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作者虽然是个女权分子，但是在对抗、消灭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是我们的「盟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

男女有别，根源在于性染色体不同，微观表现在男女各项身体素质差异（包括智力差异）。

事实证明，智力水平和性别、种族等因素都有关，但是这不符合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确。所有公开宣传这种思想的人都会收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比如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的沃森就受到了迫害，著名反女权主义先锋 —— 前知乎用户沧海月明迎朝阳（网名）也因为用数据证明女权主义者谎话连篇就屡次被「开盒」等。

平均数这个指标和个体几乎没有关系，说女性平均智商低于男性，不代表所有女性智商都低于男性。平均收入、平均财富水平这种常年被提起的指标对于个体而言也没有什么意义。即使你身无分文，你和马云财富平均算一下也能上福布斯排行榜，但这对你而言毫无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中位数、众数这种统计指标的原因。

男女智商差异可以归结到自然选择、性选择造就的男女大脑容量差异。人类的性选择基本上都是女性做出的，女性慕强，自然造就更强的男性留下更多后代。

数据显示男性智商平均值和方差值都更高，也就是高智商和低智商的男性都显著多于女性。这是由丰富数据证实的结果，比如 IMO 竞赛、围棋比赛、电子竞技等如果不专门设置女子组则几乎见不到女性选手。由于扩招，普通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院）早已呈现出女多男少的情况，但越顶尖的学校男生越多。垃圾大学女多男少主要是因为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从小到大各阶段辍学率都高于女性，得到的教育经费来自家庭或政府的部分都低于女性。就现实作用来说，大学特别是垃圾学校的扩招严重影响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大学生素质下降及由此造成的教学水平下降、科技发展水平受阻、生育率暴跌以及由此造成的外来人口入侵、生产力衰减。扩招对国家发展有白害而无一利，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控制在 20% 以内是比较合理的。详情可以参见《论教育与反女权》（知乎用户沧海月明迎朝阳著，周官学社出品）。

难学好用、需要高智商的专业比如清华姚班、MIT 等欧美名校数学、物理专业都是男多女极少。女性比较多的专业比如心理学、教育学、语言专业都是好学没用的学科。即使偶尔有特别杰出的女性数学家，往往也不是生于发达地区的小资产阶级。比如获得菲尔兹奖的伊朗女数学家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Maryam Mirzakhani）家境就不咋地，还出生在伊朗那种极度重男轻女的地方。作为钢铁直男的代表，我尊重智商比我高、且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女性。我认为越贫穷的学生越应该学习有智商壁垒的理工科专业，这样才能有一技之长用来安身立命。学个语言专业、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性别研究这类专业就会浪费自己好几年的时间精力，进而影响自己的一生。

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常态，体现在城市小资身上尤为明显。城市小资喜欢文化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热衷于鼓吹女性权益、女性也能，但往往只能学习新闻学那种缺德缺智的专业，为了保住脸面甚至篡改「优秀」的定义。这帮玩意毫无用处，危害却甚大。正经人都应该以消灭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为己任，以此来维护人类文明的根基 —— 父权制。

书籍简介

本书全称《两性炎凉，几分听天，几分由人？》。

本书主要内容是反驳各种各种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关于女权主义的话术。作者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母系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诞生等的在逻辑上错误之处，对于简中圈子的话术的批驳则更加有力。反女权主义代表人物 —— 前知乎用户沧海月明迎朝阳引用了很多这本书的内容去打各种女权分子的脸。

男人之所以能取得更高的地位，是因为男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女性不肯承担更多责任却想获得更多权利和更高地位，往往会造成「牝鸡司晨」，社会崩溃。

就现实情况而言，女性并不比男性善良，就像小孩不比大人诚实。近些年，女学生暴力事件发生频率往往高于男学生，只不过烈度往往较低。

最后作者对男女分性别提出了忠告。当然我不太认同让男性抛弃责任的「忠告」，从某程度上可以说，现代人类文明几乎一切都是男人养育孩子的副产物，对于男性个体而言抛弃责任会快活多年，但男性群体抛弃责任则会造成人类文明大厦轰然倒塌。更确切的说，「你不生有的是人生」，只要不是所有男人都抛弃责任，最终结果就是愿意生养孩子的男人基因频率上升造成人类种群进化。

从这点也能看出，作者确实是个坚定的不一般的女权主义者。

作者简介

王蜂，美籍华裔独立学者，“真” 女权主义者。

全文评注

前言

从我对男女两性的问题开始感兴趣，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浪费” 了不少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我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正常但大幅度的变化过程。现在，“男女两性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已经被我踩在脚下了，也就是说，就那么回事，很简单。那些关于两性问题的讨论声现在在我耳边响起时，对我来说已经只是白色噪音了，因为里面已经没有我没听说过的新东西了。但别人跟我是不一样的，我懂的东西别人不见得懂啊。别人要么不看这方面的文献，要么看这方面的文献只看有政治倾向的，再要么悟性不行脑袋不灵光，所以一辈子也搞不懂这点事。我可不想到头来被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怎么办呢？把我懂得知道的东西整理整理写下来，起码可以当证据证明我截止到某年某月都搞明白了什么吧。这部作品被一个先睹为快的朋友说成是 “字典”，因为两性方面主要被争论的那些 “大问题”，在这部作品里面都能找到答案。当然不到十六万字不可能什么细枝末节的问题都讨论到，我也没那个闲空。不过大问题的答案都有。我敢肯定，即便是专门研究两性问题的教授，在这部作品里也能看到他以前不知道的新东西；即便是没有文化的平民，在这部作品里也能找到共鸣。只要你有耐心看。至于那些脑子里带有预设政治倾向的人，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本作品里的东西和你脑子里的东西不在一个层面，正如学术和政治不在一个层面。

第一章 男女地位，我们知道多少？

生活在男女两性各半的世界上，我们会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男人和女人，谁的地位更高？拿这个问题来问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有些欧美男人会说，“早就是女人地位高过我们了”；很多中国男人会说，“当然是男人地位高”。各国的女人们则大抵是这两种看法：“没觉得有什么差别，我们已经和男人平等了” 或者 “女人地位还是不行，男人还在压迫我们”。

但是，政治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女人的整体地位现在是低于男人的，所以全世界的共同目标就是想办法提高女性地位。” 这其中还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女人的地位永远必须低于男人，所以提高女人的地位这个工作，全世界各国永远得做下去，永远都不会有大功告成的那天”。为什么说政治正确里有这样一句潜台词呢？看看目前国际权威机构对各国男女地位的计算方法，你就会明白了。

世界经济论坛从 2006 年起，每年都会出具一个冗长的 “各国男女地位差异调查报告”（Gender Gap Report），从经济、政治、教育和健康生存四个方面对各国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打分和排名，男女平等程度越高的排名越靠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现在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男女平等。为什么呢？因为用他们的算法来计算，能算出任何一个国家 “实现了男女平等” 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算出任何一个国家女性地位高于男人，那干脆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是怎么算 “男女平等得分” 的呢？这么算：一个国家，在某一项指标男强女弱的时候，他们的男女平等程度会被减分，但要是有女强男弱的领域，却不会给该国男女平等程度加分。比如说，某国女性受教育水平是男人的 80%，那么这项就给该国 0.8 分，也就是 1 分满分里面减掉 0.2 分；但是，如果某国女性上大学的人数是男性的两倍，该国这项得分也不会给 2，还是只会给 1，也就是说，虽然不给你减分，但也别想因为女强男弱就会给你加分。再比如，某国女性平均寿命超过男性十几岁，远非自然寿命差异可以解释的了，但世界经济论坛给打分的时候，这项充其量给 1 分，不会因为女性寿命更长就给加分。可以想象，用这种方法计算男女地位差异，只要有一个领域的统计数字是女小于男，不管别的领域的数字女比男大多少，这个国家被计算出来的男女地位一定会是男高女低的。世界经济论坛这样一个漏洞昭彰的计算方法，为什么仍然堂而皇之的成为性别地位的国际权威算法呢？因为这是政治正确的算法。

另一种国际权威的男女地位计算方法，叫做性别发展指数（GDI）。这种算法就更加有意思。比如一个国家明明是女性寿命长于男性，但是经过 GDI 加上一些别的参数一调整计算，就给调整成了寿命方面男强女弱，成了男性寿命得分高于女性了。

还有一种叫做性别不平等指数的算法（GII），所计算的领域和前两种计算体系相似，也是经济、政治、教育和健康。但是它把产妇死亡率算了进去。产妇死亡率是女性特有的 4/141 数据，男性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数据来做比对，那算出来女人当然要比男人多一个死因了。但是男人工伤死亡比女人多出来多少，它不给算了。

其实，要想用数字来计算性别地位，那根本没法算；以人类的智力水平，根本不可能写出一个能够精准计算男女地位的公式来。以上那几种政治正确的权威算法中，区区几个被计算的领域根本不能涵盖两性地位的所有方面；毕竟两性地位的不同体现在数不清的方方面面，不是几个指标就能概括得了的。而且，即便是现在被选取的这几个指标，也只能算出数字，但证明不了男女地位谁高谁低。比如，一个国家女性担任政治职务的比例可以算出来，但是这个数字和该国女性整体地位没有必然联系 —— 独裁的统治者完全可以多提拔几个听话的、亲枝近派的女性到领导岗位上，给他充当傀儡，给他脸上贴金，但他同时保留随时罢免这些女性领导的权威，那么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女性地位高吗？显然不能。再比如，一个国家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可以算出来，但这个数字和女性整体地位也没有必然联系 —— 有很多富国女性，不工作就可以过上舒适安闲又自由的生活，也不受制于人，所以她们就不想去工作，或者至少不想去做全职工作；而某些穷国女性参加工作多，只是因为她们没有不工作的权利，不做全职工作就没有饭吃，一边工作还得一边受气，那么能说明就业率高是女性地位的正面证据吗？所以，别查 “国际权威性别地位排名” 了，那里面没有正确答案。

“女性整体地位必须一定是低于男性的” 这一政治正确的观点，几十年来年复一年的被大声重复着，却从未提供过一个在数学和逻辑上可以通得过的证据。它所提供的，关于女性整体地位是如何低于男性的证据，要么是不全面、不能用于全局比对的，要么是伪造和虚假的，要么就是过时的。它重复的告诉你女性地位低于男性，只不过是因为它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这么做，因为有很多政客非常需要它生存下去 —— 从历史规律上看，欧美女性参与选举投票的积极性高于男性，比如有选举权的男人里面六成出来参与投票的时候，有选举权的女人里面是七成会出来投票。所以刺激女性为自己投票，对于西方政客来说尤为重要。而刺激女性投票的方法之一就是告诉她们：“你们的地位不行的！都是因为我的政敌对你们太不好了，选我上台我就给你们解决地位问题了！” 同理，为什么女性受暴力死亡的人数不如男性多，但是国际上各种专项治理的努力大部分针对女人的受害，对男人的问题不怎么管呢？因为女性参与选举的投票率高于男性，那么让男人多死一些，男选民的基数再少一些，跟女性投票数量拉开更大的差距，那么政客竞选的时候就会更加 “省心”，只专注讨好女选民就可以了，不用管男性民众怎么想的。那因此损害了长远的国家经济怎么办呢？那就不是政客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他们卸任之后，国家什么样，就不关他们的事了。

对于 “男女谁的地位更高”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政治正确的答案 ——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政治正确是从哪里来的了。是政治正确不能用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看清世界；相反，它是用来把人搞糊涂，让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弄清两性地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要提防那些有政治意图的所谓 “知识”，凭自己的头脑思考。

而我们的思考，也难以逃脱我们自己的身份与经历的局限，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图景。如果你是女人，你应该知道，女人从古至今一直生存在弱势者的标签之下，而这个标签显然没有阻断女性境遇的大幅提升；女人顶着弱势者的标签，从不能受教育到了能受教育，从缺乏政治权利到了获得了不以财富决定的选举和被选举，从不能外出工作到了能够进入各行各业，从没有避孕措施到可以有多种方法拒绝生育，从不能自主结婚离婚到了拥有法律上的婚姻自由，从离婚不能带走孩子到了拥有对孩子的优先抚养权…… 女人有理由认为，弱势者的身份是向社会、向男人提出要求的充分理由，女人自认一个弱势者的标签，不但不会伤到她们，还会给她们带来好处；她们也可以预期，将来这个标签还会有望给她们带来更大的好处。所以，女人比男人更不忌讳，甚至更倾向于声称自己的地位低于异性。

而男人，作为一个整体，从来就没有凭借自认弱势而得到过好处。随着社会的发展，男人的境遇也大大改善了，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个改善是男人靠们宣扬自己的性别弱势而换来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男性群体来说，自认 “弱势” 和自认是 “弱者” 没有什么两样（不像女人，可以宣称自己是沦为弱势地位的强者），“弱” 的标签总是会给男人带来耻辱，甚至危机与伤害。所以，男人会忌惮自认弱势，并会夸耀自己的强势，一口咬定自己的地位高于女人。现在有一部分西方男人，刚刚开始承认自己不但不具有性别特权，反而因性别为男而承受弱势，并据此倡议，男人应该拒绝承担他们不该承担的责任；这是一场崭新的社会运动，它还很年轻，但已经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我预见，这场运动最终会给男人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目前，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主流男性还是没有放下 “我们的地位高于女人” 的主见。

于是，不管是政治正确的理论和宣传，女人的主流观点，还是男人的主流观点，全都指向那个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常识的结论：男人的整体地位高于女人。这一结论往往顺理成章的引申为：男人总体上比女人生活得更滋润。但是，我们很可能全被政治宣传、被自己的主观感受骗了。我们从来没有拿到过 “男人整体地位高于女人”、“男人比女人过的更滋润” 的证据。每个人看到的所谓现实，最好也不过是管中窥豹的现实，甚至连现实都不是。我们可以公认，女人如果面对暴力，要比男人更加脆弱。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在没有他人保护的情况下，面对同等程度的暴力，是女人更加缺乏成功自卫或逃离的希望。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说女性的处境更加危险。因为，事实上，男人受到暴力伤害、因暴力而死亡的几率与数量都碾压了女人。虽然一旦面对暴力，是女人更加脆弱；但是暴力的目标更多指向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对男人施加致伤致死的暴力的，主要也是男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男人被自然造物赋予了竞争者的身份和使命，他们别无选择的听从着自然的安排去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部族而竞争；在人类除了一具血肉之躯之外一无所有的年代，他们竞争的本钱就只有自己的头脑和躯体。竞争是人类的 “万有之源”，人类本身以及人类社会必须在竞争中实现进化，而在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前，竞争必须从最原始而野蛮的形式起步。

男人内在的竞争欲望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天然的。这一点已经被幼儿研究所证实：在父母没有动力去给幼儿灌输 “男孩要竞争，女孩不要去竞争” 观念的西方国家，在孩子尚不能完全明白父母指令的三岁年龄，男孩就已经显露出比女孩更愿意参与竞争；而女孩即便在能力和男孩相当的情况下也比男孩更倾向于躲避竞争。当男人因遵从自然给他们的设定，更积极的去参与竞争，不知不觉的去为人类创造未来的时候，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受到彼此的暴力伤害，甚至遭遇惨痛的结局。

当然，不是所有的男性间暴力行为都属于竞争行为，有的单纯就是仇恨、恶毒和冲动的结果（同时，制止任何性别对任何性别的暴力，主要也是得依靠男人）。有一种叫做 “武士基因” 的基因，存在于男人身上和女人身上的时候起的作用不一样。武士基因在男人身上有两种形态，一种 “坏的”，令男人冲动好斗不计后果，一种 “好的”，令男人正确判断形势，在竞争中胜出。可以说，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兴旺，一直是蒙着这后一种 “好的武士基因” 的恩泽的。但是大自然不会对人类那么好，只给我们最好的，不给我们不好的，她只能是好坏搭配着一起给我们；我们得到了 “好武士基因”，就要付出接受 “坏武士基因” 的代价。包括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这个代价的承受者。男人和女人都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也都享受着这些代价换来的报偿，但是男人更容易被认为是占到了便宜的一方，而非付出了最大代价的那一方。

女人从来没有比男人善良过。有研究证明，男人和女人做好事帮助他人的几率是一样的。而且也有研究证明，女人虽然比男人更会做出同情心强的样子（如表情、哭泣、肢体语言），但是如果仅用生理反应作为指标测量，会发现男女实际的同情心大小并无差异。这就注定了，女人作恶的欲望并不小于男人；但她们与男人的差别在于，她们更不想、更怕为作恶付出代价。于是，女人更倾向于考虑好，确认自己不会有事之后，再伤害他人。比如，对 1480-1913 年欧洲的男女国王的研究显示，平均每个女国王比男国王多发动 27% 的战争。因为她们是国王，所以打仗也打不到她们宫里，她们也不会去御驾亲征，不会身临险境；她们把国民经济事宜交给丈夫分担，多余的精力正好用来制造战争。再比如，虽然系列杀人犯是男性多于女性，但是女性的系列杀人犯比男性更难抓到，即便落网之时，平均每人已经杀掉的人数也比男犯人多。这是因为，她们是在非常肯定自己有把握反侦察，有把握逃脱的情况下才会去作案。事实上，现在的系列杀人组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就是一对姓 González 的姐妹，她们两人图财害命，一共暗杀了至少 91 人才被发现。

女人不比男人善良，却比男人更缺乏自卫能力，照理说，这样的人应该最容易成为男人杀伤的目标吧？然而，事实是，男人杀伤他人，选择的对象主要是同性，而非女人。所以从遭受暴力的角度上看，男人过的一点也不好于女人。

“男孩偏好” 几乎是每个主流民族不可磨灭的文化历史，从全球来看，它刚刚才开始露出要消散的端倪。由于生育中对男孩的偏好，很多女婴被杀死，女胎被流产。这意味着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吗？不，因为那些被允许活下来的男女婴儿中，是男婴能够活到老年的几率更低。在那些艰难或野蛮到了出于性别偏好而迫使孕妇堕女胎、杀害女婴的社会中，男人的人生历程是更加危机四伏的，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因资源短缺、繁重和高危劳动，以及矛盾冲突而英年早逝。即便是现在的中国，从广州殡仪馆无人认领 / 无名的尸体清单来看，无人认领 / 无名的尸体大多为成年男性，而且这些男性死者大多没有步入老年（http://www.gzbz.com.cn/dead_men/）。

人是在婴儿期，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被杀死更悲惨，还是在已经长大，并有了产生巨大精神痛苦的能力的时候惨死更悲惨呢？一定是后者。人是在还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时候就死亡更悲惨，还是在受苦受穷多年，拼死拼活的干了很多活之后，一天好日子都没过的情况下死掉更悲惨呢？显然也是后者。所以，即便女性比男性更多的遇害于襁褓中，也不能证明女性比男性更惨，因为男性长大之后死的更多。

男孩偏好也未必是对男孩生命的尊重。比如现在的中国农村，男孩子被家长打，不论是频率还是严重程度，都要超过女孩，因为家长期待男孩长大对他们有超高的忠诚度，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那些思想陈旧的家庭迫切希望生男孩，但那不意味着男孩在那些家庭中就是拿来尊重、拿来爱的；在他们看来，男孩子是养来用的。家庭里这样看待男孩子，社会也是这样期待男人的 —— 做为男人，你要 “有用”，不能 “没用”。

男孩偏好不是任何政治团体或统治者的选择，而是恶劣生存环境给人类发布的指令。在那种生存环境中，男性就是用来干活和用来 “死” 的，或者说是 “耗材”，正如子弹，就是用来炸毁的。耗材当然要尽量多做一些，正如子弹要比机枪做得多。男人作为耗材，只要让他尽早多干点活，多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然后他还没有享受退休生活就被累死了，工伤死亡了，被杀死了，社会也是不吃亏的，他死了就死了吧，让别的男人顶上去接着干就行了！但是女人，如果活到了育龄，耗费了社会资源生育了孩子，但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她没有把孩子养大就死了，那么她孩子的生存机会也会大减，如果孩子也没长成人就死了，那么这个女人从怀孕到生养孩子，到她的孩子长那么大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就全部打了水漂，全部浪费掉了。所以，在资源短缺养活不了太多人，但又需要尽量多的人来从事劳动的社会，要为了节约资源而裁剪人口，就是要掐掉一部分女性早苗，然后把养大的男孩丢出去当耗材用。听上去很残酷，不过这就是大自然逼迫人类走的生存之路；如果我们的祖先都不这么做，我们今天恐怕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在全球各国，都是男人比女人的寿命短，这是男女先天体质的缘故吗？大部分人的确是这么认为的，所以 “男人比女人短命” 这一现实从来不被拿来当证据证明 “男人的地位有问题”。然而，极少有人知道的是，男人寿命比女人短虽然在全球各国属于普遍现象，但是跟类人猿的雌雄寿命规律相矛盾。在所有的类人猿中，那些爸爸会抱自己孩子的物种，不管抱得多还是少，无一例外的是雄性寿命大于或等于雌性寿命。男人无疑是会抱自己小孩的物种，而男人的寿命短于女性，这已经违反了任何类人猿的寿命规律。也许，男人寿命比女人短根本不是先天体质所致，而是因为男人承载了独特的社会压力。

全球各国另一个和性别有关的规律是：男人成功自杀率高于女人。大部分人不会因此认为男人的地位和处境出了问题，他们只会认为男人天生就爱自杀，这是自然规律而已。只有当某一个国家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等于男性，或者虽然低于男性但是低得不够多的时候，才会有人指出：这不正常！男人的自杀率要显著高于女人才是 “正常” 的！是什么令人认为男人自杀率高应该是 “正常” 的呢？是因为全球大部分地方都如此，还是因为他们是男人，而男人的用途之一，就是用来 “死一死” 的？事实上，最容易导致自杀，而且患者群最为庞大的心理疾患 —— 抑郁症，女性患者是男性的两倍。这是因为女性的性激素水平决定的（女性在育龄期也就是性激素旺盛的年岁中抑郁症发病率最高，儿童期和老年期则与男性发病率相差不大，证明性激素是女性抑郁症比男性高发的原因）。如果说，谁更爱出现心理疾病，谁的自杀率就高的话，那自杀率高的应该是女人，怎么会是男人？长期以来，包括学术界人士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认为，男人天生爱冲动，而这就是他们自杀率高的先天原因。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大部分自杀者根本不是冲动自杀，而是经过了思考和计划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依据来认为男人自杀率高是正常的，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正好体现了，男人的生命并不比女人的更受重视。

女人从来没有完全自由过，她们受过和正在承受的限制是残酷的。但男人的待遇也未必更好，他们同样从未自由过。女人遭受束腰，拉颈椎（长颈族）和缠足，男人却不必，这只不过是因为男人的 “耗材子弹” 身份 —— 子弹是用来炸毁的耗材，但是在它们炸毁之前，质量起码要好，不能是残次品 —— 所以不会对他们做那种破坏体力体能的 “集体改造”；但是某些民族的打洞、穿环、割疤这些礼俗是男女通用的，类似给牲畜烙印 ——“这是我们家的牛，别人别碰”；“这是我们部落的人丁，不会和你们一条心的”。

女人在没有麻醉和消毒的条件下被施加割除阴蒂的割礼，导致她们因感染而死亡，即便存活，以后难产而亡的几率也大大提高。但是，这种割礼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让女人死亡或难产，它的目的是去掉女人的性快感，以达到控制女人身体的作用。其实在那些地方，男人也在没有麻醉和消毒的条件下被割礼，也就是包皮手术。这种传统的目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为了卫生，因为男性割礼被发明出来的年代，还不是一个讲卫生的年代。男人的包皮被环切后，龟头不再有包皮的包裹，会一直和衣物发生触碰摩擦，于是龟头的敏感度就会降低，性生活的快感也会钝化，达到高潮需要的时间会延长。所以男人割礼也是为了降低男人的性快感。包皮环切只是男性割礼中最无害的，实际操作中，男性割礼还可以包括切割、穿刺、损伤外生殖器的任何一个部分，甚至用腐蚀性液体或热烫液体烧伤生殖器。男性割礼的目的，除了降低男人的性快感，很可能还有不希望男人迅速给女人受孕后就走人，希望男女交合时间延长，从而增大中途被别人发现的几率，这也是一种对性自由的控制。之所以男人的割礼不是全部割掉，只不过是因为全部割掉就没法生育了；女性整个阴蒂被割掉，是因为女人没有阴蒂照样可以生育。

无辜的女人因为各种被判定为 “离经叛道” 的行为或遭遇而被迫害，被杀死，其中因刻意反抗而死者寥寥。而男人一直都是权威者下令屠戮的主要靶子。例如，自 1715 年至皇权结束，英格兰和威尔士被处决的 12500 人中，男女比例是 20：1；1608 年以来英属殖民地共处决 15400 人，男女比例为 43：1。而且，不管是任何国家，不管什么年代，因决意反抗强权而被害死的人，也只能是男多女少。男人不但遭到强权的更多屠戮，他们反抗强权的功劳也更大。

身居高位的男人也为他们的身份付出代价。中世纪欧洲的高层贵族，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同阶层的女性贵族短了整整 12 年。中国的皇帝平均寿命短于平民男子，若与普通宫女相比，只能短更多。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及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女人不能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最基本的选择。她们不能选择爱谁、和谁在一起、离开谁、是否生育，也不能选择从事什么劳动，进入什么行业。而同期，同一个地方的绝大部分男人一样也不能选择爱谁、和谁在一起、离开谁、是否生育。认为古代男人可以随便选择三妻四妾，逍遥自在的人可以把埋在小说影视剧里的头抬起来，醒一醒了。即便是那极小比例的，有权娶多个女人的男人，他们也无权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宠爱哪一个，不要哪一个；如果男人出于个人好恶把妾的地位抬高至正妻之上，他是可以被正妻的家庭告官的。即便是特权最大的皇帝，也不能避免出于政治要求将奇丑的女子封赏后宫高位。有的男人有嫖娼的权利，但也有的男人自幼就被阉割，永绝男女之缘，去伺候贵族女人。男人和女人是同时开始拥有对爱情和私生活的选择权的，这项权利男人并不比女人拥有得更早。

男人比女人更早走出家门受雇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家中的土地资源如果不够养活全家人，男人就要把相对安全的家留给老幼妇孺来操持，自己闯入危机四伏的外面世界去。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男人都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家里是做什么的他就要做什么，或者周围有什么工作他就要做什么，哪个职业行会肯要他，他就要入哪个行。那个时候，可供广大劳动人民选择的雇佣行业本来就不多，至于在行业中寻找体面与发展，对于绝大部分出门工作的男人来说纯属奢望。而且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男人开始拥有职业选择权，只比女人早了几十年而已。

男人比女人早一点拥有了职业选择权，并没有使他们的存活比女人更容易。当有人问 “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没有被上户口” 的时候，我是这样解答的 —— 一个黑户成年男子和一个黑户成年女子，同样都不能上学，同样无法找到正式的工作，请问他们谁更容易存活？黑户女子可以找一个男人来供养她，让她待在家做不需要用到户口或身份证的劳动，让她拥有自己的孩子。而黑户男子，谁来供养他？他可以打黑工干苦力，但是雇主完全没必要顾忌他的死活 —— 反正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记录的人嘛，死了就死了呗。如果上户口要交钱，自然是哪个孩子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就更难存活，更难拥有自己的下一代，就优先给哪个孩子上户口。

在招聘允许选择性别的国家，是有一部分光鲜的，或者发展前景好的工作，会优先请男人去做；但是那些既不要求脑力，又不要求多大力气，却可以糊口的工作，比如工厂的小包装流水线，一直都是优先要女人，甚至根本不要男人的，从丝织业所催生的自梳女时代开始就是如此。一个没有学识没有技术，脑子也不怎么灵光的女人，可以靠这样的工作糊口。而一个同样没有学识没有技术，脑子也不怎么灵光的男人，就比女人更难找到这样一份让他不至于累折腰又可以吃上饭的工作。他如果有把子力气，可以去做苦工，为了眼下可以吃饭，而去折几年寿。他如果身体不好，承受不了强体力劳动，那他就难以找到合法工作。一个人找不到一份光鲜有前途的工作，并不会因而死掉，但如果一个人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他真的可以饿死。所以说，虽然对能够活得下去的男人来说，他的职业上升空间大于女人，但是女人，要比男人更容易活得下去。

被指为 “在职场更吃香” 的男人，工伤死亡人数总是显著多于女人。即便在美国这样劳动保护制度较好的国家，每年也有约 4000 名男人工伤死亡，占所有工伤死亡者的 92-93%，远远大于女性工伤死亡和孕产相关死亡人数（约 600 / 年）的总和。即便是被很多人认为 “男人混得比女人容易” 的白领世界，男人过劳而死，英年早逝的几率也大大超过女性。但大众并不认为这构成什么问题，因为男人被社会制造出来，本来就是 “耗材”，本来就是用来 “死一死” 的。

女人会因为她们的性别而遭受特定的耻辱，比如她们的性行为和性欲望不够 “中规中矩”，或者她们被怀疑没有生育能力时。而这些侮辱给女人带来的痛苦与后果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她所处的年代和社会环境。有的时候，这样的侮辱会导致她们自杀死亡。当然，在某些先进的或者原始的文化中，女性并不会因为这些名誉受到多大影响。而在大部分文化中，男人也遭受和性有关的耻辱。如果男人被公开的冠以强奸犯的名誉并声名远播，那么不管强奸是否属实，不管法律是否判决他们有罪，他们后半生的脸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完蛋了。因为被诬陷强奸而自杀的男人的名单，永远在延长中。男人被强奸了，他们如果将自己的遭遇声张出去，那么下场要么和女强奸受害人一样糟糕，要么比女受害人的下场还要差。如果一个男人被证实没有生育能力，或者性能力极差，他所要承受的羞辱甚至比一个不育的女人承受的羞辱还大。

女人因性别而受辱，主要就是在性方面；而男人因他们的性别而遭受的耻辱，却不仅限于在性方面。如果男人未到养老的年龄，有家人，却不能提供生活资料给家人，那么不管他 “失败” 的原因是生病还是残疾，或是 “无能”，他都会落得被人看不起；若是家中的女人因此看不起他，旁人心中也会持支持态度。《聊斋》中《申氏》的描写是很真实的：申姓男子养不起妻子，妻子说 “世不田而食者，止两途：汝既不能盜，我无宁娼乎！” 就是说，不靠种田而生存的话，男人只有做贼，女人只有卖淫。这也显示了，无论男人女人，当时都没有什么职业选择空间。申氏认为，妻子想要去卖淫是他无能造成的，是他的过错，于是他羞惭的去上吊自杀。申氏父亲的灵魂前来解救儿子，却不说儿媳要去卖淫有什么错，只说让儿子可以尝试去做贼。其实，男人如果不能为家人提供生活资料，那么在大众的眼中，他就不配拥有家人了。女人则不是，即便她除了生育能力什么其他的能力都没有，也是 “配有家” 的。

当国家民族面临险境，需要有男人去战场上牺牲的时候，如果健全的年轻男人不想去，他们也会面临羞辱，这种羞辱可能是致命的。英国一战期间的白羽毛运动，就是一些自己即不参与战斗又不参与后方生产的，无所事事的女人，遇到看似年龄适当，身体健全的男人没有去参军，就送白羽毛给他来羞辱他（白羽毛就是懦夫的意思）。被羞辱的男人并不都是适龄的，有的还未满 18 岁，也未必都是健康的，有的是刚刚从战场回来，衣服下面还掩藏着伤病。即便是这些男人，白羽毛的羞辱也可以令他们自杀，或者令他们立刻跑回战场上去当炮灰死掉。那些被白羽毛逼死的男人，不能去指着给他们白羽毛的女人的鼻子质问 “你都没做什么贡献，我凭什么去送死？” 因为那样只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羞辱。

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证据证明男人整体上比女人过得更好，但社会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强烈感受就是 —— 男人拥有更大的权力 —— 这种感受是不可磨灭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拥有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管辖权的男人确实多于女人；企业最高的决策层位置上，男人也多于女人；科学界最高成就者中，男人还是多于女人，这些男人是意见权威，他们有资格告诉民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谈到男人的地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些身居高位的男人，同时忽略掉数量庞大得多的穷困潦倒的底层男人、无声无息卖着苦力的男人、像鸬鹚般一辈子不断钻进水里，把捕获的大鱼全吐给他人的男人、以及那些早已悲惨而静悄悄的死去了的男人。

但男人的权力也不仅来自社会上的职权。我们可以注意到，家庭中的男女，如果交恶或分道扬镳，给女人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也就是说，即便是极为普通的男人，也享有与伴侣交恶或分手时不承担主要负面后果的 “特权”。此 “特权” 衍生出男人在家庭中更多的权力，这权力用还是不用，男人可以自己决定。这种 “特权” 是哪里来的呢？它来自男人的两个特点：1. 他们是必需品的提供者。2. 他们可以做到随时终止提供。

男人提供钱和保护这两样必需品给家庭，而女人失去了男人的提供，就要蒙受损失。女人也提供钱、劳动、生育给家庭，但是女人所提供给家庭的钱不如男人的多，女人提供的家庭劳动不是生存的必需品；至于生育，即便女人不生育，也不影响当代男人的存活，甚至是帮助他们活得更加轻松。而没有了男人提供的钱财与保护，大部分女人眼下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让男人不能终止对家庭的付出的，只有男人自己的观念与良心。如果他们的观念改变，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义务对家庭付出，不认为对家庭付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那么他们就可以立刻停止付出。而为家庭付出的女人，让她们不能停止付出的远远不仅是观念与良心。她们需要靠提供非必需品来换取生活必需品 —— 家庭主妇提供的家务劳动对于男人来说是锦上添花的非必需品，但她换来的却是衣食这样的必需品；正如种菜的人如果不卖菜换粮，他就活不下去，而种粮的人自种自吃，不卖给他人，照样可以活命。而且，女人有着比男人更强的，生理上的生育欲望（男人的生育欲望大部分是观念上的，而非生理上的），孩子降生后，女人也被生理的纽带和孩子拴在一起，娘生儿，连心肉（而父爱不是生理反应，可以通过观念改变而消弭）。女人如果终止对家庭的付出，而且孩子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的话，她会比男人更加不能忍受。

男人既是 “必需品的提供者”，又是 “更能做到切断提供的那一方”。虽然他们不见得活得比家中的女人安逸，可能比女人累得多，也不见得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在外面可能要忍气吞声，但是他也会自然而然的对家中的女人拥有控制权。

说到这里，我们还有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做解释。比如，那些少数享有高位的人中间，为什么会男多女少？再比如，为什么男人拿回家的钱比女人多？这些问题，本书后文都会讲个明白。

我们的社会一直都是这样 —— 男人在某些范围内的控制权并不能让他们整体上过得比女人更好，部分男人身居高位也并不能让男人整体地位比女人更高。对此，有的理论提出，男人和女人的痛苦，都是男人亲手缔造的现行社会文化制度造成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男人们自作自受；如果人们通过努力改变了现有的制度，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那么男人和女人都会同时得到救赎，过上一样美好的生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上述理论的通顺。所有发展壮大到了在国际社会拥上有话语权的社会，无一例外都经历过我们以上描述的这种社会形态的 “超级残酷版”，然后才到达了现在的 “温和版”。我听一个普通男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个人、单个民族可能犯错，但全人类不会犯错”。不错，如果所有发展至今、有话语权的民族都是这样过来的，那说明全人类没有第二条更好的发展之路，我们已经走过来的路，就已经是最好的路了。男人也并非有意识的缔造了这样的社会文化制度，他们不是上帝，没有那么远的眼光，也没有那么神的头脑；社会文化制度只能是大自然 —— 或者叫做老天爷 —— 缔造的。老天赋予了男女双方各自 “好的” 和 “坏的” 属性以及欲望，再把他们抛到环境中去，让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属性去生存，去博弈，去试图实现欲望，于是各式各样的文明形成了，有的死了，有的活下来走到如今，成了现在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化学家把不同的分子混合在溶液里，让那些分子依据自己的属性去碰撞去反应；而从烧瓶的外面看，什么时候变成什么颜色，发出多少热能，最后反应终止之后的混合物是什么组分构成，都是化学家在掌控，烧瓶里任何分子都不能做主，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人和女人的痛苦，也都是老天安排的。老天没有理由对人类那么好，既让人类发展成万物灵长，盖满大地，又不给他们罪受。个人有可能犯罪，但全人类共同的痛苦不是任何人的罪造成的，也不是男人的犯罪，而是天意。男人和女人在承受痛苦的同时，都无意识的为了后世人类的发展而付出了代价。

社会文化制度是人的天然属性、自然环境、发展时间三者共同决定的，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能够改变的。人能做的，只是不断的提出和践行自己的想法，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决定是否接受；如果不合时宜，社会环境不接受，那么这主张就暂时的死灭了，如果恰合时宜，社会环境接受了你的主张，你就 “开创了历史”。不过记住，开创历史的其实不是你，是历史自己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允许了你的想法成为现实而已。太阳底下无新事，你所提出的东西，几千年前就有人想到了，只不过他们的运气不如你好，没有生在允许这个想法实现的年代，所以他们的思想火花就死灭了。

我们的主观意志决定不了历史发展，也决定不了全人类甚至是我们自己国家民族未来的走向。但我们起码可以试图弄明白，古往今来男女两性之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读懂现在社会的性别关系，判断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并用我们自己的发现来为我们个人牟利。

未来的世界对于女人和男人都意味着什么呢？女人们，你们将拿起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你们的生活未必会更轻松，但是如果你们认为自主会带来幸福的话，那你们就有机会得到更大的幸福。男人们，失去对他人的控制权的同时，你们也将拿回更多自主权，迎来一个你们物质上比女人富有，人生也比女人更少负累的新纪元；你们决然丢弃那些一钱不值的精神枷锁之日，就是这个新纪元来临之时。

要知道古今两性之间的博弈与炎凉有几分听天，未来男女关系之事又有几分由人，就听我从远古开始，冷冰冰的分解给你听吧。

第二章 据说有个母系黄金时代？

母系社会已经是个大众熟悉的名词，我们初中的历史课就都学过 —— 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母系，后来才转变为父系。在某些大众的理解中，母系社会是 “女人当领导管制男人” 的社会。这种理解早已被科学所摒弃。现在学术上通用的描述是：母系社会的家庭是由一系列母子、母女，兄弟姐妹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因女性（母亲）的存在而团结在一起，生育过的长辈女性是家庭的核心，父亲角色在家庭中不重要或不存在；母系社会男女地位平等，男人和女人在氏族议事会中有相同的话语权。

母系社会大致等同于 “无父无夫的非专偶制社会”—— 男女性伴之间不同居，不确立亲属关系，完事之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孩子生在妈妈家，与爸爸无关，由妈妈、阿姨、舅舅、姥姥等人共同抚养。

由于原始母系社会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图景的描绘只能通过墓葬或遗址和对现存的 “活化石” 母系社会的研究和推理来实现。通过家庭墓葬中辈分最高的长辈为女性，以及女性陪葬财物不少于男性，人们推演出了母系家庭结构，得出了 “母系社会男女地位平等” 的结论。由此，人们又推理出母系继承制、婚恋自由、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等 “母系社会特征”。现在世界上零星散落着的一些仅以母亲作为家族核心的社会，也被作为母系社会来研究，被用来证明 “原始母系社会确实存在过”。

在 “社会性别建构论者” 的眼中，男女在社会行为、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都是后天被教会的（也就是被建构的），不是先天原因造成的。而 “存在了数万年的母系社会” 正好可以作为 “男女没有天然优劣之分” 的佐证，即说：既然男女平等的母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状态，说明男女天然资质是势均力敌的；只是后来进入了错误的社会形态（父权社会）导致了女性沦为受压迫的地位；只要纠正这种错误的社会体制，女性地位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尽管我们无法证明那些零星现存的母系社会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还是半路形成的，尽管这些现存的母系社会大都是穷乡僻壤，如果不改变社会形态就不会有发展前途，但它们的存在起码给有的人提供了一种希望，那就是 —— 男人不控制女人的 “黄金时代” 既然可以存在那么久，那这种黄金时代就可以再回来。

然而，这个希望有多真实呢？其实，“人类社会整体上是从母系走过来的” 这种观点其实已经过时，已经被后来的学术所推翻了。现在多数人类学家承认，人们从未证实过母系社会曾经是地球上的普遍存在，我们能够证实的只是零星存在。而且，母系也只是一种家庭结构，并不是权力结构；母亲是家庭开枝散叶的核心，并不意味着女性不会受制于男性。凭男女墓葬中陪葬品等值，也远不能证明男女生前的处境一样，毕竟有这样一种可能 —— 当时只有少数人会有墓葬，而大部分男女都没有墓葬，尸体被随意丢弃。

美国女教授辛西娅。艾勒（Cynthia Eller）在她 2001 年的著作《史前母系社会的神话》的副标题中说的明白 —— 捏造的历史不能给女性以未来。漫说艾勒教授的著作已经证明了 “普遍的母系社会” 是捏造的历史，即便人类的初始真的都是从母系社会过来的，而且母系社会的女人是完全不受男人制约的、自由的，即便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理想母系社会公民的后裔，那又如何呢？只能说明：即使普天下都成 “理想母系”，有朝一日也可以被父系社会所全面取代，女性仍落于男人的控制之下。假如曾经遍布在地球上的史前母系社会一个个都被父系社会所取代了，那就说明母系社会的解体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因为 “个人和单个民族可能犯错，但全人类不可能犯错”。

为了说明父系社会在全人类中普及的必然性，让我们姑且假设：史前女性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女人毫不受男人控制的母系社会，没有任何人为或社会文化因素来干涉女性表达她们的天性，或抑制她们的思想行为 — 她们是原生态女人，只需要应付来自大自然的挑战，无需面对来自男人的挑战。

那么女人后来是怎么失去自主权的呢？一种盛行的，唯生产力论的解释是：男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比女人更加突出，所以男人就赢得了主导地位。原始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是采集和狩猎，男人在狩猎中是可以发挥力量和速度的优势，但打猎不是天天都会有足够大的猎物；而女性的采集劳动，天天可以带回食物，是更有保障的。可以说，女性的采集劳动，重要性并不低于男性的狩猎劳动。而到了古代父系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变成了农业，即种植和畜牧。不仅在刀耕火种的非洲地区，女性干的农活比男人多，即便在现代中国，农村留守女性也构成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业劳动人口，女孩开始干农活的年龄也早于男孩。现代社会中仍存在的母系摩梭族和扎巴藏族女人，农业劳动量也是村中男人的好几倍。这说明女人完全可以，也往往是正在充当着农业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所以说，“谁劳动产出多，谁就掌握控制权” 的理论是说不通的。

如果再把生产力概念扩大化解释，加上一个 “人口再生产”，女性的产出就更多了。人类能延续至今，需要依赖女性的生育和哺乳。尽管男女在生殖上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但女性无疑承担了更多。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人类婴儿的头比起母亲骨盆来说是最大的，而且女性中的 20% 生有不适合顺产的 “心形骨盆”。史前女人要跨越难产和感染两道死亡考验才能生下孩子。一个女人一生最多可以生 16-17 个孩子（雌猩猩只能生 5-6 个），而且一个女人可以背一个抱一个的同时照顾两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类人猿雌性都没有能力同时照顾两个不能独立的孩子）。一个人类种群的人口增长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该种群中女性的数量，而与男性数量关联不大。由于母子之间的独特生理纽带，女人出于生理本能，不由自主的就会比男性更希望确保自己的每个孩子都成活，也比男人更愿意付出代价来保证孩子的成活。女性在保证种群延续方面的作用，曾是上古女神崇拜、母性崇拜的根源，女性的生殖机能一度被供奉在神坛之上。母亲如此重要，但女性却没有因母亲的身份而保住自主权。

就算把劳动中的创造力也拿出来做个两性对比，也不能解释女性自主权沦丧的原因。女性的创造能力是完好的，不低于男人的。现在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 “性别与创造力” 的研究，如果把这些研究汇总起来看，你会发现，证明 “女性创造力更高” 的研究比证明 “男性创造力更高” 的多一点。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 “女性的创造力差于男人” 的结论。所以创造力性别差异也不是女性失去自主地位的原因。

既然女性自从史前以来，就在生产、创造和种群延续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那女人为什么没能凭借这些能力保住自己的主权呢？原因很简单 —— 因为这些能力，本来就不是捍卫人主权的充分武器。人的主权可以这样得来：我有能力提供这些东西给你，我提供的东西对你来说至关重要，而且我完全可以做到随时终止提供，所以你可要小心，别惹到我！或者可以这样得来：我不但自己有能力做事，也有能力强迫别人替我做事，还有能力把别人做出的果实抢走，也可以做到把惹我者立刻捏死！可惜，这两种保障自己主权的方式，女人都比不上男人拿手。

首先，如果史前女人罢工停止劳动的话，部族里的资源总量减少，她自己辛辛苦苦生的孩子就会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甚至饿死；如停止他们生育的话，她们自己也就绝后 —— 这都是史前女人所受不了的，所以她们不能通过终止在劳动和生育上的付出来钳制他人。

至于后一种方式，对女人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 她们的暴力能力天生就差于男人，面对暴力她们还需要男人的保护，更谈不上能用肢体暴力来钳制住男人。母系大家庭中女人的安全，是依靠儿子保护母亲，兄弟保护姐妹，舅舅保护甥女。如果男人不想再保护女性血亲了，母系社会结构对女性来说也就不再意味着安全。比如大象是母系社会，家庭的组织结构是以长辈母象为核心的，公象一旦长大就要离开母系象群去游荡，只有在繁殖季节会进入一个象群去交配。公象发情期脾气暴躁，用长牙扎母象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个外来的公象把母系社会的母象扎了，又如何呢？扎了就扎了，母象也没有什么办法反抗；虽说是母系，但没有雄性血亲保护，雌性还是要受气。黄狒狒也是母系社会，家庭是以雌性长辈为核心汇聚起来的，但是黄狒狒仍然是雄性主导的社会。母系家庭结构的社会怎么会是雄性主导呢？因为黄狒狒雄性体型是雌性的两倍大，雄性想做什么，雌性管不了，但雌性想做什么，雄性可以阻止得了，而且黄狒狒群落里不时兴 “雄性保护雌性血亲”。这两种母系社会中，雌性都依靠不上雄性血亲的保护，所以家庭结构是母系也没用，雌性照样受制于雄性。母系家庭结构也并不能阻止男人掌握控制权，兄弟要权压姐妹完全可以办到。中国的白裤瑶族，正处于母系向父系过渡的状态，就是舅权大于母权，一个人的婚事母亲点头不算数，要舅舅或者堂兄弟认可才行。我们可以想象，一旦男人的思想改变了，无意再保护自己的女性血亲，而是想疏离她们甚至出卖她们了，女人们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对抗有敌意的男人们的。

女性的生育能力曾经被男性所崇拜，但这种崇拜注定不能永续。其中的道理和动物图腾崇拜不能永续是一样的。曾经天上飞鸟、水中游鱼都可以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因为这些动物的普通生理功能在人看来都是很神奇的，比如飞翔、跃出水面，都是人无法做到的。于是人们由羡慕而生出崇拜。但后来，人们明白过来了 —— 人不必具有这些动物的各种能力，就可以以万物灵长的身份决定这些动物的命运，把它们做成食品、衣物、弓箭和装饰品。于是人们渐渐不再羡慕这些动物的技能，转而对自己是人的身份产生自豪感，于是动物被拉下神坛。即使那些少数仍保留动物崇拜传统的民族，被 “崇拜” 的动物也不是 “不能杀也不能奴役” 的。同理，男人曾经羡慕女性的生殖力，是因为生育对种族的命运有很大的决定作用，而且男人不会生孩子。但是后来男人发现，他们没有必要去忍受女人那种生育的风险和痛苦，就可以控制住女人的生育行为，那么他们自然没有必要再羡慕和崇拜女人，女人也就被拉下神坛。现在，歌颂女人生育伟大的民族虽然不少，但这种歌颂已经不意味着崇拜。

所以说，女人的生产和生育能力都不能充当她们保卫自由的充分条件。

女人的创造力虽然完好，但她们明显不如男人会使用创造力。连母系社会都不是女性创造的，而是天然形成的 —— 人们生在妈妈家，就呆在妈妈家，别的地方不去，就是母系社会了。也许，有很多至关重要的发明创造是史前女性完成的，她们会发明物品或生产工艺，让现有的生产劳动更便利，但是她们不会第一个想到换一种活法。“江永女书” 是女人创造的，而且长期由女人垄断，传女不传男。在那个年代，只要识字就等于有文化；女人有女书就相当于有自己的文化，而且文化水平不低于男人。但那些女人也没有利用她们垄断的女书文字来书写过什么思想的宏图，对未来新活法的设计，而只是停留在写点家长里短，闺怨唱本。可见，女人使用自身创造力的方式，和男人是不一样的。由此可以想到，即使女人从未被剥夺过受教育的权利，女人照样会受制于男人。

如果史前母系社会的女性真的是自由的，那也只是因为当时的男性还没有萌生进一步提升自己地位、换一种活法的意识。后来，随着人脑的继续进化，两性的智慧都必然随之提升。但是，率先萌生 “换一种对我更有利的活法” 的思想的，只能是男性。当男性开始用行动来实践他们这一想法的时候，女性并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他们。史前女性从不具有保护自己不受男人控制的能力，也没有办法迫使男人尊重她们的生产生育价值，甚至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她们从体力上，到思维方式上，都无法与打定主意要换活法的男人对抗。在你现居的旧房子必将倒塌，而别人要建的新房子不合你意的情况下，你最好的选择就是亲自动手盖一座合你意的新房子。如果你的全部努力只是抱紧旧房子那摇摇欲坠的柱子，你最终的结局就是不得不搬进那座别人建造的，不合你意的新房子里去。男人想要走出母系，而女人又不能领导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就只好跟着男性走入父系社会中去。

男人带领社会走入具体的父系形态，不可能是遵照了他们预先计划好的蓝本。毕竟他们不是上帝，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按照自己的精准计划去创造一个社会形态。男人只能是被自然的大脑进化、生产力发展和环境变化点燃了思想的火花，于是思考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我所负责的对象？”“我如何凭借我的付出和我的能力来支配别人？”“为了出人头地，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是值得的？” 然后他们纷纷践行了自己的想法。最后的结果一定不是完全如男人所愿的，而是由老天安排好的。但是男人起码是变化的直接行为人，而女人是被拖进变化后的下一页历史中去的。

如果人类社会最初都是从 “女性完全自由” 的母系社会起步的，后来都被 “女性受男性控制” 的父系社会所取代，那么只能说明原生态女人太弱了 —— 没有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没有开创新活法的野心，没有为了爬得更高而豪赌一把的勇气，也没有暴力对抗男人的体力，于是她们在第一次面对全社会范围内的两性角逐时就没有悬念的败下阵来了。她们最后连自己儿子的思想都控制不住 —— 那些造母系社会的反，始创父系社会的男人，也只能是母系社会的女人教育大的。

当然，人类的 “全面母系纪元” 是虚构的。现在最大的可能性是 —— 母系社会只是人类史上的特例，大部分曾经和正在存在的社会都是从一开始就是父系的，根本就没有过一个全人类的 “母系黄金时代”。

不过，地球上现在还是存在少数所谓母系社会的（之所以加上所谓二字，是因为现在的人类学界已经公认，纯粹的母系社会已经不存在）。外行人看这些母系社会，侧重点往往只在于 “他们的习俗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 “为什么他们可以形成母系社会结构”。如果只看到他们母系习俗，不弄清习俗的成因，那就像是娱乐性的看旅游综艺节目一样，对我们思考两性关系博弈没有太大的启发意义。下面，让我们来透视几个现存的，或不久前还存在 “母系社会”，看看它们维持母系形态的条件是什么吧。

第一个要讲的母系社会，是中国泸沽湖的摩梭族。摩梭号称 “母系社会的活化石”，号称没有专偶制度，男女自由恋爱，自由走婚，男女分手不互相仇视，男女地位平等；没有父权制，小孩子由母系大家庭共同抚养；女人生育自由，不生育的女性也有母系大家庭晚辈赡养。学者周华山曾于九十年代在摩梭聚居区生活了一年多，写下了描述摩梭生活状态的著作《无父无夫的国度》。

看上去，摩梭的习俗让男女都很放松、都很自由。这习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母系活化石” 的说法是错误的，摩梭并非是从远古一直遗留下来的母系社会，它的风俗是半路形成的。摩梭人是父系的羌人后代，他们民族所自称的 “纳日”、“纳汝” 都是男性称谓。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人类始祖是一对夫妻，是男娶女嫁的；摩梭的宗教领袖也只由男性担任。实际上，古代摩梭人长期处于土司统治之下，被实行的是嫡庶有别的父系婚制和继承制。

那么摩梭后来怎么变成母系了呢？五百多年前，摩梭人所在的泸沽湖周边数条商道贯通，滇川藏三角区贸易繁荣。本地资源有限，不免贫穷，所以摩梭男人看到了经济机会就想到外面闯荡，于是有点本事的男人都走马帮跑运输去了，回家时间较少。而且周边藏传佛教盛行，喇嘛被视为有学问的人，想学点文化的摩梭男人也都出家当喇嘛去了，也不回家了。一直在家呆着的摩梭男人，就都是些老幼病残，或者窝囊男人。于是泸沽湖就是女多男少了。那自然就是女人当家操持，孩子跟母系那边亲了。而且本族男人不够，女人为了满足生育养老的需要，却又不能近亲繁殖，就去找周边民族的男人走婚。走出了家门的那些有本事有文化的摩梭男人，在外面见了世面，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心都在外面了，也就不稀罕管理本族女人孩子那点事了。反正男人也不吃亏，付出不大：女人在家从事农业自给自足，女人孩子不需要男人用从外面挣来的钱养活；他们回家来干比女人少几倍的活，地位还不比干活多的女人低。于是母系习俗得以形成和保留。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是当初摩梭男人主动退出了女人的生活圈，才导致了摩梭母系风俗的形成。在风俗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男人。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冒险精神，没有闯荡的欲望而固守旧土。直到 1983 年从泸沽湖走出去一个杨二车娜姆，她被誉为走出泸沽湖的第一人，其实她只是走出泸沽湖的第一个女人，而摩梭男人几百年前就走出去了，不然摩梭也不会变成母系社会。

二十世纪 90 年代末，外面的世界再次有了商机和诱惑，于是摩梭男人外出打工的再次多了起来。然后，摩梭男人在见识和知识方面与留守的女性拉开了差距，也萌生了一些看不起女性的思想，如区分处女和非处女、嘲讽不走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附近的皮匠街和落水村也出现了有组织的红灯区。对于男人这些改变，摩梭女人是怎么做的呢？她们这次虽然也模仿男人出去打工了，但主要是在周边的旅游业服务业谋职，不如男人工作涉猎范围广，不如男人走得远。面对男人的歧视，她们也没有激烈反抗，她们所谓改变男人的对策就是 “亲情感化” 这种被动方式，而接受不接受感化的主动权还是握在男人手里。

那时候，专偶制婚姻的选项更多的摆在了摩梭女人面前供她们选择，但也谈不上有什么力量强迫她们去进入专偶婚姻。摩梭女人对专偶婚姻的态度并不是坚决否定的，她们认为：靠结婚可以出去，出去了过得不好反正还可以回母系家庭来。她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她们认为受了挫折随时可以回来的村子如果改变了呢？如果变得对她们不友好了怎么办？她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防止民族文化向不利于她们的方向改变，又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促进民族文化向对她们有利的方向改变呢？摩梭女人对环境与文化资源的利用方式是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有这个资源而且看上去没什么风险，我就用；如果这资源没了呢？那我也不知道了。现在的摩梭族，已经不是单纯的母系家庭形态，而是父系、母系及混合状态家庭共存的。将来，摩梭的母系文化一定会成为历史，因为它既不是女人所开创的，也不是女人所能守得住的。

500 多年前，摩梭男人走出去，把家园留给了女人，促使了母系文化的产生。而今，摩梭男人走出去，却是把父系文化带回家园。为什么古今如此不同呢？因为古代的摩梭男人没有看到家乡这片土地有什么经济价值，不过是供妇女儿童劳作吃饭而已；而今的泸沽湖是有很大的经济潜力的，旅游业和地产业都可以很来钱的，摩梭男人怎么会放手不当家呢？尽管摩梭女人很勤劳，一直包揽着家乡的大部分农业劳动，但摩梭女人的传统性格，给我的感觉就是被动和随波逐流。她们在母系家族的团结和凝聚，不过是因为她们依赖家屋，惧怕独立，惧怕未知罢了。而且，这种性格特征不会是父系文化给她们造成的，因为在摩梭族不遵循父系文化的年代里，她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随着摩梭母系文化的淡化和消亡，昔日的摩梭人 —— 尽管不一定还住在泸沽湖畔 —— 一定会越来越富有，拥有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在母系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摩梭人只能二选一。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被称为母系的社会，是西北非的沙漠游牧民族，图阿雷格族。他们号称伊斯兰世界中唯一男人戴面纱，女人却不用戴面纱的民族。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女人蒙面，说明了女人受到禁锢，而图阿雷格人是男人蒙面，就给人以母系社会的感觉。在历史上，图阿雷格女人享受的自由确实比其他伊斯兰民族的女人多，不过，图阿雷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母系社会，而是有母系元素的父系社会。

图阿雷格男人蒙面，并不是出于像伊斯兰女性蒙面那种性禁锢的原因，而是跟他们的传统职业有关。我们看武侠片里面江洋大盗经常是蒙面的吧？旧时代的图阿雷格男人就是做大盗营生的，他们的蒙面的布也并非女性用的那种面纱的样子，而是强盗用的那种裹脸布的样子。他们传统上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武力把持周边的奢侈品贸易，以及从别的民族抢掠人口，当作奴隶贩卖，卖剩下的人口也留一些自己民族使用。由于经常要采取武力行动，加上他们处于风沙很大的沙漠地区，蒙面就成了男人的需要。

图阿雷格传统社会是奴隶制、等级制的父系社会。同时也有一些母系痕迹，比如女儿也有部分财产继承权（三分之一给女儿，三分之二给儿子），舅舅和外甥关系也比较亲近。图阿雷格人是一夫一妻专偶制，表亲间的婚姻最受推崇；结婚的头两三年是夫从妻居，这是因为女婿要向丈人支付一笔礼金才能带走妻子，如果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可以分期支付或者靠给丈人家干活来抵偿；债务还清之后，男人才能带上妻子另立门户。父亲在孩子面前是严肃管教的形象，父亲不和孩子开玩笑和玩闹，但舅舅和孩子相处比较放松，更爱和孩子玩。他们的爵位世袭制度是舅舅传给外甥，但外甥女没有份。

图阿雷格女性为什么相对自由呢？主要原因和摩梭母系社会的成因类似 —— 因为传统图阿雷格男人大量时间精力都花在对外实施武力和对外贸易垄断，在外游荡，没有过多的精力对本族女人实施严格管制，而且也需要把很多内部的事情交付给本族女人来处理，从外面绑架回来的奴隶也要交给本族女人帮忙管理，所以图阿雷格女人必然要掌握一些决定权。而且，图阿雷格人可以通过抢掠奴隶来补充人口，充当劳动力，所以没有必要强制本族女性多生育人口。传统图阿雷格男人没有时间在家盯着自己的妻子是否和别的男人有染，无法确定妻子所生的孩子是否和自己有血缘关系，但是姐妹所生的外甥一定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所以他们会把爵位传给外甥。为什么不是传给外甥女呢？因为爵位是传给会经历沙场洗礼的人的，要是让外甥女去，多半有去无回，那还是要重新另找人选。

传统图阿雷格男人的职业肯定会把整个民族性格，包括女人的性格也 “彪悍化”。所以图阿雷格女人自古就擅长贸易，而且也擅于制造舆论作为武器，来掌控丈夫的名誉。

现在的图阿雷格人，大部分已经定居搞农业，不再继续以前游荡的生活方式了；他们的民族特征也渐渐丧失，变得和周边其他的农耕民族越来越一致。有钱的图阿雷格男人也开始背离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去娶二老婆了。不过图阿雷格女人传统上就比别的伊斯兰女人泼辣些，所以丈夫娶了二奶，不少大奶往往不能忍受，离婚而去。

图阿雷格的母系遗风和女人的相对自由，也是旧时代图阿雷格男人的职业带来的结果 —— 男人不在家，没有太多时间精力管理本族女人。而图阿雷格女人相对泼辣的性格，是其他民族男女老少的鲜血滋养出来的 —— 她们做为 “强盗婆”，有过管理奴隶的任务。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母系社会，是印度的少数民族，哈西族。哈西族传统随母姓，不重生男重生女。和摩梭族、图阿雷格族相似的是：在古代，哈西族男人也是外出征战的时间多，在家园呆的时间少，没有时间过多的管理本族女人，所以把家园留给了女人耕种和居住，哈西的母系传统才得以形成。如果女人生了儿子，往往要出门打仗，难得在身边给妈妈养老，而女儿可以留下来帮助妈妈日常劳动，那么女人自然是愿意生女儿。和摩梭、扎巴藏族（传统上也是母系社会）相似，哈西族也是女人干农活比男人多。女人也包揽带孩子的任务，不让男人做，因为女人怕孩子受到男性的熏陶多了，就不利于母系传承。

尽管女人干活比男人多，但女人的母系权力也仅限于家族内部，以及她们个人有行动的自由；但村子里的公共权力一直还是掌握在男人手里，部落长官的位置是由舅舅传给外甥的（而不是传给外甥女）。所以有哈西族的女性长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这个母系民族，女人从来没有掌过权。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家庭结构为母系，不等于女人掌权。

虽然有一个很小的研究（只选取 28 个成年哈西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结论称，这个母系氏族的女人竞争欲望强于男人，但这个研究结论很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为了证明女人的竞争欲望比男人弱不是天生的）而故意设定的，因为它和哈西族的竞技体育传统相违背 —— 哈西族的青少年男孩总在村子的空地上搞体育比赛娱乐，但女孩子几乎不参加；当调查者问那些男孩子，女孩为什么不一起玩？男孩子们感到 “这个问题很好笑，女孩子当然不爱玩体育”。事实上，男孩子们搞体育比赛的时候，女孩子们都正在家里做家务。

哈西族的母系家庭可以维持不解体，有政策上的原因。由于他们是少数民族，印度政府为了保护他们独特的 “活化石” 母系风俗，对他们有政策优待，让他们找工作（包括公务员工作）享受优先权。如果一个人长大以后，不离开出生地就很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那这个人离开家出去闯荡的动力就小，这就有助于维持母系家庭不解体。由于有优惠政策，哈西女人可以有工作、有车，她们开着车，响着音乐，擦着口红去兜风，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如果没有政府政策的优待，哈西女人能一边享受母系家庭内部的权力，一边享有现代化的事业和生活吗？凭她们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优惠政策不仅赋予了哈西女人现代化的生活，也让哈西男人想要得到更多。现在的哈西男人，已经汇成了一千多人的组织，用文明的方式要求和女性 “平权”。有的男人为了亮明反传统的立场，背叛了母亲的教诲，把自己的姓氏改成父姓。由于民族优惠政策不仅包括哈西族人，还包括他们的配偶，所以有不少外族男女为了享受优惠，愿意 “嫁” 入哈西族的村子。于是哈西男人和女人在思想上不合拍的话，他们就会各自从外面娶妻招婿；外人进来的多了，必然会冲淡本族传统，再加上男人刻意的，有组织的反抗，哈西的母系氏族注定将无法永续。

“想要得到更多” 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天性，区别只在于愿意为之冒多少风险。哈西男人也不能确定从女人那里争取到家庭内平权之后，自己的生活还能不能像母系时代这般轻松；他们也知道，哈西的母系传统一旦丧失之后，政府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们民族优惠政策了，那么他们将全靠自己谋生。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行动。而哈西女人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阻止男人拆解她们的母系社会。最终，她们只能听凭母系社会被拆解，然后去适应新形成的社会形态。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形态的确立、维系和改变听凭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生存环境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其次是男人遵循着他们天性的指引，向着最大利益的可能性进发，去出走闯荡，去战斗竞争，去谋划权力。尽管男人们这些行为的结果并不会总是如他们所设想，尽管男人们这些行为也给人类史上增添了灾难，但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至今，我们之所以拥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存条件，首要的原因就是男人这样的天性和他们历史行为的总和。女人也听凭着自己的天性，守着让自己和孩子生存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去适应已经被男人所改变的社会，将社会变更完成，同时她们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那些存在过的母系社会，自然环境或许是艰难的，部族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充满冲突的，但那些也是女性受到本族群男性制约最少的社会，也是两性之间博弈最少的社会；正因为母系社会同一个部族内部的男女关系是最为简单和平和的，所以母系社会中的女人，是最不懂男人的。男人和女人从原生态开始就是不同的，而母系社会末期是男女之间差距最大的时期，两性间主动与被动、革新与因循的对比鲜明。一个个母系社会的解体，或者母系社会从来不曾大面积存在过的事实，都说明了 —— 人类社会无法在两性博弈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前行进化。进入了父系社会，女人才开始萌生了追逐模仿男人，要拉近自己与男人之间差距的欲望。

第三章 男人如何走上 “权位”？

我给男人的 “权位” 加上了引号，有两个原因。一来，真正的掌权者从来不是男人，而是老天，是老天赋予的性别属性驱使男人去做他们必然要做的事情的；二来，即便是世俗意义上的权利 —— 免受痛苦的权利，大部分男人也不比女人多享有。不过，能够对他人（男人和女人）实施最强有力的控制的那些人中，绝大部分为男性；而且，即便同是掌控者的男人和女人相比，也是男性掌控者的手中的权力更难被剥夺，所以我们姑且说 “有权位” 是男人的特征之一。

不管男人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在权位之上，还是将某些母系社会逼入父系之后才得权，“男人居于权位” 这件事，在整个世界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

首先，男人的控制欲望是天然的。美国针对同阶层出身的白人大学生做过一项关于控制欲的 10 年跟踪研究，发现男生控制欲高于女生，而且男生十年间的控制欲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女生在十年内控制欲是明显提升了的。男人的控制欲为什么没有随着步入复杂的社会、步入竞争激烈的职场而变化呢？因为那是天生固定的，不需要任何外界因素来教他们的。男人的控制欲，针对的是整个生存环境 ——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他生存环境的一部分，都是他想要控制的对象，也就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的 “他者”。不过男人眼中的 “他者” 并非只有女性，也包括其他的所有男性。

而女人的控制欲是需要通过培养来提升的，能不能培养出来要看社会环境 —— 现代社会安全，而且机遇和挑战共存，比较适合培养女性的控制欲，不过要是换在一个缺乏机遇而且压制人的社会形态里，女人的控制欲得不到后天培养，那女人的控制欲水平就会不够用。

男女的控制欲的性质也不完全相同。男人期望将生存环境中的事物改造出其目前还不具备，或者看不出来具备的属性。男人改造 “他者” 的欲望和想象力是无限的，或者说是只受到老天的限制的 —— 打个比方，他们会想训练金鱼跳火圈，但老天让金鱼死也不会跳火圈，所以他们只好作罢；若是老天允许发生的事情，男人就会做出来 —— 比如他们确实做到了教会跳蚤终生不敢跳高，而且让它们的后代也自动不敢跳高，他们还训练了跳蚤组建马戏团，给跳蚤量身定制了金属的手铐和锁链。女人也会试图控制周围的环境（包括男人和其他的女人在内）来为自己谋利。但是女人对事物的控制行为，是建立在她们对该事物现有的认知上的，也就是琢磨如何利用事物目前可见的属性，把它们作为资源收集起来，期待给自己带来好处。打个比方就是，女人看到某种稀少的植物会产出好吃的果实，会想到把它移栽保护起来，看看能不能多长一些；女人看到打猎手段高超的男人，会想跟他拉近关系，分得他的猎物，得到他的保护，或者获得他的精子生个孩子。

在人际关系上，女人更会观察人、与人交流，筛选有价值的人来建立亲近关系，但她们很少认为 “把另一个人亲手打造成与之前判若两人的样子” 是一个值得做的尝试，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做不到。而男人在对他人进行关注和分析上，兴趣就不是那么大、那么深，因为他想的是 —— 她 / 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太重要，需要的时候再强迫她 / 他配合我就行了。尽管男人这种自负不是总能成功，但他们的欲望是这样子。

在对生存环境的调控过程中，男人重视创造新资源，女人重视分配现有资源。即便是近现代女性在打破旧有权力格局的维权运动中，注意力的重点也只是现有资源的分配 —— 男人缔造了选举制，有了选举权这样一个东西，于是女性要求分享选举权；男人缔造了工业化机械化生产模式，社会上有了更多雇佣工作的机会，于是女人要求分享更多就业机会 —— 这些诉求的本质都不是 “栽果树”，而是设法 “摘果子”。

更 “要命” 的是，男人可以轻易学会女人所擅长的，对现有资源的鉴别、整合与利用的能力，但女人很难学得来男人对 “给现有事物改造出新属性” 和 “创造新资源” 的欲望。

另外，男人虽然很会逐利，但是他们对环境的控制欲却不一定非要建立在预见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天然的欲望有很多时候是不以有没有实利可图为转移的。很多时候男人就是为了控制而控制。比如我曾经的导师就故意选取性格刚烈的女生来实施各种 “控制实验”，并直言不讳就是要 “瓦解她的意志”，他的乐趣来源就在于在一个有挑战性的对象身上设计试验各种控制方法，直到找到成功控制住对方，他就可以宣布游戏的胜利。他在这个过程中追求的只是精神满足，却付出了丢掉工作的代价。如果他是生在更加无法无天的年代，或者是身为权贵阶层，那么他这种人将给他人制造巨大的灾难。确实，在漫长的人类史上，男人这种欲望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灾难。但是，也正是这种欲望，让不少男人在看不到自己的爱好具体有什么用处，具体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的情况下就投放大量的精力去做它，甚至有人因而穷死或被杀死，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成就有什么 “用处”，但是后世会发现，他们做的东西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钥匙中的一把。

女人的兴趣点和男人不一样，除了生育之外，她们比男人更不会仅仅为了一个兴趣爱好就去付出巨大的痛苦辛劳和牺牲；对于女人来说，要付出那么多去做的事情一定不 “好玩”，称不上是一种兴趣爱好。要让她们自愿的去付出痛苦辛劳和牺牲，那就要是有实利可图的东西，而且如果成功把握不够大也不会去做。不要听信 “女人心，海底针”，其实女人是比男人更容易被预测的生物，越容易被预测也就越容易被控制。

男人天然的控制欲让他们不计后果，不需要缘由的就去想要无量无边的 “可能性”，并且他们更愿意为了这些可能性付出代价。正因为男人这一属性，人类社会才前行至今。人类社会开始以迅猛的速度前行，始于私有制的萌生；虽然我们不能断言私有制出现之前男人不在权位上，但是可以肯定，私有制开始之后男人的权力才走向巅峰。

私有制是如何起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不但没有确切答案提供给我们，连个像样的假说都没有。恩格斯认为，父权制和私有制、阶级同期产生，紧密相连。但他的理论，逻辑与证据漏洞百出，早已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干脆的否定掉了。恩格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对父权产生的具体过程 “一无所知”。不过，不需要什么大师的理论证明，我们凭常识就可以想象，只要男人拒绝继续生活在公有制社群，纷纷走掉，就绝对足够导致公有制瓦解了。

那么据此，我可以提出一种符合逻辑的假说 —— 女人还在满足于作为公有制族群中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成员而存在的时候，男人却先萌生了自我意识，渴望突出自我的存在；而一个人用于证明自我存在的重要证据就是：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环境和他人实施了控制和改造，即便我一朝身死，环境与他人仍然会保有被我控制和改造过的痕迹。也可能，他们那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厌倦了没有个性的生活，想要换一种活法，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多一点掌控权。

男人决意要搬出公有制族群，别人阻拦不住，他还可能带走属于他的那一份族群财产。那个时候，人口不多，村子之间的距离不太近，土地是不要钱的，谁占得了、谁守得住，就是谁的。搬出去另立门户的男人也不需要离开村子多远，他们只要在村外边开荒，把村子扩大，盖房住下来就可以了；所以男人也不会因为这样另立门户而损失多少人际资源。我们姑且假设，另立门户的男人就是一个个单独起家的，原来家中的妇孺没有跟他出来。既然是男人一个人起的家，那么家里此后的收入自然是这个男人私有的。以后再进家门的女人，再出生的孩子，能对家里的财产有多少所有权，那都是最先起家的这个男人说了算。如果村子里的男人，开辟新生活的心思普遍蠢蠢欲动，然后看到有人真的搬出去另立门户了，那就可以形成一股风，让村里少壮男人都纷纷效仿，稀里哗啦都搬出去了，村子变大了，房屋多了，旧房子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幼妇孺。

人的天性里都埋藏有长大要离开原生家庭的倾向 —— 我们知道青春期叛逆是个普遍现象，而且是有生理根源的。不过要把叛逆出走付诸实施，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而男人这方面的勇气和魄力天然大于女人。就像前文讲过的摩梭族，自古就是男人爱出去闯，走马帮或者当喇嘛，女人爱留守；而母系扎巴藏族，也是男人更爱出去和市场联系，语言能力和知识都加强，女人宁愿在家多干农活，故而见识和男人拉开了差距。这种性别差异是天然的。佛教中有 “男子七宝之身” 的说法，第一就是 “志气之宝”，“到处游行无畏”，说男人有胆量离家出行。那么男人是因为他们离家不容易遇险，所以才不怕离家吗？不是的，男人在外遭遇暴力杀死的几率其实要比女人高。他们的胆量是天然的。

有的人可能认为，远古的时候人类吃饭那样艰难，所以才要靠公有制协作，单个男人搬出去自立门户，还能有饭吃吗？其实，人类在地球上还是稀有物种时，是人类最不愁吃饭的时候。当时采集狩猎的生活，营养来源是很丰富的，可以说是人类的伊甸园时代。即使生活在沙漠地带的原始人，也有 80 多种可食用的植物，每周每人花费 12-19 个小时收集食品就能吃饱了。那时候的人类遗骨化验结果也证明，当时人们的营养状况比现代人还要好。所以，男人为了能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开辟自己的新天地，在生产劳动上独立出去单干，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

不过，虽然不愁吃喝，但那时候的人们要面对其他部族残酷的屠杀。为什么相互屠杀呢？现在有的非洲部落之间还处于战争中，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打？答曰 “为了我们祖先的仇恨”。但是问他们具体祖先之间有什么仇恨，他们却给不出准确答案。原始部落之间的屠杀没有必要是为了争抢什么东西，也没必要有什么原因。他们虽然把自己部落的人当人看，但可不见得要把别的部落的人也当人看。别的部落的人和动物没什么两样，可以随便杀，甚至可以吃掉。比如有的部落，男孩子要证明自己成年，就要去杀个人，带首级回来，在成人仪式上使用 —— 反正不是自己一族的人，相当于不是人，杀了跟打猎杀动物没什么区别。但是对方被杀了人的部落肯定就不干了，于是双方就可以结仇打仗。那么，单独搬出公有制村寨自立门户的男人们，该如何应付这种战争危机呢？这不用担心，少壮男人们彼此之间，在防御功能上具有互利合作的价值，同族男性就算各自搬出了村子，也可以、并且需要彼此缔结互相保护的契约，他们的联合防御力未必会因为各自自立门户而降低。不过，这种契约下的防御联盟，对其保护的对象是可以加以选择的 —— 如果你对我没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跟我交换，我就可以不参与保护你。

这就引出了男人之所以走上权位的第二个原因：男人是必需品的提供者，而且也可以做到随时终止提供。必需品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可以是不同的东西，在不愁吃饭但无法无天，十分野蛮的原始社会，武力保护对于老幼妇孺来说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只有青壮男人有能力提供这种必需的保护。但是，女人凭什么能让男人保护自己呢？仅仅因为是同族人？仅仅因为是血亲关系？已经搬出去自立门户的男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要创造个人的辉煌，就要跟别的男人（包括同族男人）竞争，用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可见收益，让自己的门户富得比别的男人的快，传承得比别的男人的久远而广泛，这才能显示个人的成功，才能显得自己比别人强。然而，如果别的男人提供服务和资源是要切实回报的，他却不要回报，给人白白帮忙，那么他就很难竞争得过别的男人。在男人自我实现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之下，男人的主要精力就要放在能给他带来切实利益的活动上。而男人的姐妹等女性血亲，既不能充当他的性伴，也不能给他提供保护，对他的价值仅仅是亲情。男人难道不需要姐妹的孩子帮他养老吗？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很短，大部分男人活不到老年就会死于非命（如传染病或者暴力），所以养老并不是问题。然而依靠下一代来传承自己的事迹和思想、传承自己的门户却是个问题。

男人最亲的晚辈包括姐妹生的外甥 / 外甥女，也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明显自己的孩子比外甥的于自己的亲缘关系近。有的人可能认为，原始人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种看法是错的。原始人为了保证种族质量，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乱伦禁忌，为了预防下一辈人乱伦，就会要求女人尽量要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何况还有很多孩子跟父亲长得相似，一看就知道是谁的。当男人对其支持和保护的对象有了选择的时候，他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优先。或者，虽然孩子不一定是他的后代，但是孩子的妈妈对他做出承诺，她这辈子所生的孩子，不管是哪里来的，都严格只认他一个人为第一家长，只传承他要求传承的东西（这种情况在后文会举例），那男人也可以把这些孩子摆在比外甥更优先的地位上。

当男人决定用他们武力保护别人的能力当筹码来换取利益，甚至要挟别人的时候，女人就不得不想办法保住自己受保护的优先权，并为之向男人提供利益交换。男人的性伴显然比他的姐妹能够提供更多东西给男人 —— 姐妹能提供的，性伴都能提供，而且性伴生的孩子很有可能是男人自己的后代；但姐妹不能做兄弟的性伴，并且姐妹生的孩子也百分百不是兄弟的孩子 —— 于是男人提供保护的主要对象就确定为性伴而非姐妹。

当女人从兄弟那里可以获得的保护变得不如从性伴那里获得的保护有保障时，女人就会把寻求保护的主要对象定为男性伴，想办法稳固男性伴和自己的关系。于是，男人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增加对女性伴侣的要求，比如要和他同居、要配合他劳动、要专一、要按照他的要求生孩子、要把他当作一家之主…… 由于门户是男人先搬出来另立的，女性伴侣是跟随他出来的，所以这个家的财产处分权自然主要归属于男人，即便是女人在家中劳动得来的成果，女人在家中生的孩子，男人也会有权决定归不归她，也就是 —— 此荒是我开，此房是我盖，要想离开我，财产不能带。精力有限的男人既然专注于掌控自己成立的家庭，专注于负担自己名下的孩子，那么他对原生家庭那些 “用处不大” 的姐妹和姐妹的孩子们就更加疏远了。

男人提供的武力保护是女人的必需品，而且男人随时可以做到不给任何女人提供保护，这决定了男人的主动权。那女人可以提供什么必需品给别人呢？女人生的孩子，对那时候的族群来说可以说是必需品（虽然对某些男人个人来说不是必需品）。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女人可以做到不跟任何男人生孩子吗？在没有避孕措施也没有礼教控制的情况下，女人绝对做不到。男人拒绝向 “没用” 的人提供保护，对他来说减轻负担的事情，而女人要拒绝生孩子，就要放弃性生活，这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并不轻松。在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下，不论让男人还是女人自愿去禁欲，都是办不到的事情。佛教中有 “女子五漏之身” 的说法，第一 “漏” 就是 “不能为身主”，我的理解是这样 —— 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时代，女人一旦怀孕，自己的身体就不由自己做主了，只能任胎儿自行生长，即便孩子生下来脱离了母体，母亲也会因荷尔蒙的作用而跟孩子终生相连。要让族群中没有足够的孩子降生，除非女人大批的被杀掉或抢走。不过，在女人真的大批被杀掉或抢走之前，女人们就会吓得去投奔男人，寻求保护了。于是，女人就不掌握一件她可以随时终止提供给男人的必需品，那么她们就保不住户主的地位。

男人成为父系户主的途径一定不限于上文描述这一种，但是这种合乎逻辑的假设说明了一个道理 —— 男人要最初确立一家之主的地位，控制家中的女人和孩子，没有必要依靠武力强迫，他们只需要不给对他 “没用” 的人提供保护和支持就可以了 —— 如此容易做到的事情，当然会是历史的必然。

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并不需要一场戏剧性的政变，不需要产生鲜明的矛盾冲突，完全可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男人是步步推进，对女人来说则是温水煮青蛙。男人也不是有明确的计划要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们也只是跟随自己的欲望膨胀而步步前行。父系社会的早期，也未必是一个极端父权社会，那时候未必遍地是男人残酷奴役妻儿的事情，女人婚前未必没有性自由，婚后未必不准 “离婚”。情况是渐渐糟糕起来的。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或许还有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植被变化，人类无法仅靠采集狩猎就吃饱吃好了，他们只能依靠农业填饱肚子。从农业社会开始，人类的食源从采集狩猎时的多种多样，变成了主要靠几种主食作物，人的营养状况变得不如以前了。人的生活也变苦了，从采集狩猎时的每周劳动时间不足四天，变成了天天日出而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由于主粮的种类少了，人变得更怕天灾，如果自然灾害导致一种主粮作物减产或绝收，就可能饿死人。所以，囤积的需要增加了，囤积不仅仅是为了过一个冬天，而是为以后多年做准备。由于人口密度增大，可抢掠的物资也增多（农产品储备、牲畜），人的敌对竞争心理增强，危机感也增强。农业社会初期的人类，好比被赶出了伊甸园。危机催生自私，私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从这个时候起，人类社会才真正的站在在发展的起跑线上，生产力和智慧的潜力如箭在弦上。人们被迫寻找省力的耕种方法，于是犁被发明出来，由此引发了农业的进步。当科技进步第一次使农业展现出巨大潜力的时候，男人的欲望也被推上新的高潮。男人们看到，农业不仅仅是让小家庭吃上饭的门路，还有可能让他们致富，出人头地。为了把握这个机会，他们需要尽量多的土地，需要尽量多的劳动力，需要在满足家人食品需要之外生产尽量多的农产品来蓄积财富。

现代西方史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父权制的深化与犁的发明同期，也就是父权始于农耕成为经济支柱的时候。有犁后的传统农耕社会，比起采集狩猎时期来，吃饭问题带来的生存压力大大增加，但同时致富的机遇也大大增加，更多的诱惑浮现。这种条件是最能刺激人的竞争心态的。男女两性，即便在资质相同的情况下，也是男人天生比女人爱参与竞争，而且天生比女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何况男人的暴力资质又显著高于女人。那样的社会中，男人必定成为博弈的主角。

这又引出了男人之所以走上权位的第三个原因：他们是竞争中的主角。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男人的关注点更多更重的放在了 “在竞争中取胜” 上，于是更加 “自私” 了，他们意识到他们没必要为了保护女人而保护女人，也没必要仅仅因为哪个女人是他的亲戚就在乎她；他们也意识到，即便是侵犯本族人、甚至亲人利益的事情也没什么做不得的；男人也变得 “精明” 了，他们意识到没必要因为女性的劳动和生育就尊重她们；即便用不尊重她们的方式，照样可以强迫她们继续劳动和生育，繁荣家族和社会经济。

男人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也开始琢磨，如何在分给弱势者最少的社会资源的同时让这些弱势者贡献出最大的产出额。在竞争中，男人之间的不同点让他们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于是阶级分化毫无悬念的产生了。由于竞争一直在继续，人们也在阶级之间不停的流动，上位者可以下来，下位者也可以上去，所以竞争永远都是有意义的。

当然，女人也变得比以前自私了，也有了更多的思考。但是女人在暴力方面不如男人，而且需要男人的保护，还受着自身母性的拖累，就算她们变得和男人同样自私又能如何呢？那时的她们注定斗不过男人。女人也会变精明，也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她们只能依靠服从男人，提供利益给男人，靠让自己一直对男人具有使用价值来求生存、求发展。女人是个重要的劳动力，农业劳动方面的体力不差，但打斗方面的体力不行，即容易控制又好用，她们还能生育更多的可供男人控制的劳动力。那时候的土地，可能还是有不要钱的，但是需要劳动力来开辟（开荒对肌肉力量的要求大于耕种熟地）和武力来守卫（别人家会来抢），于是需要女人生养尽量多的男孩。于是女性的自由被严重限制，对男孩的偏好也产生或进一步深化。不过，女人也是 “造价” 不低于男人的 “值钱资源”，不管是一家之主还是社会的统治者，都明白随随便便让女人死掉等于烧钱。女人也因为其反抗能力不足和生产价值高，而在男人之间的争斗中比男人多了一些不被杀死的理由 ——“马上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女人在战争中比男人更容易活命。所以说，女人也并非完全没得到她们所想要的东西 —— 安全与生存。

那时候的男人，并没有把女人当作他们的竞争对象。他们的竞争对象是别的男人。男性之间的残酷竞争给无数男人带来了灾难，让无数男人惨死，也把无数男人踩至了猪狗不如的地位，只得严格的按照上位者为他们安排的方式来生存。也正因为男人随时有可能在竞争中败北，遭遇悲惨的结局，所以他们才会有动力增长个人本领或者发展家庭生产力，力图站到尽量高的位置上去，永远不能停歇。男人最初为了自由与控制权而走出了公有制社会，下一步却事与愿违，被天意牵引着进入了真正的牢笼，在获得了一些权力的同时丧失了更多的自由。然而人类就是这样实现进步的，生产力也是这样实现发展的。

女人随时也可以面临悲惨的遭遇，但是她们也没有什么空间来通过自身努力向上爬，争取避免悲惨遭遇 —— 即便她们可以通过劳动创造更多财富，但她们如果不依靠男人的保护，也不能守住财富不被人抢走。女人也可能 “飞黄腾达”，爬上比一般男人都高的高位，但那也不是她们自己决定的，只不过是运气好，可以依靠得上男性亲属而已。女人身处男人博弈的世界里，也受到感染和启发，产生了更大的欲望，也从男人那些学到了很多东西，认同了男人的很多理念，包括正确的也包括悖谬的。但是女人的生理特征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了，她们无法参与到男人的竞争即社会的 “主要竞争” 中去；女人们只能在女人之间搞竞争，这是一种不能决定社会发展走向的 “次要竞争”，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和能够给予自己利益的男人。

由于男人参与的是决定社会步伐的主要竞争，而女人参与的是不决定社会命运的次要竞争，所以不管有多少男人在男性竞争中惨败，竞争胜利者中也一定是男多女少，而且竞争胜利的男人可以决定那些竞争胜利的女人的命运。

有的人认为，那个时候的女人被男人设立的礼教洗脑了，所以会认同男人的统治。其实，女人的问题根本不是被礼教洗脑这种 “软件问题”，而是 “硬件问题”—— 暴力能力不行，而且受到母性拖累 —— 不认同男人创造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别的出路。

女人站在被统治的地位，没有心思看得太远，只顾得上自己的一辈子和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得到的儿孙辈。而站在家庭和社会的统治地位的男人，站得高自然要往远看，要为所谓的 “千秋万代” 着想，构建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来维持他们后人的地位。为此，男人们试图制定各种各样的家庭和社会规则来规范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不是谁制定的规则都能存活下来，男人们制定的一大堆规则中只有一部分会被社会现实允许存活下来，得以实施，而行不通的，或者破坏生产力过于严重的规则就消亡了。而那些存活下来的规则也未必是有益的，有的只是给人徒增痛苦但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规则的总和之下，人类社会确实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进化。还可以肯定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不可能在不压迫、不迫害任何无辜人群的前提下发生；发展任务越重的社会，必然就要付出越多的人被压迫被迫害的代价来换取发展，因为 “人人都尽情享受自由” 和 “完成繁重的发展任务” 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男人为人类社会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不比女人少，或者比女人还多。

由于男人和女人天然的不同点，出生在同一个原生家庭的男女，即便得到原生家庭同等的对待，他们给原生家庭带来改观的几率与方式也是不同的。男人给原生家庭带来改观的几率更大，而且男人给原生家庭带来改观的方式更为主动。女人也可以通过劳动和婚姻给原生家庭带来改观，但基本上都是在被支配之下才能实现。于是，效率最大化的规则决定了，在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男人是家庭的掌控者，把握家庭的方向，确保家庭成员都要最大限度的为家庭做出贡献。由于男性是家庭实现改观的主要希望所在，当然男孩和女孩在父母眼中的地位就是不同的。

总之，男人靠体力、自我意识、控制欲，魄力和竞争欲望起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 “权位”，也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博弈。在博弈中，他们有意无意的创造了丰富的意识形态，构建了暴力体系，同时也负担着沉重的代价，无可选择的推着历史的车轮向老天安排的方向前行。

第四章 男人的 “权位” 何以存续？

在男人的 “权位” 确立下来之后的几千年里，直到封建社会的结束，这种权位都没有受到称得上是挑战级别的对抗。可能早就有人提出过对这种社会格局的不满，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我们说过，男人开始走上权位之前的时代，是女人最不了解男人的时代。那么在男人已经确立了权位之后的一千年之时呢？女人还不了解男人吗？不可能的。女人的智力水平和男人并无差异，她们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完全可以搞清楚男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生物、他们是靠什么掌握控制权的、他们夺权和竞争的套路都是什么。我们还说过，女人起初是需要依靠男人自愿保护她们的；而国家暴力机器确立之后，虽然人们还是需要个体之间的自发互相保护，但是国家机器有望代为执行这种功能，男人保护女人未必要依赖男人完全自愿，正如现在的男警察是否出警，不取决于他是否喜欢女报案人。从理论上讲，如果女人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国家机器，就可以解决这个人身保护问题。那么，女人为什么没直接把男人从权位上轰下来呢？男人的控制权为什么接着又存续了几千年呢？

【评论：「女人的智力水平和男人并无差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女人的智力水平和男人差异并不是很大。】

有的恩格斯粉丝可能会说：“是因为婚姻制度！婚姻制度固定一个男人约束一个或几个女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女人当然反抗乏力啦。” 那么女人无法夺权，是婚姻制度的锅吗？让我们看看古代新几内亚的梅恩加人的两性关系：梅恩加女性是可以随便走婚的，她们可以走到周边邻近的部落去找男人约会、生育；即使邻近部落和女人自己的部落正处在敌对战争中，女人也可以过去走婚，不会被当叛徒或者敌人抓起来，“两国交兵，不阻巫山”。看上去梅恩加女人挺有性自由的吧？她们不需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用一辈子绑定在一个男人身上；走婚说是 “婚”，其实并非婚姻，就像龙猫并不是猫。那么梅恩加女人就不受男人管吗？不是的，她们还是处在男人控制之下的。古代梅恩加人的习俗是：如果男人死了或者猪意外死亡，都是有葬礼的；但女人和孩子死了却没有葬礼。一个梅恩加男人死后 24 小时内，他的对象就会被勒死，不过不是为了让女人殉葬守贞，不是为了 “好女不嫁二夫”，而是为了控制男女比例平衡。设立并执行这个规则的是男人。无疑梅恩加女人的生死还是要被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的。可见男人要控制女人没必要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实施控制，用公权力控制也可以。男人没必要依赖专偶婚姻制度才能维持控制权，走婚制下男人照样可以掌握族群的公权力。

有的热衷于依靠 “宣传理念” 来 “改变社会” 的人可能会说：“女人不懂得夺权，是因为她们被‘男人该怎么样’、‘女人该怎么样’的教条灌输给洗脑了，所以才甘愿受控制；如果女人的思维被改变了，她们自然就会起来反抗了！” 是吗？我先来讲一个自己小时候听过的寓言故事吧：部队里养着一只猴子，猴子见到军官一吹哨子，士兵们就赶紧都排好队。于是猴子认为哨子的威力很大，认为让士兵听话靠的全是哨子，有一天猴子就偷了哨子吹起来。士兵们听到吹哨，以为是军官下令，慌忙到操场上集合排好队，然后才发现吹哨子的不是军官而是猴子，于是大家蜂拥上去把猴子一顿臭揍。猴子被打的时候一边叫，一边拼命举高哨子，想让士兵们看到它手里有 “权威哨子”，但哨子完全救不了猴子挨打的命运。

人在社会上被灌输的理念好比是哨子声，“吹哨子” 的是当权者；当权者吹了哨子你不服从，那你真的会出事的，你要是服从了，还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好处。“哨子” 也就是理念的背后，必须要有强大的利害关系支撑，才能长久的保持威严和控制力。如果理念的背后没有实权与利害关系的支撑，这个理念控制人也控制不了多久。如果你现在组织一支专业的舆论制造团队，用尽所有的舆论制造手段，拼命宣传 “男人娶无业的老婆最光荣，娶有工作的老婆是丢脸的”，铺天盖地宣传上一辈子（假如你有这么多钱），会是什么结果呢？开始几年肯定有部分人 “上当”，脑子被搅糊涂了，跟着宣传的思路走了，男的非无业女不娶，女的为了嫁人而辞职。再过几年，公众就全都醒过味来了 —— 咦？听信这话什么好处都没有，男的负担更重了，过劳死了一堆，女的没有经济独立性被离婚了一堆，在喝西北风，而那些不听这种舆论的男女反而过得好好的，那我们凭什么要听这套胡说八道？那么这个洗脑的理念也就作废了。要持续灌输过时的理念，也会是一样的下场，比如处女情结，现在还有很多人特别卖力花钱的在鼓吹，可是说破大天有用吗？那些被拉去做守贞宣誓的青少年，结果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比没宣誓的还高。守贞理念在古代灌输了有用，是因为不遵守的人真的会被有权的人弄死的啊。而现在，守贞的人没有实质奖励，不守贞的人也没人能惩处得了，你就算从孩子刚会说话就开始天天灌输守贞，也没用，孩子长大了该怎么玩还怎么玩。

相反，如果礼教背后的支撑力量是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礼教本身没有必要拘泥什么基本原则，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都不会影响当权者的权威。比如肯尼亚的卢奥人，有 30-50% 的孩子不是家中那个父亲亲生，而是他们母亲和外人生的。这个就非常有悖中国的礼教吧？但对于卢奥孩子来说，母亲的丈夫就是他们的法定父亲，这是天经地义的。男人不是家中孩子的亲生父亲也不感到耻辱，因为不管孩子血缘如何，孩子就必须听他的，就是他的财产。有学者采访一群卢奥女人，问她们，“你们和外面的男人生的孩子，是属于谁的？” 女人们纷纷答道，“当然是属于我丈夫的。外面的男人只不过是公牛，你家的母牛和外面的公牛怀了孕，生的小牛可不是母牛主人的财产嘛，难道还能是公牛主人的财产不成？” 可见这些女人都牢固的认可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是母牛和主人的关系。卢奥女人可以婚前生育（官方数字 15-25% 的东西非女人婚前生育，有学者认为真实数字更大），可以婚后出轨生育，生育后也可以和外面的男人援交赚钱养孩子，但孩子的法定父亲只有一个，就是母亲的丈夫。父亲可以用女儿来招待客人，丈夫也可以用妻妾来招待客人。另外，18 世纪的莱索托，有个王妃在丈夫死后去和身份低微的外人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莫修修；所有人都知道莫修修不是皇室男人亲生，但是他们的文化不在乎血缘，莫修修仍然可以顺利继承王位。他长大后，后宫有一百多个女人，他可以把妃子借给客人 “使用”，但是有一条，妃子们生的孩子都必须是莫修修自己的财产。这些地方的有些规矩，已经和中国传统礼教的 “核心精髓” 都 180 度了，但是完全不影响男人的权位，社会和家庭照样是男人掌权。

【评论：莱索托这些地方正因为没有封建礼教，所以才是 shithole 之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没有任意有意义的贡献。】

所以说，女人自古不是被理念 / 礼教所控制，而是被礼教背后的强制力、利害关系所控制。这些强制力和利害关系的首要施加者是老天，次要施加者是男人。因为掌权的是男人，所以礼教才灵验，而不是因为有了这些礼教，所以男人才掌权。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让我们来强行假设，在封建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把男女权位倒置，让女人在家庭和社会掌握控制权，让男人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掌权的位置 —— 注意，这个假设是全社会性的性别关系普遍倒置，而不是仅仅有一个女皇帝、几个女官，少量特殊女人当权而已 ——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绝对不会因为换了女人当权就变好，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男人当权的封建农耕社会已经是发挥了男女双方最大的劳动积极性了，已经是大家都在最努力的干活了，换成女人当权也没有更多的提升生产力的余地。女人当权也不能提升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不管谁当权，不管谁受教育，发明创造者也还是那些人，毕竟发明农业劳动设施、军用武器和吟诗作对（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学问）是没有关系的，全凭有兴趣有灵感的人在脑子里想出来，私塾里没有数理化课程，也没有 “哪个性别的小孩给玩洋娃娃导致长大对工科不感兴趣，哪个性别的小孩给玩小汽车然后长大工科好” 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封建农耕社会换了女人当权，生产力和科技状况都不会比男人当权的时候好。

【评论：古代某些私塾确实是有数理化课程的，但确实不常见。君子六艺 —— 礼乐射御书数、天文历法等终归是有传承的。】

那么社会会比男人当权的时候更友善和平吗？也不会。有人可能会说，母系社会不是挺友善和平的吗？然而我们前文讲过，母系社会并非女人管理男人的社会，而且必然会被男人当权的社会所取代。而且母系社会基本上等同于贫困社会，而现存的母系社会生活还过得去的，只是因为它们被更广阔的现代社会包围着，可以通过贸易将外面世界的资源注入进来罢了。如果我们做的这个假设，是倒退回更穷、而且肯定会被瓦解的母系社会去，那这假设就没有意义了。在我们假设的这个女人当权的社会中，女人是已经深谙男人那一整套竞争手段，并且已经像鲨鱼闻到血一样尝到了控制男人的滋味的女人。

斯坦佛大学专门研究善心的机构主管 EmmaSeppala 博士近年也澄清，女人从来不比男人更有善心，雌雄动物之间也不存在善心的差别。如果你眼中的女人比男人善良，那一定是因为你不了解善心的多种表现形式，所以搞错了。女人是比男人少了冒险意愿，在同样的严格控制下会比男人更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如果她们成了当权者，作恶之前预见的风险比较小了，她们作恶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而关于控制欲的问题，我们在前文是讲过这样一个研究：女人天生的控制欲不如男人大；但同一个研究也显示，女人经过后来的社会熏陶，控制欲可以上升到和男人相差无几。但女人的控制欲性质还是和男人不完全一样，比如缺乏开拓性开创性，着重控制周围可得资源而非创造新资源，像妈妈控制儿子，上级控制下级。女人的控制欲可以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不比男人的少，但是像男人的控制欲那样歪打误撞带来正面社会效应的几率却不大。所以说，从善心和控制欲的角度来看，男人把权位让给女人，也不会给社会换来更多的安全与和平。综上，女人掌权的社会，即便具体法规可能和男人掌权的社会不完全一样，但并不会比男人掌权的社会生活条件更好。

那么男人置身于一个各方面境遇毫无改善的社会中，又失去了发泄他们天然的控制欲的机会，相当于生活得更差了，那么时间长一点的话，男人能乐意吗？男人不乐意的话，是可以在生产劳动上 “撂挑子” 的。以后我们会讲到，西方男人现在就有点不乐意，已经有撂挑子的行为了。男人撂一撂挑子，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状况。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和奴隶制为何无法持久是一个道理，也和吃大锅饭为何会饿死人是一个道理 —— 得不到足够的自主权，则劳动积极性就不够，即便知道撂挑子的后果是自己会变得更穷，还是忍不住会撂。经济状况变糟糕可以导致造反。造反的主力军一定会是男的，因为男的暴力能力更强，而且更愿意冒险，具体的说是更不怕死。这也是有研究证明的：风华正茂的男女大学生被测试 “死亡焦虑”，女的死亡焦虑明显高于男的；让男人女人写关于死亡恐惧的文章，男的基本上都写自己如果死了如何如何，而女的基本上都回避了关于自己的死亡问题，写的都是亲朋的死亡。因为她们比男人更不敢正视自己死亡这个可能性。女人比男人怕死。

更要命的是，国家暴力机器也就是衙役和军队，主要也是得靠男人，即便放一些女人进去也是充数而已。要镇压造反，所需要的暴力机器成员也是普通男人，他们也有着跟别的男人一样的不满。他们也会知道，现行的女人掌权的体制给不了他们更多的利益，他们遵命平叛之后，回家还是要受家中女性亲属的控制，那是立功的英雄该有的待遇吗？完全没意义吧。所以同样是冒着死掉的风险，他们没道理去协助现行体制，一起反了算了。那么后来登基的不管是男国王还是女国王，都会吸取前朝的教训，不再插手去维系女性掌权的社会模式，一旦没有外力插手了，男人就会自动回到权位上去。

女人掌权的国家如果不是社会内部造反，而是跟别的男人掌权的国家发生了战争，那么男兵将有必要为了维护一个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社会体制去拼命吗？能躲就躲了，再有几个卖国的，然后女人掌权的国家就亡国了，被吞并了，融入了男人掌权的国家的体制之内。古代的女王也有善于打胜仗的，但那是因为男兵将个个在自己家有权威，所以会替她卖命；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女人掌权，男兵将回到家还是不做主的地位，那他们实在没有必要在乎这个社会体制的死活。

总之，女人掌权的社会，不能给男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又把男人掌握控制权的重要乐趣给拿走了，同时在生产上和国家暴力机器中还要依赖男人，那男人自然没有必要去支持和维护这种社会秩序的存在。

那么，男人掌权的社会中，女人为什么就要配合男人呢？她们不会不配合吗？不配合的话是要承担风险的，而女人天生比男人爱避险，而且比男人怕死。女人还有个关键的软肋 —— 孩子。她们生理上的设定令她们更在乎自己的孩子，令她们更愿意为了孩子的存活而忍受痛苦，令她们在自己生无可恋的情况下也想要为了孩子活下去。女人要消极怠工，孩子会挨饿，男人要是不乐意了消极怠工，孩子也会挨饿；女人要是出点什么事，孩子也就未必能活了，男人要是出点什么事，孩子还是难以养活。我们前文讲过，在狩猎采集社会，男人所提供的武力保护是必需品。而到了封建农耕社会，男人和女人的生产劳动都是保证孩子存活的必需品，少了一方的贡献孩子就会难活。所以女人在封建农耕社会那种生产力状态下，再不乐意也得努力干活、努力配合。这点上女人比不了男人。男人和孩子之间的纽带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他一个不乐意可以豁出去了：这孩子只当没生过，不要了，以后有机会再重新生算了！也就是说，男人可以做到随时终止向女人所在乎的孩子提供成长的必须品。

综上可见，男人掌权的封建农耕社会（或生产力水平类似的社会）可以让男女双方都发挥最大的劳动力潜力，而同样的社会女人掌权的话，却会让男人的劳动力潜力得不到最大发挥，也让他们的暴力保卫职能得不到最大发挥。那么，当时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就是男人占据权位的社会形态，没有第二条发展之路。你再不喜欢那段历史，也要明白，如果历史不是那样子的，现在要么就没有你，要么你现在享受的就是一千年前的那种吃土的生活条件。

所以说，男人掌权是必然的，其根本原因不是有没有婚姻制度，也不是礼教带来的精神控制，而是这两点：一，他们是男人。二，老天设定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那么，社会发展到了现在的形态，女人为什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呢？因为社会生产力状态变了，让女人拥有更多自主权不但对男人整体无害，反而对男人有好处了。这是后话。

男人的权位可以存续，除了因为男人有先天资本，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 —— 男人不会让女人惨到无法延续族群的地步。众所周知，中东某些国家对女人非常严厉，各种虐待合法，各种处死的理由，但是他们会不小心杀光自己的女人，导致灭亡吗？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新生儿性别比非常 “正点”，女人营养也好，女性超重肥胖率比发达国家还高，虐死一部分并不妨碍他们人口增殖。他们就算是照这样子再虐女人五千年也不会因而灭族的。印度也可以算是重男轻女很严重的国家，从古代就是父母杀死自己的女婴不违法，现代有了胎儿性别鉴定术，虽然也配备有禁止鉴定胎儿性别的法律，但该法从 20 世纪 90 年代设立以来就形同虚设，并未惩罚过任何违规者。而且，印度女儿出嫁会导致娘家荷包大出血备嫁妆的，这也是父母不要女孩的一大动力。因此印度人就是在完全没有法律控制的情况下随便堕女胎的，也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但是他们会因为这种行为而亡国吗？绝对不会的。他们几千年来没有法律约束随便杀女儿都没亡国，反而发展到科技更发达了，设施更完善了。即便印度法律照样对堕女胎杀女婴完全不闻不问，印度这个国家也不会死掉，还是会继续前进发展。我听有的人说过：“哼，那些压迫女人的野蛮国家，早晚有一天把自己的女人都搞死了，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去吧！” 我想，你多虑了，这个绝对不会成为他们灭亡的原因的，要灭亡也是因为别的事情。

那男人未免也太高明了吧？既能让女人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和生育价值，同时对她们施加各种致命的严苛待遇，而且还能保证女人不会死掉太多，不会惨到养不活足够的下一代以维持社会发展？当然不是男人那么高明。凭男人的力量计划不了那么周密。只有老天才掌握这个微调旋钮。

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如果对待女人是极端残酷的，说明它存活延续的危机不是那么大，就算人为弄死一大批女人也不影响生产力发展和人口增殖。但是，一个传统社会，如果生产生活非常非常的艰难，比一般的农耕社会还要艰难得多，那么老天就会让这个社会中的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好一些，不然女人都活不下去了，社会也就不存在了，男人也就谈不上能掌权了。

很多人可能知道，马上行国的游牧社会虽然也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是相比农耕社会，游牧社会中女性的自主权较高，对经济生活参与较多，同族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也较好。古代与中土接触较多的那些游牧民族，习俗和中土有所不同，其中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女性相对权利大于中土。现在的蒙古国作为游牧传统国家，其女性受到限制也较少，大学里女生的比例早就超过七成（他们认为男人有先天能力，做什么工作都能生存下去，而女人没有先天能力，如果后天不上学，就百无一用，无法谋生了，所以更鼓励女儿上学）。他们这种传统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了解了传统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就会知道，他们如果不给女性一些宽松的待遇，民族是生存不下去的。

传统游牧生活是非常艰辛的，男人女人的生活都被跋涉和重体力劳动所充满，男人还要连年征战，随时可能横死。传统游牧民族的男人并不像影视剧里演得那样高大彪悍，其实他们的个子比农耕民族瘦小，因为他们营养不良而且体能消耗大。女人也是一样，大量的体能消耗和营养不良致使游牧女人体内脂肪含量小，处在濒临闭经、无法生育的临界值。所以他们人口增长困难，男人对女人的生育数量也没有什么调控余地 — 女人的身体状况最多能养活这么几个孩子，你强迫她多生也没用。人口增长已经困难了，如果再虐待杀害一堆一堆的女人的话，男人自己也要陪着绝种了，所以男人会尽量少给女人施加一些没有必要的限制。

除了男人的繁衍意愿，简陋的生存条件本身也给了女人更多机会。和农耕定居民族不同的是，游牧部落的生活空间是开阔少遮蔽的；要让女人不抛头露面，除非不让女人干活 —— 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让女人的社交较多，社会性也较完整。既然可以随便抛头露面，女人就可以去做各种买卖创收，比如采药、制作手工产品、制作奶制品来卖，那就免不了女人会有外快落入自己的腰包。

还有，农耕女性的嫁妆是压箱底的死钱，但游牧女性的嫁妆是可以增殖的畜群（别的东西他们也没有），也就是活钱。虽说女性对嫁妆畜群的使用权要受到丈夫的限制，屠宰和销售必须征得丈夫同意，但起码女人对自己的嫁妆畜群剪毛挤奶可以不受丈夫干涉。也就是说，游牧女性是有可再生的私有财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手里活钱来源多，地位就好一些。赚钱的机会也会刺激女人劳动的积极性 —— 为了多一些剪毛挤奶的收入，就要好好照顾畜群，让它增殖成更多。、

【评论：作者的这种论证方式显然有很大的问题，很难想象铁木真统治下的蒙古部落中的普通人有任何人权可言。】

如果传统游牧民族的女人在家中的决定权太少，会导致孩子无法存活。比如，游牧民族的一种特有的家庭矛盾，就是夫妻之间的 “挤奶权” 之争 —— 女人想把牲畜奶优先给孩子喝，而男人想把奶优先给幼畜，好迅速增殖畜群。生存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如果女人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护着孩子，家庭里只能任由男人来做决定的话，民族恐怕就没有以后了。

游牧民族都是父系，公共权力议事会也只有男人能参与，但女性的相对地位高于定居的农耕民族。老天这个安排，是令传统游牧民族在他们的自然条件下，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生产劳动和人口繁衍效率最大化的；老天是在协助他们种群的延续，或者说协助他们作为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的存续。

另外一个生存条件过于恶劣导致女性地位相对高的例子，就是现在北欧人的祖先，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维京人。当今北欧女性享受的待遇在全球来看是较好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而维京女人在其他中世纪欧洲女性当中，相对地位也算是最高的。

维京社会的公共权力领域是男人主掌，一家之主之名也是男人的。为什么维京男人对他们的女人比别的民族要好一些呢？我们在第二章讲过的几个母系社会，都是由于男人不在家，所以导致了女性自由度大，维京人也是这样。有点本事的维京男人都会离家出海当海盗或者搞贸易去。他们把欧洲沿海差不多都侵略过一遍，留下彪悍好战之名。古代维京人定居地的墓葬中，成年男人的骸骨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维京男人都死在了外面。维京男女之间交集非常少，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维京是男人的专用称谓，留在定居地的女人不应该叫维京女人，应该叫做斯堪的纳维亚女人”。

另外，斯堪的纳维亚气候恶劣，农业生产非常困难，生活艰苦，生儿育女特别不容易。一个维京女人 12-15 岁结婚，按照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算，她一生也只能生七个左右孩子，最后存活的孩子有两三个，男孩长大还要到外面去，基本上就是去送死的，所以最好还是多生几个。维京女人的生育能力和劳动能力都已经因自然环境原因而用到了极限，如果维京男人再刻薄一点，人为的给女人的生存增加点难度，那他们就是自找绝后了。

维京人对下一代人口质量的要求也高，毕竟男的要当海盗，女的要抗拒恶劣的自然条件，懦弱的包子是不行的。他们的小孩子被视为小尺码的成年人，要和成年人一样承担责任。12 岁的男孩就够当法官的年龄，12 岁的女孩就够结婚年龄了。维京文化注重独立生存能力，如果一对夫妻婚后不能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亲戚资助的话，他们的父母就会强制他们离婚 —— 你们这两个废物不配生育，生出个小废物来白白浪费粮食，所以还是别生了。

既然维京社会要求人人强悍，那就不可能做到单单让女人没脾气。毕竟男人不在家，妈妈一个人要能够把儿子教育成小海盗的。所以维京女人性格比较泼辣，如果强迫她们留在她们无法忍受的婚姻中，就会出人命 —— 本来生活那么苦，一辈子反正都是生不如死的，你再给我太多的气受，那我还活什么，一起死了算了呗。但社会损失不起作为劳动者和生育者的人命啊，所以当时的法律允许女人提出离婚，而且维京社会多数离婚就是女人提出的。维京女人尊严感也很强，她们会把被丈夫打耳光看作莫大的耻辱；在他们的传统故事中讲到离婚的，大部分离婚原因就是丈夫打了妻子的耳光。有的女人被男人打了耳光后，离婚还不够，一定要报复，甚至把对方杀死。

维京女人如果主动提出离婚，那么只能拿走自己的嫁妆，只有在丈夫提出离婚的情况下，她们才能分一点夫妻共同财产。妻子如果主动外遇，会被没收嫁妆净身出户；如果当场被抓住，她可能被杀死。然而，如果妻子是被强奸或被男人主动勾引的，她则不需要承担任何不良后果。和其他古代社会相比，维京女人受的法律待遇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维京家庭和社会的主导者仍然是男人。男人在家中的座位是别人不能坐的 “上位”，一个男人在老婆以外还可以随便找单身女人做情人，还可以买一两个妾侍回家。如果他们找已婚女人出轨，被发现了只要交罚款就行了。

如今，我们仍可以看到种族濒临无法延续的危机会迫使种族内部善待女人的例子。被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奴役的 “异教徒” 雅兹迪部落，原本对女人实施很严苛的性禁锢，失贞或者被强奸的女人可以遭到 “荣誉谋杀”，跟异族男人发生关系尤其不被允许。但是后来，雅兹迪女人被 “伊斯兰国” 绑架走太多了，以至于濒临没有足够的女人繁育雅兹迪的下一代了，于是雅兹迪部落就在没有学习什么妇女人权新思想的情况下自行改变了风俗，盼望着被掳走的女人能回家，支持她们抬头做人，认可她们被掳走的历史不是她们的错。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流失太多了，他们自己再不珍惜本族女人的话就要灭族了，也就顾不得本族女人是否失贞了，能活着回来就是好的。

在生存条件对于女人来说太过艰难的社会，女人之所以被老天给予了多一些的相对权利，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延续，让女人能够尽量多生产，抚育适当数量的下一代。同时，老天还是让男人居于权位，也是为了激发男人最大的产能 —— 让他们认为他们是掌控者，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拼命生产，提供必需品给女人和孩子，甚至为了保卫家园而去死。

男人的权位之所以存续，是因为男性主导的社会是最有发展和延续的生命力的。男性主导的社会形态也不是僵化和一成不变的，老天会在不改变男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对各个具体的社会进行调节，让它们各有各的习俗，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条件下达到其可能达到的最高效率。

第五章 女人和男人的彼此依靠

就算男女之间的博弈和制约再多，他们之间的互相依靠才是天造地设的主旋律。有的动物，除了受孕之时雌雄之间会产生关系之外，其余的时候雌雄各过各的，彼此毫不相干，而且这并不影响它们物种的延续。而人类不同，老天对人类的设计就是，男女之间不互相依靠，人类就不能延续；男女之间要实现性别对立更是不可能的 —— 因为老天不会允许 —— 一切怂恿性别对立的妄想都会被老天所挫败，对，不需要任何具体的人去挫败它，天设的人性就把它挫败了。不过，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就是未来的人类也变成和那些雌雄之间毫不相干的动物一样，成年男女之间除了性交之外没有别的干系，那个纪元如果到来，必是人类自然消亡的开始。

两性之间的博弈，正是从两性之间的相互依靠关系中派生出来的；而博弈中产生出上家和下家，也是由两性相互依靠关系的不对称造成的。通过理清两性之间的相互依靠关系，我们可以把古今未来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看穿，透视出那几条最根本的筋脉。

男女之间第一大纽带就是合作生养的关系。关于生育问题，本章只讲其合作性质，在以后的两章里，我们会重访并深谈生育。

要生出孩子，必须有男女两性。即便未来有了人造精子，用人造精子也生不出几个人来，不能指望它来取代男人维持人口繁衍；而人造子宫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有科学家说人造子宫是可能的，不过是为了用那样的套话来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而已。人造精子和人造子宫这些，为什么不可能，这是后话。现在我们只要知道，必须有男有女才能维持人口更替。

只有女人能生孩子。在古代，生孩子的过程曾经是很危险的，母婴死亡率较高，危险只能由生孩子的女人一人承担，男人帮不上忙，即便贵为皇后的女人，产后大出血也只能准备后事。后来，由男人主导的医学界创立了妇产科，妇产科的发展让女人生孩子的风险大大降低，母婴死亡变成了很小概率的事情，根本不足以影响人口更替。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在孩子孕育出生的过程中，女人要经历的身体上的麻烦比男人大多了，孩子出生之后，也会给女人的身体留下永久的印记；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说，孩子的出生会激发她的母性，让她从生理上更加难以割舍孩子。

而男人在孩子的孕育生产过程中，除了受孕之外，不起什么 “刚需” 的作用。虽然有的女人怀孕生孩子要各种资源供奉，还要人伺候，但毕竟，就算没有什么太好的生活条件，没有男人提供给她什么资源，也没有任何人照顾，女人照样能够把孩子生下来。在要到孩子这件事上，男人要完全依靠女人，而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却很小。

而孩子出生之后，女人自己却抚养乏力，绝大部分女人要么养不起，要么虽能独立养活孩子，但孩子的生活条件会比不上那些跟她自身条件相当的女人所生，却有男人帮助抚养的孩子。这对于有母性的女人来说，是很难忍受的。理论上说，女人之间也可以合作抚养孩子，但是现实中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男人不参与抚养孩子的人类社会。即便是母系社会，孩子也有舅舅参与抚养，并非只有阿姨姥姥帮助。原始社会，血缘近亲之间都视彼此为一家人，在互相帮助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还不至于太分彼此，然而后来人们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若要参与抚养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就会生出种种计较，即便是亲兄弟姐妹的孩子，自己出力过多也会觉得吃亏。二十世纪 70 年代，也有过九个自称同性恋的女人创立了一个名为 TheFuriesCollective 的女子公社，轰轰烈烈的搬到一起生活，把孩子放在一起养，名噪一时，结果过了一年，这个公社就自动解散掉了。绝大部分情况下，心甘情愿出大力协作养孩子的人，只能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法定的养父母。

在有的国家，儿童福利比较普及（这福利款大半也来自社会上男人交的税），女人没有某个具体男人的帮助，依靠福利帮助养孩子也能过得下去；但是这些孩子要和同一个国家里父母双全的孩子做个整体比较的话，还是不如后者生活条件好 ——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数据都表明这一点。在孩子的问题上，女人的攀比心嫉妒心很重，如果别的女人跟自己条件背景相当，而她的孩子却过的明显好于自己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有前途，那女人是不大能心平气和的接受现实的。所以绝大部分女人都会想要孩子的亲生父亲或者法定父亲 —— 也就是被法律所指定的男性供养者 —— 来帮自己养孩子。虽然很多女人没有如愿 —— 她们本来认为会留下来对孩子尽义务的男人没有留下来，而是走掉了，或者发生了矛盾分手了，导致她们没有男人帮她们养孩子了 —— 但那不是她们的原计划。即便是在单身生育完全合法而且还会给福利的国家，在怀孕前就决定不要任何一个具体男人帮忙抚养孩子的直女，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少到了只能找到个案但是统计不出比重。在精子库可以随便使用的国家，绝大部分精子库客户是一对对的男女，有少量是一对对的女同性恋；而单独一个女人自己去购买精子，要生一个任何男人都没有义务抚养的孩子的，是极少数。

在古代，没有男人帮助抚养的孩子难以存活；在现代，没有男人帮助抚养的孩子虽然可以存活，但是现代社会养孩子，也不是仅仅养活不夭亡就行了，孩子之间是要攀比素质的。所以，女人需要男人帮她们抚养孩子 —— 具体的说就是提供保护和物质资源给孩子 —— 这是一种刚需。

没有生育欲望的女人相当于是一种 “性少数”，什么时代都有，只不过是 “出柜” 和 “不出柜” 的问题。但对大部分女人来说，生育孩子也永远是她们的生理刚需，即便到了孩子完全不具有养老功能的时代，她们可能不再想要多生孩子，但是让大部分女人一个孩子也不生是办不到的，因为没有孩子会给女人带来生理痛苦。还有一小部分女人，因为没有别的途径养活自己，只能靠生孩子从男人那里换取经济支持或者从社会换取福利。对于她们来说，生育也是刚需。

我们现在姑且假定，男人对子嗣的需要也是刚需，那么他们就必须帮助女人养孩子。但是，男人对子女的感情不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而是在孩子出生后培养出来的。那么男人对孩子感情的深浅，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人自己的性格。而且男人在生育过程中没有生理付出，所以失去一个孩子对他们的打击不如对女人大。所以，男人比女人更能做到 “挑选” 孩子 —— 比如告诉女人，要生什么样的，我才帮你养，你要是生错了，我就不帮你养；或者哪个孩子不合意或者觉得不值得养，他就不要了；或者走掉，只支付法定最低额度的抚养费给孩子，其余的什么都不管。这些，古今的男人完全可以做得出来。

事实上，生育对于男人来说不是生理刚需，他们有多需要子嗣，是社会状态决定的。在生活艰难，养孩子成本低，孩子作为劳动力和养老保障的价值高的时候，男人对孩子的需要会是刚需。但到了以后，养育孩子给男人带来的实质利益小于养孩子的付出的时候，大部分男人都懒得养育孩子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生养孩子这件事上，两性的合作是不对称的，男人比女人更具备退出合作的资质。如果男人退出合作，最多提供精子，别的一概不提供的话，人类社会可能还能延续，不过不再会是什么高级的社会形态，而且事发当代，女人的生活状态一定会受到影响，她们是无法做到不介意的。如果是女人退出合作，人类社会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了，不过事发当代，男人的生活状态未必会受到不良影响，甚至可能活得更加轻松，所以他们也未必要在意 “以后人类是否会延续” 的问题。

除了生育之外，男女之间第二大合作要务就是生产劳动。从来没有 “社会不需要哪个人的劳动” 这么一说，因为每个人的生存都是不断的在消耗社会资源，所以社会需要每个成员都尽可能的多输出劳动，不然的话社会发展进度就会受损失，甚至会倒退解体。在发展任务艰巨的社会里，不论男女都必须发挥最大的生产力价值，不然社会就不给他们存活的空间。而在发展程度高一些的社会，由于距离终极社会形态更近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小了，发展任务不那么艰巨了，所以会容许一些不向社会输出劳动的人消耗资源存活。

在古代或者较低端的社会形态中，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尽量多干活，少了任何一方的劳动，整个家庭就会挣扎在温饱线上。女人要干农活、要养庭院家畜、要纺织换钱。纺织是农耕社会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干室外的活，需要趁着天亮，鸡鸣而起。日落之后也不能直接休息，而是要在微弱的灯光下纺织缝纫编织…… 如果家中有需要照顾的病人、老人、儿童，也会成为女人的任务。而男人也要干农活，从孩提时代就要当牧童放牧，还有在手工业作坊劳动，雇佣重体力劳动，或者负贩（背着拉着东西出去卖）。女人的劳动未必比男人的轻松，但是肯定比男人的劳动安全。

女人劳动，多是在家里，或离家近，周围有同乡可以看到的她的地方。而男人的劳动，还要包括在那些偏远，就算他死了都没人看见的地方劳动。《孤儿行》中讲的 “行贾”，就是到处卖东西：“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 这个男孩子就算死在异乡，也无人知道是怎么死的。如果是上山砍柴、采药、开采石材这些劳动，在外面可能被猛兽吃掉，或者摔死、砸死。美国刚建国不久时的养牛专业户，也是女人在家里养出来牛群，男人赶着牛沿途去卖（因为人们购买力不行，当地没有人会买那么多牛），一走就是好几个州，一去就是一年半载。半路上就像唐僧取经，拦路的强盗就像妖魔鬼怪，杀人、抢牛、抢钱都不在话下。赶牛卖的男人要是死在外面，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尸首在哪里。我就见过美国旧时代教堂的义冢石碑，上面只写着 “赶牛人” 和年份，也就是说赶牛人死在了异乡，无人知道他的名字。

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形式里面，最容易出危险的总是分配给男人的。在北美，不同的传统印第安部落，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导致生产方式也不尽相同，不过，相对安全的工作都是留给女人的。比如，有的部落不依靠打猎，而是靠庭院养殖和农耕为生，那么女人就在家养畜和纺织，男人去种地；女孩出生了，胎盘被埋在屋前，也就是期望她在家劳动，而男孩的胎盘被埋在玉米地里，是为了让他一辈子都下地耕种。在家的劳动无疑比在旷野地里安全。而另一个印第安部落，劳动方式是耕种和打猎相结合，那么女人就承担耕种，男人承担打猎。那些男人认为，男人就应该勇敢的去打猎，只有女人才会 “像猪一样爬在地里挖土”。在这里，种地的又变成了女人，因为和打猎比起来，种地更安全。男人因为女人做更安全的工作而看不起女人，就像不怕死的人看不起怕死的人一样，是很正常的。

到了现代社会，社会发展任务减轻了，于是就可以养活一些不输出社会劳动的人了，优先养活的是谁呢？是女人。不工作却仍然可以生活下去的人里，女人要多于男人。而且这也和女人自己的意愿相吻合。美国 2015 年的盖洛普调查，让那些家里没有儿童需要照看的男人和女人选择自己是更喜欢在家当家庭主妇 / 夫，还是更喜欢出去工作；结果 39% 的女人和 23% 的男人选择了在家。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照看孩子的需要，也是女人比男人更不愿意出去工作。当然，如果女人不工作就没有经济安全，生活就会窘迫，她们自然会想要去就业；但是，如果女人不用工作就可以衣食无忧，活的也不是太难堪的话，相当一部分就会不想工作了。即便那些仍想出门工作的女人，也未必是最希望做全职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女人只是想做个兼职工作，把工作当作兴趣爱好和社交手段，给自己解闷而已，比如荷兰的调查显示，大部分荷兰女人就只想要兼职工作。现代社会，男女的生产劳动仍然都不可或缺，有一个性别完全停止生产的话，社会还是会遭受经济重创；但是，社会对男人劳动的依赖程度大于对女人劳动的依赖程度。女人对男人劳动的依赖程度也超过男人对女人劳动的依赖程度。在家庭内部还是全社会范围内都是如此。

社会需要女人尽可能多的劳动，纯粹是因为女人的人数在那摆着 —— 一半的人口如果只消耗资源不劳动，社会就要破产了，多一点人来贡献劳动当然更好 —— 而不是因为女人的性别导致有什么行业必须要女性来干，换了男性就无法运转。虽然说幼教、某些服务业、护理业、轻工业包装等等行业有的不情愿要男人，有的男人不情愿去，所以导致了女性占主流，但是这些行业要是强行都换成男人来干，照样可以运行下去，只不过要增加一些辅导，增加一些监控手段罢了。但是，有一些男人占主导的危险行业，如重工业劳动、矿井、消防、建筑等，如果强行换成全部女人去干，那么这些行业就会运行失灵。一是体力上能够胜任这些行业的女性数量太少，不足以满足用人需要；二是愿意从事高危工作的女人数量太少，会导致频繁的人力资源更替，更替过程本身就给行业带来太大损失。在美国的女兵里面，愿意去前线打仗的不足 8%—— 也就是说，即便是那些自愿参军的女人，也就是比一般女人更愿意吃苦的女人，也很少愿意承担生命危险。很多美国女兵获悉自己将被派往外国打仗，于是提前把自己弄怀孕，好让自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去 —— 这种事情在部队内部是很常见的，我甚至知道有为此生了三个孩子的女人，每次都是听说自己要被派往国外战地，就非常 “及时” 的怀孕了。可以想象，如果部队或者其他高危行业都只能找女人，不能要男人的话，还怎么能运行得下去。而且，这些行业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要行业。

由于一直以来 “政治正确” 讲究男女比例平衡，反对男多女少，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一个社会男女比例越高，也就是男人比女人多得越厉害，对其经济发展越有利 —— 虽然我们不清楚具体原因都是什么，但这是一条已经被证实了的经济规律。越是发展任务繁重的社会，越需要男多女少来推动经济；而那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未来发展任务不再繁重的国家，男多女少的必要性就不那么大了。之所以我们看到重男轻女的风俗在较落后的地区比较明显，因为那些地方发展任务重，男人比例不够大则不足以刺激经济，无法追赶其他地区。印度因为性别选择性堕胎横行而备受诟病。但是，已经有勇敢的学者指出，在那种欠发达的人口大国，减少女孩的出生，也就是减少了将来的生育者；减轻人口负担的同时不减少男性劳动力，这对印度的国民经济有好处；经济上去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会提高，这比维持一个 “好看” 的男女比例平衡可重要多了。印度的经济确实在发展中，虽然禁止性别选择性堕胎的法律还是很虚弱无力，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在自动慢慢回落，因为经济进步导致发展任务减轻，于是社会不需要那么高的男女比例了。印度的父母生孩子的时候，心里想的肯定不是为了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而生儿子，而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但是他们的个人动机并不重要；人算不如天算，是老天让人们都向着某一个方向去行动的，行动者本人都不需要知道是为什么，天意也就是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路径。

还有的人认为，中国以前少生了三千万女性。那么，如果现在突然给中国增加三千万育龄女性人口，会怎么样呢？人口现在已经过剩了，再增加三千万会生孩子的女人，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在社会生产方面，两性互相依靠关系的不对称我是亲眼见过的。我丈夫出生的小城，和加拿大的 “化学谷” 共享一个水源，而化学谷的污染曾经造成了加拿大和美国这两岸小城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从七十年代的正常变成了 90 年代的男：女是 1：2。出生人数没有减少，但是性别比大变。我们回去探亲，基本看不到青壮男人，小男孩也少。丈夫说的那些他儿时美好记忆中的商场、工厂、游乐场、电影院全没了，只剩下档次不高的餐馆、便利店、医院和银行。我的小姑子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是当上了当地银行的副行长。因为没有人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本地也没有高学历的人，所以银行只好招一个高中文凭的人充当高管了。怎么会这样呢？青壮男性比例降低造成经济不行了，企业都搬走了或者倒闭了，现有的青壮男人见此情形也搬走到别的州去讨生活了，于是恶性循环。本地企业走掉，外面的人不愿意来，会是为了躲避化学谷污染的缘故吗？不大可能。九十年代污染正在发生的时候，企业并没有搬走，而是在迁入，那个时候我丈夫在读高中，可以说是他记忆中的黄金时代。而到了污染本身已经解决，出生性别比已经正常化的时候，企业开始陆续搬走了，因为 90 年代初出生的那些婴儿长大了，应该走上工作岗位了，而这批人的性别比例失衡，男人太少，注定无法支撑经济的繁荣。

在那个小城，男人比例小了，没有人跟女人抢工作机会了，那么留在那个小城的女人为什么不发挥能力，把家园建设得重新富裕起来呢？她们即便做不到这个的话，也可以跟那些男人一样全部走掉，到更好的城市去发展啊，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在社会生产上，男人女人的劳动力都应该得到尽可能的发挥，不应该浪费任何人力资源。但是由于男女在劳动能力上和劳动意愿上的差异，男女之间的互相依靠关系是不对称的，男人撂挑子的后果要比女人撂挑子的后果严重。

提到劳动关系，不可能不提家务劳动。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欠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女人做家务花的时间都要比男人长。古代女人的家务劳动对男人和女人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打水是家务，而且相当繁重，没水就没法生活；织布缝衣做鞋是家务，人不能不穿衣服鞋袜；做饭是家务，米要自己舂，灶要用柴草点，鸡要自己杀…… 古代普通人家，如果这些家务活不是自家女人做，而是雇人做，或者买现成的，那平民人家谁也支付不起这个价钱，男人女人谁也活不下去。那时候，男人对女人做家务的需求是刚需。

到了现在，家务劳动的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社会化大生产拉近了自家做的和买来的东西的差价，甚至买来的更便宜，自家做反而不合算了。比如衣服已经没几个人自己做，更没人自己做鞋子。在美国，同样的饭食自己做和去餐馆吃完全可以耗资一样，而且自己做还要费力。科技的发展也使一些古代的家务劳动变成没必要，比如有自来水没必要打水，有洗碗机不用动手洗碗，有洗衣机烘干机不用手洗和晾晒衣服。就算需要自己做饭的家庭，买来的也是可以直接下锅的米，杀好的鸡，切成块的肉。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务劳动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必要的家务会越来越少。吸尘器会变是自动智能的，自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拖把变成不用洗也不用施加压力的蒸汽拖把，掸子依靠静电轻松吸起灰尘。未来的纳米技术可以使各种家具表面不粘污垢，用抹布轻轻一抹就干净了，未来的纺织技术作出的布料可以是不用熨就不会起皱的。吃饭可以一次点上一个月的菜谱，一日三餐一个月 90 餐，餐餐不同，冷冻的食品送货上门，营养搭配全面，没有防腐剂，吃的时候只要放入微波炉或者烤箱加热就行了。美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服务，价钱也不贵，330 多美金一个月，不比自己做饭贵多少；只不过现在这个服务只是面向少数缺乏自控能力的减肥者，如果普及到大众的话，价钱肯定会更便宜，要变得和自己买菜做饭一个价钱，是没问题的。未来家务的趋势就是这样。

并且，家务中除了带孩子之外的做卫生、洗衣做饭等等，现在就已经不再是刚需了。男人没人给做家务，充其量屋里脏乱，饭菜不好吃，习惯了就好了，男人即便忍受脏乱或者自己做卫生，买现成的吃，也不会死，照样可以正常工作。绝大部分单身汉宁愿家里乱得像猪窝一样，也不会去雇保姆，因为家务劳动对他来说不是刚需，没有人做家务他也照样生活。现在这些家务劳动，也不具有什么社会价值 —— 就算人人家里都脏乱，也不影响社会生产。晚上习惯了睡猪窝的人，白天来上班，生产力也不低于晚上睡干净整洁的房间的人。爱因斯坦家里就算乱成一锅粥，照样不耽误他搞相对论。

有这样一种理论，说家务劳动是值钱的，还可以算出具体的经济价值。此言差矣，其实家务劳动是一钱不值的。可以算钱的社会劳动，必然要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法则的规范，劳动效率、质量、报酬都要受到制约。而在自己家做家务带孩子，其效率和质量都没有标准，也无行规纪律可言，更不与其他家务劳动者构成竞争。可以说，在家做家务带孩子的人，如果去当厨师保姆和清洁工，仍是在自己家干活时的那种效率质量，仍是在自己家干活时的那种随心所欲的习惯，而不守规章的话，马上就会被辞退。家务劳动原样拿到劳务市场上去出售，是没有人会买的，所以说家务劳动一钱不值。

那为什么女人还在花费比男人多的时间做家务呢？一是她们自己也不愿意忍受脏乱的环境和简陋的饭菜，二是因为她们也不想花太多钱请人做家务来蚕食她自家的积蓄，三是为了为男人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来维护感情，以期维护两个人的稳定关系。美国政府调查显示，没有丈夫的女人到了老年，整体贫困率高于有丈夫的女人；没有妻子男人到了老年，整体贫困率也高于有妻子的男人，但是还是女人的贫困率受婚姻状态的影响更大。失去婚姻给女人带来的经济损失，比给男人带来的更重，那么女人自然会花费更多精力来维系夫妻关系。

带孩子也是家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孩子到达上幼儿园的年龄以前，带孩子这项工作对于想要孩子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刚需，没人做是不行的。这个负担也主要依赖女人来承担。原因第一是上文中说的男女生育合作的不对称性，第二是女人自身的欲望 —— 有研究证明，女人在照顾自己孩子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的乐趣大于男人照顾孩子的乐趣。

综上可见，家务劳动方面的两性不对称，不是任何其他两性关系问题的 “因”，它纯粹是 “果”，是社会劳动中和生育中两性合作不对称所造成的果。

两性之间的第三大互相依靠关系，就是在性与情感上的互相依靠。性与感情方面的纽带，听上去比那些真刀真枪的生死存亡问题和经济问题要虚弱，但事实上，它是最坚不可摧的，最无法强迫的，最对称公平的。男人和女人在性和情感上的需求不一样，比如男女性欲高峰年龄不同，男女在感情中对自由和黏糊的需求强弱不同，对宣泄和倾听的需求不同…… 这些天生的性别不同点一定会造成男女伴侣间的摩擦矛盾，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矛盾就一天不会终止。但是异性恋男女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有在性和感情上的基本需要，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强烈的想要对方，没有人能让他们得不到基本满足的同时能不痛苦。而且，除了有特殊爱好的变态之外，没有人能用威压来强迫一个异性给他带来他理想中的性与情的满足 —— 在强迫他人的同时，强迫者自己也会清楚，他想要的是 “吃饭”，但得到的不过是一针 “葡萄糖注射液”。除非是天生的变态，不然的话，过日子你不让对方痛快，你自己也痛快不到哪里去。

性与情的发展是被势力对比所制约的，所以王子毕恭毕敬的迎娶灰姑娘的事情很少发生，公主和贫农私奔的事情更是闻所未闻；但是性与情绝对是最有潜力平衡两性之间、两个阶层之间势力不对等的自然力量。男女之间种种固有的势力不对等，可以被他们性与情的相互依赖所大大削减，甚至反转。“将军气同雷电，一入中庭，顿归无何有之乡；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寝门，遂有不可问之处。”

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男女在性与情上，都是同得同失。不论什么社会，男人女人所需要的，都是 2+N 个异性。女人需要 2+N 个男人 —— 一个忠实的提供者（提供生活资料和保护），一个稳定的浪漫性对象，再加上背景中 N 个觊觎她的男人。忠实的提供者可以满足女人在马斯洛金字塔底层的需求，给她安全感，让她有心情去追求更大的性与情的满足。稳定的浪漫对象不需要太多，完美的话要一个就可以了。即便是现在，对于出轨的已婚女人来说，出轨的主要方式也是只跟一个男人保持长期婚外关系，而不是同时有好几个情夫。而背景中无数的觊觎者，除了能给女人以心理上自信的满足感之外，还可以让女人觉得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比较安全保险 —— 如果现在的男人不要我了，我马上可以从我的那些觊觎者中再找一个。

在古代，绝大部分女人的确是得到了一个忠实的提供者 —— 丈夫。丈夫是不能随便不要妻子或者不给妻提供生活资料的。但在大部分文化中，婚外情是被严厉禁止的，古代女人牺牲了在婚外获得一个稳定的浪漫性对象的机会。不过她们还是可以有 N 个觊觎者的。古代女人如果丧偶或者被休弃，都不用她亲自出去相亲，专门吃这碗饭的媒婆就会找上门来，问你要不要改嫁，现在有这么个男人，如何如何…… 不过，这些觊觎者，女人虽然知道他们必定存在，却未必知道他们都是谁，长什么样子。

到了现在，女人那个提供者 —— 丈夫的忠实度下降了，因为离婚不需要理由。但是她可以一直不断的寻找那个稳定的浪漫性对象，不管她是已婚还是单身。而女人要得到别人的觊觎，也不像古代那样没有条件了 —— 不是随便一个身体健康、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离了婚，都会有男人想娶的 —— 能被男人觊觎与否，要看女人的个人条件了。不过现在的女人可以随便认识她的觊觎者们，跟他们交朋友，甚至可以无功受禄，从觊觎者们手中白白的得到利益。随着社会的变化，女人在性与情的资源上有得有失，但总体上是得到的更多了。

而男人，不管是什么时代，需要的也都是 2+N 个女人 —— 一个忠实的合作者，一个浪漫的赞美者，再加上背景中 N 个不介意与他性交的女人。古代男人的确得到了那个忠实的合作者 —— 妻子。妻子除了丈夫没有别的合作者可选，所以即便男人要求她在很不公平的合作中配合他，她也得配合。至于那个浪漫的赞美者，也就是红颜知己，对于古代男人来说只是奢望，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生活中和小说里。而背景中无数愿意和他性交的女人，只能是妓女，不过那是要钱的，不是人人都支付得起。

到了现在，男人那个合作者 —— 妻子的忠实度也下降了，妻子和他离婚或者出轨都不需要理由，即便不离开，也未必要处处配合他。不过男人在婚外得到一个浪漫的赞美他的女人也变得容易了；他不需要有钱有权，即便只是能说会道，会摆酷，就能勾引到倾慕他的女子。背景中不介意与他性交的女人也多了，而且一夜情未必需要花钱。一夜情成了男人出轨的主要方式。

综上，我们很难说到底是男人性与情的需要得到了更大的满足，还是女人性与情的需要得到了更大的满足。男人和女人的具体需要不同，也就无法比较得失的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男女这方面的处境是同进退的，要差双方一起都差，要改善也是双方一起改善。

那么男人和女人谁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感觉更好呢？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从印度的包办婚姻到美国的自由婚姻，男女的相对婚姻满意度差不多都是一个规律：同一个地方的男人和女人，婚姻满意度差距很小，女人的满意度略低于或者等于男人的满意度。古人是不做婚姻满意度调查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印度山村包办婚姻的情况推测，古代男女对婚姻的满意度也不会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人由于激素原因，天生比男人容易抑郁，对不良情绪的抵抗力比男人弱；男女有了同样的不良经历，女人的心理承受力更差。但是女人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却比男人低不了多少，或者和男人是一样的。这是因为，男女之间性与情方面的彼此依赖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婚姻中其他方面的势力不对等，让男人比同一个屋檐下的女人好受不到哪里去。

男人和女人在生育、劳动、性和情感上，永远必须彼此依靠，这三种依靠关系三足鼎立，确立了男女之间的势力对比 —— 即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权大于女人对男人的控制权。但是，这不代表女人的处境差于男人。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地区，女人对自己人生的满意度和幸福度都大于本地区的男人，东亚也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女人在受人控制的情况下变得太容易知足，傻欢乐，所以才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比男人好吗？不是的。女人再怎么受控制，智力也绝对是不低于男人的，要说单单靠给女人洗脑 “你现在过得已经很不错了”，同时她的男人吃肉而她在一边吃咸菜的话，那是没法让女人认为自己真的过得很不错的，除非她是弱智。

女人在受到男人控制的同时，仍然认为自己比男人过得好，是因为她们在意的东西和男人在意的东西不完全相同。女人享受着和她们的男人一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她们也享受着比同阶层男人更好的人身安全；她们知道自己被男人控制，但她们不愿意和男人对调位置，她们认为以受控制来换取较轻的压力是值得的。女人也会抱怨自己的压力比男人还大，并以此为由要求更多的利益或者更轻的负担；但是她们知道，以她们的承受力水平，如果跟男人对调身份，会更受不了的。在第一章我们提到过，欧洲古代贵族男性比贵族女性平均少活 12 年。一个女人，如果和贵族女人一样，已经锦衣玉食，使奴唤婢，你觉得她会愿意折 12 年的寿命去换取摆脱男人的控制，换取掌握更多的权力吗？绝大部分女人不会。女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高于男人，不是因为她们傻，而是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

男人在掌握控制权的同时，也付出了更多。有研究表明，男女在生活中经历了同样多的负面事件后，男人心理上受的负面影响比女人小。但是即便这样，男人的人生满意度和幸福度还是不如女人。这说明男人承担的令他们不愉快的东西明显多于女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男人掌握控制权并承受压力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老天的指令 ——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程度。而现在，人类的发展任务没有以前那么重了，男人也就有了更多的追求自己幸福的空间。男人还将继续在生育、劳动和性与情这三件事上和女人合作，直到人类的终结；他们应该开始考虑调整性别合作模式，思考哪些控制权有必要保留，哪些控制权应该丢弃，依靠丢弃控制权来换取哪些责任的脱卸，才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幸福。这个问题待我们把两性之间其他事情都讲清之后，再在第十二章专门重访。

第六章 婚姻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讲两性的社会关系，怎么可能不讲婚姻？婚姻可是古今中外男女亲密合作关系的主流方式。可以说，非血亲关系的男女之间，若产生亲密关系，也都是围绕着婚姻规则而构建的；即便他们不成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逃不脱婚姻规则的影响。婚姻规则对全社会的意义也极其重大，它标志着整个男人和女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婚姻规则的变化必然对应社会的变化，婚姻规则的巨变必然伴随社会规则的巨变。婚姻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开头不讲婚姻，到现在才讲呢？因为没有前面那些东西的铺垫，婚姻是讲不清楚的。

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两个本非近亲的人之间缔结的固定的 “对子” 关系，对子之间因婚姻而形成非常近的平辈亲属关系。主流的婚姻中，男女纽带关系是有法律捆绑的，他们需要共同抚养孩子，共同劳动，利益方面彼此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脱离婚姻关系，要有公权力主持裁定。在全球范围内，从有文字的历史开始，婚姻就是主流，如今也是。现在，虽然有的国家晚婚现象明显，有的国家男女爱搞事实婚姻不爱登记，但婚姻在各国的主流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婚姻是怎么产生的呢？老掉牙的恩格斯理论说：婚姻是为了确认父系血缘，建立父系家庭而产生的，而且婚姻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有密切联系。恩格斯那个时代没有几个有学问的人，所以恩格斯写出那么一大篇理论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 “大师”。然而恩格斯的理论缺乏事实支撑，逻辑也是糊里糊涂，被波伏娃拎出来否定掉了。时过境迁，有很多学者收集了更多的关于婚姻的事实，有了更多的研究发现，我们终于可以说，婚姻和父系血缘、父系家庭、私有制和阶级都没有必然联系，和性别压迫也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前文讲过，有的民族如肯尼亚卢奥人的婚姻是不讲究守贞也不讲究孩子的父系血缘的，很多孩子的 “父亲” 其实并非亲生父亲，但他们的文化不在乎这个。不仅卢奥人，有的爱斯基摩部落也是，夫妻双方都可以各自有婚外情人，谁要是吃配偶的醋，就被视为没有教养；孩子不管是否父亲亲生，继承权都一样大。所以说婚姻的产生和父系血缘确认没有必然联系。婚姻家庭也不见得是父系家庭。比如摩梭人就不只有走婚习俗，还有既不是父系也不是母系的专偶同居婚家庭。前文提到过的印度哈西族母系社会，也是一夫一妻专偶制，夫从妻居。

那么婚姻是为了确立家长制而设立的吗？也不是。因为要搞家长制没必要依靠婚姻，什么社会都有长辈，长辈要管小辈，不取决于有没有婚姻。比如传统走婚制的摩梭人，母舅家长制把子女管得很严，年轻人谈恋爱，除了上床的时间可以有隐私之外，其他时候相处必须有其他村民监视，不得说悄悄话，情侣之间说什么都必须有其他人听见；如果有血亲在场，则不得说出任何跟恋爱有关系的词语，比如 “男朋友”“女朋友” 这种词都不允许出口。女人三十岁以上不能随便更换男人，不然会被母舅严厉训斥。人到了五十岁以上如果还对恋爱很感兴趣，就彻底被全村视为有毛病。为什么要这样阉割爱情呢？因为家长让男女发生关系，是为了增殖劳动力人口，不是为了让年轻人享受爱情；你们随便谈恋爱谈出感情，都私奔出去自立门户，不回母系家庭干活了，不给母系长辈养老了，还了得吗？类似的还有传统的惠安女，虽然是父系，但有一个母系遗留风俗：女人生出孩子来之前不准随便到夫家过夜，必须留在娘家干活，不然的话，就遭到耻笑或辱骂，说你是没出息、想老公、欠债的（欠了给娘家干活的债）。惠安女虽然有婚姻，但是这种家长制的控制是不依靠婚姻的，母亲和姐妹合伙起来，就可以实施得了。

既然婚姻和父系血缘、父系家庭、家长制都没有必然联系，那一定是为了共同养育孩子共同劳动吧？也不见得。美国女教授、婚姻史专家史黛富妮。孔慈（Stephanie Coontz）在 2005 年出版的著作《婚姻史：爱情如何征服了婚姻》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部落婚姻：有的婚姻不要求夫妻住在一起，却又不是走婚，而是固定下来的专偶制婚姻；有的婚姻中夫妻间财产分开，夫妻不是经济共同体；有的夫妻间劳动的地块分开，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不是共同劳动；还有的婚俗中孩子的抚养权分开，两个孩子夫妻一人带一个，也不住一起。据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外曼（Robert Wyman）教授称，还有的部落，男女睡在一起不算是结婚，什么时候他们愿意在一起吃饭了，才算他们结婚了，女人只要停止给男人做早饭了，就算他们离婚了，如果说 “这个 19 岁的女孩结过 7 次婚了”，就是说她跟七个男人一起做过饭吃了…… 甚至在有的西非部落，婚姻双方没必要是一男一女 —— 如果两个同性的人，一个擅长干男人干的活，一个擅长干女人干的活，那这两个人就可以结婚，配合彼此的劳动。这样的同性配偶不需要是同性恋，没必要发生同性恋关系，能劳动就行。

而且，婚姻和私有制的关联也不明晰。比如，传统鄂伦春人在一夫一妻专偶婚姻制度非常强有力的同时，私有制却不深化，很多东西还是严格规定为公有的。如果婚姻制度和私有制是同步的，那么婚姻制度已经如此牢固的民族为什么只完成了部分私有化？

孔慈教授和其他学者拿出的事实已经把恩格斯整个婚姻起源理论全否定了。婚姻被创造出来，没必要是为了私有制、家长制、压迫女性、父系血缘、经济捆绑、共同育儿、共同劳动…… 那是为了什么呢？通观上述各式各样的婚姻，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结婚的双方家庭会形成亲戚关系，彼此以亲戚相称。如果婚姻是人为有意识的设计出来的，那么所有设计者的共同目的就只能有一个 —— 人为的增加社会中的亲戚关系，促进社会凝聚力。

如果婚姻真的是被人刻意设计出来的，那么设计它的目的非但不是为了促进私有制的产生，反而会是为了阻拦私有制的产生。曾几何时，全球一共只有一百万人口，一个部落里的人少，部落里大家都是亲戚关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变大了，社会成员间亲缘关系变远，或者干脆有很多人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了。人多了，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漠了，那么产生私有制就是早晚的事 —— 我跟你们又不是亲戚，我们关系也不亲密，凭什么要和你们分享劳动产品？还是各顾各吧。当这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转变的端倪初现的时候，部落议事会有可能试图寻找办法来遏止这种趋势 —— 即人为的规定增设一些亲属关系，来维持部落中 “大家都是亲戚” 的状态：如果规定一男一女是夫妻关系，那么不管你们有没有感情，不管你们是夫妻同居，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们两家从此都叫做亲家了。当然，这种靠设定姻亲来拉近家庭之间距离的方式也只能起一时的作用；社会仍会不断变大，人口仍会不断变多，人口流动也不会停止，那么家庭之间早晚会疏远到彼此不愿意分享劳动果实的程度，私有制固定下来也是早晚的事。

但我并不认为婚姻是被人刻意设计出来的。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历史那么久了，各式各样的男女关系早就都被试过一遍了，专偶制婚姻由于是最合适的男女关系，所以才会有生命力延续下来成为主流。婚姻是怎么起源的并不重要，反正每个族群的婚姻起源方式都不见得相同，但世界上的婚姻现在只有一种主流模式 —— 即一对男女共同抚养孩子，由法律来约束他们的合同关系。“个人有可能犯错，但全人类不可能犯错”，不同文化间既然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一种主流婚制，说明这种婚制最有道理。好比一个奇形怪状的多口容器，若从各个不同的开口沿着不同路径倒水下去，最终水都会流到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容器最底部，因为那是最节约能量的位置。同理，婚姻不管如何源起和发展，都归结到了现在的主流模式，因为它是对社会损耗最小的男女关系模式。

父系专偶同居婚姻制度的确立是必然的。其实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讲过了其必然性 —— 只要男人纷纷从母系家族搬出去自立门户，削减对他们女性血亲的帮助和保护，那么女人就得来投奔男人，然后没入男人所创立的父系新家中去。父系专偶同居婚可以通过暴力实现，比如抢婚，但是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什么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反正女人没有能力不靠男人保护自己，男性亲属只要不再去管她们，她们也只好来追随男性恋人。

而且，人性决定了，大部分男人和女人都可以陷入热恋，而热恋中的男女都会有跟所爱之人日日夜夜黏在一起，长相思守的欲望，这个欲望不可能被永远的抑制。之所以传统摩梭家长要那么严格的限制晚辈的恋爱，不允许他们随便谈情说爱，就是怕他们长相厮守的欲望得不到控制，于是跑出去双双自立门户过日子，拆散母系家族。传统的惠安女如果违背 “不落夫家” 的习俗去找丈夫黏糊，会被娘家和其他姐妹们讽刺辱骂，也是因为女人存在这种天天跟爱人在一起的天然欲望，如果不严厉控制，就会导致她们跟着男人跑掉。世界上现存的部分抢亲和哭嫁习俗也说明这一点 —— 女孩想嫁给男朋友离开娘家，但是娘家因为会损失劳动力而不愿意放她走，于是女孩和男朋友商议好，让他冲进来把自己从娘家抢走，女孩高声喊叫表明自己是被抢走而不是私奔走的；或者女孩在出嫁时要按照风俗哭喊不愿意离开娘家，如果胆敢不哭，还显得很高兴，那就是想要男人、没出息、没良心、不要脸，会遭人耻笑 —— 这些风俗的存在表现了出嫁女向往和男人在一起，又害怕娘家怪罪的矛盾心理。害怕娘家怪罪是因为娘家一直控制着她们，娘家控制她们是因为女孩子天然就有强烈的想跟男人走的欲望，不控制的话女孩子长大就会都随便走掉。

男女和爱人长相思守的天然欲望必然会导致一男一女长期同居。有研究表明，女人选择短期性伴和长期性伴的标准是不同的，选短期性伴她们喜欢雄激素水平高的男人（性感），而长期性伴她们喜欢找雄激素水平低一些的男人（会照顾家人，出轨少）。说明在女人的天性里，的确存在长期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欲望，当然她们也有时不时换换口味的欲望，不过欲望要受到现实制约，不是想要什么全能得到，男女都如此。传说中的婚姻之神，中国是女娲，希腊神话里是赫拉，罗马神话里是辛西娅，基本上都是女神。这可能意味着，专偶婚姻最初是女人的意愿主导的 —— 追求女人以图发生关系的是男人，但要求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的是女人；男人只是搬出去另立门户，而女人则追随而去，要求做他的妻子。

除了男女与爱人长相思守的天然欲望，还有一个原因也导致专偶制的必然产生，那就是人想要拥有选择权，想要当家作主的欲望。如果人类对当家作主的兴趣不强烈，永远都是甘愿在母系家族受管制，耐心的等到家族里所有的长辈全都去世才能摆脱管制的话，那人类会是很没出息的一个物种。如果人类一直都没有亲自选择一个亲属（配偶）的欲望，而是满足于被动接受血亲为其仅有的亲属，那人类也不会有多大出息。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如今这样辉煌的文明，就是因为人类骨子里就有当家作主的欲望，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欲望。18 世纪初英国 15-24 岁的人里面 60% 都出去当过佣人，男女当佣人的比例相等；离家当佣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当时欧洲太穷，父母支付不起儿女结婚的钱，男孩女孩要想能结婚，就需要至少赚到 50 英镑。那时候的男孩女孩强烈的想要结婚，因为结婚是当家作主的捷径。对于女人来说，可以说结婚就是为了能尽快当上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当家作主的欲望这么强的民族，后来脱贫后的发展速度也是领先于世界的。即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出嫁的媳妇上面有公婆，而且媳妇对自己小家的掌家权也不如丈夫大，但她当家作主的程度还是要强于在母系大家庭的。父系夫家只有公婆丈夫可以直接管得了媳妇，公婆死了媳妇便是最高辈分，和丈夫的权威差不了太多了；而在母系大家庭的女人，上面可以轻易有五个阿姨五个舅舅外加一个妈妈是长辈，要等这些长辈全部过世，要等到什么时候？就算母系长辈全部过世，女人自己成了最高辈分，但是同样辈分的兄弟姐妹还有好几个，女人自己分得的权威比重也不大。所以说，一男一女的专偶制对男人和女人获取更大的家庭权威都有帮助。

而且，专偶制婚姻也扩大了男女对亲属的选择权。有很多人跟自己的血亲完全合不来，跟血亲住一起实在受不了，例如我和父母生活到 22 岁就已经达到了我忍耐的极限，我爷爷和他的妹妹也彼此性格不合不相往来，以至于我唯一一次见到爷爷的妹妹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如果没有婚姻这么一说，那么和血亲合不来的人就不能自己另找人过日子，就必须忍受血亲。如果有婚姻，就可以自己选一个人结为优先亲属（夫妻）关系，减轻对自己所不喜欢的血亲的依赖。即便婚姻不能完全自主，也起码有了一个试一试跟新人相处的机会。我的一个女性亲戚，就是太难忍受她哥哥了，所以急于结婚离家，她要求人介绍对象的时候已经不太在乎条件，只要能离开娘家就可以，结果找了一个有点残疾的丈夫，但也比在娘家忍受哥哥强多了。

专偶同居婚姻可以带来这些男女都会想要的东西，所以它必然会取代不婚以及其他的婚姻形式。但人算不如天算，人们为了各自想要的东西而结成婚姻，不意味着人们真能得到或者保住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前文讲过的男女之间种种势力不对等，婚姻中的女人沦为了被男人控制的处境。即便男人和女人最初是自由的选择了婚姻，社会现实也会把他们的初衷改变，让婚姻变得不再自由，让夫妻不能完全自主的过自己的小家庭日子。社会生产力状态限定了什么样的家庭模式最有利于积累和延续，：老天决定了，在传统社会，不自由的专偶婚姻和父系家长制是效率最高的家庭模式，人们都要去遵守这个模式。

不自由的婚姻效率虽高，却是以压抑和牺牲所有男人女人的个人幸福为代价的，在这种制度下，也免不了会有极端的悲剧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没有办法，社会发展程度低，发展任务重的时代，人人都舒服幸福的话就没法发展，要发展的话人人就都舒服不到哪里去，如果既要发展又要舒服幸福，对不起，老天不会安排那么好的事情给人类。

为什么说那样的家庭模式效率最高呢？首先，父系家长制能最大程度的调动男人的竞争进取心态，调动男人们对女人的控制力，去保卫家园，发展生产，增殖人口。而且如上文所说，女人获得个人权威的机会也比在母系的非专偶制社会里大了，于是女人生育的积极性也被最大程度的调动 —— 生多少孩子都只管她一个人叫妈妈，孩子名义上的第一家长是父亲，但实际上最亲的家长却是妈妈一人。由于婚姻是不自由的，人们被迫省去了恋爱和分分合合的时间，把时间都用于生产和生育。婚姻之所以效率最高的组合，是因为婚姻让人不得不把在男女感情、性、生育、养育孩子上的基本需要都在夫妻两个人之间解决，不用另找别人合作；虽然婚姻解决上述需要解决得不是很完美，但也都过得去；性别劳动分工也在婚姻内部解决，女人不擅长的事情和危险度较大的事情可以让男人去做，女人只需要专心多做自己做得了的劳动就行了。而且，婚姻导致两个家庭之间成为亲戚关系，促进了更多人的团结联合。一个稳定的家庭单元内部能够完成这么多项功能，效率不可谓不高。试想，如果人们的劳动伙伴、性和感情对象、养育孩子的合作伙伴都不是同一个人，而且可以随便分分合合，随时发生矛盾随时关系破裂，然后再重新找，再破裂…… 这要耗费多少效率，浪费多少时间精力呢？每次重组要耗费多少资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积累呢？而不自由的婚姻没有这个问题。

一夫一妻的专偶同居婚是主流婚姻形式，但是在不同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下，婚姻的形式可以有所变通，以适应族群生存需要。比如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最底层的男人无力供养孩子，那么更有钱的男人会占有多个妻妾，减少女人跟穷男人产生后代，以免生出来养不活造成浪费。而尼泊尔西北部的后藏宁巴人有一妻多夫制（兄弟共妻制），可以离异重组。兄弟共妻是为了兄弟之间不用分家，团结在一起有利于父系家族财产蓄积，也最大程度的避免女人恶待谋害父系家族中别人的孩子（兄弟几个的孩子都是一个母亲所生），而且他们不需要生育尽量多的人口，不需要让每个女人都生育，所以少娶女人也可以节省男人要承担的家庭负担。

由于男女的天然差异，传统的专偶同居婚中的女人不可避免的要落入被男人控制的处境。但是被控制不等于生活状况最糟糕，正如被控制的女佣人的生活状况强于无人去管的女乞丐。事实上，正是婚姻拉近了男女之间的地位，拉近了男女的物质生活水准，模糊化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分工。此话怎讲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男人从来不娶女人，也不管包括亲姐妹在内的任何女人，只有需要性生活时会去暂时找女人；男人不在乎女人生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也不负责养育小孩子；同时男人靠武力把社会上大部分资源把持住，让女人自己去受穷；当姐妹生的穷外甥长大到不需要大人照顾的年龄，舅舅们以分享资源继承财产为诱饵，以服从自己为条件，把外甥招至自己麾下，充当父系家族中儿子的角色。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是无婚制，但是男女贫富差距是最大化的，男女性别分工也是最明晰化的（养育孩子的任务全部在女人一方，男人一点也不管）。从逻辑上讲，这种社会形态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男人的人性不是这个样子的。男人的确可以做到不关心自己的亲生子女在哪里，知道外甥是谁就行（这样的社会确实存在过），但是男人无法避免与他所熟悉的性伴侣产生亲情。正因为男人有这种亲情，所以女人才能够在处于男人控制之下的同时，仍享受与自己男人一样的物质生活条件，让男人分担育儿负担，甚至获得比男人更高的人生满意度。

女人从婚姻中获得的保障是以她受的管制为交换的。男人在婚姻中获得的权威是以他能提供给女人的保障为条件的。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公元前 1754 年最早规定了 “离婚赡养费”—— 男人可以休妻，但是对于有孩子的妻子，男人除了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之外，还要给女人本人等量的钱也就是赡养费；作为相应的义务，女人要把这个男人的孩子养大之后方可改嫁。古巴比伦男人可以杀死 “犯有严重错误” 的妻子，但是如果丈夫无故虐待妻子或者与人通奸，妻子可以拿回嫁妆回娘家居住。男人与已婚女子通奸才会犯死罪，而已婚女子与任何男人通奸都是死罪。不过，如果丈夫外出一年不能供养妻子，那么妻子去找别的男人姘居则不属于过失。在这部法典中，夫妻之间最大的不对等在于对配偶的生杀大权基本上掌握在丈夫手中。不过可以想象，如果男人们因有了这个权力就随随便便大批杀死妻子的话，统治者是不可能订立这样的法律的。毕竟娶老婆是要花钱的，随便杀死老婆是烧钱。男人的一切权威，也都会随着他不能提供经济支持给妻子而消散，即便被戴绿帽子也是活该。

【评论：很难说怎么精确到哪一年的？原本打算删去，但想想还是算了。我对这里这里的说法充满怀疑。】

儿子和女儿继承权的差异也是和丈夫对妻子的经济支持义务联系在一起的 —— 既然女儿嫁出去就有丈夫要负责保障她的生活，那么女儿就没有必要从娘家继承太多财产；儿子娶妻后就有了对妻子的扶养义务，所以儿子多分得一些家产有助于他更好的对妻子尽此义务。所以传统社会儿子的继承权高于女儿。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对我说过：“我们就不用给你准备房子了，你长大以后，看谁家的房子好，就去住谁家的，就是了。” 她说的 “住别人家的房子” 指的就是出嫁。

不管什么时代的婚姻法律，最终都是为了 “效率” 二字。上文说过，婚姻是劳动合作效率最高的组合方式，所以为了社会运行的效率，需要促成婚姻。父母为什么会愿意让女儿拿上嫁妆（在古巴比伦，女儿拿的嫁妆比彩礼更高，是给女儿本人的而不是给女婿的）嫁给男人呢？如果女儿嫁过去往往都活不成，不是饿死就是被丈夫杀死，那养女儿又是何必，生下来直接杀死算了。所以要促成婚姻，就得让男人必须给妻子提供经济支持。男人为什么要花钱娶老婆供养老婆呢？如果花了钱娶一个包办的，不相爱的老婆，却不能获得对老婆的控制权，那么娶老婆还有什么必要呢，还不如去搞非婚性关系，同时购买孩子做子嗣。所以赋予丈夫婚内特权，也是为了促成婚姻。旧时代婚姻法律所规定的合同条款，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促成高效率、却不自由的婚姻能够缔结。赡养费的条款也是为了效率 —— 女人被休掉以后，若让她带孩子，就要给钱负担她和孩子的生活，不然女人无力养活自己和孩子，导致已经生出来，已经消耗了社会资源的孩子没有养大就死了，那么就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中国古代女人被休了是不能带孩子的，那么既然孩子由男方抚养，就没有必要为了育儿效率问题而支付赡养费给女人了。

在社会生产力较低级的阶段，由于人类发展任务重，老天令人们必须牺牲自由和幸福去为社会发展效率服务。但是，人将个人幸福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欲望从来都是存在的，这种欲望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自由组合的，基于感情的，不受他人控制的男女小家庭生活是人类从刚有婚姻的时候就想要的。这股欲望并非后来才萌发出来，而是从未熄灭过，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我们在前文说过，礼教背后若没有强制力作为依托，就会渐渐失去对人的控制力，这一点在婚姻变革中也体现出来。

曾经，人们除了依赖父系家族提供的生产资料之外，没有其他谋生的起点。土地是家里的，作坊也是家里的，即便有转手卖货的商业可以做，由于大部分人自给自足，购买力也不大。所以，人们的生计依赖家庭的长辈允许他们使用生产资料，允许他们继承生产资料。这就是封建时代包办婚姻规则背后的强制力。但工业革命给这股强制力打开了缺口。欧洲的工业化过程是最残酷的，我们都听说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农民被剥夺生产资料，父母穷得什么都给不了自己的子女，不仅没有什么可以让子女继承的东西，连子女最基本的结婚开支父母都支付不起了。同时，工厂里有了可以糊口的工作，年轻人不需要拥有什么生产资料，就可以走进工厂去做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还有什么硬性控制子女的资本呢？于是年轻人开始根据自己的时间表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到了 18 世纪末，欧洲父母包办婚姻的权威几乎完全丧失。

有的人可能以为，追求自由的新思想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贵族阶层先萌生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根本没有必要有什么教育水平作为依托，是人都会产生，只是高阶级的人的思想行为更容易被写进历史罢了。相反，贵族由于想要从家长那里继承有财产和权势，反而更容易受到家长的控制。欧洲的工业化过程最惨烈，造成的突然贫困最严重，反而导致欧洲婚姻变革最领先。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较为缓坡，所以中国的婚姻变革来得晚，进度也慢。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第三章讲过的，那些男性对女性的态度相对较好的民族，之所以早早就有了那样的传统，也不是因为生活悠闲受教育程度高，而是因为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难了，对女性再差一点就无法繁衍了。所以说，老天不会白白给哪个民族以文明，高度的文明往往都是历史上的极端痛苦换来的。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包办婚姻被自寻配偶的婚姻所取代，生产劳动合作发生的地点也从家庭中变为企业中。生产合作的组织者由家长变成了老板，夫妻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地方劳动；家庭不再是办理 “生产公事” 的地方，而是 “生产公事” 完毕后退回的港湾。原先是由家长来执行对子女婚姻的控制，但是家长们纷纷失去了这项权力的时候，公权力却无法取代家长来继续执行，因为执行起来工作量太大了，根本不是司法系统有能力承担的。而且，工业化商业化也使社会管理变得更复杂，公权力的管理任务大增，就更没有资源精力去限制那么多人的婚姻生活。所以，婚姻的自由缔结和解体都变得更容易。

在家长完全失去了对子女婚姻控制权的地方，家长即便有钱，也不会再承认自己有义务资助子女的婚姻，于是继承权的分配变得和婚姻无关了。那么，就没有了 “儿子要当丈夫了，所以应该多分财产，女儿要当妻子了，有人负责她了，所以没必要分给她太多” 的区别了，于是女儿和儿子获得了同样的继承机会。而在那些父母尚未全部丧失对子女婚姻控制权的地方，父母分配家产给子女的行为仍和子女的婚姻有关系，所以仍然会保留 “厚儿薄女” 的习惯。

前文讲过，夫妻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是同进退的，如果一方不好受，另一方也好受不到哪里去。所以对于男女双方来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家庭生活的重要任务也要包括经营夫妻感情和亲子感情。尽管让男女必须结婚，限制夫妻不能离婚的外力削弱了，但婚姻的主流地位还是不变的，大部分男女还是愿意结婚，不愿意离婚的。这是因为自由组合的婚姻给男女双方带来的好处都非常明显。

自由组合的婚姻尤其是摆脱父母管制（同时又不至于落单），自己当家作主的绝好途径。而且，结婚比单过更能省钱。两个人可以合用一个房子，一套家具，分享供暖和制冷。两个人合伙过日子的基本花销，不是一个人过日子的两倍，而是 1.5 倍。两个人可以互相缓冲风险，一个人如果失业、生病或者想要创业、进修，造成暂时没有收入，另一个人的收入可以支撑生活。婚姻也有助于男女蓄积财富。根据美国政府的调查，任何家庭出身的人群，都遵循着 “结婚者老来贫困率低于不婚者” 的规律，此规律对女人来说尤其明显。

结婚者的健康状况整体上好于不婚者（日本男人除外，日本已婚男人健康水平差于未婚男人）。虽然已婚女人获得的健康收益略小于已婚男人，但差异不大，而且此健康收益的性别差异未必是婚姻本身造成的，很有可能是女人的生育给身体造成的影响。婚姻还给男女双方都带来事业收益。在婚后，生孩子之前，男女的收入都有提高；女人后期收入的受挫，不是婚姻带来的，而是孩子带来的。婚姻也可以减少男女双方的家务劳动时间，在婚后，生孩子之前，即便是女人，做的家务量也比婚前有所减少（婚前一个人住也需要做家务）；有孩子之后女人背负的比婚前更繁重的家务，也不是婚姻带来的，而是孩子带来的。

婚姻也是养育子女效率最高的组合。因为决定让孩子来到世上的是父母二人，所以父母就是最具有不可推卸的养育责任的人；孩子由两个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来负责，是最好的选择。研究调查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婚姻稳定的父母养大的孩子，整体质量高于任何单亲或异性恋重组家庭。

不过，婚姻也给人带来不自由 —— 人婚后在配偶之外有其他对象，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所以既然已婚，就要在这方面小心翼翼。然而，多边恋本身也是耗费时间精力的 —— 当一个人多边恋时，往往会无法控制对方，也无法控制局面，结果比预想的更加耗时费力，导致在对经济和育儿没有帮助的事情上浪费很多时间；而专一的婚姻则可以节约时间精力，增加效率。

婚姻不仅给男女个人带来高效率，对于社会来说，婚姻也是高效率的 —— 首先，稳定婚姻中养大的孩子质量高，给社会带来麻烦少；其次，婚姻是法定的互助对子，由于配偶是人们自己选择的，法律要求人帮助配偶就很名正言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社会向人提供帮助的责任；而且，在婚内有子女要养活的男人，赚钱的积极性是最大的，已婚男人有了孩子之后收入提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赚钱养孩子的压力更大了，所以必须更努力，那么社会经济也会因此效率提高。

既然婚姻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么法律就会自我调整，以保护婚姻的主流地位。如何调整呢？就是降低婚姻的风险。由于家长已经不能再强制子女结婚，公权力也没有足够的司法资源来接替家长的地位来控制那么多人，所以最能够保护婚姻主流地位的举措就是让男女双方都看到，结婚带来的风险不是那么大。于是离婚变得容易了，因为如果离婚太难的话人们会害怕结婚。婚外性非罪了，因为很多人结婚时都不相信自己以后不会出轨，婚外性如果犯法的话他们会害怕结婚。婚内谁也不能杀对方了，很难让对方净身出户了，这也降低人们对婚姻的恐惧。赡养费从只有男人支付给女人变成了不分性别，而且在判决上已经名存实亡（即便有赡养费法律的国家，也已经极少实际判决给付离婚赡养费）。离婚后男人要支付的给孩子的抚养费也规定了法定上限（不论多少个孩子，一共也不能超过男人收入的一半），一般情况下抚养费额度不高。这让男人们不至于太害怕结婚生子。这些更开明的婚姻规则，实际上正是为了继续维护婚姻的主流地位而制定的。有的国家承认事实婚姻，也就是说，一对男女虽然没有登记结婚，只是搬到一起生活，但依照法律对事实婚姻的判定，过了一定的年限，这两个人就算事实婚姻关系，如果分手发生纠纷，法律程序和离婚手续本质上是一样的。这种把没有主动结婚的两个人的关系盖上 “已婚” 章的法律，同样也是为了维护婚姻的主流地位。

【评论：「这些更开明的婚姻规则，实际上正是为了继续维护婚姻的主流地位而制定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说法。执行这些所谓开明的婚姻规则使得法国等婚姻制度接近解体，否则也不会有报道说 [法国白人男性的结婚率，已经跌到了 3% 那么离谱]（https://zhuanlan.zhihu.com/p/676981060）。相反没有所谓更开明婚姻规则的穆斯林国家还在蓬勃发展。很难说现代马克思主义占主流的国家的统治阶层还在维护婚姻制度 —— 这一马克思主义必将消灭掉的内容，法国、中国、美国～都没能逃脱这一点。】

女人和男人与封建时代相比，在新式婚姻中都得到了更大的自由，但他们的自由都是用别的东西换来的。女人失去了不少要求男人给予她经济保障的权利，男人失去了不少对女人的控制权，同时他们也都更自由了。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印度山村的包办婚姻和美国的自由婚姻中，婚姻满意度都没有多大的性别差异，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在婚姻中的得失是同步的。既然男人和女人与旧时代相比都失去了一些东西，那为什么他们都觉得现在的婚姻比旧时代的要幸福得多呢？因为生产力发展了，我们已经度过了发展任务最沉重的时代，整体上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物质，更多的机遇，所以我们为了自由而失去一点别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这就好比，当我们的粮食刚够吃饱饭的时候，我们不能容忍放弃掉一些粮食去用于酿酒，但是粮食多了，我们就可以拿一些粮食去酿酒来开怀畅饮一下。虽然我们为了酿酒而失去了一些粮食，但我们不会因此觉得生活更差了，只会觉得有酒喝的生活比以前强了。

当婚姻成了自由结离的双向选择，当越来越多的人爱 “酒” 超过珍惜 “粮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或者因为自由双向选择的原因导致结不成婚。虽然从整体数据上来看，是结婚的人更 “占便宜”，但是不结婚的人也不会活不下去，有些人照样可以乐在其中。

然而，在这个婚姻的新纪元，前文讲过的男女之间那些 “不对等” 仍然存在，所以女人在婚姻中被控制的潜在可能性还是大于男人；而且由于男女之间的差异，不结婚给男人和女人带来的后果也不会一样。不婚给女人老年贫困率带来的增幅大于男人。即便是结了婚又离婚的女人，老年贫困率都比从来没结过婚的女人低。“放弃婚姻省下时间搞事业，女人就会变得更有钱” 这句鼓励女人的话，放在某些女性个人身上可能是对的，在整体数据上看来却不灵验。

大部分女人都是想要孩子的，没有孩子的女人大部分都不是自愿不要的。（美国 25-40 岁之间的无孩女性中，只有 12% 是自愿不想要孩子的。）想要孩子的女人在婚姻中被孩子所负累，会导致多做家务，减少收入，更容易落入男人的控制。但是，想要孩子的女人如果不结婚，最大的可能性是结果比结婚更坏 —— 如果她因惧怕养育负担而不敢要孩子，就要忍受生理上生育欲望的折磨；如果她非婚生育了孩子，她就进入了在每个国家（包括福利好的国家）贫困率都算高的 “单身妈妈” 人群。即便在福利好的国家，单身妈妈人群整体上也要比婚内生育，婚姻稳定的妈妈穷。

不结婚给女人整体带来的损失是实打实的。但不结婚给男人带来的损失就没有那么实打实。女人的生育欲望主要是生理上的，而男人的生育欲望主要来自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变化不会就此停止，非婚性会越来越普及，子女的养老功能会越来越指望不上，那么男人就会越来越没有必要渴望孩子，甚至可以为了避免孩子带来的那点经济负累而躲避生育。现代美国男人有了孩子之后，虽然收入会提高（因为责任驱使他努力赚钱），但是老来的存款却会少于其他情况相同但没有孩子的男人，因为孩子很耗钱。而男人不想要孩子的话，不但可以省钱，结婚的必要性也会大大降低。男人不结婚所带来的损失，大部分可以通过非婚同居来弥补。非婚同居关系中的男人，性生活频率比已婚男人还高。而且，从身体健康角度看，美国从没结过婚只同居的男人健康状况和已婚男人一样好（但从没结过婚只同居的美国女人健康状况不如已婚女人）。

在不结婚成为了一个对大众来说完全可行的选项之后，是部分女人率先正式发出了 “婚姻不是必需品”，甚至 “婚姻对我们有害”、“拒绝婚姻” 的声音。因为发出这样的声音对她们来说比较容易。自古以来，女人表示自己不想结婚，虽然会被认为是 “不正确” 的，但并不丢人；甚至如我们前文讲过的，在有的文化中，女人如果不哭嫁，显得太想嫁人，反而会被瞧不起。所以，“反婚” 的声音由女人首先发出，是情理之中。而男人要说出 “我不想结婚” 却没有那么容易。长久以来，男人结婚意味着进入一个控制者和提供者的角色，如果男人表示不想当控制者，那么他就是 “没出息” 的，如果男人不想当提供者，那么他就是 “无能” 或者 “小气” 的，这些标签都会给男人带来耻辱。所以他们一直自己劝服着自己 “结婚对我大有好处，这个好处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人不可能一直被没有足够的实际利害来支撑的观念所控制。在女人发出 “反婚” 的声音之后，西方男人虽然没有用同样多的正式宣言来 “反婚”，但是在 “反婚” 的实践上，他们迅速而悄然的超越了女人。根据皮尤调查，美国认为 “婚姻成功很重要” 的年轻人，从 1997 年的男多于女，迅速对调扭转为了 2011 年的男少于女，对调后的男女差异更大了。其实早在 2005 年，美国就有学术研究发现女人的结婚动力超过了男人。2014 年，海伦。史密斯（Helen Smith）博士的畅销书《男人罢工：为什么男人抵制结婚和当父亲》代替美国男人发声，记录了这样一个鲜明的社会现象 —— 男人因为婚姻带给他们的好处不足，风险却不小，所以躲避婚姻和生育。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现在的美国，长期同居或恋爱的男女之间，大部分时候是女方更盼望结婚。当我问她们，你定好什么时候结婚了吗？她们最多的回答是：“不知道，看他的，得等他求婚。” 虽然程式上求婚的还是男人，但是实际上是女人在等待男人的首肯。在西方，女人的 “反婚” 已经过时了，女人 “反婚” 的声音已经甚少听到；现在是男人在更积极的实践着对婚姻的疏离。对东亚来说，这也是早晚的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男人遭遇逼婚的几率都已经超过了女人，而 “被逼” 暗示着 “本来不情愿”。

由于婚姻对社会有益，社会还将继续用或明或暗的方式促成婚姻。代价最小，最平稳的促成婚姻的方式就是调整婚姻规则本身。在未来，婚姻法律可能会迎来一项划时代的改革 —— 将婚姻合同的起草权赋予结婚双方。现在的婚姻合同，是由立法部门写好的，男女结婚只能是在合同上签字，不签就没有婚可结；结婚双方亲自制定婚姻合同条款的权力余地是很小的。不过将来，为了给婚姻的缔结减少障碍，婚姻法可能只规定少量原则性条款，而婚姻合同的更多细则都由结婚双方自己草拟签订，比如 “婚后不和任何一方的父母居住”，再比如 “婚后什么样的婚外性可以不算过错”，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婚姻合同的一部分，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导致婚姻无法缔结的问题。

只要人类存在，结婚这个选项就永远不会消失。但这不意味着女人能够永远依靠它。将来越来越多的女人需要学会过没有家庭合作伙伴的人生，在没有合作伙伴的情况下 —— 不仅是没有帮助照料孩子的合作伙伴，也没有给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的合作伙伴 —— 抚养孩子。

第七章 生育主体身份带来的诅咒

女性是唯一能够生育婴儿的性别，男人提供精子，但他们的身体不能生出婴儿。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时代，有人工受精试管婴儿，有代孕技术，有克隆技术，精子也可以人造，孩子不一定要有生物学上的父母…… 但唯一不会变的是，婴儿只有女人的身体才生下来。这就是女人的 “生育主体身份”。这是老天的安排。老天设计女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生育功能设计的。即便是一个一辈子不生育的女人，她也免不了受到这种老天设计的影响，拥有不同于男人的经历和感受。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对整个女性群体命运的决定力，要比婚姻规则的决定力大多了。可以说，是女人的生育角色参与诞育了人类的婚姻史。

拥有生育主体身份，对女人来说是一件幸事吗？在生育这件事上，女人占据两项 “优势”：女人得到精子使自己受孕的难度，大大低于男人让女人为他生孩子的难度；女人可以直接确知自己生的孩子是自己的，而男人长期以来只能依靠间接的方法推测，现在也需要依靠亲子鉴定。不过，这些 “优势” 可成为优势的条件是：亲生子女对母亲的实质用处大于母亲要为亲生子女承担的负累 —— 这个条件是否能成立，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由女人自己决定的，得由老天决定。

生育主体身份还可以衍生出其他的女性性别优势。因生育而得到了好处的女人从来不少，她们或母凭子贵，在母系或者父系家庭中提高了地位，或者孩子有出息而且孝顺，直接向她们奉献出利益。在第四章中我们也讲过，在生存条件太过恶劣的情况下，男人若在乎种族延续，若不想绝后，就不能让女人被迫害得太惨，不能让女人死去太多。在战争或是其他冲突中，看上去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也比男人多了一个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或者是多了一个可以暂时活下去的理由。在讲究人道，重视人口质量的社会中，穷女人的孩子就像是她们向社会要钱的人质 —— 孩子已经出生了，如果不给她们福利的话，这些孩子活不下去则是社会的人道灾难，这些孩子如果长成问题公民，也会影响全社会的人口素质 —— 迫使社会出钱养活母子。如果一个长大了的男人，除了精子有活力之外，什么别的能力都没有，那么他会被认为是浪费粮食的废物；但是一个长大了的女人，如果除了生育能力什么别的能力和优点都没有，她仍然可能被有些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人 —— 至少能生孩子嘛，她什么都不会干，但是生的孩子不会什么都不会干的。所以，除了生殖功能之外什么其他的能力和优点都没有的男人和女人相比，是女人更多了一个存活的理由。

生育主体身份有时候让女人整体上比男人更容易存活，但老天给女人这多了一丝的生机是有代价的，这代价要全体女人共同承担，即便是终生没有生育的、没有来得及生育就死去了的、生育了却也没有换来生机的女人，也要一起承担。将来，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存活不成什么问题的时代，也就是即便是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也可以理所当然的存活下来的时代，到那时，生育主体身份给女人带来的那点存活优势就将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诅咒。女人凡生育者皆逃不脱这诅咒，只有不生育者可逃。

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中为何包藏着诅咒？让我来告诉你。

女人是生育的主体，就意味着她们是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天然责任人，如果人口数量和质量需要被调控，那么理所当然就要通过对女人的调控来实现。我们在第三章讲过的，走婚的古代梅恩加人，生活的地区人口是严重过剩的，非常需要有避孕文化来控制人口。于是人口问题就派生了古代梅恩加人极端的厌女文化 —— 男人们认为，女人的体液、气味都有毒，跟女人亲近是伤身体、折寿的，甚至可以使男人送命。所以一对男女发生关系后不能睡在一个房间，要分开房睡。其实，传播这种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男人少给女人受孕，让女人少生。同时，女人因这种文化观念而遭到憎恶。我曾经想，如果我是那时的梅恩加女人，男人这么讨厌我，对我不尊重，那我干嘛要去找他们走婚呢？反正也没有强迫女人必须去走婚的规矩，我就一辈子不碰那些男人，还免得男人死了我也跟着被勒死（见前文梅恩加的这一风俗）。但是这种想法对于古代梅恩加女人来说恐怕不现实。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她们自己没法忍住不去和男人发生关系，没法忍住不要孩子，但人口还是要控制的，所以她们就受制于人了。

有些人可能以为，古代的文化就是生育文化，人口生得越多越好。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为了生存，避孕文化是古代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新石器农业革命之前，史前人类婴儿至少 15% 是被杀死的；杀婴行为也贯穿了旧石器时代。这么多婴儿被杀死，人类仍然没有灭绝，而且人口还可以大幅增长，说明自从上古就有 “多余” 的婴儿出生。中国宋代也有 “不举子” 的风俗，有了三四个孩子之后，再生下的不论男女都杀掉；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朝代，不算太穷，但即便是没有灾荒和战争，人们还是 “不举子”，官府试图严禁，但是没有起作用。可见，女人的生育力未必一直是宝贝，而是随时可能过剩而招人嫌。

我们认为非洲人太爱繁殖，但那是外来者破坏了非洲本土的避孕文化造成的。非洲人口增长是 1900 年左右才开始的，在那之前非洲人口一直平稳的维持在低水平。在没有国际援助的旧时代，如果非洲部落文化都是不加节制的生育的话，那非洲人早就灭绝了。古代非洲各部族的避孕文化包括：孩子三岁以前，孩子父母不能发生关系；一个家庭中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代人有性行为，孩子结婚了父母就得终止夫妻生活；禁止部分男人结婚；允许老男人多妻，但不准年轻男人娶妻，来降低女人的受孕率，等等。1920 年的西非，四十岁以上的男人还有 40% 没被允许结婚，现在传统弱化了，西非男人的平均婚龄也在 30 左右。自古，男人为了控制人口增长，限制了自己的婚姻和性生活。但是，人口学的基础知识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率归根结底是育龄女性的比例决定的，不控制女人的数量，就不可能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

前文我们讲过，为什么印度堕女胎，把人口结构搞成男多女少是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有益的。其实不仅是对经济有益，对控制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意义。人口增长率不是由男人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女人的数量决定的，如果削减男人，那只是削减了当代的劳动力而已，对控制长远人口增长速度没有什么用。人口过剩的国家，优先减少女性数量是最有利于解决长远问题的手段。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有杀死 30% 的女婴的传统，直到二战期间他们还是这么干的。根据科学家的运算，正是这种传统保证了爱斯基摩人在那种生存环境下，种群最大程度的繁盛。如果爱斯基摩人没有这个性别选择性杀婴的传统，他们恐怕早就绝种了。现代化之前的爱斯基摩人，男人的生产方式极其危险，男人在打猎中的死亡率很高，即使杀掉 30% 的女婴，成年爱斯基摩人的男女比例也是接近平衡的。如果他们不杀女婴，由于男人打猎死亡率高，部族的成年人就会是女多男少；女人多了生育率就高了，消耗那本来就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可以帮助养活女人和孩子的男人数量不足，那整个部族就要饿死了。如果爱斯基摩女人从一开始就看到了部族节制生育的需要，每一代爱斯基摩女人都有 30% 自愿不性不生，和男人一样去打猎，那爱斯基摩人自然就没必要搞一个杀死三成女婴的传统出来了。但问题是，在那种冰天雪地，极度无聊，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的生活环境中，女人无法克制住自己不去生个孩子玩。那么女人的数量就要受到强制性的控制。

女人天然的生育欲望不可能让男女人口出生率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这就是为什么老天让男人的生育欲望具有更多的功利性 —— 好让他们用功利的标准参与调控女人的生育行为。因为女人是生育的主体，对人口数量的任何控制都只有从女人下手才能奏效。当男人认为女人应该少生的时候，他们会调控女人；而当他们认为女人应该多生的时候，他们同样会调控女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繁殖癌” 文化，其对女性造成的影响我就不必赘述了。

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不仅让她们成为人口数量的天然责任人，也让她们成为人口质量的天然责任人。女人选择男人的自由度越大，对下一代质量应负的责任就理所当然的越大。在女人挑选生育对象不受限制的文化中，女人就对下一代的质量负有全部责任。比如传统摩梭社会。传统摩梭母系社会为了下一代质量，极度忌讳乱伦。既然摩梭女人是生育的主体，有权选择精子来源，那么她们就有义务向全村证明自己的孩子不会导致下一辈人的乱伦。她们的孩子满月的时候，她们需要公开指认孩子的生父，以保证每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生父是谁，避免下一代乱伦。被女人指认的男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那么女人的家庭就要蒙受耻辱。按照传统的摩梭规矩，一个人同一时期只能和一个异性约会，不能同时约会两人。如果一个女人同时偷着约会两个男人，那么生下孩子，她公开指认生父时，不论她指哪个男人，都可以导致另一个男人发现她的不道德行为，可以让她名誉扫地。但如果一个男人同时偷着约会两个女人，他致使其中一人怀孕或两人同时怀孕，产妇指认这个男人是生父的话，男人只要不承认，那么蒙受耻辱的就还是女人的家庭。所以说，摩梭男女在性方面受道德约束的程度是不对等的，因为她们是生育的主体，生育的自由权利人，所以天然就是生育道德的主要责任人。

不管女人的性选择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女人的生育行为都是被制约的对象。因为她们是生育的主体，社会要控制人口数量和质量，没有比制约女人更有效的途径。对女人来说，这是一种诅咒。但生育主体身份带来的诅咒不止于此。

女人在生育中的身体付出是不可替代的，生出婴儿的人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身体上的变化。十月怀胎不算久，但是这个过程对女人身体的改变是不可逆的。即便是医疗水平好，生育危险性极低的时代，即便有的女人产后体型可以恢复得看不出什么变化，但生育带来的内在改变是永久的。孩子一生下来，老天就给出特殊的奖赏来鼓励妈妈们哺乳：哺乳的妈妈子宫能更快的回缩到正常位置，产后大出血的危险减小，排掉恶露更快，她们也因与孩子肌肤相亲而分泌使她欣快的激素。她的身体会告诉她：你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得到了这个孩子，她 / 他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独一无二，从此她 / 他便是你生命中最重大的任务，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如她 / 他重要；与她 / 他相处是对你的奖赏，让你得到快乐，与她 / 他分离就是对你的惩罚，让你牵挂不得安宁；如果失去了她 / 他，你会遭遇不可忍受的痛苦，如果她 / 他不如旁人的孩子，你也跟着遭受耻辱。女人生育过的身体告诉她的这些，是直接越过她的理性思考而生效的。即便女人有了孩子以后因病切除了卵巢子宫，她的孩子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会降低，因为她的身体对 “母亲身份” 的记忆远远不限于生殖器官中。孩子的细胞永远的留在妈妈的身体，甚至脑子里，可以从妈妈老死后的遗体上检出；它们时刻提醒着做了母亲的女人，这世上有你最该重视的人在，那就是你的孩子。很多次，一个个深爱着自己孩子的妈妈们告诉我，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她们会选择不要孩子。她们应该知道，生育的经历对她们造成了哪些剥夺。

因为老天让女人成为了生育主体性别，所以老天也同时削减了女人冒险的勇气，好让她们把更大的重点放在确保孩子的存活上。而缺乏冒险的勇气恰恰是女人作为一个群体被他人控制的关键原因。或者可以说，女人冒险的勇气大部分都集中在生孩子养孩子这一件事上了 —— 绝大部分生了孩子的女人，她们一辈子自愿做过的最冒险的事情，也就是生孩子了，或者救自己的孩子。即便到了每个孩子存活下来都不成问题的时代，女人仍然会受制于这一原始的特质。即便是那些尚未生育孩子的女人，也不免背负了这种特质。那些天生不具有这种特质的幸运女人，就好比是一种性少数。

而父亲的身体不会因为亲生孩子的降临而自动改变，父爱必须依靠父子的长期同居互动来培养。父爱是文化教给男人的的情感，所以男人可以更容易的抵御父爱的操纵，也可以更容易的给父爱设定理性的条件（比如选择不爱质量不好的孩子，不爱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孩子）。由于男女这方面的差异，让一个女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养活自己的孩子，永远要比让别人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女人养她的孩子要容易，这个 “别人” 包括孩子的父亲。

有的动物，雌性可以不要任何帮助就养大幼崽。但人类不行。“女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是小概率事件。即便那些声称是独立养大了孩子的女人，大多数也是使用了别人的帮助（亲戚、社区或者社会）。母亲是最在乎孩子的那个人，她养孩子却无法不依靠他人的帮助，这就决定了，生了孩子的女人对他人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她的命运依赖别人的扶助意愿，那么她就要因此受到别人的制约。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母系大家庭，那么她就受到母系大家庭规矩的制约，她对孩子的家长权就要大半分给其他亲戚；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父系家庭，那么她就要受到丈夫和他的长辈的控制，她对孩子的家长权就要大半赋予他们；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既非父系也非母系的核心家庭中的丈夫，那么她就需要小心不要让丈夫拔腿走掉，把孩子扔给她一个人；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社会福利，那她就要接受社会的更多管辖，比如她的举动若被社会认为对孩子构成忽视或虐待，她就要承担法律后果甚至失去抚养权。2008 年一个美国幼女 Calyee 掉进游泳池淹死，她的单身母亲 Casey 因而长期羁押受审，与死刑判决擦肩而过。

生育行为已经将女人至于受制于人的境地，而更不幸的是，女人的生育欲望也比男人坚挺。有的人可能认为，男人天性喜欢更多的性伴，这就意味着男人比女人更喜欢散播自己的基因。对于有些动物来说，性欲和生育欲望是一回事，想要性就意味着想要生，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却不是这样。这样一个本应是常识的事情，在 2011 年得到了研究证实 —— 人的生育欲望和性欲是分开的，女人受躯体和情感驱使而渴望生孩子（也就是有 babyfever）的频率显著高于男人；女人有多想要孩子，和她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信仰程度关系不大，也就是说，想要生孩子的女人不是因为社会文化告诉她你应该生，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想要孩子。

美国从 80 年代起，自愿不要孩子的男人比例就大于女人。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愿意要孩子的男人也都多于女人。根据台湾 2004 年的统计，台湾不想要孩子的男人是女人的近两倍，而在那些想要孩子的台湾男女中，35% 的女人称自己是 “自然而然就想要孩子”（天然欲望），而想要孩子的台湾男人中只有是 25% 是 “自然而然就想要”。根据芬兰 2007 年的调查，男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经历过 babyfever 的不足一半，而女人在二十多岁时经历过 babyfever 的超过了三分之二。随着年龄的增长，芬兰男女对孩子的渴望程度还是一直有差异：一辈子没有经历 babyfever 的芬兰女人有 14%，而一辈子没有经历 babyfever 的芬兰男人有 30%，是女人的两倍多。芬兰是全世界女性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社会并不会用礼教施压女人让她们必须要生育，父母也不需要孩子养老，生育并非是为了防老。根据上述 2011 年的研究，即便是都经历了 babyfever 的男女，经历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女人的频率是男人的 1.6 倍。

女人对生育的渴望天然就大于男人，而我们现在在身边看到的，或者在某些国家看到的男人对传宗接代的高度执着，本非男人的天然渴望。那是社会的影响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变化，男人的生育欲望可以随时发生骤降。

曾经，孩子是男人的重要财富，他们给父系家族提供保卫，为父亲充当劳动力，也是父亲的养老保障 —— 这些义务都曾是为做儿子的不能推卸的；而女儿奉服母之命与别人家的联姻，也给父母家庭带来人脉联盟。所以，那个时候拥有子女相当于拥有财富，于是便拥有了荣耀，而没有孩子是很丢脸的。于是，在实利和实利所派生的荣誉与羞耻文化的刺激下，男人曾经非常热衷生育。但是，以后的趋势会是，孩子对于男人，渐渐从有实际用途变为一种纯粹的负担。父亲不能把孩子带到自己的单位替自己干活，保卫功能有警察来执行，自己动手暴力保卫自己甚至是违法的；孩子长大后越来越多的不和父母住在同一城市，住在同一城市的也是啃老者多于养老者（东西方都是如此），即便使中国有赡养法，实际执行起来也没有什么力度，老人告自己的孩子要求赡养往往是白白丢脸，得不偿失。与此同时，养育孩子的负担增大了。孩子不仅是给一口饭吃养大就行，而是要上学的；西方家长虽然不必给孩子出大学学费，但是中小学期间小孩之间各种攀比都是要家长付出的。不然的话，丢脸的是家长 —— 不论做什么事情，做砸了就比不做还要丢脸，养孩子也是，不管孩子对你有没有用处，你养出来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差，就间接说明你很差劲，那么丢脸的就是你。在这种情形下，养孩子对于男人来说除了能得到精神满足感，就只剩下实利方面的吃亏。以前遗留下来的 “有孩子就有荣誉” 的文化不会和养孩子带来的实利同时消失，而是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过这种荣誉文化的消失是没有悬念的。

在中国，我们听到在要孩子这件事上男女不合的故事，版本大都是 “男的想多要，女的不想多要” 或者 “男的想要，女的不想”。貌似中国男人的生育欲望超过了女人。但是正式的研究结果却是，现在中国男女平均希望生育的子女数没有差别。不过这也是暂时的，以后所有发展起来的国家男人的生育欲望都会降至女性之下。美国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发现，当男人和女人表达不想要孩子的心愿时，他们从异性那里得到的反感是不同的。男人说不想要孩子，引发女人对他的反感，大于女人说不想要孩子所引发的男人对她的反感。这是一种性别双标。为什么呢？女人不想要孩子，并不威胁美国男人的经济利益，反而给男人省钱了。即便是那些想要孩子的男人也知道，真正不想要孩子的女人是少数，大部分女人的生育欲望是天然的，不管什么社会状态下都是有条件就会想要的，所以男人没有太大必要紧张。而男人不想要孩子，直接威胁女人的经济利益 ——“不想养活你的孩子，也不想因为你生了孩子就养活你”，而且对孩子完全没兴趣的男人比例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越来越多的，于是女人就感受到了威胁。现在有些女人嫌男人亲自照料孩子的时间不足，自嘲的说自己是 “丧偶式育儿”。其实，中国女人真正丧偶式育儿的时代还在前头，到那时男人就不光是不亲自照料孩子的问题，而是连经济支持也尽量不提供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做五花八门的事业，有了色彩缤纷的娱乐项目可以选择，女人有了这些东西分散注意力，孩子可以晚生少要，不至于太难受。而男人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生育意愿就降得更快了。据研究调查，2011 年时中国男女的生育意愿已经是一致的了，但是从趋势上看，男性生育意愿的下降比女性快；也就是说，将来中国男人会比女人更不愿意承担养孩子的负担，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找不到一个 “你生多少我就愿意帮你养多少” 的男人。那些女人要么生了自己养，要么忍受生不成、没生够的缺憾感受的折磨。

男女生育欲望的不对等，是女人生育主体身份中包含的另一重诅咒。而男人，正如我们前文讲过的，去除了生育欲望也就大大削减了结婚的必要性，男人通过同居可以获得和结婚一样多的健康收益，但女人不行。

女人的生育行为注定会越来越自由，她们什么时候生育、与谁生育、生多少个会越来越不受人为的限制。社会也会越来越人道，直到最穷的女人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普通的贫民也活得有尊严。但这不意味着女人的生育负担会被消弭。生育的女人将会活得不如男人轻松，也会不如那些天然没有生育欲望的少数女人活得滋润。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社会福利不是会更好吗？女人的生育负担不能由福利来弥补吗？当然，水涨船高，大家的生活水平会一起提高，大家距离饥寒交迫都会越来越远，但是社会福利是不能消除生育的女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负担差距的。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 “能量守恒” 原理 —— 可用于社会发展的能量 =（人们对社会的付出 - 人们得到的报酬和福利）= 人们无偿付出的总和。如果女人养育孩子的付出得到了完全的补偿，社会就会破产，根本谈不上还能向前发展。我们可以用美国奴隶制时期 1804-1862 年新奥尔良的奴隶价格来做个说明。那时候的女黑奴，小时候和中老年时都比同龄的男黑奴价格贵，唯独在生育旺期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龄段比男黑奴便宜。二三十岁的女黑奴生了孩子可以为奴隶主增加未来的劳动力，还可以被奴隶主拿去卖掉，那么她们应该因能生育而更有价值才对，怎么会反倒比同龄男黑奴便宜了呢？因为女黑奴生了孩子，是由奴隶主承担养育支出的（比如奴隶母亲怀孕和照顾孩子耽误干活的工时）；从经济角度看，小奴隶在自己的庄园上出生长大，是让奴隶主吃亏的。婴儿奴隶也是很不值钱的，售价远远低于六十岁的老奴隶，因为奴隶主买了婴儿要养大了才能干活，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奴隶主宁愿花贵得多的价钱直接买长大的奴隶，也不愿意养奴隶婴儿。

国家政府也是一样，如果把女人因养育孩子而受到的损失全部补偿，等这些孩子长大了再成为劳动力为国家做贡献，那从经济上算根本不值。而且，公民不是奴隶，长大了成为了劳动者也是要工资的，社会支付了劳动力本人的工资，再加上要补偿他们妈妈养大他们的损失费，等于社会为每个劳动力支付两大笔钱，那就破产了，再富裕的国家也支付不起。日本生育率已经极低，国家虽然迫切需要人口，但也只能付得起每个孩子每月两三百元人民币的补助。这点钱在日本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即便是福利再好的国家，单身妈妈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也比不上本国核心家庭中的已婚妈妈，更比不上不要孩子的已婚丁克女性。其实，不管什么婚姻状态，要孩子的女人整体上都要比不要孩子的女人穷 —— 单身妈妈比单身不要孩子的女人穷，已婚妈妈也比已婚不要孩子的女人穷。美国的调查显示，就连单身带孩子的爸爸，户人均收入也高于单身妈妈；这可能是因为，男人更能做到带孩子的同时不让孩子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不管多么先进的社会，社会经济都要遵守能量守恒的原理。所以生孩子的女人能拿到的社会补偿永远不可能弥补她们生养孩子的付出。除非她能找到努力配合她一起养孩子的男人，她才可能 “收支平衡”。不过这取决于男人的意愿。或者，她是一个能力很差的女人，除了生孩子也不会什么其他的，谈不上为了生孩子而损失了什么其他的东西，那么生孩子换福利对她来说也可以算一件占便宜的事。不过，这种无能的女人如果在社会中占的比重过大，这个社会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也不可能支付得起福利。

那么，当男人不再自愿承担养孩子的负担，不再以实名的方式把精子给予女人，国家是否可以单方面增加男人的税收，补贴给女人，来代替男人对女人的育儿扶助呢？如今的高福利国家的税率已经是高到了极限，那里的男人大部分还是在生活中养育自己的孩子的。如果他们生活中都不再养孩子，那么税率就要大大提高，才能弥补他们的撤离给女人带来的损失。提高税率本身就对经济发展有阻遏效应（阻遏消费、投资、创业），而那样超高的税率一定会给经济带来重击。如果提高税率仅仅针对男性，更会极大的得罪到整个男性群体，令他们在生产和保卫上都变得消极；而男性这个对国民经济和国家防卫极其重要的群体，是得罪不起的，哪个政客敢这样，他就是在给国家找祸事，找衰退。

有的人寄希望于 “人造子宫”（放在人体外或者放在男人身上）来消弭女性的生育负担。2004 年，有两个妈妈但没有爸爸的小老鼠出世了，都是雌性；2011 年，有两个爸爸但没有妈妈的小老鼠出世了，有雌有雄。基因技术可以把同性的基因捏合，作出后代，但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一点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基因组合出来的后代胚胎，都需要种在雌性的子宫里生长才能降生。非天然的子宫不可能承担诞育功能。大部分不懂医学和高等生物学的人会说，以前很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由科技来实现了，你怎么知道人造子宫就不能实现？科技发展万事皆有可能嘛。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

要研制出一个能够分分秒秒和胎儿之间精准互动反馈的人造子宫，其技术难度相当于找到人类衰老死亡的定时器并将其关闭，相当于将已经死去的人复制器官起死回生。如果，科技真的发达到了让人不必死亡的程度，那么生育新的人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人如果掌握了不用死的技术，也就到了老天让人类灭绝的时候了。换一个角度看，人造子宫能够普遍使用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法制非常严格的时代；父母生了缺陷儿，孩子不能告父母，但人造子宫生出来的孩子要是有一点毛病，这个孩子长大都可以把当初将他制造出来的机构告到倾家荡产。要让制造孩子的机构一个有毛病的孩子都不出，那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等着有朝一日被告得倾家荡产，那根本不值。在人造子宫可以普遍应用的时代，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是极小的，什么都是机器来做，只要很少的人来操纵和研发机器就行了；同时，大部分女人仍然会有天然的生育欲望，女人自愿要的孩子就已经让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社会就更没必要用别的办法促进生育，女人自己想要一个人造子宫生的孩子，那么就自己花钱去做好了，负担还是在女人自己身上。至于男人的腹腔怀孕，或者是将人造子宫放在男人身上，其实是谣言，根本没有可行的影子。即便有了这些技术，也没有几个男人会甘愿为了要一个孩子而去对自己的身体做那么大的改变，到那个时候，男人甩脱负担不要孩子才是王道，没必要作践自己的身体。

其实，单从技术上讲，人造子宫根本从未看到过希望。之所以有些科研文献会说它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不过是为了申请更多的经费 —— 科学家只有一口咬定这个技术有前景，有用处，才能说服拨款机构给更多的钱，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继续当他们的老板。

还有的人幻想靠 “社会化抚养” 来消除女性带孩子的负担。美国七十年代的科幻老电影《拦截时空禁区》中，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妈妈带，而是放在统一的育儿机构养大，妈妈不用负责任。然而，在现实中这不可能。首先，女人天然的，想要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欲望就比男人强；把小孩子从妈妈身边带走的话，妈妈们是集体不能答应的。若要免除母亲对孩子的教养责任，社会也不能答应。

已经有研究表明，社会机构教育无法代替家庭教育。社会机构只在向儿童传授知识技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在培养孩子的行为举止、道德观、人生观这些方面，是无法和家庭起的作用相比的。即便孩子大部分非睡眠时间是花在学校，花在家里的时间较少，家庭对他的影响也比学校大。美国有很多 “政府收养” 的孩子，按说政府机构对员工纪律要求比家庭中的家长严格，政府收养机构的孩子所受的不良待遇应该少于一般家庭。但是，政府收养的儿童长大成为的公民，质量明显不如一般家庭子女的平均水平：高中辍学率高，失业率高，犯罪率高。为什么呢？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观点和知识的获得可以靠社会，但性格和情操的形成就是靠家庭。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的教养者都不是他的亲戚，和他之间没有永远的关系，教养者只是在这个机构上班的员工，只是在完成工作赚一份工资而已，人家随时可以离开这个机构或者被分配去教养别的孩子，然后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 没有家庭荣誉感和家庭归属感，孩子会觉得有多大必要把教养者的教导往心里去呢？孩子会觉得有多大必要不去辜负教养者的爱，让教养者为他而自豪呢？这就是机构教养出来的孩子素质低的原因。

现在政府出面收养一些孩子，是迫不得已，是因为有低素质人口虐待抛弃孩子。社会只会在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把孩子收养到机构中去，而且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合适的收养人把孩子领走。任何政府都永远不可能愿意把所有的孩子或者大部分孩子收养进社会机构，因为那样将意味着公民素质的下降，是社会的灾难。

到了未来，如果社会有了 “社会化抚养” 所有孩子的能力，社会一定是很富足的，一定是高度文明和法治，家庭内部也会是文明的，虐待孩子的事情会大大少于现在。那么政府要是把那些在家中不会被虐待的孩子们收养进机构，就将是花钱的同时还降低人口素质，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便未来的托儿服务再便利，即便孩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父母身边度过，即便托儿和入学的补助政策再健全，孩子还是会在放学后让父母领回家去，父母还会是政府指定的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如果男人为了躲避负担而不再向女人提供实名的精子，那么母亲就只能独自充当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长久以来，女人自己和她们的孩子处于被控制的境地，换取了让别人来帮助她们承担她们天造地设的生理负担。如果在生育这件事上，允许女人摆脱一切控制的同时，也让她们自己去承担自己的生理，她们会如何想呢？这样的一个主张其实已经存在了多年，2016 年在瑞典被提交立法审议 —— 在女人被允许堕胎的孕期中（截止到孕 18 周），胎儿的父亲如果不想对孩子负责任，就签署法律文件分割自己和胎儿的一切关系，即便孩子出生他也不享有任何家长权利，同时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 这叫做男人的 “弃胎权”。此项提案在责任与权利的逻辑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虽然女人怀孕是男女两个人的行为所致，但是在允许堕胎的国家，怀孕本身并不导致孩子的出生，导致孩子出生的是孕母的保胎决定。而在瑞典，孕母是保胎还是堕胎，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包括胎儿的父亲。那么既然孩子出生与否的决定权在母亲一人的身上，那么根据责权对应的原则，养育孩子的责任也可以放在母亲一人身上。胎儿的父亲拒绝了对孩子的责任，同时也就不享有作为父亲的任何权利，这一点也符合责权对应的原则。男人在胎儿 18 周之内提出不对孩子负责，也给了女人堕胎的时间 —— 如果不想一个人养孩子，可以堕胎，如果不介意一个人养孩子，就不用堕胎。

但是，这样一个提案是不会得到多少女人的支持的。因为一旦男人不愿意对未来的孩子负责，女人如果堕胎，对她的身体来说是有代价的，或者孕妇对胎儿产生了感情，无法做出堕胎的决定，也会导致她独自受到孩子的拖累。她们不希望男人能够直接走掉不承担这些。但是，大多数女人不会想：“我要承受堕胎，我会对胎儿产生感情，这些都是我的生理决定的，这个生理特征是老天给的，不是男人导致的，所以不应该由男人来承担。” 大多数女人也不会想：“男人如果拒绝负责，那他就没有家长权了，我和我的孩子都不会受他的控制，那么我一个人负担我的孩子，来换取我和我的孩子免受控制，这是很值得的。” 为什么？因为对于女人来说，自己承担自己的全部生理负担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女人自古至今都没有习惯过自己承担自己的全部生理负担。女人习惯的是，给出自己的部分人身主权和孩子的家长权，来交换别人分担她们的生理负担。对于女人来说，自己承担自己的全部生理负担，来换取生育的完全自由和对孩子家长权的独占，根本就不值。

是有一些女人非自愿的成为了单身妈妈，同时的确不享受任何扶助。但是她们是悲惨的范例。没人想跟她们学。而自愿的去做单身妈妈，为此可以不要任何育儿扶助的女人有多少呢？在任何国家都非常少，少到只能找到个案但是统计不出比例。

瑞典政府不会通过那样一个允许男人弃胎的法案。因为没有男人帮助的母亲一旦遇到困难，在发生不人道的后果之前，政府就有义务救助；政府若允许男人弃胎，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政府肯定是不愿意的。不过，男人弃胎权的呼声在民间的多年存在，和后来它成为提案，都说明了男人丢弃育儿负担的意愿；即便弃胎权法案不能通过，男人也会越来越多的避免把实名精子给予女人。

在不同的时代，伴随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而来的诅咒给女人施加的具体影响可能不同，但这诅咒一直都在，它是不会消散的。随着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女人觉得现在的日子要比以往好过得多，选择也更多，但是生育主体身份给她们带来的，仍然是负面的影响。不过，到现在为止，这诅咒还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效力；将来会有一个纪元，全体女人将第一次被迫为自己的生育行为买全单，那个时候，将没有人能再忽视这诅咒的威力。

我们能做什么呢？比起人造子宫，更靠谱的项目是寻找引发女人天然生育欲望的基因和引发母性的基因，研究关闭这些基因的方式，让不愿意接受生育主体身份诅咒的女人可以选择去关闭自己身上的这些基因。只有那样，女人才可能尝到真正的自由。

第八章 性中自有大光明？

西方宗教故事中，世界上第一个男人是亚当，第一个女人是莉莉丝。莉莉丝不满亚当想要的男上女下的性行为姿势，于是出走成魔，与各种非人的神怪交媾生育。上帝只好用亚当的肋骨另造了一个夏娃给他，这才形成了夫唱妇随的和谐。但是莉莉丝还在处处与亚当夏娃的孩子们为敌。

从这个故事来看，似乎从人类起源时开始，“性” 就是男女之间地位博弈角力的重点所在，似乎性就是性别地位的钥匙，谁占了这个 “山头” 的优势，谁就能够不受制与人，或者能够反制对方。性在男女博弈中的决定力真的那么大吗？在性禁锢的年代，性在调节两性相对地位上确实有一定威力，但是随着性越来越开放，这种威力会逐渐消失。

世界上的这些文明，凡是发展到了在国际上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文明，都有过严苛的性禁锢的历史，女人和男人都曾不能随性所欲。有的人认为，性禁锢是男人为了确立和巩固对女人的统治，而给女人施加的限制。但是我们前文已经把这种理论否定了 —— 我们讲过，男人就算不管理女人的性，照样有别的办法可以统治女性，甚至可以把女性的地位降到更低。何况，谁也做不到单单对一个性别实施性禁锢；女人若受到性禁锢，那么男人受的禁锢也松不到哪里去。如果按照男人自己的意愿，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统治女性而把自己的性福也断送掉一大截。我们可以争辩，古代男人受到的性禁锢的确比女人松啊，少数男人是可以多妻妾的（虽然会导致更多男人无妻），男人虽不能 “淫人妻女” 但可以嫖娼，有的时候染指了未婚女子还可以以此为由娶到此女（看运气了，有的时候会被打死）。但不要忘了，男人的天性决定了，他们追求多偶的 “性驱力” 要大于女人；如果把男人和女人置于完全一样的性禁锢规则之下，男人要比女人更难受；只有男人所受的性禁锢松于女人的情况下，男女的性福度才可能一致。男人所受的性禁锢比女人略微宽松了那么一点，未必令他们比女人更性福，但是却可以给他们造成一种虚幻的掌控感；而让男人拥有一种掌控感，对于人类社会在艰难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古代的性禁锢明晰了和女人孩子有关的责权，让男人甘愿尽责任为妻儿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也管理妻子儿女的劳动生产秩序，让他们在得到回报最小化的同时产出最大化。这种私下的管理，节约了大量公权力介入管理会给社会带来的资源消耗，同时也让男人自己劳动时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如我们在婚姻那一章里说的，性禁锢也大大减少了人们在恋爱和分分合合上花费的时间精力，有助于把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生产。我们前文说过的 “社会能量守恒原理” 放在这里就是：大众的尽力付出 - 大众得到的小回报 - 国家机器管理小能耗 = 更多可用于社会前进的动能。那么，有人可能要问，男人为什么非得在拥有掌控感的情况下才会尽最大努力呢？难道他们就不能在没有任何掌控感的同时，也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去劳动，去养育孩子吗？不可能。这不是男人自己决定的，是老天决定的。有个夸张的寓言故事说，一个人需要出门，不方便把大量金子带在身边，就对他的守财奴邻居说，这些金子送给你了，然后就走了。等他旅行回来，守财奴已经饿死在金子旁边，金子却一点也没少。这说的是一种人性：“这个东西主权不是我的，我就不负责任，我就要把它挥霍享受了；如果是我的，我就用我的命去保全它。” 性禁锢带给男人的虚幻的掌控感，也是这个作用。而传统摩梭和扎巴藏族这些母系社会，性禁锢是比较松，但女人干的活是男人的几倍多；男人觉得自己的掌控权不够大，自然不会有动力去发挥全部潜力去劳动和创新，所以那种社会不转型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

性禁锢是男女为了社会发展而共同付出的代价，男女的人性都被压抑。但同时，老天也会在男女之间做出调和，让性禁锢中的两性可以搭配得起来，不至于关系崩盘。奴隶制为什么在人类史上从未普遍存在过，而只能是零星而暂时的存在？因为那种阶级关系是很容易崩盘的。但男女关系从未决裂性的崩盘过，这也是老天决定的。

男女性欲的高峰期是不同的。女人二十出头的时候虽然已经喜欢恋爱的感觉，但是对性关系没有多大需求，甚至排斥性关系。而男人的性欲在二十来岁是顶峰期。人类的生育行为也是主要集中在二十来岁的（远古的人寿命没有多长，不及时生育就没机会了），那么这就注定了，即便在性关系自由的年代，必然也是男人追求女人为主。在性禁锢的社会，婚姻关系基本就等同于性关系，主动求婚的也是男方，男方家庭还要为缔结婚姻付出经济代价。女方家庭如果主动找男方论婚，那是很 “掉价” 丢脸的，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都心知肚明，老天的设定就是让二十来岁的男人比二十来岁的女人更急着找配偶才是常理。男人或男方家庭被放在主动的，付出代价的追求者的位置上，这对女人的地位有提高作用。

我们知道，印度有个特殊的风俗 —— 结婚时女方家庭要支付高额嫁妆，而且这个嫁妆不是给出嫁女儿的私有财产，而是给男方的。如果男方家庭嫌得到的嫁妆少，就可能将嫁过来的女人各种虐待，甚至烧死。其实，印度直到 20 世纪初，婚俗也是以彩礼制为主，嫁妆制度不明显，男人不能靠嫁妆发财，反而是给不起彩礼的男人结不了婚；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才出现了男方敲诈女方嫁妆的新风俗，虽然印度政府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就立法禁止索取嫁妆，但此风还是屡禁不止。敲诈嫁妆的风俗盛行的同时，印度的适婚年龄人口是男多女少的，所以不能用 “男人少了，所以在婚姻市场上更值钱了” 来解释。这就说明了，在包办婚姻的性禁锢时代，即便是男多女少，社会上存在 “婚姻挤压”，男人也没有必要非得付出代价才能娶到女人，相反他们还可以做到迫使女方家庭付出代价才能把女儿嫁给他们。所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的主流 —— 男追女、彩礼制、嫁妆属于出嫁女个人财产 —— 这些婚俗的确立，都不是因为男人没有更占便宜的选项可选，而是因为人们习惯性的认同。人们为什么会对男追女有习惯性的认同？因为老天的设定就是，在人的主要生育期年龄段内，男人的性欲大于女人。而且，男人在性交中获得高潮是很有保障的，男人性交基本上都有高潮；但女人，虽然在理论上说，两次高潮之间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一次结束之后马上可以有第二次，而现实中女人在性交中获得高潮是很没有保障的；现代夫妻性行为中，女人获得高潮的几率也只有一半，还有研究称有四分之一的女人根本无法从性交中得到高潮。这些就会给人们 “性行为中是男人占便宜”、“男追女理所当然” 的感觉。如果人从来没有这种习惯性认知，那么历史上的女性地位会更低，女性史会更加黑暗。

女人也比男人更加容易依恋上同一个性伴侣。这是激素决定的：女人在哺乳的时候会分泌催产素，那时的催产素会导致女人和孩子之间的纽带关系加强，所以催产素也被称为 “纽带激素”。其实，男女在产生性快感的时候，也会分泌这种催产素。但是女人分泌的比男人多，女人的身体受催产素的影响也比男人大，于是就是女人更容易对一个特定的性伴产生依恋。性禁锢中，女人被要求性伴侣要比男人更单一，这正好是和 “女人更容易依恋上同一个性伴” 是 “一顺” 的，所以那种模式的性禁锢才能维持得下去。

不仅是在性方面女人更容易依恋特定对象，在感情上女性也更倾向于为了异性而迷失自己的方向。美国针对中学生早恋的研究表明，在那些校风允许早恋的学校，男孩子的成绩要好于校风阻碍早恋的学校的男生，而女孩子的成绩却会差于校风阻碍早恋的学校的女生，同时早恋对男生的成绩无不良影响，却会导致女生的成绩下滑。加拿大的同类研究也显示，13 岁的男孩女孩如果早恋，男孩的成绩不受什么影响，但女孩的成绩会下滑。这是为什么呢？只能是因为女孩天然比男人更容易对异性产生依恋，从而分散精力，耽误别的事情。青春期的时候人要考虑的事情少，所以自制力比较差，那个年龄段表现出来的倾向最接近自然状态。中学生早恋不是夫妻生活，女生不负责给男生做家务看孩子，所以不能用 “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导致耽误工作” 来解释女生因早恋而成绩下滑。而那些校风支持早恋的学校，也不可能是保守的学校，不可能向女生传达 “维持和男生的关系要比你们自己的成绩重要” 的信息，但那里的女生学习成绩仍然受到校风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女生显然比男生对恋爱更上心。当然有的人可以说，女生会怀孕，怀孕会导致成绩下降。不过，如果女生怀孕，导致她怀孕的男生也会被曝光，他的家庭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压力，他不可能成绩不受影响。女生早恋更容易耽误学习，只能是女性的天性所致。

女性更容易为了异性而迷失自己的方向，这一点也和 “女性受到的性禁锢比男性略严格” 是 “契合” 的。

在性禁锢中的男女相对关系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固存在，还有一个原因 —— 女人在性关系中更缺乏主见。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间接说明。美国有研究显示，美国女人普遍比男人更明白使用避孕套的重要性 —— 从避孕套的好处，到不用避孕套的坏处，到疾病和意外怀孕风险有多可怕，这些都是女人一套儿一套儿的道理说得比男人全。但是，在非强迫的非婚性中，女人能坚持 “无套不做” 原则的比例却要小于男人。也就是说，女人在性关系中面临的风险大于男人，而且她们也明白这些风险，明白如何避免的情况下，仍然做不到像男人一样坚决保护自己。这种性别差异是传统思想灌输导致的吗？不太可能。美国是有不支持非婚性的传统思想，但没有谈到 “非婚性中不该避孕” 的礼教，女人既然已经自愿的去发生非婚性关系了，就不可能受到什么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导致她不要避孕。而且，基督教的传统教义是反对男人 “浪费种子” 不注入女人体内的，男人这样做甚至是教义中的 “死罪”。但是美国男人仍然在非婚性的避孕上坚持得比女人更好。如此看来，在女性知识水平充分的现代，女人在性关系中仍比男人缺乏坚持，缺乏主见，这种性别差异不可能是新的，只能是自古就有的。这种性别差异也让男人和女人在性禁锢中的相对地位得以稳固。

盲婚哑嫁的性禁锢能够长期稳固存在，还有一个原因：在伴侣选项较少的情况下，男女都一样 “不挑剔”。美国的一个男女速配实验（不是速配节目，而是研究实验）表明，在实验对象面对 9-14 个供选异性的时候，男女实验对象都认为，这些供选的异性里面有一半都 “使得”。当供选的异性数量增大到 16-21 人时，男女的挑剔程度才显示出差异，女性实验对象会认为只有三分之一 “使得”，但男性实验对象仍然觉得有一半都 “使得”。这些研究对象都是美国 2004 年的高校 / 职校学生，不属于思想闭塞的人群，而且是自由选择，但在异性选项少的时候，还是那么不挑剔，可想而知在性禁锢时代，家人提亲时供选的异性选项更少的时候，人就会更不挑剔。而且，在供选项少的时候，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不挑剔。

老天除了有办法让性禁锢能够长期维持不崩盘，同时也用 “性吸引法则” 调节了不完全对等的性禁锢关系中男女处境的平衡。男人是视觉动物，涉性感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觉感受，也就是说男人把女人的外在美看得很重要。这不但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也是经过科学证明的。那么男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美国的研究，男人眼中最有魅力的女性表情是女性开心的表情（同时，女人眼中最没有魅力的男性表情，就是男人开心的表情。在女人眼里，男人羞愧的表情都比开心的表情好看）。男人认为什么样的女人美呢？也有研究表明，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低的女人在男人眼里更美。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低在一般情况下的含义是：此人承受的身心压力较低。也就是说，在性禁锢的两性关系中，男人如果令女人不高兴，让女人压力过大，那他自己眼里的美好画面也就没了，那他就是自己给自己败兴，他自己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女人对视觉的敏感度就不那么大。美国的研究表明，已经结婚的 “老夫老妻”，女人对丈夫外貌的重视度明显低于男人对妻子外貌的重视度。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应该是常识。从我自身来看，我也很清楚这是一种天然的差异 —— 我从来不认为女人重视男人的外貌有什么不对，也不认为女性不重视丈夫的外貌是什么美德，但我就是重视不起来，反正我的丈夫不丑就行了。美国一项针对男性外貌和生育机会的研究也表明，少数最丑的男人生育率较低，但是不太丑的和最帅的男人生育率都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男人只要不属于那少数的奇丑者，那么他的外貌什么样就不影响他的求偶机会。美国并没有 “女人不应该重视男人外貌” 的舆论教条，女人对男人外貌的相对麻木是天然的。再加上前文所说的，女人眼里最没魅力的男性表情是开心的表情，可以说，即便男人压力大损害了容貌，即便男人的不开心形于色，也不怎么影响女人的性致 ——“你只要按时拿钱回来，别惹我，我的生活满意度就不会下降”。

老天巧妙的安排了性方面的各种男女差异，让性禁锢之下的男女关系能够长期稳定，并且给予了男人权力感，让他们能有动力把自己的付出最大化；同时，老天也让性禁锢之下的男人不能比女人好受到哪里去。

有一类以性为业的人 —— 妓女，在性禁锢时代她们多数是被迫的，在性自由的年代妓女则多是自愿的。为什么性禁锢的社会会容纳妓女这种 “坏榜样” 存在呢？其实，妓女在身份上是和普通女人严格区别开的，妓女不会成为任何普通女人的榜样。古代为什么会存在妓女呢？因为有一部分 “多余” 的男人是无力养活任何人的，女人若和他们生了孩子，孩子是养不活的，对社会来说完全没有意义；所以相对应那些 “多余” 的男人，也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不该生育的 “多余” 的女人。而男女之间性禁锢程度的那点差异（ 男人可以嫖娼，女人不能有任何不贞），正好为这些多余的女人创造了被供养、暂时活下去的一点空间 —— 以最下等女人的身份在男人那里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能找妓女的男人，绝大部分也是娶得起老婆的。而那些无力养活任何人的男人，他们没有被任何人供养的空间，如果他们无力养活自己，就只好等死。男妓的确少量存在，但是他们也是为少数有闲阶级的男性服务的，而且条件要求较高，不是随便一个男人就可以当男妓。

除了部分男人养不起老婆孩子导致部分女人沦为妓女，有的文化中禁止部分男人娶老婆生孩子，也会导致 “多余” 的女人沦为妓女。我们前文讲过的，那些有着鲜明的避孕文化的传统非洲部落，大量男人因为避孕规矩的要求而不能结婚，或者不能和妻子发生关系，就派生了一些 “不该生育” 的多余女人，也刺激了男人对娼妓的需要。之所以部落会有避孕文化，就是因为生产资料不足，那么这些不该生育的多余的女人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足够养活自己的生产资料。但她们可以从男人的性需要和社会对男人的性许可中得到一线生路。

后来性禁锢被大幅减轻了，在主流国家减轻到了不太明显的程度。它将来会被完全消除。为什么呢？和我们前文讲过婚姻 “去制度化” 的原因相似：经济结构的巨变导致职业的多样化，而且大部分工作都不要求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生产劳动也很少发生在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很少具有社会生产方面的合作关系了；那么社会就不再需要一家之主来管理生产资料的分配，管理家庭成员的劳动了；家庭的分分合合对社会生产也没有明显的影响了，那么前文所说的，古代社会依赖性禁锢的主要原因也就不在了。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多样化，百姓有了各种各样的乐事可以做，努力工作赚钱的回报也可以更快的显现出来。以前生产力落后的时候，平民再怎么努力干活，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而在现代，每多赚一点钱就可以马上享受更多东西的可能性，通过努力工作而彻底改变生活面貌的可能性也很大了。于是，社会就不需要依靠给予男人那点可怜的虚幻的权力感来刺激他们努力工作了，反正周围有的是诱惑，足以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且，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了，未来的发展任务减轻了，社会也可以承受得了人们花一些时间在感情的分分合合上和性方面的各种享受上，这些 “不务正业” 不至于给社会经济带来太大影响。那么，社会也就没有必要用制度去保障性禁锢的推行了。

家庭不再有 “社会生产单位” 的功能，而只是男女的私人利益港湾和养育孩子的单位，所以性方面的约束就渐渐退居为一对男女伴侣之间的私人契约。而这种私人的性约束契约也会逐渐松动。这个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由于自己有种种不如意和焦虑，于是就幻想，如果社会回归性禁锢的状态，那么就 “好了”，他们的问题和焦虑就可以解决了。其实，如果他们真的穿越回去，马上会感到生活更糟糕了。

性禁锢的消除，也就是性解放，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人道的实现。如果配合良好的防疫习惯，性解放可以给人带来更健康的身体和更高的幸福感。在经济上，性用品产业也可以给社会增加 GDP。不过，性解放可以带来的正面效应仅此而已。

回到两性关系上来，有些人会有一种幻觉 —— 鉴于性解放已经大大提升了女性的相对地位，所以随着性解放更加彻底化，女性的相对地位会被拉得更高。为什么说它是幻觉呢？因为性禁锢时代男人的处境并不比女人好到哪里去，性解放是同时改善了男女双方的处境，但并没有调整两性之间的地位对比。对于女性来说，性解放只是提高她们性权利的钥匙，但不是提升她们相对于男人的地位的钥匙。

性权利只是性权利，不会扩展延伸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一个人也不会因为认可另一个人有 “随便选择性关系” 和 “随便表达性欲” 的权利，就扩展为认可此人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在性禁锢的古代，性权利和政治经济权利被认为是交互融合的，但在当前性解放的社会状态下，性权利和政治经济权利已经被明晰的分开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权利领域。如今在性方面，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可以各尽所能的去竞争 —— 你有权有钱，可以吸引很多人愿意做你的性伴，而我虽然没权没钱，但我性格外向会耍酷，一分钱不花也能有很多性伴。有的时候底层人反而比掌权者有更大的性自由 —— 平民男性可以光膀子上街，平民女性可以光膀子抗议，但国家首脑男女都不能光膀子出门；平民可以频繁约炮并在朋友圈里炫耀，但国家首脑不能给人留下这种口实。政治经济权利的确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性对象选项，但是性权利不能派生出政治经济权利。一个人在性自由的实践上做的再好，也不能带给她到企业应聘的优先权，更不能带给她当官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性解放不能调整两性之间的相对地位。

我们可能有这样一种印象认知：漂亮的女人可以依靠性魅力或者性贿赂的 “潜规则” 来赢得事业或者仕途上的好处，而男人却没有这个选项。这是基本上一个谎言。漂亮女人在 “潜规则” 中，绝大部分都只有上当受骗的份，真正能依靠做男人的婚外性伴来得到事业或仕途上好处的女人是极少数。好的相貌的确对男人和女人的事业都有帮助，但其原因并非性原因。不管上司是男是女，他们都普遍更偏爱长相好的员工，老师对学生也是如此，因为美本身就具有性以外的吸引力。然而，有研究显示，帅哥因为长相好而获得的事业上的好处比美女要大。

性权利不能派生出人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利；而在性这个领域之内，男人从性解放中获得的利益是大于女性的。下面我来讲为什么。

在性行为、性选择和性表达完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能逃脱别人对其性魅力的评判 —— 你可以自由的找性对象，但你拦不住别人对你的性魅力进行评判。性魅力的第一表现就是外貌，而男人对异性外貌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女人，这被科学一直反复证明到现在的。男人即便因为条件所限不得不选择不漂亮的女人，也拦不住他们心目中对女人的美貌有较高的重视度。研究显示，在 “老夫老妻” 之间，男女对对方相貌的重视度差异尤其显著 —— 男人承认女方的相貌会影响到他对女方的感情，但女人认为男方的相貌不会影响她对男方的感情。有些人可能会说，男女对异性外貌的重视度的差异不是先天的，而是社会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其实不管到了什么时代什么社会，这种差异都永远会存在。有一项研究选取了全球六个大陆五个岛上 33 个国家中的 37 个不同文化（包括最开明的和最保守的）来考察男女择偶观，结果发现，这些地方对处女的态度很不同，有的地方很重视处女，有的地方无所谓，有的地方则偏爱非处女；但是这 37 个文化之间有个相同点，就是男人对女性外貌的重视度全都超过女性对男性外貌的重视度。女人的性再自由，也改变不了她们的外貌会更多的被异性品头论足、更多的被异性当作选择标准。在性禁锢的时代，男人反而是不能随便议论女人的身材长相的，而且很多时候，女人的身材是藏在臃肿的衣服里的，长相是深藏在自己家里，没几个人看见的。而性解放后，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对异性的色相品头论足，都可以公然把色相当作选择性伴的标准，但不会变的是，由于两性对彼此外貌的重视度不对等，女人改善自己外貌的动力永远会大于男人。即便在最开明最讲究平等的国家，女人去做美容手术的人数也是男人的好多倍，女性对化妆品的消费量也是男人的好多倍。这种外貌修饰程度上的男女差异，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性解放并不能帮助女人挣脱这种两性之间彼此评判的不对称。

中国古代有四大丑女的故事，讲嫫母、钟无艳、孟光、阮氏这四个女人虽然貌丑，但是别的方面优点很大，劝说男人尊重这样的丑女，强调她们作为妻子的价值。但到了性解放时代，可就没有这一套了。人们只要尽量不要当面指摘丑女的外貌，也不要把丑女的外貌和她的其他行为联系起来，就算是遵守了基本礼节了；现在要是专门弄出一个教条，让男人对高尚而有才华的丑女报以特别的青睐，男人是不会理睬的。

在性禁锢时代，外貌较差的女人也能嫁出去，甚至能当上妃子娘娘。在性解放时代，外貌较差的女人只要想要，也可以有多个性伴。但不变的一点是，女人容貌的美丑是与男人对她们的重视和尊重程度挂钩的。西方研究表明，漂亮女人的性伴数量反而不如丑女人多，因为漂亮女人更容易遇到令她满意，而且也有意向跟她发展长期关系的男人，从而更容易拥有稳定的伴侣关系，于是更换性伴频率就低。而丑女人虽然也可以得到多个性伴，但这些性伴里面拿她当回事的人较少，多是在她身上发泄一下就走人，于是她们难以碰上一个长期伴侣，所以总在更换性伴中。可想而知，美女和丑女从性伴那里获得的礼遇程度是有差异的。当中国的性解放程度达到和西方一样的时候，同样的规律也会体现出来。

被广泛认知的一个常识是，男人看重女人外貌的同时，女人看重的是男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性解放的社会中这仍然成立，但是男人找性伴时所受到的社会经济地位限制，被性解放大大削弱了。在性禁锢社会，男人社会经济地位过低足以构成他一辈子没法碰女人的充分条件。而在性解放社会，虽然穷困仍然会降低男人的结婚机会，但再穷的男人只要性格够外向，足够会说话，就不用发愁没有免费的性伴。曾经有一则新闻报道说，美国田纳西州一个穷男人跟众多性伴非婚生下了 30 个孩子，依据他的收入，他最小的孩子每月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块多美金的抚养费。那个男人是帅哥吗？不是的，他体型超重，长相也没有亮点。这个田纳西男人的情况并非个案。美国最底层的，甚至有犯罪前科的男人能够从众多女性那里获得免费的性，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中国，被限制在固定地区的底层男性，性机会仍然受到严重挤压，但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底层男性会走到人口更多的地方去，他们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不会再阻断他们得到免费性伴的机会。2008 年针对西安农民工的调查就显示，35% 的农民工拥有临时性伴，而出去花钱解决性需要的只有 10%。可想而知，这个阶层男人的性福度比古代高了，古代的农民长工不可能会有 35% 在配偶以外还有别的性伴。

对比性禁锢社会和性解放社会的男女 “性势力” 变化，我们可以看出，男人对女人的外貌拥有更多评判权，这种不对等并没有随着性解放而消除，而且也永远不会消除。但同时，男人的性机会受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度却大大降低了，将来还可以降到更低。总的来看，性解放给两性都带来了好处，但男人得到的好处大于女人。

性解放是增加了男人的亲子不确定性，男人更难通过观察女人的行为来间接判断女人所生的孩子是不是他的。但是伴随性解放而来的是便宜而便利的亲子鉴定技术，男人可以直接确认孩子是不是他的。如果男人鉴定出孩子不是他的，他自然不会养育。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女人会单方面受到孩子的拖累。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章中也详细说过，最终是女人比男人更需要拥有孩子，也是女人更难摆脱孩子的拖累，那么伴随性解放而来的，孩子父系血缘的不确定性，最终带给女人的伤害会大于带给男人的伤害。

男性注定是性解放的第一受益人，这也是由男女的一个隐秘的天性差异决定的。这个天性就是 —— 性可塑性（erotic plasticity）。男人的性喜好是刚性的，虽然会因外界压力而被迫隐藏压抑，但它是不随外界影响而改变的；性解放对男人来说是一个释放性欲的过程，性解放越深化，男人就越能释放出自己原本的欲望。对女人来说，性解放也是释放固有的性欲的过程，但远不止于此。女人的性可塑性显著强于男人，女人的性喜好更有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来变去的空间。如果用木球来比喻男人刚性的性喜好，用橡皮泥球来比喻女性可塑的性喜好，用盒子来比喻社会，那么把这两个球装进同一个盒子里去摇动，再打开盒子的时候，必然是橡皮泥球被木球撞变形，橡皮泥球上会有木球印上的坑凹。也就是说，女人的性喜好可以迎合男人而变动，但男人的性喜好不会迎合女人而变动。这个迎合过程是单程路。

女人的性可塑性表现在那些地方呢？在性自由的西方社会，女人比男人更倾向于逐步增加性行为的花样，而男人一旦成年，喜欢哪些花样就基本固定，较少增加新的。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改变性方面的口味，而男人一旦成年，口味就基本固定，不会再怎么变化。男女伴侣之间的磨合过程，也是女人对自己性行为的调整多于男人。上过大学的女人比低学历的女人有更多的 “非常规性行为”（ 口、肛、同性尝试），但男人的学历高低和他们搞多少 “非常规性行为” 没有什么联系。信仰宗教的女人更少搞 “非常规性行为” 也较少采取避孕措施，而对于男人来说，信不信教跟他们搞多少 “非常规性行为”，用不用避孕措施都没什么关联。当女人从一个文化地区迁徙到另一个文化地区时，她们的性行为也容易 “入乡随俗”，而男人迁徙到什么地方，他还是尽量维持以前的性行为模式，受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小。青少年女孩的性行为模式受到周围平辈人的影响比男孩大，青少年女孩的性行为模式也比男孩的更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另外，女人对性的态度和她具体的性行为差距较大，而男人对性持有的态度和他具体的行为更为吻合，也就是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去做她自己都不认同的性行为。这里我说的 “女性做她自己所不认同的性行为” 不是指女性被强奸，而是指她们自己认为不该做的事情，一旦到了实际情境中，她们更容易糊里糊涂的就去做了。就像我们前文讲过的避孕套使用，道理上女人比男人懂得还多，但是到了实际情境下却不如男人能坚持自己的见解。女人的性向也比男人 “易变” 得多。男人一旦知道自己的性向，基本不会再变，只有敢不敢承认的问题，而女人似乎对自己的性向更加不确定，认为自己从 “直变弯” 的和认为自己从 “弯变直” 的女人差不多多。

这些男女的性可塑性方面的差异，并非仅限于夫妻之间，也存在于彼此互无权威的男女之间；即便对比男女同性恋者，也会发现，女同性恋者的性可塑性比男同性恋者强（不仅在性向的可变性这一件事上，在其他方面也是）。

性可塑性不等同于性压抑。男人在性禁锢年代或者性禁锢的地区，的确被迫压抑着自己的性喜好。比如在缠足的年代，男人必须公开承认小脚美，但实际上，没有几个男人认为赤裸的小脚是一件 “助性” 的东西，之所以女人洗脚男人都要躲出去，上床的时候女人也要穿 “睡鞋” 遮脚，是因为男人从来都清楚自己心里的好恶。但当男人的性喜好被压抑，不能随便表露的时候，喜好本身仍然是刚性的，缺乏可塑性的，只等压力一消除就会原本的展现出来。而性可塑性更强的女人，由于对自己的性喜好本来就不太清楚，于是在同样压力之下，女人 “受剥夺” 的痛苦感会比男人小。当压力去除之后，女人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的性喜好了，但她们的探索是以周围人做参照物的 —— 最终，是要以男人刚性的性喜好为参照物的。

【评论：明代女性的小脚和伪清时代女性的小脚有着天壤之别，就像两个时代漢人的地位一样。此外，满洲人喜好吃生虫的米，这和我们漢人的饮食习惯差异非常大。】

性解放给男人带来两大福音：让他们的固有性欲望得以回归和彰显，也让女人发挥她们的性可塑性，充分的、自行的配合男人的欲望。而性解放给女人带来福音的同时，却有着更多的未知，我们不知道，女人的性欲向着迎合男人的方向变化，会给女人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在性解放的社会中，女人在性方面有什么性别优势呢？很容易会有人想到 —— 卖淫。我们这里指的，不是在性禁锢社会中那种绑架胁迫女性的卖淫，而是性解放社会中女性自愿的，被合法化的卖淫，因为非法的卖淫对女人来说不可能称得上是什么好处。

不管到了什么时代，性市场对妓女的容量都要大于对（给女性服务的）男妓的容量，因为男人的性驱力永远都大于女人，男人永远会比女人更愿意为了性而付钱。没有免费性机会的男人并不是花钱买性的主力军，妓女的收入主要来自那些有免费性伴或妻子的男人。男人的性驱力决定了，有免费性机会照样会想找妓女尝尝新鲜，免费性机会多的男人不见得招妓的兴致低；而有足够免费性机会的女人，却很少有那么大的动力花钱买性。由于妓女和男妓的市场容量差异，我们很容易想到，女人比男人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

但是，妓女的工作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得了，大部分女人注定是不能忍受的。而这少量的自愿妓女如果被合法化，会对其他不愿意当妓女的女人构成什么影响呢？针对 150 个有卖淫合法区域的国家的研究显示，在卖淫合法的区域，非法的人口买卖 / 胁迫卖淫都增加了。美国卖淫合法的内华达州，强奸的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5%。澳大利亚卖淫合法的维多利亚省，卖淫合法催生了男人不尊重女性的文化氛围，不卖淫的女人遭到的性骚扰也多了；该省的家庭暴力和儿童卖淫现象居全国最高水平。（虽然有支持卖淫合法化的人以美国罗德岛 2003-2009 年间卖淫不小心被非罪化期间强奸率的下降为依据，说卖淫合法化可以减少强奸，但是美国包括罗德岛在内的各州强奸发生率经常无故突然升降，这个所谓 “依据” 根本不能成为依据。）

如果卖淫是合法的，那么将有各种各样 “合法” 的手段被用来逼着不愿意卖淫的女人去卖淫 —— 你经济有困难，也找不到别的工作，但你可以胜任卖淫工作养活自己，那么就业办公室向你提供一个卖淫工作，你要是不做，就是拒绝了本可以胜任的工作，那就对不起，不能发给你福利救济。

总体来说，如果卖淫合法化，少数自愿做妓女的女人这个赚钱的渠道，是以其他不愿意卖淫的女人的人身安全和受尊重程度为代价的。所以对于女性整体来说，卖淫不能构成性别优势。既然卖淫行业是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就不应该得到尊重。

与卖淫相通的是营利性的代孕行为，女人依靠生理功能就可以赚钱，似乎是女人的性别优势。但是，代孕这种随便一个年轻女人都能做的事，如果是合法的，愿意做这一行的女人数量就会远远超过有必要花钱找代孕的客户数量。尤其，社会未来的趋势就是男人越来越看淡传宗接代，愿意为要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而花钱费力的男人会越来越少。那么代孕行业内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价格降低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最坏的结果。备选的孕母会毫无尊严的被人在生理特征上挑挑拣拣，甚至理论上和代孕成功与否无关的指标（如身材容貌）也可以被客户挑；孕母可以被要求自愿放弃孕期的人身自由，由雇主规定她们的作息饮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生产时由雇主决定应该顺产还是剖腹；为了抢生意，可能还需要一胎刚生完就去做下一胎，或者频繁接孕双胞胎。几年前的中国，在代孕明确为不合法的时候，代孕母生一个孩子的收入可以低至 10 万元。如果完全合法化，那么做的人就会更多，收入必然会更低。代孕母很多时候为了安全不得不选择和中介合作，而中介收取客户的钱里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付给代孕母本人的。也就是说，在一部分女人利用自己的性别生理来赚钱的同时，会让男性 “合作者” 从她们身上赚到更多的钱。

性解放越是深化，女人的 “性经济优势” 就越不能用来提高女人相对于男人的地位，不管是在性领域之内，还是在性领域之外。男人还将单方面的，自愿的给他们的女伴买更多的礼物，但那不足以改变任何事。

从性禁锢走向性解放，男人将失去直接控制女性身体，直接控制女性的性行为的权力，同时男人将赢回他们曾经失去的全部性权利，在性的领域中大大方方的做回本性中的那个自己。女人也将在性方面逃脱强制性的限制，在信马由缰中找到更多的快乐；不过，即便信马由缰，最终也不免会落在 “男人性福的成全者” 的角色上。性解放会给男女带来双赢，但女人赢的东西不会多于男人，同时女人会比男人多承受一份潜在的危机。

第九章 男女之别，失败的建构论

在前面八章里，我们一直在使用 “男女之别” 的概念，而且指的是男女天性之别。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想：等一等！男女的天性哪里有什么区别？男女行为的差异不都是社会影响造成的吗？男女差异只是社会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现象的原因啊，所以不能用男女天性差异来解释问题。

这种观点叫做 “性别社会建构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盛行过的一种理论。当时人类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男女行为模式的先天差异都有那些，于是就给了社会建构论以传播的空间。社会建构论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配合政治团体的 “归咎游戏”（blame game）的：我之所以有现在这些问题，都不是我自己的原因，不是老天安排我这个样子的，而是应该怪社会，怪我的政敌团体把我 “建构” 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有权要求社会补偿我，有权要求被我认作敌人的那些人付出代价赔偿我 —— 这是用来搞任何政治运动都可以用的基础理论。

现在的西方，虽然这种政治需要还存在，但是社会建构论已经失去了权威地位。这是因为科研成果积累的更多了，而且有很多科研是专门设计出来验证社会建构论的；而社会建构论在证据上一直都是虚弱的，充其量证明过社会可以对人产生某些影响，但从未证明过两性不存在先天的行为差异。在越来越多的科研证据面前，性别社会建构论在西方大众中间没有悬念的败下阵来。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大众认知比西方慢一拍，所以在西方已经失去了权威地位的，陈旧过时的性别社会建构论，在中国仍然被一些 “有学问” 的人当作论据，用于玩 “归咎游戏”。

值得提出的是，男女天性差异指的是统计学上的两性整体差异，不是某些男女之间的个体差异。男人女人里面都会有不符合整体性别特征的个体存在，比如有女性大力士，也有男性肌无力者，但这并不能改变男人力气比女人大的性别整体差异事实。我们都懂一个常识：即便大部分男人 / 女人都是如何如何的，也不能推断某一个特定的男人 / 女人就是如何如何的。所以，当我讲男女天性差异的时候，不要告诉我，我就是男的 / 女的，但我不符合这个性别特征 —— 我本章的话题不是个体特性，而是两性整体上的天性差异。

性别社会建构论者认为，男女的先天差异只存在于体力、生殖功能和月经上。其他地方要么不存在男女差异，要么存在差异也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不是男女的天性造成的。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对人体生物学的认识极为粗浅，甚至完全没有认识。这些人里面，也包含着一些认为 “人造子宫”、“男人腹腔怀孕生子” 将来会成功的人。他们认为这些技术有可能实现，可想而知他们对人体的 “整体观” 不理解到什么程度。人体生物学和医学已经明确，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不仅在生殖系统是不同的，在无关生殖的其他地方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体是一个各部分精密配合的整体，一个人体如果被老天制造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它能行使特定的生育智能，那么在设计上就不可能只把生殖系统设计成和异性不同，其他地方都维持和异性一样 —— 那根本就是办不到的事情。女人的血细胞构成、心脏功能、肺功能、肾功能、免疫系统，都和男人不一样；甚至唾液的流速和成分也不一样。女人的内分泌和男人的不同，不仅是各种激素分泌量的不同，即便是同样量的激素，在男女身上引发的反应也不同。但有人还是会认为，虽然男女身体上存在先天差异，但大脑的思维方式不会有先天差异。为什么？难道脑子不是人体的一部分吗？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不但要受到激素的控制，而且还管理激素的分泌，甚至直接分泌激素。生殖功能和激素密切相关，而激素又和人脑关系密切，所以一个人是男是女，和她 / 他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男女的先天生理不同点只有在生育这件事上才启用，对其他事情一概不影响，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老天没有那么大的闲情逸致，设计男女人体机器的时候还去给你设法保证男女差异只体现在生育这一件事上，不能放射影响到其他事情；不然，女人的肺功能为何要随着生理周期变化呢？肺功能不随生理周期变化也丝毫不会影响女性的呼吸，随生理周期变化也没有什么必要，那老天设计人体的时候为什么不注意把肺功能和生理周期 “隔离” 一下呢？因为老天没有那么大闲情逸致去给你隔离，没空去确保人的生殖功能设计不去波及影响生殖以外的事情。人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一样 —— 由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基于生理物质基础（大脑、激素）的，那就不可避免要受到性别身份的影响。

波伏娃有这样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被缔造为女人。这句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常被单独拿出来作为社会性别建构论的论据。波伏娃还把母亲的天性称为 “应该被消除的神话”，也就是说连母性都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但波伏娃自己真的相信她自己说的这些话吗？她自己也是矛盾的。波伏娃用大量篇幅讲述各种雌性动物的生殖，讲述女性因为生殖功能而和男性具有种种差异；波伏娃也列举了女性和男性除了外形和生殖功能之外的种种不同，包括血红蛋白含量、血管功能、钙质代谢的性别差异，波伏娃把这些性别差异和女性的 “屈从地位” 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波伏娃提的那些性别差异都不算精神层面上的差异，那么她是如何评价女人身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的呢？她说：“女人的身体，尤其是女孩子的身体，是一具歇斯底里的身体，在这样的身体里，精神世界和生理现实之间零距离…… 这种身体确实是病态的。” 作为一个深度思考的人，波伏娃很明白，男女之间具有精神层面的，先天的差异；她也很明白，她自己只是女性中的一个特例，不管什么时候，大部分女性也不可能都和她一样，所以她才会意味深长的引用那句话 “但愿有朝一日，男人会把自由给予女人”。波伏娃在深刻理解性别差异的同时，还会说 “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被缔造为女人”，不过是体现了她的思想在现实与幻想这对矛盾之间的跳跃罢了。

虽然我们还远远没有完全明白人脑的功能，但是我们已经发现了男人和女人大脑的鲜明不同点。性别社会建构论者会说，“男人和女人的大脑没有什么明显差异”—— 那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差异，所以故意用死去的男女大脑做对比，或者只粗看男女大脑的基本结构 —— 那样看的话当然差异不大。但是细看活着的男女大脑，会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男人的左右脑各自前后神经链接繁多，但是左右脑之间连接甚少；而女人左右脑的前部彼此链接繁多，左右脑的后部不论是横向链接还是纵向链接都显得比较空荡荡。男女大脑的神经链接图一看就具有鲜明的差异。虽然我们不完全懂得，那每一条不同的神经链接路径都代表什么，但男女大脑的显著不同是基本的事实。

也许我们可以说，男女先天在精神层面的差异不是太大。但性别差异不需要太大，就足以缔造两性社会性的不同 —— 就好比地基只要歪那么肉眼看不出来的一点点，在此地基上建起的高楼就可以看出明显的歪。

男女智力无差异，但这不代表男女的智力属性一样，更不代表男女在智力以外的精神层面无差异。我们早就知道，男人天生比女人在空间感和肌肉控制方面有优势，而女人天生比男人在语言和直觉能力方面有优势。但现在已经发现的男女精神层面差异远远不止这一点。比如，女人抑郁症的发病率是男人的两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如此，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发病率的性别比都差不多，说明这一性别差异不是环境造成的，而是女人天生就比男人容易得抑郁症。相应的，如在前文我们讲过的，在同样多的负面经历下，女人比男人心理上负面反应更大，在全球范围内，女人也比男人更爱担忧；所以女人比男人更爱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女人的人生满意度却都要高于本国男人 —— 天生更爱抑郁、更爱担忧的性别，也就是在同样境遇下更不容易去相信 “我现在已经过得很不错了” 的性别，人生满意度反而更大，为什么？这种和性别天性相违背的人生满意度才真正是 “社会影响” 的证据 ——“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生存” 的社会现实逆转了女人本应比男人更低的人生满意度。

在美国大学生中，男生的控制欲显著高于女生，而十年后经历了社会中的摸爬滚打，女生的控制欲上升到几乎追上男生，而男生的控制欲并没有变化 —— 这才是社会建构和天性的区别：女生的高控制欲是被社会经历所建构出来的，而男生的是天然的，所以女生的控制欲会变化，而男生的不会变。不过，人后天被社会建构出来的资质也容易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前一章我们讲过 “性可塑性”—— 女人的性可塑性更强，于是女人迁徙到了新的社会环境之后，在性方面比迁徙过来的男性更容易入乡随俗。同理，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下，女人的控制欲虽然可以后天增强至和男性相差无几，但是社会环境一旦改成了不适宜的，那么女性被后天构建出来那部分控制欲就可以迅速消散。

让我们假设，将来出现一个研究，发现有些国家的女人控制欲一辈子都显著低于男性，那么，对比美国女大学生 “控制欲随着步入职场而上升至和男人差不多” 的情况，性别社会建构论者就会说，看啊，既然有的国家女性和男性控制欲一样强，那么另外一些国家 “女性控制欲弱于男性” 就不是女人的天性造成的，而是社会建构使然 —— 如果你相信了，你就上当了。女人的控制欲天然低于男性的同时，天然可塑性也强，在有环境刺激的情况下，女人可以后天效仿男人，达到控制欲水平和男人相似；如果没有那种环境，女人的控制欲没有条件得到后天的刺激，就会维持在原本的，低于男人的水平。而男人的控制欲，不管环境怎么变，也刚性的维持在先天水平。

还有的先天性格属性，是在压力越小的社会环境中越容易原本的体现出来。一项针对世界上 55 个不同文化中的男女的研究发现，自由度越大的社会，人的五大性格特征的性别差距越大 —— 女人比男人更外向，更合群，也更容易神经过敏；而男人比女人更直率，责任心更强。社会环境越是自由，男女的性格在这五个方面差异越大，说明这些男女性格差异是先天的，在不受管制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自由体现出来；而在不自由的社会中，尽管男女劳动分工差异较大，但是男女的性格在约束与压力下，差异却显得小一些 —— 男人被逼得不能随便直率，而女人被逼得不得不尽责任。但是，即便在不自由的社会中，男女这五项性格特征的差距虽然被缩小了，但这些性别差距仍然存在，而且不会反过来。

同理，发达国家女性虽然受教育程度更高，有钱的更多，但她们的创业率比不上发展中国家的女性 —— 这也是 “环境压力越小，性别天性越容易体现” 的例证。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要保卫自己未来经济安全的压力更大，所以不得不克制自己不爱冒险的天性，去想办法创业。而发达国家的女性展望未来，未来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得可怕，于是就退回不爱冒险的天性中去。螃蟹的天性是横着走的，但你要是把它两边的后腿剁掉，它就不再横着走了，而是会迅速的向前方爬去 —— 那是被逼的。

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中体现出不同的状态，这是常有的事。但这不足以否认男女两性的不同行为和不同处境是先天性别差异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有多容易受环境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先天属性。首先，两性各自的属性中，有可塑性强的，也有更为刚性的；被环境轻易就柔扁捏平的就属于可塑性最强的属性，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充其量可以暂时部分隐藏但不会改变的，就属于刚性最强的属性。一个人的各种属性中，哪些可塑性强，哪些刚性强，这本身就是先天决定的。我们看到人被环境改变，优先被改变的总是那些先天可塑性高的属性。而这个定向调节人的可塑属性的 “环境” 又是什么呢？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二就是男女大众的刚性属性 —— 也就是那些生来没那么容易被外力改变的属性。把先天可塑性强的属性和刚性属性放在一起，后者必宰制前者，正如把铁球和泥球放入同一个盒子里震摇，铁球必碰扁泥球。我们所看到的人的属性被社会改变，其实是 —— 人身上那些先天刚性不怎么强的属性，被其他大众身上先天刚性强的属性所宰制，所调整。归根结底，男女之间的相对关系就是由男女两性先天的刚性属性决定的，至于那些先天可塑性强的属性被塑造改变，只是两性关系带来的结果，但不是两性关系形成的原因。 明确了以上问题之后，让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男女之间具体有哪些天性差异。

我们知道，在性与爱情这件事上，男女之间是 “异性相吸”。然而，男女也仅仅是在性与爱情方面才是相吸的，在性与爱情以外的其他事情上，男人女人都是 “同性相吸”，这种同性相吸在人的幼儿期就可以体现出来，男孩爱和男孩交朋友，女孩爱和女孩交朋友。这种在性与爱情以外的领域的 “同性相吸” 规律，从幼儿期开始，一直延续人的终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父母没有叫他们优先找同性朋友，甚至没有告诉他们如何辨别其他小朋友的性别，他们为什么会同性相吸？因为他们可以凭直觉感受到，谁的先天属性和他们更相似 —— 同性。三岁或以下婴幼儿之间的吸引，纯粹是因为先天的相似度，不会掺杂性欲、供需关系、势力攀附等原因，所以很好的佐证了男女先天属性差异的存在。

三个月大的男婴，已经显现出偏爱观察注视其他男婴。九个月大的男婴就体现出偏爱男性化的玩具。女孩的偏好比男孩体现得晚一些，到了一岁时也显现出偏爱女性化的玩具。到了三岁时，男孩女孩可以自己交朋友了，都是偏爱和同性小朋友玩。这些研究发生的国家是美国和瑞典。性别社会建构论者可能还要狡辩，是大人的影响导致孩子选择性别化玩具的，是大人做了什么事情才导致他们喜欢找同性小朋友玩的。不过这不管用。那些研究者之所以选取婴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为了验证性别差异到底有没有先天决定因素，结论是，在那么小的年纪，孩子没有足够的脑力接受来自大人的定向性别化影响，这些性别差异不是受大人影响而导致的。3-9 个月大的孩子，看了镜子再看自己的照片，都认不出来照片里的人就是自己，更不可能懂得 “这个小朋友是男孩 / 女孩”、“这是男孩 / 女孩的衣服 / 玩具” 是什么意思，他们只能是受到天性的驱使做出选择。如果非要说美国和北欧的父母会从孩子几个月大就开始引导孩子 “男女有别”、“男孩 / 女孩该怎么样”，那就更是自欺欺人了，因为那根本不符合当地的民俗。科学家们又进一步，从小猴子身上实验求证。结果，养在实验室的小猴子也是雄性幼崽偏爱玩小卡车，雌性幼崽偏爱玩娃娃，于是男女天性的不同就被彻底坐实。

性别社会建构论者常用的，解释男女职业选择不同的方式之一就是，说男孩子和女孩子从小被给予的玩具不一样，于是造就了他们兴趣点的不同。而事实是，是男女天性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玩具选择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职业选择的不同。性别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小孩子就是一块白板，大人给他们什么玩具，他们就会不假思索的习惯玩什么玩具，不会去自行索取其他玩具。而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小孩子根本不是这样的，小孩子想要什么就会大声嚷出来，不喜欢什么就会束之高阁；即便是一只猫，你把它所不感兴趣的玩具给它，它宁愿什么玩具都不玩，也不会玩那个它所不感兴趣的玩具。在生活图景简单的古代，大部分家长都不会给儿女任何玩具，根本不关注儿女到院子里玩的时候捡起什么东西当作玩具。在中国古代，由于小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小女孩，家长还会为了 “好养活” 而把小男孩打扮成女孩样子，梳个小辫子。“因为重视婴幼儿的性别塑造而刻意限制男孩女孩可以玩的玩具” 在封建社会也从来不是传统。相反，封建时代的家长根本不认为三岁以内的小孩有必要 “分男女” 来教养。“小孩子不分男女” 的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普通人家的父母都会给儿女买玩具” 并没有多久的历史；如果从普通人家都给儿女买玩具的时候起，大部分男孩子都嚷嚷着磨着父母要布娃娃，那么到现在 “男孩爱玩布娃娃” 就会成为一种常识，就不会有 “布娃娃是女孩子的玩具” 这种大众认知。玩具分性别的认知，本来就源于小孩出于天性自选玩具的行为规律。不要说女孩子爱娃娃的多，就算是没有性成熟的小母猴子，也会用抱孩子的姿势抱着一截木棍当玩具，一旦它生育了自己的孩子，就不再抱木棍了 —— 木棍就是幼崽的替代品，正如娃娃是孩子的替代品。

美国还有这样一个实验，建了一座彩色的，可改动的塑料房子给学龄前的小孩玩，没有规定玩法。结果，男孩子把房子改装成了 “军事堡垒”，突突突玩打仗，而女孩子进入了房子的 “房间” 里玩起了过家家。

不仅玩具的性别区分是被男孩女孩出于天性的选择固化下来的，男女劳动分工也是如此。我们前文提到过，在有的非洲部落遗留着非同性恋者也可以结成同性婚姻共同劳动的风俗 —— 只要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善于干 “男人的活”，一个善于干 “女人的活” 就可以。由此可以联想到，在劳动产出多多益善的原始公有制社会，不论什么人，干的是什么活，只要可以拿出产品和效率来，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不可能一个人拿来一堆劳动果实，部落长老一看说，不行！你所从事的劳动不符合你的性别！给我拿去扔掉，以后不准你干这个活！如果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这样糊涂不知好歹的话，人类根本不可能生存至今。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大众劳动的性别分工只秉承一个标准 —— 如果一个人愿意干（不是坚决拒绝）这个活，而且效率还行，那你就干吧；如果太不愿意干，或者干了效率也比别人低很多的话，那就别干了，去干能胜任的活去 —— 由于人们愿意干的活和干起来效率高的活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性别差异，于是在每个特定的社会中，男女都有不同程度的性别劳动分工，也就是分 “男人的活” 和 “女人的活”。为什么男女愿意干的活和干起来效率高的活有差异呢？因为男女先天就不同。

就像男女婴儿对玩具的选择不同一样，男女选择专业方面的兴趣点也不同，在父母和社会舆论都不干涉子女专业选择的国家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会重访。

为什么 “当官” 这种工作也具有鲜明的性别色彩呢？表面上看，当官是个随便什么人都能胜任的 “肥差”，实则包含更多风险抉择，古代普通民众一辈子都不用面对风险亲自做出几次选择，而这种选择对于官员来说是常事，选错了可能就要个人甚至全家丧命。而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具有冒险欲望，这是男人看在眼里的。男人因为控制欲和冒险欲而登上了掌控者的位置，同时由于前文所说的，人天然的，从幼儿期开始延续终生的 “同性相吸”，处于掌控者位置的男人之间彼此信任、彼此认同，于是他们可以达成共识，不信任不认同女人，他们可以选择不放女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这一切的根源都归于男女的天性。

后来，禁止女人当官的规则被取消了，但由于天性的缘故，女人仍旧不像男人那样甘愿为了当官而放弃别的东西，为了当官而冒风险，所以女性掌权者仍然少于男性掌权者（这个问题将在后文重访）。性别社会建构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会说，女性难以成为掌权者，是因为男性掌权者把持的政界对女性不够友好。对此我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长途赛跑中，甲因为先天身体原因而落后于乙，进入下一个弯道时，乙已经甩出甲一大段路；如果甲想要赶上乙，就必须比乙的速度还快，不然就无法抵消乙在前一段赛程中已经取得的优势；如果甲的先天条件决定了，她还是无法跑得比乙快，那她就追不上乙。这个结局的根本原因，还是甲乙之间的先天身体差异，而不能说 “乙先甩了甲一大段路，造成了不公平，造成了甲追赶困难，所以不能说甲身体条件不如乙”。在不禁止女人从政的国家，女人在政界的比例还是小于男人，归根结底是因为女人没有做到在冒险欲和控制欲这两个先天属性上超过男人。

前文提到过，美国儿童三岁大的时候，男女就表现出竞争欲望的不同，女孩不如男孩竞争欲强。如果用性别社会建构论来解释，就只能是：家长会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根据孩子的性别施教，鼓励男孩子参与竞争的同时压抑女孩子参与竞争的积极性。然而熟悉美国现在民风的人都知道，美国家长可没有那么大的闲心去从小 “掰” 孩子。对于更大的孩子，美国父母都是放羊教育，更不要说有闲空去掰一两岁那么小的孩子的竞争欲。美国家长会教孩子做人的基本道理，比如不伤害别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要负责、不要任人欺负等等，其他都是顺其自然。美国家长也极少会像有些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那样，孩子极小的时候就灌输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中应该怎么样（比如诱导孩子说长大想当科学家）。那么小的孩子，其实你灌输什么他也不懂。三岁幼童竞争欲望的性别差异只能是天生的。

有研究选取同样是数学很好的男女生，让他们做数学考试实验，先告诉他们这仅仅是个数学能力测试，不是竞争性的，就是看看你答得怎么样。然后再做一组同样的考试实验，并告诉男女生，这次考试是竞争性的，获胜者有奖。结果对比结果，发现女生的成绩在非竞争考试中最好，改成了竞争性考试她们的成绩就下降了。而男生恰恰相反，告诉他们考试是竞争性的，他们就 “来劲” 了，考出来的成绩更好了。研究者还专门考察了一下，这种女生在竞争考试中表现不佳的现象是否是 “性别歧视” 造成的，结果发现，此现象和歧视没有关系，就是女生本身的特性。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能力相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程度也相同的男女，选择许诺了不同回报的不同任务时，女人偏爱选容易的，低回报的任务，不愿意冒险选较难，但是回报高的任务。既然该研究选取的对象是有着同等自信程度的男女，那么女人比男人更不愿意冒险就不会是因为社会环境打压了女人的自信所造成的，只能是因为女人天生就不如男人爱冒险。这个研究所设定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 — 如果选择了难的任务，就算失败了，也只是白费了力气却拿不到钱而已，但不会赔钱。但在现实中，一个人创业如果失败的话，就不仅仅是白费力气赚不到钱那么简单，而是会赔钱的。在不会赔钱的实验里，女人都更倾向于不选高风险任务，那么到了会赔钱的现实创业中，女人岂不是更不敢冒险？女性的创业率确实低于男性，就是女性天生 “爱稳妥不爱冒险” 的倾向造成的。即便是把同样有钱、有条件创业的西方富有女性和富有男性相比，仍然是男性创业率高。当然，女性虽然创业的少，创业成功率却高于男性，因为女性要对一件事把握较大才会去做，而男人更容易一冲动就去尝试了。男人创业的失败率是高，失败人数是多，但是由于男人创业总人数多，所以男人创业成功的人数也就大大超过女性创业成功的人数。不管是冒险创业，还是冒险争权位，都是这样。所以处于社会最上层的男性就多于女性，最上层的男女中间，也是男性更多掌握对女性的控制权。从个人角度上说，女人善于避险是优点，但是从整体来看，女性天生的避险心理就加剧了女性被控制的处境。

关注两性地位的人们恐怕都反反复复的听到过一种说法：女性这样想 / 这样做并非本性使然，而是因为她被洗脑了。那么，男女两性谁天生更容易被洗脑呢？谁天生更容易遵从他人呢？是女人。现在针对男女两性的 “遵从倾向” 的研究已经有多项，汇总来看，整体的结论就是女性的遵从倾向强于男人。把男女分成同性小组，可见女性组中的人更为 “随大流”（ 即便是在全组只有三个人，“大流” 不是很 “大” 的情况下），而男性组中的人更为坚持己见。不管小组成员之间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结果均如此。当小组成员都知道他们正被别人观察时，女性就更加随大流了，而男性却不是这样，要么不受影响，要么比不知道自己被观察的时候更加坚持己见了。对于女人比男人更爱遵从他人的结论，性别社会建构论者的解释是毫无新意，不出人意料的 —— 因为女人在社会中处于不权威的地位，所以造成她们习惯随大流，男性处于权威地位，所以更容易坚持己见。

但这种解释根本不通。为什么呢？首先，“男性处于权威地位” 和 “他们是否从小被培训去服从规则” 不是一回事。男女从小被培训去服从的规则可能不是同一套，但男性被要求遵守规则的程度却不轻于女人。而且，男人之间彼此不遵从所带来的风险，要大于女人之间彼此不遵从的风险。毕竟，男人之间不合给男人带来严重后果（比如致死致残，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几率，要显著高于女人之间不和给女人带来严重后果的几率，这是常识。那么，男人不肯在同性群体中遵从别人，是冒着比女人更大风险的，但他们仍然比女人更加不愿意遵从同性群体，这只能是因为男人天生就不像女人那么爱遵从他人。

还有一项北欧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否定了性别社会建构论者的解释。如果把做 “遵从倾向” 实验的小组换成异性混合小组，就会发现，男人和女人随大流的程度都减弱了。如果按照性别社会建构论的解释，女性更加随大流是因为她们的权威不如男人大，并因此形成了遵从他人的习惯的话，那么在和男人一组的时候，女人面前有了她们心目中的 “权威性别”，于是应该表现出更多的遵从才对，为什么遵从程度反而会减弱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女人天生就比男人更爱遵从周围人，但在男女混合的小组中，女人受到了男人范例的感染，于是也学得更加坚持己见一些；而男人由于有女人在场，被激发了求偶中在女人面前显摆自己有主见的本能，于是也变得更加坚持己见了。在这个混合性别实验中，男人的随大流程度仍然低于女人。

性别社会建构论者这个 “女人是被社会塑造成女人” 的观点，看似是个 “万金油” 解释，可以解释一切的性别差异；而实际上，它是很容易破解的 —— 两性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在人类社会发源的起跑线上，男人女人有着同等的机会塑造对方；如果女人被社会塑造的程度甚于男人，就说明女人天生就比男人可塑性强 —— 仍然归于天性问题；如果女人被塑造的程度和男人一样，说明现在社会的两性现状有一半是女人自己造就的 —— 女人的身份并非偏重于 “被塑造的受体”。

一直以来人们对性别社会建构论的漏洞认识不足，就是因为没有把 “可塑性” 本身作为一种性别天性来看。一旦把可塑性看作性别天性，我们就可以看到根源性的男女之别在哪里，就可以看出天性是如何注定两性之间的关系的。

两性差异是天性还是被塑造（nature versus nurture）在学术圈里不管如何争来争去，民众中对此事的认知永远会是 “男女天性有别”。民间的这种认知的可研究价值，绝对超过了性别社会建构论这种理论本身的价值。当足够多的人从社会生活中看到了足够多的范例，从而产生了 “男女天然就不同” 的认知时，这种认知应该得到重视，而不是被轻蔑为 “这些民众没有学问，不懂得性别社会建构论，才会有此认识”。从足够多的个案中总结规律，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就像在没有传染病学知识的时代，人们也会懂得有些可疑症状的人是不能接触的，接触了就极有可能丧命。如果人类都是不管看到多少个案也不从中总结规律，仍然是将以后见到的每个个案仅当作个案来看的话，那么人类就是一个没有脑力做风险评估的物种，那人类早就灭绝了，不可能生存至今。如果将来有一天，人类失去了，或者不再使用这种本能，那就是人类走向灭亡的开始。

民众中有关两性的说法，并非没有妄语。妄语就是在个案太少或者个案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就流传起来的结论，比如 “剩女大部分都是高端女性”，或者 “一旦男人能生孩子，女人就会没用了”。还有的妄语，是直接忽视大量存在的个案，把事实反过来说，比如 “女人是暴力之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但这些妄语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大量的人依靠本能，以大量的个案为依据，总结归纳出来的那些性别规律。

当足够多的大众看到了足够多的例子来推断男女先天有别时，这种大众结论值得得到有诚意的研究。什么是有诚意的研究呢？就是追根溯源，一直一层层问为什么，问到答案是 “没有为什么，本来就如此” 为止。如此追根溯源，最终都会追到老天那里。但性别建构论者是不会有这种诚意的，他们做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各种性别差异找到一个 “这不是天性” 的解释，一旦找到了这样一个可以搪塞人的解释，他们就不会再继续挖掘更本源的原因。

一个人的先天性别认同是极为执著而坚定的，人为的扭转它将给人带来毁灭性的痛苦。大卫。莱莫（David Reimer）出生时是个男孩子，刚出生就在一场医疗事故中失去了生殖器。大卫的父母不想让儿子长大后知道自己是个残缺的男人而感到痛苦，于是在 “专家” 的建议下给大卫做了变性手术，并给他给了女性名字 —— 布兰达。在性别建构论 “专家” 的指导下，大卫的父母从婴幼儿时期起就刻意给他灌输女性性别角色，告诉他他是女孩，让他穿粉色裙子，让他玩女孩玩具，告诉他有人欺负你不要还手要逃跑…… 在大卫的幼儿时期，这种性别建构的效果似乎还可以；大卫再长大一点，也明显表现出能听懂大人对他的性别期待，愿意乖乖承认 “我是女孩”，但同时他也自动放下了洋娃娃而兴致勃勃的拿起了小卡车。在学校里，大卫和女同学们合不来遭到排挤被孤立。在 9 岁的年纪，虽然周围女生的月经、胸部发育这些问题还不会凸显出来导致大卫怀疑自己的性别，他却已经不能认同自己的 “女性” 身份。15 岁时，大卫回归了男性身份。后来，大卫通过手术重建了男性特征并和女人结婚，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反对以科学的名义做这种不人道的 “掰性别” 的实验。最终，童年经历了严重的身心摧残和精神扰乱的大卫开枪自杀了。他的同胞兄弟在这场众目睽睽之下的家庭灾难之后也服药身亡。

一个人的心理性别是天定的，根本就不是后天环境可以改变的，哪怕是从婴儿期就开始刻意灌输也不行。老天也注定了，绝大部分人的心理性别必和生理性别相吻合。但也有极少数人，天生就是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不符，并为此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经济和其他因素许可他们做手术变性，他们会甘愿在手术台上忍受折磨，将外在的生理性别变成和心理性别一致。这些人的存在也更加坐实了两性心理差异的先天性和不可改变性 —— 如果一个人的心理性别可以通过环境影响而改动，那么那些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不符的人有什么必要去做手术呢？参加一个强化的心理培训班把心理性别转过来不就行了吗？

那些因痛苦而甘愿去做手术变性的人的存在，也证明了男女先天的心理差异绝不仅限于和生育 / 性行为有关的方面。生理上是男人的人，不论用什么手术也不会变成能怀孕的人，但还是有人要做手术。八十岁的老男人即便做了变性手术，也基本不可能再以女人的身份获得性机会，但还是有人要做手术。因为人的性别特征心理，不仅是和生育 / 性行为有关，它还包含着诸多别的元素。一个人就算是不能或不想行使与其性别相应的生育和性行为功能，她 / 他也不是无性别的人，更不是相反性别的人，因为她 / 他天生仍具有其他的性别心理特征。

在男女的先天性别特征不变的情况下，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却能随着时代而变迁，这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可以带来生产力、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如果把如今的男女不洗去记忆，直接穿越放回到我们老祖先的那种生产力、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情形中去，那么男女关系也就会回归到老祖先时代。

第十章 职场的男与女

人类劳动史上，人类劳动方式最大的一次质变，就是生产劳动不再以家庭为单位，绝大部分人家中不需要拥有生产资料，人们走进专门的工作场所，使用那里提供的生产资料来劳动，领取报酬，返回家中，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不再被混为一谈。这次质变是我们所拥有的现代化生活的基础。如果人类社会不出现灾难性的劫难导致倒退的话，这种劳动方式的质变还将继续慢慢深化，直至人类的善终。在现代化社会中，男女两性看到了以往不可想象的自我，经历了巨大的两性关系变化；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相比以往的社会形态，女人已经变得和男人空前的相似，但男女仍然显现出鲜明的差异。让我们从这场社会劳动变革的开始讲起吧。

最初，人类的劳动只是生存的必须，但不是需要争取的权利，因为劳动的权利是人人生来就有的 —— 谁都可以选择去打猎、采集、开荒耕种。男女的劳动分工是这样：所有被自然环境所允许的劳动方式中，更容易造成死伤的劳动由男人承担，其他的活交给女人或者男女共担。劳动成果的分配是这样：要么平均分配，要么是由更愿意为了获取和保卫劳动成果而冒生命危险的一方 —— 男人来掌握更多产权。

后来，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农耕之外还出现了个人 / 家庭经营的商业和有限的雇佣工作。家庭经营是男女共同的。中国古有 “扬州瘦马” 的说法，就是豢养苗条女子，教授她们各种才艺，然后卖给人家；购买这些女子的人目的之一，就是让她们记账管事，辅助家庭经营。连买来的女奴都有管账的权利，明媒正娶的妻子无疑更是家庭制造业和商业的参与者。那个时代，社会治安较差，各种天高皇帝远，公权力安保无力，个人离家出门经营或者出门受雇不能保证人身安全，动不动就死在外面成为无头案。所以，按照一直以来的，更容易死伤的工作由男人来干的原则，离家出门工作的人主要还是男人。雇佣劳动也有相对安全的环境，比如到有钱人家去当佣人，这种工作就是男女各半或者女性更多一些。在这个时代，对家庭收入有更大支配权的还是男人，因为男人仍然是更愿意为了蓄积和保卫财富而冒生命危险的人。

在以上两种初级和中级劳动形式的社会中，雇佣劳动的机会较少或不存在，不过男人和女人的劳动，除了官府徭役之外全部都是有偿的；不管劳动者是否得到货币支付，他们都是用劳动换取吃穿的；在那些年代，有吃穿可以活下去本身就是劳动报偿。大部分人的劳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根本没有 “这个是家庭，那个是事业” 的分界。大部分人的事业都转移到家庭之外，家庭和事业这两个领域被分开谈，也就是不到一百年前的事情。

后来，初始的工业革命缔造了两种职业 —— 工厂工人和工厂的经营管理者。这两种工作最初都不需要什么教育水平，管理者也只需识字就可以胜任。我们现在讲，学历对于工作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教育水平并不是最初划分人们在职场中地位的标准。在初始工业化社会中，大部分经营管理者是男人。这是为什么呢？首先，由于历史上男人拥有更大的家庭财产支配权，所以男人更容易拥有开办工厂的启动资金；其次，男人比较愿意冒险投资；而且，那些工业革命中关键的机器的发明，基本上都归功于男人，这本身就让人很自然的觉得，男人更懂工业，工厂的管理岗位上用男人会比较合适。与工业化伴生的是商业的繁荣，商业行业中的管理者也是以男人为主，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从古代起，艰辛危险而不光彩的 “负贩” 就是由男人来承担，当商业管理刚要成为一种体面职业的时候，男人没有理由把主导位置让给女人。

工业化社会来临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物质积累达到了足够的程度，而直接缔造工业化社会的是男人。直接为社会创造雇佣劳动岗位的主要也是男人。即便是现在，男性创业者雇佣他人的比例和数量也要大于女性创业者。工业化社会给男人和女人都提供了家庭之外的雇佣工作机会，这时候工作从一种单纯的必须转变为了一种权利 —— 因为工作收入和自由紧密相连，有工作收入就有了摆脱家庭束缚的自由。

工业化社会的就业市场从一开始就展示出它 “逐利第一” 的天性，用人选拔的标准就是利润二字。工业化初期，工厂工人的劳动培训是速成的，工人不需要有多高的教育水平和头脑素质，资本家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哪些求职者可以胜任他工厂的工作。很明显，女人可以胜任大部分工厂劳动，而且女人聚集起来造反的可能性要明显低于男人，所以在工业化初期，除非是体力要求上必须用男人的工种，其他的工种都是主要雇佣女人。

于是，虽然工厂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主要是男人，但是工业化初期拥有出门挣工资的机会的主要是女人。简言之，就是一些男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将实现自由的本钱给予了广大女人。实利的驱动力永远要比单纯的传统要大，女人走出家门挣钱的选择马上被她们的原生家庭所接受。比如中国丝织业所催生的 “自梳女” 不婚女工群体，虽然被当时的官僚统治者所诟病，被官僚们认为是极大的破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老百姓并不嫌恶她们；谁家出了个自梳女可以出门赚钱拿回家里来一些，反而对原生家庭来说是脸上有光的事情 —— 比出嫁但是赚不到一分钱的女儿好嘛。已婚女人也被丈夫允许出门打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自从女人有了足够她一个人存活的工资，她们就有了摆脱家庭束缚的本钱。

那个时候，虽然女人被雇佣做工的机会比男人多，但是女人的工资低于男工。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女工因为生理原因请假或怀孕中断工作的情况比男工频繁，这就打乱了雇主所希望的紧凑的工作秩序，给雇主带来风险虽然不如男工联合造反的风险严重，却也不是雇主愿意承担的，所以他们就少给女工工资。而且，女工是没有义务养活丈夫的，她们的工作只要满足自己和孩子吃饭就可以，还有些女工是没有丈夫孩子的。而男工被认为有义务养活老婆孩子，就算目前没有老婆孩子，也要攒钱为了养活以后的老婆孩子做准备。女工说 “我不会负责养活丈夫”，没有人会觉得有毛病；而如果男工表示 “我不打算负责养活我老婆”，那么这个男人的人品就是不可信赖的，雇主也不会希望人品不可信赖的男人充斥自己的企业。我们在上一章说过，男女跨文化的先天性格差异之一就是责任心，所以缺乏责任心的男人在别人眼里是不被看好的。此外，女人还容易被默认为 “现在或者将来会有男人资助” 的人，那么既然她们 “会有别的经济来源”，那么她们的工资就没有必要和只能靠自己的男人一样高。

男人和女人在工业化初期的境遇都称不上好，男人难以找到工作，女人工资低，男工女工虽然都可以存活，但都辛苦而贫穷，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但老天规定了，这是人类要得到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不仅当时的男女因受雇佣而取得了不再听命于家庭的资本，男工女工接受压榨也为后世人们的自由铺平了道路 —— 如果最初的资本家利润不够大，他们就无法迅速的再投资扩张工业世界，或者干脆没有动力创业，那我们今天的高度工业化社会就会推迟到来，甚至在某些地区根本无法到来。这些剥削和压迫者同时也是人类向着更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最积极的推进者；人类如果没有控制和压榨他人的欲望，就不会有今天的文明。

男人和女人以各自的方式为工业社会聚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于是有越来越多富的和穷的男人在冒险意愿和个人抱负的驱使下开办起越来越多的用人企业，为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同时，由于社会生产的复杂性增强了，家庭对人的管理职能又撤退了，导致政府需要对社会进行更细致的教化管理，这也催生了更多的政府文教单位的 “事业性职业”。工作岗位也变化了，出现了越来越多工资高（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且比较体面的工作岗位（包括管理和非管理岗位），受雇佣不再等同于当工人。此时，职位的性别比例也发生了变化 —— 管理职位仍然被男人所把持，同时非管理职位也成了男职员占多数，而不是像工业化初期那样以雇佣女工为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首先，由于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男职员联合起来造反砸机器” 已经不是一种突出的担忧了，所以雇佣者已经没有必要为了安全考虑而避免用男人。其次，用人标准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只要手头会重复操作就可以了，工作岗位的职能变得对人的性格和整体素质都有要求。那么雇主就无法像以前一样快速容易的看出一个人是否能胜任，而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判断，每一次判断失误都会伴随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职场中掌权的男性当然不可能直接信任女人能把工作做得和男人一样好 —— 他们起码可以看到，眼前这个工业和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社会是由男人主动缔造的，所以男人的能力更可信，而女人除了做简单重复性的手工劳作，是否也能胜任其他工作，这个当时还没人有足够的把握来判断，所以自然是先雇佣少量女人，慢慢观察女人的胜任程度。那时，女人在职场中的份额少于男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 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造成企事业单位需要的职工总人数有限，不足以容纳绝大部分人就业；那么既然选择了让一个性别优先就业，那么另一个性别的人必然就要得少。职场中那些少量的女人，工资还是低于男人，因为 “女人没有义务养活男人，但男人有义务养活老婆孩子” 的观念仍然存在，所以女人的工资只需养活她个人，而男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人才行。那时候的男人的确也自愿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我从与美国老人工作的经验中知道，八九十岁的老年美国女性不小比例都是一辈子没有工作过的，但她们因为有丈夫养活，一辈子生活的也衣食无忧。她们就是我说的这个时代过来的人。这就是最原始、最真实的 “玻璃天花板”。但它的存在注定是暂时的。

在以逐利为第一目标的职场，招聘中无缘无故的 “歧视” 或者 “高看” 都不会长久；不管单位领导自己在家中奉行什么样的原则，在工作中如果想要竞争取胜，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和市场原则。随着社会职场存在的年头越来越久，女人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整体特征渐渐被雇佣者摸清了，就是女性群体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女人在职场中的地位与份额。在没有其他体面的生存办法的时候，女人一定会是跟男人一样想就业的，但是如果不就业也能过上衣食无忧也不丢人的日子呢？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就业意愿一定会低于男人。我们前文提到过，美国 2015 年的皮尤调查显示，膝下没有未成年孩子需要照顾的男女中，女人想当家庭主妇的有 39%，男人想当家庭煮夫的只有 23%，显然女人的工作意愿不如男人坚定。即便是那 61% 的想有工作的女人，也未必是想要全职工作，很多人只是想有个兼职工作作为爱好来解闷。雇主当然更想要有 “背水” 意愿的员工，而女员工比男员工更有可能有一天得到了别的衣食无忧的途径，就不再重视工作或者离开。波伏娃也很清楚女性的这一群体属性，所以波伏娃曾经表示，如果女人有了当家庭主妇的机会她们就会想当，所以应该剥夺女性当家庭主妇的权利。

在自己家干活是不受纪律约束，不受质量标准评判，也不参与市场竞争的，比如一个托儿所阿姨打孩子会被处分解雇，但妈妈在家带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打了却没事；而且，婚内收入少或者没收入的一方做家务并非是没有报酬的，只不过这个报酬不是定额，而是配偶收入的比重（婚内总收入夫妻各半）。所以，婚内家务这种不用严守质量效率标准，无市场价值，却有报酬的劳动，正好契合女性整体上比男性更不喜欢竞争的天性。

女人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欲望也比男人强烈，这也影响她们的工作机会。有研究表明，在 25 项常见育儿活动中，有 16 项是给妈妈带来的欣快感比给爸爸带来的大。在男女都有同样多的孕产假的国家，男人比女人更愿意放弃属于自己的孕产假。比如瑞典，女人几乎用掉自己全部的法定孕产假，而男人只用掉五分之一。在提供 “带薪家庭假” 的美国高校，女人对假期的使用率是 69%，而男人是 14%。

然而，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女人因陪伴子女的私欲高而耽误职场工作，并没有什么好的社会意义，从道理上来讲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并没有任何研究证明母亲少工作或者不工作带出来的孩子成年后比别的公民素质高。反而有针对 25 个国家五万个家庭的研究证明，职业母亲的女儿长大后学历更高，当领导的更多，职业母亲的儿子长大也不比全职太太的儿子差。

如果，一个现代社会的普通女人决定，坚决不会在育儿上投入比孩子爸爸更多的精力，育儿时间严格是夫妻一人一半，哺乳期也把一半奶泵出来交给别人喂，这个条件男方不同意就不生孩子，那么男人并不能强迫她生下孩子并且承担大部分育儿负担，充其量不和她做夫妻而已。但是女人自己的生育欲望、陪伴子女的欲望、靠结婚谋求多一重经济保险的欲望使她们做不到严控自己花在育儿上的时间。

有的人可能会说，是社会观念迫使女人在孩子身上花费更多时间的。然而，我们的社会都是从 “离婚女人不能带走孩子，也不用支付一分钱抚养费” 的时代过来的。我们长久以来的文化就是女人一旦被男人抛弃就不再有义务对他们共同的孩子负责。但这种文化导致女人形成 “离婚了自然就不想要孩子” 的认知了吗？并没有。如今女人离婚时不想要孩子拖累的仍然是极少数，男方如果不放手孩子，女方还要抢呢。这说明，“女人比男人更乐于受到自己孩子的拖累” 是一种性别天性，既不是文化导致的，也不是文化能够阻止的。

“女性应该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事业对女性来说不如家庭重要” 这种观念仍然存在。但同时并存的一种社会观念，是对收入高、工作体面、事业有成的人的倾慕。不管你是男是女，如果证明自己有个好工作，工作有成就，那必然会脸上有光。女人也不例外。以前，有工资拿回家的自梳女比一分钱也拿不来的出嫁女更令父母有面子。现在，由于女人在事业上做到高层的较少，所以女人一旦做到了高层，就比同样事业级别的男人更容易出名、出彩头。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女性并不是只受到 “女性家庭第一” 观念的一边倒的影响，她们同时也受到更强烈的 “崇拜成功者” 社会风气的激励，而且作为女人，她们要比男人更容易被定义为事业成功者。在 “家庭第一” 和 “事业成功光荣” 这两种观念之间，选哪个来遵循，是由现代女性自己决定的。

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人群，还是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人群，工作积极性都不如相应的男性人群高。劳动力市场一定会感受到这种规律，女人的职场地位和份额自然会受到影响。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具体情况有差异。在西方发达国家，女人主要是自愿的削减自己的职场份额，雇主极少因为考虑女人请假或辞职频繁而不雇佣女人。而在中国，雇主预期女性会因为孕产而请假辞职，就会直接否定女性应聘者。有的人可能认为，这种差异是法律造成的，西方禁止招聘性别歧视的法律很严格，所以雇主才不敢故意不雇佣女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法不责众，如果女人的孕产假确实会给企业造成突出的损失，法律绝对会被企业有效的规避掉，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司法资源来保证法律的严格推行。在美国，每年所有被举报到联邦政府的十万个左右歧视案，最多只有 3.5% 会被联邦政府认定为 “确实有歧视”；大部分举报的歧视案根本不会得到政府的调查，就会直接发放 “无法认定歧视” 的通知，因为政府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人力资源去管那么多事。西方发达国家招聘不避讳女性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社会的跳槽文化太鲜明了，员工辞职跳来跳去很频繁，有的是好奇别的公司什么样就辞职去体验一下，有的是改变了兴趣爱好干别的行业去了，有的是想回学校上学充电辞职了，有的是在这个城市住烦了想换个城市，有的想去周游世界…… 种种跳槽和辞职的原因五花八门，招聘者光考虑女应聘者什么时候生孩子请假，不考虑男应聘者什么时候会跳槽走人，也是没用的，所以干脆都不考虑了。女人不因为会请假会辞职而不被录用，是因为男人也思想活跃爱跳槽，而人们思想活跃爱追求兴趣目标，是因为社会经济发达，人的生活不那么窘迫 —— 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原因。

而中国还在发展中，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就业难，劳动者的经济容易陷于窘迫，所以劳动者辞职和跳槽的自由度就低，企业大都期待员工忠诚，那么女人因为婚姻和孕产而辞职请假就会被视为一个性别特有的问题。还有不少中国女人，坚信着一些西方女人所不信的孕产观 —— 比如怀孕了就不能看电脑了，肚子大了就得躺在家里休息 —— 女人这些自愿的迷信也会给企业留下不良印象。由于这些原因，即便是没有生育的想法，打算一直在一个企业做下去的女性求职者，也会难以得到企业的信任。女人给企业增加的这些用人成本，不论是由企业来承担还是由国家税收来承担，都是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的，经济发展被阻碍了，大家的就业机会就会更少。最靠谱的道路，还是让用工市场自由的把逐利放在第一位，以便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经济发展程度高了，一些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可以自然得到解决。

女性是如何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就业机会和同工同酬的呢？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随着现代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产业蓬勃分生，在一段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需要用人的职位数量大大增加了；但是成年劳动人口却没有来得及明显增多，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雇主用人需求增大，就没有条件对应聘者的性别挑三拣四了，不要女人就会招不满人；他们也会不能再用低工资打发女性了 —— 女性的工作热情本来就低于男性，如果女性的工资再明显低于男性，那就更不利于刺激女性的工作意愿了，所以男女同工同酬就会成为大势所趋。

那么，如果招聘者不再刻意避免雇佣女性，而且职场内男女同工同酬的话，男女在职场中的地位和份额就会一样了吗？在强制分配劳动的社会，或者穷困到了人人都必须工作，不然就无法生存的社会，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在相对富裕、自由、压力小的社会，男女受雇机会均等 / 同工同酬也不会带来男女的职场地位和份额的相等。这是因为男女工作积极性的差异，男女竞争欲望的差异，以及男女与孩子相处的欲望差异仍然存在，而且越是在富裕、自由、压力小的环境下，这些性别差异越容易彰显。

根据美国的计算，男女在严格 “同工” 的前提下，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 98%，同工同酬基本实现（中国没有这种严格同工前提下的运算数据），但所有全职工作的女性的平均工资，却仅为全职工作男性平均工资的 77%。由于男性全职工作的比例大于女性，如果对比全体男女的平均收入，女性会比男性低更多。美国女性收入低于男性，原因在于她们和男人 “不同工”。在任何国家，女性高管的比例也明显低于男性。在 “提拔女性” 是一种 “企业形象任务” 的国家挪威也是如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靠女性自己针对自己做出改变。而依靠其他方式获得的改变，不仅会是暂时的，而且会是有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

现代职场已经走过了足够长的时间，足够让各行各业，从上至下的人都心知肚明，在非体力劳动行业中，如果女人使出她们全部的能量来工作，她们的成绩会和使出全部能量来工作的男人一样好。确实也有不少女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现代职场中的女人，从整体上讲，一直没能向职场证明 “我们为工作而付出的意愿和男人一样大”。于是，即便是在同等条件下男女入职机会均等的，当今的美国职场中，女人的职场份额也不会与男人一样大。2015 年，LeanIn.Org 联合 McKinsey&Co. 针对北美 118 家公司的人事档案进行研究发现，女性被提升的几率比男性少了 15%。我们无法确定这里的 “提升几率” 是否 “同等条件下的提升几率”，因为只看人事档案无法完全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是否适合被提升，但是我们姑且认为，同等条件下的男女员工，女性被提升的几率比男性少了 15%。接下来继续看此研究报告，他们还对三万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60% 的女员工和 72% 的男员工表示自己想当高层领导。也就是说，女员工想当高层领导的比例比男员工少了 17%。想当将军的士兵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精神状态肯定是不同的。女性和男性意愿的差异足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得到提升的几率低。当然可以说女性生孩子是导致她们不想在事业上进取的原因，但她们如果自己不想生孩子，别人是强迫不了的。美国 1904 年出生的女性就有三成是不生孩子的，如今有了避孕和堕胎条件，女性不想生孩子就更容易了。的确，有些甘愿为工作而竭尽全力，不想要孩子，拒绝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女性，的确也有可能会遇到工作环境施加给她的，“性别特色” 的阻力，比如看她是女人就直接认为她不想在工作上付出太多；而这些阻力的终端施加者，正是那些大量的，放纵自己的母性，想避免工作太努力的女性 —— 她们用行动来拖累女性整体形象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拥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完全屏蔽她们的影响。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女性受到过各种各样的职场阻力；但女性受到的职场阻力从来没有大过中国两千年来商人从业受到的阻力。中国自从有了皇帝开始，统治者的政策就是抑制商业，民间就是瞧不起商人的；商人可以因为普通的经商行为而被判刑甚至处死，商人属于士农工商中的末流，人品再好也被称为 “无商不奸”。而当统治者的禁令一解除，中国男人没有等待民间先消除对商人的鄙视，而是立刻着手构建起了一个商业社会，主动树立起了商人的荣誉；如今，“经商” 和 “丢人” 之间已经毫无关联。在老天的计划中，该发生的事情，从来不需要先把一切障碍都给它扫除干净，只要把最关键的 “铁门” 打开，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如果开了最关键的 “铁门” 之后，过了太久它还是没能发生，那绝对不是由于还有别的障碍没有提前被扫清的缘故，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发生的可能。女性在职场中的份额与地位也是如此，如果再过五十年，它仍然没有稳定在和男性持平的位置上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职场上的 “两性平分秋色”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评论：贞观年代就不是这样的～】

当人们思考女性在职场中受到的阻力，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男性单单施加给女性，却不施加给别的男性的那种 “性别特殊性阻力”。然而当今的现实中，女性在职场中的份额和地位问题是这种 “性别特殊性阻力” 造成的吗？根据美国对职场欺凌现象的调查，男人的确是职场欺凌的主要实施者，女性是职场欺凌的主要受害人。不难想象，男人作为先天控制欲更强，竞争欲更强的那个性别，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在职场中欺凌他人。但是，实施职场欺凌的男人对下手对象的性别却不怎么选择，他们欺凌的男人和女人比重差异不大（近年不同年份的调查比重有所浮动，但总体观是接近一比一），可见男性欺凌者并不是专门挑女人来欺负。但女性欺凌者，却明显是在挑着其他女性来欺负的，她们选择的下手对象七八成都是女性。作为冒险意愿较低的性别，女人倾向于选择同样冒险欲望低的同性来欺凌，因为遭到报复的可能性较小。

根据美国的调查，女的职场欺凌者比男的职场欺凌者更加惯用 “背后捅刀” 和 “滥用职权” 的手段，而男的职场欺凌者更加惯用直接骂人的手段。

美国 2015 年的研究显示，女人如果在男性上级的手下工作，有助于减轻她所受的职场欺凌。与之相呼应的，是加拿大 2005 年利用在美国 90 年代收集的数据做的运算结果 —— 女员工若在男上级手下工作，其表现出的身心压力症状最轻，若在女上级手下工作，其表现出的身心压力症状最重；而男员工，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女性上级手下工作，压力症状无明显差异，若同时在一男一女两个上级手下工作，压力症状则会有所减轻。时隔二十年，这个状况在美国并没有改变 —— 如果女领导多了，女员工的工作环境会因而恶化，同时男员工的工作环境会因而优化。当女性在职场中寥寥无几时，是男人给她们设置 “性别玻璃天花板”，当女性进入职场成了普遍现象时，女人就接过了给女人设置 “性别玻璃天花板” 的接力棒。可悲的是，大部分女人恐怕都不知道，造成如今女性在职场中的份额和地位不够高的首要原因，并不是男人，而恰恰是她们自己或者其他的女人。

职场中的男人受到的欺凌稍少于女人（男：女 = 2：3），但这不等于他们的工作压力小于女人。前文我们讲过，男人在竞争中保持地位的欲望更强，他们的责任感也更强，而且男人在职场之外的退路不如女人宽，这就导致了他们对工作更拼一些，男人加班也比女人加得多。虽然女人在家务上花的时间比男人长，但是在自己家干活和给公司干活的质量要求是完全不同的。男人比女人更多的死于过劳和工伤。即便到了男女的职场份额完全一样的时候，男人的工作压力仍然会大于女人，因为男人这方面更善于 “自讨苦吃”。

女人的职场参与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二。第一，人在职场之外为社会经济做贡献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工业革命初始时，大部分不受雇佣的人还可以从事家庭和个体劳动，那些劳动也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而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比例的转入到企业中去，人以非雇佣劳动的形式对社会做贡献的余地会越来越小。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如果既不是在创业，也不是受雇于职场，那他就是个没有劳动 GDP 价值的人。这种人多了，对社会就构成了负累。女性是一半的人口，女性的职场参与度小，就必然意味着负累社会的人口多。所以女性职场参与度最好要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第二，女人在职场中的位置稳定与否，是高是低，意味着她在职场之外的生活中能享有多少自由选择余地，能够多好的保卫自己的尊严和安全。也就是说，在职场中争取一席之地，对女人个人来说也意义重大。

那么，增加女性员工和女性领导的比例，对企业自身的效益有没有好处呢？有的研究说是有好处的。然而，以女教授爱丽丝。伊格里（AliceEagly）为首的学者们对这些声称 “增加女员工 / 女领导的比重会对企业效益有好处” 的研究进行了仔细审查，结果发现，截至到 2016 年，这类研究要么是带着政治宣传目的而来的劣质研究，要么是结论不明确或相矛盾的，都不能作为证明 “增加女员工 / 女领导的比重会对企业效益有好处” 的证据。伊格里教授发现，经过反复的分析运算，企业中女员工 / 女领导的比重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趋近于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在的企业中，“为了任用资质不够高的男性，而放弃资质高的女性” 的现象并不突出。如果，企业们经常为了录用和提拔男员工而故意否定掉资质更高的女员工的话，那么企业的 “男性比例高” 就会和 “效益低下” 联系在一起。然而大量数据的计算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女性现在的职场份额与职场地位虽然低于男人，但这并未影响到企业对 “择优录用” 原则的实践。

职场中的两性份额和地位的差异将来会缩小吗？当然有可能。不过，带来这种可能性的最大动力仍然会是男人。当男人逐渐领悟到，他们没有必要为女人和孩子负责任，纷纷放弃和女人的经济捆绑关系，放弃有扶养义务的父亲身份的时候，女人就会因退路被切断而不得不全力冲向职场并在工作中发挥出她们最大的潜力。这就是波伏娃所说的，剥夺女人当家庭主妇的权利。男人缩减自己责任的愿望，早就显露出了端倪。美国六十年代初期，贫穷的女人突然变得比以前难嫁了，因为愿意娶一个经济上纯粹是负担的女人的男人少了，然后从 1970 年开始，美国女性的就业率发生了从 1890 年起最迅猛的增长。印度五十年代，男人择偶观变化，变得偏爱娶有工作的女人为妻，于是印度十年内经历了一场女性晚婚潮，为了上学和就业，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 1955-1975 的二十年间突然提高了 3.22 岁。可以想象，如果男人从希望女人分担一少部分家庭开支，变成完全不愿意负担和女人孩子有关的任何开支，那将给女人带来多大的就业动力和职场竞争动力。

日本男人最容易过劳死，而且日本已婚男人身体健康差于同龄单身男人，这和他们负担女人孩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系。现在，日本男人对婚姻对性的兴趣都大大淡化，于是日本女人在职场中过劳死的现象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男人为女人提供经济支持的意愿下滑的同时，男女的寿命差异也渐渐缩小。比如英国，从七十年代到现在，男女寿命差异缩小了 3 岁，原因之一就是女性在职场中承担起了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女性越来越拥有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越来越拥有摆脱任何一个男人的控制的资本。男人和女人永远不会一样，但是当男人在家庭中丢弃女人和孩子，转而在职场中跟女人并肩作战、对打擂台的时候，女人将会被迫压抑掉自己的部分天性，她们和男人的差异将会显现出最小化。

当男人摆脱对女人和孩子的责任，女人会因为对生活负担的恐惧而压抑自己对生育的渴望，于是大大减少生育。这对女性的职场份额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劳动力越是不足，用人单位就越没有资本挑选应聘者的性别。现在，在少子化的日本，一个求职者对应 1.28 个工作岗位，招聘市场处于饥饿状态，于是政府不得不设法鼓励女性和老人就业，甚至提出让非正式员工也要和正式员工同工同酬。2009 年，日本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昙花一现的现象：30 岁以下的单身女性的女性收入以微弱优势超过了 30 岁以下男性的收入。日本女性在职场中的奋进潮，恐怕并不完全是她们自己的意愿，她们是被逼的。当今日本女性中最信奉 “男主外女主内” 的，是二十多岁的女性。如果这是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话，老女人的观念不是才应该更传统吗？为什么老女人反而不如年轻女人信奉 “男主外女主内”？其实，这些二十多岁的日本女性并不是因为老观念才信奉 “男主外女主内” 的，她们是因为自己正处在最有希望结婚的年龄段，所以可以尽情憧憬实现当家庭主妇的理想。她们不想工作，不是观念灌输导致的，而是因为作为女人，她们本身就期望能在不参与职场竞争的同时，还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而且这些年轻女人确实看到上一辈女性过这样的生活的范例，这种范例也给了她们更多的憧憬空间。然而，她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 她们可能根本结不了婚，即便结婚，也没那么容易找到一个不用她上班赚钱的男人。

日本男人是因为压力过大养不起女人和太多的孩子，所以才对结婚生子降低了兴趣。但是，男人没有必要都非到养不起女人和孩子的境地才不养女人孩子。即便收入足够养的起老婆孩子的男人，也可以选择不养老婆不要孩子，用多余的钱去创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一面是女人因为失去了靠养而不敢多生孩子，于是劳动力就不会过剩，一面是就业岗位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一面是女人自己失去了退路也不得不到职场拼搏，这会给女人带来职场份额和职场地位空前的最大化。变化这样发生，会是早晚的事。

关于职场男女的最后一个问题：科技进步降低了人们体力劳动的强度，那么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因此而提高了吗？今后劳动对体力的要求会进一步降低，那么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会因而继续提高吗？我的回答是：没有、不会。男人会因他们在战争中的能力而获得地位，但他们自从封建社会起，就没有因为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在任何行业内获得过地位；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重体力劳动，向来是地位低下者的选择，这些劳动者无不希望后代通过读书等方式脱离那种行业。当科技进步减轻了体力劳动强度，所有人的生存状况都得到了改善，而男工作者的生存状况是首当其中被改善的。同时，大量的男人被从 “非男人干不可” 的体力劳动岗位上解放出来，去参与脑力劳动岗位的竞争 —— 这并不会对女性的职场地位有所助益。科技进步促进女性职场地位的提升，是通过避孕堕胎技术对女性的解放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降低劳动对体力的要求来实现的。

将来，不论科技如何进步，体力劳动强度如何降低，工作也是对人的身体有损耗的；如果要在工作中成为佼佼者，身体势必要比别人承受更大的损耗。即便劳动不再需要多大的肌肉力量和肺活量，它也是消耗人的健康的：工作时间长，睡眠和饮食规律被打乱，心理压力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过多，可以引起心血管病、糖尿病，免疫力降低引发癌症，导致容颜易老…… 虽然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学水平的提高让不健康的人也能够比较长久的活下去，但劳动者都不免要承受劳动带来的身心不适。女人不会因为肌肉力量和肺活量比男人小就承受不了这些，但问题是，女性会和男人一样情愿去承受这些不适吗？这将取决于女性生存压力的大小。

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劳动被空前的社会化、雇佣化；这种变化打掉了家庭生产合作的纽带，给男人和女人带来了巨大的自由，也迫使男人接受了女人的自由，迫使男人和女人学会了新的生存方式；这种变化也将大量素不相识的男人和女人放在职场中彼此合作、彼此竞争，男人和女人空前的学会了懂得彼此，懂得了如何以最小的代价，从一个自由的异性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两性的博弈还将继续，谁对异性的需要程度更低，谁就是最终的上家。

第十一章 学校、科技界与政界的男与女

有的人认为，是 “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改变了男女的相对地位，解放了女性。是这样吗？对于个人来说，受教育可以成为改变其命运的推动力，然而对社会来说，这个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反过来的：不是教育促进了社会发展，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决定了民众的求学行为。从整体观上看，教育也不是男女博弈关系改变的诱因；男女博弈关系的改变，靠的是社会生产力结构等因素的变迁，教育的变化只不过是社会变化的伴生物而已。

曾经，受教育和就业之间的关联是极小的。在古代西方，受教育只是世袭统治者和其他世袭有闲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他们有闲空和闲钱受教育，也可以凭借教育水平把自己和平民区分开来。普通平民如果识字，在宗教活动和买卖活动中会便利一点，如此而已；但是平民凭借有文化而就业的机会很少（比如女人可以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因为社会上根本没有多少这种雇佣机会。中国古代的情况非常类似，只不过多了一个科举制度，男性可以通过考试当官，所以普通人家甚至穷人家也有一些人，为了赌一把而让儿子多年专心读八股文。但是由于科举的录取率太低，所以大部分普通家庭都不会下这个赌注。在中国古代，是否让子女读书，也是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 —— 太穷的，子女都不识字；家境稍好的，子女都识字；再有点钱的，子女都在识字之外读点别的书。对于大部分古代平民来说，有点文化也就是为了在生活和贸易中方便一点，外加在人前有面子一点，而不是为了就业，因为没有那么多需要文化水平的雇佣岗位。即便有一些文书、教师、账房先生之类的雇佣工作需要文化水平，那些大批在科举中落败的读书人就足够填充这些岗位了，用不着谁刻意为了应聘这些职位而去读书。

【评论：这里的说法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宋明两代受教育率都挺高的！宋代有女童参加科举童科考试并通过的例子。】

中国和西方古代的一个相似点就是，一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主要是由阶层决定的，而不是由性别决定的。有条件供读书的家庭，男女都读书；没条件供读书的家庭，男女都不读书。中国的科举制度由于只允许男人报考，于是读八股文的都是男人，有考试任务的男性如果不专心读八股文而是搞别的文学爱好，都算不务正业。但是那些家庭的女孩，也不是不读书，只不过家长对她们读什么书限制较少，因为没有考试任务，女孩识字之后可以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只要看的不是禁书就可以。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让女孩读书，为了 “嫁一书生，谈吐相称，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生辉”。就连《金瓶梅》中潘金莲这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女孩，也是七岁被母亲送去女学堂读书，为的是抬身价，能够嫁个层次高一点的男人。中国和西方古代那些当奴仆的人中，也是女性识字的机会更多。因为女性奴仆有更多机会进入内寝，跟有文化并且有闲空的女主人耳鬓厮磨，从而学会识字；而男人当护院家丁或者马车夫，则没有这种学习机会。美国奴隶制期间，奴隶主本不允许黑奴识字，但是女黑奴还是通过跟有文化的女主人接近而学会了写字，是她们模仿奴隶主签字，伪造通行证，帮助男黑奴逃跑。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古代，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和男性是不相上下的，但即使女人受教育和男人一样多，也不会改变男人的掌权地位。

曾经，受教育对就业的用处很小，而且接受教育是要花钱花时间的，所以人们受教育的积极性就比较低，全民教育水平也就低。后来，一些重要的发明促成了工业革命。而这些发明人之所以能发明这些东西，也不是因为依靠了什么从学校学来的文化，而是因为个人爱好和当工匠的背景。而工匠技能在当时并不被视为什么学问，匠人学艺根本不叫受教育。发明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是个木匠，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个造船匠人的儿子，自己是个修表匠，虽然得到了大学朋友帮助提供了实验场所，但他发明蒸汽机的能力却不是从学校里学来的。所以说，工业革命的发生本身也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

工业革命早期，人没有文化并不阻碍其成为雇佣工人，而一个本来不在资本家圈内的人，就算有文化，也很难被那几个垄断产业的资本家当作合作伙伴雇佣进入管理团队，所以人们的受教育积极性还是不高。

后来，生产和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需要一定文化水平的职位，而且机器设备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雇佣更多的人来维修、设计、改进，于是以前的匠人手艺也被进化成了需要到学校受教育来掌握的一种文化才能。我们在前一章讲过，工业革命之后刚刚出现了较多的，可以称得上是体面的职位的同时，就业市场经历了一个暂时的，男性对女性的能力高度不信任的时期，加上岗位总数还不够多，造成当时女性受雇佣到那些需要文化水平的岗位上的机会少。女性受雇佣机会少，就导致家庭投资让女性受较高教育的意愿不足。简言之，不是女性受教育不足导致了女性职场份额不足，而是职场拒绝女人导致了女人受教育动力不足。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些九十岁左右的，农村出身的美国老太太，她们成长环境中的一个惯例就是，农村女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自己想读书，要先去读一年制的 “商业学校”，也就是学习办公室文秘技能的学校，然后找到工作赚到钱之后再考虑想不想上大学的问题。因为当时最集中雇佣女性做非体力劳动的职位就是文秘 / 打字员。民众受教育的必要性和动力是取决于就业市场指挥棒的，单纯思想上的性别观念并非主要因素。

西方到了那个时候，由于整体生活方式比较现代化，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文化，生活会比较不方便，于是也会比较没面子；而且从传统上，有文化就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再加上上得起学的人比较多，于是大部分男女都是要上点学的，起码读写都没问题，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子女就去读大学。那个时候西方男人是非常情愿养活无业的妻子的，女人上大学大都不是为了就业，而是选取一些自己感兴趣又不太辛苦的专业，毕业后嫁人，文凭可以抬抬身价，毕竟人们都认为有文化的女人作为母亲更会教育孩子。

在女性就业空间不大的社会环境下，贫穷的家庭自然会不鼓励 / 阻挠女儿去接受 “过多” 的教育。但是生于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瓦莱莉。索那拉斯（Valerie Solanas）的经历证明了，当时的美国女孩就算没有家庭的支持，照样可以拿到大学理科文凭。瓦莱莉生于保守的贫民家庭，但从小在学校就是不良学生，特别会骂人，依靠帮校园暴力实施者出骂人的主意赚钱（10 美分代笔写一篇骂人的话），高中时未婚怀孕，生下孩子送人了。瓦莱莉被祖父打出家门，但仍然做到了高中毕业。后来，瓦莱莉读了大学生物专业，本科毕业后还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生科研。不过，瓦莱莉的性格是不适合干任何需要与人合作的工作的，后来她离开校园沦为妓女，一边继续写作，写的东西里面还不时流露出她对生物学的兴趣。瓦莱莉的例子说明，当时的美国社会环境，是允许一个没有家庭支持的，贫民出身的女性凭自己的兴趣读完大学的。但是，由于就业市场没有给女性亮绿灯，所以大部分女性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费力读大学。

中国曾经也经历过家长因为女孩的性别而阻挠其受教育的阶段。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和西方那个阶段是一样的 —— 就业市场的指挥棒显示，女性体面的就业机会少。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美国不同，被家庭阻挠读书的女孩不能像瓦莱莉那样，不靠家里支持仍然读到大学毕业。但是，就算中国当时也和美国一样，想读大学的青少年不管家里支持不支持都能读，也不会有几个人像瓦莱莉那样，不看就业市场有没有绿灯，凭兴趣就去费力读书的。家庭阻挠子女上学，根本原因并不是观念陈旧（观念在实利面前不堪一击），就业市场指挥棒才是原因。

就业市场是不断变化的，用人单位对女性无缘无故的不信任只能是暂时的。正如上一章讲过的，后来西方就业市场用人需求增大，不再有条件对性别挑三拣四。也是在这时候，西方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高过了男性（现在墨西哥裔女性受教育机会超过白人男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体面的雇佣工作机会多了，投资受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一种 “风险” 而是一种 “保险”—— 只要有了文凭，其他的能力不需要怎么突出，就可以稳稳当当的找份工作。女人天性更爱求稳妥求保险，所以女性的受教育积极性就超过了男人。而男人天性比女人爱冒险，他们更容易被社会上那些不需要多高的教育水平就可以赚到钱的机会所吸引，等不及熬到拿学历，就想先赌一赌，试试那些更刺激的人生路径，比如创业，或者先打工学徒再当技术工人工程师。男人不依靠学历而得到不错的事业的例子明显多于女人。有的学者针对美国男性教育水平落后于女性的现象表示担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男孩读书少，不等于男人赚钱会少，不等于男人事业会差。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在，中国城市缺乏让低学历的人谋到好生活的机会空间，所以中国城市男女都热衷上学，或者都是被迫上学；城市里不管男孩女孩，在学校成绩太差，父母都会焦急。不过，不用大学文凭仍然谋到好生活的机会，在中国城市也不是完全没有，现在正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这些机会也激发着男性爱冒险的天性，让他们憧憬着不靠文凭就能活得风风光光。我确实也通过个人见闻感受到，中国城市里，在没有大学文凭或者完全抛弃大学所学的专业的情况下，事业还混得不错的，是男多于女。于是，中国从 2007 年起，大学中的女生人数超过了男生。

而中国农村，还遗留有 “女人存活下来比男人容易” 的观念。事实确实也如此，长大到了劳动年龄的农村文盲男女，的确是女的活下来的路子更多 —— 除了女人有嫁人这条路之外，那些既不需要脑力也不需要多大肌肉力量的工厂工作也是偏爱雇佣女性，甚至有的雇主完全不要男性，其原因和工业化初期雇主偏爱雇佣女工是一样的。既然文盲女性存活比文盲男性容易，加之让孩子读书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也构成明显的经济负担，所以，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农村父母普遍认为男孩应该优先读书。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持久。因为人口流动被允许了，外面的就业机会对农村的男孩和女孩来说都增加了，所以农村的父母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如果能够通过上学在城里就业，都一样可以给原生家庭带来财富和荣耀。2011 年，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父母中有 83% 认为男孩女孩上学的机会应该平等；高中或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父母中有 88% 认为男孩女孩上学的机会应该平等。可见，不管农村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他们都可以较为容易的理解 “女孩上学同样给家庭带来利益” 的道理。现在，中国农村男童女童失学率差异不大，男童失学率略高于女童。

高等教育仍在继续普及。将来，中国女性会继续把读书当作买保险一样来重视，中国女性在教育水平上完全可以和西方女性一样显著超过男性。但同时，就业市场仍在继续变迁，企业将渐渐从盲目看重文凭转变为不随便信任文凭，以看重能力为主。文凭这个保险卡将越来越不保险，同时，没有高等文凭的人能发财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女性在教育水平上显著超越男性，并不会轻易转化为女性在职场中比男性地位更高。不过，高等教育的普及给女性带来了一个福音，就是推迟了女性的生育。女性如果要按时完成学业不中断，就不能在中途生育，这就给了女性拒绝过早生育的动力，也让整个社会将女性推迟生育视为正常合理（推迟生育是为了上学，而上学是正经事）。这就降低了女性生命中被孩子拖累的时光比重。

讲过了教育再讲科技。很多人认为，科技和教育是紧密相连的，所以科技成就者的诞生是依靠教育水平的，女科学家不如男科学家多，是因为女性不能和男性一样自由选择在科技领域接受教育。这种观点是错的。

最初，根本不存在一个 “科技界”；搞科学不需要学历，也没人会授予那种学历，科技和 “上学” 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最初的科学家们，相当一部分甚至无法靠科研赚到一分钱，与科技最接近的正式职业就是匠人和炼丹术士。什么样的科技行为属于被允许、可以赚钱的呢？就是那些制造与发明直接可以用于家庭和生产的东西，直接可以让生产生活更加便利的东西。从士农工商的排序来看，中国古代匠人的地位比农民还低，在西方，工匠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大都是男人。那么古代有没有什么规定，能够禁止女性当匠人呢？前文讲到过，古代女性是有权管理家庭经营的店铺 / 买卖的；常识也告诉我们，古代女性也有制作手工商品的权利，比如织布、刺绣、缝纫、做鞋子、做陶艺、做装饰品、做食品、炮制药物；那么，如果女性制作的手工商品是机械钟表，也并不违背任何 “伦常”，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女性可以创造传女不传男的文字 “女书”，也可以成立女子绣坊，那为什么不可以汇成女性匠人行会？原因就是我们讲过的性别爱好天性 —— 实验室的小猴子选玩具的时候，小公猴子偏爱小卡车，小母猴子偏爱布娃娃，和男孩女孩的选择是一样的 —— 女性天生对机械和其他有着复杂三维结构的东西兴趣不如男人大。

在古代，不是所有的科研 / 制造行为都是被允许的。如果研究者所研究、制造、发现的东西并不是在生产生活中直接有用的，只是一个基础的科技理念，那么在中国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浪费时间的，除非你家有钱有闲空，不然你还是干 “正经” 活去。而在西方，这些研究行为则有招致杀身之祸的风险。比如比如希腊女数学家希帕蒂娅遭宗教势力阴谋，被凌迟焚尸，意大利男天文学家布鲁诺也被宗教势力囚禁八年后烧死 —— 这都是搞科研的后果。不管你是男是女，只要被教会势力认定为异端，结局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搞科学而被教会迫害的人，都有宗教法庭审判记录；审判记录不是表彰记录，不可能因为 “看不起女人” 而偏重记录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宗教审判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冒险搞科研的人就是男多女少。

其实，风险不单单来自宗教迫害，就算没有人来害你，你花费巨大时间精力研究了半天也未必出任何成果，最后可能落得穷困潦倒遭人耻笑 ——“浪费时间之后什么都得不到” 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风险，确实也有不少科学家是穷光蛋。从科研不被鼓励的时代起，就是男性科学家多于女性，原因除了男女兴趣点天生不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女性天性不如男性愿意冒险。

在科技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专业领域体系之前，男人和女人有相等的机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不论是在平民中还是在上流社会中。上流社会中的男女有同样多的受教育权利，只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内容可能不同，不过，最初的科技知识并不在任何学校的课程安排里，最初的科学家并不是在课堂上学成科学家的，所以，即便上流社会男女所上的学校有可能不同，那也不是最初的科学家男多女少的原因。

后来，西方的皇室看到了科技在生产、战争、交通中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加之皇室的人里面也有对科技有兴趣的，于是王室招募了一些御用科学家来搞研究，建设理工科学术，把科学人才请进大学，给予研究经费、荣誉和头衔。“科技界” 由此形成。在王位继承上，国王没有儿子才轮到女儿继承王位，但在科研上，贵族中间并没有 “有男性愿意搞科研的话就轮不到女性来搞” 的规定。而且，贵族一生中做过的事情都是有专人来记载的，作为史书工笔的一部分，搞科研是一件长年工作，应该很难被记录者忽视。但由于男女兴趣点有别，搞科研的贵族也是以男性为主。

与此同时，科研在平民中仍不算是什么有前途的正经事，仍有很大风险会费力不讨好，把自己搞成穷光蛋，被人当作神经病。民间的匠人研究者还在不依赖学校教育的情况下继续搞研究发明，民间这些人里面依旧是男多女少。即便是在如今，男性在没有接受相应领域的正式教育的情况下，就凭巧手和自学在这个领域内当上工程师，或者自造复杂的机器，这也不是太罕见的事情。这样的男性我认识好几个。但这样的女性有多少呢？

在 15-18 世纪的三百年间，由于法律规定男人是家庭财产的第一掌权人，所以可能跟盈利产生关系的发明专利只能注册在男人的名下，也就是说，如果妻子有了发明，想要注册专利，只能注册为她丈夫的名字。这是历史上唯一妨碍女性的科技成就被记录的规章。但科研发现的记录无需完全依赖专利，尤其是在上流社会中，不管专利文书中如何写，史书工笔还另有一份独立的记录，那三百年 “专利权人不能是女性” 的历史，并不能解释上流社会中女科学家的相对缺乏。

截止到 20 世纪之前，有记载的女性科学家共有三百多名。有很多名字并不是大众所熟悉的，但她们的历史记录永远存在。这三百多名女科学家的名单，对 “科学家” 的界定也不是那么严格，连护理业导师南丁格尔也被包括在内（因为她用从学校学到的统计学方法计算了各种原因死亡的士兵比例）。按照这样的标准，20 世纪之前的男性科学家会多得数不清。而在改变世界方面功劳最大的百名科学家中，女性不足 10%。

老一辈女性科学家，有的有独立成果，有的是在团队中和男性合作，有的则是完成了一项发明的一个步骤，而最终可用的产品由男人来完成。从整体上看，她们独立发明的直接可用的产品以 “小件” 或 “家用” 为主，在所有终端 “大件” 或 “大成果” 的研发过程中，女科学家的贡献比重明显小于男科学家。

科技界进一步演化，专门雇佣人来做研究的工作岗位增加了。“科学家” 不但成了体面的头衔，也成了平民都有机会做上的职业 —— 你只要考入大学相应专业，获得文凭，再找到一份科研工作就行了。但是，选择做理工科研这一行还是要冒风险的。首先，你有很大可能性毕业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如果你是学机械的，要找对口工作就只能找跟机械有关的单位，但人家学金融的，随便一个什么单位都对口。如果你的专业学下来是很轻松的，那么毕业找不到对口的工作，那就抛弃曾经学过的专业知识，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你的专业如果是很苦的那种理工类，毕业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必须抛弃专业知识的话，你上学受的苦就白受了。其次，就算你毕业后找到了对口的科研职位，你还要冒永无出头之日的风险 —— 毕竟项目负责人的名额太少了，你的工作很可能就是在科研团队的基层做重复性的数据收集和运算，当不上项目负责人，团队出来的成果算是项目负责人的成绩，不算是你的。名义上你是搞科研的，实际上一天到头枯燥乏味，生活图景远不如普通的办公室白领风光。

而且，吃苦本身就是一种投资风险。西方有的人根据 “男生女生在早期对科技表现出的兴趣程度一样” 来证明 “女生后来攀登顶峰的人数变得不如男生多” 是因为 “女性的兴趣后来受到了打压”。这种解释对于没读过理工科博士的人来说可能显得有道理，但是读过理工博士的人都知道，研究生期间的科研跟中小学乃至大学本科时的理工科学习完全不是一个辛苦程度。低阶的理工科学业，无非就是看书、做题、考试，实验就相当于寓教于乐玩一玩。一个人在这种吃苦程度低的阶段表现出感兴趣，并不能证明他真的有多大兴趣。到了研究生那个又苦压力又大的阶段，如果还是有浓厚的兴趣，那才叫真的感兴趣。女生越到科学阶梯的上层人越少，恰恰说明了她们兴趣不如男性大，于是就不如男性情愿在那些领域里冒风险和吃苦。

美国每年毕业的博士中，女博士的比例不小，近年有的年份还超过了男博士。但是，那些较辛苦，或者找工作难，或者行业内竞争激烈的专业（如物理、计算机、数学、哲学、工程、化学、地理、经济学等）的博士，主要就是男人去上；女博士的比例都只在 18-40% 之间。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是不会因为是女生就不录取，或者因为是女生就抬高分数线的。那些女少男多的专业之所以女少男多，是因为女生自己的选择，因为女生对这些专业的兴趣不足，所以不想为之冒险吃苦。而同样是理科实验类学科，美国的生物学系，不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是女多男少的，为什么呢？首先，女性对生命的奥秘兴趣比较大，这是肯定的。其次，现在的生物学研究，远不如数理化机械工程苦。我在有机合成化学和生物学的博士科研实验室都工作过，两种科研生活的差异鲜明。生物学高度依赖各种现成的仪器，有机化学合成靠一双手，每个不同的合成路径自己组装各种仪器零件；生物学实验室干干净净，有毒挥发性药品种类很少；有机合成化学实验室无数种有毒挥发药品，一大股味，白大褂几天就斑斑驳驳；生物学博士生的劳动时间和普通的上班族差不多，周末各种有空休闲，有机合成化学博士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做一天实验，还剩一天要复习功课。不要说生物学，就算是化学里面的生物化学分支，因为跟生物沾边，就不如有机合成化学苦。我们曾经和生物化学专业在同一座实验楼的不同楼层，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紧张度比我们差的多，由于压力较小，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比我们的师生关系放松。由于科研辛苦程度不同，有机合成化学博士生里女生比例最小，生物化学里面女生多一点，生物学里面女生最多。

有研究表明，现在美国大学科研职位就业选拔标准是男女一视同仁的，在有些地方甚至是优先录用女性的；同时，大学科研岗位的男女研究者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一样多，男女的工作业绩和回报的挂钩程度也一样。这说明当今美国科学界内部并没有用更苛刻的态度对待女性。但是，在那些对数学水平要求最高，最辛苦的科研领域里，女性的涉足率和攀上顶峰的比例都明显不如男人。

其实，大学里的科研教职是最方便得到灵活的时间照顾家庭的。拿科研教授和超市经理相比较，科研教授没有必要遵循严格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只要有研究成果就可以，什么时候家里有私事需要处理就可以暂时走开，不用请示谁。而超市经理上下班时间是固定的，上班中间家里有事也不能随便走开，是要请假的，请假多了也很不好。如果从女性照顾家庭的需要考虑，女性应该更喜欢科研教授的工作。但实际情况是，女性争取超市经理的工作更为积极。为什么呢？因为争取科研教授的工作风险大，要吃苦受累多年才有资格申请，还不见得申请的上。绝大部分女性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直到现在，美国还有人在坚持使用这样的解释：“女孩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导致她们不选择去某些科技领域”。这种解释和我十几年来在美国所谓 “保守州” 生活的经历是脱节的，我在我的美国熟人中从未见过这种灌输现象。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解释是多么可笑：如果学校开办举重训练班，说女生的训练地点在二楼，男生在一楼，结果女生去参加举重训练的不如男生多，就有人说，这是因为女生多了一重阻碍，男生不用上楼就可以参加训练，而女生要多爬一层楼梯，这就导致了女生被阻拦在了举重训练班之外，那无疑是强词夺理。举重训练要比上楼梯难多了，苦多了，如果女生连多一层楼梯都爬不上去，那说明她们根本不想受举重训练的累。同理，要成为一个有造诣的科学家，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很大的，而要做到不去理会一些没有强制力支撑的性别观念影响，相比之下就容易多了，相当于举重训练和上楼梯的难度差异。一个人如果连那点观念影响都没有能力屏蔽掉，他怎么可能做到在科学之路上披荆斩棘？

有的老一辈美国女性从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中工作了一辈子，在她们年轻的时候，由于女性参与该行业的历史过短，业内男性对女性的能力是很不信任的，但周围男性的态度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工作进展。为什么呢？因为她们的工作本身的难度要超过那点偏见给她们带来的阻力，既然她们有能力做好工作，那么自然就有能力屏蔽偏见对她们的影响。比如著名的女法官朱迪，她年轻的时候在法律界，是感受到了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态度，但是她认为那些对她的事业根本不构成影响。著名的哲学女教授克里斯蒂娜。索曼斯（Christina Sommers）干脆表示，她自从年轻时候起就呆在以男人为主哲学领域，但从来没感觉到事业被自己的女性身份所阻碍。我自己也认识一个八十多岁的退休女法官，她说自己做了第一份政府职员工作两年后报考了法学专业，父亲得知后大闹一场，因为他觉得女儿到那种主要是男人占据的领域去，肯定会被欺负的。我问她，那么你在法学界受到什么阻碍了吗？老太太耸耸肩摇摇头。因为她觉得父亲的不赞同和行业中男性的充斥对她来说都构不成实质的阻力。诚然，要当上法官本身就是比较难的，一个连一点没有强制力的外界观念压力都克服不了的人，也谈不上能当上法官。

而在如今的美国，那些性别观念阻力也已经成为过去式，女人仍然在理工科技行业顶端占的比重小，源于美国女人自己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也不再有性别观念阻力了，理工科技行业顶端的女性也不会和男性一样多，女性仍然会少于男性，因为女人里面对那些行业感兴趣的少，愿意付出辛苦承担风险去干那行的也少。如果非要解决这个 “问题”，又不降低科学界的科研质量，就只能这样 —— 强制一定数量的女性入行，告诉她们，如果你们做得不如男性同行好，就不给你们活路了，你们就只能饿死 —— 那样的话，女性在科技界的人数和造诣一定能变成和男性一样，因为女性的智力和潜能本来就不差于男人，缺的只是意愿。但是这样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因为科技行业中只有科研质量是问题，而男女比例本来就不是问题，男女比例不管是 1：1 还是 9：1，对社会都没有影响，对男人和女人的整体地位也都不会构成影响。

本章的最后一个话题是政界的男与女。政治本身虽然复杂，但政界的男女关系话题却是最简单的话题。我们前文已经讲过，男人为什么走上了权位，以及男人是如何在除了性与爱情的其他方面都 “同性相吸” 的。在较低阶的社会形态中，政治统治者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就连前文提到的那些现存的母系社会，公权力议事会也是由男性掌握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较低阶的社会形态中，对于政权掌握者来说，顶要紧的就是彼此之间的认同，铁板一块。男人可以轻易察觉到，女性作为一个性别整体，在精神层面上和男性这个性别具有鲜明的不同点。走上了权位的男人会天然的对女性不信任，而且他们能够轻易做到将女人排除在他们的圈子之外。欧洲少数女王的出现，是因为这些女人的王室血统比其他男人更 “正宗”，而血统正宗的要求也来自 “可信度原则”—— 血统亲近的人比 “外人” 更 可靠。

后来，为什么女人被允许加入男人，进入政界了呢？原因有三。第一，当社会形态进入了高级的全民选举制，政界内部统治者不再把互相认同作为第一要务，而是把得到大部分选民的认同作为首要任务，而每个政客所要争取的 “大部分选民” 都不见得是同一个人群，他们对 “大部分选民会认同什么” 的理解也不一样，为了争取选民，政界内部也是各种互相不认同摆在明面上的。女性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一个 “大部分选民” 群体，为了争取她们的选票，男政客就不能随便表现出对女性的排斥，要么摆出不排斥与女政客合作的态度，要么用女政客当手中的王牌来打击对手。尤其当对手团队中有了女政客的时候，自己方面也要有女政客来应战，免得被对方构陷为 “敌视女性的派别”，从而失去广大女性的选票。被控强奸女人的嫌犯找律师，是优先使用女律师的，道理也差不多 —— 你方是个女受害人，那我方就找个女律师来攻击你这个女受害人，免得给人留下 “男人纠集起来欺负女人” 的印象，招致陪审团的厌恶。（关于选举制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重访。）

男人允许女人进入政界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革命后男女大面积的同时进入职场，带来了男人对女人更深的了解。当人们是以家庭为劳动单位的时候，男人一辈子有机会了解的女人是不多的，就只有他家族中那几个女人。而到了以雇佣生产为主的时代，男人有机会见到和认识大批的女人，看到她们在家庭之外做着家庭事务之外的事情，看到她们中有的人面临令人忍无可忍的压榨和剥削而奋起斗争，于是，再笨的男人也会意识到，起码有一少部分女人，在政治方面的思维和行为是和男人没差别的。而从政，本来就是少部分人才干的事。

男人允许女人进入政界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现代武器的发明和战争的进化。在冷兵器时期，女性在作战中的价值是极低的，女人基本被排除在武力斗争团队之外。在冷兵器时期，虽然战争也需要依靠后方生产的物资来补给维持，但是军队获得补给的方式只是从百姓那里攫取现存的粮草，军队自己打造自己的兵刃；百姓的生产行为不被视为战斗的一部分。后来，现代武器被发明出来了。虽然全体女兵的部队仍然无法和训练时间一样长的，全是男兵的部队抗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也成了在战斗中有可用价值的人，尤其是在渗透、偷袭、游击战中，在男战斗者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女战斗者，对整个战争是有帮助的。另外，战争的进化导致了，直接攫取老百姓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资用于作战肯定是不够用的，作战后方需要专门组织大规模的，专门以支援战斗为目的的生产活动，这些生产者和组织者都属于战斗团队的一部分。当青壮男人大批走上战场直接参与战斗时，后方生产的任务就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女人的肩上。战争本身就是政治，而女人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大批的加入了战争团队，这就帮助男人树立了这样的观念 —— 在统治和斗争方面，有一部分女人是完全可以胜任和男人协作的。所以，权位上的男人更加认同，至少有一部分女人是可以加入他们的团队的。

当女人进入政治统治团队不再是被禁止的事情，男性统治者 / 政客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在政界的势力，也会当仁不让的让自己的女性亲属、自己的女性朋友进入团队 —— 毕竟团队里自己人越多越好嘛。

女人从政的现象要被公众所习惯，是需要时间的，过一两代人之后，自然就习惯了。到了这个时代，公众都已经很自然的明白一个道理 —— 政客首先是政客，其次才是男人或女人；政界的男人是精英版的男人，但骨子里仍然是典型的男人；而政界的女人并非典型的女人，不见得要把她和普遍女性的特质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大众女性仍受诸多管制和蔑视的印度，仍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选出女总统。

我们仍然会听到对某些女政客不满的人士非议女政客的性别。但这只是政治的一部分 —— 如果你在政界属于某种 “少数者”，而恰恰有人对你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不满，那么反对者找茬攻击你是什么茬都可以找到的，你的少数者身份随时可以被反对者拿来使用。如果别的政客发布消息都是通过媒体，偏偏你发布消息喜欢用推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是少数派，你这个少数派举止就可以成为反对者攻击你的素材。但反对者真的是认为，你这个政客不称职是因为你爱发推特吗？不是的。同理，反对者非议女政客的性别，也并非是真的认为她不称职是由于她的性别为女，这不过是议政中常见的找茬话头罢了。

在选举制国家，由于女性构成了选民的多数，以吸引大部分选民的青睐为业的政界自然而然会自上而下的确立一种 “不能冒犯女性” 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政治正确之下，攻击女政客与攻击男政客相比，是更为严重的道德问题，于是女政客比男政客多了一重少受攻击的保护伞。2014 年，英国曾有一个正式机构的调查显示，男政客在推特上遭受语言凌虐的机会是女政客的六倍左右。后来，在没有消息指出此项研究造假或谬误的情况下，刊登调查的原机构网页就被无故删除；这种信息屏蔽很可能也是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这方面政治正确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女性从政的人数少于男性，必须是性别歧视阻力造成的，跟女性群体特征无关”；然而，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 “女性争取从政的道路上遇到的阻碍大于男人”。

【评论：这种说法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大陆这种没有选举权的地方也有「不能冒犯女性」的政治正确，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导致的。】

2016 年美国大选之后，不少希拉里的支持者叫嚷，希拉里败选是因为她是女人（也是一种政治口号），特朗普胜选是因为他是男人。有一个支持希拉里的学者，为了证明希拉里败选的原因在于性别，特意设计了一个实验：雇佣一个男演员背诵希拉里的话，模仿希拉里的动作表情，同时雇佣一个女演员来学特朗普，让他们在剧院当众重演竞选辩论的 “性别反转” 版。结果，大部分观众还是认为 “女版特朗普” 更有吸引力，反感 “男版希拉里”，甚至觉得想用拳头抡 “男版希拉里”。连设计实验的学者本人也意识到自己被 “女版特朗普” 吸引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表演实验是在纽约市进行的，而纽约市大部分人是支持希拉里的，但是当性别反转之后，大部分观众还是支持台上的那名女性。也就是说，因性别而得便宜的不是男政客，而是女政客。在同一个城市，同样的语言，同样动作和表情的演讲，如果来自女人，可以获得广泛支持，如果来自男人，就让人想用拳头招呼，这也说明了，在大众潜意识里，男人这个性别就是比女人更 “可揍”。

既然女政客会因为性别而占便宜，男政客会因为性别而吃亏，那么为什么女政客的数量还是明显少于男政客呢？有的人认为是女性不如男性关心政治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错的。女性只是关心政治的方式跟男性不一样。如果所有的关心政治的方式都算上的话，女性关心政治的人数是多于男性的。有选举权的男人和女人相比，是女人参与投票的比例更高（这导致大部分选票是女性投出的），男人里面既不出门投票也不想从政的人数多于女性。当女人把一件事情认作是关乎自己利益的，她们会积极的采取对自己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投票。

但是，女人里面决心亲自当上政客，或者为政治理想付出较大代价，承担较大风险者不如男人多。美国大学里，任何学生都可以自由发起或参与学生组织，由于男女爱好不同，各类大学生组织出现了性别扎堆的现象。女生人数占主导的组织多为服务公众、校园生活和身体健康方面的组织。男生人数占主导的组织多为学术、行政、媒体、娱乐和特权派组织。男生所热衷的组织性质明显和社会权力关联更紧密，他们在大学里参与的组织活动，可以说是为了进入社会夺权打基础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要走上谋求政坛席位的道路，基本上就要与平静舒适的生活告别，开始永无宁日的生活；如果得罪了政敌，对方用一点小事就可以把你搞到身败名裂，让你还没有登上一个有意义的位置就已经 “作废” 了。这无疑是一条很具有风险的道路，所以女性中间有兴趣者比例不如男性高。

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由于女生发育成熟早于男生，所以负责组织活动的中小学干部都是女生多；但是到了大学阶段，西方有研究表明，同样资历的男生女生，是男生对竞选学生会主席的热情高。而不管是西方家庭、社会还是学校，都没有特别的向女生传播 “当学生会主席不是好事” 的理念。这种现象，与我们前文讲过的，“女性整体上竞争欲望低于男性” 是相吻合的。要进入政界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其竞争激烈程度要大大高于职场竞争，因为在政界掌握实权的人数要大大少于可以称得上是事业有成者的人数。连愿意竞选学生会主席的都是男多女少，竞争政界权位就更是如此。

除了男女冒险欲望和竞争欲望的差异导致女政客数量少之外，在非选举制的国家，政界遗留的 “内部彼此认同铁板一块是第一要务” 的导向还比较明显，所以男人之间的 “同性认同” 也还会阻碍女性进入政界。

那么，女政客会不会有朝一日变成和男政客一样多呢？在选举制的国家，在政治正确的导向下，完全有可能。毕竟，有足够的竞争欲望、冒险欲望以及政治兴趣来当政客的女人和男人，在数量上都超过政坛可以容纳的人数，如果刻意多 “请” 合适的女性进入政坛，一定会有足够的，合适当政客的女性填充得了一半的政界席位。

不过，在 “应该更多扶植女政客” 的政治正确背后，支撑力量是占投票人数大多数的女性民众对女政客的天然认同。这种政治正确能够存续多久，取决于女性大众是会一直相信 “选女政客自然就给女性大众带来好处”，还是会悟出 “政客是女性不等于会给大众女性带来实利” 的道理。只有当足够多的女人当了政之后，大众女性才有机会通过亲身体验认清这个道理；在那以后，女政客将会永远的、稳定的少于男政客。

第十二章 最近一次两性关系巨变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如今现代化社会的两性关系和封建 / 传统农耕时代大不相同了，男性特别施加给女性的控制显著的减弱了，社会给予女人、孩子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更多仁慈，同时男人和女人都得到更多自由。我们是怎么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其实，老天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这一步发生的定时器。

人的天性里面，从来都存在着对弱者的保护意识和对他人的同理心能力，不然人类种群根本不可能存在至今。中国旧时代流传 “四大缺德事” 的说法：踢寡妇门、挖绝户坟、吃月子奶、骂哑巴（一说是打瞎子），传达的一个观念就是 “欺负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是丢人的、耻辱的、不会有好下场的”。人们自古有这个认识，并不是什么现代思想启蒙，或者近现代社会运动的结果，而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同时，人类也具有麻木和残忍的本能，这种本能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须。这两种本能是哪个占上风，是由生存压力决定的。在生存压力大的环境中，人对弱者的保护意识和对他人的同理心都会被压抑，压抑到人只会为至亲考虑，甚至只为个人考虑，而对其他人都是麻木或残酷的。但是，即便在人保护 / 同理弱者的本能被压抑的时候，人类仍旧是以 “加害对自己无威胁的弱者” 为耻的。不过，生存压力越大的环境中，人们眼里的 “对我有威胁的人” 就越多，这也是本能。正如动物园里养得胖胖的老虎可以凑成一大群嬉戏打闹，但自力更生的野生老虎，成年女儿见到母亲走近自己的领地都会警惕的示威，因为生存压力让它把自己的母亲也当作威胁。对于人类来说，生存压力使人可以心安理得的把婴儿也当作对自己有威胁的人，因为婴儿成长要耗费资源，他人的存活几率可能因此降低；那就更不要提那些做出 “破坏社会规则” 的行为的人，他们更是威胁，因为生存压力巨大的时候人们承受不起更多的未知 —— 谁知道你坏了规矩之后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要是变得让大家更难生存了怎么办？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会发生很多对弱者残忍的事情，而且人们不会因为 “欺负弱者” 而有太大的羞耻感，因为那些被残忍对待的弱者都是些 “对他人的生存有威胁” 的人，于是也就算不得是 “真正意义上的弱者” 了。掌握权力的男人也是如此，在生存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会需要考虑保障那些有对社会 “有用处” 的弱者的生存（正如我们前文讲过的，游牧民族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女性拥有更多自由，是因为生存繁衍过于艰难，男性掌权者为了不绝后，不得不给她们一些善待），但是对他们认为 “威胁到社会” 的人，不管是不是弱者，他们都不会放过。

以上原因造就了人类社会曾经的人际关系 —— 社会氛围比现在冷漠、残酷，人们不如现在自由，男人和女人都遭受可怕的控制；在两性之间，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是主流，但同时，更容易被杀死的却是男人。

后来，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新思想的传播和运动的发生吗？前文说过，太阳下面无新事，那些自由、平等、博爱、仁慈的思想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很久以前就有人想到，有的人的这些理论早被文字记载下来；而投票制最早的记录在古罗马，可以想象，即便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时代，人类的智力足够创造出投票选举制；连美国宪法中的一部分，最初也是从印第安土著人的法典中脱胎出来的。我们所谓新理念，未必真的有多新。只是，什么思想理念提出来，要有社会生产力状态的配合，它才能转化为现实留下来。就好像播下种子之后，紧接着要有合适的温度湿度，种子才能发芽；如果种子播下去等了太久也没有合适的温度湿度，种子就失去活性了，下次还要重新播种。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时不时就会有人提出理念和诉求，有的被记载下来，有的没有被记载下来；什么时候人提出来的理念和诉求 “撞对了时代”，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恰好允许这些理念和诉求发芽壮大，那么当时参与播种的那些人就有幸成了 “创造新历史的人物” 了。

社会运动也是同样的道理 —— 有的社会运动，本身就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到达了特定的状态，所以才能搞得起来；有的社会运动，是因为搞起来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合宜的生产力发展走向，所以它的成果才能够稳固下来。有史以来各种社会运动多得是，但不是哪个都有用，因为不是哪个的发生都赶对了时候。中国古代发生过那么多次农民起义，但是效果只是换了朝代，封建帝制并没有被改变，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态并不支持制度的改变。总而言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可以不断试探抛出各种理念，发起各种运动，但什么时候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要看老天什么时候允许。 那么，两性关系的变化一步一步都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是造船技术刺激了航海旅行实践，于是大洲之间的高产农作物互通有无，于是欧洲粮食大大增产，可以养活得了更多的人了，于是欧洲人口迅速增殖起来。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有心情思考更多、向往更多，也有条件变得更有同情心 / 同理心了，而且生活压力的降低使人没那么容易视他人为威胁了。这变化的第一步，是男人主导的 —— 造船和航海主要都是男人做，而且最初的航海者是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没有好东西的情况下甘冒生命危险驶出去的，没有比这更能说明男人的冒险欲的重要意义的了。

然后，人口的增殖导致了潜在消费需求的增大，也就刺激了高产机器的发明，也就是刺激了工业革命。我们前文已经讲过，工业革命是如何帮助人们摆脱家庭的束缚，是如何帮助女性摆脱男人的控制的。我们前文还讲过，工业革命也是男人主导的，是男人在工匠行业并不受尊重的情况下凭兴趣爱好开始了机器的研发。

工业革命的同时，在机器发明领域之外的知识也在膨胀。其他的学者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启发，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繁荣的无限可能，感受到了普通个人的思想力量对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是有了思想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仁慈这些并不全新的理念由学者们以新的方式提出，让人们感到自己有潜力，配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更好的社会图景是事在人为的。思想启蒙运动仍然是男人主导的，因为一直以来掌控公权力领域的是男人，男人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更令人信服，也更能引发运动。但是，男人主导的启蒙运动不可能不影响到女人的思想，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大众男性对女性的态度。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还没有发生什么女性运动之前，世界上的每一个洲就已经陆续开始给予女性一些政治、经济、婚姻家庭、财产、教育方面的权利了。与思想启蒙运动同步进展的工业革命催动了包办婚姻的衰落，加上男女对高质量爱情生活的追求促成了法律认定 “感情不和可作为离婚的充分理由”，这些都大大松动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枷锁。

到那时为止，女性自己还没有发起什么社会运动，男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由和追求而做的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对女性的解放。同时，社会将妇女儿童看作是应该受保护的弱者的传统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社会同理心的增强，这种传统也跟着加强了。这种现象的一个例证就是 1784 年开始的美国禁酒运动。当时美国刚赢得独立战争并建国，几年前刚有男人写出了揭批酒精毒害的书，后来就有 200 个农民聚集起来发起运动，要求限制酒精饮料的生产，他们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酗酒的男人对老婆孩子不好，而且没有能力工作养活老婆孩子，这会造成社会问题。现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型组织，援助受到男人家暴的女人（但不援助受家暴的成年男性），叫做 “白丝带”；这个白丝带最初是禁酒运动的标志物，90 年代才被上述援助组织采用，可见这个组织 “保护女人不受家暴” 的理念源于那个并非由女性发起的禁酒运动。禁酒运动开始以后，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宗教和政治势力也各自怀着各自的目的加入进来，有的女人也在禁酒运动中当上了领导人。这说明了，在当时，妇女儿童利益问题已经可以构成开展社会运动的由头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在女性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运动之前，妇女儿童利益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引起广泛重视的话题，这就给了以后的女性运动发生的土壤。

在这种氛围下，女性参与社会运动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她们对现状极度不满的情况下。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凡尔赛妇女运动。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之后，导火索是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和贫困，人们认为，我们本来有着过更好的生活的前途，没有理由留着一个什么问题都不能给我们解决，只会吃我们的王室贵族阶层在那阻碍我们的好前途，倒不如我们自己做主。揭竿而起的人以男性居多，但也有 7000 多名女性带着男人发明的枪炮在凡尔赛实施了武力起义。说到这里，女人参加社会运动有一个鲜明的规律：在那些由男人发起，男人占多数的社会运动中，会有一些精神层面上和男人很接近的女人，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参与其中，与男人并肩作战。比如女性会参与工人运动，但闹工潮并不是女性发起的，在北美，工人运动从 1619 年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女性首次加入进来是 1824 年；而所谓三八妇女节的由来，“1857 年三月八日的美国女工运动” 干脆就不存在，而是 1955 年的一份法国日报编造出来的故事。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女性参与，浴血牺牲，但是革命本身还是男人发起的，参与者也是男多于女。这些危难时刻男人发起 / 主导的运动中，的确存在和男人一样英勇参与的女人；但那些由女人自己发起，而且以女人占多数的社会运动，都是在相对安全，风险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比如女性选举权运动、白羽毛运动、女子三 K 党运动、七十年代女性运动这些 “女人自己的运动”，都是在风险不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也体现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这是后话。

回到法国大革命上。虽然法国大革命后来演变为了疯狂的屠杀，九成被杀的人都不是皇室 / 贵族，虽然帝制被短暂的取消后又恢复了，但是革命给政体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革命的成果之所以能够固定下来，是因为社会环境 / 生产力的支持。引发大革命的旱灾是暂时的，经济并非持续低迷，工业革命仍在继续，思想启蒙仍在进行，人们持续坚信自己有过更好的生活的潜力，而且坚信自己是智慧的，应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足够多的民众有这样的认识，就一定会有各路政治家想不同的办法迎合群众获取支持，这些人之间互相制衡，使得任何一个人想恢复家天下都很困难。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其他受工业化影响国家也发生了家天下权力的瓦解或削弱。早就被人类发明出来，但是长时间被搁置的选举制成了西方政治的常态。

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恰好发生在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的进行时，于是美国一建国就顺利的成为了非君主制国家。后来，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的美国北部诸州嫌依靠黑人奴隶干农活过日子的南部诸州经济形态落后，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内战爆发，北部诸州解放了黑人奴隶，统一了全美国的经济形态。废奴战争是以 “黑人不应该受到奴役” 的思想作为道德资本的。其实当时不管南方还是北方，美国白人还都是认为黑人低白人一等的。所以即便奴隶制被全面废除，黑人被给予的选举权也是和白人不一样的 —— 加了各种财产上的附加条件，还要交费，致使能真正行驶选举权的黑人极少。正是这种种族地位对比给了欧美白人女性要求更多权利的理由 —— 既然这个社会认为黑人都应该得到自由和仁慈，那么比黑人 “更高等” 的白人女性就应该得到更多权利才像话。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选举权运动，而普遍选举权对于女性的地位来说意义最为重大。

大部分人都以为，在女性选举权运动之前，西方社会男人都有选举权（包括黑人男性），但是女人都没有选举权，而且政府本来是非常反对将选举权赋予女性的，但是由于女性的勇敢抗争，迫使政府把选举权给了女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伪造的历史。本来，英国的选举权就是以财产为标准的，而不是以性别为标准的，有钱的一个人可以买好几张选票，没钱的就不能投票。在那种制度之下，由于财产多是登记在男性户主名下，女性不婚或者丧偶的情况下才会拥有完整的财产权，所以有选举权的女性少于男性。不过，大部分男公民也没有选举权。在女性选举权运动之后，白人男女的选举权才不再受财产制约。所以 “是女性选举权运动使西方女性首次获得了选举权” 的说法是错的。另外，在女性选举权运动开始之前，政府官员也不是全都反对给予女性普遍的选举权。毕竟，有选举制的国家政客都想要更大的票仓 —— 我给了你们选举权，你们就都要来选我或者我的政党哦 —— 女 性这个占一半人口的大票仓，政客不可能不想要，但是政客之间要竞争票仓，存在互相制衡的问题，所以这个赋予更多人选举权的问题是要在政府内部拉锯讨论上一阵子的。事实上，在女性选举权运动构成规模之前，政界内部已经在讨论赋予公民普遍选举权的问题了。

一旦一个国家确立了选举制，全体公民被赋予选举权是早晚的事，因为政客总是在不断的搜罗票仓中，早晚会把所有的公民都搜罗干净；公民都有了选举权，还会有政客盯上移民甚至非法移民，想把他们也赋予选举权来投自己的票。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色人种的选举权运动在势力上根本不足以震慑到政府，但欧美有色人种公民最后还是都有了选举权 —— 因为政客爱票仓，早晚会把可得的票仓搜罗完，这是选举制的本质决定的。

女性选举权运动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个坚决反对将选举权赋予穷苦女性，另个一个支持穷苦女性得到选举权。前者虽然行为更加激烈，但她们排斥穷苦女性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采纳。最后获得成功的是后者。而支持穷苦女性的那个女性组织，其领导人的丈夫就是政府官员，他在与女性组织领导人结婚之前就已经在政府内部商讨女性选举权的赋予问题了。而且，政府在赋予白人女性普遍选举权的同时，也把普遍选举权给了白人男性，结束了大部分白人男性都没有选举权的历史。排斥穷苦女人选举权的那个女性组织闹的更激烈，政府却还是把选举权给了穷苦女性，女性选举权运动者并不重视男人的选举权，但是政府还是把选举权给了男性大众，这是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这是选举制的本质决定的。政客爱票仓，多多益善，而且政客之间存在竞争，你用投票权拉拢了这群人来支持你，那我为了制衡你也要把投票权给予另一群人，这样早晚大家都会有投票权。

女性拥有了普遍选举权之后，显现出了比男人更积极的投票热情。通常，女性的投票率比男性高十个百分点左右。而这十个百分点，就可以决定政客在竞选中的胜负。这就是西方 “尊重女性 = 政治正确”、“政策得罪男性不如得罪女性严重” 这种政治原则的根本成因。为什么女性投票率比男性高呢？我认为是这样：女性更容易相信某个政党 / 个人可以充当救世主扭转乾坤，所以更积极地参与投票；而男性更倾向于认为社会的走向是历史规律决定的，具体哪个人上台改变不了太多，所以懒得去投票的比较多。

综上，选举制的确立一步一步必然导致全体公民得到投票权，而女人参与投票率更高决定了女性大众更受政客重视。也就是说，选举制必然给女人带来权力。而选举制是哪里来的呢？选举制是在男人的主导下一步一步缔造出来的。如此说来，女人的权力其实主要是靠男人给的。

不过，女性选举权运动的确是一场属于女性的运动 —— 发起人是女性，参与者也是以女性为多。我们前文说过，属于女性自己的社会运动有个特征，就是要在相对安全无风险的情况下才搞得起来；女性选举权运动就符合这个特征。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已经是非常宽容的，女性搞社会运动反对政府，也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惩罚。女性选举权运动中那个行为激烈的派别，破坏公共设施，纵火爆破，泼腐蚀性药品伤人，谋划绑架行动，当街挥鞭打人，她们这些行为的实质是恐怖主义暴乱，如果放在现在，判刑是判得比较重的。但是当时的西方社会是不把女性当作很具有威胁性的人来对付的，女性选举权运动者那些比较严重的犯罪，获得的刑期往往只有几个月，刑罚是很轻的。直到现在，欧美男女犯了同样的罪，女人的平均刑期也只有男人的一半左右。很多人听说过，被捕的选举权运动者遭遇了强制鼻饲，其实那也是为了防止她们绝食饿死，防止发生更不人道的死亡事件。有个选举权运动者在服刑期间被狱卒用水管子对着往监室里冲水，她出来之后就把监狱起诉了，还胜诉了，监狱方因虐囚行为被判赔款给她。一个反政府的女犯人在监狱里被冲水都能获得赔偿，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对女人有多宽容，女性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搞社会运动风险有多低。在这个行为激烈的派别中，有个在运动中殒命的知名女性，艾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从她的死亡事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艾米莉来到赛马会上，本来想抓住国王的马，把标语幅挂在马上，让马披着标语跑完赛程，但是她一下子没有抓住，反被马撞倒踩到头部，当场昏迷。同时，马被她绊倒了，马背上男骑手当场也摔晕了，一只脚挂在马镫上，被站起来继续跑的马在地上拖行。艾米莉虽然故意扰乱赛马秩序导致无辜的骑手被摔晕，但是在场的人对她并不是 “自作自受，去死好了” 的态度，而是积极抢救，积极送医；住院四天后，艾米莉不治身亡。艾米莉的钱包里，有一张当天晚上舞会的票，还有一张去走亲戚的车票。而艾米莉准备这次挂标语的行动，是准备了两周的。也就是说，在她计划好了要去干扰国王的赛马会的时候，根本不认为自己会被捕，还计划着当晚去参加舞会，过几天去走亲戚呢 ——因为女人为这种 “小事” 被捕在当时并非常态。在法制对女性如此宽容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敢于发起 / 主导社会运动就不足为奇了。

后来，女性选举权运动还没有完，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社会进入了非常时期。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国家对外作战期间，你在国内为了和支援战争无关的事情而扰乱治安，搞反对政府的运动，那后果跟和平时期是不一样的，很可能被当作叛国行为，被严打。也就是说，战争的到来使社会运动面临更大的风险。那么女性选举权运动者们是怎么反应的呢？那个行为激烈的派别，本来在 1913 年还在高调的搞暴力破坏，1914 年战争一爆发，该派别的选举权运动就在其领导人的紧急叫停之下戛然而止。而另一个遵纪守法，倡导政治协商的派别在战争期间仍然继续她们的女性选举权运动。由此我们由可以看出，女性发起 / 主导的社会运动明显很善于躲避风险。

战争期间政府无暇颁布选举权政策，而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政府就把普遍选举权给予了白人男女公民。

上文中说到的，那个行为激烈的女性选举权运动派别在一战爆发的同年突然停止了选举权运动，那么她们干什么去了呢？她们原班人马搞了另一场女性运动 —— 白羽毛运动。她们邮寄白羽毛给男人 / 男孩，或者当街塞白羽毛给他们，羞辱他们没上前线就是胆小鬼、懦夫。有的男人 / 男孩忍受不了羞辱而自杀，有的则为躲避羞辱而不顾身体条件的限制跑到战场上去送死。政府中有少数人认为白羽毛运动有助于征兵，所以持支持态度，但白羽毛运动并非是一场政府指使下发生的运动，而是由女性主导的运动。它和其他女性主导的运动一样，都是低风险运动。我们前文早就讲过，人类社会给男人设定的角色一直是 “耗材”，战争发生的时候男人就 “应该优先去死”；在当时的社会的发展程度下，这种观念还没有改变。女人抓住这一传统思想来攻击挟制男人，对女人来说是非常安全的，不论是政府还是男人对她们都没有办法，男人被羞辱难受到自杀，也不能去打羞辱他的女人，因为根据传统，他是 “理亏” 的。

在女性获得普遍选举权之前，社会就已经是很宽容女性社会运动的了，那么在女性获得普遍选举权而且投票积极性高于男性的情况下，政府就只能更加向女性倾斜。西方从此进入了 “女性社会运动安全期”—— 女性搞什么运动风险都很小，不用担心什么严重后果。于是女性发起 / 主导了下一个运动 ——1923-1929 年间的美国女子三 K 党运动。三 K 党最初是白人男性在选举权运动之前成立的反对黑人的组织；但我们这里说的女子三 K 党并不是男子三 K 党追随者、附庸或分支，它是女性自己领导的，成员皆为女性的组织，并不听命于男子三 K 党，相反，女子三 K 党的头领还把男子三 K 党原来的领导人给搞下台了，让男子三 K 党从此听从她们的召唤。女子三 K 党的成员包括一些参加过禁酒运动的女人，一些参加过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女人，再加上一些别的社运女性；她们的党章中明确，女性在一切领域的权利都不能少于男人，即便是国家也不得高于女人，这就显示了它是一个属于女性自己的组织。同时，女子三 K 党也更加激进，不仅反对黑人，而是把所有不具有 “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徒” 身份的人全部定为下等人。女子三 K 党是如何驯服男子三 K 党的呢？本来，男子三 K 党最怕的就是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生出孩子，“污染” 白人的血统，最初打的旗号就是 “保护白人女性不被黑人侵犯”。那么，“白人血统的纯洁” 最终就是要依靠白人女人对黑人的厌恶的，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暗示 “你们白人男性要是惹我们白人女性不高兴，你们的血统纯洁可就不保了！所以你们就得给我们护驾”。所以男子三 K 党还得对女子三 K 党恭恭敬敬的，女子三 K 党一出去游行，帽子袍子白茫茫的一大片，别人见了她们都得鞠躬，不然的话，就会被护驾的男子三 K 党成员殴打。

那么，曾经声势浩大的美国女子三 K 党是如何销声匿迹的呢？很简单，就是被美国 1930 年的经济大萧条给截停的。这个女人自己的社会运动，在低压力、低风险的环境中诞生，虽然可以暂时高调的碾压男人，但它其实非常脆弱，不用政府打击它，也不用民间势力针尖对麦芒的和它斗争，只要生存压力高到一定程度，它自己就萎缩了。因为女性自己的社会运动是要依靠别人的理会和重视的，它本身蕴含的强制力不够，它的强制力最终是靠足够多或者足够有势力的男人的支持来实现的。如果大家都处于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而你这个女性运动又不能成功的说服民众 “跟着我们干，你们的现实问题就能很快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都各顾各去了，就不会再理睬你这个运动了。男性主导的运动在高压环境中有可能实现这种说服（有的时候是欺骗），让男女民众都跟随他们的运动，但女性主导的运动做不到这点，只能靠民众有 “闲心” 的时候支持她们。所以说，人民生活有保障、有空闲，对女性运动的形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女子三 K 党运动被经济危机截停之后，欧美经历了一段没有女性运动土壤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危机过去了，民众生活变得更加平稳而丰富。从那个时期美国发行的老杂志里的广告可以看出，美国的业余生活比较丰富，虽然女性参与工作的不多，但是杂志上有很多面向女性推销的商品，广告用语对女性也颇为讨好，因为女性不用自己参加工作就可以花丈夫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女人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再后来，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也没有心思去重视战争以外的事情。战后重建结束后，欧美民众都能够认识到一个问题：以当前的科技爆炸程度和经济增长潜力，应该是能够让所有的人过上无拘无束，尽情享受自由的轻松日子的，但目前人们过的日子跟理想还有差距。而后，刚恢复不久的欧美和平，又受到了美苏冷战和美越战争的威胁，于是有一批厌倦战争，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西方民众发起了嬉皮士运动。

嬉皮士运动的精髓是享受自然、自由（包括性和爱的自由）、放松、摆脱束缚。这种思想并不新，1500 多年前波斯改革家 Mazdak，中国的庄子老子思想也类似。但是古代的生存压力是不容许人们实践那种自由放松的。到了 1901 年，德国教师 HermanHoffmannFölkersamb 发起了倡导自然和自由的 Wandervogel（候鸟）运动；30 年代，候鸟运动被纳粹禁止了，1936 年在德国消失。但是，候鸟运动成为了 60 年代初开始的美国嬉皮士运动的前身。

嬉皮士运动反战，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性自由口号，同时它倡导的是人全方位的放松，那么就要丢掉那些阻碍人放松的社会规则，比如宗教礼教、传统观念、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政府和财团对人们施加的限制。六十年代末，嬉皮士运动在美国达到顶峰并波及到欧洲。西方男人想要放松是有原因的，他们确实承受着没有必要承受的生活压力 ——1960 年美国男女的平均寿命预期差距大于现在，70 年代美国男女寿命预期差异到达了百年来的峰值 7.6-7.8 岁；1970 年美国女性的幸福度显著高于男人，男女幸福度差距是有数据以来的最大值 —— 可以说男人承受的东西要比女人多。男人要实现性自由，就得让女人也性解放，才会有足够的女人跟他们随便发生关系；男人要摆脱养家的责任，就得让女人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男人想要更轻松的社会氛围，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是谁也别控制谁，这也包括让女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嬉皮士运动源于男人，但它点燃了七十年代女性运动的引线。

与嬉皮士运动同时发生的一件大事是，1964 年美国通过了就业平权法案，禁止用人单位因种族、出生国、宗教、性别歧视应聘者和员工。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呢？因为政客们认为，国家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一视同仁的择优录用制度会更有利于发展经济。这条法案中的 “性别” 一词，是最后才被加进去的，因为当时美国职场还处于我们前文提到的，对女性的工作能力不信任的时期（这种不信任已经被女性在战争后援生产中的表现所撼动），大部分政客没有想到女人也应该有平等的就业权。提出在法案里加上性别的人，是一个很讨厌黑人的男政客。别的政客通过法案 “拉拢” 黑人，他肯定不乐意，但他没有办法制止，所以他就联合两个女性支持者，把数量更多的女性也拉到法案的覆盖面积里，跟别的政客抗衡。平权法案在 1964 年通过，但是政界内部做出赋予人们平等权利的设想肯定要大大早于 1964 年，因为一个法案从设想、讨论到草拟、通过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在女性运动之前，男人主导的政界就早已经考虑平权问题了，女性运动发生的时候，已经有了现成的就业平权法案来禁止性别歧视。

女性运动发生的时候，言论自由是有保障的，社会运动者不会因言获罪，搞社运的环境还是安全的。但同时，社会对聚众暴力行为的容忍度低了。1969 年 5 月 15 日，美国一处反战游行转化为暴力行动，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指示警察使用致命武力镇压，于是警察向人群中放枪，一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史称流血星期四。可想而知，这时发生的女性运动就不敢像女性选举权运动的时候那样搞肢体暴力行动了，她们的行为边界就是以不会引发镇压的行动为准；同时她们也知道，她们的反对派也不能随便对她们动武。

女性运动的主题被设定为要求全方位的男女平等。女性自古以来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就是和男人鲜明不同的，所以男女平等的诉求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容易理解，但实际上 “男女怎么才叫平等” 的定义从来没有明确过。在一个模糊的 “男女平等” 的口号下，参与运动的大量女性向社会、向男人提出了各种要求 —— 凡是她们认为会对她们有好处的、会让她们感觉良好的、她们配得到的、社会 / 男人给得起的，她们都会提出要 —— 受教育教育优先权、受到特别培养、得到好工作和好的工作待遇、得到权威职位、解决女性受暴力问题、少关注男性受暴力问题、性自由、宗教自由、自我表达的自由、非婚生育自由、堕胎权、不婚不育的自由、获得福利待遇、不受到负面评价的权利、权威话语权、在某些方面不被和男性区别看待、在另一些方面不被和男性同等看待…… 女性运动者们提出的这些诉求很杂，有的是她们相比男人比较欠缺的东西，有的是她们本来已经不比男人少得的东西，有的是她们分内应得的东西，有的是并非她们应该应分得到的，有的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要求，有的是危害社会进步的要求。女性运动为了将这些要求合理化，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女性运动专用的理论：男性这个性别一直在为了私利压制迫害无辜的女性，男人是一个占尽女人便宜的性别；男人建立了一个压制迫害人的社会体系，不仅女人的不良经历和灾祸都是这个社会体系造成的，男人自己的不良经历和灾祸也是这个社会体系造成的，和女人没有关系；男人做出的所有成就女性都完全可以做出，只不过女性被剥夺了机会，压制了才能，抢走了功劳，才导致有成就的人男多女少；男人这个性别从来没对女性有利过，也没对女性有好意过，如果不是男性，女性早就得到更多了；女性目前所享受的一切从不归功于男人，都是她们自己争取到的，而且她们还要背负帮衬男人的负担；女性整体上人品比男性更好，更无辜，但由于男性的压迫，女性比男性过得差；男人占了女性的便宜，所以理应让出利益补偿女性，不应该抗拒女性的反抗；女人比男性更容易受害，所以女性比男性更配得到保护；女人在精神层面和男人没有差别，男女行为模式不同全是社会造成的，是男人的社会权力体系为了压迫压榨女人故意把女人塑造得和男人不同的，男女被区别看待是对女性的迫害（除非这种区别是优待女性的），如果男女从小被一样看待，他们就会成长成内在完全一样的人；女性如果不认同女性运动理论，或者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都是被男人构建的权力体系洗脑所致，是丧失了独立人格的表现…… 女性运动的诉求，要点在于 “我们女性要在社会现有的资源和利益中分得更多”，而不是 “我们要创造更多新的资源和利益给我们自己”。

为了推行她们的理论，女性运动者们用上了人类所能想到的，所有不至于招致太大风险的政治手段：联合政客、集资、成立可以给出利益的机构、文字和语言宣传、集会、打入学术界设立属于自己的学科院系、让女性运动理论进入学术课题、撰写书籍和期刊，还有：歪曲历史、制造和传播捏造的事实、用政治目的操控科研、骚扰恐吓不同意见者、批斗驱逐敢于发表她们所不喜欢的事实的学者…… 女性运动者们推行理论中用到了两个显著的助力：一是自古就有的 “伤害弱者比对抗强者更可耻” 的观念。她们强调女性的弱势，同时扣 “伤害女性” 的帽子羞辱不同意见者，就可以让不同意见者自动觉得这顶帽子很难堪。另一个助力就是女性已经获得的选举权。女性本来就占了投票者的大部分，加上这一波女性运动者从嬉皮士运动和平权法案中学到了，联合有色人种和其他少数群体可以让自己的票仓队伍更加壮大，更能引起政客的重视。于是，政客们就真的不能忽视女性运动所提出的诉求了。

在这场大面积的女性政治运动中，也出现了和男性政治运动中一样的事情：一是同一个运动中不同意见的女性之间相互仇视和倾轧，二是运动的目的不再单单是女性权益，而是加上了势力扩张本身。于是，虽然那些在运动中因不同意见而被攻击的女性也是女性，按理说她们也应该是被保护的，但是保护她们无益于群体势力扩张，所以女性运动从整体来上说，没有兴趣解决其内部互相攻击的问题。

截止到这场运动结束，女性已经显现出了全部的社会运动潜力，也让社会充分的了解了女性。以后女性不论再参与什么社会运动，都不会有比这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而且社会运动和性别的规律也还会是这样：在男性发起 / 主导的社会运动，中可能会集中出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女性参与者，但女性自己需要有低风险 / 安全的社会土壤才会发起 / 主导社会运动，而且需要男性的奠基或自愿配合才能实现诉求；男女的冒险意愿存在性别差异，但女性和男性一样都会使用在他们看来可行的所有政治手段，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品德和信用也不高于男人。

在社会运动中提出诉求就像播种，哪些种子能发芽，取决于环境温度湿度的允许。女性运动中的诉求有一部分成为了现实：工作机会平权、女性不能因为怀孕被解雇、育儿福利（同等情况下的男人也有）、婚姻和性自由（运动前就有）、单身生育权（运动前就有）、堕胎权、受教育中享受特殊项目优待、受同样暴力者女性受重视程度高、犯同样罪行者女性判决轻…… 同时，一直存在于民众思想中的 “欺凌弱者可耻” 的观念在这次女性运动之后被政治化，固化为 “让弱势身份者不高兴是罪恶、是可耻” 的政治正确，除了白人直男之外的人都被定义为弱势身份者。这种政治正确在一些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学校里代代相传，到现在还保持着一些控制他人的权力。女性运动这些诉求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它们要么不影响社会经济和稳定，要么对社会虽然有不良影响但是在社会的承受力之内。当时的西方经济仍在蓬勃发展中，有 “余量” 来承受对这些诉求的满足。

七十年代这波女性运动后，还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 西方工业化国家男女幸福度差距缩小了。本来，在七十年代女性运动开始的时候，西方女性的幸福度是显著高于男人的，但是女性运动之后，几十年来女性的幸福度下降，男性的幸福度上升，男女幸福度差距变得很小，在有些年份女性的幸福度甚至还跌落在男人之下。女性运动之后，西方男女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也持续缩小，如美国男女寿命差异就从 1975 年的 7.8 岁变成了 2015 年的 4.7 岁，女性渐渐失去寿命优势。这可能是因为，性自由提升了男人的幸福度，而且男人不会怀孕，性自由对他们来说代价小于女人；另外，女性运动后的男人也更加向往自由，不像以前那么盲目信仰婚姻，男人供养帮扶女人孩子的意愿降低，也就甩脱了一些负担。

由于七十年代女性运动是女性自己拥有过的，规模最大，最辉煌的社会运动，而且至今在一些权力空间中留有 “她们的人”，所以现在还有一部分女性仍然迷恋那场女性运动带来的权力感，仍然在以她们自己的方式将那场运动 “延续” 下去。但是，现在西方的女性运动 “延续版” 所提出的大部分诉求，对那些正在努力工作为社会创造 GDP 的人群来说，都没有什么用处、不现实、或者干脆有害；但那些诉求对于社会所不需要的人群来说，却比较有吸引力。何为社会所不需要的人呢？就是不想努力工作的人，以及社会就业岗位所容纳不了的多余的人。有用的人群创造繁荣，于是给了无用的人群以生存空间，而无用的人反过来消耗社会繁荣。

为什么西方女性运动的延续版会变成这样呢？首先，每一个社会阶段中，可以实现的有益于社会的改进是有限的，在此之外提出的多余的诉求，要么根本没有实现的空间，要么即便实现了也是有害于社会的，是会消耗社会生产力，耗费资源的；那么，当所有现阶段可以做出的有益改进都已经实现完了，在到达下一个允许更多改进的社会阶段到来之前，就没有别的可提出的有意义的诉求了；而女性运动要继续维持自己的势力，就要靠不断提出诉求，造成 “还有很多现在该做但是还没做到的事情” 的感觉；于是，仅为了维持运动热度所提出的诉求就是对社会没有积极意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有政治势力需要利用女性运动的延续版提出那些对社会无益的诉求，来扩张势力。选举制下政客爱选票，他们把除了白人直男之外的人全部划归弱势群体范畴，那么 “弱势群体” 就成了大部分人口，而且人数还可以不断增加，没有上限（通过不断放移民进入本国），政客做出保护弱势群体的姿态，就有望得到大部分票仓。而 “保护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要夺权” 就是七十年代的女性运动时代延续下来的 “政治正确规矩”。于是，政客的得票需要和部分女性延续女性运动所带来的势力的需要一拍即合；女性运动为了做出改变，和政客的需求配合，也不再把重点放在女性的核心权益上，而是扩展为主张一切 “弱势群体” 都应该向社会索赔。结果就是，在那占据大部分人口比重的，被政治正确划分为 “弱势群体” 的人中，任何对社会有所不满的人都可以声称，他们所有的不满都是 “强势群体” 的压迫造成的，他们应该不需要努力拼搏就得到强势群体对他们的 “赔偿”，也就是被社会所赔偿。而大部分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就在这些抗议者中。

延续版女性运动和那部分政客联合推动的东西，已经和推动社会进步毫无关系，纯粹成为了以消耗社会富足程度为代价的纯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活动的手段仍然包括强制性的暴力行为，比如对不同意见者进行羞辱、围攻辱骂、骚扰威胁、造谣攻击、破坏其工作、逼令辞职、肢体暴力、封口禁止言论自由等等。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现在的延续版女性运动发源于七十年代那场由女人主导的运动，而由女人主导的运动的特点是 —— 它的发起依赖事先已经铺设好的安全的社会土壤，它诉求的成败依赖社会另一部分人的准许。没有社会土壤的诉求也有可能暂时的达成，但那就好像是给慢性心衰的病人注射一针强心针，当时在心脏功能上可以表现出效果，但是病人的体质没有改变，那么强心针的药效一过去，病人的心脏功能就会恢复原状或者变得更差 —— 没有社会土壤支持的诉求就算通过刺激实现了，也不会稳固，而是会渐渐退回去。延续版的女性运动如果不改变路子，就必将萎缩，其不合适的诉求即便暂时实现，日后也会被撤回。具体发生的方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仍然占据多数人口，他们对延续版女性运动诉求的不接受和不认同直接阻断这些诉求的实现。事实上，现在西方那些笃信靠遵纪守法的勤劳工作讨生活的民众对延续版女性运动的态度就非常负面，只要这些人的数量够多，就可以抵挡住延续版女性运动，这是最好的结果。还有另一种可能：由于政客的经营，使对社会无用的人的数量超过了有用的人，于是这大部分无用的人用选票实现了延续版女性运动的诉求。然后，由于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是无用于社会的，导致社会经济被拖垮，人们生存压力加剧，于是民众的同理心就被压抑，不再信什么自由平等，也不会太以 “欺负弱者” 为耻辱，社会治安变差，人的残忍程度加剧，没有了女性推行自己的运动所需要的低压 / 安全环境，那么不仅是延续版女性运动会被社会抛弃，连七十年代女性运动的成果也会被驳回。但是，社会不会完全退回到七十年代之前的样子。因为工业革命已经导致了子女对男人丧失了实质用途，即便社会倒退，男人也不会相应的退回甘愿为自己的孩子付出的心态；他们可以不再负责养活孩子，让女性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养。

以上我们梳理了西方两性关系巨变的过程和展望。中国的情况和西方不同，工业革命和新式思潮不是在本土发生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后中国进入了非全民投票制的一党专政，西方移植过来的思潮没有来得及自行发展来推动社会的改变。不过，两性关系在中国仍然有了和西方同方向的改变 —— 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减弱，男女都更加自由。这是为什么呢？首先，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如此。中国女性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运动，但是也参与和配合了男性发起 / 主导的运动，在战斗和生产方面显示出不小的价值。所以毛氏说，女性是伟大的人力资源。要让工业化社会生产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就要让女性走出家庭，激发她们最大的生产积极性，而财产权和自主的感觉在激发人的积极性方面有显著的效果。同时，女性素质低被认为是会拖累全民劳动者素质的，女性数量不足被认为是会导致光棍破坏治安的。所以，中国政府用政策给女性赋权，用政策扶持女性教育，宣传鼓励民间正常生养女孩。这些政策和现代化经济市场共同作用，带来了女性境遇的改善和自由度的增加。同时，男人的境遇也改善了，自由度也增大了。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越来越复杂，政府的管理工作也越来越应接不暇，所以那些不会影响统治的，男人女人私生活方面的自由，政府也不再有太多精力去控制管理。

中国男女两性的自由度和女性受男性控制程度，是紧随社会经济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 —— 经济前进一步，男女的自由度才会跟着向前一步，经济如果退后一步，男女的自由度就会退后一步。因为人们的同理心大小，人们摆脱对他人的依赖的可能性，都是依赖经济状况的。西方社会可以允许虽然对社会经济有消耗，但是社会目前可以承受得起的自由和福利；但中国社会是拒绝承受对社会经济有消耗的自由和福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多党竞选制度带来的，政客牺牲社会财富和经济发展速度，用额外的自由和福利来收买选民的现象。有些性别方面残存的旧风气，如果中国政府看不出它会怎么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也就不会花费人力物力资源去改变它。2000 年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女性自己发起 / 主导的女性运动（主要是舆论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元素来自西方七十年代女性运动及其延续版的混合，再加上一些中国特色的元素。由于中国没有选举制下所确立的政治正确根基，而且中国女性运动正值西方民众对政治正确开始反感的时候，而且中国女性运动具有西方女性运动中所有令民众反感的缺点，所以它注定不会达到七十年代西方女性运动拥有过的那种民众接受度。中国女性运动的诉求中，哪些能够实现，只能取决于政府和民间的认同，底线就是不能消耗国民经济和稳定。

纵观两性关系一步步变化的缘由，人的处境要改变是依赖环境的。而女人的处境尤其最终依赖环境，因为女人改变环境的积极性不如男人大，适应环境的积极性却不比男人小。而女人境遇变化所需的环境土壤，远远不是 “政策” 那么简单。比如，越南女人并没有因为法律明确支持她们不为男人生育而变得不再重男轻女。越南原本就没有禁止女性单身生育独自当家长的法律，后来由于战争减员，国家需要人口增殖，于是越南政府在 2000 年正式承认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组成的家庭为平等的家庭单位，在土地分配上和有父亲的家庭无异。越南女人可以用一夜情或者付费借精的方式给自己生孩子。而越南女人付费借精的惯例是，如果生下男孩，就要比生女孩多付一倍的钱给供精的男人。因为她们觉得家里没男人不行，就算找不到合适的丈夫，也要生个儿子来当家里的顶梁柱。法律明确允许越南女人屏蔽丈夫婆家对其生育行为的控制，但她们还是偏爱男孩。这就是环境的生存压力决定的。

再比如蒙古国，1990 年政府发起女性从政的运动，一度把议会的女性比例人为的提高到了 25%。蒙古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是高于男性的，按理说这也是促进女性从政的因素。但是到了 2008 年，女性在蒙古国议会的比例就缩水到 4% 了。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要提供持续扶植女性的政界环境，才能保住女性的政界席位，如果托上一把之后就撒手不管了，女性席位还得掉下去。

中国城市女性的就业率也是这样。70 年代，由于国家有分配工作的政策扶持女性就业，中国城市女性的就业率在 9 成，但到了 90 年代，中国城市女性的就业率变成了 7 成多，再到了 2010 年，又萎缩成了 6 成。女性如果不靠政府直接分配工作，女性的就业意愿和机会就要由一系列的社会环境因素来共同决定。

对于女性来说，男人也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那些和女性息息相关的，社会观念上的改变，也都是男人发起的。比如女性离婚大都有权带走孩子，是因为工业化使孩子从父亲的财富变成了父亲的累赘，父亲把持他的每个孩子的愿望降低所致。再比如反对缠足的运动，也是由男人发起，男人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男人的努力导致政府颁布禁令，强制执行放足的。女性割礼习俗的淡化也始于男人。对埃塞俄比亚割礼最猖獗的省和苏丹的调查显示，割礼的主要支持者是女人 —— 高中及以上文化的母亲 50% 支持给女儿割礼，高中以下的 80% 支持。而男人对女儿割礼的态度和女人比起来，是更加漠不关心（爱割不割）。在埃及、毛利、中非和厄立特里亚，对女孩实施割礼的首要原因是 “传统就如此”，其次是 “为了卫生” 和宗教原因；而 “为防止女人出轨”、“增加丈夫快感” 这些理由极其次要。这也说明了，割礼习俗若要淡化，也是男人对女性割礼的兴趣先行减退所引领的，而不是女人在男人对割礼的兴致最高的时候成功反抗男人的结果。

现在是时候回到第一章提出的，关于性别平等的问题了。平等对我们来说，将一直是一个模糊概念，因为人们对什么是平等的理解永远不会一样，平等的定义永远都不会统一。性别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判断，现在的两性平等不平等，或者距离平等到底有多远。

对于有的人来说，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事。不过这种看法是错的。其实平等远远不能构成最重要的任务。试想，如果有一个地方，大家都又穷又苦，没有法律，谁都可以随便杀谁，没有医疗，谁生病都一样等死，在各种事情上的机会（包括死亡的机会）都是平等的；还有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机会不平等，但是最穷的人也是有温饱有医疗，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的，那么你会选择哪个地方居住呢？正常人都会选择后者。所以说，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多样性的发展）和治安。富足和安全是导致一切自由和仁慈生长的种子。但自由和仁慈却不能作种子生长出富足和安全。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匹配的自由和仁慈，反而是会消耗社会现有的富足和安全程度的。有一些抱有政治倾向的研究宣称，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女性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女性地位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至今，“女性地位导致经济发展” 这个因果关系只在一个方面得到过证实 —— 女人有了财政权，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花钱，有助于拉动消费，从而对经济有裨益。而在其他方面，这种因果关系都没能被证实。比如，说 “女性的平等就业权有助于她们参加劳动，故而有利于社会经济”，其实是说反了，实际上是社会有了足够多的岗位，需要尽量多的人来参加雇佣劳动，才导致了女性享有了平等就业权。

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明白，对眼前这个社会，抱有什么样的期待是现实的，什么样的期待是不现实的。针对那些现实可期待的东西，我们应该不断的提出诉求，就像不断的向目前可得的土壤里播撒种子；撒下种子不一定能发芽，但是起码有了发芽的可能性。男人和女人也应该知道，有多少东西是你可以影响和掌控得了的。一个人起码能够掌控的了自己的选择，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也仅此而已。

第十三章 给女人和男人的忠告

看过了前面的十二章，你可能会发现作者比较通透，可以把很多人都懂一点但说不出来、证明不好的道理说明白；而且，不管对两性话题多了解的人，在前面十二章中都会看到自己以前没想到或者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作者是一个有资格向女性和男性双方提出忠告的人。

首先，作为女人，作者要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向女人提一些忠告。不过，这里说的 “女人” 不是个体的女人，个体的女人怎样选择永远是取决于她们所处的具体情势，所以面对不认识的女人，是没有提出忠告的余地的。这里的女人，指的是女性这个性别，忠告是给这个性别 / 物种的忠告。

女人从人类诞生起，追求的东西无非是两件 —— 安全和幸福。女人一直不断的评估环境，判断这两样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得的，以此来决定要多积极的去追求它们，或者用什么手段来追求它们。在可展望幸福的空间很小的时候，女人自动把更大的努力花费在追求安全上，愿意为了安全去做更多事情。比如女人为了后半生的经济安全去努力的珍惜 / 争夺一个没有浪漫价值的丈夫。当环境已经安全，女人花更多的心思在 “什么会让我更幸福” 上，并更大胆的追求各方面的幸福，比如更多更好的恋爱经历，更光鲜的职位，更响亮的名誉。安全和幸福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女人频繁的面对两者之间的权衡，比如生多少个孩子能让经济安全和人伦幸福同时达到最大化。如果环境不再提供安全，不管女人已经见识过享受过何等的幸福，她们也会迅速的把对幸福的期待调整下来。

女人对安全的诉求，最终依赖社会环境的批准。女人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几乎全部取决于社会环境给女人摆出了哪些通路。女人把什么感受当作幸福，归根结底是由老天来告诉她们的（天性）。不管女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多么辉煌的历史，女人从未创造过人类历史的转折；女人只是历史列车的乘客，列车带女人到哪里，女人便如何应变。列车的下一站，可能是个更好的地方，也可能是个更糟的地方，女人只能 “到站看看再说”。而到站之后，女人的应变方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女人，你厌倦了这种被动吗？厌倦了做这样一个容易被 “吃准” 的物种了吗？

波伏娃认为，女人要摆脱这样的被动，就必须停止以 “不端正的心态”（bad faith）追求幸福，并学会从自由中寻找快感。什么样的追求幸福的心态是不端正的呢？就是随本能之波逐流，屈服于 “找最容易的路” 的诱惑；在被本能所定义的幸福的诱惑下，涂盖掉高端的尊严感，屈身俯就那些天然就能使人感到幸福的东西。在此我指的不是 “嫁对人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的心态（虽然这也包括其中），而是更广义的行为规律，可能跟男人有关，也可能跟男人无关，比如靠福利也能生活就不想上班。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得到那些让我们本能的就感到幸福的东西，本来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怎么会是不端正的心态呢？女人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自然 / 社会环境中实践着她们的本能，即便有时压抑着某种本能，目的也是为了实践另一种本能（如保障安全）；女人循着本能从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本能中的东西已经被一览无余，再也不会有什么 “惊喜” 出来了。本能带领着的女人走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 一直是历史列车上的乘客，不决定列车开向何方，只是在每到一站的时候入乡随俗。女人循着本能寻找幸福，就像在野外采集，采到的只能是大自然已经摆出来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社会已经提供给她们的机会。女人 “采集” 的行为也是这样容易预料，她们都是先伸手去摘最明显最低矮的果子。当你的选择太容易被预料，你得到的尊重就会减少，打主意要布诱饵来陷住你的人就会越多。女人靠尽情的释放本能并不能得到自由，反而失去自由沦为本能的奴隶。

即便是女人的本能所定义的那些幸福，也不是靠女人的意志可以保障的。女人追求幸福是摘果子，大自然不给生长的果子，女人是不可能摘到的，社会环境不给提供的幸福机会，女人自己是创造不出来的。女人这个性别提出的特殊诉求要实现，是依赖别人的在乎、聆听和认同的。如果别人（男人）从心底不再愿意理会女人表达的诉求，那么不用刻意的去强制剥夺，只要 “顺其自然不管它”，女人就会失去已经享受的幸福，而且没有能力强行夺回。即便是在选举制国家，政客因为女人的投票率高于男人所以不得不向女人倾斜，这种倾向也不是永久固定的 —— 毕竟男人投票率低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谁有能力制止他们投票，男人的投票率随时可以超过女人；而女人在投票这件事上的那些盟友（少数族裔、性少数等）本来就有着和女人不一样的诉求，他们看中女人为合作伙伴，只不过是为了分享女人靠投票率高得来的政治正确，如果投票率高的变成了男人，那些盟友未必继续选择跟女人在政治上抱团。

如果女人期待的全部幸福，都是那些本能让她们想要，但能不能实现最终不取决于她们的东西，那么女人就永远不能自由，永远不能令人猜不透，永远不能做历史的火车头。如果不想这样，女人就只能自己建造一种全新的幸福观 —— 尊严是高于一切的终极幸福源泉。我们的本能不会喜欢这样，正如婴儿的本能厌恶辣椒，但有人是可以做到逆反自己的本能的，正如人都可以后天学会以吃辣椒为乐。

什么是尊严？没有人打骂，不用太辛苦，有足够的钱花，想去哪里走走都可以，在大部分人看来这就是蛮有尊严的生活了。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够称为有尊严。如果你想做一件什么正当的事，都不用别人用强制手段来制止你，你就因为害怕失去眼下的 “幸福” 或者得到 “幸福” 的机会而不敢去做，那么你活得就不能算是有尊严。要拿回尊严，就必须摆脱 “本能幸福” 的控制，甘愿为了尊严去做让你从本能上就觉得不幸福的事，然后从摆脱了控制的自由感中品尝出新的幸福滋味。如果你觉得那种自由不叫幸福，那不过是因为你还没有努力去学会体验那种幸福，正如幼儿不会欣赏辣椒带来的痛觉和咖啡的苦味。女人需要明白，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不等于不受穷，不等于不受累，也不一定会长命。有尊严只是意味着，你是不会被 “得不到幸福” 的恐惧所吓退的。如果你为了自由和尊严，随时命都可以不要，那别人就必须惧怕你。

除了学会 “尊严优先于幸福”，女人还应该认领属于自己的责任。女人需要的，不是对男人负责，不是对社会负责，不是对种族 / 人类负责，而是需要为自己承担全责，包括自己的生理 / 心理，自己的行为 / 决定。即便在女性维权 / 女性独立的思想火花最耀眼的时候，女性运动理论中，“承担责任” 也从来不是核心，相反，推卸责任才是核心。比如，女性的现状都是男人 / 男人主导的社会造成的，和女性自己没有关系；女性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特质都是社会制造的，不是女人自己的特质，只有那些有利的特质才是女人天生的；女人那些不利的行为和观念都是从小被人灌输给她们的，而她们很自然的就没有抵御灌输的能力；女人的生理是延续人类种群的需要，所以女人的生理所带来的代价应该由男人来分担，那些自主拒绝了被自己的生理所拖累的女人，也要分担那些做不到拒绝被自己生理所拖累的女人的负担。于是，女人的形象就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承担责任的；女人要求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知道是自己真的想要求，还是被什么别的力量影响的；她们要求这些东西的同时，也未必知道这些东西对她们有益还是有害。女人提出诉求的语调不管多么激昂，拒绝为自己负责就传达着这样一个意思 —— 没有男人的配合，女人要什么都没戏。

女人不妨看看雌老虎的一生 —— 独来独往，只有交配需要的时候和雄性约会，然后自己承担怀孕生育和育儿的全部负担，它和它的孩子都与雄老虎互不相干；同时，雄老虎也没有办法让雌老虎做任何事。雌老虎虽然一生负担要比雄老虎重，但它只负担自己的生理、自己的生存，不负担雄老虎，也不受雄老虎任何控制。如果有雄老虎为了狩猎生计而进犯雌老虎的领地，雌老虎会尽全力搏斗驱赶它，胜负听天。不管是打败过多少雌老虎的雄老虎，当它进犯下一只雌老虎的领地时，都无疑会遇到雌老虎的迎头痛击，没有哪个雌老虎会因为这只雄老虎是个厉害角色就对它俯首称臣。雄老虎可以打败个体的雌老虎，但是无法控制雌性这个性别。

雌老虎是无怨无悔的为自己负责，但绝不为别个负责的典范。它们就是那么狠。女人你行吗？女人的条件比雌老虎好多了，女人如果自己去做了绝育手术，没人能让她们怀孕。很自然的，在我们的理想中，我们可以不必为自己负全责，让别人承担一部分，同时也不为别的任何人负责，这样的人生最舒适潇洒了。然而，我们的社会无法在一半人口负的责任这么少的情况下持续运行。不愿意负责任的人会被强迫负责任。如果你表现出软弱，惧怕为自己负全责的样子，那么你就会被揪住强加一堆不属于你的责任，因为你的软弱暴露出你无力拒绝。当女人以 “我是在为社会生育” 为由要求社会为她们自己的生育欲望买单，分担她们的生育负担时，社会就会很自然的规定，女人应该生养什么样的孩子，女人生养的哪些孩子是不被社会需要的，女人的哪些生育 / 养育行为是应该被制止或唾弃的。即便被强加责任之后，你的生活质量还是比你自愿为自己负全责的情况下要好，但你仍然是没有做自主选择的、没有尊严的状态。或者，在被强加了责任之后，你过得比主动为自己负全责的情况还差劲。女人，你不能选择 “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你只能选择 “为自己负全责的同时拒绝别的责任” 或者 “被人强加不属于自己的责任”。首先，当你自愿选择为自己负全责的时候，社会 / 当权者就不会有胆量给你增加别的责任，因为你已经饱和，给负担已经饱和的女人再增加负担，这国家就是不想过下去了，下一代人口质量就是不想要了，所以他们反而要讨好你。其次，如果你是一个有胆量为自己负全责的女人，你必然就可以决绝的做到拒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谁要是把多余的责任塞到你手里，你就冷哼一声给他扔地上摔碎了，看谁以后还敢塞给你。

波伏娃给女人指出的两条路 ——1. 向男人要求自由。2. 放弃用不端正的心态追求幸福，学会品尝自由带来的快感。波伏娃否定了第一条，鼓励女人走第二条，我也是。波伏娃和我也都知道，这两条路都不太现实；第二条路尤其不现实，因为愿意做的女人会很少。但我们还是把这条路摆出来，希望女人明白这就是终极的通向自由的路。

最后，女人尤其需要 “个体化”，绝不能轻易把自己认作 “XX 的一员”。只有高度个体化，女人才能成为一个令人更难猜透，更难预料，更难吃准的群体，更有赢得自由的潜力的那些女人才不至于被其他没有前途的女人拖累。一个女人首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人，你不因为出生在某个阶级就要向这个阶级靠拢思想，你不因为被某些人围绕和聒噪就要跟他们保持一致，你也不因为是个女人就要认同自己和其他女人是一体。仅仅不刻意向别人靠拢是不够的，你甚至需要观察周围其他女人，刻意的成为一个跟她们不一样的人，刻意去选择与她们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刻意去尝试与她们不一样的爱好。

不要听从别人 “因为你是 XXX，所以就应该和其他 XXX 团结在一起，这对你更有利”。99% 的情况下，他们是在利用你，利用你的人希望你蠢。人都需要认同对象，但选择认同对象时永远不要依据你固有的身份，否则你的人格就成了便宜的批发货。即便你所团结的群体是一个专门讲 “女性独立” 的群体，但你认同那个群体的原因仅仅是因为 “我是女人，而且他们宣称是为女人好”，那么你就是在和独立南辕北辙，你的人格就是被便宜化了。先把你自己彻彻底底的 “个体化”，在根据你自己的特质去选择你要和谁在一起。不论你个体化成了什么样子，你都会发现，跟你相似的人大把的存在。

不要认为你有义务和其他女人承受同样的命运。为了避开不够有尊严的境地，你应该做出和别的女人，乃至大部分女人不一样的选择，应该明确的让别人知道，你和别的女人不一样，你跟她们也不是一起的。不要相信你和别的女人划清界限将导致你势单力孤，利益受损。一个多样化到不可捉摸的女性群体，才是最有力量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中，才最有可能出现改变社会发展轨迹的火车头人物。我要对女人说的就这么多。

男人，我给你们的忠告和给女人的不同，它不仅是对整个男性性别物种来讲的，同时也是对每个具体的男人来讲的，忠告的内容也更明确 —— 甩脱负担，追求幸福，不多管闲事，不随便认领责任。

【评论：这不是 MGTOW 吗？】

人类从一无所有走到了小辉煌的现在，男人女人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过，男人付出了比女人更多的 “主动代价”，而女人付出代价的行为是被动的。如果男人没有比女人多付出那些 “主动代价”，今天人类或许仍能存在，但绝对不会是现代化状态。男人为人类社会能前行至此，付出的代价也比女人更为惨烈，更为致命，或者说男人重要用途之一就是用来死的。男人虽然付出了更多主动而惨烈的代价引领了人类的辉煌，但男人作为一个整体，却从没有比女人幸福过。男人蓄积了大部分财富，但这些财富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而非男人自己。

有的女人崇拜男人，承认男人的才能和付出，但她们同时认为男人已经为他们的才能和付出获得了足够的报偿，认为男人已经过的挺好了，至于那些过得不好的男人么，其实并不能算真正的男人。有的女人鄙视男人，认为男人是人类的祸害，依靠卑鄙和暴力得到了他们本不配得到的地位，制造了人类社会中所有的悲剧，也可悲的自相残杀，制造了自己的悲剧。还有的女人利用男人，把男人当作重要的生存资源和政治资源去获取和维护，她们用羞辱当武器让男人就范 —— 如果你不配合我，你就不是男人，或者只能算个下等男人。也有女人用平常心看待男人，直到她们需要和男人紧密的打交道。同情男人的女人也是有的，但非常少。

男人为什么落到这种境地呢？因为老天给男人的天性中安装了 bug，正如他给女人安装了 bug 一样。男人天性中的 bug 让他们忍不住去做对自身利益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处，但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事情；人类发展中必须要有 “不人道” 的事情发生，不然的话就没法发展，那么老天安排了，让男人背这个锅，干 “坏事” 的和被害的主角都给安排成男人。而男人推动社会发展的这个功能，老天给设计的也不怎么样。我们在第一章就讲过，当老天把 “武士基因” 给男人的时候，没给一个干净的，只会帮助男人在必要的竞争中取胜的武士基因，而是扔给男人一个有 bug 的武士基因，这个 bug 时而发作，导致男人比女人更冲动不计后果的做出一些纯粹破坏性的事，毫无意义的毁灭他人和自己。

男人的控制欲并不总是对他们自身有益。有的时候，男人强烈想要的，强烈的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根本不能给他们带来真实的利益，反而拖累他们，榨干他们，让他们苦巴巴的早死，让他们放弃自由和幸福，让他们遭人控制，让他们做出不可饶恕的事情，让他们即使耗尽全力干一辈子也是个不受感激、遭人唾弃的人。

男人，长点骨气，长点志气，长点心眼，帮帮你们自己，拿回你们本来可以得到的自由和幸福。老天虽然给你们下了诅咒，但是你们受的诅咒比女人生育角色带来的诅咒容易打破得多，而且它现在已经松动，世界上有些国家的男人已经开始打破它，在幸福度和寿命上渐渐追赶上女人。男人下决心打破诅咒的最好时机是十年以前，第二合宜的时机就是现在。

首先，男人，你应该把你的控制欲和能力用在正确的地方，不要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分神，给自己添乱。对你们的生存和幸福至关重要的，首先是事业，其次是政治权利。在这两件事上，你们当然不必谦让任何人，应该尽量在竞争中取胜。但是，不要胡思乱想的认为，女性在工作和政界之外的行为能够对你们的职场和政治权利构成影响，所以你们必须规范女性在市街上和家庭中的行为。如果你们疑神疑鬼，强迫症般的，在正常的职场和政界竞争以外去干涉女人，妄图统一宰制女人，你们将耗费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缠进一团乱麻里。本来，事情可以是很简单的，你们只要在职场和政界席位的竞争上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不用去关心女人在其他领域都在做什么，你们就可以坚实的维护住你们的根本利益；但是，当你们冒出一堆搞笑的逻辑，推导出在现在的社会形态下，女人的私生活都必须是什么什么样的，你们的地位才能稳固，不然你们的宝座就会崩塌了…… 那你们才是给自己找病了 —— 本来没有关系的事情就真的被扯上关系了，于是你们就真的需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去做额外的支出，怕这个怕那个，按着这个讨好那个，焦头烂额，无谓的早死几年。是时候快刀斩乱麻了 —— 我在职场和政界的权利我寸步不让，其他领域女人爱干什么跟我无关，我管不着 —— 如果男人真能做到这样，男人会惊叹生活是多么简单、多么轻松，取胜是多么容易。

其次，男人，你应该学会在基因延续这件事上以脱离动物性为荣。现在生下来的孩子，将来可以给你带来实质利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下一代人中给父母养老将是过时理念。传宗接代、基因延续这些东西带来的满足感，是纯粹的精神满足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却要你花费真金白银去养孩子（有的时候附带要养孩子的妈妈）来换取；当你屁颠屁颠的花了钱，累折了寿之后，还会有人告诉你，你在亲自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上花的时间不够多，却满足了传宗接代、基因延续的需求，所以你从女人身上占了大便宜了。被动物性拖累的像个孙子一样很光彩吗？要摆脱这种境地，就要从心理上打断 “传宗接代” 和 “幸福” 之间的链接，不再去认为传宗接代有什么好处，就可以了，对于男人来说这完全可以做到。脑袋在这方面不够灵光的男人做不到，也不要扯什么 “是老天赋予我传宗接代的任务的”；老天也给你人类的大脑了，别人用大脑想通了的事情你想不通，只能说明你不如人，比别人活该受拖累而已。

【评论：地球上的主要国家除了穆斯林数量多的地方之外都难以为继了，如果不想被穆斯林灭亡，那就还得依靠古老的养儿防老理念。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和古罗马之类的垃圾文明一样灰飞烟灭～】

如果女人想要孩子，男人大可以用非实名的方式提供精子给她们，以不为孩子负责任为前提。把对孩子的责任和权利一起甩脱 —— 我既不负责这个孩子，也不要做父亲的任何权利。如果女人不想要孩子，男人需要知道，你管不着人家，反正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就行。如果在女人不想要孩子的时候，男人表示反对，那么男人养活孩子和孩子的妈妈就成了活该的 —— 谁叫你比我更想要呢？

男人需要弄明白，你无权干涉任何女人的私生活选择，同时也没有义务对任何女人负责任。你在和女人合作的时候，要认清她给予你的利益是否实质利益，有多大，是否值得你去合作。孩子是没有实质用处的，生孩子给你不算实质利益；家务劳动的市场价值也极低，拿在自己家做家务的那种劳动质量到劳务市场出售，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女人做的家务也算不得是多大的利益。不要让女人凭着生孩子做家务就得到你的资助，限制了你的性自由，你还被说成了占了便宜当了大爷。男人对女人私生活选择的每一点限制，都附带着要付出完全不值得的代价；更惨的是，付出了代价也未必能限制得了。

男人需要明白，对于你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固定而单一的性伴侣不是福利，而是限制和损失。不要听信别人告诉你，有个一个老婆做稳定的性伴侣你就很占便宜了。每周和同一个老婆发生关系三次，感受质量比不上每周和一个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一次。不管你穷富，只要是个能通过自由恋爱娶上老婆的人，你就能做到频繁更换免费的性伴，只是你需要学习交谈的技巧。

【评论：柯立芝效应确实广泛存在～】

如果有女人想要和你朝夕相处，同居可能是个好主意，但不要轻易跟她结婚，更不要轻易让她怀上一个对你没有实质用途的孩子。就算要结婚，你也先需要几年时间确认她不会成为你的经济负担。不要为了老病之时有妻儿照顾而结婚生子。老年男人从病倒到死亡是一个比女人更快的过程，为了那没有生活质量的一两年或者一两个月能有人照顾，就让大好的年轻岁月背上包袱，过得不自由，要多傻的人才会觉得划算？

不要想着通过控制女人的行为来维系你的民族。每个民族的未来都是老天定的，谁自以为有办法改变天意就是妄自尊大，你还是重视你的个人自由、幸福和发展才是正经。不要以为不去控制女人和孩子，国家就会失去军事抵抗力。只要你们管好自己，把管女人闲事的精力用于在职场和政界的舞台上努力进取，把供养女人孩子的金钱用于自己享受，那么社会经济就会强大，大批的女人也会涌入需要她们的社会工作岗位卖力干活，下一代的孩子们，即便在贫穷的单身妈妈家庭长大，见了你们的榜样自会从小有雄心。一个经济足够发达的国家永远不用担心没有足够力量将侵略者拒之门外。

【评论：这些说法都不靠谱，再过五十年，西欧、北欧的发达国家能抵挡穆斯林吗？？】

男人，你应该立刻停止让女人定义你的男性身份（比如你算不算男人，算上等男人还是渣男）。你没有义务对女人有用，正如女人没有义务对你有用。不要让别人用一些便宜的羞辱来控制你们。丢开和女人的捆绑关系，走男人自己的路，你们配得上这份自由。前文说过，英国曾经的白羽毛运动，无所事事的女人仅仅用 “不上战场的男人是懦夫” 来羞辱男人，就能让男人羞愧自杀。但现在的西方男人不同了。美国 61% 的男人认为，应该强征女性上前线打仗；现在西方女人要是以男人不上战场送死为由来羞辱男人，恐怕不灵了，反而可能得到一句，你怎么不去啊？男人都该学学这种屏蔽羞辱的心态。一个不干涉女人私事的男人，是没有义务在任何问题上谦让或额外关照女人的。

最后，男人不要让女人（我除外）告诉你，你怎么样才能幸福，也不要让女人来告诉你，那些令你痛苦的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因为没有几个女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更没有几个女人关心你们的问题（死活）。只有我对你们说的是实话。不过，我对你们说这些实话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知道，只有你们先获得自由，女人的自由才能跟随而至，只有被你们丢开，女人才能真正强大，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