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作者是个左派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没什么好评论的了。

下面是本书的一些可以参考的重要观点（虽然我不太认同）：

人类成为地球主宰的原因并非单纯因为智力或工具技术的提升。 实际上，早在两万年前，智人拥有的智力和工具能力就已超过今日多数人，但那时的人类仍远比现代脆弱。人类在两万年间的巨大飞跃，主要靠的是大规模、灵活的合作能力，而非单纯的智力或制造工具的水平。

合作的关键信息：

• 蚂蚁、蜜蜂等群体早就在数百万年前学会了集体合作，但合作缺乏灵活性，不能应对突发变化。
• 黑猩猩和大象等动物具有一定的合作，但彼此认知范围低，合作对象有限。
• 智人之所以能主宰地球，是因为他们能与陌生个体进行高度灵活的合作，建立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

大规模合作的秘密：

• 个人最多能“认识”的对象为大约150人（“杜拉诺效应”）。因此，巨大的社会体系依赖于抽象的信仰、共识和虚拟的合作机制，而非仅凭朋友关系。
• 《最后通牒博弈》显示，人类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受到“公平感”和“情感”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社交逻辑。这挑战了传统的“理性人”模型。

关于民主：

• 只有在投票人相信“大家都是自己人”，民主才有约束力。没有共识或共同感情基础的投票，会被视为“外人”的意见难以获得接受。

人类的心理结构：

• 我们拥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当前的意识状态）和叙事自我（构建故事解释过去的自己）。实验表明，体验自我在不愉快体验中感受更深的痛苦，而叙事自我倾向于安慰自己或重塑记忆。

未来的三大趋势：

1. 生物与生命也逐渐被视作“算法”与“数据处理”，生命的本质或许就是一套自然的计算机程序。
2. 智能（AI）正在与意识变得脱钩：当前的AI或许可以变得极为“聪明”，但尚无“自我”或“感知”。
3. 无意识但超级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比我们更了解自己。这会引发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

关键思考：

• 生物和生命是不是也不过是一种“算法”？
• 智能和意识，哪个对我们更重要？
• 当“无意识但智能极高”的算法能理解我们的一切时，人类社会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化？

书籍简介

作者: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原作名: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译者: 林俊宏

出版年: 2017-2

页数: 416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类简史三部曲

ISBN: 9787508672069

内容简介

进入21世纪后，曾经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智人面临着新的待办议题：永生不老、幸福快乐和成为具有“神性”的人类。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颠覆我们很多当下认为无需佐证的“常识”，比如人文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意志将面临严峻挑战，机器将会代替人类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更重要的，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人类将面临着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绝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发生改变的 “神人”。

未来，人类将面临着三大问题：生物本身就是算法，生命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意识与智能的分离；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如何看待这三大问题，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将直接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

作者简介

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国际畅销书《人类简史》。其新作《未来简史》，以宏大视角审视人类未来的终极命运，甫一出版就在全球掀起一股风潮，引起广泛关注。

正文摘录

第1章 人类的新议题

生物贫困线

首先谈谈饥荒，几千年来这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甚至在不久前，大多数人类仍然生活在生物贫穷线的边缘，再低一点就会落入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状态。只要发生小失误，或是单纯有些运气不好，就很有可能把整个家庭或村庄判了死刑。如果一场大雨毁了你的麦田，或是强盗抢走了你养的羊群，你和亲人可能就会饿死。如果是整体的不幸或愚蠢行径，则会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在古埃及或中世纪印度，如果碰到严重干旱（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常常一下子就会有5%或10%的人死去。遇上干旱，就会出现粮食短缺；运输又太过缓慢，成本也太高，无法进口足够的食物；而且政府也，无力挽救局面。

随便翻开哪本历史书，几乎都会读到饥荒的惨状，读到人在饥饿之下做出的疯狂行径。1694年4月，法国博韦（Beauvais）某地的官员描述了当地饥荒、粮价飙涨的影响，他说自己的辖地处处都是“无数可怜的灵魂饥饿身亡；没有工作，也就没有钱买面包果腹。为求苟延残喘、稍解饥饿，这些可怜的人以不洁之物为食，如死猫或已剥皮而投入粪堆的死马。（还有人吃）宰杀牛流出的血，以及厨子扔到街上的动物内脏。其他可怜人则吃水煮的荨麻、杂草、树根、药草。”

法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景象。由于前两年年景不佳，整个王国严重歉收，到了1694年春天，粮仓已经完全见底。有钱人设法囤积粮食，以天价出售，而穷人则是大批饿死。1692——1694年，法国约有280万人饿死，约占总人口的15%；而与此同时，太阳王路易十四仍在凡尔赛宫荒淫无度。第二年（1695年），饥荒袭击爱沙尼亚，导致该国人口损失达五分之一。1696年则是在芬兰肆虐，饿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1695——1698年，苏格兰也遭受严重饥荒，部分地区饿死了高达20%的居民。

多数读者可能都知道少吃一顿午餐是什么感觉，这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在几个节日禁食，也可能是连续几天只喝蔬果汁，号称有某种神奇的功效。然而，如果是连续多日粒米未进，而且连下一口食物在哪儿都不知道，又是什么感觉？今天，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这种痛苦煎熬，但很遗憾，我们的祖先对此再清楚不过。在他们向神高呼“拯救我们脱离饥荒！”的时候，心里正是那种感觉。

过去几百年间，科技、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打开了一张日益强大的安全网，使人类脱离生物贫穷线。虽然时不时仍有大规模饥荒，但只能算是特例，而且几乎都是由人类的政治因素而非自然灾害所致。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只有政治造成的饥荒。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叙利亚、苏丹和索马里饿死，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些政客。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现在就算一个人没了工作、一无所有，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私人保险、政府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可能无法让他脱离贫困，但至少能提供足够热量，让他生存下去。就整体而言，全球贸易网络能将干旱和洪灾转为商机，也能又快又便宜地克服粮食短缺的危机。就算整个国家遭到战争、地震或海啸摧残，国际上通常还是能成功避免饥荒肆虐。虽然每天仍有几亿人陷于饥饿，但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很少有人真正被饿死。

贫困确实会带来许多其他健康问题，营养不良也会缩短预期寿命，即使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也不免有这个问题。例如就算在法国，仍有6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陷于营养不安全（nutritional insecurity）的状态，一早醒来不知道中午能否有东西吃，常常得带着饥饿入眠；就算吃到东西，营养也非常不均衡、不健康：有大量的淀粉、糖和盐，却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然而，营养不安全仍然算不上饥荒，21世纪的法国也已不再是1694年的法国。就算在博韦或是巴黎最糟糕的贫民区，现在也不会出现几周没的吃而饿死人的情形。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从“人文初祖”黄帝时期到20世纪的中国，几千年来各个轮替的中国政权都曾遭到饥荒肆虐。几十年前，中国还曾经是粮食短缺的代名词。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各国代表听到了恍若世界末日的前景预测。专家告诉他们，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走向灾难。但事实上，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奇迹。自1974年以来，虽然仍有几亿人苦于粮食匮乏和营养不良，但也已有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不再受到饥荒之苦。

事实上，在现在的大多数国家，真正严重的并不是饥荒，而是饮食过量。在18世纪，据称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尼特（Marie-Antoinette）曾向挨饿的民众说，如果没有面包可吃，何不吃蛋糕呢？但今天的穷人真是如此。现今，住在比弗利山庄的有钱人吃生菜沙拉、清蒸豆腐佐红藜，而住在贫民窟或贫民区的小女生则大口嚼着美国的国民零食Twinkie蛋糕、奇多、汉堡包和比萨。2014年，全球身体超重的人数超过21亿，相较之下，营养不良的人口是8.5亿。预计到2030年，人类会有半数身体超重。 2010年，饥荒和营养不良合计夺走了约100万人的性命，但肥胖却让300万人丧命。

看不见的舰队

继饥荒之后，人类的第二大敌人是瘟疫和传染病。……

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可能饥荒、瘟疫和战争仍然会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这已经不再是无可避免的悲剧，人类对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无法理解、无法控制。这一切已经成为有可能克服的挑战。我并不是要无视全球仍有的苦难：目前仍有数亿人民陷于贫困；每年疟疾、艾滋病和肺结核仍会带走数百万人的生命；叙利亚、刚果（金）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也仍在恶性循环。在此我并不是要声称世界上已经没有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再也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其实我的态度正好相反。纵观历史，人类总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于是根本不去试着解决，只是向神祈求奇迹，自己却从未认真努力消灭饥荒、瘟疫和战争。有人说2016年的世界跟1916年时的一样，仍然有饥饿、疾病和暴力，这等于是延续着一个古老的失败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在20世纪投入的巨大心力一无所获，种种医学研究、经济改革与和平倡议也全然徒劳。但若真是如此，又何必再投入时间和资源来进行更多的医学研究、新的经济改革并提出新的和平倡议呢？

认可人类过去的努力，其实传达出了希望和责任的信息，鼓励我们在未来更加努力。鉴于人类在20世纪的成就，如果以后人类仍然遭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就不能再怪在自然或神的头上了。我们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并减少未来受苦的概率。

然而，人类的成就还带来另一条信息：历史不会允许真空。如果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发生概率不断减小，必然要有些其他事情成为新的人类议题。我们对此必须慎重考虑，否则很可能在旧战场上全面获胜，却在新战线上措手不及。那么，21世纪会有哪些议题取代饥荒、瘟疫和战争呢？

其中一项中心议题是要保护人类和地球不被人类自己的力量所害。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住饥荒、瘟疫和战争，很大的原因在于惊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药品、能源和原材料。然而，同样也是因为经济增长，已经让地球的生态在许多方面失去平衡，而我们现在才刚刚意识到。人类对于这个危机承认得很晚，而且至今努力不足。虽然总有人谈着污染、全球变暖、气候变化，但多数国家至今仍未做出任何认真的经济或政治牺牲来改善这些状况。每当要在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中二选一时，政客、企业领导者和选民几乎总是选择增长。如果我们真想远离灾祸，就得在21世纪做出更好的选择。

人类还想追求什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只要能避免饥荒、瘟疫和战争，又能维持生态平衡，就心满意足了？这可能确实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人类不太可能就这么照办。毕竟，人类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实现某个成就，人类大脑最常见的反应并非满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类总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类拥有巨大的新能力，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也终于解除，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到时候，科学家、投资人、银行家和国家首脑整天要干什么？难道是写写诗？

成功孕育着野心，而我们最新的成就也推动人类设下更大胆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与和谐，而由人类过去的记录与现有价值观来看，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克服年老甚至战胜死亡。在拯救人民脱离各种不幸之后，我们现在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挣扎求生的动物性之后，我们现在希望把人类升级为神，让智人化身为神人。

死亡的末日

在21世纪，人类很有可能真要转向长生不死的目标。在对抗了饥荒和疾病之后，对抗衰老与死亡不过是这场战役的延续，更体现了当代文化最看重的价值：人类的生命。不断有人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不论是学校里的老师、国会里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师，还是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如此异口同声。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这或许是我们最接近全球宪法的一部文件，里面就明确指出“有权享有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死亡明显违反了这项权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类的罪行，而我们应对它全面开战。

纵观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所神化的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某些超脱于世俗的对象，因此对死亡的态度十分开放。事实上，甚至还有些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欢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看来，因为存在的意义要由死后的命运而定，由此认为死亡是世界上重要而积极的一部分。人类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个神圣、形而上的体验，充满各种意义。人要吐出最后一口气时，就该赶快找来牧师、拉比或萨满教僧，把生命的账户结清，拥抱一个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象一下，如果没了死亡，世界就会变得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轮回，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该如何自处？

对于生命和死亡，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观点与宗教的完全不同，并不认为死亡是某种形而上的神秘谜团，也不认为死亡是生命意义的来源。相反，对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我们能够也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

……

某些领域的进展飞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也让预言越来越趋向乐观。有专家认为，人类到了2200年就能打败死亡，也有人认为是2100年。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甚至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到了2050年，只要身体健康，钞票也够多，人类都可以大约每10年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死。他们想的方式是我们大约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除了医治疾病，也让衰老的组织再生，并让手、眼、脑都得到升级。而在下次治疗之前，医生已经又发明出各种新药、升级方式和小装置了。如果库兹韦尔和德格雷说得没错，很可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不死人就走在你身边的路上——至少是你刚好走在华尔街或第五大道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只是达到长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这些未来的超人并不是像神那样绝对不死，他们仍然可能死于战争或意外，而且无法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些凡人终有一死，他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一个到期日。只要没有炸弹把他们炸个粉碎，没有卡车把他们碾成肉酱，他们就能永生。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焦虑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愿意冒险体验人生，比如登上喜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还会做其他算得上危险的事，比如走过街道、去餐厅吃吃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像这样不断冒险可能就太疯狂了。

这么说来，或许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得温和点儿，别追求长生，先把寿命加倍如何？在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远远差了一大截，但仍然会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家庭结构、婚姻和亲子关系将大为改观。现在人们对结婚的期许仍然是“白头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养育后代。想象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岁是什么概念。就算40岁才结婚，后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110年，这个想法实际吗？所以，像现在多次结婚的情形可能会日益普遍。如果一个人在40多岁前生了两个孩子，等到她120岁时，养育孩子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究竟会发展出怎样的亲子关系。

再来看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假设人会在一二十岁时学会某种专业，然后一生都奉献在这个专业上。当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岁还是会学到新知识，这里我们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学习阶段”以及之后的“工作阶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岁，这套系统就不管用了，特别是这个世界还不断出现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类的职业生涯将会比现在长得多，甚至到了90岁仍然必须每天学习新知识。

与此同时，人类也不会在65岁就退休，给新一代实现他们创新的想法和期望让路。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学在一次一次的葬礼中进步。他所说的是，必须等到一个世代离去，新的理论才有机会铲除旧的理论。此种现象绝非科学独有。回想一下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不管你是学者、记者、厨师还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你的上司已经120岁了，他头脑中的概念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还要再当你的上司几十年，这给人什么感觉？

政治领域的情况可能更为险恶。如果普京继续在位90年，你觉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来就会活到150岁，那么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还会是斯大林，138岁，老当益壮；毛主席，123岁，年富力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等着从121岁的乔治六世手中继承王位，至于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可能得等到2076年才能继位。

让我们回到现实，现在还远远无法肯定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的预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来，在21世纪想永葆青春还为时过早，现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会迎来很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终将一死并不好过，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却梦想破灭，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

虽然过去100年人类平均寿命已经增加一倍，但如果要依此推论在未来100年人类寿命再翻倍达到150岁，还言之过早。1900年全球的平均寿命之所以不到40岁，是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和暴力让许多人还很年轻便离开人世。但只要避开饥荒、瘟疫和战争，就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是智人自然的寿命长度。人们可能想不到，其实在几百年前，活到七十几岁不是什么罕见的怪事。伽利略享年77岁，牛顿享年84岁，米开朗基罗更是高寿88岁，而且当时还没有抗生素、疫苗或器官移植的协助。而且，就连丛林中的黑猩猩，有时候都能活到六十几岁。 30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连自然寿命的一年都还没能延长。现代医学的成功之处，是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完整过完应有的人生。就算我们打败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杀手，也只代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0岁，但和150岁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500岁了。想达成这个目标，医学必须重新打造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并设法再生各种器官和组织。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现在绝对仍是未知数。

然而，每次失败的尝试，都让我们向战胜死亡又迈进一步，也带来更多希望，鼓励人类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来不及让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长生不死，但很有可能会在细胞生物学、基因药物和人体健康方面有重大发现。这样一来，新一代的谷歌员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点，向死亡发起进攻。高呼着人类不死的科学家，其实就像高喊“狼来了”的那个男孩：狼要来，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就算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无法达到永生，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仍有可能是接下来这个世纪的旗舰计划。考虑到我们对于“生命神圣”的信念、整个科学界的动向，再加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一场对死亡的无情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我们的意识形态看重人类的生命，绝不允许我们轻易接受人类死亡。只要人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死，我们就会努力战胜这种原因。

对于这项挑战，科学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乐于应对。只要让他们获得新发现、赢得巨大利润，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银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有谁能想到比战胜死亡更令人兴奋的科学议题，又有什么是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的市场？如果你已年过40岁，请闭上眼睛一分钟，回想自己25岁时的身体状况，不只是想起外表，更会想起当时那种感觉。如果能让你回到当时的状态，你愿意付出多少金钱？当然，有些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但愿意不惜一切的顾客也必然不在少数，足以构成一个无限大的市场。

如果这些还不够，单就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点，就已经深植在多数人的心中，足以推动向死亡宣战。只要人们认为死亡不可避免，就会从小训练自己压抑想要永生不死的欲望，或是驾驭这种欲望，将其运用到其他的目标上。正是因为人们渴求永生不死，才能谱出“不朽”的交响曲，在战争中奋力争取“永恒的荣耀”，甚至愿意牺牲生命，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不论是艺术的创造、政治的投入，还是宗教的虔诚，很大部分其实正是由对死亡的恐惧所推动的。

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就从对死亡的恐惧发展出灿烂的职业生涯。曾有人问他，是否想在大银幕上永远活下去。他回答：“我宁可活在我的公寓里。”接着他又说：“我并不想靠作品来达成永生，我希望靠的是我不要死。”不论是永恒的荣耀、全国性的悼念会，还是对天堂的梦想，都很难替代像伍迪·艾伦这种人真正想要的：不要死。一旦人们觉得（不论理由充分与否）有很好的机会能躲避死亡，求生的渴望就不会让他们再去承担艺术、意识形态或宗教这样的重担，于是引起如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如果你觉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胡须迎风扬起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足够吓人，就请拭目以待，如果行将就木的零售业巨擘和年华逝去的好莱坞过气明星以为发现了生命的灵药，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在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中，如果科学上出现显著进展，真正的战场就会从实验室转移到国会、法院和街头。而如果科学的努力宣告获胜，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过往历史上所有战争和冲突的规模，很可能都将远远不及接下来的这场争斗：争夺永恒的青春。

幸福快乐的权利

人类未来的第二大议题，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乐的关键。历史上已有无数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众认为，所谓的“至善”与其说是拥有生命本身，还不如说是能够幸福快乐。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说过崇拜神是浪费时间，死后一切不复存在，而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古代大多数人并不接受享乐主义，但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的预设思想。由于对来世概念有所怀疑，让人不只想追求长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间的快乐。毕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恒的苦难里？

……

使用药物还只是个开始。实验室里的专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以更复杂的方式操纵人类的生物化学，例如将电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脑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类身体的蓝图。不论确切方法是什么，要通过生物操纵方式得到幸福快乐并不容易，因为这其实改变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但话说回来，战胜饥荒、瘟疫和战争，在过去又岂是易事？

究竟人类该不该花这么大的心力来追求生化的快乐，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会说，快乐这件事根本没那么重要，要说个人满意度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根本是误导。有些人可能认为快乐确实是至善，但对于生化认为快乐只是身体愉悦的感觉则很有意见。

地球的神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是试着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特质如神一般，也是因为为了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必须能够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的生物根本。如果我们有能力将死亡和痛苦移出人体系统，或许也能够随心所欲地重新打造整个系统，以各种方式操纵人类的器官、情感及智力。这样一来，你就能为自己购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爱神阿弗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如果你想要的话，还可以购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疯狂。到目前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还是依靠改进外部工具。但在未来，则可能会着重于改进人的身心，或直接将人与工具结合起来。

人要升级为神，有三条路径可走：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于我们认识到人类还远远没有发挥身体的全部潜力。40亿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调整和修补人类的身体，让我们从阿米巴变成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现在成了智人。但没有理由认为智人就是最后一站。只不过是基因、激素和神经元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并不大的变化，就已经足以让直立人（最厉害的成就只是制作出石刀）变成了智人（制造出了宇宙飞船和计算机）。没有人知道如果人类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内分泌系统和大脑结构再多一些变化，结果会是如何。生物工程并不会耐心等待自然选择发挥魔力，而是要将智人身体刻意改写遗传密码、重接大脑回路、改变生化平衡，甚至要长出全新的肢体。这样一来，生物工程将会创造出一些小神（godling），这些小神与我们智人的差异，可能就如同我们和直立人的差异一样巨大。

半机械人工程则更进一步，是让人体结合各种非有机的机器设备，例如仿生手、义眼，又或是将数百万个纳米机器人注入我们的血管，让它们在血液中巡航、诊断病情并修补损伤。这种半机械人的某些能力将会远远超出任何有机的人体。例如，一个有机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必须紧紧相连，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有一头大象的大脑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国，脚在澳大利亚，那么这头大象根本就是死了，就算出于某种神秘的因素它还活着，也是眼不能视、耳不能听、足不能行。然而相对地，半机械人却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比如半机械人医生根本不用离开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诊室，就能在东京、芝加哥甚至火星上的太空站进行紧急手术。唯一需要的，就是够快的网络连接，以及一双仿生眼、一双仿生手罢了。但再想想，为什么只能是一双呢？为什么不能是四只眼睛？事实上，连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如果能有仪器直接连接半机械人医生的大脑，又何必再用手去拿手术刀？

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其实已经成为现实。最近已有猴子学会如何通过植入猴脑的电极控制远程的仿生手脚，瘫痪的病人也能够仅依靠意念就移动仿生肢体或操作计算机。如果你想的话，也能够戴上电子“读心”头盔，在家里遥控电子设备。这种头盔并不需要把电极植入大脑，而是读取头皮所发出的电子信号。如果想开厨房的灯，只要戴上头盔，想象一些事先编程的心理符号（例如想象你的右手做某个动作），就能把开关打开。这种头盔现在在网络上就能买到，只要400美元。 44

2015年年初，斯德哥尔摩一家高科技公司Epicenter有数百名员工在手中植入了芯片。这个芯片大约米粒大小，存有个人安全信息，只要他们挥挥手，就能打开门或操作复印机。他们希望很快也能用这种方式来付款。汉纳斯·肖布拉德（Hannes Sjoblad）是这一芯片的幕后技术人员之一，他解释道：“我们已经随时在与科技互动，但现在搞得手忙脚乱，得输入各种个人身份识别码和密码。如果能用手一摸就好，岂不是轻松自在？”

然而就算是半机械人工程，现在也相对保守，因为它假定由有机的人类大脑作为生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还有另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抛弃有机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神经网络将由智能软件取代，这样就能同时畅游虚拟与真实世界，不受有机化学的限制。经过40亿年徘徊在有机化合物的世界，生命将打破藩篱，进入一片无垠的无机领域，形成我们在最疯狂的梦中都未曾设想的形状。毕竟，不管我们的梦想多么疯狂，也还是逃不脱有机化学的限制。

离开有机领域后，生命或许终于能够离开地球。40亿年来，生命之所以还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是因为自然选择让所有生物都要完全依靠地球这个巨大星球的独特环境。就连现在最强大的细菌，也无法在火星上生存。相反，如果是非有机的人工智能，就比较容易入侵外行星。因此，用无机生命替代有机生命之后，可能就播下了未来银河帝国的种子，但其领导者不见得是《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反而有可能是数据先生（Mr. Data）。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眼前的道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那些像神一般的后代会是什么样子。要预测未来从不容易，而各种革命性的生物科技又让这难上加难。原因就在于，预测新科技对交通、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影响已经十分困难，而要用科技将人类升级则可以说是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挑战。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心灵和欲望，而我们还抱持着现今的心灵和欲望，当然无法理解其对未来的影响。

发展可以踩刹车吗？

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企业和政府都非常认真地追求着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如神一般的能力。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已经让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卫生系统和财政部门心惊胆战。现代人活得要比预期更久，而我们并没有足够资金应付他们的退休金和医疗开支。由于未来的70岁有可能就像现在的40岁，已有专家呼吁提高退休年龄，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的结构。

一旦人们意识到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而且还没法指望自己死得够早，常有的反应就是希望有人来踩刹车，减缓我们的速度。但我们不能踩刹车，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在哪儿。专家各有所长，各自精通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但没有人能成为一切的专家。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把所有点都串联起来，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领域彼此的影响错综复杂，就算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对纳米技术有何影响；反之亦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学发现，没有人能预测全球经济在10年后将会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一片匆忙之中将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没有人了解整个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其次，如果我们不知怎么成功踩了刹车，就会让经济崩溃并拖着社会一起下水。后面章节将会解释，若要维持现代经济，就需要不断且无止境的增长。如果增长停止，经济并不会温和地平静下来，而是会轰然崩塌。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会鼓励我们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毕竟，我们能穿几双鞋、能开几辆车、能度几个滑雪假期，这些数字都是有限的。经济需要永远持续的增长，也就需要能永远持续的议题——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无止境的议题，难道快乐和不死还不够，一定得去追寻叫人害怕的超能力吗？原因就在于，这件事无法与另外两项分割开。当研发出假肢，让截肢的患者能够重新走路的时候，同样的科技就能用来为健康的人进化升级。如果能够发现防止老年人记忆力衰退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能用来为年轻人增强记忆力。

治愈与进化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医学一开始几乎总是要拯救那些落在常态下限以下的人，但同样的工具和知识也能用来超越常态的上限。伟哥一开始用于治疗血压问题，但辉瑞公司惊喜地发现，它竟然也能医治阳痿。于是，伟哥让数百万人重新获得正常的性功能；但很快，就连没有阳痿问题的男人也开始服用伟哥，好让自己超越常态、得到过去未曾拥有的性能力。

发生在特定药物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整个医药领域。现代整形外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陆军医院医治脸部创伤。 但他在战后发现，同样的技术也能用来让无病无痛但很丑陋的鼻子变得更为美观。整形手术一方面继续帮助伤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健康人士加分。如今，整形外科医生在私人诊所里赚得盆满钵满，其明确而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健康的人进一步提升、让富有的人更漂亮。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有位亿万富翁公开宣布，他希望能为自己打造一个超级聪明的后代，可以想象舆论必定一片哗然。但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可能是某些父母的遗传特征（genetic profile）让孩子有极高风险染上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于是决定采用体外受精，并对受精卵的DNA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一切正常，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现大家所担心的突变，就得销毁这枚胚胎。

那么，为什么一次只让一枚卵子受精呢？何不一次让多枚卵子受精，这样就算三四个都有缺陷，只要有一枚良好的胚胎就行。当这种体外选择变得可接受，费用也合理时，其使用就会更为普及。毕竟基因突变的风险无处不在，所有人的DNA里都带有某些有害的突变、不理想的等位基因（allele）。有性生殖就像买彩票，只能靠运气。（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邓肯说：“想象一下，孩子有我的美丽、你的智力，该有多好！”而法朗士则回答：“你说得没错，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你的智力，又该怎么办？”）所以，何不取巧一下？同时让几个卵子受精，再挑出最好的组合。只要等到干细胞研究能让我们廉价取得无限量的人类胚胎，你就能从几百个选项中选出你最理想的宝宝，这些宝宝都带着你的DNA，保证没有遗传疾病，而且也不需要未来再做基因工程。将这个过程重复几代，最后很容易就会制造出超人类（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

但是，如果就算让几百甚至无数个卵子受精，仍有致命的突变怎么办？难道要摧毁所有的胚胎？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有问题的基因换掉呢？有一项突破性案例，与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有关。线粒体是人类细胞内微小的细胞器，产生细胞使用的能量。线粒体有自己的一套基因，与细胞核中的DNA无关。如果线粒体DNA有缺陷，就会导致各种造成人体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使用体外受精技术，目前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制造“三亲宝宝”，以避免线粒体遗传疾病。这种婴儿的细胞核DNA来自父母，而线粒体DNA则来自第三人。2000年，密歇根州西布鲁姆菲尔德（West Bloomfield）的莎伦·萨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阿兰娜（Alana）。阿兰娜的细胞核DNA来自母亲莎伦和父亲保罗，但她的线粒体DNA来自另一位女性。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阿兰娜有三位亲生父母。一年后，2001年，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和伦理问题而禁止了这项技术。

但在2015年2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了所谓的“三亲胚胎”法，允许使用此项技术和进行相关研究。 50 截至目前，要替换细胞核DNA在技术上及法律上都还不可行，但等到解决技术困难，过去允许更换缺陷线粒体DNA的相同逻辑，似乎也能套用在细胞核DNA上。

而在选择及更换之后，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改写。如果能够改写致命基因，又何必多此一举插入外来DNA？何不直接重写基因代码，把某个危险的突变基因改成良性的？这样，同样的机制修改的可能就不只是致命的基因，还包括不那么致命的疾病，比如自闭症、智力缺陷或肥胖。毕竟，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呢？假设基因测试指出，你的女儿很有可能聪明、美丽又善良，但有轻度抑郁症。难道你不想在试管里做些快速又无痛的处理，好让她不要多年受苦吗？

而且，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顺便帮孩子再加点儿分？就算对完全健康的人来说，生活都够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让这个小女孩的免疫系统比一般人更强、记忆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别开朗，一定会对她有帮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如果邻居都这么做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又如果本国政府禁止对婴儿做基因工程，但某个国家对此毫无限制，于是制造出许多了不起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又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走着，等到哪天，就会有孩子基因类型目录任君选择。

每次的进化升级，最初的理由都是为了治疗。你可以去问问那些正在做基因工程或脑机接口实验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要从事此类研究，他们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要治愈疾病。他们可能会说：“有了基因工程协助，我们就能战胜癌症。而如果能直接连接大脑和计算机，就能治愈精神分裂。”或许确实如此，但这绝不会是终点。等到我们成功地将大脑和计算机连接，难道只会把这种科技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真的相信这一点的人，可能很懂大脑和计算机，但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可就没那么了解了。人类只要一有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只用于治疗而不用于进化升级。

当然，人类对于新科技的使用也有所限制。比如优生运动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宠，虽然有人交易人体器官，也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但至今仍然是非常边缘的活动。就如同谋杀他人而取得器官，可能哪天设计婴儿（designer baby）也会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但仍旧是一种边缘活动。

正如我们已经在战争领域逃出了“契诃夫法则”的魔掌，其他领域也能够如法炮制。可以有些枪出现在舞台上，但永远不要开火。因此，我们必须在现今思考人类未来的议题。正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着如何使用新科技的不同选项，也就更应该清楚掌握现在的状况，主动决定，而不要等着被动地被决定。

知识的悖论

预测人类在21世纪的目标很有可能是长生不死、快乐和神性，可能会让某些人深感愤怒或惊恐，因此必须再次加以澄清。

第一，并不是说21世纪的大多数人都会做这些事。这指的是“人类整体”将会做的事，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直接参与，就算参与也很可能只是次要角色。虽然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不那么盛行，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的街区里，仍有几十亿人必须继续面对贫穷、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时，精英分子可能正要获得永恒的青春、如神一般的能力。这显然并不公平。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个人死于毒枭的战争，人类就应该把所有心力投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等到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才能把目光转向下一件大事。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件事也不太可能改变。

第二，这是一项历史预测，而不是政治目标。就算能够不管贫民窟居民的命运，仍然很难判断追求不死、快乐和神性究竟是对还是错。决定追寻这些议题，可能会是很大的错误。然而历史就是充满了重大错误。有鉴于我们过去的记录和现在的价值观，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会追寻快乐、神性和不死——即使可能因此身亡。

第三，追寻并不代表就能够得到。历史常常是由过度放大的期望所塑造的。塑造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主义试图战胜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此举并未成功。我的预测重点是人类将会尝试在21世纪完成这些议题，而不是能够成功。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由“试图战胜死亡”所塑造，但并不代表人类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不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项预测的重点并不是要提出预言，而是为了让我们讨论现有的选择。如果经过讨论，能让我们选择其他道路，而让预测不能成真，那反而更好。如果做了预测，但什么都不能改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因此很矛盾的是，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得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举例来说，假设某天专家解开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这时银行、政府、投资人和客户会立刻应用这项新知、展现新的行为，希望能够战胜竞争对手。毕竟如果新知识无法带来新的行为，岂不是说明它毫无用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立刻过时了。我们或许能够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一段关于草坪的历史

如果说历史不会遵循稳定的法则，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我们常常以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预测未来：气象学者要预测明天是晴还是雨，经济学家要判断货币贬值是否会避免或造成经济危机，好医生能判断化疗或放疗能否治愈肺癌。同样，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去审视前人的行为，好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现在和过去的情况实在太不相同了。如果现在去研究汉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的战术，希望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派上用场，这只是浪费时间。过去在骑兵战中奏效的策略，用在网络战上并不见得能占便宜。

而且，科学并不只是预测未来。各个领域的学者经常希望拓展人类的视野，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各种全新而未知的未来。历史领域尤其如此。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也会提出预言（但成绩相当一般），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通常不会考虑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放。

我们每个人都出生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也由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管理。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纯属自然、不可避免、无法改变。但我们忘了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所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过去”从祖先的坟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向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观察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类的每个念头和梦想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编织出不同的梦想。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第一幕中出现的一把枪

本书各处所见的预言，都不过是为了用以讨论当下种种困难的抉择，并邀请读者共同改变未来。预言人类会努力做到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其实和预言民众盖房子的时候前面要有块草坪非常类似。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你大声把这件事说出来，就会让你开始考虑其他替代方案。

人们之所以会对人类的梦想就是追求不死和神性感到吃惊，并不是因为这些梦想听起来太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很少有人把话讲得这么直接。但只要真正开始思考这件事，大多数人就会意识到这其实很说得通。虽然这些梦想在科技上显得十分傲慢，但在思想上早已不是新闻。过去300年来是由人文主义主导世界，将智人的生命、快乐和能力加以神圣化。而经过如此长久的人文主义熏陶，人类想要得到不死、幸福和神性，也是相当合乎逻辑的。这只不过是把早就藏在桌下的事情公开摆上台面罢了。

但我还想把另一件东西也摆上台面：一把枪。一把在第一幕中出现、将在第三幕中发射的枪。下面的章节将讨论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类的崇拜）如何征服世界。但人文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播下其灭亡的种子。虽然对人文主义来说，让人类进化为神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但这同时也暴露了人文主义固有的缺陷。如果最早提出的是一个有缺陷的理想，常常是到理想即将实现的那一刻，才会赫然发现。

我们已经可以在老年病房看到这种过程。正因为人类对于人类生命的神圣坚信不疑，我们总会尽全力让人活下去。直到整个生命状态无比凄惨，我们才不得不问：“这究竟有何神圣？”也因为类似的人文主义信念，我们在21世纪可能会让人类整体提升到超越其自身限度。同样的科技，可以让人进化为神，但也可能让人类这种生物失去意义。举例来说，如果某一天计算机强大到足以了解并克服衰老和死亡的机制，也很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在任何任务上取代人类。

在这个长篇的开头章节一开始，我们曾说过21世纪的人类议题可能是什么，但实际情况绝对会复杂许多。在目前，我们的前三大议题似乎是不死、快乐和神性。但只要一接近达成这些目标，所造成的动荡就有可能使我们偏离，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本章描述的未来，只是“过去的”未来；换句话说，也就是基于过去300年的思想和希望而指向的未来。然而，基于21世纪将诞生的新想法、新希望，还会打造出真正的未来，可能与过去的未来有完全不同的样子。

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再回头，了解智人究竟是怎样的生物、人文主义如何成为主导世界的宗教，以及为什么实现人文主义的梦想反而可能导致人文主义的崩塌。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安排。

本书第一部分，着眼于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希望理解我们这个物种究竟特别在哪里。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奇怪，在一本要讨论未来的书里，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动物？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我们周围的动物开始谈起，就不可能真正论及人类的本质及未来。智人竭尽全力想忘掉这件事，但人类仍然就是一种动物。而且，在我们想要把自己变成神的这个时刻，回头看看自己的起源就更加重要。在讨论人类化身为神的未来之前，不能不谈人类身为动物的过去，以及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原因在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是未来超人类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想知道超级聪明的半机械人可能怎么对待只是一般血肉身躯的人类吗？先去看看人类如何对待比较不聪明的动物表兄弟吧。当然，这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推，但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观察而不只是想象的最佳原型。

根据第一部分的结论，本书第二部分将会审视智人在过去数千年间创造出了怎样光怪陆离的世界，又是怎样把我们带到了现在这个十字路口。智人是怎么会深信人文主义的信条，认为宇宙是以人类为中心运转、人类是所有意义与力量的来源的？而这样的信条又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有怎样的影响？它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艺术，以及我们最隐秘的欲望的？

本书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则是回到21世纪早期。在更了解人类、更了解人文主义信条之后，第三部分描述的是我们目前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未来。为什么想实现人文主义反而会导致它的崩塌？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又会怎样动摇我们对人文主义的信念基础？有什么迹象正预示这个灾难，又是怎么反映到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上的？如果人文主义确实已经难以为继，什么可能取而代之？这一部分并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或空谈未来，而是仔细审视智能手机、约会的做法和就业市场，从蛛丝马迹中判断未来将会如何。

对于一心相信人文主义的人来说，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十分悲观、令人郁闷。但别太急着下结论。历史早已见证许多宗教、帝国和文化的起起落落，这样的动荡并不一定是坏事。人文主义主导世界300年，但其实这个时间并不长。法老王统治埃及长达3000年，教皇统治欧洲也有千年之久。如果回到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的时代，告诉某个埃及人有一天这世上会再也没有法老王，他可能会被吓傻惊呆。“没有法老王，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又有谁能来维持秩序、和平和正义？”如果回到中世纪，告诉当时的人再过几个世纪会有人说“上帝已死”，他们肯定会吓坏了。“没有上帝，日子要怎么过下去？谁又能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不会陷入混乱？”

回首过去，很多人都会认为法老时代的结束以及上帝已死的概念都属于正面的发展。或许，人文主义的崩塌也同样是件好事。人们之所以不愿改变，是因为害怕未知。但历史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

第一部分 智人征服世界

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何不同？

人类如何征服世界？

智人究竟是比较高等的生命形式，还是欺凌其他物种的地痞流氓？

第2章 人类世

蛇的孩子

祖先的需求

《新旧约全书》（及其对人类独特性的信念）是农业革命的一项副产品，使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走向一个新阶段。人类开始农耕畜牧之后，导致新一波的生物大灭绝，但更重要的是创造出另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家畜。这种发展在一开始并不重要，因为人类当时驯化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不到20种，相较之下，余下的野生物种还有千千万万。但随着时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过去，这种新的生命形式已经成为主导，今天有超过90%的大型动物都被驯化成为家畜。

对于被驯化的物种来说，物种整体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物种个体却遭到前所未有的苦难。虽然动物界几百万年来也经历过各种痛苦磨难，但农业革命带来的是全新的苦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只会变得更糟。

乍看之下，可能家畜的生活要比它们的野生表亲和祖先好得多。野猪要整天觅食、寻水、找遮风避雨的地方，而且还会不断受到狮子、寄生虫和洪水的威胁。相较之下，家猪有人类照顾，有的吃、有的喝、有的住，病了有人医，也有人保护它们免受猎食者及天灾威胁。确实，大多数家猪迟早都会进屠宰场，但这样真的就能说它们的命运比野猪差吗？难道被狮子吃就比被人吃好吗？还是说鳄鱼的牙齿不会比电动屠宰刀具更致命？

要说家畜命运特别悲惨，重点不在于它们死的方式，而是它们活的方式。被豢养的动物从古至今的生活状况，都受到人类的欲望和动物的需求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人类养猪，是为了得到猪肉；如果希望猪肉供应稳定，就必须确保猪能够永续繁衍。照这个道理来说，家畜应该能够因此避开各种极端的残酷对待。如果农民不照顾好自己的猪，让猪还没生小猪就死掉，农民就会挨饿。

不幸的是，人类却用各种方式给家畜带来无尽苦难，但同时又能确保家畜永续生存繁衍。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家畜仍然保留着野生动物的种种生理、情感和社交需求，但这对人类的农场来说毫无意义。农民常常无视这些需求，而且不会因此在经济上付出任何代价。动物被锁在狭小的笼子里，角和尾巴被割去剪掉，母幼骨肉分离，而且被有选择地养出畸形。这些动物饱受痛苦，但仍然继续生存繁衍。

这种做法岂不是违反了自然选择最基本的原则？进化论认为，所有本能、冲动、情感的进化都只有一个目的：生存和繁衍。如果是这样，看到家畜这样生生不息，岂不是证明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猪真的有生存和繁衍之外的“需求”吗？

确实，所有的本能、冲动、情感之所以会进化，都是为了适应生存和繁衍的进化压力。但就算这些压力突然消失，本能、冲动和情感也不会随之消失，至少不是立刻消失。就算这些本能、冲动和情感已经不再是生存和繁衍所必需，也仍然会影响动物的主观体验。在这里，动物其实和人类一样，虽然农业几乎可以说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自然选择的压力，但并未改变它们的生理、情感和社交冲动。当然，进化绝不会停下脚步，自从12000年前农业兴起之后，人类和动物继续进化。举例来说，现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已经进化出消化牛奶的能力，奶牛也不再害怕人类，并且产奶量远远高于远古时代的祖先。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改变。无论是牛、猪还是人类，深层的感官及情感架构都仍然类似石器时代的情形，没有多大改变。

为什么现代人如此热爱甜食？可不是因为到了21世纪初，我们还得大吞冰激凌和巧克力才能生存下去，而是因为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如果碰到香甜的水果或蜂蜜，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吃，吃得越快越多越好。年轻人为什么开车鲁莽、吵架冲动，还爱黑进机密网站？因为他们还是照着远古时期的规则行事，这些规则在今天不仅无用，可能还有反效果，但是符合7万年前的进化需要。当时，年轻的猎人如果冒着生命危险追赶猛犸象，就可能胜过所有竞争对手，赢得当地美女的芳心；而我们现在还有着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基因。

在人类控制的农场里，所有公猪、母猪和小猪也遵循着一样的进化逻辑。为了在野外生存和繁衍，远古的野猪需要巡视辽阔的地域，好熟悉环境，并留意各种陷阱和天敌。它们还需要和其他野猪沟通合作，形成复杂的猪群，并以年长、经验丰富的母猪作为领导。进化压力让野猪成为拥有高度智慧的社会化动物（母野猪更是如此），有强烈的好奇心，加上难以遏制的交往、玩乐、闲逛、探索周围环境的冲动。如果某头母猪出生时有罕见的基因突变，让它对环境与公猪了无兴趣，这头母猪就不太可能生存或繁衍下去。

野猪的后裔——家猪，也同样继承了它们的智慧、好奇心和社交技巧。 一如野猪，家猪也会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嗅觉信号来互相沟通：母猪能辨识自己的小猪独特的尖叫声，小猪只要出生两天，就能判断自己妈妈和其他母猪叫声的不同。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斯坦利·柯蒂斯（Stanley Curtis）教授有两头猪，分别名为哈姆雷特（Hamlet）和奥姆雷特（Omelette），他训练它们用鼻子控制一只特殊的游戏手柄，发现猪打简单电子游戏的能力很快就和灵长类动物不相上下。

今天，工业化农场里的母猪多半没有电子游戏可打。它们被人类锁在狭小的母猪栏里，猪栏通常长200厘米，宽60厘米，水泥地面，四面为金属条，怀孕的母猪几乎没有转身或躺下睡觉的空间，更别说散步了。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三个半月后，母猪会移到稍宽一点的猪栏，生下和养育小猪。一般来说，小猪自然的哺乳期是1012周，但在工业化农场里会被强制24周内断奶，接着就与母猪分离，送到他处等待养肥、屠宰。母猪则会再次受孕、被送回母猪栏，开始另一个循环。一般来说，母猪要经过5~10次这样的循环，接着就轮到自己被送去屠宰。近年来，母猪栏在欧盟和美国一些州已经被禁用，但在许多其他国家仍然盛行，数以千万计的种母猪几乎一辈子都住在这样的栏里。

母猪生存和繁衍的一切需要都由人类提供，包括足够的食物、抵抗疾病的疫苗、遮风避雨的住处，另外还有人工授精。客观来看，母猪再也不需要探索周围的环境、与其他猪社交、与小猪有任何情感联结，甚至连走路都没有必要。但从主观而言，母猪仍然会对这一切拥有极强烈的欲望，无法满足则痛苦万分。被锁在母猪栏里的母猪，通常都会出现严重的挫折或绝望症状。

这是进化心理学基本的一课：几千世代以前形成的需求，就算已经不再是今日生存和繁衍所需，仍然会留存在主观感受中。可悲的是，农业革命让人类有了确保家畜生存和繁衍的能力，却忽视了家畜的主观需求。

生物也是算法

农业交易

五百年孤寂

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宗教，而科技革命则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以人取代了神。有神论者崇拜的是神，人文主义者则是崇拜人。人文主义的奠基概念认为智人拥有某些独特而神圣的本质，这些本质是宇宙间所有意义和权力的来源。宇宙间发生的所有事，都会以“对智人的影响”作为判断好坏的依据。

有神论以神之名作为传统农业的理由，人文主义则是以人之名作为现代工业化农业的借口。工业化农业将人的需求、想法和愿望视为神圣，至于其他一切则不值一提。像是动物，既然没有人性的高贵，工业化农业自然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甚至是神，既然现代科技已经让人类拥有了超过远古诸神的力量，诸神自然也无用武之地。科技让现代产业对待牛、猪和鸡的方式，甚至比传统农业社会的饲养更为严苛。

在古埃及、古罗马帝国或是古代中国，人类对于生物化学、基因遗传学、动物学和流行病学的认知有限，于是操纵这一切的力量也有限。在那些时候，猪、牛和鸡可以自由地在房前屋后奔跑，从垃圾堆或附近的树林里找出各种可吃的美味。如果有哪个异想天开的农民想把成千上万只动物都关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大概就会爆发致命的流行病，不但能杀死这些动物，可能连许多村民也会遭殃。这时候，任何祭司、巫师或神都无能为力。

然而，一旦现代科学揭开流行病、病原体和抗生素的秘密，工业化的鸡舍、牛栏、猪圈也就成为可能。靠着疫苗、药物、激素、杀虫剂、中央空调系统、自动喂食装置，现在我们能把成千上万的猪、牛、鸡塞进整齐划一的狭小笼子里，用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猪肉、牛奶和鸡蛋。

而近年来，随着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开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忽然之间，我们对于所谓低等生物的命运有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快要变成低等生物了？如果计算机程序拥有了超乎人类的智慧、前所未有的能力，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些程序比人类更重要？举例来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利用人类，甚至为了它自身的需求和欲望而杀死人类？如果你认为就算计算机的智能和力量都远超人类，这种事情还是万万不可，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让人类可以利用或屠杀猪？难道除了有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能力之外，人类还有什么特殊之处让我们与猪、鸡、黑猩猩和计算机程序有所不同？如果觉得人类确实特殊，那么这种特殊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怎么能够肯定，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拥有这种特殊之处？而如果觉得人类并不特殊，那么等到计算机超越了人类的智能和力量，又有什么理由说人类生命有特殊价值呢？究竟，人类最早是怎么变得如此聪明、强大的？而非人类的实体又有多大可能将会超过我们？

下一章将讨论智人的本质和能力，一方面进一步理解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看看人类可能的未来，以及人类与超人类可能有怎样的关系。

第3章 人类的特质

毫无疑问，智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但智人也很喜欢认为自己的伦理地位较为高尚，自己的生命比猪、大象或狼更有价值，而这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真的是拳头大就赢吗？难道因为全体人类的力量大于全体猪的力量，就能说人命比猪命更珍贵？美国国力远胜过阿富汗，难道美国人的命就比阿富汗人的命更有价值？

实际上，美国人的命确实更值钱。一般美国人在教育、健康和安全上得到的金钱投资，远超过一般的阿富汗人。杀死一名美国公民，引起的国际谴责声浪也会远大于杀死一名阿富汗公民。然而，一般人会认为这只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的权力不对等。虽然阿富汗的影响力远不及美国，但阿富汗托拉博拉山里孩子的生命，还是会被认为和美国比佛利山的孩子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如果说人类儿童的生命比小猪的生命重要，我们却希望这不仅是生态上的权力不对等，更希望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人真的就是比较优越。我们智人喜欢告诉自己，人类一定有某些神奇的特质，不仅能让我们有如此伟大的能力，也为我们这种特权地位找到了伦理上的理由。那么，究竟人类特殊之处何在？

传统一神论会说，只有智人拥有永恒的灵魂。虽然身体会衰老、腐烂，但灵魂会踏上通往救赎或诅咒的旅程，不是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就是在地狱承受永远的痛苦。但猪和其他动物没有灵魂，自然也就不会出演这场宇宙大戏，不过就是活个几年，然后就死去，化为虚无。因此，我们与其担心生命短暂的猪，不如多把心思花在人类永恒的灵魂上。

这绝不是幼儿园里逗小孩的童话，而是个非常强大的神话，即使到了21世纪初，仍然不断影响着数十亿人类和动物的生命。就现有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言，相信人类有永恒的灵魂而动物只有短暂的肉体，可说是这些制度的重要支柱。这就能够解释比如为什么人类能宰杀动物为食，甚至只是为了取乐。

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完全与这个一神论的神话相抵触。科学实验确实也证明了这个神话的一部分：正如一神论宗教所言，动物没有灵魂。经过各种小心研究、仔细审视，科学家并未发现线索证明猪、老鼠或猕猴拥有灵魂。但遗憾的是，同样的实验也影响了一神论神话更重要的第二项假设，也就是人类拥有灵魂。科学家已经让智人做过千千万万种怪异的实验，找遍了人类心脏里的每个角落，看遍了大脑里的每一个缝隙，但仍未发现什么特殊之处。完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人拥有灵魂，猪则没有。

如果只是这样，或许还能说科学家继续找就是了。他们还没找到灵魂，可能只是找得还不够仔细？然而，生命科学之所以质疑灵魂这个概念，并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因为这个概念根本违反进化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虔诚的一神论信徒对进化论恨之入骨。

谁怕达尔文？

为什么股票交易所没有意识？

生命的等式

科学家并不知道，大脑中电子信号的集合究竟是怎么创造出主观体验的。更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这种现象在进化上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在理解生命时最大的空白。人类有脚，是因为几百万个世代来，我们的祖先要去追兔子，逃离狮子的利爪。人类有眼睛，是因为若干万年来，我们的祖先要看到兔子去了哪儿，狮子又从哪儿来。然而，人类为什么要有饥饿和恐惧这样的主观体验？

不久之前，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主观体验之所以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会感到饥饿或恐惧，根本就懒得再去追兔子或躲狮子了。看到狮子，人为什么要逃？很简单，他被吓到，就逃了。所以，主观体验能够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如今，科学家又提供了更详细的解释。人看到狮子，电子信号便从眼睛传向大脑，刺激某些神经元，神经元又放出更多信号，于是整条线路上的神经元一一受到刺激、放出信号。如果有足够多神经元、用足够快的速度放出信号，指令就能传到肾上腺，让大量肾上腺素传遍全身，心脏也收到指令要跳得快一些，同时在运动中枢的神经元也向腿部肌肉发出信号，让肌肉开始伸展或收缩，于是这个人从狮子旁边逃之夭夭。

讽刺的是，我们越能清楚地描绘这个过程，反而越难解释为何要有各种意识感受。我们越理解大脑，心灵反而越显得多余。如果整个系统就是电子信号从这里传到那里，那我们何必去感觉这种事情？如果就是一连串的电化学反应，从眼睛里的神经细胞一路传到腿部肌肉，何必要在这一连串反应里加入主观体验？主观体验到底有什么作用？骨牌没有任何主观体验，还是能够一块一块自己倒下。那么，为什么神经元要有感觉才能互相刺激，或是告诉肾上腺开始分泌肾上腺素？事实上，在各种身体活动（包括肌肉运动和激素分泌）中，有99%并不需要任何意识感觉。那么，不过就是为了剩下的那1%，为什么神经元、肌肉和腺体就需要去感觉呢？

你可能会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灵，是因为心灵能够储存记忆、做出规划，并且自动产生全新的影像和想法，而不只是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例如，一个人看到狮子，并不是直接对这个猎食者自动产生反应，而是先想起一年前有头狮子吃了他的阿姨，于是开始想象自己被狮子撕成碎片的模样，又想到如果这样自己的小孩就没了爸爸。这才是他会逃的理由。确实，很多连锁反应都是从心灵开始，而不是从任何直接的外部刺激开始的。因此，可能某人的心灵中突然出现关于过去狮子攻击人的记忆，而让他开始思考狮子造成的危险。于是他就聚集所有部落成员，大家一起思考有什么新方法能把狮群吓跑。

但等一下，究竟这些所谓的记忆、想象和想法又是什么？它们存在于哪里？根据目前的生物学理论，我们的记忆、想象和想法并不是存在于什么更高层而无形的领域，它们也是几百亿神经元发射出的电子信号。所以，就算我们已经把记忆、想象和想法也纳入考虑，整件事情仍然就是一连串通过数百亿神经元的电化学反应，以肾上腺和腿部肌肉开始活动为结尾。

到底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旅程中，有没有哪个步骤（例如在这个神经元传到下个神经元的那一瞬间）让心灵介入干预，并决定下个神经元要不要放出信号？有没有任何的实质动作甚至是某个电子的移动，是出于“恐惧”这种主观体验，而不是因为前一个电子的运动？如果没有这种运动——每个电子的运动都是因为先前其他电子的运动——那我们究竟为何需要体验到恐惧？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哲学家将这个谜团包裹在一个吊诡的问题中：有什么事是发生在心灵中的，但没有发生在大脑中？如果心灵中的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庞大的神经元网络中，那又何必把心灵独立出来说呢？而如果确实有些发生在心灵里的事，是在实际神经网络之外发生的，它们究竟发生在哪里？假设让我问你，你觉得荷马·辛普森对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有何想法？在这之前，你可能从没想过这件事，所以现在你的心灵就要融合两个过去不相关的记忆，可能想到的画面就是荷马喝着啤酒，看着电视上的克林顿说着“我与该名女子并无性关系”。这种融合究竟发生在何处？

一些脑科学家认为，这种融合发生在许多神经元互动所形成的“球形工作区”。 但在这里，“工作区”只是个比喻。而比喻背后的现实是什么？到底不同信息是在什么地方交会融合的？从目前的理论来看，这肯定不会发生在什么第五维度，而是像两个原本不相连接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彼此发送信号。于是，在克林顿神经元和荷马神经元之间长出了新的突触。但如果是这样，这也不过就是两个神经元互相连接的实际事件，我们为什么又需要超越其上的意识体验？

同样这个谜团，我们也可以用数学术语来呈现。目前的看法认为生物就是算法，而算法能用数学公式来呈现。你可以用数字和数学符号写出自助饮料机准备一杯茶的步骤顺序，或是写出大脑发现狮子接近时的一连串反应。若是这样，只要意识体验确实有某些重要功能，应该就能用数学来表示，因为它们正是算法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写出“恐惧”的算法，将恐惧分成一连串的计算，我们应该找到：“就在这里，计算过程第93步，这正是主观体验到恐惧的时候。”但在数学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里，有没有哪种算法中能找到主观体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算法。虽然人类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知识广博，但目前创造出的所有数据处理系统都不需要主观体验就能运作，与痛苦、快乐、愤怒或爱的感受无关。

又或许，我们需要有主观体验，才能够反观自我？在大草原上游荡、计算自己生存和繁衍机会的动物，必须想象出自己的行动和决定，而且有时也要将这种想象传达给其他动物。如果大脑要设想出一个自己如何决策的模型，就会被困在无限的循环中，开始胡言乱语！而跳出这个循环，出现的就是意识。

这种说法在50年前可能听来合理，但到了2016年已经有所不同。包括谷歌和特斯拉在内的几家公司正在设计自动驾驶汽车，而且部分已经上路。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每秒会做几百万次计算，判断其他车辆、行人、交通信号和坑洞等种种因素。自动驾驶汽车能够自动红灯停、绕过障碍，并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而不会感到恐惧。自动驾驶汽车也必须把自己的情况列入考虑，将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传递给周围车辆，因为如果它决定突然右转，必然会影响其他车辆。这种自动驾驶汽车没有半点意识，但开起车来也没有半点问题。自动驾驶汽车并非特例，还有许多其他计算机程序也能自己运作，但都没有发展出意识，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或欲望。

……

话又说回来，我们真能确信计算机没有感觉或欲望吗？而且就算它们现在真的没有，或许某天变得足够复杂之后，也可能发展出意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我们又要如何面对？等到计算机取代了公交司机、老师、心理医生，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真有感情，还是这只是无意识的算法集合？

讲到人类，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分辨“有意识的心理体验”和“无意识的大脑活动”有何差别。虽然我们距离理解意识还很远，但科学家已经成功找出意识的一些电化学特征。科学家的做法是先假设，如果人类说现在自己有意识，就是真的有意识。基于这种假设，科学家就能开始观察脑波，看看有哪些脑波只会在人类有意识时出现，而无意识时绝不会出现。

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判断看似成为植物人的中风患者究竟是完全失去了意识，还是只是失去控制身体和语言的能力。如果患者的大脑显示出有意识的脑波特征，很有可能虽然患者不能行动或言语，但其实仍有意识。事实上，医生最近也已经开始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和这样的病人进行沟通。医生会问病人是非题，告诉他们如果想要答“是”，就想象自己在打网球，如果想要答“否”，则在脑中想着自己家的位置。如果病人想的是打网球，运动皮层就会变得活跃（也就代表他想答“是”）；而如果活跃的是负责空间记忆的大脑区域，也就代表病人想答“否”。

这套方法用在人类身上很方便，但用在计算机上又如何？由于计算机是以硅为基础的，而人类的神经网络是以碳为基础的，两者架构大不相同，因此人类意识的特征很可能无法套用。我们似乎陷入一个死循环。一开始，我们相信人类说自己有意识的时候就是真的有意识，然后我们就能找出人类意识的脑波特征，接着就能用这些特征来“证明”人类确实有意识。但如果人工智能也说自己有意识，我们应该相信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答案。早在几千年前，哲学家就已经发现，没有办法明确证明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具有意识。而且就算只把范围限制在其他人类，我们也只是假定他们有意识，而无法真正确定。搞不好，其实全宇宙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而其他所有人类和动物都只是没有心灵的机器人？或许，是我在做梦，而遇见的每个人都只是我梦里的角色？又或许，我是被困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看到的一切都是虚拟的？

根据目前的科学定论，我所体验到的一切都是脑电活动的结果，所以理论上确实能够模拟出一个我完全无法与“真实”世界分辨的虚拟世界。一些脑科学家相信，在不太远的未来，我们就能做到这种事。也有可能，你已经身在这样的世界里了？搞不好今年实际上是2217年，你是个穷极无聊的青少年，泡在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里，正在模拟21世纪早期这个原始却又令人兴奋的世界。只要你一承认这种事情确有可能，数学逻辑就会把你带向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因为只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可能的虚拟世界无穷无尽，所以你所在的这个世界碰巧是真实的可能性实际上接近于零。

这个知名而难缠的问题称为“他心问题”（Problem of Other Minds），到目前为止所有科学突破都还无法克服这个问题。目前学者对此提出的最佳测试方法称为“图灵测试”（Turing Test），但这项测试其实只能测试社会常规。图灵测试认为，想判断某台计算机算不算具备心灵，做法是安排测试者同时和计算机及另一个真人沟通，而测试者不知道哪个是计算机，哪个是真人。测试者可以向计算机和真人任意问问题、玩游戏、辩论，甚至是调情，而且时间长短不限，然后再来判断哪个是计算机，哪个是真人。如果测试者无法决定，或根本选错，就等于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我们应该认定它具有心灵。但当然，这种测试并不能作为证明。承认其他心灵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社会和法律惯例。

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于1950年发明，图灵可以说是计算机时代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一个同性恋，但当时同性恋在英国属于违法，于是他在1952年被判犯有同性恋行为，并被迫接受化学阉割。两年后，他自杀身亡。图灵测试其实就是复制了每个同性恋男子在1950年英国必须通过的日常测试：你能装成一个异性恋吗？图灵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就知道，你究竟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根据图灵的看法，未来的计算机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男同性恋者，计算机究竟有没有意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会怎么想。

实验室大鼠的抑郁生活

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

聪明的马

2010年，科学家做了一项难得感人的大鼠实验。他们将一只大鼠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再把笼子放进一个大得多的实验箱，然后让另一只大鼠在实验箱里自由走动。被关在笼子里的大鼠发出痛苦的信号，结果自由的大鼠也表现出焦虑和压力。大多数情况下，自由的大鼠会试着拯救被关的同伴，并且试了几次之后，通常都能成功打开机关，把被关的大鼠放出来。研究人员接着把实验再做一次，但这次在大实验箱里放了巧克力。现在那只自由的大鼠有两种选择：放出被关的同伴，或是自己独享巧克力。许多大鼠都会选择先放出同伴，再共享巧克力（不过也有的会比较自私，或许证明某些大鼠就是比较坏）。

怀疑论者全盘否认这些结果，认为自由的大鼠放出同伴不是因为同情，只是希望阻止烦人的求救信号。大鼠的做法是因为感觉到不愉快、想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理由。或许是这样吧，但同一套原理完全也可以套用到人类身上。如果我给乞丐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看到乞丐令我不悦，于是做出这种反应？我到底是真正关心乞丐，还是只想让自己好过点？

本质上，我们人类和大鼠、狗、海豚或黑猩猩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正如它们，我们也没有灵魂。正如我们，它们也有意识，有着充满感觉和情感的复杂世界。当然，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质和能力，每个人类也有自己独特的天赋。然而，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动物强加人性，觉得它们就像长了毛的人类。这种做法不仅在科学上说不过去，也让我们无法真正从动物的立场来给予它们理解和评价。

20世纪初，德国有匹名马叫“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它在德国许多城镇村庄巡回表演，不仅德语水平非同凡响，数学能力更是惊人。如果有人问它：“汉斯，4乘3是多少？”汉斯就会用马蹄点地12下。有人用文字写给它看：“20减11是多少？”汉斯也会展现普鲁士人的一丝不苟，点地9下。

1904年，德国教育部门组成特别科学委员会，由一名心理学家牵头调查这件事。委员会的13名成员（其中包括一位马戏团经理和一名兽医）认为这一定是个骗局，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出任何不实之处。就算把汉斯与主人分开，由完全的陌生人问它问题，汉斯仍然多半都能答对。

直到1907年，心理学家奥斯卡·方斯特（Oskar Pfungst）进行了另一项调查，终于查出真相。原来，汉斯之所以能给出正确解答，靠的是观察提问者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如果有人问汉斯3乘4是多少，它从过去的经验知道，提问者心中会期待它点蹄点到一定次数。于是它开始点着，并且仔细观察提问人。随着汉斯慢慢接近答案，提问人会越来越紧张，并在它点到正确数字时达到顶峰。汉斯知道的是如何从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看出这一点。于是它就停下来，看着原本的紧张变成难以置信或是哈哈大笑。于是汉斯知道，自己又答对了。

常有人用聪明的汉斯作为例子，告诫不该误以为动物有人性，或高估它们有什么惊人的能力。但事实上，这里教我们的一课却正好相反。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们为动物强加人性，反而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也忽略了其他生物独特的能力。确实，汉斯在数学方面绝对算不上有什么才能，任何8岁小孩的算术能力都比它强。但如果谈到从肢体语言来推断情感和意图，汉斯就是个真金实银的天才了。如果有个瑞典人用我不懂的瑞典话问我4乘3是多少，我绝不可能光看他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就用脚点出正确的12下。聪明的汉斯之所以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马匹通常就是用肢体语言相互沟通的。但汉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成功解读了同类的情感和意图，还看穿了原本不熟悉的人类。

如果动物真那么聪明，为什么现在不是马在驾人拉车、大鼠用人做实验、海豚赶人跳火圈？智人一定有什么独特的能力，才让自己主宰了其他所有动物。我们已经推翻了过去的自以为是，知道智人并非高高在上、与其他动物有根本上的不同，也没有灵魂或意识等与众不同的本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现实，正视究竟是什么生理或心理能力让人类取得优势。

多数研究提到，智力和制作工具是人类兴起的关键。虽然其他动物也会制作工具，但人类在这一点上的能力无疑远远胜出。可是说到智力，就没有那么明确了。虽然有一整个相关产业致力于智力的定义和评估，但距离达成共识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幸好，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踏入这个雷区，因为不管如何定义智力，显然仅靠工具和智力智人仍然不足以征服世界。根据智力的大多数定义，人类在大约1万年前就已经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也是工具制作的冠军，人类却仍然只是一种不重要的生物，对周围的生态系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显然，除了智力和制作工具之外，他们还缺了某种关键因素。

或许，人类之所以最后能主宰这个星球，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第三个因素，而是因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都提升了？看来不然，因为翻阅历史，个人的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与人类物种的能力提升并没有直接关系。两万年前的一般智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可能都要超过一般现代人的水平。现代学校和雇主虽然经常会测试我们的能力倾向，但不管测出来结果多差，福利国家仍然会保障个人的基本需求。而在石器时代，自然选择会每天24小时测试你，而且在数不尽的测试中，只要有一项不过关，你就可能立刻毙命。然而，虽然我们石器时代祖先制作工具的能力更优秀、头脑更清晰、感觉更敏锐，但两万年前的人类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在这两万年间，人类从原本用石矛头的长矛来猎杀猛犸象，进化到能制造宇宙飞船探索太阳系，并不是因为人的双手变得更灵巧了，也不是因为大脑进化得更大了（事实上，现代人的大脑似乎还小了一些）； 18 我们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让许多人类团结起来的能力。 19 如今人类完全主宰地球，并不是因为单个人比单个黑猩猩或狼更聪明，或是手指更灵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智力和制造工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大脑再聪明、手脚再灵活，到现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击铀原子。

如果说合作是关键，那么蚂蚁和蜜蜂早于人类几百万年就已经学会了集体合作，为什么没能早早统治人类？原因在于它们的合作缺乏灵活性。蜜蜂的合作虽然非常复杂，但它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造其社会制度。举例来说，如果蜂巢面临突如其来的威胁或机会，蜜蜂并没有办法把蜂后送上断头台，改制为蜜蜂共和国。

大象、黑猩猩等有社交能力的哺乳动物，虽然合作起来比蜜蜂更灵活，但它们的朋友与家人数量都太少。它们的合作以彼此认识为基础；如果你我都是黑猩猩，而我想跟你合作，就必须真的认识你、知道你是只怎样的黑猩猩：你究竟是猩格高尚，还是猩品低下？如果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跟你合作？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与无数陌生个体进行非常灵活的合作。正是这种实际具体的能力，决定了为何目前主宰地球的是人类，而不是什么永恒的灵魂或是独有的意识。

革命万岁！

历史已经提供充分证据，点出大规模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这不只适用于人与动物的争斗，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此，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更大或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有效。纵观历史，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是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导无序大众。例如在1914年，为数仅300万的俄国贵族、官员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过1.8亿农民和工人。俄国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但那1.8亿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事实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这1.8亿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

在色情与暴力之外

比起过去的独裁者，或是开罗和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者，不管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还是埃及的军事将领，都算不上真的比较聪明或手指更为灵巧。他们的优势只在于合作灵活。一方面，他们的合作效率高于群众；另一方面，比起顽固的齐奥塞斯库和穆巴拉克，他们也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

整个蜂巢的能力会远大于单只蝴蝶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只蜜蜂比单只蝴蝶更神圣。人类远比黑猩猩懂得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因此人类将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而黑猩猩只能在动物园向游客扔石头。但难道这就让人类变得更高级？

也许吧，但要看到底为什么人类之间可以配合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打造出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对于黑猩猩、狼和海豚等有社会关系的哺乳动物，社交合作大多以彼此认识为基础。以黑猩猩为例，它们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识、建立起社会阶级之后，才有可能一起去猎食。因此，黑猩猩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社会互动、权力斗争。如果两只不认识的黑猩猩碰到一起，通常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会互相咆哮、扭打或是尽快逃离。

但倭黑猩猩则有些不同。倭黑猩猩常常用性行为来舒解压力，建立社会联结。所以并不意外，它们之间同性性行为也是稀松平常。如果两群互不相识的倭黑猩猩碰到一起，一开始会先表现出恐惧和敌意，丛林里吼叫和尖叫声不绝于耳。但很快，其中一群的雌性倭黑猩猩会走出来，邀请陌生的倭黑猩猩别打了，来做爱吧。通常另一方都会接受这项邀请，于是不到几分钟，原本可能的战场就成了欢场，倭黑猩猩用各种姿势性交，甚至还会倒吊在树上。

智人同样很了解这些合作技巧，有时候会组成黑猩猩那种权力阶级，也有时候像倭黑猩猩一样用性爱巩固社会联结。但不管是打斗还是交配，只靠个人认识仍无法构成大规模合作的基础。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办法绝不可能是邀请希腊政治家和德国银行家来大打一架或是云雨一番。研究指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智人能够真正熟识的对象不超过150人。 不管人类靠什么打造出了大规模合作网络，总之绝不是仅靠个人熟识而已。

对于想靠实验来破解人类社会秘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来说，这实在是个坏消息。由于组织和经费因素，绝大多数实验对象都只是个人或小型群体。然而，想用小群体的行为来推断大众社会的动态，风险实在很高。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运作方式从根本上就和100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

让我们用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例。这项实验通常有两名参与者，其中一人会得到100美元，可以自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参与者。他可能会全留、分成两半，或是把大多数给对方。而另一位参与者只有两个选项：接受或拒绝。如果他拒绝对方的分法，两人都得两手空空地回家。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计算器。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自己留99美元，只给对方1美元，而且他们也认为对方会接受这样的分法。毕竟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1美元，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另一位参与者拿到99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和课堂上，从未冒险进入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人，只要拿的钱太少就会拒绝，理由就是“不公平”。他们宁愿不拿这1美元，也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因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很少有人会给对方太少。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平分，或是让自己得点小好处，比如给对方30美元或40美元。

最后通牒博弈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建立起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智人的行事并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数学逻辑，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只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短期来说，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但长期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温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观察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结果同样支持这种观点。大多数部落都很重视公平，如果猎人猎到一头肥鹿回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黑猩猩也是如此。如果有一只黑猩猩杀了一头小猪，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会聚在一旁伸出手来，而且通常都会拿到一份。

在最近的另一项实验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将两只卷尾猴关在相邻的笼子里，两只都能看到对方的一切活动。德瓦尔和同事在每个笼子里都放了一些小石头，训练这些猴子把石头交给研究人员。每次猴子拿一块石头给他们，就会得到食物。一开始的奖励是一片黄瓜。两只猴子都高高兴兴地把黄瓜吃了。几轮之后，德瓦尔进到实验的下一个阶段。这一次，第一只猴子交出石头，得到的是一颗葡萄。葡萄可比黄瓜美味多了。但第二只猴子交出石头的时候，拿到的却仍然是一片黄瓜。这只猴子之前拿到黄瓜还很高兴，但现在却火冒三丈。它拿到黄瓜之后，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就怒气冲冲地把黄瓜丢向科学家，开始跳来跳去、大声尖叫。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这个滑稽的实验（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博弈，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而平等是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真是这样吗？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或许很合适。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但其中许多国家的稳定和效率却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穿的是金凉鞋和镶满宝石的外衣，由美丽的女仆剥好甜甜的葡萄放进他嘴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穿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然而，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Silesia），发动一系列让他赢得“腓特烈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而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残疾，或者变得一无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须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准备出征，就对一位将军说，他最惊讶的是“我们安全无虑地站在这里，看着这6万大军；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备、身强体壮，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我们却对他们毫无畏惧”。 腓特烈确实可以安全无虑地看着这群人。在接下来几年，虽然战事辛劳，但这6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很多人还为他拿出非凡的勇气，甚至献上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为什么和最后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实验的情况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大批民众的行为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有甲乙两方各100万人，要分1000亿美元，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其中的动态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因为100万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因此两方可能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这时，如果甲方领导人说要给乙方领导人100亿美元，自己留下900亿美元，情况会如何？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报价，接着把这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乱。领导人可能威胁严惩异议分子，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

意义之网

大同世界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组织十字军、革命和人权运动。

其他动物也有可能想象各种事情。猫埋伏着要抓老鼠时，虽然可能没看到老鼠，但很可能想象老鼠的形状甚至味道。不过就我们目前所知，猫只能想象这个世上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老鼠。它们无法想象自己看不见、闻不着、尝不到的东西，例如美元、谷歌或欧盟。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这种虚幻的事物。

因此，猫和其他动物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客观的世界，沟通系统也只用来描述现实，但智人能用语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在过去7万年间，智人发明出的具备互为主体性的现实越发强大，让智人在今天称霸世界。黑猩猩、大象、亚马孙雨林和北极冰川究竟能否挺过21世纪？这一切的结果，将要视欧盟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意愿和决定而定。这几个实体其实都属于互为主体，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对抗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灵魂或没有心灵，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想象力。狮子能跑、能跳、能抓、能咬，却不会开银行账户或提起诉讼。而在21世纪，一个知道如何提起诉讼的银行家，拥有的权力绝对远远高于大草原上最凶猛的狮子。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弄明白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进化压力导致的领土争端，而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其实就像一个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十字军东征。但我们现在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而使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只是破译基因组、处理各种数据数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

第二部分 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

人类创造了怎样的世界？

人类为何如此深信自己不但控制了世界，还能赋予世界意义？

而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类的崇拜）又是怎样成为所有人最重要的宗教的？

第4章 虚构的力量

纸上的生活

就这样，文字带来了强大的虚构实体，组织了数百万人，也重塑了河流、沼泽和鳄鱼的现实。同时，文字也让人类习惯了通过抽象符号的调节来体验现实，于是更容易相信这样的虚构实体确实存在。

神圣的经文

运转良好的人类协作

第5章 科学与宗教之争

虚构故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支柱。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关于神、国家和公司的故事越发强大，以至开始主宰客观现实。正因为相信伟大的鳄鱼神索贝克、天命或是《新旧约全书》，让人能够辟出法尤姆湖、建起长城、盖出沙特尔大教堂。但遗憾的是，盲目信奉这些故事，也就意味着人类往往为某些虚构实体的荣誉而努力（例如神和国家），而不是让真正拥有感受的生命过得更好。

细菌和恶魔

如果遇见佛陀

伪造神

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科学方法来找出是谁、在何时写成的《新旧约全书》。相关科学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如果对这些发现有兴趣，有许多文献可供参考。归纳这些结论可以发现，多数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都一致认为，《新旧约全书》是许多不同文本的集合，而这些文本则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类作家、在他们声称所描述的事件过了几百年之后写成的，即《新旧约全书》时代过了许久，这些文本才终于集结成一本宗教经典。

神圣教条

猎巫行动

第6章 与“现代”的契约

现代性”就是一项交易，所有人都在出生的那天签了契约，从此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直到死亡。很少有人能够撤销或超越这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我们吃什么、做什么、想什么，也决定了我们住在哪里、爱什么人，甚至如何死亡。

这份契约乍看之下非常复杂，于是很少有人会去了解自己究竟签了什么。这就像下载某个软件后，有一份使用同意书，里面有几十页的法律术语，可是你只瞄了一眼，就立刻向下滚到最后一页，勾选“我同意”，接着完全忘了这件事。但事实上，这份契约简单到不可思议，只要一句话就能总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

在现代社会之前，多数文化都相信人类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设计者是某些万能的神或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类无法改变。这个宇宙计划让人的生命有了意义，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力量。人类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脚本让他们所讲的每个字、所掉的每滴眼泪、所做的每个手势都具有了意义；但同时也对他们的表演设下严格限制。哈姆雷特不能在第一幕就杀了克劳狄斯，也不可能忽然离开丹麦而跑到印度打坐冥想，莎士比亚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同样，人类也不可能永生不死，不可能免于一切疾病，也不可能一切恣意妄为，这些事情并不在脚本之中。

前现代人放弃了力量，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否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是否拥护合法的国王、是否早餐吃了禁忌的食物，甚至是否和隔壁邻居有了奸情，都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却能让人心里觉得受到保护。如果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比如战争、瘟疫或干旱，大家还是能安慰自己说：“我们都是在一场宇宙大戏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一切都是神或自然法则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脚本，但可以放心，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目的。就算是可怕的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某个更伟大计划里的场景。而且，我们知道这位剧作家值得信赖，故事最后一定有个美好而有意义的结局。因此，就算发生了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为了最后的美好结局；就算现在看不到，来世总会等到的。”

现代文化则不再相信有这种伟大宇宙计划的存在。我们并不是活在高于日常生活的戏剧之中，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而且，也没有意义。就我们目前最进步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一个行星上占据着再小不过的一点位置，存在着再短不过的一段时间，如麦克白所说的那个可悲演员，在台上得意或失意了一会儿，就再也悄无声息。

既然没有剧本，人类也不是在什么大戏中扮演什么角色，虽然人类还是可能面临各种可怕的事，但并不会有什么神来拯救我们，或是让这一切痛苦有什么意义。整件事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悲惨的结局，其实根本就不会有结局。事情一直发生，一个接着一个。现代世界并不相信目的，只相信原因。如果要给“现代性”安个座右铭，应该会是“坏事总会发生”。

但是，如果说坏事总会发生，而且没有什么剧本或目的，那么人类也不用将自己局限于任何预定的角色。只要能找对方法，我们就能为所欲为。除了自己的无知之外，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瘟疫和干旱的背后没有什么宇宙意义，我们能够消灭它们；战争并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然灾难，我们也能创造和平；我们死后并没有天堂等着我们，但我们能够在地球上创造天堂，并永远活在天堂里。我们只需努力克服一些技术困难。

投入更多研究资金，就能促进技术突破、加速科技进步。新科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为科学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时间每过去10年，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食物、更快速的交通工具和更有效的药物。总有一天，我们会累积足够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也能够发明各种灵丹妙药，让人青春永驻、快乐幸福，而且这一切将不会有什么神灵前来阻挡。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对人类形成巨大的诱惑，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威胁。“无所不能”似乎是唾手可得，但在我们脚下却有一个完全虚无的深渊。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史上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到了更大的存在性焦虑。

本章讨论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下一章则会审视人类如何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如何以某种方式将意义重新带回这个无限空虚的宇宙。没错，我们现代人曾承诺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但也没人逼迫我们实现这个承诺。我们认为自己够聪明，能够尽享这份现代契约的好处，而无须付出代价。

银行家与吸血蝙蝠有何不同？

经济增长的奇迹

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教义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级也对目前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些上亿的贫困印度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块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一定会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而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块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只是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像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只要能维持亮眼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就能享受到私家车和冰箱之类的种种好处，走上俗世幸福的道路，而不会随着宗教极端主义者起舞。同样，像刚果或缅甸这样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就能产生富裕的中产阶级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石。至于夫妻失和这种问题，只要能买套更大的房子（不用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买台洗碗机（不用吵着该轮到谁洗碗）、每周两次参加昂贵的婚姻咨询，据说也就能挽回幸福美满的婚姻。

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共同重点。例如，苏联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对增长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天堂，只是对于实现路径有所异议；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在地球上创造天堂，他们只是对该用什么方法有所异议。

方舟综合征

然而，经济真能永远保持增长吗？会不会有一天耗尽资源，最终停止呢？为了确保永远增长，我们必须找到永不枯竭的资源。

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探索、征服新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欧洲经济增长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确实都严重依赖于帝国在海外的征服行动。然而，地球上的岛屿和大陆只有这么多。虽然某些企业家确实也打算探索征服新的行星甚至星系，但现代经济还是需要找到更好的扩张方式。

这时，科学为现代经济提供了可选择的答案。在前面的例子里，狐狸经济之所以不能增长，是因为狐狸不知道如何让兔子变得更多；兔子经济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兔子不知道如何让草长得更快。然而，人类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人类可以找到新的原料、新的能源。

传统观念把世界看成一块大小固定的饼，隐藏的假设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资源：原材料和能源。但事实上，资源有三种：原材料、能源和知识。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但知识却是不断增长的，用得越多，反而拥有越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还能带来更多原材料和能源。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探勘石油，而且成功地在美国阿拉斯加找到一片油田，我手上会有更多石油，但我的孙子能拥有的石油就少了；相比之下，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研究太阳能，而且成功地找到更有效利用太阳能的新方法，我和我的孙子都能拥有更多能源。

几千年来，我们之所以无法用科学来推动增长，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各种宗教经典和古老传统里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知识。如果石油公司相信已经找出了全球所有的油田，就不可能再浪费时间与金钱去做勘探；同样，如果人类文化觉得已经知道了所有该知道的知识，就不会费心探究新的知识。而在现代社会之前，这正是大多数人类文明所持有的立场。然而，科学革命打破了人类这种天真的信念，科学最大的发现正是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人类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竟如此之少，就突然有了很好的理由要去追求新知，开启了用科学推动进步的道路。

一代接着一代，科学让我们找到了新的能源、新的原材料、更好的机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到了此时此刻，人类手中的能源和原材料远超以往，整体产能一飞冲天。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等种种发明，打造出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全新产业。展望20年后的情形，我们可以信心满满，预期20年后的生产和消费都会远超今日。我们相信纳米科技、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能够重新定义“生产”，在我们这个不断扩大的“超市”里开辟出新的商品区。

因此，资源短缺的问题看起来很有可能克服，但现代经济真正的敌人是生态崩溃。不论是科学进步还是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地球这个脆弱的生物圈里，而随着追求增长的大举启动，生态稳定受到冲击。如果想让全球每个人都过着像美国人一样的豪奢生活，我们得多几个地球才行；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最后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要付出代价的不会只是吸血蝙蝠、狐狸和兔子，智人也无法置身事外。生态崩溃将造成经济崩毁、政治动荡以及人类生活水平下降，还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存在造成威胁。

想防患于未然，方法之一就是放慢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脚步。如果投资者今年想要6%的回报率；或许过了10年，他们可以学会只要有3%的回报率就很满足；过了20年，只要有1%的回报率就会满足；等到30年后，经济就能停止增长，而我们对现状依旧心满意足。然而，增长的信条绝对会坚决反对这种异端想法，反而认为我们应该加快脚步。如果我们的发现让生态系统失去稳定、危及人类，那就该赶快再发现一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如果因臭氧层变薄而增加了皮肤癌风险，就该发明更好的防晒油、更佳的抗癌疗法，这样也能刺激新的防晒品和抗癌治疗产业的增长。如果这些新产业污染了大气和海洋，造成全球变暖、大规模生物灭绝，那么我们应该赶快打造虚拟世界和高科技避难所，就算地球变得像地狱一样又热又干且污染严重，也不妨碍我们继续享受一切。

为什么我们总想要更多？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承诺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且也确实实现了，但代价是什么呢？为了换取力量，这份契约要求我们放弃意义。这种叫人心寒的要求，人类该如何应对？遵守要求，可能会带来一个黑暗的世界，没有任何道德、美学或同理心。但从目前的事实看，人类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而且也更为和平，合作也更为愉快。人类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没有神、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的世界上，道德、美丽甚至是同理心，是如何保存下来而且发展蓬勃的呢？

当然，资本家又会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但市场那只手不仅我们看不见，就连它本身也是盲目的，仅凭它绝不可能挽救人类社会。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神、国王或教会也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别说整个市场，就连一个市集也难以维持。如果万物真的可以买卖，包括法院和警察，那么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信用也会荡然无存，商业则会无以为继。 所以，究竟是什么让现代社会免于崩溃的命运？拯救人类的并不是供需法则，而是因为兴起了一种革命性的新宗教——人文主义。

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

现代契约给了人类力量，但条件是我们不再相信整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能让生命有意义。然而，如果细查契约条款，会发现有一条赖皮的例外条款。如果人类不用通过伟大的宇宙计划也能找到意义，就不算违背契约。

这条例外条款正是现代社会的救赎，因为如果真的没有意义，就不可能维持秩序。现代社会在政治、艺术和宗教方面的斐然成就，为人类的生命找到了意义，但找寻意义的过程与伟大的宇宙计划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神圣戏剧里的角色，也没有谁真的在意我们或我们的行为，因此不会有人限制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仍然相信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在2016年，人类确实是鱼与熊掌都能兼得。人类拥有的力量不仅远超以往，而且让前人都跌破眼镜：亚威已死，但社会并未崩溃。纵观历史，先知和哲学家都认为，如果人类不再相信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所有的法律和秩序都会消失。今天，对全球法律和秩序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那些继续相信唯一真神和伟大计划的人。对神怀有敬畏的叙利亚，比世俗的荷兰要暴力许多。

如果没有宇宙计划，我们也不用遵守神圣或自然的法则，那么为什么社会不会崩溃呢？为什么你能够旅行数千公里，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或从新奥尔良到蒙特利尔，而不会被贩奴者绑架、遭亡命之徒伏击，或被敌对部落杀害？

向内心探寻

正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没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这个革命性的新信念，在过去几个世纪征服了世界。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文”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踏上绿野仙踪的黄砖路

因此，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靠着经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人文主义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各式智力、情绪及身体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19世纪初，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说，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他还写道：“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 这正可作为人文主义的座右铭。

根据中国哲学，世界是由阴阳这两种相对但又相依的力量维系的。实际的物理世界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但对于由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契约创造的现代世界来说，却的确如此。每股科学的阳，都包含着一股人文主义的阴，反之亦然。阳给了我们力量，而阴则提供了意义和道德判断。现代性的阳和阴，就是理性和情绪、实验室和博物馆、生产线和超市。人们常常只看到阳的一面，认为现代世界就是枯燥的科学、逻辑和实用主义，像是实验室或工厂。然而，现代世界其实同时也是个奢华的超市。人类史上，从没有任何文化如此重视人类的感受、欲望和体验。人文主义将生命看作一连串的体验，于是这个神话便为从旅游到艺术等许多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旅行社和餐厅真正卖的不是机票，也不是什么高档晚餐，而是新奇的体验。

战争的真相

人文主义的分裂

到目前，我们一直把人文主义讲得好像是一个单一而连贯的世界观。但事实上，人文主义就像任何兴盛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一样，不免分裂。经过传播演变，人文主义分裂成几个互相冲突的派别。虽然所有人文主义派别都认为人类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但对于人类的体验却各有诠释。

人文主义主要有三大分支。第一是正统派，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拥有独一无二的内在声音、永不重复的一连串体验。每个人都像一道不同的光线，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世界，为这个宇宙增添色彩、深度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尽量自由自在地体验世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表达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不管在政治、经济或艺术中，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应该比国家利益或宗教原则更为重要。个人能享有的自由越多，整个世界就会变得越美丽、丰富、有意义。由于这种正统派强调自由，也就称为“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或简称“自由主义”（liberalism）。

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艺术认为，观看作品的人觉得美，就是美。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自由主义伦理认为，只要感觉对了，就该去做。自由主义教育认为，我们要为自己思考，因为从内心就能找到所有答案。

在19~20世纪，人文主义的社会公信度及政治力量与日俱增，开始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社会人文主义（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进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两个分支都同意自由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人类的体验是意义和权威的本源，也都不相信有超自然力量或神圣的法则经典。举例来说，如果你问马克思，让10岁小孩在烟雾弥漫的工厂里工作12个小时，究竟有什么错？他会告诉你，这让孩子感觉不舒服。我们之所以应该避免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而是因为这使人痛苦。

然而，社会人文主义者和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指出，自由主义对人类体验的理解还有不足。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是个人现象。但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常常感受到的是各种不同的事，彼此的欲望也有所冲突。如果所有的权威和意义都来自个人体验，当彼此发生冲突时，又该怎么办？

2015年7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碰上一名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女，她的家人正在德国寻求庇护，但即将被驱逐出境。这位名为琳姆（Reem）的少女，以流利的德语对默克尔说：“看到别人能享受生活，自己却不能，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默克尔回答“政治有时是很残酷的”，并解释道，目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多达数十万，德国不可能全部接收。这种直言不讳的回复让琳姆大为惊愕，落下泪来。默克尔拍了拍这位绝望女孩的背，但立场并未动摇。

这件事掀起一场公关风暴，人们指责默克尔冷血无情。为了平息批评，默克尔改变了立场，让琳姆及家人得到了庇护。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默克尔把门开得更大，迎入数十万难民。然而，事情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她很快便遭受严厉抨击，说她被情感蒙蔽、立场不够坚定。许多德国父母担心，默克尔这样急遽的政治转向，可能会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降低，甚至得面对一波伊斯兰化的浪潮。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平安幸福的风险，帮助一些甚至可能不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陌生人？每个人对这件事的感受都很强烈。一边是绝望的难民，一边是焦虑的德国人，面对这两种感受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自由主义者永远都会因为这种矛盾而苦恼。洛克、杰斐逊、穆勒等自由主义大家苦苦思索，仍然未能为这个难题提出简便的解决方案。民主投票帮不上忙，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有投票权：是只有德国公民，还是包括数百万想移民到德国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把某一群人的感受看得比另一群人更高呢？同样，讲到巴以冲突，以色列公民人数800万，阿拉伯国家联盟人数3.5亿，又怎么可能用公投表决？出于明显的原因，以色列人对于这种公投的结果不可能有信心。

民主投票要有约束力，前提是投票的人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如果其他投票人的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陌生，而且我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我的感受，也不在意我最在意的事，就算最后的投票结果是100比1，我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民主投票通常只适用于一群有共同关系的人，比如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神话。这些人早已有基本的共识，只是仍有某些异议尚待解决。

因此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会与古老的集体认同、部落情感相互融合，形成现代民族主义。现在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但至少在19世纪，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突出个人的独特体验。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感受、品味和癖好，而且只要不伤及他人，就应该拥有表达和探索的自由。同样，像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这样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也会强调个体国家的独特之处。他们强调，许多人类体验属于集体体验，比如人不能自己跳波尔卡舞，也不可能自己发明和保存德语。通过语言、舞蹈、食物和饮料，每个国家就会让自己的国民共同拥有与他国不同的体验，并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敏感性。

马志尼这样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保护自己国家独特的体验，不受帝国压迫或被消灭。他们希望各国形成和平的国际社群，各自自由表达和探索自己国民共有的感受，而不伤害邻国。至今，这仍是欧盟的官方意识形态。欧盟的2004年宪章就提到欧洲“多元一体”（united in diversity），各国仍然“对自己的民族特性感到自豪”。为了保存日耳曼民族的共同体验，就算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也有可能反对大开移民闸门。

当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携手，非但无法解决所有难题，还会带来许多新难题。集体体验的价值与个人体验的价值，究竟孰高孰低？为了保存波尔卡舞、德国腊肠和德语，是否就能不惜让数百万难民面临贫困甚至死亡？此外，像是1933年的德国、1861年的美国、1936年的西班牙、2011年的埃及，如果国家内部对基本认同爆发冲突，又该如何？在这些时候，民主投票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各方没有理由尊重结果。

最后，跳着自己国家的波尔卡舞时，只要再跨出微小但又重要的一步，就会让你从只是相信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走向相信自己的国家“更优”。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要求哈布斯堡和沙皇尊重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独特经验，但到了20世纪的极端民族主义，就成了发动征服战争，把那些跳着不同舞蹈的人关进集中营。

社会人文主义走的路则非常不同。社会主义责怪自由主义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而不顾他人的感受。没错，人类的体验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但世界上有几十亿人，每个人的价值都不比谁小。自由主义要求人眼光向内，强调自己或本国的独特性，而社会主义则要人别再迷恋于自己和自身的感觉，要注意他人的感受，注意自己的行动如何影响他人的体验。想实现全球和平，方法并不是强调每个国家的独特，而是要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团结起来；想达成社会和谐，方式并不是让每个人都自恋地探索自己的内在，而是要请所有人先放下自己的愿望，把他人的需要和体验视为优先。

自由主义者可能提出反驳，认为只有通过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及了解，但这种论点并无法说服社会主义者。他们会解释说，个人的自我探索是一种资产阶级耽溺的罪恶，要接触自我的内在，就很可能落入资本主义的陷阱。我当下的政治观点、喜好与厌恶、兴趣和抱负，都没有反映真实的自我，只是反映了我的成长和社会环境，这都是由我的阶级、邻里和教育决定的。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人都是从一出生就被洗脑。富人被教导要无视穷人，而穷人则被教导要无视自己真正的兴趣。再多的自我反思或心理治疗，也不可能有所帮助，因为心理治疗师也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作。

事实上，自我反思很有可能只是让我更无法了解真正的自己，因为这让人太注意个人的抉择，却忽略了社会的情境。如果我现在很富有，会认为自己做了聪明的选择。如果我现在很贫困，会认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如果我感到抑郁，自由主义的心理治疗师很可能说这是我父母的错，并鼓励我找些新的生活目标。如果我说自己之所以抑郁，可能是因为遭到资本家剥削，并在主流社会制度下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位治疗师很可能就会认为，我只是把自己内心的困难投射到整个“社会制度”，以及把自己和母亲之间未解决的问题投射到“资本家”身上。

如果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我并不需要花上好几年来谈我的母亲、情感、种种情结，而是该问问自己，是谁掌握了我国的生产工具，国家的主要进出口货物为何，执政政客和国际金融之间有何联系。必须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考虑所有其他人的感受，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也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改变整个制度。然而，哪有人能够真正考虑所有人的感受，真正公平地一一衡量？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并不鼓励自我探索，而是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集体制度（比如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为我们解读这个世界。可以做个比较，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客户永远是对的，但社会主义政治认为政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社会主义经济认为工会永远是对的。各种权威和意义仍然来自人类的体验（因为无论政党还是工会，都仍然是由人民组成、以减轻人民苦难为目的），但个人必须听从的是政党和工会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感觉。

对于人类体验互相冲突的问题，进化人文主义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进化人文主义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冲突是福不是祸，能够促成自然选择、推动进步。毕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优越，而在人类体验有所冲突时，最适者就该胜出。根据同一个逻辑，人类努力消灭野狼，并无情剥削着驯化的羊，同时也要求上面的人压迫下面的人。因此，聪明的商人让愚蠢的人破产，这是好事。只要遵照这种进化逻辑，人类就会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更能适应环境，最后成为超人类。进化并不是到了智人就此停止，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以人权或人类平等之名，就去压制人类的最适者，就不可能产生超人类甚至可能导致智人退化和灭绝。

究竟哪些优秀的人会预示超人的到来？可能是整个种族、某些特定部落，抑或是横空出世的个别天才。但不论他们是谁，他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具备更强的能力，能创造新的知识、更先进的科技、更繁荣的社会，或者更美丽的艺术。爱因斯坦或贝多芬的体验，绝对比某个什么都不是的醉鬼更有价值。把两者视为平等，岂不可笑？同样，如果某国一向领导着人类进步，比起某些对人类进化少有贡献甚或根本毫无贡献的国家，当然就该视为优秀的国家。

于是，进化人文主义的想法反而与奥托·迪克斯这种自由主义艺术家完全相反，认为人类的战争经验不但极有价值，而且十分必要。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 ）的场景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剧中的哈利·利姆（Harry Lime）想着当时的冲突，说道：“到头来，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意大利被波吉亚家族统治了30年，战乱、谋杀、流血事件频发，仍然出现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以及文艺复兴。而在瑞士，大家一片友好、情同手足，500年来民主又和平，但他们有什么成就？还不就是布谷鸟钟。”首先，利姆在事实方面几乎全错，瑞士大概是现代早期欧洲最血腥的一个角落（主要的出口商品就是雇佣兵），而布谷鸟钟其实是德国人发明的。但这些事实的重要性远不及他的想法本身，也就是战争经验能够推动人类有所成就。战争是让自然选择全然脱缰，消灭弱者，奖励残暴及野心。战争揭示出生命的真相，唤醒获得权力、荣耀和征服的意志。尼采的结论是：战争是“生命的学校”，“那些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

……

希特勒也是被自己的战争体验改变并受到启发。在《我的奋斗》里，他谈到自己所在的部队到达前线后不久，士兵刚开始的热情变成恐惧，这就像每个士兵都得打一场无情的内心战争，绷紧每条神经，才不会被击倒。希特勒说，他在1915——1916年的冬天，赢得了这场内心战争。他写道：“终于，我的意志成了无可争议的主人……现在感到平静而坚定，而且这种感觉持久不衰。现在就算命运带来终极的种种考验，也无法击溃我的精神或打破我的理性。”

战争的体验向希特勒揭示了世界的真相：这是一个丛林，遵守着无情的自然选择法则。人要是拒绝承认这个真理，就无法生存。想要成功，不仅需要了解丛林法则，还要开心地拥抱丛林法则。该强调的是，就像反战的自由主义艺术家一样，希特勒也认为普通士兵的感受十分神圣。事实上，讲到在20世纪将普通人的个人体验冠上巨大权威，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在为期四年的战争中，希特勒并非高级军官，最高应该只升到下士。他没受过正式教育，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政治背景。他不是成功的商人或工会成员，没有位居高位的亲友，也没有值得夸耀的财富。一开始，他甚至不是德国公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移民。

希特勒向德国选民恳求信任时，只说得出一项对他有利的论点：他在战壕里学到的，是在任何大学、企业总部或政府部门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人们跟随他、投票支持他，是因为认同了他的想法，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个丛林，杀不死我们的，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自由主义与温和的民族主义结合，希望保护每个人类社群的独特体验，但像希特勒这种进化人文主义，则认为只有特定国家是人类进步的引擎，认定这些国家必须教训甚至消灭任何阻碍他们的人。还是要提醒一下，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只是进化人文主义的一个极端版本。就像劳改营并不会让我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理念和论点，纳粹主义虽然造成许多恐怖，也不该妨碍我们找出其中可能有价值的见解。纳粹主义的诞生，是将进化人文主义结合了特定的种族理论，再加上极端民族主义情感。但并非所有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只要相信人类有进化的潜力，就得建立警察国家和集中营。

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义应该像一个血红的警告标志，而不像一块直接掩盖人类地平线的黑幕。对于塑造现代文化，进化人文主义已经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到了21世纪，其作用可能会更为重要。

贝多芬比查克·贝里更高级吗？

宗教的人文战争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就是因为如此，传统宗教才无法提出对自由主义的替代品。传统宗教经典对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无法提出任何意见，不管是牧师、神父、拉比还是穆夫提，多半都并不了解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最新突破。想了解这些突破别无他法，只能阅读科技文章，进实验室做实验，而不是去背诵和辩论古代文本。

但这也不代表自由主义就能安享荣耀、高枕无忧。确实，自由主义在人文主义宗教战争当中胜出，而且在当下，我们也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选项。然而，它成功的时候，可能也已播下败亡的种子。获胜的自由主义理想正在推动人类走向长生不死、快乐幸福并化身为神。而由于据说顾客和选民的期望永远都是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将越来越多的心力投入这些自由主义计划。但科学家发现、工程师开发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就会不知不觉暴露出自由主义世界观自身的不足，以及顾客和选民有哪些错误。等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彻底发挥潜力，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概念，可能就会变得像燧石刀和录音带一样过时。

本书一开始，曾预测人类在21世纪会尝试让自己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并化身为神。这项预测并不是真的那么原创或有远见，而只是反映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理想。人文主义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于是人文主义文明希望让人有最长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强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

但本书的第三部分认为，为了实现这种人文主义梦想，将会出现新的后人文（post-humanist）科技，从根本上颠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相信自己的“感觉”，于是我们在与现代性的契约中虽然得利，却无须付出代价。我们不需要有神来限制我们的力量、赋予我们意义，只要从顾客和选民的自由选择，就能得到所需的意义。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发现原来顾客和选民从来就没有自由选择，能用科技来计算、设计或击败他们的感觉，一切会变得怎样？现在的整个世界似乎都与人类体验唇齿相依，但如果以后人类的体验也成了可设计的产品，就像能在超市里买到的任何商品，情况又将如何发展？

第三部分 智人失去控制权

人类还能继续掌控世界、赋予世界意义吗？

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将如何威胁人文主义？

谁可能继承人类的角色，什么新宗教可能取代人文主义？

第8章 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

我是谁

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单一、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个人）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也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确实，人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 而且每天身体和心智都会经历无数次变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触自我，一定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单一、清楚和真实的声音，这也就是真实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对自由主义来说，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许多个声音，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场上，该听哪个的意见？

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就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虚假。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测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反而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

例如，人脑就由两个脑半球组成，中间由一束神经纤维连接。每个脑半球控制着身体相对的另一侧，例如，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接收来自左侧视野的数据，负责移动左臂和左腿，左脑则刚好相反。因此，右脑中风的患者有时候会忽略身体的左侧（例如，只梳右边的头发，或是只吃盘子右边的食物）。

左右脑也有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分工，只是情况远远不够清晰。例如，多数认知活动虽然都会同时用到两个脑半球，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别。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左脑在语言和逻辑推理时扮演着较重要的角色，而右脑则在处理空间信息时较为强势。

在左右脑关系的研究上，许多突破出自对癫痫患者的研究。严重的癫痫患者，会从大脑的某一区域掀起一场电子风暴，迅速传播到其他区域，造成急性癫痫发作。癫痫发作期间，患者无法控制身体。一旦频繁发作，常常就会让他们丢掉工作，无法正常生活。在20世纪中叶，如果其他疗法都无法奏效，医生的最后一招就是把连接两个半球的神经束切断，让某个脑半球掀起的电子风暴不会影响到另一半球。对脑科学家来说，这些患者简直就像金矿，提供了许多惊人的数据。

关于这些“脑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罗杰·斯佩里（因其突破性发现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他的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说：“绘图员。”这个答案由左脑提供，逻辑推理和语言也多半由左脑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脑也有另一个活跃的语言中心，虽然无法控制口语，但能用拼字游戏Scrabble 的字母牌拼出字来。研究人员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脑有何意见，于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张纸上写着：“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并把纸放在男孩左边视野的边界处。来自左边视野的数据会由右脑处理，右脑无法控制口语，所以男孩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左手开始迅速在桌上移动，到处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车比赛”。厉害了吧！

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另一个行为，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双手分别由不同的脑半球控制。他的两个半脑之间没有联系，于是有时候右手要开门，左手却会把门甩上。

还有另一项实验，加扎尼加的研究团队向左脑（负责语言）展示鸡爪的照片，同时向右脑展示雪景照。接着问病患PS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鸡爪。”加扎尼加接着再展示许多图片给PS看，请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内容。病患的右手（由左脑控制）指向一只鸡，但同时左手却也伸了出来，指向一只雪铲。加扎尼加接着就问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同时指了鸡和雪铲？”PS回答：“呃，鸡爪和鸡有关系，而要清理鸡舍需要铲子。”

这里是怎么了？控制语言的左脑并未接收到雪景这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指向铲子，结果左脑就自创出一些觉得合理的解释。多次重复实验后，加扎尼加的结论认为，左脑不仅处理口语能力，也是个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制出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

另一项实验是让掌管非语言能力的右脑看到一张色情图片。受试者开始脸红、咯咯笑着。“你看到了什么？”研究人员语带狡黠地问道。受试者的左脑说：“没什么，只是有光闪了一下。”但她立刻又开始咯咯笑了起来，还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你为什么会笑呢？”研究人员追问。也是一头雾水的左脑翻译官拼尽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于是回答说因为房间有部机器看起来很好笑。

这就像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执行无人机空袭任务，美国国务院却毫不知情。于是等到有记者向国务院官员询问此事，官员只能赶快编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官员根本不知道为何要空袭，就是瞎掰。不只是“脑裂”患者，而是所有人类都会用到类似的机制。一次又一次，我们心中的“中情局”都是不经“国务院”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为，接着我们心中的“国务院”就只能编出一个让自己看来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常常，就连“国务院”自己最后都信了自己编出的故事。

行为经济学家也做出过类似的结论，当时讨论的是民众如何做各种经济决定。或者讲得更精准些，是谁做了这些决定。是谁决定买丰田而不买奔驰，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国，投资韩国债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数实验都指出，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自我”做出这些决定，而是人心中有许多不同、常常还会相互冲突的内部实体，经过不断拉扯决定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就做过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请一组志愿受试者参加一项分成三阶段的实验。在“短”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将一只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钟，而这种水温会让人不悦甚至痛苦。60秒后，就请他们把手拿出来。而在“长”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手会放入另一个容器中，水温同样是14℃。但在60秒后，会偷偷将热水导进容器，使水温略升为15℃。有些受试者会先做“短”实验，也有些从“长”实验开始。但不论哪种，都会在两个部分都结束的7分钟后，开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必须重复前两阶段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选择。足足有80%的人选择了“长”实验，在印象中以为这没那么痛苦。

虽然这个冷水实验如此简单，但是它透露的意义却动摇了整个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实验告诉我们，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所以对于体验自我来说，显然“长”实验比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温达60秒，这已经很难受了，而且“短”实验受的苦，在这里一点也少不了，但接着你得再忍受另外30秒15℃的水温。虽然情况勉强好一点，但绝对不愉快。对于体验自我来说，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后，再加上另一个仍然不愉快的体验，并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愉快一些。

只不过，体验自我并没有记忆能力。它不会说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讲到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我们心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叙事自我。叙事自我的概念，很类似加扎尼加所说的左脑翻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篇故事，并为未来制订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人物，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结果来编织故事。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举例来说，叙事自我判断“短”的冷水实验时，是将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还是非常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非常冷”。接着，叙事自我对“长”的冷水实验也做一样的判断，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没那么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稍微温暖一点”。这里的重点之一在于，叙事自我对于时间持续多久无感，并不在意长短两部分实验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以，如果需要在两者择一，叙事自我会挑长的实验，认为“水稍微温暖一点”。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日常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卡尼曼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雷德梅尔（Donald 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肠镜检查的患者，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的差别。肠镜检查通过肛门将小摄影机插入肠道，以诊断各种肠道疾病。这种检查并不舒服，而医生都想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这道程序的痛苦。是该把动作加快，让病人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该把动作放慢、小心一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尼曼和雷德梅尔请154位患者在大肠镜检查期间，每分钟都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报告时使用010的数字，0代表完全无感，10则是痛到无法忍受。等到检查结束，再请患者同样使用010的数字，报告检查的“整体疼痛程度”。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体分数会与每分钟报告的分数总和相关，也就是，如果时间持续越久，病患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后的整体疼痛分数就会越高，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实验，不管持续时间多长，整体疼痛分数只会反映峰终定律。因此，有一次肠镜检查时间8分钟，过程中患者给出的最高疼痛分数为8，而最后一分钟的打分为7。等到检查结束，这位患者给的整体疼痛分数就是7.5。而在另一次肠镜检查中，时间足足有24分钟。在此过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数一样是8，但这位患者在最后一分钟的打分只有1。到最后，这位患者的整体疼痛分数只有4.5。事实上，后面这位患者的肠镜检查时间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总的说来受到的痛苦要多得多，但这点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总和，而是进行平均。

所以，患者会喜欢哪一种呢？是为时短暂但痛苦的检查，还是时间长但动作小心？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正解，因为患者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问的是体验自我，它大概会选择时间短的。但如果问的是叙事自我，它反而宁可挑时间长的，因为它只会记得最糟时刻和最后一刻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从叙事自我的观点来看，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

儿科医师和兽医都很懂这个技巧。许多医师会在诊室里准备许多零食点心，在打完针或做了痛苦的检查之后，让孩子（或是小狗）吃点甜品。这样一来，等到叙事自我后来回想这次问诊，最后这10秒的快乐足以抹去之前许多分钟的焦虑和疼痛。

至于进化，更是早在儿科医师之前许久，就发现了这个伎俩。许多妇女分娩时都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可能会让人以为，只要生过一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女性会愿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后的几天，内分泌系统会分泌皮质醇和β–内啡肽，舒缓疼痛，让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欢快，再加上对小婴儿的爱与日俱增，又得到来自亲友、宗教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多方赞誉，都会合力把分娩从创伤转为正面记忆。

以色列特拉维夫拉宾医学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显示，分娩的记忆主要反映高峰及终点，整体持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16 在另一项研究中，请2428名瑞典妇女在分娩两个月后，回忆生产的过程，其中有90%认为这个过程属于“正面”或“非常正面”。她们并没有忘记这种痛苦（有28.5%认为分娩是世上能想到的最痛的事），但仍然认为这是个正面体验。叙事自我有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马克笔，一一审查着我们的体验。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惧不悦的时刻就这样被删减或抹去，最后整理出一个有欢乐结尾的故事，归档备存。

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抉择，比如挑选另一半、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假设现在有两套度假行程任君挑选：第一套行程是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Jamestown），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殖民城镇，这是英国在1607年于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第二套行程则是你自己的梦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罗里达日光浴，或者到拉斯韦加斯尽享帅哥美女、美酒和赌博。但有一项限制：如果选择梦想假期，等到最后上飞机回家之前，你得服下一颗药丸，消除所有对于这场假期的回忆。发生在拉斯韦加斯的美好回忆，就真的只会留在拉斯韦加斯了。你想选哪套行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詹姆斯镇，因为大多数人的信用卡都由叙事自我掌管，而叙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觉得记不住的体验只是白费力气。

说实话，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紧密交织的。叙事自我也会用到我们的种种体验，作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过来，这些故事也会塑造体验自我的种种感受。举例来说，在斋戒月禁食、在准备体检时禁食，或者单纯没钱买东西吃，对于饥饿的感受就会有所差异。叙事自我对饥饿赋予不同的意义，就会让实际体验大不相同。

此外，体验自我往往也强大到足以破坏叙事自我最完美的计划。举例来说，我可能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上健身房。这种伟大的决定是叙事自我的专利。只不过，过了一个星期，该上健身房了，体验自我却过来接手。我现在就是不想上健身房，反而订了比萨，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大有问题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

生命的意义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元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因此，我受到的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的，它让我学会重视和平。”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都只是虚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该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这样说的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由主义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位选民、顾客和旁观者，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本质。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不完结的故事，让每项体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的故事。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意义。但无论如何，都一样是妄想。

当然，早已有人质疑自由意志和个人的概念。早在2000多年前，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认为个人概念是一种虚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响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则仅是怀疑，并不足以改变历史。人类十分擅长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国会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基督教并未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那天消失，自由主义也不会因为科学家认为并没有自由个人便就此灭亡。

事实上，就连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也并未放弃自由主义。就算他们已经用丰富的理论、数百页篇幅解构了所谓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却像做了一个知识上的完美后空翻，奇迹似的一跃回到18世纪，好像进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所有惊人的发现完全不会影响洛克、卢梭和杰斐逊提出的伦理及政治观念。

然而，等到这些异端科学见解逐渐成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结构时，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我们（或后代）很有可能会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第三个千年的起点，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实实在在的科技挑战。我们即将拥有各种超级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但这些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这场洪水中保存下来？

第9章 大分离

上一章简单回顾了近来的科学发现对自由主义哲学有何伤害，现在则该来审视这些发现对实际生活有何影响。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是因为自由主义相信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各有价值，而且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就是权威的本源。但在21世纪，有三项“务实”的发展，可能会让这种信念成为明日黄花：

1.人类将会失去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因此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不再继续认同人类有太多价值。

2.社会系统仍然认为人类整体有其价值，但个人则无价值。

3.社会系统仍然会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其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群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而不是一般大众。

让我们仔细审视这三个威胁。第一，科技发展将使人类不再具备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这一点虽然不会从哲学层面推翻自由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想象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和其他自由主义制度如何能承受这记打击。毕竟，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哲学论证最合理，更是因为它赋予每个人价值，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有好处。在现代工业战争的大规模战场、现代工业经济的大规模生产线上，每个人都很重要。只要能拿起步枪或是扳动拉杆，每双手都有价值。

无用阶级

87%的可能性

本章开头指出几个自由主义面对的实际威胁，第一个就是人类不再具备军事和经济上的用途。当然，这并非预言，只是一种可能。不论是科技上的困难还是政治上的反对，都可能减缓算法入侵就业市场的脚步。而且，由于人类心智还有大片未知的领域，我们还不确定人类是否有什么隐藏的才能，或是能够创造出什么新工作来填补旧工作消失造成的缺口。然而，仅是这样可能还不足以拯救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仅相信人的价值，还相信“个人主义”。这就要指出自由主义面临的第二个威胁：社会系统未来可能仍然需要人类，但并不需要个人。人类还是会继续写音乐、教物理、做投资，但社会系统会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自己，也会为他们做大多数重要决定。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将会剥夺个人的权威和自由。

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信念，前提就是之前讨论的三个重要假设：

1.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个体，也就是说，我具备单一的本质，无法再分为各个部分或子系统。确实，这个内部核心可能有许多外层，但只要把这些外层剥掉，就能在内部找到一个清晰、单一的内在声音，也就是真正的自我。

2.真正的自我是完全自由的。

3.根据前两个假设，我能够了解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自己。只有我能够进入我自己内心自由的空间，只有我能听到自己真实自我的低语。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赋予个人极大的权威。我不该相信其他任何人为我做出选择，因为没有别人能够真正了解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因此，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顾客永远是对的，而且情人眼里永远出西施。

然而，生命科学却对这三个假设都提出挑战，认为：

1.生物就是算法，人类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是由可分割的部分组成。换句话说，人类是许多不同算法的组合，并没有单一的内在声音或单一的自我。

2.构成人类的算法并不“自由”，而是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塑造，虽然可能依据决定论或随机做出决定，但绝不“自由”。

3.因此，外部算法理论上有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能用某个算法监测组成身体和大脑的每个子系统，就能清楚掌握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只要开发出这样的算法，重点就不再是选民、顾客和情人；而是算法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算法永远是对的，算法觉得美，就是美。

在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没有任何外部算法能够有效监测个人，因此个人主义仍然是一种很实用的选择。虽然国家和市场可能都很想做到这一点，但当时缺少必要的科技。不论是克格勃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无法完全掌握我的生物特征、基因组和大脑，而且就算特工偷听我每次打的电话、监视我在街头和其他人的每次互动，也没有足够的运算能力来分析这些数据。因此就20世纪的科技而言，自由主义说得并没错，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于是，人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自主的系统，听从的是自己内在的声音，而不是什么权威的命令。

但到了21世纪，科技已经让外部算法有能力“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一旦如此，个人主义就即将崩溃，权威也将从个人转向由算法构成的网络。人类不会再认为自己是自主的个体，不再依据自己的期望度日，而是习惯把人类整体看作一种生化机制的集合体，由电子算法网络实时监测和指挥。要发生这种情况，算法甚至不需要能够完全了解我而且绝不出错，只要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犯的错更少，就已足够。到了这个程度，合理的做法就是把越来越多的选择和人生大事都交给算法来为我做决定。

……

想得到这种完全掏心的咨询服务，我们就必须改变想法，不要认为人类都是不可分割的个体，不要坚信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能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从以前到现在，人类都是自主实体，由叙事自我叙写的故事所操纵。但在未来，每个人都将会是整个巨型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将叙事自我奉为圭臬，不论在投票站、超市还是婚姻中，都让叙事自我来做决定。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做法很有道理，因为虽然叙事自我相信的常常是各种虚构和幻想的故事，但我们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然而，一旦有了能够替代的系统，真正比叙事自我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时再把权力留在叙事自我的手中，就只能说是愚蠢的做法。

像民主选举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将会遭到淘汰，因为谷歌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政治观点。我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自由主义叫我要听听内心真实自我的声音，选择能够反映我最高期望的政党或候选人。但生命科学却指出，我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并不真正记得上次选举以来这几年的所有感受和想法。此外，我还被各种宣传、公关手法和随机想法不断轰炸，很可能扭曲我该做的选择。正如卡尼曼的冷水实验，叙事自我到了政治领域，一样会遵循“峰终定律”，忘了绝大多数的事情，只记得几件极端的事件，并对最近的事件赋予完全不成比例的高权重。

在这四年间，我可能不断抱怨现任总统的政策，一直告诉自己和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这个总统“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然而，距离下次选举投票只剩几个月的时候，政府忽然减税，大方开出各种“支票”。执政党找来最好的撰稿人，举行一波漂亮的竞选活动，威胁、承诺运用得当，直接打入我大脑的恐惧中心。到了选举当天一大早，我醒来的时候有点儿感冒，脑子不太好使，也让我觉得安全和稳定实在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结果出炉！我又把那个“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家伙送上台，让这个人还能再当四年总统。

如果我授权谷歌来帮我投票，就能摆脱这样的命运了。你也知道，谷歌可不好糊弄，虽然它也会注意到最近的减税和选举“支票”，但过去四年的点点滴滴一样记得清清楚楚。它会知道我每次读早报时的血压，也知道我看晚间新闻时多巴胺分泌量是否下降。谷歌知道怎样看穿公关人员华而不实的口号。谷歌也了解人生病的时候会稍微有“右”倾倾向，会据以调整。于是，谷歌投票时，依据的不是我当下瞬间的心态，也不是叙事自我的幻想，而是集合所有生化算法真正的感受和兴趣而得出的结果；而这一切生化算法的集合，正是所谓的“我”。

当然，谷歌也不见得永远是对的，毕竟这一切都只是概率。但只要谷歌做出足够多正确的决定，人类就会将更多权力交给它。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数据库规模会不断扩大，统计数字会更准确，算法会继续改进，决策的质量也会提高。虽然这套系统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也不可能完全不会出错，但本来就没有这种必要，只要到了系统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那一天，自由主义就会颓然崩垮。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听起来的这么困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而脸谱网这个谷歌的死敌最近委托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如果要判断某人的性格和性情，脸谱网算法会比这个人的朋友、父母或配偶更为准确。这项研究共有86220名志愿者参与，他们都有个人的脸谱网账号，并且填写了有上百题的人格调查问卷。脸谱网算法会根据被测者平常在脸谱网上对网页、图片、影片等点赞的记录，预测这些志愿者的回答。过去点赞的次数越多，预测的准确度就越高。接着，再把算法预测的结果，与参与者的同事、朋友、家人和配偶的预测进行比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只需要过去点赞次数超过10次，算法预测准确度就可以高于同事；70个赞，预测准确度就会高于朋友；150个赞，准确度高于家人；到了300个赞，预测准确度就会高于配偶。换句话说，如果你至今已经在脸谱网上点了超过300个赞，脸谱网预测你的想法和期望的准确度就可能比你的另一半更高。

事实上，脸谱网算法在某些领域对人的了解，甚至会超过那个人自己。例如，研究也请参与者评估自己使用成瘾物质的程度以及社交网络的规模，而在这些调查项目里，参与者自己的判断就不如算法来得准确。该研究最后提出以下预测（这倒是由人类作者写的，而不是脸谱网的算法预测）：“人类如果遇到重大的人生抉择，比如要选择从事何种活动、职业道路甚至是交往对象，可以考虑放下自己心理上的判断，依赖计算机所做的选择。这种数据导向的决策，有可能会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至于比较邪恶的一面，同一份研究也暗示，在未来的美国总统大选里，脸谱网不仅早就知道数千万美国人的政治观点，还知道哪些人是关键的摇摆选民以及他们的倾向。脸谱网会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选情特别胶着，还有32417位选民尚未下定决心，甚至也知道每位候选人该说什么，才能让天平倒向自己这边。脸谱网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有无上价值的政治数据？都是我们免费亲手奉上的。

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殖民者和商人用彩色的珠子，就从当地人那里换来了整座岛屿、整个国家。而在21世纪，个人数据可能是大多数人能够提供的最宝贵资源，但我们正亲手把这些数据交给各大科技企业，好换来免费的电子邮箱或是有趣的小猫影片。

从先知到君主

因此，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让人类交出权威，送到非人类的算法手中。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向实在太骇人，该怪的并不是那些计算机怪才，这其实是生物学家的责任。我们必须意识到，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力量来自生物学的洞察，而非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认为，生物就是各种算法。如果生物的功能真的和算法大有不同，就算计算机在其他领域大展神威，仍然不可能了解人类、引导人类的生命，更不可能与人合而为一。一旦生物学家判断生物也是算法，就等于拆除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那堵墙，让计算机革命从单纯的机械事务转变为生物的灾难，也将权威从个人转移到了算法网络。

确实有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恐惧，但事实上，也有数百万人再乐意不过。今天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隐私和个性，把许多生命点滴全放到网络上，每个行动都记录下来，与网络的连接一中断，就算只是几分钟，也会让他们歇斯底里。就在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由算法代替人类权威的情形，不是因为什么重大的政府决策，而是由于狂潮般的个人日常选择。

如果再不小心，结果可能就会是奥威尔笔下的那种警察国家，而且持续监测的还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各种举止，甚至也包括我们身体内、大脑中的活动。可以想想，如果生物统计传感器无所不在，斯大林可能会用它来做什么？普京又可能想做什么？然而，虽然有许多捍卫人类个性的人担心20世纪的噩梦重现，竭力抵抗这个似曾相识的奥威尔式敌人，但人类的个性其实还受到另一方向更大的威胁。在21世纪，与其说个人会被外界力量残忍碾碎，还不如说会先从内部缓缓崩解。

今天，大多数企业和政府都会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承诺依据每个人的需求和愿望提供医药、教育和娱乐活动。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和政府就得将个人解构为许多生化上的实体，用无所不在的传感器监测这些实体，并用强大的算法加以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所谓不可分割的个体只是一个宗教幻想。现实中，每个实体都是许多生化和电子算法的混合体，没有清晰的边界，也没有自我中心。

不平等的再升级

在自由主义面临的三个实际威胁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第一，人类将完全不具价值；第二，人类整体仍然有价值，但个人将不再具有权威，而是由外部算法来管理。算法系统仍然需要由你来谱写交响乐、教历史或编写计算机程序，但算法系统对你的了解会超越你自己，也因此会为你做出大部分重要的决定；而且，你还会觉得这真是太好了。这个世界并不一定不好，但会是一个后自由主义的世界。

自由主义面临的第三个威胁在于：有些人仍然会不可或缺，算法系统也难以了解，而且会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特权精英阶层，由升级后的人类组成。这些超人类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及创造力，让他们能够做出许多世上最重要的决定。他们会为算法系统执行关键的服务，而算法系统既无法了解也无法管控这些人。然而，大多数人并不会升级，于是也就成了一种新的低等阶级，同时受到计算机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

人类如果从生物定义上分裂成不同的阶级，就会摧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有自由主义的地方，仍然可能有各种社会及贫富差距，而且因为自由主义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为重要，所以甚至也觉得有差距是理所当然。但自由主义仍然假定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价值和权威。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有人是亿万富翁，住在豪华的城堡里，也有人是贫穷的农民，住在稻草屋里，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对自由主义来说，农民感受到的独特体验，其价值并不下于亿万富翁的体验，所以自由主义的作家才会写出长篇小说来描述贫困农民的生活体验，而且连富翁也会满怀热情地读这种小说。如果到百老汇去看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 ），会发现好位子的票价可能高达数百美元，全场观众的身价总和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但他们看到冉·阿让（Jean Valjean）只为了偷面包救活饥饿的侄子就得入狱19年时，仍然会深感同情。

同样一套逻辑也适用于选举，贫穷农民有一票，亿万富翁同样也只有一票。自由主义面对社会不平等的解药，不是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体验，而是对于不同的人类体验赋予同等的价值。然而，如果贫富差距已经不只体现在财产价值上，而且出现了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差异，这一套还行得通吗？

安吉丽娜·朱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就提过基因测试成本高昂。她进行的测试就要价3000美元（还不包括实际的乳腺切除术、重建手术和相关治疗），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10亿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15亿人每天收入在1到2美元之间。 就算他们一辈子努力工作，也不可能负担得起要价3000美元的基因测试。目前贫富差距还在逐渐拉大。到2016年年初，全球62名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产总值等于最贫穷的36亿人的总和！由于目前全球人口约为72亿，也就是说，这62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大约就是较为贫穷的全球一半人口的财产总和。

DNA测试的成本可能会逐渐下降，但也会不断出现昂贵的新疗法。因此，虽然日后一般民众也能负担得起原有疗法，但精英分子永远能领先几步。纵观历史，富人享有许多社会和政治优势，但和穷人之间从未出现真正重大的生物差距。中世纪贵族曾号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蓝色血液，印度婆罗门也坚称自己比其他种姓更聪明，但这一切都只是胡说。然而在未来，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这一天，在升级后的上层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其身体和认知能力真正出现重大差距。

面对这种情境，科学家的标准答案是：20世纪也有许多医疗突破是从富人开始，但最后全体人类都同样受益，所以其实是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社会差距。举例来说，疫苗和抗生素最早只有西方国家的上层阶级能够享有，但现在它们改善了全球所有人的生活。

但要希望这种过程在21世纪重演，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原因有二：第一，医学的概念正在经历巨大变革。20世纪的医学旨在治愈病人，但21世纪的医学则逐渐走向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治愈病人”代表的是一种平等，因为这假设有个身心健康的规范标准，而人人都应享有这样的健康。如果有人低于标准，医生就该解决问题，让这些人能够“像大家一样”。相较之下，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背后则是精英的概念，因为这里并没有所有人通用的标准，而是要让某些人比其他人强。人类就是希望自己记忆力比别人强，智商比别人高，性能力更不能输。如果某种升级已经变得太廉价、太普遍，人人都能享有，那等于就是把基线提高，等着下一代疗法继续超越。

因此，到了2070年，虽然穷人很有可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但他们与富人的差距将更为拉大。做比较的时候，我们找的比较对象通常都会是同时代更幸运的人，而不是以前命运不佳的祖先。如果你对一个住在底特律贫民区的美国人说，他现在享有的医疗保健水平可比100年前的美国人好多了，大概不会有什么鼓励作用。事实上，这种话听起来是十足的自以为是。他会说：“为什么我要和19世纪的工厂工人或农民比？我也想过电视上那种有钱人的生活啊，或者至少有郊区那种高级住宅。”同样，如果你到2070年告诉下层阶级，他们享有的医疗保健已经比2017年时好得多，对他们来说实在算不上半点安慰。因为他们心中的比较对象会是那些升级后主导世界的超人类。

第二，就算会有许多医疗突破，我们仍然无法肯定穷人到了2070年一定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因为国家体制和精英阶层可能根本不想再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医药之所以能在20世纪使群众获益，是因为20世纪是群众的时代。20世纪的军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士兵，经济发展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工人。因此，各国都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确保国民的活力和健康。人类最大的医疗成就正是为群众提供卫生设施、疫苗接种，消灭流行病。1914年，日本精英阶层之所以愿意为贫民接种疫苗，在贫民区兴建医院，修建污水处理系统，正是因为如果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和经济强权，就需要数百万健康的士兵和工人。

但这种群众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而针对大众的医学也将随之走入历史。随着人类士兵和工人让位给算法，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类。

今天，日韩等科技先进国家的出生率逐渐下滑，儿童人数逐渐减少，但这些国家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抚养、教育这些儿童。而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这种发展中大国，要怎么跟日本竞争？这些国家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头等车厢的精英，享有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同等条件的医疗保健、教育和收入水平。但还有为数几亿的一般国民，坐在三等车厢，苦于疾病、无知和贫穷。在接下来这个世纪，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的精英会想做什么？是要投资解决几亿穷人的问题，还是让少数百万富翁升级？在20世纪，因为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但到了21世纪，精英阶层最有效（虽然十分无情）的策略，很可能是干脆切断百无一用的三等车厢，只让头等车厢继续前进。想与日本竞争，巴西需要的可能不是几百万个健康的普通工人，而是少数几个经过升级的超人类。

一旦出现这种在身体、情感和智力上都远超常人的超人类，自由主义信仰又怎么可能生存下来？如果事实证明，这种超人类的体验会和一般智人完全不同，情况又会如何？如果超人类一读关于低等智人偷盗故事的小说就觉得无聊，而一般人看到超人类的爱情肥皂剧却又完全无法理解，该怎么办？

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成就：克服饥荒、瘟疫和战争，都是为了让所有人享有富足、健康与和平。至于21世纪的新议题：获得永生、幸福快乐、化身为神，也同样希望为全人类服务。然而，由于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超越而非维持基本要求，最后就可能创造出新的超人类阶级，砍断自由主义本源；超人类看待一般人，就会像是19世纪欧洲人看待非洲人的情况。

如果科学发现和科技发展将人类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又或者各种事情的决定权已经完全从人类手中转移到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主义都将崩溃。什么样的新宗教或意识形态，能够填补这样的缺口，并且指导我们如神一般的后代？

第10章 意识的海洋

新宗教浮现的地点，不太可能是阿富汗的洞穴或是中东的宗教学校，反而会是研究实验室。就像社会主义承诺以蒸汽和电力为世界提供救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新的科技宗教也可能承诺以算法和基因为世界提供救赎，进而征服世界。

虽然现在大家常常谈的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但从宗教观点来说，目前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并非“伊斯兰国”或美国南部的《圣经》带（Bible Belt，信奉基督教福音派的地区），而是硅谷。在这里，各个高科技大师正在为我们酝酿全新的宗教，这些宗教信的不是神，而是科技。科技宗教同样提供过往宗教的一切旧奖励：快乐，和平，繁荣，甚至是永恒的生命，但方法却是在生前获得地球科技的协助，而不是死后接受天堂的帮助。

这些新的科技宗教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数据主义认为人类已经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宇宙任务，现在应该把接力棒传给完全不同的实体。关于数据宗教的梦想和噩梦，我们将留到下一章讨论。本章主要谈的是较保守的科技人文主义，这种宗教仍然认为人类是造物的巅峰之作，也坚守许多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科技人文主义同意，我们所知的智人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不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科技创造出神人：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形式。神人仍会保有一些基本的人类特征，但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由于智能正在与意识脱钩，而且无意识的智能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类如果还想不被踢出局，就得积极将心智升级。

7万年前，认知革命改变了智人的心智，让原本毫不重要的非洲猿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智人的心智经过提升后，忽然能够接触到主体间的领域，于是创造了神和企业，建立了城市和帝国，发明了文字和货币，最后也能够分裂原子、登上月球。据我们所知，这种翻天覆地的革命，只是因为智人的DNA发生了一点儿小变化，大脑神经稍微调整了一下布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科技人文主义或许也只需要对人类的基因组再多做些改变，将大脑再稍微调整一下布线，也就足以启动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心智改造，让人类能够接触主体间的领域，也就让智人成了地球的统治者；而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会让神人接触到目前还难以想象的新领域，让神人成为整个星系的主人。

早在一个世纪前，进化人文主义就希望创造出超人类，而现在的科技人文主义则可说是这个梦想的新形态。希特勒等人的想法，是要通过选择性育种和种族清洗来创造超人，但21世纪科技人文主义则希望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脑机界面，以更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个目标。

心智的差距

我闻到恐惧的气味

宇宙依凭的钉子

科技人文主义还面临另一个恐怖威胁。一如所有人文主义教派，科技人文主义也认为人的意志是神圣的，认为这是整个宇宙的依凭。科技人文主义希望用人类的期望来选择发展某种心智能力，进而决定未来心智的模样。然而，如果未来科技能够重塑、改造这些期望，会是什么情形？

人文主义总是强调，我们不太容易确定自己真正的意志。每次想聆听真实的自己，总有许多嘈杂噪声铺天盖地而来。而且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真想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因为那可能会是些不受欢迎的秘密和令人难堪的要求。有许多人根本是处心积虑不想对自己了解太深。一位事业上平步青云的律师，可能就不想听到内心叫她放轻松赶快生个宝宝的声音。困在痛苦婚姻中的女性，也可能害怕失去婚姻提供的安全感。背负罪恶感的士兵，曾犯下的暴行化成噩梦，如影随形。对自己性倾向还不太确定的年轻人，告诉自己先保持沉默。对人文主义来说，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会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但人文主义要求我们要坚强，不论内心的声音有多么丑恶，也要勇敢面对，要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再听从它的指导、排除万难。

但根据科技进步主义的观点，一切就大不相同了。科技不想听我们内在的声音，而是要控制这些声音。一旦我们了解了生化系统如何产生这些声音，我们就能玩弄这些开关，把这里音量调高、那里音量调低，让人生过得更轻松自在。容易分心的律师可以来颗派甲酯，有罪恶感的士兵可以吞颗百忧解（Prozac），至于对生活不满的妻子，替你忧（Citao）就是答案。而且，这还只是开始。

人文主义者常常难以接受这种方法，但还是别太早就下判断。人文主义者建议“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其实毁了许多人的生命；适当用药，反而是大大改善了几百万人的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为了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有些人得先把心中现有的尖叫和怒骂音量调小。现代精神病学认为，许多“内心的声音”和“真实的愿望”只不过是生化失衡和神经疾病的产物。生化失衡让患有抑郁症的人总是戴着一副抑郁的眼镜看待事物，于是一再抛弃大好的前途和健康的关系。这时该做的，可能不是聆听这种破坏性的内心的声音，而是直接叫它们闭嘴。比如前面提过的记者萨莉·艾蒂，她戴上“专注头盔”，让脑中其他声音安静下来之后，不但成了神射手，自我感觉也大大提升。

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变革酝酿已久。人文主义的最高诫命“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已经不再不证自明。我们学会调节内心声音的音量之后，也得放弃对“真实”的信念，因为我们再也不清楚现在是谁在调节开关。把脑中的噪声关掉似乎是个好主意，但前提是要能让我听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又怎么决定该关掉哪些声音、放大哪些声音呢？

让我们单纯为了讨论而做个假设：假设几十年内，脑科学家就能让我们轻松且准确地控制许多内心的声音。再假设有一个来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的年轻男性同性恋，许多年来一直不出柜，终于存够了钱，想去动手术。他带着10万美元前往诊所，决心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样是异性恋。站在诊所门前，他心里又重复了一次想对医生说的话：“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男人了。”接着他按了门铃，但开门之后，看到《急诊室的春天》里的乔治·克鲁尼活生生站在他眼前。这个小伙子魂儿都飞了，喃喃说着：“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变成异性恋了。”

这个年轻人真实的自我，打败了过去经历的宗教洗脑吗？又或是一时的诱惑，让他背叛了自己？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听从或背叛？只要我们能够设计及重塑意志，就无法再把意志看作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因为不管我们的意志为何，我们总能让它改变主意。

人文主义认为，只有人的欲望才能使世界充满意义。但如果我们连欲望都能选择，又凭借什么来做这种选择？假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罗密欧可以决定要爱上谁，而且就算决定了，还是随时能够反悔重来。这样一来，这出剧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这正是科技进步为我们刻画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不舒服，就让科技消灭这个欲望。如果整个宇宙所凭依的钉子钉错了地方，就用科技把整颗钉子拔出来，钉到别的地方去。但究竟要钉在哪儿？如果寰宇四方均能落钉，我该挑哪里？又为什么该挑那里呢？

人文主义的戏剧，多半是以某个令人痛苦的欲望展开。例如，蒙太古（Montague）家族的罗密欧，爱上了凯普莱特（Capulet）家族的朱丽叶，可两家却是世仇，于是双方都非常痛苦。科技对这种情节的解法，就是确保让我们不会有令人痛苦的欲望。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服个药丸或是戴个头盔，直接把那些对彼此造成不幸的爱意给消灭掉，不就没事了吗？

在此，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两难。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毕竟，能够控制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岂不是太棒了？然而一旦这样的控制成真，过去神圣的人类就会成为另外一种设计品，反而让科技人文主义不知该何去何从。只要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意志和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就永远无法处理和这些科技的关系。

因此，有个更大胆的科技宗教，打算直接彻底切断人文主义的脐带。这个科技宗教所预见的世界，并不是围绕任何人类生命形式的欲望和经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够取代欲望和经验，成为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本源？2016年，有一位候选人坐在历史的接待室，等待面试。这位候选人名叫“信息”。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

第11章 信数据得永生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 1 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 Machin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所有的权力都去了哪儿？

政治科学家也逐渐把人类政治结构理解成数据处理系统。民主和专制在本质上是两套关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对立机制。专制使用集中式处理，而民主则喜欢分散式处理。民主在过去几十年里占得上风，是因为在20世纪晚期的具体情境中，分散式处理的效果更佳。如果换一个情境（比如古罗马帝国时代），反而可能是集中式处理拥有优势，让罗马共和国衰落，权力从元老院（Senate）和公民大会（Popular Assemblies）转移到专制皇帝的手中。

这意味着，如果数据处理的情境在21世纪再次改变，民主制度也可能衰败，甚至消失。随着数据量和流通速度双双提升，选举、政党、国会这些制度就可能遭到淘汰；原因不在于不符合伦理道德，而是无法有效处理数据。当时这些机构发展的背景，是政治的脚步走得比科技更快。在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够慢，于是政客和选民仍能领先一步，规范及操纵发展的路线。然而自蒸汽时代以来，政治的节奏没有多大改变，但科技已经从一挡切换到四挡。科技革命的脚步快到让政治追不上，不管是国会议员还是选民，都失去了对科技的控制。

互联网的兴起，能让我们一窥未来。现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及安全来说，网络空间都不可或缺。但讲到网络设计的各种不同选项，虽然仍牵扯到主权、边界、隐私、安全等传统政治议题，却并未借助民主政治过程来决定。有人曾经投票决定网络空间该是什么形状吗？网络设计者的种种决定未受公众监督，因此今日的互联网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管束的自由区域，侵蚀国家主权、无视边界、破坏隐私，可能正是最可怕的全球安全风险。10年前还几乎没人想过这种可能性，但今日的政府官员忧心忡忡，认为网络“9·11”已经一触即发。

于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热议重组互联网的可能，但错过了在一开始干预的时机，现在木已成舟，要改变现有制度就难上加难。此外，等到笨重的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进行网络监管，互联网早已又演进了10次。政府这只乌龟，永远追不上科技这只野兔，就这样被数据压得无法动弹。美国国安局或许能够监控每个人说的每句话，但看到美国外交纰漏不断，就知道华盛顿虽然拥有所有数据，却没人知道该怎么运用。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知道得如此清楚，但也鲜有政府能够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反应笨拙。这就像打牌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手有什么牌，却不知怎么搞的，总是一输再输。

在未来几十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互联网的革命，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警觉。现今民主制度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的速度太过缓慢，而且大多数选民对生物学和控制论（cybernetics）的认识也不足，无法形成切中要点的意见。因此，传统民主政治正逐渐失去控制，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未来愿景。

普通选民也开始意识到，民主机制已经不再能够为他们带来权力。世界正在变化，但他们摸不清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权力正在转移，但选民不知道权力去了哪儿。在英国选民的想象中，权力被欧盟夺走了，所以他们投票脱欧。而在美国选民的想象中，是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所有权力，所以他们支持反体制的候选人，比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可悲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所有的权力去了哪儿。就算英国离开欧盟、特朗普接掌白宫，权力也绝对不会回到普通选民身上。

这并不代表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将会重演。就算是专制政权，似乎同样无力应对科技发展的脚步或数据流的数量和速度。在20世纪，独裁者对未来自有一套宏伟愿景，例如法西斯主义，希望彻底摧毁旧世界，再建起新世界。不论你对希特勒等独裁者有何看法，都不可能说他们没有愿景。而到了今天，理论上领导者的愿景应该会更为宏伟，毕竟过去的纳粹不过是有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就想打造出新的社会，今天我们可还有生物科技和超级计算机任君使用呢。

在科幻电影的剧情里，希特勒一样的政客，一心夺取各种新科技，用来实践各式极端政治理想。但回到21世纪早期，就算在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这些国家，实际的领导人和好莱坞电影里的形象根本是两回事。那些人看起来可没有什么美丽新世界的愿景。就算是金正恩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他们做过的最疯狂的梦仍然不过就是原子弹和弹道导弹之类的，还完全停留在“二战”时期。普京似乎也只是想重建旧的苏联集团，甚至是更早的沙皇帝国。与此同时，偏执的美国共和党人大骂奥巴马是个无情的独裁者，说他阴谋破坏美国社会的基础，但过了8年总统任期，奥巴马费尽心力也只是勉强推动了一个小小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不论是创造新世界还是新人类，都完全不在他的议题之列。

正因为科技进步如此迅速，不论国会还是独裁者都被来不及处理的数据压得喘不过气，现今政治人物的眼界，要比一个世纪前狭窄太多。于是，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维持着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政府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方。

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好事。有鉴于20世纪某些宏大政治愿景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或许官僚系统胸无大志也是种幸福。有了神一般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几乎肯定是场灾难。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所有重大决策最好都交给自由市场来决定，结果这就成了政客无为和无知的借口，还认为这种做法是大智慧。对政客来说，反正一切交给市场就好，自己何必要懂这个世界呢？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然而，科技已有了神一般的能力，政治却短视而无远景，这样的搭配仍有问题。毕竟愿景不一定是坏事，而缺乏愿景也不一定是好事。20世纪，反乌托邦的纳粹愿景并不是自己分崩离析，而是被自由主义同样宏伟的愿景击败。之所以不该将未来完全交给市场力量来决定，是因为这些力量造成的结果可能只利于市场，而不见得有利于人类或全世界。市场那只手不仅人类看不见，而且它本身也是盲目的。如果完全不加约束，面对类似全球变暖的威胁或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时，市场就有可能毫无作为。

有些人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黑手。可能不是民主政客或独裁统治者，而是一小群亿万富翁，现在正偷偷掌控着这个世界。然而这种阴谋论太过轻视系统的复杂度，站不住脚。只是几个亿万富翁在小房间里抽着雪茄、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是绝不可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更不用说要控制一切了。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些冷酷的亿万富翁和少数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能看清全貌，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在混乱的系统中，集中视野反而有其优势，而亿万富翁的权力大小又与目标大小息息相关。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想再赚10亿美元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轻松操弄一下相关系统就能办到。但如果是想消弭全球的不平等、阻挡全球变暖，这些系统太过复杂，就算最富有的一群人也做不到。

然而，权力真空的状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如果传统政治结构在21世纪无法迅速处理数据，形成有意义的愿景，就会出现更有效率的新结构，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些新的结构可能完全不同于任何先前的政治制度，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建立并控制这些结构。如果人类自己完成不了这项任务，或许该让其他候选者来试试。

人类历史是数据处理过程

信息渴求自由

记录、上传、分享！

认识你自己

数据流里的一片涟漪

数据主义当然也会面临批评及异见。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生命究竟能不能简化为数据流，还有待商榷。特别是我们也还不清楚，数据流究竟如何或为何能够产生意识和主观经验。或许在未来20年，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但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来生物与算法还是不同。

同样有待商榷的一点，在于生命是否真的只是做出各种决策。在数据主义的影响下，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心投入研究决策过程，仿佛这就是生命的全部。但是否真的如此？知觉、情绪和想法当然对决策很重要，但这就是它们唯一的意义吗？数据主义越来越了解决策过程，但对于生命的看法却可能越来越偏狭。

要对数据主义提出批判，可能不仅是21世纪最大的科学挑战，更是最急迫的政治和经济议题。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自问，把生命当作数据处理和决策时，是否遗漏了什么因素？在这世界上，会不会有什么无法简化成数据？如果在所有已知的数据处理任务上，无意识算法终于完全胜过了有意识的人类智能，一旦我们用前者取代后者，可能会失去什么？

当然，就算数据主义有错，生物不只是算法，也不一定能阻止数据主义接管世界。过去就有许多宗教，虽然在事实上不尽正确，却也是大受欢迎、大权在握。如果基督教和政治风潮都能如此，数据主义何独不然？而且，因为数据主义正传播到所有科学学科，前景一片光明。只要能成为统一的科学范式，就很容易成为一个难以撼动的教条。要反驳科学范式并非易事，但到目前为止，从没有哪个科学范式真正得到整个科学界一致的采用。于是，某个领域的学者总是能从外部带入一些异端观点。但如果包括音乐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内的每个人都采用了同样的数据主义范式，各种跨学科研究只会让这个范式不断增强。这样一来，就算范式本身仍有缺陷，趋势也极难抵抗。

如果数据主义成功征服世界，人类会发生什么事？一开始，数据主义可能会让人文主义加速追求健康、幸福和力量。数据主义正是通过承诺满足这些人文主义愿望而得以传播。而为了获得永生、幸福快乐、化身为神，我们就需要处理大量数据，远远超出人类大脑的能力，也就只能交给算法了。然而，一旦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算法，人文主义的议题就可能惨遭淘汰。只要我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秉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看来也就不再那么重要。都已经出现远远更为优秀的数据处理模型了，何必再纠结于这么过时的数据处理机器呢？我们正努力打造出万物互联，希望能让我们健康、快乐，拥有强大的力量。然而，一旦万物互联网开始运作，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级成芯片，再降成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块泥土。

于是，数据主义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正如人类对其他动物所造成的威胁。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不论面对任何事物，都以它在这个网络中有何功能来给予评价。几千年来，这让人充满了自尊和偏见。人类在这个网络中执行着最重要的功能，也就很容易认为自己是这个网络所有成就的主要功臣，并认为自己就是造物的巅峰。至于其他所有动物，因为它们执行的只是网络中次要的功能，于是其生命和经验都遭到低估；只要动物不再能发挥任何功能，就躲不开惨遭灭绝的命运。然而，一旦人类对网络也不再能发挥重要功能，就会发现自己到头来也不是造物的巅峰。我们自己设定的标准，会让我们也走上长毛象和白鳍豚的灭绝之路。到时回首过去，人类也只会成为宇宙数据流里的一片小小涟漪。

我们无法真正预测未来，因为科技并不会带来确定的结果。同样的科技，也可能创造出非常不一样的社会。举例来说，火车、电力、无线电、电话这些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科技，就能催生出法西斯政权或自由民主政体。让我们以朝鲜半岛两国为例：两国曾经可以获得相同的科技，但最后选择的用法只能说是南辕北辙。

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兴起肯定将改变世界，但并不代表只会有一种结局。书中讲到的一切情境，都只是可能性，而非预言。如果你觉得某些可能性令你反感，欢迎运用各种新思维或采取新行动，让那些可能性无法实现。

然而，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通常会受限于当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要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行动并非易事。本书追溯了目前各种制约条件的起源，希望能够让我们稍微从中松绑，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思考我们的未来。本书所做的，并不是断言未来必会如何而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窄，而是希望让我们把视野放宽，体察到还有其他更多选项。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没有人真正知道2050年的就业市场、家庭或生态将会是什么样子，又或是由哪些宗教、经济和政治制度主导世界。

但放宽视野也可能造成副作用，让我们比以往更加困惑和不知所措。面对这么多情况和可能性，该注意些什么？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比以往更快，而我们又已被海量的数据、想法、承诺和威胁所淹没。人类正逐渐将手中的权力交给自由市场、群众智能和外部算法，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类无力处理大量数据。过去想阻挡思想言论，做法是阻挡信息流通。但到了21世纪想阻挡思想言论，反而靠的是用不相关的信息把人淹没。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常常浪费时间研究辩论无关紧要的议题。在古代，力量来自有权获得资料。而到今天，力量却是来自知道该忽略什么。所以，面对这个混沌世界的一切，我们究竟该注意什么？

如果思考的是未来几个月的情形，注意的可能就是当下的问题，比如中东动乱、欧洲难民危机、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如果思考的是未来几十年的情形，注意的就是全球变暖、不平等的恶化，以及就业市场的破坏。但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生命，其他的问题或发展的重要性，都比不过以下三项彼此息息相关的发展：

1.科学正逐渐聚合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教条之中，也就是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是进行数据处理。

2.智能正与意识脱钩。

3.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这三项发展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仍能常挂于心：

1.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

2.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

3.等到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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