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uthor: Peter Drucker
作者显然对极权主义的产生存在误解，不管过去的实践，而就现代社会而言，苏联社会显然比纳粹德国社会更早建立更强的极权主义社会。纳粹德国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入侵才建立的，故而纳粹德国的的病态程度不会比苏联更高。
中文版序
这本书对丘吉尔影响很大，丘吉尔在西元1939年春天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
【注：虽然当时德国还没闪击波兰，丘吉尔就看到了和德国的大战。这本书为丘吉尔决定和苏联勾结一起打击德国提供了精神支持。丘吉尔一心想要维持的大英帝国被自己养起来的美国和苏联给肢解，也算遭到报应。】
《经济人的末日》始终是唯一一本非叙述“历史”，而是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来分析西元20世纪前二十五年之欧洲和欧洲社会的著作。
【注：其它人对极权主义的看法或许和经济人扯不上关系，但是彼得·德鲁克把极权主义和经济人联系到一块，确实是个创见。但是经济人的影响却并非其所声称的那样，实际上，洋人的两大精神祖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古希伯来耶稣。但亚里士多德是反商业的，它对属于货殖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采取否定的态度，虽然当时应该还没有资本这种词。另一个精神祖宗耶稣也强调“富人能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有些洋奴说这富人是特指，也是为了洗地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文化马克思主义作用下的女权分子说男人都该死一样，确实不一定是指地球上所有男人都该死，但中国男人肯定该死。结合后来第二一神教和第四一神教统治下对商贩的迫害和歧视的现实情况以及第三一神教对Kafir征收重税迫使Kafir改宗，经济原因是极权主义流行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孔子孟子都重视商业发展，还有子贡这种富甲一方的贤人，这也使得我们中国人能长期葆有自由。一百多年来，我们和三大一神教都交过手，最终还是被第四一神教教徒给奴役了，几乎失去了一切。亡天下于一神教，连亡国奴也当不了了。未来的前景也不客观……】
西元1994年版序
德鲁克认为本书被刻意忽略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政治正确”。它不符合战后政治两种广为接受的观念：一、纳粹主义Nazism纯属“德国”的现象，只能从德国的历史、民族性等德国专属特性去解释。二、马克思主义者将纳粹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垂死前的挣扎”。然而本书却将纳粹主义于极权主义视为全欧洲的疾病，纳粹德国尤为极端也最病态，与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相较并无明显不同，也好不到哪去。比方说，反犹太主义就并非滥觞于德国，而是首见于西元1890年代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一连串迫害和大规模煽动的行径。《经济人的末日》亦主张，造成“群众的绝望”并使他们轻易成为极权主义迫害及恶魔论之祭品的，是马克思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失败，因为它无法成为群众的信条及救世主。
【注：德雷福斯事件（法语：Affaire Dreyfus，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西元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宗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事件，事件起于西元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重罪，在当时反犹氛围甚重的的法国社会，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论。争论以西元1898年初名作家左拉投书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为开端，激起了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改造运动（西元1898-1914年）。这固然是反犹太主义的表现，但是这是一千多年来基督教社会迫害犹太人的海量事件中不严重的一起。实质上来说，第二一神教、第三一神教和第四一神教迫害犹太人都平分秋色，不相上下，习惯就好。希特勒和斯大林惺惺相惜，互相学习，当然算一丘之貉。显然，斯大林更邪恶一些，而不是德鲁克认为的那样。因为德国的人才基本上还在，俄国的人才快被屠光了。现代德国还是欧盟老大，而俄国已经沦为二流国家了只能靠儿子续命了。】
研究这个主题的模板，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西元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她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归咎于西元19世纪初级德国的体系型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或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注：阿伦特显然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揭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正如其所说“极权主义本身就是要消灭自由本身”，虽然极权主义的一大代表——马教主张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现代著名哲学家波普尔、以赛亚·伯林也都认为黑格尔是人类自由的敌人——换言之黑格尔是极权主义的“教父‘之一。从思想的角度，阿伦特的视角显然高于德鲁克的视角。其实苏联和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大战，无非是为了消灭”异端“，】
附录：黑格尔对后人的影响
来源：维基百科上黑格尔条目
历史学家将受到黑格尔影响的人分为两个敌对阵营，黑格尔右派和左派。黑格尔右派的代表是他在柏林洪堡大学时期的学生们，他们拥护福音正统的宗教观念，拥护后拿破伦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
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继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张无神论，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这些年轻的黑格尔信徒经常在柏林希贝尔酒吧聚会、争论，这里的氛围造就了对以后150年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们，形成了无神论、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基本观念。
但是几乎没有一位黑格尔左派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追随者，有几位还公开批评黑格尔的哲学，但是这种历史上的区分法仍然在现代学院哲学中使用，黑格尔左派对黑格尔的批评导致一个全新的领域—关于黑格尔和黑格尔理论的文学作品。
当代对在校学生来说，为了方便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分为三个阶段，“正题”（例如在法国历史上的大革命）、“反题”（大革命随后的恐怖阶段）和“合题”（自由公民的宪法保障状态）。这种分法并不是黑格尔自己提出的，最早见于费希特的对个人和全体之间联系的一个模拟描述。黑格尔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三段论法会掩盖黑格尔理论的真实论点，虽然黑格尔曾经说过：“要考虑到两个基本元素：第一，自由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最终的目的；第二，实现的方法，也就是说知识和意识的主观方面，包括生命、运动和活动。”（正题和反题），但他没有使用“合题”这个术语，而是用“整体”。“这样我们就了解了整体道德和实现自由的状态，以及其后这两种元素的主观整合。”
黑格尔运用这种辩证法体系解释哲学、科学、艺术、政治和宗教的历史，但是现代评论家指出黑格尔经常修饰历史的真实以适应他的辩证法模式。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黑格尔体系文饰了威廉三世的统治，他认为1830年代的普鲁士是理想的社会。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崛起》中批判了黑格尔作为一个国家权力的辩护士，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实际上黑格尔并没有为这些权力形式辩护，只是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权力存在，所以也是合理的。亚瑟·叔本华藐视黑格尔对历史的解释，认为他的著作是蒙昧主义的，是“伪哲学”，许多英国的哲学家都遵从这种看法。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其哲学体系中遭到批判最多的地方。虽不乏可取之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多处自然哲学论述与自然科学中已发现的事实是相违背的，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其哲学体系的瓦解。不仅他的哲学体系在科学界名誉扫地，许多科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厌恶态度也与之相关。德国领袖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指出，流行一时的新人文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抑制了柏林的科学生活。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通过洪堡（指威廉·冯·洪堡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两兄弟）的努力，自由的科学生活才开始兴起。
20世纪黑格尔的哲学开始复兴，主要是因为几个原因，一是发现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还因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开始复活，再有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认同，将黑格尔的理论重新带到马克思经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掀起一股重新了解评价黑格尔的著作热，黑格尔的复兴也引起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兴趣。现代美国的哲学家也明显受到黑格尔的影响。
附录：左派和右派政治光谱（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
左翼和右翼之争至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们的区分普遍被认为是首先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在国民议会中的座位分布，坐在议会主席左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民主的、共和的和激进的立场，他们由此被称为左派;而坐在主席右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君主的、保守的和温和的立场，他们由此被称为右派。就我国情况而言，左右之分的结果很明显，毕竟左衽、旁门左道都是坏的。不过由于左衽对大批理论的吸收和夺舍以及派系分化或缝合，今日的左派、右派划分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挂着同一个词却完全变了味道。比如在美国，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者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者可以成为死敌，在中国捧着马教教义的”皇汉“和手持四书五经的皇汉之间的关系比亚伯拉罕一神教还要势如水火……
附录：王焱《黑格尔左派与右派之战》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俄罗斯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盛典。为世界瞩目的是，德国总理首次应邀出席了这一典礼。这倒让人禁不住想起当年苏德战争炮火正酣时的一段往事。
1941年10月，希特勒挟180万大军、1700辆坦克和1390架飞机，从地上和空中向前苏联发动了闪电战。1942年末，两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殊死大战。有位学者当时却指出，这是黑格尔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战争。战场上的杀戮在此转换成了一个哲学事件。 黑格尔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以其恢弘的气魄，惊人的思辨能力，构建了一个森罗万象的庞大形上学体系。他的哲学从宗教出发，而归宿于政治世界。身处急剧动荡的时代；老黑格尔既亲身经受了法国大革命与启蒙主义的洗礼，又是普鲁士官方的第一哲学家。激进与保守，理性与浪漫，困惑与矛盾，在他的哲学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有感于当时德国的萎靡不振，他讴歌强权国家的伟大，向世人宣示“权力的真理”；而放眼“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凯歌行进，他又珍惜个体前所未有的平等与自由。对于政治社会的种种冲突，黑格尔都力图从哲学上加以调和，政治上则依违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他不满康德的二元论，运用“辩证法”的法宝，将一系列两歧性观念加以调和，从而使他的哲学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具备了某种吊诡的特性。
还在黑格尔在世时，即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大学派。大师一旦弃世，众多门生后学各自据其一体，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营垒。在青年黑格尔左派看来，大师已经将世界解释完了，留给后学的惟余改造世界一事。他们高扬辩证法理论，把黑格尔抽象的观念推演转换为现实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哲学到社会学的大跨越。这一派后来传入并支配了俄国。激进的革命家们“宣布历史——以及其余一切事物——有其铁律与牢固无情的法则。反抗这些铁律，或者抗议它们似乎引起的残酷与不公，是无聊且无益之事”(巴枯宁语)。黑格尔右派则继承了大师保守的方面，沦为德国思想界反动的一翼。他们鼓吹强权国家，宣扬德意志民族独得天命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后来则沦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仆从。
从影响世界之大着眼，一手托两家的黑格尔，可谓达于古今哲学家的巅峰。生前曾有预感的他，曾说：“一个党派只有自身分裂为两派时，才能证实自己是胜利者。”
但要说这些左右后学之间完全对立，也不尽然。他们也分享某些共同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两派都施行计划经济，看好极权体制，都主张警察国家，都追求霸权的无限扩张。前者有大清洗和古拉格；后者则有大屠杀与集中营。有人因此认为，20世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种极权意识形态，皆由黑格尔所发轫。比如哲学家波普就认为：极左派与极右派的政治哲学都“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左派用阶级战争取代黑格尔历史主义框架中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了民族战争。”
伯林则指出，两派对于黑格尔的执迷，盖出自人类对于业已失落了的神秘的整体和“大全”的把握这类“无可救药的形上学欲求”，结果最终导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残酷战争。检点这场黑格尔哲学内部讨论的后果，苏联为此付出了2000万人死亡的高昂代价，德国则向形而上学的祭坛上奉献了600万人的牺牲。战后，作为西方文明腹心的欧洲，满目疮痍，成了一片瓦砾和废墟。这似乎验证了诗人海涅所说的话，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书斋里惨淡经营思想的哲学家们，有一天这些思想从象牙塔中溜将出来，将会把整个世界都卷入浩劫。
作为黑氏后学，两派人马“左右佩剑，各主一偏”，其实都背离了黑格尔以国家法学建构公民身份的政治理想。老黑格尔在弥留之际就抱怨过，他虽然名满天下，却只有一个人理解他的哲学；紧接着又说，其实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搞懂”。由此衍生的政治实践的走火入魔，当然不能向哲学家问责。
世界历史才是最终的审判台。古往今来的君王僭主，平地掀翻世界，只手颠倒乾坤，自以为立下不世之功业，可在老黑格尔看来，却统统不过是“绝对精神”用以实现自身目的之工具而已。这就是“理性的狡狯”。一世之雄斯大林，以战场上的胜利赢得了哲学上胜出，可在黑格尔专家科耶夫的眼中，这却意味着世界正在走向“普遍同质化的国家”。觇之于战后60年的历史进程，揆诸俄德两国的政治现状，是耶，非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西元1969年版序
它当然不是唯一毫无妥协地斥责极权主义教条并坚信纳粹主义才是真正袒护恶魔的作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几百部作品都为希特勒开脱。这些书不是假造纳粹主义主义史，将其视为”德国民族性的表现“，就是将其（与法西斯主义）描绘为”资本主义垂死前的挣扎“，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则是即将到来的救世主。然而，本书将”民族性“的说法斥为不经大脑的言论，因为民族性或民族史或许能解释一个民族如何行事，但不能解释他们为何行那些事。本书认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蔓延欧洲国家全体的一种疾病。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救世主，相反，我断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全盘失败，才是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炽焰的主因。
因为书中的结论太过“极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将会受其内在逻辑驱使，步向“终极方案”，也就是屠杀所有的犹太人，西欧国家的大军将无法有效抵抗德国人，斯大林最终将会同希特勒签署协议。
“异化”(alienation)一词在西元1930年代还不是政治用语，语在《经济人的末日》中也找不到。虽然如此，西方民众与西方社会及以西方政治信条间的疏离异化，确是本书的核心要点。在某些方面，本书提早了十多年指出，存在主义在将于西元1940年代晚期至1950年代初期支配欧洲的政治氛围。书中有两篇重要章节，题为“群众的绝望”与“恶魔再现”，这两个用语今天看来再熟悉不过，但在西元1930年代或说法国国革命之后，都还不算是政治辞令。据我所知，《经济人的末日》也是第一本将克尔恺郭尔（SørenKierkegaard）视为影响现代政治甚深的现代思想家政治的作品。然而，相较于许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探讨存在主义和异化的著述，《经济人的末日》显然是一本社会及政治论著，而非哲学论著(当然更不是一本神学论著)。本书的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地山说道，“这是一有本关政治的书。”的确，本书涵盖了原理、哲学与政治信条，但只是将这些作为具体分析政治动态时所需的材料。它的主题是权力的崛起而非宗教信仰的兴起。《经济人的末日》不太探讨人性，甚至对于社会本质也很少提及。它专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瓦解导致纳粹主义的兴起，进而支配了整个欧洲。构成本书主线的是政治、社会与经济，而非精神上的苦痛。
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将欧洲的这一悲剧解释为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也是欧洲民众政治疏离异化的结果。本书特别追溯了人们一头栽进极权主义绝望的过程，并将之归咎于进入“现代”的三百年来，人们对政治信条的不断幻灭。最后一个出现的信条是马克思主义。而导致极权主义兴起的决定性因素，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全盘失败，面对政治现实和社会经验，它显得苍白而缺乏说服力。结果是，欧洲的民众被“再现的恶魔”所征服。“现代”的核心信念，是社会可以被建立成理性的、有序的、可控的并且可理解的。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世俗信条的崩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且令人无法理解，不断遭受邪恶力量的威胁，个人毫无抵御能力。失业和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间困扰社会的“恶魔”。自由主义欧洲的世俗信条(马克思主义正是其合乎逻辑的最终形式和顶点)，无法驱逐也无法控制这些力量，既有的经济与政治理论也无法解释其成因。虽然其源自人类和社会，并于社会内部发生。但结果证明它们竟和那些曾令人类先辈无能为力而不得不屈服的恶劣的自然力量一样，没有理性、无法掌控、毫无意义而又变化无常。
【注：德鲁克认为自由主义欧洲的世俗信条的最终形式和顶点，确实很有洞见性，毕竟一战才出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现在是欧美的统治思想。】
《经济人的末日》对于宗教的尊重，以及对于基督教教会的重视，在当时可能有点过时。
【注：德鲁克看不出极权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显然眼光有限。不过亚伯拉罕一神教版本越古老，对人类文明的危害性越小，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呼吁也不无道理。】
在那个年代，“革命”的呼声沸沸扬扬，但这个词的内涵，却像是抢椅子的游戏，由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产专政”取代“资本家老板们”。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次解释了这种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是新的统治者不得不暂停现有的权力架构和机制而已。这在今天是老生常谈，因为我们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和西元1968年秋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在三十年前，这是一种崭新的观点，连当时的“反共产主义者”也确信，共产主义将彻底改造社会，而不是以一个更为严苛和集权的统治集团来代替原有的。
【注：德鲁克既然也认为共产主义将彻底改造社会，而不是以统一个更为严苛和集权的统治集团来代替原有的，哪为什么还认为这种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当然这也可能是翻译人员的错，儿子要维护爹地也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措辞上也有很大问题，比如集权是动宾短语，和严苛这样的形容词显然是不能并列的，极权才是常用的有关形容词。这块存疑，但暂时找不到原文，姑且说这么多。】
我发现，当时所谓的“革命”，绝大部分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我认为，有关生产和分配体系的某种特别的社会及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不但会继续存在，还极可能在未来证明其有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美满的特质，一旦这种绝对正确遭到质疑，大概就难以幸存。三十年前我提出这个观点时，大家都认为，传统经济一定熬不过战争摧毁的这个结论再“明显”不过了。但后来的发展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欧洲经济复苏，欣欣向荣，以民营企业和私人国际企业为基础的世界经体系济日益茁壮。
但当是我体认到那些同时代人眼中“无法避免的革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也发现新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其目的于在推翻某些比经济体制还基本的东西，比如价值观、宗教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观。这场革命将希望化为绝望，以魔幻代替理性，而人们的宗教信仰将会化成恐惧、疯狂、嗜血的暴力。
【注：德鲁克既然认为有新的极权主义，为什么不聊聊的旧的极权主义呢？】
本书亦描绘了当时的第二个特点，这在今天同样难以想象：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多如繁星的社会政治运动、哲思与激情中的超级巨星。本书宣告(也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在欧洲失败，也不会与发达工业国家产生任何瓜葛。引用一本比《经济人的末日》晚了二十年的书名，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可比喻为“失败的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属于马克思主义那段富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画下句点。大战前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许多创造性思想的源泉。甚至连当时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定义自己。大战前数十年的欧洲，可以说根本没有非马死思主义者存在。但后来，社会主义国际(又称第二国际)并不能避免、平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西元1918年大战结束后，尽管欧洲大陆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徒留一片衰败与混乱，共产主义也无法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执政掌权。从此，马克思主义很快在欧洲丧失了活力，成为聊具仪式的咏叹。
西元1914年前被马克思主义迷住的精英们，在西元1918年后，几乎全盘抛弃，转向新的政治领袖和新的思想。德国马克斯·韦伯，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弗洛伊德(仅列出知识分子中最耀眼的人物)都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大体而言，他们并不觉得马克思跟他们思考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一战前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但在一战过后，却没有培育出一个一流的人物，甚至连二流的都没有。
不过，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精英眼中迅速丧失可信度和创造性的同时，却变得通俗和流行起来。什么词汇都可以套上马克思主义，就像西元1950年中代期精神分析突然在美国流行起来一样。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兜里的金条，而成了“中等教育程度者”手中的零钱。无论藉由选举或革命，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再有效地组织以获得权力或拥护者。然而，野心家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操弄马克思主义辞藻，就像黑索尼里那样，用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拼凑出“反马克思主义”，以掩饰他们智识上的贫乏。这种情形甚至在美国也出现过。在马克思主义富有创造力的年代，它对美国没有影响，没有哪一位美国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但是在西元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在欧洲逐渐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却为美国的伪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套说辞，作为他们思考和分析的代用品，长达十年之久。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失败的神“在衰败之后对于欧洲政治舞台的影响力，反而大于其之前作为世俗宗教的颠覆时期。《经济人的末日》中讲得很清楚:，造成极权主义兴起，导致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失败，而并非其胁迫与承诺。
【注：德鲁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也算有点眼光，也介绍了一点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过这几段话可以吐槽的内容太多了，马克思主义怎么不能无法再有效地组织以获得权力或拥护者了？中国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柬埔寨的大屠杀等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度仍旧极高。至于德鲁克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很难理解，要不是丘吉尔，美国可能将听由纳粹势力主宰欧洲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帝国。事实上，要不是丘吉尔提早一年让纳粹破功，说不定连苏联也无法抵挡纳粹的侵略。丘吉尔页献的正是欧洲迫切所需要的：道德的权威，对价值观的信仰，对理性行为正当性的信仰。
【注：德鲁克本质还是爱马爱苏的，显然丘吉尔只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失败者。抛弃丘吉尔对中国的各种打压不论，丘吉尔一心要维系的大英帝国因为和德国提前开战被打崩了，战后又被美苏联合肢解了，不知道尬吹丘吉尔的人是什么货色。道德这个词被morality严重污染，这个以后再论。】
但在我们眼中，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并不在其中。
【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德鲁克的前后矛盾——这里又认为斯大林体制也是极权体制。】
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与二三十年代不同，现实环境也有差异，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某些反应，不禁使人联想到曾将欧洲推向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群众的绝望”。一些团体的行为(种族主义者，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或者是所谓左派学生的行动主义者)，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地联想到和希特勒麾下的冲锋队队员。他们否认他人拥有任何权利，比如言论自由；他们诽谤他人的名誉，更以蓄意破坏为荣。他们的辞令像极了希特勒，像到令人厌恶。他们那些满脑仇恨的先知所保持的虚无主义，跟希特勒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直系先辈正是西元1910年代至1930年代德国的“青年运动“一一留长发、弹吉他、唱民谣。我们也许还记得，德国的青年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是打着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旗号的，最后却成为了希特勒最狂热的中坚信徒。
【注：过去的日本赤军、美国的嬉皮士等以及今日之毛粉、小粉红、自干五也是上述成员的一部分。扩大了11万倍的“反右运动”所揭示了一条重要原则——只要足够左，看谁都是右派！情况不对，就开除别人的左籍是左衽的基本技能。苏联也这样开除了纳粹党的左籍，大陆的小粉红也开除了紧紧跟随苏联的印度斯坦的社会主义籍……
纳粹党只是个简称，全程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缩写为NSDAP），简称国社党，通称纳粹党（英语：Nazi Party），纳粹来自德文中的Nazi，为“国家社会主义”（德语：Nationalersozialismus）的简写。由于残存的左派把希特勒开出了左籍，纳粹党常被视为极右翼政党。但如果纳粹党是极右翼政党，那么要复辟霍亨佐伦王朝的容克贵族算是左派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是常常搞混的，不过纳粹党显然不是民族主义政党，不然也不会送大批德国人去死。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战争是一神教战争的一部分，不过这种战争是处于高级阶段，看着不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而已。】
附录：知乎用户风龙云虎评价丘吉尔
# 如何评价丘吉尔？作为首相，作为他个人，他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自大狂，南辕北辙的疾跑者，极度缺乏战略眼光的决策者。对个人来说，他追求的权力、名望、金钱都实现了，但从政治抱负讲，他一心要维系大英帝国的目标则被其一手葬送，最终大英帝国在他推波助澜的战争中被摧毁，廉价转卖给了美国。丘吉尔所为，都让我怀疑从其美国母亲嫁到英国就是美帝在下一盘潜伏并安置定时炸蛋的大棋。
简单的说，二战前以英国的国力，是绝对无法撑过一场全欧乃至世界大战的。无论胜负，英国被卷进世界大战必然会导致其殖民帝国的崩溃。如果一战前这还被视为异想天开，而到二战前如果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毫无自知之明，缺乏基本战略眼光。所以要么在希特勒羽毛未丰前就先下手为强，如果延误了窗口期，当德三已经成为欧陆军事强国后，最佳选择就只有与德国合作，将其攻击方向转移到苏俄，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所以为什么希特勒一直认为攻击波兰不会引发与英法的战争，为什么苏俄一直攻击西方“祸水东引”，甚至战后也一直如此宣传？因为从正常理性战略角度，英法“祸水东引”是最有利最明智的选择。即便英法以打败德国为目标，也该等德俄两败俱伤之机再插手才符合逻辑。结果是英法居然给神经不正常的波兰开空头支票，并主动对德宣战，一面引爆全欧乃至世界大战，一面将德国主要攻击力引到自己头上，搞“祸水西引”，这是稍有战略头脑的人无法理解的。
附录：文化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工人等无产阶级打得不亦乐乎，一点不讲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战争后期列宁领了德国马克回到俄国建立苏联，也不见德国工人支持苏联。此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先在较为落后的俄国落地生根而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理想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实现。这些都说明马教原始教义出现了致命的bug，于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都是文化惹的祸，必须对原有文化进行解构和改造。
在阴谋论的用法之外，“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偶尔也被学者用来指代有关精英群体如何利用文化生产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学术研究领域。但一般没有人会自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有时这个词也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发明的“批判理论”一词的同义词。“批判理论”一词最初就是用作马克思主义的委婉词。更一般地说，俄罗斯以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重点从经济学转到文化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
西元1922－1923年间，包括费利克斯·威尔、卡尔·科尔施和卢卡奇·格奥尔格在内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研究中心。他们主要研究的主题是为何西元1918年的11月革命会以失败告终，在经济方面他们使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使用了其他的思路，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西元1929年前后，麦克斯·霍克海默正式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除了社会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外，外界的一些学者也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几年里，霍克海默意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并于西元1935年将研究所迁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着力于研究极权主义，以免像纳粹这样的极权国家卷土重来。麦克斯·霍克海默和狄奥多·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及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皆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分析了文化工业。他们担忧大众媒体会向民众灌输虚假意识，阿多诺就这一点提出了威权人格一词，用来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依然容易卷入法西斯运动中。
二战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回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转移到了以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为首的第二代学者身上。马尔库塞则留在了美国，成为了与新左翼有关的争议性人物。马尔库塞有关压抑性容忍的论述，以及他对安吉拉·戴维斯和鲁迪·杜契克等学生的指导使得他在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和德国六八学运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与马尔库塞相反，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人士尽量避免参与新左翼的活动，例如哈贝马斯就建议学者们采用“冬眠政策”。随着西元20世纪70年代新左翼的衰落，法兰克福学派曾采用的批判性教学逐渐主导了美国高等教育界，这套理论也招致了20年后有关政治正确的一系列争论。
阴谋论者声称一小批马克思主义精英分子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正在颠覆西方社会。这种指控显然有明显的证据，即他们引述的一部分理论确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使用。
米歇尔·明尼希诺于西元1992年出版的《新黑暗时代﹕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正确”》一书。他在书中宣称基督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已经被“丑陋暴政”的现代艺术所取代，并将此归咎于一个所谓在美国灌输文化悲观主义的阴谋，由卢卡奇·格奥尔格、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体精英人物分三阶段进行。 明尼希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两条毁灭西方文化的途径。其一，是狄奥多·阿多诺和瓦尔特·本雅明的文化批判理论，通过艺术和文化传播马克思的异化论，并用社会主义取代基督教：具体而言，是通过舆论调查及宣传洗脑控制大众；其二，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罗姆颠覆父权的女权、性解放、多形变态运动。明尼希诺还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应该为西元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及“迷幻药物革命”负责，因为他们通过分发迷幻药物以提倡性变态和淫乱。
被越南共产党纠缠的美军又被受苏联暗中支持的嬉皮士”反战活动“影响被迫从南越撤离，这标志着两大马克思主义流派联合体对阵美帝国主义的巨大胜利。南越的覆灭不仅代表中国少了一个重要盟友，也导致了数十万华人被抄家驱逐或是沦为怒海中的一具尸体……
西元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西元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中杀死了77人。事件发生前约90分钟，布雷维克向1003人发送了包含他1500页政治宣言《2083：欧洲独立宣言》和一份《政治正确：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史》拷贝的电子邮件。他在政治宣言中主要讨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并声称“西欧性传染病流行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穆斯林、女性主义女性、同性恋以及少数群体视为‘美德’，将欧洲的基督教男性视为‘邪恶’”、“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被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控制”。
除布雷维克外，还有一些其他极右翼恐怖分子同样相信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曾计划谋杀工党议员罗西·库珀的英国新纳粹、虐童癖杰克·伦肖在为英国国家党制作的视频中表示相信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西元2019年加州犹太教堂枪击案的策划者约翰·T·欧内斯特自称受到白人民族主义启发。在一份在线文档中，欧内斯特表示“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是犹太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因此“每个犹太人都要为精心策划的欧洲人种种族灭绝负责”。
我国百年来深受两种马克思主义的荼毒，面临的情况比欧美差得多。不过由于稳定压倒一切，岁月静好成为主流思潮。只要昊天上帝还没有抛弃我们漢人，那么中华文明就还有复兴的希望！
前言
同时，本书依据于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欧洲传统与极权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间，毫无妥协余地。
【注：可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固然互相敌视，但这也不妨碍它们都信奉亚威，都尊耶稣。人不能太傻，祂们换了个皮肤就不认得了？
在本书中，我试图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诠释成一种根本性的革命，并有意将此分析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虽然我不相信唯物史观。我认为物质绝对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支柱之一。从人类具有双重本质、同时隶属于兽性与神性领域现象的来看，物质绝不比另一条支柱一一精神支柱一一来得重要，虽也毫不逊色。
【注：这种思想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其次，前几个世纪的特性是，人类致力让精神层面为物质层面服务。好比要分析西元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起源，显然是最迂回且浪费时间的方式，因为从西元13世纪到16世纪的特征是，人类一直试图让物质附属于精神领域之下。
【注：如果这种说法符合事实，那么马教宣称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种说法有了个明确的新教起源。】
第一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錯覺 The Anti-Fascist Illusion
短短几年内，法西斯极权主义已经成为全球革命的主要潮流。它变成欧洲唯一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让民主制度无力抵御内忧外患。全球各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运动，都拿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措辞当幌子：近东地区的民族新主义、远东的旧封建主义、拉丁美洲传统的军事政变和“种族觉醒”、亚非殖民帝国的宗教反抗，皆自称为“极权主义”；三十年前的民主政体运动和十年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着实也该打这面旗帜才是。而共产主义这场昨日的世界革命，不止被迫认承仅能自卫，也不得不承认丧失了战斗力。不论共产主义领袖的脑中对遥远的未来还有什么高见，他们和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民主组成联合阵线、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结果，是再也当不成革命力量，也等于宣告放弃了要做未来社会秩序之先驱的承诺。“法国人民阵线”的无能以及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联合阵线思维的彻底溃败，都表示共产主义再也无法有效抵抗法西斯主义。
上文完全是展示如何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至少我们中国没人自称极权主义。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从极权主义在国外普遍遭遇敌意的情形来看，它能如此迅速取得优势，实在惊人。世人无不害怕极权主义的残忍、担忧它的激进、憎恶它充满仇恨的口号及信条。与之前所有革命不同的是，即便是旧秩序国家的少数族群，也无法接受极权主义的宗旨、精神和目标。然而，法西斯主义仍稳定地取得进展，直到称霸欧洲。
世人无不害怕？上文还在说全球各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运动都自称极权主义，这里就说世人无不害怕，呵呵，胡说八道也得有个度吧？当时美国、中国、英国等都有一大批希特勒的支持者，直到现在希特勒及其代表的精神仍在支撑有良知的人们抵御白左、红左势力，如让白左物理绝户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法庭上频繁行纳粹礼；参与拍摄希特勒相关电视剧《Look Who’s Back》的演员Oliver Masucci扮成希特勒的样子在柏林街头行走，受到了围观与追捧，还有人恳求他：“请把集中营带回德国吧！”。今日欧洲没白左搞成现在这鸟样，导致右翼势力重回视野。这充分证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毕竟法西斯主义本身的目的是要消灭要消灭人类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势力。
为何那些坚定的民主派反对人士，制止不了这个危及他们所有信念的最大威胁呢？原因并不是怯懦。为了对抗法西斯，西班牙有无数人捐躯，奥地利工人牺牲性命，意大利和德国也有许多默默支持反对运动的无名劳工，这些人的英雄气概无庸置疑。但是，若勇气挡得住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早就被阻止了。
德鲁克既然能认同乔治·奥威尔的《1984》为什么不反对差点把奥威尔当托派宰了的西班牙共产党？前后逻辑矛盾很明显啊。佛朗哥作为西班牙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保卫罗马公教会，杀了一点打砸教堂、杀修士、奸淫修女的西班牙共产党员，但自诩提倡宗教价值的德鲁克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呢？反而一味的吹捧共产主义者抵御法西斯主义者，可笑！
西班牙内战起因当然是共产党员迫害右派人士特别是教会成员，导致民众起义推翻”共和政府“，愿意向政府投诚的佛朗哥也被迫站在前台，把”政府“成员送进坟墓。共和军在内战中约将55,000名国民军派人士处决，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共和派民众攻击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约有7000人被杀害。在国民军起先发动起义时，共和派民众逮捕许多国民军将领和右翼保守派民众，将其杀害、狱中服刑的囚犯也在受到虐待后被处决。马德里约有11705人因此而死。共产党员圣地亚哥·卡里略与部属执行了帕拉库埃略斯和阿尔多斯附近的屠杀，数千人罹难（包括妇人与孩童），是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但是由谁负责此行动也有争议。另外，共和军也有对共产党员的处决行动，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杀害了5000多名国际纵队的士兵。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杀害了国际纵队内部的部分人士，如亲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相关人士，包括领袖安德烈斯·宁。约有6832名神父、修女和僧侣遭到共和派军民杀害，其中有13名主教、4172名教区司铎（diocesan priest）、2364名修士和283名修女被杀害 。
第五纵队不等于国际纵队，这倒是第一次了解。
西元1936年至1939年间，西班牙内战时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起义军与西班牙人民阵线军发生冲突，佛朗哥手下一名将领埃米利奥·莫拉派遣四个纵队（columnas）进攻首都马德里，当记者问起他的作战策略，他说他已调派四个纵队包围著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另指挥著一支纵队潜伏在马德里城里做内应，实际上这只是为了敷衍记者的回答，然而共和政府认为关在监狱中的政治犯们就是莫拉口中的第五纵队，因而连夜将一千多名政治犯处决。
国际纵队（西班牙语：Brigada Internacional、英语：International Brigades）是由共产国际组建，在西班牙内战中援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尤其是其中的人民阵线）的军事单位。国际纵队受第三国际的强烈支持，代表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所承诺的援助（包括武器、补给、军事顾问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应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葡萄牙和纳粹德国对国民军的援助。国际纵队的多数成员是法国共产党的成员或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流亡共产党。也有许多犹太人参与了国际纵队，其中以美国、波兰、法国、英格兰和阿根廷志愿者中的犹太人居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一般不会加入国际纵队，而是会选择人民阵线中一些较小的党的民兵加入。例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托洛茨基主义、右翼反对派及其他反斯大林主义左翼共和党人组成，并且不对西班牙人和国外志愿者（比如乔治·奥威尔）做出明确的区分。也有共和党人选择加入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例如杜鲁蒂民兵单位、国际工人协会及全国劳工联盟。纵队成员还包括一批诗人、艺术家、医生和记者，如加缪、聂鲁达、海明威、奥威尔、毕加索等。甚至还有不少”华人“参与如谢唯进担任国际纵队炮兵纵队政治委员。
西元1936年底，奥威尔写完他那本关于英格兰北部威冈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后，抱着“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的心态前往西班牙。由于他抨击过许多英国著名的左派，受到共产党的猜忌。他转而通过一个小党（独立工党）前往巴塞罗那──而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外国志愿者那样加入由共产党组织的马德里国际纵队──并被介绍给其盟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简称统一工党）。统一工党的领袖Andres Nin本人曾经参加过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左派反对派，后来与反对派分裂，另与人组织统一工党。该党被斯大林派指为托派，但事实并非如此。西元1937年6月，共产党对统一工党和无政府主义工人、民兵施行大清洗和大屠杀。奥威尔侥幸从西班牙逃出。据后来披露的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奥威尔本人也在苏共的黑名单之列。详细内容可参照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第五章：
表面看来，共产党和统一工党之间的不和是战略上的不一致。统一工党是为了当前的革命，而共产党不是。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而双方还有很多分歧。不仅如此，共产党坚持认为统一工党的宣传分裂并了政府势力，因此会危及到战争，其次，尽管我最终不这么认为，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证明我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独特的策略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最初有点犹豫不决，提着就开始断然地宣称统一工党正在分裂政府势力，不是由于判断失误而是有意谋划的。据称统一工党只不过是一群伪装的法西斯分子，受雇于佛朗哥和希特勒，他们在强行贯彻一项伪革命政策来支持法西斯事业。统一工党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个组织包括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八千或一万正在前线战壕里挨冻的士兵，还有成百上千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外国人，这些人这样做常常是牺牲了自己的生计和国籍，但只不过是受雇于敌人的叛徒。这种说法通过招贴画等手段在西班牙流传开来，而且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和亲共产党的新闻界不断重复。如果我愿意收集的话这些引语够我写六本书。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宣传我们外国人的：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叛徒、杀人犯、胆小鬼、间谍等待。我承认这些话很不中听，尤其当你想到那些该为此事负责的人。看到一个十五岁的西班牙男孩被人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毯子里露出一张茫然的惨白的脸，再想一想伦敦和巴黎的那些健壮的人却在撰写小册子来证明这个男孩是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真令人痛心。战争最可怕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有关战争的宣传，所有叫嚷、谎言和仇恨都无一例外地来自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我在前线认识的统一工党民兵，我常常遇到的来自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就从来没称我是托派分子或叛徒；他们把这些都留给了后方的记者们。那些撰写小册子来反对我们和在报纸上中伤我们的人都呆在家里安然无恙，或最坏也是在巴伦西亚的报社办公室里，这里离子弹和污泥有几百里的路。除了诽谤党内斗争，战争通常有的垃圾，大肆宣扬英雄事迹，敌人的中伤——像往常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由那些不打仗的人来完成，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会在战争一开始就避开一百公里。这场战争最令人生厌的结果使我认识到左翼与右翼新闻界完全一样骗人和虚伪。
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表征，却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将反对法西斯作为主要信条的人士，所坚决抵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这种无知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民主国家的部分人士一厢情愿地认为，法西斯式的“激进主义”只是过渡，以及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不会长久”的错觉，都是民主无能抵御法西斯的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义之成因，看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 除了某些明显曲解证据、根本不必特别反驳的主张外(如法西斯国家多数民众私下皆对政权怀有敌意，只是遭到恐怖政治镇压)，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一般有三种说法：一、它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二、它是资本主义一时的成就，目的是为了拖延或防止社会主义终将得到胜利；三、它是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对愚昧大众及其本能之影响的结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早就强调过法西斯主义是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击，就如长枪党起义是为了反抗人民阵线的暴政。德鲁克显然对当时的情况没什么了解，只知道一味地反法西斯，却不知道法西斯为何会出现，哎！
至于把法西斯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搏，纯属谬误。说“大企业”（big business）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并不准确；相反，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在工业及金融阶级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说“大企业”从法西斯主义那里获益也同样不准确，它还可能是所有阶级中，受到极权主义经济和国防经济（Wehrwirtschaft）创伤最重的一个。更荒谬的是，竟有人坚持，资产阶级（甚至其他任何人）有理由担心劳工阶级在法西斯上台前的意大利和德国获得的胜利。这整套理论只不过想扭曲历史，是站不住脚的辩解，不是认真的说明。
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的荒谬性也就不证自明了。德鲁克的这套理论除了贡献了极权主义这个词之外，也只不过想扭曲历史，是站不住脚的辩解，不是认真的说明。
然而，法西斯主义否定过去的程度，远远超过之前任何政治活动，因为它把这种否定当作最主要的政纲。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否定了本质对立的思维或趋势。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但反对也保守；反宗教，也反无神论；反资本主义，也反社会主义；反战争，也反和平；反大企业，也反对被认为是多余的技工与店主——这份清单可以无限延伸。纳粹也是典型的例子，它所有宣传的主旨不是北欧人种，不是纳粹主义的承诺、征服或成就，而是反犹太主义——攻击希特勒执政前的“十四年”、攻击外来的阴谋。多年前，我曾听到纳粹煽动者在一场农民疯狂欢呼的集会中宣称:“我们不要面包太便宜，我们不要面包太贵，我们不要面包的价格一成不变——我们要只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这是我听过最贴近法西斯主义的诠释。
亚伯拉罕一神教的现代版本远超之前的一神教版本有什么问题吗？自由和保守是本质对立的思维或趋势吗？……另一个现代版本用唯物辩证法整合对立统一规律成功让人拥有了双重思维（Double Think）——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War is Peace,Freedom is Slavery,Ignorance is Strength.），显然技高一筹。
至于那个面包价格问题，我觉得有点搞笑，只要在原来价格上下浮动一分钱不就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了吗？这有什么难的？？既然人们要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为什么还是反社会主义的呢？
在这些对欧洲传统的否定中，有一项格外重要：驳斥“政治与社会秩序及依其建立的当权机构，必须证明自己在造福臣民”的需要。在法西斯主义眼中，几乎没有哪个过去的概念或思维，比权力的正当性更为荒谬。它认为“权力本身就是它的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从这句新格言在欧洲广为接受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度，就可看出极权革命已深得人心。事实上，这是最惊人的创新。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两千年，权力与当权者的正当性，一向是欧洲政治思潮与欧洲政治史的核心问题。而在欧洲人信奉基督教后，所谓权力的正当性无非就是藉由行使权力为臣民谋福利——拯救他们的灵魂、创造“更好的生活“，或者让最多数人达到最好的生活水平。连拥护完全君主专制的最狂热分子都不敢另作他想。西元16世纪提出君权神授概念的德国新教神职人员，以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法国作家波舒哀，皆为证实臣民的利益而煞费苦心。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之所以受尽同时代的人及后世的蔑视，完全是因为他对权力之道德正当性漠不关心，这态度害这位诚恳老实的男人在道德上遭到排斥——即使身在腐败而权欲熏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立基于欧洲传统社会的制度，权力当正性一定是核心问题。因为就是单单透过这个概念，才能将自由与平等（或如之前所说的：正义）投射到社会与政治的现实状况中，而基督教传入欧洲以来，自由与平等就一直是欧洲基本的精神思想了。但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个问题除了像是可笑的“犹太自由主义”残骸外，根本不存在。
德鲁克可算是掌握了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精髓。槽点太多，我都懒得反驳了。欧洲人才阔了三四百年就瞎吹一地，但国内一堆洋奴膝盖骨都跪没了，只能狂舔洋人的臭脚，沐浴一下”自由平等“的光辉，也不知道他们看到开头是否还想着消灭造福臣民的明君清官侠士追求吗？毕竟洋大人不仅热爱明君、清官，也热爱RobinHood这样的绿林侠士。中世纪的欧洲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吗？有言论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贵族和平民平等吗？？？直到明末，耶稣会才给欧洲人带过去文明的模板，”中国热“让欧洲人有所凭据来反对基督教的反人类统治，典型的如崇拜孔子的伏尔泰、魁奈等人，之后”自由平等“这种口号才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什么好东西（参见James Stephen《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但这显然是被左衽夺舍的结果。
英国政府因为是由成熟男人组成，故向命运要求更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它希望德国发生革命、经济危机或苏德战争爆发。两者都希望能有违反一切事理的奇迹出现，因为另一种选择实在恐怖得难以面对。两者都因为绝望而祷求奇迹出现，群众转向法西斯求助的原因也是此如。
德鲁克居然认为苏德战争爆发是违反一切事理的奇迹出现，其眼光确实很独特！这么说来，当时英国决策层还不是那么脑残，虽然后来是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自大狂丘吉尔上台。
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不是“暴民造反“，也不是”无耻宣传的胜利”，而是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彻底的绝望。
这也算是一种合理解释——面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进攻，人们在绝望下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附录：人民阵线和民主阵线（国民联盟）简介
人民阵线是西元193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由不同性质的政治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通常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有时还包括自由派、中间派。西元1933年2月，德国纳粹党上台执政。共产国际即提出“法西斯就意味着战争”。1934年国会纵火案嫌犯季米特洛夫当选共产国际总书记。1934年共产国际即提出了人民阵线，代替了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该理论把处决工运领袖的社民党称作“社会法西斯”。 1934年5月《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1934年6月，中左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莱昂·布鲁姆1934年6月与法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与中右的激进党签署合作协议。1935年5月签署《苏法互助条约》。1935年7月20日召开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政策彻底转向，在各国推动“反法西斯反战人民阵线”，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遏制法西斯国家发动世界大战。随后，人民阵线在法国、西班牙、中国取得了成功。1936年5月，法国人民阵线赢得大选（378席对220席），莱昂·布鲁姆组建政府。英国国民政府虽然是左中右大联合政府，但政治上不够成功。在意大利，意大利社会党拒绝与意大利共产党结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在美国，美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提出“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的口号，表现极为民粹主义，被称为“白劳德主义”。共产国际七大后，“人民”作为政治概念开始被各国共产党广泛使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这是《毛选》中首次使用“人民”一词。这以后，中共开始大量使用“人民”这一概念。随后的红军出陕北东征战役中，1936年3月1日，彭德怀与毛泽东以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名义签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不再使用中国工农红军名称。
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种恐怖组织也是人民阵线的一部分，可见其本质。人民阵线和民族阵线不只是不同，还势如水火。（后者经常被翻译成国民阵线）。
國民聯盟（法語：Rassemblement national，縮寫為RN），西元2018年6月前稱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是法國的一個極右民粹主義政黨，由冉-馬里·勒朋在西元1972年成立。民族陣線在其網站表列各項政綱，主張：
- 回歸傳統社會價值：讓墮胎更為困難或非法化；給予無業母親補助金；促進傳統文化，反對多元文化主義及同性婚姻。
- 脫離歐盟和其他國際組織。
- 徵收關稅或建構其他保護手段對抗廉價進口。
- 加強各種罪刑的刑罰，並主張通過公投恢復「最嚴重罪行」，即死刑。
- 禁止非歐洲國家的移民及難民進入。
- 該黨反對非歐洲國家的移民，特別是來自北非、西非、中東的穆斯林國家。
在西元1995年法國總統選舉發送給選民的小冊子中，冉-馬里·勒朋提出用「人道、尊嚴的手段」將「三百萬非歐洲人」「送出」法國。西元2002年法國總統選舉，更為強調秩序與法律議題。民族陣線的主題包括加強執法、刑罰與恢復死刑。民族陣線經常反抗他們所認為的「權勢集團」，包括其他法國政黨與多數記者。勒朋將主流的政黨（法國共產黨、法國社會黨、法國民主聯盟、保衛共和聯盟）稱為四人幫。民族陣線經常自稱「受害者」或「局外人」。
第二章 群眾的絕望 The Despair of The Masses
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与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造成这些秩序崩溃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欧洲群众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彻底崩解；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建立新秩序。 …… 承诺要战胜资本主义下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再透过无阶级社会实现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也导致了它的没落。正因为历史证明，它不但无法创造无阶级社会，甚至可能促成更僵化、更不自由的阶级模式，因此马克思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信条。从作为未来秩序的福音、承诺以革命客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马克思社会主义后来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如此一来它才会更具影响力。但是，一个竭尽心力搞反对的运动，其诉求和根据必定源自它要反对的系统。当社会主义的功能只剩下批判，若还要在社会发挥影响力，就必须依赖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根据。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削弱资本主义的信念，却无法取而代之。一旦资本主义崩溃，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就丧失所有根据和正当性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后来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对的立面？本来就是对立面，好吧？
由于实施社会主义必然产生这样的社会，因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础完全无效，无法成为未来秩序的先驱。
这样的社会指一个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特供一直都存在，没必要多说。
在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殖民或封建国家，如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西班牙、亚洲殖民地及拉丁美洲等地，马克思社会主义仍是信仰所系。这些地区的社会状况使无阶级社会看来可行；少数地主和企业家站在同一边，其他没有组织的、地位平等的无产阶级大众站在另一边——中间没有其他人。因此一般大众仍相信，只要消灭那群拥有一切的少数人，便可建立平等的无阶级社会。但两者之间缺乏中产阶级的原因，并不是社会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完整循环，而恰是因为资本主义根本还没开始。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何会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截然相反，不但没有发生在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反而会在最落后的国家出现——如俄国，根本就没有可套用马克思主义规则的经济和社会实体。它也解释了为什么俄国革命会违背共产主义领袖的期望，没有立即引爆西欧和中欧的革命——照说那些才是该革命的地方。即便是能力最强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也无法了解自己的形势。几乎整个西元1917年下半年和1918年初，列宁和托洛斯基都坚信，一旦俄国点燃引信，德国和奥地利的民众都会起身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信心满满，以至于冒着德国大军压境的风险，还迟迟不与德国进行谈判，甚至还坚持（托洛斯基至今还这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只是偶然——几乎可算是错误，而在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才是计划中、有必要且有意义的。
曾经是欧洲宪兵的俄国算是最落后的吗？这里姑且不论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俄国、中国都是因为没及时建立起有序的秩序而被摘了桃子赤化成为文明洼地，这和什么资本主义根本还没开始的鬼扯毫无关系。拿了威廉二世那么多德国马克的列宁居然不能满足金主的要求及早和谈，职业道德显然有限。中国对外援助也要重视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气数已尽”这话似乎是老生长谈了。然而，为支持这句话而常常提出的论点：“资本主义是失败的经济制度”，不仅暴露了说话者对这套制度全然无知，更可能是谬误。拜这套经济制度之赐，不仅商品生产量愈来愈高，价格愈来愈低，工作时数更不断减少；由此看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失败，更缔造了超乎想象的成功。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的功绩实在没有理由不能名列于殖民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之前。
资本主义气数已尽本质上来说是末日审判即将来临的一种变种，老狗玩的都是老把戏！
资本主义发展了一百五十到两百年，我们也到达物质经济舒适的高峰。也许因为这样，一听到“尽管我们全靠经济自由才能拥有这些成就，但它本身绝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句话，就想会加以嘲弄。但在饱受旧资本主义秩序戕害的人，在那些可怜的工匠、饥饿的农奴眼中，情况并非如此。对他们来说，经济自由只会带来恐惧，它要求他们放弃保障；就算只是悲惨、了无意义地保障他们不于至挨饿，也是他们唯一仅有的东西。经济自由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经济上的承诺，只带来了不安。它夺走了他们小小的世袭土地、保护市场的关税，以及同业公会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又叫他们以技能和智慧谋生。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自由，只因为相信它会带来最终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保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起身反抗自己已获得解放的事实。对于实行经济自由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自治，有一条坚强反对的阵线。反对最力的一定是原本应该受惠最多的阶级，譬如：英国的勒德分子(Luddite)、爱尔兰农民的“小麦暴动”（Corn revolts)、德国西里西亚亚麻织布工暴动，以及俄国农民在西元1906年斯托雷平（Stolypin）土地改革后的骚乱——那次土改以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名，把俄国乡镇的公共农地改为个人保有地。在这些实例中，反对势力最后得以弭平（不论是用和平或武力的手段），都是因为资本主义提出了要建立平等的承诺。
打土豪、分田地始终是左衽的必备技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自由和结果平等显然是不兼容的，左衽的辩证法对此也无能为力。
卢德主义者（英语：Luddite ），或译勒德分子、卢德分子，是西元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在该运动中，常常发生毁坏纺织机的事件。这是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许多手工工人失业。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做卢德主义者。西元1779年英国莱斯特一带一名名叫内德‧卢德的织布工曾怒砸两台织布机，后人以讹传讹成所谓卢德将军或卢德王领导反抗工业化的运动，遂得此名。今日鼓吹ChatGPT让人类失业的人宏观意义上也算卢德分子。但其实很多岗位消失的同时又有很多新岗位产生比如程序员失业后还可以去送外卖开滴滴，哈哈！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平等，但却比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以及共产主义者的祖国——苏联更接近平等，这就好比儒家学说不讲自由平等，但真正按照儒家学说运行的中国社会却比任何社会都更加自由、更加平等。
这场失败在经济领域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它使政治生活的一切制度都失去意义，或是令人怀疑。但它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所有社会据以建立的基本概念上：社会中的人所具有的本质、功能及地位。个人的经济自由不会自动造就平等，这个事实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据以建立的有关人类本质的概念：经济人（Economic Man）。
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立基于一种概念，一种涵盖人的本质、社会功能与地位的概念。不论这个概念是不是人类本质的真实写照，都一定会真实反映出社会的本质，而社会也依此概念来辨识、鉴别自己。这个概念呈现出它认为社会中具决定性且最重要的人类活动范畴，并以之作为社会基本原则和基本信仰的象征。例如把人视为“经济人”的观念，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和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真实的象征；这两种社会都认为，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人们工作是为了经济地位、经济特权和经济权利。为此人们发动战争，不惜牺牲生命；而其他所有的似乎都只是伪善、势利或浪漫却意义没东西的罢了。
经济人的概念，在亚当·斯密（AdamSmith）及其学派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中首度化为文字出现。经济人是他们虚构的角色，奸诈狡猾、不择手段，永远都以最大经济利益作为他的行动依据，也总是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观念虽然可以用在教科书里，但若用来描写人类的真实本质就太粗鄙、太夸张及滑稽了。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也采纳马克思改良订正过的经济人版本：在此最后的分析中，经济人会倾向于依据“阶级利益”而行动，即使他无意这样做或不知道自己已经这样做了。
人不总是理性了，理性人假设只是个假设。行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支。同样，人还要获得有尊严有精神追求——自我实现，而不能像小粉红那种反人类分子能吃能睡就咸恩心心了。不过说马克思主义社会认为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如果马克思主义证明它无法带来自由平等的社会，经济人的社会就难逃崩解的命运。因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主张能够既赋予经济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又相信自由和平等是社会的真正目标。而经济人或所有由经济人组成的社会，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的基础，就是实现自由平等的承诺。
德鲁克本质爱马，显而易见。赋予经济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为了控制信徒乃至于控制一切的基础罢了，宣传要实现自由和平等是社会的真正目标无非是为了找点信徒当炮灰，由此可见，德鲁克确实不懂什么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相信人皆自由及平等，是欧洲思想的精髓。这个基本概念从古希腊城邦及罗马帝国时代便已潜伏，说明了我们何以对这此年代产生亲切感，一种当代南美洲等地不会使我们产生的感觉。随着基督教兴盛，自由与平等成了欧洲的两大基本概念；它们就是欧洲的代名词。两千年来，欧洲所有制度和信条都源自基督教秩序，且都以由目平等为目标，也以“最后一定会实现自由平等“的承诺作为存在的正当理由。因此，欧洲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将自由平等的概念，投射到社会存在现实上的历史。
鼓吹人皆自由和平等，显然是法国大革命前后才有的思想。毕竟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奴隶主和奴隶能平等吗？奴隶有自由吗？基督教会统治的中世纪卖赎罪券的主教和买赎罪券的信徒能平等吗？封建领主和农民能平等吗？农民有信仰自由吗？？？这种胡说八道以后不反驳了。一种当代南美洲等地不会使我们产生的感觉？那美国能不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呢？可笑。基督教显然和自由平等不兼容，就像共产主义和自由平等不兼容一样，如果兼容，那只是宣传工作特别到位罢了。
欧洲人首先在心灵层面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实现。基督教教义说，死后的世界人人平等，而且依据是此世的行为思想来决定彼世的命运（所以，此世不过是为死后的生命做准备）。西元18世纪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这可能只是当时教会用来控制群众的手段而已，但对11世纪或13世纪的人来说，基督教的这个诺言却是真实的；每座教堂的大门都刻有教宗、主教或国王在最后审判日遭到天谴的图像，这可不是叛逆石匠们的浪漫幻想，而是真实表现出从心灵层面寻求自由平等的历史纪元。当时以“灵性人”（Spiritual Man）的概念来看待及理解人类，而人在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则被视为在灵性秩序中的地位。如此一来，神学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
每座教堂的大门都刻有教宗、主教或国王在最后审判日遭到天谴的图像？德鲁克你咋知道的？你看过了吗？就说所有，直接胡扯，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或者你根本没有良心？中世纪神学是什么玩意，你读过没有？塔尖上能站两个鸟人（angel）吗？这能是精确的科学吗？
至于用此世的贱命换来世的幸福，纯属神棍意淫。
儒学之所以不是宗教，就是因为只专注于现世，而从不售卖彼岸天堂的门票，在世界思想体系中实属良心过分。因为这样一来，做人就要正视现实，而无法用虚幻的梦境欺骗自己，而这是很多人心理难以承受的。所以儒学舍生取义的勇气是宗教信徒殉教无从企及的，因为儒学清楚自己要付出的是自身的一切，而后者却自以为能用现世的贱命换来幸福的永生，所以任何宗教以及与宗教无异的极权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懦夫，他们就象靠喝酒吸毒才能壮胆的怂包一样，勇气与宗教从来无缘，宗教有的只是靠愚蠢支撑的狂热。同样原因，儒学行善的内核也与宗教信徒有着本质区别，宗教理解的行善是存钱，是交换，总之是与神灵之间一本万利的交易，或是被神灵威逼恐吓下的习惯性被迫，总之都不是自觉自发的行善。而儒学则把行善当成自我完成，是熏陶自身人格。从根本上，儒学是不相信善有善报这回事的，但求无愧于己而已，而并不会对没有回报失望报怨，就象孔子对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评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不得不说，没有相当强大的内心，很难接受儒学这种极度阳刚的思想。我们普通人，可能只有靠对未来或来世的期盼才能压倒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也都期待付出必有回报，但儒学告诉你：没有来世只有现实，人必须在现实中尽责于家庭和社会，而现实只能靠自己努力支撑，努力也未必有回报，但只要你在这过程中完善了自己，就能自得其乐，无怨无尤。试问几人能做到？
当这个灵性秩序崩溃后，自由与平等转而投射至智识层面。路德教派“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如何用运自由与平等的思维来解释《新旧约全书》的教义，正是智性人（intellectual Man）秩序最重要的变形——尽管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智性人秩序瓦解后，人类转而在社会层面寻求自由与平等，结果，人先变为“政治人”，后来又成了“经济人”。所谓的自由变成社会自由与经济自由，平等也局限于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人的本质就等于他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中所居地位的功能；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中，才能找到对人类存在的解释，以及存在的理由。
这种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达到高潮。自由平等能在经济领域实现的信仰再次被提出，并建立于资本主义无达达成此目标的失败上。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就是实现无阶级社会的保证，因为它证明了，平等是不可能透过经济领域的和谐来达成的，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以外一事无成（换言之，它是不平等的），也“证明”世人对真正自由的社会有多么迫切的需要。群众的贫困（或说地位愈来愈不平等），就成了获得平等和财富的媒介。纵观整个历史，就等于一部阶级斗争史，这证明了历史必会导向无阶级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宏伟、最深奥的信条。只要资本主义秩序幸存于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最锋利的批评。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仰赖自由概念的辩证运用，而这几乎与放弃自由无异。马思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一样，也认为社会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重视自由；然而为了证明人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自由，马克思不但必须否定人在资本主义下是自由的事实，甚至还得否认人有自由的能力。社会主义的承诺立基于经济法则的自动论（automatism），但经济法则会剥夺人的自由意志，使人受特定阶级约束，也就是不自由。这跟加尔文主义一方面主张人有真正的自由、一方面又主张绝对宿命的矛盾一样，都是一种大胆的纯思辩神学（相对于经验神学）。的确，马克思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不管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和历史功能上，都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德鲁克居然能看到这点，我十分震惊！这刷新了我对他智商的认知！
社会理性特质的瓦解，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理性关系的崩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特征。在西方文化领域之外，非理性才是人类存在和人类社会中的常规；理性化就算真要运用，也会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畴，如部落或家庭。但欧洲（也只有欧洲）却顺利挑战了整个宇宙的理性化。针对整个世界（人世和另一个世界）提出理性的解释，并为每个身处这个理性秩序的个体提供一个明确的空间（无论是在救赎的神圣计划，或人造的无阶级社会中），已成了基督教最形而上的成就，让欧洲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在其他地方，恶魔的力量在理性秩序之外漫游；它们 可以被召唤或安抚，但不能被理解，也不会发挥理性层面的影响；它们只遵循自己的规则。唯有欧洲可以驱逐它们、摧毁它们。当然，我们也有恶魔。只不过恶魔的力量是高度理性的；如果不把它们也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的意象就可能不被了解。连马克思主义都必须把资本主义者描绘成恶魔，虽然马克思本人一直努力想证明它们并不邪恶，只不过是公正经济力量的工具。与之相较，长着蹄、角和尾巴的撒旦，正是一场理性打败混乱的胜利。但是，一旦恶魔有能力在欧洲获得完全立足生活的权利，不论是希腊的森林女神或斯瓦西里的雨神，在我们的世界中都无立锥之地了。
撒旦确实是各路神棍反对事物的统称！
第三章 惡魔再現 The Return of The Demons
工业社会的现实也是不平等的。战争所奋斗的理想之所以无法实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济人社会的理想与概念，与它被战争暴露出来的实际架构间，出现根本、彻底的分裂。但是这种歧异就足以摧毁我们对民主的信念。一些新的词汇如“穷国”（have-not）对抗“富国（have）这类常被用来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投射到国际关系上的用语，不但全然否定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强调的平等，同时也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阶级国际的团结”。
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屠杀”异教徒“，30年来最著名的阶级斗争就是卢旺达大屠杀。
最后，自由的观念也遭贬抑，价值大不如前。因为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不会造就平等。经济自由的本质（也就是依据个人最大的经济利益来采取行动），已经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社会价值。不管优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是不是人真正的天性，因为无法促进平等，大众已不再认为经济行为本身对社会有益。因此，如果有可能稍微远离失业威胁、经济萧条危机和亏本的风险，人们是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乐意削减或放弃经济自由的。
一般的地球人都这样，哎！
如果放弃自由就可以重建世界的理性秩序，大众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如果自由和平等不兼容，他们会放弃自由；如果自由和安全无法共存，他们会选择安全。既然获得自由对驱逐恶魔毫无帮助，那么，要不要自由就成了次要问题。既然“自由”社会是受恶魔威胁的社会，那么，把问题归咎于自由、认为只要放弃自由就能走出绝望，就似乎相当有理。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著名人类自由的捍卫者显然会放弃”平等“（民主）而拥抱自由的！
第四章 基督教教會的落敗 The Failur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精英的中最后一位独立的欧洲思想家。他曾积极倡言这两种秩序的末路，到临终前都受到强烈的质疑。在他去世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新的一代，在社会思想领域都未再孕育出任何一位独立又有创见的领导者。列宁是两位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虽然他在行动领域称得上独创、优秀，却刻意将智识活动局限在评论和校订大师的理论。另一位最重要的追随者是索雷尔，他试图承袭马克思主义信条在智识上的发展，最后却全盘否定其信仰内容、全面放弃自由人的观念，更将自发性的暴力尊奉为神。
穆勒也算马克思主义精英，这确实是个新发现。
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
西元1847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习过土木工程。1892年，他离开民政工程职务，专心于思考和研究问题。1893年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写分析和评论文章。1897年，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为德雷福斯辩护。1902年，他公开抨击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和激进党派通过民主和宪政通往社会主义的设想，并热切支持革命工团主义。在索雷尔看来，民主制度与其普选权及政治统治权，最终只会加强劳工阶级在经济上被奴役的程度。1909年以后，他对工团主义逐渐失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宣布支持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布尔什维克能使人类在道德上再生。索雷尔的哲学结合了柏格森和尼采的思想，认为理性受制于感性。这成为了他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通过动员非理性力量进行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索雷尔将总罢工赋予一种神秘色彩，认为它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可以动员工人采取“英雄式的暴力”，并进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民粹主义者不同，索雷尔眼中的社会主义是由少数精英治理的。索雷尔认为，一般大众不具有控制自身的能力，因而只能被精英统治。他的思想对后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有很大影响。
第五章 極權主義奇跡？——以意大利和德國作為實例 The Totalitarian Miracle: Italy and Germany as Test Cases?
希特勒的情况也和墨索里尼类同。希特勒和后者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典型的革命家。他个人过着苦行生活的这点特质，证明了他对革命的执着，一如墨索里尼纵情欢乐、跟男孩一样爱胡闹的性格，表示他是热爱权力、只为自己着想的人。然而和墨索里尼相同的是，希特勒也希望运用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来达成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经济问题没什么着墨，这表示他深深相信自由竞争、个人的创造精神和政府不干涉经济是好事情，仿佛是亚当·斯密最坚定的信徒。希特勒也和早期的资本主义者一样相信所有阶级能在经济上达成和谐。因此，他确信只要除掉“垄断”与“金融资本主义”等四处攫夺的势力，商业就可以透过代议机关来自我管理。我曾亲耳听过希特勒抨击拉特瑙与其弟子，因为他们主张极权化的经济体制——依照希特勒在西元1931年的说法，这将使得国家成为社会结构下的奴仆。
由此看来，希特勒其实是反对经济和社会的极权主义的。当他的手下沙赫特与整个纳粹党唱反调时，也只有他本人力挺到底。希特勒否决了将德国银行整并为一的计划，并下令政府将在经济萧条时期不得不接手的银行与企业股份，重新转售给社会大众。这种重新私有化的方式最后丝毫未能动摇纳粹政府对各行各业的掌控，并不是希特勒的错。在人民因为民主秩序内涵消失而放弃了对这种秩序的信仰之际，希特勒也不得不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人民的绝望逼使希特勒迈向社会革命之路，这不仅夺去他政治革命的光彩，也迫使他必须彻底修正外交政策。
这确实是个新观点，值得日后考证。
第六章 法西斯主義下的非經濟社會 Fascist Noneconomic Society
在意德这两个法西斯国家施行的农业组织化，是第一个也是最激烈的一个干预经济力量自由发挥的手段。
极权主义的经济被认为是个神话。人们也常用“奇迹”两字来形容它。事实上，它非常简单、非常理性、没有丝毫神秘可言。它是极权主义体系中逻辑最严谨的一部分，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最正统的经济理论上。它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差异，在于它的所有经济目的都附属于一个社会目标：充分就业。经济进步与财富增加，都是附带的产物。
极权主义经济基本的“创新“，很反常地，就是回归古典经济学最根本的宗旨：唯有增加生产资料的投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或许听来有点老套，却是对现代经济理论最直接、最坚定的反驳，依后者的宗旨而言，经济活动就等于消费。纳粹在掌权之前就曾正式采纳过现代的”消费不足”（under consumption）理论——认定经济萧条肇因于缺乏购买力。然而，现在他们的整体经济政策，却立基于完全相反的观点：经济萧条的起因是消费过多、对产品制造业投资太少。由此他们导出这个结论：要恢复充分就业，唯有增加国民收入在“储蓄”（而非被“消费”）方面的定额。这意味着，可用于消费的限额必须透过人为手段压低。极权主义经济的一大奥秘在于“管制性消费”（managed consumption）。他们成功压低了消费量，因此似乎得以“创造”出资本，用以投资生产资料生产；相形之下，民主政治用尽所有剩余资本，却无法透过提升民众消费量与购买力的手段，来达到充分就业。、
这种管制消费的理论方法与施行方式，均非极权主义原创，而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苏联的经验。
古典经济学最根本的宗旨？这块存疑。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牺牲不仅提高社会地位，还增强了指挥社会的权利与权力。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主张经济平等的共产主义，却必须赋予某些人经济上的特权；而极权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保留了现有工业生产的不平等制度，却大幅降低了特权阶级的生活水平，以建立一个人追求经济平等的明显趋势。
第七章 是奇跡，還是海市蜃樓？Miracle or Mirage?
法西斯憎恨共产主义，正表示它无法战胜法西斯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因为人们不能接受军事国家的意识形态，阶级战争就不可能废除。除非人们相信阶级斗争是与法西斯理想与承诺中的非经济、真正无阶级社会敌对的势力，才可能予以禁止。唯有把阶级斗争拟人化成共产主义者，才能与之抗衡；法西斯必须把社会产生邪恶势力的责任推给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不需提出证据证明共产主义有所行动。德意志共和国末年或战后意大利是否真的受到共产主义威胁，根本无关紧要。在共产主义者洗脱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罪名时，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就坦言：就算所有证据都显示共产主义者是无辜的，德国人仍会坚定地认为，他们是这起纵火案的罪魁祸首——他补充说，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敌人一定不是德国人民”。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找到存在的理由，法西斯主义必须不断强调共产主义图谋不轨，不断强调莫斯科和其他法西斯的敌人（包括英国银行家、捷克军队、罗马教会和精神分析学家）为打击法西斯而结盟。
这显然是因为同行是冤家！
以组织之名，法西斯必须废除一切个人权利及自由、摧毁所有真正的社会单位，如家庭、青年团体、学生会、政党、职业协会等。
这些都是打造原子人的常规操作！
这位“领袖”只有肉体是人；在精神上，他不像人类会出错，超越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超越了人类社会。他“永远是对的”，从不犯错。他的意志决定了善恶；他的地位凌驾于社会之上，不需仰赖社会支持。唯有如此，极权主义社会的紧张状态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唯有盲目而毫不怀疑地信仰领袖，人们才能获得信念的安全感——这是极权主义信条无法赋予又不得不赋予的。 …… 因为法西斯独裁者的主要“职责”，是运用个人恶魔般的群众魅力来拯救社会。德国的新教徒农夫常在原来悬挂耶稣像的地方挂上希特勒的画像，这绝非偶然。纳粹的支派，如“德国基督徒”，都很清楚：他们心中的领袖（人神神性），是世俗化之后的救世主。
“希特勒永远是对的”和“墨索里尼永远是对的”，就是这种神秘主义的基本教义。只有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才会觉得世界和社会是理性而且可以容忍的，只有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才能使必要的极权主义信仰成为可能。信仰这些教义，就是精神信仰的真正本质——这是一种超脱理性范畴的经验，不容批评或讨论。
准确来说党中央是永远伟大光明正确的！
今昔相似之处甚至可以延伸到以下的细节。加尔文主义之于智性人社会，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之于经济人社会：两者都宣称自己的信条就是救世主。两者也都相信唯有牺牲真正的自由，才能达到自由和平等。加尔文主义借着宿命论确立教义，一如马克思主义透过阶级状况来确立原则。两者都在当时社会废除了真正的自由，好让人们继续相信，自由马上就要在即将来临的社会种获得实现。然而，当事实证明他们只能实现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后，这两种主义，这两种秩序，也就彻底崩溃了。
德鲁克能看到这点，也算有点眼光，虽然全篇胡扯为主。
第八章 未來：東西對抗？The Future: East Against West?
事实上，期待苏德开战的想法，绝对只是一厢情愿。除非意外介入，否则苏德成争是打不起来的。……
苏联和德国将来必会比肩而行，因为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上都非常相似。欧洲左派不敢承认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若是承认苏联跟德国一样也是法西斯国家，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终将失败，也就等于抛弃了自己。但闭上眼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相反，就是这种不愿承认现实的态度，让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至于右派政党，他们知道苏联的本质和德国雷同。因此，他们不愿做出这样的结论，甚至还坚持“苏德必将一战”的说法，就更不可原谅了。只能说（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是绝望让他们如此自欺欺人，让他们期盼奇迹出现。
事实上，德鲁克错得很离谱，这点不说了。还是那句话，同行是冤家！
在列宁逝世、苏联以新经济政策取代了原本的五年计划后，共产主义就已名存实亡了!
新经济政策难道不是列宁活着时推行的吗？苏联的情况那么不了解吗？
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坚定的极权主义者”均出身于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学派，几乎无一例外。拉特瑙是犹太人、左派民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手掌握德国原料，在外交部长任内被纳粹刺杀；他也是鼓吹极权主义经济的第一人。拉特瑙没有预见极权主义经济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以为极权主义经济是迈向自由平等的最后一步。
各种各样的反犹主义盛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极权主义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将会经历一段黑暗与绝望交加的漫长时光，一如西元13世纪和16世纪的“极权主义”时代，原有的欧洲秩序彻底崩溃。极权主义最终一定会自取灭亡，而一个立基于自由平等的新秩序，会从极权主义笼罩的黑暗中出现。
附录：极权主义的表征
数学到底是不是种族主义？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
宣称数学是种族主义的某些人的别有用心，倒是值得深究。
在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之前，你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
共产主义是现代的基督教，是自诩理性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启蒙福音。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组织形式类似于中世纪天主教会/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其他一般左派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类似于现代新教教会。
按照基督教教义，人在被亚威创造之初，活在伊甸园里。“亚威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那里地上撒满金子、珍珠、红玛瑙，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开满各种奇花异卉，非常好看；树上的果子还可以作为食物。园子当中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还有河水在园中淙淙流淌，滋润大地。河水分成四道环绕伊甸：第一条河叫比逊，环绕哈胖拉全地；第二条河叫基训，环绕古实全地；第三条河叫希底结，从亚述旁边流过；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作为亚威的恩赐，天不下雨而五谷丰登。亚威让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中，让他们修葺并看守这个乐园。亚威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亚当和夏娃赤裸着绝美的形体，品尝着甘美的果实。他们或款款散步，或悠然躺卧，信口给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取名：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园中的嘉树；田野的鲜花。他们就这样在伊甸乐园中幸福地生活着，履行着亚威分配的工作。他们因受蛇的引诱违背亚威的命令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而被亚威惩罚。蛇“必受咒诅”，从此要用肚子行走及终生吃土；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它的头，而它则要伤她们的脚跟；(创 3:14-15)女人怀胎的苦楚加增，生产时要受苦楚；要恋慕丈夫，及被丈夫管辖；(创 3:16)男人则要受咒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他归了土；从此需终身劳苦才能从(田)地里得到食物，而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创 3:17-19)；“人类被亚威逐出伊甸园，必须赎罪可能得救。得救之日，将有末日审判：千禧年结束后，基督和圣徒并圣城新耶路撒冷要重返地球，有天使陪同，当基督在极其显赫的威严中降临的时候，他要命令那些失丧者从坟墓里复活接受报应，那些各国各代没有得救的人都复活了，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基督的脚将踏在橄榄山上，随之而来的大地震将山分裂成为极大的谷，圣城新耶路撒冷就降在这里。看到那么多以前跟随过自己的人全都复活了，撒旦就死灰复燃进行最后的争斗，他决心要顽抗到底，他命令那些复活后的失丧者用武力去攻占圣城。在关键时刻，基督升到了圣城的上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开始了，当案卷展开，基督的慧眼定睛于失丧者的时候，他们立刻感悟到自己犯下的每一项罪恶，他们看出自己如何拒绝基督和他的救恩，如何藐视神的使者，如何干犯他神圣的律法，如果罪没有被羔羊的血涂抹，就会被公开回放，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在那些失丧者中有傲慢的教皇，他们曾高抬自己超过神，甚至自称是神，并擅自篡改神的律法，还有虚伪的神父和主教们，他们曾经用残酷的刑罚来统治神的子民，他们最终都要向神作交代。全体失丧者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为他们反叛上天的政权受审，他们必承认神对自己的审判是公义的，于是有永死的判决宣布在他们身上。当宣判结束后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地面裂开炙热的火焰从地底涌出，当失丧者和撒旦及堕落天使被地狱之火吞没的时候，得救的圣徒在圣城里得蒙保守而安然无恙。每个人的量刑程度都要按照自己所犯的罪的轻重决定，罪较轻的人很快被火烧灭，犯下可怕罪行的人要多受煎熬，而撒旦一切罪恶的魁首自然要承受最大的痛苦。刑罚恶者对于慈爱的神来说是痛苦的，但他必须彰显公义，别无选择，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十字架上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承受了这最后的刑罚，但那些失丧者却拒绝了这白白的救恩，就不得不自食其果，为自己的罪恶付上可怕的代价。当刑罚罪恶的地狱之火最终熄灭后，全宇宙的公民都要欢呼赞美神，被撒旦奴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罪已经永远的消失了，整个宇宙有了永远的和平与安宁，神可以开始专注于创造新天新地了。所有信士义人将在天堂里永远幸福的活下去：第三层天是神的住所，它的位置没有被揭示。耶稣应许要在天堂为真正的基督徒准备地方（约14：2）。旧约圣徒相信，天堂是作为救赎主的神应许他们死后的归宿（弗4：8）。无论是谁，只要信基督就永不灭亡，反得永生（约3：16）。使徒约翰蒙恩看到了天上的城邑并对它作了介绍（启21：10-27）。约翰见证了天堂（新地）拥有“神的荣耀”（启21：11），即神的存在。因为天堂没有夜，主自己就是光，不再需要太阳和月亮（启22：5）。城中充满了昂贵宝石和明如水晶的碧玉的光辉。天堂有十二个门（启21：12）和十二个根基（启21：14）。伊甸园般的乐园得到了还原：自由流淌着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得以重现，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它的叶子能“医治万民”（启22：1-2）。但无论约翰如何善于描绘天堂，天堂的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有限的人的描绘能力（林前2：9）。天堂是个“不再有”的地方。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悲哀（启21：4）。在那里不再有分离，因为死亡将被战胜（启20：6）。天堂里最美好的就是有我们的救主（约一3：2）同在。我们将来可以与神的羔羊面对面，因为他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己，让我们能够在天堂永远享受与他同在。
嗯！？这些桥段看着怎么有点眼熟？这不是花花主义乌托邦吗？
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人们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情商，道德水平极大提高，远离并逐步消灭掠夺、侵略、欺压、暴力、犯罪 、恐怖和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消除宗教产生和传播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宗教走向消亡 ，科技极大进步，教育极大发展，文明极大普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时间不断缩短。 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工农之间、 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消除，劳动不再是旧式分工中的劳动，不再具有强迫性，成为发挥人的才干和力量的活动，人生快乐的源泉和动力，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 ，每个社会成员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让我们看看社会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先驱是怎么说的：
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社会主义未来中：
所有有害的野兽都不见了，它们的位置被帮助人类劳动——甚或替人工作——的动物所取代。人们可以看见一只“反河狸”在捕鱼，一头“反鲸”平静地拖着帆船，一头“反河马”拉着河船。代替狮子的是“反狮”，这是一种快得惊人的战马，骑手坐在它们背上就像坐在弹性很好的马车里一样舒服。“生活在有这些仆人的世界中是一种乐趣。”
傅立叶说，大洋里将会装满柠檬水而不是盐水。
“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两千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九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32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29颗“卫星”……这二亩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
“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半个月之后，北大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
这些荒唐可笑的白日梦就是花花主义者的花花主义乌托邦的根基。
另外，在花花主义先驱口中，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
嗯！？
人怎样才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机智的花花主义先驱早就帮我们想好了解决方案：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写的，共产主义将给“每个人以在各个方面发展和运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能力的机会。” 而列宁则在1920年期待“取消人们的劳动分工……用全面发展和全面培训来教育和培训人们，人们能够做一切事。共产主义正在迈向并且必须迈向这一目标，而且会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我们知道，就连时间也存在稀缺性。你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 “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各个方面发展自己的全部身心能力，这个梦想只会鼓舞头脑简单者的幻想，它忽视了人类生命的局限所带来的限制。由于生命就是一系列选择活动，每一种选择同时也就是一种放弃。 即使是恩格斯的未来仙境中的居民，早晚也要决定他是希望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还是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他应该努力做优秀的小提琴手还是拳击手，他应该选择了解全部的中国文学还是知晓鲭鱼生命中的所有秘密。”
我们伟大的花花主义先驱那么机智，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他们早就帮我们想好了解决方案：
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认为，一旦私有财产被废除，人类就会成为不朽之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断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会出现一种新人……一种超人……一种高尚的人。”列夫·托洛茨基预言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
人会变得无比地强壮、聪明、出色。他的身体更加匀称，他的动作更加协调，他的声音更加好听……人类的平均水平会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和马克思的水平。在此之上会出现新的高度和颠峰。
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一些口号：“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8月3日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至8月15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编者按”称赞道：“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卫星’。”“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先驱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我们不做深入讨论。
我们要讨论的是宗教。
嗯。宗教。
“威尔弗尔则在一九三二年在题为“没有对亚威的信仰我们能够生存吗？”的谈话中对于流行的虚无主义、自然主义的信仰形式提出强烈的批评。在涉及到极权主义现象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它是一种“替代宗教”，或者说“宗教替代物”。
“我们时代为青年人提供了两类激进型的信仰。您可能已经想到，我们那些在街上的儿子，一些个是 ，另外一些个是纳粹。自然主义虚无主义也同样分裂为两支。青年人无助地继续失去自我。 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成为最原始本能的战胜自我的出路。它们是一种替代宗教（Ersatz-Religionen,），亦或他们想要的是，一种宗教替代物（Religions-Ersatz）。”
一九三七年，奥地利的研究精神史的法尔尕（Lucie Varga）女士，在法国布洛赫和费弗尔主持编辑的《历史年鉴》上发表了有关政治宗教的论文，题为“纳粹主义的产生”（见《时代转折：1934-1939精神史研究》，115页）中，她使用政治宗教概念来描述了德国的纳粹运动。
“就在眼前一个旧的世界在完全走向结束，一个新的世界以一种至今人们所不熟悉的外形产生。” ；“老的钥匙无法打开新的锁”。
她在对德国那些纳粹追随者们进行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革命，这意味着一切都简单了，到处使用的是二元论：朋友或敌人，斗争的同志或者斗争的敌人…… 为此产生了对领袖和学说的盲目的狂热的信仰，一种完全的牺牲。”她分析了德国社会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整个德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教派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宗教和与之对立的神主宰一切的宗教。”
在同一年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她再次提到，在德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反对者不是新的异教崇拜、宗教上的半瓶醋们，而是纳粹，一种用暴力的福音教义代替神的神圣的政治宗教。
她在对德国那些纳粹追随者们进行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革命，这意味着一切都简单了，到处使用的是二元论：朋友或敌人，斗争的同志或者斗争的敌人…… 为此产生了对领袖和学说的盲目的狂热的信仰，一种完全的牺牲。”她分析了德国社会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整个德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教派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宗教和与之对立的神主宰一切的宗教。”
一九三八年意大利极权主义批评者斯图尔佐（Luigi Sturzo）提出，“ 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并且一定是宗教。”他认为，不仅是在外在的和形式上极权主义和宗教协调一致，而且在实质上也是交叉相叠的。它们造就了极权主义最本质的吸引力。（20）
跟随父母由德国移民到英国的著名记者福埃格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1892-1957）也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归于凯撒》（Unto Caesar）一书（21）。这本书三百五十八页，中心思想是， 党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世俗宗教”，它产生于人的过分傲慢的要求。他们竟然想要把本来存在于宗教信仰中的承诺，直接地变成尘世世界中由他们所能给予的现实。
福埃格特明确地说，“我们把花花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都称为世俗宗教。他们不仅不是敌对的，而且在根本上是类似的。它们都具有带有世俗意义的宗教内容，它们都是弥赛亚救世主式的，都是社会主义，都拒绝一切在原罪原则下的基督教知识。这二者也都只是用阶级或种族来看待善和恶，他门在方法和精神上都是专制的。这两个社会都有加冕的凯撒，集体化了的个人，以及个人灵魂中不可饶恕的敌人。这二者都是把本来应该归于上帝的，归了凯撒。”
同样，在B52统治下的革命也不仅仅简单地是要重新恢复昔日辉煌、成为又一个中央集权王朝。恰好相反，伟光正的领导人是把他们自己更多地看作是一个改变世俗世界历史的工具。
他们所做的改变是要扫除掉以前的宗族统治，原来的地方和地区守护神，然后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且最终到达天堂般的状态。从‘长征’开始B52就被图画、诗歌、祷告般的布道呼唤程式化为一位新的基督教式的救世主。在他的领导下消灭了‘黑暗势力’，并且‘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谁如果敢于反对这个新的太上皇，谁就会受到审判，最好的情况就是带上耻辱的帽子进行忏悔，而且要发誓改过自新。”
**对于这种现象，迈尔进一步指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对B52的太阳崇拜不仅在东方产生而且也在西方的文化革命中。B52在颂歌、庆祝会以及游行中被美化、神圣化。他的著述早就被供奉并且随时间推移而成为有效的典范。一九六四年，为伟光正士兵使用的出自“伟大的领袖”的话编辑而成的“红宝书”成为正式的类似于基督教教义问答形式的B52思想教义问答。在一九六六年到六八年间印刷了不少于七亿四千万册（其中包括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一亿五千万册，B52诗词九千六百万册，）。（15页）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地指出，尽管B52和伟光正的领导人可能以前并没有读过《新旧约全书》，也没有进过教堂，有信仰基督教的经历，但是他们的文字风格，游行庆祝的形式，包括六六年产生的红卫兵及检阅红卫兵的形式，党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形成及会议形式，都是典型的基督教式的，是在中国传统中所没有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似于“数学是种族主义，是白人压迫有色人种工具，阻碍有色人种接受高等教育的工具。”这样的，左派常用的平等主义话术，根本不属于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
既然如此，左派为什么要把这些不符合正统教义的鬼话挂在嘴边呢？
这和左派政治运动的组织结构有关。
一切形式的左翼政治运动都有两个推手：
一是人数较少的，以救世主自居的左翼政治精英/左翼知识分子。
前者以高度中央集权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为代表；
后者以去中心化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左翼存在主义，博厄斯文化人类学派的左派文科知识分子为代表；
这些人的性质类似于红衣主教/新教牧师。
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使徒，是弥赛亚福音的传播者，是降临人间的救世主/救世主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耶和华拣选的牧羊人当然不可能和耶和华的普通羔羊平等。
亚威面前人人平等吗？
平不平等取决于革命需要。
但是基督教会不可能只有神职人员而没有一般信众。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总不能当光杆司令。
所以必须发动群众，主动传教。
因此，鼓吹平等主义，煽动流氓无产者的嫉妒情绪，制造普遍的受害者心态，很有必要。
左翼政治运动的第二个推手，就是被这一政治宗教的神职人员发动起来的一般信众——————各种形式的流氓无产阶级。
人生而不平等。
有的人天生就比别人漂亮。
有的人生下来就比别人聪明。
有些人的父母比别人的父母富有。
无论我们接不接受，这都是不能改变的的基本事实。
所以，你认为：
对于某些高考失败者来说，
是承认自己智商低比较容易接受？
还是把自己考不上大学归结为高中教育资源
缺乏比较容易接受？
（当然，如果你把他送到衡水中学去，他未必愿意接受衡水中学严酷的军事化管理。
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是当工农兵大学生）
对于那些长得不漂亮而且超重的白人坦克女权主义者来说，
是承认自己天生长得丑，缺乏控制饮食的意志力比较容易接受？
还是指责主流社会审美观点有问题，存在瘦子对胖子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比较容易接受？
对于那些狭义的流氓无产阶级来说，
是承认富人的财产是他们应得的比较容易接受？
还是指责富人为富不仁，靠着撞狗屎运/丧尽天良才赚了大钱比较容易接受？
当你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后。你就会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一种宣传模板。
这一阶级斗争模板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身份，按照具体历史情景和传教需要，可以被神职人员任意替换。
可以是男人和女权主义；
可以是白人和黑人；
可以是具有革命精神的red卫兵小将和反动学术权威；
可以是主流社会和性少数群体]；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一般来说，在革命运动中，高组织度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会对一般信众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流氓无产者发泄仇富仇强心理必须服从于党的政治需要；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在某些去中心化的左翼政治运动中，流氓无产者的仇富仇强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受控制的。
所以有了白卷英雄张铁生。
所以有了工农兵大学生：
“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所以有了“数学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进行系统性种族压迫的工具”这样的怪谈。
红太阳之下，并无新事。
把个人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
前言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可以结合的，不是完全敌对的关系，比如牺牲自己也能为自己的后代或自己的名声增光。但一般情况下利己和利他是矛盾的，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只需要一小部分利他主义者。
至于马教徒伪装皇汉出来整活玩塔基亚，将来还是得制裁的！
正文
前文：
伊头鬼作：左翼政治思想的社会生物学基础61 赞同 · 12 评论文章
一个月以前，我回答了一个问题。
看到标题，
你就能明白，这根本不是在提问
这是一场 教徒的自嗨狂欢。
因为侮辱了B52，我的回答被续了。
我也懒得修改。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回答被很多人挂了。
还被一些马老爷扣上了精资帽子。
我：小农经济体制下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
在没有资本家的时代，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工作。
正是资本家的投资创造了就业，
而非造成失业。
教徒：你是精资。
这时，我有两种选择：
（1）我：我就是资本家的大少爷。
教徒：果然是屁股决定脑袋，没有背叛阶级的个人。
资本家的狗崽子为资本家张目，天经地义。
（准备开始发动借机斗争）
（2）我：我和资本家没关系。
教徒：你身为无产阶级，怎么能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思考问题？
脑子都被资本家洗傻了！
表面看上去， 教徒的逻辑是无敌的。
教徒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呢？
当我是资本家的时候，
教徒要求我：
不能站在资本家的角度，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思考问题。
要站在利他主义的，全人类的高度上，无条件支持mks主义；
当我不是资本家的时候，
教徒要求我：“坐对自己的屁股”，反对资本家，支持马克思主义；
不要站在社会整体（利他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否则就是“精资”；
现在问题来了：
教徒一直在鼓吹：
“（ 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嗯？？？
既然如此，
他们为何还要向他人暗示：
无产阶级必须“站对屁股”，发扬利己主义精神，反对资本家？？？？？
看过前一篇文章，我们都明白：
资源总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总是面临着只顾自己和舍己为人的两难抉择。
在现实生活中，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常常是相互矛盾的。
维护集体利益往往意味着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亦然。
伊头鬼作：左翼政治思想的社会生物学基础61 赞同 · 12 评论文章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眼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好像是没有矛盾的？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
左派人士……………善于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
寓个人利益于人民的利益之中，把个人利益转化为人民的利益。
善于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统一起来：
“我们要打倒资本家，不是因为我们仇富。
是因为只会吸血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
资本家里也许有好人。
但是，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必须被彻底消灭！
你要知道，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当马克斯主义者想到“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踏上去滚一滚”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说，“我想扒地主阶级少奶奶的床”。
他一定要说:“人民想到地主阶级少奶奶的床上滚一滚！”
当马克思主义者想恰烂钱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说；“我想恰烂钱”
他一定要说，“是人民想恰（烂钱）！”
当左派人士想扒老太太裤衩子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说；“我想扒老太太裤衩子”
他一定要说，“是人民想扒！”
“我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人民！！！！（震声）”
“我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人！”
我们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震声）！
“我们是有道德的人！”
“我是这个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人！”
MSA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可参照Youtube视频——犹太裔作家在UCSD回答穆斯林女生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