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往事——跛豪和雷洛
前言
三天来我看完了《跛豪》、《五亿探长雷洛传》两部曲，让我深入了解了那个时代的香港。当然电影中的情节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日本战后快速复兴，以及随后“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崛起，充分展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儒家文化中强调的勤勉、重教、重序与家庭／社区网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人才培养与制度化的经济行为，从而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土壤。
按照王炳章博士的观点，中国大陆本应成为那头腾飞的巨龙：凭借庞大的人口红利、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丰富的资源，中国拥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天然优势。可惜中国大陆一直都没走上康庄大道。
新加坡与香港这两块以华人为主的英国殖民地，战后选择了与英国本土及中国内地不同的发展路径。两地在开放型经济、法治保障、营商环境和市场机制上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使得经济自由度长期处于世界前列——这一点也为诸多经济学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所关注与肯定。高度开放的贸易政策、相对透明的商业规则、以及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都是它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图片：菲沙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度2024年度报告》）
关于廉政与反腐：过去我们对香港的印象多限于“乱象”这一模糊印记，但实际上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建立与运作，是其能维持长期社会信任与商业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廉政公署成立于1974年，源于当时香港社会面临严重的腐败问题。ICAC独立于传统政府部门、具备调查、预防与教育三大职能，通过制度化的反腐流程与强有力的执法手段，逐步恢复并巩固了公众对行政体系和市场秩序的信心。
从香港的经验中可以提炼出若干对中国内地反腐具有借鉴意义的要点：
- 独立性：反腐机构应保持相对独立，减少外部干预，确保案件调查的公正性。
- 制度化与法治化：反腐不仅靠个别案件的查处，更要通过明确法律框架与程序来约束权力运作。
- 预防为主：通过简政放权、公开透明的行政流程和完善的监督机制，降低腐败发生的土壤。
- 教育与文化建设：培养廉洁从业与公众监督的文化，使反腐成为制度与社会共识，而非仅靠高压手段。
- 公众参与与媒体监督：容许恰当的监督空间，形成多方制衡有助于提升问责效率与透明度。
当然，影视作品往往为了叙事与戏剧性，会对事件、人物或程序进行浓缩与夸张处理。因此电影中描绘的情节与现实行政、法律程序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把影片作为了解历史与制度起点是有价值的，但深入理解相关机构运作与制度成效，仍需参考官方资料、学术研究与多方报道。
雷洛&吕乐
吕乐（原名吕务乐，1920年5月16日—2010年5月12日），广东海丰人，后随家人赴港发展。人称“乐哥”“阿叔”，在香港警界与颜雄、韩森、蓝刚并称“四大华探长”，并长期被视为其中的首领性人物。
早年与入警
- 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新南村，家境贫寒，童年随父母在渔船上谋生。
- 30年代末到港，曾擦鞋、派报、拉人力车等。
- 1940年以20岁之龄加入香港警队，曾从街头巡逻基层做起，后任文职与办案岗位。
警务生涯与势力扩张
- 1950年代崭露头角，尤其以反黑和打击帮派闻名。1955年在一次行动中声名大振，随后升任新界区探长，并逐步掌握广泛势力。
- 被指与多家帮会（如14K、新义安）有密切关系，采取“合作与控制”的方式治理帮派，借此在新界维持秩序的同时积累影响力。
- 1958年港英政府增设华人总探长一职，吕乐成为其中重要的华探长之一，实质上掌握警界重要权力。
- 在其任内，黄、赌、毒等事务被统一管理与协调，他同时被指收取保护费并积累大量资产，获外界绰号如“五亿探长”“五亿探长吕老虎”。
退休、潜逃与被通缉
- 1968年提前退休。随后以投资房产、收租等方式过生活。1973年前后移居加拿大，1970年代中又曾赴台湾居住。
-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开始追查警界贪污案件；1976年对吕乐发出通缉令，此通缉令在其去世前仍未撤销，使他成为香港历史上被通缉时间最长的人物之一。
- 据报其在港被冻结的资产及名下物业规模可观；媒体与调查曾估计其巨额资产。
晚年与影响
- 晚年曾在台湾接受采访，表示在港已有不多熟人。部分涉事前同僚及其家属在70年代移居加拿大，如温哥华、多伦多等地。
- 吕乐的事迹被改编为多部影视作品的原型，包括《五亿探长雷洛传》《追龙》《金钱帝国》《风再起时》等，其中《雷洛传》一片由刘德华主演，片中对人物与情节的呈现曾引起当事人或相关人士的争议。
- 2010年5月12日，吕乐因胃癌在加拿大逝世，终年89岁（近90岁）。其生涯与争议在香港警界与影史中留下深刻印记。
《五亿探长雷洛传》
吕乐既有被视为治安实务上能人一面，也有被廉政调查与媒体指控贪污、勾结黑帮的负面记录；相关细节在不同来源中记载不尽相同。
《五亿探长雷洛传》是一部由永盛电影公司出品的香港电影。这部电影由刘国昌执导，陈文强编剧，刘德华、吴孟达、邱淑贞、张敏等主演。
电影大意：《五亿探长雷洛传》以香港20世纪中期为背景，讲述了热血青年雷洛（刘德华饰）从一名普通警察逐步成长为权倾一时的五亿探长的故事。影片通过雷洛的职业生涯和感情生活，展现了香港警界和地下社会的复杂生态，以及主人公在道德和利益之间的挣扎与抉择。
初入职场：雷洛初入警界，因不愿同流合污而受排挤，但得到探长陈统的赏识和提携。
感情纠葛：雷洛与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阿霞（邱淑贞饰）相爱，但遭到女方家庭的反对，最终因一场火灾而失去联系。
黑白两道：随着剧情发展，雷洛开始接触并融入香港地下世界，凭借聪明才智在黑帮中崭露头角。
权力巅峰：雷洛娶得“大捞家”白饭鱼的女儿白月娥（张敏饰），并在其帮助下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五亿探长。
道德考验：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下，雷洛经历了多次道德考验，最终成为了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角色。
电影中的主角雷洛之所以能在复杂多变的香港社会中全身而退，是因为他具备了以下几点关因素：
一、头脑精明，智勇双全
敏锐的洞察力：雷洛从最初的小探长起就展现出了超凡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能够准确分析形势，预见未来走向。
灵活的应变能力：在复杂的警界和地下社会中，雷洛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
二、认清大势，审时度势
顺应时局：雷洛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变迁的脉搏，顺应时局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
急流勇退：在反贪污声浪高涨、廉政公署即将成立的背景下，雷洛果断选择提前退休，避免了可能的法律制裁和政治风险。
三、善于经营人际关系
警界内外游刃有余：雷洛在警界内部结交了众多朋友和盟友，同时在地下社会也树立了威望，这使得他在面对危机时能够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家庭背景助力：娶得“大捞家”白饭鱼的女儿白月娥为妻，不仅为他的仕途铺平了道路，还在他遭遇困境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四、具备远见卓识
资产布局：雷洛在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并提前进行了资产布局，购置了多处不动产。这些资产在他退休后成为了他稳定的经济来源，确保了他能够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预见未来：雷洛对香港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这使得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损害。
这些品质使得他能够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在危机中保全自己。该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和细节都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原型，电影的背景源于20世纪中期香港的社会背景，在分析雷洛为何能全身而退时，我们也需要结合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来进行全面考虑。
四大探长
概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警界存在几位在黑白两道都极具影响力的华籍探长，常被并称为“香港四大探长”。他们在当时的治安、黑帮关系与警队内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廉政公署成立后，警黑关系与警队内部腐败被大规模揭露，他们的命运与香港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吕乐——从草根到掌权者，被通缉一生
- 出身与早年：吕乐（1920–2010），原名吕务乐，出生于广东海丰，随家人偷渡到香港。早年生活清苦，曾擦鞋、派报、拉人力车。1940年加入香港警队，凭借个人能力与手腕逐步升迁。
- 警界地位：1955年打黑出名，1956年任新界区总华探长。后来升至刑事侦缉处总探长，凭借其在帮派间的影响力，建立起一套警界内部的“潜规则”——有组织的贪污体系，使其在黑白两道都拥有显著话语权与控制力。其影响力曾令四大家族对其亦有所顾忌。
- 退休与逃亡：1968年宣告退休。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后，反腐压力骤增，吕乐随后逃往台湾，与妻子在台北定居。1976年廉署发出对他的通缉令；此后该通缉一直有效，吕乐因此成为香港史上被通缉时间最长的要犯之一。2010年5月12日，吕乐因胃癌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0岁。
- 财富与影响的文化投射：吕乐退休时曾大量购置物业，亦在公众与影视作品中成为原型人物。例如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追龙》《金钱帝国》《风再起时》等，均取材或借鉴其事迹与形象。
蓝刚（原名蓝文楷，绰号“无头”）
- 籍贯与改名：原名蓝文楷，入警后为避显得文弱而改名蓝刚。为人风趣幽默，常以滑稽言行取乐，因斯文却健忘而获“无头”绰号，深受同僚与黑道人物喜爱。
- 警务生涯：1944年入职，服务至1969年，离职前任港岛总华探长。任内曾与吕乐等人交替驻守港岛与九龙要区，地位显赫。
- 涉案与外逃：随着廉政公署成立并深挖警界贪腐，多个涉毒大案牵连出警员与退休警官。1974年重大毒案（跛豪案）暴露出警黑勾结，引发连锁审查。蓝刚虽于1969年已退休，但在风声紧迫时以出国旅行为由离港避祸。1977年2月11日，廉政公署将其列入StopList并发出通缉，蓝刚此后未再返港，1989年在泰国病逝（心脏病）。
韩森（Chang Chau仔 / 肥仔B）
- 籍贯与早年：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香港长洲（离岛），1940年加入香港警队，是二战前最后一批警校毕业生。太平洋战争期间香港沦陷，他返回东莞避难；战后重返警队，师从东莞籍前辈刘福，成为警界东莞系的重要骨干。
- 警务生涯：曾驻守铜锣湾、半山区、油麻地与旺角等要区。1950年破获一起警察走私黄金案，使其声名大噪；1966年升任华籍探长，1971年短暂出任新界总华探长。因身形肥硕与家乡身份，绰号有“长洲仔”“肥仔B”。
- 私生活与作风：为人圆滑，仕途顺遂；好女色，有一妻两妾及多名情人。他在警界积累了不小的“油水”，地位一度可与吕乐、蓝刚等并列。
- 腐败与逃亡：在韩德、郑汉权案件等牵出警界贪污后，廉政公署秘密调查发现其任内薪酬与实际财产差距巨大（至离职时财产据称超过415万港元）。察觉风声后，韩森提前退休并离港，后在海外、尤其是与香港无引渡条约的台湾长期定居。1976年廉署对其发出通缉，但他已在外。1999年在台湾病逝。随后港府通过民事诉讼向其家属追索资产，最终庭外和解，家属交付约1.4亿港元。
颜雄——油麻地的地头蛇，最终流亡泰国
- 职务与影响：颜雄曾任刑事侦缉处探长，1972年转任警署警长，长期在九龙一带活动，尤以尖沙咀、油麻地为势力范围核心。这些地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了大量棚户区，成为黑帮争夺的热点，颜雄据此成为当地“地头蛇”。他最后担任过油麻地警署探长，之前亦与韩森在该区轮值或交接。
- 廉署风暴下的逃亡：廉政公署成立后，将查处重点放在油麻地等高危区域。自葛柏案及后续一系列案件揭露，廉署在短短数年内挖出近二十个贪污集团，多名高阶警司被捕，数百名警员被通缉。许多退休或离职人士虽侥幸未被拘捕，但面临退休金被剥夺、资产冻结及长期流亡的困境。颜雄在形势紧张时选择提前外逃，但仍在1977年1月24日被廉署列为通缉对象，后来定居泰国并未返回香港。
廉署成立后的连锁反应
警黑关系的收敛与转变
廉政公署成立并展开强力反腐后，警队与黑帮之间长期形成的明暗利益链被逐步切断或收敛。具体表现为：- 黑帮与警界的“公开合作”减少，黑帮不得不更加隐蔽地操作或转向合法生意以自保；
- 那些与警界有深厚利益关系的帮派在短期内失去保护伞，出现权力真空或被其他更隐蔽的势力填补；
- 部分退休或离职的警员因担心被追责选择出逃海外，形成长期的通缉与资产冻结问题。
制度性变化与长期影响
廉署的成立不仅造成短期震荡，还推动香港警队在制度与文化上做出调整：- 加强内部监察、改善晋升与问责机制，减少以往依赖人情与关系形成的权力滥用；
- 公共对警队的监督与媒体关注提高，廉政风暴成为提升公共行政透明度的契机；
- 社会层面上，对“灰色地带”利益的清理，长期有助于香港社会治理规范化与法治建设。
对四大探长命运的总体观察
- 共同点：四人皆出身较为基层，靠经验与人脉在警界快速升迁；在鼎盛时期，他们在黑白两道都拥有一定影响力；廉政运动暴发后，他们的命运多为外逃、被通缉或遭到民事追索。
- 差异化结局：有的如韩森、蓝刚、颜雄最终选择流亡海外并在那里度过晚年；吕乐长期被通缉直至死于异地；他们的结局体现了个人选择与制度力量博弈的结果。
历史评价与影视文化投射
- 历史评价：对这批人物的评价往往是复杂且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在维护治安、打击某些犯罪上有过业绩；另一方面，他们也深度参与或利用职权从事贪腐与与黑社会的交易。历史研究通常将他们视为战后香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制度不健全、权力集中与社会贫富差距并存之下的特殊现象。
- 影视与民间记忆：四大探长以及与之相关的警黑故事，成为香港电影、电视剧与小说经常取材的对象：
- 作品多以戏剧化人物与情节，探讨权力、金钱与道德边界；
- 如《追龙》《五亿探长雷洛传》《金钱帝国》《风再起时》等，均借用或改编相关人物原型，反映社会对那一时代复杂性的反思；
- 影视化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个人色彩，也帮助公众记忆这段历史，但同时也可能简化或浪漫化现实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结语：从个人命运到制度教训
- 个人层面：韩森、蓝刚、颜雄、吕乐四人，既是时代造就的产物，也是其选择与行为的承担者。身处权力与利益交织的环境，他们的经历展示了个人如何在制度空缺与利益诱惑中作出不同抉择。
- 制度层面：廉政公署的成立与后续行动，显示出制度性改革在遏制腐败、重建公共信任方面的重要性。历史告诉我们，法治与监督机制是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出现的关键。
- 记忆与反思：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个人兴衰的叙述，更应成为制度建设、职业选择的参考点。
吴锡豪（跛豪）
概述
- 姓名：吴锡豪
- 绰号：跛豪
- 生卒：1930–1991
- 籍贯：广东汕头（达濠/潮阳一带）
- 身份：20世纪60–70年代香港重要贩毒集团首脑，潮州帮“义群”领导人，曾活跃于香港、台湾、泰国等地。其事迹被改编为电影《跛豪》《追龙》。
生平与犯罪活动
- 早年到港：1960年代初从广东私渡到香港，初期在石硖尾以开“字花档”（赌博）为业。
- 转入贩毒：后转做“粉档”（毒品交易），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势力迅速扩张。据称其集团在此期间贩卖毒品超过30吨、涉资数亿元，成为香港毒品市场上“四大家族”之一。
- 组织归属：属潮汕帮系，潮州帮在香港分为多大分支（如新义安、福义安、义群、敬义等），吴锡豪为“义群”首领。该派系与其他帮会并列为当时黑道势力的重要成员。
- 与警方的勾结：其集团被指与部分警队高层贪污警察存在勾结，并涉嫌多起暴力、灭口等严重刑事案件。吴锡豪本人曾遭刺杀事件致左脚残疾，故获“跛豪”绰号。
被捕与服刑
- 廉署成立与行动：1973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对警队与有组织犯罪展开清查与打击。1974年吴锡豪由台湾返港即被逮捕。
- 审判结果：整个集团被判刑合计124年，吴锡豪被判处30年监禁。此案导致其所在字头（义群）多人被捕、势力大损，至1980–90年代人数与影响显著衰落。
晚年与去世
- 特赦出狱：1991年服刑约16年后，因患晚期肝癌获香港总督特赦出狱。
- 去世：出狱25天后病情恶化去世，终年约61岁。
影响与评价
- 组织影响力：在鼎盛期，吴锡豪掌控的毒品网络不仅覆盖香港本地，也并延伸至台湾、泰国等地，是当时香港黑社会与毒品贸易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 衰落原因：70年代起廉政与警方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集团骨干被捕以及部分成员退隐或改行，使“义群”及其相关字头势力在随后数十年内大幅缩减。
- 文化影响：吴锡豪的生平与案件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成为香港黑帮题材影视的一部分素材。
香港三大帮会概述
新义安（又称义安、新安公司、老新、潮州帮）
- 起源与沿革：最早可追溯到1886年的“文安三合会”，由潮州、福佬、客家等族群在港聚合而成。1915年曾与“太平山体育会”结盟，1921年以“义安工商总会”名义注册。1947年因被指从事黑社会活动遭当局取消社团注册，随后改组为新安公司及其分支永安公司，遂称“新义安”。
- 组织与规模：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视“龙头大哥”为最高首领，实行家族世袭与分区管理。20世纪80年代据称会员达四万多名。活动区域覆盖港岛、九龙、新界及离岛，对香港治安和民生造成重大影响。
- 近年情况：1997年前后多位骨干退隐或转业；2012年深圳警方摧毁其在深圳的一个堂口，显示跨境活动遭到打击。
和胜和
- 起源与演变：源自19世纪后期“和字系”堂口，早期以“工人自助帮会”“同乡会”“宗亲会”等名义活动。1909年“胜和堂”在深水埗成立，后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快速扩张，逐步成为和字派的主流。1930年正式独立于和合图，成为独立势力。
- 地位变迁：1974–1981年间一度独大；1982–1997年间位居香港第三大帮会。1997年后，因新义安与14K衰落，和胜和逐步上升为香港第一大黑帮势力。
- 特色：以“和”字系文化为标识，内部传承洪门技艺与帮规，且在本地社会与小堂口间有较强的组织渗透力。
14K
- 起源与扩展：由葛肇煌于1949年在香港创立，其前身为1947年在广东成立的“洪发山忠义堂”。14K迅速扩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涉足澳门，七八十年代会员规模曾达十几万人，是当时香港规模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之一。
- 国际网络：活跃于港澳及西欧、北美、澳新、东南亚等地，与台湾竹联帮、四海帮及其他海外华人帮会有联系，具较强的跨国犯罪与商业网络。
- 与其他帮会的关系：与新义安、和胜和并列为香港三大帮会，在香港黑社會格局中鼎立竞争。
共同渊源与政治背景
- 洪门与三合会传承：新义安与14K均源自两广的洪门组织，洪门在晚清时期与革命活动有一定关联（如海外“致公堂”与孙中山的渊源），后逐渐演变为以三合会名义存在的帮派体系。
- 政治改组与历史角色：1947年左右，新义安与14K在国共内战后由国民党军统背景人物（据称分别为向前与葛肇煌）参与改组，曾被视为国民党在香港的外围组织之一；随着历史变迁，这些组织的“革命”色彩逐渐消退，转而成为地下秩序与有组织犯罪的主体。
影响与当代回应
- 社会影响：三大帮会长期对香港社会秩序、商业运营及跨境活动产生影响，包括涉赌、毒品、敲诈勒索、黑市经济以及渗透某些合法行业。
- 扫黑与执法：自20世纪70年代起，港英及后来的本地与内地执法机构对有组织犯罪加大打击力度；1997年后帮会势力与结构出现调整，境外打击与跨境合作加强，部分堂口与骨干退隐、转业或被缉拿。
香港廉政公署
简介
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1]缩写ICAC），[10]简称香港廉政公署[2]或廉署，[7]是一个独立的反贪污执法机构。[9]廉政公署主要有针对涉嫌相关犯罪的调查权，[12]有对各部门及公共机构工作进行审查并提供建议权，以及对公众进行反贪污教育的职责。[13]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由廉政专员领导。[14]
1842年至1973年，香港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15]1973年6月“葛柏事件”成为香港刮起廉政风暴的导火索，时任香港总警司的葛柏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超过430万元的消息被报道之后，民怨沸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13]1974年2月15日，廉署正式成立，[3][4]以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贪污。[3]廉署成立初期，有关政府部门的贪污投诉远多于私营机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廉署成功瓦解政府部门的集团式贪污，加上经济迅速发展及商业活动频繁，涉及政府部门的贪污投诉逐渐下降，而关于私营机构的投诉增多。[16]
1991年廉署率先引入录影会面室，成为香港首个使用此系统与受疑人会谈的执法机构。[17]1997年，廉署成立廉政之友。[18]2007年12月8日，廉署总部大楼启用。[2]2022年1月，廉政专员白韫六获选出任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19]2023年10月11日，廉署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方向，首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办“大型基建反腐治理专业课程”，有1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反贪机构代表参与。[20]
廉署自成立以来，先后调查了“26座公屋贪污案”“新股上市贪污案”“海外信托银行贪污案”“佳宁集团诈骗案”“名车走私案”“律政高官受贿案”“圆洲角短桩案”“上市公司贪污诈骗案”“银行经理向客户索取回佣案”“非法索取工人介绍费案”等重大案件。[8]2022年香港的廉洁程度在全球18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2位，是亚太区最好表现地区之一。2023年，在142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中，香港在消除贪污方面位列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第3名，位列全球第9名，[21]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2008年报告认为，香港能够成功遏止贪污，廉署功不可没。[22]
发展历程
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缺乏制度化的管理手段，公营机构腐败盛行。为了惩治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殖民政府1898年制定了《轻罪处罚条例》，二战后，殖民政府通过了新的反贪腐法律——《防止贿赂条例》，该条例至今仍是惩治贪腐主要的实体法。即使英国殖民地政府为遏制腐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却几乎未起到什么效果。[23]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因为人口不断膨胀，社会资源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助长了医院、警队等机构“走后门”“茶钱”“黑钱”“派鬼”等贪污的风气，社会治安和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当时贪污成为香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公众人士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果断行动，打击贪污。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疑似贪污430多万港元，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而，在此期间葛柏逃到了英国。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们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抗议和批评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集会得到数以千计的群众响应。市民又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到街上示威，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3]
面对市民的强烈要求，香港政府明白民怨已到顶点，必须有所行动。葛柏潜逃后，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被任命为葛柏潜逃事件调查委员会的组长。百里渠爵士发表了两次调查报告，在第二份调查报告书内，他清楚指出：“有识之士一般认为除非反贪污部门能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迅速接纳了百里渠报告书的建议。在1973年10月的立法局会议上，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污组织。[3]
1974年2月15日，根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廉政公署正式成立，[24]接替警务处反贪污组，[6]以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贪污，[3]《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第204章）亦于同日生效。[4][25]廉署成立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布成立24小时举报中心，[26]成立后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葛柏逮捕返港。1975年初，廉署成功将葛柏由英国引渡回港受审，葛柏被控串谋贪污及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入狱4年。葛柏案件体现了廉署打击贪污的决心，在香港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3]也成为廉署肃贪倡廉工作的重要里程碑。[27]
廉署成立初期，有关政府部门的贪污投诉远多于私营机构。[16]1975年，廉署调查涉及警队的个案已占探长贪污案整体案件的42%，[28]一连串的调查行动瓦解了多个警队内的贪污集团。[29]1977年2月至5月，廉署展开多次小型行动，分别拘捕21名涉嫌参与油麻地果栏执法人员集体贪污案的目标人物；1977年9月19及21日，廉署展开大型拘捕行动，先后扣查87名涉嫌受贿的警务人员，稍后全部获准保释，这是廉署成立以来同时间扣留人数最多的一次。1977年10月28日，警察集会抗议廉署对警务人员进行调查，约40人到廉署执行处表示不满，[30]对廉署造成短暂冲击和破坏，随后政府颁发局部特赦令，[31]动摇了社会人士对政府廉政建设的信心。[6]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廉署成功瓦解政府部门的集团式贪污，加上经济迅速发展及商业活动频繁，涉及政府部门的贪污投诉逐渐下降，而关于私营机构的投诉增多。[16]1982年至1988年3月期间，廉署处理了“26座公屋贪污案”[8][32][33]“新股上市贪污案”[34]“海外信托银行贪污案”[35]“佳宁集团诈骗案”等重大案件。[36]1991年廉署率先引入录影会面室，成为香港首个使用此系统与嫌疑人会谈的执法机构。[17]1994年5月，香港首次举办商业道德会议，商界领袖于会议上达致共识，认同香港必须成立一个机构以长期推广商业道德；1995年5月2日，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创立香港道德发展中心。[37]1993年至1995年期间，廉署调查了“名车走私案”“香烟走私案”；[38]1989年至1996年8月，参与调查“律政高官受贿案”。[39]1997年，为鼓励香港市民通过积极参与倡廉活动，深入认识廉政公署的工作，并身体力行，协助推广廉洁信息，共同维护一个廉洁公平、安定繁荣的社会，廉政之友成立。[18]1998年，廉署调查了“产业署总经理滥用职权案”。[40]
2000年，廉署调查了“圆洲角短桩案”，[41]2002年艺人谢霆锋涉嫌“顶包案”，轰动一时。在廉署介入调查后，谢霆锋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被判14天监禁，并强制进行社会服务240小时。[a][43]2003年6月，廉署获得立法会拨款，2004年9月动工建造廉署总部大楼，由时任廉署专员黄鸿超及罗范椒芬分别主持动土典礼及平顶仪式。[2] 2006年，廉署启动了“廉政公署一体化”政策，成员可以在不同部门调任，改变了以往成员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同一个部门的情况。[44]2007年12月8日，廉署总部大楼启用。[2]2009年至2014年，廉署调查了“上市公司贪污诈骗案”；[45]2014年至2015年9月，调查了路政署总工程监督贪污案，[46][47]后针对工程界别编制了一系列防贪锦囊及培训资源，例如《工程合约的判授及管理》《工程监督防贪指南》等。[48]2015年至2017年期间， 廉署调查了“银行经理向客户索取回佣案”[49][50]“补习天王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案”[8][51][52]“反黑警司包庇三合会贪污案”[53][54]“非法索取工人介绍费案”等重大案件。[55]2015年5月，香港道德发展中心改名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37]
2022年1月，廉政专员白韫六获选出任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19]2023年3月，廉署提出建设“香港国际廉政学院”，预计2024年2月开幕。[56]2023年10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方向，首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办“大型基建反腐治理专业课程”，有1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反贪机构代表参与，共建廉洁丝绸之路。[20]
廉署职权
《廉政公署条例》（第204章）、《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554章）赋予廉署广泛调查权力，[12]包括搜查、扣押、拘捕等；[24]有对各部门及公共机构工作进行审查并提供建议权，以及对公众进行反贪污教育的职责。[13]同时，廉政公署的人事和财政独立，不受其他部门制约。[24]
调查权
《廉政公署条例》（第204章）中赋予了廉署逮捕、扣留和批准保释的权力、搜查与捡取证物的权力、从疑犯收取非体内样本作化验等权力；《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中赋予廉署查阅银行帐目、扣留及审查商务和私人文件及要求受疑人提供其资产相关的详细资料等权力；《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554章）赋予廉署确保公共选举得以公平、公开和诚实地进行，防止舞弊及非法行为出现等权力。[57]
廉政公署的调查权重心在执行处，可以利用“线人”和使用隐蔽器材等技术手段进行侦查。根据《廉政公署条例》第十条和《防止贿赂条例》第三部分的规定，廉署还具有特别调查权、扣留权、搜查权、使用武力权、获取指模及照片权、捡取及扣押证物权等特别权力，经廉政专员同意，廉署人员可进入并搜查任何公共机构及其使用的办公场所，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13]
另外，廉政公署有逮捕涉嫌犯罪者的权力。根据《廉政公署条例第十条，如廉署人员合理怀疑某人触犯《防止贿赂条例》或《选举条例》所列罪行，或合理怀疑某人利用职权触犯勒索罪名，可以无需手令而将该人逮捕。凡获得廉政专员授权的廉署人员，无需拘捕令即可拘捕涉嫌犯罪者并进行审问。[13]
审查建议权
廉署条例规定廉署人员有审查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常规工作及程序的权力、向各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首长提建议的权力，履行该职责的部门是防止贪污处。在审查中，办案人员主要针对容易产生贪腐问题的地方进行审查，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分析、与委托机构商讨并深入了解，找出贪污漏洞，提出一些建议以减少或消除贪污的机会。[13]
宣传教育职责
廉署没有明确的教育职责，在实践中廉政专员的活动往往会产生廉政教育的效果，[13]廉署重视制度预防及公众教育，[9]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关系处来负责宣传教育工作，[13]致力推动“全民诚信”策略，与公私营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协助他们加强防贪能力，并将倡廉信息传遍社会各处，[9]倡廉教育是廉署“三管齐下”策略中的重要一环。[5][13]
廉署体制
独立运作
廉署自成立以来一直独立运作，《廉政公署条例》（第204章）赋予廉署独立地位，并订明廉署的法定职责是通过调查、预防及教育的方式肃贪倡廉。香港特区《基本法》第57条亦订明廉署独立运作，在宪制上保障廉署的工作不受干预。[9]
监察与制衡
法例赋予廉署广泛的调查权力，故需设有完备的监察与制衡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14]香港廉政公署的监督机制主要分为廉政公署内部监督以及外部监督，外部监督包括立法机关、专门委员会、司法机关、其他行政机关以及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其中部分监督机制起步较晚，主要是解决廉政公署执法中发现的新问题。[23]
廉政公署要求职员恪守最高的诚信水平。廉署的内部调查及监察组（L组）专门负责调查涉及廉署人员的违纪行为和贪污指控，以及涉及廉署或其职员的非刑事投诉。 [14]有关廉政公署人员的所有贪污及相关刑事罪行的投诉，均须知会律政司司长，由他决定应否由廉政公署或其他执法机构调查。廉政公署必须就所有调查结果向律政司司长及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提交报告。[58]
行政长官委任社会贤达组成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等4个独立于廉政公署的咨询委员会，由非官守的委员出任主席，监察廉政公署各方面工作。其中，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廉政公署的整体工作方针及在政策上提供意见；[59]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廉政公署执行处的工作；[60]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负责向廉政公署建议防贪研究的优先次序及审阅所有完成的防贪研究报告；[61]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负责向廉政公署提出推行倡廉教育及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廉政工作的策略。[62]
立法会有权赋予或撤销廉政公署的权力，并要求廉政专员出席立法会会议，解答有关廉政公署的政策及经费问题。[14]首先，立法会在对行政机关的问责中审查廉政公署、行政长官提交的相关报告，通过民主代议制度提出质询，起到一般性监督作用。其次，立法会内部建立了专职委员会，与行政监察机构形成联动机制。再者，立法会还针对特定事件成立专责委员会，专责委员会在调查报告基础上对廉政公署及行政长官提出整改建议，会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23]
香港基本法第85条确保司法独立。在司法监督下，廉政公署行使某些权力前，必须事先获得法庭准许。同时，廉政公署会谨慎研究法官就调查工作所提出的意见或批评，以检讨执法程序，确保权力不被滥用。[14]法院在廉政公署参与调查的刑事案件诉讼中，在证据采用环节，通过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对廉政公署执法权进行审查；当事人亦可依据司法复核程序，对廉政公署权力行使提出质疑。[23]
廉政专员定期要向行政会议汇报，廉政公署的调查权和律政司的检控权分立，可以确保不会单以廉政公署的判断而作检控决定，防止滥权；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独立运作，监察及复检所有涉及廉署及廉署人员的非刑事投诉。委员会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委员包括立法会议员和社会贤达。 [14]审计署、申诉专员公署、个人资料隐私专员公署以及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等部门对廉署工作进行一般性监督。[23]
传媒监察可加强廉政公署对公众问责。[14]
反腐策略
香港廉政公署的绝大多数反腐案件来源于群众举报，[63]廉署采用严厉执法、制度预防及倡廉教育的“三管齐下”策略，推动全民诚信；还与公、私营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协助他们加强防贪能力。[9]
组织架构
截至2023年11月，香港廉政公署约有1400名职员。廉政公署由廉政专员领导，下设执行处（执法）、防止贪污处（防贪）、社区关系处（倡廉教育）、国际合作及机构事务处（国际合作及行政支援）4个部门，主要通过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3个部门打击及预防贪污；在此基础上，国际合作及机构事务处在国际层面加强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反贪机构联系及合作，并同时为公署及部门提供行政支援。[5]
组织架构图
廉政专员
廉政专员须就《廉政公署条例》第12条所列职责，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廉政专员的职责是：[4]
- 接受及考虑有关指称贪污行为的投诉，并在其认为切实可行范围内就该等投诉进行调查。[4]
- 调查任何涉嫌或被指称是犯《廉政公署条例》所订的罪行；任何涉嫌或被指称是犯《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所订的罪行；任何涉嫌或被指称是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554章）所订的罪行；任何涉嫌或被指称是由订明人员借着或通过不当使用职权而犯的勒索罪；任何涉嫌或被指称是串谋犯《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所订的罪行；任何涉嫌或被指称是串谋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554章）所订的罪行；及对任何涉嫌或被指称是（由2人或多于2人，其中包括订明人员）串谋借着或通过该名订明人员不当使用职权而犯的勒索罪。[4]
- 对廉政专员认为与贪污有关连或助长贪污的订明人员行为进行调查，并就此事向行政长官报告。[4]
- 审查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常规工作及程序，以便揭露贪污行为，并确保廉政专员认为可能助长贪污的工作方法或程序得以修正。[4]
- 应任何人的要求，就有关消除贪污的方法向该人给予指导、意见及协助。[4]
- 向各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首长建议，在符合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有效执行职责的原则下，基于廉政专员意见对常规工作或程序作出修改，以减少发生贪污行为的可能性。[4]
- 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害处。[4]
- 争取和促进公众支持打击贪污。[4]
执行处
执行处是廉政公署最大的部门，由执行处首长领导，下设2个主要部门，[64]主要接受市民举报贪污和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5]该处有900余人，占廉署总人数的3/4。[65]执行处首长同时兼任副廉政专员，并直接向廉政专员负责。执行处经常向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汇报部门工作及咨询意见。[64]
主要职责
- 接受及考虑有关指称贪污行为的投诉，并在其认为切实可行范围内就这些投诉进行调查。[66]
- 调查任何涉嫌或被指称触犯《廉政公署条例》（第204章）、《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554章）所订的罪行。[66]
- 调查涉嫌或被指称由指定人员借着或通过不当使用职权而犯的勒索罪；调查指定人员任何与贪污有关联或助长贪污的行为，并向行政长官报告。[66]
防止贪污处
防止贪污处负责审视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常规工作及程序，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会因为私营机构的要求提供防贪顾问服务；[5]并会定期向监察该处工作的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67]1985年，防贪处下设私营机构顾问组为私营机构提供顾问服务，于2015年更名为防贪咨询服务。[68]
社区关系处
社会关系处下设社会关系科和社区关系科2个科室，[69]主要负责教导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并争取市民积极支持反贪工作。[5]
国际合作及机构事务处
国际合作及机构事务处下设国际合作科及机构事务科2个科室，[70]主要负责国际和内地联系及培训、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秘书处，以及为公署提供全面机构事务支援。[5]
主要职责
- 加强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反贪机构联系及合作。[71]
- 向国际社会宣扬香港的廉洁环境、有效的反贪制度、良好的法治及廉政公署工作。[71]
- 负责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秘书处。[71]
- 为公署提供机构服务，并确保其行政工作符合政府守则及章规。[71]
附录——为什么很多人确信东亚人智商最高？
答主：石枫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东亚人历史上长期生活在世界上最庞大、分工最细的社会当中，这个社会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为基础，而这个社会还有着最规范、最完整的等级结构和官僚体系，因此不断地筛选出智力最高的人。
奥地利学派经常将时间偏好视作财富的来源与文明的象征。时间偏好越低，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发展程度越高。而精细农业恰恰是前现代社会时间偏好最低的工作之一，它在收获之前投入的劳动繁重而复杂，历史漫长，必须严格遵照特定规程和时间表。开荒、修建水渠、修筑梯田、围垦等，都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持续经营才能见效。这要求很高的纪律性与尽责性，并要求人充分地考虑当下与未来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定居社会中通常无法通过简单的掠夺加以解决。这就要求人们具备更高的智力水平。
而一个如近世东亚一样庞大的社会，也必然有着复杂的组织和等级结构。在其中，个人社交网络的规模上限也会变高，因此人们需要拓展社交技能，包括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智慧，从而竞争得到更高的地位与更多的资源，这也需要更高的智力。为人处世当然也需要非常高的智力水平。
在这样一个复杂社会中分工也更细密。许多新分化出的职业，如工匠、书吏、教师等对于智力都有很高要求，更不用说东亚地区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传统始终将智力水平视为文官的基础要求，即使在科举制产生以前“任人唯贤”也是儒家的传统准则。
在一个相对丰裕富饶、长期稳定、格外尚贤的社会里，智力水平能够影响的社会地位因素相当之多。能够积累足够多的财富、流传下更多子孙后代的人大多数智力水平不会太低。而智力因素的遗传占比又能达到一半以上。因此高智力带给东亚人的财富与繁殖机会方面的遗传优势会累积得非常明显，久而久之也就改变了某些种群特征。
附录有没有什么好笑的地狱笑话？
“下水后，一边游一边默默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附录——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操守严谨 利剑惩腐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探秘
时间：2004-08-03 16:56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１９５２年，其前身是新加坡警察系统的刑事调查部反腐败处。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对腐败分子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构成了防止和打击腐败的天罗地网。自反腐败机构“透明度国际”发布各国廉洁程度排行榜以来，截至２０００年，新加坡在世界各国一直位居榜首。
根据１９７０年新加坡颁布的重新修订的《防止贪污法》规定，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贪污调查局隶属总理公署管辖，局长归总理直接领导，工作对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的专职调查官全部都是由国家公共事务委员会(公务员委员会)!聘的。能被选中的人通常都被认为刚正不阿、不徇私情、铁面无私而又精明强干，学历必须是大学毕业，其工资待遇高于政府部门的同级人员。
贪污调查局是新加坡反腐败的最高专门机构，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是其监察对象。根据《防止贪污法》规定，贪污调查局司三项职责：
- 受理公众举报。
- 查处腐败案件。但调查局只负调查之责，而无处罚职能。
- 预防腐败发生。
新加坡政府为加强对公务员日常行为的监督，赋予了贪污调查局一项特别重要的职责，就是参与国家官员的考察工作，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为使贪污调查局的职责得到充分履行，法律赋予其完善、严密的权力体系，主要包括：
- 调查权。
- 搜查权。调查局可采取任何手段(包括必要时使用武力)对嫌疑人的人身、住所、办公地点及其他可以隐匿赃物的地方进行搜查，夺取或扣押任何有关的文件、物品等。
- 逮捕权。调查局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犯罪者或任何涉嫌贪污犯罪以及同犯罪有牵连的人。
- 跟踪监视权。贪污调查局所有的公务员，无论其职务高低，都有暗中派人秘密跟踪监视的权力。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正是凭着这些甚至包括一些司法特权的足够权力和手段，所向披靡，成功打击和遏制了腐败现象。
为防止公务员进行贪污腐败或捞取不义之财，新加坡政府实行了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公积金即退休公积金制度。新加坡公务员交纳的公积金在全球是最高的。新加坡政府规定，公务员退休后返还其每月存入的公积金而不再发养老金或退休工资。同时规定，一旦公务员因贪污等被判刑，其退休公积金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公务员在一般情况下会权衡利弊，决不会去冒险而以身试法的。(摘自《河南法制报》)
李光耀三招斩断腐败基因:80新元成反腐红线
来源：京华时报
2015-03/2405:53
原标题：80新元成新加坡反腐红线
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外，用新加坡4种官方语言书写的调查局名称。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官网悼念李光耀。
如今，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前列。但是廉洁国家的背后却并非天生与贪腐绝缘。
李光耀曾说：“我们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曾经为了人民而战的自由战士正在掠夺人民的财富，社会在倒退。”
李光耀执政之初便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预算的每一块钱花得有理有据。数年后，新加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
三招斩断腐败基因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长期殖民和腐败风气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以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警察系统为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以警察为例，1887年新加坡普通本土警察的平均月薪不到10新元，而驻新同级的英国警员则可以拿到50新元。巨大的收入落差使得一些本土警察索贿成性。
究其根源，新加坡当时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为斩断殖民时期传下的腐败基因，李光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赋贪污调查局极权
李光耀首先对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使其不仅有名有实，而且达到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之巅，这个机构就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李光耀于是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而且，李光耀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属于其监察对象。
另外，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新加坡高级外交官韦尔盖塞·马修斯这样解释这项条款：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每个月挣500新元，但你自己开着宝马5系，你的妻子开着奔驰，你俩还拥有一座500万新元的宅子，你就得解释一下，你是不是有个叔叔是大佬，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说不清楚财产的来源，抄没是肯定的，另外你还得面对法律的严惩。
反贪机构植入政府
李光耀深知，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刀不出鞘，不仅拿不了人，自己也会生锈。
每年7月1日，新加坡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从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入手，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例如，移民局是最可能出现腐败的政府部门之一，那么贪污调查局就进驻移民局，查找各项程序中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窗口”。
再如，作为一个有最大调查权的机构，贪污调查局本身也有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于是，李光耀给贪污调查局设立了一套最高标准的自查机制，可以自上而下查，可以平行互查，也可以自下而上查。而且，贪污调查局出现任何问题，由局长担责。
当官高薪有高风险
李光耀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严明法律打击腐败，使得腐败在新加坡官员眼中从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职务行为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犯罪行为。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一系列政策，用高薪养廉，用奖励清廉。
李光耀1989年和1994年对公务员薪资进行大幅度上调。1990年时，新加坡五级文员的月薪达到30091美元，而同年美国联邦政府中最高一级的GS－18文员月薪只有7224美元，相差4倍多。
高薪伴随着严管。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能收取利息；向别人借钱时，不得以自己职务为名，做各种交易；官员收受的礼品也要一律上交，若要留作纪念，可由专人估价后自己出钱买下；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准直接或间接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的子女借父母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
1991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贪污罪名被判成立，判处他1.7万新元罚款和1天监禁。1天监禁，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格林奈的生活变得前后两重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曾经住在别墅里、拥有私人泳池的格林奈在被判刑后，丢了饭碗，失去了全部养老金，直至2009年仍居住在出租房里。
新加坡对贪污罪最高判罚是10万新元罚金外加5年监禁，看似并不严厉，但真正严厉的是判罚的门槛很低，即便贪污100新元，也是同样下场。以格林奈为例，他后半生生活的破产不仅仅因为罚金，更因为连带的福利丧失。
反腐构架面临挑战
2013年起底的杨少雄案，暴露出贪污调查局内部存在监管漏洞和素质问题。杨少雄时年39岁，是贪污调查局负责行动支援组的助理司长，他涉嫌挪用170万新元公款，其中24万新元用于赌博。此案表明，挪用公款行为在个人财产申报体系中无法得到体现，也说明反贪人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贪污调查局的高薪未必能让每一个人都廉洁、正直。
同在2013年，新加坡民防部队前总监林新邦因接受供应商性贿赂而被定罪，被判处6个月监禁。而此前，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原局长黄文艺也曾被控权色交易。
综合来看，清廉带来的高薪优待确实让腐败的风险和回报倒置，使新加坡的腐败微缩到个体行为。
不过，李光耀设计的反腐大厦并非无懈可击。这些年，新加坡也出现的一些腐败案件，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氏家族。新加坡的反腐构架，仍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拷问。
本版据新华社
附录——为什么网友都叫新加坡做“李家坡”？
李光耀李显龙正如在MC世界中的我，努力建设各种设施，自己既当设计师亲自设计城市，又策划经贸和金融（淡马锡），还拉着朋友来跟我一起建设（外交）。而且屡次表示自己不是天子不是造物主，只是一个很和气的大家长。连皇宫和教堂都是村民NPC可以随意参观的，我在MC世界中平时也不住在“大明宫”里（我在MC里造的宫殿），经常在一个小园子里。还有国会、有最高法院、有市议会、有公立图书馆、有剧院、有医院、有火车站。如果你来参观我的世界，那些机关建筑甚至是三权分立。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MC里所有地图的主人，这些世界是“我”的私产。如果那些村民NPC有脑子的话，他们也会知道这一点（都市天际线里的NPC市民也类似）。在那些虚拟的世界中，我可以是总统，可以是工人，可以是市长，本质上说，我爱自称什么、就能有什么头衔。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设计我搭建的，因此也都是我恩赐给所有NPC程序的。
我尊重所有NPC村民甚至动物，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听话，如果有闯进珷宫和太庙的村民（平时都关着门，而且有院墙，不是钓鱼，但只要开门进去了不出来就斩），或者有猪牛羊等生物自动生成在火车站、博物馆、国会大厦等严肃建筑里（MC的中立生物会随机生成，而且如果关掉就会导致全图都不能生成新生物），那就只有两个字：诛杀。
这就是李氏父子的心态，他们并不是对自己的人民不好，他们更不是北朝或蒙博托卡扎菲那些类人群星。但是，在某种角度看，他们比任何后现代的极泉类人猿都更符合“君主+大爹”的定义，他们是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财产和作品去爱护的，李光耀父子非常细心，非常聪明，也非常勤政。把新加坡发展得很好，但他把自己当做新加坡的主人和父亲，他不允许任何人僭越和违抗他的意志。他的确是一位明君，而且老年都没昏聩，还能把下一代“扶上马送一程”，但他的身份底色是“君王”，不是现代的议会制领导人（尽管新加坡名义上是议会制）。
MC里所有建筑都是我亲自设计，又一个方块一个方块亲手搭建。某种意义上，我比李氏父子还好呢，因为我在MC里不止是创造者和统治者，我也真是工人，是劳动者。城市确实是我建的，NPC村民啥也不会建。的确是玩家本人大刀阔斧亲自设计亲自劳动。而李氏父子虽然确实兢兢业业、谋划未来，鞠躬尽瘁脑力劳动。但新加坡的大楼、港口、机场、银行，要么是英国人留下的成品，要么是众多工人劳动建起来的。
李氏父子才是东亚“管学”的集大成者，他们更像是在玩真人版的《理想国》游戏，而不是在现代公民社会治国。跟“涂鸦或吐口香糖就判鞭刑，组屋里禁止养猫，室外花盆禁止用底托盘”相比。即使前卅年或者蒋氏台湾，都算是自由散漫的。
张学友为唐太宗《贞观之治》写的主题曲就很适合拿来描述李光耀的心态：
但我到底是我，坚守我的承诺。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看我将怎么做！
看这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太多
让我全心全意，把这土地
建成理想国！
他真的全心全意为新加坡服务，他确实左右逢源、合纵连横、鞠躬尽瘁、尽心尽力。但是，这土地是他的锦绣山河。民众，都是他的孩子和臣子。而不是一个由许多自由意志、自下而上结合起来的现代社会。
与其说新加坡是海外华人城国，或者什么英式西敏制典范，不如说是微型的现代版“后唐”（当然，没有五代十国那么乱）。
附录——如何评价新加坡？
新加坡是为数不多对殖民时代给予正面评价的前殖民地国家，而且并不推崇“前殖民的黄金时代”，而是采取边缘化乃至积极否认的态度。
1967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赞扬英帝国主义和华人移民对新加坡经济成功的贡献时，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英国听众：
我继承了您留给我的一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切并非全由您创造，因为我的曾祖父确实扮演了辅助角色，我的父亲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把斯坦福·莱佛士的雕像留在了维多利亚纪念堂外的巅峰上。如果没有他，新加坡现在可能还是一片泥滩。
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在新加坡人的民族神话中无处不在。自 2007 年起，盛大的国庆庆典就在滨海湾举行，靠近莱佛士爵士在200年前踏上新加坡海岸的地方。莱佛士爵士被誉为引领新加坡从一个“沉睡的渔村”转型为全球服务中心和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的先驱。由于他的远见卓识，莱佛士莱佛士被正式奉为现代新加坡的“国父”。在新加坡河河口，靠近国会大厦的地方，矗立着一座莱佛士爵士的巨大雕像，碑文称赞其将一个“沉睡的渔村”改造成“现代大都市”的天才之举。仅几米之遥，维多利亚纪念堂前还有另一座莱佛士雕像。
为了彰显对斯坦福·莱佛士的崇敬，许多政府机构、企业、场所、建筑以及一流学校和学院都以这位英国东印度公司探险家的名字命名。这使得新加坡在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特立独行——它把“国父”的地位赋予了一位对该国殖民统治负有责任的英帝国主义代理人。在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1]中，大多数后殖民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史学巨变，其特点是对殖民历史的强烈排斥。具体而言，殖民时代通常被描绘成受人压迫的“黑暗时代”，而前殖民时代的历史则被改写成田园牧歌般的“黄金时代”。例如，为了呼吁印度尼西亚人支持从荷兰殖民主义中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苏加诺[2]提醒人民缅怀昔日王国的辉煌，旨在培养民族自豪感：
当印尼人民听到马来王国和室利佛逝王国的辉煌、第一马塔兰王朝的伟大、辛德王朝、埃尔朗加王朝、谏义里王朝、辛格萨里王朝、满者伯夷王朝和巴差贾兰王朝的荣耀，以及苏丹阿贡统治下的民塔鲁、万丹和马塔兰的史诗的时候，他们的民族精神将何等震撼？……他们的希望和信念将永存：一个拥有如此伟大过去的民族，一定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一个光荣的未来。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一场关于莱佛士爵士在新加坡历史叙事中的地位的争论随之而来。一些民族主义者呼吁拆除维多利亚纪念堂外的莱佛士雕像，并将其扔进新加坡河——以此作为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屈辱和剥削的象征性回应。然而，人民行动党[3]领导层非但没有将其沉入河底，反而决定尊莱佛士爵士为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为了彰显他崇高的地位，在新加坡河口竖立了另一座更大的国父雕像。人民行动党部长拉惹勒南承认这一决定颇具争议性，指出：
这是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步……我们的许多第三世界朋友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为什么与通常的做法相反，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帝国主义者会被称为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我们决定将莱佛士称为新加坡的国父，这正是正确利用历史的一个例子。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定居型殖民地社会，都尊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库克船长等殖民探索的先驱。类似的，在新加坡，英国人莱佛士被选为一位“中立”的历史开国元勋人物——他被认为推动了现代化的殖民计划，并由此吸引了华裔和印度裔劳工移民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各邦，而英帝国主义以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群体恰恰被视为现代新加坡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对移民贡献的颂扬，使得人民行动党政府能够去动员华人社群来支持国家主导的、带有强烈华裔特征的国家认同的举措。
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移民定居的双重颂扬，体现在许多杰出的新加坡历史学家和作家的作品、人民行动党政客的演讲、政府出版物、国歌、纪念碑、博物馆、教科书以及国家资助的纪录片之中。反映该种风格的新加坡历史学者Edwin Lee，就将新加坡后殖民时期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殖民主义：
…如今的新加坡是一个…总理像昔日的殖民总督一样，为公众生活定下基调、法治盛行的国家…正是我们殖民遗产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结合，使它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新加坡前文化和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曾这样解释莱佛士爵士为何被选为现代新加坡的唯一奠基人：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关于谁应该被尊为新加坡国父的争论一直存在。最终，政府将该项殊荣颁发给于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并正式宣布他为新加坡的缔造者，这场争论戛然而止。
拉惹勒南认为：
新加坡可考的历史始于1819年……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试图将新加坡人的认知推向 1819 年之前，则属于对历史的误用……1819 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如果真有的话——也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
当莱佛士爵士登陆新加坡的时候，据说只有少数当地土著生活在这片没有可考历史的土地上。这种叙事通常被任职于当地高校的新加坡历史学家所宣扬。对于新加坡对殖民时代而非前殖民时代历史的关注，新加坡历史学者做此解释：
殖民时代的历史不容忽视，一部分原因是它持续太久，另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忽视它，新加坡人将被迫回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辉煌的本土黄金时代。
一些新加坡历史学家否认马来/印尼历史记录的可靠性，例如十七世纪的《马来年鉴》(Sejarah Melayu)和 1365 年的爪哇《爪哇史颂》(Nagarakretagama)，声称：
对于1819年之前的前殖民时代，人们已经注意到大量资料的缺乏以及存世史料的不可靠性。然而，殖民时期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记录……与殖民时期关于新加坡现代历史的记录和报告相比，现有的用于重建新加坡前现代史的文本参考资料难以解读。
由于大量新加坡史学家对马来史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故转而选择性地依赖华人和欧洲人的历史资料来探究新加坡的起源：
然而，关于早期新加坡的第一个真实记载……是由一位名叫汪大淵的中国商人撰写的，他曾在十四世纪上半叶游历过华人一直称之为南洋的地方……(Arthur Lim Joo Jock 1991)
史学界之外，政客们就更是如此。李显龙总理表示，新加坡缺乏历史底蕴，不利于吸引游客：
我们的历史并不悠久，只有大约200年……如果我们想让游客多待几天，就必须有卖点。综合度假村就是我们的卖点之一。
参考：
- ^关于新加坡独立的前后始末，可以参考我的另一篇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973703/answer/1896716795777381516?utm_psn=1897762415808091825
- ^印尼国父、独立领袖
- ^新加坡的长期执政党
附录新加坡有真正的皇汉吗？
如果你认为以色列是一个皇犹国家，那么新加坡作为“南洋的以色列”，他有什么理由不属于“皇汉国家”呢？
在将新加坡与该地区(马来世界)区分开来时，内阁资政李光耀将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城邦称为“中世纪的威尼斯”、“马来穆斯林海洋中的以色列”和“沙漠中的绿洲”（Wilairat，1975：45）。
看到有人拿新加坡国旗和新加坡国歌来证明其“马来性”，我真是忍不住笑了：恭喜你，发现了新加坡为数不多可以与马来世界相联系的元素。
讽刺的是，由于不熟悉国语(National language）[1],大多数新加坡人无法理解"你叫什么名字(Siapa namakamu)"、“我是谁(Di-mana awak tinggal)“这些基本问题，以及国歌《新加坡万岁！》（Majullah Singapura）的歌词。事实上，今天许多新加坡人甚至不知道马来语是国语，认为只有四种国语[2]。
相反地，新加坡的诸(真正的)国父一直在积极且刻意的推动新加坡与马来世界的分离和对马来历史的否认，进而强调由莱佛士爵士——新加坡的摩西——登陆新加坡所建立的“自由贸易港”国家神话。
从许多方面来看，新加坡的马来历史几乎变得不可见，在“新加坡故事”的官方叙述中被搁置一旁，“新加坡故事”通常始于 1819 年开拓先驱莱佛士爵士的到来。新加坡的前殖民时期马来历史已经被归入神话的领域，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说，它与邻国的前殖民历史一样遥远。这种对岛上马来遗产的选择性遗忘和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与区域马来世界 (Nusantara)的脱节。这种历史遗忘症与人民行动党政府构建的更大的“新加坡故事”相一致，该故事已经扫除了新加坡历史上许多政治敏感的方面。
什么？你说新加坡惠马来人？是像以色列惠阿拉伯裔公民那样惠惠吗？
我的评价是四大建国种族[3]属于新加坡公民叙事门面的一部分，但认真你就输了。
并非巧合的是，新加坡武装部队(SAF)是在以色列的协助下成立的，以色列与较大的穆斯林邻国关系存在问题，并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的安全关系。正如以色列安全部队将阿拉伯裔公民排除在外一样，新加坡武装部队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系统性地将马来人排除在“强制性”国民服役之外，并继续实行“歧视性”政策。迄今为止，还没有马来人或穆斯林担任过国防、外交、教育、金融和贸易等高级内阁职务。
新加坡也并未像某些回答说的那样，对华人事务漠不关心，只顾做“新加坡人”。李光耀总理就曾对两个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系统性边缘化华人的行为感到不满：
我的邻居们都和华人有矛盾。他们事业有成，勤奋工作，因此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简而言之，他们希望新加坡像他们的华人一样，唯唯诺诺。所以，每次我们对拆掉长堤建桥的计划说“不”时，他们都会说：“哦，你们不合作，你们只顾自己。”……但你需要一个不仅有勇气，而且有技巧的政府，能够以一种非常平静、礼貌的方式说“不”，而不会激怒他们去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新加坡作为一个定居者社会，尽管殖民时代通常以正面的形象来描述：这使新加坡与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区分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作为现代新加坡的“创始人”的地位就是例证。但与此同时，“勤奋而进取”的移民——自然就是华人——对现代新加坡转型的贡献同样也受到高度赞扬。这种叙述通常以居高临下的方式对待土著社区，将他们描绘成“进步的障碍、需要承担的负担或对国家统一的威胁”。
1967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英帝国主义和华人移民对新加坡经济成功的贡献表示赞扬，他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英国听众：
我继承了您留给我的一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切并非全由您创造，因为我的曾祖父确实扮演了辅助角色，我的父亲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把斯坦福·莱佛士的雕像留在了维多利亚纪念堂外的巅峰上。如果没有他，新加坡现在可能还是一片泥滩。
在庆祝英帝国主义和移民将新加坡转变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第一世界经济体的贡献的同时，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学家有意抹去了马来血统的历史记忆。与此相反，他们选择将马来世界描绘成充满敌意的域外他者，并作为新加坡生存主义的论据：如果说“以色列有权生存”，那么新加坡同样有权生存。
我们200万人口中，75%是华人，在由3万个岛屿组成的群岛中，我们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而这片群岛上居住着超过1亿马来穆斯林或印尼穆斯林。我们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我们如何生存？(李光耀 1998)
是的，新加坡有权生存，华人也有权生存。
看到这里，你还会觉得新加坡仅仅是一个四族共和式的团结国家吗？
新加坡最为独特的一点就是他试图在公民社会各族平等的框架下维持了一个华人至上的国家，而__与之相反地选择在五族协和的幌子下建立一个贬损华人的体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下会看到无数的团结叙事信徒在不遗余力的攻击新加坡——一个独一无二的英帝国主义下海峡华人的定居型殖民地社会。
他们在批判新加坡华人“拜日耳曼”的同时，身体却早已匍匐在马来人和爪哇人的脚下。
参考：
新加坡本地一名18岁华族青年，因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仇视回教和右翼极端主义内容，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类似新西兰屠杀回教徒的袭击，针对本地马来人和回教徒。他已在去年12月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
现年18岁的学生李洐秋（英文名字为Nick Lee Xing Qiu），2023年初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仇视回教和右翼极端主义内容后，逐渐对回教徒产生反感。他不仅观看社交平台通过算法推送给他的类似内容视频，每天也花上几小时，搜索和浏览类似内容。
当时只有16岁的李洐秋把塔兰特视为偶像，到某个暴力游戏网站假扮塔兰特，甚至下载网上游戏，把自己人设成塔兰特，在基督城的努尔清真寺图回教徒。
2024年初，李洐秋进一步受极右翼主义影响。他强烈憎恨马来人及回教徒，还有传统上被右翼极端分子针对的犹太人、墨西哥人、非裔美国人和印度人，甚至相信图他们是合理的。他也分不清并非所有回教徒都是马来人的区别。
他自认是“东亚至上”主义者，认为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比其他族裔优越，也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这些极端思想，导致他认为自己的华人身份优越，对回教徒心生反感，觉得回教对汉人文化构成威胁。
对右翼极端分子常提到的人口“大替代理论”，他也深信不疑，觉得要采取暴力行动，防止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地位，被人口迅速增长的马来族群所取代。
而且右翼极端主义正对全球构成日益严重的安全问题，新加坡无能幸免。至今因极右翼思想激进化触犯内安法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可能更容易受到这类意识形态左右，更可能被极右翼运动像是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所吸引。
摘抄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