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这本书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唯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毛顺生的发家史。毛顺生的发家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的典型事例。
下面只摘录毛顺生相关片段。至少能驳斥提出现在有种论调，说解放前地主根本不敢压迫长工，还要哄着长工，好吃好喝。这是无稽之谈吗？这种又红又专的小瘪三。长工至少比小地主子弟过得好~
其余的内容几乎没有可信度。该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实际上属于是共产国际外围势力，原来的书名存在非常大的偏差。 使用这个较为中性的书名，更能凸显我的价值观。
在人的行为高度受控的地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实都是老大哥斗争哲学的一部分，即使贵为洋大人也不例外。这并不是对洋大人的歧视，而是防止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并传播到全世界引人发笑或怜悯。
据说北韩纪录片《太阳之下》主角一家被枪决，这充分证明了列宁式政党的厉害。
作者简介
埃德加·帕克斯·斯诺（英语：Edgar Parks Snow，1905年7月17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因其在中国革命期间的著作而闻名。他被认为是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1937年《西行漫记》是斯诺最为著名的出版物，该书纪录了从中共创建至1930年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亦被中方视为老朋友。
1949年斯诺以美国作家的身份得到签证访华，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再访中国，旅途广泛并与大众交谈。相关内容收录在他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在该书他将中国1959-1961年间的危机称之为营养不良而非饥荒。1968年，斯诺自费完成中国革命历程的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并参与国庆21年的活动。期间被告知中国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或非正式访问中国。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对他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毛泽东说：“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1971年4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与毛泽东的重要谈话，向美国再次发出示好讯息。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胰腺癌病逝于日内瓦，享年66岁。就在同一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斯诺未能活着看到两国关系正常化。依其遗嘱，一部分骨灰葬于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畔（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2018年4月3日，斯诺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惠勒在瑞士尼翁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生前她曾谴责中国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者，并给邓小平、朱镕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写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声望，呼吁人们去关注被六四事件影响的家庭的困境。
正文摘录
第四章第一节
一 童年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礼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 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山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象稍为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浯，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ch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宁叫文其美。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②。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 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③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逾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④。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 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⑤。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①一担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②毛泽东在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
③就是贺龙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
④梁启超是清朝末年一个有才华的政论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为和他两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语堂称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⑤这首歌唱的显然是在日俄战争终了、缔结朴次茅斯条约之后日本欢庆春节的情况。
论长工的生活水平
雇佣长工就和今天雇佣工人一样，其劳动力价格和就所有商品一样都是由供需关系决定，总的来说农业商品化越发达、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越多的地方，长工的待遇就越好。
以苏南地区为例，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的记载，在1949年前后，各地的长工除了平时的吃住依靠主家之外，在一年劳作之后根据自己能力高下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稻谷作为酬劳：
其中第一等的长工，既当地所谓的“老鞭”，可以领到1500斤至2000斤的稻谷，中等水平的可领1200斤至1500斤稻谷之间，最低的一般在500斤至1000斤稻谷之间。例如江阴县长工工资最高者为每年1500斤大米，一般的工资为每年600斤大米，最低者每年300斤大米。江宁县永平乡1949年的长工工资情况是老鞭每年16石稻，二帮13石至14石稻，三帮10石至11石稻，“小放牛”既未成年劳动力可以领3石稻。
丹阳县上等长工可以领1500斤稻谷，中等可以领1000斤，下等领500斤；昆山县金城乡的长工工资，最高的是5石米，如在2户或3户人家轮做，加起来一年可有6石到7石米。一般的能挑担、插秧的长工工资在一年3石到4石米。最低的工资是1石到2石米(年幼或年老者)。此外还有一些年纪大的外乡人，则只管饭，不与酬劳。
牧童的酬劳各地差距较大，一般每年可以领250斤到500斤稻谷，最高为500斤到800斤，最低一般为130斤到200斤，也有些地方的牧童酬劳较低，甚至有只管饭不没有酬劳的，有时候只是到了年底由雇主赏一些衣服、鞋子之类。
在苏南一带，长工的雇佣时间一般以一年为期，在农历正月十五上工，到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工，待遇在当时就谈好，并一般先付工资的一半，之后在夏收、秋收时支付。每年在清明节、端午节、老圣会（农历三月二十七、八月十八）、长工会（农历六月二十四）都要休息一天。农忙后若无事也可以休息一二天。
除开工资之外，长工们在忙期可以有2到3天的休息时间，工资照给同时再加一包香烟，折米五升左右，雇主代付4至5壶茶钱。如遇下雨天则工资停给，但如果中途遇见下雨，已做了四分之三天的仍按一天计算，如做半天就按半工计算，做四分之一则不计工，只管饭。
在工作之外，如果雇主是地主，则双方一般分开吃饭，雇主是富农、中农的，则一般与雇工同桌吃饭。在插秧、割稻、耘稻时节之后，雇主照例还要给雇工一些零用钱，让长工剃个头、买包烟、吃一壶茶，个别雇主还会给长工做一身衣服。
作者：Canic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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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作者的认知水平
该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1960年曾再次造访了中国，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作物的收成远比预期要低，在我所能记忆的从前的岁月里，这种情况表示饥荒与几百万人民的死亡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但中国的食物来源和供应制度，现在已有完善的安排，即使秋收仍然是严重的失收，也将不会有饥荒发生。
一些人恶毒地造谣说中国人“面临死亡边缘”、“陷于饥饿困境”、“被迫以甘薯代替肉类和谷类”等(解放前有些地区确是这样)。今天来说，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怒斥境外人士对中国的不实污蔑：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个当时居于澳门的名为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先生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境内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是空着肚子，集体带着锁链干活”。他还胡说八道地“证实”说在人民公社中，脂肪和蛋白质已成为过去的梦想，很多公社要求人民每月起码有一半日子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等等。
据称，他在澳门获悉中国之内存在着“无数人吃草的事例……吃树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农民被迫连续不停地做二到四天的工作，每天干足二十四小时而没有休息”。一九六一年初，这个艾尔索普先生又匆匆到香港一游，然后又发表了一则更具“内幕性”的报道一中国人饿至要吃胎胞充饥！事实证明，这种谣言实在是不值一哂的。
天府之国四川的粮食多的吃不完：
重庆市的负责人在答复我请求他讨论当前最大的困难时。他指出主要是怎样可以使粮食增产，更好地支援需要的地区，以及将粮食运往外地的方法。这儿农民的粮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实在“吃得太多了”，近期该省也闹旱灾，但四川仍然有大量余粮运往各地。
作者：Canic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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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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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纪录片《太阳之下》
《太阳之下》（俄语：В лучах солнца，罗马化：V luchakh solntsa，朝鲜语：태양 아래 taeyang alae）是2015年俄罗斯导演维塔利·弗谢沃洛多维奇·曼斯基在朝鲜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影片记录了朝鲜平壤市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这家人的女儿准备在光明星节当天加入朝鲜少年团，故事围绕此事展开。
虽称为“纪录片”，但片中出镜者都为演员。朝鲜政府主导了影片挑选演员、编写剧本、指导演员说台词和表演等过程。当局每日审查拍摄的画面，删减内容。电影展现的情况也与现实不一致，如片中父亲和母亲分别在服装厂和豆浆厂工作，但现实中父亲是记者，母亲在餐厅上班。
导演曼斯基出生于苏联时代，在拍摄前从未去过朝鲜。在他的设想下，朝鲜应该是“类似苏联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希望电影能发挥“时光机”的作用，让人们更加理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曼斯基访朝后，认为朝鲜比苏联“更加严厉和残酷”。根据他的说法，“从外表看，朝鲜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但苏联有剧院、图书馆、电影等文化，苏联人善于批判性思考，会抱怨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相比之下，朝鲜没有任何文化记忆，“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满意，满足于现状。这就是我想在纪录片中描绘的。”
为获得在朝鲜拍摄电影的许可，俄罗斯电影公司Vertov.Real从2013年便开始与朝鲜文化省谈判，谈判持续了两年。该电影最终确定为描写平壤8岁女学生李珍美和家人，重点落在她准备在光明星节加入朝鲜少年联合会的情景。拍摄团队获得许可前往朝鲜开展一次考察、进行三次为期15天的拍摄，但条件是，文化省将监督和批准拍摄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揽创作剧本、选择角色、批准使用的摄像机等工作。
这部电影的剧本是朝鲜方面交给我们的。他们还好心地提供了全天候的护送服务，为我们选择了拍摄地点，还检查了我们拍摄的每一个镜头，确保我们在展现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中一个非常普通家庭的生活时不犯任何错误。
抵朝后，根据当局要求，曼斯基不能独自前往任何地方，也不能直接与普通民众交流。曼斯基发觉到朝鲜政府打算拍摄的是宣传片，因此背着朝鲜官员，将摄像机整天开着，决定利用未经当局批准的镜头揭露幕后花絮。
电影最初由Vertov.Real公司资助，后来又获得了德国Saxonia Entertainment、中德广播公司以及捷克的Hypermarket Films公司的资助。根据与朝鲜政府签订的合同，朝鲜文化省获得联合制片人挂名，尽管文化省没有提供资金。
曼斯基的团队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点拍摄批准的场景，并由朝鲜工作人员陪同监督。联合制片人西蒙尼·鲍曼称，这个过程对习惯于创作自由的曼斯基来说“难以忍受”，曼斯基“离开酒店房间时，总要有朝鲜官员跟着他”。
拍摄团队使用“暗访”手段，在朝鲜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整天开着摄像机。朝鲜方面人员排练、指导角色台词和动作的画面，都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每天拍摄结束后，朝鲜当局都会审查镜头，删除他们认为不合适的片段。为了绕过审查，团队把所有的镜头保存到两个单独的存储卡中，曼斯基把其中一张卡交给工作人员检查，同时把另一张卡藏起来。于是未受审查的片段便保留了下来，摄制组将完整的镜头偷运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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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曾以讨论“紧急事件”为由邀请曼斯基重返该国，遭到曼斯基拒绝，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