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論

前言

這本書價值不高，雖然得到了余英時的嘎吹。余英時為八旗出版社的書寫序，有點詼諧幽默的感覺。八旗出版社老闆富察延賀因爲勾結民進黨被抓，這就充分説明了紅左和黃左的激烈鬥爭，即便是滿洲狗也不能逃過一劫。楊度那廝確實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和誰合作都不和漢人合作。

這本書的作者反對麥卡錫主義，其視野顯然是不開闊的，因爲這點就能説明其是一個狹隘的左派知識分子，做著「解放全人類成爲人類導師」的美夢。實際上，從維諾娜計劃可以看出，麥卡錫的出現是就是美國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有義士抗擊「癌細胞」。我們中國就沒有這樣傑出的領導人——不管是《蘇俄在中國》還是《OSS在中國》，我們一個都沒防住，淪落到了無尺寸之地的地步。知識分子群體果真是「好話説盡，壞事做盡」的典型！

這本書再次火起來的原因主要是川普擊敗希拉里上臺引發知識分子對老百姓智商的懷疑，因为大多数人不需要理解知識分子的黑話。就像河北城裏的環保分子制定政策，鄉下的窮人受凍，大部分理論根本沒必要讓普通人理解。依我看，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才是最高級的。

本書作者還BB什麽老百姓不聽知識分子的，還崇拜商界奇才，依我看，他生錯了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衆多，很多都值得同情一下，比如葉企孫、姚桐斌等，但是要求「改造國民性」的那群玩意喜提「銅頭皮帶」純粹活該。一般人就是「貪生怕死」的，這沒什麽好改變的。不學沒用的事情，這是正確的做法。知識分子純屬吃飽了撐的才喜歡上躥下跳、指手畫脚。

當然士人和知識分子有著天壤之別，我不認同余英時提出的知識人概念，就中華文化圈而言，恪守「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也。其学也，源左国而溯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归依；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锺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才是士人，剩下的當然還算是知識分子吧！

所謂的知識分子活該被戳脊梁骨！

比如那個苑舉正還說什麽「最後我要從美國的脈絡回來看看中華文化的價值體系。對於我們這個講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而言，反智傳統所顯現的特徵，不但無法理解，甚至愚昧不堪。坦白說，不讀此書，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能夠辦世界最好大學的國家，會出現根本看不起大學教授的傳統。現在我懂了，美國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因為他們一直不斷地用宗教、政治、商業與教育，形成一個很有特色的傳統。對於其它重視知識分子的國家而言，這應該不是一個能夠面對未來的選擇，但是在美國這一個篤信上帝的國家裡，反智傳統的出現不僅是選擇的結果，似乎也是美國唯一的歷史。」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確實是比較垃圾的！

再比如那個陳思賢還説：

川普就任掌權以來，至今風波不斷。他從開始競選後的諸多言論到就任後的政策皆引發廣泛爭議，例如反移民、反社會福利、反重稅、反伊斯蘭、反環境保護與反對介入太多國際事務等，但其實在這些問題上都有一條隱性的軸線牽連著，或是由微妙複雜的因果關係來引導著，那就是──他的主張都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群體的喜好與利益而發出。因而這個群體形成支持他的最大一股民粹洪流，他當初應也是在體會到這股力量後才決定參選總統與定調競選策略的。顯然地大家都知道，川普的這些言行都與種族主義與白人優越主義心態有關，也就是歐洲許多國家「極右政黨」理念的「美國版本」。
但我們試看，其實反移民與反重稅、反環境保護等本是兩種本質不同的問題，分屬兩個戰線。一個是排外、種族主義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典型的布爾喬亞資本主義心態。很多中下階層的美國白人受經濟不佳影響而失業，或是必須屈居忍受低收入、高所得差距，因而開始仇視外國（尤其是亞洲經濟體，一九八○年代底特律的華裔陳果仁命案即是一例[1]）與移民。但殊不知這些（引進廉價移工或是看上國外廉價勞力因而企業大量外移進行海外投資）都是資本主義政黨與政策的結果，這種政策大大嘉惠跨國企業與大資本家，以及持有這些企業股票的中上階級，最後的高失業率與社會所得差距惡化概由小老百姓與藍領階級承受其痛苦。而到最後情況很嚴重時，種族主義者登高一呼，所有受害者反而聚攏來支持當初造成他們困境的右派資本主義政黨。這無疑是因果不分，認識不清，人類最原始的「非我族類」情懷被挑起後的直覺與感性式的反應。這就是民粹政治。
但美國不是第一次有民粹政治。半世紀多前的一九五○年代，翻攪社會的麥卡錫事件（McCarthyism）也是血淋淋的例子。這些「民粹」式感情背後都有某些共同的成分：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本書作者的最原創性與最大貢獻，就是把這些不同的因素溯源或是歸結於一種特殊的心態，他稱之為「反智」。這成為了本書的主題，他也企圖在美國歷史的各個面向中追溯這種心態的成因。但這無疑是個龐大的工程，因為這要涉及對於這個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社會，幾近於全面地檢視其演變過程。霍夫士達特真不愧是一位榮獲普立茲獎的傑出歷史學家，他所擬出的解釋架構讓我們知道，這個研究將不會是一個小品或是小題大作式只求言之成理的專題報告，而是必須有極大勇氣面對堆積如山史料的嘔心瀝血嘗試。他準備從美國這兩百年來宗教、政治、社會與教育四大面向，來檢討這個民族歷史上「反智」心態形成的原因。
……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歷史主要是由清教徒移民新英格蘭開始的，也就是說，這塊土地與宗教間的關連要早於與其它任何因素──例如經濟──的關連。但是來到這裡的人要生存、要墾荒、要建立新家園、新天地，於是稍後「經濟」、「政治」因素便出現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變化，隨後又回過頭影響了宗教，使得美國的十八、十九世紀的宗教景況大大不同於十七世紀的清教徒時期。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宗教最重要的現象就是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與振奮派（revivals）的出現，這些都強調信仰的感性面向，也就是作者所稱的religion of the heart。這樣的信仰方式很適合於在艱苦中掙扎、奮鬥求生存的拓荒者，他們沒受什麼教育，沒有深究神學名詞或教義爭議的興趣，只企求福祉與恩典，只尋求心靈上的支撐與慰藉。於是他們歡迎簡單直接訴諸情感的宗教方式：平易親和的牧師與簡易振奮的講道，「與智識愈近，離上帝愈遠」。作者認為，這種下了美國「反智」傳統的第一個種籽。
接下來的第二個原因，卻有點兒令人納悶。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成文憲法的民主共和國。美國式民主的特色就是生而自由、人人平等。這種憲法特色（制度上）與社會觀念特色（文化習慣上），使得美國式的民主一直有著實用主義與平民化的風格。如所周知，這個國家在創建初期，因為有傑出的建國始祖的擘劃與他們種種令人景仰的事蹟才因此偉大，但是弔詭的是：他們卻制訂出了一個讓菁英逐漸退場或自廢武功的憲法、憲政慣例與政治制度。所以自從十八世紀建國後，十九世紀美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業民主社會，在此中作為市場上最大消費者的一般百姓、平民大眾成為社會價值或輿論的主流，當然在貨品上與精神品味上處處迎合他們的商人，也就順勢成為權力掮客，菁英與知識分子慢慢退場。政治由商人與商業主導，這就是美式民主的真髓。而實用主義的社會文化強調經驗與直覺，成功靠的是奮鬥意識與果斷堅毅，抽象的理念與智識很容易被譏為「象牙塔內的遊戲」。不意外地，「反智」成為市場價值與商業文化下的必然結果。
最後，作者花了大篇幅討論美國的教育史與教育思想史。在本書探究的主題中，為何教育重要？因為教育「鞏固」與「傳遞」了「反智」心態。作者認為，任何人在討論美國教育時，最重要的一個先決認知就是：美國的教育受美國的民主制度影響很大；可以如是說，許多人認為美國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教育出能夠支撐這個大眾化民主、商業民主社會的國民。因此，延續公民社會特質所需要的「政治社會化」與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職涯技能」，才是美國教育的最重要目標，而不是「智識能力」與「學科專業能力」。在這種觀念下，普及的國民教育與遍布社區的公立高中就成為美國教育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特色。這種教育要訓練的不是準備進大學的學生，而是美國式民主所需要的公民與適合美式社會生活的新成員。當世人都在訝異美國高中生學科水準低下（尤其是數學與科學）的同時，美國教育的設計者卻在欣喜他們所教出來的學生有足夠的生活經驗與判斷力可以走入社會。因此可能令所有外國讀者驚訝的是，作者認為至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反智」乃是美國教育政策設計者至少在潛意識層次所抱持的目標。
所謂的「反智」，對於崇尚智識、尊重士大夫的東亞文化來說簡直是難以理解。我們現在雖然已經不會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但是也很難會去鄙視、貶抑「智識」。[2]東亞文化傳統中，由於對智識的尊重與儒家式家父長文化殘留較深，所以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吃重。因此我們的社會面臨的是跟美國不同的問題：美國的「反智」傳統造成了民粹浪潮起起落落，對於智識菁英愛恨交織，所以有時並不是第一流的人在領導國家；但是我們的困擾卻是，受社會所倚重的智識菁英在獲取權位後是否會背棄良知？在追逐權力與實踐理想的拉扯中，智識菁英是否有維持格調的信念與勇氣？儒家傳統中有所謂「道統」與「政統」間的制衡，就是指知識分子應該有的自我把持與人格尊嚴之所在。當東亞文化傳統中的知識分子受到權力誘惑而背棄自身理念時，那還反不如西方政治中的商人實用主義赤裸裸追逐利益來得坦然，畢竟後者乃是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民主的運作邏輯。令人訝異地，霍夫士達特在最後結論章節中，竟然花了大篇幅去討論知識分子的角色責任與試煉。依本書的邏輯，這本來不應是美國這樣的社會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所以現在弔詭的是，本書前五部分，我們是懷著趣味在看美國歷史上「反智」現象之形成與演變，有些地方令人莞爾，有些幾乎捧腹，但我們是旁觀者；可是到了最後一章關於知識分子角色的嚴肅討論，我們必須坐直端看，好好想一想了。

這廝還說「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成文憲法的民主共和國。美國式民主的特色就是生而自由、人人平等。」，這不就是瞎扯嗎？「我們現在雖然已經不會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但是也很難會去鄙視、貶抑「智識」。[2]東亞文化傳統中，由於對智識的尊重與儒家式家父長文化殘留較深，所以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吃重。」這表明這廝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餘孽。

作者提到「一個社會中如果只有知識分子關心這些價值，那就太糟了。雖然知識分子有時也會搞錯狀況，但是他們確實比其它人對這些價值來得關心。在當代西方社會中，知識分子有一個光榮的歷史，那就是在所有相對來說較為優越的階級中，它的確持續地高度關懷弱勢階級的福祉。他們的使命感來自於：他們深切期待世界應該要合於他們所認知的理性，要有正義與秩序。他們對於人類的貢獻主要來自於這些理念，而他們為人類帶來的麻煩亦然。」

不管哪的的知識分子，其實都不關注我們漢人的福祉，即使成灰了也還是希望我們能再被「殖民三百年」！

文科生挨個槍決沒有冤的！

書籍簡介

作者: 理查．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

出版社: 八旗文化

副标题: 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原作名: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译者: 陳思賢

出版年: 2018-7-4

页数: 624

定价: NT$650

装帧: 平装

丛书: Americanology美國學

ISBN: 9789578654228

内容简介

從美國建國歷程、宗教傳統、政治體制、與商業精神中，探詢美國的反智根源。

「這是美國史學史上一部傳世的傑作……是想瞭解今天美國的人所必須閱讀的一本書。」－－余英時

「本書內容不但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本書譯者、台大政治系教授陳思賢

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開始，近代文明就一直是以理性思辨與知識探索為前進的動力，並締造了輝煌的成果。到了當代，美國又以其發達的學術、科技與物質生活為其佼佼者，特別反映在它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最多的諾貝爾獎桂冠之上。然而，另一方面，美國文化在世人心中卻少以精緻、優雅聞名，訴諸實用與庶民品味的大眾化商品與娛樂才見其所長。近年來小布希的窮兵黷武、川普的粗暴的言論與政策更讓世人驚見美國文化中「反智」的一面，美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民粹與暴力事件也令人憂心忡忡。

二十世紀中知名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理察．霍夫士達特是少數最早注意到美國文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包含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的理性思辨、審慎的推敲論證等等－－的漠視甚至是敵視，尤其是五〇年代以反共為名卻動輒以知識分子為標把的麥卡錫主義，更另人痛心疾首。他於是於一九六三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智傳統》。

《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必只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作為一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新興國家，美國人往往視過往的歷史為落後、腐敗、封建貴族對平民的剝削的累積。基督教在美國蔚為主流的福音教派與振奮派推崇教友發自內心的感動以及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揚棄在神學、教儀上的鑽研。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等建國先賢雖然具備偉大的心智，但對平等的堅持使得美國政治很快轉向以純樸、勤奮、踏實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庶民百姓為主體，哈佛、普林斯頓等東岸名校出身的仕紳則變貶為懦弱、空想、不務實的理論派。對科技的崇拜、對進步的期盼，以及蓬勃的商業文化更將美國的基礎教育導向培育具有實用價值的技能，而輕視博雅的人文薰陶……

霍氏作為偉大的史學家，其傑出之處不僅在於對「反智」做了有系統性與歷史深度的耙梳，更在於他固然一面嚴加批判民粹、保守、反動、極右的思維，卻也試圖挖掘其背後深層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予以同情性的理解。這使得本書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經典，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一個更宏觀的主題：「智識」在人類文明中該如何進展？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政治上扮演什麼角色？

《美國的反智傳統》於六〇年代甫上市就造成轟動，並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與希爾曼獎等殊榮。當代華人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於1975年撰寫的〈反智論與中國傳統〉即是受到本書的啟發。半個多世紀後本書中文版終於上市，讀者將可見其歷久彌新、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深厚史學造詣。

作者简介

作者

理察．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二十世紀的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霍夫士達特曾兩次得到普立茲獎：他憑藉在《改革的年代》(The Age of Reform)中對1890年代民粹運動和二十世紀初期進步運動的理性分析首度於1956年獲獎，之後又因《美國的反智傳統》中對文化史的研究而於1964年再次獲獎。

除了上述兩書之外，他尚著有《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944，民國七十年由聯經出版）、《美國政治傳統》（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1948），以及《美國政治中的妄想偏執風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1964）。他也與華勒斯（Michael Wallace）共同主編《美國社會的暴力：一部真實記錄》（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1970）。

譯者

陳思賢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為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

著有《西洋政治思想史：古典世界篇》、《西洋政治思想史：中世紀篇》、《西洋政治思想史：現代英國篇》、《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英國篇》。譯作包括《政治的意識形態》。

正文摘錄

幾句推薦的話－－余英時

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美國的反智傳統》中文譯本問世是台灣學術文化界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這是美國史學史上一部傳世的傑作，自一九六三年以來發生了廣大的影響。承八旗出版社的美意，希望我寫一篇「推薦序」。但我年事已高，最近又恰恰忙於整理並編定一部英文專著，實在排不出時間來重讀霍氏原書與譯本，所以「序」是無論如何也寫不成了。為了引發讀者對於本書的閱讀興趣，我願追憶一下四五十年前接觸本書的經過。因此下面寫的祇能算是「幾句推薦的話」。

本書出版後轟動一時，我大概在六十年代末便買來細讀一遍。但萬萬沒有想到，「反智論」這一論旨竟對我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我對中國史上的反智現象進行了多次有系統的反思。一九七三至七五，我回到香港兩年，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籠罩著整個大陸的時代。我終於情不自禁，在一九七五年寫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那篇長文。更出意外的是此文在《聯合報》連載期間，卻有意無意之間觸動了台灣學術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因而引起了廣泛而持續的強烈反應。我這篇文字主要是受霍氏原著的啟發而構思的。這就是說，霍氏的《美國的反智傳統》書中的某些論點早在四十多年前已間接地傳入台灣了。

我讀霍氏此書並不是趕時髦，而是因為我對美國思想史一直保持著很深的興趣。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我曾在哈佛旁聽美國思想史名家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一九一七至二○○七）的課，他在課堂上對霍氏的史才與史學推崇備至。他和霍氏是當代兩大天才，同樣的聲名顯赫。霍氏年長一歲，一九四四年他的博士論文《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出版，暢銷二十萬冊，立成大名。一九四五年九月施氏《傑克遜時代》（The Age of Jackson）出版，也一舉成名。但施氏後來承認，霍氏當時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期刊所寫的書評是《傑克遜時代》能夠轟動一時的一大因素。這是我閱讀《美國的反智傳統》的背景。

最後我要指出，反智論成為美國人文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並不是從霍氏開始的。例如最近剛過世的哲學家懷特（Morton White，一九一七至二○一六），我在哈佛曾修過他的歷史哲學，早在一九六○年便寫過〈反智論的反思〉（Reflections on Anti—intellectualism），一九六二年刊在Daedalus學報上。五、六十年代，一方面艾森豪總統不重視知識人，另一方面狂熱的反共參議員麥加錫（Joseph McCarthy，任期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七）又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找知識人的麻煩。這是當時「反智論」興起的政治背景。霍氏《美國的反智傳統》是當時關於這一論題的集大成之作。由於他的研究將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融合為一體，所以特別獲得廣大讀者群的欣賞。這部書為什麼今天又引起很多美國人的興趣呢？我相信這是和川普當選總統分不開的。

這是想瞭解解今天美國的人所必須閱讀的一本書。

余英時

二○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譯序與導讀－－陳思賢

陳思賢　台大政治系教授

對我來說，可能翻譯比著述還令人頭疼。但會選擇這本書，從頭到尾把它譯出來，實有其因緣。二○一六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震驚世界。八旗文化的編輯王先生（也是我二十年前教過的學生）正好告訴我這本書，我們兩人都同意，若有人想將這本書介紹給中文讀者，此其時矣！這本書不但內容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因此當下就決定暫時擱下一些事把這本書翻譯出來，與大家分享我對美國文化的這種「重新認識」。

美國的歷史實在太獨特，她是一個移民國家與墾拓社會，當初五月花號的清教徒來此是因為逃避宗教迫害，而後來的移民則多係憧憬追尋經濟機會，更後面又有不少戰爭與政治難民湧入。每個人來到此地的時間先後與理由動機不同，但是最後都會在所謂「美國文化」的籠罩下生活。相對於歐洲與亞洲的古老國家，「美國文化」很新，很年輕，大家也會對它的特色作不同的形容，但是用「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貫穿其中，這倒是聞所未聞。

然而作者並非市面上一般語不驚人則不休的商業性寫作者。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史講座教授，著作等身，獲獎無數；會用此主題來「思考」美國文化──對外人算是「介紹」，對自己人應是「反省」──動機必然是很嚴肅的一件事情，更是發人深思。他在半世紀前出版此書，並獲得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可惜當時的歷史氛圍下（二戰後美國黃金歲月時期）社會對此主題不會有太多的重視，大概只有專業歷史研究者與書中的主角，也就是知識分子，對他的「美國史新詮」，會有興趣。但是今天可不同了，美國國內外情勢在這數十年間逐漸地變化，以至於產生了現在這麼一位「特別」的第四十五任總統，那麼如果要問何以如此？本書就是最重要的解答泉源之一。

川普就任掌權以來，至今風波不斷。他從開始競選後的諸多言論到就任後的政策皆引發廣泛爭議，例如反移民、反社會福利、反重稅、反伊斯蘭、反環境保護與反對介入太多國際事務等，但其實在這些問題上都有一條隱性的軸線牽連著，或是由微妙複雜的因果關係來引導著，那就是──他的主張都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群體的喜好與利益而發出。因而這個群體形成支持他的最大一股民粹洪流，他當初應也是在體會到這股力量後才決定參選總統與定調競選策略的。顯然地大家都知道，川普的這些言行都與種族主義與白人優越主義心態有關，也就是歐洲許多國家「極右政黨」理念的「美國版本」。

但我們試看，其實反移民與反重稅、反環境保護等本是兩種本質不同的問題，分屬兩個戰線。一個是排外、種族主義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典型的布爾喬亞資本主義心態。很多中下階層的美國白人受經濟不佳影響而失業，或是必須屈居忍受低收入、高所得差距，因而開始仇視外國（尤其是亞洲經濟體，一九八○年代底特律的華裔陳果仁命案即是一例[1]）與移民。但殊不知這些（引進廉價移工或是看上國外廉價勞力因而企業大量外移進行海外投資）都是資本主義政黨與政策的結果，這種政策大大嘉惠跨國企業與大資本家，以及持有這些企業股票的中上階級，最後的高失業率與社會所得差距惡化概由小老百姓與藍領階級承受其痛苦。而到最後情況很嚴重時，種族主義者登高一呼，所有受害者反而聚攏來支持當初造成他們困境的右派資本主義政黨。這無疑是因果不分，認識不清，人類最原始的「非我族類」情懷被挑起後的直覺與感性式的反應。這就是民粹政治。

但美國不是第一次有民粹政治。半世紀多前的一九五○年代，翻攪社會的麥卡錫事件（McCarthyism）也是血淋淋的例子。這些「民粹」式感情背後都有某些共同的成分：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本書作者的最原創性與最大貢獻，就是把這些不同的因素溯源或是歸結於一種特殊的心態，他稱之為「反智」。這成為了本書的主題，他也企圖在美國歷史的各個面向中追溯這種心態的成因。但這無疑是個龐大的工程，因為這要涉及對於這個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社會，幾近於全面地檢視其演變過程。霍夫士達特真不愧是一位榮獲普立茲獎的傑出歷史學家，他所擬出的解釋架構讓我們知道，這個研究將不會是一個小品或是小題大作式只求言之成理的專題報告，而是必須有極大勇氣面對堆積如山史料的嘔心瀝血嘗試。他準備從美國這兩百年來宗教、政治、社會與教育四大面向，來檢討這個民族歷史上「反智」心態形成的原因。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下面這一段對於美國「反智」傳統形成的最精簡扼要敘述：

如果福音派與原始主義開啟了美國人的「反智」意識，則後來的商業社會確保了「反智」是美式思維的特色。從托克維爾（Tocqueville）開始，研究美國的人大都認為在這個國家中，實際的商業主義壓過了思考與玄想。民主政治與商業至上的美式生活，培養出一種心態與習慣，就是凡事需要迅速作決定、快速反應以抓住機會。因此深入、細膩與精確的思考並不是美式生活所鼓勵的。平民大眾從日常生活中累積出的經驗與直覺才是最可貴的人生指引，也是支持美式民主背後的共同價值觀，而過於深奧的美學、哲學或宗教理論其實不但不實際，還會讓世界更混亂。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歷史主要是由清教徒移民新英格蘭開始的，也就是說，這塊土地與宗教間的關連要早於與其它任何因素──例如經濟──的關連。但是來到這裡的人要生存、要墾荒、要建立新家園、新天地，於是稍後「經濟」、「政治」因素便出現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變化，隨後又回過頭影響了宗教，使得美國的十八、十九世紀的宗教景況大大不同於十七世紀的清教徒時期。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宗教最重要的現象就是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與振奮派（revivals）的出現，這些都強調信仰的感性面向，也就是作者所稱的religion of the heart。這樣的信仰方式很適合於在艱苦中掙扎、奮鬥求生存的拓荒者，他們沒受什麼教育，沒有深究神學名詞或教義爭議的興趣，只企求福祉與恩典，只尋求心靈上的支撐與慰藉。於是他們歡迎簡單直接訴諸情感的宗教方式：平易親和的牧師與簡易振奮的講道，「與智識愈近，離上帝愈遠」。作者認為，這種下了美國「反智」傳統的第一個種籽。

接下來的第二個原因，卻有點兒令人納悶。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成文憲法的民主共和國。美國式民主的特色就是生而自由、人人平等。這種憲法特色（制度上）與社會觀念特色（文化習慣上），使得美國式的民主一直有著實用主義與平民化的風格。如所周知，這個國家在創建初期，因為有傑出的建國始祖的擘劃與他們種種令人景仰的事蹟才因此偉大，但是弔詭的是：他們卻制訂出了一個讓菁英逐漸退場或自廢武功的憲法、憲政慣例與政治制度。所以自從十八世紀建國後，十九世紀美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業民主社會，在此中作為市場上最大消費者的一般百姓、平民大眾成為社會價值或輿論的主流，當然在貨品上與精神品味上處處迎合他們的商人，也就順勢成為權力掮客，菁英與知識分子慢慢退場。政治由商人與商業主導，這就是美式民主的真髓。而實用主義的社會文化強調經驗與直覺，成功靠的是奮鬥意識與果斷堅毅，抽象的理念與智識很容易被譏為「象牙塔內的遊戲」。不意外地，「反智」成為市場價值與商業文化下的必然結果。

最後，作者花了大篇幅討論美國的教育史與教育思想史。在本書探究的主題中，為何教育重要？因為教育「鞏固」與「傳遞」了「反智」心態。作者認為，任何人在討論美國教育時，最重要的一個先決認知就是：美國的教育受美國的民主制度影響很大；可以如是說，許多人認為美國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教育出能夠支撐這個大眾化民主、商業民主社會的國民。因此，延續公民社會特質所需要的「政治社會化」與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職涯技能」，才是美國教育的最重要目標，而不是「智識能力」與「學科專業能力」。在這種觀念下，普及的國民教育與遍布社區的公立高中就成為美國教育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特色。這種教育要訓練的不是準備進大學的學生，而是美國式民主所需要的公民與適合美式社會生活的新成員。當世人都在訝異美國高中生學科水準低下（尤其是數學與科學）的同時，美國教育的設計者卻在欣喜他們所教出來的學生有足夠的生活經驗與判斷力可以走入社會。因此可能令所有外國讀者驚訝的是，作者認為至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反智」乃是美國教育政策設計者至少在潛意識層次所抱持的目標。

所謂的「反智」，對於崇尚智識、尊重士大夫的東亞文化來說簡直是難以理解。我們現在雖然已經不會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但是也很難會去鄙視、貶抑「智識」。[2]東亞文化傳統中，由於對智識的尊重與儒家式家父長文化殘留較深，所以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吃重。因此我們的社會面臨的是跟美國不同的問題：美國的「反智」傳統造成了民粹浪潮起起落落，對於智識菁英愛恨交織，所以有時並不是第一流的人在領導國家；但是我們的困擾卻是，受社會所倚重的智識菁英在獲取權位後是否會背棄良知？在追逐權力與實踐理想的拉扯中，智識菁英是否有維持格調的信念與勇氣？儒家傳統中有所謂「道統」與「政統」間的制衡，就是指知識分子應該有的自我把持與人格尊嚴之所在。當東亞文化傳統中的知識分子受到權力誘惑而背棄自身理念時，那還反不如西方政治中的商人實用主義赤裸裸追逐利益來得坦然，畢竟後者乃是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民主的運作邏輯。令人訝異地，霍夫士達特在最後結論章節中，竟然花了大篇幅去討論知識分子的角色責任與試煉。依本書的邏輯，這本來不應是美國這樣的社會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所以現在弔詭的是，本書前五部分，我們是懷著趣味在看美國歷史上「反智」現象之形成與演變，有些地方令人莞爾，有些幾乎捧腹，但我們是旁觀者；可是到了最後一章關於知識分子角色的嚴肅討論，我們必須坐直端看，好好想一想了。

本書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時代中最傑出的作品。它的優秀，不但符合一般常見的標準，也就是資料充實、敘事富於洞見與技巧，及析論深刻等，它更有一個獨特的優點，那就是作者的「勇氣」。如果作者全書想要論說證明的主題確實為真，那他不啻在整個美國社會之前「起訴」、「控訴」現在與過去的美國社會──他正指著許多同胞的鼻子大肆批評！從原著的迆邐行文、韻采婉約的書寫風格，或是從容優雅、信手拈來的博雅學養來看，作者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典型文人／知識分子。他自己就是書中他頻頻隱於敘事之後為之打抱不平的受害者。所以如果這真的是一個有著「反智」傳統的社會，他的結局會是什麼？──這就是他的結局：他的「同類」頒給了他普立茲獎，但是這本書就此石沉大海，缺人聞問了。

本書作者霍夫士達特早已於一九七○年離世，快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把他的書重新「出土」，彷彿是偶然，依稀也是必然。美國二○一六年的大選，讓我們想起有這本書；當我們仔細讀完這本書後，就會發現，它其實早已預言了今天（所以遲早，美國人會被迫再度面對這本書）。從述說一個社會從哪裡來，它預示了會往何處去。這何嘗是容易的事？更何況他可能本來也沒有這樣的野心。但是，從對美國人在宗教、政治、商業與教育的「成長歷史」與「心態」（mentality）作了如此深層的剖析後，他如同已經替這個社會批了「八字」與「紫微斗數」。

但是否真的這個社會「命格已定」？霍夫士達特在他有生之年看見了一九五○年代民粹風格的艾森豪／史帝文生（Eisenhower vs. Stevenson）大選[3]與麥卡錫事件，而他身後的今天我們目睹由激情主導的「反恐戰爭」與二○一六大選。在這些事件中，美國社會都拋棄了知識分子而任由其它的因素猖狂蔓延引領大眾。我們須知，知識分子並非必然適合擔任領袖，但是「智識」與公共知識分子的襄助輔佐卻是任何一個社會所不能缺少的，否則這個社會不是流於紛亂（眾多俗世利益間的無止境競奪），就是缺乏靈魂與精神力量的平庸。當然，我們此處指的「智識」是在道德與淑世感之下的經世「智識」，而非指專業技術上的知識。後者與整體社會精神的提升無關，只是一種生產力。真正的「智識」，具體的表現在於促進「公益精神」（commonweal）之上，而通常來說它可被社會上各種不同群體與職業的有心之士所實現出來，但最集中地可能乃是由若干公共知識分子所展示出來。公共知識分子是「智識」與「公益精神」間最直接的橋樑，他們是任何一個共和國中的政治安全瓣。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如果消失匿蹤，那麼這個國家終究會永久淪為「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格局。

霍夫士達特在書尾對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大力著墨，無疑是帶出了一個全書主旨之外的嶄新命題。當我們對於經世的「智識」用促進「公益精神」加以定義後，就不妨回過頭來看看為什麼、或是在什麼情況下，一個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竟會無法出現？一個最驚悚的答案會是：知識分子自己開始「反智」，他們把促進「公益精神」的「智識」藏在個人偏私的情感或是利益之下了。於是，一個共和國就可能成為一個各方競逐利益的「市場」，人類文明當然可以在「市場」中延續下去，但是很難提升。故總結看來，這本書，確實是含有「春秋之筆」的重大旨意在其中的。

[1] 當時受日本大量輸入汽車影響，底特律汽車廠紛紛裁員，失業造成該地區動盪與不滿。一九八二年時陳果仁走在路上被誤認為是日本人，遭人持球棒毆死。

[2] 台灣的菁英或是檯面上的人物，出於知識分子或是高學歷者的比例，大概世界居冠。以政治菁英來說，台灣的總統自民選以來，迄今四位有三位是博士／教授，四位副總統有兩位是博士，其中還有一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

[3] 許多人認為史帝文生的落敗受當時「反智」浪潮的影響。可參見本書第八章。

作者自序

通常的作者會在序言中所作的說明，我用了本書的前兩章來完成：解釋本書的緣起與目的，以及主要的看法。但是在開頭要先說清楚地，就是我乃是用「反智」此一主題貫穿全書來透視美國社會與文化中的若干面向。雖然書中使用了大量文獻與考據，可是這只代表我個人對過去所發生事情的看法，而非企圖撰述一本正式的美國社會史。至於對書中主題的鋪陳方式也是隨感而生，片斷零碎之處自所難免。

如果大量檢視對我們社會底層描述的文獻，可能會發現一些傷及民族自尊心的事實；當然，這甚至會讓我們暫時轉移注意力，忘了原本要討論的事，就是檢討我們文化中存在的若干陳年痼疾。同時，這也可能會鼓舞某些本就對美國文化不以為然的歐洲人，他們常自以為是地瞧不起美國，而且總會把這種敵意用有憑有據的論述包裝起來。美國人固然常自我吹噓且格外敏感，但卻是世界上最念念不忘自我警覺（如果不是自我檢討）的民族之一，永遠擔心著有什麼地方不足──例如國民德性、民族文化或是民族發展目標等。這種對不確定狀況的擔憂，使得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扮演了一種關鍵的角色。但這也冒著給予外國評論者有機可乘的風險，因為他們經常會故意曲解誇大美國人的這種自我批評的特性，來滿足他們的既存偏見立場。然而若是為了害怕所作的自我檢討會被扭曲誤用而畏縮，卻是最糟的選擇。因而在此，我要引用詩人愛默生（Ralph Emerson）的話：「讓我們面對事實。我們美國就是一個膚淺的國家。偉人、偉大的民族，不會自我吹噓或是裝傻，而是誠實地站出來面對生命中可怕之事。」

理查．霍夫士達特

第一部份序論

第一章這個時代的反智現象

1.知識分子的危機

雖然本書主要處理美國早期的歷史，但是當時勾起寫作念頭的卻是一九五○年代的政界及知識界情況。那時期，我們全國陷於交相指控、互相為敵的難過氛圍1與言論駁火，而一個以往很少聽過的名詞「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2竟也進入當時的論戰語彙中。以往，人們不尊重智識的態度固然讓美國的知識分子為之心痛或氣餒，但這次所有知識圈外的人幾乎立場一致，這是前所未見的，彷彿舉國正展開一場批評知識界的運動。

這主要是因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影響：它誘發民眾的恐懼，認為知識界慣有的放言高論作風，是有害於這個國家的。當然，知識分子並不是麥卡錫參議員一波波猛烈攻訐的唯一對象──他其實要掀起更大的風暴。可是知識分子無疑身處火線上，而且當他們受尖銳攻擊後，麥卡錫的追隨者就雀躍不已。麥卡錫每對知識分子出擊一次，一群較不知名的「鷹犬」就在全國各處群起仿效，攻擊散處各角落的知識分子。於是，就在麥卡錫漫天蓋地的指控彈幕所布下的糊塗無知、狂野惡毒氛圍中，終於在一九五二年的總統選舉敵對陣營間，一種鮮明的優雅智能與粗俗主義之對比，戲劇性地達於極致。史帝文生（Adlai Stevenson）是具有不凡心智與格調的政治人物，在近代歷史上他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遠超過任何人或事。另一邊則是保守與傳統的艾森豪將軍，他不善言詞，被個性狡詐無人喜歡的副手尼克森所操控，甚至他整個競選的主軸都是由這位副手與共和黨內麥卡錫派的人所設定。

然而無論是知識分子本身或是對他們不滿的人，都將艾森豪那次決定性的總統大選勝利，看成是全美國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滿所致。而當期的《時代雜誌》（Time）竟也體察風向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它認為，艾森豪的勝利，「揭露出一個眾人早就懷疑的事實：美國的知識分子與民眾間一直存在著一個既深又不健康的鴻溝」。鑽研當代美國政治的歷史學者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對大選結果作出辛辣的抗議，他說：「美國知識分子現在的處境，在一個世代前是無法想像的。」民主黨統治了二十年，3在此期間知識分子受到尊重與了解，但現在企業與商人掌權了，因此「伴隨而來的是粗俗化，這是商業掛帥現象下必然的後果。」此時知識分子被視為「蛋頭學者」與怪物，主政的政黨不了解也無意重用他們，他們還會被大眾看成是任何前朝政策的代罪羔羊：從高所得稅甚至到珍珠港事件。施萊辛格說，「反智一直都像商人的反猶太一樣理所當然……在今天的美國社會裡，知識分子……正在逃命中。」4

當新政權上任後這一切似乎都被合理化。用史帝文生的話說，當「新政」主張者（the New Dealers）被車商（the Car Dealers）替代後，知識分子與他們所崇尚的價值正式地被揚棄──其實早在民主黨尚執政的杜魯門時期，他們就已被時時出入法庭、精於盤算卻缺乏宏觀眼界的律師們掩蓋住光芒了。政權輪替後，全國充斥著一些令人無語的傳聞或言論，例如國防部長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宣稱國防部不應投入鉅額經費作那些過於純科學性的研究；肩負領導全國重任的艾森豪總統，作為充實他腦海的日常讀物竟是西部小說，以及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多話且虛矯的人」這類的閒話。但是也恰好在艾森豪政權期間，全國的政治氛圍發生轉折：由於國家本就已由共和黨總統當政，高舉反共大旗的麥卡錫風暴，最後也只能筋疲力竭收場；這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畢竟樹敵太多因此陷於孤立，到頭來亦備受譴責而終究吃癟了。最後，一九五七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號成功，激發了美國大眾重新思考國家的定位與走向，但其實以往他們偶而就會如此作的。史普尼克號事件對美國的自尊心是不小的打擊：大家於是開始思考「反智」在教育體系與整個生活中所帶來的後果。突然間，大家覺得整個社會若大事「反智」不只是一件難堪的事，更威脅到了整體生存。

這些年來，整個國家只注意最能代表知識分子的老師們是否對國家忠誠，現在終於開始想到他們的薪資是否太低了？過去幾年科學家們一直反映，過度強調國安與對研究人員反覆作忠誠查核會影響科學研究的士氣，現在也有人願意聽進去了。以往有一小群有識之士不斷大聲疾呼美國的教育太鬆散、沒有競爭力，現在獲得了電視、雜誌、企業、科學家、政治人物、軍方將領與大學校長們一致的重視，全國開始熱烈反省此問題。當然，這些並不會立即讓那些監視告密者絕跡，或是使社會中的「反智」心態消失。而即使在受到蘇聯發射衛星一事刺激最深的教育領域，大眾關懷的焦點仍是在能否培養出更多衛星人才，而非鼓舞與創造智能本身，有些人甚至說出了「科學天才兒童是冷戰時期國家的寶貴資源」這樣的話。可是整體的氣氛還是改變了。在一九五二年時只有知識分子被此「反智」風潮困擾，但到了一九五八年時大部分會思考的人都同意這樣的情況很嚴重、甚至是國家的危機。

今天我們已經能夠平心靜氣地回顧一九五○年代時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了。如果當時在麥卡錫主義或艾森豪政府下，社會中曾流露出知識分子的輓歌這樣的氛圍，今天已非如此。現在華盛頓的權貴們已經又恢復了對哈佛教授或那些一流學者們的熱忱之情。依靠知識與智能是否會影響仕途或是施政？如果過去任何政治領袖曾有此疑慮，現今在新總統甘迺迪主政下這種想法已絕跡，因為他很明顯地愛好新觀念與尊敬知識分子，且在官方場合刻意凸顯這種心態，喜歡與睿智者交談作伴；而最重要的是，他開始執政後就不斷地網羅知識菁英這類的人才。另一方面，大家必會好奇，菁英一定能夠改變很多事情嗎？如果先前我們曾過度地相信此可能性，隨著時間變化，現在這種極端想法已經消退。如今知識分子甚至可以坦然討論「反智」一事，而不會陷於黨同伐異的意氣之爭或是流於自怨自艾了。

2.反智的定義

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氛圍與教育圈的紛擾，使得「反智」成為美國人認知自身文化時最顯明的標誌，它也驟然變成了我們習用但卻無明確定義的日常語彙，用來指涉若干負面的現象。有些突然察覺到這個「反智」現象的知識分子，經常會認為它是存在於生活中各處的一股新力量，而且還可能會變成排山倒海的潮流（美國知識分子太常錯估歷史；且因為近代人慣於在末世情懷的陰影下看世界，所以知識分子會把小小的社會變遷看成是歷史浪潮的來臨）。但對於研究美國歷史的人來說，一九五○年代出現的「反智」現象並不新鮮，而應是有點熟悉。「反智」並非一九五○年代始出現於這個國家。美國的「反智」傳統，比這個國家的歷史還悠久，且有其背景。若我們考察這背景，就會發現其實知識分子的形象並沒有持續衰退或是陡降的現象，而是起起伏伏。同時，對知識分子的厭惡並非來自於他們地位的下降，反而是因為他們太耀眼。可惜我們對此並未有系統地了解，而且歷來對此主題沒有深入有據的研究。固然有很多關於美國知識分子與這個國家間扞格不合的報導，但這些文獻多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撰寫，而非從大眾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5

何謂「反智」？它從來沒被清楚定義過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就是它的模糊正好可以在辯論中用作標語時更方便。但無論如何，它確實並不容易定義。若以概念來論，「反智」其實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由一組相關的概念所組成。若將它視為一種態度，則它並非純粹的「反」而是「愛恨交織」的──假如有人會全然地不喜歡智性或知識分子，應是少見。如果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歷史主題，則它沒有一個單一發展軸線，而是由不同來源所構成、忽起忽滅的一股力量。至今我們社會並沒有給它一個狹窄嚴謹的定義，是因為這樣做很不合適。如果強行找出一個邏輯上合理的定義，則在歷史研究上會落於獨斷，因為等於在一組特質上只選定某一個來代表。而也就是「反智」概念這個複雜的特性，讓我們益發感到興趣──它包含了許多態度與觀念在歷史中的結合匯聚。貫穿「反智」所蘊含的各種態度與觀念的，是對智性生活及其代表者所存有的怨懟與懷疑，並且亟力貶低這種生活的價值。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嘗試定義「反智」，或許這就是最可能的答案。6

如以此為準，則我們不能用研究一個人、一個組織或社會運動史的方式來寫關於「反智」的歷史。我們若是著重於美國任何思想發生的情境與氛圍的話，就必須運用一些想像，以期設計與重建思想當初發生的情境，或是捕捉那種氛圍。

在對何謂「反智」舉例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先說說什麼不屬於我們要討論的「反智」。例如，學術圈內的紛爭內訌就是一例。就像其它社會一般，美國的知識分子常對他們扮演的角色感覺不安；他們習於自我懷疑、甚至自我憎恨，有時還會對整個知識社群嚴厲抨擊。這種內部的批判很有啟發性也很有趣，但不是我們焦點所在。另一方面，某個知識分子對其它知識分子的無禮攻訐或肆意批評也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對於美國學院內的教授們，曼肯（H.L. Mencken）大概是發出最多揶揄的人，而將其它媒體名人寫入小說加以毒辣諷刺的，也莫甚於瑪麗．麥卡錫（Mary MacCarthy）。但我們並不會將曼肯等同於一貫敵視學院教授的政治評論家巴克萊（William F. Buckley），更不會將瑪麗．麥卡錫等同於那位同姓名的麥卡錫參議員。7畢竟，批評其它知識分子這件事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的重要職責之一，而且通常批評者都會很勇於表達。我們雖無法確定其動機，但是希望他的批評會充滿仁慈、優雅的風格且論事精確。由於知識分子本質上必須多元與懷抱自主性立場，所以社會只好承受他們經常互相「吵架」的風險。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反智主義」與哲學上的「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混淆，否則將有無可救藥的誤解出現。如尼采，索瑞爾（Sorel）、柏格森（Bergson）、愛默生、惠特曼（Walt Whitman）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或是像布萊克（William Blake）、勞倫斯（D.H. Lawrence）與海明威這些作家，他們的觀念可稱為是「反理性主義」的，但他們卻不是我們在社會或是政治意義上使用此「反智」一詞時所指涉的人。當然，在「反智主義」運動中這些「反理性主義」的思想家會被提及（光是愛默生一人就提供了他們很多可引述的言論），而只有在此時，也僅極小程度上會與我現在所說的相關。在本書中，我主要關心的是那些社會上的態度、政治上的行為、中下階層人士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只有偶而才會觸及一些屬於哲學上對智性的立場或理論。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那些「社會態度」，是當其產生社會影響力時，會嚴重地阻礙知識與文化發展者。故從近來歷史中找到的若干例子，就適足以說明「反智」之定義了。

3.反智實例

現在，我們不妨從若干最反對美國知識分子的案例來說明何謂「反智」。

案例甲：在一九五二年總統大選時，這個國家似乎滿需要一個可以表達大眾普遍對知識分子感到厭惡的詞，而這股情緒是當時美國政治上自然湧現出的感覺。「蛋頭」（egghead）這詞早先並無惡意，8但隨後立即充滿了貶意，比之前習用的「高眉者」（highbrow）具敵意甚多。當總統選舉完畢，知名的右翼小說家布倫菲爾德（Louis Bromfield）就說，「蛋頭」這個字以後一定會出現在字典中，它有以下意涵：

蛋頭：有著虛假的知識傲慢的人，通常是教授或是其愛徒。基本上他們是膚淺的。遇事動輒情緒化或是像女人般歇斯底里。高傲自負但卻嫉妒或瞧不起那些正常且能幹的人。思想混亂而且陷溺於多愁善感與強烈的福音天啟情懷中。對中歐的那些社會主義予以支持，卻無視於古希臘、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建國這一傳承而來的自由民主理念。崇拜尼采式的過時哲學道德觀，最後落得灰頭土臉甚至鋃鐺入獄。自命道學，經常對問題思前想後直到形同枯槁，最後卻什麼也不作，讓事情原地踏步。簡直是一個迂腐崩壞的淌血心靈。

「這次的大選」，布倫菲爾德說，「透露出一些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樁就是蛋頭們離一般人的想法跟感受太遠了。」

案例乙：兩年後艾森豪總統正式地認可了這種近於侮衊知識分子的看法。一九五四年他在洛杉磯共和黨團會議演說時，提及了有位工會領袖跟他說的話：「一般人民只要資訊夠，通常都會做出對的決定。」他又說道：

聽到這位工會領袖這樣說真是令人愉悅，尤其是當周遭充斥著那些言詞機靈的所謂知識分子，四處宣稱跟他們意見不合的人是多麼錯謬。

此外，我還聽到了一種關於何謂知識分子的有趣定義：一個人口沫橫飛、說得比他懂得還多。9

案例丙：一九五○年代期間很關鍵的一個爭議與陳年問題是：在政治上專業到底多重要？或許這個問題的高潮──也就是極度排斥專家而選用外行人──是一九五七年總統任命一個連鎖企業的老闆格魯克（Maxwell Gluck）為駐錫蘭10的大使。格魯克先生一年前對共和黨捐了兩萬到三萬元的政治獻金，而且──正如之前被任命的許多人般──毫無政治或外交經驗。參議員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在任命聽證會上對於他是否適任的質疑，他顯然難以回答：

參議員：你認為你可以處理錫蘭哪些問題？

格魯克：其中的一個重點項目是那邊的人民，我認為我可以促進他們對美國的好感以增進關係──除非發生我過去經驗以外的事讓我不知如何處理。

參議員：你認識我們駐印度大使嗎？

格魯克：我認識庫柏（John Cooper），前一任大使。

參議員：那你知道誰是現在印度總理嗎？

格魯克：是的，但是我不會唸他的名字。

參議員：你知道錫蘭總理是誰嗎？

格魯克：我不知道，一時想不出來。

因為格魯克對於即將就任之新職準備不周，大家自然認為他被任命是因為捐了錢。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新聞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出此問題，而艾森豪總統卻回答說，無法想像政府會因為某人捐錢而任命他出任大使。他對格魯克的能力，做了辯護：

大家可能認為他能力不足，但是當初挑選的過程是這樣的：一群我所尊敬的人推薦了一份名單，他是從那份名單中脫穎而出的。我們檢視了他經營企業的經歷，聯邦調查局的安全查核也認為一切沒問題。當然，我們知道他從沒去過錫蘭，他不是很熟悉那裡；可是如果他的個人特質與能力如我們想像般，我認為他可以學習後上手。

在此要補充一個重要訊息，就是格魯克一年後辭去了大使一職。

案例丁：若身為美國科學家，其中的一個悲哀是他深知美國人並不喜歡純粹科學研究，因此這也阻礙了國防部進行若干基礎研究及推動後續研究發展之可能。一九五四年時密蘇里州的聯邦參議員辛明頓（Stuart Symington）在國防委員會質詢國防部長威爾遜時，引用了部長自己稍早前所說過的話：「如果國防科技人員想作只具純科學理論興味上的研究，則應由其它部門而非國防部出錢。」威爾遜還說：「對於為何馬鈴薯油炸後會變成棕色這種純科學理論問題，如果作為一個國防科技的研究案，我無法贊成。」參議員於是引述國防部長自己稍早的證詞進一步逼問，（如果並非研究馬鈴薯）但現在連研究炸彈、核子反應器、電子儀器、飛彈與雷達等項目的經費都不足了，那該如何？部長答道：

這些項目上重要的研究與發展都持續地進行著……可是另一方面，要讓這些平素玄想慣了的科學家們務實地提出工作進度表卻相當困難……他們只想要一大筆預算可供花費卻不要任何對他們的監督……最起碼來說，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在作什麼的話，誰敢說它不是「實用性研究」呢？這使得事情更複雜了。

案例戊：一九五○年代時官場上所出現的「反智」，它很像是傳統生意人對專家不信任的那種性質：在任何事物上超出他的能力或控制，他就會對在此中工作的專家存有疑心，不論是科學實驗室、大學或是外交圈中。而在極右翼的人中，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敵意更是尖銳與全面，就像是久遠以來常民百姓對於受過良好教育者、有崇高尊榮者或是出身高貴者一貫有的那種不以為然般。一九五○年代右派舉牌攻擊的風潮中充滿了像是「國務院中……那些哈佛教授，扭曲的知識分子」這類挑釁語詞；也有像「那些身上掛著Phi Beta Kappa高材生11榮耀鑰匙但身上卻無誠信與常識的人」這種挖苦；或是「美國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有高貴血統，文化程度高，各界認證的紳士與學者、身上掛滿學位……」與「蘇聯間諜最喜愛接近的人」、「穿著條紋西褲假冒英國口音的自大外交官」、「在灑著香水的大廳中以小心禮貌優雅的方式來對抗共產主義的人」、「瞧不起美國中西部與西部心臟地帶的人的那些東岸佬」、「先祖可上溯自美國獨立時期或更早，但對國家的忠誠依舊令人存疑的人」、「那些深諳國務卿艾奇遜集團成員（都是些貴族學校學生）間特殊用語的人」等等。《自由人雜誌》（Freeman）的編者捕捉住了這種在言詞上的「反貴族運動」（Jacquerie）的精神：

真正令人震驚的是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攻擊麥卡錫時所表現的不理性……假設麥卡錫真是這些「尊貴的」媒體所認為的那種粗鄙的人，那一年多前從紐約及華盛頓那些格調優雅的雜誌辦公室，湧現出的對他作人身攻擊的社論又有何格調呢？麥卡錫的人格特質中必然存在著什麼類似動物本能的東西，像磁鐵的相斥力般使得他不斷會排斥哈佛、普林斯頓及耶魯的畢業生。我們現在終於知道那是什麼了？這就是他有一個無法順從社會階級化現象的人格。

美國某些領域內有最牢固的社會階級化現象，對於這些領域中的人，麥卡錫找到了社會普遍對他們不滿的真正原因。在他已出版的威靈演說（Wheeling speech）中，他說問題在於：

美國對這些人太好，但是他們不知感激反而有背叛之舉。出賣這個國家的人不是少數族裔或是社會中劣勢地位者，而是這個世界上最富強國家中有最優渥享受的一群人──他們有最好的豪宅、受最好的大學教育且在政府中我們給他們最好的職位。在國務院中尤其如此。那些生下來就啣著銀湯匙的年輕人是其中最糟的。12

案例己：右翼的觀察家經常批評大學，尤其是著名大學。在《自由人雜誌》撰文的一位作者認為，對常春藤大學存在敵意只是因為一個主觀的理由，就是共產主義早已在全美的大學中蔓延：

我們的大學只是訓練出未來的野蠻人，那些人在學習知識的偽裝下，其實腦中充塞了大量的無知與犬儒心態，於是乎斲傷了人類的文明。這些破壞行動並非是鄉下的一般百姓會作出來的事，其實他們只會跟隨在有知識的人領導之下……這些有知識的人反而會把個人自由從人類思想中抹除……

如果今日你送小孩去讀大學，你等於是在製造一個明日的劊子手。理想主義的重生大概需要從學院外的修道院來作了。13

案例庚：右翼分子對大學的敵意一部分是由於不願順從與不滿社會階級化現象，另一部分則是反映了之前的傑克遜主義14對專家的厭惡。下文是由最死硬派的右派發聲者，也是《所得稅：萬惡之源》（The Income Tax: The Root of All Evil）一書作者、業餘經濟學家喬德若夫（Frank Chodorov）所寫，他主張一般人與專家其實是有一樣能力的：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邀請一群著名經濟學家來診斷經濟蕭條這個問題，結果他們提出一個建議，載於《紐約時報》的兩頁上。這些專家的專業聲譽，使得任何沒有主修過經濟學的人若是膽敢公然檢視他們開出的診斷內容，即是一種魯莽無禮。但是，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不都需要是經濟學家嗎？因為我們都在討生活，而這就是經濟學！任何一個識字的家庭主婦，只要具備一點點常識，就應該能判斷他們開的處方內容之優劣，只要先把那些囉唆的專業術語外衣拿掉。15

案例辛：密西根州眾議員佟迪洛（George Dondero）一向留意警覺學校中是否在散播共產主義，也一向對藝術中前衛的立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與達達主義、未來主義等運動持懷疑反對立場，他曾說過以下這樣的話（雖然會有細心的讀者認為這是反文化而非「反智」）：

各種所謂什麼主義的藝術，當年全是俄國革命的武器，現在被輸入到美國來了，而今天已經滲透到我們的藝術中心內，對我們原有的藝術與文化傳承產生威脅。出現在我國國內的這些所謂現代藝術蘊含了傾頹、墮落與毀滅的思想元素……

這些什麼主義之類都是外國傳入的，根本不應在美國藝術界有一席之地……它們都只不過是帶來毀滅的工具。16

案例壬：稍後本書會談到美國宗教生活上福音派傳統中的「反智」傾向，所以我們現在不妨先舉一例。以下引述是來自當代最著名的美國福音傳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他曾在一九五八年的蓋洛普民調中被選為僅次於艾森豪、邱吉爾與史懷哲的世界偉人：

對許多人而言，早先的道德標準今日已不適用，除非得到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支持。如果我們的教育只注意到心智而不顧靈魂，我真的認為不完全的教育遠較沒有教育還糟……讓一個不信神的人遊走世間，那他無異於怪獸，他若受了有缺陷的教育，那會比完全沒受教育還危險。全國到處設立的公立學校或大學中如果只有教導智識，那麼這個國家日後在道德上的瓦解會是必然的。

過去幾年中，知識分子的氣焰已經被一般百姓的正確認識所擊敗，學院中的教授現在也願意傾聽牧師之言了。

現在大家用理性、理性主義、心智文化、科學信仰、政府效能、佛洛伊德主義、自然主義、人本主義、行為主義、實證主義、唯物論、唯心論等來代替了《聖經》上的教誨。這些都是那些知識分子所為。成千上萬所謂的知識分子公然地宣揚道德相對主義──也就是世界上其實沒有一定的價值或標準可言……17

案例癸：史普尼克號事件後，美國出現對教育檢討的浪潮，其中最受批評的其中之一是加州的學校教育體系，因為加州向來就樂於嘗試新的教育內容。當舊金山學區延請一組專家學者對他們的教育內容進行檢討診斷時，這些人在報告中建議學校應回歸到以提高學科基本能力為目標。這時竟有六個教育機構提出反擊，他們認為這些專家的報告只在乎學科，這是視野狹隘且自以為是；若建議把教育的目標訂為「充實智識與開發心智」，其實是超過了他們專業的發言，而教育應該是要「兼顧其它目標，例如公民教育、職業訓練、未來良好家庭生活的準備、倫理道德美學與精神層面的自我實現，以及打造健康的身體等。」這些不主張過度重視學業的教育者認為，美國教育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特色是：

避免落入學科至上的框架中。但這並不意味我們認為在任何社會中學科能力不重要，而是主張只要是一昧強調學科至上、只注重知識累積的狹隘教育心態到最後都會產生惡果。因此，嚴格要求學科能力與窄化教育目標的人其實是誤解了教育對於打造美國式民主的功能。18

案例子：以下摘錄一位家長對老師的回應，老師頻頻抱怨近來學校對學業標準的要求降低了。家長所描述的某些細節之所以值得我們細讀，是因為這位家長堅決反對高學科標準的教學方式，並支持新式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我們從文中可看到此家長對於學校教師有一種刻板印象，且似乎由來已久：

幼稚園老師最了解孩童。他們的教育是以孩童為中心。在學校的一整天充滿著遊戲、音樂、色彩及友誼的歡樂。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都很快樂……但是到了有數學的時候，情形變了！

失敗與挫折感日夜跟隨著學生，家長們只好開始去接觸心理學與學習障礙的課程。四年級到五年級一路跌跌撞撞，情況太糟了，一定要想辦法才行。有時候題目連爸爸都不會做。於是我決定去找老師。

顯然學校並不歡迎我，沒有人迎向我打招呼或是知道我要來。沿著陰沉的走廊而行，是有著規律間距的一扇扇緊閉的教室門。教室內傳來的聲音並不令人覺得親和熟悉。我攔住一個學生問，才找到要去的教室。忐忑敲了門後，我儘量露出笑意地對開門的老師報上我的名字，她回說：「喔，是的！」彷彿她已知我來此目的般，迅速地拿出教學本子的情景就像電影中壞人火速地掏槍般。

學生的名字整齊地依字母順序排列在本子欄位上，老師那無血色的手指順著頁邊來到了我女兒名字處停下。每個名字後都有一個方塊，方塊內有著一些我不懂的記號。她的手指滑過頁面後，我瞥見女兒方塊中的記號跟別人的不一樣。她得意地抬起頭來，表情彷彿是一切都無須多說了。一個活生生的小孩的所有表現似乎被壓縮進了她的魔幻羅盤似的表格中，我在乎的是小孩的整個生活，整體個性展現，而這老師她似乎只關注小孩的數學能力。我真希望我沒有來。我沒有得到任何答案、失望難過地離開了。19

案例丑：下列引用的貝司特（Arthur Bestor）先生所說的話已經很有名，但是值得再重複。這段已出版成書的文字，其作者是一個伊利諾州初級中學的校長，他並未因這些話影響前途，反而在紐約長島找到了類似的職位，而這裡可算是有著全國最好的初中。之後他又在中西部的大學教育學院中找到了一個客座教席的位子。

這些年來我們非常注重閱讀、寫作能力與數學。我們認為它們是每個人──不論貧富、聰明與否，或是喜不喜歡它們──都需要具備的。老師們一再強調，「這是每個學生需要學習的」。校長們也說了，「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應會讀、寫與正確拼字。」如果有一個小孩表示他不喜歡以上的某一科，則他馬上會被警告：你將來會變成如何如何……

所以「每個學生都一定要會讀、寫、數學」，就是必須如此！

等我們終於好不容易逃出這個口號，但是偶而有一個優等生的母親開始炫耀子女的成就，或是有個年輕女職員老是拼錯字時，該如何提升學校教育這個老問題的幽靈又浮現了，一切又得從頭開始……

我們如果明白其實不是每個小孩都應該一定要會讀、寫、數學……他們之中有些人就是無法勝任或是不願學……那就是我們應該考慮修改初級中學課程的時候了。

有許多事情必須要著手進行，現在正是時候。我們總有一天要了解不是每個男孩都一定可以無閱讀障礙，就像不是每個人都能拉好小提琴一樣；也不是每個女孩都可以沒有拼字障礙，正如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烤出好的櫻桃派一樣。

不能每個人都一樣。我們也不想讓每個人都一樣。當大人們終於能夠了解此點時，大家才會快樂……而學校也成為待在裡面會更愉悅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說服那少數人，讓他們知道讀、寫與數學並不是通往快樂與成功人生的唯一途徑，那接下來要作的就是刪減初級中學裡這些課程的重要性與時數……

在東岸某一所初級中學在經過長期的研究後，終於承認約五分之一的學生的閱讀能力其實怎麼樣也無法達到標準……所以他們決定給這些學生培養另外的能力。較諸於有些學校堅持「每個學生畢業前必須會背九九乘法表」，這是合理的。20

以上這些案例，雖然各有不同性質與緣由，但是總的來說把「反智」傾向的各種面貌呈現出來了。當然，知識分子常是虛矯、被蒙蔽、柔弱與自大的；也常可能是敗德的或是危險具顛覆性的。一般人所具有的常識，尤其表現在日常工作之實際成效時，是勝任無虞的，此時學校所學的那套制式知識未必全然有用。也因此，那些由知識分子當道的機構如大學之類，經常腐敗不堪。相較於經常是源出自新思想或藝術觀念的純智性教育，對心靈的薰陶教化與從宗教和道德教育來的倫理觀念，可能對人生更有幫助。即使在小學教育中，如果只注重知識灌輸，而忽略體格與情感教育，那這樣造就出來的學生之社會行為，會是缺乏關懷愛心而有趨向於墮落與沉淪的危險。

4.釋疑

像本書這樣投入於單一主題鋪陳的作品，很難避免地常會過度強調這個主題在整個美國文化史中的重要性，這是在理解本書內容時首先要注意的。我並不會把複雜的美國歷史簡化成僅是蛋頭與村夫間的對抗。而就算以文化與智識衝突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歷史，也無法把社會大眾分成只有知識分子與「反智」陣營而已。社會大眾中的大部分人，或是社會大眾中較理性慎思者，其實多半並不是知識分子。我們對於知識分子與智識其實是愛恨交織的，以致在一些當前文化問題上常忽左忽右拿不定主意。沒錯，我們對臭老九們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心態，但私下卻又真心崇拜文化與啟蒙精神。而這樣一本關於美國「反智」傳統的書，看起來也不像要為我們帶出最終極的持平心態，就像專門描寫破產的書不可能代表美國整個的企業經營史一樣。雖然我相信美國社會中的確充滿「反智」傳統，但它並不會占主流、支配性價值的地位。我不斷地提醒、也很希望讀者能注意，其實在美國社會內最普遍的是一種溫和的、良性的「反智」心態，而那些惡性的則只見於某些人數不多但卻很活躍的非主流團體中。同時，本書也不是一本比較研究的作品：我只想研究美國的「反智」，它是我對美國社會研究的一部分。我並不假設「反智」在其它地方不存在，但是我認為在美國這個問題開始有一點嚴重了。我相信在大多數社會中這個現象都以不同的形式或程度存在：例如古希臘他們以鴆酒毒死蘇格拉底；在各國的大學城中大學生與非大學生的衝突很多；也有的社會是對知識分子的言論進行審查與控管；另外還有的是國會、代議機構等對知識分子的行為調查等。但我傾向相信「反智」這東西──雖有其共通性──乃是英國的文化傳統，在英美社會中特別明顯。數年前吳爾夫（Leonard Woolf）21曾說：「沒有一個民族像英國人般如此不信任與鄙視知識分子與智識」。22

或許吳爾夫先生沒有認真思考美國人自認為在此事上應該拿第一的理由（這很合理，因為一百多年來英國人早就受夠美國人的吹噓）。但是一個身為飽學之士的英國知識分子，基於對其祖國文化的了解所做的評論，的確值得我們思考。雖然美國知識分子面臨的處境已是急迫且棘手的問題，但他們發出的悲嘆，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也都有，幸好在美式生活中畢竟還有其它若干層面可資補償這種失落。

本書只是一個對現象的批判，而不是知識分子對抗美國社會的正式紀錄。我並未想暗示知識分子是一個沉淪社會中的良知，以期激發他們的自我憐憫感（雖然他們很易自陷其中）。我們不需為了強調一個社會應該尊重智識、承認其重要性，而說知識分子應該備受禮遇或享有很大權利，或因而說他們是社會良知我們卻對他們不夠尊重。任何熟悉知識分子的人都知道無須對他們存有太多幻想，但是他們身而為人（也會犯錯）這一事實與他們負有發揚智識的功能之間的關係，就像教會裡雖有也會犯錯的神職人員，但不影響教會的神聖一般。此處還是必須強調，我們不應該過度美化智識的功能，所以任何務實地評量智識在人類世界中的位置之舉動，不應被看成是「反智」。我們可能不得不同意艾略特（T.S. Elliot）所說的：「智識背後如果沒有人性作為指引，則我們對它只能像是看待會下棋的天才兒童，純欣賞而已。」23然而，也因為世界本已充滿太多各類危險，所以我們若陷入過度重視智識而忽略其它價值的危險，這其實是微不足道的。

也許我們在此問題上最大的錯誤，是假設「反智」是一種純粹單一的心態。很多抱有「反智」色彩的人其實對智識是愛恨交織的：他們一方面崇敬智識，一方面卻又對其疑懼憎怨，人類歷史中的許多時期與社會都有此情形。無論如何，「反智」絕不是一昧敵視思想智性者的發明。恰恰相反，正如飽學之士最大的敵人會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而非完全無知者，「反智」之領袖常是沉浸於思想的人，但卻因不幸執迷於某一些過時或是錯誤的觀念而然。很少知識分子心中未曾出現「反智」的時刻；也很少知識分子沒有過迷醉於知識熱情的時刻。「反智」如要成為顯著歷史事件，或是某個時代的社會潮流，一定需要一些能幹的領導人或代言人。這些人絕不會是文盲或是無知之士，而很可能是一些邊緣的知識分子、準備成為知識分子者、憤世嫉俗窮酸者或是那些半文盲群體的領袖，他們認真奉獻地投入自我沉浸其中的使命感，希望能夠在這世界引起重視。我們已經發現有些「反智」領袖是福音派牧師，非常聰明且博學；也有的是基本教義派人士，善於表達他們的特定神學觀；或是政治人物，其中某些非常狡猾；或是企業家，以及美國文化中若干價值或成分的代言人；或是右派的媒體人，常有著虛矯的智識傾向與風格；或是某些邊緣作家（參見一九五○與六○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狂飆反傳統運動〔Beatnik〕中的「反智」）；或是若干對抗共產黨的專家，他們對於學術界的左傾不滿；最後就是共產黨的領袖，當知識分子可為他們所用時他們會加以利用，但是骨子裡他們對知識分子關懷的事物極度蔑視。然而以上這些人的憤怒並不是對於文化中的思想本身，而且有時候還並非針對知識分子。他們其實是針對某些特定的思想：他們有時雖然痛恨當代的某些知識分子領袖，但是他們自己可能卻是某些歷史中的知識分子的崇拜者，例如亞當斯密、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喀爾文（John Calvin），甚或是馬克思。

如果說那些舉著「反智」大纛者，一定是將此視為必須貫徹奉行的圭臬與原則，那可就錯了。事實上，「反智」常只是其它某些事情所無意間引發的後果，而這些事情有時並非是無的放矢的。很少人會反對思想與文化。我們不會早上起來後對著鏡子說：「呵呵，我今天決定要修理一個知識分子、消除某一個理念。」其實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可以一直被視為是「反智」的人，若真如此，那真是令人難過。因此我們現在並不是要替某些人貼上標籤，這根本不是我寫這本書的本意；重要的是我們要研究一下這些態度、風潮與想法的本質。24也因為如此，這本書中有些人時而在正方，時而竟在反方。事實上，「反智」常出現在互相敵對的兩股力量中，企業家與工會領袖竟然常常對知識分子有相同的觀感。同理，激進的教育中有時又蘊含「反智」元素，可是誓死反對激進教育的右派人士，卻又有他們自己一套旗幟鮮明、但風格不同的「反智」立場。

要對抗一種天真又無理的謬誤，當然是手到擒來的簡單事情，但是本書卻不屬於這種狀況。如果「反智」已經成為美國文化中普遍的現象（我相信已如此），那是因為它背後確實有幾分道理。起初，「反智」心態會進入我們的思想中是由於基督教，而基督教也同時滲透進許多人道思想與民主觀念中。它會進入我們的政治中主要是因為我們對於平等的渴望。它在我們的教育中牢不可破，部分原因是我們的教育理念一開始就有從宗教而來的平等氣味。也因此，我們社會中的「反智」應該要盡可能在善意下出發，如能在這種自我檢省的氛圍下運作，「反智」風潮才不致過頭。我並未說過要消除「反智」，因為這非我們能力所及；而且若一心想要徹底除掉這個或那個謬誤，其實是很危險的事，就跟任何其它妄想一樣危險。

第二章智識不受歡迎

1.何為知識分子？

美國社會到底有何特質，以致使得「智識」（intellect）不受歡迎？在作此檢討之前，有必要先說明通常何謂「智識」？我們要了解對一個詞語的偌大偏見前，先了解其通用之意涵是有幫助的。任何人查看美國社會通俗的文獻，一定會驚訝於大眾對所謂「智識」與「聰明」（intelligence）的態度差別很大。前者常被用來作一種標籤，但後者絕對不會。從來沒有人質疑「聰明」的價值，它是一種抽象的能力，大家都尊重它，而高度具有這種能力的人大家也都敬佩。「聰明」者永遠被大家稱讚，但「智識」者只是偶而會被稱讚，特別是當其「智識」顯現出「聰明」時，但大部分的時候他們會被敵視或懷疑。他們──而不是那些「聰明」人──會被稱為不可靠、膚淺、不道德或是有顛覆性的，因此有時即使他們是具有「智識」者，人們甚至還會說他們是愚笨的。1

雖然「智識」與「聰明」的區別是由人們自行創造出來而非本然如此，但是從社會通俗的用法中，我們可以找出二者有這些大家都了解的區別：「聰明」是指對特定範圍內的主題或事情有好的想法，它是一種可操控、調整且永遠實用的特質──所以它是動物所具有的能力中最為特出且寶貴的。「聰明」指欲達到特定且清楚的目標時所需要的能力，而且有時這能力可以幫助排除不必要的想法而直接趨近解決問題。最後，「聰明」是每天都用得上的一種能力，而無論頭腦好或不好的人都會肯定此種能力。

而「智識」就是指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創造及思索的能力。「聰明」讓我們掌握、操控、重新安排與調整事物，「智識」則幫助我們檢視、沉思、思索、理論化、批判與想像。「聰明」讓我們立即掌握狀況並且作出評估。「智識」則是對評估的結果再評估，而企圖了解狀況的整體意義。「聰明」對動物而言是一種值得肯定的能力，而「智識」則是人類特有的，但同時受到肯定與抨擊。當二者的差異如此被界定後，我們自然就可以了解為何有時很「聰明」的人被認為是「智識」不足，而很多很明顯具有「智識」的人被認為「聰明」程度不一。

當然這樣的區分可能過度抽象，但是卻在美國文化中常可見到。例如在我們的教育中，雖然找出「聰明」的小孩並且助其發展無疑地是很重要的目標，但是對於教育是否應該幫助學生發展「智識」能力卻多有爭辯，而那些在教育領域中掌大權的人經常是反對者。也許最鮮明的例子在此：美國教育強調發明的能力，卻不重視從事純粹科學思考的能力。我們國家的發明天才愛迪生，幾乎被美國大眾神聖化了，大家都視他為傳奇人物。而某些人在純科學領域中的成就不可能獲得如愛迪生一般的掌聲，因為後者給了我們的生活不得了的影響。我們也許會認為美國科學界的天才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2教授──他在物理化學（physical chemistry）領域上有非常重要貢獻──應該會在學術界赫赫有名，地位崇高。但他只在歐洲享有盛譽，而在他任教三十二年的耶魯大學以及我們的社會中，他卻不甚知名。耶魯大學是十九世紀時執美國科學研究牛耳的機構，卻在這三十二年中找不出幾個研究生理解他的學說而願意跟隨他，而竟也沒有在他的任教生涯中頒給他代表榮耀的榮譽學位。3

當我們談起「智識」在社會中所受到的待遇時，會遭逢一個特別的困難；這個困難來自我們被迫用職業的觀點來討論它，但是顯然「智識」並非純然與職業相關。在通俗的用法中，「智識」被認為是與某些職業相關；我們常會指稱作家或批評家、教授或科學家、媒體人、編輯、律師或是教士是知識分子。如同巴森（Jacques Barzun）所說，知識分子就是提著公事包的人。我們很難不用這樣的描述，因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與階級意象就跟提著公事包的行業緊緊結合。但其實我們都知道，若以嚴謹的定義來看，不可能有哪種行業的從事者必然可稱為知識分子。在大多數的行業中，雖然「智識」會有幫助，但是僅是「聰明」即已足夠。例如我們知道，並非所有學術界的人都可稱為知識分子，這點我們也覺得遺憾。我們都知道「智識」與經過專業訓練而來的「聰明」不同，因為前者不是跟行業有關，而是個人特質。所以當我們在思考「智識」與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應有的地位時，我們不是對某一種職業的重要性在考量，而是在對一種心理素質的重要性作思考。

美國文化中所稱的「專業人員」（journeyman）──律師、雜誌編輯、工程師、醫師、某些作家與大部分教授等──的工作中雖然非常需要知識，但是並不能說他們就是知識分子。一個需要「專業知識」或是「準專業知識」訓練出來的人當然依靠一些特別知識才能夠執業，他必須「聰明地」運用這些知識，但是對於他的職業來說，這些知識只是工具。而最關鍵的事是──如果我們借用韋伯討論政治時的區分──專業的人靠知識工作，而非為了知識工作。因此他的專業角色與技術並不會讓他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是一個勞心者（mental worker），一個有專業的人，當然他也可能同時是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是這樣，那是因為他為他的專業帶來了某種對知識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原本並非其工作所需。要成為一位專業人士，他必須具備某種市場所需要的專業知識。雖然這種知識很專業，但是如果缺少某些元素，則並不足以使他可被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不偏頗的聰慧、推理能力、自由想像、第一手觀察能力、創造力與尖銳的批判力。也許工作之餘他是一位知識分子，但是工作上他只是被聘雇來使用心智以完成雇主交付任務的勞心階級。勞心階級與狂熱分子（zealot）都是為了智識過程以外的某種目標而工作，前者不是為了自由思辨而是為了達到某種利益而勞心，後者則是沉迷於某一理念不能自拔。他們的目標都是外來而非自己決定的，但是所謂知識分子的行為，必須要有自發及自我決定的性質。知識分子們都有一種特別的風格，它是由他們對於理念的兩種不同態度間的平衡所形成：虔敬的心態與實驗的興味。

所以如要定義什麼是「智識」性的，就要先試著區分何謂作為知識分子的教授、律師與非知識分子的教授、律師。或是更準確地說，在什麼狀況下一位教授或律師僅是一位專業人士，而在什麼情況下他可被看成是知識分子。差異不在他運用什麼知識作他的專業工作，而是在於他如何看待他的知識。之前我們提到知識分子為了某種理念而活，也就是以宗教般的情懷面對智識生活。其實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原本即從教士而來：兩者都透過理解而追求終極價值。蘇格拉底昭示了這樣的風範，因為他曾說沒有思辨反省的生命毫無意義。在歷史中，我們屢屢聽見知識分子在他們各自的時代、文化與社會中發出如此的呼籲。但丁在他的著作《論王治》（De Monarchia）中曾說出這樣的話：「人類整體文明的目標應是傾全力發展智識能力，先求其在思想上開花，繼而求其在行動上落實。」人所能從事的最高貴與最接近神性的一件事，就是追求知識。洛克（Locke）在《人類智性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也說了這樣一句話，算是這種態度的較俗世版本：「人類由於智性才與其它萬物不同，也由於智性得以超越與統御萬物。」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其小說《布立德岱爾傳奇》（Blithedale Romance）的末尾，提到大自然給人的最大任務是「發展智性與感性的生活」。最後，當代的小說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也在作品中問：「什麼是人的最理想生活方式呢？」而他給的答案是：「儘可能地把各種生活經驗轉換成智識。」

「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雖然不只有懷疑論者才擁抱它，但卻常是他們的中心座右銘。若干年前有一位同事寫了一篇文章給準備投入其領域的學生，他要我先讀讀。這篇文章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教導學生如何適應專業上的要求，但實際上卻是他自己獻身於追求智識生活之表白。雖然此文出自一個極度懷疑論者之手，但我彷彿覺得我在讀一篇決志的宣言，正如同史提利（Richard Steele）的《職人召喚》（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是馬特（Cotton Mather）的《勵志文集》（Essays to Do Good），因為在此，追求「智識」的工作已經成為一種「召喚」（calling），很像老派的清教徒作家之語氣般。他把工作視為一種投入奉獻，一種個人的砥礪，他所以會用這樣的方式來看待自身的工作，是因為它已不只是職業而已了：它是一種專務思考的活動，它是追求真理的活動。知識分子的生命於是有了道德意涵。因為他們對於理念的這種態度，因此我稱其為「虔敬」（piety）。知識分子是「獻身者」（engagé）──他作出承諾、實踐、獻身。當多數人都承認思想在人的生命中很重要時，他卻是親身地體會實踐。

但這一切不僅是個別的人善自砥礪與投入思辨與智性的生活而已。因為智性的生活雖然是人類活動的最高形態，但它也是其它價值得以被提升、確立與在群體中實踐的媒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時常擔當道德前鋒的角色，對於基本重要的道德問題加以發掘、思辨、釐清，以使其成為社群的規範。他們會覺得自己是理性與公義這類價值的捍衛者，因這與他們追求真理的使命息息相關。有時候當某些變化溢出常軌而超出他們對於合理社會的認知時，他們也會跳出來成為捍衛價值的檯面人物。伏爾泰（Votaire）為卡拉斯家族的辯護、4左拉（Zola）對德雷福斯（Dreyfus）案的發聲，5以及美國知識分子對於沙可（Nicola Sacco）與凡伽蒂（Bartolomeo Vanzett）的審判之憤怒都是例子。6

一個社會中如果只有知識分子關心這些價值，那就太糟了。雖然知識分子有時也會搞錯狀況，但是他們確實比其它人對這些價值來得關心。在當代西方社會中，知識分子有一個光榮的歷史，那就是在所有相對來說較為優越的階級中，它的確持續地高度關懷弱勢階級的福祉。他們的使命感來自於：他們深切期待世界應該要合於他們所認知的理性，要有正義與秩序。他們對於人類的貢獻主要來自於這些理念，而他們為人類帶來的麻煩亦然。

2.虔敬與興味

如果說知識分子有時反而特別會帶來災難，那我們就只能說他們光有「虔敬」並不足以成事。他可能會拼命追求某個理念的實踐，但是我們卻要小心不要讓他只執持一種理念，變得過度沉迷或陷溺其中。雖然有時我們會將某些少數的狂熱分子也視為知識分子，但是狂熱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人。當一個人因沉溺在某種理念中而無視其它、且針對某一目標一意孤行時，不管他多投入或是誠懇，他的「智識」都已經被狂熱吞噬了。沒有中心思想的人固然很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比這個更危險，那就是過度沉溺於某一理念。這在政治上的後果就如同在宗教上一般：「智識」本應有的作用，被困在狹隘範疇中過度伸張的「虔敬」所壓過。

所以，「虔敬」需要加以平衡，以免過度；而這種會失控的狀況，就是由我先前所謂的存在於追求「智識」過程中的「興味」（playfulness）這個特質所引發。說到心智的運作，知識分子喜歡讓心智自由發揮其潛能，並認為這是生命中最有價值的事物之一。也就是說，心智運作本身就是一種愉悅。如果這樣看，則「智識」可看成是生物天生正常的本能，它是當維生的需求被滿足後，多餘可供發揮的心智能力。德國詩人席勒（Schiller）說：「當人在嬉遊時，他才是完全的人。」我們如何才能了解此言？關鍵就在於要知道人其實是有維生之外的多餘能力可供揮灑。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常說人的智力是一種「睡著了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但是很可能他用詞不當，因為我們不斷追求「興味」的心智一直都是活躍好動的。這樣的特質使得我們的心智在尋求真理時永不滿足，而對於教條則不能忍受。

理論上來說，追求真理應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事，但是這好像太沉重，而且光是如此似乎也不夠。與追求快樂一般，追求真理本身應是可以帶來滿足的，然而往往到最後卻很虛幻。真理被追求到之後會失去光環，真理被大家認識與接受後久而久之就會走樣，簡單的真理令人覺得無聊，太多的真理堆疊起來就好像不那麼真確般了。如果知識分子有一顆追逐「興味」之心，則對於他很確定的事物，就會覺得沒那麼有趣了。在他「智識」的生涯中，意義存在於對不確定性事物的追尋，而非擁有真理本身。羅森柏格（Harold Rosenberg）把這點說得最清楚：他說知識分子所雅好的「智識」活動，其實是在把答案變成問題。

這種對「興味」的追求創造出了各種不同的文化成果，從十二世紀作家艾伯拉（Abelard）的《是與否》（Sic et Non）到「達達主義」的詩等都是。我們在使用「追逐興味」這樣的描述時，並沒有意指其缺乏嚴肅感，恰恰相反。我們觀察小孩甚或大人玩耍時就可發現，玩耍與嚴肅沒有衝突。有時某些玩耍甚至需要比工作還多的專注與認真。玩耍也不表示不切實際。美國大眾在討論「智識」時常會拿「實用性」來衡量它，但原則上，「智識」既不實用，也非不實用。它是「超級實用」的（extra—practical）。對狂熱分子與只關心其技藝的市場價值的專業人士而言，理念的用處在於它們實現某些目標的能力；但「智識」本身的價值與這些外在目標無關，真正的知識分子其實並不關心這些目標。可是也不是說知識分子會嘲笑任何實用性的事物，因為某些實際問題背後隱含的「智識」興味其實是無窮的。但更不能說知識分子毫不實際；因為他關心的是另一種東西，亦即是否具有實際用途之外的某些問題。如果認為知識分子天生就是不實際的，這樣的看法經不起檢驗（從政客或是生意人的眼光來看，亞當斯密、傑弗遜、歐文（Robert Owen）、拉特瑙（Walter Rothenau）與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都是出名地務實）。艾克頓（Acton）如是說：「我認為我們作學問應該是不為了什麼，作學問本是一種純然質樸的事，如數學般。」

數學家與理論物理學家麥斯威爾（James Clark Maxwell）對電話發明一事的評論，說明了知識分子對於純粹實用性事物的看法。人們請他說說對於電話這種新發明的意見時，他說之前有消息說美國在研究此物，很難相信這東西真的被發明了。可是他接著說：「這小東西的出現，它的每一個部分我們早都熟知，而且竟是由一個非專業的人組合成，我們對這樣一個並非驚天動地的發明有著失望感，但還好它竟能通話，所以失望也就稍微解消了些。」若是「它所根據的物理原則足以讓科學家們花點小時間研究一下」，那麼對這種簡單發明的失望感可以被沖淡些。但是，麥斯威爾碰到的所有科學家們都能輕易地理解其科學原理，而且連媒體記者都幾乎完全說對了它的運作。7這個發明無挑戰性，它並不高深、困難、深刻或是複雜，從「智識」觀點來說，一點也不新穎。

麥斯威爾的反應在我看來實不足為訓。從純科學家的角度來看電話的發明，而不是從史學家、社會學家或是家居生活的立場來看，其實他是眼光太窄了。無論從商業、歷史或是人性的角度來看，電話都是令人興奮的發明。它作為通訊、甚至是折磨人的工具，都引發我們不少想法，但是麥斯威爾僅從物理學的狹隘角度來看它，那就是犯了頑固的「智識」至上的毛病。對他來說，這個新的小東西沒能帶來「智識」上的興味或挑戰。

可能有人會問，「智識」上存在的兩種傾向，虔敬與興味，二者間有無致命之衝突處？當然二者有相矛盾處，但是還不到致命的地步。在人性中這種矛盾常存在，而且可以帶來創造力。在所有人類感情表達中與許多科學研究中，像這樣對不同甚至衝突的觀點之統合，反而會帶來豐富的想像與創新。人類本身就是矛盾的生物，按照荷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說法，即使是「智識」生活也未必是遵照邏輯而是照經驗。看看以往或是現在身邊的知識分子：有些人時常隨著知識興味起舞，有些人則一派虔敬。但在大部分的知識分子身上，這兩種特質都有所節制而互相牽制。思想家的創造力可能繫乎這兩種素質間的平衡，太多的追逐興味而行可能會沉陷在細節中，把智力都用在炫技上，變得舞文弄墨，因而缺乏真正的創新。但是過度虔敬卻會使人變得固執嚴苛，或變得懷抱宗教般的熱情而有千禧年式之狂熱心態，或帶來道德上斤斤計較吹毛求疵的自以為是，但也有可能帶來崇高偉岸的人格。無論如何，這些都不是「智識」應有的展現。8

回顧歷史，也許我們可以把「興味」或是「虔敬」看成是在「智識」作用中所遺留的貴族風格或是教士精神的殘餘。「興味」可說是有閒階級所留下的生活態度，這種質素一向在人文學與需要想像力的領域很重要。「虔敬」則讓我們想起祭司教士們給知識分子的啟示：對於真理進行追求是崇高的任務。當代知識分子作為貴族與教士精神的繼承人，當然就繼承了清教徒精神與平等主義對貴族的苛責，也繼承了反教儀化與反階級化主義對教士的攻擊。因此如果在一個民主及反教儀化的國家中，知識分子的處境不佳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

往往知識分子對其自身與對其工作最自豪之處，並未得到社會的認同，這當然是個悲劇。社會所期待於知識分子的不一而足，從希望他們為社會帶來些有趣的事到設計武器等都有。但是社會就是無法了解知識分子自詡為最核心的氣味其價值何在。那就是「興味」與「虔敬」的價值。前者對多數人來說好像是一種奢侈與放肆，例如，在美國追逐心智上的「興味」，是各種「遊戲追逐」中唯一不深受人喜愛的。而後者即使不具危險性但也著實令人惱怒。所以兩者都被認為對實際生活貢獻不大。

3.專家的崛起

稍早我們已強調過，在美國大家對於「智識」與知識分子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實用性。而「反智」這個現象的指涉在當代會有所變化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對於「智識」的「不實用」看法已經不一樣。十九世紀時商業價值絕對性地支配著美國文化，所以當那些並沒受多少教育的老闆或是商業人士成就了事業時，我們就認為學術與教育等等沒多大用處。我們認為教育是為了有更好的工作，而不是陶冶心智。也因此，只要是跟實際生活上的技能有關的學習，我們就認為是有教育性的，而「智識」性及文化性的追求大家就看成是脫離塵俗的、缺乏男子氣概的或是不實際的。雖然這樣的看法是用粗淺的語彙表達，但是卻約略與美式生活的現實相應。這種對於正式心智教養的敵視延續到了二十世紀。當然到了現在，美國社會已經發展成很複雜且與世界各地密切關連，因此在很多地方上正式的訓練已經是成功的要件。很多領域中，小市民再也不能像以往般僅憑自己一人的直覺或能力來應付複雜的現代事務。在傳統美式生活中，培養常民需具備的全面性生活能力很重要。通常大家認為這樣就足以從事各種行業的謀生，或是管理好公共事務。而今天，連作早餐都需要會使用一些新穎的電器產品；而當我們坐下來吃早餐時，在報紙上會讀到很多重要的事情或爭議，老實說我們並不確定有能力完全了解它們。

今日在現實世界中，受過正式訓練的智慧能力變得非常重要。也正因此，以往對於「智識」與正規教育的無傷大雅式嘲弄，現在已變質成為對於專家或知識分子的惡意憎惡了。過去對於知識分子，我們習用「活在象牙塔中」比喻，也慣用「專注在一些事上而心不在焉的教授」這樣的刻板印象來描述他們。當然，這樣的意象還是存在，但是已經逐漸變質成為是刻意用來酸他們的自我防衛心態，這乃是源於我們對自身缺乏知識的害怕。之前我們對知識分子作些玩笑式的嘲弄，那是因為我們不需要他們；現在我們憎惡他們，反而是因為太需要他們了。知識分子現在變成實際生活上的必需品，太重要了。我們憎惡他們是因為他們的命運提升了，而非下沉。他們受到攻擊的原因不是因為老是說些抽象、無用的東西，或是處處一副無助的無辜樣，而是他們的成就、影響力、安適（但大家卻將其想像成為奢華）的生活，以及整個社會都依靠他們的特別智能。現在，「智識」已經變成受大家憎惡的一種特權或是力量了。

但我們立刻可以發現，現在所說的對象其實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專家，而其實很多知識分子並非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專家，他們跟我們日常生活關係不大。9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要說的乃是一般對於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主要來自於那些會侵犯到大眾的知識分子類型。他們可分成兩類：專家型與意識形態型。兩者都會在我們社會中掀起深刻卻必然的恐懼與憎惡。他們都強化了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本就有的無助感，前者是因為讓我們覺得好像被科技操控住了，而後者讓我們感覺到傳統價值處處被現代性顛覆後的恐懼與精神壓力。

近三十年來，即使不常過問世事的人也都知道專家們的角色正逐漸顯著。起先是羅斯福總統的「新政」（the New Deal）時期，設立了一些智庫與相關機構來因應大蕭條，到了二戰時期又設立了「戰略服務中心」（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與「科技研究發展中心」（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等等。直至今日，中央情報局（ＣＩＡ）、原子能總署（ＡＥＣ）、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總統經濟顧問室，及種種關於戰爭策略的研究機構，在在都進行著些超過一般人理解範圍但卻決定他們命運的議題。對這些他們無法作正確判斷的問題，大部分的人只好放棄政治上表達意見的權利。然而在以往的公共事務及企業運作上，基層的政治人物與小商人們覺得很多事情是他們可以了解與控制的，但現在情形不同了，從小羅斯福總統開始，他們面對的是一群受過高級教育與複雜訓練的專家，所以很難表達意見也因此陷入沮喪。這些人現在不再像以往般可以積極地、進入狀況地參與國家重要決策了，而他們愈是不了解權力核心內部的運作，他們愈是會對政府權力運用是否得當存疑，甚至挑起民眾對此的疑慮。從小鎮來的律師或是企業家被選進到國會後，他們雖無法遏止那些專家們在國家大事上擔當重要角色，但他們可以透過國會調查權來報復及恐嚇專家們，而且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甚至會自認為是有道德使命感在進行此事。的確有很多專家所規劃推動的政策以失敗告終，而民眾會如何看待這些挫折呢？民眾會認為這些不單是由於人為錯誤造成，它們其實是若干上下其手不當的操控、詭計與叛國的勾當。奚斯（Alger Hiss）與一些人的案子就是讓民眾這樣想最好的例子，而有一些牽涉到高科技運作的間諜案之發生，更坐實了民眾對現代政治的疑慮，也就是一群所謂專家們在暗地裡搞鬼、充滿著秘密而不可告人之事。10

不管他們多令人無法信任，物理學家對國防安全提出來的建議我們還是必須買單。對比之下，社會科學家們的提案就會有被嗤之以鼻的下場了。對於是否要把社會科學納入國家科學發展基金會的補助中，一位國會議員對此法案說出了他的意見：

除了我之外，我想每個人都可自認為是社會科學家。我確定我不是；但其它人好像都認為他們有權幫別人作決定……一般的美國人民都不希望在社會中有若干專家闖入他的個人生活與事務中頤指氣使地告訴他該如何作。如果國會上下都認為這個法案將會導致一些奇怪的機構設立，裡面的女人留著短髮男人留著長髮，由他們來制訂一些涉及我們日常生活的規範或政策，例如調查我們愛不愛我們的配偶等等，那我絕不支持這法案。11

從這些政治人物的立場看來，所謂的專家在小羅斯福時代就已很惱人了，他們可以隨意進出白宮，而總統卻與其它政治人物們保持距離。冷戰時這情形更糟，因為牽涉到國家最高利益的事往往得由所謂的專家來判斷。席爾斯指出，這樣的情況在美國這種充滿常民文化與民粹傳統的社會中會完全無法忍受，因為這種社會相信的是一般大眾與他們的判斷所主導的政治，而且非常堅信政治決策應該公開透明。所以這些政治人物只是表達了民眾普遍的看法。現代生活中，民眾不能沒有專家或是不能免於受他們擺弄，但是民眾可以報復，例如嘲笑眼神怪異的教授、不負責任的智囊策士、瘋狂的科學家等，或是當議員們修理離經叛道的老師、可疑的科學家或是對國家忠誠有問題的外交顧問時加以鼓掌叫好。我們社會有一個特別的傳統，就是會把某種「恨」提升到信念的層次，一群人死守這信念而行，於是它在政治中的作用就變得像社會中的某些階級衝突般。一群不滿的人心中充滿了模糊與不知向誰發洩的憤怒、又受到誇大幻想與陰謀論傳言的蠱惑時，他們就會開始找代罪羔羊來出氣了。這些受害者曾包括共濟會員、廢奴主義者、天主教徒、摩門教徒、猶太人、黑人或移民、私釀酒者或是國際金融家等。於是乎在這個無知民粹的傳統（Know—Nothingism）下，知識分子進入了這個社會尋找到的代罪羔羊的序列中。

如果我們時代中的「反智」來自於大眾對於專家逐漸入侵我們日常生活的震驚，則知識分子們對自己作為一個社會階級之角色與形象的認知，主要來自於他們的神聖與俗世責任竟然被不當地並列在一起。當他的神聖角色是扮演一個先知、學者或藝術家時，他獲得社會某種程度的、有效的認可：在現代都會文明的空隙中，他得以享有若干私密性及隱匿性。人們對他表現出的怪異的自我批判特質給予尊重；如果他是學術界的人，他被認定得以享有若干學術自由；基金會、圖書館、出版社、博物館或大學等都為他服務。他的生活優雅而有尊嚴。但當他是以專家身分出現時，他就會發現作為一個檯面上人物參與公共事務，一定會陷入指責攻訐的口水戰中，這是我們政治中的常態，同時他也沒有隱私權了，因為我們社會對待公眾人物就是如此。他可能甚至會難過到忘了這事實：原來對他的毀謗攻訐其實不是針對他個人或是他的同類，而是任何政治人物都會遭逢的。即使美國歷史中最偉大的政治家，例如傑弗遜、林肯與小羅斯福等人，都不能倖免。愛默生曾說：「作為一個美國人，只要稍微出名，被毀謗或說三道四是不足為怪的。」12

4.麥卡錫對知識分子的追殺

知識分子如果以專家身分出現在公共事務上，大家只得尊重並且畏懼他；但如果以意識形態者（ideologist）的立場出現，則會有無止境的懷疑、憎惡與不信任感跟隨著他。專家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是一種企圖支配或毀滅他的威脅，但是意識形態者卻普遍地被認為已經摧毀了美好的美國社會。要了解此點，需先知道在政治上知識分子一向是與右翼人士纏鬥不休的這個事實。當然這不僅限於在美國。當代對於知識分子的看法，認為他們是一個階級、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甚至知識分子這個名詞，都與政治和道德上的自由思想與抗議批判有關。當然，廣義來說，歷史上一直有知識分子，但是直到工業革命與思想啟蒙時代出現前，都不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個獨立的行業，而且知識分子們也沒想過要團結、更別說動員起來了。因此，即使十九世紀中葉他們做了許多事，如醞釀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氛圍、在俄國解放農奴與在美國解放黑奴等，在習用的英語中還並未出現一個詞彙把他們看成一個群體。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這個詞最先在法國出現，然後馬上就擴散到其它國家。在法國當時主要是由德雷福斯案件所引發，當時知識界很多人被激發出來抗議這個「反德雷福斯陰謀」（anti—Dreyfus conspiracy），因而開始了與法國反動派的一場意識形態戰爭。13在當時雙方都使用這個名詞，右派是以含貶意來指稱對手，而同情德雷福斯者則是以此詞自豪，懸為自我標識之旗幟。他們中的一個人在一八九八年如此寫道：「讓我們用這個詞稱呼自己吧！因為它已經變成神聖的名詞。」次年威廉．詹姆士在一封信中提到德雷福斯事件的法國知識分子時寫道：「我們美國的知識分子必須一齊努力來確保我們寶貴的天生個人自由，以免它被教會、軍隊、貴族與王室這些機構侵犯。每一個偉大的機構都可能腐化，不管它貢獻多麼大。只有每個人都自由時，所有的理想才能實現。」14就我所知這是在美國第一次使用這個詞，而竟然是在一個「激進的、烏托邦式的、反制度性的」氛圍中出現。至少從所謂的「進步年代」（progressive era）開始，大部分美國知識分子的領袖其政治信念都傾向於「自由、進步與激進」的方向15（當然，美國的政治光譜沒有那麼多階序層次，而所謂的「中間」也比法國來得靠右，但是無論如何知識分子相較於中間點的位置在兩國都是相似的）。無可否認我們曾有一些立場上是「保守」的知識分子，甚至也有「反動」的；但如要描述美國的整體知識分子階層，則雖然不是「激進」的（其實「激進」並不適於一整個群體作為其立場），但大抵上是屬於中間偏左。而這情形一直使得右翼人士非常惱怒，所以他們常常故意要模糊激進的革命與追求自由進步之間的界線，以便抹黑。

只要知識階層的進步思想與大眾尋求改革的願望相符合，像是在「進步年代」與「新政」時一般，則受到極右翼攻訐的機會就小。可是一九三○年代時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的同情，就給了右翼分子很好的批評藉口。但是我們應該建立起一個公平審視許多「反智」案例的機會，不要一昧地說知識分子是被右翼的宣傳所抹黑，或是一九三○年代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或同路人的同情是被誇大了的，或是說過去最著名的知識界領袖絕對不是共產黨或其同路人。這些指控其實是有部分道理的，因為一連串對於知識分子的批評來自於一個事實：一九三○年代共產主義對於知識分子的吸引力的確大於對社會其它人的吸引力，而且真的有過若干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例子──某些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的過度信仰使得他們背叛了國家。但是我相信我們現在必須要如此看待這事：共產黨與同路人在智性上與道德上的瑕疵不但提供「反智」者很好的攻擊藉口，而很多知識分子由於對過去一些言行失當的慚愧與對過去參與共產黨活動的罪惡感，使得他們面對一九五○年代的麥卡錫大整肅（Great Inquisition）時表現出無力而麻痺的狀態，甚至還互相指責對罵。例如，有個回憶起來令人沉痛的尷尬案例，那就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納粹與蘇維埃簽訂和平協議的前夕，還有約四百名美國知識分子聯合發出宣言反對詆毀蘇維埃是「極權政體」，而且認為蘇維埃是「人類和平的中流砥柱」。這份宣言就在德蘇協定簽約當週被著名雜誌《國家》雜誌（Nation）刊登出來。當然也由於此，面對麥卡錫主義時這些窘迫的知識分子自然失去了歷史的、道德的與心理層面上的防禦能力。

然而，我認為任何人如想要了解美國「反智」主義背後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對知識分子抱持的意識形態不滿，其實遠不止於對於他們可能同情共產黨與其同路人的指責而已。小羅斯福總統「新政」背後負責推動政務的知識分子──其中的塔格威（Rexford Guy Tugwell）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跟共產黨沒有任何關連，但是卻與共產黨同路人一樣被敵視。今日在美國，雖已經沒有什麼共產黨員了，但還是常有人拿這個理由來作文章，而調查者或指控者若是無法找到某人參與共產黨的證據時，就會玩起指控他是共黨同路人這種老把戲，或是企圖模糊自由派與共產黨間的差異來得逞。其實真相是：右翼人士處處需要共產黨人作為標靶，這種不願放棄假想稻草人的心理已到病態的地步。16一九五○年代麥卡錫大整肅事件的真正作用不是抓間諜防止國家機密洩漏（如果僅為這事，警察就已足夠），或是讓真正的共產黨員曝光，而是要發洩長久以來積存的憎怨或是挫折情緒，以便懲罰或是報復某些與所謂共產黨事件根本無關的人。這就是為何他們亟需攻擊對象，而若是受害者是有頭有臉的人，這會遠較逮到布爾什維克黨人讓他們高興。麥卡錫的同路人若宣稱，他們贊成這位參議員的目標但是不贊成他的手段，這應是謊言：對於麥卡錫的忠誠追隨者來說，真正吸引他們的是麥卡錫的手段而不是目標，因為他的目標永遠是朦朧的。對他們來說，麥卡錫層出不窮地指控是好事，因為這樣一來懷疑之網就會擴大，甚至包覆那些已經不是共產黨甚或從來不是共產黨的人；他們實際上樂見他這樣濫行迫害，因為這樣可以滿足他們復仇的心態，使那些從「新政」以來就志得意滿的知識分子身敗名裂。

如果麥卡錫式迫害當初只是針對共產黨人，就應該精確地將他們搜尋出來；而事實上，主其事者似乎並不在意共產黨人與任何他們獵尋的「怪物」間的差異。真正的共產黨人很多身分卑微，其實不值得花大成本長期追擊，例如麥卡錫自己並未對一位沒沒無名、軍方出身的左派激進牙醫師窮追猛打，反而是緊咬軍方不放，而咬住軍方的目的又是為了修理作為其後台的艾森豪政府。追殺左派的人其實是想從對自由派、因「新政」而起的權貴、改革派、活躍於國際外交的人士與知識分子等的聲討中得到滿足，最後甚至對沒有大力矯正若干自由派政策的共和黨也不滿。這整個巨大的不滿是由若干事件逐一連結出來的政治敵意所組成：起源是「新政」，「新政」又造成福利國家，福利國家又連結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連到共產主義。在這整個聲討過程中，共產主義並不是目標，反而是被利用來作武器；也因此藉口窮追猛打美國國內根本軟弱無力的共產黨而整肅其它黨派的這些右翼人士，原本應要針對強大的國際共產主義之擴張而作戰──這才是世界政治中重要的事──但他們完全無作為。

這波整肅的歷史遠因可溯自更早：對小羅斯福總統的怨恨、對「新政」改革的極度不滿、對加入聯合國一事的反對、反猶太人情結、厭惡黑人、封閉主義（isolationism）、廢止所得稅運動、反對自來水加氟以免中毒的運動以及反對教會湧現的現代主義等。麥卡錫用「二十年的背叛」來形容先前美國社會的自由派當道以及他們這些人因此累積的鬱卒，但是右翼的代言人喬德若夫（Frank Chodorov）說得更好：「對美國精神的背叛早在一九一三年所得稅法通過時就開始了。」

顯然對這些右翼人士來說，比一九三○年代左翼思潮與冷戰的安全威脅更嚴重的事，甚至比韓戰挫折更嚴重的事，就是麥卡錫年代使得大家終於要跟長久以來一直難以忍受的現代性這個現象攤牌了。直到一八九○年代甚或一戰前，舊的美國一直在新大陸封閉主義、鄉村社會、新教徒信仰與工業資本主義的茁壯中度過。但是逐漸地，美國終究要被捲入現代性而被二十世紀的新時代浪潮淹覆，從而面對一些變化：像是大都會式生活的出現與其中必然有的不確定與懷疑論心態、美國不再是軍事上安全而與外界隔絕的國家、傳統型資本主義的瓦解與代之而起的中央規劃式福利國家的出現，以及最後一點：這個國家為了二戰、韓戰與冷戰而付出的嚴峻代價。因此，在美國的核心地帶，陸續出現了一群內心充滿怨懟的人，他們可能是宗教基本教義主義者、帶著偏見的美國至上論者、外交政策上的封閉主義者與經濟上的保守主義者等，匯集成為一股在現代化下遭逢困境的反對浪潮。

但即使我們不喜歡他們的反應，我們也不能對他們的困頓視而不見：他們本是一群單純而專心致力於尋求家道安康的人，而現在卻被現代化的浪潮推入了一個多變與不熟悉的世界，離開他們原本熟悉的事物，被迫在短時間內要跟上時代。也許美國人對於現代世界翩然來到的反應，最了不起的一點是耐性與寬容接納。在短短兩代的時間裡，那些直至一戰前還到處可見的鄉村清教徒文化就要飽受衝擊被改變了。宗教、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道德上的相對主義、法律上與倫理規範上的種族平等以及媒體上層出不窮的性暗示等，都在侵襲原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佛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等接踵來襲，而政治、生活品味與道德這些領域都開始完全由大都會中的人來引領了。

作為意識形態專家的知識分子，經常領導著這個國家走進變遷與接納創新，自然就被認為是打破美國社會傳統的主要舵手，也因此受到最多譴責。我們國家早期的傳統是：避免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全國密切團結。在十八、十九世紀時，歐洲諸多紛擾的意識形態在美國卻喪失吸引力，美國從不採用歐洲正陷於論爭中的各種意識形態，而是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應世方法，例如善於折衷妥協與務實處事，努力工作與善用常識解決問題，這些後來都證明的確比追逐抽象的治世理念來得好。美國直至內戰時才因為價值理念的分歧而陷入「可怕的大失敗」（the great American failure）。這正好證明了抽象的政治意識形態並不是好事。美國人最樂道他們不會被外國的「主義」（isms）迷惑，正如同他們一向愛說自己不被歐洲的「腐敗」與「頹廢」影響般。

但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大眾已經痛苦地認識到以下事實：政治及軍事上離開封閉主義，也就意味著在智識思想上美國也已無法隔絕於外界；在世界各地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力正在蔓延，其後果最終也會影響美國；世上正有成千上萬的人正被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等思潮鼓動著。諷刺的是，美國還未準備好該如何看待這些意識形態。以往美國一貫的態度是：只要各國都學美國的制度，這世界就會變好──不要意識形態、採行美式民主、埋首工作務實追求幸福，以常識引領生活等。然而很尷尬地，這種願望無論達成與否，都對美國不利。美國人說做就做的高度行動力（American activism）影響了世界其它民族：認為經由努力生活可以更好、任何殖民地都可學美國透過革命爭取自由、不必忍受貧窮與壓迫、落後國家可以急起工業化而享受更好生活，以及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權利等信念，這些哪個不是受到美國的影響而來？世界上爭取獨立的國家都在學美國當初獨立的典範，但卻峻拒我們的領導；俄國人羨慕我們的工業化，但是卻不斷地在世界政治上挑戰我們。大家都仿效我們成功的故事，但是他們卻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這事，而其結果我們也不樂見。別人紛紛仿效美國人引以自豪的行動力，但是最後卻沒採用我們的生活方式。

在美國那些最自我封閉的心靈，會認為只有喜歡抽象思考且蔑視常識的民族才無法欣賞美國制度的優點，而且若是某個國家制度不佳，那一定是其文化上有致命的道德缺陷所致，尤其是那些會接受某些「邪惡的」意識形態的社會。這樣的自大自滿心態，被蘇聯發射衛星與其它太空科技所顯示的國力給頓挫了，美國現在面臨著強大的敵人，它足以造成長期並難以消除的威脅。更且，催生出這個軍事力量的竟是來自當初美國所鄙視的那些外國「主義」之一。一般的美國人對於這陌生的意識形態世界感到不安與受其威脅，但是卻懷疑知識分子可能在其中如魚得水。他們甚至認為知識分子創造了這些東西──而事實上，是可以這麼說的。二十世紀會出現這種種巨大的改變，若有人竟懷疑可能是背後有一股力量在操控所致，則知識分子一定會被迫揹這個黑鍋的；美國人也會認為即使不是有心人士蓄意計畫、也是由一連串錯誤造成。或許，也可能現代世界中有些人把我們過去的種種能力摧毀了，以致於有今日。但無論如何，知識分子揚名在近代舞台上的時間，正好是這些變化發生時。所以即使不是他們的責任，人們也會緊盯著他們的作為。

5.反智的定義

若有些人一直懷疑「智識」乃是顛覆社會的力量，則一昧向這些人解釋它其實是很安全、溫和與怡人的東西，是絕無效果的。其實若干守舊派及強硬的俗民派有時是對的：「智識」是危險的東西。如果讓它自由發揮，則它會翻案許多事情、深入地分析與質疑很多事情。17杜威（John Dewey）曾說：「讓我們承認保守派說的吧！當人類開始思考時，沒有人能保證後果會是怎樣。我們只能知道因此許多事物或制度會瓦解。每一個思想家都在拆解掉這個穩定世界的一部分，沒有人知道毀壞後什麼東西會出來代替。」18此外，沒有人可保證知識分子階級會審慎克制其自身影響力；但對於任何一個文化，我們可確知的是：禁止「智識」的自由使用會比開放其使用來得糟多了。其實與那些保守的文化糾察隊比起來，知識分子總的來說並不會顛覆社會的。但是「智識」的作用是永遠在反對某些事情或是加以暴露、嘲諷：例如，它經常成為壓迫、欺騙、虛妄、教條或利益勾結等事的敵對力量。

幾個世代下來，那些受「智識」之害或是畏懼、憎惡它的人，早已發展出一種關於它的迷思──它究竟是什麼，以及它在社會中的角色為何。當今反對「智識」的人已不需要創造新的說詞，因為這種迷思早就深植人心。本書稍後的章節將會仔細說明這個迷思在美國是如何發展與持續下來的。現在我們先簡單概括地說明「反智」心態背後的基本假設是什麼？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它們。

「反智」是建立在一組虛構與抽象的敵意之上的。他們把「智識」與感情（feeling）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缺乏溫暖的情感。「智識」也被與品格（character）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代表聰明，而聰明很容易就變成狡猾或是邪惡。19它也被與腳踏實地操作（practicality）對比，因為理論總是被與實踐並提，而「純粹」理論的思維常被瞧不起。它被與民主對比，因為「智識」常被認為特異超群而與平等相悖。當這些看法被普遍接受時，則「智識」或是「知識分子」就成為落水狗。誰想要犧牲掉溫暖的情感、堅固的品德、實踐的能力與民主情懷去逢迎一個至多只是聰明但最糟可能是邪惡的人呢？

當然，這些虛構的敵意的基本錯誤，在於未嘗試找出「智識」在人類生活中的真正極限何在，而是將它與人類其它特質強加對比。其實無論在個人或人類歷史中都不適合將問題以如此簡單抽象的方式呈現。同樣地，我們也不適合在這樣的質疑下去為「智識」辯護，例如它與感情、品德或是實踐力的對比是如何。我們不應將「智識」看成與人類其它特質形成零和競爭關係，而應將它視為可讓這些特質更好更完美的因素。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否認「智能」是人類尊嚴的表徵之一，或者至少是人生中需要的能力之一。如果我們把心智（mind）看成是感情的指引力量而非威脅，「智識」既不是德性的保證也非危害，把理論看成有用的而非必然是比實踐差的東西，把民主提升到可以容許傑出優異的人或事，則前述的敵視就不會發生了。如照這樣來想，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歷史上卻少有人這樣認為，所以本書的目的在追溯我們歷史中的若干社會運動，在其中「智能」從可協助成就其它道德到被抹黑為一種特殊的罪惡。

首先，我們要從美國的宗教史去追溯「反智」。這不單是因為理性主義與信仰的對立由來已久──儘管這本是人類永恆的困擾──而是因為無論現代宗教思想或俗世思想本身都在宗教史的演化中被決定。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而只要一個社會對其內部有學養的知識階層不信任，就會加以攻擊或是貶抑，這對宗教界與俗世的知識分子皆然。在當代，「福音教派」（evangelicalism）是沿襲這種宗教性「反智」心態的最佳代表，它也因此是堅決的「反教儀主義」（anti—nomianism）20。美國並不是唯一的福音教派社會。但是美國的宗教文化大抵是由福音派主導的，也就是說，在福音派與傳統基督教間美國是一向傾向於前者的。理由何在？我們只要看英國的宗教史就可知：在英國傳統教派一直必須致力於吸納與馴化那些較自由激進的福音運動，也就是說福音運動處處挑戰傳統教會；而在美國，福音運動快速地顛覆與替代了傳統的聖禮儀教會（liturgical churches）21。

此處我們必須交代福音教派中的原始主義（primitivism）這個問題，它在美國社會影響廣大，但本書中我們不對它單獨處理而是與福音主義一起討論。原始主義一方面與基督教有關，一方面與異教有關。它的迷人處也許在於一個基督徒因此可以享受一點異教徒能有的自由或儀式，或是反之──異教徒可以從原始主義中領略信仰的意義。在有些地方原始主義鼓勵人們追求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也激勵人們恢復大自然給人的原始能力，而人可因此接近大自然與上帝──雖然二者的差異何在並不清楚。在這種心態中，會有尊崇直觀的「智慧」（wisdom of intuition）勝於「理性」（rationality）之傾向，因為前者是自然而由神賜的，後者是人文教養出來的。

在西方與美國，原始主義由多種面貌表現，它一直是重要的傳統。即使身居知識分子階層的人對人類文明的繁文縟節式虛榮或種種人為規範約制不滿時，回歸原始主義的呼喚就會冒出來。在美國，原始主義影響了很多有教養文化的人，他們雖然不會去過著像西部拓荒者般的生活，但是對於文化的虛矯卻不以為然。在新英格蘭「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中我們明顯可見此思想──這簡直可謂是知識分子的福音主義。22從帕克曼（Parkman）到班克羅夫（Bancroft）到透納（Turner）的著作，這樣的想法一直都在。23美國很多作家對於印地安人與黑人的看法正是如此。從著名的西部開拓者如布恩（Daniel Boone）與克羅凱（Davy Crockett），到西部電影中都有這樣的想法，而這樣的流浪冒險者文化傳統深入人心，以致於小說家勞倫斯曾說：「美國式的心靈基本上是剛毅、孤獨、堅忍的，其實就是一個殺手。」而作為性方面的神秘魅力，原始主義思想一直是美國文學上的重要主題，屢屢出現在深受奧地利心理學家萊希（Wilhelm Reich）影響的美國作家的作品中。而美國政治上展現的原始主義，則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弗里曼（John C. Fremont）、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與艾森豪總統等人的公眾形象皆是有名的例子。

這並不意外：美國本就是由對歐洲文明的壓迫與頹廢不滿的人所建立，他們醉心於美洲大地的不是在此萌芽的社會制度，而是自然與野蠻。尋找世外桃源，離開歐洲奔向原始大自然的心態，重複地反映在殖民者從東岸向西部拓荒的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美國人的心靈想要離開組織緊密的文明社會，因為文明一再地將枷鎖套在人身上；人類也許無法離開文明整體，但是其中有些東西的確讓我們窒息。

如果福音派與原始主義開啟了美國人的「反智」意識，則後來的商業社會確保了「反智」是美式思維的特色。從托克維爾開始，研究美國的人大都認為在這個國家中，實際的商業主義（business activism）壓過了思考與玄想。民主政治與商業至上的美式生活，培養出一種心態與習慣，就是凡事需要迅速作決定、快速反應以抓住機會。因此深入、細膩與精確的思考並不是美式生活所鼓勵的。24

要建立一個橫跨美洲大陸的國度並發展工業，追逐利益而行乃成為很務實的考量。但是除此外還有其它目標：美國商業的最高理想不只是滿足貪欲與追逐權力，還另有一些美好的願景；這些願景吸引著建設者、賭徒與政客，它比田獵與政治帶來的運動感或權力感還更刺激。托克維爾說：「在民主政治中，追求金錢的商業活動最為亮眼與重要，」在商業活動中的人，「不只是為了利潤，而是喜愛在追求利潤時的那種感覺。」25除了一些傳統的社會外，沒有其它階級或是價值可與商業比擬──因為已經沒有貴族了，而且企業精神就是最佳的世界觀。企業精神不單是吸引有活力有野心的人，也對社會其它人影響至大，例如律師、醫師、老師甚至牧師等專業行業，都採行商界的運作規範。美國的知識分子一直都在抱怨，他們與這些專業人士間的溝通無法順暢融合，因為後者的思維都被商業文化洗禮了。企業文化發展到甚至開始貶抑傳統上所謂的文化，認為男性的世界裡不需要知識及文化，這些留給女人即可。

我們的宗教及商業深受美式生活中平等主義的影響，但是這個平等的精神在政治及教育中更是明顯。26我們現在統稱為「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現象，逐漸瓦解了菁英政治，雖然後者早就快要站不住腳了。早先，文學與學識曾被譏笑為無用的貴族們的特權，但是美國知識分子並不反對這樣的說法，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支持民主政治。一個普通美國人最大的願望應是建立起不需要文學與智識卻能運作良好的社會──或是，一個社會中使用的文學與智識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程度。因此，十九世紀初的美國，在教育上是鼓勵公民有普遍的識字率與具有充足的一般知識，獨立、自尊自重且關懷公共事務，而不是以要培養出第一流的科學家與文學家，或是第一流的大學為念。

在美國歷史中，尤其是近年，大家都一而再地憎惡「智識」，把它看成是一種傑出的能力、一種優異的表徵、對平等主義的破壞與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能力。在教育體系中最為明顯。美式教育有好些地方值得稱道，但是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掌握在「反智」者手中的教育體系，且這些掌權者還刻意地維護那些智識上表現較差的孩童。雖然受史料不全之限制，但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將要披露我們的教育是如何奠基在一個社會普遍接受的思維之上──對於「效用」（utility）與「技藝」的執迷、錯誤的平等主義觀，或以原始主義來期待兒童的發展。

第二部分基督教信仰

第三章福音運動的衝擊

1.狂熱信仰的來源與發展

美國人的心靈是近代初期新教思想的產物。美國殖民者接觸知識的第一個平台是宗教，所以「反智」的第一個動力也來自宗教。在美國早期的宗教活動中，任何貶抑理性或是學養的事物，後來都在俗世化後的美國文化中扮演同樣角色。思想應該實用、任何主義或是精微的奧論都無足重視、有思想的人反而應該服從能激發情感力量的人或真正能治事的人，這些都不是當代才有的觀念，而是美國殖民時期新教思想的遺產。

在所有的基督教文化中，心智（mind）與心靈（heart）、情感與智性間都會有緊張關係，所以我們不應該認為只有美國才有所謂宗教上的「反智」。遠在美洲被發現前，基督徒們一直就分為兩類：一類人相信智性在宗教中應有重要角色，另一類則是認為智性應服膺情感或完全由情感代替。在此我們並非要說新大陸產生了一種更惡性的「反智」論，而是指出在美國振奮派（revivalist）與狂熱派（enthusiastic movements）的聲勢壓倒了較溫和的傳統教派。於是較具學養的傳統教派牧師們失勢了，他們所傳播的較理性的信仰方式也因此失勢。在美國早期，由於存在著新教傳統與反抗主流的激進派傳統之故，宗教上慣有的理性／感性之爭在這個國家變得特別尖銳，而振奮派與狂熱派於此事上屢獲重大勝利。美國「反智」傳統的崛起與蔓延，肇因於美國特殊的宗教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新的國家沒有傳承任何對知識分子友善的制度，而且福音教派之間的相互競爭，造成影響極大。

一個教會的風格一定跟其成員的階級性格有關，而某一教會禮拜的形式與遵循的信條可能對另一教會不適用。較富裕的階級通常喜歡把宗教理性化而且喜歡繁複的聖餐禮儀，而中下階層的人，尤其是不識字者，他們的宗教方式較感性；凡以感性面對信仰者就會反對繁複的宗教風格、聖餐禮儀與上流社會教會的牧師，也就是說，他們對貴族式的儀節與道德風貌很反感。1下層階級者的宗教常會顯現出千禧年情懷，也會強調內在宗教體驗的重要性，因而他們反對風格太正式或是太有學養的信仰活動，他們認為儀節應該簡單化，也不喜歡那些富於學養的牧師，有時甚至對任何專業的牧師都排斥。

早期的美洲吸引了無數歐洲不滿現狀或是無以為生的人前來，因此成為當時宗教上狂熱派「先知」們的天堂。這種狂熱的衝動來自於希望與上帝直接接觸。2這些狂熱者並非缺乏可遵守的信條或是能讓他們心安的聖餐禮（sacraments），而是因為一心想尋求心靈內在與上帝間的連結，使得他們覺得不需要儀式或是教義知識上的修養。他們對知識涵養與對美學一樣不感興趣；傳統教會多認為宗教藝術與音樂有助於心靈超升而讓人接近上帝，他們卻將這些看成是對純淨與能直觀的心靈之侵犯，甚至是障礙──但衛理公會（美以美教會）信徒（the Methodists）吟唱讚美詩是例外。狂熱派這種依賴個人內在經驗的堅持，恐會造成基督信仰上無政府主義式的各自為政（anarchical subjectivism），傳統的宗教權威與儀規將蕩然無存。

這可以解釋為何狂熱派內部永遠不斷會區分出派系及子派系。對於神職人員的權威，與其說狂熱派想消除它不如說是想割裂它；因為總是有某些牧師可以激發教友的宗教狂喜感（ecstasy）或與神連結的內在體驗。因此對於狂熱派而言，神職人員在宗教上的權威是因人而異的、繫乎個人魅力而不是制度性的；所以狂熱派教會，例如衛理公會，其領導人必須有很好的組織領導手腕，才能留住教友而不會散去。當然，那些較穩定的福音教派不會支持太過於個人主觀即興式的崇拜方式，他們會認為《聖經》才是權威，是一切的依據，但是要有正確的詮釋。可是什麼才是正確的詮釋？大家看法不同，但他們都不主張一定要遵從受過正規聖經學訓練者的解釋。最激烈的派別甚至認為每個人自己決定如何詮釋即可，完全不需要傳統的聖經釋義學的幫助。在嚴謹的聖經詮釋學（the Higher Criticism）興起後，對於狂熱派來說，能否保有個人詮釋自由（Biblical individualism）似乎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當美國還是英國殖民地、在西方文明的邊陲時，英國母國內的宗教抗爭現象對美國宗教的影響很大。當英國的宗教激進派認為宗教改革還不夠徹底、還未能滿足信仰者的社會與精神需求時，千禧年派（Millenarians）、再洗禮派（Anabaptists）、尋求派（Seekers）、浮囂派（Ranters）與貴格派（Quakers）等都紛紛攻擊傳統教會與其神職人員。他們要建立起窮人的宗教，也認為直觀與感動比研究教義和信條有用，他們選立教友來領導與講道，且視受過專業訓練的神職人員為「僵固、空虛且無權威的」。在清教徒革命時，模範新軍（New Model Army）3內的牧師站在反專業化與「反智」的立場毫不留情地攻擊傳統的神職人員、大學教師與律師等。大多數清教徒當然是衷心地希望他們的牧師受過教育有學養，但是這些激進派中「掘地派」（the Diggers）首領溫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卻激烈地反對知識分子而稱大學為「一灘死水、惡臭難聞」（standing ponds of stinking waters），平等黨（the Levellers）與掘地派中的牧師也仿效他，一方面稱博雅教育只會使人更有罪性，另一方面也不斷挑起窮人們爭取平等的情懷。4

在美國的英國國教派（Anglicans，又稱聖公會）、長老會（Presbyterians）與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有著嚴謹的教會組織章程與受過良好訓練的牧師，起初他們都能夠成功地抑制這種激進傾向。但是這些教會自身從一開始內部也就存在著一些異議者。尤其是南方邊疆地帶，很多人甚至一度離開任何教會。也有人批評或是抗議這些傳統教會，特別是在新英格蘭地區，因為在那邊激發高度的宗教情懷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例如在麻薩諸塞灣（Massachusetts Bay）殖民地成立的最初數十年間，赫金森女士（Mistress Anne Hutchinson）的行為對此殖民地的穩定造成很大影響，引發普遍的焦慮：她對於專業的牧師有敵意，也反對大學教育。5她後來很不幸地被迫害，一方面是由於她堅拒與主流教會妥協，另一方面是大家認為她對當地社會的人心與秩序帶來極大威脅。直到十八世紀「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時期這些狂熱派才能貫穿各殖民地無拘束地宣揚他們的想法。此時美國東岸殖民地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反智」主義就被確立了，而十九世紀重複出現的福音主義浪潮也在此時奠基。要了解「大覺醒」運動，我們一定要先了解殖民地的牧師的特色，尤其是清教徒的牧師，因為他們在當時幾乎就是美國歷史上唯一出現過的知識階層統治者；或更精確地說，是一個與統治權力密切關連的知識分子階層。

2.十七世紀殖民地的智識盛況

就像大多數知識分子一般，清教徒的牧師也會犯大錯，而當他們有權力時這就會很危險。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家對清教徒牧師的唯一印象就是他們常犯錯，即使不是大錯──這也變成美國知識分子處境的最佳寫照。清教徒牧師如果有這麼可惡的形象，正如同卡頓．馬德（Cotton Mather）牧師的名字所代表的形象，那這印象就不但會長久占據我們腦海，也塑造了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這些牧師代表了美國第一代的知識分子，而他們的名聲已經毀滅，以致於後代的知識分子竟然也常常批判他們。6

第四章福音主義與振奮派

第五章對現代性的反抗

1.現代主義的挑戰

桑戴的粗俗語言只是個表面的現象，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透露出的福音派立場。在粗俗的語彙後面的其實是芬尼與穆迪兩人都不知道的一種對抗情懷。早期的福音派牧師當然有所對抗──與地獄的力量對抗，奮力戰鬥以爭取拯救更多的靈魂。但是桑戴要對抗的是另外的東西，這東西甚至是他最主要的對抗──現代化。當然這有他個人出身背景的因素在，但是也和時代的氛圍有關，那就是基本教義主義的精神已逐漸在沒落中。

如果我們目光放到二十世紀，就會發現福音派傳統正面臨危機。這危機的第一部分是內在的：舊的宗教觀念與現代性之間的扞格愈來愈大，快要無法共存了。不管是信友或是牧師，只要是持基本教義立場的人，都不願意看到福音派中最主要的衛理會與浸信會屈服於現代性觀念，而他們對於屈服者個人的厭惡更加深了這種敵視現代性的情緒。第二個部分是外來的：俗世觀念對於宗教挑戰的歷史遠較這個國家還久，達爾文演化論思想再加上新興都會生活的氛圍，更加深這種挑戰的力道。

此外，教育普及、人口快速移動與全國性的思想交流，在在使得知識分子傳達的理念與基本教義主義者抱持的聖經教條可以繼續各行其是。只要某些俗世觀念只存在於少數菁英身上，基本教義主義者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在講道時說那只是若干偏激的思想。但是現在這些俗世的觀念慢慢普及而成為一般人會接受的大眾文化時，那科學文明與教義間的扞格與衝突就愈來愈頻繁了。

這裡我們並非意味宗教逐漸從俗世思想範圍中撤離是不可能的，而是對某些強硬的宗派來說它們不願意這樣作。對很多人或很多團體而言，宗教表達了平和的信仰、個人的寧靜與心靈的慈悲。但對於強硬派的人來說，它乃是對他人敵意與憤怒的來源或是出口。有一種人樂於與他人發生衝突對抗，我們其實在某些好戰的反天主教運動、反共濟會活動與一些激進組織中看見這情況。宗教基本教義主義有溫和的與激烈的，也不知道哪種數目較多。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激進的那一型，他們在宗教上反對現代化，而在日常生活與文化上反對現代性。這種類型的宗派雖然並不算大，但是在整個福音派運動中也有相當人數，他們竟然認為可以用狂熱與努力經營來挽救逐漸失散信友的頹勢。

桑戴的講道詞中有兩個最明顯的特色，一個是強硬，另一個是嘲諷批評，這兩個特色可看成是一種新的大眾心態的表徵。我們在桑戴的語言中可看出一種「絕對如此」（one—hundred percent mentality）的心態的出現，也就是「任何人都不應該反對我」。這種心態是最近才由宗教基本教義主義思想與美國至上思想混合產生的，有著非常明顯濃厚的激進氣息。1這些抱持著「我絕對正確」心態的人，他們不容忍任何立場模糊、語意曖昧或是意志猶疑不決，更不容許批評，認為只有如此堅定的氣魄才是強悍與男子氣概的表現。有人說與桑戴同時代的人中，「連羅斯福總統都不像他一樣刻意地要顯現男子氣魄。」如果耶穌是個會打架的人，則桑戴就是個打破傳統上基督徒「應有柔弱容忍被人欺壓不還手」形象的人。他認為「神要讓我們基督徒離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沒有氣魄沒有勇氣的柔弱女性意象」。也就是說，桑戴致力於改變「基督徒不應過問世事，儘可能溫良恭儉讓」的刻板印象。他會用老羅斯福總統的語氣說：「道德戰爭讓一個人堅強，虛假的和平使人懦弱。」他也自承他就是強硬好戰：「我不會崇拜一個沒有震懾威勢、不敢打擊惡人的上帝。」2

要了解這種逐漸滋長的好戰心態的意義，我們必須回顧福音運動的歷史。米德（Sidney E. Mead）曾說，自從西元一八○○年以後，「美國就面臨了一個困難的抉擇：是要選擇根據知識界的標準來過完全理性的生活，還是要根據教會的要求儘可能提升宗教情懷？」3這個抉擇在一八○○年時並未像在一八六○年時那麼嚴峻，而到了一九○○年時又更加如此。根據米德的研究，在一八○○年以前俗世派與虔敬派之間對此彷彿有某種默契，大家基於博愛情懷與宗教自由，並不特別堅持什麼嚴格的界線。例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費城聽了懷特菲爾德的講道後，捐了不少錢，而當其它傳統牧師拒絕懷特菲爾德登台講道後，富蘭克林竟然捐錢蓋了一座布道館給任何前來講道的牧師用。在傑弗遜總統任內，虔敬派與俗世派的互相尊重到達頂峰，例如像浸信會這樣的激進團體，就會支持任何聲援宗教自由的人，不管他是以俗世還是信仰為重。4

當然，到了一七九○年時，那時美國的唯物主義自然神論的影響到了頂峰，很多人開始談到失去信仰的可怕並且爆發了疑慮。這些傳統教會所設立的學院與教會中的若干接納自然神論的教友，很自然地會被這波疑慮所攻擊。5一七九五年後的振奮派風潮下，牧師常會拿伏爾泰（Voltaire）與潘恩（Thomas Paine）當作代罪羔羊來斥責。6但是這些牧師並不明白，由智識所帶來的對宗教懷疑心態其實是對於純樸的一般大眾最大的威脅。他們只知道主要的敵人不是理性主義而是對宗教的冷淡，所以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事不是反駁潘恩的攻擊《聖經》之言論，而是如何讓根本沒讀過《聖經》的人有信仰。當福音教派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五年間快速發展後，自然神論此時也正好消沉，這時虔信派與理性主義的戰爭就退到了後台而不再重要。福音派的人們對如何在美國廣大內陸擊敗天主教與宗教冷淡感的重視，遠勝於如何驅趕現在已經是微弱的啟蒙理性主義心態。

但自美國內戰後，這些狀況改變了。理性主義又變成了福音派的主要敵人。達爾文演化論深遠地影響了每一個領域，也讓基督教陷入需要不斷防衛自身的尷尬；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此時又因為受過現代教育的牧師與信友們對聖經的新解讀而變得更大。到了本世紀末時，由於工業化與都市教會的興起，於是主張平等與社會改革式的福音觀念廣為興起，這又是另一個現代現象。牧師與信友們此時都需要選擇究竟依從基本教義或是現代主義立場，並且在傳統保守的基督教與主張社會改革的福音思想中二選一。

而漸漸地，愈來愈多的牧師──甚至包括那些對福音思想深具同情者──變成了自由派。7也即是說，他們現在不必覺得是與一小撮對宗教懷疑的理性主義者共處一世界，或是看見信友們不斷地質疑基督教義並轉而擁抱現代主義：好像基督教已經從全然關懷永恆的救贖問題，變成了需關懷俗世議題的信仰，例如勞動工會問題、社會福利問題與甚至推動社會主義問題等。到了十九世紀末時，基本教義主義者已經非常清楚，他們不再受人尊敬，也失去了影響力。於是他們之間很自然地興起了一股應當反擊「現代」──諸如聖經考據學、演化論、社會福音派，或各類理性聖經詮釋的活動──的主張。這不啻是神學以及社會思想上的保守反動，也就是日後「絕對如此」心態（one—hundred percent mentality）的來源。

這種立場上的逐漸強硬可從穆迪與他的接班人之比較看出。穆迪的立場是接近基本教義主義者，但是他的風格早在一八七○年代初就已形成，只不過那時現代主義的影響只及於一些知識分子圈。每當他提及基本教義主義與現代主義間日漸增加的衝突時，多是由於他從個人立場出發的善意提醒而來，或是由於他早年感受到的兩者間的不相容狀況。他一直認為《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所以內容必定是好的，任何想詆毀《聖經》的企圖都是撒旦的詭計。「如果《聖經》中有哪一個部分不對，那整本都沒有價值了。」那時，人們還可以逕行忽視用科學與理性來理解聖經的方式，因為「基督徒不是用理解來讀《聖經》的」。他對於將《聖經》詳加分析與探究式的閱讀是不耐煩的，「現在大家都這樣讀，可是如此會失去真義。」8雖如此，穆迪思想中卻顯著有開明自由的一面。他寧願與他尊敬的宗教上之自由派人士保持和平，他也邀請他們來參加他的布道大會，他不喜歡保守派稱呼他們是背棄信仰的人。他的思想淵源其實是自由包容的，這可從他創立的神學院後來變成現代派看出，一所是芝加哥的穆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另一所是麻州的北田神學院（Northfield Seminary）。這兩所神學院都自認為他們是穆迪精神的繼承者。

至於桑戴就很不同了。他從不懷疑基本教義派必須要強硬、徹底與毫不妥協。他會對於那些聖經考據研究與演化論毫不留情地謾罵，就如同他謾罵所有他不喜歡的事物般。「聖經說有地獄，你們就不要黑心、假裝死硬而不信，這樣是笨蛋。」又說：「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們正快速向死亡邁進，如果我有一百萬元，我會通通捐給教會，只捐一元給大學。」「當上帝說這樣而學者說那樣時，這些學者應該下地獄。」9

2.達爾文演化論與史科普案

變化的速度愈來愈驚人。對傳統的挑戰來勢洶洶，也已經進入到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再被忽視了。一般而言，宗教基本教義主義者必然自己偶而也會懷疑所信仰的宗教是否完全無誤，但是現在情況不同，整個社會都在提出這樣的懷疑了。如同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說：「極端的基本教義主義正因為它如此狂熱，因此反而暴露出一個事實，就是懷疑論已經進入到教會的核心了；當人們的信仰受到挑戰時，他們反而會特別堅持原有的信念。」狂熱的基本教義主義其實是一種克服懷疑的解藥。10

傳統派深怕用辯論的方式無法抵擋理性主義與現代主義，所以竟然就訴諸了激烈的言語暴力來壓制他們，最後變成了以迫害及恐嚇的方式來對付敵人，所以就有了一九二○年代的「反演化論十字軍」（anti—evolution crusade）事件。桑戴在當時的一次講道中說：「現在開始，我們應該要把這些異端人士驅逐出美國了。」11但不幸的是，這些基本教義派的人才被看成是異端了：他們沒有能力恐嚇與鎮壓反對他們的人，他們與歷史的潮流違逆。即使在廣大的福音派成員中，他們也沒有得到支持。許多衛理會與北方的浸信會友，對此問題開始採取自由的立場。基本教義主義者失去了福音派多數人的支持後，很多人開始絕望。

對美國的改革宗來說，一九二○年代是「文化鬥爭」（kulturkampf）最激烈的時期，在許多的廣告宣傳、廣播、雜誌與大眾教育中，舊與新的立場無可避免地、直接地衝突起來。傳統的、鄉村的與小鎮式的美國，現在不得不全面與現代性的生活內容對抗了，他們奮力打擊都市化與都會心態，打擊天主教以及知識分子所掀起的懷疑主義與道德解放。這些戰役包括了三K黨運動（Ku Klux Klan movement）的興起，對於禁酒令的辯護，對於史科普（Scopes）在課堂教授演化論的法律裁判，與反對一九二八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密斯（Al Smith）的運動等，在在都顯示出「舊的美國」還在徒勞地負隅頑抗現代化；他們唯一成功的是讓史密斯沒當選，但是史密斯卻已成功地讓民主黨成為一個都會型政黨，這讓之後的民主黨在選舉中頻頻勝利。12

第三部分民主政治

第六章仕紳的沒落

1.對傑弗遜的攻擊

當美國獨立時，知識分子與權力間的關係並不是個問題。開國元勳們都是知識分子。雖然國體是朝向民主發展，但是治國者都是上層階級菁英：在這些菁英群體中，知識分子可大大施展身手且很具權力。但在當時社會還不是如此科技化與專業化，所以作為專家的知識分子尚無法成為氣候；但是作為統治階級仕紳的知識分子卻在社會每一部門占鰲頭，例如在律師界，專業人士界、企業界與政界。建國始祖們是一群聖賢、科學家且有教養的人。他們中很多人受過良好的古典博雅教育，所以他們在歷史、政治與法律方面的淵博知識足以解決時局中所出現的問題。之後我們國家的歷史中再也沒有一個時期像當時一樣，產生那麼多充滿智識的政治領導者，如亞當斯（John Adams）、狄金生（John Dickinson）、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傑弗遜）、麥迪遜（James Madison）、梅森（George Mason）、威爾遜（James Wilson）與懷特（George Wythe）等人。由於這些人在政治上貢獻良多、打造了美國立國的重要基礎，因此也永久鮮明地樹立了這樣一個典範：有學問與智識的人，大可以不需要藉助草莽的姿態來擔任政治領袖的。

所以美國是由知識分子立國這個事實，現在看來其本身是具有若干諷刺性的，因為在隨後這個國家的政治史上，知識分子不是局外人、被使喚者，就是代罪羔羊。美國開國之初曾經有一個馬龍（Dumas Malone）稱之為「偉大世代」（the Great Generation）的一群人，他們帶領了大家完成獨立革命且制訂憲法，歷史上美國百姓一向對「偉大世代」有極高的崇敬，地位也許僅次於他們所具有的另一個堅信，就是林肯總統對統一國家有重大貢獻。我們當然就會奇怪為什麼百姓稍後就突然忘記心智與教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呢？為什麼甚至即使這些建國始祖還在世時，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名聲已經變成是負面的？

當然，從歷史看來，隨著時間遞移，美國政治漸漸民主化，統治菁英的角色慢慢沒那麼吃重了。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將智識之重要性的下降，完全歸因於政治民主化的浪潮。在政黨內部發生裂痕後，黨內菁英開始齟齬不和，並開始不擇手段行事。這批品德高尚充滿勇氣、帶領民眾革命成功又順利立憲的人，竟然在一七九六年時因利益不同而走上無可挽回的分裂之途，也因為對法國大革命所激起的波濤反應不同而各行其是。1當初寫下獨立宣言與憲法的世代，沒想到稍後竟然也立下〈外國人與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這樣保守反動的法律。當時那個「偉大世代」的領袖們再也不團結了，也失去他們的風範。即使當初他們同樣都是領袖菁英，共同領導了這個國家的誕生，有共同的理念與學養，但是現在卻陷溺於不顧風度、甚至失去了常識的政爭中。當許多政治上的爭議，若不幸夾雜了某些指控，例如與法國間諜共謀賣國、顛覆基督教，或是圖謀王政復辟、回歸英國統治等醜陋的陰謀時，最後竟然會演變成競相煽動群眾的勾當，簡直令人不忍卒睹。他們並不了解政黨政治該如何運作，也不知道扮演忠誠的反對者角色，這些建國始祖們最後被其政治激情牽引而陷入鬥爭中，無節制地使用嚴詞彼此攻訐。

連國父華盛頓都無法免於這種濫肆的攻擊。但是第一位「反智」的受害者卻是傑弗遜，對他攻擊的人是那些聯邦黨人（Federalists）與新英格蘭的牧師們。對傑弗遜的攻擊很具有代表性，因為這些批評包含了對手們對他人格特質的描繪，此後就成為美國政治上「反智」現象的標準語彙。當一七九六年傑弗遜有望接任華盛頓出任總統時，南卡羅來納州的聯邦眾議員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發布一本匿名小冊子攻擊他，指出他不具資格當總統。史密斯企圖勾勒出傑弗遜的教條式領導風格是如何不宜、甚至是危險的。他認為傑弗遜基本上是個哲學家，而哲學家通常在政治上有某些滿僵化的理念堅持──試看洛克對於卡羅來納起草的不實際憲法、孔多瑟（Condorcet）被譏為「政治白癡」（political follies），以及李騰豪司（Rittenhouse）具名參與「費城民主會社」一事皆是例證。2

當哲學家成為政治人物時，他通常會顯現幾種特色：膽小、異想天開、一意執迷於理論的不切實際，與在急迫緊要需果斷決定迅速行動時往往猶疑不決。

所以政治上需要的不是智識而是行事風格與能力，傑弗遜缺的正是此：史密斯認為，哲學家在乎人們怎麼稱讚與評價他，視名譽為一切，而傑弗遜的能力「更適合筆耕贏得文名而非治國」。而華盛頓卻是一個沒有人能找出他缺點的人：「偉大的華盛頓，感謝上天，他不是哲學家出身。如果他是的話，我們絕對見不到他在軍事上顯赫的功勛，我們的國家也不可能在他睿智領導下茁壯繁榮。」史密斯找出了一個日後在政治事務上批評智識主義的標準藉口：只要是會思考的人，就一定是面臨重要決定時趨於瑣碎並不合實際的。傑弗遜素以對大自然的研究與善於發明器物著稱，但史密斯卻以此嘲諷：他把蝴蝶與昆蟲釘於板上來製作標本的技巧，與構思出使用起來極為方便的旋轉椅的能力實在太好了，「他的朋友或是這個國家不應該把這位恬靜的哲學家從如此優雅的生活中，推入政治事務的火坑內。」一個世代後，有人企圖羞辱亞當斯總統，但我們可發現他所用的話正是史密斯用以羞辱傑弗遜的言詞：傑弗遜有某些優點「可能讓他很適合出任大學教授，但絕不適合當總統，就如同他絕不適合當軍隊統帥一樣」。3

在史密斯的攻訐中，還有另外的一些焦點充斥於後來的政治文獻中。其中之一乃是，軍事能力和政治領導能力相關。因為論者假設公民德行可經由武德培養，即使在今天知識分子從政之際，有時還得藉助服役的紀錄來洗刷書呆子的形象。

在一八○○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中，所有的規範與禁忌都瓦解了。有人攻擊傑弗遜是只能空談的書生，當然這只是對他的思想與人格作全面攻擊的一小部分，而這樣全面的攻擊旨在將他塑造成一個沒有信仰與道德觀的危險煽動者，或是一個──如某位批評者之言──「沒有良知、信仰或仁慈心的人」。有人指控他畜養黑人丫鬟還生了混血小孩；指控他在美國獨立革命期間其實是貪生怕死的懦夫；他鼓動起了法國大革命；他曾毀謗華盛頓；他有變成獨裁者的野心，就像另一個拿破崙；他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家與不知變通的教條主義者──更糟的是，他是一個法國式的教條主義者。4

攻擊傑弗遜的同時，也即是將心智視為極端邪惡之物。傑弗遜的學養與玄思此時竟成為指控他是無神論者的藉口；也使他被認為在地球的歷史一事上與神學家看法不一，或是被認為鼓動小孩不要讀《聖經》。如果只是一個哲學家，傑弗遜有這些特質無傷大雅，但若是當上總統，則對國家或是宗教都大有傷害。5他善於抽象思考以及所具有的文藝情懷使得他不適合實務性工作。在治國上他總是會搬出大套理論來：「只要是從經驗來的想法他都會嗤之以鼻。」6有一個聯邦黨人曾說：7

他的確是才華洋溢的人，精通於學問，且善於為文。他曾在法國住了將近七年，停留直到大革命爆發一段時間後，也在這段時間內他對於理論的造詣，對於道德、宗教與政治的批判都有長足的進步……我們都認為傑弗遜先生是一位政治理論家，也是一位道德家與哲學家。在法國當代的詞彙中，他足以擔當哲士（philosophe）之名。

同時代一些知名人士也同意這樣的看法。愛姆斯（Fisher Ames）認為傑弗遜「跟多數的天才一樣，著迷於宏大理論與體系性思想，而忽視了一般人會重視的淺顯事實與常識」。8聯邦黨人丹尼（Joseph Dennie）認為他是那種「危險的、異端的且烏托邦的」法國哲學之擁護者。丹尼承認他「很有才華」，但是這些才華：9

卻危險與空幻。雖廣讀群籍亦善於著述，確是個有學問的人，但是卻應退休了。他應在小書齋內用功，而非主持內閣。在他的小房間內，他大可研究博物、人種或是自然年鑑等……但是居政府要津時，他那些抽象的、不實際的政治理念一點用處也沒有，甚至有害於國家。此外，他的觀念非常法國式，這不啻冒犯了整個美國。對美國人來說，他們寧可田園裡長出草薊而非黍麥，也不願看見哲學家憑空治國，或是因崇拜法國哲人而企圖引導美國人民與可惡的法國人親近。

卡羅（Charles Carroll）認為傑弗遜是個「過度理想化與不實際的政治人物，無法審慎地領導這個廣土眾民的新聯邦」。10此話含意至為明顯，就是這個新的國家不能讓知識分子當家。教會中的保守派牧師攻擊傑弗遜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他與他們所不滿的人結盟而帶來威脅。傑弗遜雖然是一個自然神論者同時也深好科學等俗世學問，但是卻有不少福音派與虔信派信徒與他接近，特別是浸信會教友。

他們不但喜歡傑弗遜擁抱民主的情懷，而身為宗教少數分子他們也對他的主張寬容大大歡迎。他們對於外界攻擊傑弗遜無信仰的事不以為意，反而是更在意主流教會對於他們的箝制。因為對於主流教會有共同的敵意，於是傑弗遜與一些俗世派知識分子，就與虔敬派等的信友們結合成政治上的聯盟關係。他們共同支持異於教會體制的俗世權力觀：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擁抱理性批判，而虔信派則訴諸宗教神秘直觀所起的作用。於是在對於現有主流教條有共同不滿的情況下，自由派與虔信派暫時忘記雙方的差異：一方不要一切教條，而另一方不要保守禁錮的教會體制。11

為了拆解這個聯盟，保守的牧師們企圖向社會證明傑弗遜是對所有基督徒的一個威脅，而很多信友因為各自黨派立場的緣故，其實是深深相信此事的。虔信派與自由派知識分子間的結盟最終還是瓦解了，也因此在美國這個社會中，一般人與知識分子間的隔閡就此展開，迄今難以彌補。可是在傑弗遜競選總統時，自由派知識分子與福音派中的民主勢力所結成的這個聯盟還是穩固的。但諷刺弔詭的是，在這個聯盟瓦解後，在一向被教會內父權領導結構制約的庶民民主意識也獲得釋放後，福音主義的力道終於造成了日後的反智主義，這個反智主義在每一方面都比原來教會對傑弗遜的攻擊還威猛強烈。

2《自由之鑰》批判知識與財產階級的壟斷

對傑弗遜的惡毒攻訐，以及之後所通過的〈外國人與叛亂法〉，代表了原本若干富裕且教養高的聯邦黨人對於寬容與自由理念的背叛。但很不幸地，傑弗遜領導的民主派力量之後也並未捍衛這些價值。民主派後來變成了民粹與素樸型反智主義的工具，一昧地對專家、仕紳與學者發洩敵意。

美國的平等主義在早期就已經顯露出對於「專家們」的不信任，後者在以前帶來所謂的政治專業化，現在則稱為專家政治。許多論者對於平等主義下這些自由的百姓能展現出的政治能力引以為傲，因此他們基本上是有理由對於菁英與富人操控政府的作為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不只對政治被操控一事懷抱疑慮，甚至很多人還對智識都抱持了敵意。的確，在美國早期的民間政治思想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一股「反智」的潮流。在獨立革命時期，某些著名的評論者就曾認為，如要適當抑制那些富人與出身良好者的權力而促成民主潮流的話，要連知識分子都一起包括在範圍內才是。麻州一位從鄉下地區選出參與一七八八年憲法批准會議的代表，用如下的話語表達了他對於憲法草案的反對：12

這些律師、知識分子與有錢人，他們談吐高雅，論事合宜，使我們這些鄉巴佬自慚形穢，好像只有他們才適合進入憲法大會殿堂議事；他們自認為應該掌理憲法制訂事宜，把所有的好處及資源一手攬走。主席先生，他們會像大怪獸般把我們這些小人物吞噬掉，也像《聖經》中大魚追逐吞噬約拿（Jonah）般。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

我們幸運地找到一位新英格蘭農民，麻州北比樂里卡（North Billerica, Massachusetts）的曼寧（William Manning）所寫的一份「政治小冊簡」（political pamphlet）。這份文獻顯示出了一位聰明而激烈擁護民主的美國百姓對政治的看法。文獻名為《自由之鑰》（The Key of Liberty），具有傑弗遜思想的風格。寫於一七九八年，當時黨派間的對立氣氛濃厚。我們應注意曼寧（他說自己不是讀書人，因為從來沒有上學超過六個月）對智識在政治鬥爭上的重要性之看法。他的文章是用這樣的話語開頭：「學識當然對於保存自由是重要的，如果沒有智識則無法長久保護我們的自由。」13但他認為，很多人卻把智識當成是階級對抗的武器。

曼寧思想的核心是對於知識與財產階級的深深不信任。這些優越的階級因為受過教育、有閒暇時間，使得他們不論是商人、律師、醫師、教士或是國家官員都可以藉助職業上的優勢來追求他們的利益，但辛苦的勞動階級每日忙碌不休卻無法如此。因此曼寧認為，這些階級通常都不喜歡民主，因為這樣他們就無法壟斷政治、上下其手。

當然要達成此目的要付出些許代價，但是他們首先會先合作，透過結盟或是集會、通訊等聯絡彼此。商人有商會，醫師、牧師也是，司法及行政官員在工作上密切聯繫，而舞文弄墨之士與富裕階級因為通常不用勞動，所以有時間彼此商量。他們所有的人因為利益而連結在一起，利之所在自然合作緊密，他們秘密聯繫圖謀奪取大眾應有的利益，這一切竟然都是用他們具有的知識而為之。

如果知識是追尋一己利益的工具，「這些少數人」自然喜好那些會增進他們階級利益的制度設計：「這些少數人總是宣揚大學教育的好處，因而製造了大批人整天在學院滯留不用工作，但這樣大量培養知識分子卻可以強化他們黨派的陣容。然而同時他們又反對廣設基礎教育的學校與女子學校，而這些學校乃是大眾求得知識最重要的途徑。」在大學裡（曼寧此時心中想的應是聯邦黨人最為愛好的哈佛大學）共和主義的理念受到批評，年輕人沉浸於王權政治的理想中。曼寧同時注意到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被教育成應該盡力維護他們職業的尊嚴」，但是曼寧卻反對此點，因為他們對自己職業自視過高，這會使大眾付不起追求信仰與教育的成本：「如果我們要聘請一位牧師或是校長，通常被告知需要付很高的薪水，他們不願降價，因為這是行情，而且他們如果降價會損害他們的尊嚴。」對曼寧來說，學校校長應該是像現在一樣的──社會地位不高且薪資微薄。

曼寧對於教育的看法其關鍵就在於此。教育不應該太貴而讓每個人都可接受得起，而高等教育其實只是為了生產國民普及教育的師資。「教育的推廣應該以價廉物美的方式進行，讓所有人都有機會接受」，「所以應該迅速大量的生產師資，只要用廉價薪資就可以聘請他們教書，正如我們雇請百工各業勞動者一般；於是教育就如同各種職業，教師資格只是一技之長，教師在課堂上勞動，於是社會上不再有學院中那些整日閒逸不勞動的人。」在當時麻州公立學校系統很不理想時，曼寧的話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提議的方式是要犧牲高等教育的願景來改善中低階教育，也就是將高等教育看成是製造廉價教育勞動力的事業。這樣意味曼寧視高等教育為無用。古典文學或是高深的學術，只要它們是超過了教育兒童基本識字之外的學養能力，「就只是讓紳士與富貴人家的子弟享用的東西，而且讓他們不用接觸現實的勞動與工作。教小孩子讀寫的老師並不需要會多種語文，就如同農夫並不需要學習特別的高超技藝就可以犁田般。」所以長久以來，教育成為了少數人的特權工具，而可能的話曼寧卻想致力其成為大眾的工具。他深信教育有一種壟斷及有害於社會平等的特質，他也不擔心他的改革方向會影響精緻文化，畢竟對他來說，這樣的文化乃是那些飽食卻不用工作者的專屬物。

在菁英與平民的對立上，教育問題正好反映出美國政治上的文化階級化問題。一方面是一個優渥富裕階級想要全力維繫高等精緻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則是逐漸壯大而意欲爭取平等的一般百姓，想要透過取消造成特權與優越感的這些文化工具來達到階級平等。我們可以理解，平民們希望藉著受教育來增進福祉與社會地位上升的機會，但是沒有人知道如何可以將精緻文化予以平民化又不影響這種文化本身的品質。

然而我們也無從否認曼寧的說法的確是有些道理在。這些聯邦派出身的人的確霸占了哈佛大學，但是平民們為什麼不藉著控制國民教育的機構來反擊呢？如果平民們可以掌權，那麼可能就沒有哈佛了。又，如果智識階級一心只想要維繫特權，則社會不需要這樣的階級。曼寧發表他的看法之後半世紀，葛理立（Horace Greeley）卻說，「美國的平民們其實很尊重才智與學養，但是常常他們只是用它們來作為可獲取財富或是奢華生活的工具而已，這樣的心態對於人類文明沒有貢獻，反而只是不斷地消耗著他所分享到的文明。」14在這樣的心態下，於是乎平民們對於教育權的要求在十九世紀時成形，它包含了免費的基礎教育，但同時也涵蘊了一種對於精緻文化的疑懼，認為這是他們的敵人所創發的。

3.從亞當斯到傑克遜：第一個「反智」運動的誕生

細想之下，美國此時湧現的平民式民主卻缺乏了一樣東西。平民式民主的主張者希望能減少、甚至消除社會上的階級差異，讓那些高文化與富裕階級不再獨占支配權。但是如果平民要自己當家，如果他們希望受到高文化與富裕階級者的領導愈少愈好，那他們在決定事情時的智慧要從何處來？當然答案是：從自身來。當平民民主成為潮流後，自然大家也就覺得平民的天生直觀、民粹式的智慧，的確超過那些世故有教養的而且追逐自身利益的菁英階級所想出的東西。正如同在宗教上福音派人士之所以反對建制化的教會以及受過正式嚴謹訓練的牧師，乃因他們覺得以素樸的心靈直接接觸上帝反而較好；現在民主派人士也一樣不希望具有專業智識與技能的領導者獨占政權，而認定平民從生活而來的實際智慧更接近真理。由於平民智慧受到如此這般的擁護，於是它就在人民民主的浪潮下輕易地化身成為一股激烈的「反智」心態。

雖然傑弗遜本人並不「反智」也不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但偶而也有這樣擁護平民智慧的心態。他在一七八七年時寫信給他的侄兒彼得．卡爾（Peter Carr）說：「如果你要一位農夫與一位教授判斷一件事情的是非，則農夫可以作出好的判斷，甚至有時比教授好，因為他並沒受到太多後天人文規範的影響。」15此處傑弗遜其實只是表達了十八世紀時流行的一個觀念：上帝給每一個人必要的道德判斷力。所以他並不會覺得知識分子比農夫在此事上有更好的能力。可是把傑弗遜這樣的看法再往前延伸一點，我們就可以說任何政治事務其實就是道德事務。16這樣一來也就替否定政治事務上的專業知識這種態度打下了基礎。

如果農夫對於道德的判斷與教授一樣好，則他應該對於政治的判斷也會很好。於是我們就可以說（此處，傑弗遜不會同意）農夫其實不必向任何人學任何東西，也不需要學問好的人來領導他。如果從這種立場再更推衍下去，就會得到一個結論：像教授一樣的人不會是個好領袖，好的領袖應該向沒受多少教育的平民百姓圈子中尋找。很諷刺地，傑弗遜自己就受到這樣觀念的波及。而後來，這種觀念也變成傑克遜式（Jacksonian）民主的最重要信念。

傑克遜主義乃是美國政治史上第一個強有力與影響廣大的「反智」運動。它對於專業知識的不信任，對於中央集權、菁英掌控的痛恨，希望消除那些優勢階級的影響力，以及人民當然可以輪流當家的信念，在在都打擊了美國繼承自十八世紀思潮的菁英治國觀念，同時也是對公眾生活中知識階級所占有的角色的否定。雖如此，當時還是有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的，站出來支持傑克遜主義──人數甚至多到可以駁斥所謂「智識分子必然反對任何有利於平民擴權的運動」這個說法。雖然文藝知識界的人還是偏向維護他們原有的文化風格，且這個圈子依舊由輝格反對派（the Whig opposition）當家；但是當歐蘇利文（John L. O’Sullivan）創立《民主評論》（The Democratic Review）時各黨各派的人也都來捧場寫稿。雖然新英格蘭那些頂尖的名士們對這運動漠視或不屑，許多著名的文人例如布朗遜（Orestes Brownson）、布萊恩（William Cullen Bryant）、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庫伯（James Fenimore Cooper）、霍桑、鮑丁（James Kirke Paulding）與惠特曼等人都程度不一地支持這股平民民主運動。17

歷史學家班克羅夫特也許是這批文人支持者中最著名的例子。在麻州的人民民主派陣營中，他們覺得需要一位士人來領導，以便對付敵對派系中的若干籍籍無名之士。班克羅夫特於是在三十多歲時就成為他所屬政黨的領導者。他被任命為波士頓港的關稅總監，又成為海軍部長，後來甚至作了駐英大使。他的地位使得他得以推薦霍桑成為波士頓海關官員，也使得布朗遜成為航海醫院院長（雖然他立即就後悔了）。但霍桑的情況適可作為知識分子被重用的反例。他總是低就一些遠在他才能之下或是令他生活拮据的工作。例如在海關他就充當量秤員或丈量員，這是他以歷史學家身分尋求加入南極探險隊不成後所換來的工作。之後他想要當郵局總管，但是政府只給他海港測量員的工作。最後，當他完成了大學同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的競選用傳記後，他被任命為駐英國領事，但只是到次級城市利物浦。總而言之，傑克遜式平民民主運動風潮所追求的知識分子與平民百姓間的「和解」（rapprochement），其效果遠不及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風潮期間或是新政（New Deal）期間之所見。

一八二四到一八二八年間傑克遜與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8間的對立，充分說明了不同政治理念帶來的巨大差異。亞當斯政權顯示出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具有知識分子的氣質的確不適任政治領袖。他算是老派仕紳出任總統的最後一人，因此也變成舊秩序的象徵與對知識分子不滿的風潮的主要受害者。他曾就學於巴黎、阿姆斯特丹、萊頓、海牙與哈佛。也曾是哈佛的修辭學與演說術的教授。他曾想要致力於寫史詩，同時像傑弗遜一般，他也對科學發明具有興趣。他曾經擔任美國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長多年，也在出任門羅總統（James Monroe）19的國務卿時完成了一份至今仍為經典的度量衡表之科學報告。亞當斯相信如果這個新的國家不致力於發展科學與人文，那就無異於「將才智之士埋藏於土中──那也是對上天賦予的神聖職責的背叛」。他與華盛頓、傑弗遜與麥迪遜一樣誠摯地希望，聯邦政府能夠成為這個國家發展教育與科學的推手與中心力量。當他提議把華盛頓特區變成文化重心時，遭遇到了平民民主潮流的反抗，因為他們不喜歡中央集權化的推動模式。

亞當斯第一次對國會演說時，提出了一項對企業界有利的內政計畫，也就是增加道路與運河的修築，同時也公布知識分子會歡迎的數個計畫：例如在華盛頓成立一所國立大學、國立海軍官校、國家天文台、接續「路易斯與克拉克探險」（the expedition of Lewis and Clark）之後的「大西北開發計畫」，國家專利標準局與獎助科學發展的國家科學委員會等。

亞當斯的風格理所當然會冒犯傑克遜所依靠的庶民民族主義。亞當斯指出，歐洲國家雖然在自由上不及美國，但是它們卻鼓勵科學，他甚至敢於冒大不諱地建議美國應該在這方面向法國、英國與俄國學習。在當時就如同現在一樣，這樣的國際化智識主義並不受到大家歡迎。亞當斯在藐視了民族自尊心後，又繼續藐視平民民主與大眾文化，他建議大幅增加科學研究經費。他甚至火上加油地呼籲國會領袖們不應該「自縛手腳且向世界昭告美國的代議士們一直受到選民意向的箝制」。更糟糕的是，亞當斯竟然挑釁地宣稱如由歐洲國家的政府捐助設立若干天文觀測台，那這些將會是「天空中的燈塔」般引導世人了解宇宙太空。國會自然暗笑他不識時務，當然燈塔案也就一再地胎死腹中。他自己的內閣閣員也都認為總統的方案會震驚國人──例如克雷（Henry Clay）就認為設立國立大學的構想「是絕不可行的」，同時前述他所提出的設立新部門的提議在國會中能否得到五票都是問題──最後，亞當斯果然放棄了。他的領導風格顯然過時了。漢彌爾頓、華盛頓甚至傑弗遜都對全國範圍內的中央集權措施很感興趣，而且都懷具了東岸仕紳們一貫會有的一個想法，就是對領土不斷向西擴張一事上需加以管控。可是整個國家發展得太快，不可能在此事上面加以調控管制。所以當在政治上這些領導人已過時之際，知識分子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20亞當斯算是美國十九世紀最後一位主張獎掖科學發展的總統，也是最後一位認為聯邦政府有責任鼓勵各種學術智識的總統。

如果他算是舊派，傑克遜就是新派，而在一八二○年代的政治上他們之間的差異就代表了美國的過去與未來。美國一直都在嘗試脫離它的歐洲源頭，美國人慣以為歐洲已經「腐敗墮落」（decadent）而美洲大陸尚是純潔自然，他們害怕自己的文明會朝向高度「人工化」（artificial）發展而遠離了「自然」（Nature）。傑克遜的追隨者讚揚他體現了「自然人」的「自然智慧」。他們除了稱讚他是「紐奧良之役」英雄，戰勝了那些有教養的英國人組成的凶悍軍隊外，他也是庶民所具有的勇氣與力量的代表。大家認為：傑克遜很幸運地避開了有害於「人類的直觀與想像力」的正規教育；他是一位實際身體力行的行動者，「在大自然學校中受教育」，完全不會受到人工文明的制約；「幸運地避開了學校教育所施予的訓練與使用的語彙」；「他的思緒不受到學院中人士之玄想的干擾」；他有著不凡的「素樸直觀能力、實際生活中的常識、區別與判斷的能力，這些都比一位飽學之士的學養來得寶貴」，因為他無須受制於「複雜的三段論法邏輯，或是分析式理論的制約，或是邏輯演繹的引導」，他只要靠著天生的直觀能力就可以「如閃電般地有靈感且找到指引方向」。21

班克羅夫特身為教育家一定對此情況感到挫折，因此他對傑克遜的所謂「素樸心靈」（unschooled mind）作了這樣的評論：22

大家看著吧，這位西部未受教育的人，荒野中的孩童，隱世的農夫，沒讀過書、未通曉科學或歷史，經由人民的擁戴而進入權力頂峰，身居共和政府最高職位……他會給國家帶來什麼政策？他會從他的森林中帶來什麼智慧？他的心中會憑靈感迸出什麼行事準則？

面對這樣一位從森林與大自然習得知識的平民英雄，亞當斯看起來就像是「人工的」──尤其是他身上掛著那屢屢出訪國外的經歷與良好的教育背景。雖然一八二四年亞當斯贏了選舉，但是傑克遜已經是非常受歡迎的候選人了；所以當四年後這位將領再度挑戰亞當斯時，結果可想而知。在這次困難的選戰中，亞當斯只有在新英格蘭地區贏，此次的競爭被人形容為：

亞當斯能寫，但傑克遜會打仗（John Quincy Adams who can write And Andrew Jackson who can fight）

傑克遜的競選發言人攻擊亞當斯是個陶醉於自己世界的貴族，過著奢華的生活。最糟糕的是，在素樸對人工這樣的二分法下，亞當斯的學養與政治歷練此時被看成是減分而非加分。一群傑克遜的支持者宣稱亞當斯的學養並不會使國家更好：23

我們都承認他學養好，但是這些知識我們懷疑是否有用……我們承認自己著迷於下面這首英國詩人所說的心態：

所謂智慧就是在每日生活中所習得的經驗，

而不是從歷史書中傳遞下來如此遙遠、微妙又模糊的學說。

傑克遜將軍正是這種智慧的代表。

傑克遜的另一位支持者比較兩位候選人的過去行事紀錄，提出了這樣一個尖銳的比方：

傑克遜創造出法律，而亞當斯引用它。24

傑克遜終於大勝亞當斯。如果說這是「行動派」戰勝「知識派」會有點兒誇大，因為選民認為他們是在貴族與民主間擇一。在雙方陣營的形象戰中，貴族往往被與陳腐呆板的知識相連結，而民主卻是與天生直觀能力與行動力結合。25

4.輝格派向民粹屈服

雖然傑克遜的擁護者強烈訴諸平等與「反智」的情懷，但他們絕不是唯一的。因為不獨傑克遜主義主張平等，全國皆然。兩黨政治的競爭使得深獲選民喜好的路線不可能由某黨獨占，因為對方會仿效。傑克遜的對手黨即使再不喜歡一八二八年他訴諸民粹的路線與風格，也還是會學著照抄。黨內的領袖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失勢。

黨內的領導者在應付地方要人──那些推動興建水壩、運河、公路與誓言提振製造業的意見領袖或政治掮客──時所一直面對的問題是：他們必須試著與民眾站在一起而且不能在某項議題上冒著失去民心的風險。政治人物如果能夠不與民眾脫節，卻又能明智地施政及在企業圈打轉那就是個大大的優點。26克雷（Henry Clay）很有政治能力，也具有若干公眾英雄人物應有的特質，但是迄一八三○年代初時他在政壇已太久了，大家都熟悉他的政治立場，也認為他與亞當斯太過接近。黨內的大老中看到這問題的是偉德（Thurlow Weed），他當初是靠著反共濟會（anti—Masonry）的強烈平等主義民粹情緒而出頭的，而成為最著名的輝格派，但稍後又成為共和派的黨內大老。但是這批反傑克遜的人始終徘徊擺盪，找不到最理想合適的路線風格，直到原本出身於傑克遜陣營的克羅凱（Davy Crockett）出現後才得以解決。

身為拓荒者、獵人、軍人與田納西州西部墾殖者的代言人，克羅凱成為美國民間傳奇人物，他的自傳也成為美國拓荒地區的茶餘飯後題材。他不以自己的貧窮與教育程度為恥，靠著自身的特殊人格特質投入政治。近三十歲時，他來到田納西的屯墾區，被指派為保安官（justice of peace），接著又被選為當地民兵的團長，然後就被選入州議會。一八二六年時，有人建議他何不競選國會議員？他就用他經歷的一些有趣事蹟當作競選文宣，結果竟然當選。於是大家都知道田納西州有這麼一位眾議員「能扛著一艘汽船，站在密西西比河中，並輕易地收服那些不法分子」。他以一個鄉野之人站在國會殿堂演說也不害怕，因為「他能夠鞭笞馴服任何人」。

克羅凱很驕傲他能代表鄉野氣息與自然純樸。在一八三四年出版的自傳中，他很得意地述說他在田納西州議會所留下的法規，因為當時他甚至「連自己名字也不會寫」。他說「我的判斷絕非來自教育或法律知識，我根據通俗的正義觀與天生的直覺來決定人與人間的事務，我一輩子沒讀過任何一頁法律書」。27他篤信常識可以解決問題，這由他成功處理的許多法案可證明，但他還不以此為滿足，他蓄意地要打擊智識體系的形象。他曾在國會說：28

有一些人邀請我去麻州劍橋，那裡有很好的大學，授予人名銜。我不想去，因為他們可能會要強加給我一個文學博士的頭銜才讓我走。但我還不想換現在這個「美國眾議院議員」頭銜，它意味懶惰打瞌睡的蠢蛋，我的選民們一定會這樣翻譯這個頭銜的，但他們知道我從不會接受任何學位頭銜，除了一個「頭腦尚稱清醒」的學位外，因為我不會追求名不副實之事……

克羅凱於一八一三至一四年時曾在傑克遜麾下從軍，也曾以田納西傑克遜派代表身分初入國會以及代表該州偏遠西部的拓荒者，他們的處境其實就像他當年一樣落魄。但不久後他發現這兩個身分有衝突。由波克（James K. Polk）領導的一些田納西州的人，希望聯邦政府將該州西部割一塊荒地來設置教育機構，此時教育與貧窮墾荒者的利益無可避免產生衝突了，克羅凱身為這些墾荒者的代表，自然反對波克之提議。當初北卡羅來納大學的設立已經使他的一些選民失去土地，所以克羅凱表示波克的提案會同樣地傷害若干擁有土地者。他指出，他的選民都不會受益於大學的設立，因為他們都不會去上大學。他又說道：「我們只希望能有一間鄉村學堂就可以了，大人們冬日農忙畢去讀點東西，而小孩子可以終年去上學。幸運的話，我們學期末可以抓些浣熊作皮草或帶點什麼小東西給老師作為學費……。」29

克羅凱在國會表示他並不反對教育，但是他必須為他代表的選民利益發聲，這些選民過著「身上混著汗水與土壤的生活」，而現在唯一安身的小屋與土地要被州議會徵收，為的是「蓋學校給有錢人的小孩讀書」。30

我必須重複，我堅決反對此案，不是因為我敵視教育，而是教育不應以犧牲公平來完成。大學教育制度區分了階級，它讓有錢人子女優越於窮人子弟。我的選民們的子弟從來沒看過大學裡面長什麼樣子，以後大概也沒機會……如果透過接下來的法律程序他們被剝奪了現在僅擁有的家園，我無法在此沉默不為他們爭取公平。

在此，我們聽見了對早先曼寧觀點的重複：公立學校提供所有民眾基本教育，而大學卻是富人的專利。但對美國社會來說，高等教育與一般民眾的教育如今被對立起來看待，實在是一件可悲之事。但對於亞當斯─克雷派的人來說，因為他們一直處於傑克遜派人的巨大壓力下，現在田納西州的傑克遜派自己分裂了，這無異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所以當他們知道克羅凱的事情後，趕忙去接觸他，想利用他對傑克遜總統長期的不滿與他們自己陣營的分裂而拉攏他加入反對傑克遜陣營，因為這陣營內如果有一個拓荒的平民派人士出現，對傑克遜派會是個有力的牽制。美利堅銀行（United States Bank）總裁畢德（Nicholas Biddle）的朋友克拉克（Matthew St. Clair Clarke）先生，居中牽線了克羅凱與全美國的反傑克遜陣營，這個聯盟至遲一八二九年已成形，而於一八三二年就鞏固了。於是有人開始為克羅凱撰寫國會演說稿，他那著名的自傳有若干部分也是他口述而由專人捉刀。31一八三五年時克羅凱發文攻擊布倫（Martin Van Buren），這成為了一八四○年民粹的輝格風潮的前奏。

到了一八四○年為止，輝格黨32內已被民粹言論占領。克羅凱因侷限於鄉野地方出身而且性情不穩定沒有作總統的格局素養，所以他就跑去德州，在阿拉摩戰役（Alamo）33中身亡，因此被塑造成神人形象。在一八三六年的總統選舉中，像當年的傑克遜一般，哈里遜（William Henry Harrison）是一位與印地安人作戰的英雄，大家認為他有大眾緣而推他出馬。雖然他在一八一一年與印地安人作戰其實是慘敗，但是健忘的選民看見包裝美化後的競選文宣後，還是認為他像紐奧良之役的戰鬥英雄希克里（Old Hickory）一樣偉大。雖然實際上他住在俄亥俄河邊一棟類似豪宅的屋子裡，一八四○年的選舉他還是用平民化的形象獲勝。事實上可能是因為經濟蕭條，所以對他的對手布倫不利，但是輝格派的確是使用了醜化污衊對手的方式來打選戰，就像十二年前傑克遜對付亞當斯一般。賓州眾議員歐格理（Charles Ogle）在眾議院發表了一個精心設計的演說，叫做〈總統官邸的王室氣息〉，這個被廣為印行流布的演說已為這次選舉定調，就是貴族平民之爭。他對白宮花費三千六百美元整修房舍一事大作文章，而誇大其詞地對眾議院同僚虛構布倫的奢華生活場景，卻絲毫不提在一八二八年亞當斯受到的同樣質疑。這個長篇大論疲勞轟炸最後來到高潮，歐格理指控布倫在白宮裝設了巨型的澡盆，好比羅馬皇帝卡拉卡拉的巨型大缸之浴場般（the baths of Caracalla）。34

一八四○年有一面輝格的旗幟上寫著：我們甘願臣服（We stoop to conquer）。這些輝格派原本是有教養與愛挑剔之尊貴人士，當初極力反對普遍選舉權，而現在卻開始自稱是平民的朋友，不顧一切開始採用一些不怎麼高雅的競選手法。許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都在過去的較含蓄的政治競爭環境下長大，許多話他們說不出口，但是他們現在卻在媒體所稱的「克羅凱路線」上行進。有一位南方出身良好的保守派紳士勒家雷（Hugh Swinton Legare），暫時放下了他的身段而進行旅行演說。而一位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先生竟也說道：「雖然沒有這樣的好運在小木屋中誕生，但我的哥哥姊姊們卻是的……我每年都會回到木屋探訪，也都會帶小孩去，好讓他們知道當初這種生活所養成的儉樸堅毅性格。」所以任何人如果現在叫他是貴族，則這個人「不僅說謊，而且是懦夫」，韋伯斯特準備跟他打一架。克雷也私下說，他「很遺憾現在必須順應風潮而投這些鄉村人民之所好，去順應他們的感情與感覺，而不是理性與判斷」。

輝格黨派中有些對自身形象較敏感的人，可能不習慣滿口說這些為了競選而降低身段的俗民語彙，但是如果他們要留在政壇，他們不可能完全不理這個需求。也就是說，因此美國政治上的仕紳階級正在進行彷彿集體自殺的行為。亞當斯在華府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後，感嘆地說道：「在這場喧譁的選舉中，產生了人的氣質與習慣的革命性轉變。」35這個過程開始於數十年前，而他自己一八二九年選舉失敗從白宮退位就正好是此現象最慘痛的象徵。迪克斯（Morgan Dix）評論道：「我們歷史上第一次直接訴諸中下百姓，不論以多粗俗低下的方式，投其所好博其歡欣，以求勝選。從那天開始，這種趨勢就停不下來了，最後甚至出身於良好家庭都成為了阻力，連被稱為仕紳也會有負面的效果。」36

5.官位標準的改變

比較理智清醒的階級持續地從政治撤退，而黑奴問題與階級的矛盾更加速了這狀況。在一八三五年時法國的托克維爾，就曾經評論過這種「庸俗氣味」（vulgar demeanor）與國會議員出身的低落。如果他一八五○年代再回美國看，他一定會發現這種退化更顯著。一八五○年代美國的海軍部長（John Pendleton Kennedy）寫信給他的叔叔，「你看看那些在檯面上的人之言行足以讓人稱道嗎？……仕紳這個詞幾乎已經完全從人們的腦海中消除了！我們如果還保有任何仕紳的特質，也不見容於今天的世面了。」37在一八五○年時，波文（Francis Bowen）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發表文章，宣稱國會參眾兩院「都變成吵雜紛亂的辯論俱樂部了」。38

威脅與誇大的言詞取代了以往冷靜與優雅的辯論，國會山莊的議事廳裡面亂象叢生，讓人慚愧；現在國會的名聲已經壞到很不堪：已是所有文明國家中堪稱最無功效、混亂、無助的立法機構。

喬治亞州的眾議員童柏（Robert Toombs）深表同意。他寫信給朋友時說道：「這一屆的國會素質之低落未曾見過……其中大量混雜了政治掮客、酬庸者、沒有固定教區的牧師及巡迴牧師等人，他們不但沒有智慧與知識，連禮貌都很差，所以預期這屆我們很難有好的法案出現。」39到一八五三年時，甚至必須立法禁止國會議員藉著質詢勒索政府，或是收取賄賂。40在一八五九年時，國會素質的低落到達頂點，因為甚至連議長都選不出來。約翰．昆西．亞當斯之子查理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那時正好在華府探視他當眾議員的父親，他事後回憶道：41

我對參眾兩院的記憶很深。兩院都讓我印象不好。眾議院是個嘈雜喧鬧的場所，就像是一個拓荒時期的聚落場景。派系林立，而且野蠻無禮的舉措到處可見。威士忌、咳痰與藍波刀成為議院裡的三樣代表現象。紐澤西的潘寧頓（Pennington）議長，是歷來最無能的議長，他最後只有靠這三樣來主持會議。

在美國成立之初，居高位的人可以輕易地任命有才幹的人至某些職位，但這並非如表面看來這麼地不民主，因為被任用者常是出身低微，所以也符合社會公平。例如在一八○八年傑弗遜總統寫信給一位叫做弗特（William Wirt）的人，他是一位律師及散文寫作者，從開一間小客棧的移民家庭出身：42

這封信的目的是……想請你來國會工作。國會是這個國家的最重要舞台，也是要進到政府職位的敲門磚。以你擁有的名聲、才智與正確的觀念，只要小心審慎，你就可以成為眾議院中共和派的領袖。經過一段時間鍛鍊後，你就可以選擇進入軍事、司法或是外交與其它政府體系工作，只要你喜歡的地方就可以去。你現在是我們國家的最優秀人才，所以保證你可以獲得最好的工作。

數年後當傑弗遜過世後，這封信中所展現的任用人的自由與自信已不復存在。在政界尋求發展的方式已有所改變。政治人物面對群眾時能展現的魅力，遠比他的才能是否折服同僚或長官來得重要。許多人是因為由下到上的選舉出頭而非經由從上到下的政治甄拔得以出線。

選舉出身者的素質與擔任公職者的命運息息相關。美國公務員的任用規範，乃是由華盛頓為聯邦派所建立的，後來又由聯邦派與傑弗遜派共同支持施行到一八二九年為止，這是一個「由仕紳管理的政府」。43若從當代歐洲政府行政的觀點來看，華盛頓的用人標準雖有黨派屬性，可是算是高的；他要求能力，也重視個人的人品與名聲，「希望所用之人都能增加聯邦政府的聲譽與榮耀」。從一開始，就強調選拔人才的區域平衡，也避免裙帶關係。到一七九二年時忠誠度已經變成重要因素，但是尚非關鍵，正如華盛頓的繼任者亞當斯所言，「華盛頓總統任命了許多色彩鮮明的民主派與革命派人士」。44選拔人才進入聯邦政府服務最大的障礙在於薪資太低，這是由於民意的要求，而從一開始起政府公務員的社會地位就不高，所以對就業者吸引力不大，即使內閣閣員的位置亦然。當傑弗遜代替聯邦派入主白宮後，他為了降溫選舉時期引發的激情與動盪，也避免選後大規模人事改組讓人心不安，為了這些政治理由所以儘可能讓聯邦政府不要大量換血；因此除了那些最激昂最敢言的聯邦黨人被換掉外，其它人只要保持緘默都可以留住工作。雖然傑弗遜的理念是用人要黨派平均分配，但是官員們的甄拔管道大抵還是維持不變。舊的選才標準要求品德與操守還是依舊保留。傑弗遜帶來的所謂「一八○○革命」其實在行政上沒有大改變。而選拔人才的標準維持不變才是值得注意的事。45

但在此同時，在某些州政府的層級上，用人根據黨派屬性與酬庸開始流行，尤其是賓州與紐約州。職務輪替的概念開始從選舉獲得的公職擴展到政治任命的職位。由於選舉權的普遍化與平民化的熱潮，舊的行政傳統被公然的黨派酬庸與分贓所替代。職位依勝選黨派而輪替固然符合民主的原則，但傑克遜派的人把它看成是一種社會改革，而不是對於行政效率的阻礙，他們更把因選舉結果得以進入政府任職看成是平常百姓的社會流動機會。他們認為，依選舉而更換政府人事，可以避免產生一個不民主且長久不替換的官僚階級的產生。所以他們認為官員的整批替換並不是行政上的弱點，反而是民主的好處。一八二九年傑克遜總統對國會的年度國情演說上就把這觀念作了最正式的表達。

傑克遜認為即使個人的人格良好可避免腐化，但是長久在位的人卻容易產生不良心態或習性，有損公益。長久在位的人，「會把職位看成是財產的一部分，也會把政府看成是他個人利益的來源而非服務民眾的工具。」不論是因為明目張膽的腐化或是正確觀念的逐漸變質，遲早政府的目標會從具正當性的變為以私害公服務少數利益的。傑克遜並不擔心新換上來的人經驗不足，「所有政府職位的職掌都是明訂清楚的，所以任何有腦筋的人都可以很快上手。」讓人久居其位的弊病要大於任用有經驗者的利益。我們從這些話語中可看出傑克遜要把政府職位隨著政權交替而開放視為民主機制的一部分，也要打破政府職位被視為私人囊中物的舊習。他把政府職位更換看成是「共和政治的首要理念」。46

所以這個問題現在很清楚可以如此陳述：政府官位以往被大家看成是一種私人財產或利益，而傑克遜要把這種財產分享。他對於官位的看法正好也可類比於他對於經濟的看法。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或經濟資源之分配決定了這社會的動能或發展潛力，那麼傑克遜的敵人們可能沒有看到一些隱性的潛在人力資源。傑克遜認為政府執掌很清楚單純、以致任何人可以很快上手的這個信念，會使得我們惡意忽視專家與經驗在某些複雜公共事務中的角色。47正如同仕紳與仕紳風範因為選舉的關係而被時代淘汰，同樣地，專家們、甚至能力勉強夠格者，其在政府中的空間也因黨派競爭與職位更替制度而被限縮。決策與管理過程中，訓練與專業智識的角色完全被忽視了。很不幸地，當初公共生活中智識的地位取決於仕紳對於教育與訓練的重視程度，但是隨著仕紳政治命運的墜落，它也一併崩解。在十九世紀的美國，這是一盤糟糕的局。

第七章改革者的命運

第八章專家的興起

1.「進步時代」的來臨

在腐敗的「鍍金年代」（the Gilded age）1知識分子與權力間的疏離讓改革者很沮喪，但這情形到了「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2就突然終止了。因為美國此時進入了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新階段，過去致力於發展工業、不斷擴張在北美大陸的領土以及賺取外貿盈餘這些目標，現在已與另一些新目標齊頭並進，例如對於因快速發展而出現的巨大企業與利益團體作出更人性化的處理與加強管理。美國現在似乎亟需精神理念的指引，例如希望能夠以基督教的道德原則來面對若干社會問題，這些原則一直深植於美國的立國信念，但卻少見於實際的生活中。對於這些，大家覺得需要自我檢討與分析。到了此地步，之前改革者一直呼籲實現卻徒勞無功的「善治」（good government）原則，現在似乎有點希望了。

但即使是這些「善治」原則本身，很可能也須作些修正了：文官制度的改革者對於何謂良善政府有很特定的看法，但是這麼少人支持他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從來就解釋不清楚為何這樣的看法是對的。而現在愈來愈多聰明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知道為什麼了。工業鉅子與政治掮客們現在權力太大，所以有需要讓他們的行為合理合法並受到政府的控制，這種淨化政治的努力首先要靠強化政府的行政機能與管控能力。如果政府的職能愈來愈大，專家的需求量也就增加。為了民主政治的更好發展，過去那種傑克遜式對專家的懷疑心態必須改變。過去一直存在的知識分子與平民民主間的隔閡，現在似乎逐漸消失了──專家們現在開始尊重民主，而平民們也開始尊重專家了。

在此時新的社會狀態也開始成形：整個社會大眾都認知到美國現在正處於一個轉型期。整個社會對此的反省開始在日常生活上體現出來。知識分子既是專家又是社會批評家，所以他們開始回到社會的中心，這是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政治所未曾有的現象。但是在國家事務上，知識分子之角色地位回復的方式並不若先前的改革者所預期。過去，這些改革者認為心智的能力與階級相關，所以他們之前總是抱怨他們的心智能力未受到國家重用，因為人們並未尊重與服從他們；這樣的想法當然異常保守。而現在，對於心智能力大家有新的看法，認為不是依照階級而定出誰的能力高，而是依照事實上對這個正在快速發展與改革中的國家，能作貢獻的多寡來決定。現在大家決定衷心尊重智識，不是因為傳統的保守主義價值觀的緣故，而是因為它的確能夠幫助與導引改變。因此，進步時代中社會批判與行政革新的方向，不在於海斯與加菲爾時期對於公共行政的見地，而是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時期福利國家的觀念了。

無疑地，進步派人士所創造的與其說是一個嶄新的行政體系，不如說是一種革新的氛圍。在那段時期特殊的道德與智識氛圍下，智識分子與整個社會或是政界領袖有了更緊密的關係。有些知識分子是從政壇外部進入的，但是有很多是原本就在政治圈裡面，現在受到的尊重與待遇比其前輩要好。現在有知識的人在政治圈中受到重視了──老羅斯福、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羅吉（Henry Cabot Lodge）、貝立芝（Albert J. Beveridge）與拉福耶（Robert M. La Follette）等。但是在進步時代的政治領袖中，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一人獨自地延續了平民政治中「反智」的傳統。3在進步時代中，拉福耶雖然不像他的某些同僚一般是如此知名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卻擁有特別的地位，這是因為他帶領建立起對知識分子信任的態度。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在擔任威斯康辛州長時，成功地整合州政府與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群間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到華府就任參議員時帶去的一群有效率、有研究發展精神的幕僚令人耳目一新。拉福耶從一開始從政，就破除了普藍克所散布的謠言，也就是大學學歷在政治上是無用的。他第一次競選時就任用他的同學，打造出了一個非常好的政治機器的領導核心。如果老羅斯福已經證明男子氣概與智識可以共存，那麼拉福耶證明了智識在政治上是有效用的。

2.「威斯康辛構想」

進步主義的浪潮從地方層級擴展到州，最後到了全國的層級。在州的層級上，嶄新的管理制度與單位首先被導入，而且專家被邀請參與立法過程。專家政治的試驗場不是華府，而是各州的州政府，特別是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Madison），它成為專家出來為人民與州服務的第一個範例。拉福耶在威斯康辛州的實驗，無論其成敗或是激起的反彈，在在都成為了日後在全國範疇上進步時代政治的先驅，也是「新政」以智識擘劃國政的雛形。威斯康辛州的試驗特別具有意義，因為它對於知識分子與專家參與政治的角色，從開始到結束有了完整的示範，而現在大家也已經熟悉如下的週期循環了：第一，變遷時代來到，大家對現狀不滿，所以需要這些人來改變；第二，知識分子與專家已經被等同於他們所帶來的改革，但當人們對改革的功效不滿時，就會對改革本身不滿。企業界是首先會表達不滿的，他們不願政府干涉、抱怨改革成本太高，也企圖用各種理由鼓舞大眾反對改革，包括反智主義在內。最後，改革者會被踢出政壇，但某些改革卻未必被取消終止。

第一波形成「威斯康辛構想」（the Wisconsin idea）的因素在一八九二年出現，那是當一個嶄新的「經濟、政治與歷史學院」出現在威斯康辛大學時。這個學院是由年輕經濟學家艾力（Richard T. Ely）所領導的，而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與張伯倫校長（President Thomas C. Chamberlain）乃是這整個運動的領導者，他們希望讓威斯康辛州成為中西部各州在提倡社會科學上的先驅典範，因為他們覺得社會科學可以幫助了解與管理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所形成的複雜工業社會。在他們的構想中，要把威斯康辛大學規劃成一所訓練政府行政與改善公民意識與行為的中心，而且最終變成能有效服務該州全體居民與州政府的機構。

同時，這所大學應完全超越黨派，它不屬於哪一黨，而且以服務該州全體居民為宗旨，而不是任何一階級。大學也不從事任何意識形態的宣傳，而是提供資訊、統計資料、政策建議、技術與訓練。當然，也希望這所學府的聲譽會隨著它幫助州民的效能而提升。同時，大學的主事者也並不會去挑戰任何既得利益者。透納在給艾力的一封信中說：「請告訴我有什麼實際的方法讓這所大學可以服務威州的所有百姓？其實這所學校最特別之處，應在於它可以獲得這些死硬派威州商人的支持。」4稍後透納說明了什麼叫做公正地運用學術：

如果我們用科學、法律、經濟與歷史教育等來訓練一些行政官員、議員、法官、或專家等來擔任部門首長，則這些人將會公正地及明智地處理不同利益間的競爭。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在美國是大家所知道的一個現象，所以我們需要一批為全州人民服務的官員，他們可以防杜這些階級所作的爭權奪利行為，並且找出大家共同利益之所在，贏得所有追求美國夢的團體共同的尊敬與信任。這種想法的逐漸流行可在某些州紛紛設置專家委員會一事看出，也可從議會中有大學學歷者增加看出，也可從聯邦政府各機構增加任用大學生看出。我們其實可以這麼說，要有良好的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法案，或是對其執行的成效，就需要讓大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透納繼續說道，但這些角色對於大學也是危險的。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拓荒者民主」（pioneer democracy）一向看不起專家，而專家就必須力駁這種「根深蒂固的懷疑」，他們可依賴「創造性的想像力與人格特質」來克服別人的猜忌。5

直至十九世紀末時，威大已經聚集了一些著名學者，他們研究關於州層級與市層級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也撰寫了若干傑出的書籍文獻。威大藉著在各處設立的分校，普遍地教育威州人民。例如藉著農民組織，威大拉近了自己與農業人口間的距離，也提高了威州耕種的技術水準。但是當拉福耶在一九○○年就任威州州長後，這個威大的產學合作計畫開始有些爭議性了。拉福耶本人是威大畢業生，他認同於懷抱各種理念的改革者們，於是開始採用專家的意見，這些專家分別提出對於稅制改革、鐵路管理以及直接基層選舉等問題的建議。

一個獨立機構「立法圖書資訊服務處」（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隨後加入了威大對於公眾的服務，這是由一位威大充滿幹勁的研究生麥卡錫（Charles McCarthy）所創立的。麥卡錫對這個參考圖書服務的期待就像透納對威大一般，都希望它們提供社會最佳服務，同時也是個獨立於黨派的單位。在鐵路、電話、電報與保險公司興起的年代裡，麥卡錫認為州政府的任務複雜而州議員需要大量資訊才能作出好的立法決策。「所以讓專家來提供資訊是最好的方法。」但這並不是要介入立法過程中正反兩派的較勁：6

我們在威州的部門並不企圖影響任何議員，我們在議案中並不站在任何一邊或支持任何一人。我們只是政府中的一個部門。我們並不介入或導引立法，而只是幫助那些有心為州民服務的議員作出最好的立法，我們提供這些忙碌的議員任何他們所需之資訊，我們呈現出決策者所依靠的事實與數據。

這樣的理想現在看起來既天真又誠懇。拉福耶的政績中還是存留有好些待解決的問題；例如他得罪了那些透納曾經想要接近的商人資本家們，傷害了其利益。更且，在一九○三年後，拉福耶的朋友海斯（Charles P. Van Hise）接任威大校長，他想要把威大變成州政府的一個分支，這個主張觸怒了保守派。再加上全國媒體紛紛報導「威斯康辛構想」（大多數是支持的）時，它們認為威斯康辛是一個代表著「進步精神」的州，因而誇大地說這是因為「威大在治理這個州」。7

對於其它州來說，這種新聞可能會刺激它們來模仿威州，但是對於威州自身的保守派來說，這就加深了他們原本的疑懼：原來威大是要跟州當局聯手對付他們。其實威大的教授專家們根本不認為他們自己是激進派，也更不認為他們想要大量地主導州政府施政。如果看一下威大在州政府任職的人事統計就可知，大部分的人都是技術官僚（工程師、地理測量師、科學家及農業專家等）而非州政府的政策顧問，而威大的專家主要功能在提供州政府技術方面的資訊而非意識形態。康門斯（John R. Commons）是威大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他說其實威大的教授絕大部分很保守，「除了進步時期外，我從來沒有被諮商過，他們需要我時才會找我。我從沒有主導過任何案子。」8

儘管如此，在稅務、鐵路管制方面與其它事情上，威大的專家們一直被諮商，而許多人也對他們具有的影響力不滿。以往威州重要政策都是在保護某些企業的利益，而往往是經由幾個巨頭密室協商而達成；拉福耶當州長後卻以週六午餐會的方式找威大的校長、院長與一群專家共商政務，他對這種決策方式的改變引以為傲。9在進步時代的政策下失去既得利益的一些企業──事實上許多企業僅僅是受到管制政策可能擴大的心理上自我壓力而已──就認定威大與立法圖書資訊服務處是他們的敵人，正如同鐵路管制委員會、稅務委員會與工商業管制委員會一般。

一九一四年在全國級層面上共和黨的分裂給了威州進步派共和黨人很大的打擊，於是保守派看到了機會。他們擊敗了拉福耶在進步派中的繼任者，而推出鐵路商人與伐木業商人菲利普（Emanuel L. Philipp）選上州長。菲利普在競選時以「反智」的姿態攻擊威大的專家們，並且誓言減稅與改造威大使它不再「介入」政治。他說，一定要把威大徹底「清掃乾淨」，因為社會主義已在那兒滋生，而且學生們帶著不屬於美國的理念畢業。如果繼續重用專家，則威大將持續地入侵政治。將政治交付與專家來管理，無異承認民選的首長不能勝任。如果州政府已經到了承認所有的施政都需要威大協助的地步，則一般百姓豈不應該自認為是近乎「白癡」了？菲利普的攻擊包括了取消麥卡錫之前所支持設立的「法案工廠」，也就是「立法圖書資訊服務處」。

但是當菲利普當選後，他對這些機構的處理沒有競選時所說的那麼激烈。雖然他還是有要求議會關閉「立法圖書資訊服務處」，且把威大若干單位重整，但是漸漸地他變得較為圓融。雖然他限制了威大的擴張與刪減其影響力，可是由於威大在全國有很多廣受人尊敬的支持者，所以他也跟威大校長海斯維持和平關係。即使是麥卡錫也躲過了他的攻擊：因為他發現麥卡錫所聲稱的「保持中立」確有其事，在保守派使用「立法圖書資訊服務處」時他們感受到了這種中立態度。10

其實威大內部從來就沒有對於進步主義觀點一事取得絕對的共識。康門斯說，威大很多人是保守派。不只如此，很多威大的人覺得大學如果介入實際政治，就是對於純粹中立的學術傳統的背叛。一九二○年時派爾（J. F. A. Pyre）對於海斯校長所說的「威大應該成為州政府的一部分」這個看法有所反駁。他說，這種觀點太「唯物論」（因為學校經費來自州政府），破壞了學術自主與中立，最後會對學校造成傷害。11然而多數威大的教授是接受麥卡錫《威斯康辛構想》這本書中的實用主義立場的。他說，經濟學中老一輩的學者「只是純搞些理論，卻從未對於政府施政做過第一手研究」。現在這些老一輩的人被重視常識的專家替代，他們在實務的第一線研究經濟問題然後藉著「實際的事件與資料」來測試理論。12於是，當一般百姓在辯論是否應該讓專家介入施政時，學術圈則在辯論大學的未來應該是朝向實務或是純理論路線發展。

3.學術與社會的結合

進步時代的理念在政治上的斬獲雖然有限，但是它所激起的氛圍卻一直擴散，而這對一直關注美國社會在心靈成長方面狀況的人來說是一種鼓舞。追求智識的風氣拓展了，自由且旺盛的發展，而且政界的高層似乎注意到此點並且也有參與，整個社會亦然。魯漢（Mabel Dodge Luhan）對此時文學與藝術上的狀況之觀察，其實適用於描述美國社會其它領域：「藩籬打破，以前從不互相接觸的人開始伸出觸角互相聯繫；現在有各種聯繫與溝通的方式正在進行。」13在這個彷彿是「小文藝復興」的時代，文學與藝術的基調是「解放」，而在學術上則追求影響力的擴張。處處可見到大家在追求新的自由與新的興趣。凡事都可以被檢討，從鐵路政策到性解放，甚至對兒童進行教育的方式。公眾樂意聽到各種醜聞被揭發，媒體人則評論許多時事代表的意義；牧師與作家們討論道德事務；學者們探究哲學、法律、歷史與政治上進步主義所代表的意義；而技術專家們從學院進入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實務研究上，甚至進入新設立的管制機構服務。

這樣的新理念熱潮並沒有帶來社會革命，到了進步運動的末期，美國傳統上的統治階層又湧現出來，還是像進步運動未出現前般牢牢地掌握著權力，只不過是在台風身段上有很大改變。對學者與文藝界人士而言，台風身段異常重要，對政治人物亦然。這種注重風格的風尚興起，智識分子受益最大，無論是像李普曼、克羅利（Herbert Croly）一樣的公共人物，或是像杜威（John Dewey）與畢爾德（Charles A. Beard）一樣的學者，他們都共同追求一個目標：就是理論與實務間隔閡的消除。一九一四年李普曼出版《疏離與掌握》（Drift and Mastery）一書，就是闡揚此理念。他認為以所學來貢獻於實際社會的發展與運作，乃是這個時代的中心思想。當社會的管理與控制需要某種學術領域提供知識時，這個學門的學者，即使平素研究最抽象理論者也因此產生了重要感與使命感。任何理念都不能再被嗤之以鼻地看成是純「學術」的，因為學術與社會間已無距離。「現在新的形態的教授……到處都是，」有人觀察到：14

有的專家精通鐵路、造橋與地下鐵；有些對天然氣與電力熟知；有些是貨幣與銀行方面的專家；有些對於菲律賓的關稅制度或是委內瑞拉的國界線之分布熟悉、有些人知道波多黎各的工業發展，有些人對於文官制度的分類或是信託業務熟悉。

最重要的是，社會不僅是需要這些專家的專業知識，而且對於這些專家的貢獻給予高度讚賞。15也許有一些觀察家擔心專家政治會侵害民主的精神，偶而也會有一些企業人士因為害怕管制帶來的成本提高，因此抱怨專家的角色太擴張。16但總的來說，這些作為政壇新秀的專家們是普遍得到好評的。馬修（Brander Matthews）一九○九年時寫道：「美國社會大眾對於教授專家們的偏見已經不再，就像對於藝文界人士般。大家慢慢開始承認這些人對於國家的貢獻……這部分歸因於大家現在了解專家與其知識的價值了。」17

更重要的是，連政壇領導人都愈來愈接受專家了。媒體人馬可森（Isaac Marcosson）給老羅斯福總統看了爆料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一本書中所披露的事證，這在那個時代是常見的作法。而結果就是一個有關食物的法案很快地通過了。除了在參議院裡的貝立芝（Beveridge）與羅吉（Lodge）參議員常以自身的「學術涵養」為傲外，現在美國立國以來第一次有些總統也被形容是「知識分子」了。

如果我們細看老羅斯福與威爾遜總統的行事，就會發現兩人各自用不同的方法呈現了知識與權力間的界線。這兩位總統都相信在治國上知識的重要性，但同時，兩人都並非完全信任他們的知識分子同僚。老羅斯福很喜歡新觀念，也喜歡與克羅利、李普曼、史蒂芬斯（Steffens）等知識分子作朋友；任命羅彬遜（Edwin Arlington Robinson）為政府官員；吸引了很多有熱忱抱負的人為政府工作，這個情形已經一個世代沒出現過了，也針對鐵路管制、移民問題、肉品檢查與其它事務諮詢知識分子與專家。因此他可說是從林肯以來，甚至從傑弗遜以來，在公共事務上最為重視智識的總統。布萊斯爵士（Lord Bryce）談到老羅斯福總統的成就時，承認「從未在其它國家看到像當時美國這麼有效率、有智慧又熱心服務的專家群，他們比在華府的一班文官或是軍人對於國家都來得有貢獻。」18這看起來完全就是上一代的改革者們所希望的政府。

但是老羅斯福也有因為看起來像是一點小事而對他的知識分子朋友發怒的時候，面對不同意見時他顯得有些自命不凡。他對於日漸累積的許多溫和的抗議之嚴重性確實誤判了──例如，他對那些揭發醜聞者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對社會來說是危險分子，因為他們會累積「革命情緒」。雖然除了他以外，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可以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對於智識在我們生命中的角色地位的看法卻是愛恨交織的，正如同中產階級中受過高等教育的那些人一樣──而他們唯他馬首是瞻。他重視智識能力，正如他重視企業能力一般，當然，他對於智識能力的重視是更堅定的。19然而他對於所謂的「人格」之重視卻勝於兩者。誠然，他代表了美國人在政治上與生活中對於人格的重視勝於智識的立場，而且此立場常認為這二者是相對立的。他的著作中常提到此點：「對一個民族或是個人而言，人格遠比智識重要。」「正如同力量較美麗來得重要，人格較智識重要，甚至天才亦然。」「我多麼希望能提醒國人，千萬不要落入對於智識的盲目崇拜，尤其是缺乏道德責任的智識……」20老羅斯福這些話的問題不在於它們是錯的，而是它們毫無意義（除非他真的認為美國人現在正在崇揚智識而犧牲掉道德），因為當時正是美國進步主義思潮的高峰期，社會上的道德觀念很強烈。

大家都認為威爾遜當總統後為這個職位帶來了學者氣息，當然這樣有優點也有缺點；很少研究他的人會認為他個人的人格特質很適合擔任美國總統。他個性很嚴肅、一點也不浪漫，但是這可能是長老教會的影響而不是因他是學者，更有可能是因為他自己天生性格使然。他完全是個老舊時代的學者與知識分子。在一八八○年代末期，他出版了《議會政治》（Congressional Government）與《國家》（The State）兩本精彩的書，但此時他的學術生涯幾乎已停止。他在品味上、思想上與閱讀的書籍上幾乎像是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紳仕的美國南方版，他的觀念都停留在美國劇烈變化之前的時代。他相信小型企業、競爭性經濟、殖民主義、英國清教徒白人至上主義，以及男性才應有投票權等思想，但在他的時代這些早就飽受抨擊了。他受到白吉浩（Bagehot）與柏克（Burke）的啟蒙，但是卻恰恰錯失受到世紀末批判思潮爆發的影響，而這思潮一直延續到進步時代。在一八九○年代時，他正在學而優則仕，企圖拉近學術界與一般人之間的隔閡。而當許多他學術界的同僚正試圖擺脫鍍金時代知識分子的自滿神情時，威爾遜卻以等待被奉承的態度來跟一般平民演說。從一九○二年他接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後，他就與當時的思潮脫節了。一九一六年時他坦承：「十四年來我沒有讀完過一本重要的書籍。」21可以想見，在政治生涯的歲月裡他並沒有受到當時最創新的思潮之影響，他的思想絕不會受到那時知識分子的重視。

無可諱言，一九一二年威爾遜當選時，他受到了對老羅斯福不滿的知識分子的支持，他們認為毫無疑問威爾遜具備了貴族的氣味。但是在一戰前，學界出身的威爾遜並沒有一如大家期待般在政治上廣泛重用知識分子。更且，他一向不信任所謂「專家」。與羅斯福或是拉福耶不同，他從不認為專家是改革的推手或是執行者，他反而認為他們在為大企業或是利益團體服務。

大多數進步時代的理論家都將由大企業控制的政府與平民政府相對比，而後者雇用大批的專家來管制企業的不當運作；但是威爾遜卻是將大企業、利益團體與專家三者視為一聯盟，而與之相反的乃是平民政府。他與老羅斯福相反，他認為參與控制大企業的專家到頭來都會變成被大企業收買控制。在一九一二年競選時，他說：22

我害怕的是專家政府。老天爺禁止我們民主國家的人民自己不管理政治，而把政府交由專家管理。如果我們國家困難的事情都被交由一小群專家用只有他們知道的科學來管理，我們都不用參與，那我們算什麼？如果我們不了解政務，那我們就不是真正自由的人群。那我們就應該暫時拋棄我們的自由制度，去找一個人好好問一下我們到底是誰？我曾經在一個工人的酒吧裡聽過最深刻的對於時事的辯論，因此一個人每天忙於謀生的話，他是不會用華麗的語言而是用事實來討論事物。所以我只對事實有興趣。

威爾遜常去工人酒吧而且討厭華麗的詞藻，這當然是很特別的現象。總的來說，他在內政上的立場與作為的確是如上一段話所言。但是無可避免地，在他任內專家在政府事務上的角色逐漸加重，23正如十年前迄今就一直如此。例如他也向布蘭戴斯（Louis D. Brandeis）尋求經濟政策上的建議，因為後者的企業競爭理念正好合他胃口。但是稍後他又屈服於波士頓上層階級（後灣區）與企業團體的壓力而將布蘭戴斯趕出內閣。基本上他會向不同類型的人尋求意見，像是一向崇拜他的秘書圖穆提（Joe Tumulty），這個人對於政治運作與媒體關係非常在行；或是他充滿進步思想但卻不聰明的女婿麥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而最重要的策士，是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這個人聰明而周到，最善於體察總統之意、承他歡喜作些滿足他虛榮心的建議。豪斯可被視為是有錢有勢者利益之代表，他在總統身邊算是布蘭戴斯、布萊恩與麥卡杜這些進步派人士的相對立平衡力量。

在一開始幾年威爾遜的施政並不廣受知識分子歡迎──特別是那些認為進步運動應該不只有侷限於恢復小型企業競爭經濟、童工問題、黑人民權問題、勞動環境問題與婦女投票權等的人。24積極尋求改革的知識分子對於威爾遜是有些疑慮的，他們甚至不太能接受威爾遜喧囂宏亮的演說方式，認為這代表了過去守舊保守的氛圍。他們的疑慮是有道理的，因為威爾遜的改革經常是以高傲姿態的方式進行，彷彿施恩惠般。克羅利認為威爾遜的心內「充滿了自以為正義的信心與驕傲，而以各種光彩言詞來包裝這種自信。」他也抱怨這位總統的思想「複雜到能使最單純的事變得抽象……他的思慮好像一束光，照到的事物卻變得輪廓模糊，好像很有啟發，但是卻空無一物。」25

直到一九一六年自由派知識分子才衷心地擁護他，這是因為他推行的「新自由運動」（New Freedom）與避免美國捲入第一次大戰的努力。很諷刺地，是否參與第一次大戰的辯論竟然使很多人的影響力大增，比一些國內問題幫助還大。歷史學者與媒體評論者們都加入辯論，各種專家們都來政府中參與意見。軍事情報局、化學武器部門，戰時工業委員會等都擠滿了專家，而位於華府的「寰宇俱樂部」（Cosmos Club）就好像是各大學教授群聚開起校務或系務會議般。26在一九一年九月時豪斯上校替總統組織了一個學者團體，叫做「諮詢會」（The Inquiry），當時在英國與法國都已有。這個團體人數最多時有到一百五十人，包括了歷史學家、地理學家、統計學家、民族學家，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等。這些人加上他們的助理與幕僚群，讓整個組織有數百人之大。一直到停戰前這個組織都是秘密的，戰後就轉變成為「美國和平協議團」（American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Peace）中的情報部門，若干人員陪同威爾遜總統到巴黎和會，扮演不小的功能。媒體上對此團體有一些嘲諷，而若干老派的外交官也對這些業餘新手存有疑慮，儘管他們帶著幾卡車文件與會。27但大體上來說，民眾對於專家學者積極扮演的諮商角色已能接受，這是因為戰爭時協助全國掀起一股熱情、和平協議的談判與簽訂、國際聯盟的設立等等事件中，專家都顯示其重要性。只有伊利諾州參議員謝曼（Lawrence Sherman）例外，他反對戰時總統擴權行為，特別是當時政府已成為「一群教授與知識分子的政府」，因此還是抱持著惡意的「反智」心態。28但是他卻準確地預測了未來，因為後來反戰的氛圍使得進步主義受到大大地打擊。

突然間社會的氣氛有了大轉變。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在一九一九年時還告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說，本黨那些老頑固氣數已盡，而一年後就悲嘆「法利賽人正在廟庭之上」，民眾對知識分子當權一事不加反對。「這是什麼樣的世界，」他於一九二○年寫信給貝克（Ray Stannard Baker），「如果有人十年前告訴我這個國家會變成今天這樣，我當時一定會懷疑他瘋了。」29社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對於知識分子是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與威爾遜總統及戰爭綁在一起，所以任何反對總統的力量就也會反對他們。更關鍵的是，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在戰爭期間不顧一切熱情地支持參戰，這背離了知識分子原本應有的理性立場。除了社會主義者，以及像伯恩（Randolph Bourne）與《七藝》（Seven Arts）雜誌的那些人，大多數知識分子不是親自參戰就是全心地支持參戰，也因此期待戰爭勝利與戰後的改革，就如同當時他們支持進步運動般。但戰後的狀況讓他們失望、慚愧與有罪惡感。李普曼說：「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反對參戰。我們犧牲太多人了。」克羅利也說他不明白「美國人在世界大戰的壓力下是如何思考的」。30知識分子與民眾間的和諧關係消失得比建立的快。大眾把知識分子看成是發動錯誤與不必要改革的人，打造管理型、管制型國家機器的人、支持戰爭的人，甚至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知識分子已把美國人變成蠢材、笨蛋與狂熱之徒。所以尚能夠自由活動的若干年輕人就自我放逐到國外，其它人只好留在家鄉夢想過著太平日子。現在只有「大蕭條」與改革紀元的來到才能改變這種疏離的心態了。

4.「新政」與專家地位的頂峰

在小羅斯福「新政」期間，知識分子與民眾間的良好關係又恢復了。民眾的政治觀與知識分子的心態如此完美地和諧，以前從未出現過。在進步時代，基本上民眾與知識分子都有同樣的目標。而在「新政」時期，這些目標更為接近了，而且對知識分子的需要更為殷切，超過了威爾遜與老羅斯福時期。但是反對「新政」的那一小撮人，懷抱著美國政治史上少見的敵意。所以當二戰之後，就在知識分子的地位提升時，一股針對他們而生的惡毒敵意湧現。

就長期而言，這些人當然會對知識分子造成傷害，就如同短期而言，「新政」會嘉惠知識分子的地位一般。但是，我們且先來看看這是什麼樣的嘉惠！智識分子如同一般人，都受到「大蕭條」的影響，例如失業與對士氣的打擊。「新政」為年輕的律師與經濟學家創造了成千的就業機會，他們蜂擁而至華府，出任各管制機構的職位；而「就業促進局」（Works Progressing Administration）與「全國青年局」（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所推行的研究、藝術與劇場的計畫更是雇用了許多失業的藝術家、知識分子與大學畢業生。但是比這些實際的幫助還更具意義的是「新政」帶來的隱形效果：由於大量雇用教授與理論家作為顧問並設計理念，它把智識與權力作了前所未有更密切的連結，這是從建國以來未曾有的。給剛離開校園的年輕人工作當然是好事，但是像「新政」般給予知識分子這麼重要的角色，就等於給任何一個教授或是某些怪異叛逆的心靈正式的認可與頌揚。於是，理念、理論與各式批評都有了新的價值，而要得到它們就要向知識分子堆中尋找。31經濟上的崩解說明了社會需要專家，但是直到有「新政」大家才知道專家的表現搶眼。除了一小撮保守者或是一小撮激進派以外，「新政」讓所有人耳目一新，這並不讓人意外。（即使是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間激烈反對「新政」的共產黨人，也都滲透進入知識圈希望能分享當時對知識分子的崇敬。）

知識分子地位提升的明顯表徵是主政者展現了對專業知識的依靠，也就是「專家政治」（brain trust），而這幾乎是「新政」第一年內常常出現在新聞報導上的。摩利（Raymond Moley）、塔格威與伯利（Adolph A. Berle）等都是小羅斯福所信賴的著名專家顧問，他們最常遭受攻擊，然而他們的受寵也代表了上千在聯邦機構中的顧問們的際遇，尤其是從哈佛來到華府的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的弟子們。在「新政」初期，小羅斯福總統本人有很高的聲望，所以很自然地他的對手們會以他輕易聽信身邊邪惡顧問的建議這一理由來攻擊他。但是這些顧問對他來說，至少有一個功用，就是可以作為躲避攻擊的避雷針。很多對於「新政」的批評本來應該直接針對他而來，現在落在他身邊的人身上──如果攻擊實在太強烈，就把這些顧問調開到其它職位。

當摩利很早就在攻擊下殞落時，塔格威教授就成為攻擊「新政」的保守派最愛的目標。塔格威實在不該預告改革規劃，並寫下幾本書來解釋他的理念。所以當一九三四年他被提名為農業部部長時，就出現了對「這位邪惡的理論家竟被重用」一事的一波猛烈攻擊。南卡羅來納州選出的重量級參議員史密斯（“Cotton Ed” Smith）就堅持塔格威必須先證明他在「上帝的大學」畢業（也就是在大自然的土地上勞動過）才能當農業部長，所以這位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經濟學家花了很多功夫證明他的確可說是一位農夫，因他小時候經常在農地裡遛達，靴子裡滿是泥土。（小羅斯福還因此消遣說：「告訴塔格威，我不知道他小時候這麼髒。」）史密斯告訴參議院，在「上帝的大學」取得文憑，「靠的是辛苦的經驗，因此如果沒有在曠野土地上流過汗的人，絕對無法解決美國的農業問題。」（但是他無法指出過去有哪個農業部長可以符合此資格）。羅斯福最後只得以任命史密斯推薦的他自己選區的人當聯邦警長作為交換，但此人曾有殺人紀錄。總統後來曾對內閣說，這個人是史密斯「所喜愛的殺人犯」。由於以一個「殺人犯」交換一個「教授」的任命，最後塔格威在參議院以五十三對二十四票獲得通過。

後來塔格威在媒體上的名聲愈來愈糟，是因為他極力支持「食物及藥物法案」，而此法案激使某些藥商與強有力的利益團體在媒體上攻擊他，連一位並非知識分子也非激進派的人士法利（James A. Farley）都認為這樣的公開攻擊太赤裸裸也沒有必要。攻擊塔格威的人將他描繪成兩面人：一面是個不切實際的蛋頭學者，但另一面是個惡毒而有破壞性的人，足以大大地顛覆社會。但是塔格威在各方攻訐下仍然保持冷靜，這表示了進入政治的知識分子並不必然是臉皮薄而易發怒的。32

如果對於總統的對手而言，這些被倚重的專家顧問要作為代受責罵的標靶，那當然他們在權力舞台的重要性一定要被誇大才行。《芝加哥論壇報》（Tribune）的一位編輯寫道：「這些被倚重的專家完全壓過了內閣，他們對總統的影響力更大……這些從各校來的教授們讓內閣變成了單純的行政單位。如果是一般的行政事務，內閣來處理，如果是政策問題，則要看這些教授們怎麼說了。」33在「新政」剛開始的三個月內，國會在面對「新政」時不知所措地倉促間通過了大量的法案，並未經過仔細地琢磨執行細目。於是這留給了「新政」的最內圈決策小組很多的空間或灰色地帶讓他們裁量發揮，等於是把決策權完全交給他們。但是以美國的政治程序來說，一切的決策背後都必然是利益團體或是選民的需要，不可能讓一小群專家旁若無人地完全攬權肆意規劃。所以當國會恢復了鎮定後，法案審查與一些程序就大大地限制了專家們的影響力。當「新政」中某些措施獲得知識分子或是愛好創新人士的讚賞時，這不是因為它們獲得「新政」團隊的專家們垂青，而是因為美國的選民們需要它們。專家們為大眾服務，但是專家們並不握有統治權。一般來說，計畫愈是理想性與實驗性格濃厚，自由派專家們愈是被匡限與抵制。「新政」曾經試行過學院派建議的一些不成功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但這是由於參議院方面給的很大壓力要使通貨膨脹，同時也不是多數小羅斯福總統手下的專家之所欲。因此在若干重要議題上，自由派早就潰散了。在法蘭克（Jerome Frank）領導下的自由派，想要保護消費者與佃農，早就被逐出政壇。塔格威對於鄉村重建的構想沒能實現，他自己後來也失勢。摩利與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在關於倫敦經濟會議一事上有摩擦，最後總統也未支持他。34

儘管如此，整個國家都認為現在是教授們在治國，而反對專家政治的戰爭很明顯地展開了，還喚醒與帶動了以往「反智」的傳統。教授們其實並未實際治國，但是民間這樣的印象卻有幾分道理在：他們代表了美國政治上權力分配的新形態。他們雖然本身沒有權力，也就是說最後決策權並不在他們手上。但是對於決策者，這些教授們有廣泛與關鍵性的影響力，因為現在很多事都是由專家來從事問題的認定與設定其討論框架，也界定出某些案子的社會與經濟衝擊程度。反對教授與專家的右派人士對於權力的想像未必符合時宜，但是他們對於戰略的直覺是正確的。即使社會大多數人並不聽他們的話，但是傳統以來社會對於知識分子的偏見是他們可以揮舞的武器。更且，知識分子突然開始出名，使得以往掌權的政客與商人相形失色，他們覺得以前這麼一群大家並不重視的人現在突然竄紅，自己卻相對不受社會重視了，他們憤恨難消。孟肯是個一向語言聳動的人，他用這樣的話語形容此情況：「幾年前這些『新政』的新貴們還是沒沒無名的無用之人，當街角的警察跟他們打招呼時他們還會興奮地臉紅，現在他們已是世俗中的貴族了，也像教會中的主教。」他又說：「專家們現在紅極一時，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替社會開出萬能藥方。」他問道：35

你該怎麼辦？如果你突然被帶離只有學生喧譁聲的教室，而被丟入權力與榮耀的場域，如同歷史中羅馬皇帝或是拿破崙才享受得到的氣氛，有一大群華府的記者們整天追著你跑，報紙頭版已準備好登載你所要發表的高深理論？

批評「新政」的人過度誇大了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同時也將他們描繪成不切實際、不負責、懷著不軌的實驗性計畫的人，他們愈來愈驕傲，而且一意沽名釣譽，一切都是因為他們突然變得重要。《週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是「反智」意識形態的大本營，如果隨便看看裡面的評論，就可找出類似這樣的：36

一群教授被從教室中拖出來丟到「新政」中。他們是非常在意公共形象與知名度的人，現在也知道他們自己可以成大名了。如今他們就像占據在壁爐前的貓一般，想展示自己給所有的人看……這些人得意洋洋地四處走動，嘴裡問著：「現在美圓的匯率合適否？」彷彿絲毫匯率的變動對他們來說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產出一百元價值的東西……於是在國會中由這些只會攪局的外行人提出了關於各行各業管制的一些法律……任何會思考的人都可以知道，這些專家的想法其實來自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應該有人教教這些年輕知識分子或教授們企業經營的真實狀況。利潤不是空想即可得到，而且匯率的變動也無法讓農夫種出白菜……到頭來還是需要靠農夫與企業家在大自然與政府的適當配合下，來解決自身問題……我們為何如此愚蠢以致放任這些自以為是的非專業的政策實驗者來分析拆解我們的社會與企業然後模塑成他們想要的樣子……也就是把美國人的生活、自由與產業變成實驗品……實驗室的試管與真實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事。我們現在受夠了活體解剖……這些沒有實際經驗的人來亂攪和……業餘的人管理政治──這些大學出來的人，無論老少，他們都像喝醉了般，可能才剛飲完伏特加酒……這些是理論家，懷著政治烏托邦的夢想家，變戲法的大師們……然而務實的参眾議員卻是在他們的小更衣間中思考出重要政策的……

為知識分子辯護的人就試圖估算出他們真正的權力有多大，免得外界誤解，而且說明他們其實不可能表現得比被他們取代的「實務者」差。維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在《國家》雜誌寫道，我們應該「歡迎務實者的路線」，而且現在全世界的務實者「完全都陷於困惑中了」。37密契爾（Jonathan Mitchell）是自由派的媒體人，也曾是「新政」的顧問，對這問題做過最為深入的分析。他認為小羅斯福任用這些學院派，其實是美國行政體系的特質與其所面臨的危機下的自然結果。他認為，這些教授其實並未做決策，他們只是在過程中提供一些技術性幫助。因為政府中的文官無法勝任這樣的功能，總統只好臨時去政府外部找人，這是無可避免的。38他說得對。政治人物無法應付「大蕭條」帶來的問題，而文官中也沒有可以處理這方面問題的人才。而企業界更別說了，毫無用處。羅森曼（Samuel I. Rosenman）給總統建言：「通常在這種危機下，總統候選人會找企業家、金融家與政治領袖會商，但我認為應該另起爐灶。因為這些人都提不出解決今日窘境的好方法……那為什麼不去大學校園試試呢？」39

可是他的說法在反對「新政」者看來，卻是挑釁的：

羅斯福現在需要的人是中性的、沒有華爾街氣味的人，但是卻也不會讓有錢人害怕的人。此外，他還需要有頭腦、有能力與執行他政策的人。羅斯福選了大學教授，他認為全國沒有其它人適合……

美國沒有繼承領地的貴族，好從這些人中挑選「新政」的官員，而最接近貴族的就是大學教授了。出仕於華府的那些教授，將會決定「新政」的成敗……美國以往曾有一個階級與其它人都不同，而大家也樂意請求他們調解紛爭。這個階級就是殖民官員，尤其是新英格蘭的那些。他們基本上不問俗事，而且管理政務比羅斯福的「新政」還嚴苛，他們根據靈感來判斷事情……新英格蘭的這些殖民官員離開很久了，但是現在這些大學教授們就是他們的繼承人……但以後我們一定要建立起一個專業的文官體系，有自身的傳統與認同感。

然而這些說法都不能讓企業家、被專家替代的政治人物與保守派們放心或滿意，因為他們從來不覺得美國需要一個專業的文官體系，他們也不認為教授們是中性的，他們相信教授們會把有錢人嚇跑，他們也絕不相信會有一個階級能夠公正地處理社會的紛爭。因此沒有一個方案可以讓他們放心，即使是密契爾的方案的最溫和版本也不行。他們並不是怕專家，而是害怕他們所熟知的世界崩解掉。在他們敵視的事物裡，實施「新政」為知識分子帶來的新地位，正好喚醒了根深久遠的「反智」傳統，也強化了其憤怒。

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般，第二次大戰讓這個世界更加需要專家，不只是「新政」的那類，而是更多更廣的學術領域的專家。即使是古典學家與考古學家都熱門起來，因為我們需要增加對於地中海區域的認識。但是當大戰結束後，以往對於「新政」的反感加上厭惡戰爭的氛圍橫掃美國。這就打下了稍後對抗專家政治的基礎。因而知識分子與民眾間「和諧」（rapprochement）的關係再度劃下休止符。

5.從史帝文生到甘迺迪

一九五二年史帝文生（Adlai Stevenson）成為反對知識分子與專家浪潮的受害者，這股浪潮自一九三三年起就開始在美國右翼醞釀了。很不幸地，他的遭遇竟然變成自由派知識分子估量美國政治中智識所能占的份量的指標。史帝文生所犯的錯誤其實難以避免：他像是一位悲劇英雄，而知識分子們都以他為榜樣。在令人失望的杜魯門政府之後，他的出現算是一股清新的風。但是他與艾森豪／尼克森搭檔組合的重大風格差異，是這個悲劇的主因。史帝文生善於言詞，對比之下艾森豪在初期時拙於表達，再加上尼克森不當的辯護自清演說，讓差距加大。最後就是麥卡錫參議員的醜陋形象，他對於黨提名的候選人的幫助可能不大。美國總統選舉一向格調不會定得太高，但是一九五二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格調，竟然比杜魯門的公然賄賂華爾街都還差。所以史帝文生的優點更顯露出來。

知識分子們都一致熱烈支持史帝文生，這在美國歷史上僅見。老羅斯福總統的受知識分子歡迎，是他自己在漫長的公職生涯中極力爭取而來的，而當他接任總統時，有很多知識分子其實是懷疑和稱讚參半的。他與知識分子最親近的時候是當他卸任時；他的聲望在一九一二年競選時達到頂峰，但是由於戰時的強硬外交路線他的聲望下跌。威爾遜總統特殊的個人風格與學術立場，使得知識界很多人對他保持冷淡，但他也不以為忤；而很多人都同意李普曼對於「新自由」政策的批評：它是未妥善規劃與缺乏前瞻反而向後回顧的計畫，而且主要是為了中小企業的利益；由於戰時對於民粹心態的反彈，他的名聲也受到影響。小羅斯福即使重用專家智囊，在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對他失望；而且在「新政」早期無法得到大家信任，也成為左派攻擊的目標。知識分子直到一九三六年時才對他友善，而且似乎是由於討厭他的對手而然。但是對於史帝文生，一切都不一樣。他在當伊利諾州長時，人們不太知道他；在一九五二年他獲得民主黨總統提名時大家認為他是顆政治新星，聽到他的接受提名演說時開始喜歡他。他簡直太完美了。

當「麥卡錫法案」通過時，也許就已經可以結論道：史帝文生的慘敗乃是美國平民對於知識分子與智識的責難。對於抱這種看法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對手的言行更是證明了此點無誤，這些批評知識分子的人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見。他們認為：美國的知識分子根本不了解或是愛戴祖國；他們傲慢而不負責；他們的天譴即將來到。所以無疑地很多知識分子受到了傷害。但是如果認為史帝文生是因為他個人的機智與智慧受到大眾攻擊，這個看法禁不起考驗。以這種理由解釋他的競選失敗是過度誇張了。一九五二年時，他的對手強過他太多。這一年任何一組共和黨候選人都可以擊敗民主黨的任何候選人，何況艾森豪實力滿強。他是具有無法抵擋魅力的全國性的領袖，不只比史帝文生、甚至比任何政治人物都受歡迎。民主黨此時已執政二十年，在兩黨政治下，早就是政黨輪替的時候了。對韓戰的不滿使共和黨占了大優勢，而奚斯案（the Hiss case）40以及共黨滲透到聯邦政府的傳聞，加上杜魯門政府的某些雖小卻令人搖頭的性醜聞，都給予共和黨不少優勢。然而如果不是共和黨打這種格調不高的選戰（尼克森與麥卡錫在選戰中主導的角色比艾森豪多），讓一些選民看不下去，史帝文生的注定失敗可能會更早定案。

回顧起來，沒有理由認為史帝文生的風格、智慧與正直對他的選舉沒有幫助。如果不是因為他個人聲譽良好，民主黨的失敗可能更大。所以如果假設大眾對於他個人的素質並不在意，這絕對不是正確的。但如果像某些正反批評者所一致同意的，就是他個人的特質並不吸引人，那我們也很難解釋為何在一九四八年他會以歷史上壓倒性勝利贏得伊利諾州長，也無法解釋為何他不想選總統民主黨還是提名他（他幾乎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如此不情願接受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史帝文生敗選的原因，的確因為兩黨競選活動的顯著落差而被誇大。十二年前，維基（Wendell Willkie）也一樣是跟超級政治明星對手競選，也跟史帝文生一樣得到同樣比例的總得票數，他的才能公認是卓越的。所以一九五二年的選舉，兩位候選人個人都很強，當選舉氣氛炒熱時，他們的競爭把投票率拉高了。史帝文生雖輸，但是他總得票數較杜魯門一九四八年勝選時還多，或是比一九四○，一九四四年小羅斯福時還多。選後史帝文生的信箱塞滿了選艾森豪的人寫來的信，他們都說對於他的競選風格很欣賞，也希望美國選前的社會情況不是那樣，否則他們就會投他。

但這並不足以否認史帝文生的「形象」──借用現在流行的術語──沒有問題。他本身當然知道民主黨執政二十年後，要帶領這個黨恢復生機並不容易。但是他不願意承擔責任則是鐵的事實──縱使這還可能是加分──難怪有些人會悲嘆。史帝文生在民主黨提名大會上說：「我接受提名，並接受本黨的黨綱」，「但我多希望是一個比我更強、更聰明、更好的人在說此話。」在當時，說這樣的話並不合適，有些人會不安，很多人覺得這些話不如艾森豪充滿自信的言語來得好。史帝文生的謙虛是真誠的，但是他說的語氣似乎有些驕傲。他分析公共事務時可以公正地獨立思考，不必受制於俗規，但是有人質疑他是否能有效率地運用權力，如同兩位羅斯福一般。（我們很難不將社會對艾森豪與史帝文生所有的錯誤印象提出來討論：艾森豪的團隊有其優點，但是他在位時卻未能提振他所屬政黨的士氣或地位；而史帝文生沒選上卻大大地振興他的黨）。

如果說史帝文生的失敗是因為他是知識分子，或是認為這種形象加分少減分多，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對於一般大眾來說，知識分子的身分的確不利；但即使我們避免誇大知識分子階級的數量或是影響力，我們還是要好好研究它，因為我們若要了解反智論，就不得不先了解這個階級。

史帝文生個人特質最受攻擊的不是他的智識（intellect），而是他的機智（wit）。41在美國，機智的形象從來不受政治領袖的垂青。大眾喜歡幽默──林肯、兩位羅斯福都使用它──幽默是草根的，通常很簡單易懂。但是機智卻是高等文化的幽默，它更鋒利，它是風格與世故的混合，也有貴族氣味。史帝文生不斷地被人稱為「喜劇演員」或「小丑」，而且被漫畫家嘲諷成戴帽子鈴鐺的雜耍特技演員。在當時令人傷痛、憤怒與挫折的韓戰背景下，他逞口舌機智的時間不對、也令反對者不快。反而艾森豪笨拙的言詞與凝重的表情比較合乎時宜。雖然事實上史帝文生並沒有在選民面前對韓戰開玩笑，或是笑談其它嚴肅的事，但還是於事無補。所以他的機智並未彌補他的公共形象中較弱的部分，反而是拉大了與若干選民的距離（他優美的英語更是遠在一般人的水準之上）。對於這次大選，有一位女士在底特律報紙的投書說得最好：「候選人應該與我們至少有一些相同之處，這就是為什麼我選艾森豪將軍的原因。」

史帝文生是奚斯的偶像，所以他特別容易受到與左派有所牽連的指控，例如人們會談到智識與激進主義的關係，激進主義與背叛美國的關係等。支持他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地被抹黑，尤其是很多人來自哈佛，這點成為批評者緊抓不放的藉口。「哈佛教印第安納如何投票」（HARVARD TELLS INDIANAHOW TO VOTE），《芝加哥論壇報》用如此聳動的標題告訴讀者，主要是針對某些哈佛的知識分子，如施萊辛格父子（Schlesingers, father and son）、馬克來西（Archibald MacLeish）等人對於他的影響，而這些人都與社會主義者有所關連。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基於法蘭克福對於「新政」有很大影響的事實，一直提醒他的讀者史帝文生就像小羅斯福一樣，都是與哈佛關係密切的人。史帝文生曾就讀於哈佛法學院，所以佩格勒認為他一定受到了法蘭克福的影響，因為他也「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就斷斷續續曾是執行『新政』的那批最危險的官員之一」。佩格勒注意到史帝文生的支持者與傳記作者都刻意地不提他的哈佛背景與跟左派的關係，但是佩格勒卻還是不斷地提醒大家「史帝文生這位從伊利諾來的男孩正在追求一個左派的政治路線」。因此，史帝文生在哈佛時期所曾有的關係，例如法蘭克福、奚斯、施萊辛格等人，都被右派打造成與史帝文生連體的惡魔的政治圖像。

其它的大學也沒好到哪兒去。當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群起連署擁護史帝文生而批判自己的校長艾森豪時，紐約的每日新聞報用「左傾教授」（pinko professors）來形容他們。一份中西部的報紙聲稱哥倫比亞大學師生對於校長的反對只會對艾森豪有利，因為大家早已知道「這所大學已經被左派思想滲透很久了，他們對共產黨效忠」。這種支持只會對史帝文生不利。「知識分子史帝文生，一定同意他的顧問的意見，否則他不可能會選擇他們當顧問。而支持普通美國人艾森豪，就是支持民主。」這時以往對於「新政」的怨恨又重新在各地的媒體湧現，寫稿人不斷強調社會主義者對國家的不忠誠：「我們有一個老的傳統，它使得美國強大，但現在我們已經遠離它了。我們的大學中充滿了左派分子，這些自命聰明的人想要使美國變成一個新的世界。我們只希望美國不要再出現四年的新政了。」

在一九五二年的選舉，人們又開始把智識等同於娘娘腔，這在前面討論改革者時已談過。在此點上，史帝文生實在無法招架。他在兩次大戰中都是以平民的身分服役，所以當然跟艾森豪將軍完全無法比。如果他曾經是個拳擊手、獵人或是像老羅斯福一樣是個軍人，或是個美式足球員（艾森豪就是），或像杜魯門一樣服役於砲兵部隊，或像甘迺迪一樣是個戰鬥英雄，那麼大家就不會把他從男性世界中排除掉。但是他只是個常春藤出身的文人，沒有任何「英勇」事績可以讓他免於質疑──被美國人心靈中根深蒂固的「政治場域需要的是男子漢」的心態所檢視。紐約的《每日新聞》（Daily News）對他極盡嘲諷之事，甚至譏笑他說話的聲音不夠渾雄男子氣。而至於他的支持者，他們是一群「穿著蕾絲袖口襯衫的哈佛娘娘腔男人」，對麥卡錫加諸的尖銳指控只能暗自飲泣、卻渾身散發香水味的人。史帝文生的敵人認為，政治是男人玩的粗獷遊戲。所以他與支持者都應該有自知之明退出才是。他們應該學習尼克森發表「為自身財務清白辯護的演講」時的男子漢氣魄。

即使在那些不需要粗鄙與勇猛的領域，大家也覺得艾森豪比史帝文生有「看得見的能力」，他擊敗了象牙塔的人。有人說：「從過去的表現來看，我覺得我們需要艾森豪，因為他有傑出的成就，而史帝文生不過是個思想家與演說家。」傑弗遜與亞當斯可能對以下這種曾經攻擊他們的邏輯覺得熟悉：「艾森豪對於世界局勢知道的比美國任何人都多，他的知識並非從報紙或是書本而來。」這種觀念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八年後，艾森豪在為尼克森與羅吉助選時說：「這兩位的知識不是只從書本來，他們是從每天的實務運作裡磨練出對世界事務了解的經驗與知識。」42

但是就在同一場選戰中，甘迺迪證明了早就應該是明白道理的一件事，那就是讀書、甚至寫書，不應該是智勇兼備的總統候選人的負擔或障礙。他似乎把二十世紀初老羅斯福所顯示的格調帶回來了，亦即智慧與品格兼備──這是一種對於智識與文化素養的尊敬心態，對於處理公共事務上所需智慧與能力的熱情追求，同時再加以實務過程上需要的一些德性。史帝文生在選舉時對此展現了敏感性與特別注重的態度，而他也訴諸知識分子最喜歡的風格來呈現自己的路線。但甘迺迪則表現出權威與自信的樣式，他要迎合知識分子的口味，也就是他們想要看見智識、文化與權力、責任的結合。他具有艾森豪的自信，卻沒有他消極；他選贏尼克森是因為他在電視辯論會時的積極與自信，即使他有非新教徒的宗教信仰背景，且年紀與知名度都遜一籌。簡單來說，他展現了男子氣概。

對大部分知識分子來說，甘迺迪的頭腦即使不是思想深刻，至少也是精明、世故與警覺性高的。而且他很快地就讓大家知道他的態度，即是他認為在國政上智識與文化應該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之前的某些極有智慧的總統，例如胡佛（Hoover），他們對於總統常要參加的繁文縟節儀式深感不耐，認為是在瑣碎事情上浪費寶貴的時間。但是建國始祖們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在一個共和國中，一國的領袖應該是一個象徵，這個象徵人物與大眾之間的連結乃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礎。以華盛頓來說，他參與了新政府這件事本身就帶來了新政府的成功，因此也是上面這個連結的最好例子。在二十世紀時，社會對於大眾傳播媒體與公共形象的重視，使得總統辦公室承受不小壓力。小羅斯福善於運用媒體與廣播，是第一位在媒體上成功地塑造自己的總統。甘迺迪是第一位發現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是國家慶典時應該頻頻露面的人，同時也是第一位讓官方承認他們的重要性以爭取他們好感的總統。也因為總統的公共形象在政治上很重要，因而規劃白宮的重建，而重建的過程也在電視上呈現。甚至對於華府政治圈的一些人來說，白宮也可成為他們接觸文化的表徵──詩人與音樂家們都應邀前來與白宮的賓客齊聚一堂。而現在「權力應該由智識來導引」這樣的觀念大家都熟悉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一九六二年應邀來白宮晚宴，甘迺迪總統說道：「聚集在白宮的明智之士從來沒有像今日這麼多，想想當年傑弗遜是一個人在此用晚餐的。」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政治上的儀節，為了顯現對於各方團體或是價值的重視。例如愛爾蘭裔總統去參加義大利節慶，或是猶太領袖參加愛爾蘭節慶活動。就像少數族裔的文化活動般，知識分子也需要被大眾認識與接納。在甘迺迪的政府中，他們對於各族裔文化的重視不如他們對於知識分子的重視，以致於他的政府成為了最重視專家的政府。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與名聲忽上忽下，但是對專家的需求卻是持續上升。例如艾森豪的政府，雖然他不喜歡這些「蛋頭」，也經常批評他們，可是他還是得重用許多專家，共和黨的領袖們也致力於尋找能夠「運用」友善的知識分子的方法。我們在最後一章會談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那些進入政府工作的專家與整個知識社群間的關係，因為前者進入了權力圈之內。智識與權力的關係中很困難的一點是，大家都認為無論進入權力圈或是被權力忽視，都對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是一種威脅。在現代社會中，智識作為一種力量，它所呈現的既尖銳且矛盾的問題是，它無論與權力接近或是被排除在外都不好。

第四章社會文化

第九章商業與智識

1.商人與知識分子的敵對

在十九世紀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美國知識分子都視商業活動為智識的敵人，而商人自己也都長久接受這種論調，以致於到現在商人對智識的不友善已經被看成是自然的。當然，做生意與求知識的本質不同：二者追求的價值不同，一定會有衝突，而且智識對於任何機構或是權力機制來說都是潛在的威脅。但是這兩者的對立，卻會被一定程度的互相需要而稍加沖淡，因此也不到公開宣戰的地步。二者立場不同固然造成衝突，但是一些歷史的因素也促成二者間關係的升降。例如在美國工業化的過程中給予了商人在反智陣營中核心的角色，以致於其它的反智者都被邊緣化了。

若干年前《財富》（Fortune）雜誌的記者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寫文章抱怨，美國的小說家們在作品中都對商人的社會地位加以藐視。他認為在美國的小說中，商人總是被描繪成粗魯、沒有文化不知禮儀、腐敗、具掠奪性、反動與缺乏道德。在許多跟商人或商業有關的小說中，張伯倫只發現了三本是對商人形象有正面的描述：一本是由不知名的通俗小說作家所寫，另兩本是郝威爾的《拉罕傳》（The Rise of Silas Lapham）與辛克萊．路易斯的（Sinclair Lewis）《德茲沃斯》（Dodsworth）。1這兩本小說的粼光一現正好證明了張伯倫的觀點。《拉罕傳》於一八八五年寫成，這時商人與知識分子間還沒有完全敵對；郝威爾在五年後出版了《橫財的風險》（A Hazard of New Fortunes），自此小說中常見的商人嘴臉開始出現，而稍後他也寫了一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文章。而辛克萊．路易斯在《巴比特》（Babbitt）中首度創造了美國小鎮上庸俗商人的形象。

張伯倫認為大體來說，小說家對商人的描述是來自於既定的刻板印象，而非實地觀察企業界運作或是對商人的深入了解。但是張伯倫的指控很可能只是出於他自己的想像。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商人作家，而當小說中的商人與現實世界中的商人不一致時，這可能是因為小說家們從未在商人世界中生活過，所以沒有機會好好觀察。其實雙方對彼此都有敵意，很難說商人面對作家的攻擊時沒有自衛或是反擊能力，或雖有但是沒有使用。

可是張伯倫的論點還是有點兒道理的：美國小說中對商人的描述只是反映了知識界一般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多半是左派或是激進派的觀點。自從內戰後美國的工業蓬勃發展，商人與文人間的疏離關係也持續加深，而且自從「新政」與進步主義時代之後，商人與自由派社會科學家的緊張關係更形尖銳。在太平時期，知識界因為沒有深陷政治衝突中，因此常自滿於睥睨商人為庸俗這樣的立場中。但是在面臨政治與經濟的風暴時，二者的衝突加劇，商人對知識分子就無情了。商人與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永遠相異：一邊是一心只想著錢與權的人，只在乎勢力大小與財富多少，善於吹捧與裝出虛假的熱情；另一方則是具批判精神的人，不信任美國社會文化，一心追求道德價值與素質。知識分子非常了解商人操控社會的高明技倆把戲：商人到處都是，他們捐錢給政黨，他們擁有或是控制媒體與文化機構，他們出任大學董事會成員或是學區委員，他們也舉辦文化活動。基本上，他們遍布社會各個掌握權力的角落。

現代的商人自視為成功者與慈善家，肩負許多責任但是卻得承受某些輕浮的批評，而這些指責者甚至連企業都沒有經營過，因此商人不願意接受視他們為恣意妄行者的指控。商人們囿於福利國家的諸多冗繁措施，而這些並非出於其意願；他們感覺受到工會強勢的掣肘，而且受知識分子鼓動的大眾總是以懷疑眼光看他們。他們也許知悉，早些年時──例如鋼鐵大王卡內基時代，商界領袖多是頗具文化素養的。那時許多企業家是全國性的知名人物，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值得別人學習。但從汽車大王福特開始，這種名聲消失了。商人只有從政或是在政府任職時才會上新聞。通用汽車總裁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一九五三年當國防部長時上報紙的次數比早先在汽車界多了十倍。2有錢人還是可以參政，例如甘迺迪、洛克菲勒、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李曼（Herbert Lehman）與威廉斯（G. Mennen Williams）等人，但是他們並非真正的企業家，而是繼承了大筆財富的人，通常也都有自由派的思想。

有時候商人會認為知識分子刻意塑造了一個對他們敵視的氛圍，而與其同路人一齊對他們圍剿，使他們名聲日益受損。如果是這樣，那就太抬舉知識分子的能耐了。事實上，商人的名聲不佳，主要是由於他們自己的作為：他們創設了超大型企業，卻在此巨大機構的營運邏輯下變得身不由己；他們不斷地宣揚美式生活價值與自由企業的觀念，這些觀念深入人心，以致於個別企業的成就與特色都淹沒在大眾對美國式企業環境的刻板印象中。以前是偉人創造財富（fortunes），現在則是偉大制度造就富人（fortunate men）。

其實知識分子與企業間的嫌隙有一個頗尷尬的內情，那就是許多知識分子出身於商人家庭卻背叛它。所以企業與智識間有一種不安的共生關係。對於藝術與教育的支持，美國政府遠不如歐洲政府，因而文化大部分都靠企業來贊助，但即使在知識分子大幅批評企業的同時，這種贊助也未嘗減少。於是這些好批評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就變得窘迫：他們的作品與生計是靠這些大企業設立的基金會贊助，例如古根漢、卡內基、福特與洛克菲勒等，以及一些較小的慈善基金會，但是一談到最高原則與價值時，他們馬上雙手握拳要與商人戰鬥了。智識與藝術上的自由意味著自由地批判與離開常軌，自由地毀滅與創造事物，但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上，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卻都是受雇者，是被保護的人，是受益人──或根本就是一個經營事業的人。而這種曖昧關係也影響到了商人。商人對自己的名譽很敏感、對批評很害怕也會憤怒，又自傲於自己擁有的權力，所以他們只好承認獎掖教育與藝術對他們的名聲有幫助。若更坦白地說，他們其實受到傳統道德觀念影響很深，他們認為有以自身財富致力於公益的社會責任。他們也懂得尊敬知識；用現代術語來說，他們必須時刻仰仗知識才能做好事業。最後，也是人之常情，他們當然希望能獲得別人的尊敬。

商人的反智──或是狹義地說，商人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其實是個政治現象。但是若廣義地解釋反智為對智識的不信任，則美國人在生活的各個面向與層次上，早習於「實用性」（practicality）與直接的經驗之引導，這心態確實對抽象智識的地位不利。在美國各種階級的情況不同，而隨歷史發展各時期也有不同，但是社會中經常會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商人階級是最為實際與實用取向的。就反智心態而言，我們當然得承認人總是應該要有務實的需要，只要不是太過度的反智或是太鑽牛角尖地只承認經驗而不顧或嘲諷其它要素，我們實在不應該輕視「實用性」的考量。「實用性」可能是一種美德，只不過我們歷史中曾出現過一種價值逆流，要把「實用性」無限上綱。

2.對科技與進步的崇拜

如果我們將企業視為是美國反智的先鋒，應該不是故意要誇大。當然，美國一向有一些富人、大企業家樂於贊助文化，對藝術與教育的貢獻很大，因此針對上一句話很容易找到反證。我們所以強調企業內所存在的反智心態，並不是意指企業比社會中其它部門更反智或是缺乏文化，而只是因為企業乃是美國社會中力量最強大、勢力最廣的團體。這是因為兩點：一方面是「實用性」本就是美式生活的最重要原則；二是商人比其它行業為美國的反智運動帶來了最大的力道。哈定（Warren G. Harding）3在一九二○年時說：「美國基本上是一個商業國家。」他這句話也可被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名言佐證：「美國的事業就是做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4至少在一九二九年之前，美國社會的主要焦點在於商業，因此我們的討論才會聚焦在這方面。

美國商人反智頗為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樣做與傳統民間的想法觀念相符合。例如，商人對於高等教育的看法反映了一般人的看法。柯克蘭（Edward Kirkland）說：「人們對教育體系的看法究竟如何，已可從他們的行動得知。他們停止讓小孩上學，或是不讓他們上大學。」左派的勞工運動領導人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曾告誡他的兒子，既然大學教的東西不實用，日後必須從腦中除去，那還不如現在就直接去報社工作，以便早日跟實際社會接軌。而有一個企業大亨也跟小孩說同樣的話。5

在有關商業的文獻中，我們常可見到對於「實用性」的強調，這也就透露出這個社會對於智識的害怕與對文化的厭惡很普遍。這種心態的成因是美國社會對於文明與個人信仰的兩種流行態度。第一，大家輕視任何關於過去的事物；第二，在自立與奮鬥追求個人成功的目標下，即使是宗教信仰也成為了「實用性」之下的工具之一。

我們首先來看看美國對於歷史的態度，這受到了科技文化的影響很大。大家都說，美國這個國家沒有歷史，也就是沒有各式文化遺跡、廢墟等；在歐洲國家，祖先遺留的精神資產是伴隨每個人成長的，它們所象徵的歷史文化感即使連農人工人也都知曉。因此美國是一群企圖逃避過去的人所建立的國家。它的人民都是決定拋棄過去迎向新世界新生活的人。6這些深深期待未來的人，有著廣大的土地但是缺乏人力與技術。所以他們珍視技術知識與創新發明以便開發資源，享受未來富裕的生活。科技與技術，也就是掌握產業順利發展的「訣竅」（know—how），才是美國人迫切需要的。歷史感其實是不實際的虛幻東西，應該被超越或拋棄。因此美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所出現的不重視歷史心態，其實是其來有自可以被理解、甚至可以被稱許的。所以美國並不是要建立起一個科技物質化的粗野文化，把一切歷史丟進垃圾桶。美國的不重歷史心態只是平等主義與共和主義下對於王權與貴族舊社會的反動與抗議，是普通人民尋找到的心理出路。它代表了反對迷信的理性抗議，以及對舊社會的消極與悲觀的抗議。它代表了充滿生機與創造力的心態。

但是這樣的心態，即使其動機並非要反文化，其結果卻是如此。它催生了將歷史視為不過是混亂、腐敗與剝削等現象的陳列館，它催生了對任何不實際之思考的拒斥與對任何無助於進步之情懷的拒斥。這樣的看法一定會導致一種心態，也就是生命的目的在於尋求生活的改善與進步。它也激發了一種自滿的情懷，就是美國式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被蓄意地打擊或是排斥。7很多美國人竟然認為快樂生活的秘訣在於專利商標局，一八四四年有一位應邀至耶魯大學的演講者對學生說，他們可以在專利局看到美國未來的希望：8

哲學的時代過去了，並沒有留下多少痕跡。光輝的年代也不再，過去只留下了一些痛苦的回憶。但是效用的年代（age of utility）要開始了，我們不需要太多想像力就可以知道它會長久支配人類歷史，它會掀開大自然之謎而放出光芒。

當機器生產時代降臨後，效用與傳統的界線就更分明了。美國基本上是與效用站在一起，與發明進步、金錢與舒適站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機器生產時代會趕走守舊、落後不舒適與粗野，但是大家通常不知道它也會創造出不舒適與粗野，破壞傳統、感情與美感。也許歐洲與美國在這方面的不同，在於歐洲一直有一個對抗工業文明的反抗傳統。這個傳統由不同的人所代表，如歌德與布萊克（William Blake）、莫理斯（Morris）與卡萊爾（Carlyle）、雨果與夏都布里昂（Chateaubriand），羅斯金（Ruskin）與史考特（Scott）等人。這些人宣揚對於語言、地方風土、古典文物與自然風貌的熱愛來對抗機器，他們代表了對於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反抗傳統，代表了對於工業文明後果的懷疑與人類在道德、美學上對它的反抗。

但我們並不是說美國都沒有人如此作。美國的確有些人表達了對於無限崇拜進步之心態的反彈，然而這些人往往自覺是在主流之外的，孤立無援且他們的呼籲並無效果。霍桑在他的小說《大理石神》（The Marble Faun）的序言中表達了他的不滿，他認為在美國寫作是困難的事，因為這個國家「沒有歷史、神秘性，甚至沒有晦暗的一面，只有繁榮與天光」。《白鯨記》作者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小說《克拉瑞》（Clarel）中警告到：

人類就要被科學所欺凌摧殘了。

所以他說科學與進步主義只是「在製造新的野蠻人」。亨利．亞當斯可能也一樣會用犬儒心態與抽離的態度看待美國的情況，但是他們都不認為自己有代表性。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湖濱散記》（Walden）一書中表達了人類對於此種文明發展的抗議，見到了在鐵路所象徵的工商業文明下，人類精神的逝去與生命的消融。他不受美國社會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與熱情的影響，他反對這個社會持續地發展各種「現代化」的運動，追求擴張、科技與效用。在一八五三年梭羅寫道：9

這整個國家所從事的事業，例如擴張到奧勒岡與加州，甚至放眼到日本，不管是經由徒步或是鐵路，其實都是西進而不是上進，而我對這些一點興趣也沒有。這不是某種思想的結果，也不是某種情懷的展現，其實根本不值得人們冒生命危險追求，甚至犧牲一副手套來說都不值得，還不如好好看份報紙還有意義。這種事業沒有價值，只是一昧往西部邁進而已。他們儘管追求夢想吧，但我可不會參加的。

路易斯（Tayler Lewis）是一位古典學家與東方研究的專家，也以類似的口吻表達對於美國社會的不滿。他認為美國一向以個人主義自豪，但是在教育上著重追求效用卻等於是一直灌輸「平庸的一致」（mediocre sameness）。「我們何時才能追尋真正的原創性？」他問道：「當我們的小孩一昧地被教導追求進步、鄙視過去的歷史以及憧憬一個未知的將來時，他們的思考空間都被塞滿了這些東西，哪有個體性可言呢？」10同意此看法的人雖也發出了宏亮的聲音，但是卻是少數。鋼鐵大王卡內基曾說：「我們不要被無知的過去綁住，它並不是教導我們應作什麼，而是應避免什麼。」一位石油大王認為學生不應該「學習拉丁文這種已死的語言，學習希臘那些無稽的神話，以及人類過去一些野蠻的事蹟」。美國第二十任總統加菲爾說他不想要鼓勵年輕人「將精力投入在過去已死的年代中，應該要專注在當下時代尋求生命的啟發與活力」。汽車大王福特在一次訪談中表示「歷史其實是無用的，它不過就是一些傳統」。以上這些人的立場才是主流。11

美國社會對於過去的輕視，對於未來科技與發展所抱持的希望，很容易就成為代表性的聲音。許多年前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在他傑出的著作《馬克吐溫的災難》（The Ordeal of Mark Twain）一書中有一段話膾炙人口。他批評馬克吐溫「對於機器時代的熱情遠甚於他對文學的熱情。因為他完全接受當時社會的觀念，認為機器的進步等同於人類的進步」。布魯克斯引述了馬克吐溫讚美打字機發明的一段話，後者認為這是人類所創造最美妙的東西；然後又引用馬克吐溫寫給詩人惠特曼祝其七十歲生日的信件，信中說詩人「活在一個科技日新月異的世界，例如有著用煤渣做成的各種化工產品」。但布魯克斯說，難道馬克吐溫忘了同樣這個時代也產生了像惠特曼一樣的詩人？12關於此點，以及其它關於馬克吐溫的看法，布魯克斯是對的，但是那封信在惠特曼看起來可能並沒什麼，因為詩人在三十年前自己也寫道：13

看看過去幾十年無數的發明所帶來的便利與舒適吧？浴室的用具、冷藏室與冷藏箱的發明、捕蚊蠅的器具、門鈴與伸縮餐桌、墨水與嬰兒尿片、掃街機器等等。看看專利局成千上萬的資料就可知道這個一八五七年是多麼幸運的一年。

在這整個崇拜現代化現象中，馬克吐溫尤其令人感興趣，因為在他身上反射出了人們對於科技的無比信心。為何我們說「反射出」而不說「承載」呢？因為他是個道德主義者也是個悲觀論者，所以他應該不會認為機器時代足以作為我們的目標。但他是個自我矛盾的人，很少人像他這樣熱情地擁抱工業文明但又鄙夷它。他對科技最尖銳的批評是其小說《亞瑟王朝廷中的洋基佬》（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在其中他並列對比了十九世紀的洋基佬心態與六世紀的社會，而將兩者一齊嘲諷。他寄託於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人類的惡行與輕信迷信神話的習慣會持續到機器時代之後，但是在故事裡洋基佬最後還是占上風，因為他靠著蒸氣機與電力而取得了主宰權。洋基佬說：「我擁有權力後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立一個專利局，因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專利局或是一套專利法，就會是一個落後之地，無法發展只能後退。」14當然，馬克吐溫對於他筆下的洋基佬是愛恨交織的，雖然他可能像亨利．詹姆士所言只是個善寫小人物心靈的作家，但是他本人應該不至於天真到連工業文明的一些侷限都不知道。15不管如何，小說中這個洋基佬有著心智上與道德上的優勢，讀者都同情他。馬克吐溫的民族情懷顯現在這本書中，他告訴英國的出版商這本小說不是給美國人，而是給英國人看的。這小說是回覆英國人對美國的批評（雖然他沒說但我們可知，這尤其是回覆阿諾〔Matthew Arnold〕的批評），是要「讓英國人更成熟像個男人」。他意欲嘲諷人類，尤其針對洋基佬的工業主義心態，但此乃隱藏在要為日後我們稱之為「美國式生活」辯護的意圖中。雖然書中有一些對美國社會的批評，但是全書主要是對歐洲與過去歷史的一種回應，對那種充滿迷信、骯髒、殘酷、無知與剝削的社會的回應。如果馬克吐溫想要同時諷刺六世紀與十九世紀的社會，那顯然他沒表達好。然而我們很容易地就可以知道他的企圖只有一個，就是讚嘆美國文化、讚嘆科技文明，這樣的解釋與他稱讚打字機發明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的作品《國外的無辜者》（The Innocents Abroad）也有同樣的宗旨，馬克吐溫終於承認了他較在意歐洲的公路系統、鐵路與車站等，而不是義大利的藝術品，「因為我了解前者但是無法欣賞後者。」16這種對他作品的詮釋方向，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馬克吐溫的小說中湯姆（Tom Sawyer）代表了不切實際的傳統文化，而赫克芬（Huckleberry Finn）則代表了美國注重實際的傳統。

3.獎掖文化的商人

馬克吐溫其實是為瀰漫於美國的一股對科技的複雜心情發聲。雖然大家都對專利的不斷發明與對未來充分懷抱期待，但是卻有很多美國人與馬克吐溫一樣，對於東岸所代表的傳統氣味仕紳文化很尊敬（我們歷史中最痛苦的一個對抗就是馬克吐溫所說的，要「補償」這種高級文化的逐漸失落但同時卻敵視它──這是他在詩人惠提爾〔Whittier〕七十歲生日晚宴上所引發震撼的話語）。當然這種文化有其侷限，但是終馬克吐溫之一生，這可能是美國唯一的高級文化。而它主要是依靠商人來支撐的。

美國的藝術與教育由於缺乏傳統貴族與國家的支持，只好靠商人階級的贊助了，因此一直以來美國商人的觀念與看法對於智識文化的發展前景很重要。美國從一開始就必須是一個注重工作的實用社會，但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時東部沿海城鎮就已經對藝術與教育有了經濟上的扶持。也就是說，一個注重文化的商業社會已經成型。一七四三年時富蘭克林就已經規劃了一個各殖民地間合作以促進科學發展的計畫，他說：「殖民初期的那種只能顧及物質生活的時期過去了，現在各地都有許多人有餘裕可以追求精緻生活與藝術，或是增進知識。」17許多沿海的城市在那時甚至已是整個大英帝國中最大的都市之一，其中的商人與專業階級都已經熱衷於獎掖教育、科學與藝術，而他們也立下了美國贊助文化與智識活動的範例。

支撐這個階級的骨幹是商業財富──某些人手中的財富，這些人顯然並不以創業與累積財富作為人生所有目標。有些商人認為做生意就是生活全部，但是另外有些人僅把做生意視為是通往豐富人生的手段，或是人生諸多目標之一。對後者而言，賺了很多錢後退休過喜歡的生活是理想的願景。鋼鐵大王卡內基是他同時代巨富階層的特例，因為他即使沒有全然做到此點，至少也在口頭上有如此宣稱。他在三十三歲時就已年收入五萬美金，他寫道：18

每天頭腦被生意的問題所盤據，或想著如何在最短時間可以賺到錢，這樣的生活最後會讓我崩潰。我三十五歲後就不想再做生意了。

在美國一直有著許多一心只想著賺錢的人，對這樣的說法自然不會同意。但是卡內基所表達的願望，的確是有吸引力。波士頓、紐約、費城或是十九世紀初時美國第四大城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登（Charleston）有一些老派的商人，他們見過世面。透過做生意他們看過歐洲與亞洲的不同世界，所以眼界較廣。往昔帆船時代，做生意的節奏就與船的速度一樣慢，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航運與通訊速度都快了很多，因此經商之餘就有了更多的閒暇時間追求精緻生活。十八世紀晚期美國還是一個相對而言有些階級化的社會，上層商人階級中許多人其實都是繼承了家裡的財富與地位，因此他們的閒暇可以投入生養小孩、作休閒活動或受更高教育。此外，他們還常常參與政治，在經商之餘追求官職或是涉入立法與行政工作，因此生活中充滿各式社會性與思維上的活動。

十九世紀繼承了這種文雅商人參與社會事務的傳統。他們並不覺得宣揚清教徒的勤奮工作、節儉與禁酒，會跟仕紳階層追求的休閒、文化素養與豐富的生活內涵有任何衝突。著名商業雜誌《杭氏企業雜誌》（Hunt’s Merchants’ Magazine）19的編輯與發行人杭特（Freeman Hunt）是麻州造船商人的兒子，他進入出版業就像十九世紀很多發行人一樣，是從印刷業入手的。在他身上我們看見了新英格蘭商人的傳統、知識分子與白手起家者三種特質的融合。他從小父親過世，因此必須自立。一八三九年杭氏月刊首期就登出了這樣的一段觀念，「商業是偉大的行業，可以提振心靈、擴大見識與增加我們的常識。」「我們目標之一，」他寫道，「乃是增進商業這個行業的素質。」他強調正直廉潔與榮譽感的重要性，認為一個商人如果缺乏此德行則無論有多大成就均不足以稱為真正的商人。而商業需要各種不同知識，甚於任何其它的行業，例如對於其它國家的土壤、氣候、語言、生產與消費都需要了解，也需要對世界的歷史、政治、法律、語言與習俗知悉。他自己希望能承擔起提高商人智識與道德聲望的責任：「當年輕人想要學習成為理想的商人，以替代那些具有過時心態的老商人時，我們希望能幫上忙……我們希望能幫助那些想入行的人實現他們的理想。」20他曾經出版一本書名為《尊嚴與財富》（Worth and Wealth）。後人不斷地引述他的話：「商業與文明是一體的。」杭特雜誌許多年來一直有一個文學版面，介紹一些質量很高的書籍。而雜誌也會報導紐約商會圖書館所辦的演講。雜誌曾經刊登一位牧師的文章〈閒暇時間的利用與錯用〉。另外，一篇名為〈商業的優點與利益〉的文章指出，「在注重商業原則與道德的國家中，商業從事者多半都能有相當程度的人文素養。」所以杭特所強調的是，商人的角色重要並不是因為他幫助了國家社會的經濟發展，或是他在職業生涯上能夠以榮譽與正直廉潔的德行來從事，而是他可作為在企業經營之外的國家文化領域的推手。21

老派的理想商人作風，強調實用的、道德的與文化的責任，可能看起來不易達到，但是卻真的有不少人──尤其是在東海岸城市──讓它延續且實現其精神。例如波士頓的富豪山姆．愛普頓（Samuel Appleton，一七七六至一八五三）與納珊．愛普頓（Nathan Appleton，一七七九至一八六一）兄弟。山姆活躍於商界與政界，六十歲從商界退休後，終其一生從事慈善。他贊助學校、研究機構、學社、醫院與博物館等，絲毫不手軟。他的兄弟納珊，對科學、政治與神學有很高的興趣，他支助了波士頓圖書館、麻州歷史學會及其它文化機構。他曾說如果不是機緣進入到棉紡織業，他有了在貿易上賺的二十萬美金就已經很滿意。亨利．亞當斯的外祖父布魯克斯（Peter Chardon Brooks，一七六七至一八四九）有三個女兒，分別嫁給愛佛瑞（Edward Everett）、佛羅丁漢（Nathaniel Frothingham）與查理斯．亞當斯；他三十六歲時就從商場退休，然後從事公職或是慈善事業，但同時也襄助他兩位女婿的政治事業。以上這些人雖然生意都成功，但是卻能急流勇退，不啻是真正實現了服務社會的理想。富比士（John Murray Forbes，一八一三至一八九八）是文化涵養頗高的鐵路大亨，愛默生對他的讚美，成為了知識分子與理想商人形象間的契合案例：22

他不管做什麼事都是一位慈善家。以出身背景論，當然他應該很會騎馬、很會打獵、駕帆船、打理豪宅與處理各種事務，但是他同時在朋友間也是最會說話的人……。我告訴自己，這位先生令人崇敬，因為他對人有同情心，又對文學家與科學家尊敬，總之要找到一個比他優秀的人很難。所以我認為美國偉大，因為可以出現這樣的人。

紐約最傑出的文化商人是著名的日記作家宏恩（Philip Hone，一七八○至一八五一）。他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地的貴族團體如何成功地吸收了一位新人進入他們階層，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接近文化商人的理想，而他只是一位不富裕的木匠的兒子。他十九歲時與一位哥哥參與了進口生意。四十歲時他累積了五十萬美金財產後就退休，首先是遊歷歐洲。他在十六歲之前沒上過學，但是跟其它白手起家者不同的是，他並不以此為傲。他在一八三二年時寫道：「我知道我的不足點。」「我也願意用我財產的一半來換取古典教育。」他雖然沒受過正式教育，卻有著豐富的人生經驗。23這些年來他收集很多書，也廣泛、有效率地閱讀它們，收藏了一些藝術精品，贊助歌劇與舞台劇，指導紐約學社（New York society），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董事，又贊助了無數的慈善事業。他的家成為作家、演員與外交官、甚至是政治領袖的聚會處。他熱衷參與政治，曾任市議員甚至一任的紐約市長，亦擔任過輝格黨內重要人物的顧問。他與許多仕紳一樣也許都只有皮毛的文化涵養，但是美國的文化與智識生活若沒有這些人的贊助，一定失色不少。

4.經濟優先時代的來臨

富比士與宏恩這些商人的生活適足以反駁托克維爾所說的「美國沒有一個階級可以像歐洲般，用『家傳』（hereditary）的財富與閒暇生活方式保留了精緻文化，同時也贊助了文學藝術。」24對托克維爾言，「家傳」很重要，也因此富比士與宏恩這些人的例子無法大量複製。托克維爾訪問美國而寫下他看法的十九世紀三○年代後，這種無法大量複製精緻文化的情況更明顯了，而此後有增無減。商業的重要性逐漸減少而製造業卻增加，於是商界有一小群人只好轉而開始接觸國外市場與海外貿易，但此時美國的經濟與心智卻逐漸走向封閉與自我滿足。當商業進入西維吉尼亞與中西部後，文化與精緻生活方式卻沒有隨之進入。人與物質移動的速度快過制度與文化。許多新商機使得企業界增加很多財富新貴，他們的文化與品味當然開始主導了社會。早先，特別是在沿海城市，地方上的貴族仕紳人多勢眾可以轉化那些新貴，但是在內陸的那些新興城市與紐約、波士頓與費城比起來像是荒地，於是新貴與在地貴族平均地融合，許多地方甚至新貴凌駕了在地貴族。像辛辛那提與列辛頓（Lexington）這樣的地方，雖然最後也成為文化中心，但是它們的影響力很小。在內陸地區，商業新貴較不用附庸風雅，或是像在波士頓般他們的小孩要靠嫁娶來提升地位。這裡一切都很新，很粗糙。

一切不只新與粗糙，同時也缺乏穩定。即使連宏恩這樣的人也免不了受到衝擊。在一八三○年代時他幾乎失去三分之二的財產，他後來重新回來做生意後，榮景已不如前。在美國的商界，很容易大起大落。交易的速度很快，各種行業分工益趨精密。過去大西洋貿易時代，船在海上時就是進出貨的空檔，商人可偷閒，但是現在新的機會與威脅不斷湧出，商人需隨時待命，不斷忙碌。因此商人不像以前般參與政治，更不涉入文化活動中了。一八五九年時英國旅行家葛拉譚（Thomas Colley Grattan）如此描述美國的年輕商人：25

他們像苦力般地追逐生意，且極度熱衷政治。他們成家，且不跑宴會應酬。衣著儉樸，雖然有年輕的臉龐，但是看起來老成、精明卻憔悴。他們的態度、禮節與對話都很拘謹，不論肩膀、知識或是志向都沒有寬度。他們的身體孱弱，意志萎靡，腦袋放空，只剩下賺錢的念頭而已。他們沒有常識或人文素養。一心只想著貿易、金融、法律與當地的商務資訊。藝術、科學、文學幾乎與他們無關。

與此同時，企業雜誌的文化氣氛也不見了。《杭氏企業雜誌》曾經有顯著的文學版，現在也逐漸消逝了。一八四九年後雜誌的書評部分從八頁變成了四、五頁，又變成兩頁，最後在一八七○年整個消失了。同年底雜誌與《商業金融紀事》（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合併。《杭氏企業雜誌》是月刊，而合併後的雜誌則是週刊。因為商務的速度加快許多，在刊物最後一期發行人指出，月刊的形式已經過時了。26後續的刊物因此配合趨勢編輯，但是有關人文的部分就闕如了。

企業愈是支配了美國社會，它愈不覺得應該向企業之外無關的因素妥協。早先企業還為此尋找一些理由，例如商業的繁榮其實對於信仰上帝是有幫助的，也能夠提振人心與文化。雖然這種論調至今仍存在，但是人們已不太提了。當企業成為美式生活的主角，一個物質、經濟的帝國在新大陸崛起後，所有的一切都開始用財富來衡量了。美國的企業早先乃是用支助文化發展的理由取得人們的尊敬，現在只需要宣稱它可以提高生活水準即可。27幾乎所有的實業家都會說，企業帶來的經濟繁榮即使本身不是道德，也會幫助道德的實現。在一八八八年時，鐵路大王柏金斯（Charles Elliott Perkins）說：28

大商人、大實業家、大發明家對世界的貢獻難道比牧師與慈善人士少嗎？物質生產發達與經濟繁榮帶來的成本降低與享受增加，難道不是文明進步的主要推手嗎？讓人人可以飽暖，他們不是會比挨餓受凍的人更會成為好公民嗎？貧窮乃是犯罪與悲慘不幸的泉源，而大量生產物品降低了生活成本就是避免貧窮，除此外沒有其它方法。歷史與經驗都告訴我們當財富累積而生活無虞後，人的素質就會提升……他們會有較好的思想、會體恤他人、會追求正義與慈悲……所以一定要先有物質的繁榮，而所有其它的進步都以此為基礎。

早先富蘭克林就宣稱文化發展必須立足於物質基礎之上，而在他之後的一個半世紀，這種看法──「經濟優先」論的看法──終於受到了無比的肯定。

第十章白手起家與勵志型信仰的出現

第十一章其他領域所發生的智識無用論

第五部分民主社會與教育

第十二章學校與老師

1.「教育是我們所能從事的最重要之事」

任何談到美國歷史中存有「反智」傳統的人，一定要注意到美國歷史的一個特色，那就是對於平民教育極度的注重。從以前到現在很少人會對美國人這種信念的真誠懷疑。柯馬革（Henry Steele Commager）曾對十九世紀的美國做過研究，他認為「教育就是那時的信仰」──雖然他隨後就補充，美國人視教育如同視宗教一樣，他們希望能「很實用且有附帶的利益」。1近代以來，美國是除了英國清教徒以外，第一個主張建立免費的基礎教育制度的國家。美國最早的法律就已規定，政府的土地要有一部分移作為設立學校之用。美國的學校與圖書館一直增加，證明了他們對於知識的傳播是注重的，而不斷增加的學院與「文化講習會」（Chautauquas）2顯示出這股對於教育的熱忱並非隨學校教育結束而終止，它是延續到成人終身教育之上的。

從一開始，美國的政治人物就堅持教育對於一個共和國的重要。華盛頓在他的告別演說詞中，力勸國人設立「可以普遍散播知識的機構」。因為這個新的國家體制需要公共意見的參與，華盛頓認為「大眾的意見應該要是啟蒙且明智的」。一八一六年時年老的傑弗遜警告國人：「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散漫無知，則沒有未來可言。」當一八三二年林肯總統初次踏入政壇從事競選活動時，他告訴選民「教育是我們作為一個群體所能從事的最重要之事」。3對美國成千上萬的學童來說，林肯總統躺在一堆柴火前就著火光讀書的景象，確實深深印在他們心中（我們之中有哪一個不曾好奇過，他當時到底正在讀什麼書呢？）在各種場合中，很多演講者、作家與編輯都習慣在發表長篇大論時，先說一下教育的重要性。一位中西部小鎮的編輯在一八三六年時說：4

假設現在堅固的結構有一天瓦解，生活上的喜悅……變得黯淡，這一切都將會是因為民眾的無知。如果我們可以一直團結下去……如果我們的土地不要受獨裁者的踐踏，如果我們幸福的日子要一直持續，如果你想要太陽永遠照耀著我們每一個自由人的臉龐，那麼請好好地教育這土地上每一個兒童。只有這樣才會讓想集權的暴君害怕，才能讓受壓迫人民的能力釋放出來。因為只有智慧才能成為支撐一個民族榮耀的樑柱，唯有智慧與道德可讓這些樑柱免於碎裂成灰。

如果我們將注意力從過去的一些言論轉到今天的現實狀況，我們一定會訝異，很多人正在批評我們今天對於教育的熱情不再了。許多問題出在漠不關心──老師薪資低、教室爆滿、上下午二部上學制、教室破舊、設備老舊以及其它種種衍生出的問題，例如過度重視運動球隊與樂隊鼓隊、不良學區內的破爛學校、對學科程度要求過低，忽視重要科目的教授與忽視資優學生等。有時候美國的學校似乎被運動與相關的商業化活動、媒體的批評所主導，這樣的情況延伸到高等教育中，最糟糕的例子是奧克拉荷馬大學校長竟然說他想辦一所以美式足球隊為榮的大學。5有些教育上最終極的價值似乎永遠和美國人擦身而過。每年美國人花很多錢與氣力，把子弟送進大學，但是這些年輕人到了大學後，似乎連對閱讀都提不太起勁兒。6

2.美國公立教育的失敗

雖然我們在口頭上一再誇耀，但是盡責的教育人員一直都知道，我們的教育體系有若干嚴重缺失。歷來對教育誠實檢討的文獻，對目前的一些教育觀察家是當頭棒喝，因為他們只知沉湎於過去的一切，而現在看起來過去也不是如此美好。這些檢討教育的文獻是由一群令人敬佩的人所撰寫，其中包含了尖銳的批評與沉重的抱怨。美國人願意設立公立學校制度，但是卻吝於給予足夠支持。在世界各國中，就廣泛傳布知識給全民這一點政策初衷而言，美國名列前茅，但是這個國家卻一直聘用一些不適任的老師並給予拉車伕般的薪水。

說起美國教育改革推動者的歷史，其實就是他們對抗不利教育環境的歷史。教育上的「悲歌」（Jeremiad）──諸多困難辛酸──屢屢成為我們文學作品的主題，就如同清教徒作禮拜時「悲歌」成為講道主題般。教育改革的文獻即是充滿抱怨的文獻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抱怨乃是任何想要進步的人會產生的心態。但是這股抱怨好像快到了絕望的地步了。更有甚者，這些抱怨不單是存在於偏遠西部，或是密西西比州最深處，同時也在麻州出現──麻州乃是公立學校系統辦得最好的地方，也一向是美國各州中以辦教育聞名的。但是在一八二六年時麻州的教育改革者卡特（James Gordon Carter）就發出警告，如果麻州議會不改變政策，則其公立學校制度在二十年內將瓦解。7

麻州教育局長曼恩（Horace Mann）在一八三七年對於他所管轄的全美最好的公立學校系統發出的警告很有啟發性。他說：「學校的房舍太小，且區位不佳；而學區教育委員會為了省錢，沒有讓教科書統一化，導致一個課程有時候要用到八種或十種課本；學區教育委員會成員薪資不高，社會地位也不高；社區中如果有一部分人不關心教育，他們自然不會為學校付出任何努力，而有錢人早就對公立學校失望而送子弟去私校就讀；很多城鎮的學校不能符合州政府對於學校管理上的要求；公立學校普遍缺乏合格稱職的教師，但是現職的教師無論多麼不適任，大眾還是都能接受；閱讀課程指定書籍的難度明顯需要提升；過去一個世代學生的拼字能力退步了；我們學校閱讀班內十二分之十一的小孩根本不了解他們所讀到的字詞的意思。」因此，他深怕「不盡責的學區教育委員會，不適任的老師，不關心的社會大眾，這三方面都可能會繼續惡化下去」，直到有一天公立學校系統整個瓦解。8

還有更多的不滿，從新英格蘭到全國都有。菲爾普斯（William Franklin Phelps）是明尼蘇達州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稍後更是全美教育協會會長，他在一八七○年時說：9

這些小學頂多是由無知的校長或不夠格的老師們掌理。小孩們只學到了一點點的表面知識。他們沒學到什麼技能就離開學校，進入社會舞台，沒有智識也沒有道德訓練……這個國家大部分的學校都不好，老師也差，以致於這些學校如果關門了也沒有什麼不好……他們花了納稅人的錢卻一直陷於無知與故步自封中……美國太多的學校簡直跟少年暴民的聚集處一樣。

一八九二年時萊斯（Joseph M. Rice）巡迴全國各地訪視公立學校體系，他發現每個城市的狀況都不好，只有少數例外：教育簡直變成政治的犧牲品，無知的政客聘用無知的老師，教學生變成重複而無趣的事情。10十年後「進步運動」正要展開時，紐約的《太陽報》接到這樣一個投訴：11

當我們還小時，學生在學校多少要作一點兒功課。不是鼓勵引誘我們作，而是被強迫作的。拼字、寫作文與算術都是必學的，一定要學會。但是現在小學教育變成了雜耍特技秀，老師逗小朋友學習，小孩只學他喜歡的。很多新派老師嘲笑以前的教學基本要領，現在要逼小孩學著閱讀簡直是一種災難或是犯罪行為了。

數十年後，美國已開發出了一套很自豪的中學教育體系，教育成為一門專業。一位師範大學的布理格斯（Thomas H. Briggs）先生到哈佛大學演講，他對於美國在中學教育上的「偉大投資」的結論是：很不幸地走歪了。他說：「沒有什麼成果，即使連課程表都不行。」他認為，以數學科來說，學生以這樣的程度去做生意一定破產，不然就是被關入獄。若你給學生圓周率與其它資訊，只有一半的學生正確得出圓的面積。學外語的學生既不能讀也不能說。學了一年法語的學生只有一半人能了解je n’ai parlé à personne.這句話。選法文的學生只有五分之一學了兩年以上。拉丁文的成果一樣糟糕。學了一年的學生甚至連梭倫（Solon）是誰都不知道。學生學了一年美國歷史後，他們不知道門羅主義是什麼意思。大多數人學了英語的課程後還是無法建立對於文學的欣賞能力，也無法提升他們的寫作，寫作能力不足的比例實在驚人。12

今天的世界很容易取得各種調查數據，而我們在教育上失敗的證據多到已經不需要再詳細舉證的地步。13現在的焦點只是在於如何解釋這些證據的意義，各方差異很大。很多專業的教育家認為這更加證明了他們一貫的主張：在全國普遍性大規模的中學教育體系下，傳統的課程與教學法並不適用。而對現有體系批評的人則說，這些數據證明了我們更應該回到傳統教育那種高標準的要求，並且以嚴格與嚴肅的精神面對教育。幾乎無異議地大家都承認教育失敗了，而這個失敗反映了美國社會中的一個大尷尬：大家如此地重視教育，但是教育體系的成果這麼令人失望。

3.學校是公民的培訓所

我們當然可以合理地懷疑，這些數據與批評有誤導之虞。一向以來學校當局與教育改革者的不滿，難道不能看成是健康的自我反省嗎？不滿之後就有作了一些改革，不是嗎？退一步來說，如果對美國教育體系成敗的衡量，不是基於某些抽象的成就尺度，而是用它當初設立的目的來看，那它不也是一種成功嗎？關於此點，可以有很多的補充。美國公立學校制度的設計，本來就是要大規模地教育來自不同族群、異質性且流動性高的學生群體，他們成長於不同環境且有不同生活方式與目標，教育體系希望把他們融合成一個民族，讓大家識字，也培養出一個民主社會最起碼應具備的公民素養。它完成了這些任務，即使美國在十九世紀時沒有變成世界上具有高度文化水準的國家，美國的教育至少產生了一群素質相若的公民，這點是外國人屢屢所見證的。

當然，要徹底討論這爭議，我們先要仔細檢視美國教育的信念。大規模教育的目標不是要培育出優質的心智能力，或是對於知識與文化的高度興趣與素養，而是要培養出公民，以及社會各行各業人員的基本能力。當然一些著名學者與像曼恩這樣的教育改革者，必然會強調培養心智能力的重要性，但是若對社會領袖或是大眾說明教育的目標時，他們比較會在意教育對於公共秩序、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作用。他們深深了解，在推動教育上最無可抗拒的理由一定是打造民主社會，而不是成就高度的文化。民主大眾的政治，一定需要大眾化教育來支持，這種觀念早就深入人心。社會上的有錢人一直擔心教育花費他們的稅金過多，但是大規模公立教育體系大量地培育公民，可以避免社會失序，勞工不致無知識無技能，也會降低犯罪率與激進社會革命的可能性等。而對於中產階級與低層階級的人來說，公立學校教育提供了人民參與民主政治的能力與找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追求社會位階上升與成功的機會。14

對於廣大又缺乏自我表達機會的大眾而言，我們很難知道他們對於教育體系的真正態度，只知道他們視教育為其子女獲得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對他們而言，固然很明顯送子女去學校讀書的首要考量不是發展其智識能力，但是有證據顯示我們先前討論過的在宗教、政治與商業上都有的「反智」傾向，現在也在教育上出現了。似乎大家覺得小孩子不應該被教導成對智性太過重視。愛爾森夫人（Ruth Miller Elson）最近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紀教科書的作者希望讓小孩對於智識、藝術與教育等的態度能與大人的社會一致。15教科書中有很多好的文章，但是能被選入並不是因為它們能夠教導小孩發揮與尊崇智性。

就如同愛爾森夫人所言，這些教科書所蘊含與傳遞的價值乃是「效用」。一本書中寫道：「我們都是學習實用知識的人」。摩爾斯（Jedidiah Morse）所編的著名地理課本上寫著：「當世界上許多國家致力於保存他們的文化遺產時，在共和主義下的美國人則在學習公部門與私部門上的各種效用。」教科書作者樂於見到知識大規模地、普遍地被傳授，即使這樣犧牲了產生大學者的機會也無妨。「我們沒有像牛津劍橋一樣的偉大學校，他們花大錢聘請像修道院修士般每天無所事事的文學教授……我們國家的人不會如此這般附庸風雅，我們注重實用性。」美國人樂見美國的大學並不像歐洲般只注重知識，而也關心學生的人格：美國的大學很自豪它們訓練學生的德行與操守，而非僅追求知識。

公立學校體系當初就是為了這目的出現的。有一本一八八二年的學校教科書上寫著：「小孩子要品性好而非聰明」，「人的智慧不是最重要或是最吸引人的特質」。學校的讀物裡經常可見這樣的觀念，就是良好的品德比聰明的頭腦更重要。在歐洲，英雄常被描繪為高傲的貴族，或是威猛的戰士，或是「威武不屈的學者，以及文采照耀腐敗宮廷的詩人」。可是美國的英雄是簡單誠懇而正直的人。華盛頓就是教科書中這樣的例子，書上形容他是自己奮鬥成功且務實的人，沒受過多少教育也不靠智識而成功。一八八○與一八九○年代的歷史教科書上如此記載：「他是踏實而非絕頂聰明的人，他有好的判斷力而非天才的頭腦。他不喜歡擔任公職，不太閱讀，沒有什麼藏書。」即使連富蘭克林都沒有被描繪成十八世紀的知識分子領袖人物或是頂尖的科學家，而是一位自學成功的人，時時以節儉與勤奮自勉。

教科書中所引用關於知識分子的材料，也證實了這樣的情結是存在的。渥茲華斯（Wordsworth）作品中「反智」的詩句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很出名，而選自愛默生的「反智」詩句則在下半葉很出名。一八八四年一本教科書有引愛默生的〈告別〉：

我嘲笑人們的知識與傲慢，

也嘲笑高等的學府與那些飽學之人。

人與上帝在伊甸園見面時，

就是因為知識而有想要躲躲藏藏的窘態。

當然，對於智性帶來的快樂加以嘲諷，的確也是偏頗的；一貫地反對學童閱讀小說的告誡與教誨，也一直重複著；大家常被提醒，為了消遣與愉悅來進行閱讀不是好的事情。「看書時把書翻壞或是拆散就是糟蹋書；但是為了愉悅而看書就是誤用了書。」愛爾森經過密集分析這些課本後，因而結論道：「『反智』在美國文化中不但不是新的東西，而且還是深深地埋藏在教科書中，從開國以來就讓學童一代一代地讀。」

雖然社會有時很重視藝術，但是這並不能補償對於智識的貶抑。當討論素人藝術家、國家文化紀念碑與作品，或是對美國本土藝術的弘揚時，大家就會無可避免地談到音樂與藝術。對於編纂教科書的人來說，重要的不是藝術家作品的內容而是他的成就，因為這可以視為是他努力打拼的證明。偉斯特（Benjamin West）就被描繪成童年非常窮苦的少年，買不起畫筆只好從貓尾巴拔毛來畫畫：「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努力、天賦與毅力，一個美國小男孩終於成為最著名的畫家。」但如果學習藝術可以訓練一個人的個性，那麼同時也有其危險。目前出土了一份十八世紀英國道德主義者莫爾（Hannah More）留下的文獻，其中載明：「在所有的高度文明國家中，對於藝術的崇揚其實是陷溺於女色的根源……對藝術過度的崇揚所帶來的腐化，當然也使得國家衰退，它是未來行將瓦解的確切前兆。」義大利總是被拿來作為例子，也就是它在藝術上的卓越成就，最後使得整個民族的性格落入遭人非議之地。歐洲人對美國文化常有所批評，於是逐漸地學校的教科書開始把美國藝術與文學發展的狀況，拿來作為對這些批評的回應。藝術因為與民族主義連結在一起，也被視為是一種民族榮耀的工具，因此理由就至少能被接受了。

當然我們無法知道教科書對於小孩有多大影響。但是任何接受教科書觀點的小孩，都難免會以為學術與藝術都不過是歐洲那些較不穩定社會的裝飾品，都會認為藝術是為了民族主義服務的，都會完全從它對性格的影響來看待藝術的價值。如同愛爾森所言，這樣的學生將來會「更誠實、勤勉、有信仰與有道德。他會成為一個有用的公民，不會受到藝術與學術這些東西的壞影響或是變得娘娘腔」。所以歸結言之，教科書中對於文化的觀念會使學生「將人生投入於物質生活的追求以及堅強完善人格的鍛鍊，而藝術與智識只有在能帶來某些具體用處時才重要」。

以上種種花絮都提示了十九世紀美國人在教育信念上的一個清楚定義。這種信念最令人感動的一點，就是其中有一股堅定的善意存在：大家都認為教育不應該只屬於一部分人，應該是所有人都可以有機會接受的。這樣的決心在美國歷史中成功地持續了下去：學校成為散布社會與經濟平等機會的機制。美國人不太知道教育的適當標準何在，即使他們能找到這些標準，也很難在這個國家的大規模教育體系裡實現。在美國，教育的目的是教授有用的技能與提高社會競爭能力，這是很清楚的。但是對於提高智識能力或是享受思維的樂趣這種目標就未必能企及，也未必大家都贊同；因為很多美國人都有這樣的疑慮：他們懷疑像這種「高級」的教育只適合富裕有閒的階級，貴族子弟，或是過去的歐洲社會。這種教育沒有實際的用處，它的危險卻不小。如果教育太注重智識的發展，可能會帶來傲慢或是孤芳自賞的心態，通常道德敗壞的人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4.同情但不被尊敬的老師

美國人在教育上不願意重視智識的養成，這樣的態度並不會因為有了好的師資而改變，何況從來就沒有好的師資。社會也從來沒有重視過師資的問題，因為在現實的社會狀況下要吸收優秀的人來作老師是很困難的。

在任何現代社會中，老師的數目與際遇，可說是這個社會之本質的精確反映。老師是第一個進入學童心靈中代表著智識的人，而且他是一個專業的、全職的代表者。學童心中對老師的感覺與對老師社會地位的認知，都會在學童對教育與知識態度的形成上扮演關鍵角色。當然，在小學內這個因素沒有在中學明顯，因為小學主要是在教導生活與學習上的基本東西，但是在中學階段學生在心智上會突然開竅，開始與智識世界接觸。但不論是從小學到大學的任何一個階段，老師不只是一位教授者，也可能是學生潛在的標竿或學習對象，學生可從老師身上得知成人世界的許多價值觀。當然，學生也從老師處習得如何思考，也藉著觀察社會如何看待老師而知道老師的社會地位與角色。

在北歐、德國與法國這些國家中，老師的地位較受重視，老師──尤其是中學老師──在鄉里間很受敬重，因為他的人格與職業都代表了可以仿效的典型。所以在那些社會，年輕人願意從事教職，因位老師的工作有意義且報酬不差。有些聰慧的小孩雖然家裡並沒有好的智識環境，但是如果碰到有心且是智識型的老師，就會受到啟發；學校裡碰到的好老師是這些小孩唯一獲得智識啟蒙的機會。但是在美國教育史上，大部分的時候中小學老師並不是擔負啟蒙智識的角色。這些老師不但本身沒有智識發展上的企圖，有時甚至連教學能力都不足。不管老師素質如何，因為待遇低且常因別無選擇才會來當老師，所以老師這個行業裡通常都充滿了被剝削與被威嚇的氣味。

當代幾乎所有的教育評論家都同意，美國的老師待遇低又不被重視。若干年前美國的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長福爾森（Marion Folsom）談到，美國老師的薪資水準幾乎可稱為是「國恥」，而這也表示了「社會大眾對老師根本不尊敬」。16其實媒體常常提到這種狀況。例如有報導，密西根州有個城市的老師年薪竟然比收垃圾的清潔隊員少四百美元。另外，佛羅里達州一群老師投訴報紙，他們抱怨州長私人廚師的薪資高過州長付給州內老師的薪水，而老師們都有大學學歷。17美國老師與其它美國人一樣，他們的絕對薪資（薪資購買力）高於歐洲老師，但是美國老師的薪資水準在社會中的排名，卻低於其它西方國家，除了加拿大外。一九四九年時美國老師的收入是國民平均所得的一點九倍，而英國是二點五倍，法國是五點一倍，西德是四點七倍，義大利三點一倍，丹麥三點二倍，瑞典三點六倍。18

當然，在美國教書這行業的地位比在其它國家都低，而比美國的各種專業人士低得更多。李伯曼（Myron Lieberman）指出，美國教師的特色就是他們多半出身於中下階層社會的頂部。上層社會與上層中產階級這兩個部分的人都不會想去作老師。而作老師的人常在學期中、尤其是暑假時，會去找副業以彌補生計。而這些副業通常都是較低級的工作，例如餐廳服務生、吧檯服務員、管家、清潔人員、農場幫工、賭場幫工、擠牛奶工或是任何雜工等等。他們出身的家庭通常是低階或是中等家庭，而家中所保存的讀物也多半限於《週六晚報》或是《讀者文摘》之類。19對多數的教師而言，雖然工作上收入不算好，但是已經比他們的父母輩來得好，而同樣地他們的小孩也會更好，因為這些小孩可能會有比他們更好的教育。

《黑板叢林》（The Blackboard Jungle）一書揭露教育界的弊端，而美國城市中一些破敗區域裡也有很糟糕的學校，但是我們還是有理由相信美國中學教師與學生間的關係還不錯，尤其是與中產階級或是上層階級家庭的學生間的關係，他們是學校的教育焦點，而一般來說也較受老師寵愛，即使在其能力與中下階層家庭學生一樣時也是如此。可是有趣的事是美國的青少年一般都同情他們的老師，而不是尊敬他們。青少年們知道老師待遇不好，他們都認為老師應該加薪才對。也因此較積極、能力好的青少年都知道教書是沒前途的，他們不會走這條路。20既然如此，老師這個行業就會一直吸引不到最好的人才，因而繼續平庸下去。而如果在學生面前老師是代表著智識與其所獲得的報酬，則老師們的表現與社會給他們的待遇，不啻讓智識這個東西無法吸引人。

其實老師們的艱苦遭遇是從美國立國以來就開始的。美國人對教育的熱忱從來就沒有高到可以充分地給老師們很多支持。這一部分得歸因於英美傳統中一向對於老師的態度，是與歐陸國家無法相比的。21不管如何，在美國總是會有合格老師不足的問題，而且早期美國的社會裡，要找到適任的教師且能留住他們是很困難的。殖民時期受過教育的人就已經很少，他們的機會很多，因此大多不願意屈就較低的教育工作薪資。於是大家想到一些解決的辦法。有一些小學乾脆就由中上階層受過教育的婦女團體來「承包」，雖然是私人設立但是經費一部分或大部分由公家來支付；直到十九世紀為止美國就一直是由婦女來擔負起小學教師的責任。在某些小鎮裡，牧師也兼任教師；或是由教師兼任小鎮上各類的行政或是教會工作。也有的情況是，既然要找到永久性的教師是不可能的，那就把老師工作給一些立志要成為律師或是牧師的年輕人作為暫時寄居之處。這種作法的好處是，可以找到優秀的年輕人來教書，但是如此一來又造成一種印象，就是教書不過是有大志的年輕人暫時棲身的職業。

在這種狀況下，長久待在老師行業的人就被看成是沒有大志或是能力不足無法跳槽。也許只有壞事能傳千里吧？所以愛斯布里（Willard S. Elsbree）的書《美國的老師》裡盡是記載了杏壇醜聞：酗酒、誹謗、褻瀆、互相訴訟與外遇出軌等事。22但是既然老師難找，殖民時期就出現了「契約工教師」這樣的情形。一位德拉瓦州的牧師一七二五年時指出「每當一艘船載著新移民從歐洲來到美國時，一些殖民地的人就會說讓我們過去買一位老師來吧」。一七七六年時《馬里蘭報》有這樣一則廣告，有一艘船剛從愛爾蘭來，船上待出售的有「各種愛爾蘭貨品，其中包括老師、豬肉、牛肉與馬鈴薯」。大概同時間，康乃狄克州報紙有這樣的廣告，懸賞緝拿「一位逃跑的老師，膚色淡，短髮，常常會皮膚癢，短腿」。殘障的人因為找事不易，所以後來常常就變成老師。紐約州首府奧伯尼（Albany）在一六七三年時在三位教師的陣容外又雇用一名麵包師傅任教，理由是「他的手受傷無法作麵包了」。23雖然這樣做是扭曲了慈善的意義，然而到底還是真實地反映了缺乏合格老師的窘境。而麻州歷來受過教育的人在全美比率最高，所以大學畢業生多數會先去當老師。

雖然偶而還是會有能力強與奉獻感高的老師，但是不適任者實在太多也太明顯，以致於老師的社會形象都被他們所設定了。一位觀察者在一七二五年時說：「真相乃是，教師的形象實在太糟，以致於大眾都認為小孩子應該自己來教。」24這樣的想法一直持續至十九世紀，當時留下這樣一則報導：「這個人的身體實在殘疾到無法作任何勞動──他跛腳、太胖、無力氣、有肺結核、好像病了或是根本太懶不想工作──唉，他們經常從這類人中挑選學校老師，把他們丟到教小孩的崗位上。」對於這類的老師有一種刻板印象的描述：獨眼或是獨腳老師、因為愛喝酒而被逐出教會的牧師轉任的老師、跛腳老師、該去當小提琴手的老師等等；或是「週末喝醉酒因此週一處罰全班的老師」。25

全國凡是有心的教育專家紛紛擔心老師的素質。卡特描述一八二四年麻州學校的狀況，26他說：男性教師可分成三類，一是認為教書好混，較一般工作輕鬆；二是受過良好教育者，將教書視為過渡；三是那些無才能的人、成功無望者或是在其它行業混不下去的人，有句俗話說：「如果一個年輕人的品行不致於糟到被抓去坐牢，那麼他應該夠資格作一個學校老師。」

若干年後北卡羅來納大學校長卡德威（Joseph Caldwell）對於該州老師的素質忿忿不平：27

如果有一個人極度懶惰，成為他周遭的人很大的負擔，那麼有一個方法可以擺脫他，就是讓他去當老師。大家都認為，教書是除了發呆外最輕鬆的事。如果有一個人揮霍盡家財，或是因行為不檢點而陷入債務，那他隨時可以來教書，因為這是最不需要任何技能的事，他必可勝任。有沒有人因為酗酒或作盡壞事而快要毀了他自己？不會的，他只要進監獄出來後悔過即可。雖然他沒有品行也不被人信任，但是他可以到學校教書帶小孩子，如果他有意願的話。我們大家都認為只要他會讀會寫，會解數學平方根，那麼他應會是個好老師。

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說《鶴人》，乃以如下的字句描繪一位老師。很多美國的小說，難道不是這樣？

這個鶴的綽號對他來說算是合適。他很高，但是極瘦，窄肩，長臂長腿，手伸出袖外很多，腿似鏟子一般，整個人的骨架像是要鬆掉一樣。他的頭很小，前額很平，大耳朵，很大又透明的綠眼，長又尖的鼻，而頭像是在脖子上隨風搖晃。如果他在強風下走在山坡上，衣服隨風飄，我們會以為他是精靈或是玉米田中的稻草人。

歐文筆下的鶴人其實不是壞人。他遊走各家打雜工掙飯吃時，儘可能地讓農民們覺得他好相處，盡量幫忙農事也照顧兒童。在婦女面前他也有些地位，因為與她們常碰見的土包子比起來他算是有讀過書的人。但是這個有點兒狡猾又有點兒可信賴、這樣奇妙組合的人，男人都看不起他，但是他們卻認為他可以作村中的老師。

5.缺乏男子氣概的老師

卡德威與卡特都是積極想要改革美國教育的人，所以他們的抱怨有可能會誇大些；果真如此的話，也只是反映出老師深植於美國人心中的刻板印象。但這會有惡性循環的效果。美國社會本來就難以找到、訓練好老師與支付他們足夠的薪資。所以大家都將就了，找到什麼人就用什麼人，結果就是一大堆不適任與能力差的人進來。於是大家只好認定教師這個職業會吸引不良的人前來應徵，如此認定後，社會自然不願意付高薪給這些不良的人。的確有證據顯示，如果找到很好的人來當老師時，大家都極度歡迎，而他馬上就受到尊重，得到比其它地方教師好很多的聲譽與地位。然而，要使教師水準普遍地提升，需要很大的努力與很長的時間才行。

最後終於使得美國教育體系離開這種惡性循環的原因，是學校的年級制度與大量女老師的出現。學校的年級制度是因應大都會區的問題而產生的，一八二○年代首先出現而一八六○年代大為流行。之後大部分的城市都如此作，在這種分年級學校裡，兒童六歲入學而十四歲畢業。分年級制度仿效自德國，它使得班級人數變少，同班同學程度相當，這樣老師就較容易教學。如此一來也需要增加老師數目，因此女性大量進入這個職業。在一八三○年之前，大部分老師是男性，女老師只負責教幼童或是暑期班。以往有一個觀念，就是女老師不易維持教室秩序，尤其是大班或是高年級。而分年級制之後證明這樣的看法並不完全對。很多地方雖然還是反對聘請女老師，但是只要告訴他們女老師的薪資只有男老師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時，他們馬上就不反對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可以提供普遍的大眾教育但是又不用花太多錢的秘訣。到一八六○年時有的州女教師數目已經超過男教師，而內戰的徵兵又使得男教師比例更降低。到了一八七○年時女教師已經占了近百分之六十，而且快速成長中。到一九○○年時，百分七十是女教師，過了二十多年後，比例來到百分之八十三，這是最高峰。28

聘用女教師同時解決了兩個問題：素質不好與成本的問題。大量素質不錯的年輕女孩進入教育界，她們願意接受低薪資且品行可以符合教育委員會所設的嚴苛標準。但是關於教學能力的問題，就非在此一併解決了。因位這些年輕女孩很年輕也準備不足。有很長的時間，政府並未有訓練她們的政策或機構，民間有一些機制，但是數目不夠多。然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歐洲國家已經對於教師訓練的問題研究了一個世紀。曼恩因此於一八三九年在麻州設立了第一所師範學校，但是在內戰前夕時，美國總共也才有十來所師範學校。但是一八六二年之後迅速增加，然而直到十九世紀結束時還是趕不上大量的需求。所以在一八九八年時也只有一小部分新老師──也許五分之一吧？──乃是從公私立師範學校畢業。

糟糕的是，這些師範學校的訓練也不是太理想。首先，入學標準就不高，即使到了一九○○年時大部分竟然還不需要有高中畢業資格就能讀。對於兩年制或是三年制的師範學校言，只要讀過兩年高中或是同等學歷，就可入學。而四年制的師範學校在一九二○年後才開始流行，而那時教育學院已經開始興起而逐漸替代師範了。根據聯邦教育部的調查，即使到了一九三○年，全國從教育學院或是師範畢業的教師只有百分之十八受過四年訓練，而三分之二以上是僅接受過一、兩年課程而已。29

雖然從二十世紀之後美國社會各界努力改善教師素質，但是學齡兒童的大量增加使得合格教師的數目永遠不夠，教師市場上需求遠大於供給的狀況讓提升素質的努力大打折扣。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的統計指出，美國半數的老師年紀在二十五歲以下，半數到職不到四年或五年，半數在高中畢業後只接受了四年或更少的教育。此後數年，開始有了一段時間的快速改善，至少是教師學歷在量方面的進步，但是總的成績還是不行。一九三三年時美國教育部出版的《全國教師學歷調查》顯示，小學中只有百分之十、國中只有百分之五十六、高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老師有學士學位。除了高中老師外，學士學位之上的教育完全不被重視，高中老師中約有六分之一的人有碩士學位。把美國與西歐國家的老師學歷來比較的話，會發現美國明顯居劣勢，落後英國不少，而遠遠落後法國、德國與瑞典。這個調查的作者說：「讓我們擔心的是，學生們或是老師中的重要成員並不比一般人口的平均樣本來得聰明。」30

優秀的學生不願當老師，有多大程度是因為錢太少？又有多大程度是因為師範教育的內容乏善可陳？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但很明顯的是，老師們對於他們所教的科目並沒有接受過良好的訓練。但更令人驚訝的是，不管他們在擬教授的課程上作過多好的準備，但是最後卻不一定會教那科目。調查報告指出，高中老師即使對某一課程善加準備，但是卻只有不到一半的機會真的被安排教那科目。這有一部分是因為行政的疏失，但主要可歸因於小規模的高中實在太多，因此在教師不夠的情形下，老師只好各種課都教。有人寫書指出了這樣的缺失，這種情況到一九五九年時還有。31

我們若是檢視美國師資訓練的歷史，就可發現很難逃出前述愛斯布里先生的結論：「我們若要讓公立學校有足夠的師資，就必須犧牲質來換取量。」32這個國家對教育的看法是，每個人都應受國民教育。大體上，除南方外，這個目標算是實現了。但是很奇怪的卻是，要完成全民受教育的目標，國家竟不願意花很多錢來訓練合格的老師。所以一直以來美國都在尋找廉價的師資。老師被視為是國家的公務員，而美國立國傳統的平等精神告訴我們，政府官員的薪水不應該太高。在殖民期間，老師的薪資差異很大，但是總的來說大致與技術工人一樣或是略低，而低於專業人士很多。在一八四三年時有人對麻州各種職業的薪資作了調查，發現在同一城鎮中，技術工人的薪資比教師多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之多。他發現女老師的薪資比女性工廠作業員低。一八五五年紐澤西州一位學校主管說，雖然老師們的教學能力「一般來說都不太合格」，但是他們似乎「表現得比他們的實力還好」。他又說，如果要求有能力的人來教書又只給他這麼低的薪資，那是荒謬的，也因為如此，「老師這個詞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含有貶意的」。很多農夫寧可花多一點兒錢買馬蹄也不願意「請一位合適的人來教養他的小孩」。33

當然，美國社會對教師薪資的過低並沒有以高尊嚴或高地位來加以補償。況且，女性老師人數上的優勢雖然解決了以往教師品行素質很低的問題，但也帶來了一個嚴重的新問題。世界上除美國以外，都認為男性應在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在中學教育上要有更吃重的角色──各國男老師實際上的在職人數證明了此點。美國可能是唯一的西方國家，把小學教育完全託付給女老師，而把中學教育大致上託付給女老師的。一九五三年時，教育人員女性化這方面美國拿下頭籌：在小學中女老師占百分之九十三，而在中學裡占百分之六十。西歐國家中只有義大利的女老師占中學老師的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十二）。34

現在的重點並非是指女老師比男老師差（其實小學低年級由女老師教較合適）。在美國，因為教書一直被認為是娘娘腔的行業，男人在這個行業中很難找到角色正當性。美國社會裡一直有這樣的觀念，文化與教育是娘娘腔的，就是因為男孩子在學校所見所聞而自然形成的。在學校中男孩沒有足夠的男性角色可以模仿，或是以之彰顯智識乃是有男子氣概的事情；最後，學校裡也沒有適當的男老師可以成為在社會中奮鬥成功的榜樣，使得小男孩將來亦願意成為老師。小男孩若是長大後認為男老師都是娘娘腔、缺乏男子氣概，那他就會在互動中刻意對他們客氣與謙恭。35也就是說，這個男老師也許會被學生尊敬，但是他並不是「男孩中的一員」。

有關老師的男性氣概這個問題，其實只是更大的問題的一部分而已。十九世紀時，男人經常以當老師作為最終成為律師、牧師、政客或是大學教授的過渡，或是其它行業失敗後的退路。根據調查，即使到了今天，能力強的男人還是抱著以後能成為教育行政官員的心態進入教職，如果不成的話就乾脆離開教職。最近幾十年，有一個新的機會可能從中學教師行列裡吸引有能力的男人或女人：這就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的學生很多，這就使得有野心的中學老師想盡辦法增加自己學歷或能力以便進入社區大學任教，不但薪水更多工作更輕鬆，社會地位也較高。在那裡，他們所教的東西可能與第一流高中教的難易差不多。國民教育到了第十三和第十四年時，學制上多一個選擇可能是好事，但是此舉不保證能強化中學的師資。美國在尋求人數足夠且素質好的老師之餘，卻陷入了一個永遠趕不上的目標。當就讀教育體系的上層──也就是大學或是專科學校──其回報愈好時，以及年輕人讀這些學校的比例愈高時，就愈會把下層教育體系中的人才吸走。因此在一個教師不受重視的社會裡，永遠很難找到足夠的人才來教育為數眾多的基礎教育、中等教育學生。

第十三章生涯發展導向的高中教育

第十四章兒童與他將面對的世界

第六部分結論

第十五章知識分子：與社會疏離或被同化

1.智識分子與主流的「和解」

雖然各種形態的「反智」持續地充塞在美式生活的各個層面，但同時，智識這種東西已經有一個新的、正面的意義，而社會也比較接受知識分子了，甚至在某些方面，他們的地位提高了。但是這種「接受」並不十分好受。知識分子早已習慣被拒絕，而且多年來他們一直有一個強烈的制式反應，就是社會對他們的拒絕會是長久的，所以很多人甚至開始有一種感覺，就是在此情況下最有尊嚴與最合宜的反應，就是保持與社會的疏離。有趣的是，他們害怕的竟然不是被社會拒絕或是對他們公然的敵意，因為他們早已學會面對這些，也幾乎把這個當成是他們必然的命運；他們害怕的是失去了疏離感！很多年輕、雄心勃勃的知識分子最怕的是，如果他們漸漸地被重視、納入社會而被任用，他們只得被同化，不再有創意或是具批判精神，因此就不再真正對社會「有用」了。這就是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兩難──他們固然痛恨「反智」，也把這看成是社會中嚴重的缺點，但是對於社會的「接納」，他們卻感到頭疼，而且對於如何面對這狀況，有很深的內部分歧存在。因此今日在知識分子群體內最大的爭議，來自於如何看待以往的疏離與現在的接納。我們先來看看，如果試著分析這問題的現況與回顧知識界過往的地位，能給我們什麼幫助吧？

面對一九五○年代的普遍「反智」運動，知識分子群體，尤其是那些中生代與老一代，並不像一九二○年代時的前輩一樣，想要對美國社會的主導價值進行反擊。相反地，即使在他們被嚴厲攻擊與被指控為對國家不忠之際，他們仍很諷刺地「重新擁抱美國傳統」，連當時的麥卡錫主義也擋不住他們：他們深怕麥卡錫與他的暴民黨羽會摧毀某些美國的傳統價值，而這就表示了他們對這些價值的重視。有些挺麥卡錫的老式且聞名的保守派參議員，就被認為是美國傳統中具有正直人格的代表。

在一九五二年時，代表美國知識分子立場的《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雜誌的編輯們為知識分子群體的立場發出了類似半官方的訊息，因為他們連續幾期刊出一個重要的研討會的內容，這個研討會名為〈我們的國家與我們的文化〉。1他們認為，「美國的知識分子現在用新的方式來看待美國及其制度了……很多知識分子或寫作者現在感覺與這個國家和它的文化更親近了……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現在他們中大多數已經不認為疏離是宿命；相反地，大家很想要成為美國生活的一部分。」

編輯針對二十五個研討會參與者，問了關於美國知識分子與這個國家間關係的一些問題，受訪者中絕大部分都說他們知道知識分子與這個社會正在「和解」（rapprochement），而且也樂見於此。然而他們對於這種回答是有一些但書與限制的，如果忽略這點，可能會過度樂觀也誇大了他們的肯定。但總體上他們的答覆，畢竟是顯示一群過去極度疏離的知識分子現在改變態度了。過去大家總是習慣於「讓疏離繼續惡化」，但是現在多數回答者認為，這個態度是不對的。他們之中有些人強調疏離其實是種愛恨交織的複雜情緒，過去有一些偉大的作家與思想家在對美國社會抗議的同時，卻也夾雜了對這個社會的深刻認同與對其價值的強烈肯定──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偉大的成就輒引來抗議與肯定間的拉鋸。

知識分子應該扮演批判與不隨意與社會同流的角色，大概沒有人否認這是有價值的事，也沒有人會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放棄這角色，而成為社會現狀的傳聲筒或擁護者。大家都承認，現在美國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再將他們的國家看成是文化沙漠而想要逃離了，或是在對比於歐洲時將美國視為「帶著青少年的羞赧」這樣的地位。比起二、三十年前的同行，現在的知識分子在美國已經很有安全感了，他們已經能接受美國的現狀。有一位寫道：「我們正目睹美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布爾喬亞化過程」。不是只有知識分子改變了，這個國家也改變了，而且是變得更好。美國在文化上更成熟，不再處處仰仗、受教於歐洲。有錢與有權勢的人已學會接受、甚至尊從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看法。也因此，美國已成為知識分子或是藝術家樂於在此創作的地方，而且在此地創作的報酬還不錯。所以，有一位研討會參與者甚至說（他起初還感覺這個研討會是帶有一點兒自滿氣味的）：「現在如果還宣稱美國是沒文化的地方，就太愚蠢了。」

2.對「同化」的反抗

在這二十五位研討會參與者中，只有三位──郝爾（Irving Howe）、梅勒（Norman Mailer）與米爾斯（C. Wright Mills）──完全不同意大家應該默認美國現在出現了問卷中所指向的「和解」；第四位，史華茲（Delmore Schwartz）則認為一定要抗議「知識分子間現在所流行的願意同化的心態」。這四人都認為，「重新擁抱美國」就等於向目前的保守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壓力投降，也無異於投向舒適與沾沾自喜的懷抱。研討會主題所用的字眼，「我們的國家」與「我們的文化」激怒了這四人──米爾斯說，「這是屈服於現狀」，「軟弱與焦慮下的順服」，用這樣的字眼簡直是「想盡辦法苟且地尋求合理化這種投降觀點」。老一輩的知識分子還記得三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時的文化爭論，在他們看來，現在的作法等於是宣布放棄他們曾經「被誤導進入」的疏離立場，但對於稍年輕的人來說，這樣的立場無異於犯下守舊不化的道德錯誤，令人無法理解。

兩年後有人正式在這個雜誌寫文章抗議當年所揭示的「主流」立場，這是由時任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的郝爾所發表的〈現在這個同化的時代〉（This Age of Conformity）。2他認為這個研討會就是「知識分子們朝向文化妥協時步調不一的一個表徵」。他說，「晚近資本主義已經替知識分子找到了一個榮譽位置」，所以他們並不反抗，而是樂於選擇「投入祖國的懷抱」。因此我們多多少少都算是「同化派」，即使有人還想要堅守立場，他們批判的力道也變得「溫和負責，而且馴良」。大眾文化產業與大學數量的大增，都讓知識分子被吸捲進入現在的經濟體系中，由於冷戰以及國際情勢，這個體系將會永遠是個戰爭經濟。「因此美國社會裡智識上的自由正受到嚴重地破壞，大體說來知識分子根本沒有站起來堅決捍衛他們的言論思想自由權利，而往昔這個權利乃是知識分子存在的前提。」

郝爾對這種歸順與同化現象的攻擊其實淵源久遠：看看波西米亞人吧！法國小說家福婁拜（Flaubert）曾說，波西米亞「是我們這類人的故鄉」，而郝爾也相信這種思維與生活方式乃是美國文化創造力的先決條件。「美國智識生活中最活躍的時期，與波西米亞式世界觀的興起同時」，郝爾如此主張，他並且說：「麻州和諧鎮（Concord）3也是一種波西米亞，穩重、顛覆與超越同時出現。」波西米亞曾經是把藝術家與作家們團結在一起的一種策略，這樣他們才能夠集體對抗這個世界或征服這個世界，可是現在它的角色不復存在了。「波西米亞作為我們智識生活的氛圍，它漸漸地消失了，而剩下的只是刻意作出來的或是虛假的」。波西米亞的消逝，對於知識分子影響很大，它導致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寂寞感與隔絕感，這些都窒息了自由主義式的樂觀主義」。曾經，年輕的作家們一起在都會的角落裡面對這個世界，但現在他們「住到郊區舒適住宅與大學城中去了」。

郝爾說，我們不是要訓斥任何知識分子「出賣了理想」或是呼籲大家遠離物質主義的誘惑。重要的是，「這些慢慢地腐蝕我們堅定與獨立的性格」，一連串小的妥協會慢慢造成大改變。「最值得我們警覺的是，知識分子這個行業──把生命奉獻給商業文明所無法實現的價值的人──漸漸失去吸引力了。」從郝爾看來，對抗商業文明這場戰爭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價值。我們以往一直認為藝術的價值與商業間的矛盾是非常大也很急迫的問題，但如果現在改變了，「那麼我們等於拋棄了二十世紀中最好的文學、批評與抽象思考的成分。」

郝爾悲嘆「以往那種讓我們較容易抵抗商業物質文明的自信都不見了」。他特別對於研討會中屈利靈（Lionel Trilling）提出的看法表示反感，後者說一九五○年代的文化風貌即使有缺點，也比三十年前好。郝爾認為，「任何將一九二三年那種自由昂揚的文化精神與一九五三年沉寂的文化界作比較，或是比較兩者的文學成就」，都只是博君一笑的樂趣而已。如果金錢收買了知識分子，那是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溫馴了，不再像大家想的一樣挑戰金錢了，在財富之前「顯得衰竭無尊嚴」。知識分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無力，尤其是那些新現實主義者，他們「追逐權力，放棄了表達的自由卻只是個政治上的跑龍套」。因此當知識分子「被吸入社會的建制時，他們不但失去傳統的反叛精神，從某一方面看他們也已經不能稱為知識分子了」。不管作什麼都會比出賣他們的智識好：「例如完全遠離權力與名望，或即使對現行文化的盲目批判，也比為了錢而屈從於人好，因為至少也是自由自在地發聲的人。」

郝爾的文章並非僅代表他個人，其實是左派知識分子的宣言。若干年後有一位年輕的歷史學家巴力茲（Loren Baritz）從類似立場來反省社會科學，他表達這樣的信念：「任何知識分子如果一昧贊同他的社會，則無異於知識娼妓，也背叛了他所承襲的傳統。」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知識分子在定義上就意味著他必須永遠是一個批判者？是否他有可能遵從社會的潮流又同時忠誠於他的良知與智性？」4因此他呼籲，知識分子應該退出任何社會權位：「如果知識分子被吸入社會權位中，那麼他可能冒著被社會吞噬的風險……當他接觸權力時，權力也會接觸侵蝕他。」正確的作法應是刻意地遠離任何社會權位：「當知識分子向權位負責而不是向智識負責時，他的心靈會失去至少一部分自由與彈性，而這些是他身為知識分子最基本的配備。」如果知識分子退回到象牙塔中，那必然是因為「社會責任的需要，中立態度的需要，以及隔絕與疏離帶來的自由之需要。」

3.十九世紀的巨頭文化

我們若看看貫穿該期《黨派評論》的立場，再看看對此持異議學者如郝爾等的說法，就會發現其實這是兩種古老而熟悉的對話聲音。西方世界知識分子，兩百年來一直有一種對疏離性格自覺性的關懷，這絕不是今日美國知識分子獨有的。在中世紀，知識分子的生活與創作不是與教會、就是與貴族密切相關，或是兩者同時有。因此，經常性地與社會疏離是少見的。但是從十八世紀開始的現代生活，有著新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也孕育出新的精神意識。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的醜陋面貌、物質主義與對人的剝削，使得有識之士深覺不平。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作品與思想，不再由貴族來支持，轉而受到市場機制的宰制，這使得他們進入了與中產階級間的尖銳而不愉快的對抗。知識分子當然在各方面都對這個新的布爾喬亞世界不滿───他們始終浪漫地堅持社會制約下的個體性、波西米亞式的團結與政治上的激進。

郝爾在尋找歷史上這種知識分子的著名先例時，他首先就想到了福婁拜，這位不斷地挖掘法國布爾喬亞階級之愚鈍的作家。5在英國，阿諾（Matthew Arnold）用稍不一樣的方式在《文化與無政府》一書中同樣針對市場分析了知識分子的處境。而在美國，某些超越主義派人士（the Transcendentalists）持續地關注現代社會中的「個人感性」（individual sensibility）所面對的困境。

就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布爾喬亞發展歷史，每個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自己的情況。美國知識分子產生疏離的歷史背景，使得不妥協的完全疏離在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眼中看起來是正統的與標竿的。因為在十九世紀美國的社會中，那些被社會接受認可的「典型」作家是些微疏離的，而前衛作家則是極度疏離。我們可以如此描述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的美國社會，即使那些被認為「歸屬」於這個社會的知識分子，也並非真正如此「歸屬」。因此，在今天，對某些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對於自身角色的認定受過去歷史的影響，所以他們會對於知識分子與權力結合而功成名就覺得可恥。

但其實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美國初期歷史中，有兩種知識分子具有權力，一是清教徒的牧師，另一類則是建國始祖們。但是最後他們都失去權力，一部分是由於自身的緣故，一部分是由於歷史環境的變遷。然而他們也都留下了各自的影響。清教徒牧師創立了新英格蘭的智識主義傳統；如果新英格蘭人成群地大規模向外遷移時，就會把這個傳統擴散，而成為美國整個十九世紀甚至直至二十世紀蓬勃智識風潮的主因。6雖然清教徒也有他們的缺陷，可是他們至少敬重智識，而且培養出堅毅的精神，這對於成就卓越智識是必須的。當這種精神顯現時，經常會有鼓舞與振奮的效果。

而建國始祖們的影響也同樣的重要，他們留下的遺產其實深受清教徒思想的薰息。從殖民地獨立的過程中，民眾們努力擺脫殖民地位而打造新的認同感，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很重要。這場美國啟蒙運動，領袖們發揮了很大的效果：他們給這個新國家一個融貫完整而可行的價值體系，給予其認同上的定義，給予其歷史上的定位，提供國族存在感，以及一個政治體系與政治規則。一八二○年後，原本的共和秩序已經被一連串的經濟與社會變遷所摧毀；這個共和秩序曾歷經了革命與制憲，而聯邦黨人與傑弗遜派的人也都在其中成長。當美國經歷了逐漸向西部擴張、工業急速發展、政治上漸趨平等、南方力量的下沉後，原先領導與控制美國民主政治的貴族階層愈來愈沒落了。教會的信友與福音派人士早就已經使神職人員體系瓦解。而現在一種具有新政治風格的新型民主領袖，將要把「商人律師集團」（mercantile—professional class）趕出領導位置，就像新的工業家與行銷專家會在商業界中把他們趕走一般。

現在還未被社會變遷浪橫潮掃到的只剩下有錢有閒、有文化的仕紳階層，他們已經沒有影響力，但是他們是文藝與文化機構的觀眾與贊助者。他們閱讀「標準」的作家所寫的東西，訂閱知識分子們常看的雜誌，贊助圖書館與博物館，將子弟送到老派的學院讀古典的博雅教育課程。他們有自己的溫和社會抗議的傳統，因為他們還是懷抱有貴族的氣味，所以跟各處紛紛呈現的人民民主的一些草根特性不合，他們也有行為上的矜持與品味，所以也跟那些資本家新暴發戶與莊園主的物質主義格格不入。美國最精彩的道德批判傳統就是一些硬頸的仕紳子弟所建立的。

但我們若以為這些人繼承了舊共和秩序下的若干質樸傳統，由建國始祖們體現的傳統，那我們馬上會看見這些人有著貴族階級所具有的氣味與偏見，卻沒有他們擁有的權力。舊共和秩序領袖們的思想，雖由後續的貴族階層所繼承，此時已變得缺乏精神與動力。接續建國始祖之文化的是「巨頭」（mugwump）文化──「巨頭」文化並不是僅指傳統上所稱的鍍金時代（一八七○─一九○○）上層社會提倡的改革運動，同時也指沒落貴族階層的文化與智識風貌。在整個十九世紀，這個階層是美國知識文化界主要的閱聽大眾。7「巨頭」文化受到新英格蘭影響很大，且從清教徒繼承了莊嚴與高尚的風格，但是卻後繼無力。從建國始祖與美國啟蒙運動，它直接地繼承了若干智識上與政治上的價值。然而在「巨頭」文化的氛圍中，十八世紀共和式智識文化逐漸枯萎，主要是因為「巨頭」文化的思想家無法在實踐上落實這些精神。建國始祖們的文化中有一股重要的信念，就是關心理念是否能訴諸實踐，及理念是否能夠解決現實權力政治的問題；但是在「巨頭」文化中，理念與現實經驗與實際政治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巨頭」文化再製了建國始祖的古典主義、對秩序的渴望與尊重智識的心態、把世界合理化與讓政治制度合於理性的想法，也繼承了相信社會位階之於政治領導的重要性之假設，以及對個人扮演的社會角色的重要性的信念。

這些貴族階層從美國所面對的最急迫、刺激的變化中選擇撤離不參與，從最重要的政治與經濟機構的管理中被排擠出去，也選擇了拒絕認同一般人的慾望，他們創造了一種特別精緻、疏離與傲慢的文化，桑塔耶納將之稱為仕紳文化。這種文化的領袖們在意的是智識能否被尊重，而不是它有多少創意。雀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別處說的一句話卻正足以描繪他們：他們會為了擁有智識─非使用智識，而感覺驕傲。

這些人跟一般的美國人不同，他們對傳統有強烈的情懷。但是傳統在他們看來並非力量的來源或是崇拜的對象。在傳統與個人思想自由間有無可避免的緊張，他們反對過於個人化或是創意化，因為在他們的哲學中，這種傾向一定要被視為沉浸於自我的與自私的。他們批判事物的立場，充分地顯示出這是一個焦慮地想維繫住自身地位的階級。他們認為，所謂批判，就是要引發「正確的品味」與「合宜的道德感」───而他們小心翼翼地將品味與道德定義為拒絕挑戰政治或是美學現狀。因此文學應該是「道德」的守護者，而道德永遠是指傳統的社會道德，而不是個別藝術家或是思想家所呈現的風格樣貌，因為這是他的藝術形式或是對於真理的想像所加諸給他個人的。文學應該要朝向樂觀，朝向發揚生命的積極面發展，不能鼓勵現實主義或是悲觀。幻想、晦澀、神秘主義、個體性與反叛等，都絕非正道。

因此，渥茲華斯與蘇代（Southey）被美國文學評論家紀爾曼（Samuel Gilman）譴責。他在一八二三年的《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中說他們的作品「違反了正確的智識風格與一般大眾的價值觀」。紀爾曼認為，這樣的作家不應該出名：「他們寫的是獨白的詩句。他們寫的跟世界無關，把自己居於世界之上。他們的初衷不過是想炫耀自己的才華與發抒詩情以自娛而已。」8當然，此處對他們攻擊的理由與十九世紀歐洲許多優秀詩人被攻擊的理由沒多大不同。差異只在於歐洲的環境較複雜，因此給了詩人多一些空隙。美國的文化環境很單純，容易受到某個單一階級的主宰，但是這個階級很可能立意良善卻知識格局有限。

這個「巨頭」階級面對一位真正的天才時所顯露出的不舒服感，可由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對女詩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話語得知。希金森對於女詩人很鼓勵也很和善，甚至有時還算了解她，但是卻難逃僅將她視為不過是個想成名的女詩人而已，因此常常在提到她時用這樣的稱呼法：「我那住在安默斯特鎮有點兒不正常的女詩人」。他也忍不住建議她，如果她太寂寞的話可以去參加波士頓婦女俱樂部的聚會。9

多少年來，文學批評的作用就在於鼓勵作家們傳揚「與世界保持距離，也居於世界之上」的這個特殊群體的創作精神。但是清教徒堅強的信仰精神已經消失，這股精神曾經造就了熱情的信仰異議者但卻遵守律法的人。同樣消失了的乃是自我培力與對抗現實世界的精神，這曾經造就與試煉了建國始祖們的心志。我們看看人口不多且屢有經濟困窘問題的清教徒社會，卻能夠建立起令人讚嘆的智識傳統，也產生了優良的宗教與政治文獻。建國始祖們當時在政治嚴峻的壓力下，卻向世人示範了現實政治上的智慧，他們的世代也在文學、科學與藝術上大幅邁向前走。然而「巨頭」文化雖然在較富裕的年代出現，卻缺乏好的政治文獻與對科學的興趣。它只有在歷史評論與風雅文學上著稱，但是它對於知識分子原創性與自發性的冷漠，使得它成為二流而非一流人才的贊助者。當有二流人才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他們就不會頌揚一流人才。它忽視美國歷來最卓越的心靈──霍桑、梅爾維爾、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梭羅與惠特曼等人──而大力讚揚小說家庫柏，這是他們所認為最傑出的作家。他們也支持歐文（Irving）、布萊恩（Bryant）、朗菲羅（Longfellow）、羅維爾（Lowell）與惠提爾（Whittier）等人。當然，我們因此易於輕視這些「巨頭」文化階層的人，但是畢竟他們贊助了美國大部分的文化創作。終究來說，他們忽視或不鼓舞美國大部分天才的過往事蹟，無可避免必將留在他們的紀錄中。

無論如何，「巨頭」文化不尊重心智的心態，對美國文學所造成的影響，在文學評論圈中早已被公認且大為悲嘆。一九一五年時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曾經抱怨，美國的文學被兩極化了，不是極菁英化就是極通俗化。而晚近的拉福（Philip Rahv）也借用勞倫斯的話，指出現在的分歧有如白人與印地安紅人般明顯不同，也像是亨利．詹姆士與惠特曼般的不同。他們想要指出的是，在美國的文學與思想界存在著兩個陣營，一邊是感性、精緻、理論與紀律，另一邊則是自發性、動能、感官現實與抓緊機會。簡言之，就是存在著一種令人悲嘆的分割，抽象的心智素質與實際的生活經驗間的對比。這種分割肇因於「巨頭」文化時期，現在也還可以在美國文壇的作者身上見到若干殘跡。針對「入世」作品的盛行，霍桑寫出以下這句抱怨話時，可能不只是為他自己，也是為了十九世紀美國懷具思考與教養的人發聲：「我沒有活過，只是作夢我活著……我見過的世面這麼少，我實在無法憑空編造出故事……」

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十九世紀曾產生了那樣的「反智」。當有人主張男性化、粗獷與現實的描述時，或有人批評貴族氣味與女性化、離塵抽象的文化時，其實他們的「反智」立場是有一些理由的。但是他們卻把周邊的一些作品，以偏概全地認為這就是「智識」型作品的樣貌了。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行為其實造成了今日對於「智識」的刻板印象，今日美國的「智識」就是因為他們的責難而「發育不良」──例如徹底的民粹心態，與無故堅持「實際」（practicality）風格等。所以，「反智」者等於在落實自己的預言：「智識」成為被嘲諷、失敗的事物，由那些沒有生命力與影響力的社會階層所代表著，彷彿被包覆在無法穿透的社會中一般。而所有這些現象，有一部分是要歸因於「反智」者自身的。

4.菁英文化與民主意識的衝突

如果我們現在把焦點從閱聽大眾轉到作家身上，我們就會發現直到十九世紀末時，他們主要的關懷還是在一些創作的最基本問題上，例如自我認同與寫作技藝。他們必須找到屬於「美國的聲音」，也就是必須避免一昧地模仿英國文學，避免過度依賴英國的文學批評來衡量自己，但同時也要小心不要反而因此落入文學沙文主義中。他們要注意，不可太過於偏向貴族式風格，雖然可能只有少數人才會犯這毛病──庫柏可能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因為無疑他們普遍對於身邊漫布的美式民主氣息深具同情。而最有名的作家們，終究需要處理寫作者與社會疏離的問題，這很明顯。他們要面對美式生活所提供的歷史與內涵，找出身為作家必須有的靈感，這與歐洲作家遭遇到的歷史與生活內涵是不同的。在美國，沒有歷史紀念碑、沒有殘留遺跡、沒有伊頓公學、沒有牛津、沒有賽馬場、沒有古代、沒有傳奇，甚至沒有傳統意義下的社會，因此這種悲嘆從霍桑到亨利．詹姆士都有，甚至到更後。偶而會有一些作家認為這樣沒什麼不好，至少不會有封建與壓迫的殘跡，像是柯瑞芙各（Crevecoeur）；而其它人，如愛默生，則認為如果想要把美國視為一個充滿潛力的文學主題，則無需史蹟，只需要有適當的想像力即可。10

現在有絕對的必要，為這些文人打造一個適合的職業（同時也是為了一些在學院教書的學者。這些學院大多數是體質不良的，也沒有圖書館，充其量只是收容了舍監與一些狂野年輕人的住宿地方，而由某些教會或教派所控制的機構）。一開始幾乎沒有什麼作家能靠寫作獲得殊榮，所以美國的作者們收入拮据，再加上對於英國出名作品的盜印成風，大量出版、削價競爭，在當時缺乏國際專利協定的保護下，整個文藝市場對美國作家很不利。直到一八四○年代朗菲羅與惠提爾的作品開始獲得大眾喜愛前，整個閱讀市場上能靠創作賺到錢的只有歐文與庫柏，但是他們兩人都並不需要什麼光環。因此，幾乎每個寫作者都需要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而把作品光環所帶來的錢視為額外的收入；這個穩定收入很可能是遺產、妻子的信託金、演講收入、大學教職薪水、當雜誌編輯的收入，或是甚至像梭羅一樣，曾經當了幾年的工人。11

在這些年代裡，美國作家對於他們的處境用不同的方式抗議──轉行、出國或是公開地批評閱讀市場。但那時他們將自己的疏離，看成是因為他們追求其它價值的結果，而並非視其為一種價值本身。他們並沒有當代思想家所會面臨的最大困境，也就是被自我意識所折磨。他們雖被社會蔑視，卻不會因為自身的困頓而喪志。（我們不禁想到梭羅的冷笑話。他的書印了一千本而有七百多本賣不出去，堆在房間。他說：「我現在有個九百本書的圖書館，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寫的。一位作家擁抱與占有他自己辛勞的成果，有什麼不好嗎？」如果換成現今作家碰到類似的狀況，早就難免對現代文明的景況大做文章、發表成篇理論了。）我們若是把美國作家的狀況與國外類似的案例比較，例如愛爾蘭的喬伊斯（James Joyce），則會發現似乎情況也沒那麼嚴重。美國的作家其實對於自己的祖國是愛恨交織的。而後來世代充滿疏離感的文學評論家，一定可以在這些前輩的作品上找到相同的感覺。梅爾維爾曾說過：「我覺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國家被放逐了。」但在它處，他也表白了對這個國家的認同感：「我很希望這個國家能夠跟得上其中逐漸偉大的作家的思想與腳步，我這樣說是為了美國，而不是為了美國的作家。如果其它國家趕在美國之前為拿筆的英雄們加冕，那是多麼羞恥。」整體而言，在《黨派評論》雜誌的研討會中伽斯（Richard Chase）所說的很中肯：他從不相信「美國過去偉大的作家覺得很疏離或是失落，如果有，可能還不到像批評家所宣稱的一半程度。」

大約在一八九○年以後，美國的作家與知識分子凝聚成一個較以往更緊密的階級，並開始對於溫文儒雅與保守心態覺得不耐煩，因此正面地與美國社會宣戰了。從一八九○到一九三○年代間，他們積極爭取表達與批判的自由，這時疏離感問題好像竟成為他們團結在一起的理由，這個主題是他們整個美學與政治抗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美國的知識分子大致上是經由維繫舊價值所連結起來的。而現在，無論在現實上或是理念上，他們是由「追求創新」（propagation of novelty）所聯繫──這個詞指涉在政治、道德、藝術與文學上的新觀念。十九世紀時美國的知識分子曾被溫和安全的理想主義所籠罩，現在則是群起擁護暢談腐敗與剝削、性與暴力的權利，甚至是義務。長久以來，智識被其敵人與友人皆視為消極與徒勞無效的，而現在它漸漸地參與政治，且與權力連上關係。早先它被大眾看成屬於保守階級，而且是偏右的意識形態立場，但一八九○年以後出現的知識分子階級，卻展現出稍微偏左的姿態，而且在大蕭條期間，很多人走向極左。

這就把我們帶到有關知識分子地位最尖銳的一個問題上。如果我們之前的論述很清楚的話，我們就知道美國的「反智」其實是立基於民主制度與平等信念的。無論知識分子是否享有傳統上菁英的特權，從思想與行動的方式看來他們必然是菁英。直到一八九○年，多數美國知識分子還是從有閒的貴族階級中產生，這個階級縱使有若干缺點，但是自認為是菁英乃毫無困難之事。但一八九○年後，這情形不復存在。自我認同的問題再度困擾知識分子，因為每當他們與社會大眾看法不同時，他們都認為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張──不論是以民粹、激進或是馬克思主義的面貌呈現──其實是在替人民對抗特殊利益集團。

因此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發現他們自身處境尷尬：一方面想要成為支撐民主社會的好公民，另一方面卻不斷地在抵抗社會文化的持續低俗化。當美國的知識分子面臨這個無法解決的衝突時──也就是他自身階級的菁英文化性格與他的民主意識間的矛盾，他很少能夠誠實坦然以對。一般來說他們都不願意面對這個衝突，而最極端的代表就是某些作家，他們一方面抨擊階級間的隔閡，另一方面又渴望民眾服從他們的看法。我們須知，知識分子與民眾的聯盟注定是不完美的，忠誠服膺民主的知識分子階級注定要時常大失所望。當政治氣氛充滿了希望與動能時──例如在「進步主義」時期與「新政」時期，民主的氣焰高張──這些失望不會被凸顯或可能被忘記，然而這種情況通常不持久。「進步主義」之後就是一九二○年代的反動，而「新政」之後就是麥卡錫主義。遲早，大眾與知識分子間對政治或文化的看法要分道揚鑣，於是知識分子在受傷與震驚之餘，只好去尋找能表達他們的感受又不會犧牲其民主情懷的方式。各種大眾文化的俗氣現象，給了他們疏離人民的發洩藉口。社會主義的希望幻滅，而任何新的社會改革運動看似也不可能了，這就使他們對於與大眾「和解」不抱希望。因此很多知識分子對於大眾文化迷戀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他們可以在其中正當地、非政治性地找到對於民主社會疏離的藉口。有一些對於大眾文化最尖酸的批評，就是來自於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們悲嘆大眾實在不長進，這種心態也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何會出現對大眾文化的一些刺耳、甚至非人性的批評。

一八九○年後，我們第一次可以將知識分子看成是一個階級，這是影響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地位轉變的最重要事件。當他們與有閒的貴族階級區分出來時，知識分子與他的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個老問題需要整個被重新定義了。十九世紀初有許多智識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專業的知識分子，但是那時還沒有出現某種機制或是機構可以將知識分子凝聚成一個人數眾多的社會階級，彼此可以在全國性的範圍上相互聯繫。十九世紀末時美國才有以下這些東西：真正的大學系統，滿足先進學術研究需要的大型圖書館，引介新理念且發行量大、給付稿酬的雜誌，大量在版權上受到國際專利法保護、獎掖本土作者也不受仕紳文化杯葛的出版社，各類學術領域上的專業組織，各類學術期刊，需要大量專業技能的政府機構，最後，就是有一些能慷慨贊助科學、學術與文學的大基金會。以往從來沒有過的一些智識行業，現在都出現了。如果我們要想像那時變化的幅度，我們來對比下列屬於改變之前的例子就知道：例如一八三○年代那些扒糞雜誌，傑克遜時期的《哈佛法學評論》，波克（Polk）總統時期的古根漢基金會，或是克里夫蘭總統時期的W.P.A.劇院計畫。

十九世紀末知識分子人數大量增加且力量變大，更是積極地參與美國社會在各類制度與市場中的運作；然而也就在知識分子的地位有如此轉變時，他們變得對自身的疏離更自覺。稍早前他們對自身的疏離有所感懷，是在「巨頭」文化時期。這時期某些不得志的作家、受挫折的貴族，是「巨頭」文化的催生者，而它最有代表性的宣言，乃是亨利．亞當斯在此時段末期所寫的小說《教育》（Education）。這本書在一九一八年出版，但其寫成在此之前，而廣泛地被一戰後的知識分子，視為代表他們心聲與他們在美國文化環境中處境的書。這個世代的知識分子也重新發現了久被遺忘的梅爾維爾的重要性。他們對亞當斯的書產生巨大共鳴，不是因為同情他個人在時代環境下的孤寂落寞，而是因為他對美國一戰後社會的描述與他們一致：這是一個粗糙、物質化與沒有思維的社會。雖然在此世代中，「巨頭」文化的疏離不同於「前衛」派的疏離，但是兩者共同都有被拒斥、不安、失敗、感嘆的悲情在。他們中有一些人甚至認為，現今即使「民主」派知識分子的處境，也不見得比「貴族」式知識分子好。

在一戰前年輕的知識分子都呈現疏離，這點是有些許諷刺的。因為這段期間，美國有所謂的「小文藝復興」（Little Renaissance），文學上與政治文化上都充滿了原創性與活力，與之前明顯產生對比。但是一向疏離感很重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們，他們對美國的傳統文化不滿的感覺，開始凝結形成了一股特別的意識形態。他們並不是特別對於當代社會的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不滿，而是針對這兩者在美國所呈現的樣貌不滿。

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八年，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分別出版了《美國成熟了》（America’s Coming—of—Age）與《文學與領導》（Letters and Leadership），算是早期對美國文化的警醒之作。這些書中滿懷了激昂與雄辯，他後來雖然有些後悔批判太過尖銳，但是無疑地他說出了一個可悲的事實，就是「美國這個民族從來沒有為了文化而文化的觀念」。他認為，從一開始，美國人的思想就被清教徒的嚴苛生活紀律與移民者追求商業與財富的野心雙重夾擊，以致於從來就不喜好文化創作或是讚賞第一流的思想或藝術家。美國的心態，一方面是遠離塵世高度抽象模糊的宗教願景，另一方面則是追求金錢的物質慾望；因此被夾在中間的知識分子，他們從年輕到老的創造力生涯很快就飛逝而過，以至於凋謝。所以美國的文化生命「處在一個停滯的發展狀態」，「美國人的心靈遠離了文化創造所需要的經驗與狀態」，因而，大批的文化才智被浪費或扭曲了：12

詩人、畫家、哲學家、科學家與宗教家等，都被這個社會殘酷對待，他們震驚、挨餓、被打壓、被蔑視，甚至在尋求自我成長的第一步時，就遭受社會阻礙。這個社會需要睿智領袖，但是卻無可救藥地排斥領袖，把所有幫助產生好領袖的元素都阻絕掉。

他認為，迄今美國的歷史缺乏一個智識傳統或是有裨其產生的土壤，結果變成「美國是所有民族中最需要偉大領袖與偉大思想引領的，但是卻因為缺乏這些，以致無法開發這個民族所蘊含的偉大潛能，以致失去了成就不可限量的功業的機會」。過度的個人主義使得集體的精神生命無法成形。立基於征服與占有的殖民墾拓精神，導致了不利於創造與批判的物質主義；另一方面，這種物質主義也被清教徒精神所更強化，因為這種清教徒精神乃是墾拓者的心靈寄託，這種精神貶抑人性精神上自主的可能，以致於讓人只得去追尋對物質層面的擁有、壓制美學的想像。而美國的企業，在移民精神、清教徒精神與墾拓精神下發展，的確比其它地方的企業更具挑戰冒險心態，也因此擁有了最多的不折不扣的「美國性格」。美國社會是多元的，但就是沒有「本土文化」，所以「我們的標準文人，不管他的目標為何，都無法超越原始的、部落性的素樸藝術觀，也就是把才智或藝術僅視為娛樂或是催眠」，這一點兒也不令人訝異。

布魯克斯尖銳無情的批評，可說是由他對於馬克吐溫與亨利．詹姆士作品的討論所引發的，而這樣的看法影響了整個他同時代的作家或是批評家。曼肯（H. L. Mencken）對於美國文學作品（例如Spoon River、Winesburg、Zenith）的批評更為辛辣，這些作品中充滿了美國小鎮偏狹、霸道的心態與人物的刻薄、驚濤駭浪與辛酸的人生。13這種對於美式生活的描述在「小文藝復興」期間很常見，而後來在羈旅異鄉、一心想逃避美國的世代（the expat generation）中，慢慢變成定見甚至是執著的立場。一九二二年時史登斯（Harold Stearns）編輯了一本《美國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論文集，布魯克斯與孟肯的文章都收錄於內。其中有幾位作者甚至爭相認為美國根本沒有文化。他們道出了當時美國人的想法，所謂美式正義觀就是由沙可與凡伽蒂冤案（Sacco—Vanzetti）所代表的，美國對科學的看法就是由史科普案（Scopes trial）所代表的，美國的寬容由三K黨代表，美式的禮儀由禁酒令代表，美國對於法律的尊重就由大都會中的幫匪們代表，而美國人「精神之最深繫念」（the most profound spiritual commitment）乃顯現於股市狂潮。

5.大蕭條與二戰帶來的改變

知識分子競相對社會疏離的原因，很可能在於他們並不認為美國的文化問題泛屬現代社會之通病，而是美國獨一無二的病態。他們彷彿覺得其它國家中，並不存在布爾喬亞階級與前衛藝術家對立這樣的問題，也沒有失意的作家及向外流浪自我放逐的文化人。於是這種紛紛崇尚疏離的風氣，翻轉了往昔社會對於歐洲與美國的對比意象。以往大家認為歐洲代表了壓迫、腐敗與頹廢，而美國則象徵民主、純真與活力。但現在，在知識分子間這種意象已經被翻轉：歐洲是有文化的，而美國則庸俗粗野。從韋斯特（Benjamin West）跟歐文開始，藝術家與作家們紛紛實踐這種「疏離」感，創作生涯的大部分時期都流浪於國外，而在一九二○年代竟有藝文界人士整批地羈旅於巴黎。

但在一九三○年代以及之後，美國與歐洲對比的意象不復存在了。大家慢慢地覺得這種對比其實並不正確，甚至有可能從來都不是事實。歐洲國家也是沾染了商業化氣息，也跟美國一般出現了庸俗的群眾社會；雖然有些歐洲人會生氣地說這其實是歐洲被「美國化」或是被「可口可樂化」，彷彿所謂群眾社會是來自美國的舶來品或是美式文化的入侵，但是像托克維爾一樣聰明的歐洲人就會知道，美國本就是是工業化與大眾文化的先鋒，所以僅是預示了日後歐洲也會出現的景象，而不是作了什麼會去改變歐洲的事。

從一九三○年代開始，美國與歐洲在文化上的相對態勢大大地改變了。大蕭條使得那些羈旅在外的藝文界人士回到美國，他們發現美國變了，一個新的美國出現了。三○年代中期，美國的確出現了新的道德與社會氛圍。大蕭條使得美國人對於政治的想法從麻木中被喚醒。「新政」起先是難免受知識分子質疑的東西，最後卻贏得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讚賞。現在大家突然覺得這個國家需要知識分子，也開始敬重他們。重新湧現的勞工運動看起來已不像是另一種利益團體，而是社會改造的動力。民眾也比以往更為積極，他們會對自己的失望表達抗議也對統治者提出各種要求。整個社會瀰漫不滿的氛圍與期待重新發掘任何改革的可能性。二○年代時那種社會菁英談笑自若、無視大眾疾苦的引人惱怒狀態已過去，況且任由普遍的失落感與道德無政府狀態持續，已無法應付國內的反動派與國外的法西斯。現在最需要的乃是抓緊方向與善於向歷史借鏡。

因此當舊情懷褪去而新的心境開始形成時，各方面的轉變遂得以出現──眾多風格不同、立場迥異的作家與思想家集結起來，匯聚在共同的精神目標之下。文學上的民族主義重新湧現，卡欽（Alfred Kazin）在他的著作《從家鄉來看》（On Native Grounds）把這種現象觀察得很清楚。知識分子也熱切地重新觀看美國，報導、記錄與拍攝這個國家。作家們對美國的過去會較認真看待，也產生興趣去描述。例如，在二○年代時出版的人物傳記，主要基調就是嘲諷貶抑：華盛頓傳、林肯傳與馬克吐溫傳記都是如此，但是三○年代與四○年代時就完全不一樣了，例如桑德柏（Carl Sandburg）就對於林肯的生平，作出完整、生動與細緻地描繪。

有趣的是，布魯克斯曾是疏離派的領袖，但是現在他帶領了重新擁抱美國的風潮。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新英格蘭的光彩》（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中，他展現了當代最傑出的歷史撰寫功力，而在《創作者與追尋者》（Makers and Finders）系列中，他費心地深入了美國所有的第一流、二流與三流的文學家的作品，橫跨一世紀之久，從一八○○年到一九一五年。從此美國所有的文藝作品對他都不再陌生──除了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外（他後來也懊悔當時曾對美國文藝作尖銳批評）。

他的態度改變很大，從對於重要作家的無情批評，轉向了對於那些不甚知名作家的讚揚獎掖。他就像一位追尋家族史的人一般，用無比高昂的熱情與耐心去追索任何一件軼事，幾乎重建了整個美國文學史，其中充滿了洞見，但是已不復有往昔尖酸的批判。

當然，不是只有布魯克斯如此轉變。以往曼肯的幽默式嘲諷曾與布魯克斯嚴峻的批評齊名，但現在他也開始緬懷以往的美國文學景象。的確，當初他對於「新政」的刻薄反動式批評，讓他被烙印了屬於前一個世代心態的醜名：他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哈定與柯立芝總統那個時代的人，所以在羅斯福時代他完全不合時宜，即使他有幽默的天分，在那氛圍下也無濟於事了。可是當他寫下三巨冊令人愛不釋手的自傳時，這作品充滿了如同布魯克斯文學史一般的懷舊情緒。任何知道他往昔那種驚世駭俗風格的人，都免不了要承認當時的環境的確讓他的諷刺天分可充分發揮，也讓他盡情地施展才華。同樣地，辛克萊．路易斯也在他的小說《德茲沃斯》（Dodsworth）中展現新氣息，而在一九三八年時出版的《浪蕩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中他的美國民族主義心態已非常明顯，他用美式布爾喬亞價值來對抗年輕人的叛逆。最後，他在演說時告訴歐洲的讀者他寫《巴比特》（Babbitt）並非出於對美國文化的恨，而是愛，此點有些美國批評家早就懷疑了。年輕一輩的小說家，例如多帕索斯，在他的激進小說中首度公開表達了對美國文化的厭惡，但即使如此，在《我們的立場》（The Ground We Stand On）這本書中他還是認為美國過去有若干文化素質有助產生日後的一些新政治信念。

美國這種日漸興起的民族主義，源於歐洲在文化與道德上逐漸失去對於美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美國與歐洲的對比態勢，現在開始要倒轉過來了。艾略特、史坦（Gertrude Stein）與龐德（Ezra Pound）大概是最後一批自我放逐羈旅外國的重要文人。大蕭條後，美國旅外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家，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也製造了大批流亡美國的學者與藝術家，等於是把旅外浪潮扭轉為人才的大量移入。歐洲的知識分子開始把美國視為移居的對象，不只是因為他們為了保命而外逃，而有時是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的環境還不錯。一九三三年之前已慢慢有此移入情況，但是隨後就形成了浪潮：赫胥黎、奧登（W. H. Auden）、湯馬斯曼、愛因斯坦、荀伯格、史特拉汶斯基、米爾豪德（Milhaud）、亨德密特（Hindemith）與許多較不知名的人士。藝術史家、政治科學家與社會學家等，大批大批地移居美國。美國曾經是世界的工業領袖國，現在則成為西方世界的「文化首都」──如果這個名詞真的存在的話。14但是從許多歐洲人的立場來看，這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事。但無論如何，在文化發展上面，大西洋兩岸都已不再一貫地將美國與歐洲作為對比。大家現在把所有西方人與西方世界都視為一個整體了。

歐洲在一九三○年代時失去了世界政治與道德上的領導地位。法西斯是美國人前所未見的極權政治與暴政，而歐洲民主列強對它的包容討好也實在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敗筆。納粹與蘇聯在一九三九年的協定──只有那些最易受騙的人才看不出來布爾什維克的外交手段與法西斯一模一樣──戳破了蘇維埃是民主同路人的假象，也使得世人終於知道共產社會與民主社會的確是不同的。因此，美國不再需要借鏡外國的政治制度或是意識形態。在二戰末期，當法西斯死亡集中營的新聞傳出後，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論多醜陋的事件都算小巫見大巫了。在此同時，歐洲的傾頹與苦難忽然讓美國承接起了對世界的責任。一九四七年時美國發動了救援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就在此時最具國際視野、心態最不偏狹的作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在訪問歐洲回國後就說道：「美國現在政治上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15而美國二十世紀的文化是「民主文化的代表，在立國之初就如是，而在內戰後更蓬勃」。他認為二十世紀「美國有了藝術與文學上卓越的振興」。

6.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困境

現在我們已經對於當初《黨派評論》前後時期歷史脈絡作了介紹，也了解了論壇中所表達的立場。因為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的過度悲觀氛圍在知識分子圈中所引發的疏離感，雖已成為過去，但是新的疏離感又開始出現了，尤其是在那些新一代、活躍又具批判力的作家身上最明顯。這些新的異議分子的說法其實有點兒道理：他們認為現在是有史以來社會最需要批判與建言的時候，因此他們認為昔日對疏離的崇拜在今日應尚具意義。這些人並不喜歡今天的文化狀況或是世界局勢───也因為這種不滿，不論身為思想家、藝術家或是知識分子，他們發展出了對自己角色的看法。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他們的這種看法，來自於對歷史的過度簡單化思考，因此才提出了對知識分子行事風格的不適當建議。

如果將疏離視為是必須的，那這種心態對於了解社會有幫助或是阻礙，這才是問題之所在。而知識分子的想法顯示出從一九三○年代以後，他們的悲嘆已經大大不同於以往了。知識分子舊有的不滿，是針對他們的角色不被重視而來，因此他們自覺得不到社會的認可與鼓勵，因而收入也差。這樣的感覺還是並未完全消失。但是從過去二十年來的媒體文章中可見，一個新的議題已出現：有一種說法逐漸流行，就是知識分子現在有了自由與社會影響力後，好像在一些不為人知的地方上變得腐化了；知識分子也因為獲得了社會的重視與認可，因而失去了獨立性，甚至失去了作為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感。知識分子雖然獲得了某種成就感，但是付出的代價太高了。他們獲得大學教職、進入政府，或是在大眾媒體工作，因而有著舒適、甚至優渥的生活，但也因此必須順從這些機構加諸他們的要求。於是作家也許失去了第一流創造力所需要的憤怒敢言氣勢，社會評論家失去了否定或是批判的勇氣，而科學家失去了成就傑出科學研究所需要的開創感與獨立思考空間。

因此，看起來知識分子只有兩個選擇：一就是嚴拒財富、功名的引誘，一就是帶著愧疚感接受這些動人的誘惑。當掌權者忽視踐踏智識時，他們固然惱怒悲嘆，但是當掌權者請求他們效力時，他們更害怕會失去格調。讓我們回憶郝爾教授的描述：當布爾喬亞社會拒絕知識分子時，只不過表示這個社會的無知、無文化又多了一個證明，但是如果這個社會給知識分子優厚「禮遇」，則無異於把他們給整編收買了。所以，知識分子不是被蔑視，就是尊嚴被出賣。

對於知識分子處境的這種觀察，對他們先入為主有敵意者就會認為是扭曲事實或是可笑的。但實際上，這樣的說法乃是精要地捕捉了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困境」（tragic predicament），因為知識分子一方面擁有理想，另一方面卻也受制於現實的野心與利益之誘惑。有一些有骨氣的異議作家最憂慮的事情，就是美國社會每當在最需要獨立反省的良知之際，時常也就正好在積極收編它的知識分子。這些作家有這樣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們竟然不知道知識分子其實身陷於上述的「悲劇性困境」的話，那就看得不夠透徹了。

也許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子中，美國的知識分子是最容易受到良心譴責的，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時常被迫需要檢討自己的角色。而英國與法國的知識分子，就自豪他們為社會作的事，且對他們得之於社會的報酬坦然接受。但是，以往困擾美國知識分子的罪惡感於今尤烈，這一方面是因為今日美國在世界中的領導地位使然，另一方面則因為美國主流政治論述的漫不經心與偽善（我們有多少政客敢正經負責任地公開談論共產中國出現的問題？）。也許跟這些當代因素一樣重要的，乃是在此之前「疏離」的傳統已然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道德規範，老一輩的知識分子當初面對這個規範時都選擇尊從它。但是現在他們不再如此了，經過了二十多年失望的「疏離」經驗後，他們覺得「疏離」不是適當的反應方式。當他們用不同角度看待自己的道德處境後，他們不再以簡單化的方式面對此問題。就像任何一個深思熟慮的人一樣，他們不再衝動武斷。而那些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都不認為「疏離」是對的，因此紛紛用年輕人慣用的尖銳語詞與純淨無瑕的左派立場來譴責這樣的態度。

美國今日的年輕知識分子，幾乎從職業生涯的起點就開始感覺到伴隨成功而來的壓力與誘惑，這當然是美國文化環境改變的結果，這結果令人鼓舞，但是也令人氣憤。一八九○到一九一四年間的知識分子所積極奮力爭取的事情，現在已經實現了：藝術與政治自由、自然主義與實存主義所呼籲的價值、藝術家對於性、暴力與腐化問題的意見自由表達，以及對於政府當局的嚴厲批評等。但是這些成果現在卻有點兒變質了。目前的時代，「前衛」（avant—garde）已被制度化，再也不像以往般是對於社會強烈、尖銳批判力量的橋頭堡。這個社會已經習於接納新奇，而這種包容心態甚至成為一種「傳統」了──「新事物」不斷出現的傳統。昨日的「前衛」成為今日的「時髦」，而也會是明日的「陳腔濫調」。美國的畫家本來要從抽象的表現主義中追求藝術表達的自由，但過幾年後卻發現他們的作品價格飆高到不可思議。各地大學校園中都出現「失落世代」（Beatniks），他們被視為開心果，然後又轉變成為像是精緻文化爭議的舞台中充滿喜感的表演者般。在社會批判的領域上，扮演警世先知的帕克（Vance Packard）變成了暢銷作家；而具有嚴謹學術氣味的作者，例如米爾斯（C. Wright Mills），他對美國社會每個面向的嚴厲批判，得到了大家的稱讚並吸引廣泛的讀者群。萊斯曼《寂寞的群眾》悲觀地描述了美國人的性格，卻成為社會學歷史上最暢銷的書籍，而懷特（William H. Whyte）分析精闢的書《組織內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也是公民營機構中的人廣為閱讀的書。

其實不難了解為什麼許多有識之士認為這些事例並不是好現象。不實際的成功可能比失敗還糟糕。這些書籍受到了廣大的自由派中產階級讀者的接納，代表了大家面對知識分子作品的溫和包涵心態，但這並不是一種富於生命力的回應。對某些剛歷經生命轉變的掙扎而找到出路的作家之作品，讀者可能會說：「太有趣了！」甚至會說：「講得真有道理！」但這樣消極的、不痛不癢的接納態度反而可能惹惱作家，因為他們其實是如同天鵝輓歌般地提出對於世事的諷諫，或是想要引領時代精神。因此，把他們的作品當作消遣而非嚴肅的精神挑戰來閱讀，他們會很沉痛。作家有時會覺得是他們自己的錯，是否他們因為作了些妥協而無法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與境界，或是他們其實也與所譴責的大眾相去不遠？16

我們當然期待作家這種自我誠實的檢討會帶來進步，但實際上很不幸它卻帶來沮喪，當然這種沮喪本身也許令人同情，可是往往最後的結果只是大家想找一個「位置」或是「姿態」而已。異議的知識分子時常覺得他們身為知識分子是件挑戰，他們的責任是譴責社會某些作為與破除某些不好的事物，這樣他們就不會被認為每天不是夢想就是沉醉於科學的數字計算中，他們的智識功能具有掃除不良事物的能力。這時大家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啟蒙社會，而是反對社會現狀與改變它──因為大家假設任何對社會現狀的批判也都是一種啟蒙，而這些在在立基於批判者自身的廉潔與勇氣之上。

大事宣揚「疏離」的左派文人，顯然想要建立一種負責任的批判抗議文化，而正當社會在思考知識分子的角色地位時，他們就更強化了「疏離」的立場與主張，他們認為即使是盲目無理的抗議，都勝於在道德立場上的退卻妥協；他們宣揚批判抗議者要充滿自信的觀念；知識分子對其設定的目標要有將之積極實踐的觀念；知識分子不可以出賣自身立場而成為「妓女」或是「背叛者」；「社會責任」代表權力的誘惑，是不好的，而「智識責任」代表良知，是好的。所以，知識分子不僅應當接受：「疏離」是他們意欲追求真理或是藝術性表達的必然結果，而且還要承認：唯有保持「疏離」或是對抗社會的精神，才有助於他們產生藝術原創性、社會批判洞見與道德廉潔性。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看法並不來自於以下的假設：即視追求真理或是創造性為知識分子的主要責任，即使這樣使得他們與社會對立，仍然要往前行。其實真正的原因乃是，知識分子的主要責任是要「針砭」他的社會。他與社會「疏離」並非是他為了要維持自身廉潔所需冒的風險，而是他要完成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各種責任的首要條件。因此，「疏離」不僅單純是一個生命現象而已，它已成為要作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所必須有的格調。

而在光譜上更為激進的「疏離」者則是這樣的一群人：其中等而上之者可稱作浪漫的無政府主義者，而等而下之者則是那些道德頹廢的「失落世代」或是像是梅勒這樣的道德虛無主義者。雖然在政治上這些人也許會受到左派的批評，但是在擁抱「疏離」上兩者卻是一致的。他們所發表的主張之最大特色在於，雖然總是強調維持和平、提振民主、獎掖文化與伸張個體性等，但他們對於政治與文化的討論，卻很奇怪總是呆板無幽默感，有時甚至缺乏人性。

這些政治上異議知識分子表達之「疏離」心聲，至少在政治上是有意義的，而且不管他們是否過於極端，他們這樣作已經是在與其它知識分子對話，也盡到作為知識分子社群一分子的責任。但是藏身在他們後面的「失落世代」構成了社會輿論很大的一部分，也成為今日的一個文化問題。「失落世代」不可能比政治異議者來得偏左──用今日的術語來說，他們簡直已經在意識形態光譜之外了。如用我們之前描述知識分子氣質的語彙來說，政治異議者經常被他們的「虔敬」所淹沒，而「失落世代」則是帶著遊玩的「興味」離開社會很遠。如果問他們對社會的看法，他們會同意政治異議分子對於商業主義、大眾文化、解除核武與民權運動的主張。但整體而言，他們並不想跟布爾喬亞社會進行什麼嚴肅的辯論。「失落的世代」所呈現的「疏離」，如果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無涉」（disaffiliated）。他們已經走出了「常態生活」（the world of the squares）17，也不具有進行嚴肅智識探求與社會抗議所需要的「工作使命感」（sense of vocation）。

「失落世代」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譴責智識主義，並擁抱感性的生活──如果用稍微同情的態度來形容，他們可說是一群「神聖的野蠻人」（The Holy Barbarians，這是利普頓〔Lawrence Lipton〕的用語，也是他研究這群人的專書之名），他們嘗試作另類的聖者，放棄正常的職場生涯與收入而願意過著貧窮的生活。因此，他們沒有、也不屑留下什麼好的文獻或論述，這點即使對他們最友善的觀察者也承認。到頭來，他們對我們文化最大的貢獻，可能就在於他們使用的那些讓人會心一笑的話語方式。但是雖然他們實驗性地解放了語言的形式，那些達達主義者（Dadaists）並未成功地開創一種新的境界，而像史坦（Gertrude Stein）那樣的作家，也沒能讓散文寫作展開一種新的方向。這個運動始終不能突破它的青少年青澀稚嫩氣味。他們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柯羅克（Jack Kerouac）說：「我們要把文學上的、文法上的與語法上的任何限制拿掉，只剩下激烈的情感表達與抗議的話語即可。」但是我們覺得這樣一來，比較不像之前的文學改革實驗風格，反而像是教育改革運動中那些過度放縱孩子的激進派會贊成的作文風格。普何瑞茲（Norman Podhoretz）說道：「這些失落世代所表現的原始主義……等於是在為一般美國人的反智心態鋪設了最好的藉口。」18

這些「失落世代」的「疏離」心態，正好表示他們是波西米亞文化傳統的一員，只不過他們遠遠沒有老一代波西米亞族的幽默感與自我嘲諷的特質，也完全不重視個體性。摩爾（Harry T. Moore）曾指出，「過去有某些天才會自我隔絕、遠離社會，尤其是藝術方面的；但是大規模的遠離社會卻是不一樣的。多數的『失落世代』對歷史或政治不了解，他們也不想要了解。他們一心只想要離開常態世界就好……」19他們這種群體性的疏離與消極生活態度，讓我們想起了曾有一位大學生寫的關於現代文化之課堂報告：「除非有大規模的個人逃脫社會這樣的狀況，否則這個世界無法被拯救。」這些「失落世代」常受大眾媒體或主流社會的文章嘲笑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成員的思想行為太一致了，他們甚至還有自己的服裝樣式。因此，他們創造了一個有趣的矛盾：「疏離」的一致性。因此，他們的作風使得「疏離」看起來是滑稽的事情，這不禁讓其它的「疏離」派別覺得他們背叛了「疏離」，且無可原諒。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某些「疏離」的理論大師會把「失落的世代」看成是這種運動下的一種還不成熟的混亂發展，但是他們不但曾被這個運動的老祖師爺雷克羅斯（Kenneth Rexroth）憤怒地批評，也被同情他們的評論家梅勒抱怨。梅勒認為他們對於感性與情慾解放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們太消極與缺乏主見、缺乏自我的態度卻令人搖頭。對他們最直率的批評，可能是梅勒數年前在《異議》（Dissent）雜誌上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名叫〈白種的黑人：對嬉痞的反思〉。梅勒甚至認為嬉痞還比「失落的世代」好，因為他們從黑人那邊習得了生命的痛苦，「沒有一個黑人走在路上會不畏懼下一秒也許有突如其來的暴力施加於身上。」

當下，我們現代人的集體生命困境，不是在核子戰爭下立即死亡，就是「在一致化的桎梏下漸漸死亡」。因此，像嬉痞與黑人般準備面對暴力與死亡反而成為了一種勇敢。梅勒認為嬉痞至少願意接受死亡的挑戰，願意接受「離開社會、失根、無目的的人生旅程與對自我存有意義的叛逆」。簡言之，不管他們是否會犯罪，「他們成為嬉痞的決定乃是要催生出自己的精神異常感（psychopath），嘗試在沒有安全感之下的生命體驗，把安全感視為是病態的……」嬉痞們有他們自己「精神異常下的智慧」，而這是很不容易解釋或是傳達的，因為「嬉痞是廣大人類叢林中具有智慧的原始人，他的特殊優點與吸引力一般文明中的人是無法理解的」。嬉痞現象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們的人數──梅勒估計，頂多不超過十萬人自認為是嬉痞──而是在於「他們乃是一群菁英，也具有菁英通常會有的冷酷，他們的語言通常青少年很容易理解，因為嬉痞對於生命的濃烈看法與他們的經驗相近，也與他們的叛逆感相契合」。

梅勒說，一旦嬉痞陷入犯罪行為中──例如，兩個年輕的流氓打劫糖果店把老闆打死──這樣的行為當然稱不上是對他們異常精神感的「療癒」，但至少也是需要某種勇氣才作得出來，因為他們不僅是殺了一個手無寸鐵的中年人，而是一整個制度：他們挑戰了私有財產、挑戰了警察、讓自己隨後的生命景況陷入不確定的危險中。所以，這兩個人其實是在向不可知的未來命運作出挑戰……」20當然，早先美國的「疏離」導師們是絕對想不到這些的。

7.儉樸而刻意的孤寂

五○年代的「失落世代」，與六○年代的嬉痞及左翼分子，雖然對於疏離與其表達方式有著各自的看法，但是他們一致相信，如果要讓藝術家的創造性與個體性充分發揮，或是讓社會觀察者維持批判力道且不腐化，知識分子應該保有一種適合他們自己的風格、立場或是姿態。他們相信，疏離本身是一種價值，源自於浪漫個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個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處境，讓我們得以了解到，在創造性的心智與社會的實際需求間，有著持續不斷的緊張關係。更且，當西方社會中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群體愈是自覺他們的地位時，就愈知道社會並不能操控這些天才或是傑出的頭腦，而必須接納他們的存在。當我們愈了解天才的案例，就愈明顯可以知道這些人絕對不是溫順、適應環境、包容他人的人，天才總是有很糟糕的人格特質，但是如果社會要接收、享受這些天才的成就，就必須容忍他們的怪異人格或脾氣。我們對於藝術家的疏離有這麼多的了解，主要拜浪漫主義之賜；而思想家的疏離所具有的社會價值，則見於馬克思所做的討論。他說，當資本主義走到危機的地步時，知識分子會拋棄資本主義，因為他們寧可迎向歷史新階段的來臨，也不願意與逐漸衰退的現行體制為伍。

疏離可能是堅持某些藝術價值或是政治信念的必然後果，如果我們明白此點，就很容易會得到疏離本身是種價值這樣的結論，但這是個錯誤的邏輯，就如同我們知道天才通常有怪脾氣，所以誤以為只要我們培養出怪脾氣，就自然會顯現出天才的氣質一般。當然，沒有人會笨到宣稱，如果某個年輕作家也學杜斯妥也夫斯基一樣沉迷賭博，那他就會有跟這位大作家一樣的才華。但只要上述的錯誤假設一直埋藏在潛意識裡，則我們真的會誤以為知識分子如果沒有怪異人格或風格，就無法盡情表現才華。就像有時我們會誤以為怪脾氣與才華相關，同樣地有時也會誤把對世事的發飆暴怒看成是知識分子式的批判。當然嚴肅的觀察家一定會避免這樣的混淆，但無疑地，這種迷思已成為一般人對知識分子或藝術家最強烈的印象。

此外，因為美式實用主義生活的相對缺乏文化質素，這使得美國的文化人不斷地在替社會尋找一個對比的、理想的狀態，適合智識生活的狀態。十九世紀美國的學術界嚮往德國的大學，而藝術家渴望法國或義大利的藝術圈環境，而作家則是對法國「大作家」（grand écrivain）的地位羨慕。21但是因為各種原因，雖然以往這些想像攸關美國知識界的自我認知與向前進步，但是現在都褪色了。從古到今，知識分子在抗議社會或是與社會的長期對峙中，都需要一個團體作為同溫層取暖與保護，或是作為自信心的支撐點，因此郝爾教授在尋找這樣一個理想的團體時，他是遵循著一個古老的傳統。如今既然歐洲已經不能提供這個理想的範型了，那就只剩下無國界的波西米亞可資仿效，它提供了開啟自由與創造力的鎖鑰。但即使對於這樣的方式，我們也必須提出反對。沒有人會否認一種波西米亞社會在智識上與政治上的意義，但是它的價值不是主要在於提供每個人年輕時的一個理想天堂嗎？一個年輕的作家或藝術家可能會有一段時期在實驗性的創作過程中，這時他需要找尋自我與風格，需要自由，於是波西米亞的解放式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是世界上重要文學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它是在波西米亞式生活中創作出來的，而如果認為許多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成熟與多產時期是處於波西米亞式生活中，這就不合於史實。在美國特別是如此。愈是有名的作家愈是孤僻。郝爾所說的麻州和諧鎮是一種超越現實似的波西米亞，我們可把它看成是玩笑話，但絕不合事實。

和諧鎮的知識分子們都不喜歡波士頓，因此和諧鎮算是逃避波士頓者的鄉間寄居處。但是在這裡並沒有所謂的波西米亞式社群集結，出乎意料地也沒有什麼稱得上知識分子團體的社群。我們只要回想梭羅和愛默生的冷淡關係，或是霍桑與他鄰居的不睦，或是奧爾寇（Bronson Alcott）幾乎不與任何人來往的事蹟，就會明白為何和諧鎮雖然在景觀上幽靜和睦，但是卻並不算是某一知識社群的家。

這裡不但沒有波西米亞式的陶醉──因此郝爾在描述和諧鎮時連忙澄清這是個穩重平靜的小鎮──這裡甚至連社群的感覺都談不上。梭羅曾在他日記中說，當他「跟愛默生說話或試著跟他說話時，他不但不知所云，甚至還忘了我是誰」，兩人簡直雞同鴨講；而愛默生抱怨梭羅「不聽他說，只顧著反駁他」。關於這些離世獨居者，愛默生寫道：「這些作家的書房充滿了孤寂」。22

所以，創作上更常出現的是儉樸而刻意的孤寂，而不是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形態。我們不能輕忽在受到外來壓力時，知識分子間的凝聚或是互相的肯認與打氣的重要性；但是這個與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不能混為一談，後者的標誌乃是人與人間的親切往來。真正的創造性心靈，想要與他人親和的時候絕對不會少於想要孤獨的時候。但從事創作的知識分子通常會想辦法獨自面對世界，而不是藉著波西米亞生活來與他人「共同面對世界」。「共同面對世界」是一種政治上的策略，但是獨自面對世界卻通常是創作者的立場。

而對於那些關心如何可有效表達政治異議的知識分子言，波西米亞又不是適合的態度。在第一次大戰前的美國歷史中，曾有一個光輝的時刻，那時美學、社會批判與波西米亞生活交會在一起，例如由《群眾》雜誌的主編伊斯曼（Max Eastman）時期所代表的現象。但整體來說，美國的波西米亞風格較趨近於個人的炫耀華麗與叛逆，而不具政治效能──所以至少從這方面看來，Beatnik這個「失落的一代」是比較屬於波西米亞傳統的。如果文化社會中缺少波西米亞風一定是個遺憾，但是如要把它用到嚴肅的創作或政治事物上，那就是對它要求太過了。

8.知識與權力

這些疏離的先知們不喜歡據有「社會權位」的位置（在官方或是建制機構中）。他們當然主張智識與權力要分開，知識分子一旦進入「社會權位」後就不再是知識分子。這種觀念可被看成是對這個問題的總表述：一個充滿原創力的生涯所需要的條件與一個具「社會權位」的建制機構所要求的心態是不同的，二者間必然衝突。若把大學也視作一種建制機構來說，學者們早知道，對個人來說，待在這機構中會被制約的缺點小於機構能提供他支援這項優點。學者沒有選擇，他們需要圖書館與實驗室──甚至學生──而只有建制機構才能提供。

對於純以創作為主的作家來說，這個問題更嚴重。學院提供的安逸或種種行政要求，都與充分施展富於創造力的心智之氛圍是不合的，很容易地會讓個人真正的創造氣質窒息。此外，學院生活會窄化人的經驗。設想如果我們的文學作品都出自於學院中那些教授文學創作的老師之手，他們寫作的經驗也全來自於課堂的訓練，那將會如何呢？如果一個很有才華的詩人把時間都花在例如開會討論大一作文課程的改革上，那會是個大浪費。儘管如此，大學對作家與藝術家提供的若干支援，在很多案例上還是滿有幫助的；且很多時候，若是不如此則社會恐將有一大堆文化無產階級出現。

對各種專業學門的知識分子而言，大學只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的表徵而已：我們幾乎本能地反對知識與權力的分離，但從現代的觀念來看，也反對它們的結合。然而以往可不是這樣：古希臘羅馬的知識分子，或是中世紀的教父，文藝復興的學者，啟蒙時期的哲學家，都一致地尋求知識與權力的連結，但也接受其帶來的風險，並沒有任何過度樂觀或是天真的心態。他們都希望知識可以藉著與權力的連結而擴大，正如同一旦連結上知識，則權力可以沾上些文明氣味。我們之前提及，建國始祖的年代裡知識與權力連結的方式就符合此理想。在社會群體或是個人的腦海中，知識和權力以平等的地位相會。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因為建國始祖們素質較高的緣故──雖然他們的確是如此。這可能不只是因為傑弗遜總統讀亞當斯密的著作，而艾森豪總統卻讀西部小說。其實原因是因為十八世紀的社會沒有那麼專業分化。富蘭克林的時候任何一個人可以在他自己的木棚中作個科學試驗，一個對政治有天分的人也可以從莊園主變成律師，再成為駐外大使。但是今天知識與權力已經各有不同功能。當權力尋求知識時──正如現在這趨勢漸漸地增強──它並不是要找推理批判性的智性，而是要找尋專業能力，以服務其需要。擁有權力者通常並不尊重有專業能力的專家所標榜的客觀中立原則：有一次會議中某一位州長請來幾位著名的社會學家來對某一個爭議中的議案作民調，但是他事先卻告訴他們民調需要出現的結果應是如何。

如果有權力者只要求知識成為他們實現目的的工具，那麼在美國，擁有這種知識的人乃是「專家」這個身分。稍早我們曾經指出，擁有國家各項施政所需的專業知識使得知識分子重新成為美國政治中的一股力量。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當知識分子變成專家身分時，他還算是知識分子嗎？他是否只是一個心智工作的技術人員，為雇用他的人效命？此處，如同在大學與其它機構中，答案不易出現，但是真正的答案一定不會是讓當代的知識分子滿意的。現在事情的真相乃是，美國的教育只訓練出專家而非知識分子或文化人，而這些人到政府或企業或大學服務時，他們不會一下子就變成知識分子。

但是有一些人他們真的具有知識分子的氣味，而他們也進入政府服務，這些人的情形就比較複雜了。如果一位真正具有智性與思考力的人一旦變成駐外大使或是總統的幕僚時，他就突然不是知識分子了嗎？當然，如果一個人開始從權力的角度看世界或是在權力場域的邏輯制約下行動時，他不可能再以知識分子的氣味來思考或行事。但我們認為這還是一個個人可以作出選擇的事情。不論犧牲一些智識性的自由以換取權力與智性間的接軌，或是像浮士德一般出賣自己的靈魂，以便認識這個從學院中無法認識的世界，這些都不是外在環境必然可將其異化的。

那些拒絕與權力結合的知識分子非常了解──也許太了解了──他的無力感正好有助於看清事物。但他可能容易忘記，接近權力與面對相關的問題也可帶來其它的洞見。批評者企圖透過輿論來影響世界，接觸權力者則希望直接使用權力來實現知識界的理想。這兩者並非必然互斥或是敵對。每一種選擇都有個人的或是道德上的風險，我們無法把每個人的抉擇化為普遍化的規範。對權力批評者所犯的智識錯誤乃是他們對於權力所面臨的限制與考量並不十分了解。而他所犯的道德錯誤則是他總關注自身的純淨性，但是當一個人沒有職責或位置在身時，保持純淨並不困難。而掌權者身旁的專家，他的錯誤在於不願意用他具有的獨立思考能力來批判當權者。他可能會因為被吸入權力漩渦的觀點中而失去中立批判的能力。美國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與權力隔絕也不被社會接受，因此如果突然與權力結合就容易迷失自己。

如我們所強調，對於知識分子個人來說，這是個個人的抉擇。但對於社會整體來說，重要的是知識分子不應該就這樣被分成兩類，一類是只尋求權力與在權力下自我妥協的技術專家，另一類則是故意疏離的知識分子，他們在乎的是自身的純淨而不是實現他們的理念。我們永遠不會缺乏專家，也不會缺乏與社會保持距離而批判社會的知識分子，這兩類都會源源不絕的出現也不吝展現自身。雙方間的爭辯應該會持續下去，而知識分子圈內也會出現可以仲裁權力世界與批判世界的方式。果如此，則知識分子群體就可以免於分裂為數個敵對互不溝通的陣營。我們的社會在很多方面生病了，但是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有多元的組成部分，彼此能自由地溝通。如果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想要為權力服務那就是一種悲哀，但是如果所有跟權力接觸的知識分子都因此自認為不再是知識分子了，只向權力負責。這也是悲哀。

9.不可歸類的風格

幾年前，昆力夫（Marcus Cunliffe）在一篇頗有洞見的史學文章中建議，我們可以把在知識界活躍的人分成兩種類型，各自可稱為「入世知識分子」（the clerisy）（這是柯立芝Coleridge的用語），他們是與社會脈動一致的思想者而且也可說是社會的代言人，以及「前衛知識分子」，他們遠遠超越時代的氛圍與主流價值觀。23社會上精彩絕倫的創造力與知識界的原始動力都是從「前衛知識分子」來的，但是「入世知識分子」，可以理解地，輒享盛名。富蘭克林、傑弗遜與亞當斯乃是「入世知識分子」，而庫柏、愛默生（至少在他的成熟期）、大法官荷姆斯、威廉．詹姆士、郝威爾，與李普曼等也都是。「前衛知識分子」的名單更是亮麗，但是因為人類的心靈多采多姿，才華洋溢各擅其場，所以有一種算是第三類的人，他們的思想有混雜多元的特色，我們很難把他們歸類於前二者：例如馬克吐溫，他的心靈顯然可以分割成數塊，有極端的疏離也有與社會同調處；又如亨利．亞當斯，他有同樣的情況，只是風格不同。噢！不……其實最令我們激賞的是這些人才華的閃爍多變而不是可清楚歸類的特性。對於疏離問題是如此，而對於心靈狀態與生活方式也是如此。讓我們覺得驚豔稱奇的不是單一的波西米亞或是布爾喬亞，而是無盡的混雜與多元風格。像是在麻州安默斯特（Amherst）獨居時期的狄金森，或是惠特曼那種兼具多種風貌、強健粗獷的生活方式，史蒂芬斯（Wallace Stevens）在他保險公司總裁辦公室中的寫作，艾略特可同時兼顧金融業工作與寫作，與醫生作家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人。所以，如果我們看看以下這份名單，就知道硬要將誰歸類於某一種類型其實是徒勞的事：杜威與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范伯倫與威廉．詹姆士，郝威爾與亨利．詹姆士，荷姆斯與布蘭戴斯，馬克吐溫與梅爾維爾，愛默生與愛倫坡，亨利．亞當斯與利亞（H. C. Lea），亨利．米勒與福克納，畢爾德（Charles A. Beard）與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霍頓（Edith Wharton）與海明威，多帕索斯與費茲傑羅等。

其實任何一個有才華、有創造性心靈的人成為作家或是思想家之前，他都早已降生於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秉賦有後天難以改變的個性與氣質了。這些是命運給他的東西，而他必須與之共處。要說明此，我們可以用大法官荷姆斯與經濟學家范伯倫作例子來比較。他們是同時代的人，都有著一顆熱情且可橫跨不同領域的心智，又很諷刺地與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但除這些外，他們沒有一個地方相同。他們中任何一位，如果在生涯之初時，企圖重塑他們自己，一定是徒勞的──我們怎能想像荷姆斯脫離他清教徒貴族華冑傳統變成波西米亞，或是范伯倫變成一位嚴守規矩的人而成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荷姆斯出身於典型新英格蘭的仕紳家庭，所以這個背景拘束了他看這個世界的方式，他最後進入了美國「社會權位」的機構──最高法院，但是大家都認為在那裡他並未停止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或是生產一些有裨於世界的思想。而范伯倫卻是在洋基文化與祖先的挪威文化的夾縫中長大，對於前者他從不以為然，可是後者也不是出生在美國的他的真正文化。因此，他命定永遠是一個邊緣人，徘徊在美國主流社會主流價值之外。作為一個學者，假如他想要成就某種學術生涯，他必須進入大學任教，但是他在每一個地方都水土不服、與人處不來。他可能具有某種直覺與智慧，所以即使在這世界對他友善時，他還是刻意與其保持距離。他本人一定感覺到，他的天賦有一部分也就存在於他離經叛道之處。我們當然可以把這個看成是他為何始終不得志的原因，但是這種怪異離常心智卻使他輒有傑出的社會理論問世，也讓他成為當時最富創造力的心靈。

自由民主社會的一個主要優點，就是很多不同風格的智識生活可在其中出現──我們可以見到熱情而叛逆的人，也有優雅而華麗者，或是質樸而內斂的、精明複雜的、聰敏而有耐性的，以及某些觀察敏銳而很能適應環境者。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以便可以在即使狹小單一的社會中，也能欣賞體會各種傑出的心智。有人認為現在的自由文化與精緻文化必然地會慢慢崩解，對於這種悲觀的預言或是既存定見的心態，我們不知道它是對或是錯，但是有一點我們至少可以確定：這樣的看法會引發自憐或失望，而不是抗拒崩解的決心或是維繫住發揮創造力的自信。當然，在現代的情境下很有可能我們的選擇是有限的，而未來的文化恐將會由思想價值只具單一向度的人所掌控。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我們立志從歷史中學習教訓，我們就有信心未來不會如此。

概論#

前言#

書籍簡介#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正文摘錄#

幾句推薦的話－－余英時#

推薦序－－苑舉正#

譯序與導讀－－陳思賢#

作者自序#

第一部份 序論#

第一章 這個時代的反智現象#

1.知識分子的危機#

2.反智的定義#

3.反智實例#

4.釋疑#

第二章 智識不受歡迎#

1.何為知識分子？#

2.虔敬與興味#

3.專家的崛起#

4.麥卡錫對知識分子的追殺#

5.反智的定義#

第二部分 基督教信仰#

第三章 福音運動的衝擊#

1.狂熱信仰的來源與發展#

2.十七世紀殖民地的智識盛況#

第四章 福音主義與振奮派#

第五章 對現代性的反抗#

1.現代主義的挑戰#

2.達爾文演化論與史科普案#

第三部分 民主政治#

第六章 仕紳的沒落#

1.對傑弗遜的攻擊#

2《自由之鑰》批判知識與財產階級的壟斷#

3.從亞當斯到傑克遜：第一個「反智」運動的誕生#

4.輝格派向民粹屈服#

5.官位標準的改變#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運#

第八章 專家的興起#

1.「進步時代」的來臨#

2.「威斯康辛構想」#

3.學術與社會的結合#

4.「新政」與專家地位的頂峰#

5.從史帝文生到甘迺迪#

第四章 社會文化#

第九章 商業與智識#

1.商人與知識分子的敵對#

2.對科技與進步的崇拜#

3.獎掖文化的商人#

4.經濟優先時代的來臨#

第十章 白手起家與勵志型信仰的出現#

第十一章 其他領域所發生的智識無用論#

第五部分 民主社會與教育#

第十二章 學校與老師#

1.「教育是我們所能從事的最重要之事」#

2.美國公立教育的失敗#

3.學校是公民的培訓所#

4.同情但不被尊敬的老師#

5.缺乏男子氣概的老師#

第十三章 生涯發展導向的高中教育#

第十四章 兒童與他將面對的世界#

第六部分 結論#

第十五章 知識分子：與社會疏離或被同化#

1.智識分子與主流的「和解」#

2.對「同化」的反抗#

3.十九世紀的巨頭文化#

4.菁英文化與民主意識的衝突#

5.大蕭條與二戰帶來的改變#

6.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困境#

7.儉樸而刻意的孤寂#

8.知識與權力#

9.不可歸類的風格#

概論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