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都是社科院的，为什么吕迅就能比吴锐这类「色目人」正面不少呢？每一个被列宁式政党发明的玩意都应该被彻底消灭！！！

囿于现实情况，这本书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比如对两蒋的评价过低，也高估了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独立自主性…… 这点恐怕需要新中国建立之后解密档案才能有个相对靠谱的说法。

当时读的时候想到了不少内容，但是现在写不出来了，哎！由于作者是大陆文科生，认为共产党真是民族主义拥护者……实际上在左衽眼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但不包括中国人）。共产党优待俘虏，但不优待中国俘虏。

本书没怎么谈土改，可能是因为场面太过于血腥容易被和谐。

作者也没能看出马歇尔、杜鲁门、史迪威等这么祸害中国的原因 —— 忌惮中国复兴。实际上，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世界主要局势就是美苏联合瓜分全世界。就像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才开启了亚伯拉罕一神教的巅峰对决。

由于书籍内容较多，故这里只摘录一点重要资料。

正文摘录

前言

1943 年 11 月 21 日晨 7 时半，蒋中正（字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1] 这是自有民国以来，他首次以 “四大国” 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37 年前，年近弱冠的蒋志清首次踏出国门，去的是日本，读的是军校，从此振武强兵成为其终身信条；20 年前，已届而立的蒋中正再次踏出国门，去的却是苏俄，考察的是党务，尽管深受革命的洗礼，他日后也慢慢认清了 “赤色帝国主义” 的本质；10 年前，不惑的蒋委员长与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元首关系火热，他凭借日耳曼重新崛起的军事实力荡涤了赣闽的赤色政权，驱逐他日后的竞争对手们奔走偏远；5 年前，蒋总裁的强国之梦终于被他昔年所崇尚的日本军队撕得支离破碎；3 年前，他的副总裁、政敌汪兆铭（号精卫）在日军控制下的南京自立了门户；3 个月前，蒋主席通过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强化了个人权力，而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作为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蒋深切地知道自己万里之外的祖国和脚下埃及的这方土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虽同属文明古国，然因实力羸弱，屡遭外人百般凌辱。今中国历 6 年抗战，山河破碎，但他竭力争取与 “盟邦” 地位相称的权利，“大国” 的头衔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至上荣耀，毋宁说是巨大讽刺。而作为一个传统的军国主义者，他高举孙文（又名中山）的主义和遗教，以军人治国、武力优先，痛恨党徒的自私无能以及国民的愚昧无知。但 “领袖即国家”、“本党即国家”，蒋欲以一己之意志为举国之准则，以自我之道德为全民之典范。他秉性多疑而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而患得患失。他敌视任何党外异己的存在，无视自由与人权，封闭了改革之多途。他怀抱 19 世纪之常识来治理 20 世纪充满外忧内患之中国，举国命运都要在他的耳顺之年上来一个了断。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多的无奈和彷徨。

安顿好之后，蒋中正分别拜会了陆续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S.Churchill）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由于 “日将落” 帝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蒋中正对丘吉尔无甚好感，他送了八个字 “狭隘浮滑自私顽固”。[2] 蒋此行目的原本就在于另一位坐在轮椅上却已让民主党把持白宫长达 11 年的强人总统。然而，总统此时 62 岁，身体状况极差。[3] 他信赖的战时内阁成员主要有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73 岁）、作战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77 岁）、海军部长诺克斯（William Frank Knox，70 岁）等，甚至还可以包括参谋总长李海（William D.Leahy，69 岁）、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64 岁）、海军军令部长金（Ernest J.King，66 岁）、陆军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Henry H.Arnold，58 岁）。可以说这个年轻的国度也是被一群老人统治着。

中国自 1942 年以来，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支撑至今。更早之前，大力援助国民政府的是 “赤色帝国主义” 苏联，然而经新疆的陆上交通线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就中断了。随着 1942 年春天缅甸被日军占领，中国对外的海陆交通几乎断绝。唯一脆弱的补给线，是由美国东海岸将物资装船行驶 1.2 万海里（当时一艘货轮一年至多往返 4 次）到达印度半岛西岸的孟买和卡拉奇，通过轨距宽窄各异的铁路系统运至印度东北的阿萨姆，从那里飞跃地球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实施 “驼峰” 空运，到达云南昆明，再运至各基地。通过这条艰险而低效的补给线，每月仅有 4000 吨的物资可以成功运入中国；直到 1943 年底，在蒋中正的一再要求下，每月才增加到 1 万吨左右。[4]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只占全球开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国更一直是供应链条的最末端。[5] 此时距离中国全面抗战已是 2300 余昼夜。国民政府毫无疑问起着主要的对日牵制作用。年军费开支在 1000 亿元法币（按黑市 1∶200 的美元 / 法币比价，约合 5 亿美元）以上，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胀严重。[6] 河南大灾之后，饿殍遍野，驻守其间的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 40 万大军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7] 甘肃、宁夏、四川和贵州等地复又爆发了抗税冲突。[8] 洞庭湖要冲常德在日军猛攻下已是危在旦夕。蒋本人的估计是 “无论军事与经济危局，决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9] 罗斯福虽然派来了马歇尔上将的亲信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中将作为美军中缅印战区（CBI）司令，但由于史同时兼任蒋中正的参谋长，两人因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租借物资的控制权问题渐生龃龉。而中国战场的形势始终与欧洲战场乃至太平洋战场相左：当其他地方盟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国很可能会在第二天即行崩溃。

关于史迪威与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之间的矛盾，多有述及。陈纳德是个强悍的得克萨斯军人，他因耳聋于 1937 年由美国陆军航空队以上尉衔退役，经私人介绍来华被蒋氏夫妇聘为中国航空委员会（国民党空军前身）调查员，于 1941 年成立美国志愿航空队（即 “飞虎队”），创制出对日空军的有效打法，从而以数量有限的 P-40 战斗机立下赫赫战功，被正式纳入美军第十航空队战斗序列。由此可见，与史迪威以马歇尔为后台的陆军背景相比，陈纳德依靠的只能是看好空军发展前景的中国元首蒋中正。1943 年春，陈纳德和史迪威在华盛顿进行了一场陆军和空军之间争夺战略优先权的辩论，罗斯福总统也显然对陈纳德提出的投资少而回报高的空军计划大感兴趣。同时为了安抚蒋，罗斯福破格提拔陈纳德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并陆续增加了 “驼峰” 空运的吨位以及其中供给 “飞虎队” 的份额。[10]

关于史迪威和蒋中正之间的过节，众说纷纭。史迪威和马歇尔都是《辛丑条约》之后驻过天津的美军旧人，貌似与中国颇有渊源。史蒋矛盾究其原因，美国人指责蒋独裁、自私、无能，中国人指责史乖戾、阴险、无能。[11] 归根结底，两人的矛盾是两国政治和文化的矛盾所引起的。在政治制度上，民主党执政的白宫迫于四年一届的竞选压力，重视短期目标的达成，而国民党执政的重庆对民训政，尚无选举压力，更注重在抗日之外，彻底消灭国内的武装反对派。再加上美国由于坚持欧洲第一的原则，又往往牺牲掉远东的利益。因此双方一旦共事，冲突在所难免。不幸的是，这一冲突构成了此后国民党与华盛顿关系的主线。

有不少人也曾经谈论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那么重视中国。罗斯福的对华认识基本还停留在 19 世纪。罗斯福从未到过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他所喜谈论的都是祖父辈的旧事，借以显示自己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并掩饰其东方知识的严重不足。[12]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接触到即将赴华的美国人，就鼓励其向自己直接报告所见所闻。他告诉左派作家斯诺（Edger Snow）说 “必须对东方人有信心，他们有自治的能力”；他多次提及不要把蒋中正当作 “摩洛哥苏丹”（Sultan of Morocco）或者 “蛮族头领”（barbarian chieftain）。然而，这也恰恰暗示他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这种倾向。罗斯福凭借对东方的想象力，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在战后可以同化日本。[13] 对美国改造中国这一点，罗斯福有着不甚可靠的自信。这种自信是隐约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实力和白人的优越感之上的。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Jr.）曾如此评价罗斯福的这种天真乐观：“他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以中国的戈登、华尔来看待［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码事”。[14] 罗斯福与丘吉尔相比，好处在于他反对殖民主义，然而二人又都是强权政治的拥趸。罗斯福积极干涉中国，但派来的人却往往不敷之用，例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居里（Lauchlin Currie）、华莱士（Henry A.Wallace）、赫尔利（Patrick J.Hurley）、纳尔逊（Donald M.Nelson）等，不一而足。

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宫并不相信中国人。尽管战略上，它力图把中国装点成 “四大国” 之一，但是作为盟军核心决策机构的联合参谋部却拒绝中国人参加。它必须重视苏联，却可以怠慢中国。对蒋中正，它就美英于缅甸的战略部署进行了隐瞒，就苏联将对日作战进行了隐瞒，就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越利益进行了隐瞒，理由是 “出于安全考虑” 而中国人会泄密。[15] 更不消说原子弹研发和轰炸这样的机密。斯大林有其强大的谍报系统可以侦知内幕，罗斯福的后继者杜鲁门（Harry S.Truman）在德黑兰也及时通报了新式武器试验成功，唯独蒋对这些情报两眼一抹黑，以致日本突然投降时慌了手脚。这些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详加叙述。

回到眼前。23 日晚 7 时半，蒋中正应罗斯福的邀请，来到位于开罗西郊的美国大使官邸赴宴，从这里可以远眺著名的胡夫大金字塔。餐后，两人进行了第一次私下长谈。罗斯福的挚友、亲苏的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在侧，当然，由麻省卫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宋美龄充当翻译。没有谈话记录，两位元首留下了各自不同版本的记载。

从蒋中正的叙述来看，他完全被罗斯福的魅力征服而赞不绝口。他很快就发现这位健康状况欠佳的美国总统颇具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彼此对战后安排达成了不少共识，包括日本未来之国体、日本对华赔偿、新疆投资、朝鲜独立、安南（越南）问题等。罗斯福甚至坚持战后盟国对日占领应 “由中国为主体”。蒋盛赞美国的对苏政策，罗斯福则表示东北、台湾和澎湖应为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战后可以归还中国。两人 “直谈至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16]

与之恰恰相反，罗斯福则对这位国民政府的统帅却印象欠佳。当他的儿子于次日晨询问观感时，罗斯福耸耸肩，随后说道 “［蒋］知道他要什么，也知道他不可兼得”。接着，罗斯福说了一句后来为不少人引来证明其对蒋正面印象的话，所谓 “一席之对谈，胜于联合参谋团四小时之会议”。可是在儿子的继续追问下，罗斯福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

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 —— 放在红色中国的边界上。

他对蒋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罗斯福又谈道：“我已经告诉他，［蒋的政府］并非如观念上理应的那样是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我还跟他说，只要仗还在打，他就不得不与延安的共产党结成联合政府。他同意了。有条件地同意了。”（强调为原文所有）这是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第一次被提出，而且是由美国总统本人。蒋中正的条件总结起来是两个，一是美国 “保证苏联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边界”，二是美国 “支持他主张英国和其他国家于香港、上海和广州不再享有帝国特权”。“当听到委员长答应在实行选举之前就邀请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我特别高兴”，罗斯福自信地说道：“事实上，就他来说，他唯一希望我们能够竭诚做到的就是当日本屈膝投降的时候，我们确保英国军舰不会驶进中国的港口。唯独美国的军舰。对此，我已作个人担保”。[17]

蒋中正在开罗与罗斯福进行了六七次会谈，讨论了缅甸两栖作战的必要性。这本是盟军在太平洋地区进入反攻之后的基本共识，也是蒋中正和史迪威难得的共识，即打通缅甸补给线并在中国东南海岸线上会师。1943 年初的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以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为条件换取了丘吉尔增加对缅甸战场投入的表态。然而，由于英国的不断抵制和食言，第二次缅甸战役一拖再拖，实施规模也不断缩水，到了年末的开罗会议就只局限于缅甸北部。罗斯福一再保证促使英国尽早实行缅甸登陆作战。另外，蒋夫人宋美龄报告说罗斯福基本答应给中国 10 亿美元的贷款，以解决中国因战争而恶化的通货膨胀问题。蒋中正对罗斯福的态度不但满意而且感激。11 月 28 日，蒋怀着愉悦的心情登机返国，他认为开罗会议是其 “革命事业” 的 “重要成就”，是 “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18] 在归国途中，蒋还顺道印度东北蓝伽视察了史迪威训练的 X 部队 ——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新一军），并会见时任军长、黄埔一期郑洞国。然而，他的好心情很快就被严峻的国内形势、罗斯福的食言和史迪威的挑衅彻底冲散，变得荡然无存。

罗斯福也于 11 月 27 日飞抵近东的另一个文明古国 —— 伊朗，去和本书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苏联总理斯大林（Иoсиф В.Стaлин）会面，主要讨论在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Overlord 霸王行动）的实施。斯大林和丘吉尔就意大利战役的必要性问题有着很大分歧，因为地中海作战会牵制英军将原本有限的登陆艇及时调往北大西洋。11 月 30 日，是英国首相的 69 岁生日，这一天他得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午餐前，丘吉尔私下约谈斯大林，暗示他问题的关键就在倒霉的缅甸战场，如果不是美国人迁就中国人而实施缅甸战役的话，英国就能及时满足意大利和法国两个战场的需求。这时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苏联将在德国投降之后转向对日作战。[19] 在稍后用餐的时候，丘吉尔不断向斯大林示好，斯大林继而暗示将在对日作战之后对中国有所要求。罗斯福随即表示可以把大连作为自由港，还代替蒋中正表了态。斯大林更暗示苏联还想要旅顺作为军港。罗斯福没有接话。丘吉尔和斯大林一唱一和地鼓动：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强国手中，也就是英、苏、美三个国家。[20] 然而，斯大林对美国最近要求使用苏联空军基地和军港的提议没有回应。

德黑兰会议持续 6 天后结束，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回开罗。此时，丘吉尔已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罗斯福放弃对蒋的承诺：既然斯大林自告奋勇地要对日作战，整个战略形势将随之改变，无须再在中国建空军基地，美国可以经由阿拉斯加使用苏联滨海现成的基地，进而轰炸日本本土的工业中心。[21]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罗斯福致电蒋中正，建议缅甸战役延期至 1944 年 11 月。

12 月 6 日午后，总统就在几天前对蒋委员长做出许诺来年春天即开始缅甸两栖作战的同一房间里，再次召见了他的将军史迪威，目的却是让他去收回这个许诺。谈话主要在总统、史迪威及戴维斯间展开，霍普金斯因为生病只在谈话中略坐了一会儿。根据史迪威的私人笔记，罗斯福先是东拉西扯了其祖父在中国经商的历史，被他拉回现实，继而表示美国不大可能向中国提供 10 亿美元的贷款。总统说：“我告诉过他们［蒋夫妇］要获得国会的同意还有难度。现在，我可不是一个金融专家（！！）” 并提议以 5000 万或 1 亿美金收购中国黑市流通的法币来抑制通货膨胀。接着，当戴维斯从旁提及中国人无法打开交通线的后果时，罗斯福转向史迪威：“你认为蒋还能撑多久？”

史迪威：形势严峻，5 月份的攻击再来一次就可能摧毁他。

罗斯福：好吧，那么我们应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来继续下去。

史迪威：他们很可能会来找我们。

罗斯福：对。他们会送上门来。他们真的喜欢我们，还有，别说出去，他们不喜欢英国人。现在，我们与英国人在那儿的目标并不一致。举例而言，香港。现在，我打算让香港成为自由港：对所有的国家 —— 全世界 —— 商贸自由！但首先要在那儿插上中国旗，接着蒋在第二天就可以做出重要姿态，让它成为自由港。就这么办！大连也一样！我确信蒋会乐于让那儿也成为自由港的，而货物可以经由西伯利亚进入内陆 —— 没有关税检查。

戴维斯：您认为是什么促使那些俄国人做出高尚姿态，同意中国拥有满洲？

罗斯福：这个，我想他们认为得到的已经足够了，事实如此。你可以往西伯利亚再迁入 1 亿人口。斯大林不想要更多的土地了。他占有已足。他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我。我们应该会组成委员会代管这些国家 25 年左右，直到我们让他们自力更生。就像菲律宾。我直白地问过蒋，他会否想要印度支那，他说 “绝不！” 就像这样 ——“绝不”。

史迪威：蒋在向他的人民解释盟军无法打通缅甸时会有困难。

罗斯福：是啊。是啊。但如果我们不执行这一行动，我们可以增加飞越驼峰的吨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将更多物资输入中国。[22]

随后，罗斯福又谈了一些中国需要 “大量” 美国援助的话，隐约地表达出他对国民政府索要无度的不满。而国民政府的美籍经济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却也不无同情地批评华盛顿目光短浅：“［蒋］疲惫不堪而忧心忡忡，他难以理解为何中国率先抵抗侵略并做出了重大牺牲，却如此不被重视。部分来说，这个［10 亿美元贷款］计划是着眼于中国战后需要而提出的”。[23]

戴维斯的日记同样留下了这次会谈的记录，内容与上述基本一致，只不过罗斯福要让香港插上的旗帜换成了米字旗，然后轮到丘吉尔来做姿态，接着是自由港；换成是戴维斯直接询问总统：“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做什么”。总统先生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build up the next man）。”[24]

这里之所以要花许多笔墨来引述此次对话，是因为里面包含了罗斯福本人对蒋中正、中国政治以及战后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基本态度。在他的未来构想中，美国与苏联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主宰世界，没落的大英帝国会听美国的，而落后的中国更要依赖美国的支援，蒋不过是战略棋局上的一枚棋子罢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更换。毫无疑问，在主权和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无礼而粗暴。事实上，罗斯福乃至杜鲁门执政前期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积极鼓动着那些可以替代蒋中正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在内。且不说像史迪威、马歇尔这样的职业军人做何感想，这次对话对戴维斯、谢伟思（John S.Service）、范宣德（John C.Vincent）、艾奇逊（Dean Acheson）等外交官所产生的影响则往往被简单忽略。艾奇逊在六年后成为辅佐杜鲁门的强势国务卿，并于国共内战的白热阶段，发表白皮书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辩解，仍旧赞成戴维斯等提出的 “须减少与国民党往来而开始与共产党合作” 的建议，伺机承认中共政权。[25] 要说起来，这始作俑者竟是罗斯福总统。因此本书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个美国政府找人替换蒋中正的故事。

然而当我们在 21 世纪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其后发生的事统统走向了这个版本的反面，蒋中正换成了毛泽东，中国倒向了苏联，美苏联合主宰世界变成了美苏对峙。

因此，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民选总统的义务当然是要讨好选民，他会把政府摆在国家的前面；然而，到了斯大林那里，在地球的另一面，基本价值恰恰相反。绝对的权力也会造成安全感的缺失。美国总统觉得过大的领土象征着过多的义务，而苏联总理则认为领土越大越安全。斯大林永远不会满足于苏联现有的广袤土地，他要波罗的海，要波兰，要伊朗，要新疆，要蒙古，要满洲，要朝鲜…… 他已经开始在新疆秘密组织 “民族复兴小组”，准备推翻背叛自己的督办盛世才；外蒙古则宣告独立，军事外交无不仰承克里姆林宫的鼻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政府是斯大林一直所不愿见到的。对蒋中正明拉暗打的两手原来就是自己区别于托洛茨基（Лев Д.Троцкий）和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Бухарин）而夺得高位的根本。

蒋中正为抵制莫斯科而向华盛顿频送秋波。对于新疆，重庆政府破天荒主动邀请美国建立领馆，无疑继承了晚清所谓 “以夷制夷” 的方略。而对东北，重庆则已经显露出对莫斯科继承沙俄政策、可能利用对日作战予以抢占的担忧，开始向美国预警。按照蒋主席的训令，国民政府甚至经由莫斯科渠道向华盛顿传递了信息。新任亦是末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托即将离任的美国公使级参赞杜曼（Eugene H. Dooman）捎话说，西伯利亚苏军将可能以快于华南中国军队的速度挺进东北，而一旦占据，想送客就不会那么简单。[26]

美国国务院以政治顾问项贝克（Stanley K.Hornbeck）为首的远东派也预见到苏联对东亚的野心，并向国务卿赫尔及时报告。项贝克认为苏联政府对于异己政权具有 “深刻猜忌的本能”，其在德国、波兰、南斯拉夫的表现业已证明下一步将在远东邻国建立类似于外蒙古的政权，即便不直接占领，也要攫取温水良港。报告明确指出：“假使苏联在战争末期日本投降以前对其宣战的话，它很可能会尽力进军满洲、南萨哈林和朝鲜，并在那里提出条件，要求某种领土及 / 或行政特权…… 当日本战败并产生政治真空时，苏俄自然会想进入华北，还可能包括朝鲜。”[27] 不幸的是，赫尔年迈不视事，加之总统本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外交政策上忽略国务院系统以及在全球战略上忽视中国，报告最终被束之高阁。

开罗 - 德黑兰会议标志着美国在苏英压力下降低国民政府地位的开始。由于成本高昂的 “驼峰” 运输不可能给重庆以持续有力的援助，美国逐渐放弃了以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设想，这当然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影响。历史表明，美国为绥靖苏联而不惜牺牲中国权益亦从此时开始，而非一年后在雅尔塔。戴维斯是上述开罗谈话的唯一受益者。作为美国驻外使馆的一个二等秘书，他平添了经由霍普金斯上达天听的渠道，直接促成了美国向陕北派出军事观察组一事，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此先按住不表。

距离开罗以东 7000 多公里外，在中国陕北，黄土陇上，清凉山下，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之争此时已到了收官阶段，随处可见反对国民党和加强整风运动的标语。七年前中共实行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近两年来，“整风” 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

王明在一个月前趁毛泽东批准苏联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机会，请求他们秘密向自己女儿的养父、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发出求救电。[28] 就在蒋中正与罗斯福详谈的当日，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由延安返回述职的苏联军事情报人员，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国共关系正常化都没有了希望”。[29] 12 月底，季米特洛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以私人身份通过苏联军情部致电毛泽东，除了通报对其子毛岸英的安排之外，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其针对王明、周恩来的斗争，以及 “在党的干部中产生了不良的反苏情绪”，并警告说康生（本名张宗可）的 “清洗” 正在为重庆国民党的离间策略服务。[30]

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刻意将兄弟党领袖的子女留在苏联作人质。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蒋经国是伴随着斯大林建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于 1937 年 3 月才获准回国。毛岸英回国则是两年后 1945 年 12 月的事。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获得解放。[31] 但是当时包括他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共党员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中共的依靠力量，尽管莫斯科战时予以延安的援助较给重庆的为少。[32] 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态度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当远方（莫斯科）势弱的时候，他会积极主动；而当远方强势时，他就会暂时顺从。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在晚年回忆这两年往事时特别强调，毛泽东怀着 “紧张、沉重的心情”，“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经常发表社论，每天都有苏德战场情况的报道”。苏联欧洲战场的分量远远超越美国的亚太战场。胡进一步总结说：“毛主席在苏德战争期间，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指导国内斗争，开展对英美的工作”。[33] 在中共的天平上，苏联和美国的重量向来就不是对等的。莫斯科决定着中共的对美政策。这一点更在随后的十年间被多次证实。经过延安整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不是像以往想象的那样疏远了，反而变得更加炽烈。当重庆还在思索中外如何如何的时候，延安已经开始考虑苏美怎样怎样。两党思想维度的不同决定了政策体现的差异，也影响了外交关系和国际形势。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吴国桢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有着这样的体认：“每当国民党要求苏联政府给予一项重要援助时，不久就会接到中共方面提出的某种新要求，如果国民党试图拖延答复，那么就会遇到苏联各种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马上对中共让步，那么苏联政府也会立刻给予满意的解决。”[34]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允许八路军在重庆、西安、桂林等地设立合法的办事机构，这些办事处渐渐变成中共对外情报交流的枢纽。

共产党与国民党本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对双生子。然而，在对国家政权的长期争斗中，却势同水火。虽然蒋中正以黄埔嫡系胡宗南部 26 万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施以持续封锁，但陕甘宁、太行、太岳、晋察冀、冀南、冀鲁豫、山东、苏中等中共边区都自成格局，发行各自的货币，法币禁止流通，而边币的发行数量更是绝对机密。[35] 货币本身不是必需品却是奢侈品。[36] 1941 年陕甘宁边区干部人数激增（达到 1938 年的 4.6 倍），财政入不敷出，通货膨胀同样严重，[37] 供应和税收以小米结算，农民年负担也随之膨胀至 20 万石小米（1938 年的 13 倍），造成了当地农民不满，以致 1942 年 6 月出现了 “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 的言论。[38] 毛泽东予以重视，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精兵简政，推行军队屯田，鼓励移民垦荒。自此，陕甘宁干部军队年需约 26 万石小米，自己承担 10 万石，农民负担 16 万石。[39] 所谓精兵简政，就是 “机构合并，减少层次，干部下放降级使用，减少非战斗人员，处理老弱病残，清洗不稳分子”。[40] 该政策在所有根据地都得到了贯彻。通过精兵简政，共产党在根据地内的执政地位有所巩固，全部军队数目已经号称 47 万。[41] 但弹药奇缺，未来一两年能否获得国际援助将成为中共存亡的关键。

这本书旨在重新阐释从中国内战到国际冷战的过程中，国共关系及美苏影响。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共和苏联较早进入了挑战方的角色。美国则对国民党始乱终弃，国民党亦对美国貌合神离。中国内战虽以中共占领大陆、国民党逃亡台湾而告一段落，然而尚未确立所谓国际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和中共次第参战，才使得两极格局真正被塑造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美苏其时的对华政策有如下论述：

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42]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书着重强调中国 “内战”。这是为了引起当代人再次关注近一百年前中国与朝鲜相似但不同的命运。所谓 “内” 者，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理论与全球化实践在当时乃至现今的矛盾冲突。所谓 “战” 者，则旨在说明国共党争的实质以及整个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暴力特征。就苏美而言，权力渗透国界，并非纯粹内战；就中国来说，始终都是热战，并无冷战可言。

本书也强调美国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这是由于主流历史并没有把故事叙述清楚。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中国内战中发挥的明白作用和潜在影响，将是本书探讨的重点。而硬币的另一面，苏联对中共或隐或显的支持及挖国民党的墙脚，在作者看来，已是得到充分证明的基本事实；所要做的仅是在历史的细节处放慢脚步。

一 美国至关重要：1944

延安对美外交

美军来到延安

联合政府口号

史蒋摊牌结果

……

9 月 19 日，史迪威收到了这封电报，他不顾赫尔利的劝告，坚持要亲自交到蒋中正手中。[235] 这封 “九一八来电” 当然极大地伤害了蒋的自尊，以为 “平生最大之污辱”，他甚至说出 “绝不能为美国奴隶” 的话，并做好了与罗斯福决裂的准备。[236] 但此时蒋中正仍旧没有下定决心撤换史迪威。[237] 他在第二天还要宋子文去告诉赫尔利，中国军阀余孽尚存 3/10，“如史迪威指导处置一有不当，难免引起对彼之危险” 云云，事实上他此后两天都在考虑对策。[238] 那么这最后一根稻草就并非罗斯福来电，究竟是什么呢？

是中共加强了与史迪威的联系。早在 9 月 3 日，谢伟思在延安的鼓动下，再次提议将美国租借物资分给中共。[239] 8 日，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局根据 “美军观察组在延表示，尤其是太平洋决战准备的加紧”，把握时机向史迪威 “提出援助我们之必要”，并明确提出了占援华总数 1/2 或 1/3 的份额，即 “我军要求应被装备二十师到三十师”。[240] 13 日，也就是林伯渠抛出 “联合政府” 的一天前，他和王炳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拜会史迪威并致问候，史迪威当即表示将于近期访问延安，林、王显然非常高兴，约定再晤。[241] 史迪威在随后给赫尔利的备忘录中明确写有对中共的安排：“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将被任用。务必在此点上没有误解。他们会被安置在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但必须作为一分子参与危机［解决］中来”。他对中共备感放心，认为 “共产党宣称的困难” 以及 “他们声明将服从我” 都是 “常识”。[242] 随后 15 日，史迪威与蒋中正大吵一架，高思又跑来要求会见中共代表，而中共代表刚刚在参政会上抨击政府，提出政府改组的要求，竟与美方一致，难免让蒋领悟两者已经密切合作。16 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次公开要求美军配给中共援华武器的 1/2。[243] 到了 “九一八来电” 后的第二天 20 日：《解放日报》又明确刊出了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社论。[244] 第四天 22 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争取美援问题时，自荐给史迪威发了一个说帖，催促要把美国军火物资的一半分给共产党。[245] 当日，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正式宣布他支持由一位美国将领来统率所有中共军队，还邀请美国总统派代表来延安。[246] 史迪威随即向蒋中正宣布了向共产党提供 5 个师装备的打算，蒋回答道：“君若此，余将取销君参谋长职务”。[247] 曾任蒋中正机要秘书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揣测蒋当时的心理说：“难道史迪威真的对共产党的活动视而不见吗？还是他对中国政府怀有不友好的企图呢？蒋介石不得不在头脑里提出这些问题。史迪威愈是催逼那些要求，蒋介石愈是怀疑这位总参谋长的动机。蒋愈是犹豫不决，史就催得愈紧。”[248] 也就在 22 日，蒋中正再也无法忍受，他在日记中慨叹：“史迪威对余之阴谋，必欲夺取中国全部之指挥权，已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指挥权不是他本人早已答应过的吗？蒋主要还是考虑史与中共过从甚密，“毁谤谣诼威胁压迫，无所不至，此无异又加一共匪伤害我中国矣”。23 日，史迪威拟出进一步建议，托赫尔利交蒋，蒋由此断定 “史迪威已作有计划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毁灭中国军荣誉、威胁政府受其个人统制之策动”，并将其列为去史第一理由。[249] 史的具体建议包括 “派我去延安说服中共…… 听从我的指挥”；“中共装备与军火（炮兵）限五个师，维持红军充分的战斗力”；中共军队与中央军（除远征军优先外）平均分配租借物资等。[250] 蒋中正终于下定决心，起草给罗斯福的备忘录。

9 月 24 日，蒋中正召见赫尔利，唯有宋子文在场，正式要求美国撤回史迪威。与此同时，蒋把以往半遮半掩的国共矛盾首次公开，不但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官方发布了题为《中国共产党问题文件》手册，历数了共产党颠覆国民政府的行为，而且还在参政会上允许讨论国共问题，甚至指派何应钦亲自告知美国大使。[251] 稍后国民政府以蒋廷黻、魏道明为首的驻美高级官员更密集访问了国务院文化合作处处长派克（Willys R. Peck），企图绕开范宣德的远东司宣传 “中共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252] 阻止华盛顿与延安亲近之切，溢于言表。侍从室主任林蔚甚至告诉史迪威 “麻烦就在共产党身上”，如果他放弃武装中共的念头，可能还有转机。[253]

史汀生受马歇尔的影响，一直对史迪威表示支持，但他对史蒋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到蒋中正身上，认为对于这样一个 “无知、猜疑、封建”“中世纪” 乃至 “不忠” 的 “独裁者”，应该继续敲打，“如果说史汀生对他支持史迪威一事有任何遗憾的话，那就是他在总统面前替这位将军辩解得还不够好”。[254] 10 月 7 日，重庆收到来自华盛顿的威胁：“史解职的后果明显比你认识的要严重得多”。[255] 蒋中正顶住了压力。而罗斯福此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保证连任，他对军方主导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干预，驳回史汀生和马歇尔继续对蒋施压的请求，向蒋询问继任者推荐名单，最终将史迪威撤职。[256]

10 月 19 日，史迪威被召回，这对中美关系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影响。中印缅战区被分割成两个，沦为美军供应链的末端。[257] 其实，太平洋战争以来罗斯福之所以 “像骡子一样” 支持中印缅战区，除了一个现实的理由，即中国对反攻的价值及战后国民政府在远东可能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外，还有一个道义上的理由，那就是史迪威对缅甸的执着。如今随着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和中国战场的节节败退，再加上史迪威的解职，这两个理由就都不成立了。正如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作战部是站在我这边的，但这个战区完了，没人期待我们有所作为，不会再派兵来了。包括总统，对花生米的态度变得强硬…… 日本将继德国 18 个月之后失败。亚洲大陆不会再有登陆计划。”[258] 据蒋中正秘书周宏涛回忆：“史案之后，美方军援日渐减少，不仅品质不佳，许多弹药及零件居然和武器尺寸不合，影响战力很大。”[259] 华盛顿充斥着对蒋中正的失望和反感，继而放弃了依靠中国抗日的打算，才不得不转向苏联。[260] 据史汀生日记，罗斯福 “非常高兴，因为他业已决定否决金在中国沿海直接登陆［的计划］，他自己看好经由菲律宾，在那里我们有着道义和战略利益，他并暗示至于在中国大陆作战，我们必须留给俄国人了”。[261] 是时，斯大林已许诺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红军将派 60 个师进入远东，这才引发了雅尔塔的背弃。[262] 后来，罗斯福去世、原子弹爆炸、斯大林违背雅尔塔密约，导致美苏在中国东北的冲突加剧，国共内战从而被真正冷战化。

魏德迈少将被任命为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和蒋中正新的参谋长。中国战场的形势持续恶化，日军已攻陷贵阳附近的安顺，重庆或者昆明首当其冲，注重养生的委员长连午觉也不睡了，来到重庆市郊的一片田野里拄着拐杖来回地走。[263] 他再一次发誓要与重庆共存亡，甚至从西安调两个师防守桂林、柳州，美军开始将在渝的美国妇人输送至滇，“东京玫瑰” 也用动人的嗓音宣布 “魏德迈将军将在印度享用他的感恩节晚餐，如果他还可以吃东西的话”。[264] 而与此同时，中国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战略地位却急剧下降。魏德迈上任伊始即获马歇尔的直接训令，要求将中国战区内空军军官数量提升到职员总数的一半以上。[265] 换言之，中国不再是美国铁锤敲碎日本时的砧板，而是沦为战略远程轰战机的试验场。也就是说，这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遗弃的开始。在二战的最后时刻，谢伟思更声称：“我们不必为国民党政府垮掉而害怕…… 任何新政府都会比当前反动的统治更加合作，并更有能力动员国家”。[266]（强调为原文所有）谁能想到这竟对国务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 月 11 日，蒋中正接见罗斯福派来善后的民主党众议员曼斯菲尔德（Michael J. Mansfield），这位新手议员日后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参议院叱咤风云的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对华友好，然而史迪威事件的影响业已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对史迪威事件的处理表示遗憾，不时提醒蒋 “美国人民对于中国之观念，已为之［史迪威］改变”，批评国民政府腐败和军官无能，“在中国所见贵国一般士兵，大都吃不饱穿不暖，率领彼辈之军官亦不得其人”。他认为并且随后在国会报告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想仰仗美国去赢得战争而积极保持各自实力。他像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带着难以掩饰的 “优越感”，表示罗斯福使华的代表俱是一时之选，“现在中国已获得如此良好机会” 而不思改进。他还援引华盛顿路透社发表的一则电讯表示 “美国今日对中国所作之援助，费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得出结论：“保卫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任之”，“中国之问题，必须由中国自己解决，如中国内部不能统一，他人图感失望而已”。[267] 责备之意，袒露无遗，仿佛是警告蒋中正如果不迅速与中共达成和解，必将为美国上启政府下至平民普遍抛弃之。

毛赫交恶开端

……

随后让赫尔利更为懊恼的事发生了，毛泽东威胁说要将五点协议 “连同签名一起，公诸中外媒体”。这位新任驻华大使震怒了：“妈的 —— 他骗了我！”[297] 他认为共产党故意使其难堪，并怀疑是苏联教唆的结果。毛泽东则于 12 月 12 日指示留渝的王若飞转告美方：延安毫无与之决裂之意，五点协议如赫尔利不愿发表，即可不发表，至于赫的签字以及他与毛交换的信件，中共自始既无公布之意，所欲发表者唯五点要求本身云云。为了消除赫尔利的疑虑，毛泽东又于三日后亲自去信，表示愿意与美国合作并且已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他写道：“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一切中国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298]

从赢得战争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美国军方对与中共可能的合作大感兴趣，因为这些中国人（请注意，除了国共本身之外，很多外人不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表示愿意提供人力和地利支持，即有数万士兵在临近日军的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无论是否日占）展开战斗和协助。在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当原子弹研发机密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军人们普遍认为登陆日本本土势所难免，而中共在华北、华东的存在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上自罗斯福总统，下至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和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将军，再到观察组包瑞德上校以降，都不反对甚至积极促成这种合作。1944 年 11 月底，魏德迈在多诺万来华之时，授意他的参谋长麦格鲁（Robert B. McClure）少将草拟一份游击作战计划，以便于和这个特种战争专家商议，同时也想得到蒋中正的首肯。魏德迈和多诺万都批准了，之后魏德迈外出巡视。[299] 麦格鲁询问新任军政部长陈诚的意见，陈诚也仅表示事关重大要认真研究。[300] 事实证明，麦格鲁在未获国民政府（主要指蒋中正和陈诚）和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匆将计划告知了中共，从而引起了赫尔利的强力反弹。

12 月 15 日，戴维斯、包瑞德携同情报局特工伯德（Willis H. Bird）中校飞到延安。包瑞德应该还清晰地记得七天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动情的承诺：“如果美国抛弃我们［中共］，我们会非常非常遗憾，但是对你们的好感却未有分毫改变…… 我们愿全身心无条件地效劳于一位美国将军旗下（We would serve with all our hearts under an American General，with no strings or conditions attached.）…… 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将亲往迎迓，并听从号令。”[301] 这一次伯德中校带来的行动计划着实让他们欣喜，该计划包括空降四五千名美军伞兵至华北，同时给 2.5 万名八路军战士配备美式武器，协同作战。事后证明，该计划曾获得罗斯福总统同意，而且并没打算经国民政府批准。罗斯福过于自信地认为他可以同时和 “两个［中国］政府” 打交道，并且能够让他们彼此合作。[302]

在三天的逗留中，伯德一行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密切会晤，中共方面谨慎地询问了一些技术性问题，包括中共需提供协作的具体类型。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中共长期以来所期盼的实质性援助。他们对伯德非常友好。伯德事后报告麦格鲁，这些共产党人对他说：“华北人民视美国为最好的朋友，视魏德迈将军为总司令，如果给他们下达军令，将服从之。”[303] 在临别的时候，中共还赠送伯德一把令包瑞德都十分欣羡的日本军刀。

10 天后，12 月 27 日，当包瑞德再次（也是最后一次）飞抵延安的时候，他带来了来自美国军方的新口讯：如果有（尽管按照麦格鲁的训令，他强调了这仅是一个初步的构想）一个师的美国伞兵部队在德国投降以后空降到山东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海岸，中共能否在美国正式补给到达以前，提供除军火之外的日常给养？这次毛泽东、周恩来的表现并不像包瑞德所期待得那样欢呼雀跃，他们似有疑虑地询问该美军师（可能多达 2.8 万人）的行动会否事先通知中共方面，在得到包瑞德比较含糊的答复后，他们依旧表示了合作的态度。[304] 中央军委内部提议与美军合作的前提条件是获得 21 个旅的装备，[305] 并要求魏德迈事先交出这些武器和弹药。[306] 他们甚至于几天后，交给观察组的执行组长、战略情报局官员克劳姆莱（Ray Cromley）少校一封信件，让军方（避开大使）转交白宫，称愿意访问美国。[307] 朱德还向战略情报局要求 2000 万美元的贷款，用于 “对伪军的争取和破坏工作”。[308] 中共对美外交随之达到了巅峰。

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共党争并没有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愈演愈烈。美国自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具备了干涉中国政治的理由。这种干涉在战争结束前的 1944 年，变得尤为急迫：一方面，中国尤其是国民政府几乎独力抵抗日本长达七年（甚至更久），国将不国，一旦崩溃就会增大美国反攻的阻力，必然增加美军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日本必然战败，无论国民政府能否支撑到那一天，一个内战的中国既不符合美国长期对华政策，也不符合美国战后对远东的设计。1944 年，对美国来说，是干涉权力独享的一年：欧洲列强无暇也无力东顾，包括苏联在内 —— 在这一年里，莫斯科与东京的中立条约在法律上依然有效，而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组织上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了。

1944 年，美国政府正式介入国共内争，就如美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对中国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其影响之深远却是始料未及的。诚如谢伟思后来在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所承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影响中国内政的一股力量。”[309] 美国官方人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不但便利了中共与外界进行情报交换，更使得共产党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与国民党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鼓励了他们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310] 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人介入，使得国共关系成为 “举世关心的一件大事”，使过去不平等的地位变得平等。[311] 毛泽东则在当年 9 月 22 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即表示 “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并大胆宣称国共是 “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甚至指出中国政治的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312] 1945 年春天，他更明确宣布 “外国人压［力］” 促使了中共在国内地位的提升：“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313]（强调为引者所加）

在美国人看来，在驻华大使高思认为最能体现美国人思想的谢伟思看来，中国应该像美英一样实现民主的政党轮替。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包括谢伟思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军事官员，尤其是自由主义左派，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天然的不安，反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倾向于以民主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314]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塑造出来的种种形象，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和价值需求，使他们觉得那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告，既是符合中国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中国的，而并非共产党。这一观点是经过卡尔逊、史沫特莱、斯诺、史迪威、居里、拉铁摩尔、戴维斯、范宣德、谢伟思、费正清等人的反复灌输，最终变成了罗斯福的观点，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也就反过来变成了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等企图联合国共的任务。罗斯福相信只要莫斯科不再援助中共，这些装备简陋而又士气高昂的农民战士就极有可能接过美国递出的橄榄枝，服从美国指挥来打击华北和华东的日军，成为政府军的有效助手。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相信斯大林关于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人的言辞，而否认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这种深刻的不信任背后，有事实也有偏见。罗斯福绥靖斯大林，但可以得罪蒋介石。国务院上下提及中共时大抵加上 “所谓” 的前缀或者引号，他们推测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仅是在组织形式上模仿苏共，但在政治要求上却更为缓和；驻渝使馆宁愿相信东京和延安的宣传，而不信任重庆的任何言辞，国务院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国共不和完全是 “重庆的过错”。[315] 副总统曾代表总统明确表态，美国要求介入国共谈判，但拒绝斡旋中苏关系。罗斯福本人亦暗示美国斡旋中苏的前提就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让步。[316] 但这恰恰是与蒋中正同意美国干涉的初衷相悖。此种 “共产党有国界” 或者 “中共非共” 的逻辑亦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们所继承。白宫自负地认为美国人能够促使蒋中正低头，并要让国共两派中国人统一于联合政府之下。因此，罗斯福在年初就向国民党方面亲自施压，迫使蒋中正最终允许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以建立与中共初步的直接联系。作战部长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摆脱（get rid of）蒋介石，我们就不能与目前中国唯一的生力军取得接触，即共产党人”。[317]

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 “同盟” 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不单是美国军方，甚至国务院、白宫乃至普通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观感都一落千丈，官方对蒋中正本人的猜忌也一度加深。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中正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当时中共非常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承认，其次才是武器援助。[318] 这既抬高了中共的外交目标，也高抬了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中共领导对承认本身并不看重，首先限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视 “美帝国主义” 为友（当然，“美国友人” 是严格归于美国人民的范畴），或者说，仅按照苏联政策以及抗日的共同需要而视之为 “盟”，这在中文里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在延安与史迪威加强联系的 9 月 22 日，毛泽东同孙平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旨在澄清 “美国人不可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更别提整个远东问题。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在最关键的时刻还得不可避免地介入进来”。[319] 周恩来最初提出美国观察组构想的时候，就明确要求由 “美国陆军军官” 组成；毛泽东则于年底表态：中共愿意充分合作的条件为美军登陆计划够大并且提供武器装备。[320] 就在毛、周为美援呼告的时候，延安的干部们却表达了真实的看法：“美国人不会为中国人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而感兴趣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只不过暂时与之结盟罢了。”[321]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解释 1944-1950 年中美关系的波动和各种猜测极为重要，那就是中共为什么无法实现与赫尔利、马歇尔以至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合作的根本原因。

在蒋外交最困难的时候，中共继续利用国际形势予以打击，并开始酝酿自己的政权。史迪威被撤换，好像在中共领导层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应。[322] 不过，他们开始更为频繁地询问美国对于国共的政策究竟如何，并且明确表示欢迎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一再将中国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把蒋中正比作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暗示毛泽东即是铁托。[323] 毛泽东希望从美国军方直接得到武器装备的援助，并使中共像南斯拉夫党那样，自己组织政权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圣诞节那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示，明确宣布：“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 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324]

二 靠不住的条约：1945

美国与让东北

在克里米亚山脉的最南端、黑海之滨，坐落着一个童话般的城市 —— 雅尔塔，1945 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2 月初的苏、美、英首脑会谈由斯大林选址此地。中国的 “大国” 头衔如昙花一现，如今也被三大国撇到了一边，罗斯福在谈论中国时已不像往年那般热情；整个会谈的基调就是瓜分世界，并确立战后三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2 月 4 日，斯大林驱车前往罗斯福下榻的利瓦吉亚宫表示欢迎。美国总统一见面就宣布日内还会有两万名美军士兵在菲律宾吕宋岛登陆，截至目前在该岛总共集结了 15 万人的军队。[1] 这就是说对日作战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后的三天里，三国元首首先讨论了德国、波兰和国际组织。

2 月 8 日，会议日程过半，罗斯福才提出了对日作战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远东空军基地及保障美军经北太平洋、东西伯利亚至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的补给线路畅通。美国当时并不知道中国东北的情况。他们以为日本关东军具有足够的实力和意志，在日本本土受到攻击之后仍旧会坚持独立抵抗。[2] 然而实际上，关东军早就降到三等预备役水平，抵抗难以超过 10 日。[3] 早在 1944 年夏天，蒋中正通过高价购得了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机密情报，“举凡陆空军的部署、要塞地点、设防计划、兵种、武器、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等，无一不全”，由军委第三厅副厅长纽先铭泄露给了曾经预警过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中共情报人员阎宝航，阎 “立刻送交罗申，用迅速照相办法，三日内交还给纽”。[4] 然而，蒋没有与罗斯福分享这一情报。因此，只有苏联对于进兵东北底气十足。[5] 斯大林开始索价。罗斯福表示，可以把南萨哈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给苏联，此外，“苏联可使用位于南满铁路终点的不冻港，很可能是关［辽］东半岛的大连”，并同时在道义上声明各有关问题尚未与蒋中正谈论。至于大连的使用方式，罗斯福倾向于使其成为国际自由港，并提及希望以相同方式与英国解决香港问题，故不宜使用 “租借” 方式。斯大林随即谈到了沙皇时代俄国人就占有的中东铁路，罗斯福提出租借和中俄共管两种解决办法。斯大林随即暗示只有这些要求满足了，苏联才会对日作战。罗斯福回答说，他还没有机会与蒋中正相商，并补充说 “和中国人谈话的困难之一是任何事情一旦告诉他们就会在 24 小时以内让全世界都知晓”。斯大林点点头，表示没有必要去和中国人谈，只要三大国商定签字，苏联绝不会泄露一个字。罗斯福的答复是他觉得可行。斯大林接着说宋子文 4 月底要来莫斯科，他会告诉宋将有 25 个师的苏军部队调去远东。至于不冻港，斯大林表态，俄国人好说话，不反对国际自由港的提议。随后，他们又谈到朝鲜的战后托管问题，斯大林问是否会有驻兵，在听到否定的答复后，他显然很满意。罗斯福又谈到了中国政治，他认为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大使做得比前任们（分别是史迪威和高思）都好，华北的共产党和重庆的国民政府关系已有所改善，而且主要过错在国民党和重庆政府，而非 “所谓的共产党”。斯大林回应道，国共本该在以蒋中正为首的抗日统一战线下合作的，他不理解为何若干年前曾经有过的联合不复存在了。[6] 斯大林确实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目前也不希望中国内战。根据俄国人的会谈记录，双方还谈到了蒙古问题，罗斯福表示应维持外蒙古现状。[7]

2 月 10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主动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递交了一份有关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英文草案，与中国有关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1. 应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2. 应恢复俄国于 1904 年被日本阴险攻击而损害的原有权利，即……

b）应恢复以租借［方式］对旅顺港和大连的占有；

c）在理解中国应继续拥有满洲全部主权的基础上，应恢复俄国在俄日战争以前所拥有经营中东铁路和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的权利……（强调为引者所加）

哈里曼马上指出，总统的建议是旅顺和大连应为自由港，两条铁路应为中苏共同经营，同时应征得蒋中正的同意。莫洛托夫对前两点无异议，单单不赞成最后一点。但随后斯大林直接找到哈里曼，说他完全愿意让大连成为自由港，但旅顺则不同，“它将成为俄国海军基地，因此俄国要求租借”。哈里曼建议他立即找总统商议。岂料罗斯福马上同意了斯大林对中国港口的要求。斯大林也做出让步，同意要就上述问题征得蒋首肯。罗斯福随即问道，是由斯大林在宋子文来访的时候提出，还是由他直接告知蒋中正。斯大林当然愿意由美国总统亲自出马。罗斯福又问考虑到保密因素，何时与蒋相商呢？斯大林答道：“我准备好就告诉你”。[8]

结果次日，斯、罗、丘三人就秘密签署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个几乎未加修改的最终文本是这样的：

三大国 ——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的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终结后两至三个月内，苏联将加入盟军的一方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 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2. 恢复俄国于 1904 年被日本阴险攻击而损害的原有权利，即：

a）萨哈林南部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将归还苏联；

b）大连商港将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利益［the preeminent interests］，恢复租借［lease］旅顺为苏联的海军基地；

c）中东铁路和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将由组建之苏中合营公司共同经营，鉴于苏联的优越利益将被保证的同时，中国将保有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将转交苏联。

经谅解，关于外蒙古与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总统将自斯大林元帅建议后采取措施以获取是项同意。

三大国元首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将在击败日本之后无条件地予以实施。

就苏联一方而言，它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一项苏中间友好同盟的条约，以便以它的各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从日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约・斯大林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温斯顿・斯・丘吉尔 [9]

（强调为引者所加）

这短短的十几行字，是美国迫切希望苏联对日参战而囫囵吞下的恶果，其中不少模糊的概念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对后世影响巨大。这是美国对俄国殖民主义的实际支持，诚如日后在越南支持法国的殖民统治一样。当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了，华盛顿很快就会为这种草率的决定而感到后悔。早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曾宣布将远征日本，并暗示了其政治要求，罗斯福当时并不热情，他仍希望依赖中国。1944 年初，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内部对未来远东地区的构想其实也并不包括中国东北，他们甚至不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是消耗美英去击败日本，并与国民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苏联在远东的领土要求仅为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割占的南萨哈林岛以及千岛群岛，从而获得太平洋出海口。[10] 然而克里姆林宫的胃口要大得多，可能并非白宫永远都愿意满足的。

雅尔塔让斯大林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领土。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用摁钉把一张新的苏联地图钉在墙上，志得意满地欣赏起来：“咱们来看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 北方一切都好…… 波罗的海，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 接着，他指向了东方：“这里情况怎么样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的，你们看吧，这有多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 —— 这都没问题……” 斯大林一边说着，一边用烟斗在中国一带画了一个圈。莫洛托夫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11] 斯大林对雅尔塔非常满意，以至嘉奖了会谈期间担任安保任务的军警 1021 人。[12]

考虑到可能的不良影响，这个秘密协定被推迟一年公布。国民政府知道协议内容是在一个月之后。罗斯福原本打算在接到斯大林的通知之后，指派某军官作为信使自华盛顿出发经莫斯科赴重庆，再由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中正通报。[13] 岂料 3 月 12 日，驻美大使魏道明拜谒罗斯福，直接询问雅尔塔会谈内容。罗斯福承认自己 “避免正式提及此事”，但同时也转告了斯大林对远东的三点要求：“（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二）南满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宜有一种委托制度。（三）苏联希望在海参［崴］以南，获得一不冻军港如旅顺或其附近之港”。这实际上与三国签署的协定已有不少出入。然而接下来，罗斯福自己解释道：“（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二）南满铁路要在主权属于中国，业务管理在增进效率”；所谓委托制度 “大约由三方组织之，一为中国代表，一为苏联代表，一或为美国代表，均当为铁路专家”；（三）军港问题 “完全为一新问题，而在前所谈大连办法之外”，他当时就告诉斯大林说这是 “将来之问题，无须太急”，他可以和蒋商量，“中国态度向极合理想，当不难获得适当解决…… 闻宋部长将赴莫斯科，似不妨与之先谈…… 或以旅顺长期借与苏联，主权仍属中国”；又谓未与斯大林谈及中共问题。如果魏道明报告无误的话，那么罗斯福无疑在很多地方撒了谎，而且全都无关保密事宜。真正需要保密的是，当魏道明询问苏联是否参加远东对日作战时，罗斯福所给予的明确答复：“时机成熟，一定参加”，而且是在欧战后 “即行参加，但坚持需要相当时间运送西方军力至远东，并巩固其海防”。[14] 蒋中正直到此时才确信苏联将于欧战结束后对日作战。重庆政治人物也开始风闻雅尔塔有关苏联将由陆路进攻日本的决定。[15] 然而事实表明，三巨头对中国人保密的歧视似乎也是多余的。日本御前会议 6 月才注意到苏联增加了远东军备，并推测 “很可能对日使用武力”，鉴于北满作战的气候条件，指出 “夏秋以降特别需要警惕”。但当苏联参战的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外相东乡茂德仍在御前惊呼：“苏之宣战完全出乎预料”。[16] 连在华的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也表示当时 “无法知道雅尔塔会谈的秘密协定内容”。[17]

赫尔利是在 2 月回国述职的时候，被告知协定内容的，同时罗斯福指示他在未获斯大林信号之前，不得向蒋中正提及此事。4 月 12 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在任上辞世，副总统杜鲁门按照宪法接替他成为第 33 位美国总统。由于缺乏外交经验，杜鲁门暂时维持着罗斯福的外交路线。当赫尔利 4 月 15 日再经莫斯科赴华时，斯大林授权这位美国驻华大使自由决定何时将协议告知蒋，及如何告知。哈里曼觉得应当尽可能拖延。赫尔利谨慎地答复斯大林，他将在合适的时候向克里姆林宫询问，得到允许之后再告诉蒋中正。斯大林则向赫尔利重申了 “中共非共” 和支持国民政府的态度。未来的 “遏制战略” 之父、苏联问题专家凯南（George F.Kennan）和哈里曼曾对此表示怀疑，并专门向国务院提出过书面警告，可惜没有获得重视。凯南明确写道：“我肯定莫斯科在此政策框架内尤其旨在：（1）在实质上重新获得沙俄先前在亚洲大陆攫取的所有外交和领土权利，即便没有名义；（2）主宰与苏联中亚边疆接壤的中国省份……（3）充分控制华北所有日占区，防止其他列强重复日本的侵略”。[18]

当赫尔利返回重庆后，在蒋中正询及之时，他们就其内容进行了讨论。当时，罗斯福已然辞世，赫尔利希望继位的杜鲁门总统尽快授权他正式通知中国政府。[19] 但杜鲁门仍命他保密。[20] 直到 6 月 15 日。然而，孙科获悉相关消息后就立即通知了中共方面：苏联即将进入满洲对日作战。[21]

国共六下七上

中苏首个盟约

不可能的和平

苏美两分中朝

西南第二战线

华北还是东北

三 一个破碎的心：1946

东北完全除外

1946 年 1 月 1 日，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在市政府前宣誓就职，市民欢呼雀跃；东北沦陷十有五载，一时间仿佛和平已然实现。外交部长王世杰自重庆发来电报，表示 “美苏僵局，已于莫斯科三长会议打开。今后苏方当不易独自由之行动。国际全局好转。国共商谈重开，对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意见渐接近。其他问题，似可望妥协”。张嘉璈慨叹道：“王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策略”。[1] 政学系新锐杨绰庵只做了区区四个月的市长就被辗转北上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炮轰下台。

其实，1945 年底开始苏联红军交给国民政府的只是一个个漂亮的俄国套娃：莫斯科不但仍旧控制着内部治安，而且还暗中资助东北的中共同志。中共军队和机关只不过暂时移驻城市周遭，且在苏军的协助下，发动农民清算分田，镇压反对派，并以关内来的部队为基础，成建制地扩军。据前首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钟子云后来回忆，省委核心班子就住在距哈尔滨东 25 公里的宾县，同时苏联红军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不但供应生活用品，还提供武器弹药。把过去日军的军火仓库打开，利用晚上派各种车辆把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使我们军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而 “在四个多月里，国民党只是接受了政府机关里的一套虚设机构，和一座省政府办公大楼。外县的各级政权机构，他们一个也没能接收，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2]

苏联的意图正是如此，它早已同过去日本一样将东北视作自己的禁脔。斯大林在此时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东北工业之 “战利品字样，不能取消。合办企业，可分为若干公司。一切在撤兵前商谈，撤兵后发表”。[3] 苏联实行了将中国关内和东北区别对待的方针。当中共代表叶剑英、王若飞于 1 月 1 日求见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询问莫斯科有关马歇尔调处的指示时，大使托病不出，一秘列多夫斯基（Андрей М. Ледовский）仅表示 “中国现有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在没有外人干涉的情况下解决”。[4] 当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也回复马歇尔说：“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但也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5] 然而两天后，苏联大使又明白告诉中共代表：“满洲问题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6] 次日，周恩来即表示：“在东北的行政管制与行政机构，应决于东北人民，给东北人民以民主。” 意即国民党中央无权干涉东北已建立的共产党政权。1 月 5 日，周恩来正式向马歇尔及国民政府代表张群提出停战须 “满洲除外” 的要求，他的理由耐人寻味：“我们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它关系到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中共不参与其事”。[7] 马歇尔当然非常高兴。

国民政府比马歇尔更快意识到苏联在国共谈判中无形的手。1 月 7 日，张群提出将停战例外的范围扩大到华北原属 “满洲国” 的热河及其接壤的察哈尔地区，因为苏联占领军曾与国民政府协议，由政府接收赤峰、多伦及其以南地区。而这两个城市 1945 年秋天苏军就已交由中共管理。随着国共围绕这一问题开始争吵，马歇尔马上干预搁置争议，向蒋中正施压：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

中共开始积极谋求苏联参加调处。周恩来在觉察到拥护苏联现有政策可能对中共实际利益产生损害时，申辩道 “接收主权涉及苏联，讨论时应有苏联代表参加”。[8] 1 月 7 日，毛泽东亲自电告斯大林：“中国问题依然复杂。国共斗争有许多特殊性和曲折性，中共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充分认识到。美国插手两党之间产生的实际问题，对其效果所引发的后果，特别应当预见到”。[9] 他希望斯大林能够干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周恩来争取苏联大使同意，再加上英国，组成三大国联合调处。[10] 电报上说：“关于停战运兵，就我们方面来说，满洲一起解决不除外为好。但以美人领导之三人委员会及三人司令部即借此插入满洲，对苏不利，因而即对我不利。但若满洲除外，国民党即要求热察除外，并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满洲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延安明显发生了动摇，它要周即刻征询苏联意见：他们能否很快使我们与国民党谈判解决满洲问题？如果不能，我们可否在此次谈判中规定满洲也必须纳入停战令的范围之内？[11] 1 月 9 日，延安再电周恩来，要他明确通知苏联大使，表示希望修改 “满洲除外” 政策的意愿：中共中央急切要求达成全面停火而且苏联大使至少参加有关满洲问题的国共谈判。[12] 然而莫斯科始终不愿走到明处，以马歇尔和蒋中正并未正式提出为由，表示了拒绝。[13] 延安随即指示：“谈判停战协定时东北、内蒙古除外，这样对我方有利”。彭真也在东北局号召 “乘这一时机，在西满打一仗”。[14]

这时候，蒋中正实在熬不住马歇尔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游说，终于向其让步。[15] 1 月 10 日，张群表示此次停战令可以不触及热察。国共达成关内停火协议：停止一切战斗；除另有规定者外，停止一切在中国境内的军队调动。“另有规定” 即包括 “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16] 但另一方面，国共双方又各自秘密下令迅速抢占战略要地。重庆命令各军尽快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中共军队利用；而延安除命令各军区 “坚决彻底消灭” 蒋之进攻以外，特别指示东北局 “应速谋发展”，与苏军商量 “从一些次要地区撤退交我接受”，必须控制靠近苏蒙地区的一切要点。[17] 军事调处执行部随即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挂牌，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合法进驻，政府代表是军统的郑介民，美方则是公使级代办饶伯森（Walter S.Robertson）。

美方主导下的停战协议使得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立时合法化。苏军一改原先遮遮掩掩的口气，承认东北有延安的武装。张嘉璈在停战令生效的翌日记下：“今日发生数种事件，显示苏方变易态度…… 苏方答称…… 因蒋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已下令双方停止冲突…… 苏方与共产党毫无联系，如系不攻击苏军，苏方即不予［过］问。以往苏方谈话中，从未露出中国共产党字样，今公然提出，即所谓非法武装已公开化。亦即苏方将以不愿与共军冲突为词，而拒绝协助我方接收。” 中共态度趋硬。[18]

就在停战协议生效的时候，完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蒋系第七十一军运抵南满地区，尚有四个军在陆续运输中。1 月 13 日拂晓，跃跃欲试的中共东北局发动了辽东重要港口 —— 营口争夺战，并一直持续到 14 日凌晨 5 时，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了营口，对手是半美械、原关麟征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骨干第二十五师，且有苏军卡车掩护。[19] 马歇尔接到报告后，于 1 月 24 日向国共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军调部向营口派出停战执行小组。他非常清楚东北在国共、美苏间的特殊地位，希望借派遣执行小组的方式来缓解那里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蒋中正因怕得罪斯大林而拒绝美国人去营口。[20]

而苏联此刻态度的摇摆却构成了中共在关外也主张停火的重要原因。延安对下解释说：“苏联不会助我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中宣部随即转向 “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21] 在征得苏联大使馆首肯之后，中共立即同意停战小组进入东北。[22] 延安在 1 月 16 日给周恩来的指示电草稿中原有 “其余一切只能宣传，只能拖” 字样，可能觉得过于悲观，复又勾去，改为 “让其拖下去，拖之责在他不在我”，明确宣布 “他现利于速绝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愈被动”。[23] 这也是符合事实的。1 月 24 日，苏联使馆警告周恩来 “营口及东北绝不能打，据他们确实所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随后，中共中央压制跃跃欲试的东北局 “在长春路及长春路上一切城市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战斗…… 营口、盘山确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后夺回，则准备退出该两城”，并准备迎接马歇尔的停战执行小组，利用营口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刘少奇明确指出：“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24] 因此，马歇尔看到的是一个积极支持向东北派执行小组的周恩来，并且在讨论实际草案时周要求不限于军事问题并确立国民党军进驻的时间表。[25] 周恩来向苏联汇报：“美国人现在干得不坏，他们试图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停止骚乱。这样，同时帮助国民党及共产党…… 鉴于此，中共也打算利用他们［美国人］目前的行动来加强自身的地位（стреми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их нынешн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чтобы усилить свои позиции），即便将来可能还得面临一些挑战”。[26]

苏联虽在东北军事问题上表现和缓，但在经济上却毫不松口；与之相对应，美国则紧急干预苏联在东北不断膨胀的经济要求。1 月 14 日，苏军经济顾问、国外贸易部远东司司长斯拉特阔夫斯基（Михаил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向张嘉璈催促合办东北重工业事，云价值 22 亿工矿交还中国，但另值 38 亿者必须中苏合办，甚至有些由苏方控股，包括抚顺煤矿。[27] 1 月 19 日又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径直向蒋中正面呈了有关战利品及合办企业的声明。28 晚，蒋中正将此透露给经渝返美的哈里曼，并表示他不会给苏联所要求之东北企业的产权，但为了防止苏联继续拆除工矿设备及破坏东北经济，他打算给苏联一些其他的补偿。哈里曼毫不掩饰自己的反苏情绪，表示这完全是 “一起破坏和盗窃案件”，并且向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苏联现在的要求已经超越了雅尔塔和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如果我们现在为了让俄国人不要战利品，而默许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对这些重要工业企业利益的话，俄国就会控制满洲的工业和经济，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贸易利益及整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他要求国务院立即对苏联施加压力，并称已征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意。[28] 斯大林则斥 “门户开放” 为 “帝国主义之侵略手段，故中国一面开放门户，一面应准备关闭门户”。[29] 这个时候，九个美英记者出现在东北更平添了苏联的猜疑。[30] 苏美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矛盾尖锐。

2 月 1 日，莫斯科对华盛顿做出强硬表示，再度食言而改变政策，不但并未如期撤出东北，反而将已撤走的部队又派了回来。马林诺夫斯基发表声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迅速办法解决，不愿第三者，又不愿东北再成为反苏根据地”。[31] 斯拉特阔夫斯基也强调 “不愿见有第三国” 问题。[32] 这第三者指的就是美国。蒋中正逐渐意识到苏联已将自己的撤军与华北美军挂钩，“美军如不撤退，则俄军驻东北之部队亦不撤退也”。[33] 苏军秘密将辽阳、鞍山、本溪煤铁纺织区的政权正式交予中共东北局，“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 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更以 “大连为自由港” 而不准国民党驻军。中共则以旅大公安总局名义组建万人规模的武装警察部队；这些武警在建制、管理和训练上都从属于辽东军区，实质为正规军的预备队，先后共有 14300 余人被成建制地送往战场。[34] 马林诺夫斯基甚至要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做好 “长期留在东北” 的准备。[35]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矛盾表面化。2 月 9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苏联人民为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做好准备。2 月 22 日，苏联战斗机在旅顺上空袭击了美机。作为回应，3 月 5 日，丘吉尔选择在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演说，这就是著名的 “铁幕” 演说。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是由此拉开序幕的。然而就中国局势来说，这不过是国共冲突加剧的蝴蝶效应罢了。

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对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坦言，苏联正在着手准备下一场战争并且决不容忍对东北的 “外国干涉”—— 当然，指的就是美国。苏联人还明白告知他们不会让国民党把东北开发为工业基地，除非与美国断交。他们甚至还表示在西伯利亚发展成强盛的军工基地以前，东北只能保持落后和不发达状况；但如果国民党答应上述条件，苏联政府就可以援华重建，当然合作的区域首先还是在东北。[36]

国民党在东北停止党部活动、忙于高层经济谈判的时候，中共东北局则发展壮大。他们甚至受到苏军鼓舞，而一度向延安请战：“现战局发展已消灭了敌人五个整营…… 估计二三日内尚可再消灭敌人一部，我士气甚旺，建议丙丁暂不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待打至相当阶段或美顽打我时再谈如何”？[37]“丙丁” 是重庆中共代表团的代号。毛泽东 “甚喜”“甚慰”，并表同意：“你们在打了这一［仗］之后，还可能再打一仗，望加注意。如美蒋立即答应停战，你们亦还可再打一星期到十天，在士气甚旺时停下来是有利的”。[38] 中共抓住机会发展北满。2-3 月，三五九旅到达哈尔滨，市郊即驻有中共军队主力部队 1.1 万余人，占据了 22 个县城。[39]

延安对美则是沿袭往年策略，积极利用马歇尔的求和心理而共同施压于蒋。周恩来分析美国人 “鉴于赫尔利的失败，必须站在国共矛盾之上以便操纵国共双方，而不能站在国共矛盾之中，使他们丧失调解人资格，故我们可利用美人此种态度来争取自己地位…… 马歇尔允再次向蒋催问”；[40] 又复表现出对马歇尔的迎合，以达到 “中立美国” 的目标。周恩来甚至以美苏关系为饵游说马歇尔，表示中共愿意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两者在亚洲的冲突。[41] 这对年迈的马帅不无诱惑。当时盛传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毛还特地要周恩来传话给马歇尔表示，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马歇尔听后非常高兴，表示立即向杜鲁门报告。[42] 3 月 4 日，马歇尔来到延安，毛泽东特地要求《解放日报》提前刊登了《欢迎马歇尔将军》的社论。中共还举行了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和歌舞晚会，这一次马歇尔也没有发任何脾气。毛泽东当然不会在此时忽略苏联的感受。次日晨，他尚未起床就让师哲请来苏联代表阿洛夫，解释说：“昨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宴会，你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作客，却不能像你一样坐在我的寝室里同我聊天。你明白了吗？我想，无需再作多的解释……”[43]

宪政还是训政

一纸难包众火

随着 2 月 12 日雅尔塔密约的解密，中国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苏运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莫斯科自觉东北是块已经咬在嘴里的肉腩，要它再吐出来实在心有不甘，这种不甘化作对美国乃至国民政府的深深怨恨。3 月初，苏联开始由东北撤军。从 1945 年 8 月算起来，占领期已超过半年以上。但直至此时，斯大林仍没有下定决心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去打败国民党，偏偏在东北的苏军又大开方便之门。2 月 23 日，苏军再次鼓励中共 “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78] 中共中央积极利用了国内的反苏浪潮。毛泽东准确估计到 “苏军在东北似乎又暂时可放手一些”。3 月 5 日，延安指示东北局 “乘此时机”，要求苏军配合迅速剿匪，并尽可能将中小城市尤其是 “南满南段、中东西段某些城市” 交予中共。当苏联从抚顺、铁岭乃至沈阳撤退的时候，他们只通知中共东北局去接收，并针对国民政府的反苏言行指出 “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79]

东北苏军的态度促使毛泽东大胆重拾占领大城市的信心，从 3 月中旬开始火药味再度浓烈。3 月 9 日，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最迟 3 月 11 日从沈阳撤退，将全部政权移交给中国人”。[80] 一方面，特罗增科（Троженко）告知锦州国民党代表团苏军将于 15 日撤离沈阳，“无须办正式接防手续”；[81] 另一方面，沈阳苏军将 13 日撤空的消息通知中共东北局，希望他们 “迅速攻入沈阳”。彭真和林彪 “照顾友方意见”，立即制定了包括切断沈阳电源、粮食、燃料供应等内容的大型破坏计划，并请示延安。然而，刘少奇因奉行早先提出的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政策，命令彭真 “沈阳不必去占”，“水、电厂应加保护，不得破坏”。而毛泽东则在致重庆及东北局电中以支持的口吻，着重强调 “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东北局诸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82]

3 月 12 日，刚刚访问延安的马歇尔以为局势缓和，返美述职，东北事态失去了原本有限的监督。此时在东北的中共正规军已达 341200 人，包括南满 105501 人、西满 76011 人、北满 73115 人、东满 57125 人、直属队 12600 人、朝鲜师等 16000 余人。东北局复又命令 4 月 5 日前在当地征兵 19000 人。[83] 彭真报告说，苏军批评他们对美国人过于礼貌，并称不能让国民党控制长春以北地区，“东北友人态度甚硬”。3 月 15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东北的苏联友人态度强硬，重庆的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不要全听”。[84] 16 日，苏军再次明确表示凡其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希望中共 “放手大打”。彭真在未获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已同意黄克诚部夺取四平。[85] 17 日，毛泽东电令彭真：“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时间愈快愈好，“造成优势，以利谈判”。[86] 延安继而呼出口号 “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87] 毛泽东此时的意图就是以实力证明中共可以守住北满，赢得苏联的支持。因此，小小四平在毛泽东的眼中就是大半个东北。

四平是长春的西南门户，位于松辽平原和东南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是随着近 40 年来铁路交通的兴起而形成的枢纽，南满铁路贯穿其间，向东可达梅河口而西至通辽，四通八达。鉴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蒋中正已确定为辽北省的省会，但驻守的只有空降的省主席刘翰东和 6000 多名收编的前伪满洲国士兵，国民党军主力尚驻沈阳。前国民党印缅远征军、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新一军从华南或空运或海运，已至南满。按照蒋 3 月 13 日下达给新一军代军长郑洞国的命令，国民党军应于 4 月 2 日开入四平。新一军现军长孙立人，毕业于马歇尔的母校弗吉利亚军事学院，曾随史迪威一起征战缅甸丛林，1944 年夏由新三十八师师长升任此职，此时随商震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会议。[88] 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出身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机械化骑兵专业，原和孙立人一样属史迪威、郑洞国辖下，同一时间由新二十二师师长扩编升职。

3 月 15 日，中共原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进攻四平飞机场。苏军帮助林彪由长春运兵南下。次日，战斗正式开始，四平守军难以抵挡中共主力军队的猛攻。中共顺利于 17 日占领四平。3 月 19 日，沈阳国民党军主力一分为二，新一、第七十一军从两个方向上进发四平，新六军的目标则是南满重镇本溪。由于春季冰雪初融，道路泥泞，再加上中共军队毁坏了铁路和桥梁，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行速缓慢，到了 3 月 24 日北上部队才推进至铁岭。

与此同时，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中。按照延安当时的打算，在占据有利地位后谈和，而美国则帮忙要价。正如周恩来 3 月 19 日报告所称：“美国要中国安定才能借给大笔款项，目前蒋不敢表示破裂”，“故我们目前的方针是把握蒋美矛盾及蒋之两面派弱点，用全力打击其反动一面”。[89] 3 月 23 日，毛泽东命令东北局利用 “美方急于解决东北问题” 的心理，在可能的协议达成以前，“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空前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90] 24 日，毛泽东在 “美苏、中［蒋］苏关系业已改善” 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放弃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铁路全线的打算，命令东北局 “速与辰兄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如得允许，则 “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91] 26 日，周恩来与马歇尔留守代表吉伦（Alvan C. Gillem）中将谈判，指责 “政府在东北不断增兵，扩大内战”，要求 “马歇尔在美交涉［国民政府］借款一事，最好在改组政府、修改好宪草后实现，否则现在借款会使顽固分子更嚣张，政府改组更困难，必影响整军的进行”。[92] 3 月 27 日，国共美三方签订《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采纳的是中共的意见，是个 “调处” 协议，并无停战规定，与 3 月 11 日马歇尔的建议相去甚远。共产党方面充分利用这个软弱无力的协议，命令东北局在苏军撤退一两日内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一经占领，则停战小组即便派往亦只能承认既成事实。[93] 吉伦后来对重庆调来的苏联驻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抱怨说：“［国共］双方对自己承担的义务都没有责任感…… 在执行部，他们签署自己并不打算履行的文件。美方除了签上名字外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做，还不知道这些协定文件并不具任何实际意义”。[94] 中共中央向来要求所属部队 “灵活执行” 执行部所发出的命令。[95]

而苏军完全控制了事态的节奏。国共美三方协议签字当日，苏军特罗增科中将即通知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 “将于四月三十日撤完，至长春以北地区，不能等待国军到达接防，只能将防务交予地方现存武力”，明显 “对东北北部五省别具怀抱”。[96] 莫斯科再度玩起两手，一面对中共东北局提出接管长春的要求 “未能允许”，另一面又告诉他们 “现在应彻底破坏长春以南的铁路”，并积极运输中共军队布防。[97] 蒋中正获报：“四月三、四等日由哈尔滨开长春北德惠之布海站下车十三列车，载‘共军’约一万五千名，哈拉屯六列车，载‘共军’约一万八千名，四月四日由双城开至德惠‘共军’一列车”。[98] 蒋中正所不知道的是，哈市苏军 4 月 25 日撤离的时候，除了 “两铁甲车，并可能有一部武器” 之外，还送予中共 “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99] 而华盛顿惮于内战之名，极力限制对国民党的军火供应。据国新一军军需官周以德回忆，美国给的 “只有食物，没有弹药”，“这也是最后一次的补给…… 供应了所有御寒衣物”。[100]

4 月 3 日，四平外围战打响。次日，停战执行小组飞抵 150 公里以外的梅河口。而与此同时，林彪致电毛泽东：“我此刻已到四平街…… 此次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6 日，毛泽东回电表扬说：“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 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101] 既然认定是 “关键”，毛泽东开始 “心绪不宁”，8 日又电，亲自过问兵力配置、后勤补给、兵源补充等问题，甚至细致地指导说 “破路极关重要…… 主要须掘断路基又宽又深”，而且不论已占未占均 “须大破”。[102] 在战斗初期，林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取得了一定成功。

至 4 月 16 日，四平仍在中共手里，长春亦将为其攻占。蒋中正急令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此时凡可在后方抽调之部队，如在沈阳及锦州附近者，应皆抽调至四平街之前方…… 虽后方空虚一时，亦无所顾虑”。18 日，他意识到中共 “必将在长春或公主岭与国军决战”，命熊式辉 “切勿轻进”，甚至给予了超越长春城市本身的价值判断：“决战关系重大，必须计出万全，而长春得失与收复迟早无甚紧要也”。[103] 至此，国共双方的决战终于就要开始了。

4 月 18 日，当马歇尔从美国经北平飞返重庆的时候，国民党新一军向四平发动猛攻。蒋中正告诉他，你以前争辩说，共产党会履行他们的协议，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未能交出 2 月 25 日规定三周内交出的军队序列，他们进攻了长春，他们也拒绝继续恢复华北的交通。蒋甚至表示，他考虑完全撤出东北，然后交给国际解决。对此，马歇尔表露了他对国共双方的态度。他说：“共产党进攻长春明显违背了他们的协议，但同时我也感到中国局势中本来存在的深刻不信任和怀疑，政府过去的行径是致命的挑衅，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的愚蠢。” 他明确反对蒋的抗苏企图：“我反对他的看法即他或许决定要撤出满洲，或者实行一次重大撤退。我认为仍有相当希望可以达成妥协，对政府来说，这远比一次可能的撤退要更为有利。” 毫无疑问，马歇尔对国民党的不信任要多于对中共：“我不同意他关于共产党拒绝继续恢复交通的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共产党在批评政府交通部人员的态度方面更有话说”；“国民党曾经有过在满洲取得和平的机会，但却没能把握住”。[104] 而蒋中正此时已不得不依赖马歇尔的判断，他很快就抛弃了与苏联妥协的愿望，拒绝了斯大林的访苏邀请。[105]

然则，4 月 29 日，马歇尔在返华 10 天后，第一次向周恩来承认失败，自己将退出调处。可想而知，他未来 253 天滞华期间所做的只能是继续对蒋施压。周恩来及时报告延安：“马艳［29 日］晨见周…… 他已智穷力竭无法再从事调停，希望国共直接会谈…… 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 当晚九时亦将他告周之话告蒋及他将停止调解…… 马虽如此，但尚为我们组织飞机和寻找［南京］房舍”。如同对待史迪威那样，周恩来成功地向马歇尔推销了以下观点：（1）无法停火是蒋不承认东北有中共武装造成的，“只有‘剿匪’，并无调处”；（2）蒋只有 “被迫时他才做一些让步”；（3）蒋 “有过多少机会给他去接收长春路，他不去…… 不忙于接收”；（4）中共 “主张停战，从未说应该打…… 主张派小组去，把一切冲突停止下来”；（5）“在联合政府未成立、东北内战未停止前，美国不要借款”。他的意见比蒋的意见管用。周恩来自签署整军协定之后即改变原来态度，开始反对美舰运送国民党军赴东北，而蒋中正则反对对此限制，并坚持再向东北运送两个军。即便国民党在美国协助下运至东北军队的数目还未及整军协议一年内的限额，而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却早已扩军超出同期限数的 10 倍有余，但马歇尔仍因周恩来的抗议而拒绝了蒋中正的要求。[106]

4 月 27 日，四平方面国民党军暂停了进攻，双方进入相持阶段。28 日，毛泽东发生了动摇，他致电林彪：“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有利。如打下去，须准备 5 月间顽方能增加一个军兵力…… 如我能于 5 月上半月歼灭及击溃现攻四平之新一军，则以打一仗再停战为有利，否则似以早日停战为有利”。[107] 29 日，周恩来在重庆继续对马歇尔施加影响，积极主张马上停火。[108] 30 日，他电告毛泽东：“一切问题须看一周变化，从国际四外长会议直到保卫长春之战。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109] 于是，毛泽东又回到了原先的立场：“时局正在变化，明后天可能签订停战协定；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而东北局已至极限，在 5 月 1 日给毛泽东的复电中，恳求道：“我所占地区已达饱和点，同时我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 若能停战停运，求得一月之休整…… 纵然停而复打，对我亦无大害处”。毛泽东考虑利用马歇尔谈判并在停战前取得最大利益，于是电令 “东北全党、全军努力奋斗，克服困难”。[110]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杜聿明亲自指挥本溪作战，成功收复，随后北进，集中全力攻打四平，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林彪还试图在四平以南双庙子地区断敌后路，迫使杜聿明从南满甚至关内抽调部队增援。彭真再度下令紧急征兵 1.7 万人。[111] 东北局总卫生部也提出要求：“按大决战最高伤亡数为 1 万人计，最低需补充纱布 130 大［匹］，绷带、白布 100［匹］，脱脂棉 300 磅” 等。[112] 毛泽东在 5 月 13 日对林彪还有信心，并拒绝了马歇尔要中共撤出长春的交涉。5 月 14 日，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对四平实施总攻。15 日，毛泽东除继续令林彪 “坚守四平” 以外，再度考虑 “有条件地让出长春”。18 日，林彪不支，最终 “大踏步” 向哈尔滨方向撤退。孙立人从美国赶回指挥，新一军于 19 日夺回四平。[113] 是次决战以国民党的胜利而告终。22 日，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国共两党，建议中共撤出长春、国民党不进兵、各方协商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毛泽东立即电告周恩来表示欢迎。[114]

四平一役对林彪主力部队造成重创。他向延安报告：“我各被插断部队尚未归队，且一时难归队。部队未穿上单衣，粮食困难，宿营地困难，部队逃亡现象严重，士气日益涣散，战斗力薄弱…… 现在吉林以东的部队如不向南移或北移，则无衣食”。中共已无力守长春，乃至哈尔滨等类似的大城市，并做好了在东满山区打游击的准备。[115] 黄克诚电告：“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116] 参与四平西南高地争夺战的单印章，所属新四军三师（前身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黄克诚部七旅是主力部队，他回忆说：“我当时是十九团的，两千几百人，伤亡了一千五，还有六、七百人。这六、七百人，说起来六、七百，勤杂人员、机关干部、连以下干部，一个连［只剩下］十个、八个，有好几个连打光了”。[117] 5 月 21 日，毛泽东给各军区司令员发布指示称：“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 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或 “作战暂勿举行” 等。[118] 此时中共中央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急切指望马歇尔实现停火，予林彪以喘息的机会。

5 月 5 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马歇尔这时与其说已完全丧失了对中共谈判的主动权，还不如说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东北及华北不断恶化的军事冲突与他来华的任务日益格格不入。为了达成停火，他积极对蒋中正施压。必须强调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已经完全不相信国民政府能够收复东北，但更不愿为中国而与苏联在东北发生正面冲突。马歇尔在 5 月 10 日就明确要求 “国民政府军队应集中于南满”，并只 “增加一个师，维持［整军协定中国共］5∶1 的比例”。他要蒋 “同意让共产党军队，作为将来国民政府军队的一部分，配置在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一线”。[119] 他担心蒋攻占长春，甚至在哈尔滨以西驻军，都将惹恼延安而不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可能会招致苏联的武装干涉。[120]

国民党受制于美国而没有把握住决战后的有利形势。杜聿明原本积极乘胜追击，并已捕获林彪的详细撤退计划。[121] 蒋中正无可奈何道：“我中央军则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122] 迫于马歇尔持续增强的压力，他先命白崇禧前去督和，后于 5 月 23 日亲自飞往沈阳。但就在同一日，杜聿明占领长春。这种突如其来胜利使蒋中正觉得 “关于东北军事政治与对俄、对共、对美方针应作重新考虑”。他暂时顶住了马歇尔的压力，默许了杜聿明继续追击。[123] 国民政府此时创设国防部，首任部长白崇禧积极主张乘胜消灭林彪。[124] 国民党军一直推进到松花江的北岸，新一军五十师 “过松花江后即命停止前进”。[125] 哈尔滨已近在咫尺。

蒋中正于 5 月 28 日在沈阳给马歇尔去信，摆出谈条件的姿态。他要求马歇尔：“你必须取得共产党的保证，即军队整编方案将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东北率先实行。你必须立即制定并告知实行军队整编方案的具体措施…… 为确保共产党的诚意起见，希望你对你所参与一切协议的实施规定时限，并负责监督共产党方面严格遵守这些协定。” 这样，他可以同意停火。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马歇尔在 30 日看到这封信时心情如何，但他根本就没有理睬。翌日，他继续对蒋施压：“我未收到你对我 5 月 29 日［要求立即停战］电报的答复…… 我的调处工作不仅日益困难，而且本人正直的地位即将受到严重质疑”。[126]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中正终于又一次屈服。他仍幻想着可以同时获得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另外也希望能巩固南满已经占领的地区。他寄希望于中共遵守三个月前在美国主导下达成的整军方案。毕竟根据该方案，中共 1946 年在东北得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蒋同意他们 “可以驻扎在黑龙江省的新边界以内”。[127] 6 月 2 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向为躲避马歇尔而待在北平的蒋中正报告：马歇尔非常生气，要蒋立即返回南京。蒋为 “勿伤对马个人之情感”，虽感 “痛心与耻辱极矣”，而顺从于马氏压力，并做出了他后来抱悔终身的决定，同意 “立即停战”。[128]

6 月 4 日，周恩来欣然接受马歇尔所提停火计划，并希望将蒋中正提议的 10 天期限延长至一个月，“至少二十天，要停止进兵、进攻、追击，还应包括停止运兵”。[129] 5 日，双方最后商定停火 15 天。东北停战令自 6 月 7 日正午生效。而就在 7 日当天中共攻占了吉林市东的铁路枢纽拉法（今属蛟河市）。[130] 周回延安，毛泽东指示林彪：“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131] 他在给其他军区的指示中说：“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132] 周恩来也要求 “积极备战”。[133] 6 月 20 日，蒋再次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将停火延迟至月底。他以为中共军队主力已在决战中被消灭，余下的不足为虑。他真的想错了。中共此时在东北的策略是 “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134] 从此，林彪得以哈尔滨为基地，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秋后总结：“过去［7-9］三个月战争，吸引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军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135]

四平战后，苏军明确要求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解北满之围，甚至表示可以从朝鲜海运武器弹药至中共力量占优势的山东支援。[136] 从 5 月底开始，一条自朝鲜经安东至烟台的武器供应线开始流动。陈毅部接收到的第一批物资即有 “八二重机枪三十挺、子弹四十万发、炸药一万箱及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像机等”，他们以 “一千瓶白兰地” 回赠。[137] 毛泽东随后于 6 月初命令刘伯承、陈毅所部立即攻取长垣、泰安等地，以为 “报复”。[138] 6 月 22 日，毛泽东更明确下令：“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及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又令 “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渤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 粟裕、谭震林主力对付江北之敌”。[139] 蒋中正则急调两个军赴山东，一个守济南，一个守青岛。这正中毛泽东下怀。

中共虽在东北失利，但却因此转机，抛弃了分兵攻守城池的方法，发挥自己擅长运动战的优势，扬长避短，将占地守城的负担丢给南京，重新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7 月 16 日，毛泽东以晋冀鲁豫陈赓部为标杆，宣传以多打少、以少胜多的战略：“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火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140] 20 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军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141] 他并切实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全军。简单来说，就是搁置占地攻城的请示，但凡保证歼敌的，即刻批准。

而蒋中正则在 6 月 26 日晨，发动了对中原宣化店地区的合围。宣化店原本有个好听的名字 —— 仙花店，它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盆地上，竹竿河徜徉其间，是个武陵源一般的去处。然而就在国民政府胜战东北的时候，中原的战火也在这里点燃了。从 1945 年秋天开始，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就被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以 26 个师的兵力包围在这一地区，准备 “围剿”。1946 年 4 月 11 日，蒋中正密令胡宗南：5 月 4 日发起进攻，5 天结束战斗。胡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熊向晖立即向延安报告了此事。[142] 4 月 29 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143]

5 月 4 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指出国民党军将向中共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为制止内战，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马歇尔当即赞同周恩来的提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处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Henry A.Byroade）于 5 日由北平直飞汉口。6 日早晨，大雨滂沱，白鲁德、周恩来和王天鸣代表三方，乘吉普车奔赴武汉以北 100 公里的宣化店，8 日上午 11 时到达。

其时，美军已经做好了帮助政府围攻华中中共军队的准备。据共产党员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回忆，身为军调部执行处主任的白鲁德准将在如厕的时候告诉这位美国小伙子：“［新四军第五师］这些人将会被抹掉（wiped out）。我最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红军是国军的十倍，政府打不赢。但是在这里国军却占上风，我们打算让他们消灭共军”。李敦白将这些话告诉了新四军司令员李先念。[144]

一听到宣化店遭到进攻的电报，毛泽东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阿洛夫，告诉他 “这是一个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是内战的开始！是蒋介石对我们的挑衅和正式宣战！” 他当然是说给斯大林听的。[145]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华东局就报告：“我们已集中六、七、八纵队于苏中地区，并拟于五师战斗大爆发时，不待苏中［蒋］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翌日，毛泽东复电表示 “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只须事先征得他的同意。[146] 东北失利之后，毛泽东在 6 月 1 日给中原的指示电中说：“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147]

胜负的转折点

反苏还是反美

时空回溯到年初 1 月 16 日晚 9 时半的东北。一列小火车从抚顺开往沈阳方向，恰好行至一半，在一个叫李石寨的小车站停了下来。车上坐的正是 47 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

张莘夫本就是吉林人，北大文学系出身，后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密歇根矿业学院（今密歇根理工大学）改习矿冶，抗战时期曾主持国民政府钨矿开采。此行原系奉张嘉璈之命，按照中苏条约前去接收抚顺煤矿。该区此时处于中共控制之中。张莘夫一行自然碰钉，后被苏军勒令离开，他只得折返。正当他认为已脱险境之时，车门忽然打开，涌入几个喘着粗气的武装兵士，把张和数名随行人员的棉衣剥去，强拉下车，捆绑之后带至距离该站五百米外的南山坡，用刺刀捅死，以雪掩埋。张至死并未求饶。据报，随员中有高呼 “中国人的良心” 而亡者。[249]

此事经逃回路警报告后，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即以发生在红军控制范围内向苏军司令部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交涉。苏方最终的答复是惨案系 “匪” 所为，除张莘夫一人的遗骸尚存外，其余尸首俱于行凶处焚毁，苏军概不负责。[250] 其实，张莘夫事件与苏军不无关系。据时任中共辽宁第三地委书记吴亮平回忆：“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 到了半路，［地方上］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张］他们…… 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 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251] 另有当事人辽东军区保安第八旅二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莫广成于半年后被俘时供称：“那天保安旅副司令刘子义抵站…… 刘即对驻站排长陈桂东说，接收抚顺煤矿火车即将开回…… 及车到站陈桂东受刘子义之命将车中人员逮捕，待我由营部回来，张莘夫等八人已经被绑，脱去大衣只穿便衣，刘与郭就命令我把张等押到野外去杀死”。[252]

紧接着 2 月 12 日，苏美英三国正式公布了一年前签订的雅尔塔密约内容。经媒体报道后，舆论哗然。张莘夫事件也被曝光。陪都东北同乡于 16 日聚会，邀请莫德惠报告东北情况，接着率先游行请愿。东北问题遂成舆论热点。在此情况下，青年学生很清晰地分为反苏和亲苏两派。天津《大公报》后来还登载了傅斯年、王云五、储安平等 20 位先生温和的抗议书，而批评的锋芒所及包括罗斯福、丘吉尔和国民政府，更直指苏联 “最失道义最不荣誉” 的 “帝国主义” 行为。[253]

面对民众高涨的反苏情绪，患得患失的蒋中正再度听从王世杰的建议，选择隐忍，而没能很好利用。[254] 他甚至觉得有朝一日莫斯科还会良心发现。[255] 于是，20 日，蒋指示国民党内部对于学生可能发起的反苏游行 “设法劝阻”，劝阻不了则 “善为引导，避免正面攻击苏联”，说什么 “中苏友好条约，为安定远东，使我得有建国机会之基本措施，我方决定忠实履行其义务，苏方亦当同样履行，我只可就两国共同利益上加以劝告，不可抨击，所有行动标的，应以条约为依据”。同时国民党中央要求各种团体发表的宣传口号，不可超出下列范围：“（甲）忠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奠定东北永久和平。（乙）苏联依照条约协助国军收复东北，睦邻邦交。（丙）共产党军队退出东北。（丁）共产党立即交出军队。（戊）军令统一政令统一。”[256]

蒋中正的顾虑，无外有三。第一，张莘夫事件完全是苏联对国民党不同意所谓东北 “中苏经济合作” 的报复。他害怕如若更加刺激斯大林，莫斯科拒不履行条约怎么办？苏军霸占东北、新疆甚至内蒙怎么办？变本加厉援助中共怎么办？第二，反苏势必涉及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这与自己脱不了干系。他担心一旦事态失控，老百姓由质疑条约合法性转向质疑政府的合法性怎么办？自己不是同意外蒙独立了吗，中共趁机上位怎么办？第三，问题的症结还在美国。鉴于美苏之间冲突加剧，他要防止一旦中国局势动荡，华盛顿会不会趁机甩手不管、袖手旁观呢？会不会趁机推翻自己，转而支持中共，牺牲自己去绥靖苏联呢，抑或直接与莫斯科达成分治中国的协议呢？随着年纪和责任的增加，总裁也变成了失裁。

国民党内亲苏恐苏势力远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太子派孙科自不用提，说什么 “以前满洲经济为日人垄断，今分若干与苏联，何尝不可？” 蒋经国曾要政府立即划清与民众反苏之间的界限。[257] 单就政学新贵就足以影响局面。举例来说，负对苏交涉首责的外交官们几乎都不赞成反苏。除了前面提到的中苏条约签字人、外长王世杰以外，驻苏大使傅秉常 “亦同此意”，理由是斯大林 “认为十年至二十年内，英、美绝不会与苏联作战，故英、美之干涉亦将无效”，换句话说美国人靠不住，只能对苏服软。[258] 而亲美的宣传部长吴国桢同样是这个想法，游行当天当美国记者在其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吴几欲哭泣。[259] 就连亲历东北经济谈判的张嘉璈都责怪蒋没能挽回对苏友谊。实则当时中苏经济谈判亦无进展，大游行之前两天张自己还在日记里写道：“最重要者，在于中共在东北势力之膨胀。在此一月中，中共武力已立基础。即使与苏联交涉能致协议，各大都市以外之接收，非用武力不可”。[260] 正因为此，国民党放任苏联公开混淆视听。

无论如何，总裁毕竟是总裁。依据蒋指示精神，负责党务的陈立夫立即开会商量部署。明确 “劝止学生游行”，至多游行也只以学生为限，而其他社会团体禁止参与。在宣传上，“凡足以妨碍中苏邦交，或有刺激性之宣言、口号及标语等，中央社概不发表”。这次国民党中央如临大敌，规定各部门首长于游行当日上午 8 时半齐集中央党部待命，由重庆卫戍总司令负责治安，如有捣乱分子 “发生冲突时，应由宪警立即逮捕之”，甚至点明了 “保护化龙桥及民生路新华日报社与曾家岩共党代表团办事处”。陈立夫则一再强调 “以免发生意外”，对于张莘夫追悼会也令 “稍延期举行”。[261] 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后来也亲自跟随游行队伍监督。[262]

2 月 21 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和助教会按照国民党中央指示发表了有关东北问题号召学生克制的四个文件，不想反而更加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完全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基层对中央指示并没有切实贯彻，甚至暗中鼓动反苏反共。这样，学生不可能放弃游行。如王世杰观察，“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263]

而共产党方面情况则有不同。据当时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华西大学学生贾唯英回忆：

那时候，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同我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上也倾向我们，参加过一些民主活动。反苏游行前，她却热心地为游行队伍绘制反苏的东北地图。我问她：张莘夫事件你相信是真的吗？她反问：不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是假的？一句话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又问：谁最先帮助我们抗战，不是苏联吗？要不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会这样快就投降吗？她激愤地回答：不管那些，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反对！我说：所谓侵略究竟是不是事实，你想过没有？她说：报上登了那么多事实，你没有看见吗？我说：看见了，可都是造谣。她说：你怎么能证明都是造谣？反对苏联侵占我国主权的同学这么多，他们都是没有脑子的？—— 谈不下去了，不欢而散。[264]

当时中央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由中共掌控，系科代表会曾两次否决反苏游行，其代表被民族主义燃烧的青年学子直接罢免，由沙坪坝赴市区游行的提案遂告通过。在这种情形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作为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原本做了不参加游行的决定，但在南方局青年组向王若飞报告时，亦被否决：“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中大新青社由于及时得到新指示而参加了游行，复旦新青社就很幸运没能赶上。周恩来也发表声明，说学生是纯洁的，“对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和拥护，但不能引到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即便中大新青社参加了游行，其负责人事后还是做了 “主观脱离中间同学” 的检讨，时任中共中央青委书记的冯文彬还教导说：“中国学生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265]

2 月 22 日晨 6 时，重庆沙磁区以中央大学为首的 26 所大中学校学生约两万人在沙坪坝小龙坎集合，然后赴市区游行，这就是影响深远的 “二二二” 大游行。游行有着强烈的反苏性质。学生们自绘了巨幅漫画，画着一条大蛇，头是斯大林，身子盘在东北地图上，标题为 “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还有 “苏联 = 德国 + 日本”“斯大林 = 希特勒 + 裕仁天皇” 的标语，甚至在斯大林画像旁边打出 “死在林” 的招牌，[266] 或一刀刺斯大林画者。[267] 学生们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等文告，呼喊的口号除了国民党中央规定的苏联切实实行条约外，还包括 “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 等。[268]

正午时分，当队伍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社时，还是发生了意外。领头的主席团已经过去约 20 分钟，后面的人数已相对稀少。有人高呼口号要 “中共拿出良心” 来，并试图在门口张贴标语被拒。这时候，突然发生混乱，数人冲上楼去，捣毁了报社营业部，砸烂门窗家具，殴打在场中共人员及维护秩序的警察，至少有 4 人受伤、6 人被捕。而游行队伍经林森路民盟民主报营业部时，亦发生类似情节，唯无甚损失。[269]

当晚 9 时半，周恩来即对媒体表达抗议，并将是次打砸事件与不久前的较场口、沧白堂事件联系起来，将矛头直指陈立夫。然而陈当日还以密电明令 “严防异党份子于游行时运用苦肉计，制造血案与纠纷…… 如有阴谋捣乱制造事端，人犯应即当场逮捕，以明责任”，同时 “严防学生于运动后继续罢课荒废学业”。[270] 陈立夫还是受到了他蒋三叔的痛斥。[271] 随后，上海、南京、太原、北平亦发生了学生游行，但在重庆政府的克制下并未引发学潮。

尽管重庆表示克制，延安还是很快利用蒋中正的顾虑而在宣传上找出了应对之道。当问及苏联企图重新攫取列宁宣布放弃的沙俄特权时，中共官方回答是 “应拨开现象发现本质。雅尔塔协定的本质是为中苏条约铺路。没有雅尔塔就没有条约。没有条约可能就没有胜利。不要空谈什么‘沙俄特权’，那是毫无意义的”。他们随后极其巧妙地将批评的矛头引向蒋，顺便还捎上华盛顿：“蒋介石在开罗的时候就知道罗斯福将在雅尔塔讨论东北问题，但他后来却表示吃惊，是不诚实的…… 而我们与条约无关。我们并没有参与协商…… 我们主张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中国”。[272]

其实对于美国，中共已不满足于这种附带式攻击，自年初就已经在基层部队中广泛开展反美动员。4 月 21 日，四平之战期间，延安广播说美国飞机袭击东北 “人民武装力量和当地居民”，并称击落的一架国民党飞机上有美国军官，随后由于马歇尔的抗议而又进行了更正。[273] 自 6 月份开始，莫斯科与延安之间唱和默契。6 月 1 日，苏联报纸刊文首次直接攻击美国对华政策，说苏军已然撤离中国的时候，“美军仍旧滞留，并且正积极参与反动派所发动的内战”。[274] 6 月 23 日，美国国会讨论援华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一改 1945 年来对美不痛不痒的方针，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 “动员各种群众团体与民主党派举行示威大会…… 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要求撤回驻华美军，要求否决贝［尔］纳斯六月十四日法案”，规定根据当地条件采取游行、请愿等形式，为限制打击面，还特别强调 “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275] 7 月 7 日，中共发表长篇的抗日九周年宣言，公开将美国与日本对等起来。[276] 尽管中共中央在前一天的内部指示中仍有 “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 等字句，但已对基层缺乏约束力。[277]

紧接着，当地方部队被反美宣传广泛鼓舞以后，爆发安平流血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7 月 29 日正午，中共冀东驻香河五十三团五连同路过的通县大队约 400 人伏击了美国车队。由于事先获得情报，他们临时在廊坊安平镇附近的一段平津公路上堆置无轮牛车两辆阻断交通，并以公路旁的玉米地、树丛和土墙为掩体设伏，猎物是 3 小时前由天津启程、即将途经这里去北平的国际救济总署车队（卡车 7 辆）满载的救济物品及护送之美海军陆战巡逻队的军火。当 12 时开路的吉普车到达路障附近，巡逻队长考文（Douglas A. Cowin）中尉下车查看的时候，被飞至的手榴弹当场炸死，中共部队同时以步枪、机关枪扫除了美军前卫的武装。车队的后卫进行了还击，巡逻队携带的迫击炮有效地压制了中共军队暴露的火力点。交火断断续续坚持了 4 个小时左右，停火后中共军队在开枪打伤了一名上前的陆战队员后迅速撤出现场；美军随即抢救伤员，然后驶离出事地点。当陆战队援兵赶到的时候，现场仅遗中国士兵尸体两具，遂修理损坏汽车并携美国官兵尸体离去。此次交火，美军死 3 人伤 12 人（4 重 8 轻），中共军队据报死 6 人伤 18 人。事件发生后，双方都向各自上级进行了汇报。但冀东部队称有国美军 140 余人来解放区扫荡抢粮，并率先射击，他们被迫自卫，缴获尚多，后敌增援 300 人且有飞机汽车助战始撤出安平，“在战斗中才发觉有美军”。由于各执一词，军调部指派第 25 小组调查事实真相，但由于矛盾重重，根本无法工作。在马歇尔的干预下，才于半个月后开始调查。其实，在调查正式开始之前，周恩来已经知道了中共基层部队谎报军情：他于 8 月 10 日了解到美军并未向安平进攻，安平也并非解放区，冀东部队承认了设伏经过，但仍咬定系美方先开枪，毛泽东也对此重视，指示 “一定要肯定美军打第一枪的事实”；15 日，冀东军区承认了是自己先开枪。[278] 12-15 日，周恩来一直称 “事件发生以后，7 月 29 日，我方始终不能与我地方部队直接联系”，并试图分化国美两方，说美国人不同于国民党，“不可能一群美国人同时歪曲事实”，但却 “可能感情用事”。[279] 他 “否认事件受命于共产党总部，也不承认试图在美国引起舆论从而导致陆战队人员从该地撤出。但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给国民党军队的援助”。[280] 对于延安宣传与周恩来友善之间的差异，马歇尔也没有深究。[281] 最终，事件的处理只能不了了之。

就在美国急切想把在华驻军调回的时候，发生了沈崇事件。圣诞前夜，北平城内刚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气温为零下 8 摄氏度。几天前，18 岁女孩沈崇刚刚克服南北交通中断的困难，从上海辗转赶到北京大学先修班报到。她并没有住在沙滩校舍，而是居于灯市口甘雨胡同的表姐家里。可能是由于学校罢课，所以她有时间去平安戏院看美国爱情片《民族至上》（This Above All）。晚 8 时半，沈崇在东单附近遭到两名酗酒美国兵的胁持，即美海军陆战队皮尔逊（William G. Pierson）下士及普利查德（Warren T. Pritchard）。在越过东长安街向南劫持过程中，被第一目击证人、十一战区修理班工人孟昭杰买烟时看见，沈 “啼哭挣扎”。孟急忙跑回修理班叫得帮手四人，向东大地（即东单练兵场，今东单公园）找寻。其间，皮普二人已将女孩携至东大地南墙（即奥德利使馆墙）下，沈进行了反抗，被皮和普合力按住，随后皮实施了强奸。孟昭杰等五人赶到的时候，只带了手电，看见皮沈两人躺在地上，普站在近旁，但不敢声张，找来戏院两名武装执勤警察。普看见枪械上前抢夺未遂，两警察不敢出头即返戏院。孟等又折回王府井报案。当五人带同巡逻民警关德俊赶到时，南墙下已没有人。原来普已离开，皮将沈抱去多个地方，并在南墙根空房子东北方再次实施强奸。巡逻警发现他俩的时候，皮沈还躺在地上。皮起身向关攻击并试图逃走，但被五个工人拦住。适有中美警宪联合巡逻车经过，工人之一跑去拦截，关向他们报告了强奸事件，皮至此方被带走，已是夜 11 时半。

事件发生后，25 日下午，亚光通讯社把消息发给各大报社，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当晚进行了干预，要中央社通知各报 “缓登” 这则消息，“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而在傅作义创办的《平明日报》社当采访主任的前西南联大学生、中共秘密党员李炳泉及时告知返平的袁永熙。各大媒体并未报道此事，只有《新民报》等数家小报于次日将消息泄露了出来。

共产党较社会更早做出反应，适时引导了舆论。26 日，延安派来加强城市工作的 “北系” 代表佘涤清与 “南系” 代表袁永熙单独会面，决定利用前西南联大的关系网络，“抓住沈崇事件，举起维护民族尊严的旗帜，激发广大群众的民族义愤，放手发动同学们掀起抗议运动”。[282] 两人分别参加过 “一二・九” 和 “一二・一” 运动，经验丰富。这次密会缓和了北平共产党内部南北两派的矛盾，实际上确立了北体南用的领导系统，初步规划了动员步骤和注意事项。旋即当天下午，中共地下党在沙滩红楼操场和海淀清华饭厅贴出了启事和宣言，称：“受奸污的不仅是沈小姐一人，而是全中国的妇女，全中国的同胞；如果美军一天不退出中国，中国人民的人权与自由便一天没有保障”。[283] 如果说一年前昆明学潮提出的反美口号还有些牵强，半年前安平事件要求美军撤走又有些被动的话，那么现在时机完全成熟。当晚由北大女同学会主席、秘密共产党员刘俊英出面发起并在北楼礼堂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大会，按照惯例致书蒋中正、美国大使、马歇尔、杜鲁门和全国同胞，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国民党三青团派人进行了干预，共产党方面并未提出立即游行的主张。

由突发案件演变成社会运动，诚如佘涤清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时间”。27 日，他在北大女生聚会时进行了一次投票调查，结果并不乐观：300 多人中，赞成罢课的仅百余人，赞成游行示威的更少，只有 50 多个。[284] 到了 28 日，坊间出现针对沈崇本人的风闻，说她是 “延安派来的特务，故意勾引美军奸淫，以便造成惨案”。[285] 三青团负责人、时任北大训导长陈雪屏说过 “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 的话。[286] 刘俊英凭借另一个地下党员、北平《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打探来的情报，以慰问为名找到沈崇在平住处，随后借其表姐之口，贴出一张大字报，声称沈乃前清名臣沈葆桢和大翻译家林纾的后人，真正的 “大家闺秀”，不是什么 “八路女同志”，确系 “北大女同学”。接着就有大字报攻击陈雪屏：“如果受害者是你妈，你管不管！”“可惜强奸的不是你妹妹。”[287]“狗东西，你会叫好”。[288] 长期压抑着的国共争斗充分暴露了出来，中共以悲情面目出现扩大影响的意图逐步达到。[289] 佘涤清积极联络清华、燕京、中法、朝阳、北师、南开等平津主要高校，准备使运动升级；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同时宣布罢课一天。至于国民政府外交上的反应似乎已不重要。因为就在当日，北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随后向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提出严重抗议，要求 “对两名肇事美兵迅予实施军事审判，依法从重惩处”。[290]

29 日，佘涤清认为时机业已成熟，遂召集中共 “北系” 学生领袖开会，决定于次日发动全市大中学生游行示威。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获悉后也召集了一百多人于当日晚间赶至北大，试图阻挠中共游行的筹备会议，但因后者临时转换会场而并未遂愿。但国民党这一不成功的反制行动，很快就被共产党所利用。清华、燕京听信了北大开会时有两人被捕的传言，“激愤情绪进一步高涨”，随即召开了声讨大会。中共地下党趁机发动签名活动，参加者约千人。两校遂于 30 日凌晨召开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做出了进城游行声援北大的决定。于是，各高校分别通宵准备游行时需用的大量横幅、标语和纸旗，清华还排练了几年前的救亡歌曲，要在游行时高唱。[291] 这在无形中将反美和抗日就画了等号。

12 月 30 日下午，北平各校学生队伍冒着严寒在北大沙滩会师之后，浩浩荡荡地游行经王府井、东单一带。整个队伍包括清华 900 余人、燕大 500 余人、朝阳 300 余人、中法 100 余人、师院 500 余人、铁道（学院）100 余人和北大约 1500 人，再加上辅仁数百人和其他大中学生及社会人等，游行总人数可能超过 5000 人。游行者呼喊的是预先规定的 6 个口号，即 “抗议美军暴行”“严惩肇事美军”“美军撤出中国”“美国立即改变对华政策”“维护主权独立”“民主新中国万岁”。其间，有纠察员严格约束纪律，“不随便离队，不喊规定以外的口号”，标语增加美军撤离内容数条，队伍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写到哪里。学生在游行过程中特意在景山东大街停留，并向住在那里的中共北平军调处代表叶剑英欢呼致意，将政治倾向表露无遗。国民党方面担心事态恶化，唯进行了和平的干扰。当大队游行了两个多小时、学生在东单广场集会时，有国民党动员的打着 “中国大学” 旗帜的百余人来到现场，高喊 “打倒共党”、“要求苏军撤出大连” 的口号，因寡不敌众，被纠察队制止。中共遂改变了原先计划，大队并未再去北平行辕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而是转回沙滩就此解散，仅派少数代表递交了请愿书。[292] 毕竟宣传目的已然达到，请愿本身并非重点。

整个运动是直接针对美国人的，而非仅限军人。由于美军事先下达了回避的命令，因此未发生肢体冲突事件。据美国驻平总领馆报告，队伍游行到军调处执行部时，“挥舞着拳头，美国人被称为狗、兽，诸如此类，骂了一些难以启齿的脏话，并用粉笔写在墙面路边 —— 全是要美国人离开中国。奇怪的是，辱骂针对的是陆军和执行部，而游行队伍却未经过海军陆战队总部和军营所在的使馆区。”[293] 据《文汇报》刊发通讯，“学生们对着一切美国人和小孩大叫滚出去，连外国记者在内”。[294] 当时有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马汀要求采访，遭到学生的反对，“经他极力解释，说他要把中国人民的抗议行动据实向美国人民作报道”，才勉强获得同意。[295] 从口号的设计、路线的选择来看，整个游行的关注点显然已是美军撤出中国的政治诉求，而非沈崇案本身。驻平总领事迈耶斯（Myrl S.Myers）叹道：“无论皮尔逊和普利查德是获罪判刑还是无罪释放，学生们都将得以证明他们反美示威的合理性并继续煽动”。[296] 这种普遍反美的直接后果是燕京大学的五六个美军子女很快被勒令停课。[297]

1946 年的最后一天，延安直接指示将反美的烈焰由平津烧向其他城市。它明确要求 “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 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中共成功地借一桩种族间强奸案，“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298] 在未来的一个月中，全国包括东北的沈、长、哈、齐等大中城市 “学生不断罢课、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达五十万”。[299] 在未来的一年半中，全国爆发学潮至少 109 次，计有 506 天（则 10 天中 9 天有罢课），每次都与中共的 “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300]

中共发动的反美运动加速了美军的撤离，也为美国政府拒绝军事援助国民政府提供了借口。[301] 马歇尔、范宣德、艾奇逊反复表示美国对 “中国当局” 的任何援助都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302]

反美与反苏的问题，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引起争论。刚刚出席完国大的北大校长胡适 30 日在西苑下飞机一路上看着学生写的标语进城，旋即发表讲话：“学生应当愤慨，可以开会游行，但是不可以罢课，因为今年的开课本来就晚，再一罢课学业太荒废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303] 燕大中英文学出身、担纲重庆《客观》周刊主笔的吴世昌撰文否认此系法律问题：“今此事由于美军在非战时留驻中国，才能发生。美军留华，至多只能说是政府的政策，试问根据中国或美国那［哪］一条法律，美军可以驻华？…… 因此我们也反对一部分苏军之延不撤出旅顺大连”。他豪迈地各打五十大板道：“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1946］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304]

当时北大的青年教师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305] 毛泽东更明确指示：“不要畏惧学生运动中少数领导分子的暴露，这是今后斗争中不可避免的…… 同时又要准备二批三批的新的领袖来补缺”。为了争取社会下层支持，中共在阴历年假中 “组织学生下乡宣传”。[306] 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反美斗争，去年还不会料到有这样大的发展，因为许多人原来对美国有幻想。现在，学生运动和小贩运动都直接地是反美运动。群众中，从贫民、工农到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满美国的压迫。斗争还要继续发展下去”。[307]

1946 年是美国正式弃华的开始。由于杜鲁门总统对这位 “现存最伟大的美国人” 的信任和依赖，美国对华政策变成了马歇尔一言堂。杜鲁门只会时不时说一些奉承话，诸如爱卿可 “火中取栗”，“完全依赖你对一切中国事务的判断” 之类。[308] 范宣德则在一旁吹捧说 “马帅只要在华一天就能发挥积极的调处影响”。[309] 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倒乐得放手不管他并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中国问题。可惜马歇尔怀着对蒋中正的不满，去执行总统的命令 —— 建立压蒋和共的联合政府，难免失败。马歇尔在华的时候，不得不痛苦地在政策和现实的矛盾中挣扎，他所依靠的仅是对蒋介石单方面施压的能力，不但无法达成使命，反而使中国政治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马歇尔愤恨离华，并全面中止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前后实际一年之久。1947 年伊始，马歇尔将就任国务卿，再次把美国外交的重点面向欧洲。为了掩饰对华政策的失败，马歇尔和杜鲁门咬定 “联合政府” 的旧梦而毫不松口，于是出现了在中国要拉拢共产党而在南欧排斥共产党的离奇现象。实际上这只是对国民政府乃至中国的始乱终弃罢了。

自马歇尔来华之后，华盛顿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大大缩水，不如战时。在军事方面，从日本投降签字至马歇尔抵华后的 2 月底，美国号称总值约 6 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其实 “绝大部分用于运输花费”，而且，“从那以后，款项减少，并以完成已有协议为限，后来其中多数都暂停了”。由于延安的反对，8 月份中美虽然签署了订售战时军用剩余物资的合同，但是 “飞机、所有未失效的作战物资和中国境外的固定设备均不在此列，因此，该协定不致使任何武器流为内战之用”。就经济方面，3 月间马歇尔回美仅筹措了 6 笔用于购买原棉、修理船只和铁路器材的小额紧急政府贷款（共计 6680 万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虽然他还在进出口银行账下划出一笔用于援建国民政府和私人企业项目的 5 亿美元贷款，但实际上囿于中国的内战状态而 “未予拨出”。[310] 用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话说，美国 “既要管中国的问题又不要插手中国内战”。[311] 这样，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袖手旁观，等待 “尘埃落定”。

东北除外的原则实际上成为中国内战规模持续升级的根源。罗斯福战时对苏秘密外交，造成东北问题日趋复杂的恶果，在 1946 年充分显现出来。在苏联的支持下，东北的共产党接壤辽阔，易得接济，国民党仅持（北）平奉（天）线及一两小港，供应困难。[312] 终其一年，重庆和华盛顿忌讳苏联而对东北多有隐忍，延安和莫斯科则放手经营东北。蒋中正在马歇尔的威胁下，没有乘胜追击林彪，成了他的终身憾事。[313] 更有甚者，国民党虽在表面上取得了东北的主权，但只占领大城市和铁路线，而又难以利用当地的工农业资源，使得城市与日占时期能够经常取得粮食、燃料的地区隔绝开来，毋宁说 “日益变成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的经济负担”。[314]

由于国共对于战场胜负的 “结算” 方式不同，蒋中正 1946 年尚自认为，中共已不构成威胁，实则国民党统治已发生根本动摇。他对马歇尔说：目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初期，因为现在有了可以自由调遣军队的道路。因此，他有信心能在 8 到 10 个月的时间内消灭中共军队。[315]

从经验的角度来说，马歇尔在调处过程中肯定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延安有效地利用了国强共弱的表象，再加上周恩来的灵活，使得马歇尔对于共产党尽量容忍，而对于国民党则表现得无可忍受。苏、中共产党方面可以只做不说，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则是树大招风。马歇尔可能是怀着与史迪威类似的嫌怨心情返回美国的。但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马歇尔已经清楚知道中共并不是一支美国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在临行前与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希望中国的爱国自由主义者们能形成制约国民党的政治力量，“除非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反对党存在，否则中国就不能让世界相信是建立了民主政府”。[316] 11 月，在国共两党与马歇尔相互抛弃的时候，后者开始转向小党代表。他鼓励张君劢、罗隆基等自由派人士联合中国的爱国者，形成真正的 “第三势力”。马歇尔评价说：“现在小党人士听任自己陷入四分五裂，无力影响政局，既不能防止政府动用武力，也不能防范共产党瘫痪经济。在这可悲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单独承受着这场悲剧的全部重负”。[317]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在对待尤其是苏美驻军在华刑事案件的问题上，都刻意回避了己方盟国的责任，而积极指责对方为本民族的叛徒，以博取政治资本。在民族主义居于垄断地位的 20 世纪中国，无论反苏或者反美，似乎都能找到合理的土壤，只不过宣传的手段和效果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已。

8 月 15 日，蒋中正从灵修读物《荒漠甘泉》当日的诗文中得到了慰藉，说的正是忍耐。新约使徒行传中保罗有云：“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作者考门夫人（Lettie B.Cowman）由是引发出 “照样，一个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读到这里，他不禁感慨：“我的心实在是破碎了，必能得到神的喜悦乎？”[318]

四 危急存亡之秋：1947

中共非共谬论

1947 年 1 月 8 日晨，马歇尔的专机飞离南京。身后中国的东北、山东、山西等省俱已陷于战火之中。

中午，南京获得消息：华盛顿方面已发表马歇尔措辞强烈的声明，并同时宣布了对其国务卿的任命。这表明白宫对马歇尔个人全部对华政策的坚定支持，并回避了促成国共联合这一使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和行政责任。

声明要点是这样的：

首先，和平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相互猜疑和完全不信任，这种猜疑和不信任几乎是无法阻挡的。

一方面，国民政府领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奋斗，即便要先经过美英的民主政治形式。

我认为，导致最近和谈破裂的最重要因素有以下这些：在国民政府（实质上即国民党）一方，存在着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几乎反对我为促进成立一个真正联合政府而做的一切努力。

彻底［dyed-in-the-wool］的共产党人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措施以达其目的，例如，阻断交通来破坏中国的经济生产，从而颠覆、瓦解政府，而不顾有关民众直接承受的苦难。

…… 政府内的反动分子显然指望美国能提供雄厚的支持但又不干涉他们的行动。共产党人显然指望以一场经济崩溃导致政府垮台，他们不愿考虑民众的利益而做出妥协……[1]

国共双方对此的反应都是有选择性地宣传对己有利的部分。蒋中正本人的反响是积极的，并未公开表露出反感，可能因为马歇尔国务卿代表美国政府首次承认了他的对手是真正的共产党。[2] 而周恩来则公开批评马歇尔没有指明所谓 “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 的首领就是蒋中正。[3]

1946 年 8 月国务院的那份备忘录不小心一语成懴：“一旦马歇尔将军使命失败，美国的地位就必须由一个中国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利益攸关的旁观者。”[4] 失败的政策还在继续。1947 年 2 月，马歇尔国务卿与陆海军部长协商了由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提交的 “美国对华政策” 备忘录，决定 “避免任何形式的对华军事援助”，并重申经济援助的前提是中国状况的改善。[5] 这对国民政府的打击是巨大的，数项经济贷款因平添了政治条件而终成画饼。蒋中正无奈地记下：“美国强制我改组政府，否则彼不贷款协助，其舆论皆视我国为可欺…… 希望美国朋友了解我国八年抗战之艰巨…… 今日和平以后虽不需要我国，如能不置我于卑贱之列，而以人类相待则幸矣”。[6] 在内战的困扰下，国民政府的改革更加乏力。然而面对重伤未愈的中国国民党，山姆大叔一摆手，表示：你先自己证明健康状况，我再给你输血。不久，美国政府继续做出放弃中国的举动，不仅于 3 月 11 日撤走存在了将近 32 个月之久的延安观察组，遣散军调部，还陆续撤离海军陆战队。禁运令依然有效。

东北很快打响了后来被中共党史称为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的争夺战。临江，临的是鸭绿江，位于长白山脚下，为中共在东南满洲尚存的根据地，1 月平均气温在零下 15 摄氏度左右。杜聿明从 1946 年 12 月起用 6 个师的兵力围攻这里。林彪动用了几乎北满全部战斗力的 12 个师，于 1 月 5 日开过冰封的松花江突袭塔木，引南满国民党军分兵来救，达到目的之后即迅速撤回江北，并未接触。由于中共军队冬装单薄，仅冻伤就超过 8000 人，“造成残废者不在少数”。[7] 1 月 30 日，国民党军又以 4 个师的兵力进攻临江，林彪也以 4 个师应对。2 月 5 日，国民党军半美械的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于高力城子一带遭中共部队伏击；翌日，国民党军第二○七师先遣团又于三源浦的大雾中被围歼。林彪的第四纵队插入南满抚顺、桓仁、本溪腹地，令杜聿明无暇东顾。一周后，国民党军重新组织 5 个师的兵力，发动第三次进攻。中共军队一方面再次挺进南满，围魏救赵，当吸引国民党军的 3 个师来救时，以优势兵力以逸待劳，在通沟和大北岔消灭了先头两个整团，迫使其两个师兵力回撤；另一方面林彪第六纵队在北满渡过松花江攻击长春，消灭国民党军 1 个整团后，北返与第二独立师会合围攻德惠，当国民党军再次来救时，又避其锋芒于 3 月 2 日撤回松花江以北。这一次杜聿明向北紧追，但却拉长了战线，被林彪寻到破绽于 3 月 8 日三过松花江掩击其后，大败而归。3 月 26 日，杜又以 20 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发起攻势，但因中央战线的第八十九师进军过速，被林于 4 月 1 日围歼，另两路攻势随之瓦解。临江战役以中共全胜而告终。[8] 此时东北野战军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部队，“已有各种炮一千门左右，各主力纵队已有野炮营或团，各师已有山炮营或连”。[9] 中共借马歇尔停战带来的喘息机会，靠着苏联源源不断的援助，重创了国民党精锐之师。

关内亦是如此。陈毅、粟裕率领合流后的华东（原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放弃苏北，于 1 月 2 日晚 10 时，以 7 万多兵力（4 倍半于国民党军）突袭山东临沂西南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驻扎的卞庄、向城等地。此时的华东野战军装备已达全盛：编制满员（其中新俘虏数不超过 1/3），每师配齐轻机枪 486 挺、掷弹筒 486 支、重机枪 162 挺、迫击炮（主要为 60 毫米口径，包括部分九二式步兵炮）约 100 门、山炮 9 门、平射炮（37 毫米口径）约 4 门，另弹药平均每单位步枪 50-100 发、轻机枪 500 发、重机枪 1000 发、迫击炮 50-100 发、山炮 40 发、平射炮 100 发，手榴弹每兵 4 枚。[10] 国民党军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轻敌，此时正在峄县城内过年，整二十六师遂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3、4 两日，骤降雨雪，道路泥泞，造成国民党军重型武器无法正常施展、空军又无法支援，“装甲兵团” 第一快速纵队经过 5 个小时的激战大部覆亡。关内中共军队得以制服坦克，“以人的血肉压倒敌人”。[11] 11 日，中共军队又凭借缴获的重武器攻陷峄城，俘马励武。1 月 19 日至 20 日，中共军队再以炸药连续爆破攻占枣庄，凭借强大火力，打败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并两个团，俘虏师长周毓英等 1.3 万余人。[12] 国民党军损失甚大，“据报旅长、团长阵亡者三万人…… 美国一〇五重炮两营皆已损失，汽车之数亦大，半年以来剿匪损失，以此为最大”，“此无异送精械于匪部”。[13] 具体数目为：坦克 24 辆、各种炮 217 门、汽车 474 辆。[14] 峄枣战役又以中共胜利而告终，标志着中共战斗力在苏联的援助下已获得了本质改变。据被俘国民党军逃回人员报告，中共军队 “死伤虽大，但补充的新兵及武器很多，士气旺盛”。[15] 华野的弹药是如此充沛以至于可以接济刘邓。[16]

在山西，1 月 17-18 日，晋冀鲁豫军区的陈赓与晋绥军区的王震合作进攻汾阳和孝义。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亲自太原分三路来救，被陈、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于 29 日结束战斗，第六十一军六十九师副师长王熙明被俘。晋冀鲁豫军区四纵第十旅副旅长楚大明牺牲。[17]

1 月中，蒋中正最后一次试图与中共谈和。他对亲共的张治中说：“大家都希望你再到延安走一趟。” 张慨叹道：“晚了。” 蒋仍坚持：“故试之”。[18] 随即托司徒雷登转达。就在围攻汾阳的 1 月 17 日，中共马上在广播中拒绝与蒋和谈，要求取消 1946 年底国大通过的宪法，恢复 1946 年 1 月 13 日的军事位置。[19]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字辞修）对这种美国造成的战和不明的状态深恶痛绝。他在 2 月 19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做报告时道出了国民党军失利的深层原因：“古人说：名不正，言不顺。师出有名。我们在前方和团长以上的长官都谈过，究竟是打是和？他们都表示怀疑，说后方总说我们好战，连死了的官兵也不知为什么要打。最近有一件公事，国防部已经呈复行政院，公事是说剿匪伤亡官兵不准褒扬…… 现在我们前方士气相当消沉”。[20] 陈诚不得不受命亲到陇海前线新安镇指挥作战，摆出与陈毅决战临沂之势。

蒋中正此时已是骑虎难下，正是他被骄纵的情绪所主导，不顾政府财政濒危的事实，仍旧依照占地多寡来衡量战事成败，错误地估计了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自他而下，国民党军将领也必依据委员长的标准来邀功请赏，于是上下都被盲目的乐观情绪所笼罩，谁也没有担起真正的责任。1 月 8 日，陈诚在国民党中央报告说：“去年七月以前，我军完全处于被动，七月以后，共产党打我们就给予反击，总算还能达成任务…… 一般说来军事上很顺利，收复的有一百五十多县”。[21] 国民政府的统计资料亦如是，谓从 1946 年 1 月 13 日至 1947 年 3 月 17 日，国民党军已从中共手里夺回 198 座县城，中共尚占 212 座，对比国民党军的 590 座，从数据上看，无疑是国民党胜券在握。[22] 以至于 2 月 15 日国民党军占领了中共遗弃的临沂时，国防部亦捷报频频，称 “毙伤匪三万余”“临沂之攻下” 等，自欺欺人，蒋介石亦盲信盲从，记下 “此次战略可说完全成功” 等语。[23] 而中共则业已转变为以国民党军机动兵力为目标，“作战计划变更七次之多”，利用对方守成心理，只要 “佯动一下，更可使敌人犯更大的错误”；结果表面上 “［中共］丢了这多地方，弄得美国人也莫名其妙”。[24] 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倒很清醒：“［国民党军］小的胜利亦必有之，［中共军队］被迫而自动放弃亦系事实，若毙伤几万，恐是胡说，但我经济紊乱，几将崩溃，无论军政到处贪污，其危险且非军事所能补救，况军队战斗力多趋衰弱途径耶”。[25]

战机稍纵即逝。蒋中正本打算乘胜追击，由临沂攻占蒙阴，济南王耀武部南下，形成南北合围。而蒙阴正是中共华东野战军的心脏地带，陈毅的军事机关、物资仓库都藏在蒙阴山里，如遇攻击必定死守，从而暴露主力位置，陷入被动。然而攻占蒙阴的任务偏偏就下达给了现任整第四十六师（原四十六军）师长、中共秘密党员韩练成。韩轻巧地说服上级撤销了成命。[26] 这次没打蒙阴，殊不知下次再打的时候已是三个月后，形势非今可比。

就在韩练成不打蒙阴北撤之时，2 月 20-23 日，陈毅暗度陈仓北上莱芜，围城阙一，并在吐丝口隘路设伏。整四十六师突然失却指挥而乱了阵脚，与七十三军共 5.6 万余人陷入瓮中，绥区副司令李仙洲及第七十三军军长韩下国民党高级将领 17 人被俘。[27] 之后，韩练成潜回南京，还受委员长嘉奖。尽管如此，此番中共部队在国民党空军主力及自动武器攻击下伤亡亦不小，陈毅曾作诗为证，首句即为 “莱芜淄博战血红”，可见是役之惨烈。[28]

蒋中正慨叹为 “国军无上之耻辱”，他将之归咎于陈诚的疏忽：“辞修以为匪已向黄河北岸溃窜，故对剿务一若已完者，故其自徐州回来请病休假，时现自足之骄态”。[29] 但蒋本人又何尝不是与陈诚同样的心理，不然何以会准假，是故他对于自己的嫡系爱将并未有所处罚。赏罚不明和任人唯亲、唯忠是蒋的致命伤。他更认为莱芜之所以会战败全在乎忠诚问题，甚至不顾体面地训斥属下：“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 你们这种心理态度，无论和我当面谈话或在电话里面的语气中往往表现出来，这就证明了你们矜骄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 老头子越说越激动：“老实告诉你们，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作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30] 蒋随即撤掉了反对过他的薛岳，改派忠贞不贰但却战绩平平的顾祝同坐镇徐州。然而，了解他的专属医官、兼职秘书熊丸事后感慨道：“总裁平常认为忠诚者竟然叛变，而总裁认为善战者竟与共军合作，反倒是一些总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职”。[31]

2 月 28 日，蒋中正最宠信的大将胡宗南飞来南京，蒋命他 3 月 10 日闪击延安（后因美军观察组尚未撤离而推迟三日），来反对美苏英法四外长开会干涉中国事务。[32] 然而就在这一天，台湾爆发了旨在反抗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其时，台湾光复后的短暂喜悦早已被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一扫而空。台湾经过日本 50 年经营，在水电、文教等方面都具有超越大陆的明显优势。但是日本在台湾的经营不及东北，尤其战争的最后数月，岛上的工业、电力和港口设施都遭美中战机轰炸，农业也因台风侵袭和肥料缺乏而减产。好在工矿潜力巨大，日治时期原有发电量 32 万瓦，现已恢复至 20 万瓦。[33] 与中国共产党初占东北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政策相比，国民党以统治大陆的一套习惯搬去台湾，不但驻军纪律废弛，“士兵欺台百姓之不良情事发生”，而且政府官员 “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为台人所痛恨不齿。[34] 新台币以 1∶1 收兑旧的台银券，虽不与法币正式汇兑，也发生了贬值。米价较一年前上涨了 400 多倍而又供应短缺，造成岛内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致使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2 月 27 日晚 6 时许，台北专卖分局叶德耕等武装查缉员警 6 人在延平路三段口 “天马茶房” 没收 40 岁寡妇林江迈所贩卷烟 50 余条及所携现金；在众人围观之际，林头部被手枪柄或锥形器砸伤，当即群情激愤成围殴之势，查缉员傅学通开枪误中近者陈文溪致死。翌日上午，事态恶化，台北民众冲击了派出所和专卖分局等政府机构，殴毙职员 2 人，伤 4 人；下午 2 时许，市民复欲冲入行政长官公署，被枪扫射，当场死伤数人。陈仪起初并不重视，谓 “这种事件如在大陆，民众司空见惯，不感痛痒”，并归结为闽南人性急。[35] 3 月 1 日下午 3 时许，铁路管理委员会前又发生了军警扫射民众事件，死者至少 24 人以上。[36] 原已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遂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台北等市秩序瘫痪。陈仪根据蒋介石 “不得宽纵” 的旨意，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名义宣布戒严，外省人又进行了报复，流血事件随即遍布全台，并一直持续到 3 月中旬。[37]

中共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两年前延安派来徐征、艾璐生等建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后，王万得、谢雪红等开始被组织起来，至少有 70 多名共产党人在地下活动。廖承志曾于事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共对事件的领导地位。早在事件发生三个月前的 1946 年 11 月 29 日，中共台省工委会借反对国民政府标售日产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生两周前的 1947 年 2 月 10 日，受王万得等共产党影响的社团台湾政治建设协会，召集 1200 余人假台北国际戏院举行演说会，极力攻击国民政府，事件发生四天前的 2 月 23 日，该社团再次于台北敲锣打鼓，发放传单，反对政府标售日产。27 日当晚至少有两名中共党员周青、吴克泰在现场 “敲锣鼓动”。28 日上午，中共台省工委会积极分子、台大学生吴裕德又 “敲锣打鼓” 沿街宣传。事发后，中共更迅速发展成一股力量，在台北以徐征、林樑材、林日高、王万得、潘钦信、苏新等为主力，台中以谢雪红、杨克煌为中心，鼓动民众反对政府，劫夺军火，实行 “武斗”。3 月 4 日，中共地下党李中志宣布 “光是靠处理委员会的文斗还不够，学生必须另外组织起来，搞起武装起义…… 武器没有问题，军火部已经搞定了”。台湾各校学生在共产党组织下编成学生军，攻打景尾（景美）军火库。[38] 中共通过王添灯更控制了文斗的领导机构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王于 3 月 8 日提出《处理大纲》32 条要求，即是以台工委所拟《目前具体纲领》为依据制定的，其中第一条就是国民党军缴械。[39]

美国外交官的反应则进一步反映出国务院对国民党的厌恶。3 月 3 日，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代表吕伯雄、林宗贤、林传克、骆水源、李万居到美国驻台北领事馆送信，以寻求国际支持。彼时陈仪派有代表在领事馆正好撞见。[40] 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H.Kerr）借此向上司递交了一份一个半月前由 141 个 “台湾青年同盟” 成员签名代表 807 人给马歇尔的陈情书。该书主要表达了请求美国赞助台湾托管的愿望，称 “改组台湾省政府的最迅速方法，端赖联合国接管台湾，切断与中国之政治经济连带关系若许年”。[41] 葛超智早就对国民政府深恶痛绝，他对上述同盟的组织者黄纪男进行了 “台独启蒙”，并最终产生了这份似乎代表台湾民意的陈情书。[42] 3 月 5 日，他的上司布雷克（Ralph J.Blake）向大使馆征引此书结论时加上了 “以至福摩萨独立” 字样，要求国务院紧急干预，将台湾置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管制下，否则岛上就很可能会爆发另一场内战。布雷克还主动强调说 “美国［在台］声望很高”。[43] 但与葛超智相比，布雷克较为克制，他旋即联系陈仪将避难的 26 人迁出领事馆。7 日，陈仪也电告蒋介石 “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来，美领使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44] 17 日，葛超智被召回南京。这位副领事的大胆举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报告和见解将继续在国务院发挥作用。[45]

蒋中正于 3 月 5 日派出军队镇压。9 日，整编第二十一师刘雨卿部从上海抵达基隆，之后军队和警察对台湾人实行了报复性的虐杀。陈仪于 10 日知晓发生 “好几起士兵凌辱及殴打台湾人事件”，曾下令制止，但收效不大。13 日，蒋又亲自下令 “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命论罪”。[46] 然而，本旨在防止政府秋后算账而组织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之民间骨干皆以 “叛乱首要” 之罪被秘密处死或通缉。其中，廖进平等人的罪行竟然是 “向美国驻台领事馆提出‘将此次台湾二二八事件真象向国内及全世界报导，并请予主持公道’之辱国要求”。[47] 台大教授、留美博士林茂生仅因英文好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匆匆处决。[48]

美国其时仍旧不承认中国存在 “共产党” 问题。东部时间 3 月 12 日，杜鲁门在国会山面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发表了后来被称为 “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欧洲中心主义演说。演说的主旨是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共 4 亿美金的经济援助及派遣军事人员，以抵御 “最近极权制政权的压迫”。他在演说中没有点明苏联，也没有提及中国，却处处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杜鲁门指出：

希腊政府的核心今天正被几千名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人员的恐怖行动所威胁，他们主要在北部边境一带推翻了政府的统治…… 希腊要成为一个自助、自尊的民主政体就必须获得援助。美国必须提供这种援助……

举凡政府都不是完美的。然而，民主政体有一个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它的缺点通过民主程序可以一览无余，能够指出并加以改正。希腊政府也是不完美的。但它代表了去年经由选举成立之希腊议会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员……

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其特征为自由的组织、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信仰自由和反对政治压迫的自由。

再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意志。它依赖恐怖和压迫、舆论管制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 极权制政权的种子由沮丧和欲望来浇灌。它们在贫穷和冲突的土壤里滋长。当一个民族获得更好生活的希望破灭的时候，它们则如日中天……[49]

苏联就是那个极权制政权，而中国显然是杜鲁门心里的那个不能自助、丧失自尊的反例。他心里知道适用于近代希腊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近代中国。他也知道国民政府也于 1946 年刚刚通过了充满 “民主” 原则的新宪法，但现在这个腐败顽固的政府已被美国外交战略的实际制定者马歇尔将军抛到了脑后。

蒋中正闻讯甚至还曾对于杜鲁门有过期待。他在日记中写道：“美总统提出经济援助希、土法案，以图消弥共产灾祸。此举于我国与世界前途，殆将发生良好影响乎”。[50]

殊不知美国国会既然同意援助南欧，那么在世界其他地区必然要收敛。这是财政紧缩的年代，战争时期的挥霍对于五角大楼来说已是昨日旧梦。“国会说我们的预算要进一步削减”，心存退意的陆军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无痛苦地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陆军］现在要求 62 亿，［无法辨认］原估为 143 亿元。上帝知道这项安全事务竟要花费如此巨数，而我是支持国会省钱打算的。但如果再逼我，我只能问他们该 “怎样” 做。我们差不多绞尽脑汁了。占领军（尽可能最小规模）、后备军、输油管、空军业已降至我所认为必要值的 3/5，仅合理的研究、开发以及情报经费。再削减一点，占领就将失败，那么到时候，自己小心吧。[51]

而苏联的情况就大不同了。斯大林非常幸运地不必为自己的军费预算无法通过部长会议的审核而烦恼。他的远东贸易部门从 1946 年 5 月就开始向中共提供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据日俘奥平氏回忆，他连续近 14 个月每周至少一次将由中苏边境绥芬河方向运来的大约 30 节车皮的军火卸至东满的牡丹江站，其中除了日式武器弹药和美式卡车以外，还有不少中型坦克和卡车是苏联自己生产的；相当数量的粮食再从牡丹江运往苏联。[52] 林彪在东北与莫斯科建立了直接的通讯联系。双方还签订了以物易物的贸易协定，内容包括苏联向北满提供武器弹药、医疗器械、交通运输、通信器材、布匹、棉花、棉絮、制服、油料、药品、外汇等，而北满则以谷物和黄豆让利 50% 在当壁等地易货。[53] 尽管 1946 年水患造成春粮歉收，中共军民开始节衣缩食，小灶改中灶、中灶改大灶，发扬延安精神，以保证粮食出口。[54] 林彪从 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 1 月，大约获得了苏联价值 15100 万卢布（以苏联 1947 币制改革前 1∶0.06 折算，约合 906 万美金）的武器、设备和材料。[55] 初夏时节，苏军又将东北各地缴获而存放在中苏边境满洲里的大批日军武器，给了中共方面。根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回忆，他和苏军代表卡瓦洛夫签立援助武器协定，“这批武器数量不小…… 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我们用几列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解决我们不小的问题”。[56] 这就为中共在北满和东满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时任高岗政治秘书的李锐事后感慨：“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到东北一下子就站住了呢？”[57] 尽管中共下级士兵与苏方铁路人员之间时有口角和暴力冲突，苏联驻哈领事也不止一次向林彪提出过交涉，但均被双方高层以 “共同事业” 为重而将其掩盖下去。[58]

就在杜鲁门在国会声援希腊的 3 月 13 日，也就在美军观察组撤出延安的第二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以 15 万人的先头部队进攻延安，主力 34 个旅（23 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而这一消息早在 10 天前又让熊向晖知晓，并立即报至延安。事实上，毛泽东知道的甚至比胡的军、师、旅长们还要早，可以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顺利撤离。[59] 胡宗南总部内高级通讯主管亦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60] 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三五八、新四、警备一、教导各旅约两万人兵力，而且每枪不到 10 发子弹，只能抵抗 5 天，若无情报，结局可想而知。彭德怀于是挂帅，将主阵地设在南泥湾，命令士兵尽可能拖延胡一周之久，好让毛泽东有充分的时间做撤离准备。[61] 准备什么呢？首先，毛泽东亲自将与莫斯科联络的文件全部烧毁，随后还特意安排苏军代表与中共领导分开撤离，以防被人发现 “洋人参与中国的内战，传到世界各国去影响不好”。[62] 3 月 18 日，毛泽东离开王家坪，进驻延川永坪以南事先安排好的刘家渠。为了突出他的 “悠然”，毛泽东命彭德怀派人把上下窑洞特地又打扫了一遍，“家具也摆好了”，恭候胡宗南。[63] 3 月 19 日，胡宗南终于由南泥湾进至延安，正好 7 天。

彭德怀利用胡急于求成的心理，以丘壑地利优势频频设伏。3 月 25 日，他派饵军诱敌深入延安至榆林公路的咽喉处青化砭，待胡部第一军二十七师三十一旅的一个团进入包围圈后，东西两面山林中埋伏的约 6 个旅（包括月初从晋西火速赶回的原南下三五九旅主力）一齐开火。[64] 战斗持续约一个半小时。第三十一旅约 2900 人阵亡，正副旅长、参谋被俘。彭德怀一雪月初西华池伤亡 1200 人的前耻，补充了近 30 万发子弹及两三千士兵，大解燃眉之急。[65] 4 月 14 日，彭德怀再于瓦窑堡西南的羊马河一带伏击了胡宗南部第一三五旅 4700 人，激战 6 个小时，俘该旅代旅长、参谋及政治部主任。[66] 为了缓解战时部队粮食短缺的问题，彭德怀又于 5 月 2 日以饵军诱敌北上，随后用 4 个旅的兵力偷袭了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镇。战斗于深夜 11 时打响。由于自身武器落后，没有东北和华东野战军那么多的火炮，因此西北野战军只能依靠夜战、近战和爆破手段来攻坚。战斗一直持续到 5 月 4 日 24 时，共计两昼夜，全歼守军第一六七旅旅部、1 个团及陕北民军 1 个总队约 6000 人，俘正副旅长、参谋及政治部主任，缴获 “军服四万余套，面粉一万多袋，山炮六门，骡马千匹，子弹炮弹一百万余发”。[67]

转战期间，毛泽东一直努力与莫斯科保持联系。但出于自身安全起见，中共限制了大功率电台的使用，许多原先由大台发送的电报亦改用小电台。[68] 国民党军统曾在陕西清涧设立了中型测向台，但很快就因中共情报人员、西安绥靖公署电讯班主任戴中溶的原因而告失效。[69] 6 月，斯大林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以为中共在陕北受到毁灭性打击，曾指示派专机接毛泽东等到苏联避难。[70] 这是苏联首次同意毛去莫斯科。6 月 15 日，斯大林指示军事情报员阿洛夫转告毛泽东：“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将派去飞机”。[71] 毛泽东也指示晋绥军区 “即日动工修理岚县飞机场”。[72]

中共更加强了对军队的意识形态教育。针对部队中流行的 “打了蒋介石，还有美国” 的悲观思潮，有影响力的将领亲自训话：“即使本部消耗了，对全局说还是胜利的”，而且 “今天和蒋介石打便是和美国打，蒋是美走狗，打败蒋介石便是打败美国。根据各方条件，美国还没本事敢冒这个险来直接参战，即使万一来，还不是榴弹炮、飞机，换些美国人，实际他不如蒋介石，更不如日本…… 美国的原子弹只能吓唬神经衰弱的人”。[73]

相反就在这个时候，主持美国对华政策的马歇尔国务卿仍对蒋中正毫无谅解。他对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仍旧表示：“不明了何以各种军事改革尚未见诸实施。国军在前方作战仍多临时强征训练不足、食不饱之无知农民，而共军每四人中必有训练成熟之一人，曾受主义之教训、了解作战之目的、奋发其同伍”。在他看来，国民党的错误全在于未听其劝告：“现我前方战线太阔，后方交通与供应线太长，我用重兵克复延安，得不偿失，以致战事拖延、消耗资源，造成我今日之困难…… 嘱钧毋须电［南］京报告，末谓彼仍欲予我各种协助，只候适当时机……”[74] 实际上抛弃了中国的马歇尔将满腔热忱全部投向欧洲。6 月 5 日，他在哈佛大学纪念小教堂非常低调地发表美国复兴西欧经济的宏大援助计划。这说明华盛顿已经打开了战后孤立主义的枷锁，它还会眷顾中国吗？

四天后，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政府同样遏制苏联在华扩张时，国务院表示反对。军方开始反省 1946 年由范宣德拟定的 “限制对华任何军事援助” 原则，认为这既与美国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政策相违背，又不符合稳定中国的意愿，而且势必导致战事胶着或者 “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75] 但范宣德毫不示弱，表示 “远东司对此的答复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不’”。他甚至拿出一个月前由这些参谋长们转来的另一份孤立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研究报告（JCS1769/1）作为依据，该报告指出美国对外援助须遵循国家安全紧要原则，而 “中国在此类受援国家名单中处于非常靠后的位置”。范宣德继而得出结论：“考虑到中国人自身行政低效…… 远东司认为一个被苏联主宰的中国并不构成迫切的危险，并不足以让我们站在国民政府一边介入中国内战”。[76]

然而对于高度依赖美械的国民党来说，军火禁运的打击是巨大的。1947 年 3 月 21 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国民党军 “弹药供应将达临界点。最可靠情报显示美国训练装备之部队以目前的消耗速度，将在约三个月内用尽库存”。[77] 5 月 26 日，马歇尔撤销了历时近一年的对华军火禁运令。[78] 然而实际上，禁运并未随之消除。6 月 21 日，蒋中正令拨美金 531.2 万元急购炸药 4100 吨及 0.50 子弹 640 万发。[79] 6 月 25 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受蒋委托，向国务院转达了迫切需要飞机和子弹的愿望。[80] 而美陆军在华顾问团团长卢卡斯（John P.Lucas）少将也在此时，向华盛顿告急 “中国空军因缺乏零件和维护，正迅速瘫痪。储备的美国军火接近枯竭”。[81] 马歇尔仍旧犹豫不决，甚至要求作战部把刚刚批准放行的 1946 年 8 月以来扣押之 “中正式” 步枪子弹及剩余物资项下的少量运输机也推迟数月交货，仅表示同意国民政府向美私人制造商购买武器。[82] 而艾奇逊曾明白告诉过他 “［国民政府］所需军火的制造商几乎完全在赶美国政府的合同”。[83] 这对于急需军火的国民党来说，不是掣肘又是什么呢？连周恩来当时在靖边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做内部报告时都承认：“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并不慷慨，蒋政府向美国私人购买军火也有许多困难，美军事实上是在撤退”。[84]

就在华盛顿搁置中国问题的时候，7 月 1 日，苏军情报员阿洛夫收到莫斯科的新指示：“鉴于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毛泽东离开可能会给战事造成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行程为宜”。[85] 然而与华盛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科虽说取消了这次会面，却加大了对中共的援助力度。斯大林进一步允许大连的一大批苏占军工企业交中共经营，组建为 “大连建新公司” 军火生产线。在此后的三年中，大连共生产 75 毫米口径钢质后膛炮弹 53.58 万发、引信 82.8 万枚、无烟火药 453 吨、迫击炮 1430 门和苏式冲锋枪 563 支等等武器装备，全部供给华东、东北中共军队。[86] 7 月 14 日，克里姆林宫又命令紧急从苏联国内供货计划中又调拨出 400 辆吉斯（3HC-5）汽车、60 台电动机、2000 台整流器、3200 部电话机、50 公里电缆、10000 千米棉布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医疗设备等，于 11 月前转口给东北；21 日，又预定在 1948 年继续出口 3000 辆货车、1443 台电动机、1500 吨航空燃油、23800 吨汽油等。[87] 就连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注意到 “［中共］他们似乎有相对良好的军火、金钱和其他必要物资的供应，自信有继续战斗两三年的能力，并估计到时能控制长江以北地区”。[88]

共国夏季攻守

魏德迈的建议

中国土地改革

没有中间道路

五 呼啦啦大厦倾：1948

美迟到的援助

1948 年 1 月 1 日，蒋中正在元旦文告中侃侃而谈：“消灭匪军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内完成。至于各地散匪，须待有形的匪军消灭以后，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时间，方能［彻］底肃清。”[1] 在 1947 年就信誓旦旦以为一年内即可 “肃清” 中共的蒋委员长，不知念到这里手心是否出汗。就在蒋试图镇定人心的时候，林彪遵毛泽东指示将 “东北民主联军” 改称 “东北人民解放军”，这就标志着中共手里一张标满红色箭头的中国地图正在徐徐展开。

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 1947 年的发展，已是包括 9 个纵队和 10 个独立师的庞大力量。1 月 2 日，以第二、三、六、七纵队在辽西公主屯地区对国民党军新五军实施大兵团合围。战斗持续了 5 天，中共告捷，成建制地消灭了第四十三、一九三两师及新五军军部，俘虏军长陈林达、两师正副师长及师参谋等高级将领。[2] 1 月 7 日，蒋中正授意张治中约见苏联武官罗申，要他向斯大林转达国民政府 “美苏并重”，希望改善中苏关系。[3] 1 月 10 日，蒋再次亲临沈阳，紧急召见新任华北 “剿匪” 总司令傅作义，要求他增援东北。大出蒋中正意外的是，傅反而要求增援华北。“何耶？”[4] 实则华北亦危，国民党军已是项背受敌。为挽败局，蒋急命久已失势、刚刚由欧美访问归国的卫立煌出任新设的东北 “剿匪” 总司令一职。而卫却早与中共有所联系。[5]

美国从 1946 年夏开始基本中止了对国民党的军火援助，国务卿马歇尔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胜；另一方面，他更不愿意让美国承担对蒋中正国民政府的军事义务。1 月 12 日，他在给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密电中指示美国应避免使人误解 “对于中国的经济、财政和行政状况愿为负责。美国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并且不能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误解美国已经或将要负起这种责任”。[6] 这种困境之所以无法解决，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蒋氏政权早已是无可救药的无赖，从二战后期起就不思进取，一味牺牲美国的利益，只会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泥沼。中国对于华盛顿来说是个庞大的存在，它不同于希腊和土耳其。中国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留，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冲突以往是、将来也必将是热战范畴。他对 “冷战” 的发展无法预料。作为二战后退休的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心中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美国要避免卷入战争。

为了重新获得美国援助，1 月 28 日，国民政府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做题为《中国自助计划》的财政经济改革十点声明。声明完全是以美国政界为对象，表示 “中国政府自知其必须有完备切实的自助计划，而使一般行政改革与军事改革继之实施或相辅而行”，并开出了包括 “尽可能” 节减政府一切开支、“逐渐” 提高公务员和军官士兵的待遇、“尽力” 稳定币值、“尽力” 排除出口障碍等口头支票。[7] 这个计划最终也没能付诸实施。

2 月 18 日，杜鲁门开始为年底的总统大选铺路，发表援华咨文，提请国会在 1949 年 7 月之前给予国民政府总价值 5.7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总统称：

中国经济的不断恶化，正是美国所深为关注的。自马歇尔将军离华返国以后，援华问题就一直在不断的研究中。我们曾希望中国的势态尚可使美援在重建和复兴中发挥效用。但情况的发展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形下尽力为之。

就当前的经济恶化，我们能够提供援助，从而使中国政府有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实现更为稳定的经济状况。但是，显而易见，而且业已证明：只有中国政府自身实行必要而必需的措施，健全制度，才能实现和平和真正经济复兴。

……

该方案应以总额五亿一千万美元的贷款或赠金，作为中国进口必需货物之用…… 这些必需品包括粮食、棉花、石油、肥料、烟草、医药、煤炭以及现有生产设备的零件等。这个方案所定的物品数量，都在我们能够供应的范围内。美国既供给这些主要输入品的资金，中国政府便能将它的有限美元资金满足其他最迫切的需要。

该方案还应为 1949 年 6 月 30 日前创办的少数获选建设项目提供 6000 万美元。亟待恢复的项目包括主要交通设备、燃料、电站和出口工业等。此项工作，可于非军事行动区域实施，并有助于改善必需品的供给与分配。

与援助欧洲复兴的情形相同，该援助方案的实施应先经过中美两方订立协议，规定施行援助的条件和程序。协议并应列有保证条款，即中国政府将采取切实的经济、财政及其他措施，以期实现经济稳定和复苏的最终目标。如果中国政府不按协议来运用援款，或中国政府的政策违背援助旨在达成自助经济的目标，则美国当然保有终止援助的权力。[8]

马歇尔随即在隔日发表的声明中补充说：

要考虑美国援华应采取的办法时，我以为很需要切记：目前的提案与欧洲复兴计划不同，我们不能明确断定此种援助的必需范围。据我国货币专家的意见，如为中国准备货币稳定基金，实在需要巨款，而在当前战事和民事破坏的情况下，这些巨额的资金，多半会被挥霍掉。鉴于这种情况，该方案不应包含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实际保证。美国不应作茧自缚，从而使自己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负直接责任…… 该方案将集中于那些我们相信对于中国民间经济有着最大裨益的商品，并且每一美元的开支都要保证发挥最大的效益。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援助方案并不包括军事部分。马歇尔明确告诉国会的是，即便拨款 5.7 亿，也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只能 “缓和目前急速的经济恶化，以便中国政府得有喘息时机”。同时，史迪威在二战后期的条件原则再次浮出水面：“施行援助的条件，应详载于与中国政府的协定中”；马歇尔貌似公正地说 “此项协定所根据的种种考虑与援欧条件所根据的相同”，继而强调 “但需适合中国的各种不同情况”。[9]

作为当事人的蒋中正很不高兴地斥其为 “不诚举动”，心中明了：“国务院对援华武器，近因其议会压迫，增加数量虽多，但其最急者与最轻易之步机枪子弹则未增一枚，而且其前所拨援之步机弹至今未到，即到每兵亦不能分十枚之数……” 实为 “缓不济急”，“名援而实阻”。[10] 东北 “剿总” 卫立煌来电：“以东北粮弹缺乏，情势严重，请派大批空运机赴沈”，“查东北现有军队人数（包含各军事机关人员）约五十万人（锦州及迤南地区部队不在内），日需食粮，约四百吨（需 C-46 机月一百三十余架次），大部均赖内地运补”；除了粮食，“每次会战约需各种弹药近四千吨（约 C-46 机一千二百余架次）。”[11] 此时，巨流河（辽河）、大凌河、绕阳河俱已解冻，重兵器无法通过。卫更坚定了自己守沈罢援的政策，坐视沈阳周边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被中共一个个吃掉。

而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基本也不看好中国。主席范登堡带头表示：“我们不能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垮台承担责任”。沃尔特・乔治（Walter F.George）表示这 5.7 亿美元到了蒋中正手里完全是一种浪费。亨利・洛奇（Henry C.Lodge，Jr.）则直接道明：“我对待中国并不像对待希腊那般热心…… 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可以实现的目标在中国则难以实现”。布尔克・希肯卢珀（Bourke B.Hickenlooper）建议说：“给他们一些钱，但不要标明用途，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事，否则就会与战争牵扯在一起”。[12] 最后，4 月 3 日，国会通过《1948 年援华法案》，拨款至多 3.38 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另 1.25 亿美元特别赠予作额外援助，由总统自行决定，有效期均为一年。[13]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获悉后，反而为未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而感到惋惜。他随即强烈建议鉴于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局势毫无改善的迹象，“对于双边协定的谈判或签订不必操之过急…… 在 6 月 1 日以前，暂不开始谈判。同时，我们将继续施压以促成改革，并且根据以往经验，将就程序问题加强与负责官员讨论”。[14]

6 月 11-12 日，美国政府要求国会参院拨款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极力削减已通过的援华款项。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国防部的报告，皆对国民政府不利，其中魏德迈以政府代表身份做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口头发言。据顾维钧密电，“所言要旨谓：近月来中共军事得手，势力膨胀，并云我国大局难挽回，此时予我经济援救等于浪费，徒尽人事不克收实效。若予我军援，在我国现状下不仅耗费巨款，无裨我国军事，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究竟应否援华，任凭议会决定云云。并一再要求，以所言关系机密，勿付记录”。[15] 6 月 19 日，国会参众两院又通过了《1949 年外援拨付法》将援华 3.38 亿美元部分减至 2.75 亿美元。6 月 28 日，总统在鲁门正式签署立法。[16]

然而，即便如此，重要的援助资金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利用，稍纵即逝的时机立即被美中两国繁冗的官僚系统所吞噬。中美双方迟至 7 月 3 日才在南京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由于中国内战形势的迅猛发展，利用美援购买的棉花、汽油和食品只能满足少数几个大城市的需求，原拟的许多经援项目后来都未及实施，通货膨胀也未能抑制。其中 1.25 亿美元的特别赠款，用于购置军火，但是约 0.45 亿直到 1949 年 4 月也未及交付，后来一部分转去台湾。[17]

美国政府早在 1947 年就已经做好了 “失掉中国” 的准备。伦敦更与中共联系建立了通商关系。[18] 马歇尔后来于 1951 年 5 月 10 日在麦克阿瑟的意见听证会上说：“作为国务卿，我心中的问题是，［美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直接卷入诸如中国本土作战沉重负担的责任…… 加上我本人短暂在华经历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能让政府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我不赞成承担，参谋长们…… 也不同意”。[19]

总裁当然总统

苏隐蔽的支持

国共财政危机

沈阳华德事件

就在国民党忙于选举和币改的时候，共产党继续军事攻势。经过两年的发展，中共武装至 9 月已有 280 万人的规模，称其消灭了几乎为自身规模的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 270 万余人，并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再消灭 430 万人，扩军至 500 万，“全部地完全地打倒国民党，并使我们能够统治全中国”。因此，各野战军分配任务，计划在 1948 年 7 月至 1949 年 6 月，东北及华北第二、三兵团消灭 36 个旅，华北野战军消灭 40 个旅，华北第一兵团消灭 14 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部消灭 14 个旅，彭德怀部消灭 12 个旅。[86]

东北的国民党军被逼迫在南满少数几个大城市周围，共产党几乎控制了大半区域，并有意将其建设成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1948 年春，中共将控制区内北满、辽东、辽南、大连原有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开始有组织地兴建自己的军事工业。以东北局军工部为领导，下辖 9 个办事处，分工如下表 5-1。

表 5-1 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办事处一览

至 7 月，中共在东北已有大小军工厂 55 个、工人 11000 余人，产量仅珲春一地每月 4 万多发炮弹，连哈尔滨的六〇迫击炮弹每月也有 2000 余枚。[87] 军火的其余部分主要依靠苏联援助。1948 年仅山东中共辖区就进口枪械弹药价值北海币约 285697800 元、汽车及零件 1822013060 元、轮胎 1886107474 元等。[88] 8 月，中共在东北成立了炮兵纵队，辖有炮兵团 8 个（包括高炮一团）、坦克团及工兵团各 1 个。[89] 同时成立后勤司令部，火线民工超过 7.6 万人，常备 160 余万人，征集军粮 3500 余万公斤，运载火车 19500 多节，汽车至少 12208 辆，另储备汽油至少 1128 吨、枪弹 1000 万发、炮弹 20 万发、手榴弹 15 万枚、炸药 2.5 万公斤等，并逐渐由北满的哈尔滨将军火物资运至南满阜新。[90] 据协助高岗负责军工的伍修权回忆，“那时东北弹药、粮食、汽油相当充足，前方要多少就可提供多少”。[91]

蒋中正此时不得不考虑放弃长春，并将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撤往辽西锦州。东北 “剿总” 卫立煌与蒋貌合神离，一面以打算救出长春守军为由，多方抵制蒋案的执行；一面又以蒋必从关内增援为借口，在沈阳按兵不动。[92]

9 月 12 日，林彪在毛泽东的不断催促下，针对南满入口的北宁铁路榆（关）锦（州）段发起总攻。[93] 其实十分冒险。因为哈尔滨到阜新的补给线路过长，必须速战速决，时间是夺取战场主动的关键。华野粟裕同时围击徐州、济南，也牵制了国民党军机动。[94] 然而东北卫立煌却消极救援，坐视锦州外围义县失守，机场交通即告断绝。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攻克义县的重要经验 —— 用人力近迫挖壕沟在未来的战场工事中逐渐推广。这种壕沟一般深宽至少 1.5 米，称 “交通沟”，每师都必须以 2/3 以上的兵力 “不怕伤亡、不怕疲劳” 日夜抢挖，“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95] 挖掘这种坑道工事须付出人力甚至生命的代价，但却能在开战时降低重炮和炸弹的破坏力。因此，蒋中正统所倚重的海空军并未让国民党展现出应有的军事优势，反而暴露出各军种之间配合不足的弱点。海军最大舰只 “重庆” 号轻巡洋舰是已服役 11 年的英国旧舰，作为二战损失刚刚赔偿给国民政府，舰载三座双联装 152 毫米口径火炮，从近海对塔山中共军队工事的攻击并无不俗表现。而空军从北平起飞，不但参战机次少得可怜，而且还误炸了自己阵地，伤亡连长以下官兵 20 余人。[96]

为了夺取锦州，林彪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组织了二、三、七、八、九纵并六纵十七师及炮纵超过 20 万人的主力部队围攻。锦州告急。锦州是沈阳、长春的补给基地；如若丧失，则长沈俱为孤城。而锦州守军是云南 4 个师。蒋中正急召卫立煌飞宁，两人意见相左。蒋遂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返沈督军。

9 月 26 日，廖耀湘曾建议沈阳国民党军精锐趁辽南空虚占领出海的营口，“连一副行军锅灶都不会丢掉”。孰料这个保持机动的方案在顾祝同那里就先受了挫。顾参谋总长毫无建树，只会唯总统命是从，坚持蒋令沈阳主力出辽西援锦州。廖坦陈：远出锦州，背水侧敌，如无接应，容易覆亡。顾于是上报南京。蒋此时迷信海空优势，兀自以为国民党 “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翌日蒋复电固执原命，顾卫大吵一架。28 日，顾对黄埔出身的廖私下谈话，表示只要先执行命令，他可再向总统进言，暗示尚存转机。[97] 廖耀湘唯有遵命，然犹豫间已落被动。[98]

与此同时，9 月 28 日在西柏坡，毛泽东于锦州战役关键时刻第四次向莫斯科申请访苏：“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联共（布）和大老板［главному хозяину］亲自汇报。请指示。我打算按照上封电报所说的时间赴莫斯科。现暂将上述内容大概汇报一下，请您向联共（布）和大老板同志转达。衷心盼望他们给我们的指示”。[99] 莫斯科回电，坚持访问时间应为 11 月底。毛泽东强硬地要求，必须 11 月中旬出发，苏联必须派飞机来接。这一次斯大林不好再回绝，但是到了 11 月中，却见不到飞机。[100] 毛泽东为挽回面子，自请将访苏时间推迟至 1949 年 1 月底。但是不久，斯大林就回电说：

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但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迅猛，进展顺利，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这个时候，你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哈尔滨或者你处听取你的意见，如何？总之，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你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是不适宜的，望再三考虑。如何？望电告。[101]

毛泽东只能同意，并希望斯大林的代表于 1949 年 1 月底 2 月初来西柏坡。[102]

因此，毛泽东在内战胜利之前没有去成莫斯科。然而，苏联的援助仍旧没有含糊。科瓦廖夫将军率领的专家小组不但修复了东北铁路交通线，便利了东北野战军的运输，还帮助中共重建了鞍山钢铁公司，甚至计划在 1949 年恢复长江以北 3000 多公里的铁路线，加速了共产党南下的步伐。

9 月 30 日，蒋中正不得不亲临北平督战，命华北傅作义部增援锦州，此时已是东北存亡的关键时刻。晋系将领傅作义为保存己部实力，阳奉阴违，贻误战机，仅派副司令宋肯堂和天津市长杜建时查看援锦道路，主力部队最远仅至河北迁安，距离山海关尚有百余公里。[103] 孰料林彪却是以傅部行止为南下锦州的主要依据。[104] 连华北蒋中正直接指挥的侯镜如也表消极，他的九十二军仅得一师机动，携同阚汉骞五十四军、林伟俦六十二军，由葫芦岛北上至锦州西南 15 公里的塔山村，却出乎意料地遭受中共程子华部四、十一纵队、独立四、六师和炮旅至少 12 万人长达六昼夜的顽强阻击，“尸横遍野，血水染红了塔山堡前的河水”。[105] 据四纵政委莫文骅透露，属下三十四团一连约 175 人一次作战后仅活下来 7 人。[106] 仅四纵就收容伤员 5685 名，其中重伤者占 1/3，死者不计。[107]

而西出沈阳的廖耀湘依照蒋中正严令，倒是进占了林彪的补给重镇彰武，但并未能就此斩断其运输线，因为中共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可经外蒙古一条 150 公里长的路线依靠骆驼、骡马的畜力将北满物资运抵南满。[108] 廖兵团却在彰武裹足不前，有意坐等锦州陷落，完全违背蒋的战略意图。[109]

就在锦州守将、东北 “剿总” 副司令范汉杰对援军望眼欲穿之际，他遇到的更大问题是缺乏弹药。除了六〇迫击炮、手榴弹、三八式步机枪子弹库存奇缺以外，10 月 10 日后各种重炮的炮弹也开始匮乏，以致 10 月 14 日 “午间因炮弹供给不上，这些重炮全部停止了射击”。这时候，中共的密集炮火射向范部师长以上各级指挥所，其防御系统瘫痪，一些粗陋的钢筋水泥工事也未发挥应有作用。[110] 锦州于翌日夜在大炮和坦克猛攻 31 小时后易手，范汉杰以下 8 万余人遭生俘，伤亡国民党军 1.9 万余人、中共军队 2.4 万余人。[111]

10 月 16 日，蒋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到沈阳。为求长春守军能够突围，他手书郑洞国，告其锦州已失，又 “美国对我所售油量减少，今后空运粮弹无望……”[112] 长春紧接着易手。

鉴于锦州、长春易手而（北）平石（门）线上中共军队空虚，蒋遂密令傅作义以救援太原之名，奇袭西柏坡。原计划国民党军 5 个师配 400 辆卡车携百吨炸药，于月末由保定出发，一举捣毁中共中央权力核心。孰料 10 月 23 日，傅作义刚刚下达作战任务，当晚及次日晨便经北平密集的中共地下情报网，报予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原来，在沈崇事件中小试牛刀的李炳泉、刘时平等秘密党员早就依照聂荣臻指示，与傅作义部的高级将领拉上关系；其中整编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因与刘时平同乡同学，在后者旨在刺探情报的邀宴中，不慎就透露了此一军事机密。如同一年前胡宗南闪击延安时一样，毛泽东立即预先布置，急调两个纵队主力阻击国民党军自保定南下，严令民兵破路，主要包括保定至高阳、安国、望都、定县、温仁段公路，“各路先行破坏，次为两侧；各县城之南北道路，先完成望都以东以北，再完成定、望［都］、唐、曲［阳］、安［国］等县”，“不得延误”，并安放地雷。为了造势，10 月 25-31 日，毛泽东还亲为新华社写了三则电讯，大唱空城计，表明已有充分准备，顺便骂道 “白崇禧、傅作义这两匹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的狗子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其实，他已命令郑维山纵队 “尽可能加快速度” 强行军四昼夜达 300 多公里，于 31 日凌晨赶到距离石家庄仅 50 公里的沙河前线。傅作义是时下令放弃，无功而返。[113]

东北形势反倒急转直下。廖耀湘援锦主力新六、新一、新三军、第四十九、七十一军并骑旅被湖南同乡林彪的三、五、六、十纵队包抄，“那尸体就［像］下锅的饺子…… 冒出翻滚的血水。本来是清水河，顿时染成了红水河”。廖以下 87000 余人遭生俘。[114] 林同样付出惨痛的代价，锦长战后东北共军仅收容伤员就达 61600 余名。[115]

10 月的最后两周，在东北除了锦西葫芦岛一线以外，随处可见国民党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锦州失守，暴露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分散、毫无对策。继锦州、长春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发布了东北疏散计划。卫立煌乘专机飞北平，后被蒋软禁。沈阳国民党军丧失斗志，当数量尚处劣势的中共军队出现在郊区之时，沈阳已不可守。张学思给原东北军旧部、时任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写了劝降书。这个被国民党同僚遗弃的东北将领，名义上还控制着该市，然而很快就与共产党签订了投降协定。据国民党军教导总队区队长王霖回忆：“军队群龙无首，乱得无法统一指挥，所以沈阳的军队不是‘打’垮的，是‘乱’垮的”。[116]

就在杜鲁门险胜杜威、民主党继续执掌白宫的 11 月 2 日，中共占领了沈阳。中共中央向 “东北全体同胞” 发出电文，表示 “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号召 “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117]

东北局吸取占领长春时杂乱无章的教训，事先开会进行分工布置，因此秩序较为井然：首先，占领了沈阳战略要地；其次，将国民党军缴械；再次，阻止劫掠。1 日夜及 2 日，国民党空军轰炸沈阳军火库、车站及铁西区，给共产党的占领制造了困难。但是报告显示轰炸的军事意义几乎为零。国民党通过轰炸所取得的哪怕一丁点好处完全被民众对头顶轰炸机的仇恨化为乌有，共产党立时变成了群众的英雄。在轰炸的数分钟内任何仇共或者亲国的想法都似乎被荡涤殆尽。[118] 11 月 4 日，高射炮运抵沈阳，国民党军空袭遂减弱。[119]

中共地下党马上公开活动。东北局城工部沈阳市工委下属 7 个系统及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共有 1200 余人，其中党员 178 人。[120] 他们迅速指明所有国民党财产所在地并带领中共稽查队奔赴隐匿地点，系统而全面地查获了所有原国民党的财产。一些保长即获重新任命，并担负起辖区内查获财产和维持治安的责任。共产党迅速恢复秩序并组织城市用水、通邮。11 月 4 日抚顺开始送电。本溪煤矿完整接收。[121] 除此之外，卫立煌控制下极其珍贵的军火反而留给中共 “弹药甚多”，接下来的两周内就将运出约 240 节车厢的军火，还仅是小一半库存；而供职沈阳兵工厂厂长的陈修和是陈毅的堂兄，之前也抵制了蒋拆迁的命令。[122]

对于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和仍在使用的东北流通券，共产党当然并不承认，但为了获得民心没有立即宣布作废：沈阳采取压低 25% 部分兑换的方式，然后停用；吉林市则在占领 11 天后停止流通。其中，工人、公务员、中小学教员和贫民由于阶级出身的 “先进性” 而优先获发维持费和救济费。[123]

在对待外国人方面，东北局表现得尤其慎重。早在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内部指示，对领事馆实行一般保护的原则，如 “对其馆址及人员，应加以保护。对其财物、文件，不得没收和损坏。也不得随便进去施行检查”。但也明确规定：“领事馆在我国内战争期间，不得我军总部许可，不许设立无线电台。如有违犯，以破坏行为论罪”。[124]

11 月 8 日，年轻的沈阳市长朱其文应美国驻沈领事馆的要求拜访领事华德（Angus I.Ward）。按照原先中央指示精神，朱市长向美国领事表达了善意，暗示中共将允许他们继续存在下去。他们甚至还讨论了领事馆邮差服务的路线安排及美国与东北的商业贸易。据华德报告：

在讨论美国侨民的时候，他［朱其文］就没有美国商人表示了关切，我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使得沈阳有关原料供应的正常通讯中断，并补充道我乐于看到美国人因商业或职业原因回到满洲。他急不可耐地向我保证美国人将会受到欢迎，而且他希望美国商人与满洲的贸易将 “在平等的基础上” 继续。他又说满洲需要外界的商品，外界也需要这里的土产。

华德还带领中共市长参观了领事馆，整个访问持续了一个半小时。[125] 然而，朱其文 “失掉立场、失掉原则”“对对方过分迁就” 的言行也被翻译周砚立即报告了东北局，由陈云上报西柏坡。朱随后被免职。[126]

就在美国尚持乐观态度的时候，1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沈阳军管会送来一份公函及布告，称 “依据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除经其允许条件外，解放区内一律禁止中外人士使用无线电台。无线电台及一切收发设备须于 36 小时内交予该会保管”。[127] 华德按要求做了回复，并表示 “敝人推想本地当局方面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而敝总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故希望贵会即予批准此项电台并使用为盼”。[128] 他在翌日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还抱有幻想：“如果今晚 10 时我电台尚未被没收的话，即超过了我们收到第四号布告所规定之 36 小时时限，那么就可以认为继续使用一事尚有希望”。[129]

美国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苏联驻北满代表直接找到东北局，按照莫斯科指示，要求中共 “没收在沈阳的英美法领事馆之电台，这是关系苏联很大的事情…… 并云，如果把电台没收，再加以老百姓对这些家伙态度不好时，则这些家伙只有滚蛋之一途”。[130] 东北局在没有获得中共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径直命令沈阳于 18 日下午 4 时没收美国领事馆的电台并割断电灯电话线、停止供水，致使领事馆的美国官员在之后的 11 个月里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最后甚至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在得知消息之后，对于东北局未经他的同意而擅自行动十分不满，批评说 “实在太危险”。[131] 周恩来也委婉地批评道：“不承认国民党对美、英、法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国家毫无区别”。[132]

然而对苏联，中共则强调两党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周恩来在两个月后对来访的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特地谈及此事，并表态道：

去年我军占领沈阳，于是中美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外国（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向我们暗示，他们不打算撤离，想同我们建立事实上的关系（即不正式承认新中国政权，而领事馆继续发挥职能）。我们明白这些领事馆留下来是为了侦查我国和苏联的情况。我们再也不想在沈阳看见他们，因此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隔离措施，给他们创造了无法忍受的环境，以迫使他们离开沈阳。将来我们要按平等原则提出领事关系问题。总之，我们将把美国人牢牢地控制起来，因为我们在和他们而未与其他国家打仗。美国人在颠覆我们的制度，因此，我们要在我国国内把他们孤立起来。[133]

美国政府曾考虑从海上封锁到突击越狱的各种手段实施营救，但担心会与中共乃至苏联爆发全面战争而放弃。华德事件的收场富于戏剧性。中共很快就查出了美国沈阳领事馆涉嫌间谍案，并经沈阳市人民法院审判，处决了一批人犯，华德在内的外籍人员在逮捕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宣布 “驱逐出境”。[134]

美国从 1948 年 3 月开始，积极为蒋中正国民政府的倒台而奔走准备。司徒大使不但预测中国将重新进入地方割据的状态，并提请国务院注意像宋子文这样执掌广东、海南的封疆大吏。[135] 到了年中，中情局也表示美国应采取果断措施援助中国的地方实力派，[136] 并开始与内蒙德王建立秘密联系。[137] 他们在纽约找到了公开进行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告知 “只要你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们可以不要蒋介石，你回中国去，我们给你军火和钱”。然而，冯的左右全是赖亚力、吴茂荪等一批共产党员。[138] 不仅如此，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也借召开国大的机会秘密接触地方大员。司徒意外地邀请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茶叙，席间询问他对蒋李二人的好恶及反共决心，并表态 “你若要什么武器，我们可以直接拨助”。[139] 此类援助同样也会向青海马步芳、甘肃马继元、新疆的马呈祥提供。[140]

蒋中正大约在 10 月下旬知悉美国各派力图绕开自己而以各省为对象径行援助，立即致电顾维钧要求斡旋。11 月 9 日，顾向杜鲁门求援：“请您迅速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以支持我政府为之战斗的事业…… 以鼓舞军民士气、巩固本政府之地位。” 蒋也明确表达了心中的愤恨，指出目前局面之造成，华盛顿难辞其咎：“中国军事局势普遍恶化归因于若干因素。但最根本的就在于苏联政府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阁下无疑当能忆及，中国之所以签订该约系由于美国政府善意的劝告。” 然而五天后由司徒大使转来杜鲁门复电，请求被婉拒了。[141] 顾维钧乃绕过白宫，发表公开声明，以呼吁舆论。

此时美东舆论虽于国务院对华政策也颇多指摘，但可想而知，并无任何实质合理的建议。《纽约时报》军事编辑鲍尔德温（Hanson Baldwin）批评美国 “没有清晰的中国政策”，只能以支持个别中国将领的方式来孤注一掷。而竞争对手、共和党背景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其专栏作者艾尔索普兄弟（Stewart and Joseph Alsop）则讥讽国务院对华毫无举措，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待在青岛是对中国问题的 “直接干涉”。[142]

11 月，沈阳失守后，华北 “剿总” 司令傅作义请在平救济的天主教神父雷震远（Raymond J.de Jaegher）飞去青岛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Badger）上将紧急援助军火。[143] 白吉尔表示可不经过南京，直接给予武器，“保住华北，自成一个局面”。[144] 但他并不愿提供美国军舰协助国民党军南撤。[145] 傅作义放弃保定之后，防御体系已然瓦解；美国外交官也随之放弃了傅。11 月 16 日，北平总领事柯乐博（O.Edmund Clubb）警告国务院：傅作义 “极可能选择远避西部，以保全其部队；对他而言，留在这里只能意味着最终被大卸八块”。[146] 傅对美国观感也极差，他后来总结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市，不似美国人每须为军开辟跳舞场”。[147] 于是，傅作义于 11 月 17 日向毛泽东密电求和，表示愿意弃蒋。[148]

李济深之子也回忆：“1948 年秋天，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就发出试探…… 支持父亲取代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保住华南。他们派蔡增基对父亲讲述了美国的计划”。[149] 李济深回信告知司徒雷登，表示由于国民党军事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他不要仅成立一个西南政府，而要成立一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他自信满满地要充任主席，副主席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让冯玉祥来充当武装部队总司令，以朱德副之，并要求美国的支持。[150] 其实李济深与中共早有联系。[151] 四年前在云南昆明中共就对李济深的串联活动秘密赞助，[152] 现在又指定在香港的发言人乔冠华向美国表示共产党只与李为首（宋庆龄为荣誉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153] 李济深说：“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待新政权？”[154] 他适时向傅作义派去说客，要求反蒋独立。[155]

这时候困守北平的胡适校长甚至都表示愿意在美国支持下，接替因金圆券发行失败而引咎辞职的翁文灏，而出任行政院长。条件是：“（1）美国总统或国务院公开发表声明，给国民政府以道义支持；（2）美国经济军事援助升级；（3）放手让他自己组阁”。[156] 这当然无法达成。胡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157] 结果蒋中正只好让驯服了的孙科就任行政院长。[158] 而另一位国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则更积极主动向美国外交官表达自己领导东南六省（粤、桂、赣、湘、滇、黔）反共抵抗的意愿，甚至强烈暗示蒋和黄埔系的统治必须终结。[159]

就美国外交官方面而言，如今大使馆内的反蒋领袖是曾与史迪威几乎同时代来华的柯慎思（Lewis Clark）。这位离华已 13 年、原本期待主持美国驻英事务的老牌 “中国通” 极不情愿地接替了巴特沃斯履新后留下的公使参赞一职。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柯慎思对美国之于中共的分量颇为自负：“共产党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经济稳定，若无外来援助，他们能够长治久安则是难以想见的。以目前情况看，我们才是上述援助的唯一现实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分裂、柏林危机愈演愈烈的 1948 年，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却无关痛痒地指出：“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我们或许事实上已经输掉了冷战”。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观望，以便等待中国建立 “一个共产党主导的全国性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在他眼中，蒋的国民党政府与北伐时被其推翻的 “旧军阀政权” 并无区别，而且 “一旦他［蒋介石］逃离南京就再也不会成为中国的一股真正有效的政治力量”。柯慎思甚至建议就此 “立即中止吾人援华案下的物资输出 —— 或其任何剩余部分 —— 并且声明鉴于形势发展，正对该案全盘审视”。[160]

尽管柯慎思这项大胆意见未被国务院采纳，但其观点却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那里颇为受用。深得马歇尔信赖而主持日常事务的代理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A. Lovett）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外交努力不过是垂死挣扎，“企图在道义上绑架美国来支持中国现政府”。他无所适从，索性对华继续虚与委蛇：“我们自己资源有限，必须考虑我们对世界其他关键区域的义务。在给予援助的任何地区，须谨记是项援助尽管可能对友好政府的经济健全和国内稳定有些微助益，但并无最终担保”。[161] 这位代理国务卿并非战略家，长期是马歇尔既定政策的果断执行者，一旦政策确立，他会以 “巡航的速度” 贯彻之。日后朝鲜战争爆发，洛维特又继马歇尔而出任国防部长，积极推广战争动员并扩张军费预算。[162] 而此时他对中国国民党绝无半点同情，甚至根据大使馆的报告，笃信即便蒋下台，“长江以南并无强大的正规部队，如若首都沦陷，则军事抵抗将可能是零星而大体无效”。[163] 换言之，国务院眼下的立场就是美国目前的冷战利益需要在整体上抛弃国民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蒋中正国民党深刻的不信任竟然使司徒大使本人对祖国的忠诚成为问题而受到国务院的质疑。他的副手柯慎思坦承：“我的工作即是确保司徒雷登为其中国友人带来和平的热情，不致有损我们自己国家利益”。他甚至粗鲁地表示：“我们不得不小心避免告诉大使任何不应被中国政府知道的事情。他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个中国人，全都有些轻率”。他要不断提醒司徒雷登是 “美国的大使”。对柯来说，大使渴望援助中国人的 “不现实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164]

然而与此同时，司徒雷登那边也开始寻求与中共联系。他派参加过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拉登向前民盟人士询问 “中共不打而提出讲和的条件”，又派上海领事齐艾斯跑到虹桥疗养院直接找身患肺结核的罗隆基，为保密起见，用笔写出他的要求：“同中共上海地下党见一次面”。他们担心中国完全倒向苏联。柯乐博表示 “美国主要希望在于培育某种铁托主义”。而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也因沈阳华德事件而坠至冰点。国共之间也毫无缓和的可能。早在 5 月 4 日，上海学生在游行过程中将蒋中正和杜鲁门的画像当众焚毁，可以说将反蒋反美运动推向了高潮，并且明显带有仇美性质，矛头直指 “美国侵略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时甚至一度传出周恩来已访美国的风闻。[165] 其时真正访美的是蒋夫人宋美龄。她得到了要蒋下台的答复。

六 中国向何处去：1949 蒋中正三下野

米高扬秘使华

别了司徒雷登

从大陆到台湾

毛泽东始访苏

早在 6 月，毛泽东告诉斯大林：“台湾孤悬海上，有七万多残敌。目前还谈不上占领它。该问题将于来年解决”。[105] 但他已命令进攻福建的第三（前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 “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冬季占领台湾”。[106] 随着蒋中正以舟山为基地封锁了上海和山东，毛泽东才逐渐意识到建设空军是攻占台湾的前提。[107] 7 月 10 日，他指示周恩来 “考虑选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108] 25 日，毛泽东又让刘少奇就近相商于斯大林：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反帝运动可能大步前进，美国和英国也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援助攻占台湾（即除了请求苏联帮助我们训练飞行员和售飞机予我以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向我们派出空军和海军的专家，和飞行员参与军事行动），是否会损害美苏关系？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之付诸实施？[109]

斯大林当场予以拒绝。他很清楚苏军援助中共进攻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海空力量发生直接冲突。[110] 但他同意帮中共在东北建立空军和海军学校各一所，并售给 100-200 架战斗机、40-80 架轰炸机。[111] 8 月 2 日，毛泽东再电粟裕：“攻台必须推迟到我们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具备之时，故具体时间问题目前不能确定”。[112]

中共在 12 月 2 日占领重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已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抗。接下来，北京的军事目标主要包括西藏、海南岛和台湾岛。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报告说：“目前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对此加紧备战，只有在登陆部队以及海军、空军部队全都做好充分准备以后才能解放台湾。时间看来将安排在 1950 年 9、10 月份”。[113]

12 月 16 日毛泽东乘火车抵达莫斯科。简单寒暄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询问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表示 “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以恢复经济至战前水平，并稳定国内形势”。作为共产党阵营的头号人物，斯大林很肯定地告诉毛泽东 “美国虽然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战争”。这样，会有谁再发动战争呢？“事实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斯大林有意无意地调侃道：“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 5-10 年或 20-25 年，甚至可能更久”。[114]

中共当时几乎没有现代海军，以木船和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同时 “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这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作战只能以陆军大幅伤亡为代价，“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 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115]

毛泽东再次请求：“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海空军基地。我们既无海军，亦无空军，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此，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请求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出志愿军飞行员或者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攻占台湾。” 斯大林不好再次拒绝，转寰道：“援助的方式需要周密考虑”，“主要问题是不给美国以干涉的借口”，苏联可以提供顾问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116]

12 月 24 日，斯大林复又与毛泽东本人专门谈了亚洲共产党的问题，其实是有意让中共担负援助这些党的责任，包括越南、印度、日本等。[117] 几乎与此同时，为了 “抵御共产党统治在东亚的扩张”，布莱德雷向约翰逊提出第一份要求军援台湾的备忘录：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国防部长同意 “责令远东总司令在第七舰队司令的协助下迅速调查台湾抵御攻击所需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随后拟向其提供 “一个适中、目标明确而密切监督的军事援助计划”。[118]

根据苏联驻北京代表科瓦廖夫在 12 月 24 日递交斯大林的报告，长达 13 年的战争给原本疲弱的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1949 年由于旱涝灾害，粮食减产高达四成，城市居民普遍饥饿。另外，中共在控制区域内为了抵偿预算赤字，“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货币流通，仍然大量发行纸币”。截至 11 月 1 日，市面流通的货币多达 10 种，包括东北银行的 94720 亿元纸币和中国人民银行投放的 14010 亿元（其中分别有 11290 亿元东北券和 6640 亿元人民币是在 10 月份发行的），此外还包括其他 “解放区” 银行发行的货币、内蒙古和关东地区银行的元、新疆元、中国银元、国民政府的金圆券和香港元等。同时物价攀升，华北小米价格在 11 月之前的 7 个月内，北京涨幅为 1430%，天津涨幅为 1300%；京津两地大米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 1280% 和 1050%。而在 11 月，食品价格较 10 月底又上升 1-3 倍，工业品价格上升 1-2 倍。其他地区亦然。即便如此，中共依照斯大林意见依然不打算裁军，军费开支占 1950 年中央财政预算的 38.6%（实际为 44%），而政府机关将增员至 150 万人，行政开支将占 21.4%，这将造成高达 18.9% 的预算赤字，合 562.38 万吨小米，其中 215 万吨拟靠发行公债补偿，其余款项继续依赖印制纸币（1 元人民币合 1.4 万金圆券）。[119]

3 月 5 日，吴忠信曾对已下野的蒋中正言：“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犹未觉悟也”。等到北约成立的消息传至溪口，蒋中正感慨道：“北大西洋同盟公约公布，东西集团壁垒分明。中国共匪且明白宣布，追随俄国，反对西方美国集团；而美国对华政策，仍坚持过去作风，坐视共匪长大扩张，对其盟邦共同患难之政府，不愿予以援手，实不智之极”。[120]

6 月，蒋开始考虑退守台湾。他将国库 “同胞血汗之结晶” 悉数搬去台湾。后来，他得以用从民间掠夺的黄金来弥补在台北的 “中央政府” 财政赤字，允许有限地出售黄金，从而稳定了台币。对于美国提出联合国托管的建议，蒋表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国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121]

6 月 20 日，蒋致函驻东京军代团团长朱世明，命他力劝麦克阿瑟：“甲、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乙、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122] 然而，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并不这样想。11 月 15 日，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在柏林发表有关中国之声明，将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国民党政府，称 “美国在华政策并未失败，而系中国自己政策失败［It was failure of Sino policy in China］”。[123]

10 月 27 日，卢汉在昆明曾一度告诫美国领事陆德瑾，有证据显示省内中共与缅甸、越南的共产党组织时有联系，一旦云南 “沦陷”，则中共必定输送武器给越共、缅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124]

七 革命进行到底：1950 中苏盟约变迁

台湾还是韩国

东溪到长津湖

全面反美到来

中共一直没有放弃在媒体中对美国的指责，并在第七舰队中立台湾海峡之后，在大陆掀起了铺天盖地的 “抗美援朝” 运动。从 7 月 10 日起，北京开始系统反美。首先借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反美会）的名义领导机构，7 月 14 日发出自 17 日起在全国广大地区（筹备不及的地方可改为 23 日起）开展反对美国侵略运动周的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建立相应的反美分会，充分准备宣传人员和宣传品：

（1）动员各方面的人力，通过报纸、杂志、广播、墙报、绘画、戏剧、电影、歌曲、展览、演讲等各种形式，来做有力的宣传，并广泛地张贴朝鲜人民军胜利战报及朝鲜战争形势图。

（2）各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农村可分别举行大会。各大城市可举行市民大会或有代表性的群众大会。

（3）动员学生青年进行街头宣传和农村宣传。

（4）动员城市家庭妇女分区集会宣传。

（5）城市工商界应参加宣传工作，在各商店门口可贴置适当的宣传品。[203]

到 1950 年 7 月，中共体系在大陆已有相当的发展，在东北、华北的组织结构日臻完善，在其他地方也逐渐建立起来。1950 年 10 月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报告，180 余万工人（占华东工人总数 59%）已被组织起来，“各地农民协会已普遍自上而下建立和自下而上充实起来…… 会员已达一千三百万以上”。中南局邓子恢报告，城市 “多数企业都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和管理委员会制度”，农村在实行 “退租退押运动” 的同时组织农协，已有会员 2500 万人。彭德怀尚负责西北工作时说：“在广大新区，首先自上而下建立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接着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以宣传贯彻政策，“特别是培养提拔了各地区及各民族的干部约四万余人，这样加强了人民政府结合广大群众…… 并有分别地有步骤地举行了反对恶霸、减租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进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取缔保甲，代之以区、乡政权。西南邓小平也表示 “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众已有初步地组织起来，这些群众组织在协助人民政府各种工作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4] 由此，城市以工会为依托，农村则普遍建立农会，辅以各种带有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大批青年被培养成为工、农会干部以及党、团员，成为组织和宣传的骨干。

当时报纸和广播在中国民众中的宣传能力是有限的。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邮局发行的中文日报共有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 77 家，每期价格在 250-1000 元人民币不等，多数在 500 元左右（相当于 1 美分）。[205] 即便如此，受经济和知识能力的影响，读报者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少的。连《人民日报》都宣称，“绝大部分群众都是文盲，只有干部才能看懂报纸”。[206] 而广播的收听更是一种特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组织的。截至 1950 年 9 月 7 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联系的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共 471 家，分布 23 个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西安、汉口、重庆等市；其中有些单位还代表其他机关团体，例如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就代表了数十个机构。各单位指定专人作为 “广播收音员”，收音员须按照当地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的收音员条例规定进行登记、培训，从而取得收音员的资格和能力。东北在建设广播收音网方面发展较早，以松江省省台哈尔滨人民台接受的收音员为例，截至 1950 年 7 月初为 200 名。当时全国有地方电台在 50 个左右。听众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委机关干部，其次是政府和解放军部队机关干部，也有一部分学生和少数教授、教员等”。除了组织收听以外，还有少量的自由收听者，身份一般是城市知识阶层，其中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过联系的有学生、教师、医生、文化馆员、家庭妇女及疗养院的病人等。[207]

这时候，大量各种会议、集会就被组织起来，以动员群众。会议按照党团、机关、单位、居民组织系统开展，按内容可分为职工代表会、读报会、时事讨论会、诉苦控诉会等。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会还配合地方通讯社、报社，组织 “读报组”，同时 “与消灭文盲运动相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始广泛组织”，使报纸的宣传达于群众。[208] 在农村以农会为依托广泛建立冬校、夜校，教育农民。集会主要指大规模的游行和控诉会，有时两者兼有，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此类集会一般是由各阶层、各地区民众以机关或居民组织为单位，由党、工农会直接领导，由公安机关组织配合的全民参与的活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国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集会不计其数，人数由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游行队伍除了由骨干分子带领群众喊口号外，还伴有各种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文娱表演。

借五年前和平反战的口号和上一年苏联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余波，中共在百姓中发起反美的和平签名运动。7 月初，郭沫若发表题为《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到和平签名运动》的讲话，以为先声。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事后的总结报告指出：“通过和平签名运动，广泛宣传美国假手南朝鲜傀儡李承晚侵略北朝鲜，拿出杜勒斯在战壕等的照片说明是美国妄图霸占世界的既定政策中的一个步骤……”[209] 全国和平签名运动到仲夏时节达到一个小高潮，据称截至 6 月中下旬已有 2700 余万人签名，到 7 月上中旬发展到近 4400 万。[210] 这个热身运动，“更为重要的是使广大无组织群众也开始组织起来。”《人民日报》借用北京二区二龙街积极分子、51 岁高玉泉大妈的话说：“签一个名，就等于一个子弹，我们用它来打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211] 10 月 27 日，最后一次公布全国和平签名人数是 204489172 名（包括《人民日报》收到签名 642345 名及香港 33800 名），超过了较早提出的 “争取两万万人参加签名” 的目标。[212]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反美渐入高潮。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要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即所谓的 “三视” 教育），各地应立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11 月 5 日《人民日报》出台了 “怎样认识美国” 的宣传提纲，通过罗列大量资料以证明美国的三个特点：对中国负有血海深仇、极端腐朽反动堕落和 “纸老虎”；表明 “亲美的主张是反动的，崇美、恐美的想法也都是错误的”；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仇视、鄙视、蔑视美国。[213] 由此，中共正式将反美定为公民资格的标志。

美国形象被描绘成野兽。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支持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的社论，进行抗美援朝动员：“胜利是必然的：在你们的前面只是一群数目有限士气不高的野兽，在你们的后面却是为祖国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的几万万英勇的正义的人民！”《光明日报》刊登了沙鸥的诗《亚洲人民的死敌》，直斥美国 “狼狗的血嘴，在汪汪汪地，吵闹什么呢”。[214]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社论回顾了 1844 年《望厦条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侵略，宣布了管制美国在华财产之命令，同时刊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打败美帝野心狼》词曲。全词总共 42 个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215] 结构均衡对称，用词通俗易懂，对比 “中国好儿女” 和 “美帝野心狼” 两个不同形象，是非黑白，高下立判。谱曲又采用进行曲式，4/2 拍节奏清晰，朗朗上口，在民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极力丑化美国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是打消民众崇美思想的重要途径。主流媒体不断出现文艺界对美国电影、小说，乃至 “爵士乐” 的批判。《文汇报》撰文表示 “马歇尔计划、好莱坞电影和可口可乐饮料，是美国奴役世界人民的三样重要武器”。[216] 而对于美国政府的宣传广播 “美国之音”，1950 年 12 月，先由燕京大学（著名教会大学）教职员召开座谈会，讨论 “美国之音” 的危害性，并致函政务院，建议取缔收听。随后各地学校开展揭露批判 “美国之音” 欺骗宣传的活动，说 “美国之音” 是美帝国主义鼓动战争的喇叭筒。[217] 北京大学民主墙上贴满了反美的漫画和 “大字报”。[218] 学生大多热情很高，容易鼓动，而且 “控诉会起作用很大”。如在北京育英中学高二三班控诉会上，一学生站起来检讨自己过去受美国毒太深，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唯武器论，从来也不知道美国是帝国主义，那样残暴无耻，并把手指咬破，签名上书毛主席表决心，回到宿舍后就把收听 “美国之音” 的收音机摔破了；另一学生当时就把身上美国流行的衣裤都脱了下来，发誓不穿了。[219] 以至于 “美国电影在影院从业员和群众的抵制下绝迹，收听《美国之音》造谣广播，在群众中成为一件不可告人的可耻事情”。[220]

“美国鬼子” 形象解决了反美必要性的问题。针对有人认为 “朝鲜离咱几千里，他打他的，管咱什么事”“为什么苏联还不出兵”；“朝鲜战争和中国有啥关系”；“美国目前还不愿得罪中国，如果中国不动，美国可能放松台湾并让我们进联合国”[221] 等问题；中共感到宣传 “唇亡齿寒” 等道理已经不足以鼓动全体国民来支持朝鲜战争。于是，灌输仇恨意识成了动员民众的最重要方式。

1950 年底《人民日报》指出：“通过会议诉苦和控诉美帝迫害的会议形式，能够激起广大人民对美帝的仇视”。[222] 全国城乡普遍掀起了诉苦高潮，中共成功地将人民对于过去生活的苦痛和不满引导到对美国的仇恨上去。事后北京市总工会在总结运动经验时写道：

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时事学习到一定程度，职工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可用诉苦方式…… 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 但需事先很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诉苦开始时，一般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民党的多，诉别人的多，诉自己的少，逐渐的联系到自己和帝国主义。最后工人就提出：“黄狗黑狗都是狗，这些狗都是咬人的”。经过了诉苦，一般职工中崇美思想均得到肃清…… 诉苦会结束时，领导上总结苦的来源，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在抗美援朝中应起的作用，这样才能化悲愤为力量。[223]

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总结说：“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时，必须：一、明显地联系到美帝的可恶，并结合美帝在朝鲜的残暴罪行及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中朝战士的迎头痛击后的卑怯、胆小，使群众彻底认识美帝的阴险、残暴和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质。”[224] 另外，工会还采用大报告结合小组讨论、建立报告宣传员、读报讨论、办黑板报、收听广播、放映电影等形式（后两种限有条件的地方），加强工人受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广西宾阳县培养典型进行诉苦宣传时，把控诉日、蒋、桂系和土匪的种种劣行与美帝相联系。[225]

农村宣传的重点和难点是：“启发农民回忆控诉日蒋统治时切身经历过的灾祸，与今天的好日子相对比，激发农民仇恨日蒋，引导到仇美”。[226] 因为农民普遍对美国没什么印象，多认为 “仇美不如仇日”。于是有的宣传队就把日本的 “三光政策” 引申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也实行 “新三光政策”，使农民意识到 “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当宣传美国武装日本时，说 “美国是日本鬼子的后台老板，现在又在摆弄小日本想回来欺侮咱”，并结合生动的表演，例如农民听不懂什么叫 “武装”，于是就 “演出美国兵把战刀交给日本兵，老乡一看就明白了”。刚开始组织控诉的时候，一些农民有顾虑，认为 “苦日子过去了，甭再提它”；“诉了又有什么劲，反被别人笑话”；“自己的命不好，没啥说的”。于是进行教育：“一个人的苦，苦在心里，大家恨就拧成一股劲”；“不见伤，不掉泪；不掉泪，不狠心”；“说给毛主席听，会给咱作主”。[227] 农民的情绪就给调动起来了，并意识到要打倒这些反动派必须抗美援朝。

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体还反复挖掘一些典型事件使 “美国鬼子” 与中国人民的 “血海深仇” 之间普遍建立了联系。例如《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5 日刊登了《咱们一定要给王恩弟报仇 —— 北京铁路工人对美帝的憎恨》一文，首先展现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一个身穿黄背心白小褂的青年工人，凄惨地卧在火车轨道旁边。他的头和身体已经分开了。” 描绘之后加以定性：“这是美帝国主义惨杀咱们工人的永远忘不了的罪证。” 接着用几个特写镜头，追述了 1946 年 9 月 3 日北京西站三个美国兵，为了表演枪法取乐，残忍地射杀二十来岁的调车夫王恩弟的过程：“美国兵站在西站门口的汽油桶上…… 以王恩弟的头作为枪靶子”，“脑浆迸溅到火车头上。王恩弟斜倒在车底下，又被车轮轧断了头”，“美国兵哈哈大笑”。文章又附了几则美国兵没有人性，侮辱妇女、毒打工人甚至孩童的 “回忆”，强调铁路工人 “想起当年被压迫的情景，每个人的心里都烧起愤怒的火焰”。然后笔锋一转，结合时势写道：“现在，杀死王恩弟的美国野兽正向我国边疆前进。” 随即作者报道了铁路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积极热情地向旅客做宣传的事迹，点明了主题。[228] 全文 1000 多字，出现 “仇” 字 3 次（其中两次为 “报仇”），“恨” 字两次，同类意象的 “愤”“惨” 字 6 次之多。

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经常报道一些充满鼓动性的控诉会情况。如 12 月 12 日报道：河北滦县简师举行座谈会上，女生邢瑞兰哭诉了她父亲被 “美国所武装起来的蒋匪军” 杀害的经过，并愤怒地说：“美帝帮助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杀害了我父亲，现在我要报仇，我要参加志愿军……” 马上激起了大家对美帝的仇视，“当场就有四十二名同学志愿入伍，掀起了全校反美的怒潮”。[229]

上海市人民电台在一段时期内每日 18 时起播送 “抗美援朝” 广播会节目，至 23 时半结束，以 “美国水兵打死臧大咬子”、[230]“报告沈崇事件真相”、“美国之音的要害”、“一块血手帕” 等四个控诉，及金陵女大、金大反美爱国呼吁代表团关于美国教授侮辱中国人民的控诉作为广播会的高潮。

文艺界还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把 “美国的罪恶” 告知民众。北京西河大鼓艺人蔡连贵在表演当中向观众追述道：1946 年夏，艺人们由唐山到山海关去演唱，刚到山海关车站，一个美国兵拦住了唱唐山大鼓的 17 岁女艺人刘莜舫，“无耻地调戏”，然后 “强力连拉带抱地竟往检查室里走去了”，刘回来时痛哭不已，“以后就病倒，不到两个半月她就死了。” 蔡连贵最后总结说：“这是血的仇恨！”[231] 又如上海高桥区宣传时，志新国校演出了话剧《国恨家仇》，内容主要是一个郊区居民年青孀妇林珍（其父为日本抓走致死，其夫为美帝汽车撞死）在工厂内拒绝了工头（反动爪牙）调戏而被厂方无理开除而失业，马路上又遭美国水兵强奸，在受到统治者压迫和蹂躏的气愤下，看看两个孩子和婆妈忍饥受饿就悬梁自缢，在快将气绝时，婆妈惊醒救了她，婆媳两个一边哭一边控诉亲身遭受的蒋美暴行。观众将其作为真实事件，颇受感动。工作总结中记道：“在这时，很多群众都愤恨得流下眼泪…… 哭红了眼睛，有的说：‘哭什么，我们应该替林珍报仇。’镇北村妇女顾彩娟看过说：‘美国同日本一样的是侵略中国的国家，是我们的仇人’。” 二十八工农校学生王洪兴看了戏以后回到学校便发动全体同学捐献子弹。[232]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反美的同时，台湾政坛亦开始暗自反美。到台湾后的这段时间，蒋中正一直在反思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此时已是 63 岁的他，认定三年前结束训政也是党国灭亡的罪魁祸首。他把民主选举视为 “奇耻大辱”。[233] 他认为美国军事顾问着重战术和技术，而忽略精神的力量，使得国民党军官沾染了 “他们个人自由主义和优厚享受的心理”，而日本是 “同文同种的国家”，因此邀请前日军将领来台教授 “誓死达成任务的精神”。[234] 最终蒋得出的结论是要借用共产党的组织制度来强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由党组织来决定一切：“国民党将通过社会实施政治领导；一切决定须经党的组织程序做出”。[235] 诚如毛泽东以暴力的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暴力的反革命一样，蒋中正又欲以俄式改革去战胜共产党。

蒋氏复又采取一系列手段，强化他父子对党及党对社会的统治。他感到自己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立法院” 竟然否决了蒋提出的一项提案，认为将所谓 “完全紧急权力” 赋予 “行政院” 违宪，这是前所未有的。蒋中正恼羞成怒，指责控制 “立法院” 的 CC 派 “扯谎、耍诡计”，随即进行清党，解散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会，增设中央改造和评议两委员会，清除了宋、孔、陈三家的势力，积极扶植自己的儿子日后继承大统。不惑之年的蒋经国被委以 “国防部” 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掌握党的秘密警察和军队的崇高权力。父子两人共同圈定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名单，确保了党机器对蒋经国的支持。随后，父亲本人又亲自修改党章，使得自己总裁的范围比以往更大。改造委员会成为蒋家的执行机构，而评议委员会则成了垂询部门和养老院。

蒋恨美国，他恨马歇尔和艾奇逊。“马歇尔从不错过羞辱亚洲人的机会”，蒋在日记中写道，艾奇逊则 “预备出卖美国的利益”。[236] 但蒋又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支持。1949 年，为了重获美援，他任命了一武一文两个留美人物来治理台湾。武的是孙立人，是麦克阿瑟看中的国民党将领，被蒋委以台湾 “防卫司令” 一职。3 月，蒋中正 “复行视事”，又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文的是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上海市长三年，政绩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因此也被蒋任命为台湾省主席。虽说总裁表示可以 “自由行事”，但是他们的美式改革开始与蒋氏父子的俄式改革格格不入，为日后的反目埋下了伏笔。

首先，孙立人 “军队国家化” 的理念与蒋经国的政工制度是南辕北辙。所谓 “军队国家化” 是将国家置于领袖和主义之上，而非相反。在孙看来，蒋的政工人员应该像美国的随军牧师一样，限于鼓舞士气和缓解士兵心理负担的辅助作用。[237] 蒋中正执拗地认为正是在 “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煽动下，1947 年我取消了中国军队的政工系统。结果，我们丢掉了中国大陆”。[238] 蒋经国开始对孙立人身边的人发起行动，以 “匪谍” 罪名逮捕了他的英文秘书黄正和妇女大队中校组长黄玨姐妹花，并判处 10 年徒刑。

然后，吴国桢 “民主法制化” 的理念与蒋经国的特务制度又背道而驰。据吴生动地描绘道：“特务闯进一间办公室，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对着办公桌后那受惊的人说：‘你姓王吗？’就这样没有任何罪名或诉讼程序就将他拖走，并残酷地拷打他，关押起来”。[239]

虽然美国派在台湾进行了民主尝试，但国民党主要还是将统治大陆的一套搬来岛上，而且变本加厉。例如，征收特别防务税时方式粗暴；军队占用学校房屋，妨碍学生正常入学；秘密警察在根除中共地下党员时，滥捕无辜；歧视台湾人，优先录用大陆撤退人员。

据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国民党监视得非常严密的正是非国民党人士方面组织政党的任何企图，这是国民党人所最不愿意的事”。公共建筑物的墙上、火车站、飞机场、主干道都涂写着大字标语，大意为：“准备两年，反攻大陆；第三年投入实际反攻；第四年攻克大陆，肃清一切共产分子；第五年在全国举行祝捷盛典”。[240]

国务院一直思索着替换蒋中正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前，副国务卿腊斯克收到了一封声称来自孙立人的密函，打开一看，赫然提议发动反蒋政变，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或默许云云。[241] 6 月 23 日，腊斯克拜访了在纽约的胡适，试探他取代蒋的可能性。[242]

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两个狮子，一个红狮子，一个白狮子。白狮子的头搁在西欧，在亚洲则只伸进了一条腿和尾巴，就在它不太注意的时候，中国革命胜利了。这一胜利，就推动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如朝鲜、越南、印尼、缅甸、马来亚、菲利滨［菲律宾］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地起来了”。周恩来继而提出：“今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还不能享福，首先是要解放海南，解放台湾，还要进行土地改革，把帝国主义特权赶出中国。谈到建设，就要国际上打不起来，才能有和平建设……” 因此，“目前中心是在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石，援助东南亚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要担当起帮助解放全世界的重任”。[243] 这里面的逻辑是革命制止战争，可是流血的革命又哪有不经历战争的呢？朝鲜战争的死亡名单记有 33629 名美国军人，中国阵亡数字则可能远为巨大。据辽宁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不完全统计，有姓名的阵亡者 91772 人。[244]

12 月 8 日，刘少奇在给胡志明的信中，诚恳地支持后者的革命事业，表示：由滇桂分别修一条公路到越南，“按时送给” 修筑公路所需要的各种器材；“运输所需要的大量汽车和汽油，我们也很缺少，但我们正从各方面想法加以解决…… 我们认为你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 是完全正确的。贯彻这种方针，你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245] 14 年后，中共再次派出志愿部队参加越战，无偿军援高达 200 亿美元。[246]

与中共领导人的老练相比，美国领导人则表现出对于亚洲事务的无所适从。杜鲁门两年后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此时在日记中写道：“可怜的杜鲁门，一个好人，他身处暴风骤雨的湖心，不识水性。但众多行将灭顶的人们却不得不把他看作救星。但愿他的智慧能与他的善心相称。马歇尔，这一众人中最棒的公务员，显然要退出了”。[247] 军人的粗犷务实与文官的细腻折中构成了现代国家外交矛盾中的一对，这在美国体现得更加突出。正如人们常说的，二战没有结束，“冷战” 不过是二战的继续。这也是为什么马歇尔的名字贯穿本书始终的原因。尽管这个名字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本人在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之后，却又无数次地强调 “不干涉中国内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这个贫弱的大国却不幸在事实上成为二战和 “冷战” 这两幕戏中披红上阵的主角，牺牲的主要也是中国人。

后语

20 世纪中国的 40 年代，是长期压抑之后短暂的激情燃烧岁月。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像不合格的花火一样，喷几下就没戏了。

自从莫斯科与孙中山在 20 年代结合，国共两党的关系就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只不过前者很早就能自觉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而一度成为名义上统治中国的执政党，在民族外交上倾向于倚重美国；后者则一直依靠苏联（直到军事力量足够强大）以寻求获得（并在之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孙文的第三个妻子宋庆龄追随共产党的政策。[1] 孙文长子孙科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在组织中苏文化协会。而美国在两党政治视野中的存在和地位是由两党对苏政策决定的。总体上来说，追随苏联政策，是弱小的中共获得苏共援助的前提条件，也已形成长期习惯。这一时期的中共没有获得斯大林的重视，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中国却比国民党显得更为亲民。

然而，国共党争却又真是意识形态两分世界的产物。毛泽东的世界观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直接取材于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战争 - 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抗战进行时的 1940 年初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作为 “一边倒” 雏形的 “新民主主义” 国家理论。他以其豪迈的口吻宣告说：“处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变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都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2] 这个话语本身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两分法，有着革命冒险主义精神，但并未被美国的观察家们所重视，或许他们并未想到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竟包括美国，也或许他们就从未读到过。尽管中共在抗战后期由于盟军合作的关系对美国宣传有过些许变化，但是这一根本立场并没有发生转变。中共党史学家杨奎松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吹响了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 的重要号角”。[3] 毛泽东一直相信革命与反革命两分世界的正确性，并于 1943 年 10 月将略有修改的《新民主主义论》列入了《两条路线》的目录之中。

国共战争在中朝两国以相似而又各异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朝鲜半岛，这是一场世界大战。由于韩国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的，因此美国可以公开以联合国名义干预，形成了以美韩等联合国军为一方、以苏中朝等共产党军为另一方的地区性战争。在中国，它被归为内战。尽管二战结束后，苏美对中国以长城为界实行了实质上的分区占领，但名义上中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公开支持内战的行为与当时主流价值观相抵触。

以朝鲜战争为契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得以巩固。蒋中正 1975 年去世后，蒋经国逐步继承大统，以 “行政院长” 职就任 “中华民国” 第三位 “总统”（如果不算李宗仁的话）。台湾在 1950-1965 年持续获得大量美援，前后凡 15 年，平均每年 1 亿美元左右，既使台湾抵御了大陆的攻势，又让经济转危为安，实现了腾飞，并为日后的政治改革打下了基础。[4] 1987 年，蒋经国被迫宣布结束近 40 年来的政治戒严，开始岛内民主。

而国民党逃离后的大陆，国家资本严重匮乏，粮食供应明显不足，工业生产平均水平低于 1937 年，可谓万废待兴，而举步维艰。同样以朝鲜战争为契机，共产党巩固了政权，获得了大量苏联援助，统制全民经济，逐步实现粮食的统购统销，并取消了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中苏矛盾则在战后不断尖锐，中国取代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于 1976 年去世后，中共中央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核心，开始改革经济。

美国则通过朝鲜战争结束了民主党长达 20 年对白宫的统治，麦肯锡主义甚嚣尘上，政治矫枉过正，走向极端保守。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共和党执政期间，以杜勒斯为国务卿，构建了包括台湾和澎湖在内的东南亚集体安全系统，高唱核威慑，全面强化了针对中苏的冷战气氛，并开始扶植利用南越吴庭艳（）政权。随后在民主党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和约翰逊（Lyndon B.Johnson）任内，美国再度介入越战，使得冷战在亚洲以热战形式不断表现出来。

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曾因斯大林去世，而形成赫鲁晓夫主导的妥协策略，即以航空科技和工农业生产来体现对美优势的意识形态竞争；后被政变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全盘否定，积极对东欧、中亚动武。苏中领导层之间继续着有关马列主义解释权的口水战，并恶化到边界战争的地步，反而导致了 1971 年美国共和党尼克松总统为停止越战而与北京握手言和并抛弃台北的新外交。1985 年 54 岁的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С. Горбачёв）获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度试图改革，但还是无奈地于六年后的圣诞节宣布辞职。苏联终于解体。

从二战到 “冷战”，它们的展开和结束，无论就当时列强的战略安排还是事后主流的历史叙述，基本上都秉承了欧洲优先的原则。这种以民（种）族主义 - 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社会 20 世纪的野蛮属性及意识形态的现实危害，因为时至今日，仍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现代民族主义在强国和弱国内部的暴力流淌。按照本书的脉络，“冷战” 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二战的继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更是以往各种大小血腥权力争斗的继续。历史始于战争，也可以终了战争。

这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要按照 “冷战” 模式去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这本书也不是在宣扬民族主义去反帝反种族歧视，种族的差异自然不能通过扩大对立去弥合。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通过历史去体会和理解的场景，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希望。

[1]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 1936 年 12 月 9 日的日记中写道：“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几乎就是一个共产党员”。See Ivo Banac 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49，trans.Timothy D.Sergay，p.40.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 年第 1 期，第 11 页；另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原新华书店，1948，第 17 页。

[3]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393 页。

[4] 叶惠芬编《陈诚先生从政史料选辑：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 卷，台北，“国史馆”，2009，“导言”，第 3 页。

附录

如何客观评价蒋介石的一生？

蒋最终败退台湾岛，在势利之徒眼里自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是在蒋的领导下，中国才取得了伟大抗日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也是现代中国以国家名义取得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场胜利。直至当下，世界秩序都是由二战后建立的，没有蒋就没有中国的战后国际地位。可以说这是自明朝灭亡后，中国国家地位的最大跃升，这也奠定了蒋在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地位。

蒋是被日本、苏俄、美国、朝鲜，以及上述各方的代理人及走狗势力连番合击击败的，从力量对比看，虽败而犹荣。

军事上面对的是赵、苏、朝鲜联军，同时有美国军事禁运，蒋不是在打内战，而是一场孤立无援的对外战争。

仅从军事角度分析，国军采用何种战略才能打赢解放战争？

在联合国公开控苏俄朝鲜侵略，必要时对苏俄、朝鲜宣战，变假内战为真外战，倒逼美国下场。

评论：

大打也没什么，只要搞成苏俄侵华，中俄不两立，逼美国下场，以美国的原子弹优势加上不断军援，毛子一定会缩头，到时俄狗全盘覆灭也并非不可能。

去看伊朗危机是什么时候，苏俄大使跟到广州，斯大林一再对美国散布人造奶油，怕就是这手。

虽然东土是俄国狗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把和苏俄决裂这层纸撕破就无法刺激美国国内舆论，逼美国下场，只要当时美国全力援华，毛子及其走狗必败。

你以为二战后全国打烂的苏俄有多强大？外强中干而已，更别说在远离欧洲的中国大举投入，借斯大林个胆子他也不敢，否则也不会在朝鲜只把两条狗推出去，自己缩在后面了。

何况战争要看势，只要毛子缩头，美国插手，两方气势会出现根本性转折。本来动摇派会成为坚定派，也不美军出动陆军，只要军火到位，有空军协同消灭黄俄就很轻松。这个可以参见塔利班是怎么被摧枯拉朽的打翻的。

认怂怎么伊朗把毛子库尔德和阿塞拜疆走狗灭掉时，怎么伊朗撕毁和毛子协议时，毛子连个屁也不敢放？

当年大德意志，大日本小吗？

反华脑残洋奴才会反儒。

要的就是毛子公开支持，这样美国就必须表态了。事实上毛子关注的就是表面上与走狗划清界限，以免美国认清真相直接干预。美国根本不用直接出兵，只要强化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毛子及其走狗就必败。

如何看待民进党将蒋介石比作希特勒？

知乎小红粉当然要高兴的手舞足蹈一番，顺便再落井下石黑一波蒋介石了。毕竟只知有党不知有国，为了反中华民国，就要建立集反华之大全的统一战线，当然不能缺了台独，何况本就在二二八定性上和台独一个立场。

评论：

在中国人眼中，汉奸不分红绿。

貌似中国席位是可能被非法窃据的。

你国宣称中国联合国席位可以被窃据，说明你国在联合国席位也可能是窃据的。

大陆为什么那么希望台湾与大陆统一？

满清为何可以容忍朝鲜保留明朝衣冠，却必欲台湾明郑剃发易服，明郑不从满清宁肯以把台湾割给荷兰为代价与外国合作，必欲灭明郑而后快？因为明郑再微弱，也仍然代表了中国正统，满清再强势也仍然是非法的，对满清的统治有巨大的政治威胁。

如何评价苏联红军对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

明确一点，苏军在美国已经对日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在即的时候，未与中国达成协议，未经中国允许的情况下进军中国领土东北，洗劫财产，杀害强奸平民，勒索中国领土主权，本质就是侵略行为而非其它，完全不是什么军纪问题。对这种趁火打劫的侵略行为到今天还要感恩戴德，有些人真是一直跪着，从未站起过。

几个高票花样洗地的答主只说明了一件事。反日≠爱国，可能只是因为更爱别国；骂一个国家侵华也可能只是为了要欢迎另一个国家侵华。

补充 ———————————————————————————————-

看到诸多充斥着 “弱者就没有尊严”，“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能反抗强奸就去享受”，而这些人却又坚决的表白自己 “爱国”，我只能说，这足以证明中国现在绝非强国，否则出不了这种病态奇葩 —— 给一个灭亡二十六年的国家奴役中国的历史洗地，这是何等的奴性入骨！弱者绝对有尊严，除非他自己放弃了争取尊严。认为弱者就不能有尊严纯属奴性思维，在 “不弱” 时也未必有尊严，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何谓尊严，不过是见羊则狼，见狼则羊的转换。给入侵苏军洗地者，为苏联劫掠中国，杀害强奸东北百姓找理由和开脱的，全是没有尊严的贱货，全部都是！

苏联也侵略过中国，为什么反苏情绪几乎为零？

先说清楚，中国民间反俄（苏）意识不少，也非常强烈，当然亲俄（苏）的同样也不少，之所以后者更有存在感，主要原因如下：

一、底子不干净，拔出萝卜带出泥，加上主奴之情犹存，对损害合法性的黑历史更要掩盖掉，这样导致太多俄（苏）黑历史不为年轻人所知，当然反俄（苏）的声音也是就少了。

二、长期受西方极端意识形态影响，民族、文化、道德虚无主义严重，对历史没有敬畏感。历史完全沦为宣传工具，且极端功利化。关系好时夸上天，坏起来就骂入地。如今反日大热，可还记得中国曾有几十年教科书上基本不提南京大屠杀？抗战历史中骂蒋介石的内容超过日军罪行？缺少民族、文化和道德基础，完全受一时政治立场左右，且剧烈变动的功利化主流历史教育，导致其缺乏公信力，也难形成稳定持久的全民历史共识。现在中国人历史观上的严重分裂就是源自于此。

三、当前形势是联俄抗美，按一惯尿性，对俄（苏）不利的历史自然要尽量掩盖，掩盖不住时也会放出大量人马洗地，把反俄（苏）声音尽量压制住。且等川普上台后，如果美俄关系缓和，联手对华时，再看又会是什么景象吧。

沈崇事件

沈崇是共产党员，接受党中央的坚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