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再度读完了这本书的第四版,但是笔记中使用的主要是第二版~
最初受反女权主义的影响,了解到「东食西宿」这个高度概括「捞女」的成语,意外发现了这本非常棒的书籍📕。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介绍男女的长短期择偶策略,这对复兴中华文明也很有价值。
我认同书中的大部分理论,但我不认同书中的把堂亲和表亲混为一谈以及祖父母对孙代的投资比不上外祖父母的说法。这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不同。宗族文化体系确实能改变很多事情。
最近想到宗族三件套 —— 祠堂、族谱和族规。少了任何一项其实都算不上宗族,这和广大一辈子没见过这三样的小原子人的「想象」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者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结婚,这和现实情况也不相符。男黑人提裤跑路的新闻(典例:美国真人秀 —— 莫瑞秀)屡见不鲜,中国大陆婚姻介绍所登记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女的…… 这些都能说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考虑后天教化因素时,男性更倾向于短期择偶来繁育后代,不可能和一个女性结婚(长相厮守)。人类小孩从父姓也是为了让男性顾家从而提升小孩存活率。相反,动物世界基本上都是母兽带小兽,公兽显然也不会和母兽「结婚」。《礼记》中的「禽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说法着实是对这种情景的高度概括。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男性有「柯立芝效应」,而女性卵子数量极其有限。相比之下,女性更热衷于通过结婚来套牢某个「凯子」,如果不是如此,实际情况也往往是为了「东食西宿」多捞点资源。
如果没有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正确」,这本书完全可以更加深入地讨论一些充满「歧视」意味的问题,比如种族智商问题,再比如 MGTOW 和反女权主义。作者也没强调父权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这些都是很值得拓展的问题。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广义适应度理论和互惠式利他理论,其次是亲代投资理论。这些对我写书解释儒学(包括三民主义)都极具参考价值。
写着写着居然感到有些伤感,上次读完这本书还是大一上学期的 Java 课,坐在最后一排吹着空调,看一节课书,睡一节课的午觉,时间就飞逝了…… 那时虽然天天打游戏,但真觉得未来可期,可惜一场悲剧(也可以说是两场)让我完全怀疑人生了,现实中的一切都和我原本的想象不搭嘎,这注定让我的一生蒙上阴影,如果我不是那么无能就好了……
书籍简介
作者: 【美】 戴维・巴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心理的新科学
原作名: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译者:张勇 / 蒋柯 / 熊哲宏 (审校)
出版年: 2015-9
页数: 513
ISBN: 9787100110532
内容简介
进化心理学是一门革命性的新科学,它提供了一个有趣而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是现代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在理论上的真正融合。作者戴维巴斯是进化心理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和领军人物,他在本书中对进化心理学这一日新月异的领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回顾和展望。全书论述的主题是按照适应性问题来展开的,从生存挑战、择偶、抚育、亲属到群体生活的挑战,包括合作、攻击、性冲突、地位以及社会等级。各章不仅介绍必备的理论背景,而且还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实例,帮助读者透彻地理解这一领域。作者的写作风格清晰简洁,轻松易读,逻辑严密,引人入胜,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可以将书中学到的相关知识应用于理解自身和他人的生活。
自 1999 年首版以来,本书一直是进化心理学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了解和学习进化心理学的必读书。最新第 4 版不仅增添了 400 余条新文献,而且增加了大量内容,包括:跨文化研究、生理学研究、遗传学和脑成像等研究方法;进化形成的导航机制理论;火和烹饪;凶杀;模仿择偶行为;男性择偶偏好对他们实际择偶行为的影响;等等。
作者简介
戴维・巴斯 (David M.Buss) 于 1981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他最初在哈佛大学任教,后担任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教授至今。巴斯已经出版了 6 部著作,发表了 200 多篇学术论文,也获得了众多奖项,包括美国心理学协会(APA)颁发的心理学早期生涯杰出科学贡献奖、斯坦利霍尔讲席以及杰出 科学家演讲奖。本书第 1 版曾获得罗伯特哈密尔顿图书奖(2000),他还主编了第一本综合性的《进化心理学手册》(2005)。
译者简介:
张勇,心理学博士,现任西南民族大学应用心理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与进化心理学,已出版多部译著。
蒋柯,心理学博士,现任西南民族大学应用心理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理论心理与心理学史分委会委员,已出版多部专著和译著,发表论文 20 余篇。
正文摘录
中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编 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论
这两章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第一章主要追溯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科学运动。在这章的开篇,我们描述了进化论发展历史中的里程碑事件:从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一直到当今生物学界所广泛接受的现代进化论。接下来,我们考察进化论所受到的三种普遍误解。最后,我们回顾心理学领域的重大事件,从达尔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一直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第二章介绍进化心理学的概念基础,以及各种用来检验进化心理学假设的科学工具。第一节讨论人性起源的理论。接着,我们为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这一核心概念给出了定义,并且大概描述了这些机制的特征。在第二章的中间部分,我们介绍用于检验进化心理学假设的主要方法,以及这些检验所基于的证据来源。由于本书的其他章节都是围绕着人类的适应性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在第二章的结尾,我们主要讨论进化心理学家用来确认适应性问题 —— 比如从生存问题到群体生活等 —— 的各种工具。
第 1 章 导致进化心理学出现的科学运动
当考古学家抹去覆盖在出土的骨骼上的灰尘和碎屑时,她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副骨架上,头骨的左边有一个很大的凹痕,很明显是因遭受致命敲打而导致的;而且,同样地在左边的胸腔上还插着一根矛头。科学家将这个骨架带回实验室继续研究,最后发现这个骨架是一个尼安德特人的。他大概死于 5 万年前,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凶杀受害者。从头骨和胸腔的伤口看来,凶杀者当时应该是右手握着致命的武器。
有关受损头骨的化石记录揭示出了两种惊人的普遍模式(Trinkaus & Zimmerman, 1982; Walker, 1995)。首先,男性骨骼上的骨折和凹痕远远多于女性。其次,伤口主要分布于头骨和胸腔的左前方,这说明攻击者是右利手。单从头骨的化石记录中,还不足以让我们确信男性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祖先社会生活的一种主要特征。此外,它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男性之所以更加好斗,完全是因为进化的缘故。但是,残存的骨骼仍然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它引发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将我们塑造成现在这样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心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人类的大脑大约有 1350 立方厘米,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有机结构。从进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的大脑 — 心理机制,正是进化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目标。进化心理学 集中探讨这四个关键的问题:(1)心理为什么 被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哪些过程将人类的心理塑造成当前的形式?(2)人类心理是如何 被设计的?也即是,人类心理的机制或组成部分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3)心理的组成部分和组织结构拥有什么功能? 即心理是被设计来干什么的?(4)来自当前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输入信息,是如何 同人类心理的设计特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可观察到的行为的?
思考人类心理的奥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曾经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近代,关于人类心理的理论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和最近的联结主义理论等。
然而,只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我们才拥有了某些概念工具,让我们能在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下面对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进行综合。这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就是进化心理学,这门学科将来自各个领域的针对心理的研究结果会聚在了一起,比如脑成像研究;学习与记忆;注意、情绪和激情;吸引力、嫉妒和性行为;自尊心、地位和自我奉献;抚养子女、说服和知觉;亲属、战争和攻击行为;合作、利他和帮助行为;伦理、道德和医学;承诺、文化和意识。这本书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为这门关于心理的新科学提供了一个全貌。
在本章开头,我们将追溯进化生物学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事件,它们对于进化心理学的出现至关重要。随后,我们将会转向心理学的历史,看看导致这种局面 —— 需要将进化论和现代心理学进行整合 —— 的前进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进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达尔文之前的进化理论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
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在进化论中的地位
现代综合:基因与颗粒式遗传
习性学运动
广义适合度革命
厘清适应和自然选择的概念
特里弗斯的开创性理论
社会生物学引起的争论
对进化论的常见误解
误解一:人类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
误解二:如果行为是进化而来的,我们就无法改变它
误解三:当前的机制是最优设计
现代人类起源的里程碑事件
心理学领域的里程碑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样目 1.1 走出非洲还是多地域起源:现代人类的起源假说
探究黑箱:认知革命
小结
进化生物学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进化是指有机体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它在达尔文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有机体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他对进化生物学的最高贡献,该理论包括三种必要成分:变异、遗传和选择。当某些遗传变异比其他遗传变异带来了更高的繁殖成功率时,自然选择就会发生。简而言之,自然选择被定义为由于遗传变异的不同繁殖成功率,从而导致有机体的性状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自然选择为生物科学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理论,而且还解决了几个重要的难题。首先,它阐明了有机体结构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因果过程。第二,它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新物种的起源。第三,它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统一到了宏大的进化之树上,同时指明了人类在这张生命谱系上的位置。尽管很多人试图寻找自然选择理论的缺陷,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在科学界存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自然选择理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Alexander, 1979)。
除了自然选择(有时被称为 “生存选择”)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另一种进化理论:性选择理论。性选择被用来解释那些有利于择偶成功的人类特性的进化过程,它一般通过两种过程来发挥作用,即同性竞争和异性选择。在同性竞争中,胜利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从而更有可能繁殖成功。而在异性选择中,如果个体拥有异性所偏爱的特性,那它就更有可能繁殖成功。性选择的这两种过程相互交织,导致了进化的发生 —— 即由于交配成功率的差异而发生的性状改变。
很多生物学家拒绝接受达尔文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达尔文缺乏一种可行的遗传理论。不过,后来在一场被称为 “现代综合” 的科学运动中,生物学家们认识到 Gregor Mendel 著作的重要性,并将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综合,从而得出了新的遗传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遗传并不是父母性状的混合,而是具有颗粒性。也就是,最基本的遗传单位(即基因)是离散存在的,它们不会相互混合,而是原封不动地从亲代传到子代身上。颗粒遗传理论提供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缺失的必要成分。
在 “现代综合” 之后,两位欧洲生物学家 Konrad Lorenz 和 Niko Tinbergen 开创了一场新的运动 —— 习性学运动。习性学家从进化的视角来研究动物的行为,主要集中于动物行为的功能和起源。
1964 年,William Hamilton 发表了两篇革命性的文章,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重新诠释。Hamilton 认为,选择的操作过程不仅包含经典适应性(直接繁殖),而且还有内含适应性。内含适应性是指个体的行为对遗传亲属的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它能够通过相应的遗传相关度来加权获得。内含适应性理论促使研究者们用 “基因之眼” 来看待进化过程,从而对自然选择的过程进行更为精确的诠释。
1966 年,George Williams 出版了一本现在仍被奉为经典的著作 ——《适应与自然选择》。这本书产生了三大影响。第一,它导致了群选择理论的衰落。第二,它促进了 Hamilton 革命。第三,它对我们确认适应器提供了严格的标准,比如有效性、可靠性和简洁性。在 20 世纪 70 年代,Robert Trivers 在 Hamilton 和 Williams 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开创性的理论 ——互惠式利他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亲代 — 子代冲突理论。这三种理论直到现今仍然非常重要。
1975 年,Edward O. Wilson 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本书试图对进化生物学的重要发展进行综合。Wilson 的著作激起了巨大的争论,很大原因在于他在此书的最后一章中对人类自身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了大量的假设,但缺乏实证依据。
很多人之所以讨厌 Wilson 的书,反对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行为,是因为他们对进化理论产生了误解。然而,与这些误解截然相反的是,进化理论并没有说人类的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也没有说人类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人类的行为也并非是最佳设计。
来自不同学科的大量证据,让我们知道了现代人类在进化历史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人类属于哺乳动物,但哺乳动物起源于 2 亿多年前。灵长目动物在 8500 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我们的祖先在 440 万年前开始两足行走,在 250 万年前制造出粗糙的工具,在 160 万年前开始使用火种。随着我们祖先的大脑容量不断增长,我们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并开始向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迁移。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即多地域起源理论和走出非洲理论。根据走出非洲理论,现代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然后迁移到亚洲和欧洲,渐渐取代了其他的人种(包括尼安德特人)。有些人认为,解剖学证据、考古学证据和基因证据都支持了走出非洲理论。但另一些人则相信,基因证据其实和这两种理论都是相容的,而且最近的基因证据似乎对多地域理论更为有利。尽管 17 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曾经在欧洲大陆繁盛一时,但它们在 3 万年前却消失殆尽,这似乎与智人的到来有关。而尼安德特人为何突然灭绝,这仍然是一个未解的科学之谜。
在进化生物学内部正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作为进化心理学的必要成分之一,心理学领域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Sigmund Freud 强调生存和性行为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求生本能和性本能理论,这两种理论刚好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相对应。1890 年,William James 出版了《心理学原理》,提出人类拥有大量的特殊本能。
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远离了进化的观点,开始推崇激进的行为主义。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几条高度一般性的学习原理就足以解释人类的复杂行为。
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一般的学习定律并非总是有效。Harry Harlow 证明,尽管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这种一级强化物,但它们却并没有因此就更喜欢金属妈妈。Garcia 的研究表明,生物有机体能够轻易地学会某些事情,而不能学会另一些事情。所以,有机体的大脑内部肯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外部的后效强化根本不可能单独地解释这些现象。
这些研究结果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了认知革命,而心理学家也重新开始对 “大脑内部活动” 进行探讨。认知革命以信息加工隐喻为基础,信息加工是对心理机制的认知描述,即输入信息的具体形式、通过决策规则对这些信息加以转换,以及生成行为作为输出。
人类可能在出生时就已经预先设置好来加工某些特定的信息,并对其他信息不作反应。这种观点为进化心理学的出现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进化心理学则代表了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进化生物学的真正综合。
推荐阅读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London: Murray.
Dawkins, R. (1989). The selfish gene (new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 R. G. (2000). Arche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9, 17—36.
Tattersall, I. (2000). Paleoanthropology: The last half-century.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9, 2—16.
Williams, G. C. (1966).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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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选择理论是由 Alfred Russel Wallace(Wallace, 1858)和达尔文分别独立发现的。Wallace 和达尔文在林奈协会的一次会议中共同提出了这个理论。
第 2 章 作为新科学的进化心理学
……
这一章主要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进化心理学是现代进化生物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全新综合。一方面,它利用了进化生物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比如内含适应性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估某种适应器是否存在。另一方面,进化心理学也整合了心理学在概念和经验证据上的最新进展,比如信息加工模型、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情绪表达的普遍一致性(Ekman, 1973)、人们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普遍一致性(Atran, 1990; Berlin, Breedlove, & Raven, 1973),以及人们对他人进行归类方面的普遍一致性(White, 1980)。本章的目的在于介绍这门新学科的概念基础,后面的章节全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心理学为什么需要和进化生物学相结合。
人性的起源
关于复杂适应性机制的起源的三种理论
进化的三大产物
进化心理学的进化分析水平
人性的核心:进化心理机制的基本原理
万物皆有本性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定义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重要特征
学习、文化和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检验进化假设的方法
比较不同的物种
跨文化方法
生理学和脑成像方法
遗传学方法
比较雄性和雌性
比较物种内的不同个体
比较不同情境中的同一个体
实验法
检验进化假设的数据来源
考古学记录
来自狩猎一采集社会的数据
观察
自我报告法
生活史数据和公共记录
人类的制造物
超越单一数据来源的局限
确定适应性问题
以现代进化论为指导
以普遍的人性结构的知识为指导
以传统社会为指导
以古人类考古学和古人类学为指导
以当前的心理机制为指导
以任务分析为指导
适应性问题的组织
小结
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地位和支配行为的进化心理学,这些现象在动物界(从鳌虾到人类)中十分常见。支配等级 是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成员比另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对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都非常重要的资源。支配等级给动物带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动物已经进化了相应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激发个体获得更高等级的动机,以及选择合适的服从策略等等。在有些物种当中,体型的大小是决定个体支配等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灵长目动物(比如人类和黑猩猩)中,寻求同盟的社会技能是个体能否获取较高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重要资源。
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自然选择已经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更高的追逐地位的动机。如果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那么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去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进化假设。在公元前 4000 年,在有历史记载的 6 种文化背景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早在 3 岁时就已经形成了地位等级。经验证据支持了下面这个假设: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他们往往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合情合理的。女性倾向于平等主义,而男性则倾向于等级主义。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行为也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女性通过亲社会行为(比如解决群体内部存在的争端)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男性的支配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个人的收益和升迁(比如让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亲自动手)。如果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支配型的女性通常会命令男性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而支配型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Denise Cummins 提出了支配理论来解释我们身上专门用于获取支配等级的认知机制。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的命题。第一,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专门让我们对涉及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这些推理策略包括对下列概念的理解,比如允许(比如谁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谁必须在社会斗争中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谁不能够参加战争仪式舞蹈)等。第二,这些认知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支持这个理论的经验证据有:(1)3 岁大的儿童就能够对支配等级进行推理,并且可以理解支配等级的连续性和传递性;(2)如果欺骗者的地位比我们低,那么我们对这些欺骗者的记忆将会更好;(3)当站在地位较高的角度来检查那些地位较低的个体时,人们倾向于寻找违背规则的反例。
支配理论所关注的是支配行为背后的推理机制,而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AHP)理论则主要探讨了各种相关的情绪机制,这些情绪机制专门用于解决那些由社会等级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常见的情绪机制包括:地位提升之后的兴高采烈,担心地位产生变动的社会性焦虑,地位下降之后的羞愧和愤怒,嫉妒(激发个体去追逐那些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沮丧(有助于个体表现出服从行为,从而免受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
个体的支配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挺拔的身姿、低沉而洪亮的嗓音、直接的眼神交流、大步流星的行走习惯、面部特征(比如强壮的下巴),以及体型。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都与支配地位存在相关,但是它们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确定。有研究证据表明,在体育比赛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保持了上升的势头,但是失败者的睾丸激素却开始下降。在黑猩猩当中,如果其他黑猩猩没有向首领黑猩猩表现出服从的问候,首领黑猩猩体内的 5–羟色胺含量会急速减少。虽然我们现在对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的进化功能还不甚了解,但是它们的增长有利于个体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它们的减少有利于个体免受某些危险的挑战。
有些理论家认为,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机制。自尊至少能够以下面三种方式发挥作用:(1)当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开始减少时,激发我们去改善或修复相应的社会关系;(2)指导我们作出合适的决策 —— 可以向谁发起挑战,应该向谁表示服从;(3)追踪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精确地阐明自尊的所有潜在功能。
虽然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支配行为上,但是我们不该忽略服从行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必须反复地面对那些需要表现出服从行为的场景,所以,如果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相应的进化机制来解决那些与服从行为有关的适应性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但是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服从策略。它们分别是低调(降低自尊水平,避免发生冲突;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服从行为,免于受到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和诋毁出头鸟。为了检验这些假设,为了给一个关于地位、声望和社会等级的完整进化理论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
推荐阅读
Barkow, J. (1989). Darwin, sex and status: Biological approaches to mind and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De Waal, F. (1982). Chimpanzee politics: Sex and power among ape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rank, R. H. (1985).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usse, D. (1993). Cultural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Testing the relationship at proximate and ultimate level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 267—322.
Sloman, L., & Gilbert, P. (Eds.)(2000). Subordination and defeat: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mood disorders and their therapy. Mahwah, NJ: Erlbaum.
第二编 生存问题
这个部分仅仅包含一个章节的内容,这一章主要介绍了人类用以解决各种生存问题的适应器。达尔文创造了一个短语 —— 恶劣的自然条件(the hostile forces of nature)—— 来描绘那些阻碍生存的各种力量。我们的祖先正是由于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力量,从而得以繁衍生息。在第三章的开头,我们讨论了获取食物并对之加以选择的问题。关于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获取食物的问题,主要存在三种假设:狩猎假设、采集假设和食腐(scavenger)假设。我们也对这三种假设进行了分析探讨。接着,我们讨论了人类的另一种适应器,即对栖息之所(habitat)和生活环境的选择偏好。然后,我们分析了害怕、恐惧症、焦虑以及其他一些适应器。这些适应器是主要用来应付各种危险情境的,比如蛇和疾病等等。随后,我们探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人是否注定(programmed)要死”?在第三章的结尾,我们尝试着对一个真正的进化之谜进行了探讨,那就是 “为什么有人会自杀”?
第 3 章 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人类的生存问题
差异繁殖是进化过程的 “底线”,是自然选择的驱动力。为了繁殖,有机体必须存活下来,至少存活一小段时间。达尔文精辟地总结道:“只要繁殖出来的个体数量超过了所能存活的数量极限,那么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将会无处不在。这样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还存在于生物个体与所生活的自然条件之间。”(1859, p. 53)所以,考察有关生存的适应性问题,应该是探讨人类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合理的起点。
生存带来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一系列的问题。尽管当前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远离危险,但是每个人仍有可能遇到那些威胁到我们自身生存的情境。达尔文称之为 “恶劣的自然条件”,主要包括气候、天气、食物短缺、毒素、疾病、寄生虫、捕食者和同一物种内的激烈竞争。
对人类而言,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产生了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这些适应性问题反复地出现在每一代身上。这些适应性问题对于能否成功地存活下来至关重要,它们就像一个过滤器,将那些未能度过诸如疾病、寄生虫、捕食者、荒芜的冬季和长期干旱的夏季等难关的个体淘汰出局。正如达尔文所言:“在伟大的生命之战中…… 每一种生物体的结构都以最必需的而又隐蔽的方式和其他生物体的结构相关联,这样就出现了对食物和居住地的竞争,而且,碰到某些生物体时应该躲避,而碰到另一些生物体时则要捕食。”(1859, p. 61)
这意味着,人类总是必须以高度专门化的方式来与生物世界相互作用。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有毒;哪些物种可以捕食,哪些物种将会猎杀我们。实际上,过去十几年间的科学著作确实表明,人类普遍地表现出拥有一种非常复杂的 “常识生物学”(folk biology)知识(Atran, 1998; Berlin, 1992; Keil, 1995)。常识生物学 的核心是指,人们直觉地认为生物体拥有专属于不同物种的、功能分离的信息包,而且每一物种都拥有一种内在的 “本质”(essence),正是这样的本质使生物体得以生长发育,并赋予该生物体以身体功能、外在形式和特殊的力量。荨麻的内在本质让它长出能扎人的刺,而狮子的本质则让它长出能够杀人的犬齿和利爪。
这种常识生物学知识在个体早期就开始出现,并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比如,全世界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将所有的生物划分为植物 和动物 (Atran, 1998)。学龄前的儿童就已经对各个物种的内在本质表现出非常复杂的信念。比如说,他们相信,如果你去掉一条狗的内在属性,那么这条狗将会丧失其 “本质”,不再是一条真正的狗 —— 即不会叫唤和咬人。相反,当你去掉狗的外在特征或者改变狗的外部形象,以至于看起来不再像一条狗时,儿童却相信它仍然拥有其本质的 “狗性”(dogness)。学龄前儿童认为,如果小猪仔是由母牛抚养长大的,那当它长大后,它会哼哼地叫而不会哞哞地叫。更进一步,儿童的常识生物学知识甚至包含了一种功能感。比如,三岁的儿童相信,玫瑰花之所以有刺是因为刺对玫瑰花有用,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钓鱼竿上的鱼钩对装钓鱼的线有用。
很有可能,普遍的常识生物学及其核心信念(即认为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都拥有共同的内在因果本质)是一种进化形成的认知适应器(Atran, 1998)。常识生物学在个体早期就已经出现,而且父母并未给予明确的教导(Gelman, Coley & Gottfried, 1994)。这种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Atran, 1998)。而且,它对于解决很多生存问题至关重要,比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适应性问题 —— 哪些东西有营养,哪些东西有毒;哪些物种可以捕食,哪些物种可能会猎杀我们自己。
下面,让我们看看构成人类生存系统的一系列迷人的适应器,即进化来克服各种恶劣自然条件的身体机制和心理机制。第一个问题就是取食。
食物的获得和选择
食物的社会属性与文化价值
对食物的偏好
厌恶:疾病预防假说
孕期综合征:胚胎保护假说
火与烹饪
人类为什么喜欢香料:抗菌假说
人类为何喜欢喝酒:进化的醉意?
狩猎假说
采集假说
狩猎假说和采集假说的比较
采集和狩猎的适应器:特定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
寻找栖息之所:对居所和风景的偏好
热带大草原假说
抵御捕食者和环境中的其他危险:害怕、恐惧症、焦虑和 “适应性偏差”
人类最常见的害怕对象
栏目 3.1 进化形成的导航理论和高度错觉
儿童抵御捕食者的适应器
达尔文医学:抵御疾病
人为什么会死亡
衰老理论
自杀之谜
他杀
小结
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 —— 比如食物短缺、毒素、捕食者、寄生虫、疾病以及极端的气候等 —— 反复不断地困扰着我们的祖先。人类已经进化了许多适应性的机制来克服这些障碍,以便能够存活下来。获得食物是最重要的生存问题之一。食物的获得和消耗是非常艰难而复杂的问题。除了食物短缺之外,有机体还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哪些食物,以及如何获得那些能吃的食物。人类进化成杂食动物,不仅食用植物,而且还以许多动物为食。人类较为明显的适应器包括:对富含卡路里的食物表现出特定的偏好;拥有特定的机制来让我们避免摄入有毒的东西(比如对粪便的厌恶反应);拥有特定的机制来排出毒素(比如呕吐、咳嗽、打喷嚏、腹泻和妊娠反应等)。人类还采用香料来杀死食物中滋生的细菌,这一实践活动很有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而传播开来的。人类使用香料的普遍现象支持了杀菌假设。我们之所以喜欢喝酒,有可能是起源于我们祖先对成熟水果的偏爱,因为熟透的水果中往往包含有少量的乙醇。
关于人类进化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如何获得食物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种基本的假设:狩猎假设、采集假设和食腐假设。现有的所有证据都表明祖先的取食模式大概是这样的:男性狩猎,女性采集,或许偶尔食用动物的腐坏尸体。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反应出狩猎和采集的适应器不同。一般而言,女性在空间定位的记忆能力上强于男性,而男性在物体的心理旋转、辨别方向和阅读地图的任务中要比女性表现得更好。研究者认为,女性的适应器让她们在采集坚果、水果和块茎时更有效率,而男性拥有的上述种种能力让他们在狩猎中更为优秀。
生存的另一个适应性问题是,寻找栖身之所。人类已经进化了对资源丰富而且视野开阔的风景的偏爱,这些特征通常模仿了我们祖先在非洲大草原的居住环境。
但是,所有的居所都含有威胁到生命的恶劣条件,即便那些资源丰富而且便于逃走的居所也不例外。所以,人类已经进化了对许多事物的害怕反应来避免这些危险。比如,人类怕蛇、蜘蛛、怕高和陌生人。这些适应性的反应模式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而且只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才会出现。比如说,怕高和陌生人的反应通常在婴儿开始学会爬行的时候出现,因为爬行有可能导致摔伤或被陌生人伤害。除了害怕反应之外,人类的注意模式也表现出某种可预测的偏向:他们能从一堆非危险物的图片中轻易地挑选出蛇和蜘蛛来。我们还拥有一种听觉偏向,它让我们在听到危险声音来临时能更早地作出反应以避免危险。最后,年仅三岁的儿童就已懂得人与捕食者相遇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并能理解死亡所表示的复杂含义。
疾病和寄生虫是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恶劣条件,对于寿命较长的生物体而言更是如此。人类已经进化出许多适应性机制来抵抗疾病和寄生虫。与传统的治疗思路相反的是,人类提高体温导致发烧的机制,其实是人类抵抗疾病的一种自然身体功能。服用阿司匹林或类似的药物,往往会适得其反,延长患者的患病时间。
既然生存对于有机体是如此重要,那人为何还会死呢(或者说为何不能活得更久呢)?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谜团。衰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基本上,选择作用在生命早期更有影响,因为生命早期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后来的整个繁殖期。但是,当人变老的时候,选择压力减弱了;更为极端的情况是,你死之前所发生的厄运几乎不会对你的繁殖行为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意味着,选择倾向于那些在生命早期带来巨大收益的适应器,即使它们有可能让人类在晚年时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男性的睾丸激素的产生保证了人们在年轻时拥有更高的求偶成功率,但它后来却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 诱发前列腺癌。
自杀也许比 “人注定要死” 这一事实更令人迷惑。自杀是指一个人有意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它似乎和进化是势不两立的。那么,自杀的心理机制有可能得以进化吗?根据一位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答案是肯定的。自杀念头在这些人群身上最为普遍:繁殖潜能较低(未能在异性恋爱中获得成功)、身体状况不好、未来的经济情况不妙,或者认为自己成了家庭的重大负担。尽管这一主题尚需更多的研究,但现有的证据表明,人类有可能已经进化了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用于评估自己未来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为家属带来的净代价。
上述所有的心理机制都有助于人们生存足够长的时间,从而达到成年期。但是,到达成年期之后,人们仍然会遇到许多妨碍生存的恶劣条件。不过,他们还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适应性挑战,那就是择偶问题。这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主题。
推荐阅读
Hawkes, K., O’Connell, J. F., & Blurton Jones, N. G. (2001a). Hunting and nuclear famil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2, 681—709.
Heerwagen, J. H., & Orians, G. H. (2002). The ecological world of children. In P. H. Kahn, Jr., & S. R. Kellert (Eds.), Children and nature: Psychological, sociocultural, and evolutionary investigations (pp. 29—6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Öhman, A., Flykt, A., & Esteves, F. (2001). Emotion drives attention: Detecting the snake in the gra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0, 466—478.
Sherman, P. W., & Flaxman, S. M. (2001). Protecting ourselves from food. American Scientist, 89, 142—151.
Tooby, J., & DeVore, I. (1987).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minid behavioral evolution through strategic modeling. In W. G. Kinzey (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pp. 183—237).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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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系数用于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大小从+1.00 到–1.00。正相关意味着,当一个变量增大时,另一个变量也会增大。负相关则是指,当一个变量增大时,另一个却减小了。
第三编 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由于差异繁殖是推动进化过程的动力,所以与繁殖相关的心理机制就成了选择的特别强有力的目标。如果选择没有塑造出那些被设计来解决由性和择偶提出的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那么进化心理学还没诞生就要 “失业” 了。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择偶问题,并考察进化心理学已经在该领域建立的经验基础。
第三部分分为三章。第四章研究女性如何择偶。目前,已有大量的跨文化研究验证了进化心理学的假设。在进化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必须解决众多复杂的适应性问题,因此女性的择偶偏好是纷繁复杂的。这一章还涵盖了女性的欲望如何影响实际择偶行为的研究。
第五章研究男性的择偶偏好以及他们如何解决另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进化心理学的元理论预测,男性和女性仅仅在某些领域存在差异。这些领域的差异是由于男女两性在进化历程中面临的不同适应性问题而形成的。然而在其他所有领域中,男女两性都颇为相似。这一章着力讨论男性面临的独特的适应性问题,例如选择一个能生育的配偶,以及保证长期关系中父子关系(paternity)的确定性。
第六章集中讨论人类择偶行为中相对隐蔽的一面 —— 短期的性关系策略。这一章综合了近期关于精子竞争和女性性高潮的科学发现,这些发现为证明远古历史中非一夫一妻制的存在提供了生理线索。人类能够同时采取短期和长期的择偶策略,因此表现出比其他物种更宽的灵活度。个体采取何种策略往往取决于情境因素。这一章的最后讨论了影响个体采取不同的择偶策略的主要环境变量,包括个体的配偶价值(mate value),以及择偶群体中的男女比例。
第 4 章 女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没有哪个地方的所有成员都一样受异性欢迎。任何地方都有人受欢迎,也有人被冷落。想象一下远古时代祖先的生活 —— 生火取暖,狩猎捕食,采集坚果、草莓和香草,逃避猛兽和敌人的追捕。假如我们选择一个不能提供生活资源,风流而懒惰,同时还缺乏狩猎技巧,喜欢虐待的人作为配偶,那我们的生存将会举步维艰,我们的繁殖也将十分渺茫。相反,一个能提供丰富生活资源,勇于保护我们和子女,愿意为家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配偶则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明智地选择配偶,才获得了这种生存和繁殖上的优势。同时,许多特殊的欲望也随之进化而来。作为进化过程中胜利者的后代,现代人类也继承了一系列特殊的择偶偏好。
科学家们同样证明了非人类物种也有进化而来的择偶偏好。非洲织巢鸟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Collias & Collias, 1970)。当雌性织巢鸟接近一只雄性织巢鸟时,雄鸟就会倒挂在一旁,用力扑腾翅膀以展示自己的窝巢。若此时雌鸟被打动,就会飞入它的窝巢,或推或戳以检查建筑材料是否牢靠,用时约十分钟之久,雄鸟则在一旁歌唱助兴。一旦雌鸟发现鸟巢不符合要求,就会立即离去,继续寻找其他雄鸟的窝巢。一般说来,如果窝巢连续被不同雌鸟拒绝几次,就会被推倒重建。雌性织巢鸟倾向于选择那些善于筑巢的雄鸟,是为了给后代的生存提供保护。这种偏好是进化而来的,因为善于选择的雌鸟比其他雌鸟能获得更多的繁殖收益。
女性,就像雌性织巢鸟一样,也更偏爱 “会筑巢” 或拥有其他优势的男性作为配偶。想一想进化过程中女性必须面临的问题:怎样选择一个愿意维持长期关系的男性。假如一个女性选择了轻浮冲动、感情不专的男性,她会发现关系很难维持,最后只好独自抚养子女,得不到任何物质帮助和保护。相反,假如她选择了一个更加可靠而信守承诺的男性,那她的子女就会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后代的数量也会更多。随着千万世代的更替,女性进化出这样一种偏好,更青睐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承诺的男性,就如同雌性织巢鸟倾向于选择善于筑巢的雄鸟。这种偏好恰好解决了关键的繁殖问题,就如同食物偏好解决了关键的生存问题一样。
择偶偏好的进化理论背景
亲代投资与性选择
择偶偏好是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女性择偶偏好的内容
对经济资源的偏好
对良好经济前景的偏好
对高社会地位的偏好
对年长男性的偏好
对上进心和勤奋的偏好
对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偏好
对身高和运动能力的偏好
对健康的偏好:对称性和男子气
爱情与承诺
偏爱愿意为子女投资的男性
对相似性的偏好
其他的择偶偏好:体贴、幽默、避免乱伦、嗓音
影响女性择偶偏好的背景因素
女性拥有的个人资源对其择偶偏好的影响
跟随漂亮女性的选择:择偶模仿
时间背景对女性择偶偏好的影响
女性的配偶价值对其择偶偏好的影响
女性的择偶偏好如何影响实际的择偶行为
女性对男性征婚广告的反应
女性与高职位男性的婚姻
女性与年长男性的婚姻
女性的择偶偏好对男性行为的影响
栏目 4.1 关于女同性恋
小结
我们现在已经大致解开了人类女性在长期择偶中的偏好之谜。现代女性继承了她们成功的祖先择偶时的明智和谨慎。较之于善于择偶的女性,那些不加区分就选择配偶的女性可能会更少成功地生育后代。一个长期配偶能够给女性带来一笔宝贵的资产,挑选合适的人选也必须作出相当复杂的努力。女性形成的众多择偶偏好内容各异,但都与资源相关,以帮助解决重要的适应性问题。
很显然,女性一般从配偶那里获取资源。但资源并非总是直接可辨的,因而女性的择偶偏好对于某些品质很敏感,这些品质显示出可能的财富,或者未来的前景和资源。的确,与抱负、智慧和年龄等能带来资源的品质相比较,女性更少受到金钱的影响。女性通常会对这些个人品质细致考察,从而去挖掘一个男性的潜力。
然而,光有潜力是不够的。因为许多拥有丰富资源潜力的男性本身也非常挑剔,有时会有随意的性关系。这使得女性面临承诺的问题,解决手段之一是要求对方的爱。爱的行动标志着一个男性从事实上对某个女性作出了承诺。
不过,如果获得一个在竞技场上被轻易击败的男性的爱和承诺,对于远古女性来说也很难说是一个优势。嫁给一个瘦小的、缺乏威力和勇气的男性,女性就要冒着被其他男性侵犯或抢夺财产的危险。而高大强壮的运动型男性能给她们以保护,这样一来,也就给她们以及孩子的幸福提供了保障。现代女性就是那些根据身体条件成功选择了配偶的远古女性的后裔。
最后,如果丈夫染上疾病或者突然死亡,或者说夫妻之间难以和谐、貌合神离,那么所有的资源、承诺和保护对这个女性来说都是没用的。因而,妻子通常悉心照料丈夫的健康以确保能长期受益,同时迎合丈夫的个性和兴趣以保证忠诚和家庭稳定。如今,女性择偶偏好的许多方面都还和千万年前祖先择偶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保持着完美的对应。
女性的择偶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以下至少 5 个背景因素作出适应性的变化:她们的个人资源、关系的持续时间、月经周期、她们的配偶价值、她们的居住地对资源的需求程度。择偶偏好也会随着性取向而发生变化(见栏目 4.1)。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预测,拥有许多个人资源的女性不会像缺乏资源的女性一样看重男性的资源。然而这个假设并没有得到已有的经验数据的支持。实际上,比之收入低的女性,收入高的女性更看重未来配偶的收入和教育程度,而不是更不看重。女性也显示出对长期关系还是短期关系背景中择偶的敏感性。特别地,在长期择偶背景下,配偶必须是一个好的资源提供者和好的父亲。这些品质在短期择偶背景中却远远没有那么重要。女性的月经周期对择偶偏好也有影响。相比于那些不太可能受孕的时期,她们在最有可能怀孕时偏好选择更有男子气、对称性更好的男性。最后,配偶价值更高的女性往往对于更有男子气和对称性更好的男性有更强的偏好,因而在刊登征婚广告以寻求长期配偶时往往会有更多要求。
既然择偶偏好是进化而来的,它们对实际的择偶行为必然会有实际的影响。当然,由于种种因素,我们并不能期望女性的心理偏好和行为完全一一对应。人们的欲望不可能总是被满足。不过,几组研究结果显示,择偶偏好对行为确实有影口向。女性对经济实力强的男性的征婚广告有更多的反应。而那些符合男性需要的女性(例如有性魅力的女性)在择偶时往往最有优势,因此她们的择偶行为最能说明问题。几项研究表明,具有性魅力的女性往往嫁给收入更高地位更高的男性。人口统计数据进一步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往往嫁给年长的男性,这与她们的偏好刚好一致。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女性的择偶偏好对她们的实际行为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推荐阅读
Buss, D. M. (2003). The evolution of desire: Strategies of human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Johnston, V. S., Hagel, R., Franklin, M., Fink, B., & Grammer, K. (2001). Male facial attractiveness: Evidence for hormone-mediated adaptive desig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2, 251—267.
Miller, G. (2001). The mating mind. New York: Anchor Books.
Regan, P. C. (1998). Minimum mate selection standards as a function of perceived mate value, relationship context, and gender.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10, 53—73.
Trivers, R. L. (1972).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B. Campbell (Ed.), Sexual selection and descent of man: 1871—1971 (pp. 136—179). Chicago: Aldine.
第 5 章 男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由于性选择产生了一种心理机制使得男性倾向于结婚,对一个女性付出数十年的精力,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即至少在某种环境下长期择偶的策略是有其适应性优势的。这一章主要讲述男性的长期择偶策略的逻辑与证据。首先我们研究男性长期择偶偏好得以进化的理论背景,其次是男性择偶偏好的内容,最后一部分探讨影响男性长期择偶策略的背景因素。
男性择偶偏好的进化理论背景
为什么男性能从承诺和婚姻中受益
评估女性的生育力或繁殖价值
男性择偶偏好的内容
对年轻的偏好
进化形成的外在审美标准
身体脂肪、腰臀比和体重指数
两性对外貌的重视程度不同
男性偏爱排卵期的女性吗
解决亲子关系不确定性的方法
影响男性择偶行为的背景因素
栏目 5.1 同性性取向:一个进化之谜
拥有权势的男性
观看漂亮模特所产生的对比效应
睾丸激素与男性的择偶策略
择偶偏好中的必需品和奢侈品
男性的择偶偏好对实际择偶行为的影响
男性对女性征婚广告的反应
婚姻决策与繁殖结果
男性择偶偏好对注意、发声方式、小费和求婚戒指的影响
男性择偶偏好对女性的竞争策略的影响
小结
已婚的远古男性拥有许多优势。他们更有可能找到一个性伴侣,特别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伴侣。同时,结婚使他们更确定自己的父亲身份,因为他们拥有妻子的持续的、专属的或支配性的性接触。在适应过程中,男性也从婚姻中受益,他们对家庭的投资和父爱的保护,增加了他们孩子生存与繁殖的成功率。
男性在选择长期配偶时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适应性问题。首先是如何辨别有高生育力和高繁殖价值的女性 —— 能够成功养育后代的女性。大量证据表明,男性评判女性吸引力的标准是依据那些能体现女性生育能力的线索,这是进化而来的。这些线索中最重要的是年轻和健康,包括光洁的皮肤、丰满的嘴唇、小而低的下颚、对称性、洁白的牙齿、没有伤疤和感染以及较低的腰臀比率。
男性看重女性的外貌和身材这一点并非动物世界中不可更改的法则。确实,许多其他物种,例如孔雀,就是雌孔雀更看重外貌。在动物世界里,对年轻的偏好也不是一个普遍的法则。有些灵长类动物,如猩猩、黑猩猩以及日本短尾猿都偏好那些已经生育过的稍年长的雌性;反而因为那些刚成年的雌性没有显现生育力而对之缺乏性兴趣(Symons, 1987)。然而对人类来说,男性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适应问题,因此进化出独特的性心理。他们偏好年轻的女性是因为人类择偶时是以婚姻为中心。他们的欲望集中在未来的生育潜力上面,不仅仅是暂时的生育。他们更看重外貌和身材是因为这些恰好是未来配偶的生育潜能的可靠线索。
第二个重大的适应问题是父子关系不确定的问题。在人类进化历程中,那些漠视该问题的男性就有可能冒着抚养别人子女的危险,浪费大量的精力却不能成功养育后代。许多国家的男性都很重视未来新娘的童贞,但并非全部如此。觉察忠贞度的更普遍的解决方法是利用这样一个线索,即女性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
男性既希望拥有一个迷人年轻性感的妻子,同时还希望她坚贞不移。这种择偶偏好不能归因于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或英国撒克逊白种人的顽固,也不能归因于媒体传播或者广告人不停地洗脑 —— 这种偏好是普遍存在的。目前尚未发现有一种文化中不存在这种偏好。这种偏好是根深蒂固的,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它驱使人们作出择偶决策,就像我们进化而来的食物偏好一样左右我们的饮食习惯。
来自四个方面的行为数据表明,男性的择偶偏好影响了实际的择偶行为。其一,对征婚广告的反应显示,男性更偏好那些声称年轻且面容姣好的女性。其二,在世界范围内,男性实际上娶比自己年轻约 3 岁的女子为妻;离婚的男士再婚时往往会娶一个更加年轻的,第二次婚姻时夫妻年龄差 5 岁,第三次差约 8 岁。其三,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往往热衷于美容来提高性魅力,表明她们对男性的偏好有所反应。其四,女性往往通过贬低容貌或者品行来诋毁对手,这些策略都使得对手与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相背离,因而能有效降低对手的吸引力。
推荐阅读
Kenrick, D. T., & Keefe, R. C. (1992). Age preferences in mates reflect sex differences in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75, 15—133.
Singh, D. (2000). Waist-to-hip ratio: An indicator of female mate valu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16, pp. 79—99.
Symons, D. (1979).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oke, W., & Camire, L. (1991). Patterns of deception in intersexual and intrasexual mating strategies.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2, 245—364.
Williams, G. C. (1975). Sex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 6 章 短期的性关系策略
想象一下你置身于大学校园,一位迷人的异性款款走向你说:“你好,最近我一直在注意你,我发现你很有魅力。你愿意和我做爱吗?” 你会如何反应?假如你和某项研究中的女性被试一样,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不”。事实上研究中 100%的女性都这样作答。这种请求让你觉得很唐突、被羞辱了或者感到很迷惑。但假如你和该研究中的男性被试一样,便会觉得走了桃花运,事实上有 75%的男性是这样想的(Clarke & Hatfield, 1989),因为这种请求对一名男性来讲是莫大的荣幸。另外 25%的男性以先前的承诺作为拒绝的理由。在随意性关系问题上两性截然不同的反应也许并不值得惊讶。不过,进化心理学提供了预测和解释这些差异的理论基础。
男性短期择偶的理论
男性短期择偶的适应性收益
男性短期择偶的潜在代价
目 6.1 短期择偶的功能与收益
采取短期策略的男性必须解决的适应性问题
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的进化证据
短期择偶的生理证据
短期择偶的心理证据短期择偶的行为证据
女性的短期择偶行为
女性短期择偶的证据
女性短期择偶的适应性收益假设
女性短期择偶的代价
女性获得适应性收益的实证检验
影响短期择偶的背景因素
短期择偶的个体差异
可能影响短期择偶的其他背景因素
小结
几乎整个 20 世纪有关择偶的科学研究都集中于婚姻。然而人类解剖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几乎都忽略了绵延人类历史中的风流韵事。科学家们显然能看到这种短期关系带给男性的繁殖收益,却看不到女性从中获得的众多收益。短期关系必然要求一个乐意合作的女性,而女性要乐意于此必然是因为能从中获得收益。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讨论男性的短期择偶问题。根据 Trivers 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远古男性在短期关系中获得的繁殖收益是直接的 —— 使更多女性成功受精就可能繁殖更多子女,从而增加后代的数量。有经验证据表明,相对于女性,男性对短期关系有更大的欲望。男性更希望能有多个性伴侣,交往中能更快进入性关系阶段,并在短期关系时降低择偶标准。男性拥有更多的性幻想,而且多数幻想都涉及多个性伴侣,他们有更多的婚外韵事,并且更经常地光顾色情服务业。尽管有小部分心理学家否认这个基本的性别差异(例如 Miller & Fishkin, 1997),但对性的多样性的需求是性心理一个最大的、已经反复验证并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性别差异(Schmitt, 2001; Schmitt et al., 2001)。
然而,短期性关系必然要两厢情愿。除强奸外,男性进行短期性关系都必须得到女性的应允。历史上确实存在女性参与短期性关系的相关证据。生理线索包括男性的睾丸大小及射精量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在进化历程中存在着精子竞争 —— 在同一阶段,不同男性的精子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得一个女性的生育权。从进化观点来看,女性也不可能不为任何收益而发生短期关系。
据假设,女性可能从中获得五种类型的适应性收益:经济收益或者获取物质资源,遗传收益,更换配偶,获得性技巧和操纵配偶。根据现有的少量研究,经验证据支持更换配偶和资源获取假设,并不支持巩固地位或者操纵配偶的假设。要检验这些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检验,并且要从非适应性的影响中把适应性收益完全分离出来。
这一章的最后部分研究了短期择偶的背景影响因素。性别比例是影响因素之一 —— 女性比例较大时双方短期择偶的概率往往都比较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配偶价值,即对异性的性魅力。对男性而言,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较高的男性往往更容易发生短期关系,他们一般较早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拥有较多性伴侣。对女性而言,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和短期择偶之间却没有关联。但是,通常自尊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发生短期关系,她们拥有更多性伴侣,并偏好没有依赖与承诺的性关系。
推荐阅读
Ellis, B. J., & Symons, D. (1990). Sex differences in fantasy: 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7, 527—556.
Gangestad, S. W. & Thornhill, R. (1997). Human sexual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In J. A. Simpson & D. T. Kenrick (Eds.),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pp. 169—195). Mahwah, NJ: Erlbaum.
Greiling, H. & Buss, D. M. (2000). Women’s sexual strategies: The hidden dimension of extra-pair mat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 929—963.
Schmitt, D. P., Couden, A., & Baker, M. (2001). The effects of sex and temporal context on feeling of romantic desire: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833—847.
Surbey, M. K., & Conohan, C. D. (2000).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casual sex: The role of parental qualities and perceived risk of aggression. Human Nature, 11, 367—386.
第四编 亲代抚育和亲属关系的挑战
这一部分包括两章,一章关于亲代抚育问题,另一章关于亲属关系问题。有机体一旦成功穿越生存的障碍,就必须解决择偶和繁殖问题,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为繁殖的结晶而努力,因为孩子是父母基因的 “载体”。第七章开篇就提出了为何几乎所有物种中母亲都比父亲对子女抚养投入更多这一难题。由此开始探讨亲代抚育的模式,集中于三个重要问题:子女与父母的基因的相似程度,子女把父母的关爱转换成适应性的能力,父母面临的是为子女还是为其他适应性难题投资的权衡问题。最后一部分为几乎人人都曾经历过的两代冲突现象提供了一种进化论的解释。
第八章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大家族的亲属,诸如祖辈、孙辈、侄女、侄子、姑母、伯父。内含适应性理论为理解这类问题提供了许多解释,包括亲属间的关系、生死关头的亲属互助、通过自己的遗嘱把资产留给亲属、祖辈对孙辈的投资以及亲属关系上的性别差异。这一章用更宽广的视野考察了大家族的进化历程。
第 7 章 亲代抚育问题
设想这样一种社会,男性和女性拥有同样的收入,每个健全成人都在工作,男女两性共同作出决策,所有孩子都由集体共同抚养。当人们真正面临这种社会组织时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事实上,这种实验已经有人尝试过了,生活在以色列集体农场(kibbutz)的人们就是如此。两位人类学家 ——Joseph Shepher 和 Lionel Tiger—— 研究了生活在集体农场上的三代人,总人数达 34,040 人。在他们 1975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以色列集体农场的女人》中,Shepher 和 Tiger 这样写道,他们惊奇地发现,集体农场的男女劳动分工甚至比以色列其他地区还要细(Tiger, 1996)。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女性表现出这样一种强烈的偏好:时间一长,她们要求孩子和自己同住,而不是归其他妇女集体抚养。男性试图否决这种建议,认为这是一种后退,是以放弃最初的乌托邦理想为代价而对平庸价值的一种妥协。而母亲以及上一代母亲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最终否决了男性的大同理想。因此,这种共同抚养子女的乌托邦实验宣告破产,社会又恢复到私人抚养的母子关系这一人类文化中常见的模式上来。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后代是父母的一种媒介。通过子女,父母的基因得到成功的繁衍。没有子女,个体的基因很快就会消亡。既然后代最重要的功能是遗传的媒介,那我们就有理由推断说,自然选择可能青睐父母为确保生存和成功繁殖的那些强大机制。除了择偶问题,也许就再没有一个适应性问题比保证后代的生存发展更重要了。没有成功繁衍的后代,那有机体为择偶付出的所有努力也都毫无意义了。所以,进化过程应该产生一整套专门用于抚养后代的心理机制。
既然后代繁殖至关重要,那么亲代抚育中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就是,许多物种根本就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Alcock, 1993)。例如,牡蛎只是把它们的精子和卵子排入海洋,让后代在没有父母看管的情况下随波逐流。每个牡蛎都在大海中寂寞地求生,成千上万的兄弟在中途夭折。自然界中后代成长缺乏父母抚育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抚育代价过高。一旦为子女投入,父母就会失去原本可自己使用的物资。而照管子女的资源可以转而用于看管更大的领土,寻找其他配偶或者增加繁殖输出。要保护幼子,父母自己就要经受自己生存的危险。在抵御侵犯子女的天敌时,他们可能受伤甚至死亡。既然亲代抚育的代价如此之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推测,无论何时,从本质上看待亲代抚育现象,其繁殖收益都必然要远远超过其代价。
在许多非人类物种中,我们也发现了进化而来的亲代抚育的例子(Clutton-Brock, 1991)。墨西哥的皱鼻蝠(free-tailed bat)就提供了一个进化得来的亲代抚育的极好例证。这些蝙蝠群居于黑暗的洞穴中,洞内通常有成百上千甚而上百万只蝙蝠。雌蝙蝠产下幼崽后,就会离开安全的群体外出觅食。她回来时,就面临着从拥挤的住所中辨认出自己的幼崽的难题。那里一平方米的地方可能就有几千个幼崽,所以这不是个小问题。假如自然选择按照 “为了物种的利益” 行事,那么蝙蝠妈妈喂养哪一个幼崽都可以,也就不存在再认并喂养自己孩子的选择压力。然而,蝙蝠妈妈并不是这样做的。83%的母亲都能正确找到自己的孩子,为了母乳喂养她们每天都减轻 16%的体重(McCracken, 1984)。很显然,皱鼻蝠妈妈进化出了有助于探测自己的遗传后代的敏感机制,为了养育子女她们不惜代价,由此确保后代的生存。每个母亲都进化出了养育机制,该机制被选择设计用于保护自身的遗传后代,而不是整个蝙蝠物种的后代。
伯劳鸟是科学家发现的拥有亲代抚育适应器的另一个例子。幼鸟刚破壳而出时,伯劳鸟总是会忙于清理它们身上的蛋壳,并且不辞辛劳地把破碎的蛋壳一片一片从巢中去除。这个现象令人困惑,Tinbergen(1963)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三种假设:(1)清理蛋壳具有清洁功能,能防止细菌和疾病以此传播;(2)清理蛋壳可以保护新生的幼鸟,防止它们被锋利的碎壳边缘所伤;(3)清理蛋壳可以使鸟巢对捕食幼鸟的天敌不那么具有吸引力。通过一系列实验,Tinbergen 发现只有防御天敌这一假设获得了支持。总的说来,减少被袭击的危险可以增加幼鸟存活的几率,这一收益超过了父母看管的代价。
尽管从进化的视角来看,亲代抚育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行为在人类心理学中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被忽视的主题。在 1987 年召开的 “内布拉斯加州动机专题讨论会” 上,进化心理学家 Martin Daly 和 Margo Wilson 为准备其中一个分会,浏览了 34 本较早的相关书籍,寻找父母动机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结果没有一本书涉及于此,甚至连一段也没有(Daly 和 Wilson, 1995)。尽管母亲对子女的爱已经广为人知,但正是这种强烈的父母之爱让心理学家们颇为困惑,他们难以从理论上对此进行解释。一位著作颇丰的知名心理学家在关于爱的主题上写道:“那种需要促使大多数人感到,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这种需要看上去十分持久,而其中的原因目前还不明了。”(Sternberg, 1986, p. 133)不过从进化的视角看来,深厚的父母之爱的原因却是一目了然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有理由认为,选择已设计了这种心理机制 —— 通过进化而来的父母抚育动机,用于确保宝贵的基因载体的生存与成功繁殖,而正是这种载体使得个体的基因代代相传。不过,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从一些具有迷惑性的进化原因看来,父母之爱远不是无条件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转向父母关爱这个迷人的主题了。首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动物王国这个更广阔的物种背景中来反观人类本身:为什么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中,母亲对子女的照顾往往比父亲多得多呢?
为什么母亲对子女的照顾比父亲更多
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假设
损失择偶机会假设
从进化的视角来解释亲代抚育
后代的遗传相关度
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为繁殖成功的能力
把抚育孩子的资源用到其他地方
亲子冲突的理论
子宫中的母婴冲突
母子冲突与同胞的相关度
父母和子女在择偶问题中的冲突
栏目 7.1 杀害父母以及父母和子女的价值不对称性
小结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后代是父母基因的载体,因此选择应该青睐被设计来确保后代生存和繁殖的亲代机制。亲代抚育的心理机制已经被证明也存在于许多非人类物种上。一个最有趣的谜团就是,为什么母亲往往比父亲提供更多的亲代抚育。有三种假设给出了解释:(1)父子关系的不确定假设 —— 男性比女性投入更少是因为他们对假定的后代贡献基因的概率更少(母子关系的确定性是 100%,而父子关系的确定性低于 100%);(2)遗弃假设 —— 谁可以率先遗弃子女,由于许多物种都是体内受精,因此雄性可以成为率先遗弃孩子的人;(3)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设 —— 付出亲代投资的男性的代价高于女性,因为这种投资使他们丧失了其他的择偶机会。尽管这三个因素都可能说明亲代投资量中全部的性别差异,但当前证据更为支持的是父子关系不确定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
根据预测,亲代投资的进化机制至少对以下三种背景因素敏感:(1)与子女的亲缘关系;(2)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成适应性的能力;(3)亲代投资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了与后代的亲缘关系影响人类的亲代投资这一假设。研究显示,继父母比亲生父母对子女产生的积极的父母情感更少。继父母和继子继女的关系往往比亲生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存在更多冲突。新生婴儿常常被说成是更像假定的父亲而不是母亲,这一现象显示出试图影响假定父亲对子女的投资的心理机制。父母对亲生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的投资通常高于对继子女的投资。在父子关系更确定的情况下,投资也会更高。和一个是亲生父母、另一个是继父母同住的孩子,其遭受身体虐待的比率是和双亲同住的孩子的 40 倍,他们被杀的可能性也是和双亲同住的孩子的 40—100 倍。总之,子女和父母的亲缘关系似乎是亲代投资质量的关键因素。
根据预测,进化的亲代机制对于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为繁殖成效的能力也非常敏感。有三条研究线索支持了该理论假设。首先,先天不足的孩子,例如患有脊柱裂或唐氏综合征的孩子通常会被送入专门机构或者被遗弃;即便没有被遗弃而是得到照顾,他们被父母身体虐待的可能性也更大。其次,双生子的少量研究发现,母亲对健康的婴儿往往比对不健康的婴儿投入更多。最后,年幼的婴儿比年长的孩子更容易处于被虐待和谋杀的危险之中。
理论预测的影响亲代抚育质量的第三个背景因素是亲代投资的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人的精力和能量都是有限的,而分配于一项活动的精力必然不能再投入其他活动。一些研究调查了杀婴事件的模式,基于杀婴事件是亲代抚育的相反行为这一假设 —— 也就是说,他们指出这是亲代投资的对立面。研究显示,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更有可能犯下杀婴案,因为根据假设,年轻的母亲还有很多年时间可以生养后代,而年长的母亲生育的时间却为数不多。未婚女性比已婚女性更有可能犯下杀婴罪。根据假设,这些倾向都反映了女性进化而来的分配精力的决策标准。最后,男性通常比女性把更多的把精力转向择偶,他们往往比女性提供更少的直接亲代抚育。在 Aka,地位高的男性对直接子女抚育的投入要比地位低的男性少。根据假设,地位高的 Aka 男性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吸引更多的妻子上面了。总之,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对何时把精力投入到亲代抚育的决策标准会产生影响。
父母 — 子女冲突的进化理论表明,父母和子女的 “利益” 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他们只有 50%相关的基因。该理论预测,通常每个子女都想要比父母所给予的还要多的亲代资源。该理论产生了一些惊人的预测,例如:(1)母亲 — 子女冲突时常在子宫中就发生了,例如围绕胎儿是否会自发流产的冲突;(2)随着双方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往往高于子女对父母的重视程度。有关子痫前期的经验证据支持了第一个假设 —— 似乎胎儿往母亲的血液中分泌了大量的绒膜促性腺激素,阻止了母亲行经,使得胎儿继续留在子宫中,从而暗中破坏了母亲自发流产的任何企图。来自谋杀案件的证据支持了第二个假设 —— 父母衰老后更不被重视,他们更有可能被成年子女杀死,相反的情况则要少些。基于越不被重视的人被杀的危险性越高这一假设,成年子女应该更有可能杀死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父母杀死子女。初步的数据表明,父母 — 子女冲突将是未来进化心理学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推荐阅读
Bjorklund, D. F., & Pellegrini, A. D. (2002). The origins of human natur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aly, M., & Wilson, M. (1988). Homicide. Hawthorne, NY: Aldine.
Geary, D. C. (2000). Evolution and proximate expression of human paternal inve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55—77.
Marlow, F. (1999). Showoffs or providers? The parenting effort of Hadza me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 391—404.
Trivers, R. (1974).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American Zoologist, 14, 249—264.
第 8 章 亲属关系问题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同等地爱着其他所有人,不会对谁有任何偏爱。你不仅把食物留给自己的孩子,也同样赠予过路的陌生人。你的父母出资让邻居去上大学,就好像他们对待你的方式一样。而且,当两个人同时落水,但你只能挽救其中的一个人时,你挽救一个陌生人和你的兄弟姐妹的可能性完全相同。
这样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内含适应性的进化理论能够解释其中的奥秘。从内含适应性理论的视角看来,人与人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不同的。按照一般的规则,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子女和同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 50%,和我们的祖父母、祖孙、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姑姑、姨妈、侄子和外甥的遗传相关度是 25%。平均而言,我们 12.5%的基因和我们的第一代堂表兄弟姐妹是相关的,而和第二代堂表兄弟姐妹的相关度则还要减半。通常情况下,我们和陌生人在遗传上没有任何关系。
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个体的所有亲属都是他(她)的适应性的载体,不过他们的价值是有差别的。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小孩对于他们父母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探讨亲属对于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这一问题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证据。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其他条件一样,那么自然选择将会青睐这样的适应器 —— 即能够根据亲属的遗传相关度来提供相应比例的帮助。比如说,自然选择所青睐的机制应该是这样的,它为我们自己提供的帮助是我们兄弟的两倍,而兄弟得到的帮助将会是外甥的两倍。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种条件都是相同的。比如让遗传相关度保持恒定时,一个努力奋斗想要成为音乐人的兄弟将会比另一个富有的兄弟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帮助。此外,利他行为能够在相关度很低或完全没有任何遗传相关的条件下得以进化,这个问题我们放在第九章中讨论。不过,如果要从内含适应性理论出发,得出最为直接的预测,那就是:如果一种机制让我们先帮助近亲,然后是远亲,最后才是陌生人的话,那么自然选择通常会让这样的机制得以进化。
这一章主要探讨亲属关系的进化心理。然而,与前面的章节有所不同的是,本章的内容着重于理论探讨,而较少涉及到经验证据。这是有原因的。尽管从进化的视角看来,亲属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一主题几乎完全被心理学家忽略了(Daly, Salmon, & Wilson, 1997)。原因之一在于,亲属往往比陌生人更难研究,所以我们很容易在那些入门的心理学教科书中找到有关陌生人的论题。第二,由于生活在现代的都市环境中,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外亲通常都住得很远。人们一般都成长于核心家庭,然后离家去上大学,或者住在离亲戚很远的其他城市和城镇。第三,我们对亲戚的偏爱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至于很少有研究者会认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会带来什么富有创见的发现。没有哪个科学家敢大张旗鼓地宣称说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帮助比陌生人要多。第四个原因更具推测意味,它认为任人唯亲往往会给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带来窘迫感(Hamilton, 1987),因为这种现象和所谓的民主与平等的观念是相矛盾的。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对于亲属关系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尚缺乏丰富的经验证据。不过,现有的证据仍然是令人兴奋的,而且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广义适合度的理论和推论
哈密尔顿规则
哈密尔顿规则的推论
支持广义适合度理论的推论的实证依据
地松鼠的警报行为
人类对亲属的辨认和分类
洛杉矶女性的互助模式
人类在生死攸关的场合中的帮助行为
遗传相关度与情感亲近度:血浓于水?
关注亲属的感情关系
亲属关系和压力
亲属关系与生存
遗产的分配模式:把财产留给谁?
祖代投资
栏目 8.1 姑姨叔伯舅和堂表亲的投资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考察家庭的进化
家庭的阴暗面
小结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深入探讨了 Hamilton(1964)的内含适应性理论,以及 Hamilton 公式 c<rb。比如,利他行为的进化条件是,利他者所付出的代价,必须小于受惠者所获得的收益与两人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乘积。简而言之,内含适应性理论为这个问题 —— 利他行为如何得以进化 —— 提供了答案。同时,它将达尔文的经典适应性(个体的繁殖成功率)的定义扩展为内含适应性(个体的繁殖成功率,加上他的行为对遗传亲属的影响 b 并乘上他和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 r)。
接下来我们提出了内含适应性理论在人类身上的理论应用。这些应用包括:(1)应该存在一组特定的涉及亲属关系的进化心理机制,这些机制能用于解决同胞、半同胞、祖父母、祖孙和姑姨叔舅等亲属所带来的不同的适应性问题;(2)性别和世代是区分亲属的主要类别,因为这两个维度限定了一个人的适应性载体的重要特征(比如男性亲属的繁殖数量的上限要高于女性亲属;年轻亲属的繁殖价值要高于年老亲属);(3)亲属之间的亲近感是有大小之分的,而遗传相关度则是这种亲近感的主要预测指标;(4)合作行为和亲属关系的稳定性是遗传相关度的函数;(5)年老的亲属会鼓励年轻成员向遗传亲属(比如年老亲属的同胞)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而这超出了年轻成员本来的利他意愿;(6)一个人的家庭角色将是他(她)的自我认同的主要成分;(7)在无亲属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将会利用亲属称谓词来影响或控制其他人(比如 “兄弟,能给点儿零钱吗”)。
大量的研究证据显示,亲属关系是帮助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地面松鼠的报警行为。报警行为可能会让发出警报的松鼠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报警声让它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但是,当有近亲在附近的时候,报警行为还是会频频发生。在一项对 300 名洛杉矶女性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帮助行为是帮助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函数。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要求参与者在一个假想的生死攸关的场景中(比如冲进一座着火的房子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作出决策。结果表明,帮助者和被挽救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可以很好地预测被试的帮助行为。对遗产的研究显示,人们更倾向于把遗产留给遗传亲属(以及配偶,因为死者相信配偶会将资源留给他们共同的遗传亲属),而不是无亲属关系的人。还有研究表明,人们体验到的悲痛程度和遗传相关度直接相关(经验证据见 Segal, Wilson, Bouchard, & Gitlini, 1995;有关悲伤心理的更多评论详见 Archer,1998)。所有的这些实证研究都告诉我们,亲属关系是帮助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
祖父母的投资行为为我们检验内含适应性理论的具体预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舞台。这时,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开始在这个舞台中扮演它的角色。祖父和孙子的遗传关系有着双重疑问。首先,他不一定是他儿子的亲生父亲。其次,他的儿子不一定是他孙子的亲生父亲。相反,外婆和她女儿的孩子之间的遗传关系却具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正是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在所有的祖父母投资中,外婆的投资一般是最多的,而爷爷的投资则最少。对于剩下的两种祖父母身份(奶奶和外公)而言,他们的投资总量应该位于外婆和爷爷之间,因为他们和孙子的遗传关系有一层是值得疑虑的。
来自德国、美国、希腊和法国的研究证据都支持了上述的预测。不同的研究者的独立研究取得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被试认为他们和外婆最亲近,和爷爷最疏远。此外,被试还报告说他们从外婆那里得到的资源最多,从爷爷那里得到的资源最少。尽管对奶奶和外公的评定确实位于外婆和爷爷之间,但有趣的是,外公的投资总是比奶奶要多。这个发现排除了这样的观点:女性对所有亲属的投资总量要多于男性。
研究者采用相似的理论逻辑对姑姨叔舅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考察。如果你是女性,那么你的同胞兄弟姐妹可以确信你是你孩子的亲生母亲,他们确实是你孩子的姨妈和舅舅。与此相反的是,如果你是男性,那么你的同胞就不能确信你就是你孩子的父亲,因为你有可能带了绿帽子。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姑姨叔舅的投资应该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应该主要取决于孩子到底是他们姐妹的还是他们兄弟的。
在一项对姑姨叔舅的研究中,研究者找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预测指标。首先,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孩子的姑姑和姨妈对你孩子的投资总是比舅舅和叔叔要多。这是性别效应。其次,姨妈和舅舅的投资要分别多于姑姑和叔叔。这刚好证实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关键性的预测。
有几项研究表明,北美女性对亲属的投资似乎要高于北美男性 —— 女性能够记住更多的亲属的名字,更多地采用她们在家庭网络中的位置来认同自己(比如 “我是某某的女儿”),而且更有可能和旁系亲属保持联系。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从更加广泛的视角考察了家庭的进化过程。由于家庭在动物界非常少见 —— 大概只有 3%的哺乳动物中存在家庭模式 ——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家庭进行解释。根据 Stephen Emlen 的观点,家庭是指子代在成年后继续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场所。家庭是在下面这两种条件下产生的:(1)还未找到合适的繁殖空缺;(2)留在家里能够获得显而易见的收益,比如增加存活机会、提高竞争能力、为家庭成员提供帮助或者从家庭成员那里获得帮助。
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论中得出大量的具体预测。比如说,该理论认为,家庭越富有,那么它的稳定性也就越高,因为子代能够从家庭中获得收益,或者有机会继承家庭的财产。另一个预测是,如果家庭中的繁殖者突然死去,那么家庭内部必然会因争夺这个空缺而发生冲突(比如为了获得父母的财富而发生冲突)。这个理论还预测,与原生家庭相比,继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应该更少,家庭的稳定性更差,而且家庭内部的冲突应该更多。很多预测已经在动物身上得到了证实,但是它们能否被运用在人类身上仍然有待检验。不过,Emlen 的理论也受到了下面几点批评:(1)他未能考虑到这样的事实 —— 更年期后的妇女继续为家庭发挥余热,而很少去寻找其他的繁殖空缺;(2)人们在无亲属关系的人群中广泛地参与互惠式交换活动。这些因素让 Emlen 的理论变得更加完善,因为它们考虑到了人类家庭中许多独一无二的现象。
尽管早期的进化模型总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和谐的合作关系,但是最近的进化模型指出了家庭中存在的三种冲突形式:同胞冲突、亲子冲突和父母冲突。虽然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遗传相关度是利他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但是家庭成员一般很难在遗传利益上达成共识。所以,家庭内部的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在未来的十年当中,进化心理学将会揭示出人类进化形成的、专门用于解决上述每一种家庭冲突的适应器。
总之,遗传相关度是亲属之间的投资行为的关键预测指标。亲属关系越近,投资也会越多。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遗传关系确定无疑,那么投资将会是最高的。不过,当遗传关系受到父亲身份不确定性的影响时,投资将会降低。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投资也要少于亲生父母。虽然我们对涉及亲属和家庭的心理现象的探索才刚刚起步,但是,内含适应性理论对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推荐阅读
Burnstein, E., Crandall, C., & Kitayama, S. (1994). Some neo-Darwinian decision rules for altruism: Weighing cures for inclusive fitness as a function of the biological importance of the deci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773—789.
Daly, M., Salmon, C., & Wilson, M. (1997). Kinship: The conceptual hole in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In J. A. Simpson & D. T. Kenrick (Eds),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pp. 265—296). Mahwah, NJ: Erlbaum.
Davis, J. N., & Daly, M. (1997).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the human family. The Quarterly Reviews of Biology, 72, 405—435.
DeKay, W. T., & Shackelford, T. K. (2000). Towar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ocial cognition.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6, 185—195.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 and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52.
第五编 群居问题
群居生活是人类整个适应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拥有许多专门用于解决群居问题的进化心理机制。这个部分包含四章的内容,每一章所涉及到的群居问题都是不一样的。
第九章主要讨论合作联盟的进化过程。在这一章中,我们先介绍了互惠式的利他主义理论,它为合作行为的进化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列举了自然界中存在的合作行为的例子,主要包括吸血蝙蝠分享食物的行为、黑猩猩和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的互惠式联盟等等。在第九章剩下的篇幅里,我们主要对人类合作行为的进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最后,我们从进化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友谊给交往双方所带来的代价和收益。其中我们还谈到了 “真心朋友” 的心理学,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为我们的幸福着想。
在第十章中,我们讨论了攻击行为和战争,并且得出了下面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深感不安的结论:我们可以通过暴力行为让其他人蒙受损失,而自己却从中获得许多适应性的收益。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具攻击性。这一章不仅提到了这种现象,并对它进行了解释。紧接着,我们根据攻击者和受害者的性别对各种具体的攻击模式进行了划分,并且对相关的实证依据进行了讨论。最后,我们探讨了战争的进化,以及下面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 人类是否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杀害其他同类的适应器?
第十一章主要考察了男女两性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在这一章开头,我们介绍了策略冲突理论,它为我们理解两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然后,我们主要讨论了从各种具体的冲突形式中所得出的经验证据。这些冲突形式包括性接触机会的冲突、嫉妒冲突、因欺骗引发的冲突,以及因争夺资源而产生的冲突。
第十二章探讨了人类身上广泛存在的一个特征 —— 地位和统治级别。我们先提供了一个进化理论来解释地位等级的出现,然后主要讨论了人类和其他动物中存在的有关统治和地位现象的具体问题。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研究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对地位的追求上存在差异,在表达自己的统治身份的行为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最后,我们还对服从策略进行了讨论。
第 9 章 合作联盟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两个朋友的。其中一人被指控盗窃,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偷过东西。尽管这个人是清白的,但他最终仍然被判入狱,监禁期 4 年。他的朋友听到宣判结果之后非常伤心,每天晚上睡觉都睡在地上,就像他的朋友睡在牢房的地上一样。即便当他躺在温暖舒适的床上时,只要想到监狱里的朋友只有一条发霉的破被子用来裹身,他就感觉如卧针毡。后来朋友总算出狱了,两个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整整一辈子。我们如何对这种令人迷惑不已的行为进行解释呢?人们为何会形成长期的友谊和合作联盟呢?
合作行为的进化
利他主义问题
互惠式的利他主义理论
以牙还牙
在 “反复的囚徒困境” 游戏中,获胜的策略叫作以牙还牙 (tit for tat)。Axelrod 和 Hamilton 利用计算机模拟的循环赛游戏发现了这个策略。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和电脑奇才来参加囚徒困境游戏,并要求这些参与者提交他们将会采用的策略。每个参与者都要玩 200 轮游戏,游戏的得分参照了图 9.1 所示的支付矩阵。得分最高的人就是最后的赢家。每个人的策略都是由他在游戏中采用的决策规则所构成的。研究者将提交上来的 14 种策略随机配对,让它们在游戏循环赛中相遇并展开对弈。有些策略非常复杂,它们包含大量的条件性规则,甚至能对其他策略进行建模,并在中途忽然改变自己的策略。最复杂的一个策略是由 77 条 FORTRAN 语言程序指令所构成的。但是,循环赛的最后赢家采用的却是最简单的策略,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牙还牙策略仅仅只包含 4 条 FORTRAN 程序指令,它只有 2 条非常简单的规则:(1)第一次主动地选择合作;(2)后来选择互惠式合作。换句话说,我方在开始时选择合作,如果对方也选择合作,那么双方将一直合作下去。但是,如果对方选择了背叛,那么我方也马上选择背叛。Trivers(1985)给它起了个恰当的名字,叫作 “条件性互惠(contingent reciprocity)”。
在第二次循环赛中,Axelrod 邀请了更多的参与者。这次的参与者共有 62 名,他们是来自 6 个不同国家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和前一次比赛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并没有将每对选手的较量次数固定在 200 次。结果,曾经采用过以牙还牙策略的参与者故伎重演,并再次获胜。当研究者用这个循环赛来模拟自然选择的过程 —— 成功的策略一代一代地取代不大成功的策略时,以牙还牙策略仍然胜出了。
Axelrod(1984)认为,以牙还牙策略包含有三个特征,正是这三个特征使得它百战不殆。它们是:(1)从不先出卖对方 —— 开始时总是选择合作,只要对方合作,那就一直合作下去;(2)在对方选择出卖后进行报复 —— 只要对方开始背叛,那就马上也选择背叛;(3)宽恕 —— 如果对方改变策略,愿意重新合作,那就进行互惠式合作,双方关系重新回归到良性循环。概括地来说就是,“先以你希望对方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然后以他实际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Trivers, 1985, p. 392)。对于促进双方进行合作的策略,我们将在下面的栏目 9.1 中具体讨论。
在反复的囚徒困境游戏中,以牙还牙就是一种典型的稳定的进化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Maynard Smith & Price, 1973)。稳定的进化策略是指这样一种策略:“如果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采取这种策略,那就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策略。”(Dawkins, 1989, p. 69) 稳定的进化策略这一概念来自于博弈论 (game theory)。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致力于为不同的策略在对弈过程中的获胜概率建立形式化的模型(Maynard Smith, 1982)。以牙还牙之所以是一种稳定的进化策略,是因为它打败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策略,最终能够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而它一旦在群体中发展起来,就不可能再被其他策略所取代。以牙还牙策略在个体和其他的 “以牙还牙者” 的交往活动中非常管用。
这个计算机循环赛的结果向我们表明,合作行为在大自然中能够很容易地得以进化。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个重要的局限:上面的游戏假定每个玩家的权力都是相等的,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权力的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还不清楚以牙还牙策略在权力不对称的条件下是否仍然有效。不过,尽管存在着某些局限,但是这项研究的结果仍然清楚地表明,条件性的合作行为能够在相当简单的决策规则下得以进化。其实,合作行为在自然界中确实非常普遍。
其他物种的合作行为
吸血蝙蝠的食物共享行为
黑猩猩的政治
栏目 9.1 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
根据 Axelrod(1984)对以牙还牙这个成功策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条能够促进合作行为的实用规则。第一,增强将来交往的迹象(shadow)。 如果对方认为你们以后会经常交往,那他(她)的合作动机就会更高。倘若对方知道这是 “最后的一次”,双方的关系不久就会终止,那么对方更有可能选择背叛,而不是合作。增强将来交往预兆的方法有:增加现在的交往频率,或者对双方之间的关系作出承诺(比如婚礼中的誓言)。离婚通常都是丑陋的,充满了相互出卖的冷酷行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双方都认为这是 “最后一步” 了,将来不大可能会继续交往。
Axelrod 推荐的第二个策略是引导他人的互惠行为。 通过引导他人的互惠行为,我们让对方具有更强的合作性,这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利,而且让其他的剥削策略难以生存。采用以牙还牙策略的人越多,试图通过背叛来利用他人的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少。从本质上来讲,合作者能够通过相互交往而蓬勃发展,而背叛者最终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没有人会让他再次得逞。
第三个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就是坚持公平原则 (equity)。贪婪让很多人相继垮台,也许 Midas 国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希望他触摸的每一件东西都变成金子,后来甚至他想吃的食物也不能幸免。以牙还牙这个策略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并不奢望得到的价值超出它所提供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公平原则,以牙还牙策略才引发了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
第四个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是迅速对挑衅作出反应。 如果你的拍档出卖了你,那么一个好的策略就是立刻进行反击。还击行为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即你不能容忍被人利用。这种行为可以促进将来的合作行为。
第五个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是建立一种诚信互惠者的个人声誉。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中,别人心中拥有对我们声誉的评价和信念,这决定了别人是对我们以礼相待,还是敬而远之。一个人的声誉是通过他的行为建立起来的,通过人们的言谈和交流,所有的人都将会慢慢地知晓他的行为。如果你是一个信誉很高的互惠者,别人为了相互的利益,就会找上门来。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喜欢利用他人的骗子,那么大家肯定唯恐避之而不及。将这些策略结合起来,就可以容易地创造出合作关系。而且,先前采用背叛策略的人也必须变得老实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回他们声名狼藉的信誉。这样,合作行为就能够在群体中蔓延开来。这些方法为合作行为在人类中的进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点。
人类的合作行为和利他行为
社会契约理论
欺骗者识别适应器的相关证据
人们能记住欺骗者吗
识别可能的利他者
间接互惠理论
赔本赚吆喝理论
友谊心理学
友谊的代价和收益
合作同盟
小结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考察了利他行为这个问题。利他行为的设计特征是:尽管利他者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受惠者却能够从中获益。看起来利他行为似乎违反了 Hamilton 规则,那么利他行为又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呢?研究者一直对此迷惑不解。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认为,只要受惠者将来对利他者给予相应的回馈,那么利他行为 —— 包括那些促使我们向无血缘关系的人提供帮助的心理机制 —— 就能够得以进化。但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必须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适应性问题,那就是欺骗。欺骗是指受惠者获得了收益,但是后来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回报。
Robert Axelrod 采用计算机模拟了一套循环赛实验,来解决这个欺骗问题。他发现以牙还牙是一种最为成功的交换策略。以牙还牙策略是指,个体第一次选择合作,随后选择互惠式的合作。这个策略不仅能够促进双方合作,而且还有助于解决欺骗问题,因为它可以马上对欺骗行为予以惩罚。
互惠式利他行为的例子在自然界十分常见。吸血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 “朋友” 未能找到食物,吸血蝙蝠会和朋友共享它们的食物。随后,受惠者会向最近帮助过它们的蝙蝠给予相应的回馈。狒狒、短尾猴和黑猩猩也会形成互惠式的联盟关系。乐于向其他成员提供帮助的狒狒和短尾猴,最有可能得到来自其他成员的帮助。狒狒和短尾猴倾向于形成稳定的联盟关系,所以当它们需要帮助时,它们曾经帮助过的那些朋友更有可能向它们施以援手。这些互助行为很可能是互惠式利他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亲属关系的缘故。在黑猩猩中,互惠式的联盟关系不仅出现在雄性之间,也出现在雌性之间,还出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如果人类要想解决欺骗问题,成功地参与社会交换,那么我们必须已经进化了 5 种认知能力。人类必须能够识别不同的个体;能够记住和每个人的交换历史;能够认识到他人的价值观念、愿望和需要;能够向他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愿望和需要;能够用代价和收益来表征各种各样的交换事物。研究者已经发现,我们人类拥有觉察欺骗者的特殊心理机制,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对那些包含社会契约的逻辑问题进行推理。人们在搜索那些获得了利益但是却没有付出代价的骗子上表现得特别在行。除了觉察欺骗者的适应器之外,最近的研究证据表明,人们还拥有一种专门化的能力来发掘那些真心诚意的利他者。选择这样的人作为合作对象,可能是避免遭受欺骗的一种重要策略。
友谊的进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也就是银行家困境。尽管银行应该把贷款发放给最需要资金的人,但是问题在于,最需要资金的人往往拥有最高的信贷风险,所以银行只好把贷款发放给不怎么需要钱的客户。同样,当我们最需要朋友的帮助时,这也是我们 “信贷风险” 最高的时刻,因为我们很难马上对朋友所提供的帮助给予回馈。这个难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让你自己变得不可替代。如果我们能够为朋友提供某些独一无二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朋友就会对我们的幸福投入很大的资本,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援助。酒肉朋友和真心朋友之间存在一种关键的差别。当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区分出哪些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人们通常会体验到疏离感,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已经克服了很多 “恶劣的自然条件”,很少有机会面对那些非常危急的事件。但是正是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才发现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在为我们的幸福着想。所以,虽然人们拥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些朋友其实很少真正地投入他们的生活。
有些研究者已经对友谊的功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们考察了被试的主观感受,看被试觉得友谊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何种收益(和代价)。人们既有同性朋友,也有异性朋友,这两种友谊在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男性更多地将短期的性接触看作是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而女性则更多地将人身保护看作是异性朋友所提供的帮助。同时,男女两性都可以从异性朋友那里获得相关的异性信息,而且他们都认为这是异性朋友的一项重要作用。
同性友谊会带来一定的代价,因为你和你的同性朋友很有可能成为性竞争对手。性竞争现象在男性同性友谊中更为常见,这也许是因为男性对于短期的性行为拥有更强烈的愿望。所以,性竞争现象在男性同性友谊中产生的冲突也更多。
人类除了进行双向合作之外,还会形成多向的合作联盟,也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只有解决了搭便车问题之后,这些促使我们形成群体联盟的心理适应器才能得以进化。经验证据表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 “惩罚性情感”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如果集体中有人没有作出应作的贡献,大家通常都会感到非常生气,这种愤怒的情绪激发了惩罚性情感,促使大家去惩罚搭便车的人。我们期待,未来十年的研究能够揭示出用于促进合作联盟的其他心理机制。
推荐阅读
Axelrod, R.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Cosmides, L., & Tooby, J. (1992).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In J. Barkow, L. Cosmides, & J.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pp. 163—2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ynard Smith, J. (1982).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ice, M. E., Cosmides, L., & Tooby, J. (2002). Punitive sentiment as an anti-free rider psychological devi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3, 203—231.
Trivers, R. L. (1971).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35—57.
第 10 章 攻击与战争
1974 年 1 月的某个下午,在坦桑尼亚的 Gombe 国家公园,8 只黑猩猩组成了一个战斗团队,开始向南行进(Wrangham & Peterson, 1996)。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它们似乎在尽力保持安静,所以看起来有点鬼鬼祟祟。一位来自 Jane Goodall 的 Gombe 团队的研究人员 Hillali Matama 开始跟踪这群黑猩猩。后来,黑猩猩朝着它们日常活动范围的边界走去,并且最终跨出了这条边界。这时,只见不远处有一只年轻的雄性黑猩猩,它正在怡然自得地独自享用树上熟透的果实。这只雄性黑猩猩名叫 Godi,只有 21 岁。通常情况下,Godi 在外出觅食时都会和他的同伴们(也就是 Kahama 黑猩猩群体中的其他 6 只雄性黑猩猩)一起行动,但是那天他选择了独自外出。
当 Godi 发现这 8 位入侵者时,它们已经来到了这棵果树面前。Godi 试图转身逃走,但是 8 只黑猩猩追上了它,抓住了它的双腿。Humphrey 是这个战斗团队中的首领之一,它牢牢地扣住了 Godi 的肢体,让它不得动弹。而其他的黑猩猩则把 Godi 团团围住,把它的脸按在地上,并且开始发起攻击。在狂风暴雨般的尖叫、扭打、撕咬和攻击中,8 只黑猩猩就好像是一群黑帮少年正在殴打一个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的受害者。十分钟之后,拳打脚踢和撕咬总算停止了,Godi 看着这些黑猩猩重新返回了它们自己的活动范围。但是,Godi 已经身受重伤,流血不止,它的身上布满了被打伤的痕迹。研究者再也没有见过 Godi。尽管 Godi 受到攻击后并没有马上死去,但是研究者推测它准是在几天或一周之内就死了。
这次攻击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它的性质恶劣,也不是因为入侵者以合作的方式殴打了无助的受害者,而是在于它的历史意义。其实,这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目睹黑猩猩入侵邻近的地域,并且向敌人发起了致命的攻击。结果,这次观察促使许多研究者开始怀疑那些由来已久的基本假设:其他的灵长目动物都和平共处,只有人类才杀害自己的同类;黑猩猩过着一种 “田园般的纯净生活”,那是 “人类已经遗失的天堂乐园”(Ardry, 1966, p. 222)。而且,这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黑猩猩群体面临雄性暴力的威胁。这种雄性暴力是如此的极端,以至于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碰到错误的群体也许就意味着死亡。”(Wrangham & Peterson, 1996, p. 21)
当然,人类并不是黑猩猩,我们不能把人类和其他物种作简单的比较。尽管黑猩猩具有极端的攻击性,但是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人类是否也具有这种攻击性。不过,Wrangham 和 Peterson(1996)做了一项令人注目的观测工作。在现存的 1000 多万种动物物种(其中包括 4000 种哺乳动物)里面,只有两个物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雄性冲突。它们的雄性成员会形成合作同盟,入侵邻近的地域,并且对自己的同类发起致命的攻击。这两个与众不同的物种,就是黑猩猩和人类。
其实,人类和黑猩猩一样,也会形成攻击性的雄性同盟。同盟内部的成员相互帮助,共同向敌人发起进攻。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抗和斗争:斯巴达和雅典、十字军东征、Hatfields 和 McCoys(美国两个有世仇的家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及 Tutsis 和 Hutus(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在每一种文化背景中,男性通常都是团结起来进攻其他的群体,或者保护自己的群体成员。在所有的物种当中,只有人类和黑猩猩同样具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攻击模式(Wrangham & Peterson, 1996)。
基于这些观察,我们不禁要发问:人类攻击行为的起因是什么?人类攻击行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哪些人具有攻击性,哪些环境容易引发攻击行为?最后,攻击行为为何表现出现在的形式?这些问题都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攻击用于解决适应性问题
夺取他人的资源
抵御他人的攻击
让同性竞争对手遭受损失
提升社会地位和权力等级
打消竞争对手的攻击念头
防止长期配偶出轨
攻击行为的情境特殊性
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
栏目 10.1 发怒的校准理论
关于攻击行为的不同适应性模式的研究证据
关于同性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的证据
引发男性之间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引发女性之间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引发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引发女性对男性的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战争
栏目 10.2 雅诺马马战争
人类已经进化了杀人的机制吗
小结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攻击行为并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现象。其实,它是一组行为策略,只有在高度特殊化的情境条件下才会显现出来。攻击行为的潜在心理机制之所以得到了进化,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很多非常独特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获得资源、同性竞争、提升社会等级以及留住配偶等。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预测攻击行为的诸多差异:性别差异、个体差异、一生当中的差异以及跨文化之间的差异。证明攻击行为的差异性,并不代表它与生物学因素完全无关。其实,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是一种真正的交互作用论:它详细地阐明了一系列的因果条件,包括凶手和受害者的特殊特征、激发攻击行为的社会情境,以及攻击行为能够解决的特殊适应性问题。
进化的观点认为,采用攻击策略至少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六方面的收益:获取他人的资源,保护自己和亲属免受攻击,让同性竞争者付出代价,提升地位和社会等级,打消竞争者的攻击念头,还有防止长期配偶的性背叛。
进化的观点作出了这样的预测,攻击行为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攻击者和受害者一般都是男性。如果一个择偶系统拥有一定程度的一夫多妻特征,那么自然选择将会在男性身上塑造出某些冒险的策略。这些策略让男性获得了比平均份额更多的性接触机会,不必担心自己完全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各方面的经验证据都强烈表明,大多数的身体攻击都是男性所为,而且大多数的受害者也都是男性。这些证据分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性凶杀事件的统计资料,校园里的欺凌现象的频率,还有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中的身体攻击行为的人种志证据。
四种不同组合的攻击行为(男对男、男对女、女对女、女对男)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情境因素。激发男性的同性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通常包括失业和未婚。这两种因素都预示着个体即将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所以它们激发了男性的攻击性的冒险策略。另外,当男性的地位和名声受到威胁时,当男性看到或者怀疑有竞争者打算 “引诱” 他们的配偶时,他们也会对其他男性发起攻击。
女性之间的攻击行为主要发生在同性竞争中。但是,女性通常不会使用身体攻击,而是喜欢使用口头攻击来诋毁她们的竞争者。女性最常用的毁谤策略,就是攻击竞争对手水性杨花、行为不检,或者嘲笑竞争对手的外貌。这两种策略都非常有效,因为它们违反了男性在挑选长期配偶时的偏好和标准。
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行为主要是为了控制女性的性活动。性嫉妒是激发男性对他们的配偶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这样的攻击行为确实有助于阻止他们配偶的不忠行为。由于年轻的女性拥有更高的繁殖价值,所以她们往往更容易受到配偶的攻击。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远古男性都希望自己成为年轻女性的唯一性接触对象。
虽然女性杀死男性的事例特别少见,但是确实也存在这样的事情。不过,女性通常只是为了自卫。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男性因为女性的不忠行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捕风捉影)而大怒,女性为了保护自己才不得已杀死了男性。
战争是指一个合作同盟向另一个合作同盟发起的攻击行为,它在所有的动物当中都非常罕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只在两种哺乳动物身上发现了战争行为 —— 黑猩猩和我们人类自己。进化的观点带来了很多关键性的预测:战争是一种纯男性的活动;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男性参与战争所获得的主要繁殖资源。确实,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理论。研究者发现,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只有男性才会参与战争;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战胜方所获得的主要战利品;男性比女性更多地自发性地评估自己以及他人的战斗能力;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同盟者的下列特征 —— 身体强壮、勇于面对危险以及善于打斗。尽管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但是现有证据都支持了战争的进化理论,并且向我们表明,男性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参与战争的特殊心理机制。
本章的最后一节考察了人类是否已经进化了杀人的心理机制,并且介绍了两个不同的理论假设。第一种假设认为,杀人行为是一种 “疏漏”,是当事人在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控制他人时所产生的意外结果。第二种假设认为,人类(特别是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特殊的 “杀人机制”。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这种机制能够被激活。如果杀人行为带来的收益超出了它所引发的代价,那么这种机制就会产生行为输出,即杀人行为。虽然我们还需要对这两种假设进行更加直接的比较,但是杀人念头的普遍性、激发杀人念头的情境的可预测性、明显的性别差异以及凶杀行为的预谋性等等,似乎都支持了杀人机制理论。
不过,进化心理学对人类攻击行为的观点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三个男人都面临配偶出轨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暴打,一个是杀人,另一个则是酗酒。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进化的视角还无法对这种现象给予解释。另外,进化的观点也不能解释下列文化差异:在有些文化中(比如 Yanomamö),男性的攻击行为有助于他们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在另一些文化中,攻击行为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名誉损失。所以,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在对攻击行为进行解释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但是,虽然进化心理学对攻击行为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这种理论框架所提供的研究思路,是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攻击行为的进化理论可以非常简洁地解释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比如说,男性对男性的攻击行为最为普遍,男性的性嫉妒是家庭暴力和婚内凶杀事件的主要原因,还有,继父母的身份是引发继子女的攻击行为的原因之一。同时进化心理学让我们朝着关于人类攻击行为的复杂交互作用论又迈出了一步。
推荐阅读
Buss, D. M., & Shackelford, T. K.(1997). Human aggression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17, 605—619.
Campbell, A. (1999). Staying alive: Evolution, culture, and women’s intrasexual aggress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22, 203—252.
Chagnon, N. (1988). Life histories, blood revenge, and warfare in a tribal population. Science, 239, 985—992.
Daly, M., & Wilson, M. (1994).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male violence. In J. Archer (Ed.), Male violence (pp. 253—288). London: Routledge.
Wilson, M., & Daly, M. (1985). Competitiveness, risking-taking, and violence: The young male syndrome.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6, 59—73.
第 11 章 两性冲突
一项针对中学生的研究显示,36%的女生都报告说曾经在约会过程中遭遇过暴力(DeGroat, 1997)。该研究还发现,曾经遭遇过中度暴力 —— 包括踢、掐、抓、推和搧耳光 —— 的女生中,44%仍然维持情侣关系。而曾经遭遇过重度暴力 —— 包括使人窒息、拳击以及使用武器威胁 —— 的女生中,36%还维持着这种关系。不过,这些都仅仅是两性冲突的冰山一角。本章将探讨两性冲突的进化基础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
进化心理学家是探索两性冲突问题的先驱,在他们研究之初,其他领域对此少有问津。刚开始,有一名进化心理学家只是简单地让男性和女性分别列出异性曾经做过的使他们心烦、生气或者愤怒的事情(Buss, 1989b)。大学生们列出了 147 种事件,从傲慢无礼、出言不逊、拳脚相向到性攻击(sexual aggression)、性抑制(sexual withholding)、大男子主义以及性背叛。然后,这个列表被用来测试一系列基于策略冲突(strategic interference)的进化心理学假设。
策略冲突理论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常见特征,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在第十章,我们研究了同性冲突的许多特点,包括竞争者之间的相互诋毁、身体暴力和战争。这些都是进化观点中可以预测的冲突形式。同性成员的相互竞争常常是为了获取相同的资源:异性以及吸引异性所需的资源。
进化心理学家预测两性冲突的发生不是因为男性和女性争夺相同的繁殖资源,而是源于两性的性策略在进化中形成的差异。在第四、五、六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两性都进化出了短期择偶和长期择偶策略。但是相同的策略却因性别差异而拥有不同的性质。短期择偶策略就体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差别。男性进化而来的对性的多样性的欲望就比女性要深得多。这种欲望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男性能更快地获取性接触,男性比女性的欲望更持久,也更具有攻击性。相反地,女性进化出了对短期择偶策略更强的辨别力,这典型地体现在拖延性交时间,不像男性期望的那样很快就进入性交阶段。很明显,男女两性这些相互冲突的欲望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这就是被称为策略冲突 (strategic interference)的一个例子。
策略冲突可以这样来定义,一方使用某种策略想要达到某个目标而另一方却阻挠策略的实施以及欲望的达成,此时策略冲突就产生了。例如,一个女人会采用拖延性交的策略,直到她感到依恋对方或者得到承诺时才打算进入性交阶段,而此时男人却坚持提出性请求,即便在了解了女性的想法后还是如此,这就产生了与女性性策略的冲突。然而与此同时,女性的拖延策略也干扰了男性采用短期择偶策略尽快获得性接触的计划。总之,两性冲突并不是像同性的策略冲突一样来源于对相同资源的竞争,而是因为两性间的策略总是相互干扰。
策略冲突理论不单单用于解释性交发生时间早晚的冲突。它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的两性冲突,包括工作场所和约会时间发生的不愉快和婚姻中的小摩擦。例如,性骚扰就是策略冲突在工作场所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约会中的欺骗是策略冲突的又一种形式。男人对女人隐瞒婚姻而女人对男人隐瞒年龄,这两者都违背了对方的意愿因而产生了策略冲突。婚姻中的性背叛是策略冲突的又一种形式,因为这违背了配偶的意愿。长期关系中的策略冲突还包括强迫性控制、恐吓威胁、暴力举动、口头辱骂以及伤害对方的自尊。这些冲突的重点在于,它们阻碍了对方策略的实施,而且违背了对方的意愿。根据理论预测,从陌生到亲密的两性交往过程中,这些冲突都广泛存在。
策略冲突理论的第二个假设是,诸如恼怒、忧伤和烦恼等 “消极” 情绪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用于解决策略冲突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消极 (negative)用引号引起来是因为虽然这些情绪体验起来很痛苦,但它们的功能是解决策略冲突引起的适应性问题。首先,它们指向有问题的事件,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此,而暂时撇开无关事件。毕竟,注意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必须明智地作出分配。一个人体验愤怒或忧伤的时候,这些情绪会把他的注意力导向困境的来源。其次,情绪给这些事件打上印记,便于记忆的储存和提取。再次,这种情绪激发人们采取行动以降低策略冲突事件的发生。
总之,策略冲突理论有两个主要的假设。第一,无论哪一方违背了异性成员的意愿,策略冲突都会发生;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冲突能够有效阻止我们祖先对某种策略过分偏爱而导致繁殖成功率的降低。第二,诸如恼火、愤怒和忧伤等 “消极” 情绪是一种进化而来的用于解决策略冲突适应性问题的手段,它们激发人们对冲突来源提高警惕并且采取行动使之化解。
在讨论验证该理论的经验证据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两个重要的限定。首先,冲突本身并没有适应性目的。一般而言,每个卷入与异性冲突的个体,在冲突中及其冲突本身并不具有适应性。相反,冲突往往是男女性策略不同而产生的令人不快的副产品。
第二个限定是 “两性之间的战争”,这一隐喻可能使人误解。它似乎暗示着,男性和女性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结成两大联盟,而联盟之间时有战事发生。这与实情相距甚远。进化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委。男性不可能和其他男性结成联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男性主要和同性成员竞争。女性亦是如此。因此,由于 “共同利益” 而使得所有的同性成员结成统一联盟是不可能的。当然,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和特定的同性成员结成某种联盟,但是这并不违反个体主要和同性成员竞争的基本原则。有了这两个限定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支持两性冲突进化观点的经验证据。
关于是否发生性行为以及何时发生性行为的冲突
关于性接触的冲突
性侵犯与进化形成的防御方式
性骚扰
性侵犯
男性已经进化出了强奸适应器吗
强奸倾向的个体差异
女性已经进化出了反强奸的适应器吗
性嫉妒中的冲突
嫉妒的性别差异
从警惕到暴力:留住配偶的策略
留住配偶策略的性别差异
影响留住配偶策略的使用频率的背景因素
家庭暴力
关于资源的冲突
资源不均衡的原因:女性的择偶偏好和男性的竞争策略
栏目 11.1 所有的男人联合起来控制女人?
小结
男女之间的冲突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约会的分歧到婚姻中的感情困扰。这些冲突为什么会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对此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关键的看法。首先是策略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个人阻碍或破坏了他人为某种目的而设计的策略实施时,就会产生冲突。如果一位女性采用的是长期择偶策略,而碰巧一位男性采用的是短期择偶策略,他们各自都要成功完成目标就必然会产生冲突。根据该假设,诸如愤怒、困扰和嫉妒等消极情绪都是进化而来的策略冲突的警报器。
有关性接触的冲突是两性冲突中一个最大的方面,它有多种表现形式。首先,研究证明男性总是容易比女性推断出更多的性意向,特别是针对诸如微笑等模糊信号。其次,男性有时会欺骗女性,尤其是在感情投入程度和长期关系的意向上采取欺骗,以达到他们获取短期性关系的目的。根据错误管理理论的预测,一些这样的冲突源自进化形成的认知偏向。该理论提出,一种错误带来的繁殖代价(例如,无中生有地过高推测对方的性兴趣)不同于另一种错误所产生的代价(例如,无法察觉对方实际存在的性兴趣)。如果这些不对称的代价在进化历程中一直存在,那么自然选择就会产生社会推理中的偏差。这样一来,男性就进化出一种夸大型的性知觉偏向,导致他们对女性的诸如微笑或独坐吧台这些模糊线索的反应产生偏差,认为这是女性对自己感兴趣,但是这种偏差使男性不至于错过性交机会。而根据预测,女性有一种对承诺的怀疑主义偏向,她们对男性的承诺信号十分警惕以避免被虚情假意的男性所欺骗。
有关性接触冲突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工作场合的性骚扰。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都是性骚扰的肇事者,女性往往是受害者。而受害人有一些特定的特征:她们通常都是年轻迷人的单身女子。对于同样的性骚扰行为,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容易恼怒,该现象支持了一种假设,即消极情绪是策略冲突的信号。任何一种性骚扰行为,如果被地位较低的人骚扰,例如一个垃圾收集工或建筑工人,比起被地位较高的人骚扰,女性会表现出更大的恼怒。
性攻击也会在工作场所以外发生。和性骚扰一样,对于同样的性攻击行为,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容易恼怒,例如未经允许抚摸她们的身体,甚至在她们一再拒绝的情况下还要求性交。研究结果显示,男性通常会低估女性对性攻击行为的愤怒程度。
一种广受争议的两性冲突在于,强奸究竟是男性进化而来的特定机制,还是诸如寻求短期性关系的欲望以及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等其他心理机制的副产品。现有的经验证据并没有单单支持哪一种假设。例如,强奸受害者通常是年轻女性(也就是有生育力的)的发现并不能证明强奸适应器的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正常的性关系中,男性也偏好年轻女子,这是进化而来的择偶偏好。不过,为了降低这种恐怖现象的发生率,此类研究仍然迫在眉睫。
最近的研究集中于女性的反强奸机制,例如选择 “特殊的朋友” 充当保护人,选择更强壮更有威慑力的男性作为配偶,对可能发生强奸的环境的恐惧,以及遭遇性暴力后的心理创伤体验。对女性反强奸机制假设的初步研究是充满前景的。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以便更加精确地确定女性用于反性暴力的防御策略。
男性是否使用性攻击策略也因人而异,进化心理学家也开始预测哪种男性会使用该策略。配偶剥夺假设 —— 无法用其他手段吸引女性的男性只好采用性攻击 —— 已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些男性会使用性攻击策略。而一些研究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使用性攻击的男性往往评价自己十分受女性欢迎,他们获取性接触的经历比不使用性攻击的男性更成功。尽管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某些男性使用而另一些男性不使用性攻击策略,但现有研究已经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线索,采用性攻击策略的男性往往有以下特点:(1)倾向于短期的单方性途径;(2)敌对的男性意识心理。
性嫉妒是两性冲突的另一大类。进化心理学家已经提出嫉妒是进化而来的配偶背叛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们预测,男性的嫉妒主要集中在伴侣的性背叛上,因为这与男性的父子关系的确定性有关。相反,女性的嫉妒更多关注于配偶的投资和承诺是否出现了长期分散。大量的经验证据支持了该预测:男性的嫉妒往往更容易因性背叛而起,而女性的嫉妒往往因感情背叛而起。心理学数据和生理学数据都显示出这种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都得到了验证。此外,当研究者要求男性和女性去想象伴侣既有性方面又有感情方面的背叛时,结果表明男性对于性方面的背叛更加恼火,而女性则是对感情方面的出轨更为烦心。
嫉妒的心理产生了行为输出,根据假设,这些行为包括从警惕到暴力等一系列行为,主要用于防止伴侣离开或者背叛自己。当妻子年轻迷人时,也就是繁殖价值高的时候,男性往往会为留住配偶而更加用心。当丈夫收入丰厚而且为了地位努力拼搏的时候,女性往往也需要为留住配偶更加努力。针对伴侣的暴力是一种极端破坏性的留住配偶的策略。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该策略,通常使用者大多数是缺乏经济资源而不能通过积极诱因留住配偶的男性。
男性和女性也会为了资源发生冲突。在全世界范围内,往往都是男性控制着经济资源,只是存在着一些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这也是被称为父权制现象的一个方面,对此进化心理学作出了清晰的解释。两性差异可以追溯到女性偏好和男性竞争性的择偶策略的共同进化。在进化历程中,女性偏爱选择有能力获取和控制资源的男性作为配偶,男性则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源来吸引女性。进化分析也表明,男性不可能为了阻止女性获取这些资源而联合在一起。男性主要是和其他同性竞争,而不是和女人。此外,男性还和许多特定的女性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盟,例如他们的朋友、姐妹、妻子、情人、侄女以及母亲。
推荐阅读
Buss, D. M. (2000). The dangerous passion: Why jealousy is as necessary as love and sex. New York: Free Press.
Haselton, M. G., & Buss, D. M. (2000). 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biases in cross-sex mind rea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81—91.
Keenan, J. P., Gallup, G. G., Jr., Goulet, N., & Kulkarni, M. (1997). Attributions of deception in human mat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ur and Personality, 12, 45—52.
Malamuth, N. M. (1996). The confluence model of sexual aggression: Feminist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In D. M. Buss & N. M. Malamuth (Eds.), Sex, power, conflict: Evolutionary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pp. 269—2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rnhill, R., & Palmer, C.(2000). A natural history of rape: Biological bases of sexual coerc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第 12 章 地位、声望和社会等级
1996 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 Admiral Jeremy Boorda 出了点儿麻烦。Boorda 曾在公开场合佩戴 “V” 字勋章,但事实上他从未被授予过这个勋章,所以他不得不接受媒体的采访(Feinsilber, 1997)。后来,Boorda 对自己的假冒行为感到羞愧难当,最终自尽身亡。一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联邦法官 James Ware 也被卷入到类似的丑闻当中。1963 年,一位名叫 Virgil Ware 的男孩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黑人教堂不幸遇害。那是一场白人少年发起的种族侵袭,同时被炸死的还有另外 4 名黑人女孩。James Ware 谎称 Virgil Ware 是他的弟弟,并借此在各种场合不停地表达他对 “正义的渴望”。随后,James Ware 声名鹊起,社会地位不断上升,他甚至还差点儿被提升到高级法院任职。但是,谎言败露之后,他被迫辞去了上调的委任状。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足足有几百种之多。上面的故事仅仅只是其中的两个事例而已。我们不禁要问,人们为什么要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冒着背负骗子恶名的风险,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地位、声望、尊敬、荣誉、尊重和等级。人们总是尽量避免那些让自己丢脸、羞辱、蒙羞以及声名狼藉的事情。经验证据表明,地位和支配等级的形成过程非常迅速。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找到了 59 组被试,每组 3 个人,而且 3 个人在实验之前并不相识。研究者发现,50%的小组在 1 分钟 之内就形成了明确的等级关系;另外 50%的小组也在 5 分钟之内形成了明确的等级关系(Fisek & Ofshe,1970)。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小组成员在看到其他成员之后 —— 即便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 马上就可以精确地估计出自己将来在这个小组中所处的地位(Kalma, 1991)。所以,如果要在人类身上寻找具有普遍性的动机,那么争取地位的动机肯定是其中一个(Barkow, 1989; Frank, 1985; Maslow, 1937; Symons, 1979)。
支配等级的形成过程
蟋蟀能够记住自己的战绩(Dawkins, 1989)。如果一只蟋蟀经常获胜,那么它在后来的决斗中将会变得更具攻击性。相反,如果一只蟋蟀经常落败,那么它将会变得特别顺从,避免和其他蟋蟀发生冲突。进化生物学家 Richard Alexander 制作了一个无敌的蟋蟀 “模特”,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了上述现象(Alexander, 1961)。如果一只蟋蟀被 “模特” 蟋蟀打败了,那么它在随后的决斗中遇到真正的蟋蟀时,往往更有可能再次败北。似乎每一只蟋蟀都能对自己和其他蟋蟀的战斗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的结果来行事。一段时间之后,支配等级就出现了。每一只蟋蟀都拥有相应的等级次序,低等级的蟋蟀要屈服于高等级的蟋蟀。
有趣的是,最近经常获胜的雄性蟋蟀更有可能得到雌性蟋蟀的青睐。Dawkins(1989)认为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之为 “马尔伯勒公爵效应(Dude of Marlborough Effect)”。这个词出自于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在日记中对丈夫的描述:“今天公爵凯旋归来,让我备感欣喜。”(Dawkins, 1989, p. 286)对我们人类自己的研究结果,也为这种效应提供了佐证。在一项对网球选手的调查当中,研究者发现,每到重大比赛的前夕,网球选手的睾丸激素水平要上升一倍。但是在赛事结束之后,输掉的选手的睾丸激素水平会迅速下降,而获胜的选手则继续保持了较高的睾丸激素水平(Mazur & Booth, in press)。
动物身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啄序(pecking order)” 一词就来自于母鸡的行为。当母鸡刚刚碰面时,它们会经常打斗。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打斗现象慢慢减少了,因为每一只母鸡都知道它比某些母鸡更强,却又逊于另一些母鸡。这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母鸡可以从中受益,因为它们不必为了保住地位而把精力耗费在打斗上。同时,处于服从地位的母鸡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它们不必为了争夺地位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值得注意的是,啄序和支配等级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功能。等级只是群体的属性,而不是个体的特征。其实,个体所采用的策略的确拥有某些特定的功能。总的来说,这些策略生成了一种稳定的等级次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支配行为的功能,还要考虑服从行为的功能所在。
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如果他每次遇到对手都要拼个你死我活,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策略。失败者可能会受伤,甚至会死去,所以他最好 —— 开始就选择放弃一放弃他的领土、食物以及配偶。战斗对于胜利者也是代价沉重。胜利者也可能会受伤,而且还要把非常珍贵的能量、时间和机会耗费在打斗上。所以,如果双方一开始就知道孰强孰弱,那么胜负双方也就不必在打斗上枉费功夫。失败者可以选择屈从策略,然后径自走开,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尽管失败者暂时处于下风,丧失了很多资源,但是他(她)可以韬光养晦,选择另一个更好的时机卷土重来(Pinker, 1997)。
总之,如果有一种心理机制能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战斗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那么自然选择肯定会青睐于这样的评估能力,并且让它得以进化。在人类身上,这种评估机制可能非常复杂。它不仅限于评价一个人的体能因素,还包括其他非常重要的能力,比如说赢得朋友和同盟者的合作,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广泛的亲属关系。经过评估机制的估计和比较,支配策略和顺从策略就可以发挥作用。这两种策略的主要功能在于,如果战斗双方能够提前决定孰强孰弱,那么他们都不必为了决斗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当然,有时候双方的实力强弱也存在某些不确定性。所以,自然选择在有机体身上设计了很多虚张声势的行为,让他们夸大自己的能力,迫使对手提前放弃。同时,由于提前放弃会让动物损失很多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自然选择肯定也塑造了用于识破这些虚张声势的行为的心理机制。总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支配和服从这两种策略都可以让个体从中受益。总的来说,它们生成了一种支配等级。
从功能的角度来讲,支配等级 (dominance hierarchy)是指一个群体内的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那些非常关键的资源 —— 即有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资源(Cummins,1998)。个体的等级越高,他所获得的关键资源也就越多;反之亦然。支配等级具有传递性,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如果 A 支配 B,而 B 又支配 C,那么 A 将会支配 C。科学家已经在人类以外的许多动物身上发现了非常广泛的支配等确定性。所以,自然选择在有机体身上设计了很多虚张声势的行为,让他们夸大自己的能力,迫使对手提前放弃。同时,由于提前放弃会让动物损失很多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自然选择肯定也塑造了用于识破这些虚张声势的行为的心理机制。总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支配和服从这两种策略都可以让个体从中受益。总的来说,它们生成了一种支配等级。
从功能的角度来讲,支配等级 (dominance hierarchy)是指一个群体内的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那些非常关键的资源 —— 即有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资源(Cummins,1998)。个体的等级越高,他所获得的关键资源也就越多;反之亦然。支配等级具有传递性,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如果 A 支配 B,而 B 又支配 C,那么 A 将会支配 C。科学家已经在人类以外的许多动物身上发现了非常广泛的支配等级现象,比如鳌虾和黑猩猩。
人类以外的动物的社会等级
在鳌虾的世界里,如果两只鳌虾还没有决出胜负,那它们绝对不可能生活在同一片领地(Barinaga, 1996)。两只鳌虾小心翼翼地相互环绕,打量对方的体型大小。然后,它们会大战一场,试图把对手干掉。战斗结束之后,获胜的鳌虾变成了统治者,开始在它的 “领地” 里神气活现地徘徊。而落败的鳌虾则逃到边缘地带,避免和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再次接触。
获胜者和失败者的行为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研究者怀疑它们的神经系统肯定发生了某些变化。Donald Edwards 及其同事在鳌虾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神经元,这种神经元能够根据宿主的地位而对 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作出不同的反应。在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身上,5–羟色胺更有可能让这种神经元产生冲动。相反,在落败的鳌虾身上,5–羟色胺抑制了这种神经元的冲动反应。其实,这是 “科学家首次发现在社会现象和某种特殊的突触变化之间存在联系”(Barinaga, 1996, p. 290)。
但是,动物的地位并不是经过一场战斗就永远固定下来。当研究者把两只处于服从地位的鳌虾放在同一个领地中时,不可避免的情况是,总会有一只鳌虾从服从地位变成支配地位。两周之后,当研究者再次检验两只鳌虾的神经元时,他们发现在变成支配型的鳌虾身上,神经元不再处于抑制状态,而是被激活了。所以,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服从型的鳌虾马上就变成了支配型的鳌虾。但是,在仍然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身上,却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研究者把两只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放在同一个领地中,然后考察它们的反应。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有一只鳌虾要从支配地位掉落到服从地位。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发现落败的鳌虾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攻击性,不断地和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决斗,哪怕死掉也在所不惜。所以,“动物似乎不愿意从支配地位变成服从地位”(Barinaga, 1996, p. 290)。
黑猩猩也必须为了统治地位而不断斗争(de Waal, 1982)。处于统治地位的黑猩猩在走路时喜欢大摇大摆,这样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庞大有力。衡量一只黑猩猩的统治地位的最佳指标,就是它从其他黑猩猩那里得到的服从型问候的数量。服从型的问候是指一连串短暂的呼呼的声音,并伴随有俯身的动作。这样,服从型的雄性黑猩猩通常都是认真地仰视着支配型的雄性黑猩猩。另外,俯身动作往往伴有一系列快速的深鞠躬行为。有时候,服从型的黑猩猩要带一些东西向支配型的黑猩猩表示问候,比如树叶和木棍等。通常情况下,服从型的黑猩猩在献上这些礼物时,还要亲吻支配型黑猩猩的脚、脖子或者胸膛。相应地,支配型的黑猩猩则会尽可能地伸展它的身体,并让全身的毛发竖立起来,使它自己看起来显得更为庞大。所以,尽管两只黑猩猩本来的体型差不多,但是观察者往往误认为支配型的黑猩猩的体型更大。当服从型的雄性黑猩猩和支配型黑猩猩相遇时,前者通常表现得低声下气,而后者则显得趾高气扬,有时还会从前者身上跳过去。相比之下,雌性黑猩猩通常会抬起它们的臀部,接受支配型黑猩猩的检阅。不管是雄性黑猩猩还是雌性黑猩猩,哪怕它们只是偶尔没有向支配型的黑猩猩表示服从型的问候,支配型的黑猩猩就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直接挑战,从而向它们发起攻击。
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黑猩猩可以获得一种非常重要的收益,那就是拥有更多和雌性黑猩猩进行性接触的机会(de Waal, 1982)。通常情况下,一群黑猩猩的首领所占有的繁殖资源(即雌性黑猩猩的数量)至少是全部繁殖资源的 50%,有时甚至会高达 75%。即便这个群体中还存在另外 6 只雄性黑猩猩,情况仍然是如此。一项对 700 人的调查研究表明,等级较高的男性通常比等级较低的男性拥有更大的繁殖优势(Ellis, 1995)。不过,在某些物种当中 —— 比如恒河猴 —— 雌性恒河猴有时也会偷偷摸摸地和地位较低的雄性恒河猴发生性关系(Manson, 1992)。
当雌性黑猩猩进入发情期时,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黑猩猩所获得的繁殖收益就显得特别明显(Ellis, 1995)。有四项研究探讨了雄性黑猩猩的地位和繁殖活动之间的关系,其中三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当雌性黑猩猩进入发情期、更有可能怀孕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黑猩猩就拥有更多的性活动;同时,处于服从地位的雄性黑猩猩却只有在雌性黑猩猩不大可能怀孕的时候才拥有一定的性活动。有一项研究考察了成年雄性黑猩猩和小黑猩猩之间的 DNA 指纹鉴定,研究结果发现,和服从型的黑猩猩相比,支配型的黑猩猩确实拥有大量的后代,而且后代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平均比例。其他的研究者在猩猩和狒狒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Ellis, 1995)。
研究者发现,灵长目动物的支配等级还拥有另外两种非常重要的特征(Cummins, 1998)。第一,这些等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总是不停地争夺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篡夺首领的宝座。在某些情况下,被驱逐的雄性有可能重新夺回它们的支配地位。首领的伤亡也会导致群体的不稳定性,因为有很多个体都希望自己能够填补这个诱人的空缺。由于每个个体都想争夺等级更高的位置,所以群体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第二,灵长目动物的体型大小并不是等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灵长目动物的等级次序更多地取决于个体的社会技能,最重要的就是能否赢得朋友和同盟者的合作和支持。比如,研究者曾经观察到这样一个事例:处于服从地位的雄性结束了和首领的联盟关系,因为当它和另一个雄性争夺同一个雌性时,首领并没有给予支持(de Waal, 1992)。
追求统治地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化,关键在于它能让雄性获得更多雌性进行性接触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男女两性在追求统治地位的动机上应该拥有不同的进化基础。
支配和地位的进化理论
一个关于支配和地位的进化理论,除了需要解释群体中存在的等级差异现象之外,还必须详细地阐明个体在提升自己的地位等级时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在理想情况下,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能够预测人们在谋求社会等级时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比如说,学术界人士获取地位和等级的方法就与街区的小混混完全不同,“如果一位教授在学术会议上挥舞弹簧刀,那总归有点不合时宜。不过,学术会议总是充满了尖锐的提问、机敏的回答、学究式的愤怒、恶意的谩骂、义愤填膺的反驳,以及在学术评论和授奖委员会中的强权手段”(Pinker, 1997, p. 498)。
一个好的理论还应该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争夺社会地位的行为在男性身上更为普遍?理想的情况是,这个理论还应该能够对那些处于较低等级的个体的行为加以解释。比如,对传统社会的研究结果强烈地表明,当地的人们通常会对那些极力争取支配地位的个体表示出敌对行为,比如奚落、排斥、驱逐,甚至是凶杀(Boehm, 1999)。所以,一个好的支配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希望群体中的个体全都处于平等的地位(Boehm, 1999; Knauft, 1991)。在理想情况下,这个理论还应该区分出统治阶层 (dominance hierarchies)和生产阶层 (production hierarchies)。其中,前者是指决定如何分配资源的阶层,而后者则是指为了达到群体目标而进行劳动分工与合作的阶层(Rubin, 2000)。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对上面这些问题提供比较完整的答案。不过,研究者们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进化心理学是如何对争夺地位的性别差异加以解释的。
关于争夺地位的性别差异的进化理论
支配理论
吸引社会性注意的理论
支配地位的影响因素
栏目 12.1 面孔的支配性
自尊是一种追踪社会地位的机制
服从策略
小结
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地位和支配行为的进化心理学,这些现象在动物界(从鳌虾到人类)中十分常见。支配等级 是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成员比另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对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都非常重要的资源。支配等级给动物带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动物已经进化了相应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激发个体获得更高等级的动机,以及选择合适的服从策略等等。在有些物种当中,体型的大小是决定个体支配等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灵长目动物(比如人类和黑猩猩)中,寻求同盟的社会技能是个体能否获取较高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重要资源。
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自然选择已经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更高的追逐地位的动机。如果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那么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去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进化假设。在公元前 4000 年,在有历史记载的 6 种文化背景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早在 3 岁时就已经形成了地位等级。经验证据支持了下面这个假设: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他们往往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合情合理的。女性倾向于平等主义,而男性则倾向于等级主义。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行为也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女性通过亲社会行为(比如解决群体内部存在的争端)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男性的支配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个人的收益和升迁(比如让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亲自动手)。如果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支配型的女性通常会命令男性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而支配型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Denise Cummins 提出了支配理论来解释我们身上专门用于获取支配等级的认知机制。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的命题。第一,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专门让我们对涉及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这些推理策略包括对下列概念的理解,比如允许(比如谁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谁必须在社会斗争中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谁不能够参加战争仪式舞蹈)等。第二,这些认知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支持这个理论的经验证据有:(1)3 岁大的儿童就能够对支配等级进行推理,并且可以理解支配等级的连续性和传递性;(2)如果欺骗者的地位比我们低,那么我们对这些欺骗者的记忆将会更好;(3)当站在地位较高的角度来检查那些地位较低的个体时,人们倾向于寻找违背规则的反例。
支配理论所关注的是支配行为背后的推理机制,而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AHP)理论则主要探讨了各种相关的情绪机制,这些情绪机制专门用于解决那些由社会等级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常见的情绪机制包括:地位提升之后的兴高采烈,担心地位产生变动的社会性焦虑,地位下降之后的羞愧和愤怒,嫉妒(激发个体去追逐那些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沮丧(有助于个体表现出服从行为,从而免受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
个体的支配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挺拔的身姿、低沉而洪亮的嗓音、直接的眼神交流、大步流星的行走习惯、面部特征(比如强壮的下巴),以及体型。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都与支配地位存在相关,但是它们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确定。有研究证据表明,在体育比赛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保持了上升的势头,但是失败者的睾丸激素却开始下降。在黑猩猩当中,如果其他黑猩猩没有向首领黑猩猩表现出服从的问候,首领黑猩猩体内的 5–羟色胺含量会急速减少。虽然我们现在对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的进化功能还不甚了解,但是它们的增长有利于个体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它们的减少有利于个体免受某些危险的挑战。
有些理论家认为,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机制。自尊至少能够以下面三种方式发挥作用:(1)当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开始减少时,激发我们去改善或修复相应的社会关系;(2)指导我们作出合适的决策 —— 可以向谁发起挑战,应该向谁表示服从;(3)追踪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精确地阐明自尊的所有潜在功能。
虽然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支配行为上,但是我们不该忽略服从行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必须反复地面对那些需要表现出服从行为的场景,所以,如果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相应的进化机制来解决那些与服从行为有关的适应性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但是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服从策略。它们分别是低调(降低自尊水平,避免发生冲突;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服从行为,免于受到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和诋毁出头鸟。为了检验这些假设,为了给一个关于地位、声望和社会等级的完整进化理论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
推荐阅读
Barkow, J. (1989). Darwin, sex and status: Biological approaches to mind and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De Waal, F. (1982). Chimpanzee politics: Sex and power among ape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rank, R. H. (1985).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usse, D. (1993). Cultural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Testing the relationship at proximate and ultimate level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 267—322.
Sloman, L., & Gilbert, P. (Eds.)(2000). Subordination and defeat: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mood disorders and their therapy. Mahwah, NJ: Erlbaum.
第六编 一门整合的心理科学
在这个结论性的部分,我们从进化的视角对心理学的各个领域给予了评论。第十三章揭示了进化的视角是如何让我们对心理学的主要分支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的,这些心理学分支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等。我们认为,当前各个心理学领域之间的界线和隔阂具有很大的人为性。但是,进化心理学超越了这些藩篱,并且向我们表明,如果以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为中心,我们可以将整个心理学领域更好地组织起来。
第 13 章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学
……
假如你想向你的火星同胞讲述你对智人 (Homo sapiens)这种奇怪生物的总体理解。你希望描绘出心理学家的所有重要发现,但是你又不想遵循心理学中这种人为性的学科划分。由于自然选择是唯一已知的能够产生复杂有机体设计(比如人类的心理)的力量,所以进化心理学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元理论(metatheory)。这是因为,只有进化心理学才能将这些子学科全部整合起来,才能让你对人类这种奇怪的两足灵长目动物的心理机制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这一章主要回顾了一些具体的实验研究,试图从一种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心理活动。本章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心理学的各个子学科,并且向我们展示了进化心理学在每个领域的具体影响。而第二部分则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心理学要想成为一门整合的科学,就必须消除这些传统的学科界线。
进化认知心理学
注意与记忆
问题解决:启发式、偏差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
语言的进化
人类智力的进化
进化社会心理学
在过去几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问题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比如争取社会地位,形成长期的社会交换关系,使用语言和他人交流并影响他人,形成短期和长期的配偶关系,在一群联盟者和竞争者中获得社会声誉,以及处理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等等。正因为这么多的适应性问题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所以人类的心理应该包含有大量专门用于解决社会性问题的心理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进化心理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进化社会心理学(Simpson & Kenrick, 1997)。
对于人类这个物种身上存在的许多非常深奥的问题,进化社会心理学有望对它们进行解答。人们为什么要群居?人们为什么要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配偶关系、朋友关系、联盟关系和亲属关系),并且还持续很多年?为什么我们在选择配偶和朋友时有所偏好?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和有些人合作,而和另一些人相互竞争?社会关系为什么时而充满冲突,时而又充满了爱与合作?难道正如 Beatles 所唱的那样,爱就是我们所需的全部吗?由于人类在相互交往中的大多数社会活动都是以长期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有关 “关系心理学” 的问题就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所在。
但是,这种以 “关系” 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与当前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当前的社会心理学主要以 “现象” 作为研究取向。通常情况下,研究者总是倾向于观察一些非常有趣的、违反直觉的现象,并将它们记录下来。这样的例子包括:(1)对应偏向 (correspondence bias):人们总是倾向于根据一个人一贯的性格来解释他的行为,而很少考虑到具体的环境因素,即便是环境因素应负主要责任时亦是如此(Gilbert & Malone, 1995; Ross, 1981)。(2)社会浪费效应 (social loafing effect):在集体行动中,当群体规模扩大时,个体对整个群体的贡献倾向于越来越少(Latané, 1981)。(3)自我设限行为 (self-handicapping):人们总是倾向于公开地表现出自己身上的某些缺点,以此来作为任务失败的借口(Leary & Shepperd, 1986)。(4)自我服务偏向 (self-serving bias):人们总是倾向于进行适当的归因,让自己比群体中的其他人看起来更好(Nisbett & Ross, 1980)。(5)证实偏向 (confirmation bias):人们倾向于有选择地寻找那些能够证实现有假设的信息,而不是能够证伪已有假设的信息(Hansen, 1980)。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所以,社会心理学已经积累了对许多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现象的经验性描述。但是,社会心理学还没有发展出一种足够强大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研究者们也没有发觉将这些现象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框架内是多么的合适。进化心理学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框架,能够将社会心理学的经验发现整合起来。进化社会心理学有两条主要的研究途径:(1)利用有关社会交往活动的进化理论;(2)以进化心理学为启发和指导,去发掘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性问题。
利用有关社会现象的进化理论
进化生物学的大部分理论进展都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然而很可惜的是这些理论几乎没有引起主流社会心理学家的丝毫注意。第一个理论是内含适应性理论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Hamilton, 1964),该理论对经典适应性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有机体的适应性还应该包括有机体的行为给携带有他的基因拷贝的其他个体所带来的适应性收益。内含适应性理论首次解决了社会性利他行为所带来的诸多难题。该理论的一个直接应用就是,利他者的帮助对象应该符合这样的条件:(1)拥有利他者的基因拷贝;(2)能够用他人提供的帮助来增加自己生存和繁殖的机会。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将这项理论应用于人类身上,并且已经得出了一些新颖而又令人激动的研究发现。比如说,当实验者要求被试报告他们冒生命危险去挽救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时,被试愿意伸出援手的可能性和他与被救者的遗传相关度呈函数关系(Burnstein et al., 1994)。在对家庭、利他行为、帮助行为、联盟,甚至攻击行为等社会心理学问题进行解释时,内含适应性理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工作应该是以内含适应性理论为基础,揭示出其他大量非常有趣的心理机制。
对社会心理学而言,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进化理论是性选择理论 (sexual selection theory)。性选择理论认为,进化可以通过择偶优势的不断积累而得以发生,其中择偶优势是指个体拥有的一系列特征,它们能够让个体:(1)在与同性竞争时获得成功;(2)更加受到异性的青睐(Darwin, 1871)。事实表明,这个理论在揭示一些关键的心理机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同性竞争、凶杀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冒险、择偶、两性冲突、两性在追求地位中的性别差异,以及两性在危及生命的冒险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等等。其实,在对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中的性别差异现象进行整合时,性选择理论是最有希望的一种理论(Buss, 1996a)。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是亲代投资理论 (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该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理论预测,阐述了性选择理论的两个主要成分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Trivers, 1972)。特别地,如果一种性别成员对子女的投资越多,那么这种性别的个体在选择配偶时通常会更加挑剔。相反,投资较少的那种性别的个体在选择配偶时则不那么计较,但是和同性竞争者之间的冲突却往往更加激烈。这个理论在人类的择偶策略上已经带来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研究发现(Buss, 1994; Ellis & Symons, 1990; Kenrick & Keefe, 1992),而且还有可能引发更多的发现。
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 (reciprocal altruism)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第四个理论基石(Axelrod & Hamilton, 1981; Trivers, 1971; Williams, 1966),它对很多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 —— 比如友谊、合作、帮助行为、利他行为和社会交换 —— 提供了一种进化的解释。而且,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对亲密关系(包括友谊和合作性联盟等)进行分析。在主流的社会心理学界,社会交换是一个常盛不衰的主题。但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以及相关理论为社会交换这一活动的重要性提供了一种进化解释,并且对它的形式进行了预测(e. g., Cosmides & Tooby, 1992)。
第五个理论是亲子冲突理论 (parent-children conflict),该理论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另一个理论基石(Trivers, 1974)。亲子冲突理论对家庭动力学进行了精确的预测。尽管我们通常把家庭冲突当作是家庭不和睦的征兆,但是亲子冲突理论认为,这样的冲突其实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非常普遍的。该理论解释了同胞之间为何存在竞争,还对继父母家庭中的虐待儿童现象给予了说明。另外,该理论还预测母亲和孩子在断奶的时机上存在着冲突。“亲子冲突理论预测,子女和父母在父母的婚外情上也存在着冲突,因为私通行为对父母的繁殖行为有利,但是子女却会因此蒙受损失”(Friedman & Duntley, 1998)。而且,对于许多其他的现象,社会心理学中还没有相应的理论能够对它们进行解释和预测,但是亲子冲突理论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
总之,进化生物学中的理论进展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一组强大的工具,让研究者能够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而且,在我们对许多非常重要的领域进行探讨时,这些理论也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
道德情感的进化
考虑一下下面这个假设的两难问题:一幢房子着火了,你可以去左边的房间挽救一群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小孩,也可以去右边挽救你自己的孩子(Pinker, 2002)。如果你是右边孩子的父母,那么左边的房子里有多少个小孩才能让你决定去挽救左边的孩子,而让自己的孩子被活活烧死?存在着让你作出这个悲痛决定的具体数字吗?进化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标准很可能以遗传相关度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人类的直觉和进化理论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人类的道德推理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得出有利于自身遗传利益的结论呢?这一小节考察了道德感的进化,以及它为什么会让我们产生许多令人惊奇的态度。
大多数人都觉得谋杀、强奸、乱伦和虐待儿童等犯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道德观念呢?对道德观念的传统研究采用了 “理性主义” 的理论取向,即人们通过道德推理才得出了相应的道德观念(Haidt, 2001)。我们运用逻辑和理性,来权衡错与对、伤害和罪行、正义与公正等问题,然后才得出合乎道德的正确答案。但是最近,心理学家 Jon Haidt 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主张人类其实已经进化出了很多道德感 (moral emotions),这些道德感可以自动地迅速产生对于各种事物的评价。只有在后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道德观点进行解释时,我们才会抓住推理这根救命稻草,从而让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都是来自于理性推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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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类似的场景中,Haidt 发现了相同的反应倾向 —— 尽管人们从事件中找不到一个明显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这里就有一个例子:“有一条狗在它主人家门前被汽车撞死了。这家人听说狗肉很好吃,所以把死狗做成一道菜当作晚餐吃掉了。” 同样地,大多数人觉得这样的行为简直是道德败坏,但是他们却很难找到潜在的合理原因来为自己的态度辩解。对这些现象的一种解释是,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很多种道德感。比如说,人类已经进化了对乱伦行为的厌恶感 (repulsion of incest)来防止近亲繁殖现象,正是这种情绪机制才让我们对 Julie 和 Mark 之间的行为作出上述反应(Lieberman, Tooby, & Cosmides,出版中)。当听到有人把他们家养的狗吃掉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很反感 (disgust),这种情绪也许拥有进化上的意义,比如阻止我们摄入那些已经死去的、可能存在危险的肉类。换句话说,这种情绪是 “我们进食行为的守护神”(Haidt,出版中)。变质的肉类和粪便可以激起相似的厌恶反应。
同样的功能逻辑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其他的道德情绪,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些道德情绪的研究工作还非常少见。对欺骗者的愤怒 (anger)很有可能是进化来惩罚那些违反社会契约规则的人的。这种愤怒情绪可以激起主体的复仇意愿,用于阻止其他人以后的欺骗行为。而且,复仇这种情绪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在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研究当中,实验者向参与者呈现各种好莱坞电影短片,这些短片讲述了非常不公正的故事,但是故事的结局各不相同(Haidt & Sabini, 2000)。参与者的任务就是对各种不同的结局进行等级评定。一般而言,如果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 ——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接受了自己的损失,宽恕了坏蛋,并且发现自己得到了成长和实现 —— 那么参与者通常会非常不快。他们最满意的结局是,坏蛋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并且知道他受到的惩罚是因为自己的罪行所导致的,并且为自己的行径感到羞耻。简而言之,人们对欺骗行为和违反社会契约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可能是进化来执行某种监控功能的 —— 即确保其他人会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职责。
困窘 (embarrassment)这种情绪可能是进化来促进主体的绥靖和服从行为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我们面对地位较高的人时很容易产生窘迫感,但是在地位较低的人面前则很少有这种情绪反应(Haidt,出版中)。另外,当我们违反社会习俗时,我们也会体验到窘迫感。羞愧 (shame)是一种与困窘相似的道德情绪,不过它比困窘的程度更深。羞愧感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未能达到某种道德标准,而且我们的失败行为已被他人所知晓,这时我们就会体验到羞愧。羞愧和困窘都会激起个体想要隐藏和退缩的愿望,减少自身的社会参与程度。如果个体表现出羞愧感,那么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对他发起的攻击和惩罚将会降到最低。这样,个体因违反道德规则所付出的代价就会大为减少。
内疚 (guilt)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原型情绪。羞愧往往是由与地位等级有关的活动所产生的,而内疚则主要源于个体对群体关系的违背(Haitdt,出版中)。内疚这种情绪的进化意义可能在于,它可以让你向受害方传递这样的信息:你知道你给对方造成了伤害,你感到非常后悔和歉意。而且,内疚情绪还向对方表明,你愿意对对方受到的伤害给予补偿。正是由于内疚拥有这些功能,所以它才能保证那些非常重要的关系不至于破裂。
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进化假设来解释其他的道德情绪,比如轻蔑 (contempt,无视职责和等级、不尊重)、同情 (sympathy,激发我们去帮助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感激 (gratitude,激发我们对恩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等等。
总之,道德情绪就好像 “义务装置(commitment devices)”,它能够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去惩罚欺骗者,并且向他人表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联盟对象。每一种道德情绪似乎都适合于某一种特殊的行为。道德情绪所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尊重权威 —— 限制自己的私人愿望,去服从处于支配地位的人,或者权力组织所制定的条例、规则和命令等。(2)渴望公正 —— 合作和互惠行为拥有适应性的价值,而且,惩罚欺骗者主要是为了防止互惠关系的破裂。(3)关心的进化 —— 奉献、同情,以及向同盟者、配偶和亲属提供帮助,都拥有重要的适应性价值(Krebs, 1998)。研究道德情绪的科学家们敏锐地揭示出男女两性在道德情绪上存在着性别差异。比如说,进化心理学家 Shelly Taylor 发现,女性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更有可能是关心 和帮助 —— 保护和照料后代,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网络等(Taylor, Klein, Lewis, Gruenewald, Gurung, & Updegraff, 2000)。相反,男性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则更有可能是打斗或逃跑。
所以,与其说道德情绪是个体通过严密的逻辑规则所得出的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还不如说它的产生是一个快速的、自动化的过程。正如哲学家 David Hume 所言,“理性…… 是激情的奴隶”(Hume, 1969/1739, p. 462)。尽管道德一直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是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对道德的研究根本不可能脱离那些它进化来所要解决的社会性的适应性问题。正因为此,Jon Haidt 才会下结论说,“道德的高尚之处在于,它把我们所有的人都与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东西相互联系起来”(Haidt,出版中,p. 25)。
多水平选择理论:群体选择理论的复兴
群选择理论认为,有一些群体水平(group-level)的适应器已经通过差异繁殖和种群的灭绝而得到了进化。在第一章中,我们曾经讨论过群选择理论的消亡。自从 George Williams(1966)在其经典著作中对群选择理论进行批评之后,几乎所有的进化生物学家都摒弃了群选择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因为群选择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事实上,Williams 本人就曾经提到,群选择在理论上其实是有可能的,而且还确切地存在于某些物种当中(比如蜜蜂)。如果群选择理论想要变得实际可行,那么它至少要满足下面这些条件:(1)群体内部的成员 “高度享有共同的命运”;(2)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繁殖活动中的竞争较少;(3)差异繁殖和某些种群的灭绝必须不断地反复出现。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条件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多数物种的强大选择力量。
最近,进化生物学家 David Wilson 和进化哲学家 Elliot Sober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群选择理论的可行性其实远比大多数生物学家所想象的要高(Sober & Wilson, 1998; Wilson & Sober, 1994)。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群体是否也能像个体一样拥有特定的功能组织。这就好比,个体是自然选择的 “载体”,所以群体也是自然选择的 “载体”。Wilson 和 Sober 以人类为例来解释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人类采取许多措施来减少群体内部的繁殖差异,比如通过立法来限制男性和女性结为配偶等。另外,如果一个群体内的成员相互合作得很好,那么与那些全部由自私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相比,这个群体的繁殖成功率就会更高。这种复兴的群选择理论有时也被称作多水平选择理论 (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意即自然选择可以在多个水平上发挥作用,既包括个体和某个物种内部的群体,也包括更大的实体(比如多物种的生态系统)。
如果多水平选择理论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它将会对进化社会心理学产生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找出许多群体水平的适应器(比如,个体会为了群体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即便当群体中的成员并非他的亲属时也是如此)。要知道,对于那些专注于个体水平的适应器的研究者而言,群体水平的适应器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不过,许多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仍然对这种新的群选择理论持怀疑态度(e. g., Cronk, 1994; Dawkins, 1994; Dennett, 1994)。他们认为,要想使群选择成为一种强大的选择力量,还必须满足很多条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这些条件几乎很难满足,在我们人类身上尤其如此。人类群体内部的相互竞争非常激烈,而且群体拥有很高的流动性,群体内的成员可以离开这个群体去加入另一个群体,或者和其他个体组成一个新的群体。另外,群体内的个体之间很少 “高度享有共同的命运”。这些现象都是群选择理论必须克服的难题。
幸运的是,对于群选择的力量和重要性,不管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它还只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即使最后就像 George Williams 所说的那样,群选择确实只是一种 “微弱的力量”,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群选择理论本身至少能够让我们在人类的社会心理方面得出一些新的发现。
进化发展心理学
心理理论的机制
生活史策略
进化人格心理学
选择不同的生态位或策略的专门化
遗传特性的适应性评估
基于频率的适应性策略
进化临床心理学
机制失败的原因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那些被错误地当做功能障碍的问题
进化文化心理学
唤起的文化
传播的文化
艺术、小说、电影和音乐的进化
走向统一的心理学
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讨论了进化心理学是如何慢慢渗透到主流的心理学分支的,其中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以及文化心理学。另外,现已证明,进化心理学对其他的心理学分支也颇有价值,比如组织与工业心理学(Colarelli, 1998; Nicholson, 1997)、教育心理学(Geary, 2002)和环境心理学(Kaplan, 1992)等等。进化心理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它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其他的学科领域,比如对法律(Jones, 1999)、宗教(Kirkpatrick, 1999; Pinker, 1997)、艺术(Feist, 2001)和经济学(Kurzban et al., 2001; Saad & Gill, 2001; Wang, 2001)的进化分析,对数学推理(Brase, 2002)、精神病理学(McGuire & Troisi, 1998)和社会学(Hopcroft, 2002; Kanazawa, 2001)的进化研究,以及对社会认知(Andrews, 2001; DeKay & Shackelford, 2000)和认知神经科学(Barkley, 2001; Gazzaniga, 1999)等交叉学科的影响等等。
不过,进化心理学最终有望消除这些传统的学科界线。人不能被简单地分割为各自独立的元素,比如人格、社会性、发展和认知等。尽管稳定的个体差异一直是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但是它们也常常涉及到社会倾向,拥有特殊的发展源头,而且以特殊的认知机制作为基础。同样地,社会交换和互惠行为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它们的潜在心理机制,也是拥有特定发展轨迹的信息加工装置。青春期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的专属研究领域,但是青春期的个体差异以及许多重大的变化都涉及到社会性的发展。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来,许多传统的学科界线不仅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而且对于科学的发展颇有误导之嫌。这些学科界线采取了人为的和非自然的划分方式,把我们的心理机制割裂得七零八落。所以,本书的组织原则正是,我们应该通过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来研究人类的心理。这种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 “在自然的连结点上对其进行划分(cleaving nature at its joints)” 的更加自然的方法,从而超越了现存的学科界线。
所以,在进化心理学这门新的心理科学中,有一项非常关键的任务,就是确认人类在进化历史中必须反复面对的适应性问题。在这一点上,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确认了一些明显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适应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的适应性问题仍然有待探索,而我们人类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心理机制更是未知之数。对于开拓这些未知领域的科学先锋,我们不应苛求他们马上就能作出巨大的科学发现。事实上,像 Daphne Bugental、Michael Gazzaniga、Stan Klein、Paul Rozin 以及 Shelly Taylor 这些杰出的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将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在了他们自己的研究当中,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新发现(e. g., Bugental, 2000; Klein et al., in press; Rozin, 2000; Taylor et al., 2000)。
进化心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工具,这不仅使当今的心理科学摆脱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还把心理学和其他的生命科学联系起来,朝着更为广阔的科学综合迈进了一步。通过这些重要的工具,进化心理学让我们尝试着去揭示一些永恒的谜团:人类是从何而来的?人类是如何达到现在的状态的?还有,让我们成其为人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
推荐阅读
Crawford, C., Krebs, D. L. (Eds.). (1998).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deas,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Mahwah, NJ: Erlbaum.
Haidt, J. (2000).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814—834.
McGuire, M. T., & Troisi, A. (1998). Darwinian psychia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nker, S. (2002). 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Simpson, J. A., & Kenrick, D. T. (1997).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Mahwah, NJ: Erlba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