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本书总体来说还是有点价值的，比如重视重农学派及杜尔阁的作用，揭示了亚当・斯密的思想矛盾之处，甚至把亚当・斯密说成「抄袭者」。
但是各种错误谬论也有很多，尤其是前半部分可信度很低，里面充满着各种无法考证来源的段子。
作者的行文也有这个趋势，比如在自由放任（法语 laissez faire）这个短语被当作经济学术语之前就各种引用。物理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的名句中包含着力（直到艾萨克・牛顿才用力简要概括相互作用）。这种改写还算是有迹可循的。还有很多远超时代情况的「奇思妙想」都无迹可寻。典型就是几乎没有书籍使用古代纪年方式（如果有点话）和古代数字。如果各种数字都被改写了，那这又有什么可信度呢？更何况翻译和抄书都会极大地改变文本内容，除非像基督教等一神教有专门机构维护文本内容的统一。还说罗马法确保了自由贸易，真有那么有用还需要包税人干吗？计数都不方便，惹人发笑。那时候有这种词汇吗？洋人文化太杂乱了，根本无从考证。英语这种落后语言倒还好。
虽然尬吹自家祖先不犯法，但是总想踩在我们头上就让我们难以接受了。
作者对中国文化充满偏见，当然也无视了其余地方的文化。
罗斯巴德在提到中国的情况，说儒家和法家本质上相同，只有道家思想有些许可取之处。这诚然有当代中国文化没落（在欧美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二三百年前）的原因，但也能认识到罗斯巴德在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孔子和孟子是应该是那个时代所有遗留下名字的仅有的不仇视商人的世界级名人。
罗斯巴德应该也没听说过子贡。作为来自卫国的商代遗民后代，子贡是真正的商人。
当然这也有民国初年那些膝盖骨跪没了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比如顾颉刚、胡适、周树人之流。
按照书中提到的很多「小人物」提出的一些看起来有点价值的话，其实在印度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文化中都能找到一点。相对大的民族，其个体总归不全是时间偏好非常高的，也会存在一些「被鄙视」的梦想发大财的商人。穆斯林商人显然比基督徒商人地位要高上不少。虽然耶稣也是伊斯兰教的先知 —— 尔萨，但《可兰》没有明确指出：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 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 太 19:23-26 )」
早期基督教敌视私有财产，信徒每天等着末日审判降临。这种状态下能做什么低时间偏好的事情呢？古罗马国五贤人统治时期对镇压基督教都比较上心也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教仇恨异教徒的信仰吧？
时间偏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具体表现为延迟满足的能力。书中称赞的某些言论其实都是「变修」的产物。让我们瞅瞅其他一神教的表现。共产党允许走资派做生意，穆斯林允许卡菲勒活在世界上，显然是短期妥协，而非来自教义。
真正信奉罗马公教会的地方比如拉丁美洲诸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半个法国都是时间偏好非常高的地方。为什么说半个法国？因为法国还有新教（「卢梭宗」）。这些国家现在都是什么德性呢？东正教也好不哪去，希腊这种垃圾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信奉新教的地方总体来说时间偏好比较低，能更好地做好储蓄和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像西班牙人那样把大量金钱用于购置奢侈品，不顾将来。当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也是纯属胡扯。这点作者详细论证了。但作者把加尔文教和英国国教放在一块批评，多少有些不合适。
作者还反驳波普尔的观点，说柏拉图不是极权主义祖师爷。实际上，罗斯巴德在第一章就提到柏拉图主张「共产共妻」，后面却反驳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极权主义祖师爷的观点，这点确实能体现罗斯巴德思想的矛盾之处。
作者支持奢侈生活，显然不如书中提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巴斯夏。巴斯夏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详细论证了奢侈不如节俭。
消费行为算不算奢侈不奢侈其实是和自身经济状况紧密相关的。不影响自己的长期生活水平的消费根本算不上奢侈，即使花了一般人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比如世界首富购买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跑车的行为显然算不上奢侈，但是月入三千还得借高利贷购买 LV 背包显然算是奢侈行为。节俭生活为未来储蓄显然更有利于保障人的长期水平，这是低时间偏好的体现。至于说，多花钱促进经济发展，这显然是看的见的，但是把钱存在银行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吗？大部分人其实都看不见这点。奢侈生活会让人负债累累，沦为社会负担，然后成为「福利社会」全方位福利的倡导者，最后摧毁低时间偏好人们的生活和人类文明。
全书基本上没提到 lassie faire 最主要的倡导者 —— 弗朗西斯・魁奈。本书还大力抹杀了重农学派的贡献（重农学派这名字不太好，是日本人错误翻译的一部分）。
对于亚当・斯密的征税意见，作者认为征收土地税是仇恨地主，那为何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那不就是仇恨企业和个人了吗？
我们的常识是，亚当・斯密是现代自由市场理论的奠基人，但罗氏以详实的经济史资料证明，此人不但大量抄袭，而且浪得虚名，远不及当时法国的杜尔阁等人。他否定了价值的主观性，将其视为对应了某种劳动时间的客体，这就为李嘉图以及随后马克思等提出 “剥削” 理论奠定了基础。斯密蔑视消费的主观性，他也无视放债的时间主观性，因此反对民间融资。他的思想，其实有浓厚的加尔文疯子色彩。通过罗氏分析，新教、加尔文最早都是与反动王党、乌托邦主义、重商主义结盟的。所谓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乃是一大神话。
多了这些炮弹，我们又能踩几脚仇恨中华文明的「英美保守主义者」了。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编年体的大部头经济思想史著作。作者罗思巴德，是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结晶，系在作者去世后由其在冯米塞斯研究所的同事整理出版。本书最大特点是，从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视角对于浩瀚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料进行了重新审视，发掘出了许多新的思想渊源，对于以往流行的诸多史论给予了新的评析甚至批判，从而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自 1995 年初版后，引起广泛关注，故 1996 年和 1999 年连续再版。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有点类似于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熊彼特也倾向于奥地利学派，且该书也是在他去世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思想家向来都有注重详细考证经济思想史料的优良传统。不过，《经济分析史》毕竟成书于半个多世纪前，难以完全适应当今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潮流。本书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经济分析史》，它无论在新史料的发掘方面还是在从新的视角解析方面，都更富有当代的气息。所以，罗思巴德的新著在这方面就有了更为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国内学术界全面、深入地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 1 卷）》是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重新解读和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也是到目前为止从这一视角来考察经济思想发展的一部通史性著作。作者对于古希腊、主要是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的经济思想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着力发掘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脉络，旨在表明当代奥地利经济思想发展的长期历史传承性。与此同时，作者又试图彻底揭示以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由于过分崇拜亚当・斯密及古典学派而造成的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误读，及其对于当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本书实际上按照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重新改写了整个经济思想史。读者从《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 1 卷）》中，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丰富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新资料、新阐释、新结论，这对于无论是从历史的纵断面，还是现实的横断面来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以说，《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 1 卷）》代表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奥地利经济学研究的双重重要贡献。在目前已有的众多经济思想史书籍中，本书堪称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
书籍简介
作者: 【美】默里・N. 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
原作名: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译者：张凤林
出版年: 2012-9
页数: 922
定价: 68.00 元
装帧：平装
丛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
ISBN: 9787100088473
作者简介
默瑞・N．罗斯巴德 (1926—1995) 是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约瑟夫・道夫曼。后追随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巨匠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终生致力于弘扬和发展奥地利经济思想传统。罗斯巴德从 1986 年起任内华达大学的讲座教授，直至去世。他还于 1970 年代末创立了自由意志论研究中心和《自由意志论研究杂志》(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80 年代初又参与创立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随后又创立了《奥地利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现在名为《奥地利经济学季刊》(Quartert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罗斯巴德一生著述颇丰，发表了几十部著作，近千篇文章。这些著述从不同侧面阐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观和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哲学观，在当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文摘录
译者序
（一）
本书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而且也是截至目前从这一视角来系统地审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唯一一部通史性著作，故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似有必要简要地了解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梗概。经济学中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一般是指在 19 世纪 70 年代 “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浪潮中出现的一种以个人主观心理分析为特色的边际主义理论流派。它肇端于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1871 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但只是一二十年后在其第二代学者维塞尔（Friedrich vonWieser），特别是庞巴维克（Eugenvon Bohm-bawerk）那里才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经由米塞斯、哈耶克这样一些第三代学者的努力它更达到了巅峰状态，以至于当时经济学界曾有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洛桑学派 “三足鼎立” 之说。然而辉煌转瞬即逝，随着 “凯恩斯主义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的到来奥地利学派逐渐地被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奥地利经济思想重又活跃起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复兴和扩展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不过，不同学者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比如：希克斯（J.R.Hicks）侧重于资本与时间结构理论，马克卢普（F.Machlup）强调社会自由的理念，沙克尔（G.LS.Shackle）等强调不确定性，而一些美国新一代奥地利学者则努力拓展米塞斯、哈耶克关于市场是一种学习和发现信息过程的重要思想，批判新古典的均衡理论。与此同时，近些年来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实验经济学，据说也是体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思想传统。由此看来，在当代的西方经济学界似乎已经不再有一种像门格尔时代那样严格意义上的 “奥地利学派” 了。然而，如果从理论 “硬核” 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独立的 “奥地利学派” 或经济学中的 “奥地利范式” 还是存在的。概要地说，这个硬核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强调个人决策是一种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市场活动作为人们学习和发现信息的过程不同于机械式的均衡状态；其二是，认为任何统一计划和国家于预（包括人为的制度设计）都不可能改进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而只能给市场添乱，因此主张实行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信奉或自我标榜为属于奥地利传统的人可能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他们对于这两个基本点却具有广泛的一致性。正是这两个理论基本点，使得奥地利学派不仅与当今作为主流学派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形成了根本分歧，而且也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派。与上述基本的经济观相对应，许多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还持有一种据说是源自约翰・洛克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政治哲学观。这种观点强调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的神圣性，并认为对这种权利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及其垄断。因此，他们便提出一些诸如完全的个人所有权、自由放任甚至自由市场货币、无政府或小政府的资本主义、不干预主义以及反对平等主义等等较为极端的政策主张。
如何客观地认识与中肯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对此长期以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不同经济思想流派的长期并存本质上乃是社会经济运行具有复杂多样性的一种反映，他们相互之间在从不同视角来解析经济运行方面是具有互补性的，尽管不同的学派为了争夺主流正统的地位而不断相互竞争着。这意味着，每一个思想学派都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来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应当说，奥地利学派在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对于现、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早期奥地利学派所开创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分配论（归与论）、机会成本思想、强调时间结构的资本一利息理论与周期理论等，构成了边际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功不可没。其次，在奥地利思想传统的熏陶下涌现出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哈伯勒（G.Haberler）、摩根斯坦（O.Morgenstern）、罗森斯坦一罗丹（P.N.Rosenstein Rodan）等人，甚至熊彼特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在内。这些人在众多的领域对现、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最后，当代的奥地利学者基于其对于人类行为与市场过程的深刻洞察，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天然具有的动态性、不稳定与不均衡性，这超越了单纯拘泥于机械式均衡的新古典理论模式，对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对于以均衡、数量、正规化分析等等为特征的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批判，为如何促进经济学中现实主义的回归与健康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们基于自然权利是经济繁荣的基础的理念，明确指出了对个人自由竞争的人为限制所可能带来的弊害，特别是对于集权和垄断的不良经济后果给予了深刻揭露和分析，这对于在现今的 “混合经济” 社会（包括经济转型国家）中时刻提醒人们警惕政府权力的不当使用甚至滥用也具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
当然，像所有其他的经济学流派一样，奥地利经济学也有其局限性。它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原理或观点也仅适用于特定的经济现象与环境，超出这种特定环境可能就失效了，故如果不注意这些特定条件，如果不加限制地盲目赋予这些原理以普遍性特征，则必然导致谬误。比如，虽然主观心理评价是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能否定生产成本也是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二者在不同的条件下作用的相对强度是不同的。如果不加限制地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始终是价值决定的唯一因素，就势必犯 “以偏概全” 的错误。再比如，虽然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远远优于计划经济或集权经济体制并没有错，但是如果由此得出完全不需要宏观计划或政府的调控与干预措施就能够实现经济的稳定良好运行的结论，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当代的许多奥地利学者在这方面具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他们往往从强调自然权利、个人自由、市场竞争走向了几乎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它相对于凯恩斯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潮流而言意味着某种倒退。由此可见，对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我们是需要有分析地来加以看待的。
（二）
本书作者默瑞・N. 罗斯巴德（1926 一 1995）是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以优异成绩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约瑟夫・道夫曼。虽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为他打下了厚实的学术基础，但是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还得说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一这位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巨匠。米塞斯 1949 年出版的《人类的行为》一书，系统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所谓 “人类行为学” 方法，这极大地吸引了罗斯巴德。他积极参加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并实际上成为米塞斯的重要弟子和追随者，终生致力于弘扬和发展奥地利经济思想传统。罗斯巴德在 1963 年至 1985 年间执教于纽约大学的工程技术学院，从 1986 年起任内华达大学的讲座教授，直至去世。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创立了自由意志论研究中心和《自由意志论研究杂志》（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80 年代初又参与创立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随后又创立了《奥地利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现在名为《奥地利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罗斯巴德一生发表了几十部著作，上千篇文章。这些著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观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哲学观。本书是其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重新解读和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作者原先曾有宏大的三卷本写作计划，但是由于不幸逝世只完成了论前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前两卷，分别以第一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和第二卷《古典经济学 ——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为题出版。
毋庸置疑，本书与以往流行的大多数经济思想史书籍的显著区别，首先就在于它的奥地利分析视角与思想倾向。我们知道，经济思想史记录了人类经济思想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虽然历史本身已经被 “定格” 在过去的某个时刻，但是对于历史的解读却似乎永远难以终结，这不仅仅是由于新的史料的发现会填补以往解释的空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现代研究者基于当代的考虑以及个人的偏好往往热衷于不断从新的视角来对历史给予重新审视和解读。研究者的这种 “主观侵人”（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1887 一 1961）的用语）既是史学的复杂之处，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本书就是基于当代的奥地利思想观点而对经济思想史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的产物。作者对于古希腊、主要是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的经济思想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着力发掘现代奥地利学派所崇尚的主观主义、效用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脉络，旨在表明当代奥地利经济思想发展的长期历史传承性。与此同时，作者又试图彻底揭示以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由于过分崇拜亚当・斯密及古典学派而造成的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误读，及其对于当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本书实际上按照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重新改写了整个经济思想史。由此也可以说，本书代表了当代奥地利学者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复兴奥地利传统的一种努力。
正是基于上述立场，本书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流行的经济思想史解释的新观点。例如，作者指出，对经济思想史的仔细研究表明，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相反，亚当・斯密根本不是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而是导致经济学发展误人歧途的罪魁祸首。因为他的以成本分析为主导的古典体系中断了自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经院学者的需求与效用分析思想的潮流，使得经济学的发展在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边际效用革命再度兴起之前的两百年时间里，出现了暂时的曲折和倒退。这个见解确实有些惊世骇俗。再比如，作者指出，以往史学界流行的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基础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近代自由的市场经济普遍繁衍于罗马公教传统文化的国家，正是这种文化孕育了人们对效用和享乐的追求，它比起单纯强调节俭和辛劳的加尔文主义等新教信条来，更能够为市场交换与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而，强调主观效用分析的奥地利经济思想就比强调劳动、供给分析的古典学派思想更为深刻。此外，作者还强调指出，通常的思想史学家往往假定历史总是沿着直线上升的轨迹前进，从而后来的经济学家总是比先前的经济学家更高明。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经济思想史的诸多例子表明，人类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认识过程是曲折的，在特定条件下出现暂时的，甚至长时间的倒退也是可能的。明确这一点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可以使人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关注历史的复杂多样性。与此相联系，以往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颇为流行的以 “大人物” 为核心的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模式往往容易忽视许多所谓的 “小人物” 的学术贡献，丢掉历史的细节。而一旦这些细节得到了充分的挖掘，那么先前的历史也许需要重新改写了。作者的这些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它们打破了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常规套路，很值得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深入地思考。
上述思想观点在本书的体例和内容结构上也得到了反映。与以往的大多数经济思想史著作相比，本书首先是涵盖的内容更全面，详细阐述了从古希腊到 19 世纪中后期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包括中国古代的若十经济思想），特别是对于被以往的著述所忽略或关注不够的历史事件比如中世纪经院学者的思想展开了深人的发掘与梳理，一些以往名不见经传的 “小人物” 也被赋予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其次是分析的维度更宽泛，不仅细致地梳理不同学者与学派的经济思想，而且努力从他们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宗教与哲学思想等多个侧面来探究其经济思想的成因。由此，作者就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洞察力为我们描绘了一部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经济思想史。这也是本书比起以往的同类著作来部头要大出许多的一个原因。
总起来看，本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在目前已有的众多经济思想史书籍中堪称别具一格。读者从本书中一方面可以更深人地了解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丰富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新资料、新阐释、新结论，这对于无论是从历史的纵断面，还是现实的横断面来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对于本书作者的观点完全赞同。实际上，本书作者的一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權的，有些则是明显错误的，比如，作者在论述集权体制的弊端时往往不加区别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混为一谈，显示出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这显然是由其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立场和政治哲学观所使然。成熟的读者完全有能力以科学的态度对此加以辨析。
（三）
……
张凤林
2011 年 7 月 12 日
于大连黑石礁，东北财经大学烛光园
导言
……
如果是亚当・斯密创立了经济学，就像从宙斯的额头跃出已经生长成熟并且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一样，那么他的前辈们就必然要成为陪衬，成为不被重视的小人物。从而在这些古典经济思想的人物中，凡是极其倒霉地处于斯密以前时期的人就都受到了漠视。他们一般地被归为两类人，并且都遭到了粗暴的遗弃。直接先于斯密的是重商主义者，他们曾受到斯密的猛烈批判。重商主义者是明显的大笨蛋，他们总是不断地敦促人们积累货币而不要花掉它，或者坚持主张对每个国家来说贸易的余额都必须 “平衡”。经院学者被作为热衷于说教的中世纪的不学无术之人，遭到了甚至更加粗野的抛弃，这些人总是噗不休地告诫人们注意，“公平” 价格必须能够补偿商人的生产成本外加一个合理的利润。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20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作品，接下来又详细阐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赞美斯密以后的少数顶尖人物。李嘉图使斯密学说系统化了，并且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始终在经济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继而是 “边际主义者”，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通过强调与物品的全部等级相比较而言的边际单位的重要性，按照边际主义方式矫正了斯密一李嘉图的 “古典经济学”。随后又到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明智地将李嘉图的成本理论与被假定为一边倒的强调需求与效用的奥地利一杰文斯学说加以整合，创立起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卡尔・马克思绝对不会被忽视，他将作为一个离经叛道的李嘉图主义者而在一章中得到讨论。这样一来，历史学家通过处理四五个大人物（他们当中除了马克思以外，每个人都为经济科学的不间断进步贡献了更多的思想素材）便匆忙讲完了他的故事，这基本上是一个永远向着光明顶点前进和上升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凯恩斯当然地被加进这个先贤祠，从而在经济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史中又增加了新的登峰造极的一章。作为伟大的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凯恩斯认识到这位老先生由于唯一地强调微观而忽视了他后来所称的 “宏观经济学”。因而凯恩斯增添了宏观分析，集中研究和阐释失业问题，而对于这一现象，在凯恩斯以前的每一个人不是不加解释地将其置于经济分析的场景之外，就是通过轻率地 “假定充分就业” 而习惯地把它遮蔽起来了。
从那时起，这种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基本上得以持续，虽然近来事情变得相当不妙。一个问题是，这种强调大人物和永远向上发展的历史将要求不断地增添新的最后一章。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于 1936 年，到现在已有将近 60 年的历史了，我们能够肯定这期间一定有另一位大人物成为最后一章的主角吗？他可能是谁？熊彼特由于他对于 “创新” 的现代的和看起来富有现实意义的强调，曾经在一段时期内领导了潮流，似乎是合适的人选，但是这种想法遭到了破产，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熊彼特的基本工作（或者 “远见”，像他自己富有洞察力地称呼的那样）早在《通论》出版 20 多年以前就写作完成了。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时期是含混的，人们很难强行召回一度曾经被遗忘的瓦尔拉斯，来勉强维系经济思想连续进步的统一规则。
我本人关于这种拘泥于少数大人物的研究方法的致命缺陷的观点，极大地受到了两位杰出的思想史学者的著作的影响。一位是我的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约瑟夫・道夫曼（Joseph Dorf-man），他的无与伦比的关于美国经济思想史的多卷本著作决定性地证明了通常所谓的 “小” 人物在任何思想观念的发展中将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首先，历史材料由于忽略了这些人而被遗漏了，因而，通过选择和纠缠于少数分散的著作来构造思想史，历史便被歪曲了。其次，众多的被认定为次要人物的人对于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大量的贡献，这些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少数顶尖的思想家。于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便被忽略了，而所形成的理论也就变得没有价值、贫乏和毫无生气了。
不仅如此，历史本身所包含的短兵相接的搏斗，思想与运动的背景，人们彼此之间如何相互产生影响，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如何做出反应和对抗，所有这些都必然会为单纯拘泥于少数大人物的研究方法所忽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著名的两卷本的《现代政治思想基础》，使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历史学者的著作所存在的这种情况，对该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使不采用斯金纳本人的行为主义方法论，也能感受得到。
在我看来（并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将如此），这种强调持续地进步、向前和向上发展的研究方法被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摧毁了。’库恩的注意力不在经济学上；相反，他按照哲学家和科学史学者的标准方式集中关注像物理学、化学以及天文学这样的必然是 “硬” 科学的学科。通过将 “范式” 一词带入知识界的话语中，库恩摧毁了我所喜欢称之为 “关于科学史的辉格党理论（Whig theory）” 的东西。所谓辉格党理论，正像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思想史研究学者们所认同的那样，指的是科学思想总是在有条不素地进步，年复一年地发展、筛选并检验理论，从而科学将总是呈现着前进和上升运动，每一年，每十年，或者每一代人，都会学到更多并且拥有更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与关于历史的辉格党理论（它是 19 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产物，坚持认为事物总是（从而必定）变得越来越好）相类似，关于科学的辉格党历史学者似乎比通常的辉格党历史学者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他们或者隐含或者明确地断言，在任何特定的科学学科分支中，“后来的总是更好的”。辉格党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关于科学史的研究，还是关于本来意义上的历史的研究，都是如此）真诚地主张，对于任何历史时点而言，“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对的”，或者至少要比 “先前存在的东西” 更好。由此必然导致一种自鸣得意和令人愤怒的潘格罗斯乐观主义（Panglossian optimism）。结果，在经济思想的编史工作中就形成了牢固的（尽管是隐含着的) 立场，即认为每一位经济学家，或者至少每一个经济学流派，都为经济思想的这种百折不挠的上升前进运动贡献了他们的一份重要力量。这样一来，能够导致一个经济思想学派整体产生严重缺陷甚至完全失败的总体系统性的错误就不会发生，至于可能使经济学界永久地误人歧途的事情就更不会出现了。
然而，库恩表明，这根本就不是科学发展的方式，由此引起了哲学界的震惊。一旦某个主要的研究范式被选定，就不再有任何的检验和筛选，只有当占支配地位的范式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失败和异常使科学陷人了一种 “危机形势” 之后，对其基本假定的检验才会发生。人们无须采取库恩的虚无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他的隐含意思是，没有一个范式是或者可能是比其他任何范式更好的）就能够理解，他关于科学的不那么过于乐观的观点，不论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社会学，看起来都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标准的浪漫主义或潘格罗斯观点甚至在硬科学中也行不通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它在像经济学这样的 “软科学” 中，在一个无法通过任何实验来加以检验的学科中，在众多甚至更软的学科诸如必然与人们的经济观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政治学、宗教以及伦理学的场合，必然也是完全不中用的。
因此，在经济学中不能贸然地假定，后来的思想总是比先前的思想更好，甚或认为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发展贡献了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份力量。情况极有可能变成，与每个人都为一座永远在不断增高的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不同，经济学可能并且实际上是在争论当中甚至是以锯齿形的方式发展的，后来的系统性谬误有时会排挤掉先前的更为健全的范式，从而将经济思想再引人一种总体上错误的，甚或是可悲的路线。在任何给定的时期中，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路线既可能是上升的，也可能是下降的。
……
如果斯密不是经济理论的创立者，那么他也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学说的奠基人。不仅经院学者既是自由市场的分析家和信仰者，也是政府十预的批判者，18 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甚至具有比斯密更加自由放任的倾向。斯密对于杜尔阁和其他人（杜尔阁是一个几乎纯粹的自由放任的拥护者）所阐述过的东西，只是添加了诸多胡说和限制条件。结果表明，斯密并不是应当被尊为现代经济学或自由放任学说创立者的某个人，而是更接近于保罗・道格拉斯在 1926 年芝加哥纪念《国富论》时所描绘的形象：卡尔・马克思的一位必要的前辈。
埃米尔・考德的贡献不仅限于他将亚当・斯密描绘成先前的经济理论的优良传统的破坏者，和在库恩式的锯齿形经济思想图景中一个巨大 “倒退” 的开创者。除此之外，考德对导致不同国家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那种令人困惑的非对称性的基本原因的判断，也是引人人胜的，只是它更富有推测的色彩。例如，为什么主观的效用理论传统繁荣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继而又特别地复兴于奥地利，而劳动和生产成本理论则专门在大不列颠发展起来？考德将这种差别归结为宗教的深厚影响：经院学者，以及那时的法国、意大利都属于罗马公教国家，而罗马公教教义强调，消费是生产的目标，消费者效用和享乐至少在适中程度上属于有价值的活动与目标。相反，英国的传统，从斯密本身开始就是加尔文教派，它反映了加尔文教所着重强调的思想：努力工作和辛苦劳累不仅是好事，而且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消费者享乐充其量也只能属于一种不得已的邪恶，一种促使劳动和生产连续进行的必要条件。
在阅读考德著作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一种挑战性的见解，不过它基本上属于一种未加证明的推测。然而，当我继续研究经济思想并且着手撰写这几卷书时，我得出的结论是，考德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反复多次的证实。尽管斯密只是一位 “温和的” 加尔文教徒，他却是一个坚定的人，我由此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加尔文教所强调主张的东西可以解释斯密的思想特点，例如，斯密对于高利贷法的拥护（如果不这样来解释，斯密的这种拥护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以及他的研究重点为何从作为价值决定因素的反复无常且喜欢奢侈的消费者那里，转移到将其辛苦劳作的工时嵌人其物质产品价值中去的有德行的劳动者身上。
但是，假如斯密可以由加尔文教来解释，那么作为西班牙一葡萄牙后裔、从犹太教转为贵格教（Jew-turned-Quaker）的大卫・李嘉图，一个肯定不是加尔文教徒的人，对他又如何来解释呢？在我看来，最近关于詹姆斯・穆勒作为李嘉图的指导老师和 “李嘉图体系” 的主要奠基人所具有的支配性作用的研究，在这里可以强有力地派上用场。因为穆勒是一个被委任为长老会牧师的苏格兰人，并且深受加尔文教的浸染。在他人生的晚期，穆勒来到了伦敦，并且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可是这一事实丝毫也没有影响到穆勒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基本态度所具有的加尔文教派的特性。穆勒所拥有的巨大的福音派传教士的能量，他对社会改良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他对于辛勤劳动（此外还有同属于加尔文教义的节俭美德）的忠诚和热爱，都反映了他终其一生的加尔文教的世界观。约翰・斯图雅特・穆勒对李嘉图主义的复兴，可以被解释成他为了纪念对他有深远影响的父亲而做出的一种祖先崇拜式的（fileopietist）奉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被他变得庸俗化的奥地利学派的洞见纳人到他自己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大纲，也是来源于一种高度说教的、福音派教会式的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
相反，作为对斯密一李嘉图思想的主要挑战者，奥地利学派兴起于一个不仅拥有牢固的罗马公教而且其人民的价值和态度仍然深受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主义思想影响的国家，也是绝非偶然的。奥地利学派的德国前辈们所繁荣发展的地方，不是在奉行新教和反对罗马公教的普鲁士，而是在德国那些或者奉行罗马公教或者在政治上与奥地利而不是与普鲁士结盟的州。
这些研究使我日益坚信，如果撇开宗教世界观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将会灾难性地歪曲任何经济思想史的面貌。这一点对于 19 世纪以前的各个世纪是相当明显的，就是对于 19 世纪来说它也是正确的，尽管这时技术的装置更多地拥有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正是由于这些见解，本书的各卷与通常的标准和规模完全不同，这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奥地利的而不是新古典或制度主义的视角。此外，本书的整个部头也比大多数同类书籍大出许多，因为它坚持把所有的 “次要” 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都纳人进来，不仅如此，除了他们比较狭窄的、严格意义上的 “经济” 观点以外，还要强调他们的宗教和社会哲学的重要性。但是我希望，篇幅的延长以及将其他因素囊括进来，将不会降低本书的可读性。相反，历史必然意味着对于真实人物以及他们的抽象理论的叙事式讨论，包括胜利的喜悦、不幸的悲剧以及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既是道德方面的，也是纯理论方面的。因此，我希望，对读者来说，这种令人不惯的篇幅延长将由于本书包含了远比通常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内容丰富得多的人类戏剧性事件，而得到补偿。
默瑞・N. 罗斯巴德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致谢
第 1 章 最初的哲人 — 经济学家：古希腊
1.1 自然法
1.2 波里斯的政治学
1.3 第一位 “经济学家”：赫西俄德与稀缺问题
1.4 前苏格拉底学派思想
1.5 柏拉图的右翼的集体主义
柏拉图对于一个等级制的、集体主义乌托邦的寻求，在他的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法律篇》（The Laws）中，柏拉图阐述了他理想中的城邦的轮廓：由哲学王及其哲学同伴来维持右派的寡头统治，据认为，如此一来将可以确保由社会中最好和最聪明的人实行统治。在这种强制性的等级制中，处于哲学家之下的是 “护卫者”，即士兵，他们的任务是侵犯其他城市和国家，同时防备他们的城市被外部人所侵略。在他们之下则是人民，即由受到鄙视的生产者构成的主体：包括劳动者、农民以及商人，他们生产出供贵族式的哲学家和护卫者生活所需的物质产品。这三个广泛的阶级被认为是反映了一种不稳固的、有害的断层，假使在每个人那里曾经存在着一个一适当的支配灵魂的法则的话。在柏拉图看来，每个人被分成了三部分：“一个是欲望，一个是战斗，一个是思想”，在每一个灵魂内部最适当的统治序列被认为是，首先是思想，其次是战斗，最后才是最低下的、卑贱的欲望。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实际存在的两个统治阶级一一思想家和护卫者，被强迫生活在纯共产主义制度下。在精英中间，无论什么样的私有财产都没有，一切都归公共所有，包括妇女和儿童。精英们将被迫生活在一起，吃大锅饭。按照身为贵族的柏拉图的观点，由于货币和私人占有只能败坏品德，所以必须使上层阶级拒绝它们。在精英中间婚姻的配偶，必须由国家来严格地挑选，婚姻被假定将要按照在畜牧业中已知的科学繁殖规则来进行。如果任何哲学家或者护卫者对于这种安排感到不愉快，他们必须使自己明白，与城邦整体的幸福（这至多也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相比，他们个人的幸福将是一文不值的。事实上，那些并不受柏拉图关于理想的基本现实理论诱惑的人，并不相信有城邦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相反，城邦或公社只能是由活生生的、能够进行选择的单个人所组成。
为了使精英和作为臣民的普罗大众各司其职，柏拉图指示哲学家 —— 统治者散布 “高贵的” 谎言，说他们自己降生自神，而其他阶级则是下等人的后嗣。言论或探询的自由，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于柏拉图来说是被强烈遣责的事情。艺术得不到赞许，公民的生活受到管辖，以便压制任何可能会浮出水面的危险思想和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阐述其对于集权主义的经典辩护的过程中，柏拉图对真正的经济科学做出了贡献，他第一次详述和分析了社会中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由于他的社会哲学是建立在阶级之间必然分离的基础之上，柏拉图又进一步去说明这样的专业化是植根于基本的人性，特别是它的多样性与不均等性特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专业化的出现是因为 “我们并不全都一样；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很多的人性多样性，它们将适合于不同的职业”。
……
柏拉图所追寻的一个有秩序的乌托邦的标志之一是，为了保持有序和可控制性，它必然要保持相对的静止状态。而这将意味着只能存在微小的甚至为零的变革、创新或经济增长。柏拉图预见到了某些当今的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增长的不满，并且其理由是相似的：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担心由统治者精英掌管的国家的支配地位会发生崩溃。努力使一个静态社会凝固化的突出困难，是人口增长问题。所以，与其思想相当一致的是，柏拉图要求冻结城邦的人口规模，使其公民人数限制在 5，000 个农业土地所有者家庭的水平上。
1.6 乌托邦色诺芬论家政管理
1.7 亚里士多德：私有财产与货币
像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是敌视经济增长并且偏好一种静态社会，这些都与他反对赚钱和积累财富的思想相吻合。老赫西俄德曾经洞察到，经济问题就是满足各种不同欲望的稀缺手段的配置问题，这个思想完全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忽视了，他们恰好相反，劝说人们形成减低自已欲望的美德，以便与可供利用的生产手段相适应。
1.8 亚里士多德：交换与价值
1.9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巨大进发仅仅维持了两个世纪，即西元前 5 世纪到前 4 世纪，并且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一希腊。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在这两个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希腊，基本上都是一片经济思想的荒漠。在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印度的古代文明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很小的例外。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虽然在这些文明当中很少有或完全没有经济思想的出现，可是其经济制度，诸如贸易、信贷、采矿、手工艺等等却往往是有了长足发展的，甚至超过了希腊的发达程度。这里提供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经济决定论者相反的标志，它表明经济思想和观念并不是简单地作为经济制度发展的反映而出现的。
【注：实际情况和所谓的理论相差较大，往往都是后人托古改作的结果。】
1.10 古代中国的道家学说注释
……
在更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王国里提出著名观点的唯一一位中国人，是杰出的西元前 2 世纪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西元前 145 一前约 90 年）。司马迁是一位自由放任的捍卫者，他指出最小规模的政府将会导致丰衣足食，就像政府节制与私人企业的竞争一样。这与道家学说是相似的，不过司马迁作为一位世界性的博学者，抛弃了那种认为通过将欲望减少到最低程度就可以使人民解决其经济问题的见解。司马迁断言，除了方便和舒适的物品与服务以外，人民还偏好最好的和最可能得到的物品与服务。所以，人是财富的本能的追求者。
由于司马迁极不赞成限制人的欲望的思想，这促使他远远超过道家学派，去探讨和分析自由市场的活动。他因而看到，专业化和分工以 - 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市场生产的物品和服务产生影响：
每个人仅被派去利用他自己的能力并发挥他的努力来获得他最想要的东西・.・.・・当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职业上工作并且喜爱他自己的工作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物品将会自然地、日夜不停地源源而来，不请自到，人民将生产商品而无须被要求。
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自由市场的自然结果。“这难道与理性不一致吗？它难道不是一种自然结果吗？” 不仅如此，价格在市场上也受到管制，因为过于便宜和过于昂贵的价格会倾向于自我矫正并达到一种适当的水平。
但是，如果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富有敏锐洞察力的司马迁自然要问，“还需要政府在指导、调动劳动或定期地集合劳动力方面做什么呢？” 实际上还需要什么呢？
司马迁还提出了市场上的企业家职能问题。企业家积累财富并通过预期条件（即预测）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来发挥职能。简言之，他 “对于时机保持着敏锐目光”。
最后，司马迁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家之一。他指出，政府增加质量下降的铸币的数量将会导致货币的贬值，使价格提高。同时，他也看到政府内在地具有实行此种通货膨胀和降低货币成色做法的倾向。
1.11 注释
第 2 章 基督教的中世纪
2.1 罗马法：产权与自由放任
【注：罗马帝国早期是个个连数都数不明白的年代，还得依靠包税人收税，很难说有什么产权制度。此外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这种词汇是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佬的发明，很难说和古罗马人有什么关系。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我们想要驳斥这种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古代欧洲人的「奇思妙想」其实非常困难，大多数词汇都很难考证起源，即使是两百年前的观点也很容易转写成拉丁语或是古希腊语变成古代人的先进思想用于传播和打击异教徒文明。】
这里肯定不能算古罗马男子，只能算某些现代画者的无聊想象。
2.2 早期基督教对待商人的态度
对中世纪的经济思想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罗马法。早期基督教传统中的自我矛盾的态度也被证明在这方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经济问题当然不会成为无论是《旧约全书》还是《新约全书》的中心问题，在那里分散的有关经济的看法不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自相矛盾的解释。对于过度热衷于货币的严词遣责并不必然意味着敌视商业或财富。然而《旧约全书》中的一个引人瞩目的观点（它几乎为所有的前加尔文主义者所复述）是，赞美为了工作而工作。……
早期基督教，包括耶稣基督及其使徒，对待工作和贸易的态度，受到他们关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和神的主国即将出现的强烈预期的影响。很明显，如果一个人预见到世界末日已经迫近，他将表现出对于投资或积累财富一类活动很少有耐心。相反，他将易于像田野中的百合花那样活动，跟随耶稣基督，忘却世俗的事情。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圣保罗（St Paul）的著名的话：“对货币的热爱是一切邪恶的祸根”。
2.3 加洛林王朝与教会法
2.4 博洛尼亚大学的教会法学者与罗马法学者
2.5 教会法学者对高利贷的禁止
除了一个特例以外，在古代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一不论是希腊、中国、印度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一禁止利息。这个例外就是希伯来人，作为一种狭隘的部落道德观的表现，他们允许对非犹太人收取利息，但是却禁止在犹太人之间收取利息。
【注：中国什么年代禁止过利息了？毛泽东统治时期其实是苏联卫星国，对我们中国人而言算亡天下。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2.7 巴黎大学的神学家
2.7 哲学家一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
2.8 13 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方济各会教派与效用理论
2.9 注释
第 3 章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
3.1 14 世纪的大萧条
3.2 绝对论与唯名论：托马斯主义的分裂
3.3 效用与货币：比里当与奥雷斯姆
3.4 剩余之人：海因里希・冯・朗根施泰因
3.5 14 世纪的高利贷与外汇
3.6 世界性的苦行者：锡耶纳的圣贝尔纳迪诺
3.7 圣贝尔纳迪诺的弟子：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诺
3.8 士瓦本的自由主义者及其对高利贷禁令的攻击
3.9 唯名论者与积极的自然权利
3.10 注释
第 4 章 晚期的西班牙经院学者
4.1 16 世纪的商业扩张
4.2 枢机主教卡耶坦：自由的托马斯主义者
4.3 萨拉曼卡学派：第一代
4.4 萨拉曼卡学派：阿斯皮利奎塔与梅迪纳
4.5 萨拉曼卡学派：中期阶段
4.6 晚期的萨拉曼卡学派
4.7 博学的极端主义者：胡安・德・马里亚纳
4.8 最后的萨拉曼卡学者：莱修斯与德・卢戈
4.9 经院学派思想的衰落
4.10 临终的片断：席卷耶稣会的风暴
4.11 注释
第 5 章 新教徒与公教徒
5.1 路德、加尔文与国家专制主义
5.2 路德的经济学
5.3 加尔文的经济学与加尔文主义
5.4 加尔文主义者如何看待高利贷
5.5 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再浸礼教徒
……
再浸礼教徒中的超级神权政治派的第一位领导人，是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tzer, 约 1489－1525 年）。出生于图林根州的斯托尔伯格的一个富裕家庭，闵采尔在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接受的教育，随后成为在圣典、古典文学、神学以及德国神话作品领域里极为博学的学者。在路德于 1520 年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不久，闵采尔立刻就成为一名追随者，他被路德推荐担任茨维考市的牧师。茨维考位于靠近波希米亚边境的地区，在那里，不安分的闵采尔在织工同时也是能人的尼克拉斯・斯托奇（他一直住在波希米亚）的影响下，转向那种一个世纪以前就在波希米亚流行的古老的塔波尔学说（Taborite doctrine）。这一学说的本质内容是，强调一种连续不断的神启以及选择的必然性，这种选择是要通过残忍的武装力量夺取权力并强行建立一种神权政治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不仅如此，婚姻将被禁止，每个男人可以拥有任何他想要的女人。
再浸礼教中消极的一派是自愿的无政府一共产主义者，他们想往由他们自己和平地生活；但是闵采尔却接受了斯托奇的血腥与强制的观念。在很快就被路德主义者击败以后，闵采尔感到他自己即将成为先知，他的布道开始强调一场流血的战争，而它的终止只能由将违背道德规则之人排除在外的选择来实现。闵采尔声称，“活着的基督” 永久地进人他自己的灵魂；而由于被赋予了可以洞察神的意志的一双慧眼，闵采尔断言他自己独一无二地具有履行神的使命的资格。……
5.6 明斯特的极权共产主义
……
作为对这种成功的起义的回应，很多富有的路德主义者离开了该城镇，再浸礼教徒感到兴高采烈，他们派出信使去周边地区号召每个人都到明斯特来。他们声称，世界的其他地方将在一两个月内遭到摧毁，只有明斯特可以得到拯救，它将变成新耶路撒冷。成千的人从远至北荷兰的佛兰德和弗里西亚涌到了这里。结果，再浸礼教徒很快就赢得了市镇委员会的多数。紧跟着这个成功的是，三天以后，出现了对于教堂以及全城各处的书籍、雕像以及绘画进行大抢劫的狂欢。扬・马蒂斯很快就来到了这里，他高高的个子，骨瘦如柴，留着长长的黑胡须。借助于博克尔松的支持，马蒂斯立刻就成为该市镇的实际的独裁者。最后，这些强暴的再浸礼教徒占领了整个城市。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从此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强硬的神权政体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计划，自然是对这个新耶路撒冷实行净化，清除那些不洁净和不信亚威之人，以此作为他们最终在全世界实行净化的序幕。为此，马蒂斯曾号召对所有尚存的罗马公教徒和路德教信徒处以死刑，不过还是克尼佩尔多林克的冷静的头脑占了上风，因为他提醒马蒂斯注意，如果对于除他们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的基督教徒都实行屠杀，将会引起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愤怒，他们也许都来到这里，将这个新耶路撒冷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他们决定去完成下一个理想的任务，在 2 月 27 日，在一场令人恐怖的暴风雪中，将罗马公教徒和路德教信徒驱逐出这个城市。这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柬埔寨的一个早期版本，所有的非再浸礼教人士，包括老人、残疾人、婴儿以及孕妇，都被驱赶到风雪之中，他们所有人都被迫放弃他们的货币、财产、食品和衣服。留下来的路德教信徒和罗马公教徒则被强制地再施洗，如果他们拒绝这种帮助就要被处死，
驱逐所有的路德教信徒和罗马公教徒对于主教来说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在第二天，也就是 2 月 28 日，开始了 – 个长时期的军事围城。通过征召每一个人参与围城里的工作，扬・马蒂斯便发起了他的集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
第一步就是没收被驱逐者的财产。他们拥有的所有世俗物品都被放在一个中心仓库，穷人被鼓励 “根据他们的需要” 来获取物品，这里的 “需要” 是由马蒂斯所选择任命的七名 “执事” 来具体定义的。当有 - 个铁匠抗议由荷兰的外国人来实行这些措施时，马蒂斯逮捕了这个勇敢的铁匠。马蒂斯把全城的人召集起来，他亲自刺、扎并杀死了这个 “不相信亚威” 的铁匠，同时把几个对于自己遭受的待遇表示抗议的知名的城市公民投进了监狱。围观的群众被警告说，通过这种公开的行刑他们将受益，而他们也都顺从地咏唱着圣歌以赞美这种杀戮。
再浸礼教徒在明斯特实行的恐怖统治的一个关键部分现在已经变成赤裸裸的了。可以绝对正确地说，就像四个半世纪以后的柬埔寨共产主义一样，这个新的统治精英集团认识到，取消货市的私人所有权将会减少人们对于有权人的奴隶般的依附。从而，马蒂斯、罗施曼以及其他人便发动了宣传运动，鼓吹私人所有货币将是反基督教的；所有的货币都应当由 “公共” 所有，这在实践中也就意味着所有的货币必须交到马蒂斯和他的统治集团的手中。有几个再浸礼教徒因为私自留藏了他们的货币而被逮捕，随后他们被胁迫一路爬行地跪在马蒂斯面前，乞求宽恕，并恳请他以他们的名义向亚威求情。马蒂斯随后宽宏地 “原谅了” 这些违背教规者。
经过两个月严厉而无情的镇压，并结合一种关于基督教要取消私人货币的宣传运动和对于那些不驯服者的威胁与恐吓，货币的私人所有权便在明斯特实际上废除了。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货币，并且运用它来从外部世界购买或租用物品。工资由所剩下的唯一雇主，即鼓吹神权政治的再浸礼教派掌管的国家以实物形式少量地分发。
食品被从私人家里没收了，根据政府的执事的意愿来分配，此外，为了给移民提供住处，所有的私人住房实际上都被公有化了，每个人都可以要求在任何地方住宿；现在关闭房门是非法的，就更不用说上锁了。公共大食堂也建立起来了，在那里人们一起咏读《旧约全书》。
这种强制的共产主义和恐怖统治是在公社和基督之 “爱” 的名义下推行的。所有这种公有化措施被视为走向完全平等派的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巨大步骤，正如罗施曼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社会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也没有任何人再去做工作，大家只是简单地信奉亚威”。当然，这种无工作的国家是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的。
在 1534 年 10 月，有一本寄送到另一个再浸礼教派的公社国家的小册子，该书歌颂了通过恐怖实现的基督之爱的新秩序：
因为不仅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置于执事们的看护之下，我们还根据我们的需要从中取得生活用品；我们一心一意地通过基督来赞美亚威，并且用各种服务热心地互相帮助。
因此，过去一直服务于寻求自利和私有财产的所有东西，诸如买与卖、为货币而工作、收取利息和放高利贷・・・・・・或者榨取穷人的汗水来吃喝・・・・・实际上将包括所有违背仁爱的东西一所有这些东西都通过仁爱与公社的力量在我们中间被废除了。
明斯特的再浸礼教徒们具有高度的信仰一致性，当他们对所有的物质财产实行公社所有的同时，他们也毫不掩饰对于知识自由的取缔。因为再浸礼教徒以他们缺乏教育为自豪，他们声称正是不学无术之人将成为世界的被选择者。再浸礼教派的暴徒特别热衷于观看焚烧大教堂图书馆里的所有图书和手稿的场面，最后，到 1534 年 3 月，马蒂斯宣布，除了亚威的书 —— 新旧约全书 —— 以外，所有的书都是非法的。为了表示与过去的罪恶实行彻底决裂，所有私人和公共拥有的图书都被抛人篝火之中。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措施确保了明斯特的人只能有一种神学或者一种对圣典的解释，这就是马蒂斯和其他再浸礼教的传道士的解释。
……
在一个像共产主义的明斯特这样的饥饿的奴隶社会，不是所有的国民都能生活在像国王及其侍从人员所享受到的那种奢侈条件中；实际上，新的统治阶级现在实行了一种几乎前所未有的严厉的阶级寡头政治的统治。因而国王和他的贵族们可以生活在极度奢华之中，而对明斯特的其他人则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政策。这里的臣民已经被掠夺了他们的住房和他们的大部分食品；现在在人民群众中剩余的所有的奢侈东西都是违法的。服装和床上用品被严格地限额，所有超出限额的 “剩余” 都要交到国王博克尔松那里，违令者斩。每一所房子都遭到彻底的搜查，所收集的 “剩余的” 服装装了 83 辆大货车。
5.7 救世主似的共产主义的根源
……
除了物质财产以外，信仰者的身体也将变成公有化的。塔波尔派中的激进分子已经丧失逻辑了。他们的布道者教导人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包括妻子；这里都是亚威的自由的儿女，他们将不会结婚，形成由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组成的联盟”。
……
对于亚当派来说，不仅所有的物品严格地为公共所有，而且婚姻也被认为是一种可耻的罪恶。简言之，它强制地实行滥交，因为在救世主的王国里贞洁是没有价值的。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妇女，而这种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亚当派还经常地实行裸体观光，设想亚当和夏娃的原初状态。另一方面，滥交既是强制的，同时也是有限制的，因为性行为只能在获得领导人亚当一摩西的批准后方可进行。
5.8 非经院学者的罗马公教徒
5.9 激进的胡格诺教徒
5.10 乔治・布坎南：激进的加尔文主义者
5.11 罗马公教联盟成员与政治家
5.12 注释
第 6 章 意大利与法国的专制主义思想
6.1 专制主义思想在意大利的出现
6.2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共和主义者
6.3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君主主义者
6.4 “老尼克”：邪恶的传教士还是第一个价值中立的政治学者？
6.5 人文主义在欧洲的传播
6.6 博特罗与马基雅弗利主义的传播
6.7 法国的人文主义与专制主义
6.8 对专制主义的怀疑：米歇尔・德・蒙田
6.9 让・博丹：法国专制主义思想的顶峰
6.10 博丹之后
6.11 注释
第 7 章 重商主义：为专制国家服务
7.1 作为专制主义经济侧影的重商主义
7.2 西班牙的重商主义
7.3 法国的重商主义与柯尔贝尔主义
7.4 英格兰的重商主义：纺织品与垄断
7.5 东欧的农奴制
7.6 重商主义与通货膨胀
7.7 注释
第 8 章 17 世纪的法国重商主义思想
8.1 统治精英的形成
8.2 法国第一个重要的重商主义者：巴泰勒米・德・拉斐玛
8.3 第一个 “柯尔贝尔”：苏利公爵
8.4 怪诞的诗人：安东尼・德・孟克列钦
8.5 弗朗索瓦・迪努瓦耶的大失败
8.6 枢机主教的统治：1624—1661 年
8.7 柯尔贝尔与路易十四
8.8 路易十四：极端的专制主义 (1638 一 1714 年）
8.9 注释
第 9 章 17 世纪法国反对重商主义的自由运动
9.1 乡巴佬起义
9.2 克劳德・乔利和投石党
9.3 单一税
9.4 商人和贵族对集权主义日益高涨的反对意见
9.5 商人与商业委员会
9.6 沃邦元帅：王家工程师和单一税者
9.7 弗勒莱、费奈龙与勃良第集团
9.8 自由放任的功利主义：贝莱巴领主
9.9 布阿吉尔贝尔与自由放任
9.10 世纪之交的乐观主义手册
9.11 注释
第 10 章 从都铎王朝到内战时期英格兰的重商主义与自由运动
10.1 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
10.2 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追求健全货币的重商主义者
10.3 爱德华・科克爵士的 “经济自由主义”
10.4 “重金主义者” 对外汇和与东印度贸易的攻击
10.5 东印度公司支持者的反击
10.6 “经验主义” 的先知：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10.7 培根主义者：威廉・配第爵士与 “政治算术”
10.8 注释
第 11 章 从内战到 1750 年间英格兰的重商主义与自由运动
11.1 配第的追随者：达维南特、金与 “需求规律”
11.2 自由与财产：平等派与洛克
11.3 蔡尔德、洛克、利息率与铸币
11.4 诺思兄弟，从公理开始演绎，以及托利党的自由放任
11.5 通货膨胀论者
11.6 硬货币论的回应
11.7 18 世纪中叶前的自由放任思想：图克与汤森
11.8 注释
第 12 章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理查德・坎替隆
12.1 坎替隆其人
12.2 方法论
12.3 价值与价格
12.4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
12.5 人口理论
12.6 区位经济学
12.7 货币与过程分析
12.8 国际货币关系
12.9 市场的自我调节
12.10 坎替隆的影响
12.11 注释
第 13 章 18 世纪中叶法国的重农学派
13.1 宗派
……
重农学派的奠基人、领导人和教主是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 年）医生，他精力充沛、魅力超凡，并且富有求知欲，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典型。……
……
重农主义团体的教派性质本身，绝不比他们在自己导师身上使用的形容词更为露骨。魁奈的追随者宣称魁奈看起来像苏格拉底，他们习惯把他称作 “欧洲的孔夫子”。实际上，尽管亚当・斯密和其他人都曾经谈及他的伟大 “谦逊”，但魁奈医生把自己看作拥有与中国圣人同样的所谓智慧与荣耀。米拉波走得更远，他宣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三种发明是：书写、货市和魁奈的著名图表《经济表》。
【评论：“宣称魁奈看起来像苏格拉底，他们习惯把他称作 “欧洲的孔夫子”。” 这点是真的搞笑。实际上，魁奈和伏尔泰都极其崇拜孔子，故有此称呼。】
13.2 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
重农学派主要研究两个领域：政治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分析，但他们在这两个方面所做贡献的质量差距如此之大，几乎令人然。在一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他们通常富有洞察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在技术经济学方面，他们引人了很多惊人的、常常是非常奇怪的谬误，这些谬误后来折磨了经济学很长时间。
在政治经济学中，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通过取消这些限制和勒索，商业、农业以及整个经济都会繁荣起来。关于国际贸易，虽然重农学派没有坎替隆那样睿智、精巧的硬币一流动一价格机制，但在挑战重商主义的全部谬误与限制方面，他们比坎替隆更大胆。他们指出，一国试图多向外国销售、少从外国购买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销售和购买是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此外，重农学派早于古典经济学认识到，货市不是至关重要的，在长期中，商品 (真实物品) 相互交换，货币仅仅是媒介。所以，关键目标不是积聚金块，或遵循永久的贸易顺差的狂想，而是拥有一种用实际产品来表示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谋求积聚硬币，意味着一国人民仅仅为了获得货币而放弃实际商品，因此在实际意义上，他们失去的财富大于获得的财富。实际上，货币的全部意义在于与实际财富相交换，如果人们只是把货币堆积在一起，储藏起来，而不使用，他们将会永久地失去财富。
13.3 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阿戎松侯爵
13.4 自然法与财产权
重农学派不仅一贯坚持倡导自由放任，而且支持自由市场和个人与财产的自然权利运动。英格兰的约翰・洛克和平等派，把相当含混、整体的自然法观念转化为清晰、坚定的个人主义概念，即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拥有这样的自然权利。但是重农学派最早把自然权利与财产权利概念应用到自由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完成了洛克的工作，把完整的洛克主义带到经济学之中。……
……
13.5 对土地的单一税
强调自然权利、自由放任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其理论中经常面对一些问题或缺陷。其一为课税。如果每个个体都拥有不受侵犯的财产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受政府保护，那么课税本身就是对财产权的侵犯，这立即给自由放任理论家带来一个问题：税收应多高？谁来缴税？
17 世纪最后几十年和 18 世纪早期，古典自由主义（尽管尚未成熟）诞生于法国，反对路易十四的国家专制主义。这些自由主义者热衷的方案，是马歇尔・沃邦和德・布阿吉尔贝尔先生等人设立的单一税，对所有收人或财产征收一个比利税。其想法是，用这种简单、直接、统一的税收取代在 17 世纪发展起来的法国怪异、残缺的税收体系。
为了解决征税问题，魁奈医生和重农学派提出了自己设想的单一税（l’impot uique）—— 对于土地的单一税。其设想是税收应降低，应为比例税，而且仅对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征税。
单一税的基本原理源自重农学派的独特观点，只有土地是生产性的。土地是生产性的，这是因为它创造了物质，而其他的所有活动，如贸易、商业、制造、服务等等虽然确实是有用的，但都是 “不生产的”，因为它们只是改变或改造物质，而不是创造。由于只有土地是生产的，所有其他活动都是不生产的，按照重农学派的看法，任何别的税收都会通过价格体系，转移到土地之上。所以，间接或迁回地向土地征税，将削弱或扭曲经济活动；而以单一税公开、一致地向土地征税，则会把经济活动从沉重的税负中解放出来。
……
13.6 “客观” 价值与生产成本
13.7 经济表
13.8 策略与影响
13.9 丹尼尔・伯努利与数理经济学的创立
13.10 注释
第 14 章 杜尔阁的辉煌成就
14.1 杜尔阁其人
14.2 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
……
在杜尔阁看来，国内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同样地都是基于自由贸易所具有的广泛的互利结果。所有的限制措施都 “忘记了这一点：商业交易除了互利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东西”，企图向外国人出售所有的东西而又不从人家那里购买任何东西以作为回报，是很荒谬的。接着，杜尔阁在他的 “悼古尔奈” 中就单个人和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中对于不可或缺的特定知识的运用问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一哈耶克的观点。这些践约的、现实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对于他们的情况，要远比那些游离于这种纷争之外的知识分子知道得更多。
……
杜尔阁与重农学派关系密切，不仅表现在他倡导贸易自由，而且也体现在要求实行对土地的 “纯产品” 征收单一税上面。他甚至超过了重农学派的立场，因为人们会感觉到杜尔阁所真正渴望的是要使人们摆脱所有其他行业的沉重的税赋，而不只是把它们转移到农业土地上。……
……
14.3 价值、交换和价格
14.4 生产与分配理论
14.5 资本、企业家、储蓄与利息理论
14.6 货币理论
14.7 杜尔阁的影响
14.8 18 世纪的其他法国与意大利效用理论家
14.9 注释
第 15 章 苏格兰的启蒙运动
15.1 奠基人：格肖姆・卡迈克尔
15.2 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的老师
15.3 苏格兰启蒙运动和长老会
15.4 大卫・休谟与货币理论
15.5 注释
第 16 章 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
16.1 亚当・斯密的神秘性
亚当・斯密（1723 一 1790 年) 是一位令人困惑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人物。这种神秘性就在于：在斯密享有的崇高声望与他对经济思想所做出的值得怀疑的贡献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差距。
斯密的声望几乎遮蔽了阳光。从他自己所处的年代过后不久直到晚近时期，他始终被认为是几乎在全新的意义上创建了经济科学。他被普遍地尊称为创立者。各种论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在简要地对重商主义给予应有的厅责和对重农学派给予适当的赞许之后，都往往要从作为经济学科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开始。他的任何错误都被说成是任何伟大的先驱者所难以避免的问题。关于他的论述无计其数。在他的经典之作《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 年）发表 200 年之际，关于这个早已静卧地下的苏格兰教授的各种书籍、论文以及回忆形成了一股真正的洪流。他的头像被塔西（Tassie）雕刻在一个大奖章上，举世皆知。在自由市场制度建立 200 年的时候，甚至专门拍了一部关于他的圣徒传记式的电影，记录了 200 年来商界人士与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是怎样长时间地将亚当・斯密尊崇为他们的守护神的。“亚当・斯密领结” 也作为一种荣誉徽章而为里根政府的高层班底人员所佩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更公正地将斯密尊崇为他们自己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终极启灵人。实际上，如果随便向普通人询问他们所听说过的经济思想史上的两个人是谁，那么一般来说肯定是非斯密和马克思莫属。
……
因此，所谓亚当・斯密的神秘性，就是指在一种离谱的过度夸张的名声与整脚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反差。然而，问题要比此更加糟糕；因为并不仅仅是斯密的《国富论》从他那个时代至今被人们吹得天花乱坠。重要的问题是，《国富论》不知为什么能够蒙蔽所有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和平民百姓，使他们看不到其他经济学家的真正知识贡献，就更不用提那些在 1776 年以前生活和写作的比斯密更杰出的人物的贡献了。《国富论》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所有先前的经济学家都被淹没了，故而确立了斯密经济学之父的声望。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历史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由一本如此多地模仿他人、具有如此深刻的缺陷、并且远远不如其前辈著述更有价值的书，怎么能够带来这样的现象呢？
……
亚当・斯密并没有发现经济科学，不过他确实创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对于一个范式的创造者来说言犹未尽和充满混乱常常是有利的，藉此他可以为那些企图澄清和系统化大师的贡献的弟子们留下发展空间。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家 —— 至少是信奉英美传统的那些人 —— 始终将斯密尊崇为创立者，并且将其后的经济学发展视为一种直线的上升运动，即从斯密之后是李嘉图和穆勒，然后，经过奥地利学派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制造了一个小插曲之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新李嘉图学派从而新斯密学派。在某种意义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学生 —— 他只是填补了在李嘉图学说与马歇尔学说遗产之间的空白而已。
在这种斯密崇拜的乌烟瘴气中，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1954 年) 堪称是投下了一枚真正的炸弹。由于源自欧洲大陆的瓦尔拉学说和奥地利的传统，而不是英国古典主义的传统，熊比特能够真正第一次地以冷静和现实的目光来观察这位大名鼎鼎的苏格兰人。熊彼特以几乎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基本否定了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他本质上认为斯密把经济学引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令人遗憾地与他的欧洲大陆前辈们不同的道路。
【评论：德国佬踩英国佬，我爱看～】
从熊彼特以来，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一种保守的立场。人们承认，斯密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但是他却是伟大的综合者和体系建构者，是第一个将其前辈所有的思想线索和片断都继承下来并且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严谨系统的理论框架的人。然而，斯密的著作既不严谨也不系统，他的两个大弟子，李嘉图和萨伊，每个人都为自己确定了如何从斯密的杂乱无章的论述中整理出一个严谨体系的任务。……
16.2 斯密的生平
…… 在法国的愉快的三年中，他结识了杜尔阁和重农学派。……
16.3 劳动分工
……
但是，如果说斯密过分地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那么他通过引人现代社会学家对于专业化的长期的抱怨，却令人迷惑地引发了未来将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抱怨迅速地被卡尔・马克思所抓住，并且被爱发牢骚的社会主义者用关于 “异化” 的概念提升到纯艺术的高度。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和第五篇之间使自己完全陷人矛盾之中。在第一篇，劳动分工仅仅用来解释文明社会的丰裕，并且实际上，分工在整本书中被反复地等同于 “文明”。然而，虽然在第一篇分工被赞扬为增强了人民的技巧和智能，第五篇却遣责分工导致了他们知识和道德的退化，导致了他们 “知识的、社会的、军事的美德的沦丧”。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协调这种矛盾。
亚当・斯密虽然自已是一个大量抄袭别人东西的剽窃者，却也拥有一种哥伦布情结，经常遣责别人不公正地剽窃了他。 1755 年，他实际上已经宣布发明了自由放任的概念，或自然的自由体系，断言他自从在 1749 年从事爱丁堡讲座时就开始讲授这些原则了。情况也许是这样，不过这种宣称无视了先前由他自己的老师以及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对此所做的论述，就更不用说布阿吉尔贝尔和 18 世纪后期其他的法国自由放任的思想家了。
……
16.4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16.5 价值理论
……
通过他反复地陈述的地租和利润是对于劳动创造的产品的一种扣除的观点，亚当・斯密还为后来社会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口实。他认为，在原始的世界，“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但是，一旦 “存量”（资本) 被积累起来，一些人就将雇佣勤劳的人，以便通过物品的销售赚取利润。斯密表明，资本家（“从事积累者”）获取利润是作为对风险的回报，并对于在产品出售前为了维持工人生活所投人的资本收取利息一一从而资本家挣得利润是因为履行了重要的职能。不过，他补充道，“在这种事务状态下，劳动的全部产品不再总是属于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须将产品与雇佣他的资本存量所有者分享”。斯密只是用这段话来述说这个问题，而没有清楚地阐明为什么劳动者可以高兴地向资本家付出他们的劳务，这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要求制度改革以便使工人能够获得他们的 “全部产品” 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个为社会主义者留下的口实，由于下面的事实又进一步地加强了：斯密不像后来的奥地利学派，他没有从逻辑上阐明并且细致地解释勤劳和节俭的人们是怎样通过储蓄来积累资本的。他简单地满足于从一个据说是拥有少数富裕资本家的社会现实开始，而对此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斯密甚至对于地主的作用采取较少宽厚的态度，他认为无论他们的作用是什么都不具有经济意义。他用一段辛辣的文字写道，“一旦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都变成了私有财产，地主就可能收获他们从未播种的东西，并且甚至对土地的自然产品收取地租”。他又说道：“－旦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地主就将对劳动者从土地上生产出来或者收集到的几乎所有产品要求一个份额”。这里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暗示，说地主在把土地配置到最有生产效率的使用用途上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反，这些话却变成了号召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亨利・乔治主义者（HenryGeorgists）特别愿意接受的金玉良言。
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进一步看到的，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确实鼓舞了在马克思以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一般被称为 “李嘉图学派” 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实际上是 “斯密学派” 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定，既然劳动生产了全部的产品，而地租和利润不过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那么产品的全部价值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归于它们的创造者，即劳动者。
……
亚当・斯密之所以抛弃几个世纪以来的健康的经济分析，以及放弃效用和稀缺并转向错误和有害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其更为基本和更令人信服的理由的。这与斯密沉溺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比的荒谬学说的原因是一样的。它就是由埃米尔・考德所着重解释过的，同时由保罗・道格拉斯特别强调过的：亚当・斯密的严酷的加尔文主义立场。正是加尔文主义蔑视人的消费和享乐，强调劳动完全应该就其本身被赋予重要意义。正是这个严酷的加尔文主义者，耸人听闻地宣称钻石 “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也许还是因为这种严酷的加尔文主义 —— 用罗伯特逊和泰勒的话说 —— 真实世界的立场，使他蔑视中的 “依赖于货币的无常特性和市场时尚的市场价值”，而将他的注意力转向长期价格，在长期状态下，这些低俗的东西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关于辛劳付出的严酷而永恒的真理似乎发挥着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可以肯定，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与那种以堂吉诃德式的罗曼蒂克方式做着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的不可能的梦想相比，当然要现实得多。虽然斯密的最著名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并不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可是他当时的知名弟子杜格尔・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却是一位苏格兰的长老会成员，而著名的李嘉图学派的成员 —— 约翰・R. 麦克库洛赫和詹姆斯・穆勒 —— 二人都是苏格兰人，并且在杜格尔・斯图尔特所在的爱丁堡大学接受的教育。这种加尔文主义的情结 —— 持续地支配着不列颠 —— 从而古典的 —— 经济学。
【评论：这里说法显然存在极大的问题。巴斯夏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明确指出” 节俭优于奢侈 “。此外，” 钻石 “真有什么使用价值吗？用来划玻璃？这种评价就很搞笑，纯粹为了黑而黑。当然也可能是翻译有问题。】
16.6 分配理论
16.7 货币理论
16.8 自由放任的神话
那么，如果说亚当・斯密没有为经济思想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说在事实上他引人了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在内的诸多的谬误，从而引起了经济思想从 18 世纪法国和英国经济学家向后的重大倒退；他是否也做出过任何对于经济学的积极的贡献？一个共同的回答是，《国富论》的重要意义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分析上的：即他的巨大成就是发起并实际领导厂倡导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运动。确实，斯密清楚地表达了他那个时代人民的政治一经济情绪。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写道的：“那些赞美亚当・斯密的著作是一种划时代的创作和原创性的成就的人，当然主要是考虑他所倡导的政策…….”。熊彼特补充说道，“斯密的观点并不是不受欢迎的。它们是很时髦的”。此外，熊彼特还敏锐地评论道，斯密以他那 18 世纪的平等派的立场，极像是一个 “经过明智地淡化处理过的” 卢梭主义者：“人类的存在在他看来天然地极其相似，他们都以同样简单的方式对极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差别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培训和不同的环境造成的”。
但是，虽然熊彼特对斯密具有的广泛声望的解释”—— 他是和着时代的节拍辛勤工作的人一一具有部分的道理，它仍然未能说明斯密是用什么方法将所有先前的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总体知识扫除并毁灭掉的。对于这一困惑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进一步考察。因为当我们认识到他那自由放任的思想基本上不是原创的时候 ——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仅仅是坚持了一种在 18 世纪的苏格兰、特别是在法国时兴的传统而已 —— 那么我们对于斯密的总体胜利所具有的神秘性就会进一步加深为什么这些先前的经济学家一一他们在分析上远远地胜过斯密，并且也坚持自由放任的框架 —— 却如此轻易地被遗忘了？
……
实际上，斯密对自由放任开出的例外情况的清单是惊人的长。例如，他对于民族国家军事主义的效忠，导致他为那种也许可以用 “国防” 的名义来为所有的政府干预进行辩护的恶劣的现代观点，开创了先河。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斯密支持作为英国重商主义堡垒的航海条例，以及对英国船队的系统补贴。斯密实际上还对于劳动分工有一个保留，即它将导致 “士气”（martial spirit）的衰落，并且斯密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士气的衰落，以及恢复和维持它的重要性。“每一个社会的安全必定总是或多或少地依靠大多数人民的士气。” 而由于渴望政府来培养这样一种士气，又导致斯密对于自由放任原理发生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偏离：他号召政府经办和管理教育。斯密认为，由政府兴办教育以便教导人民服从它，也是十分重要的 —— 这很难说成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或自由放任的学说。斯密写道：
而且，有教养和有知识的国民总是比无知和愚蠢的国民更正派和守纪律。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已更受尊敬，更容易得到他们的法定的上级的尊重，而他们也更乐于尊敬这些上级。他们・・・・不容易被误导去对政府的措施进行任何恶意的、毫无必要的反对。
【评论：亚当・斯密这种说法其实没错，只是作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戴着有色眼镜。下面的内容很多也是如此。】
除了航海条例和公共教育，亚当・斯密还倡导政府以下列形式对经济实行干预：
- 管制银行券，包括在允许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银行业务以后，禁止小面额银行券的发行。
- 举办公共工程，包括高速公路、桥梁和港口，理由是私人企业将没有以适当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的 “动机”（！？）。
- 政府铸造货币。
- 建立邮政局，其理由简单地在于：它是有利可图的！-—– 这一点真是让现代的读者有点哭笑不得。
- 强制建设防火隔墙。
- 对抵押贷款实行强制登记。
- 对 “谷物”（小麦）出口实行某些限制。
- 禁止对雇员支付实物工资的做法，强迫所有的支付都必须是货币工资。
亚当・斯密所倡导的税收名目也是特别的多，每一种都是对于自由市场的干预。首先，斯密通过敦促政府对未耕作的土地实施更高的税收，为亨利・乔治所提出的 “单一税” 主张铺平了道路，这也显示了他对于地主的敌视态度。他还赞成对外国制造品的进口课征一种适度的税率，对原羊毛的出口征税这就极大地削弱了他所宣称的忠于国际贸易自由的立场。
亚当・斯密对于奢侈品所持有的加尔文主义式的厌恶，在他主张对奢侈品消费课以重税的建议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例如，他要求在高速公路对奢侈品的运输要征收比普通货运更高的费用，特别是要对 “富人的懒惰与虚荣” 征税。他对于酒精饮料的清教徒式的敌视也反映在他要求对酿酒厂课以重税上，以便抑制烈性酒的消费，引导人们去饮用 “有益于健康和保持充沛精力的啤酒和麦芽酒”。不过，虽然他赞成麦芽酒，也仅仅限于最低程度，因为斯密也主张对所有含酒精的饮料的零售都要征税，以便控制小酒馆的过多发展。
最后，亚当・斯密还呼吁旨在对富人敲竹杠的累进所得税政策。
也许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最恶名昭彰的背叛表现在他强烈地拥护严厉的反高利贷法，这与坎替隆和杜尔阁反对此一法律的立场形成了尖锐的反差。实际上，斯密并不想坚持中世纪那种禁止所有信贷的做法。相反，他大力主张实行一种稍微高于对初始借款者收取的利率的 5% 的利息率上限：这是 “由能够以最保险可靠的方式使用货币的人对货币的使用所通常支付的价格”。他的推理遵循着他的偏好，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因为他反对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由自由市场决定的时间偏好。受到加尔文主义对奢侈品消费的敌视态度的驱使，斯密竭力使经济转向有利于更多的 “生产劳动” 的资本投资，和更少的消费。通过强制地使利率低于自由市场的利率水平，斯密希望使信贷都能到达那些朴素的初始借款人手里，而远离那些投机者和 “铺张浪费的” 消费者。正如韦斯特教授所承认的那样，亚当・斯密遣责 “铺张浪费之人和投机分子” 对贷款的需求，因为 “铺张浪费之人将运用这种贷款来维持其懒情状态，而贷款的目的本是要对勤劳提供支持的”。按照这种方式，正如韦斯特所指出的，对利率实行上限规定 “将重新把信贷配置到最有生产力的人手里”。
……
不过，也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斯密作为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运动鼓吹者的作用，与他在其人生中 12 年的时间里担任苏格兰海关的专员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他在这一任上打击违反英国十足的重商主义法律和规避进口税的走私行为。是他仅仅把这份工作当做一种报酬优厚的差事吗？否：因为最近的研究表明，他作为重商主义法律和关税的最高执行官，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和严格认真的。或者是他为生活窘迫所促使？这也不能成立，因为凭他的巨大声望，他也许能够在一个高级学术职位上得到同样的高收人。” 那么，他是否感受到良心的不安？显然也没有，因为他不仅对他的工作倾注着热情，而且还特别细致和严格地努力把各种困难的限制措施和关税实施到极致的程度。
【评论：这里就能体现出洋人的幽默精神了～】
16.9 论税收
16.10 注释
第 17 章 斯密学术思想的传播
17.1《国富论》与杰里米・边沁
17.2 杜格尔・斯图尔特的影响
17.3 马尔萨斯与对人口的攻击
17.4 在德国遭遇的抵制与胜利
17.5 俄国的斯密主义学说
17.6 斯密学派对经济思想的征服
到了 19 世纪初，亚当・斯密的观点和学说已经征服了欧洲的思想界，尽管它们在政治机构中的渗人程度并不深。甚至在法国，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 2 卷将要看到的那样，斯密以前的关于价值的主观效用一稀缺研究方法以及对于市场中企业家职能的强调，仍然占有显著地位，只不过它们这时是在对于作为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政策奠基人的亚当・斯密展示崇高敬意的花环下出现的。经过英国的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法国的 J.B. 萨伊，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人之手，亚当・斯密将要被视为 “政治经济学” 新学派的化身。
……
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由这一信条所带来的所有可怕后果；他对于长期均衡的唯一强调导致了在今天支配着经济理论的形式主义化的新古典主义学说，并且导致它根本不去考虑企业家职能与不确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