慢，可能是因为他父亲在电话中描述的情形，不像一宗正在发生的凶杀事件，更像一起家庭纠纷，而根据所见情形，纠纷已经解决。袭击者已逃走，受害者已经走开，当时看来确实如此。像这样一个不怎么紧急的报警电话，霍夫曼说，“警员是不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油炸圈饼的，因为那似乎不是什么有关凶杀案的电话。”
警方证实，走廊中发生第二次袭击后，确实有人打过电话报警，而且他们随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霍夫曼认为，警方可能是在他父亲早先打电话后已经开始准备行动了，只是动作很慢。抑或，打电话的不止一个人：小约瑟夫・德梅听布雷德公寓的其他住户讲过，第一次袭击发生后还有人报过警。
霍夫曼对这起事件的回忆可靠性有多高，这很难说。（他的确写过有关这些内容的宣誓证词，还签了字。）德梅对这起案件的记述是否完全准确，也很难说。（值得称赞的是，他指出了这个事实：那天晚上，具体数量无法确定的、亲耳听到情况的证人，没有十分警觉，因而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不过他也不愿把自己视为有关吉诺维斯案所有情况的绝对可靠来源。）
德梅和霍夫曼都想让他们的小区摆脱因吉诺维斯凶杀案而得到的恶名。这固然是在情理之中，但德梅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以辩护者的身份出现，而霍夫曼看上去也是一个可信的目击者 —— 快 60 岁了，住在佛罗里达州，退休前在纽约市警局干了 20 年，退休时候的警衔为警督。
现在我们分析了整个案件中不同人物的不同动机，那如下两种说法哪种更可靠呢？德梅叙说的故事与广为流传的说法 —— 当一个男人在实施凶杀时，整个小区的住户都在旁观，拒绝提供帮助 —— 前者还是后者？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了解一下温斯顿・莫斯利被逮捕时的具体情形。他是在案发几天后被抓的。在皇后区的另一个住宅小区科罗娜，大约下午 3 点左右，有人看见莫斯利从巴尼斯特家扛着一台电视机出来，然后放进他的车里。
一个邻居走过去，问他在干什么。莫斯利说，正在帮巴尼斯特搬家。于是，那个邻居就回家打电话给另一个邻居，问巴尼斯特是不是真的要搬走。
“绝对不会。” 那个邻居说。于是他马上打电话报了警，同时那个邻居又出门，走到莫斯利的车边，将汽车的分电器盖弄松。
莫斯利再次回到车里时，发现无法启动汽车，于是下车逃走了，但没走多远，就被警察逮住了。在审讯时，他很快就主动供认了几天前杀害基蒂・吉诺维斯的事实。
这个结果意味着，这个杀害基蒂的臭名昭著的凶手，因为被害者的诸多邻居无动于衷、不予阻止而顺利实施了凶杀，但到头来，却又因为一个邻居的怀疑而最终落网。
第四章 疫苗、安全带和飓风：不一样的事情，一样的逻辑
看来毫无头绪的大难题，其解决方案竟如此令人称奇。
相对于农村产妇由接生婆接生，产妇在医院分娩的危险性为什么会更高 呢？是硝酸铵养活了整个世界？如果硝酸铵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大 多数人的饮食结构将会再次转向谷物和块茎植物，而肉类和水果仅仅只有富人才 能享受！安全带真的能保证你的驾车和乘车安全吗？儿童座椅也照样不安全？
《劳动法》也会损害劳动者
硝酸铵养活了整个世界？
从捕鲸到石油开采
没有什么医疗手段比疫苗更简单
安全带有多安全？
儿童座椅的安全效应
由飓风想到的
第五章 街头妓女与百货商店耶诞老人有何相似之处？
全面探讨身为女性而付出的各种代价。
男职员和女职员薪水差别如此之大的原因是什么？身体肥胖的女性和牙齿 长得难看的女性薪水就低！这是为什么呢？在高中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女生再进 入大学，毕业之后就能找到好工作？教师工作是女性最好的职业选择吗？导致大多数男女薪水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追求高薪的愿望不够强烈？
从中国的缠足习俗到美国的性服务市场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越来越少？
一星期中妓女哪天挣得最多？
皮条客与房地产经纪人
女性工资低是因为女性追求高薪的愿望不够强烈
从妓女的营生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结语 猴子也是人
众所周知，涉及通货膨胀、经济萧条、金融危机这类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属于宏观经济学。当经济运行良好时，宏观经济学家就被捧为英雄；当经济运行不良时，就如近期经济一样，他们又会招来一片骂声。无论经济好坏，报纸头条总是留给宏观经济学家的。
我们希望，在读过本书后，你们会意识到另一类经济学家，也就是微观经济学家，就潜藏在幕后。他们设法弄清个体会做出何种选择，不仅希望了解他们买了什么，还要了解其洗手频率，是否会成为恐怖分子。
有些微观经济学家，甚至没有将研究对象局限于人类活动。
基思・陈是华侨移民后裔，33 岁，衣着时髦，头发短直，十分健谈。随父母在美国中西部经常搬家的过程中成长，后来就读斯坦福大学，一度被政治学冲昏头脑，后改弦更张，主修经济学。如今，他是经济学副教授，在耶鲁大学任教。
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很久以前写过的几段话，激发了他的灵感，就此他展开了一项研究。亚当・斯密是这么写的：“没有任何人曾见过两只狗公平而有意识地交换骨头。没有任何人曾见证过，一只动物通过肢体语言和自然的叫声，向另一只传达这种意思：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换你那个。”
换句话说，斯密肯定，只有人类才具有货币交易的本领。
与生活中的情形一样，在经济学领域，如果你不去主动提出问题，无论问题看上去多么愚蠢，你就永远也不会找到问题的答案。陈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我能教会猴子使用货币，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
陈选择的理想猴子是僧帽猴，可爱的棕色猴，体形与一岁大的小孩差不多。“僧帽猴的头很小，” 陈说，“主要关心食物和交配。”（关于这点，我们认为，僧帽猴与人类没有什么不同，当然，这无关主题。）“就像欲壑难填的饿死鬼，永远也吃不饱，你真的应该这么看待它们。你可以整天给它们棉花糖，它们吃了吐，然后又会回来再要。”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僧帽猴习性如此，自然就成了绝佳的研究对象。
陈与文卡特・拉克什米那拉亚南（Venkat Lakshminarayanan）去耶鲁–纽黑文医院展开工作。在那里，心理学家劳里・桑托斯（Laurie Santos）有一个实验室，养着 7 只僧帽猴。猴子实验室一般都会给猴子取名，这里也不例外，不过，这里的名字都来源于 007 系列电影中的人物。7 只猴有 4 只雌的，3 只雄的。最重要的一只猴子，取了中情局特工的名字 —— 费利克斯。
这些猴子共同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开放式笼子里。笼子的一侧连着一个小很多的笼子，这就是实验场地，一次可以容纳一只猴子参与实验。陈在直径为 1 英寸的小银盘中间钻了个眼，这就是货币。“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铜钱。” 他说。
实验第一步，让猴子认识到硬币是有价值的。这费了不少工夫。如果你给僧帽猴一个硬币，他会先嗅一嗅，认定无法吃（也没法与之发生关系）后，就会把硬币扔在一旁。如果你这样反复来上几次，他可能就要向你扔硬币了，力气还很大。
因此，陈和他的同事给某只猴子一个硬币后，就会亮出食物。只要那只猴子将硬币扔给他们，猴子就会得到食物。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猴子终于明白：硬币可用来买食物。
实验证明，猴子对不同食物具有各自强烈的偏好。将 12 枚硬币放在一个托盘里，这是一只猴子的最大预算，然后给它提供食物，例如一个人卖果冻，另一人卖苹果片。这时，猴子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把硬币送到不同的研究人员手中，随后得到已分好的 “好吃的”。
现在，陈在猴子的经济生活中引入了价格冲击和收入冲击。我们假定费利克斯最喜欢的食物是果冻，而且通常情况下，它用一枚硬币就能获得三个。如果一枚硬币突然只能买到两个，它会如何反应呢？
令陈吃惊的是，费利克斯和其他猴子的反应十分理性。某种食物的价格上涨时，猴子们就会少买；价格下降时，就会多买。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法则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同样对猴子有效：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既然已目睹了它们的理性行为，陈此时想观察僧帽猴的非理性行为。于是，他设定了两个赌博游戏。在第一个赌博游戏中，研究人员给猴子亮出一颗葡萄，根据硬币落下后的正反情形，猴子要么仅得到那颗葡萄，要么还可以得到另一颗作为奖励。在第二个赌博游戏中，猴子看到研究人员有两颗葡萄，但是，如果猴子没猜中硬币落地的情形，研究人员就会拿走一颗，猴子只能得到剩下的一颗。
在这两个游戏中，平均而论，猴子得到的葡萄数量都相同。但是，第一个赌博游戏的设计着眼点在于，猴子可能会获得好处；而第二个则是，猴子可能会遭受损失。
那么，僧帽猴的反应如何呢？
鉴于猴子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事实，或许你会认为任何赌博策略都会大大超出它们的智力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研究人员给它们亮出两颗葡萄，而不是一颗时，它们自然会更喜欢。但是，它们的选择完全相反！一旦猴子弄明白，亮出两颗葡萄的研究人员有时会拿走第二颗，而亮出一颗的研究人员有时会额外提供一颗作为奖励时，猴子们就更喜欢拿一颗葡萄的那位研究人员了。理性的猴子才不会这样选择呢，然而这些非理性的猴子却表现出了心理学家所谓的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它们的表现似乎表明，损失一颗葡萄所带来的痛苦，比获得一颗所得的乐趣更强烈。
到目前为止，猴子们在用钱方面与人类表现得同样理性。但是，这最后一个实验表明，猴子和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是这样吗？
事实上，针对个体（例如，短线股民）进行的类似实验发现，人们做出这种非理性决定的概率与猴子差不多。陈说，僧帽猴的行为数据，“从统计学角度分析，表明猴子与大多数股票投资者几乎难分伯仲”。
因此，人类和这些只对食物和交配来劲的小脑袋猴子很相似的结论，没有受到影响。随后，陈似乎需要更多的证据印证上述观点，这时实验室最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费利克斯疾速跑进实验室，正如他以前无数次跑进去一样，但在这天，陈永远也无法弄懂，猴子没有拾起托盘上的 12 枚硬币去买食物。相反，它将整盘硬币扔回了它们的公共生活区，接着逃离实验室，冲进公共生活区去找硬币。银行打劫，然后越狱逃跑！
公共生活区多出了 12 枚硬币，7 个猴子争抢个不停，整个大笼里混乱不堪。于是陈和其他研究人员进入笼子，想拿回硬币，猴子拒不交钱。毕竟，它们已经意识到硬币是有价值的。他们只好靠 “行贿” 要回钱：给猴子提供食物。这给猴子又上了一堂意义非凡的课：犯罪不用付出代价（反而是有利可图的）。
随后，无意中陈看见异乎寻常的情形发生了。其中一只猴子不仅没有将拿到的钱给研究人员，来换取一颗葡萄或一块苹果，反而向一只母猴走去，把钱给了它。陈以前曾做过相关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猴子是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那么，难道他现在恰好就见证了这种自觉的金钱捐赠行为？
抚摸了母猴几秒钟后，那两只僧帽猴竟然发生了关系！
原来，陈所看到的一幕根本就不是什么利他主义行为，而是科学史上的首例猴子卖淫活动。
随后，好像只为了证明已完全领悟了货币概念一样，待性事一结束（大约只持续了 8 秒，毕竟它们是猴子），拿到硬币的母猴立即将硬币交给陈，买到了几颗葡萄。
这一幕让陈百思不得其解。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一次只针对一只猴子，进行严格限定的货币实验。如果陈在猴子的生活中直接引入货币，结果会怎样呢？研究探讨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哎，陈将猴子带入资本主义的梦想没有实现。主管猴子实验的机构担心，将货币引入猴子的生活将会危及其社会结构，进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他们很可能是对的。
一旦猴子们手里有了钱，它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去 “嫖娼”，同样也可以料想，猴子谋杀者、猴子恐怖主义者、引发全球变暖的猴子污染者，以及不洗手的猴子医生，肯定会充斥世界，片刻不得安宁。毫无疑问，下几代的猴子届时就会出场，解决这些问题，替它们的先辈收拾残局。不管怎么说，有待解决的问题总是存在的，比如，猴子会固执地坚持，它们所有的孩子乘车时，无一例外都得固定在儿童座椅上……
魔鬼经济学 3：用反常思维解决问题
第一章 什么是 “魔鬼式思考”？
我们想要抹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对与错、聪明与愚蠢、红与蓝之分的观念。当今世界需要我们以更有效、更具创造力、更理智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要换一种角度、换一系列机制、换一份期待去思考。思考时需要抛却好恶、盲目的乐观或刻薄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们要像魔鬼一样思考。
第二章 承认自己不知道
当纠结于对与错时，不论是关于水力压裂法、枪支管制，还是转基因食物，你都很容易忽视问题的本质。道德指南针会说服你相信答案显而易见（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它会告诉你有明显的对错之分（而通常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最糟糕的是，它会让你确定自己已懂得关于此话题的一切，于是便不再汲取新知识。
第三章 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论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请确定你不是在专攻动静较大、吸引你注意力的环节。在你倾入所有时间和资源之前，恰当地定义问题至关重要，若能 “重新定义” 问题则更佳。
……
然而最近，海量证据显示，相较于师资力量，还有另外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原因对学生表现的影响更显著：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什么，孩子在家学习的用功程度，以及父母是否培养了孩子的求知欲。少了这些家庭投入，学校能做的会非常有限。学生在校时间只有每天的 7 个小时，一年 180 天，也就是学生醒着时间的 22%。而这段时间也不都是用于学习的，你还要交际、吃饭，上学、放学路上也得花时间。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生命最初的三四年完全是在家里度过的，与学校无关。
可是严肃人士讨论教育改革问题时，很少提及家庭在孩子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于，“教育改革” 这个词就预示着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校怎么了？而现实中更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儿童不如爱沙尼亚或波兰的儿童知道的多？当你变换问题时，寻找答案的方向也将不同。
所以当我们讨论美国儿童为何表现不佳时，我们应该多谈谈父母的影响，而不是学校。
第四章 真相在问题的根源
直视本因会令人不安，甚至会引起恐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回避本因…… 不过当直面本因时，你至少知道你在与真正的问题做斗争， 而不是在和影子打仗。
第五章 像孩子一样思考
想想孩子们爱问的问题。当然它们有可能听起来有点儿傻，过分单纯或者不着边际。然而孩子们有百折不挠的好奇心，且相对而言少有偏见。因为他们知道得很少，不会像成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不见事情的真相，而这在解决问题时是个极大的优势。成见会使我们拒绝很多可能性，只因它们看似不可能或者让人不舒心，只因它们让人感觉不对劲或者从未被尝试过，或者只因它们看上去不够深奥。不过别忘了，最后指出皇帝的新衣并不存在的就是个孩子。
……
寻找乐趣、浅显思考、不惧惯俗 —— 这些都是孩子们惯常的行为，而至少我们认为，成年人若能保留住这些特质，将会受益匪浅。不过我们的证据足够证明这点吗？
让我们思考下述情景，孩子比有更多经验、接受了更多训练、本该更加老练的成人表现得更好。想象你是一名魔术师。如果你一生都是让你在愚弄成人观众还是儿童观众之间做选择，你会怎样选？
显然答案应该是儿童。毕竟成年人懂得更多。然而实际上，孩子更难骗。“每个魔术师都会这样告诉你。” 亚历克斯・斯通在其著作《像魔术师一样思考》（Fooling Houdini）中探索了幻象背后的科学。“当你真正开始观察魔术和里面的门道时 —— 魔术师愚弄观众的每个手法 —— 你便会开始问一些深刻的问题了，” 他说，“比如，我们是如何感知现实的？我们感知到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们对记忆的信任能到什么程度？”
斯通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也当了一辈子魔术师。他第一次表演是在 6 岁生日派对上。“表演得不好，” 他说，“看我表演的人都起哄了。太糟糕了，准备得不够充分。” 他不断进步，后来曾为各种观众群体表演过魔术，包括生物、物理等领域的尖端学者。“你会认为科学家很难骗，” 他说，“但他们真的还蛮好骗的。”
斯通变的很多魔术中都用到了 “双提牌” 这个常见手法，也就是魔术师把两张牌当作一张展示。用这种方法，魔术师可以展示 “给你看的牌”，然后看似把它洗入牌中，最后让它重新出现在最上端。斯通说：“这是非常有效的手法，简单却有说服力。” 斯通表演过上万次双提牌戏法。“在过去 10 年里，我被成年的外行人揭穿过大约两次，却被孩子揭穿过很多次。”
为什么孩子难骗得多？斯通列出了下述几个原因：
魔术师不停地控制、牵引着观众的注意力，意在吸引他们的视线去看魔术师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成年人很容易上当，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接受跟随这些信号的训练。斯通说：“智商和是否易被愚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
成人的确比孩子更能 “集中注意力”，或者说一次只能关注一件事。“这对于完成任务来讲很有帮助，” 斯通说，“但也使你更易被误导。” 小孩的注意力 “比较涣散，因此也更难被骗”。
小孩对条条框框的东西并不买账。“他们没有对这个世界的设想和期待，” 斯通说，“而魔术则完完全全是要颠覆你的设想与期待的。当你假装在洗牌时，孩子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在洗牌。”
小孩们的好奇发自内心。根据斯通的经验，大人往往一门心思揭穿魔术，以显示自己比魔术师更厉害（这种人叫作 “锤子”）。然而孩子 “是真的在琢磨魔术是怎样变的，因为孩子天性如此 —— 想探究这个世界”。
从某种角度说，孩子就是比成人敏锐。“年纪越大，感知力越迟钝，” 斯通说，“我们 18 岁以后就不太有什么发现了。所以魔术师在用到双提牌时，孩子或许会发现一张牌和两张牌的厚度是不同的。”
小孩不会把一个魔术想得太复杂。然而成人却总是在寻找不明显的解释。“看看那些人编出来的理论吧！” 斯通说，其实大部分魔术都比较简单，“但人们能想出最烦琐、最荒唐的解释。他们会说：‘你把我催眠了！’或者‘当你给我看那张 A 时，它其实不是 A，只是你让我相信它是 A，对不对？’他们不明白那只是张你想让他们看到的牌。”
斯通最后指出了一个与思维无关，但能帮助孩子们揭秘的优势：他们的身高。斯通变的大多是近景魔术。“你必须平视或俯视。” 然而孩子们都是仰视的。“我喜欢一个让硬币前后跳跃的魔术，实际上你是在用手背控制硬币，但小孩要是太矮，就有可能会看到。”
所以孩子们因为矮小，就可以把一个费力设计的、供人俯视的程序一眼看穿。除非你是魔术师，否则永远无法发现这个优势。这是个展现魔鬼式思维的完美例子，有时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便有可能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建议你以 8 岁小孩为榜样重塑一切行为习惯。这样做产生的问题肯定比它能解决的多。然而如果我们都能把一部分童年的直觉带到成人世界里，那不是很好吗？那样，我们会说更多忠于自己的话，问更多我们在乎的问题，甚至能够甩掉一部分最危险的成人特质：虚伪。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著作涉及各种题材，其中包括儿童读物。在一篇名为 “我为何为儿童写作” 的文章中，他解释了其中的吸引力。“孩子们读的是书，而非书评，” 他写道，“他们才不在乎评论家怎么说。” 而且，“当一本书内容很无聊时，他们会毫不遮掩地打哈欠，不会觉得羞耻，不会畏惧权威”。最好的 —— 也是每个作家都为之欣慰的 —— 莫过于孩子们 “不期待他们心爱的作家能救赎人性”。
所以请你在读完这本书后，把它送给一个小孩。
第六章 爱吃糖的孩子
如果有魔鬼式思考者赖以生存的箴言，那就是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尽管这点看似无比明显，但我们还是惊讶地发现人们常常忘记它，而这样也往往会带来后果。了解一个情形中针对每个当事人奏效的诱因，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
如果有魔鬼式思考者赖以生存的真言，那就是：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尽管这点看似无比明显，但我们还是惊讶地发现人们常常忘记它，而这样也往往会带来后果。了解一个情形中针对每个当事人奏效的诱因，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诱因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找到。诱因分很多种：经济、社会、道德、法律等，它们作用于不同的方向，力度也不相同。在某种情形中完美奏效的动因，在另一种情形中或许就会起到反作用。但如果你想进行魔鬼式思考，就必须学着成为诱因大师 —— 好的、坏的以及丑陋的。
……
所以毋庸置疑，经济诱因非常奏效，即便结果令人不悦。思考一下 2011 年在中国佛山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个两岁女孩在户外集市里被一辆面包车撞倒，身体被卷到车身下方。司机停下车来，却没有下车救助。短暂停留后，他把车开走了，再次碾过小孩的身体。小女孩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最后司机还是自首了。后来一段被广泛认为是和司机对话的录音在新闻中播出。“如果她死了，” 他解释道，“我只需要花两万元”—— 约 3200 美元，“但如果她受伤了，我可能要花几十万元。”
中国没有《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造成长期伤害需支付的赔偿往往比死亡事故要高。所以当人们希望肇事司机最先想到道德和公民责任时，偏颇的经济诱因或许强大到使其无法忽视。
……
我们并不是说每个问题都能通过转变框架或机智的诱因来解决。找到有效并能持续奏效的诱因异常困难。（还记得爱吃 M&M 巧克力豆的三岁小女孩是如何戏弄她父亲的吗？）很多诱因都会失败，而有些失败如此具有冲击力，以至于引发了更多你意在阻止的不良行为。
墨西哥城一直饱受交通堵塞之苦。空气污染严重。想准时到达任何地方都很困难。政府无奈之下颁布了限号计划。根据车牌号码，驾驶者每周有一天不能开车。本意是减少上路车辆从而减轻堵塞状况，让更多人利用公共交通，同时也能减少污染。
计划奏效了吗？
限号后，路上车辆更多了，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并没有增加，而空气质量也没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为了绕开车牌号的限制又买了新车，其中不少都是旧型号的廉价耗油车。
很不幸，起到反作用的奖赏并不罕见。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作 “眼镜蛇效应”。据传说，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大英帝国政府觉得德里的眼镜蛇过多，就颁布了以蛇皮换钱的法令。这个诱因奏效了，效果过好，还催生出了一个新产业：眼镜蛇养殖。印度人开始饲养并宰杀眼镜蛇，从而得到奖金。最后奖金制度被废除，于是眼镜蛇养殖者做了件合情合理的事，把蛇放生，而这些蛇就像今天的氢氟碳化合物 23 一样有害，不被需要。
然而放眼望去，世上依然屡屡出现试图通过悬赏来除害的例子。最近我们就听说佐治亚州试图用这种方法减少野猪的数量，南非也试图这样消灭老鼠。每遇到这种情况，一群人就开始和系统做游戏了。就如马克・吐温写的那样：“使美国狼、澳大利亚兔子以及印度蛇的数量增加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抓动物换赏金，每个爱国者都会因此开始养这些动物。”
为什么有些诱因会起到如此糟糕的反作用，尽管它们是聪明、好心的人设计的？我们能想到至少三个原因：
没有一个人或政府能比得上群众的集体智慧 —— 想办法钻诱因政策的空子。
我们很容易想象思维方式相同的人会做出何种行为改变，然而当我们试图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时，这个人往往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不会做出期待中的反应。
我们倾向于臆断人们当前的行为方式是不会改变的，然而诱因的特性恰恰就说明了：规则改变，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虽然如我们所见，改变的方向不见得在意料之中。
还有一点很明显：没人喜欢被操纵的感觉。太多诱因机制是伪装得不到位的向对方套钱套权的钩子。如果有人产生了抵触心理，你也不该惊讶。魔鬼式思考或许有时听似一个以巧妙的方式实现愿望的练习，这也并没有不妥。但我们一直以来设计、分析诱因的经验告诉我们，最佳的实现愿望的方式便是善待他人。善意几乎可以把任何一种互动推入合作框架。它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刻最能显示出威力，比如出现问题时。每个公司中，一些最忠实的客户都是在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被善待的。
所以，设计正确的诱因机制固然不易，但这里有一系列简单的法则，通常能把我们指向正确的方向：
找到人们真正关心什么，而非口头说关心什么。
选用对对方来讲有价值，而对你来讲开支小的诱因。
注意人们的反应，如果这反应使你惊讶或沮丧，从中学习并尝试不同的方法。
尽可能地制造化敌为友的转换框架。
永远、永远不要臆测人们会因 “这样做正确” 而去做一件事。
要知道，总是有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和你的系统做游戏，用你无法想象的方式打败你。请你为他们的机智喝彩，而不要咒骂他们的贪婪，哪怕这样想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疯掉。
好了，这些就是诱因的总结了。挺简单的，不是吗？现在你可以进入高级诱因机制课程了。让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 据我们所知，世上还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第七章 所罗门王和大卫・李・罗斯有什么共同点？
说谎的人往往会对诱因做出与常人不同的反应。如何利用这点抓住坏蛋呢？这需要理解诱因的基本作用方式，以及了解不同的人对诱因的不同反应。魔鬼智库中的一些工具或许在你的一生中只会起到一两次作用， 而这便是此类工具之一。然而它具有力度和某种程度的优雅，能诱惑犯罪者无意间以自己的行为暴露罪行。
第八章 如何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
每个希望进行魔鬼式思考的人都会偶尔发现自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或许你提出了令人不适的问题，挑战了传统，或者只是碰到了不该触碰的话题。因此人们开始对你颇有微词。他们指责你勾结巫师或经济学家。你或许面临着一场恶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
所以如果你想要破坏对手的心理健康状况，就去告诉他：你低级、愚蠢、令人作呕！然而即便你每点都说得绝对正确，也不要妄想能说服对方。辱骂别人只会带给你一个敌人，而非盟友。如果这就是你的目的，那么或许从一开始你就不想说服对方。
为什么你该讲故事？
我们把据我们所知最有力的说服手段放到了最后。当然，承认自己论点中的缺陷并克制住辱骂对方的冲动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真正想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就给他讲一个故事吧。
这里的 “故事” 不是指逸事，那只是一个片段，全局中一个一维的碎片。它的规模、视角和数据都远远不够。（就如科学家所说：轶事的叠加并不构成数据。）逸事是曾经在你身上或是你叔叔、你叔叔的会计身上发生过的事，往往没有代表性。它只是为了反对真相而用来炫耀的难忘特例。我叔叔的会计总是酒后驾车，他连保险杠都没撞弯过。酒驾能有多危险？逸事是最低级的说服手段。
而故事能描绘出全貌。它利用统计等数据带给对方程度和规模的意识，没有数据我们便不知道故事与大局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故事还包括时间的推移，从而展现事情的恒定性或变化程度；没有时间范围，我们便无从判断面对的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还是不规则的暂时现象。而且故事能铺展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展现导致某一状态的各种原因以及其所带来的结果。
天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很多传统智慧都只是基于长久以来别人讲述的故事，而那些人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可传统智慧却依旧像真理一样被信奉。所以我们应该经常问问故事的根据及意义。
第九章 放弃的好处
放弃是魔鬼式思考的核心。如果这个词依然令你恐惧，那么让我们用 “放下” 一词代替吧。放下那些折磨着我们的传统认知，放下束缚着我们的人为限制，放下对承认不知道的恐惧，放下指使我们把球踢向球门一角而非中心的习惯性思维，即便踢向中心的命中率更高。
魔鬼经济学 4：用 “有色眼镜” 看清世界
引言 博客与瓶装水有何共同点？
多年来，将我们的奇思妙想写成文章带给了我们无尽的乐趣，我们希望诸位会喜欢一窥我们的脑内奇想，透过魔鬼经济学的有色眼镜，观察世界的模样。
第一章 我们只是想帮忙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结果毫无道理，因为个人（理应）不喜欢风险。在理想情况下，你想建立的体制应该是，在和平时期，预备役士兵的薪酬极低，在战时的薪酬较高，这样才能让他们对是否受到征召并不在意。
……
废除终身教职吧（包括我的）
列维特
即便曾经真的有一段时期，授予经济学教授终身教职有其道理，这样的时代也定然已经过去。其他高校学科可能也是如此，而中小学教师很可能更是如此。
终身教职有何影响？它引人误入歧途，让人们在职业生涯之初面对着强有力的诱因（很可能会因此在初期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此后却面对非常薄弱的诱因（一般而言，很可能会因此消极怠工）。
你可以想到在某些模式中，这种诱因结构存在合理性。例如，假如一个人需要掌握大量信息才能具备才干，而一旦这些知识了然于心，不会忘却，努力就不是很重要了。这一模式或许准确描述了学骑自行车的过程，但对学术界来说，却很离谱。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授予终身教职后所建立的诱因如此薄弱，似乎并非良策。学校里尽是游手好闲的员工（至少是吃白饷却未尽分内之事的人），尾大不掉。授予终身教职前设立如此强大的诱因想必也不是良策 —— 即便不提供终身教职，青年教师也有很多原因要努力工作，干出一番事业。
说终身教职保护了所做研究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学者，我觉得这荒唐至极。我能设想出会有此问题的情形，却很难想到与此有关的实际案例。终身教职在保护游手好闲或成绩不佳的学者方面倒是居功至伟，但经济学界真有什么课题会兼具研究价值和争议性，导致学者被扫地出门吗？即便如此，这正是市场的作用。即便有某个高校主要以政治倾向或研究方法不受赏识为由，开除一名学者，也会有其他学校愿意聘用他。例如，在近年来几个经济学界的案例中，有学者伪造数据、挪用资金等，但事后仍然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终身教职的一个隐藏益处是构成让学院裁汰庸才的承诺机制。在设立终身教职制度的情况下，在终身教职评审中不执行裁汰政策的成本要高于无终身教职的情况。开除员工并非乐事，若无终身教职制度，阻力最小的道路或许就是总在口头上说明年一定会开掉某人，却从不付诸行动。
设想一种你会在意成绩的情形（如职业橄榄球队或外汇交易商），你不会想到要授予终身职位，那为何学术界要这么做？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所有学校一致同意同时废除终身教职。或许各个学院会给那些朽木枯枝一两年的时间证明自己值得占有一席之地，再行决定是否予以解雇；某些碌碌无为的人会主动辞职或遭到解雇；其余达到终身教职年龄的经济学家会更加卖力地工作。我猜想，薪金和工作调动不会有太多变化。
既然不可能所有学校都一致废除终身教职，假如只有一所学校选择单方面撤销终身教职，情况会如何？在我看来，该所学校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没了终身教职这样的保险福利，该校须为教职工涨薪，才能留住他们。然而，重要的是终身教职的价值反过来也与教师本身的水平有关。如果你本身出类拔萃，即便终身教职遭到废除，你也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此，有真才实学的人只需幅度很小的涨薪，就可以弥补没有终身教职的劣势，而水平很差、碌碌无为的经济学家在终身教职遭到废除的情况下，却需要高额的补贴才会留校。这对学校会起到妙不可言的效果，因为无能的庸才最终纷纷离校，优秀的人才留校，其他高校的优秀人才又想在无终身教职的学校赚取高薪，所以慕名而来。假如芝加哥大学告诉我，他们打算撤销我的终身教职，但会增加 15000 美元的薪水，我会求之不得。我相信其他很多人也会如此。大学裁掉一名碌碌无为、原本享受终身教职的教师，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补贴另外十个人。
……
为何恢复兵役制度是下下策
列维特
《时代》杂志刊登的一份长篇报告标题为《恢复兵役制：并非万能之计》。
单是听到兵役制的建议，米尔顿・弗里德曼 [6] 也一定会死不瞑目。如果问题是志愿参军赴伊拉克作战的年轻人不够多，就有两种合理的解决方案：
（1）从伊拉克撤军； （2）给足兵饷，吸引他们自愿入伍。 说兵役制是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完全是落后时代的想法。首先，这让 “不合适” 的人入伍 —— 他们要么对军中生活毫无兴趣，要么并无资格参军，要么对其他事业十分看重。从经济角度而言，这些都是不想参军的正当理由。（我明白还有其他角度 —— 如报效国家的愿望或对祖国的责任感 —— 但若有人这样想，这可以算作其对军旅生活的兴趣。）
市场的一大优点就是将人才分予不同的职务，分配的途径即通过薪酬。因此，我们应该向美国士兵支付合理的薪酬，以弥补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本质上，服兵役即相当于服役者集中缴纳一笔重税。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种完成目标的方式效率极其低下。
反对者可能会说，让经济困难的年轻人去伊拉克送死，从根本上说并不公平。鉴于美国确实存在收入差距，有人生来富裕，有人生来贫穷，说这不公平，我并无异议。但你得对应征入伍者的决策能力十分看低，才会说义务兵役制要比志愿兵役制合理。面对摆在面前的选项，参军的男女做此选择，而放弃了其他可选的选项。兵役制对消除不平等现象或许是合理措施，但在这个处处不平等的世界，让人们自由选择道路要好过为他们强行指定一条。这方面的一个绝佳例子是，目前对愿意在报名参军后 30 天内乘船去参加基础训练的人，陆军会发放 20000 美元的 “快速乘船从军” 奖金。（陆军刚刚在近期内首次完成了月度征兵目标，这项奖金很可能是原因之一。）
如果政府须在战时向士兵支付合理薪酬，即军饷由市场决定，且士兵也像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一样可以随时自愿选择离开，效果还会更好。若果真如此，政府的成本会大幅上涨，更加准确地反映战争的真实代价，进而促使其对军事行动的利弊得失做出更准确的评估。
反对者还认为，如果有更多富有的白人参军，我们就不会攻打伊拉克了，事实很可能如此，但这并不等同于兵役制是上策。兵役制会严重降低作战效率，理应会减少战争。但也有可能出现作战效率高便值得一战的情况 —— 而换作效率不高的情况，或许作战并不值得。要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这场特定的战争一定值得一打 —— 只是说，从理论上讲，事实确有可能如此。
一个次要的观点是，当前依靠预备役的体制似乎也并非上策。本质上，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在无须作战时支付给预备役士兵的薪金过高，在需要他们作战时支付的薪金又过低。这种设置将全部风险从政府转嫁到了预备役士兵头上。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结果毫无道理，因为个人（理应）不喜欢风险。在理想情况下，你想建立的体制应该是，在和平时期，预备役士兵的薪酬极低，在战时的薪酬较高，这样才能让他们对是否受到征召并不在意。
一项帮助改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魔鬼经济学提议
列维特
在我们所著的《魔鬼经济学 3》一书的第一章，我们讲述了我和都伯纳同戴维・卡梅伦那次结局惨淡的沟通，彼时正值他当选英国首相前不久。（简而言之，我们和卡梅伦开玩笑说，他所信奉的医疗保健原则也可适用于汽车。事实证明，你跟首相可开不起玩笑！）
这则故事惹恼了某些人，包括经济学博客的博主诺厄・史密斯。他痛斥我们，以维护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首先，我要声明，我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并无任何特别的异议，也是最不可能捍卫美国医疗体系的人。但凡是听我评论过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人，都知道我并非其拥趸，也从未有过好感。
但即便不是绝顶聪明或迷信市场的人，也能认识到，对不收费的东西（包括医疗），人们会过度消费。我向你保证，假如美国人必须自掏腰包支付医院的天价服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流入医疗行业的份额会少得多。当然，这也适用于英国。
史密斯的檄文以此结尾：
但我认为列维特并无自己的模式。他有的只是一则简单的信条（“所有市场都如出一辙”），以及对此信条笃信无疑的先入之见。
史密斯单凭《魔鬼经济学 3》的内容判断，恐怕没想到，我们确实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构想出了一个模式。而且实际上，在卡梅伦本人离席后，我将这一模式提交给了其团队。
撇开其他特点不论，这一模式可谓简单明了。
每年 1 月 1 日，英国政府向每名英国居民邮寄一张 1000 英镑的支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支配这笔钱，但谨慎起见，他们可能会将这笔钱留在手中，以备支付自费医疗的成本。在我设想的体系中，2000 英镑以下的医疗费用须全部由个人自费支付，2000 英镑至 8000 英镑之间的费用有 50% 须自费支付，超过 8000 英镑的费用则由政府全额支付。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情况是没有任何医疗消费，从而最后净赚 1000 英镑。超过半数的英国居民每年的最终医疗消费都要少于 1000 英镑。对个人来说，最坏的情况是其医疗消费额超过了 8000 英镑，因此最终出现了 4000 英镑的赤字（其医疗消费额为 5000 英镑，但要扣掉年初收到的 1000 英镑补贴）。
若结果证明，消费者对价格很敏感（即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适用，且需求曲线下滑），医疗消费总额会有所下降。根据我们在 “至善” [7] 进行的模拟演算，预计医疗成本总额或会下降约 15%，即消费额减少近 200 亿英镑。出现下降是因为竞争很可能会导致效率提升，且消费者会放弃低价值的医疗服务，而目前，他们之所以会使用这些服务，仅仅是因为这些服务是免费的。
所有人仍然受到保护，不必自费支付重大伤病的开支。
和任何政府计划一样，几家欢喜几家愁。在我设计的方案中，多数英国人的境遇会有所改善，但那些需要在某一年支付高额医疗开支的人则会境况恶化，这是因为我提出的体系只提供部分保险 —— 保留了驱使消费者慎重选择的诱因。这样一来，医疗体系将会与生活的其他方面无异。电视坏了，我就得买台新的，我的境况要比电视没坏的人差。屋顶需要更换时，更换费用很高，我的境况会比屋顶无须更换的情况差。这其中并无任何违背道德之处，而是世事常有的道理。
毋庸置疑，这一简单的提案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例如，或许年初发给老年人的现金应多于年轻人，或许发给慢性病患者的现金应该多一些，等等。
我不知道这种计划在政治上是否可行，但我对英国选民做过一些非正式的民意测验。每次在伦敦搭出租车，我都会问司机是否赞成我的提案。或许出租车师傅只是在跟我客气，但其中确实有 75% 左右的人说我的方案要比现行的体系可取。
于是，或许是时候再次晋见首相大人了……
民主的替代方案？
列维特
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政治似乎成了所有人的心头大事。与多数人不同，经济学家往往对投票选举无动于衷。在经济学家看来，个人手中的一票能左右选举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投票除非有什么乐趣可言，否则无太大意义。除此之外，有众多理论研究成果 —— 最著名的是阿罗不可能定理 [8] —— 表明很难设计出能够确切计算选民喜好之和的政治体系 / 投票机制。
通常，这些对民主利弊的理论探讨令我昏昏欲睡。
然而，去年春天，我的同事格伦・韦尔提出了一种理论，所遵循的思路简洁明了，乃至我很诧异以前居然没人想到过。按照格伦的投票机制，每位选民都可以想投多少次，就投多少次。然而，圈套在于每次投票均须付费，付费金额为投票次数的平方函数。因此，每多投一票，你所要支付的费用都要多于前一次。为论证起见，姑且假设第一次投票需花费 1 美元，第二次投票则需花费 4 美元，第三次为 9 美元，第四次为 16 美元，以此类推，投票第一百次需花费 10000 美元。因此，最终无论你对某名候选人有多么青睐，你选择的投票次数都是有限的。
该投票方案有何特别之处？人们最终的投票次数与其对选举结果的关心程度呈正比，这一体系不仅体现了你青睐哪位候选人，还体现了你的青睐程度有多强烈。鉴于格伦的假设，这最终形成了帕雷托最优 [9] ，即不可能再改善社会中任何人的状况而不损害其他人。
你对这种方案可能提出的第一条批评意见就是偏袒富人。从某个层面来讲，相对于现行体制，这一点确实不假。有个观点或许不受欢迎，但经济学家或许会提出，富人对所有产品的消费量都更多 —— 为何不应增加其对政治影响力的消费？在现行的竞选献金体制中，毋庸置疑，富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穷人。因此，限制竞选开支与该投票方案共同实行，或许要比现行体制更加民主。
对格伦的想法可能提出的另一条批评意见是，这会形成强大的诱因，鼓励以收买选票进行选举舞弊。众多漠不关心的公民手中的第一张选票收买起来要比我的第一百张选票便宜得多，一旦将选票的价值以美元计，人们便更有可能会以金融交易的角度来看待选票，愿意买卖选票。
鉴于 “一人一票制” 实行已久，我认为格伦的想法在重要政治竞选中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两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格尔瑞和张晶晶 [10] 一直在研究与格伦的想法相似的一种理论，并在实验室环境中加以验证。该理论不仅效果很好，而且让实验参与者在标准的投票体制和这种投标体制之间二选一时，参与者往往选择了投标体制。
但凡是多人在两种方案中二选一的情形，这种投票方案均适用。例如，一群人要决定是去看电影还是去餐厅吃饭、室友要在两款电视之间买哪款等。在此类情形中，从投票人手中收集的资金池会在平分之后，再度返还给参与者。
我希望你们之中或许会有几人受此启发，尝试一下这种投票方案。若果真如此，我自然愿意听一听结果如何！
为政客加薪是否能吸引更优秀的政客？
都伯纳
无论何时你观察一种政治体制，发现这种体制有所欠缺，你都会禁不住这样想：或许我们聘任了水平欠佳的政客，因为这一职位并未吸引到合适的人才。因此，若为政客大幅加薪，我们会吸引到水平更高的政客。
这一观点并不受欢迎，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之一是，政客必须自己进行游说，请求加薪，而且这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尤其是在经济贫困的地区）。你能想象报纸的头版标题吗？
但这一想法仍然很有吸引力，不是吗？其思路是，提高民选及其他政府官员的薪金，则会体现该职位的真实重要性；吸引原本可能进入其他高薪领域的合格人才；让政客得以将重心放在手头的工作上，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收入；让政客可以少受金钱利益的影响。
已有国家在向政府官员支付高薪 —— 如新加坡。以下摘自维基百科：
新加坡的部长级官员于 2007 年得到了 60% 的加薪，成为世界上薪酬最高的政客。因此，总理李显龙的薪水飙升至 310 万新加坡元，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薪水仅为 400000 美元，是李显龙的 1/5。虽曾有民众在短期内抗议，称相较于所治理国家的规模，这一薪酬水平过高，但政府仍然立场坚定地宣称，为确保新加坡 “世界级” 政府的效率和廉洁状态得以持续，此次加薪必不可少。 新加坡虽在近期大幅削减了政客的薪酬，其薪酬水平仍然相对较高。
但是否有证据表明，为政客加薪确实可以提高执政水平？克劳迪奥・菲拉兹和弗雷德里克・费南的一篇研究论文称，这一点对巴西的市政府确实适用：
我们的主要发现表明，（支付）高薪增加了政治竞争，提高了立法者的水平。衡量标准为教育水平、过往职业类型和从政经验。除了这种正向选择之外，我们还发现工资也会影响政客的表现，这符合任公职价值更高所引起的行为表现。
由费南、厄内斯托・达尔・波和马丁・罗西所著的另一篇发表较晚的论文发现，加薪之后，公务员的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次是在墨西哥的城市： 我们发现，以智商、性格以及对公共部门工作的倾向性衡量，高薪会吸引能力更高的应聘者，即我们未发现对动力产生逆向选择 [11] 效应的迹象。高薪招聘也会提高接受率，表明劳动力供给弹性 [12] 约为 2 且有一定程度的买方垄断力 [13] 。在较差的城市，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较差的城市特征严重降低了接受率，但高薪有助于缩小招聘缺口。
我不想说为美国政府官员加薪一定可以改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但正如教师工资少于其他领域能力相当的人，这并非良策。同理，尽管在其他行业薪酬高得多，却仍指望会有数量充足的优秀政客与公务员填补职位空缺，这也并非良策。
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种更加激进的想法：若政客在任期间的工作经事实证明确实有益于社会，我们则向其发放巨额现金奖励，以资鼓励，这样会有何结果？
政治的一大问题是，政客的诱因与选民的诱因通常并不吻合。选民希望政客解决见效时间长的难题痼疾：交通、医疗、教育、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事务，等等。而相比之下，政客却在强烈诱因的驱使下按照一己私利行事（谋求当选、筹集资金、巩固势力，等等），其多数回报都是短期的。因此，尽管我们对许多政客的行为方式恨之入骨，但他们仅仅是对体制摆在他们面前的诱因做出反应而已。
对政客的工作支付统一报酬，会鼓励他们以权谋私，做出或会违背集体利益之事。但如果我们废除这种制度，建立鼓励他们办事为公的诱因，情况会如何？
这一想法如何付诸实施？根据政客所提出的法案，向其提供相当于股票期权的回报。假如一名民选或委派官员为一个项目工作多年，而该项目最终在公共卫生、教育或交通领域产生了良好效果，到效果得到证实的 5~10 年后，我们便可向其开具一张巨额支票。对于下列选项，你会如何选择：无论美国教育部长的工作是否有成效，都向其支付 200000 美元的标准工资；还是等到 10 年后，如果其措施确实成功将美国的测试成绩提高了 10%，再向他开一张 500 万美元的支票？
我向多名民选政客解释过这一想法，他们并不认为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或许至少只是跟我客气，谎称这并非异想天开。最近，我有机会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讨论了这一想法。他仔细地听完了 —— 自始至终一直在点头微笑，其专心致志的程度简直难以置信，这怂恿我滔滔不绝、不厌其详。最后，他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
“想法很妙，史蒂芬，” 他说，“祝你好运，见鬼去吧！”
他转身走开，仍然面带笑容。我此生还没有哪次被一口回绝后，感觉却如此良好。我想这就是成为一名伟大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吧。
第二章 手淫者林伯翰与灾星韦恩
是否有可能预测出将来哪些名字会蹿红，哪些会被打入冷宫？大众往往会选择先在高学历、高收入父母中间流行起来的名字，根据这一现象，我们确曾预测过某些男女名字可能会在 10 年后火起来。但是流行潮流 — 包括起名潮流 — 的发展套路并不总是一目了然。
第三章 高油价万岁！
大致来说，我认为捐款数额会有所上升，因为潜在的捐款者会乐见于抗议者的存在，或者至少不如以往痛心，这很令人振奋。另一方面，假如我是抗议者，所做之事可能会助长计划生育的势头，这是令人生厌的想法，会削弱抗议的作用。
第四章 竞猜
为美国写新箴言责任重大，一份 “魔鬼经济学” 周边这样的奖品似乎过于微薄，但我们能提供的奖品只有这些了。除此之外，还要对 edholston 及所有参与者表示感谢。
第五章 如何杞人忧天
石油峰值背后的观点是，多年来，世界的石油产量一直在逐步攀升，如今即将到达峰值并进入储量逐渐减少的情况，进而导致一桶石油的油价飙升至三位数，引发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萧条。而且，如某家油市崩溃网站所言，“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行将终结”。
第六章 没有作弊，就意味着没有努力
无论如何，此时显然并非一年中的职业体育高峰期。尽管如此，多少篇体育文章与比赛本身毫无关联，却报道了笼罩着比赛的作弊行为，这仍然令人惊诧。
第七章 但这是否有益于地球？
商人中间最流行的话题之一是如何通过环保来增加利润，要做到这点，方法很多。例如，酒店在住客逗留期间不自动清洗毛巾，既节约成本，又保护环境。
第八章 痛失 21 点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裁判并非有意决定要让主队占优。相反，作为和其他人一样的社会性动物（和凡人），他们被主场观众的情感同化了，偶尔会做出判罚，取悦近在咫尺的喧闹人群。
第九章 何日宜抢银行
但这一想法确实有着巨大的优势，能让我们结束对枪支管制长期争执不下的僵局，让我们得以在这一主要社会问题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十章 性事宜多谈，我们可是经济学家
已婚夫妇进行法律许可的婚内性行为会获得众多赞赏。反之，必须支付最高税率的行为是婚前、婚外及异常或不良性行为，且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或两人以上参与的性行为，或在飞机、海滩等 “非传统” 环境中的性行为，均必须缴纳较高但尚未确定的税率。
第十一章 万花筒
我理解为何抨击自由派的书会大卖。这是因为许多保守派憎恨自由派，抨击保守派的书会大卖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没有人会著书立说称观鸟是浪费时间，因为非观鸟者很可能赞同这点，但并不愿意花 20 美元去读这种书。
第十二章一日火箭
18 世纪的海盗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民主体系。这些罪犯推动这种体制的原因是，他们不能靠政府来为他们提供这种体制。因此，海盗比任何人都需要研究出某种法律与秩序的体系，令其得以维持长时间的团结，成功完成掳掠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