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索卡尔事件故事背景：
西元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 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但事实上这篇文章最终并没有被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其他人视角中索卡尔这么做的原因：
索卡尔为什么这么做，他想证明什么？其方法或可商，而《社会文本》的人们也决不是我们的敌人。然而，通过对其不同“靶子”的滑稽模仿，通过证明他所瞄准的对象们什么也不懂，索卡尔希望以一种振聋发聩的方式，针对诸多影响广泛而又错误的文化倾向发起一场绝对必要的争论。
第一个靶子：文化相对论。对美国知识界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或一种“叙事”，并不比其他“神话”能赋予我们更客观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因此索卡尔在其文中一开始就宣称，一些人（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布鲁诺·拉脱尔及其他）对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以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已经证明物理学的真相，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语言建构，而科学的认识远不是那么客观，而是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正是文化生产了科学认识。
显然事情进行得就像在邮局里寄信一样顺利，因为这种说话方式已经极为流行。然而，这是荒谬的：我们所置身的无垠的宇宙既不是为了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而存在。显而易见，我们的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确是社会建构。但它们是建立在经验性论据之基础上的，这一点总是被人遗忘。
如何能够严格地证明，至少部分证明，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我们不凭借任何经验性理由就能相信诸如血液循环、地球转动或物种进化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争辩已经完结这些事实呢？如果这并非人们想说的，那么是否可以期待某种更加明晰的表达方式呢？
第二个靶子：以自然科学为出发点的过度推理。人们总是不断地碰到这样的观念，即认为量子力学、相对论、哥德尔定理或混沌理论具有深刻的文化或政治蕴涵，并且对人文科学有着直接实用的意义。索卡尔便大大地开了一个玩笑，从目前仍然停留在纯思辨阶段的“量子引力”理论中提升出社会和政治蕴涵。
最后一个靶子：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们过度地给他们的读者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掌握了科学话语的某些方面。拉康的作品就充斥着对拓扑学或逻辑学的援引。在《语义学》中，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运用了选择公理和哥德尔定理”。保罗·维里利奥在论及地理和历史时，不时谈及（来自于相对论的）“时间类”和“空间类”。吉勒斯·德勒兹把微分学、让·鲍德里亚把混沌、鲁丝·伊里伽莱把逻辑学和流体力学挂在嘴边。布鲁诺·拉脱尔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相对论，称其为“对授权社会学的贡献”。
本书中最重要的就是索卡尔的两篇文章、《科学与意识形态——爱德华·威尔逊》和最后的译者的话。
爱德华·威尔逊其实就指出了这种思潮背后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世界上重要的意识形态中只要马克思主义支持女权主义。最新版的就是讲「不被定义的女性」。
这种事件其实就被有识之士认为是新的「李森科事件」。比如下面这段话也就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相信专家与相信奇迹（或相信伪科学）不是一回事。为了在实际生活情境中，形成理性推论的更深层的法则，许多社会学的观点变得相关。首先，对“专家”在一定领域内为什么被认可，以及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论的背景下，对有行医许可证的医生和具有高度“可信度”的先验感应的行医者之间做出区分。“一般来说，当一位专家做出了某一判断，其它有能力的专家们对这一判断感兴趣，并对之持怀疑态度，他们完全有办法来检验这一判断，但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上述那位（真正的）专家。当然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学问题：称之为“思想的自由市场”到底有多么自由？相互冲突的观点是否得到公正的对待？事实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也许可以叫做“民主的李森科”（democratic Lysenkos）式的东西存在。就是说，在民主社会里，人们可以掌握一些机构性的权力（科学期刊、研究所等），从始至终强制性推行他们所崇尚的走进死胡同的研究“路线”。事实上，任何–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中存在大量的民主的李森科，至少在足够小的范围内是这样。对于社会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一个最有意义的课题是设计一个机构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这类人拥有过分权力。
文化相对主义就是原始马克思主义的升级版本：
通过采用一种能称之为科学的狭隘的可接受性研究标准，莱沃廷追求不受科学影响的政治议程。他宣扬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公认的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反映。他大约在1970年转向政治上极端主义的立场后，就致力于发扬他自己的公认真理的观念：整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展望一种精神的宇宙，在其中社会系统是根据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力量而盛衰。他反对在生物学中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虽然在总体上来说，还原方法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自然科学中未受挑战的重要方法。最特别的是，他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反对它。1991年，他说：“根据还原主义，我们预设世界被破坏为微小的碎片，其中每一块碎片有自己的性质，所有的碎片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较大的事物。如，个体构成了社会，社会不过是个体的人类的性质的呈现，个体的性质是社会整体的原因的性质，社会整体是这些原因的结果。”
这种还原主义，正如莱沃廷所表述和否定的那样，正是我对世界是怎样运行的看法，它形成了我所分析的人类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但莱沃廷坚持认为它不是科学，按照他自己的多年前表达的政治信念，建立在个体生物学基础上的社会生物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理论甚至不可能是真的。看一看在这里他是怎样概括自已的后现代主义的论点的：“这种生物世界的个体主义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18世纪把个人作为万物中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
莱沃廷概括道：还必须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被抛弃，我们才能沿着更为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道路前进。这些并不要求科学上的确证，至少不会依靠遗传学、神经生物学或进化理论来确证。莱沃廷公然声称：基因“已经被一种崭新层次的原因所代替，那就是社会及其自身的规律和本性只有通过唯一的经验形式一一社会行动来理解。”
现在我能够触及到这种激进科学运动的核心。正如它整体上在今天表现出来的疯狂，特别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瓦解后，人们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这一论点，因为它已经被少数几位有影响的科学家，包括在公众眼中受人尊重的科学家斯坦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莱维斯（Richard Levins）和鲁丝·哈伯德（Ruth Hubbard）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今天我们正在继续发扬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这些是很受人尊重的科学家，其中莱沃廷和莱维斯，一直是国际科学学会的成员（很快就在意识形态的主张中背离了自己），可能提倡一种由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观点所指导的科学，这种观点今天看来是与当前的历史不合拍。但它有助于解释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哈佛大学校园中的那场弥漫着“政治上正确”气氛的论战的特色。那时，在学术界弥漫着标准的左派趋势，莱沃廷以及“为人民的科学”的成员被归人进步的行列之中，尽管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极端，而我，转向实用中间派的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被带上右派的帽子。
现在转向我的故事。虽然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的非官方的总部设在莱沃特的办公室中，就位于我在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中的办公室的下面，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讨论。经过3个月的讨论，这一团体得出了其注定的结论，在1975年11月 13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信中，其成员声称社会生物学不仅未能得到证据的支持，而且还有政治上的危险。所有试图确立社会行为的一种生物学基础的假设，他们写道：“倾向于依据阶级、种族或性，为某种集团的地位和现有的特权提供了一种遗传学上的辩护。历史上来看，强权国家或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存在或扩张，总是从科学共同体的成果中来寻求支持……这样的理论为1910至1930年的美国的绝育法案和限止移民法案的制定提供一个重要的依据，同样也为导致为德国纳粹建造毒气室的优生学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基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我认为建构主义能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在正确理解了物理学、数学等上的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拓展到人文上，不是完全不可取的。
索卡尔并不是第一位考察这些问题的人[26]，但他却如此戏剧性地引起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就“学术”一词的含义来说，这些还不完全是学术界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科学的发现灵活到足以应付这种发现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话，那么这就可能引诱我们强迫科学家以那种更为无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的、美国化的、宗教的、雅利安的或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其他方式去考察自然，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在论战中，受到危害的事情远不仅是科学的健康发展。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自然是由客观的规律所支配的这一发现，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文明，我喜欢引用体·特伦沃·鲁珀（Hugh Trevor Roper）的评论说：这一发现使人们减少了崇拜女巫的热情。我们将需要坚定和加强理性地理解世界的看法，以防止我们受那些仍然还在困扰着人类的非理性的侵害。
我希望把哈耶克提到的自发秩序原理引入儒学，这和「天何言哉？」可以匹配。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发秩序，我尝试把混沌理论、能量理论和熵增原理等混入其中，至少要能让文科生和理科生少啰嗦。希望我不会成为「反面教材」！
书籍简介
作者: 索卡尔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
译者: 蔡仲 / 邢冬梅
出版年: 2002-5
页数: 408
定价: 22.00元
丛书: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ISBN: 9787305037757
内容简介
1996年5月，“索卡尔事件”出现后，在全球学术界爆发了一场科学家与后现代哲学家之间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涉及到对科学本性、科学趔的客观性和理性、科学方法、科学、技术与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关系等等的辩论。众多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纷纷投入保卫科学、保卫理性的斗争之中。而后现代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却不断地借助于“外部因素”来“解构”科学、“解构”理性。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论战，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冲突。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深刻的、影响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必将会对人类的文化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收集了有关这场论战主要论文，作者大都是这场论战的主角，论文也主要是由作者自己推荐的。本文集的目的是把这场论战的主要内容介绍给我国学术界，以促进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
艾伦· 索卡尔，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
正文摘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编者前言 “索卡尔事件”
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登出了两条新闻，一条是配有一幅彩色照片的克林顿总统签署保护儿童条例的法案的消息，另一条是报道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 索卡尔（Alan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自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是一篇诈文，没有能力识别出作者有意识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这一事件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20世纪7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其特点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在其中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作为一位在政治上持左派倾向的物理学家，使索卡尔感到更为不安的是，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潮是以政治上的左派面貌而出现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反对蒙昧主义，相信理性思想和客观实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而这两者是反对由强权所提倡的神秘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权主义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索卡尔自己说过，他的诈文的目的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索卡尔是在受到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1994）一书激励下写成这篇诈文的。《高级迷信》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许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暴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但也受到了其反对者（几乎全是人文主义学者）的攻击，认为本书是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不道德的恶意攻击，误解了他们的工作。在读了本书后，索卡尔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撰写这篇诈文。
这样从1994年起，索卡尔就计划写一篇文章，在其中要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错误：如它求助于权威而不是论证的逻辑、证据，一篇难以理解的散文，其中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但他意识到必须为之进行充分的准备，一方面，让它“坏”得足以满足上述标准，变成一篇纯粹是胡说或错误的文章；另一方面，让它“好”得不能让杂志的编辑们察觉出它的意图。像所有有学术责任心的学者一样，索卡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寻求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他收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这可以从诈文的参考文献中看出），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篇“完美”的文章，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这样他就把这篇文章名命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完稿后，索卡尔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备把这篇稿子投给《社会文本》，但他的朋友告诫他：他的意图很可能被这一著名杂志的精明的编辑们识破，最好投给另一不太出名的杂志，但索卡尔还是坚持已见。事后来看，索卡尔的选择是正确的。《社会文本》创刊于1979年，是一种每期以一个专题进行讨论的双月刊，由斯坦利·阿诺罗维兹（Stanley Aronowitz，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社会文本》编辑部的成员）、约翰· 布伦克曼（Jhon Brenkman，纽约市立大学英语教授，文学杂志 Venue的编辑）、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杜克大学文学系负责研究生工作的主任）等主编。《社会文本》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的左派学者的文章，到了1990年，《社会文本》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最向往的杂志之一，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如美联社称之为“一份受人尊敬的社会科学杂志”《盖勒特新闻导报》（Gannet）称之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纽约时报》称之为“一种善于在文化论战领域中创造一种趋势的杂志”、《波士顿太阳报》称之为“一个左翼批判研究的代言人”、《华盛顿邮报》称之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科学杂志”。索卡尔要想在《社会文本》上寻求突破口是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其编辑的队伍，而且还因为这一杂志根本就不缺少稿源。
事实上，弥漫在《社会文本》中的学术研究的浮夸作风，也反映出文化研究领域内存在的浮夸作风。一般说来，文化研究起源于大众文化是怎样和它的观众进行交流的跨学科的研究。最早的研究机构是英国的伯明翰大学1964年设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今天的文化研究的许多工作都是来源于此。美国的文化研究常常带有伯明翰学派的许多特点，强调政治和社会阶级的诸多特性，如种族和性别，当然，美国的文化研究还联系着索卡尔所批判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但这两个特征不足以完全概括在文化研究名义下进行的研究活动，因此，在索卡尔的诈文中，除了对上述两种趋势进行“赞美”外，还把文化研究与其近邻“科学元勘”联系在一起。像文化研究一样，科学元勘常常涉及到科学家的兴趣、背景以及对制度的依附，它们认为科学研究要比科学家所承认的，更容易受到社会的污染，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应该根据科学所依附的政治意识形态、部落文化以及性别等外部因素来确定。科学史上对科学进步的英雄般的赞美叙事，受到了科学元勘的怀疑。这种对科学的歪曲，受到科学家的猛烈击，《高级迷信》一书率先发动了这场反击战。这场科学保卫战的目的，正如索卡尔所说的那样，是保卫科学，真理、客观性、逻辑与科学的方法，反对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进行歪曲，同时，认为这些科学元勘学者没有能力对他们所涉及到的科学领域进行充分的分析。一般说来，科学元勘在大学的理科系中很难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当然也有少数科学元勘学者来自大学的理科系，如凯勒），如在那期以“科学大战”为标题的《社会文本》的专刊中，除了索卡尔外，所有的作者都来自人文学科系别，包括人类学、政治学、历史、法律学、公共健康、社会学、技术研究的教授。在这一期中，索卡尔的文章被安排在最后一篇。
对《社会文本》的编辑来说，索卡尔事件开始于1994年11月。当时，编辑部收到了索卡尔的诈文后，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代表编辑向索卡尔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向索卡尔表示感谢，说他给编辑部送交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 与此同时，罗斯就计划组织一个专刊，以回击《高级迷信》一书所带来的对科学元勘的批判。1995年3月上旬，罗斯写信给索卡尔，告诉他，准备把他文章收集到“科学大战”专刊中，同时要求他做一定的修改，特别是删除部分过长的批注和参考文献（批注和参考文献加起来，超过了正文）。索卡尔回信说：他对编辑部能够把他的文章放人“这种论战的语境”中而感到十分感激和鼓舞，同时拒绝作任何删改，因为“批注是推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证据对我的文章来说，是最为关键的，不能够被省略或删除”。接着，索卡尔在给《社会文本》编辑的电子邮件中进一步解释道：“我的文章是同时为两种人而写的：一是《社会文本》的大众读者，二是科学家，让科学家对文章所述有所认识，而不管这些科学家是否喜欢客观存在。”他同样表达了：如果注解被删除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我的文章敬开了被有某种倾向的科学家进行无情的攻击的大门”。尽管编辑事后才声称索卡尔的文章看起来有点“做作”，但《社会文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它出自一个物理学家之手，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就在《社会文本》准备发表它的同时，索卡尔就着手准备对自已的诈文进行曝光的工作。
索卡尔诈文曝光后，传播媒介一般把安德鲁·罗斯（一位副主编）视为《社会文本》，这主要是由于对“索卡尔诈文” 的大部分最初的编辑工作是由罗斯完成的（包括与索卡尔的通信）。罗斯和索卡尔都是纽约大学（NYU）的教授，他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校园里，然而，他们在空间上的近距离仿佛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巨大差异毫无联系。纽约大学的物理系在美国并不出名，而罗斯在美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影响很大（虽然其早期的工作是近代诗歌），他领导着一个资金来源十分丰富的美国研究计划（American Studies Program），《纽约时报杂志》曾经用一整版篇幅刊登过他的一幅穿着当时十分流行的des Garcons夹克的彩色照片，大有-一种作为大众明星教授之势。罗斯在某种程度了代表着索卡尔所批判的那种影响十分广泛的文化思潮，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罗斯的威望帮助了索卡尔的诈文在读者中广泛传播。
索卡尔原计划等2至3个月才揭露出他的诈文。然而，在他的文章等待发表的这一年多时间内，学术界知道将要在《社会文本》上发生的事情的人越来越多。1996年冬，罗杰· 基蒙鲍尔（Roger Kimball），《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一份新出版的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文化研究杂志）杂志的执行主编，获知这一消息后，就与索卡尔联系，准备将此事曝光，索卡尔告之他暂时不要曝光。随后，《纽约市报》的一位精明的记者戴维·格伦（David Glenn）偶尔获知，在《社会文本》即将出版的“科学大战”的专刊中将会有惊人的事件发生，就把此事通知杂志《大众语言》（Lingua Franca’""）。在检查过这一专刊的校样后，《大众语言》编辑部确定了所怀疑的文章，随后与索卡尔联系，询问这是否是一篇诈文，索卡尔意识到已经无法对此隐蔽，只好把已经写好了的曝光文章寄给这一杂志。结果在诈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大众语言》上就披露了此事，这就是他的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随后在世界的传播媒介中，“索卡尔事件”被广泛地在头版报道，被称之为“诈文”、“玩笑”、“事件”、“一场恶作剧”、“一场骗局”、“胡说”、“废话”等。学术界的大多数人站在索卡尔一边，认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反对学术界中蒙味和虚伪，或政治假象的斗争；美国的大众百姓则深恐他们的学费被白白浪费掉：而世界各地的科学元勘学者，其中有人认为“这只会出现在美国学术界”，为自己寻求解脱，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右翼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社会批评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或者说是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出来的误解。
这篇诈文一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许多著名的报纸，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唔士报》等都参加了讨论。众多出版社，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纽约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纷纷出版或正在计划出版有关方面的著作；已出版了的著作有N·克瑞杰主编的《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秘性的曝光》（1998）；艾伦·索卡尔和杰·布里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1998）；保罗·格罗斯、罗曼·莱维特和马丁·刘易斯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罗曼·莱维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困惑：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1999）；斯尼尔·莱维特主编的《识别错误：在政治方向上论战的第二波》（1999），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对后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已从第-一阶段的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众语言》杂志编辑部出版了《索卡尔诈文》（2000），把“索卡尔事件”后引发的争论中的主要文章汇编成一本论文集；芝加哥大学还计划在明年出版《后现代之后》（布里克蒙特主编）。
后现代思想家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社会主题》主编之一的安德鲁·罗斯主编了《科学战》（1996）一书；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尔（Bruno Latour）（在科学战中，他受到了最猛烈的批评），发表了《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实在》（1999）一书作为反击；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编辑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4）论文集；普里高津与斯唐热发表了《确定性的丧失》（1997）；而斯唐热，一位当前活跃在后现代舞台上的哲学家，又发表了《发明与权力》（1998）一书；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玛里奥·比尔基奥林（Mario Biagioli)将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科学反思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成一本论文集：《科学元勘读者》（1999）；诺尔·塞提娜（K. Knorr Cetina）发表了《认识的文化：科学是怎样创造知识的？》（1999）；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耶阿本德的遗作《丰富的结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1999）；基思·M·艾锡曼（Keith M. Ashman）和菲利普·S·巴里格（Philip S. Baringer）主编了《科学大战之后》（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 年）；杰伊·拉宾格（Jay Labinger）和亨利·柯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芝加哥出版社，2001年）。
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人，而且这场论战已经进人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正因如此，我们编辑这一文集，把这一论战的主要内容介绍给我国读者，希望能够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事业。
本文集的选题首先是由南京大学周光教授提出的，并提供了相关文献。在翻译过程中，还直接得到了有关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索卡尔、布里克蒙特、莱维特、格罗斯、爱波斯坦、罗宾斯、拉脱尔、普罗特尼斯基等作者不仅把能代表他们主要观点的文章推荐给我们，而且还把他们拥有的版权无偿地转让给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这些作者还不厌其烦地给译者解答有关问题。借此，我们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崇高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第一部分
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艾伦·索卡尔
有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和文化批评的领域，或许除了一些外围的影响外，不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世界观赖以生存的基础，应该依照社会和文化的批评来进行修正和重建。他们坚持后启蒙运动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定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
然而，20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已经破坏了这种笛卡尔——牛顿式的形而上学（Heisenberg 1958，Bohr 1963）。在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中，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更进一步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可靠性（Kuhn 1970，Feyerabend 1975，Latour 1987，Aronowitz 1988b，Bloor 1991）提出了质疑。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Merchant 1980, Keller 1985, Harding 1986，1991, Haraway 1989，1991，Best 1991）。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的断言本质上具有理论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其具有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这些叙事的主题，尽管某些侧重点不同，但能够被追溯到阿诺罗维兹对量子力学诞生的文化结构的分析（Aronowitz 1988b，第9章和第12章）；罗斯对后量子科学中对立的话语的分析（Ross 1991，导言和第1章）；伊里伽莱和海莉斯对隐含在流体力学中的性别密码的揭露（Irigaray 1985，Hayles 1992）；哈丁对隐含在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特殊意义上的物理学中的性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批评（Harding 1986，第2章和第10章；Harding 1991，第四章）。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目的是通过解释量子引力的最新发展，更进一步发展上述分析：在这一物理学中的新兴分支——量子引力中，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被综合和替代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时空的流形终止了作为客观物理实在的存在；几何变成了相对的和语境式的，以往的科学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其中，包括存在自身)已经变成尚存疑问的和相对的。我将会证明，这种观念上的革命，对于-种未来的后现代和具有解放意义的（liberatory）科学的内容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
我将按如下步骤来展开这篇文章。首先，我将非常简短地讨论由量子力学和经典的广义相对论所引起的某些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其次，我将概括出新兴的量子引力理论的概貌，讨论其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上的问题。最后，我将评论这些科学发展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涵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篇文章肯定是试探性的和初步的；我并不会假装我能够回答我提出的所有的问题。相反，我的目的是引起读者对物理学中这些重要发展的注意，并尽可能概括出这些发展的哲学和政治的涵义。我将努力把数学知识控制在最低限度，但我已认真地提供某些参考书，从这些书中，有兴趣的作者能够找到所有有关必备的细节知识。
- 量子力学：不确定性，互补性，不连续性和相互连通性
- 经典广义相对论的解释学
- 量子引力：弦、交织（weave）或形态发生场
- 微分拓扑学与同调理论
- 流形理论：整体和界线
- 超越界限，发展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Liberatory Science）
过去20年中，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文化论战中，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讨论。在当前，这些对话已经开始详细地注意到了由自然科学提出的特殊的问题（Merchant 1980，Keller 1985，Harding 1986，Aronowitz 1988b，Haraway 1991 and Ross 1991）。特别是，马克·麦德森和戴博拉· 麦德森目前已经对相对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做出了个清楚的概括。他们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的两个标准：“有资格称为后现代科学的一个简单的标准是它摆脱了对客观真理的概念的依赖。如根据这一标准，由于量子力学的互补性诠释，尼尔斯·玻尔与哥本哈根学派就应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39]很清楚,在这方面,量子引力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科学。(Mark Maclsen and Deborah Maclsen 1990，P.471)
其次，“对后现代科学来说，另一个基本的概念是本质的概念（Essentiality），后现代科学理论是根据某些理论的因素来构造的，这些因素对理论的相容和效用来说是根本的”。(Madsen and Madsen 1990,P.471 ~472).
因此，如果数量或对象在原则上是不能被观察到的，如时空点，精确的粒子的位置，或夸克和胶子，则不应该被引人理论之中。“这样，当根据这一标准,近代物理学理论中大部分理论被排除后，量子引力便获得这种资格：从经典的广义相对论到量子化理论，时空点（也正是时空流形自身）已经从理论中消失。
然而，这些标准，正如他们所承认的那样，对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后现代科学来说是不充分的：它们能够把人们从“绝对真理”和“客观实在“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但对其他人类的专制来说，却未必如此。用安德鲁，罗斯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一种“公众能够回答和有益于进步利益的"科学。4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的角度，凯利·奥利弗（KellyOliver）得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为了革命，女性主义不应该主张描述存在或自然事实。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是一种政治工具，是在特殊具体的情境中克服压迫的战略。因此，女性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发展一种战略性理论一不是真的理论，也不是假的理论，只是战略的理论。（Oliver 1989，P.146)
那么，这一任务何以完成呢？
下面，我将在两个层面上概括出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后现代科学：首先，根据一般的主题和观点；其次，根据政治的目的和策略。
正在形成中的后现代科学的一个特征是它强调非线性和不连续性：如，不仅在量子引力中，而且在混沌学说和相位变迁理论（theory of phase transitions）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已经指出了对流体，特别是对剧烈湍流，进行一种充分分析的必要性（Irigaray 1985；Hayles 1992)[43]。这两个性质看起来并不是像它们最初表现的那样矛盾，湍流联系着强的非线性，而平缓或流动性常常联系着非连续性（如在突变理论之中），因此一种综合的形成，决不意味着是不可能的。
其次，后现代科学解构和超越了人与自然，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界限。量子力学，在这一世纪的早期，已经抛弃了天真的牛顿式信念，这一信念存在于客观的，“外在于我们”的物质对象的前语义世界中，正如海森堡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再问“粒子是否是客观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但海森堡的公式仍然将时空预设作为中性的客观存在，在这一毫无疑问的客观实在中，量子化的粒子和波相互作用着（虽然是不确定的）；正是在这一自我标榜的客观实在中，量子引力对其提出质疑。正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那样，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只能是相对于一个观察行为才能存在，因此，量子引力告诉我们时空自身是处于语境之中，它们的意义只有相对于观察的方式才能确定( Thom 1975, 1990, Arnol’d 1992) [44]
第三，后现代科学推翻了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的静态的本体论范畴和等级特征，取代原子论的归纳主义的观点，新科学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动态网络；取代固定的单一本质（如牛顿的粒子），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相互作用和流动（flows）（如量子场）。在这方面，各种后现代科学集中表现出一种新的认识论范式，那种被称为生态学的反思模式，被广泛地理解为“认识到在自然的循环模式中，所有的现象具有基本的相互包含“（Capra 1988，P.145）[45]
后现代科学的第四个方面是强调象征和表征（symbolism and representation）。正如罗伯特·马克利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科学正在逐渐地超越各学科之间的界限，表现出至今为止一直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特征。
量子物理学、强子的靴带理论、复数理论和混沌理论具有共同的基本假设：实在不能在线性的术语中被描述，非线性（和无法解释的）方程是描述一种复杂的、混沌的和非决定论的实在的唯一手段。这些后现代理论显示自身的最主要特征是：比喻自然，而不是“精确地”描述自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具有元批判的性质。基于那些文学理论家而不是理论物理学更熟悉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所进行的这些由科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描述策略的尝试，表现出一种朝元理论方向发展的信号。怎样表达这种元理论一一数学的，实验的还是口头的，本质上是复杂的和难以解决的，它不会只有一种答案，每种答案都是研究宇宙的符号论的一部分（Robert Markley 1992, P.264)。[46]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阿诺罗维兹同时暗示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可能会从各学科之间认识论的共同点中产生出来：
自然对象同样是社会建构性的。这并不是这些自然对象，或更精确地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对象是否独立于认识的行为而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真实的”时间的假设来回答，这一假设与在新康德主义者中普遍的预设相反，这种预设认为时间总是有其自身的指称对象。因此，瞬时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范畴，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范畴。无疑，地球在生命出现之前就早已进化，但问题是自然科学知识对象是否是外在于社会领域来进行建构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就能够设想科学或艺术能够发明认知程序，这种程序可能有效地使我们产生出知识或艺术的手段的效果的客观化。表演艺术也可以进行这种尝试（Aronowitz 1988b，P.344）。
最后，后现代科学不仅对根植于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提出了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还为科学工作的民主化方法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正如玻尔所注意到的那样：“对同一个对象的一种完备的说明可能需要不同的观点，这对描述的单一性提出了挑战。”这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相当简单的事实，然而许多自称为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的经验主义者却宁愿否认它。在这种情形中，一个自称为永恒的、具有“科学家”资格的世俗僧侣怎样能够试图维持在科学知识制造中的一种垄断？（我所强调的是我绝不反对专业的科学训练；我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精英的社会团体强加自已的“高科学”教规的做法，其目的是排除其他制造科学知识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由不属于这一精英团体的人所创造的。）[47]
因此，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则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彻底民主化（Aronowitz 1994）。反过来说，这一纲领一定要包括一种新的和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的科学的建构，这种科学能够满足于一个民主化的未来社会的要求。正如马克莱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一个进步的团体来说，看来存在着多少是有点自相矛盾的选择：
一方面，政治上进步的科学家能够试图为他们所赞成的道德价值恢复现有的实践，声称他们的右翼敌人正在毁损地球，而他们，反方向的运动，正在接近真理。（但是）生物圈的状态一空气污染、水污染、正在消失的热带雨林、数以千计的物种正濒临灭绝、大面积的土地承受着远远超过其负担能力的耕种、核工厂、核武器、过去曾经是森林的地带已经消失、饥饿、营养不良、消失的湿地、消失的草地、环境引起了大量的疾病。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科学进步的实在论的幻想，恢复而不是变革现有的方法论和技术的实在论的幻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关于寻求国家社会主义复兴的政治斗争的，更不用说其他。(Markley 1992, P. 271)
另一可供选择的方案是不仅要对科学，而且还要对政治进行深刻的重新认识：
走向重新定义系统的一种对话性的发展，即：不仅要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生态的整体，而且还要看作是一组竞争的系统一—一个靠各种自然利益和人类利益之间的张力所结合成的一个世界，为重新定义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是干什么的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一种重构科学教育的确定性方案的可能性。这种方案是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我们应怎样干预我们的环境的讨论的（Markley 1992，P.271）[48]
毫无疑问，后现代科学是支持后者的，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方法。
除了重新定义科学的内容外，还必须重新建构和重新定义科学劳动所处的制度场所（大学、政府实验室和企业），重新组织奖励系统，这种奖励系统过去经常迫使科学家违反自己的良好本性，成为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雇用武器。正如阿诺罗维兹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11000名物理学研究生中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固态物理学的这一物理学分支学科中，他们所有的人在这一领域中都能够获得工作”（Aronowitz 1988b，P.351）。相反，量子力学或环境物理学领域中的学生却很少有工作机会。
但所有这些仅仅是第一步：为了打破“科学家”与“公众” 之间的人为障碍，任何具有解放意义的运动必须首先解除科学知识的神秘性，实现科学知识民主化。实际上，这一任务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深刻的改革，在新的一代受教育者的身上开始实施（Freire 1970，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1993）。必须消除科学与数学的教育中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特征，科学与数学课程的内容必须通过综合女性主义、同性恋者、多元文化论者的生态的批评运动的观点而得到丰富。
最后，任何科学的内容被深深地限制在特定的语言之中，在这种语言中，其话语得以形成；从伽利略开始，主流西方物理学一直是用数学的语言来构造的。“但这种数学是谁的数学？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正如阿诺罗维兹所观察到的那样：“数学和逻辑都逃脱不了社会的‘污染’”（Aronowitz 1988b， P.346），[52]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已经反复地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中，这种污染来源于势不可挡的资本家、父权制者和军国主义者：“数学被描述为一位女性，其本性上是渴望成为被他人征服的异类。”（Campbell and Campbell-Wright 1993， P.11）[53]因此,如果不深刻地改变传统数学的标准，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将是不完备的。[54]然而，现在还没有这样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出现，我们只能推测其可能的内容。我们能够在模糊系统理论的一种多维的和非线性的逻辑中窥见其线索（Kosko 1993）。但这种方法仍然深深地保留着其起源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特征。[55]“突变理论（Thom 1975，1990，Amold 1992），由于其对连续与间断、变形与展开（metamorphosi and unfolding）的辩证法的强调，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数学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然而，在这种方法能够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工具以前，还有许多理论上的研究要做。舒伯特（Schubert 1989）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种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最后，混沌理论一一这一理论使我们对普遍的，然而是神秘的非线性现象拥有了最深刻的理解，将是所有未来数学的中心。不过，这些未来数学的想象现在还只能够显示出最含糊的迹象。伴随着科学中的这三个新兴分支的出现，将产生出一个新的学科——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对这种全新的理论框架，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我们现在甚至还无法设想它们。
曝光：一小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艾伦·索卡尔
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只服从于美国的政治运动）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劳丹，《科学与相对主义》（1990）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美国学术界中，某些范围内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的严格性标准明显地下降的趋势而深感不安。但我只是一个物理学家：如果我不能够迎合这种冲动和分延（“jouissance”和“différance”）[1]”,也许反映出我的无能。
因此，为了检验这种流行的智力标准，我决定尝试一个适度（虽然明显是无法控制的）的实验：一个文化研究方面唱主角的北美杂志——其编辑的队伍包括诸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与安德鲁·罗斯这些知识界中的杰出大师——是否会发表这样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发表在《社会文本》1996年的春夏季期中，它出现在这一杂志以“科学大战”为标题的专刊中。
这里发生了什么？难道编辑们真的不理解我的文章是一篇诈文吗？
在第一段中，我讥笑“一种后启蒙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着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是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是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性质是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定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对这些定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这是在文化研究中不存在外部世界的教条吗？或存在外部世界，但科学不能认识它？
第二段中，在没有任何证据或论据的条件下，我断言“物理“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注意：这不是指我们的有关物理实在的理论，而是实在自身。足够了：那些相信物理学定律只是一些社会约定的人将会被邀请从我公寓（我住在21楼）的窗户中跳出去来突破那些传统。
整篇文章，我是用很少有科学家和数学家会认真对待的方式来处理科学的和数学的概念。如我暗示“形态发生场”，一个由鲁珀特·谢尔德拉克发明的新时代（New Age）[²]的奇异思想，构成了量子力学的一个边缘理论。这纯粹是一种捏造，就连谢尔德拉克也没有这样断言。我断言拉康的心理分析的思索已经被量子引力理论的目前工作所证实。就是非科学家的读者都会怀疑量子力学能够处理心理分析；我的文章肯定没有给出支持这种联系的任何合理的论据。
在文章的后面，我把数学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与女性主义政治学中的平等概念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事实上，等价公理论述的是两个集合如果等价的，当月仅当这两个集合包含有同样的元素。就是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读者也会怀疑等价公理反映出集合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源头”。
总之，我有意识地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让任何有能力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识别出这是一个恶作剧。《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发表论量子物理学的文章时，竟然没有向任何熟悉这一课题的人咨询，并为此还感到坦然。
我的文章的最基本的愚弄之处不在于它那大量的错误，而在于其中心论题的可疑性以及引证来支持它的“推理”。我声称量子引力——在1厘米的1/10^24的尺度上的一个猜测性理论一一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当然是“进步”的）。为了证明这一不可靠的命题，我引用了现在还有争议的海森堡与玻尔的哲学观点，断言（并没有论据）量子物理学与“后现代认识论”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其次，通过含糊的“非线性”、“流量”和“相互联通性”等花言巧语，把德里达与广义相对论、拉康和拓扑学、伊里伽莱和量子力学拼凑成一个大杂烩。最后，我一下子得出（再次毫无根据地）“后现代科学”已经抛弃了客观实在性的观念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能发现权威的引言、恢谐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
在其结论中，我的结论是异常的惊人，由于抛弃了作为对科学限制的一种实在，我继续（再次毫无依据地）提出，科学为了具有“解放的意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计谋。我通过观察发现“不对数学的标准进行一种深刻的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并以此来结束该文。我暗示“在模糊系统理论的多维的和非线性的逻辑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的迹象，“但这种方法仍然深深地带有其起源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痕迹”。我又增加说道：“突变理论、由于其对连续与间断、变形与展开的辩证法的强调，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的数学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然而，在这种方法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工具以前，还有许多理论上的研究要做。”使人们不能理解的是，《社会文本》的编辑们不能够批判性地评价我的文章的技术内容（这正是他们应该向科学家咨询的原因）。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是如何乐意接受我的暗示，这种暗示说明在科学中对真理的追求必须服从一种政治上的议程，结果使他们完全不在意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的荒谬性。
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方法是讽刺人的，但我的动机却完全是严肃的。我所关心的不仅是一些本质上是胡说或草率的思想，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胡说和草率的思想的漫延，这种思想否认客观实在的存在，或者说，承认客观实在的存在，但贬低它们在实践上的相关性。应该来说，《社会文本》之类的杂志的确提出了科学家不能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社会团体和政府的基金是如何影响到科学工作的。然而，不幸的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总之，我所关心的是在学术界与政治界广泛流行的主观主义思潮。在学术界，这些学说的问题在于它们是错误的（即使不是简单的无意义）。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其性质不仅仅是社会的构造，这一世界还具有事实和证据。否则那些健全的人会讨论什么？然而，许多当前的学术理论恰恰是由那些试图模糊这些明显真理内容的构成一一其最荒谬的部分是通过含糊和矫饰的语言，把所有的存在都给抹杀掉了。
《社会文本》接受我的文章，只能表明其理论，也即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自负走向了逻辑上的极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费心去咨询一位物理学家。如果所有的都是叙事或“文本”，那么真实世界就是多余的了：甚至物理学也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研究分支。更进一步说，如果所有的都是修饰或“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相容性也是多余的了。一种被人们早已抛弃的理论诡辩也同样能够充当理论的功能。不可理解性变成了理论的一个优点；隐嗨、比喻或双关语已经代替了证据和逻辑。我自己的文章，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只能代表这种公认的风格的一种极普遍的表现。
在政治上，我感到气愤的是几乎（不是全部）所有这种愚蠢的做法是从那些自称为左派的人士的口中说出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变。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学界左派一直和科学联盟，反对蒙味主义。我们都相信理性思想和对客观实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无畏的分析，一直是反对由强权所倡导的神秘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当前许多“进步的”和“左派的”学界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朝向某种形式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背叛了这一有价值的遗产。对进步的社会批评来说，这-转变破坏了其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方面。“实在的社会构造”的理论化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一种有效的治疗爱滋病的方法或设计防止全球变暖的方案。如果我们否认真理与错误，我们就不能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中的错误作斗争。
我这一小小的实验至少证明了某些时髦的美国学界左派正在变为思想上的懒汉。《社会文本》编辑喜欢我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他们明显地感觉到没有必要分析证据的性质、论据的力量或支持假设的结论的论据的可靠性。
当然，我并不会忘记我这一相当异常手法所做的实验中而引起的伦理问题。学术团体主要是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来运行的：欺骗破坏了信任。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我做了什么。我的文章是一篇完全建立在大家都能获得材料的基础上的，所有这些材料，我都做了小心翼翼的注释。列举的所有著作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引语都是严格精确的，没有一个是我的杜撰。当然，我并不相信我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论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作为学者的编辑的责任是判断出思想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而不必涉及到这些思想的出人处（那就是为什么许多学术杂志在实践中缺乏判断力）。如果《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发现我的论证具有说服力，那么为什么他们将会感到不安？难道只是因为我没有，或者说他们比他们承认的那样更为崇拜所谓的“技术科学的文化权威”？
最后，我为一个简单的实用的原因写下了这篇诈文。至今为此，我批评的对象一直是一种自我感到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学术界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种亚文化的特征是无视来源于其外部的合理的批评。因此，这种亚文化的知识标准就需要一种更为直接的检验。但人们怎样能够表明皇帝没有穿衣服呢？至今为此，最好的武器就是讽刺：批评那些最顽固的对象就是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为《社会文本》的编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他们的知识标准的机会。他们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吗？我认为没有。
我这样说，并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悲伤。毕竟，我也是一个左派（我曾在桑地诺政府下的尼加拉瓜大学教授数学）。在许多实际的政治问题上，包括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我与《社会文本》的编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但我之所以是左派，是因为事实和逻辑，而不是这一名称。为什么右派被允许统治知识界的基础呢？
为什么放纵的胡说——无论其声称的政治倾向如何被赞美到知识功绩的高度？
注释：
[1]作者在这里引用了“jouissance”和“différance”这两个法文单词，以表明这种趋势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jouissance”是拉康常用的一个词，它意指高兴和愉快，包括性的冲动。“différance”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指着差别（difference）和延缓（delay）的结合，这是-个十分含糊的词。译者注
[2]New Age是美国60年代后日益流行的一个词，代表–个唯灵论的大杂烩，包括占星术、“沟通”（与死人对话）和各种各样的治病巫术，它对亚洲和土著美洲的宗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一译者注
科学与科学社会学：超越大战与和平——让·布里克蒙特、艾伦·索卡尔
- 导论：既非大战，亦非和平
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一切从几年前开始：泛滥在一些学术圈中的某种哲学使我们困惑和震怒（这些学术圈包括人文科学、人类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的相当部分），这类哲学认为：所有的事实都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科学理论不过是各种“神话”或“叙事”，科学争论最终可以借助“修辞学” 或“结成同盟”得以解决，真理仅仅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一致的见解。如果认为我们的陈述言过其实，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下述见解：
科学中，理论主张的合法性绝对不取决于事实性因素。[1] 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2] 任何科学争论的终结都是自然表征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因此，我们永远不能使用结果一自然，来解释一个科学争论如何并且为什么得以解决。[3] 对于相对主义者（如我们自己）而言，不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即：某些标准或信念是真正理性的，明显有别于地域性标准或信念。[4] 科学通过把科学发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实现其自身的合法化；这种联系决定了什么是可靠的知识……[5]
由于这种愤怒，产生了索卡尔《社会文本》上的诈文以及我们的著作。“在此,我们无须重复我们的见解，所有的观点都包含在我们的著作以及相关的其他出版作品中，[7] 我们只想概括一下我们对在“强纲领”刺激下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某些倾向的批判和反对。这些批判与反对是认识论的，也是方法论的。因而，在此我们不进行具体的“案例研究”细节讨论。我们不否认这种案例研究产生了富有意义的成果（特别是当作者们违反其自身倡导的方法论信条时”），但这一事实不能回答我们针对强纲领原理的批判。
过去3年中，我们参加了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家以及哲学家之间的无数争论。尽管各种反应充满分歧，但总是有人坚持：关于自然界的事实性断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能是真的，但在其他的文化中就可能是假的。“有些人系统地混淆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信仰、我们的世界与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更有甚者，当我们与之为此发生争议时，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区分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有人直接宣称：巫术同原子一样真实，伴装不知道地球是椭圆的、血液在循环、于字军远征曾经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理性的研究者或者是大学的教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存在着一种激进相对主义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离奇怪诞。[10]“当然，这些见解大多是研讨会或私人讨论中的口头观点，一般而言，口头见解比书面观点要更激进一些。但是，我们在上面引用的公开出版物中的书面观点,已经是相当离奇怪诞了。[11]
- 一些基本的认识论观点
- 反对相对主义
- 结论：实质问题
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科学社会学不存在有意义的问题。相反，有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值得研究。但是我们认为在SSK学术圈中，那些流行的时髦哲学的混乱，阻碍而不是促进了对问题进行严肃研究的可能性。
萦绕在我们脑际的一类疑问主要就是专家问题。对于各种可能的问题，我们习惯于遵从“专家”的观点。但是，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他们？我们是否应该相信烟草对健康有害，而橄榄油对健康有益？我们是否应该相信核能工厂是安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的尺度对经济生活是有益的？报纸的报道都是准确的吗？公开出版物上的“水记忆”（memory of water）[44]报道与真实的物理效应有关吗？
当我们与专家遭遇，任何个体或个体组成的小团体都处境艰难。没有途径去寻找机会和手段去直接验证专家判断中的那怕就是一小部分。然而，在许多现实情形中，我们必须决定专家的观点是否真实，我们应该如何决定？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又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与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对此毫无用处。我们要发现谁对、谁错，最终还是要依赖于真实的世界面貌。这类问题没有特别新的内容：例如，在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奇迹的讨论中，休谟已经阐述并且导引出某些解决的途径。[45]这种观点众所周知：如果你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奇迹，你的信念便基于对某个报道这种奇迹的人的口中。但是你知道，基于常理，人们可能自我欺骗或欺骗别人。因此，一旦你听到关于奇迹的报道，认为是（至少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某种欺骗、而不是奇迹正在发生，就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46]
……
当然，相信专家与相信奇迹（或相信伪科学）不是一回事。为了在实际生活情境中，形成理性推论的更深层的法则，许多社会学的观点变得相关。首先，对“专家”在一定领域内为什么被认可，以及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论的背景下，对有行医许可证的医生和具有高度“可信度”的先验感应的行医者之间做出区分。“一般来说，当一位专家做出了某一判断，其它有能力的专家们对这一判断感兴趣，并对之持怀疑态度，他们完全有办法来检验这一判断，但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上述那位（真正的）专家。当然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学问题：称之为“思想的自由市场”到底有多么自由？相互冲突的观点是否得到公正的对待？事实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也许可以叫做“民主的李森科”（democratic Lysenkos）式的东西存在。就是说，在民主社会里，人们可以掌握一些机构性的权力（科学期刊、研究所等），从始至终强制性推行他们所崇尚的走进死胡同的研究“路线”。事实上，任何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中存在大量的民主的李森科，至少在足够小的范围内是这样。对于社会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一个最有意义的课题是设计一个机构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这类人拥有过分权力。
至此，我们看到在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不需要一个“科学大战”。二者可以在相当多的问题上完美地合作。按照我们的观点，科学的文化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负，实际上是科学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的一种严重的错误转向，这一重要主题就是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必须承认，这种自负的产生绝非偶然，其自身依从于社会学研究的历史。[53]但是,科学文化的研究者没有义务坚持这种认识论的误导。他们应该放弃这种误导，担当起严肃地研究科学的重任。也许，从近几年的观点看，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大战”的结果，恰恰标志这类新研究开始的一个转折点。
德里达与多拉的批评是无的之矢——让·布里克蒙特、艾伦·索卡尔
雅克·德里达曾对我们的《知识欺诈》书进行批判，对此我们无需辩驳，因为他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世界报》 11月20日）。他并未指出该书的错误，也没有对我们的分析加以批评，而一味地对我们横加责难，“浪费了一次严肃反思的机会”、“不严肃”、“训练无素的骑士”、“审判官”。此外，自本书出版以来，同一幕戏就一直在重复上演：我们的批评者并没有做出任何切实的批评；他们心里也承认我们所说的是事实，然而却寻求种种理由来证明不应该说出真相。
德里达的文章费了大半篇幅来反驳对他的攻击。尽管在我们看来，这种攻击并不存在，鉴于此，或许有必要将德里达与我们这本书之间（所谓）的关系作一澄清。的确，索卡尔在那篇讽刺文中引用了德里达以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所作的一段评论。然而那篇讽刺文的目的，主要是对美国后现代派经常使用的那种话语方式进行嘲讽：他们总是引用“大师”们的作品来代替理性论证。而德里达、拉康的文本和玻尔、海森堡对量子力学论的极端主观的论述一样，是这一微观文化圈中最受宠爱的参考书，因此它们也是潜入这一文化堡垒的理想的特洛伊木马。
然而，我们这本书与那篇讽刺文恰恰相反，它有一个严格界定的批评对象一对数学物理学概念术语的系统化滥用，而德里达不在此列。在序言中我们便写道：“尽管索卡尔在讽刺文中引用的德里达的那段话很有意思，但它似乎与上下文脱节；因此我们在这本书中没有辟出章节专述德里达。”此外，我们事先便警告读者不要将我们所提及的“不同作家的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混淆起来”；这一警告更是针对我们并未论及的作者的，如德里达。但他的牢骚也不无道理，因为媒体在介绍我们的作品时，有时会配上他的照片；但指责的矛头应该针对记者，而非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尽可能做到清晰明了。
我们为这种混淆感到遗憾，德里达是它们的受害者。同样，对将我们恪守清晰准确原则，这是一种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原则，批评和我们与之毫不相干并坚决反对的反动政治潮流混为一谈，我们也颇感遗憾。对选择公理的推崇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秩序进行攻击。
索卡尔事件的真实意义——让·布里克蒙特
艾伦·索卡尔富有教益的骗局（《世界报》12月20日）并不像社会学家德尼·杜克洛1月3日在你们报纸上声称的那样，是要“用一些物理学上的错误来给一份社会科学杂志（《社会文本》)设下圈套”一那样做是很庸俗的。索卡尔故意组织了一连串的无意义文章，这本该令一切理智的人们感到震惊。然而它被接受了，这一事实很能反映美国某些学术领域的智力水平。
比如，索卡尔用英语的“choice”一词做了个文字游戏，把数学上的选择公理与支持流产运动（“pro－choice”）联系起来。他故意宣称数学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证明了拉康的观点，并暗示一切“非线性的”及“不连续”的东西在政治上都是激进的。
即便对数学或物理学并不在行的人也会明白这些论点是荒谬的。怎么能断言说集合基础理论与女人的身体之间存在着如此直接的联系呢？
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去读一读索卡尔那篇文章（比如可以在《研究》的网站： http://www.laRecherche.fr 上读到）。同样有趣的是，文章是由一种以非常随意的逻辑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和美国知识分子的引语构成的：在法国作家中，可以看到雅克·德里达和布鲁诺·拉脱尔有关相对性的引语、雅克·拉康和鲁丝·伊里伽莱关于拓扑学的引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关于物理的引语、米歇尔·塞里斯关于时间以及吉勒斯·德勒兹与费利克斯·瓜塔里关于混沌的引语。
索卡尔为什么这么做，他想证明什么？其方法或可商，而《社会文本》的人们也决不是我们的敌人。然而，通过对其不同“靶子”的滑稽模仿，通过证明他所瞄准的对象们什么也不懂，索卡尔希望以一种振聋发聩的方式，针对诸多影响广泛而又错误的文化倾向发起一场绝对必要的争论。
第一个靶子：文化相对论。对美国知识界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或一种“叙事”，并不比其他“神话”能赋予我们更客观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因此索卡尔在其文中一开始就宣称，一些人（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布鲁诺·拉脱尔及其他）对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以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已经证明物理学的真相，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语言建构，而科学的认识远不是那么客观，而是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正是文化生产了科学认识。
显然事情进行得就像在邮局里寄信-一样顺利，因为这种说话方式已经极为流行。然而，这是荒谬的：我们所置身的无垠的宇宙既不是为了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而存在。显而易见，我们的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确是社会建构。但它们是建立在经验性论据之基础上的，这一点总是被人遗忘。
如何能够严格地证明，至少部分证明，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我们不凭借任何经验性理由就能相信诸如血液循环、地球转动或物种进化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争辩已经完结这些事实呢？如果这并非人们想说的，那么是否可以期待某种更加明晰的表达方式呢？
第二个靶子：以自然科学为出发点的过度推理。人们总是不断地碰到这样的观念，即认为量子力学、相对论、哥德尔定理或混沌理论具有深刻的文化或政治蕴涵，并且对人文科学有着直接实用的意义。索卡尔便大大地开了一个玩笑，从目前仍然停留在纯思辨阶段的“量子引力”理论中提升出社会和政治蕴涵。
最后一个靶子：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们过度地给他们的读者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掌握了科学话语的某些方面。拉康的作品就充斥着对拓扑学或逻辑学的援引。在《语义学》中，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运用了选择公理和哥德尔定理”。保罗·维里利奥在论及地理和历史时，不时谈及（来自于相对论的）“时间类”和“空间类”。吉勒斯·德勒兹把微分学、让·鲍德里亚把混沌、鲁丝·伊里伽莱把逻辑学和流体力学挂在嘴边。布鲁诺·拉脱尔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相对论，称其为“对授权社会学的贡献”。
对此进一步观照，就会发现他们的学识渊博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现象，而这些博学的表象中的大部分，说得好听是完全随意的，说得难听是谬误的。
这些不同的问题在我们写的一本关于（后）现代哲学家们的科学欺诈的书中得到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自的很简单，就是要引起人们对人文科学很多领域中存在的对数学和物理学概念术语的不严格、不规范使用现象的注意。
这一相对谦逊的目的却给我们招来了一些相当自相矛盾的非议：人们指责我们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宪兵、是简化主义者，甚至是做空头的思想投机者。这些都很不严肃，非常像是索卡尔滑稽模仿的文学中的情形。
索卡尔的恶作剧——斯蒂文·温伯格
索卡尔讥笑的对象遍及了一个广泛的知识界领域。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喜欢以他们自身的零碎经验和随意解释的本性，不断地涉猎诸如量子力学或混沌理论之类的科学前沿。某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把自然定律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还有某些文化的批判者，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而且还在科学结论中，发现了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索卡尔并没有嘲笑那些遍及世界各地的创世论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构成了对科学事业的最大的威胁[3]。但他涉及到的对象非常广泛，因此，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赞扬。
在新闻报道上来看这段有趣的插曲，我并不能够直接判断它证明了什么。如果一位为一个工会工作的经济学家，也恶作剧式地给《国民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杂志递交了一篇诈文，作者在其中随意捏造出某些违反法定的最低工资增长的错误的经济数据。如果这篇文章被发表了，这能证明什么呢？即使作者不相信这些证据，但它们还是具有说服力的。
……
在诈文中描述物理学发展的那一部分，大部分是相当精确的，当然其中也掺杂着不少的错误，就是任何物理系的大学生都能够发现这些错误中的绝大部分。索卡尔所开的一个玩笑是论述“线性”一词。这一词有着精确的数学含义，是从某些在几何上用直线表示的数学关系中产生的4。但对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线性”就意味着乏味的和过时的，而“非线性”就意味着极其敏锐和具有开拓的独创性。在讨论后量子引力理论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时，索卡尔把这一理论中的引力场看作是“非对易的（因而是非线性的）算子”。这里“因而”是荒谬的；“非对易”5并不意味着“非线性”，事实上量子力学处理的既是非对易的，也是线性的对象。
索卡尔同样写道“爱因斯坦的方程（在广义相对论中）是高度非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靠传统训练出来的数学家发现它们是很难解答的”，笑话在于“传统训练出来的”；爱因斯坦方程是非线性的，这使得它们是难解答的。但它们对任何人来说，特别是那些没有经过传统训练的人来说，才是真正地难以解答的。索卡尔继续讨论广义相对论，正确地评论弯曲时空，在那些我们用来描述自然的坐标系中，允许出现任意的变换后，索卡尔严肃地声称“欧几里德的π和牛顿的G，以前被认为是常数和普遍的，现在却在其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中被认识”。这是荒谬的，数学上定义的量，如π，是不会受物理学中的发现影响的，不管怎样，在广义相对论的方程中，π和G都显示出普遍的不变性。
在另一种不同的幽默中，索卡尔对所谓的“形态发生场” 和想人非非的幻想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把复数理论称为一种“新的并且相当具有反思性的数学物理学分支”，但事实上，它是19世纪的数学，并且像其他成熟的数学分支，是早已被公认的数学分支。索卡尔甚至埋怨（附合社会学家斯坦利·阿诺罗维兹）固体物理学专业的所有的研究生都能够在这一领域中获得工作，然而，这对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来说，只能是新闻。
索卡尔对其有意识的恶作剧的披露，招致了愤怒的反应，社会学家斯蒂文·富勒和英语教授斯坦利·费什”（费什是杜克大学出版社的执行主任）认为他打着一个物理学家的招牌，滥用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对他的信任。《社会文本》的编辑也提出了一个辩解，说他们的杂志并不是一种权威（refer-eed)的杂志,而是一种自由表达见解的杂志[7]”。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索卡尔也许不恰当地骗取了这些编辑们的信任。然而，如果索卡尔对数学与物理学的解释一直是完全准确的话，情况也许就是完全不同了。更真实显示出来的是，索卡尔机智地模仿某些人在其数学与物理学评论中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洋相。如哲学家布鲁诺·拉脱尔在评论狭义相对论时说：“人们怎样能够确定在一列火车上观察到一块石头下落的过程，与在河堤上观察这同一下落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呢？如果只有一个，或甚至二个参考系，就无法获得答案……爱因斯坦的解决是考虑三个观察者…….。”这是错误的，相对论中，在比较2个、3个或任意数目的观察者的结果时，并没有什么困难。在其他引语中，列举了费什对术语“统一场论”的误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家鲁丝·伊里伽莱为数学忽视对带有边界的空间的研究而感到的悲哀，尽管在数学中存在着研究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虽然量子力学是以线性的理论而著称，但英语教授罗伯特·马克莱称量子力学是非线性的。哲学家米歇尔·塞里斯和主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完全错误地表述了近代物理学中的时间观念。这类错误暗示着一个不仅是在《社会文本》的编辑实践中，而且还是一个较广泛知识分子圈子内的通病。
在我看来，索卡尔的恶作剧正是防止从物理学与数学的发展中随意推测出文化、哲学或政治的结论的最有效的方式。索卡尔一次又一次地不借助于任何中介的推理，从正确的科学一下就跳入荒谬的结论。索卡尔严肃地从玻尔观察到在量子力学中，对同一对象的一个完备的描述可能需要的多种不同观点来描述，而不服从单一的描述时，就一下子得出“后现代科学”拒绝“根植于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结论。他轻率地指出作为数学分支的突变理论的混沌理论能够导致社会与经济的解放。索卡尔通过引用某些他人的同样风格的著作，包括拉康把数学拓扑学应用到心理学中，雅克· 阿莱·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把拓扑学应用到电影批评理论中，表明这些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谈论数学与其应用的关系。
《社会文本》的编辑们认为一个健全的物理学家就应该站在索卡尔所认笑的那种立场上，我认为这种想法特别令人反感。在他们为发表索卡尔的文章的辩护中，编辑们解释道他们已经判断出这是“一位职业物理学家为寻求某种后现代哲学对其研究领域的支持的最真诚的尝试”。“在发表索卡尔的文章这一期《社会文本》导言中，一位编辑说道：“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一直是神秘主义者。”[9]也许存在着许多作为神秘主义者的物理学，虽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但我不能想象会有索卡尔所讥笑的那类持稀奇古怪观点的物理学家。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误解的鸿沟看来至少还像30多年前C·P·斯诺所担忧的那样宽。
索卡尔暴露他的恶作剧后，一位《社会文本》的编辑甚至推测“索卡尔的诈文没有任何意义，他的供认代表着他后来改变了看法,或对他那丰富思想的判断打了折扣”。“这使我想起了美国的巫师玛格莉特·富克斯（Margaret Fox），当她在 1888年承认她的降神职业和在精神上对人的迷惑一直都是一种恶作剧时，其他巫师就一致声称她的供认就表明她是不诚实的。
那些寻求在他们所理解的近代物理科学范围中的超科学启示的人是徒劳无益的。除两个被夸大的例外，我认为对文化、政治或哲学来说，物理学的研究结果（与心理学相反）没有合理的意义。（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物理学的技术应用，它当然对我们的文化有着巨大的作用，或作为一种比喻用法的科学，而是指纯粹科学发现自身的直接的逻辑意义。）当我们讨论的是宇宙的起源或自然的终极规律时，物理学的结论可能会与哲学和文化相关。
第一个被夸大的例外是概念的归属问题：科学发现常常揭示某些课题（如物质、时间和空间），一直被认为是哲学讨论所特有的主题，实际上属于普通科学的领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夸大的例外是文化对客观的数学规律严格控制着自然规律的这一发现，有着深刻影响，这可以追溯到牛顿。当然，对我们来说，为了获得正确的自然规律，为了理解自然规律的有效性范围，这一发现仍然有效。但就文化或哲学而言，牛顿引力理论和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之间或古典力学或量子力学之间的差异并非是本质性的。
有关这一课题，有着大量的混乱，因为量子力学如果用普通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将会显得十分奇异。原子中的电子没有固定的速度或位置，除非这些性质被测量出来。对一个电子速度的测量就要排除掉所有有关对其位置的认识。这种奇异性导致安德鲁·罗斯，一位《社会文本》的编辑在别的文章中评论道：“数量理性（Quantitative Rationality）——科学唯物主义的标准描述，不能再在量子层次上来解释物质的行为了。”““这完全是错误的。通过理性的过程,根据我们称之为原子的波函数，今天我们获得了对原子的一个完备的数量描述。[12]一旦人们计算出波函数，它能够回答任何有关原子的能量或原子与光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我们已经采用波函数的精确的量子语言，来替代了粒子轨道的精确的牛顿语言，就数量理性而言，在量子力学中与牛顿力学中并不存在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某些物理学家对这种广泛流传的混乱负有责任。索卡尔引用了在哲学上陷人迷途的维勒·海森堡的几段极具有危害性的话，如“科学不再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来面对自然，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的演员”（海森堡是一位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不能被看作是一位谨慎的思想家，如人们已经披露出他在德国核武器计划中所犯的一些技术性错误[13]）。目前,像普里高津之类的科学家就声称[14] 非线性的动力学[15] 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夸张的十分有趣的课题。
讨论了如此多的科学发现的文化意义。但科学的文化与社会语境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像索卡尔这样的科学家，发现他们与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还有后现代文学家所持的观点相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在谈论对方的过去。如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常常描述科学家自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就一直没有把握科学方法。然而，我们当然完全了解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复杂，科学事业如何依赖于一种合适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另-方面，科学家常常遣责那些持一种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立场的人，他们不相信存在着客观实在。索卡尔的恶作剧相当严肃地列举出那些“科学的历史与哲学的改革家”怀疑那种“存在着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是独立于任何个人的存在，甚至是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存在”的后文艺复兴式的教条。这种讽刺的困难在于，几乎所有索卡尔批评的对象，都否认他们对一个外部世界的存在会持任何怀疑态度。他们对客观实在的信念可以从《社会文本》编辑们[16]“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对索卡尔恶作剧的反应的一封信中，以及斯坦利·费什的一篇说服《纽约时报》的编辑们的文章中得到证实。
我并没有说索卡尔诈文中的这一部分是站不住脚的。索卡尔的对手经常采用的立场，在我看来是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存在一种客观实在”的含义。简单地说，如果科学家谈论某些事物是真实的，那么在他们看来是既不真也不假。因为，如果是真的，那么它会怎样依赖于科学家的社会语境的呢？如果它是假的，那么它又是如何帮助解放我们的呢？科学问题和方法的选择可能会受所有科学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发现，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如此。然而，讽刺你的对手本身就否认的观点是徒劳的。
我曾经陷人了同样的困境。在我的著作《终极理论之梦》的一个初稿中[17]",我批评了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社会文本》的一位撰稿人），因为她采用一种否认物理学定律的客观特征的相对主义立场。我引用她的话来表明，她称近代科学“不仅是男性至上者，而且还是种族主义者、阶级主义者，一种文化上的强权”，认为“物理学和化学、数学与逻辑带有其不同文化创造者的烙印，正如人类学与历史学一样”。[18]在我看来,这一段话只是对相对主义来说才有意义。如果科学的结论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精确解释，那么它们是否也能够友好地对待多元文化或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东西？我把初稿的这一部分寄给了哈丁，她向我指出了她的著作中各处明确地否认相对主义的地方，我轻易地得到了答案，于是在本书中，我放弃了对相对主义的遣责，把它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讨论的话，我们应该澄清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关自然是否是真实的，而是更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知识，特殊意义上的物理学的定律是否是真实的？
当我还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大学生时，我听过一位哲学教授（可能是马克思·布莱克）的讲座。他解释道：无论何时人们向他问起某些东西是否是真实的时候，他总是给出了同一答案：“是的”。
漂亮的牙齿是真实的、物理学定律是真实的、足球规则是真实的、球场上的石头也是真实的。但它们是不同意义上的真实。当我说物理学定律是真实时，我是说它们与球场上的石头是同样意义上的真实，不是像球场上的规则那样的真实（正如费什所暗示的那样[19]）。我们并没有创造物理学定律或球场上的石头，我们常常会不幸地发现它们会给我们带来某些麻烦。如：当我们不注意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跤，或我们发现犯了一个物理学的错误（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碰到过）。但我们描述石头或叙述物理学定律的语言无疑是社会构造的。因此，我毫无疑问地假定我们有关物理学定律的表述与客观实在是一一对应的。换言之，如果我们曾经发现某一遥远的星球上存在有智慧的生命，并翻译他们的科学著作，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与他们得出了相同的规律。
还存在另一种复杂情况，今天已知的物理学定律（量子力学一般原理可能是一个例外），没有一个具有精确的和普遍的合理性。不过其中许多定律已经具有某种最终的形式，在某种已知的范围内是合理的。今天众所周知的电磁力学方程并不是麦克斯韦尔原来所写的方程，而是随后数十年中，其他物理学家后继工作的结果，如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海维赛德（Oliver Heaviside）。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它们在某种有限范围内（在弱变化和慢的电磁场中）是近似合理的。但在这种形式中，在这种有限的范围内，这些方程已经经受了一个世纪检验，并且可以预言将能够永远地经受下去。这就是那种我认为是对应着某种真实的东西的物理学定律。在这一问题上，清楚地表明像我和索卡尔这类的物理学家是完全不同意索卡尔所讥笑的对象的观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一直是安德鲁·罗斯[20]、布鲁诺·拉脱尔[21]、影响很大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与后期的库恩[22]所否认的东西，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承认这种客观性。
我得出了物理学定律是真实的结论，是因为我在物理学定律方面的经验告诉我，在任何最基本的方面，这种经验与我对石头的经验没有什么深刻的差异。对那些没有物理学定律经验的人来说，我能够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物理学定律正是以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方式发挥着效用的，不存在其他的已知的考察自然的方式得出类似的结论。莎拉·弗兰克林（Sarah Franklin）（在一篇与索卡尔诈文出现在同一期的《社会文本》的文章中）对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一个论点提出了挑战，道金斯认为如果我们相信飞机的安全性，那么就表明我们接受了自然定律的有效性，弗兰克林反驳道；某些航空公司在飞机起飞时，要放祈祷的影片，是为了祈祷安拉能保佑飞机的飞行[23]。然而,弗兰克林是否认为道金斯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她？她是否在设计飞机时，宁愿放弃物理学定律，而采用祈祷？
还有一个相关的争论，虽然我们还没有机会比较一个遥远星球上有智慧的生物的笔记，但我们能够知道在地球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当然还有每一种性别的科学家，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把握物理学定律。索卡尔引用的某些评论家希望女性的参与者或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能够改变科学的特征。但就我看来，女性与第三世界的物理学家的工作方式与西方白人男性科学家的工作方式没有区别。人们也许会争辩说，这正是牢固的科学权威或西方社会广泛的影响的一个权力象征。然而，我认为这些解释是不合理的。虽然自然科学是一种理智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意味着一个理论的真与假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说的，科学的作用并不是社会霸权，因为权威什么都不能解释。
某些已经过了其辉煌时期的杰出物理学家，如50年代德国的海森堡，或法国的德布罗意（De Broglie）一直试图让物理学朝着他们的思想方向发展，这种官僚知识是成功了，但只是在一个国家内，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今天的物理学方向不可抗拒地由年轻的物理学家主导，他们还没有赢得其荣誉和权威，他们的影响一他们引起的反应，是来自于他们研究的客观过程。如果说我们的物理学定律是一种社会的构造，那么这种构造只能在一个科学家的社会中进行，这个社会主要是通过把握自然规律而发展的。
某些历史学家并不否认自然规律的实在性，但否认能够用现有的科学知识去解释过去的科学工作[24]。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时代错误，如假设过去的科学家应该以我们现在的方式来考察对象。这种做法的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维持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独立性的这样一种偏见[25]。当然，在判断过去的科学家的工作时，假设他们应该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来考察事物的做法是愚蠢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通过忽视当前科学理论来避免这种时代错误，那就等于放弃了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把握过去的线索。19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J· J·汤姆森对电子的质量和电荷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测量，虽然他发现测量值分布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但他坚持认为能够表示正确结果的测量值是在这一范围内的高的一端。单一的历史的记录并不能使我们确定是否是因为这些结果更易于确证他的第一次测量，或者说，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更为仔细的测量结果？为什么我们不采用今天的结果来表明第二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汤姆森所偏爱的较大的测量值几乎是今天所知道的正确值的两倍。
忽视今天科学成果的历史学家对我来说，仿佛就像一位研究美国南北战争的军事史的历史学家，只告诉我们麦克莱伦在面临着他认为不可抗拒的南部联邦军队的力量时，从维吉利亚半岛撤军的这一故事。今天人们知道了麦克莱伦当时的判断是错误，但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不需要考虑的事实。就是那些吸引历史学家注意并选择的课题也受到我们今天成功途径的影响。那种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描述历史的辉格式的解释，某种程度上在科学史中是合理的，只要这种历史不是处在政治和文化史之中，因为科学是积累性的，允许对成功与失败做出明确的判断。
索卡尔并不是第一位考察这些问题的人[26]，但他却如此戏剧性地引起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就“学术”一词的含义来说，这些还不完全是学术界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科学的发现灵活到足以应付这种发现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话，那么这就可能引诱我们强迫科学家以那种更为无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的、美国化的、宗教的、雅利安的或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其他方式去考察自然，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在论战中，受到危害的事情远不仅是科学的健康发展。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自然是由客观的规律所支配的这一发现，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文明，我喜欢引用体·特伦沃·鲁珀（Hugh Trevor Roper）的评论说：这一发现使人们减少了崇拜女巫的热情。我们将需要坚定和加强理性地理解世界的看法，以防止我们受那些仍然还在困扰着人类的非理性的侵害。
科学与意识形态——爱德华·威尔逊
20年前充满敌意的反科学思潮就开始猖獗。这里我们来看-一看《科学》杂志是怎样描述某些激进的左派在1971年芝加哥召开的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上所造成的破坏：格伦T·西博格（Glem T Seaborg），美国科学进步的联合会本度年会的主席，告诫大会的学者，离开一个会议厅，以避免被某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控告’；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所谓的“氢弹之父”，尽管有两位保镖不停地保护着他，他还是受到不断的攻击。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女士，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的夫人见此状感到十分愤怒，就用她的织针了一位年轻的激进分子。菲利普·汉德尔（Philip Handler），国际科学联合会的主席，主持着-一个会议，被指责为一位“统治阶级的走狗”。一个自称为来自地狱的女性的国际恐怖分子反叛集团（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明确地声称美国科学进步的联合会会议是在施魔法：“科学、技术，我们声称其自身是一种虚假的应用，并且所有利用它的人都会遭到女巫的遣责和攻击。”
这种轻率的言行与后来从政治上极端的左派立场出发来对科学进行攻击的联系，要比初看起来更加密切。这可以通过“为人民的科学”运动（Science for the People），一个专注于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计划和行动来证明。这-一运动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理查德·莱沃廷（Richard Lewontin），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后来很快加人的哈佛大学的教师队伍中。
我之所以介绍这一组织和此人，是因为他们是在我生活中的70年代后期的社会生物学的论战中的关键力量。现在我将简短向你们介绍意识形态刺激反科学运动的一种个人经历，没有什么能代替个人的经历。
在PC（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上正确）这一术语被发明之前，在学术界国际学者联合会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有组织地反对这一术语过于扩张的运动产生前，在最黑暗时代的学术生活中，社会生物学事件是“政治上正确”的历史中的最显著的事件之一。
让我来谈一谈社会生物学，即对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当它被应用到动物身上时，从来没有引这争议。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被生物学家接受。1989年，动物行为学协会，这一领域中的最主要的国际组织，列举我的1975年的教科书《社会生物学：一种新的综合》为已经发表过的论述动物行为著作中的最重要的一本。但我在20世纪70年代反思性地把社会生物学理论扩展到人类，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接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至少是生物学圈子外。70年代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认为根本不存在着人类本性的生物学基础，人的行为在起源上几乎完全是社会文化，因此，基因有很小的，或甚至没有什么作用，除非它被赋予智力和情感的能力。我强调与之完全对立的观点，在与文化密切的联系中，生物学扮演着一个较重要的角色，没有生物学，我们就不能理解人的行为。我认为如果说这种认识在70年代还被认为是异端的话，那天今天可以公正地说，它已成为了主流。实事上，对立的观点从来没有被“为人民的科学”运动强烈的表现出来。自从1975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00本论述社会生物学以及密切与之相关的主题的书问世，其中赞成的著作在数量上是以20：1的比例超过了批评的著作。那些不赞成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围绕着它来展开的。
然而，那些激进分子，开始攻击这一论点。在《社会生物学》出版后不久，理查德·莱沃廷在波士顿地区组织了由15个科学家、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Sociobiology Study Group），后来这一小组附属了“为人民的科学”运动，而后者，一个较广泛的激进分子组成团体，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目的是为了揭露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罪行，特别是要考虑到有关政治上的危险。虽然现在它已经大大地失去了其色彩和影响，但仍然广泛地存在或残留在这个国家。
在形成社会生物学的过程中，我想把进化生物学推进到每一可能的潜在对象上，如果需要并可能的话，它还包括人类的行为甚至政治的行为。莱沃廷显然没有这样做。
通过采用一种能称之为科学的狭隘的可接受性研究标准，莱沃廷追求不受科学影响的政治议程。他宣扬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公认的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反映。他大约在1970年转向政治上极端主义的立场后，就致力于发扬他自己的公认真理的观念：整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展望一种精神的宇宙，在其中社会系统是根据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力量而盛衰。他反对在生物学中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虽然在总体上来说，还原方法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自然科学中未受挑战的重要方法。最特别的是，他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反对它。1991年，他说：“根据还原主义，我们预设世界被破坏为微小的碎片，其中每一块碎片有自己的性质，所有的碎片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较大的事物。如，个体构成了社会，社会不过是个体的人类的性质的呈现，个体的性质是社会整体的原因的性质，社会整体是这些原因的结果。”
这种还原主义，正如莱沃廷所表述和否定的那样，正是我对世界是怎样运行的看法，它形成了我所分析的人类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但莱沃廷坚持认为它不是科学，按照他自己的多年前表达的政治信念，建立在个体生物学基础上的社会生物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理论甚至不可能是真的。看一看在这里他是怎样概括自已的后现代主义的论点的：“这种生物世界的个体主义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18世纪把个人作为万物中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
莱沃廷概括道：还必须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被抛弃，我们才能沿着更为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道路前进。这些并不要求科学上的确证，至少不会依靠遗传学、神经生物学或进化理论来确证。莱沃廷公然声称：基因“已经被一种崭新层次的原因所代替，那就是社会及其自身的规律和本性只有通过唯一的经验形式一一社会行动来理解。”
现在我能够触及到这种激进科学运动的核心。正如它整体上在今天表现出来的疯狂，特别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瓦解后，人们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这一论点，因为它已经被少数几位有影响的科学家，包括在公众眼中受人尊重的科学家斯坦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莱维斯（Richard Levins）和鲁丝·哈伯德（Ruth Hubbard）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今天我们正在继续发扬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里是其粗略形式的论点：只有一种反还原主义的、非资产阶级的科学才能够帮助人类达到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的。在1984年的著作《不在我们的基因》中，菜沃廷、斯蒂芬·罗斯（Steven Rose）和利昂·凯敏（Leon Kanin），所有这些激进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解释他们的自的如下：
我们共同承担着一种更为社会正义的前景承诺，我们认识到一种批判性科学是努力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如我们同样相信今天科学的更多社会功能是通过保护统治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利益来阻碍这样一种社会的产生。这种信念，存在于一种批判性和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的可能性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以自已独立的方式和在不同程序上，一直参与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和大不列颠的众所周知的激进的科学运动中去的原因。
这些是很受人尊重的科学家，其中莱沃廷和莱维斯，一直是国际科学学会的成员（很快就在意识形态的主张中背离了自己），可能提倡一种由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观点所指导的科学，这种观点今天看来是与当前的历史不合拍。但它有助于解释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哈佛大学校园中的那场弥漫着“政治上正确”气氛的论战的特色。那时，在学术界弥漫着标准的左派趋势，莱沃廷以及“为人民的科学”的成员被归人进步的行列之中，尽管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极端，而我，转向实用中间派的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被带上右派的帽子。
现在转向我的故事。虽然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的非官方的总部设在莱沃特的办公室中，就位于我在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中的办公室的下面，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讨论。经过3个月的讨论，这一团体得出了其注定的结论，在1975年11月 13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信中，其成员声称社会生物学不仅未能得到证据的支持，而且还有政治上的危险。所有试图确立社会行为的一种生物学基础的假设，他们写道：“倾向于依据阶级、种族或性，为某种集团的地位和现有的特权提供了一种遗传学上的辩护。历史上来看，强权国家或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存在或扩张，总是从科学共同体的成果中来寻求支持···这样的理论为1910至1930年的美国的绝育法案和限止移民法案的制定提供一个重要的依据，同样也为导致为德国纳粹建造毒气室的优生学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当11月3日的书评出现在报摊上时，我就获知了这封信。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打电话告诉我，说这封信的消息传播得很快，很可能会导致一种耸人听闻的事件。对于一群科学家来说，如此公然声称一个同事犯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把社会生物学扩展到人类行为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把他与种族主义的优生学和纳粹政策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的狂热的学术气氛中，则显得更为恶劣。这封信的目的与其说是纠正所谓的技术上的错误，不如说是破坏其信誉。更进一步说，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的立场在调子上是与伦理有关的，因此要想挑战它是非常困难的。“为人民的科学”运动中的批评家认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社会生物学在智力上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对我来说，指出苏维埃斯大林过错或怀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也是不礼貌的。麦卡锡主义可能已经在许多这样的观点中复活了，这证实了我曾经有过的一种政治观点中的批评。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佛大学的自由和平受压抑的环境里，一个反动的教授就像圣本笃教团修道院里的一个无神论者一样。几周过去后，冬雪开始降落，我几乎没有得到了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的支持。几位朋友在访问中和公共的广播论坛中，大声呼吁要反对“为人民的科学”运动，他们包括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伯兰德·大卫（Bermard Davis）、拉尔夫·米歇尔（Ralph Mitchell），和我的亲密的朋友与合作者伯特·霍尔杜伯勒（Bert Holldobler）。但我得到支持几乎就是沉默，甚至当哈佛大学内部的争论成为国际性的新闻时。经过几次私人的谈话后，我才知道大多哈佛大学的自然科学家的同事对我把生物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类行为中持赞同态度，但被“为人民的科学”研究团体的动机和政治目的给弄困惑了。莱沃廷，当时是我系中的主任，古尔德，一个深受爱戴的成员，继续受到人们的尊重。系里的同事同样认为这是一团烟雾，不要引火烧身，只关注于他们自己的研究，与我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
我一直为来自各方面攻击而困惑不解。我已经预料到了社会科学家根据其学科的理由来对我进行正面攻击，但我又受到了来自侧面的政治纵向攻击。少数几位观察者惊讶地发现我会对此感到异。约翰·梅兰德·斯密斯（JohnMaynardSmith），一位资深的进化生物学家和前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自己不喜欢《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对我来说这是绝对明显的，我不相信威尔逊不了解，这一章将会引起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或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敌意。”但我的确不知道，或我对此毫无准备，正如梅兰德·斯密斯观察到的那样，我是一个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在1975年，我在政治上是天真的：我对作为一种政治信念或分析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一无所知；我几乎不注意激进和左派的活力论（dynamism），也从没有听说过“为人民的科学”运动，我并不是一位在欧洲或纽约、剑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揭露我是一位反革命的冒险家后，他们在文章或教学中开始加强了他们的攻击，其它在波士顿地区的激进分子，包括具有暴力倾向的国际反种族主义的委员，散发传单和在他们自已的教学中反对人类的社会生物学。随着1975～1976年冬季和秋季这场运动扩散开来，我渐渐地担心它可能会达到给我的家庭和大学带来麻烦的程度。他们的代表说，如果我希望离开这场论战的现实中心的话，我可以暂时考虑来自3所学校提供的教授职位。但我忍受住了压力，因为我是任职期间的资深教授，荣誉是建立在我的其他发现基础上的，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哈佛大学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学术团体。一连几天，一位抗议者在哈佛广场上用手提式扩音器高呼要求解雇我，两位来自密西根大学的学生冲进了我的教授进化生物学的教室，高呼口号，发表了反社会生物学的独白演说。我一年时间里没有出席过系里的会议，特别是那些“为人民的科学”运动的关键人物在场的那些会议，以避免由于我的声名狼藉而带来的困窘。1979年在美国促进科学的联合会上，我被一群抗议者泼了一身水。这可能是在目前的历史中，科学家所受到人身攻击的唯一事件，而不管他多么温和地表达了一种思想。1982年，我是在警察的保护之下，才能到哈佛大学的科学中心进行了一次公开演出，因为在人口处，聚集了一群抗议者，他们愤怒的原因是我的演讲标题：“生物学与文化的共同进化”。
杰拉德·霍尔顿就警告过非理性的小溪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中，可能会形成一股具有破坏性的洪水。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用伯兰德·罗素的话来说，大众一般是相信而不是理解。霍尔顿、格罗斯、莱维特和其他一些人已经表明政治化的反科学是学术界一种泛滥的交易。我将肯定地补充到，它有时可能会根植于科学的内部，如苏联的李森科主义和纳粹的优生学，而且还在民主国家中，由那些认为他们正在从事道德上正确事业的人所推动。
社会生物学的论战并不是当前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事件，虽然我希望如此。1986年5月16日，一群学术界才华出众的人物，包括罗伯特·希德（Robert Hinde）、约翰·保罗·斯哥特（John Paul Scott）和其他几位杰出的行为科学家，（在一次西班牙会议后）发表了“塞维尔宣言”（the Seville Declaration），声称要废除任何具有一种遗传学基础的侵略或战争倾向的理论和主张，按照他们的看法，这些理论和主张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宣言“战争起源于人的心灵”，战争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生物学的贡献只能提供发明战争的语言和能力。宣言的作者在实际上暗示，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种理论的想法，就闭上你的嘴。“塞维尔宣言”同一年被美国人类学家学会采用为正式的指导方针。80%的成员返回来的选票是持赞同态度。实际上塞维尔小组的主要前提和结论都是与事实矛盾的，然而，不管怎样，宣言对其签署者的批准者来说，仿佛是处理政治和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就支持它而言，所有的参与者都一定会感觉良好。
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就过去几个月来的新IQ之争的发展而言，就双方的思想家陷人他们的习惯性立场而言，感觉良好并不能代表科学的一切。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这才是科学的一切。
学术界的反科学——罗曼·莱维特 保罗·格罗斯
- 非科学家团体或个人
- 苍白无力的政治学
- 一个玩笑
索卡尔诈文教会了我们什么?：“后现代”相对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有害结论——保罗·A．玻古西安
我认为它表明了三个重要之点。第一，就像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那样，对真理以及证据的概念充满疑问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在当代学术界确实有着广泛的市场。第二，对于我们所期望学术界应该拥有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责任来说，这种相对主义的倾向肯定是有害的。最后，上述两点都不需要反映任何特定的政治观点，至少不会反映保守的政治观点。
……
就像尼科尔森所观察到的那样，广义地理解，历史主义并不完全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真理。承认我们不能够仅仅因为某种东西是真的就简单地相信它，这并不是否认事物的客观真理性。不仅如此，承认不存在完全中立的研究者和研究，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以多少抱有偏见，并不意味着这些偏见不可以多少有些破坏效果。承认真理绝对不是某些人的唯一追求，并不是否认有些人或方法比其他的人或方法更适应于这种追求。
确实，历史主义保持着它的完好无损。一方面，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客观真实的、被证明了的、独立于任何特定视角的结论：另一方面，同时认为科学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满足这种目标的最好方法。
后现代主义，寻求把科学从其长期占有的认识论特权地位上拉下来的同时，它模糊科学和理解世界的其他方式（例如：神话和迷信）之间的界限，它要求比历史主义走得更远。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否认：探索世界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客观真理。
的确，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围绕客观性的各种花言巧语的发展和使用，绝没有体现有关真理和证据问题的严肃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它体现了一种纯粹的权力游戏，是扼杀其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的一种方法。
基于这种立场，反对客观性的花言巧语的斗争，就不再主要是学术争论，而是政治斗争：这种花言巧语需要被粉碎，而不是仅仅被反击。鉴于这种背景，《社会文本》编辑们的所作所为，就非常容易得到解释。
尽管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持有如此极端的观点，但最近一段时间这种观点的普遍存在却是一个令人深感痛心的常见的事实。
……
对当前索卡尔事件带来的不安，无论作何种正确的解释，艾伦·索卡尔都扮演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因为掀起了一场风暴，目的是防止学术标准和知识分子责任的崩溃，而这种崩溃目前正在折磨着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值得瞩目的是，某些最激烈的评论来自学术的左派中具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表明，如果学术思想违背了基本的学术原则，这种思想的政治的联盟不能为之提供任何保护。如果还是有人怀疑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只好去研读索卡尔的诈文。
后现代主义与学术界左派——巴巴拉·爱普斯坦
艾伦·索卡尔的诈文《跨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发表在《社会文本》的“科学大战”专刊中。"[1]随后引起了一场论战，引发了有关学术界左派的重要的问题。索卡尔的文章，实际上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个拙劣的模仿，更确切地说，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政治道德主义的一个大杂烩。这些“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大范围内，特别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学术派别之间并不总是彼此相容的。例如，在这一领域内，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强烈趋势与坚持所有这种认同都具有不稳定性的后结构主义似乎是格格不入。然而。任何涉人这一领域的人都会承认，这个领域确实被一种非常特殊、高度明确的亚文化所控制。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当你参与由这种亚文化控制的学术会议、高级研讨班或-般讨论时，如果你使用的是这种文化的特殊语言，那么，他就能发表的所有见解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他对这种限制感到恐惧，那么他最好保持缄默。有许多文学批评性著述控制着这一领域，为方便起见，大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尽管术语“后结构主义"通常更多地是指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观点)。[2]但是，很少有人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亚文化进行讨论。
很难对后现代主义亚文化进行精确的定位。相比较其他领域，它在人文学科领影响更为广泛，但它同样也进人了社会科学领域。它很难被确定为任何特定的学科，在一定意义上它构成自己的独特世界，外在于或超越于任何学科分类，自行其事。在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中，学术潮流以异常快的速度崛起或销声匿迹。塑造这一文化形态的许多主角，都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后结构主义者）的标签，它们认为这种分类有太大的局限性。[3]对后现代主义界定的困难，使学术界不能将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进行讨论。尽管如此，它还是构成了一个亚文化，在大学中，它的地盘与权力在不断扩展，它越来越被视为是学术上的左派。
后现代主义世界之内与之外（以及左派之内与之外）的许多人，都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于学术界左派。许多学术部门和研究项目，都把自己与后现代主义亚文化控制的进步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跨学科研究中格外突出，尤其是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更为明显；如果一个研究机构有着相对高的声望，如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多受雇于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想势必就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流观点。这些研究项目，倾向于吸引自认为是左派、崇尚进步、女性主义者，并关注种族歧视以及病态恐惧的聪明的学生。结果是，许多具有这种倾向的学生，逐渐变得以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关注进步政治。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许多教授和知识分子，也接受了这一公式一后现代主义与学术界左派等同。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只是在私下宣泄对后现代主义的不满，在公开场合则大多保持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进行表述。然而，无论是对在后现代主义庇护下所进行的沟通性学术活动，还是对在美国重建左派的努力，把后现代主义同学术界左派的等同，都引发出一系列问题。索卡尔的诈文以及随后引发的论战，提供给我们一个阐释这些问题的机会。
作为纽约大学的一名物理学家，两年以前，在读完保罗· 格罗斯和罗曼·莱维特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4]一书后，索卡尔就意欲撰写一篇拙劣模仿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保罗·格罗斯和罗曼·莱维特的著作，描述了人文科学领域中对科学以及真理与理性的概念的攻击。索卡尔本人是-名左派，对这些冠以左派以及女性政治的名义的攻击，感到特别庆烦。他同时也被这些对科学攻击中所采用的明显带有意识的模糊语言而感到吃惊。最初，索卡尔很难相信：格罗斯与莱维特所引用的各种陈述，可以代表任何有意义的学术潮流。然而，仔细查证了引文后，索卡尔发现，这绝对不是孤立的例证，而是一种正在泛滥的、显然是具有相当影响的文献。确信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模仿将是与其斗争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后，索卡尔撰写了以如下陈述开始的诈文：……
文化相对主义与索卡尔事件——拉斯·赖沙
文化相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追随美国文化人类学奠基者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美国人类学者发展起来的。在此我要强调：这种相对主义是基于两个不同方面的差别的夸大，即夸大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夸大自然与文化的区别。当文化研究领域的人类学者以及其他的学者（我应该补充说，不是全部）把注意力转向科学本身时，这些激进的两分法迅速坍塌到两极：文化和社会代言人成为我们，自然代言人，科学家就成为他们。
除了各自保留着对自然与文化的极端不同的见解外，针对索卡尔事件，论战双方还保留着关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鲜明区别。或者反过来，除了保留我们与他们的鲜明区别外，还保留了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我将通过各种争论中的例证，以及关于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元勘）的大量文献，说明这种两极的分化。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即便我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社会文本》的编辑，但这种立场也不是为论战的“另一方”一一物理学家的辩护。它同样不是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全盘反对。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对于美国科学大战的论战者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本文是这样安排的：
（1）对文化相对主义给出一般性的、历史性的介绍。从我自己的阅历出发，我从有关常常标明为著名历史事件的大量文献中，收集了许多的历史片段。这些历史片段表明：文化相对主义如何参与了历史上关于普遍自然和特殊文化之间的长期争论。
（2）我提出两个与索卡尔事件相关的、反对作为一种践行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一般观点。第一，尽管文化相对主义的远大抱负是专心致力于“人类状况”的多元论，但我认为它能够并且有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文化帝国主义。第二，一般而言，文化相对主义的基础，是政治驱动下的对差异（Difference）的极端夸张。
（3）参照斯坦利·费什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我将表明：索卡尔事件如何成为困扰在本文第二章所展示的问题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实践的一种结果。依旧参照斯坦利· 费什的观点，我还要说明这种站不住脚的相对主义实践的哲学。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哲学不仅仅只是斯坦利·费什持有的观点，我将介绍由科学社会学家亨利·柯林斯和斯蒂文·耶雷（Steven Yearley）所倡导的对称性原则以及一种类似的哲学。
（4）如果说博厄斯、《社会文本》以及柯林斯和耶雷的观点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值得怀疑的，那么，替代的选择是什么呢？我通过对人类学者克利福德· 格尔兹（Clifford Greerts）和布罗林斯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y Malinowski）如何理解跨文化的深人的比较分析，开始对替代选择的讨论。我将勾画出一种现象学（我认为，是“后笛卡尔式”）的说明。这种说明认为，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区分，并不遵循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文化”。
（5）最后，我将略述一些人类文化需求，我认为，对这些需求来说，文化相对主义确实的必要的。
文化相对主义的简史
丹麦哲学家索伦·克里斯腾森（Soren Christensen）认为是德国神学家、语言、历史哲学家，约翰·哥特夫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首创了文化相对主义。
赫尔德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一种回应。例如，对于非法国人，如德国人来说，非常显然的是，这种启蒙哲学使法国文化的特性变成一种普遍的永恒。赫尔德要替代这种普遍主义的观点是要说明：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幸福中心，就像每一个球都有其自身的重力中心，在赫尔德看来，任何一个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具有创造性的灵魂。
……
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必要性的概述远非完整，但这也许给出了较有积极成果的相对主义的一个掠影。这是一种隶属于相互对话的相对主义，而不是文化决定论的妄言。
印度的科学大战——米拉·兰达
当左派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由于太边缘化以至于不能改变世界时，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当然，他们忙着解释世界，并且解释我们是怎样解释世界的，还有非西方的“他者”是怎样解释世界的，还有我们怎么解释他者的解释……以及许多类似的事情。这些解释的倾向允许左派知识分子在其话语中创造出在一个真正的政治学的粗糙和混乱中不能践行的东西：一个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已经被解构、揭露并且濒临解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已的人生哲学生活。今天在高傲理论的激增和政治功效的衰落之间的反比关系似乎是真实的，正如在将近20年以前，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其《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著作中首次注意到的一样。
……
我从不相信，也不应当被看作宣布，科学的文化批判心照不宣地为印度右派说话。事实上，就我个人的经历和他们的著作来看，我知道这些批判是被深刻的平等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坚定的反种族主义情绪所驱动的。我知道他们对印度右派的反穆斯林、反基督教的讲坛没有任何的同情。但是他们个人的政见和良好的目的不是这里的问题。问题是他们的理论对遥远的陌生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是左派的科学批判发问的时刻了：为什么在印度，宗教右派（在伊斯兰国家，具有更加威胁的程度）一直在挪用科学的文化批评家的理论语言和智力劳动结论？这种挪用的理由足够重新思考把科学看作是社会上的“所有堕落”的基本根据吗？
第二部分
神秘科学的大舞台——布鲁斯·罗宾斯、安德鲁·罗斯
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索卡尔主动寄来的这篇文章有些做作。杂志社并非每天都能收到专业物理学家写的晦涩难懂的哲学文章。在不了解作者本人及其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对他此举的动机进行了猜测，认为这是-个物理学家为他本领域的发展向后现代哲学寻求某种肯定的重要尝试。他在后现代范围内的冒险并非正中我们的下怀。像其他那些和我们一样有着悠久历史、并试图了解文化研究最新动态的杂志，《社会文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发表关于后现代理论争论的文章了。如果索卡尔的文章是来自一个人类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则有些过时。但由于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作品，我们便把它误认为是索卡尔这类科学家进军后现代领域的不寻常的表现。这种进军实际上是在笨拙地，但却是武断地试图体会该领域行话的意义时，依赖于大量脚注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换句话说，我们发表它更多地是把它当作一种值得鼓励的信念的实施，而不是我们赞同的一个观点。由于这些原因，编辑们把它当成读者们会感兴趣的一个“文件”——一个标志着悠久传统的文件。在这个传统中，现代物理学家发现哲学和物理学在逻辑推理上的和谐。因此，这篇文章符合在《社会文本》上发表的要求。《社会文本》并非是一种权威性杂志，它的政治观点和文化分析产生于一个编辑群体（一直是自我发行，直到四年前杜克人学改变了这种状况），并一直被看作是独立的左派和学术界的“小型杂志”传统的后代，因此，在评论来稿的价值时，我们总要平衡各种编辑标准，无论它们是小说，是对性工作者的访谈，还是反殖民主义的文章。换句话说，它的编辑标准和目的和正统的科学刊物非常不同。值得疑问的是索卡尔的文章是否会被位物理评论员评定为不够标准（它不会，毕竟，这是一个学者对物理学界的贡献），但是，这最终和我们无关，至少不会根据我们采用的标准评判。
别管闲事：由索卡尔事件引起的教训——布鲁斯·罗宾斯
规训帝国主义——布鲁斯·罗宾斯
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不严肃——雅克·德里达
“但这首先不是事实!”：德里达与“科学大战”——阿卡迪·普罗特尼斯基
一、”拓扑学“
二、”爱因斯坦常量“
不可信的科学大战——理查德·罗蒂
科学大战：用什么做赌注?—— 多乐茜·内尔钦
不同世界之间的论战：和平是什么? ——布鲁诺·拉脱尔
谁的作风?谁的实质?：索卡尔与拉脱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对峙——斯蒂夫·富勒
拉康是科学的吗?—— 马克·达尔蒙、夏尔·梅尔曼
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比利时人，很开心地把对数学的滥用或无知这顶黑锅扣到了一批法国作者的头上，这些作者分属于各不相同的领域，但都获得过成功，尤其是在美国获得了成功。
首当其冲的便是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两位作者在他身上花了十四页纸的篇幅（其中三分之一是引文）用以草草完成他们这部本该长达数百页的作品（这句话我拿不准）。
然而很遗憾，如此强大的火力在检验之下也显露出庸俗杂要把戏的真相。事实上，我们的两位科学家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有必要将其一一指明。
首先一条是缺乏对源头资料的批评。实际上，拉康的教诲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口头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经过了速记员、学生、甚至译者的转抄。当我们的批评者们指出“cross-cap”实际应为“cross-cut”，那么他们应该指责的是巴尔的摩一次研讨会的英语编辑们而不是拉康，因为从来没有人听到他用这样一个词来指称这个拓扑学现象。
当他们惊讶于读到：“当我说到‘无理数”时，我所指的并不是某种不可揣测的感情状态，而恰恰是指人们所说的那种虚数”时，他们首先应该对源材料进行核实，那是由未经作者审阅的法语抄录本、翻译过来的未经作者审阅的英语译本，而不应该指责拉康：连高中学生掌握的基本知识都不懂。当拉康说“人类生活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计算，其零点（而不是所引用的译本中的“其中零”）是无理数的”时，他并不是说零是无理数，而是恰恰相反。
对拉康的第二类批评涉及到在使用数学概念时缺乏精确性或者说概念模糊。因此他混淆了逻辑命题和数学函数。比如在阐述公式函数f(x)=1/x，当x=0时，存在着一个x以及反函数f(x）。实际上，我们的两位作者闭口不谈“命题函项” 这一术语，这在历史上是由弗雷格根据数学函项的格式构思。只需要把命题函项x）看作如下论断的所指：“数学函数f(x)=1/x是为x规定的”，就能够发现拉康示例的意义所在；因为在x=0的情况下，函数没有意义，所以该命题是错误的。这里，命题函项f(x)在拉康的作品反映的是象征意义上的去势术，而例外项代表的是父亲的地位，如果说去势是所有人都遵循的规律的话，那么必然有一个例外项。
例外是规律成立的基础，这样一种逻辑当然是与数学逻辑相对立的，后者中只要有一个例外就不能称之为普遍规律。拉康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对此十分熟悉，但是还必须同意阅读……
后来我们快乐的物理学家们还批评拉康无度滥用数学公式。比如，在这句引文中：“就这样勃起器官并不是作为其自身、也不是作为幻像，而是作为欲望幻像缺失的部分来赋予快感以象征地位；因此它等同于它通过其内涵相对于符号缺失功能的系数：（-1）释放出的快感所产生的最大意义的：‘-1’”。确实,这句话会让那些不耐烦的幼稚无知者哄堂大笑。但它之所以可笑，纯粹是因为它被从可以阐明其意义的语境中肢解开来，而我们为了避免这种可悲的情形，都一定要说明这一语境。而且说到底，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想做的阅读负责，即便是愚的阅读。
对于上面引用的这些话，我们只要记住，拉康早就明确地提醒读者，他使用“-1”这一符号来表示一种“转折”，他“依据我们使用的代数学”来进行计算。
我们的两位作者尽管只对拉康的文章进行了粗略的阅读，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挑出了一个真正的错误，这是无法否认的，即拉康把函数f(x)=1/x称为指数函数。以拉康的为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忽略而咒骂自已，同时也会想到，说到底，给那些书呆子们保留一个坚持已见的机会也没什么不好的。
同时，我们这两位作者提出了两个更有意义的问题。精神分析学与精确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精确科学为它提供参照的能力问题。有兴趣且不带太大偏见的读者在阅读拉康作品时会发现，贯穿在所有作品中的，是拉康对精神分析学方法论地位的长篇阐述，而他将它划归假想的学科。于是对数学的参照只是将其作为分析的手段而并非类比的对象。如果说符号秩序可以归纳为区分特征的集合（参看费迪南·德·索绪尔的教程），就可以为主体地位寻找特定的甚至是决定性的逻辑学和数学法则。这些法则当然是可以商的，但它们的原则则更为确定，然而这一点却被我们的批评者忽略了。 根据这一精神，持续畸变的几何学或拓扑学可以表现为对符号编织的结构的支配，而神经官能症反映的则是其中空隙的决定性作用，虽然“神经官能症的结构是环面形的”这一观点会让外行一时感到可笑，但他如果患上神经官能症的话，这一-现象也照样会死死地将他困住。
因此拉康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想方设法地制造好的参考引文；相反，他只是将分析实践证明的主体性的本质回报给精确科学：一切形式系统的局限性（我有权提到希贝尔吗？）、它所建构（我有权引用哥德尔吗？）的且得到人们欣赏的那种不可能性，人们将自己性生活的失败内接于其中；还有从中引发出来的伦理学，其目的是及时考查不断进步的科学的效果为什么不-定能让所谓的人类感到快乐。
会爆发科学大战吗？ ——纳塔丽·列维萨尔
极左的复兴？
任何参与了几个月以来在法国发生的这场支持和反对索卡尔的争论的人都会从中感受到20年前造就了极左团体魅力的那种热烈而宽容的氛围。在帕特里克·珀蒂让（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史学家）看来，这-辩论的形式应该是与对科学的本质与社会功能的争论的法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的。他分析道：“1968年后，这种争论基本上将科学的法国共产党与非常尖锐的极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生态主义者）对立了起来。极左派唯一科学的组织是共产国际和工人斗争组织。”很奇怪的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对立模仿了实验室里的等级：老板们属于法共，而年轻的研究员们属于极左派。“以至于，在70年代，奥尔塞的一间理论物理实验室竞然发生了分裂：一方面，A组的研究员们是PCF（法国共产党）的成员；另一方面，B组的研究员们属于PCMLF（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 很奇怪的是，这些富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工作者的运动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后果。这与北欧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意识形态论战发展成了全面论战。比如在英国，科学的批判者们就渗人了制度之中，并创造了“science studies”（“科学元勘”）。
归根结蒂，索卡尔事件之所以如此震撼世人，无疑是因为它提出了关于硬科学和软科学的地位问题。每个人从中看到的关键都不一样。布鲁诺·拉脱尔和贝尔纳黛特·邦索德坚信美国物理学家们之所以提出击，是因为冷战之后，他们的信誉减弱了；而雅克·特莱内从某些知识分子的伪科学话语中看到的则是他们想要征服权威地位的策略。“我想对他们说：住手吧，我们这儿没什么好拿的。我们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简单的东西进行研究。这和你们所做的相比是非常可怜的。所以请你们创造你们自己的概念！。”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特的欺诈——万桑·弗勒里、孙云·利梅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特的作品《知识欺诈》向人们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即“硬科学”是真理的化身。规定文化或亚文化性质的特权是否来自于物理学？
附录：后现代思潮中的反科学主义——蔡仲、邢冬梅
“索卡尔事件”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全面渗透，在西方学术界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思潮，这种思潮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对主义，二是知识的权力学说。
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哲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哲学发起了攻击，他们不仅深刻地批判了法国的学术与政治制度，而且还批判了在过去、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哲学，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心理分析等。这些学说把个体与意识看作是在当代社会中的-一种异化的表现，与其经验和存在的真实状态相脱离。现象学认为这种异化是根源于西方文化中盛行的科学自然主义；而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看来，这是根源于是一种极端压抑的社会道德；在存在主义看来，这是官僚政治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与大众文化所导致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们否认把对人的研究能够化归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避免行为主义和自然主义，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不同，人的科学必须理解经验、第一人称的观念。他们不仅关心事实，而且更为关心事实对人的意义。他们发明了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想表明人类社会与人类的自我是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以判断出现代文明是怎样和为什么出错。法国的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不满现代的理性主义，以及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最有影响的是德勒兹、德里达、福柯、利奥塔，他们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由语言学家索卡尔与人类学家斯特劳斯所创立，结构主义否认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自我及其发展的历史上，而这些也是存在主义、现象学与心理分析的特征。社会科学，像人类学、语言学和哲学，更注意语言、仪式、与血缘关系的超个体的结构，并认为这些血缘关系创造了个体。简言之，并不是自我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创造了自我。对文化符号系统中的抽象结构的研究是理解人的科学的关键。结构主义一方面避免把对人文科学的研究化归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却借助了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这批新的法国哲学家接受了结构主义对自我崇拜的否认，但同时也否认科学的与客观的方法，他们认为在人类能够客观化自我这一点上，存在着深刻的哲学异化问题。他们应用人类现象的结构一一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人类自身的科学问题，而这种人类的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文化构造。因此，他们自称为“后结构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声称必须否认科学的理性研究，反对一种统一的自我幻觉，认为：不可能达到清楚而明确的意义、西方文明具有不合法性、所有现代制度具有压制本性。他们想摧毁所有的实证的哲学与政治立场，从而揭示出隐藏在所有的理性活动中矛盾与社会压迫的模式。这种批判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它主要是想通过对西方帝国主义，通过种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对男性权力的批判，来摧毁学术与国家的权威。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其中，利奥塔提出了著名的后现代的“叙事学”转向。
就在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在法国盛行的同时，英国与美国则盛行着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清除了美国本土从皮尔士以来的实用主义传统，以及英国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相信用现代逻辑的确定性与“经验数据”的科学解释相结合，人们就可能得出一种系统的知识。哲学在传统上一直未能采用-种清楚的、逻辑的和“理想的语言”，因而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一种真正的哲学。而这种“理想的语言”现在已经出现，它来源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罗素与怀特海的企图把数学化归为逻辑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它试图把那些能够说清楚的与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区别开来，以消除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哲学将摆脱其形而上学的滥用和伦理学上的虚伪性，只关心逻辑，科学方法与结果的分类。通过一种认真的语义分析，就能够抛弃传统哲学的伪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学派，它攻击任何一种研究实在、亚威的存在与探索生活的意义的最终本性的哲学研究。逻辑实证主义以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分析语言与综合语言的界限，理论解释与观察陈述的区别已被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所打破，而这种教条对逻辑实证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观察渗透着理论，因而我们可能用到某些未经证实的理论去解释对象，这就暗示着实验在严格意义上不能够最终证实一个假说。在此基础上，奎因建立了自已的整体论。而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思想《哲学研究》中，暗示着对知识基础的寻求的任何企图，与思辨的形而上学一样，是无意义的。库恩开始对实证图景的充分性提出了怀疑，其观点的中心是范式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与科学探索的前提，这个概念把历史与认识的相对性引人对科学的理解中。比库恩更为激进的是当前时髦的社会建构主义，他们把不同的社会维度引人对科学的理解，并作为其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反对纯粹的、客观的和自主的理性。哥德尔定理也表明了一个完备而相容的知识体系的不可能性。至自然科学自身，对美国与英国的许多历史主义哲学家来说，被看作是部分上非系统性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相当多的非理性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美国哲学家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是殊途同归。他们都怀疑近代哲学的规范性目的和理性研究的基础，这导致了追求没有基础的哲学研究（非基础主义）。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是代表作，这本书虽然没有讨论后现代主义，但它讨论的是后海德格尔式的哲学与后维特根斯坦式哲学的发展，这些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一种实用的反基础主义。因此，罗蒂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在实用主义的装扮之下。正是通过罗蒂在80 年代的影响，后现代主义逐渐地影响到美国哲学界。
- 利奥塔：后现代社会中的科学
- 福柯：知识与权力
上述思想通过科学社会学家，介人到科学的领域，在学术界形成一股强大的后现代反科学思潮。这一思潮主要表现为：（1）“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2）女性主义的科学观；（3）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4）激进生态主义。
-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 作为殖民主义侵略与统治工具的“科学”
在后现代的词典中，现代主义暗指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暗指摆脱殖民主义或后现代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者奉献给第三世界人民一件礼物，这一礼物有许多名字，如后殖民科学，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反北欧中心论和民族科学。后殖民的科学否认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借助一种更为普遍的理性方法去认识自然的做法，因而也就否认了这样的认识是更加接近真理的说法。人们思考自然的能力，只能限定其生存的传统文化框架之中，排除采用超越其传统的“异端”文化的可能性。正如维拉和腾布尔所说的那样：“所有的知识系统都是地域性（local）的。西方当代的科学技术，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知识的标准，其理性或客观性应该看作是知识系统的一个变量,并且与其他地域性知识比较而言,具有相同的地位。”"[34]然而，当今世界的实际状况是：所有的文化中的任何人都是采用同一认知框架去描述自然；所有的人都寻求经验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的理性都是逻辑式的；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世界观来看待这一世界，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不同世界。这种认知框架就是近代科学的世界图景。在后殖民主义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西方社会借助于其军事与经济上的优势所造成的理智上的霸权。这些理论认为，因为现代“西方”科学只不过是多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而且，其体现在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像其他知识也体现在它们自身的文化中一样，因此，它并不能作为知识的超文化的合理性源泉。所有的科学都是后殖民科学，没有一种科学比其他科学更普遍地真。西方殖民主义以其科学的标准，把其他文化的知识视为-种对自然的歪曲的表述，客观性的和理性的科学被视为殖民统治的合法化手段。正如哈丁所说的那样：“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把世界变为欧洲科学的一个实验室，而欧洲科学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研究欧洲科学与欧洲殖民地扩张的关系的历史，就是探索科学是怎样扩张自己的利益和力量的模式。他们能够想象只存在一种“真实的科学’，而不能想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科学相矛盾的对自然的表达。这种观点一直是历史学家的主流观点·····欧洲的扩张不过是一个社会组织，这个组织带有-个更为方便的实验室以及其教育，基金力量、高傲的评论杂志等方面的扩张力量。”[35]罗斯说：“与西方医学不同的另一种医学是一种来源于下层社会的民主化要求，而那些声称要对大众的信念进行科学的检验的人却是精英主义者。因此，当削弱经验的理性要求时，人们就能认识到研究科学的不同方式、在地域性环境、文化价值、社会正义原则中的被忽视了的方法论，我们就开始朝着真正的不同知识系统前进。”[36]后殖民主义所要做的就是禁止某一社会或部落的外部的人去评价该社会或部落的文化系统中的信念的真与假。相反，却允许该社会与部落中的人以其内部的形而上学的范畴或辩护标准把外来文化视为种族真理或帝国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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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运动的成员不仅希望发展出一种自己的民族科学，而且还要从印度文明（印度教）中构造出一种普遍的新科学，来取代西方科学的统治地位，这些学者将给所有的现代化力量一一一从国际教育机构，印度的国家到所有异端的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一一都打上印度科学的烙印，以一种新霸权来反对另一种霸权，以一种新霸权来取代另一种霸权，以致他们声称21世纪将是“印度教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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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族科学是一场滑稽剧。毫无疑问，如果它成为一种国际的规范，对人类精神与肉体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十分明显，科学与伊斯兰教的这种联姻对科学与伊斯兰教都没有好处。这些对科学与理性的批评，一旦最后发展成为在本质上拒绝“科学方法”，就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危害。正如拉达所指出的那样：在后殖民科学中，“所有科学合理性的代表一一波普的证伪主义、默顿的制度性的规范，库恩的范式的一致，所拥有的地位，现在却被留给了偶然的权力，维护权力。
- 作为男性权力的“科学”
按照哈丁的观点，不道德的性别比喻在一开始就充满在近代科学之中，随后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被工具化，并且最终变成近代科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哈丁认为弗兰西斯· 培根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培根通过实验与强暴的类比来支持其实验主义，科学无非就是这种强暴的产儿。
女性主义者常常引用培根的一句话来印证自己的看法：“培根用大胆的性的想象去解释作为研究自然的实验方法的特征，说自然被强暴，或者用培根的话来说：‘因为你只有通过猎取在游荡中的自然，你才能够在你愿意的时候把自然再带回其原本的位置。当对真理的探索是其整个目标时，一个男人应该毫不犹豫地进人和插人这些突破口或角落。’这就提倡这样一种观点：类似的好处能从自然中获得，如果自然被观念化和像–个妇女反抗性别压迫那样被对待。”[42]这样,就把对自然的研究类比成男人对女人的强暴过程。
因此，按照哈丁的意见：由于最好的科学活动与对科学活动的哲学思考带有男性对女性的厌恶，因此，科学及其历史与哲学应该被标上X级，因为它包含有明确的和赤裸裸的性。
- “扼杀”地球的科学和理性
生态主义把17世纪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转折点无疑是正确的，这种转折有着深刻的环境意义。然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培根关于人与自然的分离的开始。伽利略和牛顿无疑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哲学思想无疑带有很强烈的机械论色彩，但这不意味看科学革命导致了怀特海所说的“自然的二岔性”，并由此导致了当今的生态危机。因为机械论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不是科学。科学意义上的革命不应该被遣责为对我们当代的生态危机负责，而这种危机应该归答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我们应该区分开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激进生态主义者的错误就是把它为混为一谈，并由此转化为对科学与技术的激烈攻击。
事实上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实际的生态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分析哲学上的错误和意识形态上的征服。对生态问题的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于对科学的各种各样的相对主义的攻击，因为“它们削弱了一种正确的生态政策的可能性。我们相信这种肯定是来源于狂热的反科学主义的结果，现在正深受激进的环境主义的支持，这种反科学主义，如果产生广泛的影响的话，将会减少回答和解决那些本质上是科学的问题的成功机会。”[60]M·佛迈特也指出：“那些视科学为一种政治上的终结的警世主义者并不要求你考虑相对的危险，……的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相对的危险……对十分离奇的工作的理解是他们所想做的最后的事。他们所想对你说的是，由于这或那已经被视为有危险的，其必须被禁止或至少要加以限制。”[61]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这种知识界的环境主义，将会导致科学无用的思想。
科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应该来说具有其合理的意义，因为它把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使科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正如哲学家海伦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科学研究仅注意理论轴，而后现代主义在注重理论轴的同时，又走向了实践轴。然而（1）后现代主义却认为这种像“理性”、“真理”“客观性”等“元话语”的解构意味着科学应该归属为不同的生活形式，这种“元叙事”的方法已经被大量的“语言游戏”所代替，每一游戏语言都有自已的-一套特殊的游戏规则。西方科学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游戏或叙事。（2）科学不过是归属于不同游戏或叙事的复杂的猜测，思辨性的比喻，特别是即兴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拟对象”。这种比喻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给修饰学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结果之一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思潮的修饰学的转向，把所有对真理的断言、方法、研究纲领等都看作是等价，都是各自游戏中的话语或比喻。真理、理性、进步这些最根本的认识论依据应该让位于具有雄辩口才的权威与权力，最后后现代科学思潮得出了费耶阿来德式的结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素说与氧化学说之间，在科学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3）在游戏规则中，利奥塔特别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规则，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
因此，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不仅威胁到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迷信与邪教势力的泛滥。这正是“索卡尔事件”产生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众多科学家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投身于保卫科学，保卫理性，反对相对主义，反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斗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