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作者朱谦之的人生经历也挺丰富的，年轻时要打到孔家店，日后还要回归孔学，算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缩影。
书中的考据很详细，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速览可以直接看最后的《简单的结论》，在那种时代写成这种巨著着实不易。
不过书中结合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让本书多了很多瑕疵，尤其是《序言二》中提到「1919 年中国大地掀起了 “打倒孔家店” 的五四运动」，这更是严重拉低了这本书的价值。
书籍目录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不方便突出某些重点。
《百科全书派之中国文化观》中介绍了霍尔巴赫、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但孟德斯鸠、伏尔泰，严格来说不算百科全书派成员。
书中的很多名词翻译也不好，几乎没有书没有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书籍简介
作者：朱谦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6-05-01
页数: 371
定价: 34.00 元
装帧：平装
丛书：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208057562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地汇集了 19 世以前中国思想文化西传的有关资料和当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十八世纪中欧文化接触以及中国哲学对耶稣会士、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征引的中外文献达数百种，并且注释详尽，内容广涉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文学各个方面，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 年）字情牵，福建福州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有专著 42 部，译著 2 部，论文 100 余篇留世，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被誉为 “百科全书式学者”。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景教》、《日本的朱子学》、《中国音乐文学史》、《老子校释》等。
正文摘录
序一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是朱先生精心结构的一部著作。此稿草创于 1936 年，告成于 1938 年，终于 1940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给以高度的评价。新中国建立后，朱先生目睹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伟大的中国文化遗产受到全世界有识者的重视，中西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扩大，朱先生想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来发扬中国文化，从而说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自已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他于是决心把《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用新的观点、方法加以补充修改，改题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重新出版，以广流传。他为修订此书付出很大劳动，自称在一生许多著作中，此书还是较称意的。
根据社会科学分类，此书是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即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近百年来，国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多注意于中外史地考证问题，虽然有些学者接触到 18 世纪中国文化传人欧洲的经过，但也只涉及美术、文学、园林建造、漆器和瓷器的外传。可是朱先生之书以偌多篇幅专门论述 18 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并结合法国革命与德国革命来谈，这还算是别开生面的巨著，值得称道。
此书分为前论和本论两部分。前论谈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和 18 世纪中欧文化的接触，本论才是关于中国哲学对西方的影响。这种安排在体例上是恰当的。作者在前论中，举出我国四大发明 - 一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作者能够引 | 用恩格斯《反杜林论》关于火药这一段话来说明资产阶级利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来攻破封建堡垒和消灭封建制度的作用。可见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各种问题。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一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427 页）马克思这一提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四大发明传人欧洲，不仅对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的条件，而且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换一句话说，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和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由此可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所以能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我们应该引以自豪。全世界都知道四大发明，有关著述也不少，但考虑到它们的社会效果，迄今尚寥寥无几。朱先生论述四大发明时，提到它们给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条件，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实以耶稣会士为媒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中一件大事。关于耶稣会士的性质，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经过及其作用等问题，都是研究中国史及世界史者不容忽视的。朱先生对耶稣会士的分析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他还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生平、专长和作品逐一介绍和评论，对研究耶稣会的学者帮助不少。我们从《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一章，可以窥见他们对宋儒理学的态度和意见，以及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正反两面的意见，有利于我们对此作比较研究。天主教各教会内部争论的 “礼仪问题”，关系到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手段和方式，这个问题引起中外长期的争论，其争端集中于三点：（1）敬祖之礼；(2）祭孔之礼；（3) 祭天之礼。换言之，即奉祀祖先牌位是否为宗教仪式？祭祀孔庙是否只为敬孔或含有异端的宗教意义？以亚威二字和以天字称呼造天地万物的真宰是否恰当？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人尊孔敬祖先与崇拜偶像不同，对教徒可以采取放任态度，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两派就提出反对。耶稣会士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调和的。大家争论不休，就向罗马教皇请示，教皇先后派钦差铎罗（1704 年）、嘉乐（1715 年) 来华查办。终于 1742 年教皇本笃十四下谕：凡礼拜祖者不许吸收入教。这样就触怒于康熙帝，他批示：凡不许尊孔敬祖者就不准在华传教。因此传教事业不能发展达一百二十多年。本书对礼仪问题的争论，均有详细的交代和精辟的见解。故可喜。我们认为，礼仪问题的争论，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礼制和风俗习惯的注意和研究，自是一件好事，因而导致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几乎中断，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17、18 世纪欧洲发生一个启蒙思想运动。 启蒙思想重视理性，主张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提倡平等，要求法律公平。他们攻击旧制度下的专制政治和阶级制度，攻击罗马公教教会并批评在教会的精神支配下社会的愚和迷信。有些启蒙思想家还主张改变政体，但多数人希望有一位 “仁君”，开明专制君主出现，自上而下，实行改革，实现启蒙运动思想。
启蒙运动大师如伏尔泰、莱布尼兹、内及百科全书派等人，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认识中国和孔子。在他们的著作中，表扬中国文化，称道中国的 “仁君” 和 “仁政”，以及儒家以德教人的伦理思想，主张欧洲以中国为榜样，借此来批判旧制度下的欧洲政府、教会和社会。事实证明，18 世纪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中国有许多方面是胜过欧洲的，朱先生在书中已经把启蒙大师关于中国的文物制度，特别，是哲学思想的言论介绍出来，略加评论，大致不差。启蒙时代是中国文化传人欧洲的极盛时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件承先启后的大事，今得朱先生表而出之，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它的思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与启蒙运动有关，而且会受到中国思想的间接影响。但中国的影响是外因，而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广大人民的阶级斗争思想才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者认为 “受了中国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影响的百科全书派，结果竟能应用中国思想以打倒路易王朝，发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提法值得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自由平等的斗争口号的提出，不完全受中国影响，同时也受到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人民自有他们的传统革命思想和爱国思想来发动这次革命。
朱先生博及群书，对于哲学、历史和中西文化均有湛深的研究，著作亦多，其中已出版的如《扶桑国考证》、《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的影响》和《中国景教》，都是中外关系史中有独特性之作。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这一课题，要求高、难度大，非掌握中西有关资料，博通中西文化知识者无从着手。而朱先生胸有成竹，奋笔直书，二三年间就完成此书的初稿，犹自视谦然，晚年又反复修改补充，勒成新本。为以后研究中外关系史者导乎先路，虽有小疵，无伤大雅。我们认为朱先生撰述此书，固然有追求真理，承先启后的目的，但亦有表彰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从而激励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微意。这又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迄今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用新观点写成的，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有独到之处的中外关系史。这与我们 10 亿人口的決大国很不相称。这个学术上的空白，应该由我们迅速补填。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书，虽然是中外关系史一部分，但仍不失为内容丰富，成一家言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定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填补这个空白之功。广大读者一定以先睹为快。
朱杰勤
1983 年 10 月 3 日于广州暨南大学
序二
朱谦之（1899 一 1972 年），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生于一个数代从事医生职业的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继母抚养成人。民初人福建省立第一中就读，在中学时已经熟读古代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记》等小册子。17 岁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人北京大学法预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亲聆学界名师教诲，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先后发表了《周秦诸子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文。
1919 年中国大地掀起了 “打倒孔家店” 的五四运动，朱谦之满怀革命激情投人到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参加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编辑杂志，撰文击时弊，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翌年，又首次在国内报刊提出 “劳动人民神圣” 等口号。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曾与朱谦之讨论过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同年 10 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人狱百余日，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方获得释放。
1921 年朱谦之离开北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求教。因不满意佛门的腐化、偷安生活，复断绝关系，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江湖之间，过着 “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 的生活。越三年，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1924 年辞职再度隐居西湖葛岭山下，因对宋代诗人林逋的故居，悉心著述。1929 年获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潜心历史哲学的研究。两年后回国，任暨南大学教授。从 1932 年起，朱谦之先生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历史学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历尽艰辛，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曾大力提倡 “南方文化运动” 和 “现代史学运动”，出资筹办《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研究的 “考今” 工作起过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把中山大学历史系办成了一个著名学系和研究机构，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理论干部。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朱谦之回到了久别的母校 —— 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8 年后又转人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对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4 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全体人员并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朱谦之担任了研究员。尽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但仍著述不止，致力于宗教学的研究。1972 年因脑溢血逝世，享年 75 岁。朱谦之一生著述等身，给后人留下了庞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他撰写了专著 42 部，译著 2 部，论文百余篇。
朱谦之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化、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至今还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因之他被人称为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善于用脑和手，每读一书，必不停地用朱笔圈点和摘录。在着手课题研究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的书目。他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十分注意，所以能够尽快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研究成果，步趋世界学术研究的潮流和开拓国内研究的新领域。他的国学底子深厚，知识广博，文理并茂，他写的《老子校释》序言，其辞藻之华丽，章句对仗之工整，用典之殷切，虽辞章学家犹不过也。
这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朱谦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据我所知，此书可以算作他的最得意的著作，当然更是功夫下得最大的一部书稿了。他在生前曾对我说过，他写作此书一共花了 40 年的时间。 1940 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本书的最早的版本，却是他一直不满意，致力于重新修订和充实。 1958 年他自认为可以重新出版，并把书稿交给商务，商务也于 1962 年排出了铅样本，但随着 “左” 的思想抬头，此书最终在商务也未能印刷。为此朱先生在临终弥留之际，为此书不能面世，而落泪不肯目。朱谦之先生的夫人也曾讲过，朱先生把此书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要。抗日战争期间，他专门做了一个口袋，将此书稿放在里面。 每当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时，他别的不拿，只将书稿带在身边。由此可见此书的完成和出版之艰辛不易。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本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还包含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孜孜不倦的事业追求和一片求取真理的痴心，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提倡的精神！
……
前言
前论
东西文化接触是文明世界的强大推动力。以哲学为例，东西哲学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同时也发生相互影响。中国哲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实以 1645 年至 1742 年天主教徒争论之礼仪问题，与耶稣会士对宋儒理学之态度为其关键。但欲明此，须先注意中国文化西传之历史。以吾所见，13 世纪至 16 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以蒙古人与阿拉伯人为媒介，其所传播之中国文明，实予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而 16 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其所传播之中国文化，则实予 17、 18 世纪欧洲启明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二者均不可不先加以叙述。 作前论两篇：
第一章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
第二章 18 世纪中、欧之文化接触
第一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
一、 文艺复兴之物质条件
（一） 造纸
（二） 印刷术
（三） 火药
（四） 罗盘针
二、 文艺复兴期对于中国之认识
（一） 教士
（二） 商人
（三） 外交使者
（四） 游客
（五） 工程师及其他
三、 《马哥波罗游记》之影响
（一） 地理上之大发现
（二） 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
四、 文艺复兴期之中国题材
（一） 绘画
（二） 文学
（三） 科学
第二章 18 世纪中、欧之文化接触
一、 中、欧文化接触之三时期
（一） 物质的接触时代
（二） 美术的接触时代
（三） 思想接触的时代
二、 耶稣会
（一） 耶稣会小史
（二） 耶稣会士东渐始末
三、 西学东渐之初期
（一） 天文学
（二） 数学
（四） 物理学
（五） 气象学
（六） 生物学
（七） 生理学
（八） 医药学
（九） 语文学
（十） 哲学
本论
第一章 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
一、 礼仪问题与耶稣会士之态度
（一） 所谓礼仪问题
（二） 耶稣会士之态度
（三）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二、 耶稣会士之孔教观
（一） 孔子哲学的优越性
（二） 孔教与基督教之一致说
（三） 六经亚威与天即主宰说
三、 反理学之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四、 反理学在中国所生之影响
（一） 正面的影响
（二） 反面的影响
第二章 中国哲学与启明运动
一、 所谓 “理性时代”
（一） 反宗教的哲学精神
（二） 希腊呢？中国呢？
（三） 宋儒理学传入欧洲的影响
二、 启明运动之先驱 —— 笛卡儿
（一） 笛卡儿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
（二） 笛卡儿学派的中国哲学观
（三） 麦尔伯兰基论 “理” 与 “神” 之异同
三、 莱布尼茨与宋儒理学之关系
（一） 莱布尼茨之中国文化观
（二） 莱布尼茨之宋儒理气观
（三） 莱布尼茨之影响 —— 沃尔弗
……
总上所述，可见莱布尼茨的影响，经过沃尔弗而更加扩大起来，沃尔弗用德国语言很普遍地宣传中国哲学，他的见解又在耶稣会士卫方济之上，所以影响更大。一方面影响于腓特烈大帝，使他倾向于哲人的政治理想，一方面因尊重理性的原故，在沃尔弗等人的思想影响之下，发生了德国观念论的哲学。观念论实际即是理性论。《纯粹理性批判》的著者康德，他就是从哈尔来的舒尔兹（Schultz）的弟子，是沃尔弗的再传弟子，这可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也可能间接地受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理学的影响。
第三章 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
一、 哲学与大革命
（一） 大革命的历史观
（二） 在哲学旗帜下之革命家
（三） 大革命之哲学基础
……” 中国哲学文化由 18 世纪法国学者所见是民众的，不是贵族的。竺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说，“移风易俗，中国哲人的伦理非如希腊罗马哲人们斗智，是要合着民众的要求，便是说大众化的。” 又如波提埃在《东方新旧约全书》中说：“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更激进。”［1] 由于中国民主思想的传播，很容易为欧洲资产阶级先进人物所接受，所以中国哲学在德国可作为自然神教，在法国则变成站在无神论唯物论的立场上面，这当然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关键则在于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二、 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思想的关系
（一） 所谓 “百科全书派”
百科全书派在法国风动一时，其来源则在中国，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我们都知道这一派公开反对宗教，而为法国大革命思想之一造因，但还不知这一派大多数还是从耶稣会出身。威尔斯对于这一派的来历，很简单地说及 “一群优秀之士 —— 即百科全书家（the Encyclope dists）大都系耶稣会中富有反叛思想精神之人，—— 于狄德罗指导之下，思欲于其著作物中计划一新世界”。知道百科全书派和耶稣会的关系，就知道百科全书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了。
（二） 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思想的接触
（三） 百科全书派之中国文化观
现在试进论百科全书派对于中国文化所取的态度，无论赞美也好，反对也好，要之对于中国文化均受极大的影响。先从唯物论者霍尔巴赫说起。
……
由上所述，孟德斯鸠绝不是纯粹中国文化的反对者，他虽看到中国文化的坏处，但也看到中国文化的好处。他不反对竺赫德神甫所说 “地球万族，支那最富” 的话 [5]，这就是他的卓见。中国文化的缺点虽多，但风俗之弊可以用特别的治术来补救；奢侈之弊可以用勤俭的政策来补救；专制之弊可以用孔子的教义来补救，所以归根结底，《法意》一书仍以赞扬中国文化的优点为多。严复在《法意》的案语中，极力称道孟氏，以为 “孟氏此言之似吾六经也。尝谓西士东来，其耆硕好学，莫如明季与国初之耶稣会人，而欧人于东籍最稔者，莫若前两祺之法国，如孟德斯鸠，如伏尔泰及当时之狄德罗诸公，其著作俱在，可复案也”［1]。这一段话很可以拿来作孟德斯鸠之中国文化观的结束。
……
却是使我们惊异的，就是当伏尔泰把中国的有神论做根据来攻击正宗的宗教的时候，那更彻底的百科全书派却将中国的泛神论一变而为无神论来读了。
……
伏氏赞美儒教，所以反对欧洲对于中国的传教行为，由他看来，欧洲的基督教根本就不能统一。 例如同在基督教之中，有 Thomas 与 Banaventure, 有 Calvin 与 Luther，有 Jansenius 与 Molina 这种种不同，[3] 以那样派别的纷歧，还遣人传教，这不能不说是欧洲人特有的一种毛病。相反地中国四千年来，即有最单纯的宗教也就是最好的宗教。伏尔泰居然以中国为模范，从事欧洲社会的自我批判。[4]
最使伏尔泰赞美中国的，是中国有四千余年以上的历史。各派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虽有种种异论，但均认中国建国之久，均认中国建国在四千余年以前。所以伏尔泰以为在欧洲如中国君主一样早的王族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生活的时候，法国人还在那里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
……
百科全书派好似一个 “哲学家” 的军队，在霍尔巴赫和伏尔泰指挥之下，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集合起来做了一个共同的工作；他们多半是集全力攻击天主教，广泛地说，即攻击基督教本身。他们排斥基督教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这在他们看来是假的与迷信的；他们诅咒天主教会所主张的社会秩序，他们以为这是不公平的与压迫的。［2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外国东西。他们有的醉心于古代的中国人物，即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例如一部名叫《中国间谍》的书，就是以中国文化鼓动法国人来反抗政府的。
……
由上所述，百科全书派的法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虽有如孟德斯鸠、卢梭等反对论，和狄德罗等批评论，然而从大体来看，18 世纪乃是伏尔泰的世纪，也是以中国哲学之 “理” 代替基督教之 “神” 的世纪。百科全书派无疑乎乃以启明运动之最大权威者伏尔泰为中心，而倾向于中国文化的赞美论的。在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尤其是得比勒夫人（Me d’Epiney）及霍尔巴赫男爵的沙龙，当他们醉心思想革命的时候，他们借重外国的东西，借重中国的哲学，无疑乎孔子就成为他们经常谈到的题目了。
三、 重农学派
（一） 重农学派之中国思想影响
季德与李斯特所著《经济学说史》（GideandRist：Histoire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depuis les physiocrates jusqua nos Jours, 1907) 中，曾经指出重农学派与中国思想的关系：
重农学派以主权寄托于世袭的君主，因为它与封建制度下的士地所有权有关系；因为土地所有权系于继承，所以主权亦归世袭。中国君主可说是重农学派思想的代表。中国帝王号天子，代表着自然秩序。每岁天子亲耕，以示尊农务本。实际人民治其事，天子只是顺着礼教无为垂拱而已。[2]
却是重农学派所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决不止这一点。重农学派曾给法国当时的革命领袖们以一定的影响，但不在于这种主张启明专制主义的中国君主，而在于更强大的表现于实现经济自由之原则的革命法则里面。魁奈曾上皇太子谏书，希望太子做了国王，能够一任法治，行所无事。杜阁 (A．R.J．Turgot）也曾利用君主的无上权力，实施他的实业自由计划，因为没有得着路易十六的相当助力，终至失败。然而这种 “合法专制”(legal despotism）的主张，终抵敌不住它们革命的倾向。重农学派终竟是革命的，马耳来夫称 “重农主义盖上一层泥土的薄膜而蕴含着革命的细菌”[3]；马克思称杜阁的活动，是 “预指了法国革命的措施”[4]，我们现在所特别注意的，也就是这种革命的倾向所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
- 自然法
重农学派一词乃合希腊文 pYocos（自然）与 kpαYos（主宰）而成，用以表示自然力（the power of nature），其学说体系的根本即所谓 “自然法”（natural laws）或 “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
……
- 租税法
依照自然法则，土地是财产的唯一泉源，所以土地所有者须负担全部租税的责任，而一切加于一般普通人的苛捐杂税均须免。这便是重农学派土地单一税的主张，为近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本，然而这种学说无疑乎是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周礼》一书的影响。翁肯（Auguste（ncken）在所辑《魁奈全集》中论中国古书之集，曾述及此点。[2] 因为 “魁奈对于中国税制甚有研究，其于《周礼》均田贡赋之税尤是推崇，以为田产既有多寡之分，又有肥瘠之别，不能 - 一概而论。以分别抽税是一理想之税制，当令地主纳粮而使耕作之人免税，惟中国历来税制乃能具有此数种优点云”[1]。
- 重农政策
重农学派反对所谓人为法则的重商主义，而主张特别侧重农业，以为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泉源，而货币、商业、运输、工业等却不是增加公众幸福的真正泉源。即在社会阶级之中，从事土地耕作的农人亦较从事制造的工人地位为优，农民可不赖百工而生存，百工不能不赖农民而生存。所以农民又可称为唯一的生产阶级，为所有财富之唯一泉源。如魁奈所说，“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亦贫”；这与儒家所说 “百姓足，君敦与不足，百姓不足，君熟与足” 完全相同。所以魁奈同时的批评家也曾说他没有新的发明，因为 “魁奈的理论以农业为财富的泉源，这在苏格拉底、伏羲、尧、舜、孔子的时代早已发明了”[2]。
……
（二） 欧洲的孔子 —— 魁奈
（三） 杜阁
重农学派之政治上的领袖是有名的杜阁。他的主张比较魁奈更为坚决，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更为明了。 他在 1761—1774 年在充任财政总长以前曾任一次知事，赴任以前，写信给伏尔泰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尊崇孔子的感情；又在自己藏书里面，在书背记着 “- 一个中国文人撰《青铜效用论》”。[1]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1769 年至 1770 年间出版《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Refler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on des Richeses），这书即为留赠当时留法之中国学生二人的。
……
- 杜阁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1）最早留学生
原来自耶稣会士东渐传教以来，即有许多中国教士，随彼等传教士，或借彼等推荐而往法国，最早的留学生，据费赖之《人华耶稣会士列传》法文原本卷一（页 381）知有郑玛诺、卷二（页 664）知有樊守义 [4]：
郑玛诺，广东香山澳人，西名 Emmanuel de Sequeira，于顺治七年（1650 年）随卫匡国往罗马学格物穷理探源之学，卒业于罗马公学，康熙十年（1671 年）返国，住北京，康熙十四年卒，年 38 岁。
樊守义字利和，山西平阳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随艾若瑟 (P．Provana）往欧洲，在国外 14 年，回国后在北京附近传教，乾隆十八年（1753 年）卒。所著《身见录》是我国人最早的一部欧洲游记，原稿藏罗马图书馆，于 1937 年拍照寄回，1954 年阎宗临加以注释，见《山西师院学报》第二期。
又据戈尔邀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法国》[1] 考证的结果，知道尚有沈福宗（Chin-Fong-Thong）与黄姓（ArcadeHoang）及胡约翰（Jean Hou）诸人。
……
胡约翰，1721 年随傅圣泽赴欧。因法王路易十四赠中国书籍甚多，乃遭傅圣泽以中国书籍 4000 册还赠法王，胡约翰即应征充此中文书籍之解释者。
顾约翰及殷约翰。雍正二年（172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返欧设中国语言学校于里斯本，为传教便利起见，马国贤带同中国青年四人西行，施以传教上之必要的教育，其中最有名者为顾约翰及殷约翰二人，惟此二人对欧洲文化无甚影响。[2]
以上数人均与中、欧文化的接触有关，但无甚贡献，且有不知所终的。只有与杜阁发生关系的中国两青年，即高类思与杨德望，很久即成为经济主义史上之参考资料，详见后藤末雄：《支那思想之法国西渐》页 549-554 及李永霖：《经济学者杜尔克与中国两青年学者之关系》。
……
（3）亚当・斯密之中国观
杜阁的著作以后又影响于亚当・斯密。斯密在 1764 一 1766 年留法时期，与杜阁常相过从，彼所著有名的《国富论》亦与杜氏《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一书相似，许多经济学者如罗泽斯（T．Rogers）、卡南（E. Cannan）均疑其有所本，实际则斯密的根本思想，如主张自由放任等，很多是接受重农学派的遗产的，故其学说亦间接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发生关系。不过《国富论》中颇多应用中国的材料，以为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龟，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该国之马哥波罗所记比较，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很久，中国财富就已发展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2] “中国的富裕程度远非欧洲各国所能及，从而，这两地生活资料的价值就大相悬殊了。中国的米价确较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若就劳动者的货币价格说，则尤有大差异。这原因是欧洲大部分尚在改良进步状态中，中国状态则在停滞。所以劳动者的真实报酬，在欧洲方面自不能不较中国为高。”[3] 这是何等的客观的考察！“中国” 材料在重农派只凭主观去观察，到了斯密时代，则已能根据事实，成为科学的对象了，这不能不算欧洲学术界的一大进步。
（四） 余论
最后我们应该大书特书的，就是在 18 世纪中国思想对于法国的影响，不但在某些方面唤起了新进学者的民主思想，即在那时政府当局因欲压抑新思想的发展，也曾一度努力，想利用孔子学说来作它君权说的护身符。有一位对于中国思想颇有兴趣，并曾赞助发行《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之柏坦宰相，他在路易十五末期，因感人民反抗之呼声甚高，为消弹革命起见，曾提出他的计划是 “将中国思想移植于法国人民”，路易十五曾赞成此议，这是一件事实，见于格拉姆《文学通信》中。[1] 为什么柏坦主张利用中国思想呢？ 因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本有人民应绝对服从君主的主张，所以很可拿来作为幌子。然而法王路易十五之利用中国思想和一般知识界人士之欢迎中国思想，其对于中国思想的看法绝对不同。路易十五与柏坦宰相为预防君主专制政治的崩溃，而提倡中国思想；百科全书派则为推翻路易王朝之压制政治与打倒基督教的原故，而提倡他们所认为的无神论、唯物论、自然主义的中国思想，其目标既不相同，当然无合作之可能。而其结果，中国思想虽一度为反动派所欲利用，然而法国革命竟不可免。
第四章 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
一、 德国古典哲学之革命的性质
（一） 哲学革命的意义
（二） 哲学革命与政治革命
1.18 世纪欧洲学者政治思想的中国化
中国思想对于德国的影响，一方面为观念论哲学的精神变革，一方面为启明专制主义的政治改良。关于前者，尚未经人注意，关于后者，有五来欣造《儒教の独逸政治思想及影响》一书已叙述它。实际不但德国，在法国重农学派始祖魁奈所著《中国专制政治论》即可见儒教对于法国政治思想之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在法国当时已有人提出抗议。“卢梭极忿恨地斥责重农学派谄媚皇帝‘合法专制’之卑鄙。密拉博赠他重农学派的著作并且声明以后不再赠送了，他以为那种羞辱是自取的。”[3] 可见启明专制主义终竟与 18 世纪大革命的思潮不合。伏尔泰因为对付当时专制的法国政治，而提倡中国的启明政治，他游说欧洲各国君主学乾隆的榜样，曾把乾隆的诗寄给普鲁士王，然而这种政治改革的主张也抵御不住大革命的潮流。只有在德国，如五来欣造所说，情形与法国不同。中国的启明专制主义一方面因有莱布尼茨、沃尔弗的提倡；一方面又有间接为儒教信徒的腓特烈大帝，运用了政治的手腕，消灭贵族政治的弊害，因而儒教对于德国的实际政治便发生一种副作用。
- 中国政治思想与欧洲启明专制
……
（三） 中国思想对于德国文学的影响
二、 古典哲学与中国文化
（一） 古典哲学之代表人物
- Leibniz=Wolff=Schultz 学派
德国启明运动以观念论的辩证法思想为中心，而追溯这种哲学的来源，则不能不直接推及莱布尼茨和沃尔弗的影响，间接推及中国思想的影响。 康德早年思想实属于 Leibniz=Schultz（舒尔兹）学派。 舒尔兹是康德的本师，也就是沃尔弗的高足弟子，来自哈尔，曾著《信仰与理性合一》的论文，为人所称道。而康德初期著作也处处表示他受莱布尼茨和沃尔弗的影响。乃至《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沃尔弗的哲学仍极表示拥护 [2]：
……
（二） 黑格尔之中国论
……
- 辩证法之中国因素
案《大逻辑学》的第一部以 “有”“无”“生成” 之三个范畴，揭穿了存在之谜。依黑格尔意思．“有” 之范畴是从希腊巴门尼德出来，“无” 之范畴是从东方尤其佛教出来，“生成” 之范畴是从赫拉克利特和东方出来。他引东方俗谚说：“– 切所有，都在生中含有灭，反之死，亦即新生的开始，这种谚语实际上表示有无之合一。”「但说得最明白的是他高足弟子菲沙（Kuno Fischer）在《黑格尔哲学解说》2 中引用席勒《孔子的言》中所述时间之迁流转变 “逝者如斯夫” 来作解释，这不是证明黑格尔逻辑学的根本概念是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吗？同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亦说明 “辩证的思维 —- 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 —— 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在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完满的发展则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3。恩格斯虽没有提到中国，但早期佛教的辩证法曾由印度或中国传人欧洲。古代中国人无疑也和希腊人一样是辩证法研究的先驱者。再说黑格尔逻辑学的背后就具有《精神现象学》，经我长期研究的结果；知道《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也和中国古经典《大学》之辩证法完全符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事。《大学》方法缜密，系统整齐，实不易与之苟同，然而黑格尔此书序文，千言万语对于 “学” 与 “知识” 之概念作积极的解明，极言真理形态乃是学的体系，此体系之学的概念和《大学》再相同也没有了。尤堪使人惊异的，是《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竟与《精神现象学》的阶段行程处处暗合，试列表明之：
……
三、 叔本华之中国文化观
（一） 《自然之意志》中所见之中国文化
（二） 儒、释、道三教评
（三） 叔本华所受朱子哲学的影响
……
叔本华引这些话谓此最后的说明，和他自己的学说极相吻合，为 – 显著的可惊的事实。此论文比他自已书中所发表者较迟八年出版，不然则将认为他的学说是从朱子得来的了。叔本华自已曾说：谁也知道对待新思想常有三种武器：一种是置之不理；第二种说它不能通行；第三即谓此种思想 “古已有之”，然而我的根本思想，不是从中国书籍中得来，最好的证据，即我不通中国语，决不能在他人还未知道的中国原书中得到这种思想。我现在不能直接通中国语，也许翻译上亦有问题，今后中、欧交通更为利便，我希望能作进一步的说明。以上所述，虽则是叔本华的话，但朱子哲学在 1735 年即已介绍到欧洲，叔本华哲学 —— 自然意志说 —— 无论他自己承认不承认，其和朱子发生关系，却是决无可疑的事实了。
简单的结论
东西文化接触曾经给世界文明以强大的推动。东西文化各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却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同时通过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对方的影响。在 17、18 世纪，中国哲学文化曾经给予欧洲思想界以一定的影响。
一
18 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成分产生的时期。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哲学里面逐渐形成那正在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反宗教、反封建的理性万能的学说，即所谓理性时代。在我看来，理性时代的思想来源，一是希腊，一是中国。中国哲学文化，特别是孔子哲学的传播，为其外来条件。
孔子学说的传人欧洲，以 16、17 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为媒介。耶稣会士来远东传教以传播科学为手段而以进行殖民主义侵略为目的，却是，在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况之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初期需要科学技术，所以一时朝野的知识分子同他们殷勤结纳，而不甚信他们的宗教。耶稣会因争取在中国传教，对于中国的祭孔、祭天之礼加以附会曲解，认为并不与神学违背。这便与天主教中其他宗派发生很严重的 “礼仪问题” 的争论。耶稣会士为了自已辩护，将中国经典翻译出来寄回本国。关于礼仪问题的争论，从 1645 至 1742 年，经百年之久。当时，耶稣会士以外的宗教家，多注意孔子与神学的不同；而在思想家方面，他们则以不同于神学的孔子，作为他们启明运动的旗帜。
初期关于中国的著作，多出于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例如，利玛窦译中国《四书》，金尼阁作《基督教远征中国记》，鲁德照作《中华帝国史》，卫匡国作《中国新图》、《中国上古史》。殷铎泽等合著《中国之哲人孔子》，更已经涉及中国哲学了。 1685 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遭具有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来中国，除了课之以传教之外，还课之以作中国研究报告书的义务。他们将考察所得，用书信或论文的形式，编成专书在巴黎发行。其中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四卷，1703—1776 年《耶稣会士书简集》二十六卷，1776 一 1841 年《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十六册，被称为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引起欧洲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至于专就孔子学说的介绍来说，除了利玛窦、金尼阁译《四书》、《五经》为拉丁文以外，重要的有郭纳爵译《大学》，殷铎泽译《中庸》。特别是耶稣会士编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附周易六十四卦及其意义、孔子传，插人孔子画像，上书 “国学仲尼，天下先师”。由于这本书，欧洲学者竟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个不同名词联在一起了。此外，为了避免当时严厉的检阅制度，竟有几种是用匿名和无名形式发表的。例如，普庐开的《儒教大观》，作于法国大革命前夜 (1784 年），以中国为标准提倡新道德与新政治。 1788 年在伦敦刊行、在巴黎发售的一部伪书《孔子自然法》（巴多明译注），利用孔子的性善说，来反驳霍布士的性恶说。还有一部名为《中国间谋》的伪书，则简直利用中国的名义来提倡革命了。
二
孔子及其学派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法、德两国。17、18 世纪欧洲思想界为反对宗教而主张哲学，故对宗教所认为异端的孔子、异端的理学，热烈地加以欢迎和提倡，却是由于法、德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这两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大体来说，同在孔子哲学的影响之下，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哲学当作唯物论和无神论来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则把它当作辩证法和观念论来接受。
现在先从法国说起。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自笛卡儿哲学来的。不过，同在笛卡儿的学派中，一方面有将笛卡儿哲学与正宗的教义相结合的巴斯噶，一方面却有提倡 “无神论的社会” 的假设的培尔，巴斯噶反对中国。培尔则赞美中国，培尔指出中国思想为无神论，且较斯宾诺莎更为彻底。就中直接继承笛卡儿哲学的马勒伯朗士虽也攻击中国哲学，却明确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唯物论的。他在 1703 年所写《关于神的存在及其本质：中国哲学者与基督教哲学者的对话》- 一书中，把中国哲学主张的 “理” 同基督教主张的 “神” 严格加以分别。他的结论以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这当然是给当时法国一般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了。
在 18 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轰动一时，这一派将无神论、唯物论、自然主义作为论据，崇拜理性，中国是其来源之一。耶稣会士提倡原始孔教，反对宋儒理学；而百科全书派很多是耶稣会中富有反叛精神的人，却起来拥护此异端之 “理”，拥护无神论、唯物论与自然主义。固然百科全书派和中国思想接触，不止由于一个媒介，如孟德斯鸠即取材游客的著作，因而对于中国文化便发生不同的看法。却是，如孟德斯鸠在《法意》第二十四卷第十九章也以中国人为无神论者，以为无神论在中国有许多好处。
试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来说明当时法国哲学家的孔子观。首先是霍尔巴赫，他虽为德国人，但他一生寄居巴黎，为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在 1773 年所著《社会的体系》一书中，他曾举来华耶稣会士所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国现状新志》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等书劝人阅读。他赞美孔子教将政治与道德结合，认为 “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书中援引很多中国的理想政治的例子，结论是 “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百科全书派的主角狄德罗，他虽不是无条件地赞美中国，但对孔子哲学却有极高的评价。在百科全书代表项目中，有他所写《中国哲学》一项。他讲到中国哲学的简史，从战国前孔子一直到明末，介绍《五经》是中国最初且最神圣的读物，《四书》则为《五经》的注释，对于宋儒的理学叙述较详，但自叹不易决定它究竟是有神论、无神论还是多神论。关于孔子哲学，他举出孔子教的根本概念共有 24 种格言，以为孔教不谈奇迹，不言灵感，纯粹不脱伦理学、政治学的范围。他认为孔子的道德胜似他的形而上学或自然哲学。他还认为，孔子教义以保存天赋的理性为圣人的特质，以补充天赋的理性为贤人的特质，德治主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以理性判别善恶与真伪，第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尊重理性的精神，是狄德罗和他的周围排列着的百科全书家所同声钦佩的。
伏尔泰是极端赞扬中国文化的欧洲人之一。中国的哲学、道德、政治、科学经他一说，都变成尽美尽善了。依他的意思，中国文化是《新旧约全书》以前的且为《新旧约全书》以外的文化，它跟基督教绝然不同，不说灵魂不灭，不说来世生活。孔子自已也不以神或预言者自命，他不讲神秘，只谈道德，即不将真理与迷信混同。因此，若有孔子和基督对比，则基督教全然为虚伪的、迷信的。“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伏尔泰反对欧洲对中国传教，以为中国四千年来即已有了最单纯、最好的宗教，即孔教。伏尔泰赞美孔子的格言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这是基督所未曾说到的。基督不过禁人行恶，孔子则劝人行善，如说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因此，孔子实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句。因为崇拜到了极端，伏尔泰在他自已的礼堂里，装饰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教无类” 这类话，尤为他所敬服。他还作一诗赞美 “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以此暗讥基督教。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说 “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是 “全盘华化论者”，对于中国的印刷术、陶瓷、养蚕、纺织术、建筑、农业技术等，他认为都有凌驾欧洲之势。关于政治方面，他认为 “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关于法律方面，他认为中国非经官厅或御前会议的裁判，虽贱民亦不能处死刑。伏尔泰还在 1753 年作《中国孤儿》剧本，副题为 “五幕孔子的伦理”，宣扬中国道德，以反驳卢梭 “文明不是幸福” 的中国文化观。
百科全书派显然是将中国理想化了，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流行的歌曲中，唱着 “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百科全书派之一巴夫尔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中说，“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为光华灿烂的世界”。至于重农学派的元祖魁奈，号称 “欧洲的孔子”，更不消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魁奈自已以及他的直传弟子，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但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倒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的系统的理解。”[1] 重农派以自然法即中国的天理天则代替了亚威的职能，胜利地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例如，《经济表》可称为伟大的科学发明，却是它所根据的是 “法国的尚不发达的经济关系，当时在法国，地产起着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所以他们当了封建主义观点的俘虏”（《德意志意识形态》）［1]。马克思所说的封建招牌，我认为就包括了孔子。例如，魁奈的弟子大密拉博，即将《经济表》的伟大业绩放在完成孔子的遗业上。魁奈所著《格言》，是借用了《论语》的表现法。他向法国各州各都市所发关于经济事实的《质问》，是模仿采风之官巡行天下以采诗的事情。特别是 1767 年他在《中国专制政治论》中即为中国的合法的专制辩护，以为在中国无论古典的经书与民法等法制无不尊重自然法，所以理性的训练特别发达。他在这本书中还提及《孝经》，以为 “题为《孝经》的第五种经典，是成于孔子之手的小册，孔子以孝行为义务中的义务，居道德的第一位，但孔子在此书中说要是反于正义和礼仪，则虽为子没有服从父亲的义务，虽阁臣也没有服从君主的义务”。魁奈一派崇拜中国到了极点，以致以为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的七贤。重农学派尊重中国的结果，致使法王路易十五于 1756 年仿中国习惯举行亲耕 “籍田” 的仪式。尽管如此，孔子学说在法国，还不算主流，主流是民主思想的传播。正如波提埃在《东方新旧约全书》中所说：“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更为激进。” 因此，合法专制在当时即受了批判，而直接间接借助于中国的民主思想，却形成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之一。
三
再就德国来看。德国受中国哲学影响和法国不同。这是因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在法国是一下子被砸碎的，在德国直到如今还没有被彻底砸碎”[2]。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法国表现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德国表现为辩证法和观念论；法国所见的孔子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德国所见的孔子是辩证法论者、观念论者。先以德国古典哲学的先导莱布尼茨为例。莱布尼茨是承认中国文化大足贡献西方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人，他在 1666 年开始写作时即注意中国。1687 年《中国之哲人孔子》出版，他很受感动，与人书说及 “今年在巴黎发行中国哲学者之王孔子的著述”。1690 年他在罗马会见由中国返欧的耶稣会士闵明我，8 个月的往来，使他深悉中国情形。1697 年他用拉丁文出版了 — 部《中国最近事情》，卷首云：“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 他说，欧洲文化的特长是数学、思辨的科学及军事学，然而一说到实践的哲学，则欧人到底不及中国。“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有凌驾我们的民族存在，却是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中国民族了。” 然而，给莱布尼茨最大影响的还是《易经》。1703 年 4 月他从耶稣会士白晋得到邵康节的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惊喜之余，以为它们与他在 1678 年所发明的 “二元算术” 完全相合。实际上莱布尼茨在此以前，1701 年当把二元算术的研究送给巴黎学院时，已不忘附载从《易经》六十四卦来解释这数学。莱布尼茨的二元算术虽以形而上学为其基础，但它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正如列宁说的，“因此，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普遍的、绝对的）联系的原则”[1]。其最有名的代表作《单子论》，也是在 1714 年受了中国哲学影响才出版的，这就怪不得他那样狂热地提倡中国学的研究了。
莱布尼茨和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不同。马勒伯朗士以中国哲学为无神论，认为中国哲学的 “理” 和基督教的 “神” 不同。相反地，莱布尼茨则主张儒家主张的 “理” 和基督教的 “神” 完全相同。他在给法国摄政累蒙的一长信里，即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继莱布尼茨之后将孔子一派思想用德语遍布于大学知识界而收很大效果的是沃尔弗。1721 年 7 月他在哈尔大学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这在德国哲学史上可算一桩大事，同时也对欧洲学者了解孔子哲学起了极大的作用。他在这个讲演中极力赞美儒教，稍带着轻视基督教的倾向，因此便给同大学中虔诚派的正统神学派以攻击的口实。他们提出 27 条难点来反对他，并运动政府命令他在 48 小时内离开国境，否则处以绞刑。这么一来，沃尔弗哲学的内容因被压迫反而成为学界争论的中心了。这个争论达 20 年之久，而当时青年人物绝大多数都站在沃尔弗一边。其结果，他的哲学更为有名了。本来沃尔弗主张孔子哲学和基督教并不冲突，这只算莱布尼茨学说的引申，然而当时德国政府和当局竟认为他的演讲辞近乎无神论，把他驱逐，这一放逐倒使孔子哲学格外得到意料不到的成功。沃尔弗旋即被聘为马堡大学教授，并为学生所热烈欢迎。及至特烈二世登基，由于新王本是他的信徒，他就被召回哈尔大学，并任以宫中顾问之职。沃尔弗离哈尔不过十余年，他的哲学竟为普鲁士各大学所采用，以至于支配那个时代了。
康德的本师舒尔兹是沃尔弗的高足弟子，而康德初期著作处处表现出他所受他们两人的影响。固然康德开始了哲学革命，“他推翻了却是他保存了莱布尼茨的 “二元算术”。在我看来，二元算术即辩证法思维，和《易经》有密切的关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他们都间接地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黑格尔，曾读过 13 大本《通鉴纲目》，读过耶稣会教士所搜集的古代中国文献，又读过《玉娇梨》等中国小说的译本。却是，他是 – 个西方主义者，与过去西方哲学家 - 味崇拜中国哲学不同。例如，他说孔子关于道德著作 “就像所罗门的格言那种方式，虽然很好，但不是科学的”。
四
最后应该指出，在 18 世纪的欧洲，无论在法国发生的政治革命和在德国产生的哲学革命，本质上都是站在资产阶级哲学上，反对封建，反对中世纪宗教；不同之点，只是前者倾向于唯物论，后者倾向于观念论。以关于孔子哲学的认识而论，前者以孔子近于唯物论和无神论，后者以孔子近于观念论和辩证法。孔子评价虽不相同，而无疑同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来华耶稣会士介绍中国哲学原是为自己宗教的教义辩护的，反而给予反宗教论者以一种武器。这当然不是耶稣会士所能预先料到的。尽管孔子是封建思想家，然而也竟能影响到欧洲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这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并不是在他们自已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 所谓东西文化接触是文明世界的强大推动力，以孔子为例，我们可以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