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Isaiah Berlin
核心思想：首先，他在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之间作出了著名的区分，并主张对于可能的误用，消极概念是更为安全的一个。第二，他将价值多元主义观念作为伦理学中的中间立场，确立于一元论和相对论之间，并对于道德生活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描述。两种观点的结合导致了自由思想中一个新的学说——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的建立。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约翰·罗尔斯
这个人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因为党派偏见或者因为对理性的狭隘理解而难以倾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道德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希望可能导致的不幸。但是他也向我们提供另一种希望：如果我们能公正地坚持这种复杂性，这种悖论，并在同情的理解中调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不难相处。——查尔斯·泰勒
编者絮语：从《自由三论》到《自由论》
自由是惟一真正的财富。——威廉·黑兹利特
这本书的核心纲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即他的这种信念：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
《四论》还充满着其他的闪光点,包括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对历史主义与决定论的毁灭性批判,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著名讨论,以及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中对穆勒思想的内在紧张的检视。它是我所读过的最丰富且最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经典。
自由五论
导论
我和我的严肃批评者间的主要争论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决定论以及决定论与我们有关人和人的历史的观念的关系；第二，价值判断，特别是道德判断在历史与社会思考中的地位；第三，在政治理论领域，在现代作者所谓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作出区分的可能性，这种区分与自由和自由的条件之间的进一步区分的关联，以及这种区分与下述问题的关联：什么东西使得这两种自由内在地值得追求或拥有；最后，关于一元论，即各种人类目标的统一与和谐地问题。在我看来，在“消极自由”与人类寻求地其他更积极的社会或政治目标—-如统一、和谐、和平、理性的自我导向、公正、自治、秩序、追求共同目标时的合作—-之间，有时似乎构成不太有利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某些情况下扎根于古代的一个教义中，根据这个教义，所有真正好的事物都在一个单一、完美的整体中相互关联，或至少彼此相容。该教义包括这样一种推论：实现由这些好的事物所构成的模式，乃是所有理性活动，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理性活动的真正目标之一。如果这种信念是错的或不成立的，这将摧毁或动摇古今大量与行为的基础；并且至少将影响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些自由之上的价值。这个问题因此也是重要的和基本的。
让我从影响人性的那个最知名的问题，即决定论问题开始。决定论或者是因果性的或者是目的论的。我的论点并不像我的一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即认为决定论肯定是错的（我仍然无法证明这一点）；我的论点只是说，支持决定论的那些论证还不是结论性的；而且，如果它真的成为一个广泛接受的信念并进入一般的思想与行为结构中，那么某些居于人类思想核心的概念与词语的意义与用法，将要么变得过时，要么被根本改变。这还包含这样一种推论：现存的对这些基本词语与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并不构成决定论是错的这个命题的证据，而是构成这样一种假设的证据，即许多公开宣称这一学说的人如果不是没有也是很少实践他们所鼓吹的学说；而且（如果我的观点对的话）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理论与表现于他们的言行的实际信念之间，确实存在着不一致。
决定论明显将整个道德表述体系排除在生活之外。决定论的辩护者中很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这种道德表述系统的内容是什么，消除这个系统对我们的思想与语言会产生何种影响？因此，我认为那些坚持责任与决定论绝非互不相容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都是错的，无论是否有某种正确的决定论；而且，无论某种对道德责任实在性的信念是否合理，很显然，决定论与道德责任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信念也许都没有根据，但两者不可能都是真的。我不想在这些可能性之间进行裁决，只想坚持这一点：在日常言谈中，人类从来就视选择自由为理所当然之事。我要进一步论证的是，如果人们真的坚信自由选择信念是错误的，那么，这种情况所要求的基本词汇与观念的修正与变革，要比当代大多数决定论者意识到的似乎更大，也更使人不安。除此之外我不多说，也不想多说。
法律权利会与极端的剥削、残酷与不公正相容。这种情况下，国家或其他有效的机构的干涉，既保证个人的积极自由，也保证他们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就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
每一本历史书都告诉我们，十九世纪的两大解放性的政治运动，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人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不管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的极端深刻足以导致这两种理想间的尖锐对立与最终冲突—-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它们都相信一旦智力与德性的力量战胜无知与邪恶，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便可得到解决。它们相信对于所有能够清楚地理解的问题，人类都能通过任其支配的道德与智力资源予以解决。
这个大潮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夸大且事实上扭曲的形式告终。第一种是前一个世纪自由的国际主义的叛逆后裔，第二种则是给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活力的神秘爱国主义的顶峰与破产。
这种两难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我们既不能牺牲自由，又不能牺牲捍卫自由所需的组织，也不能牺牲最低限度的福利。因此，步出困境之路存在于某种逻辑上混乱的、可变的甚至是含糊的妥协。
我们服从权威不是因为它是永远正确的，而仅仅是因为严格且完全功利的原因，将其当作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
既然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保证不会错的，那么，也就没有一种部署是终定的。于是，松弛的机体，对缺少效率的最低限度的宽容，甚至一定程度上沉溺于闲谈、好奇、不经批准而无目标地追求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自我浪费”），允许更多的自发性与个体的多样性（对此，个体最终必须负全部责任）等等，永远比那种整齐划一的、最细致灵巧地强加的模式更有价值。除此之外，必须认识到，这种或那种教育方法抑或科学的、宗教的、社会的组织体系保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eo facto（事实上）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核心的问题。不公正、贫困、奴役、无知，这些东西也许可以通过改革或革命来治愈。但是人并不仅靠与邪恶战斗而生存。他们靠个体或群体地一些积极地目标而生活，这些目标具有巨大的多样性，是很少能预见地，有时也是不相容的。正是靠对这些终极的、不可公度的、既不能保证变化也不能保证静止的目标的强烈关注，正是通过个体或集体对这些目标的竭尽全力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无计划的，常常是根本没有适当的技术装备的，往往既没有明确的成功希望又得不到官方审查者的认可—-个人的或民族的生活才达到其最佳状态。
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当代思想中，笼统而言，有两种强有力的学说，它们就是相对主义与决定论。相对主义，尽管被认为是过分傲慢自信的教条主义或道德自我满足的解毒剂，却是建立在对经验的一种错误解释之上的。决定论，虽然它的锁链上装饰着鲜花，尽管有它高贵的禁欲主义以及辉煌而巨大的宇宙设计，却把宇宙视为一所监狱。相对主义反对个人抗议，相信那些目睹许多世界崩溃、许多理想在时间中褪色或变得荒谬的人愤世嫉俗的道德原则。决定论声称，能够通过表明真实的、非人的、不可改变的生活与思想机制何在，而为我们带来意义。……在以对事物本性的更深刻、更具破坏性的洞见的名义说服或威吓人们放弃大多数人都具有的道德或政治信念方面，它们有时候是成功的。但这也许不过是一种神经症或混淆的表现：因为似乎这两种观点中没有一种可以获得人类经验的支持。那么为什么这两种学说（特别是决定论）对那么多本来清醒诚实的心灵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
人类的一个最深刻的欲望，就是能发现一种统一的模式，在其中整个经验，过去、现在与未来，现实的、可能的与未实现的，都被对称地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中。
【注：一神教带来的洋人的劣根性，哎！】
两种自由概念
强制某人即是剥夺他的自由。……freedom或liberty（我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遵从许多先例）我将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这两个问题是明显不同的，尽管对它们的回答有可能是重叠的。
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并不与民主或自治逻辑地相关联。大体上说，与别的制度相比，自治更能为保有公民自由提供保证，也因此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捍卫。但是个人自由与民主统治并无必然的关联。
穆勒与生活的目的
人们想剥夺别人的自由，要么（1）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权力强加在别人身上；要么（2）因为他们想舆论一律，即他们不想与别人的想法不一样，也不想别人与他们自己的想法不一样；要么最后（3）因为他们相信，对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就像任何真正的问题一样），存在一个且唯一一个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可以通过理性、直觉、启示、生活方式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方法获得；它的权威性是这些通向最终真理的道路之一所确保的；所有与这个答案相背离的言行都是危及人类得救的错误；这就证明了立法反对甚或或灭那些不管其性格与目的如何但背离了真理的人的正确性。
穆勒把前两个动机斥为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没有提出任何合乎理智的要求，因此也就无法通过理性的讨论予以回答。唯一他准备严肃对待的动机是最后一个，也就是说，如果生活的真实目的是可以发现的，那么，反对这些真理的人就是在扩散有害的谬误，因此必须受到压制。
穆勒说，在一种被视为错误的观点中仍然可能有部分真理；因为不存在绝对真理，只存在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压制明显错误的东西有可能同时压制它里面正确的东西，从而使人类遭受损失。这种论点，同样无法说服那些认为绝对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发现的人。
穆勒怀疑民主，认为它是唯一公正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最具压制性的政府形式。这种怀疑有着同样的根源。
他深为自由意志问题折磨，却没有找到比别人更好的解决办法，虽然有时他觉得他已经解决了它。他相信把人与其他自然事物相区别的，既非理性思想，也非对自然的控制，而是自由选择与自由试验。在他的所有观念中，只有这个观念使他获得永久的名声。关于自由，他指的是人不受阻碍地选择自己地崇拜对象与崇拜方式地状态。对他而言，只有这种状态得以实现的社会，才能称为完全人性的社会。实现这个状态，穆勒视为比生命本身还要宝贵的理想。
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
自由意味着能够不受强制地做出选择；选择包含着彼此竞争的可能性—-至少两种“开放的”、不受阻碍的选项。反过来，这又完全依赖于外在条件，即到底有哪些道路未被堵死。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
自由
在现代世界，一种新观念产生了—-本杰明 贡斯当对之作了最清晰的阐释—-这就是：存在着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除了特殊情况外，这个领域是不希望受公共权力干涉的。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
有些人，如孔多塞或黑格尔、巴克尔或马克思、斯宾格勒或汤因比，声称能够在人类视角的序列中感知到一个单一的发展模式。
最后的回顾
这就回到了一种天真的观念：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我知道这个正确的答案而你不同意我，那是因为你无知；如果你知道真理，你必然会相信我所相信的；如果你想不服从我，只能说明你是错误的，因为那个真理并没有想我那样显示给你。这种说法替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发指的压制与奴役形式辩护；而且这的确是积极自由观念的最危险、最凶残的含义，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世纪。
传记性附录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
此句为苏联司法部长乌里茨基的座右铭。
致乔治・凯南的信
你说，以这种方式伤害别人生活的人最后必将伤害自己，因此整个邪恶制度将注定崩溃。长期而言，我肯定你是对的，因此对人类来说，睁大眼睛的犬儒主义，受那些自己不被剥削的人剥削，是一种难以持久保持的态度。在这种相互仇恨与不信任的气氛中，再多的约束与再令人震惊的扭曲也无法使之持久，因为已不存在足以使之持久的道德紧张与普遍狂热。但在其结束之前它可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不相信内部的腐蚀力量会以你可能太过乐观地希望的那种速度发挥作用。
关于偏见的笔记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信念更有害：某些个体或群体（或者部落、国家、民族、教会）认为，只有他、她或他们唯一拥有真理，特别是那些关于怎样生活、成为什么与做什么的真理；而与他们不同的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与疯狂的，因此需要抑制与镇压。相信只有自己正确，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自大：拥有看到那唯一真理的灵眼，而如果别人不同意，错的只能是他们。这使得一个人相信对于他的民族、教会或全人类，存在着一个目标，而且是唯一一个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无论遭受多大的不幸（特别是就别人而言）都是值得的—-“造就爱的王国需要血流成河”（以及诸如此类），罗伯斯比尔如是说。希特勒……还有我敢说基督徒与穆斯林以及罗马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的领袖们，都真诚地相信：对于折磨人类的那些中心问题，存在着一种且唯一一种答案。拥有答案的那个人自己或拥有这个答案者的领导，将对血流成河的事实负责，但从这个信念中绝对产生不出爱的王国。
伯林及其批评者
伯林的知识观表明，经验改变着概念构架。例如，因为政治理论表达着一个时代的经验，而经验是常新的，所以这些理论就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作进步式的累积。这里所暗示的区别才取两种并不陌生的形式：其一是在知识的类型之间做出区分，即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做出区分。其二是在它们各自相关的主题之间作本体论的区分，即在两种观念之间做出区分，一种观念认为自然的事实是彼此调和且允许作决定论解释的，另一观念则认为人类生活的明显特征，包括价值，是彼此不调和的，且主要是自由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