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之前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时知道了这本书，本来写好了好多批判这种思想的文字，但是后来没敢骑脸输出。
我没仔细读这本书，我的认知基本上是按照高放的评论文章产生的。这种书没有读的必要，完全是想一出就是一出，对人性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责任分散效应和产权问题，公共物品损耗率远高于私有物品，可能没有比人民公社更差的公有制社会，但这样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带来的还是灾难和奴役。
书中的社会和原始版本的“太平天国”统治下的中国南方有点像。《乌托邦》、《太阳城》和《基督城》的作者都是基督教内部人士，加上一些其他特征可以认定共产主义确实起源于基督教，毕竟卡尔·马克思年轻时也是新教徒。
博文最后加了点彩蛋，虽然新西兰的基督城和这本书没啥关系。塔兰特心目中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也大相径庭。
“新西兰”作为中国西部的屏障还是有必要重视一下外来户问题了。陈书记建立再多再教育营也只是挖坑，王震大将军的办法只能用一时，只有大唐名将薛仁贵的办法可以常保西域安宁！
金德伦的MBTI类型是INTJ-T，他居然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行为不可取，果真还是太年轻了。
最后想吐槽一下高放逼逼土葬也是蛮搞笑的，鼓吹火葬无非就是想当肥料实现内循环了。下面的文字深刻地揭示了上面的观点：
《基督城》不仅设计了人们的吃、穿、住、用，而且对生、老、病、死也有自己的构想。“乌托邦”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却是大家庭制度，每户成年人有十至十六人之多；“太阳城”则是公妻制。“基督城”与之有所不同，这里的一夫一妻制实行得很稳当。男的二十四岁、女的十八岁以上才能结婚。结婚除了男女真诚的爱情之外，还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亲戚的认可和法律的允许。不需要任何嫁妆，也不大办筵席，家什和住房都由公家提供。这里是实行小家庭制，每户只有三四个人，即父母与一两个小孩子。大孩子都集中在学校住宿。安德里亚的理想是小国寡民，并不主张无节制的生育。孀妇集中住在一起，以免生活孤单，居孀要满一年才能再醮，以表示对前夫的敬爱。鳏夫也要满一年方可再娶。婴儿出生不举行什么盛宴，接生员都有科学知识，照料产妇和婴儿的大部分是寡妇，妇女产假是四十二天，产假期间有特别供应。如果是孤儿的话，也会得到国家一视同仁的教养。老年人因对共和国出了大力，有过功绩，所以深受人们最大的尊敬，并得到特别照顾，国家指定专人护理他们。病人可以平等地随意享用医药、诊所和厨房，所有的人都会立刻给予帮助。大批医生没有围着大人物团团转，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感到冷落的痛苦。国家把照料病人的工作托付给很有技能的已婚妇女和寡妇。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惯常使用心理疗法，病人的精神得以振奋起来。这个共和国的人都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懂得死亡的真谛，他们对死亡处之泰然，他们把死亡称之为“长眠”，不需要留下遗嘱，要是最后有什么意愿的话，可以告诉他们的朋友。死者要穿上长袍，只让脸部露在外面，送葬者人山人海，唱着赞美诗，表情平静，因为他们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祝贺总是胜于悲伤的，悲伤除了削弱生者之外，别无其他结果。死者很少留下墓志铭，因为这几乎无法写得恰到好处。他们认为把一个人一生的真实表现留传给后代，比编写出来的碑文更加妥当。墓地都在城外，城内是供活人生活的。这里还是实行土葬，这比起《乌托邦》和《太阳城》中主张的火葬，可以说是倒退了一步。
从以上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和措施可以看出，其中是充满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
“基督城”人们的思想精神素养达到很高的境界。有杰出才能的人不取任何额外的报偿。这里没有人由于门第显贵而享受特权；或者任意犯罪和带头腐化；也没有不曾堕落的英雄后代使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在这个共和国里，继承头衔或者血统都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品德才是值得称道的。” [26] 他们宁愿说真话而受辱，也不愿说假话而显荣。他们树立了人类三种良好的品质：一律平等、渴望和平与蔑视金钱。
书籍简介
作者: 【德】 约翰·凡·安德里亚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 Christianopolis
译者: 黄宗汉
出版年: 2009
页数: 149
定价: 22.00
装帧: 平装
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3104
内容简介
作者约翰·凡·安德里亚（1586—1654）为德国著名神学家、早期乌托邦主义者。本书初版于1619年。作者采用文学游记的体裁，描述了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为我们精心描绘了一个充满公平和谐的基督徒的国家。本书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一同被誉为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珠。
豆瓣书评中有如下一段可供参考（尚未考证）：
“乌托邦”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却是大家庭制度，每户成年人有十 至十六人之多：“太阳城”则是公妻制。“基督城”与之有所不同，这里的一夫一 妻制实行得很稳当。|“乌托邦”的最高执政者是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的皇帝”，“太阳城”虽是共和国，但是其最高执政者也是终身任职的被称为“太阳”的人。“基督城”既不是君主国或者不称为君主的君主国，也不是有终身职最高执政者的共和国，而是集体领导的共和国。为防止个人专权，共和国由三个人联合执政，分管司法、审计和经济。|本书还具有三个特色，即崇尚科学技术、重视教育、信奉基督教。|莫尔主张教会实行民主制，教士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结婚。《太阳城》是基督教化的理想国，“太阳”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恩格斯1894年《论原始基督教史》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四共同点。
作者简介
安德里亚1586年8月17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杜宾根市附近的赫伦堡。 [16] 他的曾祖父是一个金属工匠，他的祖父雅可布·安德里亚曾任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和校长，积极推行宗教改革，1577年宗教信条协议的主要制订者，被称为“符腾堡的路德”。他的父亲约翰·安德里亚是路德派神甫，曾任赫伦堡神学院院长，后来改任哥尼斯勃朗修道院院长，还曾热衷于化学炼金术。1601年父亲去世后，年仅十五岁的小安德里亚随其母玛利亚·莫瑟·安德里亚迁到杜宾根。她也对研究自然极感兴趣，晚年在药房供职。约·凡·安德里亚从小体弱，但是受到良好的家教。其父的宗教和科学素养，其母的文静严谨均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自幼喜爱熟读宗教经典并好奇地探究自然界的奥秘。1601年他进杜宾根大学，贪婪地攻读他极感兴趣的天文学、神学、历史和文学，研读了李维 [17] 、约瑟法斯 [18] 、伊斯拉莫斯 [19] 和曼斯特 [20] 等人的著述，还热衷于音乐和绘画，又刻苦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以及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从这些众多学科的学习情况来看，安德里亚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他自己也认为他的才智背景同1589年刻卜勒 [21] 在那里学习时极为相似：既具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观念，又酷爱研究自然。1603年他得到学士学位，1605年又荣获硕士。在校期间，有两位教师对他影响尤大，即神学家马蒂亚·赫劳里弗和数学家密契尔·麦斯特林。他们曾教过刻卜勒。此外，刻卜勒的一位助手克里斯托弗·贝索尔德也使他受益匪浅。博学多才的贝索尔德指导他学习多种语言，并且供他自由地使用丰富的私人藏书。这样他得以广泛阅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进步著作。他很钦佩西班牙诗人、小说家、神学家拉蒙·鲁勒（1233—1315)、瑞士炼金家和医生巴拉塞尔士（1493—1541)、意大利15世纪短命而博学的学者皮科等人。1607年由于涉及一些大学生破坏校规的事件，他被开除出校，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总之，二十一岁的安德里亚，从家庭和学校受到优等教育，有广博的学识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这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607年起他走向社会。先周游国内许多地方，如法兰克福、海得尔，随后又到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他主要依靠给上流家庭当私人教师来维持生计。生活虽艰苦，足迹遍天涯。1611年，他访问了瑞士的名城洛桑和日内瓦，那里宗教改革的新成就、加尔文教徒平等和谐的社会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流连忘返，以致萌发了将其特色引进德国教会中来的想法。1612年他在意大利的罗马参观了柏拉图式的学院。作为一个旅行家，为时五年的国内外的漫游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当时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社会矛盾有了许多感性的认识。同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文化界所形成的清新气息和人文主义思潮对中世纪以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旧神学的冲击，也给予他很大的震动。这都为他后来撰写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源泉。
1614年安德里亚又回到国内，这是他从事著述和教职的新时期。他先在杜宾根，继续在赫劳里弗的指导下研究神学，并将老师的教义写成概要发表，1612年出版《基督教宇宙观的诞生》，赞扬了早期的基督教。又根据麦斯特林讲授的数学加以整理和发挥，于1614年出版了《数学论文集》。他同著名科学家刻卜勒有过交往，得益不少。同年，他在魏欣根成家立业 [22] ，担任教区牧师。1614—1620年在魏欣根期间，他为继续改革宗教操劳。这时路德派的正统宗教观念日益枯燥乏味，并且流于俗套，这使他深感失望。他想为全体信徒创立一种教会的联合体，共同过着虔诚而纯朴的生活，献身于研究自然、理性和公众的福利。为此他致力于创设教区间的救济联合组织，主要是为贫苦人、尤其是为工人建立起一种互相支援、互相保护的协会，由教区教友和会众自愿捐助来维持这个组织。这项工作更加激发了他同情和解救贫苦人的热忱。这个时期，他从事大量著述。他一生大约著了一百种作品，其中四十种是在魏欣根这六年写成的。他的代表作有《博爱论》、《神友》、《忏悔录》等。在1614年问世的《博爱论》中，他描述了一个亲密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并且草拟了一个开展科学研究的计划大纲，旨在促进德国的“普遍改革”。从国外归来后，德国在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使他深感非大加改革不可。许多激进人士这时都在认真思考并纷纷提出改革的设想和方案。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基督城》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杜宾根写出的。
在创作《基督城》时，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曾给予他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这两颗耀眼的明珠就是他得以孕育空想社会主义第三颗明珠的重要思想源泉。莫尔的著作他大概早在杜宾根大学学习期间或者后来在国内外游历期间就已详细读过，以至他在《基督城》开头部分就自谦地说道：“这里并没有说什么对著名的托马斯·莫尔不利的话。至于说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把它弃如敝屣的，因为它不像莫尔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丰富。” [23] 《太阳城》一书是康帕内拉于1601年在监狱中写成的。1613年，德国学者托维·阿达米外出旅行来到意大利，他曾经读过康帕内拉的若干著作的手抄稿，对康帕内拉非常钦佩。他在那不勒斯到狱中拜会康帕内拉，与之多次交谈，成为知音好友，愿意帮助出版其著作，康帕内拉遂把包括《太阳城》在内的手稿交给阿达米。回德国后，阿达米主办了一所学校，亲自宣讲康帕内拉的思想。大约1614年，安德里亚的助手托比亚斯·阿达米把《太阳城》手稿带到杜宾根，在这里如石击水，激起了层层波澜，导致出现了各种乌托邦思想。然而，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厥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他正是在上述种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汇合下，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于1618年写出了这本名著。安德里亚从《乌托邦》和《太阳城》得到直接启发，然而，他既不是临摹复制，也不是刻鹄类鹜，而是师承创新，另辟天地。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结合多年国内外游历的见闻，以他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精心构思，着意描述了他的基督教的理想国。1619年出版《基督城》时，他年仅三十三岁。这一年他还翻译过康帕内拉的好几首十四行诗。《基督城》一书是献给当时德国著名神学家约翰·安梯（1555—1621)的，因为安梯的《真正的基督教徒》一书也给予他以启示，为他树立了一个真正舍己为人的人物形象。安德里亚的著作和活动，使他成为当时杜宾根一带深孚众望的智士之一。
从1620年到1638年，他是卡尔夫城的教长。在这里，他进一步设计自己的理想国的方案，并且努力付诸实践。他相继发表《基督教社会的典范》和《奉献基督的爱的使者》等论著（后者于1647年由约翰·霍尔译成英文在剑桥出版)；并且继续组织教区协会，还在纺织厂和印染厂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组织互助，这项事业逐步兴旺发达，受到世人良好的赞助。他自己也慷慨解囊，关注众多难民的生计，深得人心。他还开展教育活动，创办教养院，把儿童作为教育对象，试图用他《基督城》的理想造就一代新人。正当安德里亚兴致勃勃地从事改革实践之时，突然祸从天降。1618—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以德国为主要战场。这是一场以新旧教之争为名，实际上是皇帝和新旧诸侯以及几个大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1634年，约翰·冯·魏斯的部队洗劫了卡尔夫城，四千居民中仅一千五百人幸免于难。瘟疫又夺去了几乎一半幸存者，安德里亚也损失惨重，特别是他的许多手稿和珍藏的绘画和各种艺术珍品都遭到兵燹之祸。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忍苦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他不仅是牧师，而且又是医生和掘墓人。当传染病被制止后，他又致力于恢复法律和秩序。1639年他受聘到斯图加特城担任教堂牧师和宗教法院法官。当时整个符腾堡满目疮痍。他靠一位公爵的资助，在这里重建杜宾根神学院和体育馆，继续周济周围的贫苦人。1650年他担任符腾堡的总主管，但由于健康不佳，当即辞职，到伯本豪森修道院当院长，1654年又到阿德堡修道院，6月27日病殁于此，享年六十八岁。总之，后半生他仍然忠于他的《基督城》的理想，并且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文摘录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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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安德里亚著<基督城>评介》
作者：高放
一、 翻译和出版本书的缘由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最早的两颗明珠，这已是知者甚多；而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基督城》是继武的第三颗明珠，可谓鲜为人知。不仅我国学者迄今写出的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史专著、教材和论文从来未提到其人其书，而且外国人写的有关著述也极少涉及。就我所见到的十多种外文版社会主义思想史专著，仅美国人雷岱尔著《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有过不足千字的极简略介绍。
商务印书馆早在1963年制定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计划中就已列入《基督城》一书，但是长期未能落实。1980年，我看到一份评介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材料，其中把《乌托邦》、《太阳城》和《基督城》并列为正面乌托邦三部曲 [1] ，这样高度的评价引起我对此书的重视。可是遍查京沪各大图书馆，均无《基督城》一书的外文本。1983年乃拜托友人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复印一本英文本 [2] 带回，立即推荐给学长黄宗汉同志着手翻译。译者早年与我一起就读于福州英华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的教会中学。1946年他毕业于中山大学，解放后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他既专攻英语，又对基督教有相当的了解，所以翻译此书甚为合适。译稿完成后，我断断续续作了校订。凡发现有不顺或欠妥之处均核对原文尽心修改，还统一了规格，补充了一些注释。我国近代第一个杰出翻译家、乡党先贤严复（1854—1921)在总结切身多年译书经验时确立了“信、达、雅”三大标准。他把这三者视为“译事三难”，又称作“译事楷模”。对此我极表赞同。我认为，译文是给本国人看的，不能强调直译、硬译，尤其是古典名著，更应该在“信”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达”和“雅”，不仅顺畅，而且还要有文采，才能引人入胜，垂诸久远。全书校订完毕之后，我又从头至尾复读一遍，务使译文益臻完善。通读全书，确实感到名不虚传，此书堪与莫尔、康帕内拉的名著媲美。莫尔的《乌托邦》发行于1516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于1601年在监狱之中写成，1623年出版，康帕内拉自己承认此书脱胎于《乌托邦》；而《基督城》是在1619年问世，《乌托邦》和《太阳城》两书对《基督城》一书的写作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所以不论就写作时间顺序继承关系或历史成就而言，《基督城》都属于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
商务印书馆从5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西方学术名著，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的中译本已问世三十多种。1983年，我把得到《基督城》英文版复印本和推荐学长翻译的情况告诉了商务印书馆，建议把它列入出版计划。校译殆成时才发现有关安德里亚生平的材料不足，同时想起出书时最好能有一张原作者的玉照，乃驰书负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小儿，嘱他细心寻觅，终于找到两份小传，并从安德里亚著作《基督城》1916年的英译本复印了一张难得的有他本人签字的画像。在把全部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之前，我理应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对此书作个评介。
二、 德国人为什么能够培育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明珠？
在西欧，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哪里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暴露，哪里就有仁人志士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英国人莫尔能够于1516年出版第一本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意大利人能够在1613年出版康帕内拉的同类名著《太阳城》，应该看做是当时英国与意大利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波及英、法等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而发展成为反映无产阶级解放要求的激进思想的产物。德国当时在欧洲是较为落后的，然而它为什么能够培育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第三颗明珠呢？这就要从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和作者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复杂经历中去寻找根源。
德国在西欧属于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之一。12世纪在北部已经形成了一批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例如科伦的毛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产品曾销往各地。到13世纪，城市进一步繁荣，手工业行会不断产生，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为了加强对外商业联系，在14世纪，北德意志各城市联合组成经济、政治性的“汉萨同盟” [3] ，先后参加的多达160个城市，以卢卑克为首，控制了从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尼德兰、英格兰之间的中介贸易。恩格斯总结德国历史时说道：汉萨同盟“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 [4] 。国际贸易的扩展有力地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从发了财的商人和手工业匠师中分化出了一批商人企业主，他们购进大批原料，把分散的手工业工场联成一体，甚至添置了较大的设备，如纺织机、染色机等，把生产过程分成几个单独的阶段，彼此加强协作。采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也茁壮而起。原来属于皇帝和诸侯的矿山资源因需要现金大都抵押给大资本家。萨克森、萨尔茨堡等地的金、银、铝、铜矿由资本家的高利贷商行采用新技术开采，用畜力牵引的水泵从矿井中抽出积水，使矿井可采掘得更深。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德国白银产量居世界首位，为欧洲各国总产量的1.5倍至2.5倍。大批破产农民沦落为矿山的雇工，矿工人数达十几万人之多。他们备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恩格斯曾说：“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5] 到16世纪初，在建筑业和印刷业中，10—20人甚至更多工人的企业犹如雨后春笋，大批出现。这时，当汉萨同盟已因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而衰落时，又有德国南部的工商业城市兴起。1492年哥伦布航抵美洲，1498年达·伽马发现绕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1519—1522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15世纪末16世纪初葡萄牙航海者的这些地理大发现，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经营国际贸易的南德意志大商行，千方百计想从新发现的这些新航路上谋取暴利，它们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印度、美洲新大陆到处钻营。德国还出现一大批银行家，如富格尔和韦尔泽两个家族，不仅借款给德皇和诸侯，而且经营金矿、银矿和铜矿，控制中欧经济，甚至远征委内瑞拉和秘鲁，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掠夺拉丁美洲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恩格斯讲到当时南德城市的国际作用时这样写道：“尽管已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的繁华中心。” [6] 在这些城市中日益成长出一批市民阶层，其中包括与行会生产有关的商人和行会手工业主，这就是最初的资产阶级。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到16世纪时，德国的国际贸易已被英国和尼德兰排挤在后，工业也落在英国和意大利之后，农业中自然经济也比英国和尼德兰更多。尤其是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各地诸侯割据局面，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曾经促使德国站在宗教改革的最前列。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讲到经济发展同宗教改革的关系时写道：只有从15世纪末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才能说明，为什么在英国、尼德兰和波希米亚已经衰败的具有宗教形成的市民—平民运动在16世纪的德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就，即宗教伪装的成就” [7] 。中世纪的欧洲是由天主教会统治的。德国的天主教会既有宗教特权，又拥有封建特权。大主教大多数就是大封建主，教会约占有全德土地的三分之一。教会在征收贡税之外还出售圣物和赎罪符等，巧取豪夺。同时罗马教廷在16世纪初还从德国教会榨取大量钱财，以供挥霍，以致德国曾被称为“教皇的奶牛”。宗教压迫和阶级压迫交融在一起，终于在1517年爆发了以马丁·路德（1483—1546)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恩格斯曾把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17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革命并列为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三次大决战” [8] 。路德生于农民矿工之家，大学毕业后进入修道院，1507年当上神甫，1512年威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并聘请他为教授，1515年任图林根地区十一所修道院的监督。1517年10月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教堂为名，派人到德国贩卖赎罪符，立即遭到路德带头反对。他在教堂门口张贴自己笔书的《九十五条论纲》，要求公开辩论赎罪符的功效问题，主张建立廉俭教会，反对教阶制和繁杂的礼拜仪式。路德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我们既然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犯，烈火惩治异教徒，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 [9] 恩格斯讲到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 [10] 其中农民和平民把路德反对僧侣的号召看成是发动起义的信号。1520年8—10月间，他进而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教的自由》三本小册子，被称为德国改革的三大论著。书中否定教皇和教会的权威，主张提高世俗权力的政治地位，呼吁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德意志教会提出一系列改革教会的建议，如禁止出售赎罪符，允许教职人员婚配，简化弥撒仪式等。这些观点主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这些人和下级贵族甚至诸侯卷入宗教改革的潮流，其目的只是企图打破僧侣的权力和罗马教廷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会财产而从中渔利。当各种派别形成起来后，路德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 [11] 1521年春，当矿工、农民和学生起来反对教会时，路德竟要基督教徒“严防暴动和煽动”，“应该约束自己，切勿乱说、乱想、乱动”，只许“合法的前进”。这样他终于被人民抛弃了，群众甚至用石子打他，在他房门上涂焦油，痛斥“这个诸侯的家奴”！
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崛起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却深受人民爱戴，这就是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他出生于一个铸造钱币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上中学时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教会专制统治。1506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后当过教师、传教士和神甫。1517年路德揭起宗教改革旗帜后，他当即投奔路德门下，成为路德的积极拥护者。1520年路德推荐他出任茨维考城圣玛利亚教堂的代理神甫。在这里他同矿工、纺织工当中出现的再洗礼派常有来往。所谓再洗礼派，就是不承认教会强制婴儿刚出生就要受的洗礼，主张教徒到成年时必须自觉自愿再次受洗礼。再洗礼派反对封建制度，主张实现社会平等。闵采尔积极支持再洗礼派。1521年他得知路德走向反对革命之后就同他分道扬镳，彻底断绝关系，并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随后发表了《对诸侯讲道》、《答路德书》等文稿，主张通过工农起义推翻反动政权，实现“千年太平天国”的理想，消灭私有制度，达到财产共有，共同平均分配。恩格斯这样评价：“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 [12] “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 [13] 闵采尔是德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代表下层工农提出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言行一致，1522年就深入到各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并实践宗教改革。1524年在下层群众中组织秘密团体“上帝的选民同盟”（即“基督教同盟”)，从事革命活动，遭到反动势力侮辱、传讯和追捕。他死里逃生，易地投身到农民战争中去。
由于德国新兴市民资产者阶级的软弱性，所以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未能在德国掀起政治性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但是却在下层贵族和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如恩格斯所说：“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贵族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14] 弗兰茨·冯·济金根（1481—1523)于1522年领导骑士暴动，向封建诸侯发动进攻，主张建立骑士阶层为主体的君主国，得不到市民和农民的支持，起义失败，济金根战死。实践证明，德国农民的革命性和力量却比下层贵族和市民强得多、大得多。从1518—1523年连年已有农民起义迭起。1524年6月在西南部士瓦本地区农民为拒绝纳税服役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到1525年扩展到北部法兰克尼亚、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卷入斗争的农民达到全德三分之二地区。1524年底，士瓦本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在闵采尔的影响下拟订了斗争纲领《书简》，主张没收封建主土地，消灭统治阶级。1525年2月闵采尔到图林根地区领导农民斗争。3月，邻近的萨克森州缪尔豪森城的平民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推翻了城市贵族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永久议会”，推举闵采尔为主席。他当即宣布：取消领主，财产共有，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革命政权曾扩大到周围城乡，但是到5月底即遭到镇压。闵采尔在激战中负伤被俘，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五岁。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最有切身利益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 [15]
总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矛盾的最初发展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封建割据与君主制又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加重了压迫，宗教改革的不彻底加深了教会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和思想上的冲突，加上农民战争的失败，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改革的方案和途径。软弱的市民（即资产阶级)无所作为，无产阶级还处于萌芽状态，农民阶级刚被打败，中小贵族阶层也大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知识分子当中的有识之士孤立地去虚构并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理想国。这就是德国在17世纪可能培养出空想社会主义明珠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三个客观条件。
我们还要从约·凡·安德里亚本人的经历和特点来考察德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出现的主观条件。
安德里亚1586年8月17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杜宾根市附近的赫伦堡。 [16] 他的曾祖父是一个金属工匠，他的祖父雅可布·安德里亚曾任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和校长，积极推行宗教改革，1577年宗教信条协议的主要制订者，被称为“符腾堡的路德”。他的父亲约翰·安德里亚是路德派神甫，曾任赫伦堡神学院院长，后来改任哥尼斯勃朗修道院院长，还曾热衷于化学炼金术。1601年父亲去世后，年仅十五岁的小安德里亚随其母玛利亚·莫瑟·安德里亚迁到杜宾根。她也对研究自然极感兴趣，晚年在药房供职。约·凡·安德里亚从小体弱，但是受到良好的家教。其父的宗教和科学素养，其母的文静严谨均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自幼喜爱熟读宗教经典并好奇地探究自然界的奥秘。1601年他进杜宾根大学，贪婪地攻读他极感兴趣的天文学、神学、历史和文学，研读了李维 [17] 、约瑟法斯 [18] 、伊斯拉莫斯 [19] 和曼斯特 [20] 等人的著述，还热衷于音乐和绘画，又刻苦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以及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从这些众多学科的学习情况来看，安德里亚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他自己也认为他的才智背景同1589年刻卜勒 [21] 在那里学习时极为相似：既具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观念，又酷爱研究自然。1603年他得到学士学位，1605年又荣获硕士。在校期间，有两位教师对他影响尤大，即神学家马蒂亚·赫劳里弗和数学家密契尔·麦斯特林。他们曾教过刻卜勒。此外，刻卜勒的一位助手克里斯托弗·贝索尔德也使他受益匪浅。博学多才的贝索尔德指导他学习多种语言，并且供他自由地使用丰富的私人藏书。这样他得以广泛阅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进步著作。他很钦佩西班牙诗人、小说家、神学家拉蒙·鲁勒（1233—1315)、瑞士炼金家和医生巴拉塞尔士（1493—1541)、意大利15世纪短命而博学的学者皮科等人。1607年由于涉及一些大学生破坏校规的事件，他被开除出校，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总之，二十一岁的安德里亚，从家庭和学校受到优等教育，有广博的学识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这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607年起他走向社会。先周游国内许多地方，如法兰克福、海得尔，随后又到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他主要依靠给上流家庭当私人教师来维持生计。生活虽艰苦，足迹遍天涯。1611年，他访问了瑞士的名城洛桑和日内瓦，那里宗教改革的新成就、加尔文教徒平等和谐的社会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流连忘返，以致萌发了将其特色引进德国教会中来的想法。1612年他在意大利的罗马参观了柏拉图式的学院。作为一个旅行家，为时五年的国内外的漫游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当时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社会矛盾有了许多感性的认识。同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文化界所形成的清新气息和人文主义思潮对中世纪以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旧神学的冲击，也给予他很大的震动。这都为他后来撰写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源泉。
1614年安德里亚又回到国内，这是他从事著述和教职的新时期。他先在杜宾根，继续在赫劳里弗的指导下研究神学，并将老师的教义写成概要发表，1612年出版《基督教宇宙观的诞生》，赞扬了早期的基督教。又根据麦斯特林讲授的数学加以整理和发挥，于1614年出版了《数学论文集》。他同著名科学家刻卜勒有过交往，得益不少。同年，他在魏欣根成家立业 [22] ，担任教区牧师。1614—1620年在魏欣根期间，他为继续改革宗教操劳。这时路德派的正统宗教观念日益枯燥乏味，并且流于俗套，这使他深感失望。他想为全体信徒创立一种教会的联合体，共同过着虔诚而纯朴的生活，献身于研究自然、理性和公众的福利。为此他致力于创设教区间的救济联合组织，主要是为贫苦人、尤其是为工人建立起一种互相支援、互相保护的协会，由教区教友和会众自愿捐助来维持这个组织。这项工作更加激发了他同情和解救贫苦人的热忱。这个时期，他从事大量著述。他一生大约著了一百种作品，其中四十种是在魏欣根这六年写成的。他的代表作有《博爱论》、《神友》、《忏悔录》等。在1614年问世的《博爱论》中，他描述了一个亲密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并且草拟了一个开展科学研究的计划大纲，旨在促进德国的“普遍改革”。从国外归来后，德国在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使他深感非大加改革不可。许多激进人士这时都在认真思考并纷纷提出改革的设想和方案。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基督城》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杜宾根写出的。
在创作《基督城》时，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曾给予他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这两颗耀眼的明珠就是他得以孕育空想社会主义第三颗明珠的重要思想源泉。莫尔的著作他大概早在杜宾根大学学习期间或者后来在国内外游历期间就已详细读过，以至他在《基督城》开头部分就自谦地说道：“这里并没有说什么对著名的托马斯·莫尔不利的话。至于说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把它弃如敝屣的，因为它不像莫尔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丰富。” [23] 《太阳城》一书是康帕内拉于1601年在监狱中写成的。1613年，德国学者托维·阿达米外出旅行来到意大利，他曾经读过康帕内拉的若干著作的手抄稿，对康帕内拉非常钦佩。他在那不勒斯到狱中拜会康帕内拉，与之多次交谈，成为知音好友，愿意帮助出版其著作，康帕内拉遂把包括《太阳城》在内的手稿交给阿达米。回德国后，阿达米主办了一所学校，亲自宣讲康帕内拉的思想。大约1614年，安德里亚的助手托比亚斯·阿达米把《太阳城》手稿带到杜宾根，在这里如石击水，激起了层层波澜，导致出现了各种乌托邦思想。然而，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厥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他正是在上述种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汇合下，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于1618年写出了这本名著。安德里亚从《乌托邦》和《太阳城》得到直接启发，然而，他既不是临摹复制，也不是刻鹄类鹜，而是师承创新，另辟天地。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结合多年国内外游历的见闻，以他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精心构思，着意描述了他的基督教的理想国。1619年出版《基督城》时，他年仅三十三岁。这一年他还翻译过康帕内拉的好几首十四行诗。《基督城》一书是献给当时德国著名神学家约翰·安梯（1555—1621)的，因为安梯的《真正的基督教徒》一书也给予他以启示，为他树立了一个真正舍己为人的人物形象。安德里亚的著作和活动，使他成为当时杜宾根一带深孚众望的智士之一。
从1620年到1638年，他是卡尔夫城的教长。在这里，他进一步设计自己的理想国的方案，并且努力付诸实践。他相继发表《基督教社会的典范》和《奉献基督的爱的使者》等论著（后者于1647年由约翰·霍尔译成英文在剑桥出版)；并且继续组织教区协会，还在纺织厂和印染厂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组织互助，这项事业逐步兴旺发达，受到世人良好的赞助。他自己也慷慨解囊，关注众多难民的生计，深得人心。他还开展教育活动，创办教养院，把儿童作为教育对象，试图用他《基督城》的理想造就一代新人。正当安德里亚兴致勃勃地从事改革实践之时，突然祸从天降。1618—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以德国为主要战场。这是一场以新旧教之争为名，实际上是皇帝和新旧诸侯以及几个大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1634年，约翰·冯·魏斯的部队洗劫了卡尔夫城，四千居民中仅一千五百人幸免于难。瘟疫又夺去了几乎一半幸存者，安德里亚也损失惨重，特别是他的许多手稿和珍藏的绘画和各种艺术珍品都遭到兵燹之祸。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忍苦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他不仅是牧师，而且又是医生和掘墓人。当传染病被制止后，他又致力于恢复法律和秩序。1639年他受聘到斯图加特城担任教堂牧师和宗教法院法官。当时整个符腾堡满目疮痍。他靠一位公爵的资助，在这里重建杜宾根神学院和体育馆，继续周济周围的贫苦人。1650年他担任符腾堡的总主管，但由于健康不佳，当即辞职，到伯本豪森修道院当院长，1654年又到阿德堡修道院，6月27日病殁于此，享年六十八岁。总之，后半生他仍然忠于他的《基督城》的理想，并且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 《基督城》一书的梗概和特点
同《乌托邦》、《太阳城》一样，《基督城》也是采取文学游记的体裁，描述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但是具体的写法却有所不同。《乌托邦》一书是采用别人同作者畅谈海外观感的形式，《太阳城》是采用一个招待所管理员和一位从海外归来的热那亚航海家对话的形式，这两种形式都是间接转述别人的见闻；而《基督城》则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记叙了作者亲身的经历，直接的观察。这种第一手的游记使读者如临其境，如亲其事，如见其人，如睹其物，更加亲切，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全书共分一百章，每章只有几百字或千把字，分别记述一事、一人、一物或者一个侧面，短小精悍，像是独立成篇的小品文，便于阅读，便于掌握。书中还附有一张“基督城”平面图，更给予读者以总揽全局的直观印象。这是安德里亚创作运笔独到之处。缺点是各篇内容并非都是连贯的，例如谈到官员设置和公共事务管理之后，穿插进住宅和家具陈设，然后又写国家三人执政，而不是严格按经济、政治、文教等等顺序，显得思想逻辑性不够强。
作者记述自己为探究科学而到大海上航行，结果船被风浪撞碎，幸存者寥寥无几，他只身漂流到一个位于南极的孤岛。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这个基督城据说是最忠实的基督教徒，当初遭到迫害时漂洋过海，选择佳境，在这里逐步建立起来的。他，作为一个外来人，几经审查，查清其品行、为人和文化程度之后，才被接受进城参观访问。
市区很小，方圆只有八百五十四米，居住着大约四百个公民。只有一条六点五米宽的街道，有一个商场，每一排住房间隔也都是六点一米宽。市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设磨坊、面包房、肉店、供应站、仓库等；另一部分是健身锻炼之所；还有一部分是游览观光的胜地。城市北区为屠宰场，西区为锻造场。城墙之外有一道护城河。郊区大片土地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作坊使用。生产资料均归公共所有，所有产品也都交到公共仓库。“整个城市可以说是一个大工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手艺。” [24] 基督城可以说是工人的天下。只是全部生产还是手工劳动，因此生产力水平还是低下的。所有适龄人全都劳动，没有剥削者、懒汉和奴隶，劳动有专业分工，从事工业、农业、畜牧业者都有专门的技能。不像在“乌托邦”里还保留有奴隶，也不像在“太阳城”里没有劳动分工，既从事工业又从事农业。劳动时间不长，但是也没有具体规定劳动时间有多长（“乌托邦”里每天劳动工作六小时，“太阳城”中每天只劳动四小时)。在劳动之余有“全国性的休息”，以振作“心灵上疲惫的器官，磨利我们的智慧”。到晚上，全城灯笼通亮。他们认为，这种大放光明的方式会使在黑夜中工作的人们减轻恐惧，会减少很多罪恶的勾当。
在“乌托邦”和“太阳城”，人们都是集中在公共食堂用餐，而“基督城”所有的人都是各家自管每日三餐。因为他们认为在一起用膳的人过多，就难免产生争执和混乱。食物按年成和人口发给，肉、鱼、禽等每人一份，应发的次数和各人的年纪均在考虑之列，只有酒是一次发给供半年喝的。尽管面包是领来现成的，然而每日做好四盘菜也够辛苦，以至作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假如能够摆脱一日三餐的劳累，“我们的肩膀将会卸下多重的负担啊！” [25] 可见真正幸福的生活还是必须实现家务生活社会化。在穿着方面，每人只发两套衣服，一套工作服，另一套是节日穿的。衣料是用亚麻或者毛织的（分别适用于夏天或冬天)，颜色一律是白的或灰的，任何人都没有花哨和考究的穿戴，衣服的样式仅在性别和年龄上有所区别。在居住方面，没有私人住宅，由国家统一分配和指定个人使用。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用赭色的石头建成的。中间隔着防火墙，即使遇上火灾也不至蔓延。住宅都是同一式样，一律三层楼，每套都有三间房，即卧室、盥洗室和厨房，室内既有炉火御寒，又有窗帘挡热。家家都有阳台和花园，还有地下室贮藏杂物。室内家具有床、桌等，陈设虽简单，都很整洁。还有庭园种菜、种药、种花、养鸟，供人食用、医用和观赏。各家都有清澈之水从城外流到弄堂小巷中来，同时由地下水道带走污泥浊水。供个人专用的浴室比比皆是，还有其他清洁设备供人清除污垢，脏衣服可以送到洗衣房。
从吃、穿、住、用等方面来看，体现了公平、方便的原则，但是由于手工生产水平不高，所以人们生活并不富足，而且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
《基督城》不仅设计了人们的吃、穿、住、用，而且对生、老、病、死也有自己的构想。“乌托邦”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却是大家庭制度，每户成年人有十至十六人之多；“太阳城”则是公妻制。“基督城”与之有所不同，这里的一夫一妻制实行得很稳当。男的二十四岁、女的十八岁以上才能结婚。结婚除了男女真诚的爱情之外，还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亲戚的认可和法律的允许。不需要任何嫁妆，也不大办筵席，家什和住房都由公家提供。这里是实行小家庭制，每户只有三四个人，即父母与一两个小孩子。大孩子都集中在学校住宿。安德里亚的理想是小国寡民，并不主张无节制的生育。孀妇集中住在一起，以免生活孤单，居孀要满一年才能再醮，以表示对前夫的敬爱。鳏夫也要满一年方可再娶。婴儿出生不举行什么盛宴，接生员都有科学知识，照料产妇和婴儿的大部分是寡妇，妇女产假是四十二天，产假期间有特别供应。如果是孤儿的话，也会得到国家一视同仁的教养。老年人因对共和国出了大力，有过功绩，所以深受人们最大的尊敬，并得到特别照顾，国家指定专人护理他们。病人可以平等地随意享用医药、诊所和厨房，所有的人都会立刻给予帮助。大批医生没有围着大人物团团转，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感到冷落的痛苦。国家把照料病人的工作托付给很有技能的已婚妇女和寡妇。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惯常使用心理疗法，病人的精神得以振奋起来。这个共和国的人都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懂得死亡的真谛，他们对死亡处之泰然，他们把死亡称之为“长眠”，不需要留下遗嘱，要是最后有什么意愿的话，可以告诉他们的朋友。死者要穿上长袍，只让脸部露在外面，送葬者人山人海，唱着赞美诗，表情平静，因为他们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祝贺总是胜于悲伤的，悲伤除了削弱生者之外，别无其他结果。死者很少留下墓志铭，因为这几乎无法写得恰到好处。他们认为把一个人一生的真实表现留传给后代，比编写出来的碑文更加妥当。墓地都在城外，城内是供活人生活的。这里还是实行土葬，这比起《乌托邦》和《太阳城》中主张的火葬，可以说是倒退了一步。
从以上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和措施可以看出，其中是充满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
“基督城”人们的思想精神素养达到很高的境界。有杰出才能的人不取任何额外的报偿。这里没有人由于门第显贵而享受特权；或者任意犯罪和带头腐化；也没有不曾堕落的英雄后代使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在这个共和国里，继承头衔或者血统都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品德才是值得称道的。” [26] 他们宁愿说真话而受辱，也不愿说假话而显荣。他们树立了人类三种良好的品质：一律平等、渴望和平与蔑视金钱。
对政权和政府的设想较为简略，但是也颇有特色。“乌托邦”的最高执政者是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的皇帝”，“太阳城”虽是共和国，但是其最高执政者也是终身任职的被称为“太阳”的人。“基督城”既不是君主国或者不称为君主的君主国，也不是有终身职最高执政者的共和国，而是集体领导的共和国，这种政治体制无疑前进了一步。为了防止个人专权，共和国由三个人联合执政，分管司法、审计和经济。但是，并没有说明他们是怎样产生的，也没有指明任期，看来还不是完善的共和国。作者欣赏的是寡头政府。在三人执政之下政府共有官员八个，每个官员还有一个下属作为助手。所有这些官员丝毫没有傲慢专横的样子，“他们领导别人不是靠言辞，而是靠自己的模范行为。” [27] 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由二十四名议员组成，他们都是全体公民中最卓越的人。法律和律师在这里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大家都是循规蹈矩地生活，除了一年一度要尽纳贡的义务之外，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解决争端与纠纷易如反掌，无须求助于法典。律师在这里是专门给人抄写的，其书法艺术有很高水平。假如有人一再无视警告，违反公共利益，那也要分别轻重给以惩罚，但是他们反对处以死刑。国家还设有档案馆，保存法律、国家公布的条例以及记载先辈言行的编年史等等。凡是对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都得到极大的荣誉。但是谱写历史人物不许舞文弄墨，夸张恭维，搞个人迷信。基督城的人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哪怕关于他们的缺点也都坦率地承认，其目的在于让后代有可能原原本本地了解过去的历程。
基督城的人民期望“遍及全球的和平” [28] ，为着防御外敌入侵，还不得不设有十二个坚固的大塔楼和十六个小塔楼，防守严密，另外还有兵器库。虽然人们不满这种残害人类的武器，但是还要把武器分发给各个公民，以便在突然发生紧急情况下在家中就做好保卫工作。靠近兵器库的是国库，这里贮存有大量金币和银币，但是并非用于国内，而是用以准备和外国人做生意，赠送给外来的人。他们很节俭地招待外来客人食宿一两天，对于流亡者则长期予以支持，对于有病的人则加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不让外来的客人大模大样地随意走动而感染疾病。对于穷人则给以足够的帮助，而且不让他们离开时空手而去。从这些方面来看，基督城对外既立足于防御，又实行开放，既与外国互通有无，又尽可能给予外来人以帮助，并不是闭关自守，孤芳自赏。
以上是《基督城》这个理想国经济制度、社会生活、精神风貌、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的梗概。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本书还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即崇尚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信奉基督教。这三点同安德里亚本人的上述经历以及他所受康帕内拉《太阳城》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他是神学家，从上大学起就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后来又从事教育实践，因此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追求和信念融进亲自描述的理想国。同时这三个特色也闪耀于《太阳城》之中，当然安德里亚并没有简单照搬。
《基督城》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把科学技术放在显要地位。为了发展化学，基督城在国库重地后面，设有配备最精巧装置的实验室；为了发展生命科学和医学，还设有解剖室，既解剖动物，也解剖人体；沿着解剖室走，就来到物理大楼，这里以各种图像展现了自然发展的历史，包括天空的万千气象，地上各处宜人的景色，以及不同族类的人们和动物；再往前走，还有机械器具陈列场，那里摆着近期发明的望远镜；邻近还有数学大楼，其中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复制品，地球的地理图表等等。此外还有医学研究室，在这里深入探究各种疾病及其治疗和预防之道，还有一个房间进行外科手术训练。同时专门研究药物学，以至在药物供应店里有经过精心选择的珍品，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这里的科学研究很注重应用于实际，使之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或者用简单的一句话说，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应用科学。” [29] 所以基督城里有很多高级手艺的技师，如时钟制造师、金箔锤制师、镌刻师、雕塑师等等；还拥有大批的技工，如铁匠、铜匠、锡匠、锻工、车工、纺织工、漂洗工、制革工以及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制造陶器的工人等等。在技工中还要开展互相竞赛，“其目的在于使人拥有某种手段，并且利用这种手段，使人们和他们思想上最显著的优点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器展现出来” [30] 。可见，在17世纪初，安德里亚就已经提出了要发展机器生产和开展竞赛的问题。
由于注重科技，所以这里的公民对于自然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昧，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 [31] 我们知道，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的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新大西岛》（写于1623年，出版于1627年)着重描述了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主宰一切，而《基督城》（1619年出版)却比《新大西岛》早几年，就揭示了科技对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的真理。
《基督城》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非常重视教育。宽敞而漂亮的学校设有八个讲堂，这就是文法、逻辑、算术、音乐、天文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神学。其中包含智育、美育、德育、体育等方面。智育是多种多样的，分门别类对学生启迪智慧。其中每一个讲堂都包括几项相关的内容，例如，文法这个讲堂分为三个部分：文法和古代语言，指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演讲术；现代语言。美育相当普及，并且达到较高水平。当有公共集会时，全体发出的宏伟雄壮的音响就像和谐一致的协奏曲。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其爱好，自由选择乐器，古琵琶、小提琴、竖琴、风琴等等应有尽有；合唱队走街串巷，引吭高歌，每周一次，节日另加。学校还特别重视用绘画艺术来进行教育，设有绘画艺术工作室。教学中还利用一连串图片的直观来吸引学生，开导思想。城市到处都有图画装饰，用当地发生的事情教育青年，同时名人图片和雕像随处可见，用以鼓励青年奋发向上，模仿他们的美德。伦理学旨在培养人类的一切美德，诸如谨慎、正义、公道、勇敢等品质。体育活动有赛跑、摔跤、打球、驯马等。总之，学校注重德、智、体、美全面的教育。“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由、光明和快乐的。” [32]
在城堡大楼里有面积极大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并有防护装置。
由于重视教育事业，所以挑选教师特别认真。教师都是上了年纪、富有经验、具有美德的人，他们经常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的最高行列。安德里亚给教师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他认为：“除非一个人能够胜任国家赋予的职责，他是不可能精心培育青年的；而一个能够成功地培育青年的人，也就有权去管理政府事务。” [33]
学校里的学生按年龄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三类，食宿都在一起，接受体力和智力的锻炼。学校里给予孩子的照顾要比他们的父母更加亲密和细致，因为学校请来了最正直的男女导师。“基督城”排除了世俗歧视妇女的偏见，认为女生在接受教育方面是毫不逊色的。学校还注意女生的特点，对学生额外进行手工工艺训练并学习持家艺术和家政学。
“基督城”的再一个鲜明特色是充满着基督教的色彩。城中心有一个环形大教堂，居民每天早、午、晚要作三次公共的祷告，每次集会要进行一个半钟头，借以对上帝所赐予的祝福表示感谢。教堂里每三个月还演出一次宗教喜剧。他们把上帝的帮助视为所有美德中最动人的因素，把高超的才干视为上天精选的结果。他们认为基督城是依靠宗教、正义和学识这三者进行统治的。每个礼拜天都有主要牧师以超群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向人民布道。教堂还有一个牧师助理，其任务是教育青年，分配圣餐，主持婚礼，慰问病人。学校里还要学习神学、神智学和占星学。基督城的宗教仪式是严谨的。据说当祷告达到有一种内心感觉的和谐在支持着一个人的时候，神的召唤就下达了。讲解圣经，唱神圣的赞美诗，举行圣事，举办圣餐，对上帝忏悔自己的全部罪过以求赦免等等，一应俱全。作者把基督教的这一套做法搬到他的理想国，实际上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直到作者参观完毕，要离开该岛返回时，基督城的总理还祝他在上帝的指引下平安地回去，以后尽可能带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到这个理想国来。本书的这个特色使它在空想社会主义作品中显出很大的局限性。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一点而贬低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须知，从古罗马，尤其是从中世纪以来，整个欧洲一直是在基督教神学统治之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任何有影响的思想家，无不在基督教的支配之下，顶多只能以宗教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号召群众、影响群众，任何非基督教、反基督教的人物都难以出现，即使能够出现，在群众中也没有多大影响。像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闵采尔就是提出“千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理想国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充满着基督教色彩的作品。乌托邦人大多数本来是相信一个称为“密特拉”的神（即古代太阳神)，还有信月神或游星的，可是听见拜访者说到基督教教义和奇迹后，“居然接受基督教了，接受得那么容易，那么甘心，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也许由于上帝潜移默化的灵感，也许由于基督教是最近乎在他们中间普遍被接受的教义” [34] 。不过莫尔主张教会实行民主制，教士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结婚，这种宗教主张旨在反对当时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和专制统治。《太阳城》更是基督教化的理想国。“太阳”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既是国家最高首脑，又是宗教最高首领，僧侣是神和人之间的联系人。甚至还实行人祭制度，由所谓最圣洁的人献身，替全国人民赎罪，祈求上帝宽恕。“太阳城”里，除祭祀外，祈祷、唱赞美诗、忏悔等等，早已是应有尽有。尤其是康帕内拉花了很多笔墨来写星相家的作用和占星术的灵验。这方面的局限性应该说还大于《基督城》，这并没有降低《太阳城》的历史作用。
四、 宗教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中的这种普遍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基督教色彩，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和探究的老大难问题，即基督教以至其他宗教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的问题。从考察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我认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大体上经历了相容——不相容——相容的正、反、合的演变，认清这种历史辩证法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从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与现代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确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同点。对此，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原始基督教史》一文中作了很精辟的归纳。他说：基督教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的贫困；……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35] 这里概括地指出了古代基督教与现代工人的社会主义有四个共同点：一、共同的阶级基础——被压迫的无权的穷苦阶级；二、共同的社会理想——消灭奴役和贫困；三、共同的遭遇处境——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四、共同的发展前景——在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由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有这四个共同点，所以从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诞生时起，基督教一直就与社会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区别于传统基督教之处在于：一、它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基督教加以改革，进行批判，赋予它以新的内容；二、它不同程度地发挥、发展了传统基督教中关于反对压迫剥削，主张济世救民等理想，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等社会主义主张；三、它摆脱了传统基督教关于来世上天堂的幻想，立足于要在人间建立天堂；四、它摆脱了传统基督教只限于个人修身养性的局限，具体设计并且描绘了未来基督教理想国的模式，并且引导广大基督徒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献身。
自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之后，直到19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之时，三百多年间，所有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带有基督教的色彩。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是神甫。在17世纪，康帕内拉、安德里亚之后，还有温斯坦莱等人，在18世纪，有梅叶、马布利、摩莱里等人。即便是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未能摆脱基督教的羁绊。圣西门虽然向基督教挑战，可是1825年出版的他的最后一部标志着他思想成熟的著作就称为《新基督教》，也就是说他虽然否定了旧的基督教，但是还要“建立一个在道德上大大超过基督教的新信仰体系” [36] ，即他所设想的“新基督教”，用以增进福利、解放工人阶级。傅立叶把人的情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人的情欲是上帝在人身上显示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计划，上帝才是世界的根本推动力，所以在他精心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法朗吉”里还有教堂，还要祈求并赞美上帝。欧文虽然尖锐地批判了宗教，认为宗教、私有制和现有婚姻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祸害，但是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只是主张宗教要宽容，要以一种理性的新宗教来代替旧宗教，他在晚年竟醉心于降神术，更是他的局限性。即使是被恩格斯称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 [37] 的杰出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 [38] 的魏特林，也是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的基督教，自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纯正的基督教”，并且自命为先知。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大多披上基督教的圣衣，然而它在历史上还是起过极大的积极作用，使很多工人受到认识资本主义罪恶，追求美好未来的启蒙教育。
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了基督教，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基督教就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以及各种宗教在好多方面是根本不同的：一、科学社会主义是无神论，宗教是有神论（不论采取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自然神论种种形式)；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宗教是唯心史观；三、科学社会主义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宗教是人们主观寄托的一种信仰；四、科学社会主义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宗教则要求教徒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寻求解脱奴役和贫困；五、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积极的斗争来争取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是人民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宗教强调忍辱负重、顺从驯服，长期以来它被剥削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
社会和思潮的发展是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虽然根本对立，但是在它出现之后并未能根本斩断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当社会主义影响越来越大之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又出现种种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出现的封建僧侣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二种形态。例如，德国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海尔曼·瓦格纳主张依靠政府的所得税收入和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来消灭贫困。这些人也反对资本主义，旨在维护或恢复封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乞求、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39] 这说得何等深刻而形象！当时还出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态，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例如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菲力浦·约·本·毕舍神甫鼓吹天主教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主张由国家拨款援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以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为此他支持法国工人于1840—1848年间主办了《工场》月刊。马克思指出：这是“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 [40] ，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是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索取他们的阵地！” [41] 基督教社会主义这种思潮还弥漫到英、德等国。英国的牧师金斯黎、摩里斯等人于1848年4月11日发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宣言书，并且正式提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名称，随即出版《政治》、《合作》等期刊，举办合作社、工会、劳动大学等。德国的凯特勒、莫方等人于19世纪60—70年代倡导由教徒集资建立合作社，为工人改善劳动条件并提高工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起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缓和劳资矛盾、麻痹工人革命意识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宗教社会主义也更加时兴而且更加扩大了。拉丁美洲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解放神学”、“革命神学”，天主教会中革命派的神甫甚至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并且在革命胜利后的新政府中任职，努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改革，自称也要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前进，这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基督教社会主义。另外，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出现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佛教社会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在第三世界独立国家中出现的种种宗教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在世界社会主义浪潮日益澎湃的形势下，有些人力图把社会主义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这样更易于使社会主义为本民族广大群众所接受，也用以抵消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宗教问题不单是信仰问题，而应该把它看做是历史文化传统问题。几千年来宗教往往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伦理心理以至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不可能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消除宗教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有以上所提到的五个方面理论上的根本区别，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宗教社会主义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两者在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有相容之处。即是说，要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在各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的条件下进行，凡是宗教影响大的民族，如果与宗教对立，社会主义政党势必脱离广大群众，成为孤家寡人的小宗派。从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起回民支队并使其发挥重大作用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克服“左”的干扰，善于团结、联合受宗教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应该看到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广大的宗教徒也是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他们不仅向往消灭压迫和剥削，而且正直善良，洁身自好，急公好义，乐于助人，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与宗教可相容之处，亦即社会主义者与宗教徒建立政治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所以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以及宗教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虽有不相容之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有可相容之处。认清这一点对于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是至为关键的。
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更是可以相容，而且应该相容。有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因而也要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统治工具的宗教。过去凡是急于用行政命令手段或用群众政治运动来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急于用这种手段和运动来消灭宗教，甚至自诩为已经是无神论的国家。实践证明，这种“左”的做法，欲速则不达，不但阻碍了经济生产的发展，破坏了政治上的联盟，而且也挫伤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反而加强了宗教的影响。应该认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宗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宗教往往被剥削阶级用来作为愚弄被剥削阶级的工具，成为思想统治以至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国家甚至明文规定奉某种宗教为国教，因为宗教确实能使广大被剥削阶级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安分守己，乐天知命，远离革命。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宗教主要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意识而存在，主要是个人的信仰问题。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旧的传统的影响还较深，经济生产、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还不发达，官僚主义还较为严重，许多社会问题一时还难以完全合理地解决，所以宗教还有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我们不仅通过法律保障人民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还要看到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可容之处。不要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不得不加以承受的对立物，不要只看到宗教的消极作用，而要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继承历史文化而来的内在物，要千方百计地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包含有消极部分和积极部分，一般说来对待文化遗产是剔除消极部分，激扬积极部分。有的消极部分难以很快剔除，这就要更细致、更深入地从中去挖掘某些积极因素，既尽量限制消极部分的消极作用，又设法使其中某些积极因素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善于在异中求同，努力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这是更加艰巨的任务。
当今，上述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有四个共同之处的观点值得我们重温，通过温故而能知新。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广大普通教徒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有一定的技能并在一定岗位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正直善良、洁身自好等素养，都具有热爱和平、服务人群等社会理想，能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力量。因此，团结广大宗教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并反对极少数人利用宗教进行敌视社会主义、分裂祖国和损害群众利益的活动。
认清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可容性，就可以看出，当今在我国翻译并出版这本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本书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文化教育工作者研究，同时也值得我国广大宗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认真阅读。基督教徒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他们的先哲是怎样为追求人类理想社会而筚路蓝缕，苦心求索；当今他们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发图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尽管有根本区别，然而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1987年2月2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参考资料
[1] 正面乌托邦三部曲是相对于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而言。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指奥威尔的《1984年》、赫胥黎的《新奇的世界》和扎米亚金的《我们》。前者是向往美好未来的颂歌，后者是丑化人类前景的哀鸣。
[2] 这个英译本是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分社于1916年6月在纽约出版的。英译本的译者是费里克斯·埃米尔·赫尔德（Felix Emil Held)，据英译本后面简介，英译者于1880年8月3日生于堪萨斯州海斯要塞。1902年于该州安波里亚学院获学士学位，后任中学校长，1906年在安波里亚学院任系主任和教务长，1908年获伯克利大学硕士，1911—1914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讲授德语。此书是他在伊大任教时翻译出版的。这个译本以及对该书的评论使他获得博士学位。
[3] “汉萨”（Hanse)在德文中意为集团、行会、公所或会馆，“汉萨同盟”一词出现在1344年的文件中。
[4]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6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391、395页。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6—407页。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6—40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6—40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45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45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16] 这里所写有关安德里亚生平材料，采自《基督城》一书英译本所附作者传记和《新沙夫—赫查宗教百科知识》（1908年英文版)和《科学家传记辞书》（1970年英文版)所载“安德里亚”条目。
[17]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古罗马历史学家。
[18] 约瑟法斯（37？—95)，犹太历史学家。
[19] 伊斯拉莫斯（1466—1536)荷兰学者，文艺复兴领导人之一。
[20] 塞巴斯廷·曼斯特（1489—1552)，德国数学家、制图师，1544年他绘制的《宇宙志》是欧洲的著名作品，在德国印刷过大约40版，安德里亚从中获益甚大。
[21] 刻卜勒（1571—1630)，德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曾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
[22] 这一年他与阿尼斯·伊丽莎白·葛鲁林结婚。他们总共生有九个子女。
[23] 《基督城》前言，英文本第141页。
[24] 《基督城》第16章，英文本第160页。
[25] 《基督城》第15章，英文本第160页。
[26] 《基督城》第20章，英文本第165页。
[27] 《基督城》第21章，英文本第167页。
[28] 《基督城》第71章，英文本第233页。
[29] 《基督城》第5章，英文本第155页。
[30] 《基督城》，第13章，第158页。
[31] 《基督城》第11章，英文本第154页。
[32] 《基督城》第51章，英文本第206页。
[33] 《基督城》第52章，英文本第207页。
[34] 《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36] 《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3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9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9页。
附录《恩格斯晚年对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比较》
2021-11-29潘翠兰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订阅 2021年3期收藏
梁 惟,潘翠兰
(1.广西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 530006)
恩格斯(1820—1895年)在晚年对早期基督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为此写了三篇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启示录》(1883年)以及《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通过这三篇著作，恩格斯完成了对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比较研究，也完成了在其逝世之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结与反思，为人类社会的解放做出最后的贡献。今天我们对恩格斯这一研究成果进行重新梳理深有启迪意义。
一、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共同点
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1]475究竟两者之间存在的这些共同点值得我们注意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下面这句话中找出来——“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要把它们和现在的教区相比；它们更像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2]10这是厄内斯特·勒南在《基督教起源史》中的一句话，恩格斯在《启示录》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都把它引述过来，并且在文中肯定勒南“说得好”“是对的”，并由此对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值得注意的共同点”进行探究。经过研究，他认为两者存在如下的共同点：
首先，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都是被压迫者的运动，都受到迫害和排挤。恩格斯认为，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来自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因此最初的基督教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遭受着罗马当局高压统治和残酷剥削。“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3]598，这就是当时基督徒的悲惨处境。他们想找到逃离被奴役、受压迫这一窘境的出路，然而在“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面前，进行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望的——斯巴达克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些没有任何出路的可怜的人们既然在物质方面的追求已深陷于绝望的境地，他们只好在精神上寻求得到安慰，以此来摆脱这个彻底绝望的境地。他们最终找寻到的这个安慰就是所谓的来世。基督教宣称，在现世中受尽苦难的人们将会得到拯救，因而在死后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幸福的天堂，从此将永远不会再有痛苦与磨难。于是，通过基督教，苦难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他们的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因而他们在现世生活中的苦痛得到些许的消解。然而，罗马统治当局却认定基督教将会给其统治带来威胁，于是就把早期的基督教信从者当作“人类的敌人”而先后进行了十次大迫害，对其进行残忍的镇压和血腥的屠杀。
社会主义运动也同样是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的运动，这一点与早期基督教没有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无非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工人们遭受到一种“异己的”且“无法驾驭的”的力量所驱使而不得不屈从于奴隶般分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自身具有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他们为了生存，只能接受资本家的剥削，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资本家凭借对工人的剥削，过着不劳而获的、糜烂的生活，工人们却在为最起码的生计而苦苦挣扎。工人们处境悲惨，然而他们想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加以企图实现，就会成为罪行”[4]103。19世纪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被执政当局认定为“国家、宗教及社会秩序的破坏者”[1]475而严加镇压，在这一点上，早期基督徒与社会主义者十分相似。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教皇、梅特涅、沙皇等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对“共产主义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中，恩格斯再次强调这一观点。他指出，“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以及“旧世界的一切势力”都在争相用暴力手段迫害“国际”。由此看来，在遭受来自当权者的迫害上，社会主义运动丝毫不亚于早期基督教。
其次，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都同样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早期基督教教徒、信众的成分十分复杂，各种“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了早期的基督教。恩格斯认为：“旧世界解体的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1]480早期基督教的情况与社会主义运动十分相似，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各国工人党里面都无一例外地钻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分子”，诸如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等。他们的成分非常复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官方世界中已经没有了指望或者是已经走完了鸿运。
恩格斯认为，正是因为成分复杂，所以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存在众多的派系争斗。这也是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特征。在运动的初期，无论是基督教教徒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既要与“极其强大的尘世做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做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1]487-488恩格斯认为甚至他们彼此之间的内部宗派斗争的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众所周知，基督教本身也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而早期基督教内部又分裂为无数的宗派。最初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撒旦一会派”“信奉伪先知巴兰派”“以弗所假使徒派”以及“信奉伪女先知耶洗别派”。恩格斯认为，这五个宗派曾在基督教内部进行“势不两立”的相互激烈抨击——就如同抨击“罪恶的外部世界”一样。与早期基督教同样，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其内部也存在众多的派别，派别与派别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在法国就有带着不同色彩的共产主义派别，比如魏特林派、蒲鲁东主义派、布朗基主义派等；在德国有工人党；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则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等派别。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种种派别与重重矛盾，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共产国际建立之后经过长期努力才逐渐得到改变。恩格斯指出，当年共产国际为了划清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的界限、为了消弥共产主义各派别之间的矛盾竟然“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1]488。为什么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两者在早期都存在较多的派系斗争呢？恩格斯对此也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因为两者都是属于人民群众的运动，所以在运动之初都难免会出现思想混乱、目标不明、行动混乱等情况，因而必然导致不同的派系以及派别斗争。
最后，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1]475。在基督教中，历经恐怖统治之后，神终将降临人间，受尽苦难的人们将得到拯救，并因此而迎来一个公正、和谐、富足的“千年王国”。在这个千年王国里，将不存在奴役与邪恶，魔鬼将被捆绑并投进无底坑一千年，一千年之后魔鬼又被释放，并迎来最后的大决战，魔鬼将最终被战胜，与此同时，一切道德败坏的人、杀人犯等邪恶人物都被扔进“烧着火与硫磺的湖”，一切死去的人将苏醒过来并获得永生，人人将永远过上祥和安乐的生活。与早期基督教同样，社会主义者宣传和追求的也是一种没有奴役、没有贫困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财产公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与压迫。在这个未来的理想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度丰富，人们能够各取所需，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认为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还存在许多其他相似之处。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两者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1]475。基督教是在经过300年的抗争之后，终于胜利地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最终统治了欧洲。相似地，社会主义运动经过60多年的斗争，已取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此外，恩格斯认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还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群众自己所创立的；两者都不是外界强加进来的，它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
二、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区别
虽然恩格斯肯定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存在众多相似之处，但他同时也指出两者存在巨大的区别。
首先，两者“得救”的时世不同。恩格斯认为，虽然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宣传人们“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1]475，但基督教所宣传的得救是在死后的“来世”和“天国”，也就是所谓的“灵魂得救”。在基督教的宣教里，“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1]492，贫苦的人们虽然在现世遭受了种种苦难与不幸，但在死后将会进入天堂，从而尽享荣华富贵；而在现世中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者、横行霸道者，将来死后就会遭受到惩罚，并因此而进入地狱受尽折磨，从而为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赎罪。于是，在基督教中，“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天堂的出路找到了”[1]492，但是这条出路不是在现世，而是在来世。可见，基督教里所讲的人的“得救”是指在人死后的虚无的来世，并不是在人活着的现世。
与基督教相反，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得救”不是在死后所谓的来世，而是在活着的现世。事实正是如此，立足于现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社会，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发表于1516年的《乌托邦》是公认的空想社会主义奠基之作。他在书中批判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痛斥当时英国进行的“圈地运动”是一个“羊吃人”的运动。他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乌托邦”，在这个理想社会中，社会生产力十分发达，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后来空想社会主义者最著名的代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也同样对资本主义的不公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都希望建立“人人平等，共同劳动，个个幸福”的公有制新社会。欧文甚至倾其所有在美国买下大片土地，并用之于新社会的实验：他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平等、民主管理。在这样的公社中，奴役、压迫与剥削的现象是没有的。其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所奋斗的“现代社会主义”——致力于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3的自由人联合体。显而易见，社会主义运动立足于现世，并致力于改造现世，社会主义运动与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基督教具有明显的区别。
其次，两者获胜的路径不同。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开始传播，其间受到了罗马当局的镇压，直到公元392年才得到罗马帝国的认可，被宣布为国教，从而迈向了胜利之门，并最终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建立了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庞大而权倾天下的“上帝之国”。究竟基督教是如何走过这段艰苦岁月的呢？这个问题可以在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里找到答案。他在此文中鲜明地指出，早期的基督教是一个“畏缩胆怯”“阿谀奉承”的组织，早期基督徒“曾经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脚踢，并且的确通过摇尾乞怜在三百年后使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5]519。由此可见，基督教的胜利是无数教徒“心情感激”地接受罗马当局的屠杀而换来的，显然基督教这一取得胜利的方式是很不值得炫耀的。
通往胜利之路不同，这是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区别。恩格斯指出，早期基督教是通过“摇尾乞怜”的方式获得最终胜利的，这一获胜方式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仿效的。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痛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与不合理，组织暴力革命是常见的事情。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就是一个终生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人，为了实现建立一个人人劳动、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的“太阳城”，他坚持组织起义以反抗当局的暴政，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闵采尔同样也是一个战斗至死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他始终坚信“千年天国”不能靠等待，只有通过暴力斗争才能实现。1848年法国的“六月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4]101。1871年法国工人阶级更是通过暴力革命成立了巴黎公社。以上事实足以说明，社会主义是革命斗争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与“摇尾乞怜”的早期基督教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最后，社会主义的平等区别于基督教的平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6]109基督教里所讲的平等，也就是“原罪平等”，也就是说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具有原罪，都是罪人。“原罪平等”无疑是一种虚幻的平等，它对人们来说不仅没有任何实在意义，相反它是一条套在人们项上的枷锁——人们要用一生来赎自己子虚乌有的原罪。社会主义当然也强调平等，而且也必须高扬平等，因为自由与平等是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追求。但是与基督教虚幻的“原罪平等”不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平等是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人人劳动、人人共享劳动果实的平等，是一种人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平等。这些都是现实的和实实在在的平等，是与基督教所谓的“原罪平等”有本质区别的。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早期基督教虽然与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两者在世界观上是完全对立的。无论如何，“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7]583——这是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里的一个重要结论。
三、启示
恩格斯晚年深入钻研早期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他不是为研究基督教而研究基督教，他研究基督教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在有生之年，他希望能透过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异同，总结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最终为社会主义运动、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方向。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恩格斯专门为研究早期基督教而写的三篇著作中，一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前的一年撰写的，一篇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当年所写，还有一篇为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所写。也许是因为马克思晚年身体不好，已无时间与精力去完成总结反思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研究任务，所以，这一研究任务最终由恩格斯来承担，但马克思与恩格斯显然在相关问题上是有过研讨的，两人在对待早期基督教的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透过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上的一些论述，我们就可以明显地察觉出他与恩格斯在早期基督教问题上观点的一致性。马克思在该文中认为：“各国政府对国际的迫害，酷似古代罗马对原始基督徒的迫害……古代罗马的迫害未能挽救帝国，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的制度。”[3]618显然而易见，马克思这一论述与后来恩格斯关于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关系上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这一论述也指明了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比较的大致轮廓——两者都受到统治当局的迫害、两者都会最终走向胜利。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相信，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相关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研究的结果。
无产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这是恩格斯对比研究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早期基督徒们历经三百多年“心怀感激”地“接受任何拳打脚踢”后，终于得到罗马帝国的承认，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恩格斯认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都是被压迫者的运动，都遭到了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但是胜利最终都必属于被压迫者，由此而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不过在恩格斯看来，虽然社会主义运动与基督教都是被压迫者的运动，虽然两者最终都是获得胜利的，但是基督教那种“摇尾乞怜”的取胜方式“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不会效仿的！”[5]519无产阶级绝不能像基督徒那样放弃斗争而“从事祈祷和期待”。因为虽然基督教最后被宣布为国教，但代价是300多年漫长的“摇尾乞怜”以及无数信徒的宝贵生命，这种获取胜利的方式显然不是无产阶级应该选择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这一获胜方式在欲壑难填且武装到牙齿的现代资产阶级暴力强权面前是绝无重演可能的。那么，无产阶级获取胜利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4]103，这就是真理，是六月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出来的一条真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政权，才能实现解放自己以及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辈子都强调的观点，也是恩格斯在对比研究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后总结得出的重要结论。针对以巴枯宁为首的一派人提出的主张——“应当放弃斗争，而从事祈祷和期待”，[5]520恩格斯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中做出针对性的回应：共产国际绝不能仿效“阿谀奉承”“摇尾乞怜”的早期基督教。由此可以看出，伯恩施坦、谢韬等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恩格斯在晚年已把马克思的革命路线修正为“合法斗争”与“和平过渡”是没有根据的。总之，我们从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与马克思的一贯主张：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值得重视的共同点，这是恩格斯对比研究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结论，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重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呢？首先，我们应该正视基督教的复杂性。恩格斯曾说过：“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 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3]592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并统治了文明人类那么久是有其复杂原因的，它所起到的作用同样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把基督教仅仅简单地认作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或者仅仅把它简单地理解为统治阶级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认识对解答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没有多少帮助的。其次，我们应该直面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曾经有过的渊源，而不应该否认这种渊源的存在。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都是被压迫者自己的运动，都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都体现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社会的追求。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共同点”，也注定了两者之间的渊源。于是就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很多主张与基督教教义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现象，19世纪时代的法国一些共产主义者甚至还认定“基督就是共产主义”，而且竭力用《圣经》和早期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个论断。由此可见，虽然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否认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曾经有过的渊源，或者把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区别绝对化，乃至采取暴力取缔宗教，这些做法都是不科学的，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来说也都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哈佛大学批判宗教研究中心Golgstein 教授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想重新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科学，就必须批判其自身的神学残留物，而不是否认它的存在”[8]。
总而言之，恩格斯通过对比研究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异同，汲取了早期基督教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完成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结与反思，从而为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发展的道路。
附录现实中的新西兰基督城
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华人简称为基督城，新西兰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奥克兰，是新西兰的“花园之城”，也是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
位于南岛东部的坎特伯雷平原，东有太平洋及雅芳河和希斯寇特河的河口，南有海港山的火山岩坡，北有怀马卡里里河，面积1426平方公里。因为当地为数众多的公园及私人花园，加之家家户户都有栽种树木，使克市享有“花园之城”美誉。
该市为新西兰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羊毛、牛羊肉及农产品集散地。坎特伯雷平原是新最大的平原。
位于该市东南方约7公里的利特尔顿为天然深水良港，是新重要港口，年吞吐量居全国第三。克市国际机场是新第二大机场，距市中心仅十公里，可起降各种大型飞机。
克市设有多所大学，具有一流的研发基础。坎特伯雷大学历史悠久，工程和商学等学科力量较强，林肯大学是全国著名的农牧研究中心。此外，由于克市距南极位置较近，被称为“南极门户”。新政府在克市国际机场设立“国际南极中心”。
西元2019年，这座城市因为一起枪击案上了国际新闻头条。
这是布兰顿·塔兰特在他的直播视频中，持枪进入穆斯林朝拜场所时的第一句话：
“Let’s get this party started.”
塔兰特的武器上写满了宗教人物名字，因此，警方猜测凶手可能是一名极端仇视穆斯林的人。
而塔兰特在发动袭击前发布了一份长达74页的极端主义宣言，在宣言中，他将自己描述成法西斯主义者，白人至上，反移民，甚至他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而不是澳大利亚人。
塔兰特在宣言中反复说，他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决定采取立场，以确保我们人民的未来”，他在宣言中完全使用了受害者的口吻，称大规模移民是“针对白人的屠杀……是道德、文化、种族层面的彻底取代。”
而且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似乎只是他的临时起意：“我只是来新西兰短住，同时进行计划，接受训练”，但随后决定在当地开展袭击，谈到为什么要发动袭击，他认为这是“为了报复外国侵略者造成的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他的许多推特内容都是在转发和移民相关的负面新闻。他的个人社交账号充满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内容。
在5月3日，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证实，一名在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中受重伤的土耳其男子当天凌晨在医院死亡，该枪击案遇难人数升至51人。
阿德恩称，这名男子是枪击案发生后在医院死亡的第二名受害者，目前还有9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事件共有51人死亡，50人受伤。
评新西兰大屠杀：鸡督徒和穆死林的狗咬狗（上）
2019年3月15日的中午，看到了新西兰基督城刚刚发生的清真寺大屠杀，马上睡意全无，兴奋起来，然后整个下午和晚上连课也不好好上了，一直都在网上看最新的报道和消息。事件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就是几个白人极端主义者对西方文明世界的低生育率和穆斯林的子宫入侵感到恐慌，便实行了这次对穆斯林移民的大屠杀，还发表了长达70多页的Great Replacement来宣言其政治主张，这份宣言里不仅仅仰慕川普的白人至上主义，还提到其政治理念和目前的中国政府是一致的，中国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这次屠杀事件中，前两天埃塞俄比亚波音737-MAX失事时中国第一时间停飞所有波音737-MAX攒下来的credit可能因为这次躺枪又要丢光了。
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全球震惊，中国貌似没什么反应，但是欧洲国家马上开始绷紧了神经，不仅仅伦敦市长找了几个宗教界的人士出面阐明立场，法国和德国貌似还进入了紧急状态。一个远在世界尽头的小城市发生的屠杀让多半个地球兴奋起来，主要还是因为从比较短的历史维度来看，这次事件是非常特别的。最近几十年，世界上针对平民的屠杀事件并不鲜见，中东、印巴，隔几天就是一次几十、上百人死亡的爆炸事件，甚至欧洲和美国这种事情也不少见，大家都司空见惯了，这些事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多数的屠杀后面都有极端穆斯林的影子，因为极端穆斯林在全球作恶，导致现在穆斯林的名声都很臭，也刺激了全球很多国家右翼政治思潮的恢复，美国更是直接选出了一个右翼总统川普，他毫不忌讳地说穆斯林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并且严格限制穆斯林的移民。在欧洲，英国的脱欧也和大量从欧洲过来的穆斯林移民有关，君不见现在连伦敦市长都是穆斯林来当了。至于老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荷比卢，早就穆斯林泛滥成灾，没法挽救了。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总能看到穆斯林在这些国家闹事、杀人，强迫当地人接受伊斯兰教法，当地人一直都有怨言，但是很少采取穆斯林那样极端的方式。但是那些西方老百姓也不是吃素的，穆斯林和左棍政客的倒行逆施导致西方也慢慢地滋生了仇视新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的民间情绪，这次新西兰的屠杀就是这些年来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底层的白人对由左棍们掌控的政府和嚣张跋扈的穆斯林移民的不满的第一次集中和极端的宣泄，所以还是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仅仅是第一次宣泄，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以后这种事情会慢慢多起来，即不再只是穆斯林杀当地人了，当地人也开始杀穆斯林了，以后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精彩”。
我为什么不说穆斯林杀白人，或者白人杀穆斯林呢，因为不管穆斯林还是欧洲的当地人，其实都是白人，而且在血统上还算是近亲，都是几万年前从高加索一代发源的雅利安人的后代。只不过这两拨白人因为宗教信仰，进化成了两个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从长期的历史维度来看，这两个文明天生就是世仇，基督教诞生地比较早，伊斯兰教诞生晚了几百年，但是从伊斯兰教诞生开始，两教就开始厮杀，一直斗了上千年，直到一战之后西方世界肢解了伊斯兰教最大的一个Flag奥斯曼帝国，千年的厮杀才算以基督教文明的大胜划了一个休止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厮杀就结束了，自从二战以后，由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普遍盛行自由主义，导致左棍政府长期执政，推行多样化、保护少数族裔和伪女权、大批引进移民等倒行逆施的政策，穆斯林斗因祸得福，得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进入基督教世界，并且利用其子宫优势，不断攻城略地，千年来穆斯林世界用武力做不到的事情，竟然被20世纪之后的穆斯林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史诗级的历史讽刺，历代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在坟墓里也要笑醒。
所以我才在题目中说，这次事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狗咬狗，首先不并不同情这些被屠杀的穆斯林，因为我也仇视穆斯林（当然是出于另外的原因），但是我也并不同情那几个屠杀者，因为他们是代表基督教世界的极端主义者，我站在华夏人的立场上，乐见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砍，两种互相削弱，对华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从某种角度来说，两者之间的互相屠杀，算的上是雅利安人之间的内斗，就是狗咬狗，但是终究互相咬的双方都是狗，不是人，其实说他们是狗，都抬举他们了，即便把基督徒和穆斯林说成是恶魔，都一点都不过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雅利安人的宗教说起了。世界的文明，基本起源于两拨人，一拨是雅利安人，一拨是华夏人。雅利安人地缘优势比较好，起源于亚欧大陆腹地的高加索地区，所以能够向四处蔓延和迁徙，而且雅利安人是一个宗教人种，目前世界大宗教，都是雅利安人创立的，历史记载中最早的成系统和规模的宗教就是波斯帝国的拜火教，而有一支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创立的婆罗门教和拜火教其实是同源的，拜火教的经典《阿维斯陀》（Avesta）和婆罗门教的经典《吠陀》（Veda）其实就是源于一部经典。后来的佛教又脱胎于婆罗门教，传到了东亚，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日本人信仰的东西，也都是雅利安的思想。这是雅利安宗教的东支，教义本身比较注重内省和容忍，没有什么暴力的基因，在传播的过程中还算平和，尤其当中国人把佛教本土化之后，基本就和暴力绝缘了。
但是雅利安宗教的西支就不是这样了，西支的主要成员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三大宗教，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三大宗教都是近亲，都承认自己是亚伯拉罕（即伊斯兰教里的易卜拉欣）的后裔，经典也是互相抄袭，基督教抄的犹太教，伊斯兰教抄的基督教，三者除了都是一神教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仇视异教徒，以向外传播本教、屠杀异教徒为最神圣的使命。因为教义本身就非常极端，所以三大亚伯拉罕宗教，除了犹太教比较挫之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伊两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最初发源的中东沙漠那一小块地方蔓延了如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它们能有如此的生命力，一个原因是重信仰，轻血缘，就是只要你信了我们教，不管你是哪个族的人，都算是自己的兄弟，这样就有助于打破部落和族群的限制，迅速传播本教。尤其是一些本来就没有信仰的原始部落，很容易就会被发展成信徒，比如突厥人就选择了伊斯兰教，斯拉夫人就选择了基督教。这种传播理念和华夏的理念也是类似的，华夏人自古也是重文化认同，轻血缘认同，儒家名言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认同华夏的文化，就当你是华夏人看，后来中国文明在东亚大陆的传播，也都遵循这一理念，中原王朝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在本地推行儒家教化，逐渐把当地人同化成了汉人。而犹太教为什么传播范围狭窄，就是因为犹太教是个基于血统和民族的宗教，它不接受非犹太人信犹太教，所以导致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个犹太人的宗教。
但是为什么同样是几千年，华夏文明只是局限于东亚大陆，而亚伯拉罕文明则能传播到除了东亚之外的全球各地呢，原因就在于华夏文明缺少了亚伯拉罕文明的另一个绝招：杀。华夏是世俗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宗教文明，两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更加狂热，在狂热推动之下就是暴力。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豪斯说过一句名言：“人们做的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都是以某种信仰的名义干的”（见《形而上学的国家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扩张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两家发源于同一个地方，自然一开始就干架，干架之余，就开始扩张，基督教在西，东边是伊斯兰教，过不去，就往西发展，伊斯兰教在东，就往东发展，一开始伊斯兰教占上风，把西班牙都占了，最北打到了维也纳，而再往东，一直扩张到了东南亚和中国的新疆。伊斯兰教的扩张以强迫当地人信教为主要的动力，除了屠杀，还实行臭名昭著的人头税，即凡是不信仰伊斯兰教者，都征收高昂的人头税，这样慢慢地几代之后被征服地的人便全都是穆斯林了。基督教的扩张相对伊斯兰教是有过之无不及，，最早的时候，基督徒就毁灭了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中世纪到近代，基督教远比伊斯兰教更野蛮和暴力，虽然一开始被伊斯兰教逼在欧洲苦寒之地，但是后来走了狗屎运发现了美洲，便开始在美洲大肆扩张，欧洲人对美洲比瘟疫都恐怖，90%的印第安人都被基督徒杀光，可以说基督教对美洲（以及后来的大洋洲，即刚发生屠杀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土著的种族灭绝，在有书面记载的人类历史上，都是无出其二的。
明白了这些历史背景，再看看昨天发生的屠杀，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了，如果连死40人都大惊小怪的话，那当初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杀光的至少上亿的土著找谁说理去呢？而且极为讽刺的是，那几个屠杀者宣扬仇视移民，但是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本身也是移民，当初欧洲基督徒占领新西兰，双手都沾满了当地土著的鲜血。所以说，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千年大乱斗的一个当代的延续而已，我们这些外人只要看笑话就行了。
这个乱斗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稍微平息了一些，一个原因是伊斯兰世界在和现代开挂了的基督教文明的斗争中全面落败，已经丧失了武力对抗基督教文明的可能性。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兴起，西方世界的首要大敌变成了俄国人，穆斯林的威胁慢慢被忽略了。为了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西方世界炮制出了偏左的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把共产主义的一些理念套到资本主义的框架里面，这样就能防止西方世界共产主义得势。但是，到了后来自由主义越走越偏，苏联都解体了，都没有停下其变异的步伐。由于二战以后承平日久，社会阶层开始固化，基督教世界生育率普遍下降，但是因为模仿苏联的福利政策需要源源不断的税收来源，所以西方国家开始大量引进移民补充劳动力和税收，和他们人种相近的穆斯林成为了最大的引进对象。可能是西方世界在武力大胜伊斯兰世界之后，觉得穆斯林不再构成威胁了，所以引进穆斯林的时候毫无顾忌，并且非常自信基督教文明会同化新来的穆斯林，但是引进了几十年后才发现，这些左B政客们想地太天真了，这些新引进的穆斯林非但没有被西方文明同化，反而固守其伊斯兰传统，甚至强迫当地实行伊斯兰教法。并且通过其超高的生育率，使穆斯林人口呈指数级增长。这时候，西方的民主制就开始发挥其反作用了，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政客们不敢得罪这些票源，只能进一步满足穆斯林的要求，甚至直接把一些穆斯林政客（比如伦敦市的市长，还有最近美国民主党推出的两个穆斯林女议员Ilhan Omar员和Rashida Tlaib）推到了前台，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穆斯林在欧美的扩张。西方的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灵了（所以屠杀者在其宣言里面赞美中国的制度，就是因为其对西方的制度已经失望了），反倒成为了穆斯林进行和平扩张的有力武器，让那些基督徒有苦难言。可以说，西方国家这几十年来是作茧自缚，自己炮制了所谓的多样化、少数群体权利等概念，帮助穆斯林实现了千年来他们祖先梦寐以求都实现不了的梦想，西方国家的左B政客真的是崽卖爷田，一点都不心疼。上世界有个日本人福山曾经下过一个极端幼稚的论断“历史的终结”，意思就是西方的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文明至善至美的程度，历史应该到此为止了。我一直觉得这个福山应该是日本人放到西方的文化间谍，和鼓吹中国奔溃的章家敦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通过肉麻地赞美西方文明，麻痹西方的政客，让其沉浸在幻觉中不能自拔，等到穆斯林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进西方世界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现在西方世界掌权的基本还是那些左棍政客们，美国即便特朗普当上了总统，还是因为民主党操控的众议院擎肘而寸步难行，连个边境墙到建不起来。但是底层的老百姓是忍无可忍了，这次新西兰的事件只能说是多年民怨的第一次爆发，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说了这么多，应该明白为什么我要说这次屠杀事件就是狗咬狗了，因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就是两条恶狗，而且还是一母同胞的两条狗，这两条狗一直都相互咬，都咬了一千多年了，最近几十年消停了一阵子，现在又开始互相咬了。两者都是十恶不赦的恶魔，双手都沾满了千百万土著人的鲜血，两个没有谁是弱者，不管谁被屠，都不值得同情，也千万不能同情。穆斯林诚然是世界文明的公敌，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基督徒难道就是好人吗，虽然基督徒的一支创造了现代文明，但是这并不能勾销其在原始扩张时期对各地土著进行种族灭绝的原罪。
评新西兰大屠杀：鸡督徒和穆死林的狗咬狗（下）
后半部分讲讲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狗咬狗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开始前我先吐槽一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自恨党和牧羊犬。自恨党的代表就是鲁迅，以抹黑和批判汉人“劣根性”为毕生使命，但是鲁迅所说的那些汉人的缺点，并不是汉人独有，比如内斗，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内斗？要说内斗，汉人远远不如西方的白人，如前半部分说的那些亚伯拉罕后裔。汉人至少把中国统一了，但是现在的欧洲、中东小国林立，难道是没有人想统一吗，非也，而是内斗太厉害，根本没法统一。我以前也是受官方教育的误导，觉得鲁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现在我觉得鲁迅这种人非蠢即坏，就是他，还有钱玄同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将中文罗马化，说汉字一天不废，中国一天不强大。今天看来，这些人都是妥妥的汉奸、牧羊犬，所以我强烈支持把鲁迅文字从课本中全部删除。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在和西方的武力对抗中全面落败，导致其脊梁骨也折了，思想发生了严重扭曲，少数几个三观还比较清醒的人比如钱穆、冯友兰也不被人待见，但是我相信这些人的思想以后一定会被发扬光大的。
言归正传，中国虽然和那两拨亚伯拉罕后代没有亲属关系，但是从唐朝开始，中国也饱受穆斯林扩张之苦。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的一两百年，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都势如破竹，往西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几乎灭亡了“基督教之钉”拜占庭帝国（后来还是被穆斯林化的突厥帝国奥斯曼灭了），往东则成功灭亡波斯帝国，占领中亚，那个时候的唐朝恰逢安史之乱，从西域退出，穆斯林趁机渗透到了西域，虽然吐蕃和穆斯林干了一阵子，但是不久吐蕃也奔溃了，从而导致西域穆斯林化不可逆转，西域原先盛行的佛教被屠灭殆尽，到了明清，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一度占据西域的主导权，但是由于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用兵百年，不仅仅灭亡了准噶尔，乾隆还让兆惠杀光了准噶尔部蒙古人，导致穆斯林人口重新占据优势，到清末穆斯林已经扩张到了陕西和甘肃，并且很多汉人成了穆斯林，即所谓的回族。
华夏自古有句真理叫做“国有难，回必乱”，穆斯林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扮演过任何正面角色，反而多是乘火打劫、背信弃义，这是由其宗教教义决定的，穆斯林不管到哪里，从来不考虑融入当地的文化，而是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当地建立穆斯林国，扩张伊斯兰教。黄巢之乱时，广州的穆斯林就蠢蠢欲动，谋求独立建国，只不过被黄巢及时屠光，才没能得逞。后来南宋末年，世受宋朝皇恩的泉州穆斯林世家蒲家背信弃义，投降蒙古人，杀光了泉州城的宋朝宗室，间接导致南宋的败亡。咸丰和同治年间，由于爆发太平天国战乱，陕甘和新疆的穆斯林趁机纷纷起事，新疆发生了阿古柏之乱，陕甘则发生了导致近一千万汉人被种族屠杀的陕甘回乱，陕甘回乱的回族头目白彦虎甚至打算焚烧黄帝陵。与此同时，云南的穆斯林也发生叛乱，还勾结英国，妄图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虽然这些回乱最后都被镇压，但是被穆斯林有计划屠杀的一千万汉人却在地底成了冤鬼，后来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一段历史已经被政客强行从历史书上抹去，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这段汉人比抗日战争都残酷的痛史。所以我为什么称穆斯林是和基督徒一样的恶魔，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活生生的历史证明，这些亚伯拉罕宗教的信徒是不可能和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和平共处的，他们不可能认同其他的文明，因为他们的教义本身就是暴力主导的，只要一个人变成了穆斯林，那么他天然就成了一个潜在的屠夫，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所谓的“温和的穆斯林”的，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的穆斯林。而且穆斯林的繁殖能力很强，在清末回乱时，穆斯林也被汉人军队屠杀了很多，以至陕西和云南的穆斯林人口极少，但是到了如今，由于错误的民族政策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他们的人口又开始飞速增长，然后穆斯林就开始闹事，比如新疆前几年的七五事件，云南的沙甸事件，宁夏甚至开始推行阿拉伯语。这几年陈全国在新疆办学习营，虽然能够短期平息穆斯林的暴力，但是长期来看并没有什么卵用，反倒是浪费了大量的政府财力，现在新疆的财政已经接近奔溃了。
同理，新西兰的那几个白人极端主义者杀40个穆斯林也没用，因为人家马上给你再生出400个、4000个、甚至40000个小穆斯林出来。可以说，穆斯林比蟑螂都难以杀尽，而且极端狂热，只要人口达到一定比例（比如5%），就必定开始闹事，要独立，强迫其他人接受伊斯兰教法。治理穆斯林问题，需要真正有针对性的官方政策和严格的执行力。比如可以在官方推行伊斯兰教宗教改革，我要是陈全国，不会花钱办那些训练营，而会寻求内部突破，扶植内部不同的教派，一个是可以促使伊斯兰教分裂，相互内耗，一个是可以促进伊斯兰教义非极端化。另一方面可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对穆斯林征收人头税，只要信伊斯兰教，就要交税，人都是经济动物，当初穆斯林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让许多地方的人穆斯林化，那么同样的方法也能够促进非穆斯林化。第三个方法就是对穆斯林进行计划生育，毕竟汉人被计划生育了几十年了，这些穆斯林也该被一视同仁，同样计划生育一下了。最后一个方法那就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屠杀，但是只能等穆斯林起来叛乱的时候才能用，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办法其实是最有效的办法。其实清末经过左宗棠湘军的屠杀，中国的穆斯林本来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不是49年之后错误的民族政策，现在中国不会有这么严重的穆斯林问题。
只要三观稍微正常点的人，都应该对穆斯林问题产生警惕，提前准备计划，该计划生育就计划生育，该杀就杀，可惜中国政府这几年对穆斯林事件的处理让人大跌眼镜，这和长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两少一宽”脱不了干系，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危险，如果哪天出现政治危机，社会动乱，再来一次同治回乱可以说是必然的，只是想想那会可能又要被穆斯林屠杀的千百万汉人，真的感觉非常痛心。
相比穆斯林，华夏和基督教文明虽然接触比较晚，但是基督徒们杀起华人来也不比穆斯林客气。乾隆年间，荷兰人在雅加达屠杀了近万华人，史称红溪惨案；屠杀华人最热心的还算是俄国人，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在外东北制造了导致近万华人被杀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满族统治者昏聩无能，对汉人被屠杀漠不关心，后来的政府也都对这些事情选择性遗忘。但是那些无辜葬送在基督徒屠刀下的华人在地下能够安息吗？所以，华夏应该乐见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乱斗，因为长远来看，这两个宗教文明都是华夏文明的敌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何应对和处理国内蠢蠢欲动的穆斯林群体，利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实现清除国内穆斯林，削弱国外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力量，真的是很考验中国政府领导人政治智慧的。
中国现在和西方国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政府长期被错误的左倾思想主导，西方是自由主义，中国则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两者大同小异，都是打压主体民族，扶植边缘民族，导致穆斯林群体壮大。这里面有一个巨大而且致命的逻辑漏洞，就是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必须依赖于一个假设：主体民族是强大的一方，边缘民族是弱势的一方，所以主体民族有义务让着弱势的一方，甚至牺牲主体民族的利益，让渡给弱势民族（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计划生育，靠强制减少汉族人口，给不计划生育的少数民族腾出生存空间）。但是恰恰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甚至是个谬误。实际上，主体民族不一定是强者，而边缘民族也不一定是弱者，否则明末就不会发生区区10万满族人征服整个中国，屠杀掉数以亿计的汉人的历史性大倒退和大悲剧，也不会在同治年间陕西、甘肃两省占人口比例20%左右的穆斯林两三年之内就几乎屠光两省的汉人（1200万左右）。原因就在于像穆斯林这样的边缘民族从一开始就有异心，再加上极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极端宗教教义，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和杀伤力，反而像汉族这样的主体民族，承平日久，没有危机意识，再加上政府的有意打压，族内犬儒主义盛行，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没有民族意识，缺乏凝聚力，如一盘散沙，面对强悍的穆斯林，只可能像一群绵羊一样被后者屠戮。像穆斯林这样的人群，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其人口一点超过10%，必定伺机伺机动乱，屠杀主体民族，强迫主体民族变成穆斯林。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政客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已经有人意识到了，但是还是占少数，大多数政客还沉浸在“多样化”的幻觉中不能自拔，以后就要看中国和西方到底哪一方有更有效的纠错机制了。
附录《一个18岁的恐怖分子是如何炼成的》
Author: [戴雨潇]
Link: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6721986
日前，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发生枪击案，导致至少10人死亡，其中8人为黑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
我找到了水牛城枪击案凶手发的180页「宣言」，周末趁有空扫了一遍，感觉不少内容还是相当值得探讨的，选择性地分享一部分吧。
首先声明：本人坚决不认同凶手的暴力行为，也坚决不认同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本文仅供大家批判性地认识西方新纳粹主义和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
一、凶手是谁？
佩顿 · 金德伦，2003年出生，现在还不到19岁。他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和父母和两个兄弟生活在纽约州南部，目前已经从中学毕业，正在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姆社区学院就读工程学（跟中东的大部分恐怖分子专业一样）。他承认自己是这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唯一行凶者。
他相信自己是「白人种族」，在血脉和文化上是「欧洲人」，因为他的父母「来自西北欧和意大利」。他称自己并不是专业的军人，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或战术训练，从未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问题，神志完全正常（这意味着他无法靠装疯逃避法律制裁）。最后还附上了自己的MBTI人格测试结果，显示为INTJ「建筑师」。他认为个人生平和经历并不重要，人们只需要知道他是一个「想要保护和服务自己社区、民族、文化和种族的白人」。
金德伦在宣言中使用了全世界新纳粹通用的「黑太阳」标志（和很多乌克兰士兵一样），他承认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新纳粹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但是他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他不相信基督教、上帝或来世，但是他认同基督教的一些道德价值。他自述12岁的时候非常热衷于某主义，15岁之后开始右转，现在不左不右，更类似于「大众主义/民粹主义者」（populist）。他认为自己绝大多数的政治观点和家人朋友没关系，而是在互联网上「通过阅读各种意识形态来选择最正确的道路」。
二、他为什么杀人
金德伦开篇就提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白人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2.06的替换率（意味着这些国家未来人口将会越来越少）。他附上了维基百科统计的各国生育率，指出「达到替换率的唯一白人国家是阿根廷，为2.247」。
但是生活在「白人国家」的某些少数族裔生育率高、内部团结、有坚实的传统，金德伦把这些人称为「替换者」。「数以百万计的人（通过移民）合法地涌入我们的边界取代未能繁殖、未能创造廉价劳动力、新消费者、新纳税者的白人」。他认为长此以往「欧洲人种」会逐渐被其他种族和文化替换，所以他觉得为了避免「白人的种族灭绝」，自己必须采取行动「确保民族的存续和白人儿童的未来」。
他声称自己并不怨恨生活在「他们自己国家」的黑人，只是不喜欢生活在「白人国家」的黑人。但是他十分痛恨的白人中的「皈依者」（指白左），指责他们「背叛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血脉」。
金德伦决定诉诸暴力，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制度已经不能通过正常手段解决问题了——「民主就是乌合之众的统治，而乌合之众正被我们的敌人控制」。他认为美国的老百姓被「反白人」的宣传机器控制、被白左充分渗透的教育系统控制、被企业和资本支持的政府控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或维持的。统治者只允许人们和平示威，是因为那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这几句似乎是受到了某位导师的启发）
他解释选择水牛城金斯利社区作为袭击的地点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这是在他家附近黑人人口比例最高的社区；二、纽约州有非常严格的控枪法，所以路人持枪的概率比较低，自己行凶的时候基本不会遇到火力的反制。
至于为什么只攻击黑人，不攻击「资本主义政府」。他的回答是「两者都有罪」——政治家、法官、军官和出版商是「硬目标」，普通黑人市民是「软目标」，为了「净化」一个地区，软硬目标都必须被清除，但是事情只能一件一件办，自己现在只有能力攻击「软目标」（说白了就是捡软柿子捏）。
金德伦认为这次袭击不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激励后继者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种族免受「替换者」的伤害。他采取的是「加速主义」策略，尽可能地加剧社会矛盾，让冲突提前爆发。他预料自己制造这起枪击案之后，黑人会发起示威活动报复白人，激化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矛盾，同时政府会推动更严格的控枪法，激化控枪派和拥枪派之间的矛盾。他相信「如果想从根本上彻底改变社会，那么我们需要尽可能地使社会激进化」。
三、他受何人启发
金德伦说自己在2020年5月因新冠隔离陷入了「极度的无聊」，然后开始浏览右翼网络社区 4chan。他起初通过一些帖子和信息图了解到白人的人口问题。直到有一天，他在 4chan 的「政治不正确板块」（/pol/）看到了一张动图，里面是一个人走向一个建筑物，然后在走廊里举枪开始射击。他很快查到这个动图里的人是基督城枪击案的凶手布伦顿 · 哈里森 · 塔兰特。此人在2019年持枪冲入两座清^真-寺射杀了51人，并在脸书上直播了枪击的全过程，他在犯案前在网上发表了「宣言」。
金德伦在网上找到了塔兰特的直播观看，而且阅读了塔兰特的宣言，对大部分的内容表示赞同，「深受启发」。金德伦直言不讳，正是塔兰特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激进化。他写道：「布伦顿让我开始对『白人土地』上的移民和外国人的问题进行真正的研究，如果没有他的直播，我可能不知道西方面临的真正问题。」
四、对黑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东亚人的看法
金德伦认为黑人作为一个群体智力低下、倾向暴力、犯罪率高而且还爱滥交。他援引《自然》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和《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证明：族群间认知水平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决定的、黑人和其他族裔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智商差距、欧洲人和亚洲人相比黑人经历了更近代的进化等等。
他认为黑人由于心智水平先天低下，因此不配生活在「白人国家」。美国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去保障底层黑人的福利，结果黑人依然在不断地失败，而且危害社区的安全，所以他要把黑人「清除」掉。
金德伦认为犹太人在基因上不属于「欧洲人」，但是他认为犹太人可以算作「白人」。他对犹太人的批判并非基于种族和血统，而是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出发。他认为犹太人「天生就是为了剥削非犹太人（goyim）并利用地球来积累资本。他们控制着主流媒体、许多政府职位以及国际和全球银行业……他们通过媒体散播谣言让人们相互敌对」（金德伦这一段的说辞其实跟中文世界很多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差不多）。
接下来他罗列了很多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教导犹太人仇视非犹太人、杀害非犹太人、破坏非犹太人城邦等等的章句。他认为很多现代的犹太人宣称这些是过时的，但是他们从内心深处还是会遵循这些信条，迫害和奴役非犹太人。他的结论是，和犹太教无关的犹太人可以继续生活在美国等「白人国家」，但是信犹太教的人都应该被清除出去。另外他还认为某些没有犹太血统但是做事「像犹太人的」的「精英」和「国际主义者」也应该被称作「犹太人」，例如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 · 贝佐斯。
关于阿拉伯人，金德伦认为这些人拥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并试图取代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他们始终是MSL，所以必须从「白人文明」中「清除」。他认为现代突^厥人血统上属于白人，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皈依了某教，因此在文化上不能被当做白人，也必须被「清除」。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欧洲绿化的重要推手，必须被清除。
接下来就有意思了。金德伦称中日韩等国家的东亚人「是相当令人钦佩的」（East Asians are quite admirable）。他认为东亚人由于「优越的传统价值观和基因」导致他们的平均学术表现往往比白人还要好，这自然会让他们掌握更多技能并得到更高薪水的工作。
他指责世界各地「文化多元」的国家里有无休止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种族冲突。「美国是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国家之一，美国各个族群距离将彼此撕成碎片只有一寸的距离。」他认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富强并不依赖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中国将在本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具统治力的国家，但为什么它又如此缺乏多样性？」他的答案是：「团结就是力量」（Unity is strength）。
在说了这些好话之后，他话锋一转回归白人至上的立场表示，东亚人始终不属于白人文明。为了保护「白人」的文化和血统，白人和东亚人必须在物理上分离开（意思是西方的亚裔都应该回到亚洲国家居住）。在他畅享的美好未来中，「白人和东亚人将共同引领人类技术进步，我们将是亲密的朋友，但绝不是恋人。」
最后他竟然还替东亚人操心了起来。他写道：「我对东亚国家遇到的问题感到担忧，例如人口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患有精神疾病以及虚拟关系正在取代真实关系（指宅男沉迷二次元不和异性交流的问题）。我希望他们在社会崩溃并被其他种族取代之前解决这些问题。」
五、对美国政治派系的评价
金德伦认为美国的保守派号称维护「西方文明」，然而他们维护的只剩三个信条：个人主义的神话、工作的价值（无非是为资本家创造利益）和私有产权的神圣（以确保人们不会去夺回掌权者通过不劳而获拥有的财富）。保守派号称反移民，然而他们为了降低劳动成本、攫取更多的财富，在私下里支持尽可能多的移民。保守主义者们保守的只有企业的利益和社会最富有的1%对人民的剥削。「保守主义已死，我们应该埋葬他，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他认为左派（自由派）「仇视美国、仇视西方文明、仇视白人男性、仇视理性」，他们主张人人平等，但是（如同他在前面说的）「人和人并不平等」，给一个IQ低于白人15点的群体同等的资源和机会是浪费。他认为自由派的初衷很伟大，但是实践上阻碍了社会进步，而且他们很擅长制造「不存在的议题」，例如女权主义者反对「父权制」和种族平权者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他的总结是这群人会导致社会堕落和充满仇恨。
六、其他
金德伦用了整整100页详细讲述了他使用的武器装备、头盔、护具、军用配件和服装等各种技术细节。甚至在什么网站买枪支弹药有什么折扣这类信息都写上了。很明显就是为了方便后继者学习参考，复制他的暴行。最后他还用了十几页的篇幅重复了一些口号，鼓动其他人追随他的脚步。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结语
看完这篇宣言，可以感受到金德伦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他对美国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遗憾的是他整天只和政治观点类似的人混在一起，相互激励、强化立场，变得越来越极端，然后过于草率地得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最终为了所谓的「正义」终结了10条生命。
他的举动归根结底只能算是无能狂怒，并不会对美国白人生育率低、文化混乱、社会撕裂等社会现状造成任何可见的影响。而被金德伦杀掉的那些黑人，绝大部分当初也不是自己选择来美国的，而是祖先被白人殖民者强行掠夺来的，美国现在面临的种族冲突是白人自作自受。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个别愤青或者疯子，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美国独特的宪法和制度让这些情绪不稳定的边缘人可以轻松得到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只要一个人就能制造出严重的恶性事件。
据统计，从2022年开始到今天，美国一共发生了203起大型枪击案，有16326人死于枪击，其中包括600名未成年人。本案发生后，民主党会继续心不在焉地推行难以在参议院通过的控枪法，而共和党会指责就是因为纽约州控枪法太严格，所以没有善良的路人用枪制止金德伦，借此倒打一耙，呼吁放松枪支管制。在可见的未来，美国社会枪支泛滥、恶性枪击案频发的现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最后官方悼念几句、降个半旗，黑命贵趁机打砸抢一阵，这事也就结束了，至于被打死的那10个无辜的路人，再过两周没有几个人还会记得他们。
附录《汉民族主义者们会认可苏联式的民族自决原则吗？》
Author: [大冷先锋米如松]
Link: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9049399410/answer/80327924619
当然，因为今天的汉人早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不过是在自己曾经的故土上流浪的难民罢了，甚至连流浪的资格都在一点一点被剥夺，所以我们对于民族自决原则是无条件无理由支持的——自决了，我们才会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相比起一无所有的现在，自决了完全有利无害。哪怕只有一寸土地，那也是一次胜利，只要有一点，那我们终将一步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广阔生存空间，兴衰起落，对我们的民族来说从来都是常事。兴，那我们昂扬建盛世。衰，那我们努力去挽回。天下大乱，那就有人要站出来恢复和平和秩序，虽然可能注定失败，但永远有英雄出来奋斗，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为了激励后来者，前仆后继，终有一天我们会重建我们的文明。但若是一直流浪下去还自欺欺人，那就一切都完了。
关于这一点我还是那句话——诚然，过去的Китай在君主制时代确实是独属于Han Chinesisch的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Китай确实在1644后被Маньчжоу们窃走后随意篡改了，留到今日的Китай其Land und Menschen构成已经是由amba daching gurun曾经窃走后，再加上他自己一番缝缝补补私搭乱建并且彻底肉身寄生进去后，所搞出来的不伦不类的大帐篷缝合怪，本质上是amba daching gurun侵略扩张战争的产物。从这一点上来说，团劫们尽管满口谎言和错误，但不管怎样扭曲的认识，背后其实都能反映出一些真相（只不过需要你去去芜存菁罢了），而恰恰他们这倒是一句大实话，即就是现代的Китай确实就是amba daching gurun制造出来的缝合怪，我们若是还要身处这个大帐篷缝合怪中，那就一定不可避免的被寄生。特别是在哪怕是你接手了这个东西以后为了维持其完整性，当然只能充当amba daching gurun的辩护士，随后自然就会在这样日积月累中变成他的形状。实际上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你试图完完整整的维持这东西以后就会变成黄色的，概莫能外——这么说吧，你夺回了自己的老宅，结果强盗已经对这里大肆改扩建一番了，他还跟人有了产权纠纷，那你既然要这个宅子，还能否认之前的强盗么？至少那些一目了然的其他房客（虽然也来自于强盗的劫掠）和强盗拆改来的产权纠纷你准备用什么理由来维持呢？特别是那些不愿意和你同居一室，而你又不想让他们离开的房客怎么办？对于一般通过路人而言，抬出当年强盗的名义都是最便捷的路径，那好了，你还是变成了强盗的形状，一切都白费了
哦，至于某位 https://www.zhihu.com/people/e1dcca60956b66fc88fe0e735a012617 先生的高论：
第一，润了又怎样？既然建成了单一民族国家了，那好，润了那不就是外国人了么？就这害在这谈什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了，不是你的公民你需要对他们负责么？意大利政府为什么要介意地中海里面淹死了多少非洲难民的事情？这还不用说之前其他国家面对非法移民时候，各种更抽象的爱人TV呐。哦，我猜一定有人要说什么“非法移民造成治安恶化”的，那好，想必现在他们作为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公民的时候一定很遵纪守法，四大神族什么都是假的对吧？
第二，麻烦你们看一看地图，特别是中国地形图好不好，看看汉人聚居区跟他们聚居区的地理阻隔有多大，我作为甘肃人就好奇了，这得是什么萨尔特超人乌斯藏超人蒙兀超人能一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巴颜喀拉山脉-阴山一路跑到汉人的地方来润？莫不成他们各个都是第五特殊部队学校出来的，还是战侠歌风影楼等人见了以后都要吓得三跪九叩，恭恭敬敬叫一声大哥的神人？要这么说的话那没有什么讨论必要了，直说漢壬人种不行比不过这些超人好了，到那一步自决不自决也真的都不重要了。
第三，你说什么仇恨对象？搞得好像他们现在就不仇恨漢壬似的，另外这种仇恨是谁造成的我且蒙古，这种时候就赖给漢壬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