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概论
前言
这本书的翻译很糟糕，书名改叫《中国文化远征欧洲史》更好，不过原书内容还算不错，资料详实，值得参考。
由于我对这块内容很熟悉了，这里就略微记录下。
本书开篇绪论《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就为我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我以前读过不少古登堡和印刷术的故事（主要来自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本着打击洋奴的精神，认为其不过尔尔，但是论证过程终归是不严实的。这里根据资料的对比就很有说服力。
《莱布尼茨和中国（二）可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汉语》中强调汉语的地位，这点倒是之前没见到的。
书中还提到了当时去到法国的三个中国人，这显然可以用来反驳马克思主义中国史中的荒谬说法。
以前读《论法的精神》就看出了孟德斯鸠比较仇恨中国人和中华文明，但是没有读出《论法的精神》中的矛盾之处，这里值得深思。
所谓的启蒙运动三大代表人物 —— 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放在一块肯定能打起来。简要言之，伏尔泰算是支持开明专制的儒教徒，卢梭是热爱全人类但是仇恨自己私生子的新教徒，而孟德斯鸠显然是鼓吹柏拉图搞「计划生育」那套玩意的罗马大公教会信徒。段锡朋作为
现代主流观念大多都存在问题，关于启蒙运动的想象和迷思更是严重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
这种瞎概况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 通过一系列「移花接木」的手段，把段锡朋、胡适、陈独秀和周树人都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即使他们的主张差异极大。首先，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完全不同，前者是爱国运动，后者则是意欲消灭中华文明的「邪教徒」的「破四旧」。把两者结合显然是想为新文化运动贴近。热爱中华文明的段锡朋日后开创了 AB 团给「哀政府」致命一击，崇拜美国杜威主义的胡适日后在文化上改邪归正，「党性不够」的陈独秀因为反对「武装保卫苏联」遭受到严重政治迫害，而「胆小如鼠、贪生怕死」为大饥荒时期的苏联大唱赞歌的周树人到死还是充满对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仇恨，主张「一个也不宽恕」。
作者对重农学派的着墨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书中还介绍了一些纯凭想象的关于中国人的段子，和孔子相关的文段更是成为「西方伪史论」的一大有利论点。
最后的《结论：从崇拜中国的热潮到对华不友好的转变》算是为当时欧洲舆论中的中国地位做了详细的说明。耶稣会因为说了不少中国的好话被认为是「撒谎」遭受了被解散的命运，之后法国的暴乱和当年的中国热就变得毫无关系了。犯下重罪、死有余辜的罗伯斯比尔是虔诚的卢梭宗信徒 —— 像叶赫维（亚威的一个带有别样「韵味」的翻译）一样热爱全人类，但仇恨作为个体的人类。
书籍简介
作者: [法] 安田朴（Etiemble）
原名：L’EUROPE CHINOISE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译者：耿昇
出版年: 2013-11
页数: 922
定价: 75.00
装帧：平装
丛书：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ISBN: 9787100096201
内容简介
可以说，文化交流史与人类文明发展史几乎是同步的。故每个文化圈所固有的文化，归根结底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是整部人类文明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各种文明或文化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的 “开明政治” 成了西方 “理想政府” 的模式；中国的重农风尚促使西方形成了以魁奈和杜尔哥为首的重农学派；中国古老的冶炼术成了西方最大金属工业的基础；中国式的花园庭院装点着西方的王府公园；中国的许多国宝文物成了西方博物馆中的珍品・・・・・・凡此种种，安田朴先生都在本书中如数家珍般地做了介绍。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安田朴（1909-2002）为法国著名汉学家，作家，比较文学专家。为少数几位即通晓西方史又通中国史的外国专家之一。
正文摘录
第一卷
前言
绪论 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
……
因此，根据最新发现，重新提一下以下事实并非多余：一方面是中国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和阶段，另一方面是它被泄露的手段和西传的原因。
请大家原谅我丝毫未注意墨和纸的历史，它们各自就需要同样篇幅的另外两章文字。但由于如此关注保卫印刷术的 “西方再发明” 权的古登堡博物馆却介绍了中国另一种发明的正确历史，所以我在此就仅限于论述真正的印刷术。
我们所掌握的对中国印鉴的首次记载应断代为西元前 255 年。使用印章的习惯在汉代便得到了普及，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来制造印章。约在西元前 100 年左右，中国人就首次使用了一种由炭黑制造的墨，这种墨与他们今天仍使用的墨很相近。在西元 175 和 183 年之间，他们便将经典雕刻在石碑上。继此之后不久，他们又用墨制造拓片。我们所掌握的最早拓片可断代为 630 一 650 年。我们认为约是在 5 世纪的六朝时代，他们才首次在印章上涂一种带朱砂的红墨以便印在纸上。在一个世纪之后，一些大型的木印便流传开了，那些迷恋巫术的道教徒将此作为符咒使用。在 7 世纪期间，佛寺从事着各种商业和金融活动（谢和耐先生的博士论文已指出了这一点）。我揣测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佛寺才极其需要抄经和研究印制文献的各种手段：印章、薄涂、镂花模版、绢印、印制千佛像的拓片。这同样都需要作出巨大努力，从 3 世纪初叶（原文如此，应为 8 世纪初叶。一一译者）起便导致了刻版的成果。我们所掌握的最早的刻版印刷物似应断代为 770 年。正是在此时，日本也用模板印刷了 100 万份梵文符咒，它们被分放在 100 万座小浮屠中。卡特先生完全正确地承认这是世界史上的实质性事件之一和最美好的事件之一。直至 835 年，中国文献中才提及印刷术。此时在四川和扬子江的下游建立了一些开发利用这种新发明的作坊，人们印刷著作，其中某些已经是世俗性著作了。868 年可谓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间（我是指与我今天论述的内容有关的时间）。这一年印刷了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其书题跋中附有这样一段文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 因此，古登堡并不是与印刷术史有关的最早的人氏，但这也绝不是说王就是印刷术发明者的名字。
从此之后，在中国新的发明使古典文化取得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在残酷的内战之中和四个王朝在使一混乱时代得名的五个王朝（五代）之后相继建立时，冯道（在卡特与傅路德书中作 Féng Tao) 出版了儒教经典的第一个古典巨著刊本。这件事发生在 932 一 953 年之间。西元 969 年，首次提到了最早印刷的赌牌。在 971-983 年间，13 万页的三藏佛经被印刷出版。同时也印刷了佛教经典。从 10 世纪末开始，已经在四川首次印刷纸钞，当时也已运用印刷术印制各种断代史巨著（994—1063 年）。宋王朝于 960 年重新统一了中华帝国的疆域，在三个世纪期间促进了人类文化的最光辉灿烂时代之一的诞生。于是，一切可以称得上文学（文献）的书籍都是经印刷而成的。据书籍专家们的观点，从这一时代起，再未有人超越在中国获得的印刷质量，甚至也可能无法与之相媲美。对此，一直流传至今的大量原版书都是确凿的证明。在 11 世纪初叶，中国用汉文和唐古特文（西夏文）刊印书籍。日本人大约也在同一时代开始刊印佛经书籍。在 1040—1050 年间，毕昇（在卡特和傅路德书中作 PiSheng）发明的用陶瓷制造的活字，是用金属模子制成的。稍后不久，他们又改进了技术，其模具本身也变成陶瓷的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活字变成金属的了，中间穿了洞，再用一根铁丝把它们固定在应排放的位置上。但无论是陶瓷活字印刷还是这种锡字的雏形都未在中国得到广泛地流传，因为那时尚没有发明一种适合这种印刷方法的油墨。
在蒙古人统治的元王朝推翻了宋王朝而于 1280 一 1368 年执政的时代，木制活字的用法一直传到突厥斯坦的疆域，畏吾儿人和突蕨一蒙古人以此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伯希和在敦煌发现了一些经熔化的畏吾儿文活字，他据此将此断代为西元 1300 年左右。1313 年，在一部有关农业的论著中，王祯（在卡特和傅路德书中拼写作 WangChen）详细地披露了木制活字技术。1390 年，朝鲜国王命令建立一个铸造金属活字的作坊。朝鲜活字的第二次铸造应断代为 1420 年，第三次为 1434 年。但据我们所掌握的一本用金属活字印刷的朝鲜书，可以非常准确地断代为 1397 年，这甚至是在王家作坊首次铸字之前，因为这次铸字的时间已被断代为 1403 年。
难道您对于被胡乱地断代为 1450 年左右的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一事不感到极其惊愕吗？
我们尚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当阿尔贝尔・福洛孔先生附有条件地讲到印刷术可能向西方传播的过程时，可能过分谨慎了。当大家已知道突厥斯坦的首府吐鲁番（高昌）在 13 和 14 世纪期间是一个重要的印刷中心时；当大家知道一些以载有印章的方法印刷的特大汉文题记的书信经由波斯送给法国国王时；当大家知道在波斯的帖必力斯（大不里士）从 1294 年起就存在一个以汉文和阿拉伯文印刷的纸币厂时；当大家知道圣路易派向喀喇和林蒙古汗的使节鲁布鲁克（Rubruquis) 不仅携回了蒙古可汗的一封极其傲慢的国书，而且还有中国 1254 年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尤其是在第 39 章提供了一种有关纸币的资料：“契丹的通用货币是用棉纸制造的，有巴掌大。他们于上面印刷了某些线条和标志，它们似乎是用可汗的印玺制造的”）时；当大家知道马可・波罗于 1298 年披露了直到他那个时代仍被保密的同样消息（因为鲁布鲁克的游记当时仍留作稿本，而且直到哈克鲁特时代始终如此) 和他在其书第 97 卷对这些刊印纸叶感到惊奇（“根据纸币的用途而于上面印刷了许多标记。他们印制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可以为世界上的所有财宝支付而又不使他们破费任何东西”）时；当大家知道阿拉伯作家拉施特（Rachid Al-Din）于 1303 年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在中国使用的木刻活字（而且还既有阿拉伯文的又有波斯文的）时；当大家知道了在欧洲和元蒙时代的中国维持有经常性和亲密的关系【我主要是联想到了人数极多的传教士，从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直至距今天我们称为北京的城址不远的汗八里的第一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我同样联想到了那些冒险家，如几乎是无神论者的医生伦巴尔（Lombard），他生活在蒙古汗的宫廷中。我同样也联想到了非常著名的纪尧姆・布歇（Guillaume Boucher），他非常善于制造使蒙古王子们着迷的自动机器，鲁布鲁克和马可・波罗都留下了有关这些自动机器的描述，而且大家在明代的汉文档案中也可发现之时・・・总而言之，当大家悠然自得地想象当时由于忽必烈汗时代的蒙古之和平环境，可以在非常安全的路上旅行（特别是由一名威尼斯人为了供商人使用而写的一部论著《经商活动》中的记载更使人对此坚信不疑了，该书中指出 “白天和夜间都一样是完全安全的”）时，大家还怎能想象这些蒙古人（其帝国与基督教国家并驾齐驱，他们一直推进到欧洲腹地）没有随身将印刷术的信息和形迹带到那里去呢？此外，我们通过我刚刚参阅的时间和事实，知道了突人当时对这种印刷术已非常迷恋和酷爱。正如卡特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那些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人，特别是那些教士们，都不会忘记传播有关书籍在中国大量印行的消息。” 啊！在这个问题上，卡特可能也充满了西方思想，所以于其新版本第 242 页中写道：“然而，大家直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找到很少一些论据，无论如何也没有证明中国或朝鲜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任何值得信赖的证据。”
在比较深人一些地研究了阿拉伯世界、中国中原王朝、蒙古人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之后，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在确切的意义上支持所谓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中的 “发明” 一词。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使一种当时在由忽必烈汗的帝国统一了的整个欧亚大陆上已广为人知的技术适应了我们的字母（应理解为以我们字母形成拼写的文字)。
大家是否同样还可以说，必须成为中国的狂热崇拜者才可以理解林语堂的书呢？这就是《中国新闻舆论史》，它于 1936 年在芝加哥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从中获知，早在唐代，也就是在西元 618 一 906 年之间，在中国就有了完全可以称为 “报” 的印刷物，因为其中使用的确实是大家今天在《人民日报》中发现的同一个 “报” 字，当时就已经有了《边报》《早报》《驿报》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开元杂报》这就是我们直到最近时期还说的《画报》的意义）。
中国人自已在这个问题上也毫无疑问。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1962 年 5 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古代的书籍生产》一文中，作者于第 75 页中写道：“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生产发生了一场革命，可以大量地生产书籍了。中国人不仅发明了雕版印刷，而且也发明了活字印刷。人们在印章的使用和石碑碑文的拓片中就已经发现了中国印刷术的维形。但其起源的时间尚难以定夺。”（这是一种奇怪的谨慎作法，难道不是在中国新疆的吐鲁番发现了大批佛像吗？它们是在印章和可以断代为唐代的木简之间的一种过渡阶段）
这对我们西方人的自尊心也是一大嘲弄！我们为世界所作出的确实很多了，而完全能够以一种欢乐的心情和一种感激的思想接受：正是汉人和朝鲜人以及后来取代他们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把印刷术送上了我们的家门。
……
第 1 编 寻找契丹国
第 1 章 寻找契丹国
第 2 章 耶稣会传教区之前的中国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 3 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一）
第 4 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二）
第 5 章 从阿拉伯游记到马可・波罗的东游
第 6 章 马可・波罗（一）
第 7 章 马可・波罗（二）
第 8 章 马可・波罗（三）
第 9 章 中国艺术和锡耶纳的文艺复兴
第 10 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与地狱画的影响
第 11 章 佛教的再发现（一）
第 12 章 佛教的再发现（二）
第 2 编 欧洲对由传教区传来的中国资料作出的初步反响
第 13 章 由于不懂汉语或传教士们故意散布的曲解而造成的某些后果
第 14 章 游记故事和哲学思想
第 15 章 经商就是宗教
第 16 章 传教士和商人
第 17 章 从利玛窦到拉摩特・勒瓦耶（一）
第 18 章 从利玛窦到拉摩特・勒瓦耶（二）
第 19 章 中国礼仪事件（一）
第 20 章 中国礼仪事件（二）
第 21 章 中国礼仪事件与培尔的思想
第 22 章 费内伦和中国
第 23 章 马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一）
第 24 章 马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二）
第 25 章 马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三）
第 26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一）大构思
第 27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二）可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汉语
第 28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三）二进位制数字和《易经》八卦
第 29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四）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
第 30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五）莱布尼茨和中国礼仪事件
第一卷 结论
第二卷
前言
第 1 编 教廷拒绝了耶稣会士们的中国化之欧洲
第 1 章 铎罗事件急剧恶化
第 2 章 嘉乐出使中国和伏尔泰的沉默
第 3 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观
1760—1780 年在华的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t，1727 一 1780 年）于其《论汉语》（已被收人到《中国杂纂》，1782 年巴黎版，第 8 卷，第 187 页）指出：“《论法的精神》的作者无论是希望使中国法典服从于他的思想体系，还是未经深人研究便讲到了这一切，他都是根据罗马政治，根据有关这个庞大帝国的一切而陈述的。中国皇帝并不比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更为专制（在他所理解的那种专制主义的意义上）。他可以违犯法律和滥用法律赋予他的权力，但他那样就越出了其职权范围。”
谢和耐于《帝国的概念在中国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中引证。
孟德斯鸠于其大作的前七卷中研究了他那三种政府的原则以及这些对与民法、刑法、限制侈奢法、豪华和妇女地位有关的原则之后果，然后他又用了整整一卷一一第 8 卷来论述 “三种政府原则的败坏”②。
这第 8 卷的第 21 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论述了中国并旨在研究 “大家可能对他至今所说的一切都提出的一种异议”。这就是说：“我们的传教士向我们介绍了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政府，这种政府把威、荣誉与道德融为一体了。因此，当我确立三种政府的原则时，便提出了一种空洞无意义的区别。” 因此，整个第 21 章都企图使传教士们介绍的中国形象变得逊色，这样就可以试图证明中国政府远不是提出一种属于由孟德斯鸠确立的三种主要形式的一种政府类别，而且纯粹是一种专制暴政。
由于我是一丝不苟的严肃学生，况且《论法的精神》的这种版本又由《< 论法的精神 > 的档案》做了丰富补充，所以我非常注意避免忽视该档案。我还记得曾于其中某页读到似乎是与这第 8 卷第 21 章大相径庭的文字。确实是有一页文字，但究竟是哪一页文字呢？因此，我又重读了该档案，一直读到第 1057 页的一个片断为止，它确实叫作《中国是出于什么原因而不顾其疆域辽阔却有时被迫缓和其专制主义》。孟德斯鸠根据气候理论而观察到或自认为是观察到：“中华帝国首先被禁在北方诸省中，因而其面积不太辽阔和气候不会那样令人萎靡不振。它保持了一些相当淳朴的风俗习惯，得到了一些无论是豪华还是财富都不能使之腐化堕落的明君。令人遗憾的是该帝国一直向南方地区扩展，那里的气候（“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这里是我引证的孟德斯鸠的话）促使其臣民们奴颜婢膝地服从。所以，虽然我们即将讲到的背景本来会把中国导向共和国政府的体制，但中国却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
孟德斯鸠于是又补充了这样几行文字：“中国是一种混合政体，它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皇帝的无限权力而酷似专制主义。中国通过对政府的限制以及以父母和孝道为基础的某种道德也多少具有一点共和国的特征，中国是由于一些严厉的法律和对于敢于冒险直谏的坚定行为的崇拜而又是一个君主国。这三种非常温和的事态和出自气候自然现象的形势使它延续下来了。如果该帝国的崇高伟大使之变成了一个专制政府，那么这可能是所有政府中的最佳者。”
为了《论法的精神》而写的这一片断明确地说明，孟德斯鸠于其书第 8 卷第 21 章中对于其基础提出了质疑。这本身甚至就是传教士们的论点，也是他极力驳斥的论点。这正是他如此论述的一个例证。下面就是孟德斯鸠的反驳：“我不知道大家谈论的在一些人们对之棒打的民族中的这种荣耀是什么。”①
“此外，我们的商人远未向我们提供这些传教士们向我们谈论的如此道德的思想，大家可以向这些人打听商人们的敲诈勒索行为……”
“此外，巴多明神父有关皇帝下令对于使他感到不快的新加入基督教的宗王提出的起诉，也使我们看到了持续沿用的一种专制和有节制地（这就是说冷静地）侵犯人性行为的概观”。这既不是君主制的尊严，也不是民主制的道德。在中国，一切都趋向于专制。“因此，当我制订三种政府的原则时，便提出了一种徒然的区别”。
因此，孟德斯鸠怎么可能于其书第 8 卷第 21 章中逐字逐句地否认了他于《< 论法的精神 > 的档案》中所肯定的内容呢？
德・拉・格雷赛（da La Gresaye）先生提醒大家注意，孟德斯鸠对于耶稣会士们在礼仪之争中遭到的失败很敏感，他竟然发展到怀疑《耶稣会士书简集》是为阿奉承中国人才写成的：“孟德斯鸠可能认为《耶稣会士书简集》中的传教士们强调了中国人的道德，以便使人更好地承认他们的礼仪也是可以保留的。”①他又补充说孟德斯鸠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礼仪之争，他曾就这个问题在罗马于 “1729 年 2 月 11 日・・有过一次长篇对话”。如果这次 “非常重要的谈话” 确实如同孟德斯鸠于其《选集》中所说的那样发生于 2 月 1 日而不是 11 日，那也不会使这一事件中有任何变化。但大家可以思付孟德斯鸠这位聪明过人者是否会在如此程度上受傅圣泽的诱惑而相信这位出色的情报员呢？他究竟是一个著名的人物还是一个令人头脑发昏的人物②呢？在礼仪之争时代，虽然傅圣泽属于耶稣会，但却采取了反对耶稣会的立场并帮助教皇大使铎罗。他是世界上最虚伪的思想家，再没有像他那样完全凭空虚构有关中国的无稽之谈的人了。布罗斯议长在《写于意大利的家书》的第 46 封书简中为德・乃依（de Neuilly）先生描画了傅圣泽神父的一幅很有意义的肖像，大家可以在普莱 - 马拉希（Poulet Malassie）的版本（1858 年) 第 181—189 页中发现这一切。
……
中国这块遥远而又辽阔的土地令人极难下手研究，几乎始终都与孟德斯鸠的思想体系完全不相吻合。例如，孟德斯鸠的思想体系认为唯一的民主政府是可以将惩罚形成制度者。然而，“并非仅仅是罪行破坏道德，而且还有玩忽职守（失职行为）、错误、对祖国热爱中的某种冷淡危险的典型行为和腐化的根源等。这一切丝毫都不冒犯法律，而仅仅是逃避了法律；它们没有破坏法律，而仅仅是削弱了法律。所有这一切均应该由监察官来纠正”。这就是监察制度的作用。大家清楚地感到 “在专制政府中绝不会有监察官。中国的例证似乎违背了这一规则。但我们在本著的下文将会看到这种机构设置的特殊原因”（第 5 卷，第 19 章，第 90 页）。
事实上，我们没有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相反却相当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政府给孟德斯鸠制造了多大难题。……
……
第 4 章 欧洲依然在中国化
第 5 章 中国助长了欧洲的艳情（一）
第 6 章 中国助长了欧洲的艳情（二）
第 2 编 17 和 18 世纪欧洲戏剧舞台上的某些中国特征
第 7 章 伊丽莎白一世的戏剧
第 8 章 司马迁的 “中国孤儿”
第 9 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第 10 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第 11 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 12 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传播
第 3 编 “中国热” 学者伏尔泰
第 13 章 伏尔泰及其资料来源
第 14 章 伏尔泰和中国历史纪年（一）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第 15 章 伏尔泰和中国历史纪年（二）伏尔泰的回答
第 16 章 伏尔泰和孔夫子
……
伏尔泰至少在这一方面是耶稣会士们的优秀信徒，他在其小礼拜堂中供有孔夫子的画像，并如同此人是其想象中的中国官吏之一那样对他表示崇拜。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前，拉摩特・勒瓦耶于其《异教徒的道德》中加入了孔夫子，从而推动了后来成为西方不信教者们对孔夫子崇拜狂热的运动。……
……
为了满足罗博登的心愿，我将以两三个我觉得颇为有趣的例证提醒大家注意 18 世纪对儒教的狂热被推向了何种程度。我本来可以以证明伏尔泰不大了解孔夫子，并只是参阅了有关此人的神话传说而自娱。例如，他过分认真地对待各种传记性的神话，他所依靠的就已经是传说中神话般的孔夫子了，其生平是以由耶稣会士们根据载于司马迁《史记》（沙腕译文第 5 卷，第 283 一 435 页）中的《孔子世家》为依据的。
我可能更应该简单地提出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而在 18 世纪却被广为阅读的两三部著作。1758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施奈德书局）出版了一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Laerce）的《古代最著名哲学家传》的最新版本。在该书第 3 卷中，这位古希腊史学家著作的翻译者自认为必须补充一篇《孔子传》并附有一幅孔子像，但其随心所欲的行为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见第 106 页以下）。大家从那些荒诞任意性的汉文名词的对音之下可以成功地发现耶稣会士们说教的一种庸俗化。下面这种情况最为重要：
《中庸》的译本中说：“子日：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我于第 137 页中却读到，孔夫子认为中庸是 “世界上最高雅的事、世界上最值得热爱的和最值得那些最高贵的思想家们去从事的事业，也是唯一充满道德和仁慈之路”。大家可能会由此而辨认出耶稣会士们思想的一种奇怪反映。这些耶稣会士们为了向商业和金融市民阶级传播福音书才在整个 18 世纪都向他们大加赞扬 “中庸之道”。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会于贝纳尔・格鲁埃图森（Bernard Groethysen) 有关《法国市民思想的起源》的第 1 卷《教会和市民阶级》① 中发现几页描述得淋漓尽致的文字。我更希望看到孔夫子利用了由耶稣会为拯救船主和金融家们而发动的一场战争，因为大家不能向这些人提倡一种过分高贵的宗教。第欧根尼・拉尔修著作的这一奇怪版本的作者确实坚持认为孔夫子可能懂得 “十诫”，更有可能还懂得《福音书》中的言。因为早在基督之前很久，孔夫子就形成了有关基督教慈悲的完美律条，明显不是《福音书》启发了孔夫子，而是孔夫子启发了《福音书》。
继这位具有中国热思潮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怪人之后的 11 年，又在苏瓦松于蓬斯・库尔图阿出版商处出版了一部叫作《大禹和孔夫子，中国历史》的 701 页大开本的巨著。这部书由于多种原因而令人惊讶不已，原因之一是作者克莱尔（Clerc）先生于其中断言说诺亚很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奠基人，他提供的证据如下：虽然中国人拥有优质葡萄，但却从不酿造葡萄酒。“诺亚很可能禁止他们饮用葡萄汁，这是由于他曾因过量暴饮葡萄酒而造成了灾难”（第 541 一 542 页，第 541 页的注释）。但其中最好的还不是对中国那 “非常宽、采光良好和舒适的” 监狱的赞扬（第 683 页注释），也不是对中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 “更为人道和更为细心照料犯人的狱吏” 的赞扬（第 684 页注释），而肯定是由于由其弟子宰我（Sai-ngo）所写的《孔子的物理学》（第 163 一 204 页，其中第 142 一 163 页附有由这位非常博学的宰我写的一篇可以使人消遣取乐的《< 孔子的物理学 > 序》）。由于他（克莱尔) 生活在一个科学和技术很时髦的时代，所以他认为孔夫子不可能不知道物理学。因此，他于第 102 页中写道：“这种难以令人满足的好奇心从孔夫子童年时代起就把他那炽热的天才转向了科学方面。” 然而，我们对孔夫子的童年所知道的一切唯有司马迁讲过的一句话：“孔子为儿嬉戏，常陈组豆，设礼容。”（同上引书，第 292 页）中国传说奉孔子为礼的复兴者，其传说性的传记当然会把他作为一个 “设礼容” 而嬉戏的儿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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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伏尔泰论中国人的政治和风俗（一）
第 18 章 伏尔泰论中国人的政治和风俗（二）
第 19 章 用中国挫败无耻之辈
第 4 编 对华友好和不友好的人士
第 20 章 达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的信札》
第 21 章 重农主义者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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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如同伏尔泰和所有的中国热或亲华派人士一样，西鲁埃特认为中国的治国术值得向西方政权鼎力推荐，但这是由于其理论而绝不是由于其最高权力机构的 “父母官” 之特征：皇帝真正是子民们最受尊重的慈父，或者至少他应该这样做。由于误解了魁奈一部书《论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标题，所以大家有时便把重农派学者误判成专制政治的支持者。事实上，大家只要读一下魁奈的书就会理解到，重农派的政治在任何方面都绝不是为专制制度的一种辩护；专制主义，也就是合法的专制主义无论是与专制制度还是与专制明君的理论都没有丝毫（丝毫！) 共同之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20 年，在法国一心向往自由的时代，在诸如《中国的专制主义》那样的书名中具有某种挑畔性的表象。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 19 世纪的像托克维尔（Tocqueville) 那样既天资聪明又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会对重农主义者们的 “合法的专制主义” 产生误解。我承认这个名词酷似 “方圆”“民族一社会主义” 以及其他类似的蠢话一样。此外，大家可以听一下卢梭的见解，他在致重农主义者米拉博侯爵的信中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再也不要向我讲您的 “合法的专制主义” 了。我不会欣赏它，甚至也不想听到它。我从中仅仅看到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词，我觉得它们结合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卢梭反对 “合法的专制主义” 的这种偏见很可能是他被该名词的那种确实很奇怪的特征加深了。但我却怀疑他的这种偏见出自他那反对中国的更广泛的偏见。事实上，列昂・谢尼斯于其博士论文中对此作了切中要害的解释：“合法的专制主义” 意为和仅仅意为 “法律的专制主义”。因此，其重点不在 “专制” 上，而是在 “法律” 上。这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大家认定其具有专制力量的法律思想。然而，米拉博却对卢梭作出了下述答复：“您根本不懂我们的法律，我们只有私产、作为动产的地产的财产所有权，由此而派生出了绝不会有害于其他人所有权的一切可能存在的自由。我们的 “合法的专制主义” 仅仅派生自有关这种基本的和适应于任何情况的法律知识，‘合法的专制主义” 使你们感到害怕，但它不应该会比算术的专制主义更使你们惊奇，因为自从算术被人接受以来便主宰着已计算好的和将要计算的账目。” 如果重农主义者的政治法律能够战无不胜地主宰社会，如果它们具有数学和几何学强加给我们思想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是由于它们自以为是出自自然法则，从而形成了自然状态，也就是重农派的那种 “奶油蛋糕”。对于一名重农派学者来说，“自然状态” 就是孔夫子倚仗其名声的那种状态。在《公民历书》第 7 卷的开头处，重农主义者们确实提出了他们的理论原则，这种如此具有生命力而又如此不复杂的理论只不过是对 “自然发展过程以及每年的、统一的、固定不变的和运用于帝国政治秩序之发展的朴素逼真的阐述”。这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想法，甚至还可能是作为中央帝国官方意识之基础的中心思想。此外，在我所参阅的文献中，重农主义者们也参照中国的例证。他们的理论于其中被描绘得像是一种 “不及中华帝国创始人的理论那样神秘却同样也很丰富的模式”。针对一方面由诸如孟德斯鸠所确定的那种专制主义（由恐怖支配的这种力量）和另一方面由卢梭确定的那种 “社会契约”，重农主义者则根据梅尔西埃・德・拉里维尔（Mercier de La Riviere）的理论而提出了 “一种自然所需要因此也是绝对的义务与权力之状态” 来对抗。因此，政治权力既不是哪位暴君的专断任性，也不是随意地丧失一部分自由，而完全是必须改变符合事物本性的规律，奋起对抗这些规律是枉费心机的。由于地球是围绕太阳自转的，所以由此便出现了四季轮回，因而也出现了耕农民族必须服从的某些自然法则，一个组织得如此恰当的社会应制订一些能够利用（我认为可以说是开发）大自然和因而也是社会自然现象的经济与政治法律，若无这些现象便既不会有大自然也不会有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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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农主义学者更尊重权利。1768 年，《公民的历法》刊布了米拉博的一篇文章，其中承认了臣民或公民的 “申诉权”，但这种权利 “不会导致抗议权”。然而，勒・托洛斯纳发展得更远。据他认为，“君主和臣民的最高权力、指挥和服从的确切措施” 就是法制。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公民有权也有义务服从不公正的法律。这就是昂蒂戈纳（Antigone）的观点，他不是儒教徒。此外，据魁奈认为，君主并非是一意孤行的。国王由所有阶层的仁人志士（也就是说圣贤）组成的日常办事机构枢密院辅佐，他们就国王的基本方针向他提出咨询。据重农主义者们认为，国王并不是一位专制君主。如果他一个人独断专行，就会变成一个 “手持利剑的疯子”。除了这些属于民间所有阶层的谋臣（我们从中看到了类乎以科举选拔的中国官吏的某些内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力量把国王维持在公正的限度内：一方面是言论的自由，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和由亲华派人士多次提及的宗教宽容性（魁奈说，一个人吃肉还是吃素对国家的意义不大）。除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之外，重农派学者们的经济理论（大家对这一点更为熟悉）即使不是受到了中国现实的启发，至少也是受到了魁奈及其朋友们得以从耶稣会士们的记述中发现的中国传说之启发。大家已经讲过和反复说过（但这是真实的），重农派者们对于农业的极其重视（它是一种时代错误）出自中国传说对他们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有关中国是一个完全依靠其农业收成的民族和其宗教出自本以农业礼仪完成的传说，即中国皇帝以其神圣的双手扶犁把来举行这种礼仪。如果声称 “纯产品” 的重农派理论起源于中国是过分轻率，那么重农派信徒们对农业的崇拜则无疑是从中国传统中借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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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在重农主义者中的威望正是如此，魁奈的信徒称其创始人为 “欧洲的孔夫子”。米拉博侯爵在魁奈的墓地上引证了杜赫德神父的著作，用以支持 “孔夫子的整套理论都倾向于重新赋予人性一种它自天而获而又被无知的愚味遮掩起来的最初光辉和美丽”。为了赞扬这位使者，如果不是说他 “如同孔夫子一样热诚勤勉”，那又该怎样呢？在博多修道院长的著作中也做了同样的比较。他认为魁奈的著作需要与孔夫子的著作同样多的注释：“无疑需要数卷书才能发挥共分四栏的《经济表》中所包括的主题理论，正如为解释伏羲（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创始人的学者）64 卦所做的那样。” 但 “欧洲的孔夫子” 当时已在法兰西民族的最上流社会中赢得了某些虔诚的信徒，这些人的著作是可以与他的著作相媲美的成果，从而使对这位政治天才的代表作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大家同意伏尔泰这位中国热学者大动肝火的原因。大家也应该感谢他写下《有 40 个埃居的人》，这部著作就发表在重农主义者们异常活跃的时候，也就是在 1768 年。伏尔泰伴称是这是一部农书，它 “对根据他们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在歌剧院与喜剧院中创造的农业制度而治理国家的许多人提出的新财政制度略作嘲弄”。这些 “新财政制度” 明显击了重农派中的那些认为农业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唯一财富和唯有农民才应纳税的人。这是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地忘记了地产资本主义自数世纪以来就已经逐渐让位于商业和不动产资本主义了。……
第 22 章 对华友好和不友好的人士
第 23 章 18 世纪的一部教科书和一部辞典中的中国
第 24 章 这部辞典是透彻完整的吗？
结论：从崇拜中国的热潮到对华不友好的转变
有关从亲华热潮向对华不友好行为的转化过渡，我于 1988 年年初发表本书第 1 卷时重复、修正和补充了我于 1956 年和 1957 年在高等教育出版公司胶版誊写复印的几册书的一半篇幅，那些复印本是为了保存我于巴黎大学所作的广播讲演稿而留下来的。我的讲演题目由于其含糊性而名不副实，甚至是愚蠢的。但这是当时指定的，它是当时准备约翰 - 玛丽・卡雷（Jean-MarieCarré）的候选人选择的题目，他自信能取代我们共同的博士论文导师。因此，这就是《哲学家的东方》一书・・・我在忙于整理第 2 卷也就是这最后一卷时，又发现了近 30 年来的阅读所积累的一大批资料，它们形成了这个扣人心弦的变化的结束语。其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是解散耶稣会一事，耶稣会却大量和巧妙地工作，既要使中国基督教化而又不失去中国特征，又在他们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和其他许多著作中传播中国人的优良品德。这些著作却未受到他们在当地的竞争者的欢迎，无法赢得这些人的好感，反在有机可乘时于法国受到了抨击。另一个事件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夏尔尼（Macartney）出使中国，英国帝国主义者非常清楚地了解已处于衰微破败之中的大清帝国所遭到的各种困难（如中国于 1768 年在缅甸遭受的失败、1781—1784 年甘肃回民的起义和其他许多处起义暴动），于是便于 1793 年派遣马夏尔尼出使中国，其使命是强行与中国签订奴役中国的苛刻条约。英国人却大失所望。于是便以其商船强行驶人越南以对这次失败进行报复，后来又威胁厦门，最后是等到鸦片战争才登上他们那殖民主义分子或基本上是殖民主义分子的地位，而他们的这种地位又被厚颜无耻地称为 “治外法权”。从此之后，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就算结束了。
这时中国在欧洲的威望已严重下降。令人伤感的真相是，早在 1773 年，荷兰人德・鲍就在柏林出版了其所谓的《对埃及和中国人的哲学研究》，书中嘲笑了中国（正如杜赫德也曾做过的那样），但母宁说是嘲弄了他自己。这个不学无术的荷兰蠢货面对一个 “被用香料处理过的木乃伊” 发笑，此人从早到晚只会喝热水，但他忘记了如果穷人有时被迫只喝开水，那么茶叶就肯定不是受人鄙视的中国首先向欧洲人和然后向全球提供的一份无足轻重的薄礼了。
当讲完和正确地揭示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不应再认为从崇拜到鄙夷中国的发展过程是在未遇到多大阻力的情况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