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
前言
本書作者循著古代中國政治體系的演變脈絡展開唐代政治史的探討。首先，從“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角度，考察國制變動下皇帝與官僚群體的互動，分析隋唐之際君臣關係的變化。接著，從“政治體系的内在需求”，考察漢唐閒河北、河東、河南三道政區的演變，探討隋唐之際國制變動下華北東部地方政治空間的塑造。
本書了强調韓柳之高下，對我也算是個新視角。
内容简介
身處困境的唐代士人，習從選士制內部道德環節的失落，理解當代士風變化。他們認為士風惡化，「非受性如此」，而是「制法守度使之然」。本書循著唐人觀點，以「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為主軸，將唐代士人的認識、選擇與行動置於宏觀的政治體系下，進行制度與政治史的考察，以期掌握士人群體的動向。
本書從古代「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演變，檢視隋代「五服之內，政決王朝」的國制變動，探究制度變遷下士人性質和處境的變化。身處「士人—鄉里」關係斷裂下的唐代士人，面對「士不飾行」的士風惡化現象，如何重構「為士之道」，強化「士—民」關係；面對鄉里內部「民弱而愚」的變化，如何探求「為政之道」，實踐士人富而教之的淑世職能。
作者简介
王德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專長包括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社會史。
目录
許序
王德權先生指出韓愈和柳宗元思想的不同，乃是十分敏銳的觀察。韓愈重新討論終極關懷，表彰”道“的意義，也指出天人之閒的呼應，肯定道德修養的根本價值，甚至以爲修德就可以防止天災人禍，他在潮州的驅鰐文，就是這一觀念的實踐。韓愈的”原道“，於是開啓了後世”道“、”理“的形上學。而柳宗元和劉禹錫則以淑世的情懷，解釋人事，也主張儘人力，以解決人間的困難和災害。他們的差異，分別代表了”内聖“和”外王“的兩種自我期許。回顧歷史，孟子和荀子的差異，也幾乎是如此。
展望後世，宋儒幾乎全都選擇了韓愈的路綫。從此以下，中國的文化精英，大抵只有”尊德性“和”道問學“二途。具有淑世抱負的學者，在宋代，可能只有范仲淹、王安石、辛棄疾、陳亮，寥寥可數的幾位而已。下及明清，讀書人中，或是科舉的祿蠹，或是冬烘。學者只注重德性和問學二科，無非說仁道義，平時不會辦事，大難來時，唯有”一死報君王“。最後一個代表人物，乃是19世紀的葉名琛。孔門弟子，子路、子貢，有經國濟世的才具和抱負；子宓也有治理一個地區的能力。明清之世，大多數讀書人缺乏淑世濟民的能力和抱負，雖然有些地方的縉紳具有代表地方社會力的地位。但是，王權高張，士大夫又拘泥於君臣的倫理，這一社會力遂不足以約束政治權力了。他們更不能擔起代表社會力量的重任，以抗衡國家政權的巨大力量。
撫今思昔，今日的士大夫又往往自限於專業，罕見有廣闊的胸襟與超越細節的眼光。才難之嘆，於今為甚。
本人注：
什麽時候孟荀最大分歧在”内聖外王“了？孟子不主張建立功業？荀子不主張修德？？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荀子則强調”人性有惡“，這以及建立在此種思想之上的措施才是兩者最大的區別所在。哪個正常的儒家士人不主張“内聖外王”了？？？韓昌黎固然重提道統，但是朱子沒有把他視作道統的傳人。。宋儒最大夢想當然是“回向三代”和“重建道統”，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詳細闡述了這種思想。“回向三代本身就是追求”内聖外王“的體現。”具有淑世抱負的學者，在宋代，可能只有范仲淹、王安石、辛棄疾、陳亮，寥寥可數的幾位而已。下及明清，讀書人中，或是科舉的祿蠹，或是冬烘。“這話説得就更是搞笑了。。宋代呂正蒙、司馬光、歐陽修、包拯、蘇軾、李綱、趙汝愚、葉適、呂祖謙……不算具有淑世抱負的學者？？？朱子著有《宋名臣言行錄》，至少不是寥寥幾位吧？至於明清，兩個差距極大的時代，總被無知貨色放在一塊批判，這顯然是新文化運動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餘毒。實際上，明清、國共的區別和美蘇的區別一樣明顯，房間裏的大象，即使宵小之徒閉上眼睛捂上耳朵也還是會存在于房間之中。。
明代科舉常被認爲是只有八股文，但這又該如何形容下面的情況呢？
明代山东湖南书院的教学内容，除了传统儒学课程外还有军事，财政，经济方面的教学内容。
明代山东社学的课程，包括礼仪，音乐，算术等方面
明代乡试时务策
题目
军事
财政
宗教
就明代而言，明末仍有諸多賢達之士有淑世抱負，想要救世濟民，比如徐光啓、袁可立、孫承宗、孫傳庭、楊嗣昌、左光斗、楊漣等。。
許倬雲所謂”大多數讀書人缺乏淑世濟民的能力和抱負“，顯然只是胡扯。。。此外，”整个明代，大部分时间里，文官群体个性张扬，敢于和皇帝对抗，并非偶然，也并非是什么皇帝个性太软弱或太无能的结果，而是有深刻的内在的制度保障。“（杜車別《明代權力制約的剛性約束和彈性約束》）顯然就足以能反駁”但是，王權高張，士大夫又拘泥於君臣的倫理，這一社會力遂不足以約束政治權力了。他們更不能擔起代表社會力量的重任，以抗衡國家政權的巨大力量。“這種錯誤觀點。。。
至於韃据時期和當今之世，始終以反漢反儒為第一要務，”廟堂之上，朽木爲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顔婢膝之徒，紛紛秉政“，逆向淘汰下，自然沒有幾個有淑世抱負的士，而且它們最厭惡它們當成耗材的漢人説三道四，以古非今，張嘴閉嘴就是”這盛世“。最傑出的如王夫之、宋應星、朱舜水、錢穆、周煒良、陳省身等只能躲進大山或是遠走他鄉。權貴階層奴顔婢膝、曲學阿世，實屬正常。
許倬雲還把”葉名琛“這種渣滓當成說仁道義、平時不會辦事的典型，實屬可笑。葉名琛在廣州屠殺了7萬多無辜群衆，顯然不會是什麽講仁義的人。
下面的内容來自知乎用戶”君山银针“：
中国方面的史料，有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当时容闳恰好在广州，目睹了叶名琛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民众。按他所述，光是一个夏季杀死的人，就有7.5万多。容闳曾亲自去刑场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直接把他吓傻了。地上到处是无头的尸体，血流成河，把土壤都染成红褐色了。因为当时是夏天，尸体腐烂，空气中尸臭漫天，宛如毒雾，恶劣程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除此之外，大量的尸体被扔到了城西的一个沟渠中。天气炎热，沟中的尸体生蛆，数量多得可以代替赤土，至今说来仍然令人想呕吐。而且这些被杀的人，很多都是完全无辜的百姓。清朝的官役，打着捉拿乱党的名义，到处敲诈勒索，敲诈不成就诬陷处死。容闳评价，这种不分良莠的大屠杀，不但当世找不到对比，连历史上的暴君也甘拜下风。
==============
外国方面的史料，当时在广州的多位英国人，都有相关记录。英国领事托马斯·梅多斯的记录，叶名琛在广州进行了一连串的处决，其规模和手段，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可怕的处决之一。
另一位英国人约翰·斯卡思的记录，叶名琛在广州杀害了数万名他认为支持太平天国的百姓。处决手段之残忍，他看了4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4分钟内，有63人被砍头，刑场到处是无头尸体和破碎的尸块。现场有数只箱子，原本是要拿箱子装砍下来的囚犯人头的，但数量太多，根本装不下，改成只装一只耳朵，但仍然全部装满。
此外滿清酋長確實就喜歡這種全心全意為大清服務的辦事態度。至於葉名琛惹怒英國人也只是爲了滿足主子的虛榮心，不是爲了漢民族的自由獨立。當時沿海老百姓一般都支持英國人登錄暴揍韃子，否則也不會發生鎮守鎮江的韃子海齡在英國軍隊過來之前先屠漢人，防止漢人支援英國人。葉名琛的下場符合滿洲酋長對鷹犬的要求——沒用就去死。。。。葉名琛要是回到大清，極有可能被凌遲處死。。。”扶清滅洋者，清洋共滅之“！
許倬雲這廝雖然也能加入中央研究院，顯然也只是個胡適——這種極緻的精緻利己主義者的後學，而不是站在漢民族角度思考民族未來的錢賓四先生的後學。寫這麽純粹就是爲了批判許倬雲這廝，表達一下我對新文化運動以來各種反儒反漢思潮的厭惡之情。。。。。
序論 士人、鄉里與國家——古代中國國家型態下士人性質的思考
一、為何問「鄉里」
在詮釋古代中國的國家形態時，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切入點，不過，若要緊扣中國的歷史特質，空間脈絡將是不可或缺的面嚮，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特別將”地理環境“列於首章，意在抉出地理環境在形塑中國文化及其特徵上的重要意義。賓四時以”廣土眾民“理解中國文明的形成與構成，這個概念也是他解釋古代中國國制與士人性質的起點。從空間面嚮出發的中國史解釋其實并不罕見，無論是戰前陳寅恪的”関隴集團“論，還是戰後許倬雲以”核心區“概念詮釋漢代中國體系網絡，抑或張光直的夏商周三代文明與國家形成過程說，乃至毛漢光以”核心區和核心集團“拓展陳寅恪的”関隴理論“，這個從戰前延續至戰後的中國史解釋傳統，值得我們重視並重新加以詮釋。
二、「國家─社會」視野下的鄉里
三、「核心─四方」的國家型態
四、漢代禮儀法制中的「鄉里」
（一）元會禮儀中的”朝堂“與”鄉里“
禮儀支配是古代中國的獨特表現，旨在建構以皇帝為中心的世間秩序。帝國時期的禮儀種類繁多，南郊禮與元會禮堪稱帝國通過禮儀維繫政治政治秩序的核心。南郊祭天，聯係天與人世，著重表達皇帝代天理物、維繫世間秩序的權力來源。元會禮是以皇帝爲中心之世間秩序的縮影，具體呈現由各鄉裏（郡國）共同構築帝國這個政治世界。蔡質《漢儀》記載的東漢元會禮儀，與皇帝互動的順序是”畿内公卿百官——四夷君長——軍國上計吏“，描繪了一副以皇帝爲中心之世間秩序的圖像，展示皇帝與畿内公卿百官、郡國（鄉裏）、四夷等不同層次的權力關係，而以君臣關係為主軸貫穿其間。在空間的構圖上，元會禮具體而微地呈現與前述《禹貢》五服制相同的”王畿——郡國——四夷“構圖，以王畿為核心向外延伸的郡國與四夷，表現出古代國家”核心——四方“的空間權力形態。
（二）歸故郡：漢代懲處官員的特殊方式
五、「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的讀法
六、唐代「個體化」官僚制的誕生
七、本書的視角與章節
（一）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本書的視角
（二）本書的章節安排
本書從制度史的立場出發，在“國家形態一國家形態塑造的制度與結構——制度與結構處境中的行動者“的思考下，以“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為主軸，對士人之處境、行為與思想進行政治史的考察。唐代個體化官僚制的成立是本書計論的起點，官僚個體化的影響，固不止於官僚制秩序本身，更隨著制度塑造下士人性質的變化，改變了現實生活裏士人的行為。士風變化逐漸為開元以降的士人所認識，唐代士人正是從這個脈絡，理解士人處境與士風變化的根源，進而反省士之職分。中唐古文運動與儒學思想轉折，都源自開元以降的士人自省風氣。
在說明章節安排之前，先對本書若幹觀點或詞匯稍作說明：
1.本書是在“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的主軸下展開討論，所謂“政治體系”是指在廣土眾民的國家形態下，以國制為中心構成的政治秩序。觀察此政治體系變化的兩個趨勢是組織化與官僚化，前者是”王畿——四方“空間脈絡下國政組織的拓展：後者是與組織化相傍而來的官僚化，以本書討論的主題而言，即成立於貞觀年間的個體化官僚制秩序。
2.本書以士人自省風氣為主軸，檢討國制變動下士人處境的變化及其因應之道。所謂“士人自省”，不是指個人層次的修身，而是在個體化官僚制秩序下，士人通過對國制變動及其處境的認識，反省自身在世間秩序中應有的位置與職能。
3.本書討論與鄉里關系斷裂、遊離於鄉里之鏈外的唐代士人，如何認識發生在他們自身和周遭的變化，如何在反省士人職分的趨勢下，重構“為士之道”？如何在入仕為政時，探求“為政之道”，發揮士人應有的淑世職能？所謂“為士之道”，是指士人認識到國制變動下士人處境的變化，了解士風變化之根源，進而建構以士人為主體、以生民為本源的世間秩序觀，塑造士人在維系世間秩序上不可或缺的地位。至於“為政之道”是指士人認識到“士人——鄉里”關系發生制度與現實的斷裂，表現出“面向鄉里”、重新回到社會的動向，他們反省士人入仕為政應盡的責任，以期發揮士人富而教之的淑世職能。
4.本書是在唐代法制“官=士”架構下，運用“士”這個概念。從制度史的角度說，“士”作為一個法制身份，誕生在魏晉中正評品制成立之際。唯彼時官僚制尚處在“官——士”二軌的結構下，因而形成“官而不士”、“士而不官”與“官=士”等不同組合，“士”與“仕”關系尚未緊密結合。至南北朝後期以降，官僚制結構朝向“官=士“轉移，“九流之內，人咸君子”，此時“士”與“仕”兩個概念漸趨重叠。唐代法律與制度的規範下，“士”與“仕”兩個概念重叠，“士”是指擁有流內官身份者，“不人仕，即無以為士”。
基於以上認識，本書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無鄉里之選——唐代士人處境的制度與結構分析》
隋代“五服之內，政決王朝”的制度變動，產生一個不同於漢六朝的政治結構，而唐代個體化官僚制的成立，更塑造了與漢六朝士人不同的處境。身處國制變動塑造的處境下，“士人一鄉里”關系逐漸松動乃至斷裂，士風漸趨不飾行，鄉里內部權力結構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唐代士人如何認識這個發生在他們周遭的變化？從什麽脈絡理解士風惡化之根源？本章根據《唐會要·選部》《通典·選舉雜議》與唐人文集，歸納士人自身的議論，以士人為主體展開探討。
第二章《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杜佑與中唐士人自省風氣》
安史之亂沖擊了唐朝的統治，國制急速發生變動，以因應變局，尤其是兩稅法的實施。中唐士人承襲肇始於開元前後的士人自省風氣，在古與今、流變與權變、質文相濟等議題上展開對話。他們以”士自身“為起點，反省士之職分。本章以杜佑評論兩稅法為中心展開討論，進而將杜佑觀點置於中唐士人群體的動向下，探討中唐士人對現實處境的認識及其内涵。
第三章《孤寒與子弟——制度與政治結構層次的探討》
歷時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構成中晚唐時期政局的主軸，孤寒問題是黨爭雙方衝突的重點。關於孤寒現象，歷來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顯示我們面臨著方法、理論與視野的困境。基於此一認識，本章另闢蹊徑，從中唐士人群體自省的角度，剖析孤寒現象之所以形成，嘗試提出一個不同於既有論述、兼具包容性的解釋。
第四章《重構“為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論的考察》
柳宗元否定漢代以來有意志的天道觀，揭開天人之分論體系化的序幕。他以生民之意為起點，以“為士之道”為主軸，建構其世間秩序觀，表現為“天人之分——道在於人——官者道之器——士人理物——明與志”的論述圖式。上述思想趨勢體現出國制變遷下，遊離於鄉里之外、與人民相分離的唐代士人，闡述士人角色之合理性、強化“士一民”關系的動向，這是中唐思想轉折的現實動力。
第五章《“士人入仕”的再詮釋——柳宗元<封建論>的一個側面》
《封建論》是柳宗元作品中最廣為人知的一篇，文中提出“封建非聖人意”、“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等論點。柳宗元既然主張文以明道，則此文之作，所欲明之道為何？為什麽冒此大不韙，提出這些被後人視為異端的議論，其間固有待深入探索的緣由。本章延續第四章的討論，著重從柳宗元整體世同秩序觀，尤其是“士一民”關系，探討《封建論》的主要論旨，以及此文在柳宗元整體世間秩序論述中的位置。
第六章《“為政之道”的探求—從中唐士人的“慚愧”意識談起》
中晚唐詩人經常寫下慚愧之類的詩句，他們為何慚愧？慚愧的對象為何？詩人的慚愧意識源自什麽樣的現實脈絡？本章從唐代士人的處境出發，以慚愧意識為起點展開討論。文中指出：慚愧意識源自中唐士人自省風氣下表達其責任意識，反省士之職分。游離於鄉裏之外的中唐士人，表現出“面向鄉里”、關切地方治理的姿態；他們面對鄉里內部胥吏、富豪與淫祀等問題從富而教之的淑世立場，尋求解決方案，探求“為政之道”。
1 無鄉里之選——唐代士人處境的制度與結構分析
大抵須是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楊綰復鄉舉里選，未几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今已為士，須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須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則亦庶乎復古。 ——南宋——呂祖謙
一、唐前期的選舉
貞觀元年正月，杜如晦上言，自隋廢鄉官後，全國一命以上官員的銓任咸歸吏部，參加吏部銓選的官人既眾，人才優劣如何可能決于數人之手。既然吏部未能根據才德的原則銓敘官職，銓綜不實，最終百姓將蒙其幣。太宗反問如何可以甄別人才，杜如晦從“士人——鄉裏”關係出發，認爲：“兩漢取人，皆行著州閭，然後入用。”士人須飾其行，始能得到鄉裏之譽，獲得入仕資格。但隋廢鄉官後，每年有數千人參加吏部銓選，“厚貌飾詞”，以求能分發較好的職位，吏部官員未能檢核選人的實行，只能淪爲“配其階品”的文書行政。
二、五服之內，政決王朝——劉秩〈舉選議〉分析
（一）五服之內，政決王朝
（二）士不飾行，人（民）弱而愚
（三）文與行
三、「無鄉里之選」
肅宗上元元年，劉嶢上疏論選舉。……
乾元三年，盧賈奏請恢復鄉舉里選，……
代宗朝，楊綰奏請廢除科舉，恢復鄉里察舉，認爲選士須言行敦實，始能“化人鎮俗”。
……
賈至主張興學校以成士德，濟選舉制之不足，成爲此後士人重建士人成德機制的主要動向。
四、士不成士
（一）朋黨——至公之理乖
（二）貪贓——廉潔之風薄
（三）地方治理的危機
五、結論
2 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杜佑與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
一、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杜佑論「古與今」
二、杜佑論兩稅法
三、杜佑與中唐士人自省風氣
（一）“古今”、“流變”與“權變”
（二）“質文相濟”
（三）“士自身”——官僚個體化處境下士人自省的動向
四、「士自身」——官僚個體化處境下士人自省的動向
五、結論
3 孤寒與子弟——制度與政治結構層次的探討
一、唐史研究的「難解之結」
二、關於「孤寒」的幾種解釋
1.舊族子弟說
2.孤立寒門說
3.中小地主說
4.中衰子弟說
5.地方豪族說
6.與貴勢相對的稱呼
三、「孤寒」解
四、「孤寒」社會實態的多樣性
五、「孤寒」現象的制度與政治結構分析
（一）宰相參吏部之權
（二）唐代士人的困境及其反省
六、「孤寒」與中晚唐政局
（一）“獎拔孤寒”的歷史考察
（二）“浮華”與“貞實”
七、結論
4 重構「為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論的考察
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之功処。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柳子厚雖無狀，卻又占便宜，如致君澤民事，也説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南宋朱熹《戰國漢唐諸子》
一、柳宗元士人論的諸問題
（一）天人之分
（二）道在於人
（三）官者道之器
（四）明與志
二、天人之分論的醞釀及其體系化
（一）天人之分意識的醖釀
唐高宗永徽四年，隕石墜落在同州馮翊縣，高宗本著傳統天道觀，致詢于于志寧：“此何祥也？當由朕政之有闕。”自認是皇帝失政所致。于志寧引用《春秋》回答道：“自古災變，杳不可測，但恐物之自爾，未必關於人事”。于志寧推測隕石墜落屬於“物之自爾“的自然現象，未必”關於人事“，其閒流露出天道自然、天道與人事未必相關的態度。
中宗神龍年間，盧藏作《析滯論》。
玄宗開元四年，姚崇極力主張滅蝗、勸玄宗繼續巡幸東都。
這兩起事件雖然都屬於政事，而不是思想論述，其間透露著值得理解的訊息：
1.天道自然
2.流變與權變
3.志在安民
4.統治者的積極作爲
（二）”重人事“的伏流
（三）天人之分論的體系化
三、道在于人
（一）道在于人
（二）禮樂與法制
柳子厚《守道論》
四、官者，道之器
（一）官者，道之器
（二）孟子”好道而無情“
五、明與志
子厚重視”明“的功夫，《天爵論》借批評孟子仁義禮智為天爵之説。
《吏商》深入闡述子厚對”明“的看法。
”志“是基於”明“的認識而强化的理念，通過對價值與現實的認識，人始得以堅持並實踐合理的行爲。
六、結論
5 「士人入仕」的再詮釋——柳宗元〈封建論〉的一個側面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植、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蘇軾《論封建》
一、〈封建論〉要旨
二、生民之意
（一）生民之初：人群的聚合過程
（二）生民之意：人群的福祉
三、勢
四、理物之士
五、結論
6 「為政之道」的探求——從中唐士人的「慚愧」意識談起
古者官民一家也，……，上下相恤，……，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為難治，民常以官為厲己。——南宋陳亮《四弊》
一、慚愧的對象
二、慚愧的理由
（一）坐食不耕
（二）虛受廩祿
（三）政拙民困
（四）”吏為民役“
（五）四民分工理念的堅持
三、「面向鄉里」的動向
福而教之是唐代士人反省其職分時的目標。
四、「為政之道」的探求
（一）胥吏與富豪
自隋廢鄉官，在非本籍地任用原則下，本地人不得在本地政府擔任官職，改變了地方政治生態。士人為官，只能到家鄉以外的地方任職，在地方政府任職的本地人只有胥吏。
（二）禁毀淫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