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按照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说法，萨特、波伏娃都是「人渣」，当然也是「中国人民的动物朋友」。

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其他的较为重要的思想理论体系——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佛教以及儒学等都不支持女权主义，这些思想体系最多算是温和父权制。

这本书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相关理论的改造升级版。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就是定都巴黎统治世界，现在，它们部分实现了这个理想。

当然这本书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没有任何价值。

《第十二章 恋爱的女人》中常用语句如下所示：

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本次阅读版本的翻译和上面的内容略有差异：

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即使允许她独立，爱情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道路；承担自己生活这种事是令人焦虑的；少男也愿意转向比他年长的女人，在她们身上寻求一个向导、一个教育者、一个母亲；但他的成长、品行、他自己内心遇到的约束，都不允许他最终止于退让这种容易的解决办法；他只把这样的爱情作为一个阶段来考虑。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知乎上有相应的问题，波伏娃说「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中的不可抗拒的诱惑指什么？之前的知乎还是一个拳师大本营~

即使今天攻守势异，我们的力量仍旧薄弱。

书籍简介

作者: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合卷本

原作名: Le Deuxième Sexe

译者: 郑克鲁

出版年: 2014-1

页数: 949

定价: 138.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西蒙娜·德·波伏瓦系列

ISBN: 9787532763399

内容简介

《第二性I》副标题为“事实与神话”，作者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女性的观点出发，剖析女人变成“他者”的原因；随后，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梳理，深刻地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今女性的命运；最后，本书以蒙泰朗、劳伦斯、克洛岱尔、布勒东和司汤达五位著名作家为例，对男性制造的“女性神话”进行分析，探讨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体现的思想。

《第二性II》副标题为“实际体验”，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对女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童年、青春期、性启蒙时期、婚后、为人母和步入老年后）进行正面考察，同时对她一生可能遇到的经历（同性恋、成为知识分子、明星、妓女或交际花等）作出判断和评价，深刻揭示了女性的处境及其性质。作者还分析了自恋女人、恋爱女人和虔信女人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最后提出了女性走向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成为独立女性，也强调了只有当女性经济地位变化的同时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作者简介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法国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者。1929年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曾在多所学校执教。1945年和让-保罗•萨特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第二性》，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她和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女性学术的三个中心。

已故法国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杰出的作家”。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评价道：“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她在文学上的成就代表了一个时代思想的冲撞，并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她在法国文学史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以政府的名义表彰她为女英雄。”

正文摘录

第二性Ⅰ：事实与神话

导言

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这个主题，尤其对女人来说，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已经费过不少笔墨，当下争论几乎偃旗息鼓：我们不再谈论这个话题吧。可是，还是有人在谈论。看来，上个世纪连篇累牍、废话连篇的著述，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澄清多少。再者，存在这个问题吗？这是个什么问题？甚至，有没有女人呢？当然，永恒女性的理论还拥有信徒，他们悄声细语地说：“即使在苏联，elles（她们）仍然指女人”；但是另外一些非常了解内情的人士—有时就是这些人—叹息说：“女人正在完蛋，女人已经完蛋。”当下人们不太清楚，女人是否还存在，是否将来会始终存在，是否应该希望她们存在，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什么位置，女人本应在世界上占据什么位置。“女人在哪里？”最近，一本断断续续出版的杂志(1)这样问道。但首先要问：女人是什么？“Tota mulier in utero：是子宫。”有人说。然而，那些行家谈到某些女人时断言：“她们不是女人”，虽然她们像别的女人那样也有子宫。人们一致承认，人类之中有女性；今日同过去一样，她们几乎构成人类的一半；不过，有人对我们说：“女性处在危险中”；有人勉励我们：“做女人吧，始终做女人，成为女人吧。”因此，并非一切女性必定是女人；她必须具有这种神秘的、受到威胁的实在，也即女性气质。女性气质是由卵巢分泌出来的吗？还是凝结在柏拉图学派的天地里？只消穿一件窸窣响的衬裙，就可以让它降落到人间吗？尽管有些女人殚精竭虑地要表现出女性气质，却从来没有树立确证的典范。有人想用模糊的、闪光的词汇去描绘它，这些词汇似乎是从女占卜者的词汇中借用来的。在托马斯·阿奎那(2)时代，女性气质仿佛是罂粟的安眠功效那样确定无疑的本质。但是，概念论已失去了地盘：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不再相信存在固定不变的实体，能确定诸如女人、犹太人或者黑人的特性，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将特性看作对处境的次要反应。今日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从来就没有女性气质。这就意味着，“女人”这个词没有任何含义吗？这正是启蒙哲学、唯理论、唯名论的拥护者所竭力断言的：女人在人类中仅仅是“女人”这个词随意指定的那一部分人；特别是美国女人认为，女人再也不存在了；倘若一个智力迟钝的女人仍然将自己看做一个女人，她的女友们就会建议她去做精神分析，以便摆脱这种困扰。多萝西·帕克(3)在评论一部非常令人不快的、名叫《现代妇女：失去性别的人》的书时写道：“那些将女人当做女人来对待的书，我不敢苟同……我的观点是，所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不论我们是谁，我们都应该被看做是人。”但是唯名论是一种有点昙花一现的学说，而反女性主义者振振有词地指出，女人不是人。女人肯定像男人一样也是人，但这样一种论断是抽象的；事实是，凡是具体的人总是单独被确定的。拒绝永恒女性、黑人灵魂、犹太人性格的概念，并非否认今日有犹太人、黑人、女人：这种否定对上述几种人并不代表一种解放，而是代表一种非本真的回避态度。显而易见，任何女人都不能真诚地自认为置身于自己的性别之外。几年前，有个著名的女作家拒绝让自己的肖像出现在专门刊登女作家照片的照片集里，因为她想厕身男人中间；可是，为了获得这个特权，她利用了丈夫的影响。认为自己是男人的女人，仍然要求得到男性的尊重和敬意。我记起那个年轻的女托洛茨基分子，她站在喧声雷动的会场的讲台上，尽管她明显弱不禁风，却准备挥舞拳头；她否认女性的柔弱；但她是出于对一个战斗者的热爱，想与男人比肩。美国女人剑拔弩张的挑战姿态表明，她们受到女性气质的纠缠。事实上，只要睁眼一扫就可以看到，人类分成两类个体，其衣着、面貌、躯体、微笑、举止、兴趣、消遣，都迥然有别，虽然也许这些差异是表面的，也许它们注定要消失。可以肯定的是，眼下差异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即令女人的职责不足以界定女人，纵然我们也拒绝以“永恒女性”去解释女人，即令我们承认，哪怕是暂时的，世间存在女人，我们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女人？

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马上启发了我做出第一个回答。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男人不会想到去写一本男性在人类中占据的特殊位置的书。(4)如果我想做界定，那么我不得不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女人”；这个事实构成一个基础，任何其他的论断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男人永远不会一开始就自称是某种性别的人，因为他就是男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像在区政府的登记簿和身份申报表上对称出现的两项：男性、女性，这纯属形式。两性的关系不是正负电流、两极的关系，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在法文中，“les hommes”用来指人，即“vir”这个词的特殊含义吸取了“homo”(5)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女人是作为负极出现的，凡是限定词对女人来说都是限制，没有互逆性。有时候，我在抽象概念的讨论中听到男人对我说：“您这样理解，因为您是一个女人”，我感到很恼火；我知道，我唯一的捍卫方法就是这样回答：“我这样理解，因为事实如此”，这句话取消了我的主体性；我不能这样反驳：“您意见相反，因为您是一个男人”；显而易见，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没有特殊性；一个人作为男人，拥有属于他的权利，而做女人则是她的错。实际上，正如古人那样，先有一条绝对的垂直线，才能界定斜线，先有绝对的人，也即男人。女人有卵巢、子宫；这就是把她封闭在她的主体性中的特殊条件；人们常说，女人是带着腺体去思索的。男人傲慢地忘却了，解剖学表明他也有激素、睾丸。男人把他的身体把握为与世界有直接的和正常的关系，他认为自己能客观地理解世界，而男人把女人的身体看做受到一切限定它的东西的拖累：一种障碍，一个监牢。“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亚里士多德(6)这样说。“我们应该把女人的特性看做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随后，托马斯·阿奎那也断定，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创世记》的故事所象征的意义也是如此：按波舒哀(7)的说法，夏娃是从亚当“多余的骨头”中抽取出来的。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做一个自主的存在。“女人，相对的存在……”米什莱(8)这样写道。邦达(9)先生正是在《于里埃尔的关系》中断言：“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因此，人们把女人称为“le sexe”(10)，意思是说，在男性看来，女性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对男性而言，女人是sexe，因此，女人绝对如此。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11)

他者的范畴像意识本身一样原始。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在最古老的神话中，总是可以找到自我和他者的二元论；这种区分开始并没有置于性别区分的情势中，它不取决于任何经验论的论据，其中可以举出葛兰言(12)论述中国思想的著作、杜梅齐尔(13)论述印度和罗马的著作。在伐楼拿—密多罗(14)、乌拉诺斯—宙斯、太阳—月亮、白天—黑夜的对偶中，没有牵涉到任何女性的元素；在善与恶、吉祥与不祥的本原、右与左、上帝与魔鬼的对立中也没有；他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任何群体都绝不会不直接面对自身提出他者而将自身确定为一个群体。只消偶然聚集在同一火车隔间里的三个旅行者，就可以让其他旅行者成为隐约敌对的“他者”。对于乡下人来说，凡是不属于他村子的人都是可疑的“他者”；对于在一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来说，非本地居民就像是“异邦人”；犹太人对反犹主义者来说，黑人对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来说，土著人对殖民者来说，无产者对有产者来说，都是“他者”。列维－斯特劳斯在一本对原始社会不同面貌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结尾，这样下结论：“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过渡，是通过人用一系列对立的形式去设想生物学关系的能力来确定的，这些关系以确定或者模糊的形式所呈现的二元论、互相交替、对立和对称，与其说构成需要解释的现象，不如说是构成社会现实基本的和直接的材料。”(15)倘若人类社会的现实毫无例外地是建立在团结和友谊基础之上的mitsein(16)，这些现象就无法理解。相反，要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们在意识本身发现一种对任何其他意识完全敌对的态度，这些现象就明白如画了；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呈现出来；它力图作为本质得以确立，而将他者构成非本质，构成客体。

只不过他者的意识会回敬以相同的对待：在旅行中，一个地方的人愤慨地发现，轮到邻乡人把他看做外乡人；在村庄、部落、民族、阶级中，存在战争、交换礼物的节日、市场、条约、斗争，使他者的概念失去绝对意义，显现其中的相对性；个体和群体不管愿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关系的相互性。在男女之间，这种相互性怎么会没有出现呢？其中的一个性别怎么会作为唯一的本质得以确立，同时否认它的相关者的一切相对性，并将这相关者界定为纯粹的他性呢？为什么女人不质疑男人的主宰地位呢？任何主体不会一下子和同时确定为非本质，他者并非将自我界定为他者来界定主体，他者是因为主体将自己确认为主体，才成为他者的。但是，为了不致使他者反过来成为主体，就必须屈从于这种被看成异邦人的观点。女人身上这种屈从是怎么来的呢？

存在另外一些情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种范畴成功地绝对主宰了另一种范畴。往往是数量上的不等造成了这种特权：多数人将律令强加于少数人，或者迫害少数人。但是女人不像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她们不是少数人，地球上女人和男人一样多。往往是，彼此相对的两部分人先是独立的，以往他们互不知晓，或者其中一部分人承认另一部分人的自主；是一次历史事件使弱者屈服于强者：犹太人散居各国、奴隶制引入美洲、殖民者的征服，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对受压迫者来说，有过一个前史：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过去、一个传统，有时是一种宗教、一种文明。在这方面，倍倍尔(17)在女人和无产者之间所做的比较，得到最有力的佐证：无产者在数量上也不处于劣势，他们从来没有构成彼此分离的群体。然而如果缺乏一个事件，就应根据历史的发展解释他们作为阶级而存在，并了解这个阶级中这些个体的分布。不是从来就有无产者的，女人却始终存在；她们因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在历史可追溯的年代，她们就一直从属于男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一个事件或者一次变化的结果，这不是应运而至的。部分是因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出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所以他性就像一种绝对。处境随着时间发展，在另一个时代会自行解体，例如，海地的黑人证实了这一点；相反，自然条件似乎不容许改变。其实，同历史现实一样，自然不是不可变更的。女人之所以变成非本质，再也回不到本质，是因为女人不会自动进行这种返回。无产者说“我们”。黑人也这样说。他们自我确定为主体，把资产者、白人变成“他者”。女人—除了在某些抽象示威的代表大会上—不说“我们”；男人说“女人”，她们重复这个词，以表明自身；可是她们并没有本真地自我确定为主体。无产者在俄国闹革命，黑人在海地闹革命，印度支那人在印度支那打仗，但女人的行动从来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骚动；她们只挣到男人肯让给她们的东西；她们什么也没有夺取到：她们接受(18)。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具体的方法汇聚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可能在对抗中自我确立。她们没有过去、历史、适合她们的宗教；她们不像无产者那样在劳动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她们甚至不混杂居住，而混杂居住使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圣但尼或者雷诺汽车厂的工人结成一个团体。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通过居所、工作、经济利益、社会条件和某些男人—父亲或者丈夫—联结起来，比和其他女人联结得更紧密。资产阶级妇女与资产者而不是与无产阶级妇女联结起来；白种女人同白种男人而不是同黑种女人联结起来。无产者会提出屠杀统治阶级；一个狂热的犹太人、一个狂热的黑人会梦想夺取原子弹的秘密，将人类全变成犹太人或黑人，但即使在梦中女人也不会消灭男人。将女人同她的压迫者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任何别的纽带不可比拟的。性别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生理上的既定，而不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在原始的共在内部，已形成他们的对立，但对立并没有使这共在破灭。夫妻是一个基本单位，这两个一半彼此是并列的，通过性别对社会进行任何划分都是不可能的。女人的基本特征就在这里：她是整体中的他者，这两者互相必不可少。

可以想象，这种互相依存有助于女人的解放；当赫拉克勒斯(19)在翁法勒的脚边纺羊毛时，他的欲望把他缚住了，可为什么翁法勒没有成功获得永久的权力呢？为了向伊阿宋复仇，美狄亚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20)，这个野蛮的传说表明，女人从把她与孩子联结起来的纽带中，可以汲取可怕的巨大影响。阿里斯托芬(21)在《吕西斯忒拉忒》中有趣地想象出一场妇女集会，她们为了社会的目的，力图共同利用男人对她们的需要，但这只是一出喜剧。有一则传说，说是快活的萨宾(22)女人坚持不生育来对付她们的劫持者，还叙述男人用皮带抽打她们，神奇地战胜了她们的反抗。生理需要—性欲和延续后代的愿望—使男性处于女性的支配之下，却没有从社会上解放妇女。主奴双方因互相的经济需要而团结起来，这种需要却没有解放奴隶。这是因为在主奴关系中，主人没有提出他对另一方的需要；他掌握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力，但没有从属于这种权力；相反，处在附属地位的奴隶，出于期望或恐惧，将对主人的需要内化；虽然这种需要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却总是有利于压迫者而不利于被压迫者，这就解释了，比如，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解放会如此缓慢。然而，女人如果不是男人的奴隶，至少始终是他的附庸；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今日仍然如此，虽然女人的状况正在变化，但仍是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几乎在任何国家里，女人的合法地位与男人不一样，男人往往让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即便女人的权利得到抽象的承认，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也妨碍这些权利在风俗中获得具体表现。在经济上，男女几乎构成两个阶层；凡事都一样，男人拥有更有利的处境，工资更高，成功的机会比他们新近遇到的女竞争对手更多；男人在实业、政治等方面占据多得多的位置，正是男人掌握最重要的岗位。他们除了握有具体的权力以外，还拥有这样一种威信，孩子的全部教育都维持着这种威信的传统：现今包含着往昔，过去的全部历史是由男性创造的。当女人开始参与规划世界时，这个世界仍然是属于男人的世界，男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而女人也几乎觉察不到。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层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男人—君王在物质上保护女人—忠君者，前者负责保证后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可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

但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整部历史是怎样开始的？人们明白，性别的二元论就像一切二元论一样，是由一个冲突体现出来的。人们明白，倘若两者之一成功地确立了优势，这种优势就应该作为绝对优势得到确立。剩下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开始是男人取胜。女人似乎本来可以取得胜利，或者斗争会永远得不到解决。这个世界怎么会总是属于男人呢？怎么会仅仅到今日事情才开始改变呢？这种改变是好事吗？它会不会使得男女之间平分世界呢？

这些问题远非新提出来的，人们已经做过不胜枚举的回答，但恰恰女人是他者这个唯一的事实，对男人可能做出的一切辩解提出了异议，因为显而易见，这些辩解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在十七世纪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在所有地方，在任何时代，男人都炫耀他们感到自己是创造之王的满足心情。犹太男人在他们的晨祷中说：“感谢我主和宇宙之主上帝没有让我成为女人。”而他们的妻子忍气吞声地低语：“感谢我主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在柏拉图感谢神祇的恩惠中，第一个恩惠是，神祇创造的他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第二个恩惠是，创造了他是个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如果男人不将这个特权看做是绝对和永恒地确立的，他们就不能充分地享受它：由于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男人竭力编制一部法律。普兰·德·拉巴尔还说：“那些制订和编纂法律的人，作为男人，使他们的性别有利，法学家又把法律变成准则。”立法者、教士、哲学家、作家、学者都热衷于表明，女人的从属状况是上天安排的，有利于人间。男人炮制的宗教反映了这种统治意愿：他们从夏娃和潘朵拉(23)的传说中，汲取了武器。他们使哲学、神学为他们所用，如同上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句子中所见到的那样。自古以来，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乐于勾画出女性弱小的图画。众所周知，整部法国文学史对女人提出了多么激烈的指控：蒙泰朗(24)重拾让·德·默恩(25)笔下的传说，虽然没有那么激烈。这种敌对有时看来振振有词，往往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种敌对掩盖了一种多少巧妙地隐藏起来的自我辩解的意愿。蒙田(26)说：“指责一个性别比原谅另一性别更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发展过程十分明显。例如，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当家庭走向衰败，女人要成为男性继承者的威胁时，罗马法为了限制女性权利提醒人注意“女性的愚蠢和脆弱”。令人注目的是，在十六世纪，为了将已婚妇女置于受监督的地位，人们援引圣奥古斯丁(27)的权威，宣称“女人是既不坚定又不稳定的畜生”，而单身女人被认为能够管理她的财产。蒙田非常明白落在妇女身上的命运是专横和不公平的：“女人拒绝接受传入人间的法规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这是男人撇开她们制定的。在她们和我们之间，自然存在阴谋和不公”，但是他没有发展到成为她们的捍卫者。直到十八世纪，极为主张民主的男人才客观地考虑问题。其中，狄德罗竭力表明，女人同男人一样都是人。稍后，斯图亚特·穆勒(28)热情地捍卫妇女。这些哲学家异乎寻常地不偏不倚。十九世纪，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重新带有偏见；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女性参加生产劳动，当时，女性主义的要求在理论领域产生，女人找到了经济基础；其对手因此变得特别咄咄逼人；虽然土地所有制部分失势，但是资产阶级抓住一种古老的道德，这种道德视家庭的牢固结合为私有制的保证，由于女性的解放变成真正的威胁，它便更为严厉地要求女性待在家中；在工人阶级内部，男人力图阻止这种解放，因为在他们看来，女人是危险的竞争对手，尤其因为她们习惯于拿低工资干活(29)。为了证明女人低人一等，反女性主义者于是像不久以前那样，不仅求助于宗教、哲学、神学，而且求助于科学，如生物学、实验心理学等等。他们至多同意给予另一性别“有差别的平等”。这种很有市场的说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正是Jim Crow(30)法规对美国黑人所运用的说法；然而，这种所谓平等的隔离法只用来引进最极端的种族歧视。这丝毫不是出于偶合，无论关系到的是被迫处于低层的种族、阶层、阶级，还是性别，辩解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永恒的女性”，就是“黑人灵魂”和“犹太人性格”的对等物。犹太人问题在总体上截然不同于其他两个问题：对反犹主义者来说，犹太人与其说是低等民族，不如说是敌人，他们不承认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属于他们的位置；更确切地说，是想消灭他们。可是，在女人的处境和黑人的处境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两者今日都从相同的家长统治中解放出来，不久以前还是主宰者的阶层，企图把他们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就是说保持在它为他们选择的位置；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阶层对头脑不清的、幼稚的、笑容满面的“好黑人”，对逆来顺受的黑人，以及对“真正是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肤浅的、幼稚的、轻率的女人，屈从于男人的女人的品德，散布或多或少真诚的赞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阶层以它制造的事实状态为论据。大家知道萧伯纳(31)的这句俏皮话：“美国白种人大体上把黑人降低到擦皮鞋的一类人中，由此可以得出，黑人只能擦皮鞋。”可以在各种各样相似的情况中找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个体被控制在低人一等的处境中，事实是他或他们就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必须理解就是这个词的含义；从自欺出发，会给它实质的含义，而它有着黑格尔式的鲜活意义：就是即变成，也即成为显现出来那样；是的，大体上，女人今日就是低男人一等，换句话说，她们的处境给她们展现的可能性很小，问题在于要知道这种状态是否应该持续不变。

许多男人希望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保守的资产阶级继续在妇女解放中看到威胁其道德和利益的危险。某些男人害怕女性的竞争。在《拉丁周刊》中，一个大学生最近宣称：“凡是要选择医生或律师职业的女大学生，都窃取了我们的一个位置”；这个大学生并没有对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提出质疑。不仅仅经济利益在起作用。压迫者实行压榨，取得的利益之一是，他们之中最平庸的人也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美国南方一个“贫穷的白人”会欣慰地想，他不是一个“肮脏的黑人”；更富有的白人巧妙地利用这种自豪感。同样，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蒙泰朗先生在同女人（自然是处心积虑地选择的女人）接触时，比起在男人中间要扮演男人角色，更容易自认为是一个英雄，而其实许多女人比他更出色地履行这个角色。正因此，一九四八年九月，克洛德·莫里亚克(32)—人人都赞赏他的独具一格—在《费加罗文学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女人竟能(33)这样写道：“我们以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原文如此！）倾听……她们之中最光辉夺目的人说话，深知她的头脑以或多或少出色的方式反映来自我们的思想。”由于女发言者并不了解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的任何思想，显然，她反映的不是他个人的思想；她反映来自男人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因为甚至在男人中间，也有不止一人把不是自己创造的见解当做自己的见解；人们会想，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是不是没有兴趣谈论笛卡儿(34)、马克思、纪德(35)的好想法，而是更喜欢同自己交谈；令人注目的是，通过我们一词的模糊含义，他和圣保罗(36)、黑格尔、列宁、尼采并列，他从他们的崇高地位出发，轻蔑地俯视这群女人，她们竟敢跟他平等地对话；说实话，我知道不止一个女人不会耐心给予莫里亚克先生“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例子，是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男人的天真令人无法生气。还有其他许多更妙的方式，男人以此利用女人的他性。对于那些忍受着自卑情结的人来说，这里有一种具有奇效的涂擦剂：没有什么比一个要表现男子气概的男人对待女人时更狂妄、更咄咄逼人、更目空一切的了。那些不被同类气焰压倒的人，反倒更乐意把女人看作同类；甚至对这些人来说，女人的神话、他者的神话，出于许多理由是值得重视的(37)；人们不会责备他们不肯自愿放弃从女人神话中得到的所有好处：他们知道放弃自己所梦想的女人会失去什么，他们不知道明天出现的女人会带给他们什么。必须克己忘我才能拒绝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的和绝对的主体。再说，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能明确地接受这种想法。他们不把女人确立为低一等，毕竟今日他们头脑里过分渗进民主思想，以致不会不承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家庭内部，在孩子和年轻男人看来，女人具有同成年男子一样的社会尊严；随后，男人在欲望和爱情中感受到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反抗和独立精神；结婚后，男人尊重他的女人是妻子、母亲，而在夫妇生活的具体体验中，她面对他作为一种自由确立。于是他说服自己，在两性之间再也没有社会等级，尽管有差别，女人大体是一个平等的人。但是，由于他察觉到某些劣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稍逊一筹—他视之为天性使然。当他对女人采取合作和善待的态度时，他看重的是抽象平等的原则；至于他察觉到的具体的能力不相等，他没有提出来。但一旦他同她发生冲突，处境就翻转过来了，他会看重具体的能力不相等，甚至放纵自己去否认抽象的平等(38)。正因此，许多男人几乎真诚地断言，女人同男人是平等的，她们没有什么可要求的，同时又说，女人永远不会同男人一样，她们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男人很难衡量社会歧视的极大分量，从表面看来，社会歧视微不足道，其伦理、智力的反响在女人身上却极为深远，以致社会歧视的根源仿佛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中(39)。对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却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因此，当男人尽力捍卫特权—他们甚至衡量不出这些特权有多大时，是没有必要相信男人的。因而我们不会被男人对女人发动攻击的次数和激烈程度所吓倒；也不会被给予“真正的女性”的有利害关系的赞美所迷惑；也不会被女人的命运在男人身上激起的热情所征服，其实这些男人根本不想同女人共命运。

然而，我们仍然应该怀疑女性主义者的论断，出于论战需要，人们往往把它们的价值一扫而光。“妇女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如此被人视为废话连篇，是因为男性出于狂妄，把它变成一场“争吵”；争吵时是不再讲理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力求证明的是，女人究竟高于、低于男人，还是与男人一样：女人在亚当之后被创造出来，显然是次等的人，有些人这样说；正相反，另外一些人说，亚当只是一个泥团，上帝创造出夏娃以后，才完美地创造出人类；亚当的脑袋较小，但他身材相对更高；耶稣让自己成为男人，这也许是出于谦卑。每个论据立即招来反驳的意见，往往两种论据都失之偏颇。如果试图明察秋毫，那就必须摆脱这些尺矱；必须拒绝高等、低等、相等这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搅乱了所有的讨论，必须重新开始探讨。

那么，我们怎样提出问题呢？首先，我们以什么身份提出问题？男人是法官和当事人，女人也是。哪儿能找到天使？实际上，天使并不能胜任，天使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各种论据；至于阴阳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个案，这种人并非雌雄同体，更确切地说，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相信，要廓清女性的处境，仍然是某些女人更合适。企图将埃庇米尼得斯(40)封闭在克里特人的概念里，又把克里特人封闭在说谎者的概念里，那是一种诡辩，因为促使男人和女人要真诚或者自欺的不是一种神秘的本质；是他们的处境多少促使他们去寻找真理。今日，许多女人有机会为自己恢复人类的一切特权，能够让自己显得不偏不倚，我们甚至感到这种需要。我们不再像比我们年长的女斗士；大体上我们是获胜了；在最近关于女性地位的讨论中，联合国从未停止过迫切要求性别平等最终实现，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必要感到女性身份是一种困惑或者障碍；许多问题对我们而言，显得比跟我们切身有关的问题更为本质，而这种超脱本身使我们期待，我们的态度将变得客观。但我们比男人更深入了解女性世界，因为我们扎根其中；我们能更直接把握，作为女人的事实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更加关切地要知道这一点。我说过，有更为本质的问题；这并不妨碍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保留一定重要性：成为女人的事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准确地说，这给予我们什么机会？又拒绝给我们什么机会？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妹妹们呢？必须引导她们朝什么方向走呢？引人瞩目的是，今日整个女性文学远远不是受到要求权利的意愿的激励，而是受到获得辨明是非的努力的激励；本书写作处于混乱笔战时代的结束时刻，其中一个意图就是加以总结。

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一定之见是不可能谈论任何人类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所采纳的角度，已经设定了关注问题的级别；凡是优点都包含着价值；所谓客观的描述，不会不突现于一个伦理学的背景上。我们不会力图掩藏原则，多少总要明显地暗示出来，不如最好还是首先提出这些原则；这样，我们不必在每一页定义每个词是什么意思：高等的、低等的、更好的、更差的、进步、退步，等等。如果我们查阅一下某些研究女性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最常采用的观点之一，就是公益、普遍利益的观点，实际上，人人都是将这些概念理解为社会的利益，就像希望保持它或者安排好它。而我们认为，除了保证公民的私有财产以外，没有其他公益；我们正是从给予个体具体机会的观点来评判制度。但是我们也不混淆私人利益的概念与幸福的概念，这正是人们常常遇到的另一个观点；闺房中的女人难道不比一个女选民更幸福吗？家庭主妇难道不比一个女工更幸福吗？幸福一词的涵义还不太清楚，更不清楚的是它包含哪些真正的价值；决不可能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且宣称别人强加于他的处境是幸福的，这总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那些被束缚于困境中的人，有人以幸福是静止不动为借口认为他们是幸福的。我们不会参照这种概念。我们采用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凡是处心积虑要为自身存在辩解的人，都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不确定需要。然而，以特殊的方式去界定女性处境的是，她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一个人在女性的条件下怎样才能自我实现呢？向她打开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什么样的道路会导致死胡同呢？怎样在附庸的状态中重新获得独立呢？什么状况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呢？她能超越这些状况吗？这就是我们想澄清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个体的机遇感兴趣，将不用幸福这个词，而是用自由这个词去界定这些机遇。

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假设，有种生理、心理或经济的命运压在女人身上，这个问题就会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将以讨论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女人的观点开始。随后我们将力图从正面指出，“女性实在”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女人被界定为他者，按男人的观点看，其后果是怎样的。我们将按女人的观点描绘她们固有的世界(41)；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女人竭力摆脱至今给她们划定的范围，尽力参与到人类的共在中遇到怎样的问题。

(1)　如今这本杂志已经寿终正寝，杂志名为《坦率》。—原注

(2)　Saint Thomas Aquinas（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

(3)　Dorothy Parker（1893—1967），美国女作家。

(4)　比如，金西的报告只限于界定美国男人的性特征，这是完全不同的。—原注

(5)　vir、homo，均为拉丁文，男人、人。

(6)　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著有《诗学》、《修辞学》等。

(7)　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作家、主教，著有《诔词》、《世界史讲话》等。

(8)　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史学家、散文家，著有《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鸟》、《昆虫》、《大海》、《大山》等。

(9)　Julien Benda（1867—1956），法国作家，他的小说和随笔偏重哲理。

(10)　法文，有女性、性、性器官、性欲等意。

(11)　这种观点是埃·莱维纳斯在他的随笔《时间和他者》中以最明确的形式表达的。他这样表述：“难道不是有一种情况，他性会作为本质，通过一个存在从而获得一个积极的称号吗？未能不折不扣地进入同类的两个物种对抗中的他性，会是什么呢？我认为，绝对相反的对立物，其对立丝毫不受对立物和关联者之间建立的关系的影响，允许处于绝对他者含义的对立就是女性。性别不是一种特殊的差异……性别差异也不是一种矛盾……（它）也不是两个互补词汇的二元论，因为两个互补词汇是以一个完整的预先存在作为前提的……他性在女性中得以完成。这是同一类的词汇，但含义与意识相反。”我设想，莱维纳斯没有忘记，女人对自身而言也是意识。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故意采用一种男人的观点，而没有标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当他写道，女人是神秘的时候，他的言外之意是，女人对男人而言是神秘的。这种力图显得客观的描述，事实上是对男性特权的一种肯定。—原注

(12)　Marcel Granet（1884—1940），法国汉学家，法国高等研究学院附属中国研究学院的创建者，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的人种志材料，著有《中国的节日和歌曲》、《中国文明》、《中国思想》等。

(13)　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法国语文学家，著有《从神话到小说》、《神话与史诗》等。

(14)　Varuna，印度教神话中的神灵、象征神权，维持宇宙法则和道德律法。Mitra，印度教信奉的宇宙起源神之一，体现友谊、忠诚、和善以及为维持人间秩序而不可少的其他美德。

(15)　参阅列维—斯特劳斯《亲属的基本结构》。我感谢列维—斯特劳斯很乐意将他论文的校样送给我看，其中，我在第二部第90—108页广泛采用他的论述。—原注

(16)　德文，共在。

(17)　August Ferdinand Bebel（1840—1913），德国政治家，车工出身，1866年加入第一国际，1869年与李卜克内西建立社会民主党，因反对普法战争而入狱，著有《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妇女和社会主义》等。

(18)　参阅卷Ⅰ第二部第五节。—原注

(19)　Herac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的儿子，做出了十二件奇迹，曾是吕底亚女王翁法勒的奴隶、情人。

(20)　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的悲剧《美狄亚》中，女巫美狄亚的丈夫伊阿宋变了心，要把她赶走，激起她的愤怒，她杀死两个儿子，以绝伊阿宋的后嗣。

(21)　Aristophanes（约前445—前380），古希腊喜剧家，《吕西斯忒拉忒》的同名女主人公集合了雅典和希腊主要城邦的妇女，迫使她们的丈夫接受和平，最后取得胜利。

(22)　Sabine，古代意大利中部一民族，公元前三世纪被罗马征服。

(23)　Pandora，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宙斯给她一个盒子，一旦打开这盒子，各种祸害便会散布人间。

(24)　Henry Millon de Montherlant（1896—1972），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著有《斗兽者》、《少女们》、《圣地亚哥的主人》、《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等。本书第三部对此作家有详细评论。

(25)　Jean de Meung（约1235—1280），法国作家，《玫瑰传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约写了一万八千行。

(26)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者，著有《随笔集》等。

(27)　Saint Angustine（354—430），非洲主教、神学家，著有《忏悔录》等。

(28)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自由》、《论女人的屈辱》等。

(29)　参阅卷Ⅰ第二部第167页。—原注。

(30)　英文，种族隔离。

(31)　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戏剧家，著有《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等。

(32)　Claude Mauriac（1914—1996），法国评论家、小说家，著有《普鲁斯特自评》、《现代反文学》等。

(33)　或者至少他认为有能力。—原注

(34)　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唯理论的倡导者，著有《方法论》等。

(35)　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著有《窄门》、《梵蒂冈地窖》、《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

(36)　Saint Paul（约5—62），基督教使徒。

(37)　米歇尔·卡鲁日发表在《南方手册》第292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是意义深远的。他愤怒地写道：“人们一点不希望有女人的神话，而是希望只有一群厨娘、接生婆、妓女、女才子，她们的作用是给人取乐或者能派用场！”就是说，据他看来，女人没有自为的存在；他只在男性的世界中看到女人的职责。女人的目的在男人身上；于是，实际上，可以更看重女人的诗意“作用”，而不是其他作用。问题正在于要知道为什么要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作用。—原注

(38)　譬如，男人声称他丝毫没有因为妻子没有职业而感到她地位降低，家务事同样崇高，等等。然而，在第一次争吵时，他就喊道：“没有我，你就无法生活。”—原注

(39)　描绘这个过程将是卷Ⅱ的内容。—原注

(40)　Epimenides，克里特的祭司、先知和诗人，约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传说他幼年时，父亲让他到山上找羊，中午太阳晒得火热，他躲到一个山洞里睡觉，一觉睡了五十七年。

(41)　这是卷Ⅱ的内容。—原注

第一部　命运

第一章　生物学论据

女人吗？这很简单，喜欢简化公式的人这样说：女人是一个子宫、一个卵巢；她是雌的，这个词足以界定她。在男人嘴里，形容词“雌的”像侮辱一样震响；然而，他对自己的动物性并不感到羞耻，相反，如果有人谈到他时说：“这是雄性！”他会很骄傲。“雌的”一词是贬义的，并非因为它把女人植根于自然中，而是因为它把女人禁锢在她的性别中；如果男人觉得这性别是可鄙的，甚至在无辜的动物身上也是有敌意的，显然是由于女人在男人身上引起不安和敌意；可是，男人想在生物学中为这种感觉找到辩解。“雌的”这个词在男人身上产生纷至沓来的意象：一个巨大的圆形卵子突然咬住和阉割灵活的精子；可怕的白蚁蚁后，给填得饱饱的，统治着受奴役的雄性；雌螳螂、发情期的雌蜘蛛要嚼碎其同伴，吞吃掉；发情的母狗在小巷中奔跑，身后留下反常气味的轨迹；雌猴无耻地展露自己，怀着伪善的献媚躲在一边；那些最健美的雌性猛兽，母虎、牝狮、雌豹，在雄兽威严的挤压下柔顺地躺着。无生气的、不耐烦的、狡猾的、愚蠢的、不敏感的、淫荡的、凶狠的、卑下的，男人把一切雌性动物同时投射到女人身上。事实是，女人是雌的。但是，如果考虑这个问题时不再老生常谈，那么有两个问题立马摆在面前：在动物界，雌性代表着什么？在女人身上，表现的是何种特殊类型的雌性？

雄性和雌性是一个物种中出于繁殖目的彼此相异的两类个体，人们只能相应地界定它们。不过，首先必须指出，两性的物种分科意义本身并不明晰。

……

一个社会毕竟不是一个物种，物种在社会中是作为生存实现自己的；物种的自我超越是朝向世界和朝向未来的，其习惯不是从生物学得出的；个体从来不交付于自然，而是服从习惯这第二自然，表达其本体态度的愿望和恐惧反映在其中。人不是作为身体，而是作为受禁忌和法律制约的身体，才意识到自身，自我完善，正是以某些价值的名义，人受到重视。再一次，生理学并不能建立价值，更确切地说，生物学论据具有生存者赋予它的价值。如果女人引起的尊敬或恐惧不允许对她使用暴力，男性的力量优势就不是权力的源泉。如果风俗确定—就像在某些印第安人部落中—由姑娘来选择丈夫，或者如果是父亲决定婚姻，男性的性方面的主动性也就不能提供任何主动性和任何特权。母亲和孩子的紧密关系，根据给予孩子的不同价值，对她将是尊严或卑鄙的源泉；这种关系本身，会根据社会偏见得到承认或否认。

因此，我们要根据本体论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观点，来阐明生物学的论述。女人对物种的屈从，她的个人能力的局限，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所占处境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并非只此一点就足以界定女人；这个因素只有通过行动和在一个社会内部被意识承担起来，才具有体验过的实在；生物学不足以对我们关注的问题提供答案：为什么女人是他者？要知道的是，在女人身上，在历史的过程中，自然怎样被攫取了；要知道的是，人类把女性变成了什么。

第二章　精神分析观点

我们没有一古脑儿抛弃精神分析的贡献，其中某些观点是有成果的，我们拒绝的是它的方法。首先，我们不限于把性欲看做一种论据，不管这种态度多么短视，这正是对女性性欲的描绘的贫乏所揭示的；我已经说过，精神分析学家从来没有从正面，而仅仅从男性性欲出发研究它；他们似乎不知道男性对女性具有的吸引力的基本矛盾。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阿德勒主义者把女人面对男性感受到的焦虑解释为就像一种被剥夺的欲望的反面。施特克尔清楚地看到，这里有一种原初的反应；但他只是肤浅地解释了这点：女人会害怕破坏童贞、插入体内、怀孕、痛苦，这种恐惧抑制她的欲望；这种解释过于理性。不应该以为欲望伪装为焦虑或者受到恐惧的打击，不如将女性欲望这种既急迫又惊恐的要求看成原始就有的；吸引和拒斥这两者不可分割的综合标志了女性欲望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雌性动物在它们期待交媾时却逃避交媾，人们斥之为调情、虚伪，但是企图把原始的习性看做复杂的行为加以解释，那是荒唐的；相反，这些习性正是人们在女人身上称为调情、虚伪的态度的源头。“被动性欲”的观点令人困惑，因为人们是从男性出发把性欲看成冲动和能量，但他们并没有先验地设想，一束光可以同时是黄色的和蓝色的，他们必须有绿色的直觉。如果不是用“能量”等模糊词汇去定义性欲，而是以人的其他态度，即抓住、骗取、吃、做、忍受等等的含义去解释性的意义，就能更好地限定范围；因为这是理解对象的特殊方式之一；不仅仅要研究性欲对象在性行为中的特点，而且还要研究它在一般的感知中的特点。这种考察摆脱了精神分析将性欲看做不可约减的框架。

另外我们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女性命运的问题：我们将把女人放在价值世界中，给予女人的行为以自由的维度。我们认为，女人要在确定自己的超越性和异化为客体之间做选择；女人不是相互矛盾的冲动的玩物；她创造出一些解决方法，其中有一种伦理的等级。精神分析将权威替代价值，将冲动替代选择，提出道德的代用品：这是正常状态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治疗学上当然十分有用，但它在一般精神分析领域扩展开来，达到令人不安的地步。描绘的框架作为一种规律提出来；机械论的心理学无疑不会接受道德创造的概念；必要时它能说明最起码的东西，却永远不是最多的东西；必要时它承认失败，却永远不承认创造。如果说主体不在总体中再现被看做正常状态的发展，人们就会说，发展中断了，便把这种中断看做一种缺失，一种否定，而永远不会看做积极的决定。这使得对名人的精神分析非常令人反感：人们对我们说，如此这般的移情，如此这般的升华，不能成功地在他们身上进行；却不去设想他们也许拒绝这样做，而且也许有好理由；人们也不想认为他们的行为可能受到随意提出的目的之驱动。人们总是通过他与过去的联系，而不是根据他投向的未来解释个体。因此，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非本真的形象，在非本真性中，除了正常状态，找不到别的准则。对女性命运的描绘属于这种令人震惊的观点。根据精神分析学家所理解的观点，“等同于”母亲或父亲，就是在一个典范中异化，就是更喜欢一个外来的形象，而不是自身存在的自发演变，就是要扮演存在。他们向我们指出，女人被两种异化方式吸引；十分明显，扮演成为一个男人，对她来说会是失败之源；但要扮演成为一个女人的游戏也是一个诱饵：成为女人，就会成为客体、他者；而他者在放弃中仍然是主体。对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拒绝这些逃避，而作为超越性自我实现，于是问题在于要看到所谓男性态度和女性态度向她展示了何种可能性；当一个孩子在某个亲人的指点下踏上人生旅途时，这也许是因为他自由地继续他们的计划，他的行为可能是目的推动的选择达到的结果。即使在阿德勒那里，权力意志也只不过是一种荒诞的能量；他把体现超越性的一切计划称之为“男性的抗议”；据他看来，一个小女孩爬树，是要与男孩子比肩，他想象不出，爬树令她高兴；对母亲来说，男孩子完全不是一个“阴茎的对等物”；画画，写作，从政，不仅是“良好的升华”，这里有着目的，是他们所希望的。否认它，就是曲解整部人类史。人们会在我们的描述和精神分析学家的描述之间看到某些相似。这是因为根据男人的观点—也即男女精神分析学家所采用的那个观点—异化行为是女性的，正如主体确立超越性的行为是男性的。有个妇女史学家唐纳森指出，“男人是一个雄性的人，女人是一个雌性的人。”这个定义被不对称地歪曲了；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只有男人被定义为人，而女人被定义为女性，每当女人作为人行动时，就被说成她模仿男性。精神分析学家给我们描绘女孩和少女期待要与父母等同，在“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倾向之间犹豫不决；而我们把女孩设想成在摆在她面前的客体、他者的角色与要求自由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因此，我们会在某些事实上达成一致，特别是当我们考察在女人面前展开的非本真逃避的道路时。但我们给予她们的是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主义者或阿德勒主义者所给予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女人被定义为正在一个价值世界中寻找价值的人，认识这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通过女人的整个处境，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她。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十分重要的真理。人类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一个历史现实。人类社会是一个反自然：它不是被动地忍受自然的在场，它使自然为自己所用。这种为自己所用不是一个内部的和主观的活动，它客观上在实践中进行。因此，女人不会简单地被看做一个有性欲的机体，在生物学的论据中，唯有在行动中取得具体价值的论据才有重要性；女人对自身的意识不是由她的性欲确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处境，这个结构表现了人类达到的技术发展的程度。可以看出，从生物学来说，标志女人的两个本质特点如下：她对世界的掌握不如男人来得广泛；她更屈从于物种。但这些事实在经济和社会的背景下看来，则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对世界的掌握，从来不由赤身裸体来确定：手，用以握东西的拇指，已经朝工具超越，工具增加了它的能力；从史前最古老的资料开始，人就总是像被武装起来。在要舞动沉重的大棒击败野兽的时代，女人的体力弱就构成明显的劣势，只要工具要求稍微高过女人拥有的力量就足以使她显得完全无能。但是，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技术消除了男女体力上的不平等。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充足的体力才产生优势，拥有过多的体力不比拥有足够的体力更好。因此，使用大量的现代机器，只要求一部分男性体力，如果需要的最低限度并不高于女人的能力，她就在劳动中变成与男人相等。事实上，今日人们简单地按一下电钮，便能够控制巨大的能量。至于女人在生育方面所受的奴役，则依风俗不同而相异：如果女人被迫生育很多，又要独自养育孩子，她们就深受奴役；如果女人能自由生育，在怀孕时社会帮助她，并照顾孩子，母亲的负担就轻松了，很容易在工作中得到补偿。

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了女人的历史：这历史本质上取决于技术史。在石器时代，土地为部落的全体成员所有，原始的铲和锄头的基本性质限制了农业的可能性，因为女人的力量只够从事开发园子的劳动。在这种原始分工中，两性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个阶级；在两个阶级中存在平等；男人狩猎和捕鱼，女人待在家里；但家庭任务包括了生产劳动：制造陶器、纺织、种菜；由此，女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发现了铜、锡、青铜、铁，随着犁的出现，农业扩展了领域，开发森林、耕耘农田都需要密集的劳动。于是人求助于他人的服务，迫使他们成为奴隶。私有制出现了，奴隶主和地主也变成了女人的所有者。这就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这失败是由于随着新工具的发明，劳动分工带来的变化。“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2)于是，父权代替了母权：领地的转让是从父到子，而不是从女人到她的部落。于是出现了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父系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女人受压迫，作为主宰者统治着的男人荒淫无度、任意妄为：他同女奴或妓女睡觉，他可以有多个配偶。一旦风俗允许也能以牙还牙，女人便以不忠来报复，婚姻自然而然以通奸来补全。这是女人对她所忍受的家庭奴役的唯一自卫手段，她遭受的社会压迫是她遭受的经济压迫的后果。平等只有两性在法律上权利平等时才能重新建立，但这种解放要求全部女性返回到公共职业中。“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3)

这样，女人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便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像倍倍尔在关于妇女的大部头著作中所写的那样。书中说：“妇女和无产者，两者都是受压迫的。”正是从机械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应该将两者解放出来。妇女问题约减为工作能力问题。在技术适应女人的能力的时代，女人是强大的，当女人不能利用技术的时候则会失去优势，在现代世界中，女人重新获得与男人的平等。资本主义的老式家长制统治的抗拒力量，在大多数国家阻止这种平等具体实现，只有这些抗拒被粉碎了，平等才会实现。苏联的宣传称平等已经在苏联实现。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时候，就再也不分男人和女人，而只有彼此平等的劳动者。

虽然恩格斯所作的综述比我们前面考察过的理论前进了一步，但它使我们失望，最重要的问题被回避了。整个历史的要点是从群体制过渡到私有制，他却绝对没有向我们指出这个过渡是怎样形成的；恩格斯甚至承认，“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4)他不仅不知道其中的历史细节，而且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同样不清楚的是，私有制必然导致妇女的奴役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将必须解释的事实看做被赋予的，它不加以讨论便提出将人与私有制相连的利益联系，但这种利益作为社会机构的根源，本身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因此，恩格斯的陈述仍然是表面的，他发现的真相显得像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不超出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深入这些真相。他不能为我们指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而不是homo oeconomicus(5)这个抽象物。

比如，很明显，个人占有财物这个想法本身，只有从生存者的原始条件出发才能获得意义。为了使这个想法出现，首先必须在主体中有一种倾向，在彻底的特殊性中，将自己的存在确定为自主和分开的。人们懂得，只要个体没有掌握客观上满足这种意图的办法，这种意图就仍然是主观的、内在的、没有实在性的：缺少合适的工具，个体一开始感受不到他对世界的掌握能力，感到自身迷失在自然和集体中，被动，受威胁，是冥冥中的力量手中的玩物；只有等同于整个部落，他才敢思考：图腾、神力、大地，是集体的现实。发现青铜使人类在艰苦的生产劳动的考验中发现自身是创造者，能主宰自然，再也用不着对自然恐惧，面对被战胜的抵抗，敢于把自身把握为自主的主动性，在其特殊性中自我实现。(6)但是，如果人一开始就不愿意这样做，就永远不能自我实现；劳动的教益不会刻写在被动的主体中，主体在锻造工具时锻造自我，在征服大地时自我征服。再者，主体的确定还不足以解释所有制，在挑战、斗争和一对一的格斗中，每个意识可以试图升至主宰地位。为了使挑战具有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的形式，就是说具有经济竞争的形式，为了从此开始，先是首领，然后是部落的成员要求私有财产，人类必须有另外一种原始的倾向：我们已经在上一章说过，生存者只有在异化中才能把握自身；生存者在世界上外来的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形象中寻找自身。在图腾、神力中，在他占据的领土中，部落遇到的是他异化的存在；当个体同群体分离开来时，他要求个人得到体现，神力先在首领身上，然后在每个人身上个体化了；与此同时，人人都想将一块土地、劳动工具、收获据为己有。在这些属于他的财富中，人重新找到他自己，因为他消失在这些财富中，于是人们明白，可以给予财富同他的生命本身一样基本的重要性。于是人对他的财产的兴趣变成一种可以理解的关系。但是人们看到，不能只通过工具解释这一点，必须把握被工具武装起来的人的态度，这种态度牵涉到本体论的基础。

同样，不可能从私有制中推断对妇女的压迫。这里，恩格斯的观点的不足很明显。他非常明白，女人体力的弱点只是在与青铜工具和铁工具的关系中才变成具体的劣势，但是，他没有看到女人劳动能力的局限本身，只是从某种角度看才构成具体的不利。正因为男人是超越的和有雄心的，他才通过新工具计划新的要求，当他发明了青铜工具时，他不再满足于开发园子，他想开垦和种植广阔的田野，这个意图不是从青铜本身迸发出来的。女人的体能不够带来了她的衰败，因为男人用增长财富和扩展的计划使她害怕。这个计划还不足以解释她要受压迫，性别的劳动分工本来可以成为友好的联合。如果男人与他的同类的原始关系仅仅是友谊关系，就不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奴役，这个现象是人竭力在客观上获得主宰地位的意识扩张的结果。如果在人的意识中没有他者的原始范畴，以及统治他者的原始愿望，那么发明青铜器就不会带来对妇女的压迫。恩格斯也没有考虑到这种压迫的特殊性。他力图把性别的压迫归于阶级冲突，但他这样做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论点经不起推敲。确实，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压迫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阶级的分化，但是，人们不会把它们混淆起来；在阶级分化中没有任何生物学的基础；在劳动中，奴隶意识到自身与主人的差别；无产者总是在反抗自身状况，重新成为本质，对剥削者构成一种威胁；其追求的是作为阶级消失。我们在导言中说过，女人的处境是如何不同，特别是由于生活和利益使她与男人相联，以及男人发现女人扮演同谋的角色，女人身上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她不会作为性别自我消灭，她仅仅要求取消某些性别特殊化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不会不带自欺地把女人只看做劳动者；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她的生育作用和她的生产能力是同样重要的；在某些时代，生孩子比扶犁更有用。恩格斯回避了问题；他只限于宣称，社会主义共同体将取消家庭，可这是很抽象的解决办法；大家知道，苏联根据生产的迫切需要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获得不同程度的平衡，不得不经常和彻底地改变家庭政策；再说，消灭家庭不一定能解放妇女，斯巴达和纳粹政权的例子证明，直接依附于国家，女人并不会少受男性的压迫。真正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就是说寻求正义，而不取消自由，给个体负担但不消灭个体性，由于女人的状况问题，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不可能把怀孕简简单单地比做像服兵役一样的一种工作或一种服务。要求女人生孩子比管理公民的日常事务要更深入地破坏女人的生活，任何国家都从来不敢强制性交。在性行为中，在怀孕时，女人不仅投入时间和精力，而且投入本质的价值。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不承认性欲的这种戏剧性，人们不能管理性本能，弗洛伊德说，不能肯定性本能本身是否不承载着对顺从的拒绝；可以肯定的是，它不能被纳入社会性中，因为在性欲中有一种此刻对时间、个体对普遍的反抗；企图引导性欲和利用性欲，就有扼杀性欲的危险，因为不能像支配无生命的物质那样支配活生生的自发性；更不能勉强它，就像勉强自由一样。人们不会强迫女人生孩子，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闭在某种处境中，怀孕对她来说是唯一的出路，法律和风俗把婚姻强加给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禁止离婚。苏联今日恢复的正是这些家长制的古老约束；它使家长制的婚姻理论重新复活；由此，它重新要求女人成为性欲对象，最近有篇讲话鼓励苏联女公民好好打扮，涂脂抹粉，变得娇媚，以便留住丈夫，激起他的欲望。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把女人仅仅看做一种生产力，她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儿育女者，一个性欲对象，一个他者，通过她，男人寻找自己。极权制度或者独裁制度徒劳地不约而同地禁止心理分析，宣称对于忠诚地融入集体的公民来说，个人悲剧不会发生，性是一种经验，普遍性总是在其中被个体性重新抓住。在民主社会主义中，阶级会被消灭，但不是个体，个人命运的问题会保留全部重要性，性别差异也保留全部重要性。将女人和男人联结起来的性关系不像男人对女人保持的性关系；将女人和孩子联结起来的关系独一无二。这种处境不是被唯一的青铜器创造的，机器不足以消灭它。为她要求一切权利，要求一切一般意义的人所拥有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了解这种境况，必须越出历史唯物主义，它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只看到经济实体。

因此，我们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和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所有的社会要求解释为“男性化抗议”的现象；相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性欲通过或多或少复杂的转弯抹角，不断表达其经济状况；但“阴蒂的”或“阴道的”范畴就像“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范畴一样，同样无法禁闭一个具体的女人。将个人戏剧看做人类的经济史的同时，只有存在主义的基础能够让人从整体理解生命这种特殊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价值来自认为生存者是一个身体，它作为身体面对其他身体感受自己的方式，具体反映了它的存在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中属实的是，生存者的本体论意图，根据提供给他的物质可能性，特别根据向它展示的技术的可能性，具有具体的形象。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可能性融入人类现实的整体中，仅以性和技术是什么也不能解释的。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提出的禁忌的自我的冲动就显得像偶然的事实；在恩格斯关于家庭历史的论说中，最重要的事件似乎按照一种神秘的偶然性的任意行为意外地出现。为了发现女人，我们不会拒绝生物学、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贡献，但是我们认为，身体、性生活、技术只有在人以存在的总体观点把握它们的时候，才具体地存在。体力、男性生殖器官、工具的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才能确定，它受到朝向存在超越自己的生存者的根本计划的制约。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原引文有出入，下同。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3)　同上。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7页。

(5)　拉丁文，经济人。

(6)　加斯东·巴什拉在《大地和意志的梦想》中特别对铁匠的劳动做了有启发性的研究。他指出，人怎样通过锤子和铁砧确定自身和自我分离。“铁匠的时刻既是很独立的又是扩大的时刻。它通过这一瞬间的强力促使劳动者掌握时间，”（第142页）稍后：“打铁的人接受起来反对他的宇宙的挑战。”—原注

第二部　历史

一

二

三

然而，在罗马法的历史中可以观察到一种变化，与我们刚才描述的事实相背离：中央权力让女人独立于家庭之外，又把她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它使她处于各种各样合法的无权状态中。

事实上，如果她既富有又独立，她就具有令人不安的重要性；因此，人们要竭力用一只手抽回另一只手让与的东西。禁止罗马人挥霍的奥契亚法，在汉尼拔(82)威胁罗马时被投票通过了，危险过去以后，女人要求废除这一法律；加图在一篇著名的演讲中要求女人维持现状，但罗马女人聚集在公共广场上示威战胜了他。尤其因为风俗日益松弛，随之提出更为严厉的各种法律，但未获得重大成效，这些法律不断引起舞弊。只有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83)提出的元老院法令取得了胜利，这个法令禁止女人为他人“缔约”(84)，剥夺她几乎所有的世俗权力。正当女人实际上最解放的时期，人们却宣称她的性别低下，这是上述的男人为自身辩解过程的出色例证：虽然不再限制她作为女儿、妻子、姐妹的权利，却拒绝她作为女性与男人平起平坐；借口“女性愚蠢、脆弱”来侮辱她。

事实是，罗马女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她们新获得的自由；这是因为她们被禁止积极地利用它。从这两种相反的潮流—一种是寻求个人自由的潮流，让女人摆脱家庭，一种是国家加以干预的潮流，把她作为个人来粗暴对待—产生的结晶，她的处境没有获得平衡。她是继承人，她和父亲一样有权得到孩子们的尊敬，她立遗嘱，她依仗陪嫁制度摆脱了配偶的约束，她可以随意离婚和再婚，但她无法以否定的方式获得解放，因为没有向她建议如何具体利用她的权利。经济独立是抽象的，因为它不产生任何政治权力；正因此，罗马女人由于不能行动，便只能示威：她们吵吵嚷嚷，在城里四处活动，她们包围法庭，她们制造阴谋，强加规定，挑起内战；她们列队去寻找神母的塑像，沿着台伯河护送它向前，就这样将东方的神引进罗马；……

四

五

男人拥有的经济特权，他们的社会价值，婚姻的威望，得到一个男人支持的益处，这一切鼓励女人热烈地要取悦男人。她们整体还处于附庸地位。因此，女人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人所确定的那样认识自己和做出选择。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按照男人所想象的那样描绘女人，因为“她为了男人而存在”是她的具体境况的基本要素之一。

第三部　神话

第一章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总是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力；从父权制开始，男人就认为将女人保持在从属的地位是有用的；他们的法典是为了对付女人而设立的；女人就是这样具体构成他者。这种状况服务于男性的经济利益，但是它也适合他们的本体论的和伦理的要求。一旦主体力图确立，限制主体和否定它的他者仍然必不可少，主体只有通过这种不是它本身的实体才能到达自身。因此，男人的生活从来不是充实和休憩，它是缺失和活动，它是斗争。男人面对自己，与大自然相遇；他有办法控制它，力图使它驯服。但是它无法满足他。要么它只作为纯粹抽象的对立面而存在，它是障碍，与他格格不入；要么它被动地忍受男人的愿望，让他掌握；他只在消耗它，也就是说在摧毁它的时候才掌握它。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是单独的人，他触到一块石头的时候是单独的，他消化一颗果实时是单独的。只有当他者面对自身在场时，才有他者的在场，就是说，真正的他性是与自我意识分离、又与之同一的意识的他性。是其他人的存在使每个男人摆脱他的内在性，使他能够完成自身存在的实在性，能够作为超越、作为向客体的逃逸、作为计划，达到自我完善。但是这种外在的自由既确认我的自由，也与之发生冲突，这是不幸意识的悲剧，每个意识都企图作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单独出现。每一个意识都力图把另一个意识压制到奴役状态来达到自我完善。可是，在劳动和恐惧中的奴隶也感到自身是本质，根据辩证法，主人变成非本质。这出戏剧可以通过每个人在他者中的自由确认，通过每个人同时将自身和他者当做客体、又反过来当做主体来完成。不过，具体实现这种确认自由的友谊和宽容，却不是很容易具有的品德；它们无疑是人的最高完善，人正是由此处于真实之中，但这种真实是不断形成又不断消失的斗争的真实；它要求人在每一时刻自我克服。我们也可以换另一种说法，当男人放弃为了承担他的生存而存在时，便接触到一种本真的道德态度；通过这种转变，男人就放弃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一种寻找存在的方式；可是他由此达到真正明智的转变却永远完成不了，但必须不断去完成，这转变要求持续不断的紧张。以致男人如果不能在孤独中达到自我完善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便不断处于危险状态，他的生活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永远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但是男人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男人矛盾地渴望生活和休憩、生存和存在；他很清楚，“精神不安”是其发展的代价，男人与客体的距离是面对自身在场的代价；然而，男人梦想在不安中得到宁静，梦想意识所存身的晦暗不明的充实。这个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外在于男人的自然和与之过于相像的同类之间理想的媒介(1)。她既不以大自然敌对的沉默去对抗他，也不以互相承认的严厉要求去对抗他；她通过独一无二的特权，成为一种意识，似乎可以在她的肉体中占有这个意识。靠了她，便有了一种逃避主奴之间无情的辩证关系的方法，这种关系的根源就在自由的相互性中。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男性去奴役她们，性别的区分也绝不会构成阶级之分。把女人比做奴隶是一个错误；有些女人是奴隶，但总是存在自由的女人，就是说，她们具有宗教和社会的尊严，她们接受男人的至高无上，男人并不感到会使他们沦为客体的反抗的威胁。这样，女人表现为非本质，永远不会变为本质，就像不需互换的绝对他者。关于创世的所有神话都表达了这种重视男性的信念，其中就有《创世记》的传说，它通过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延续下去。夏娃没有同男人一起创造出来；她既不是用不同的物质创造的，也不是用塑造亚当的泥巴创造的，她是从第一个男性的肋骨抽取出来的。她的出生本身就不是自主的；天主没有自发地选择为了她本身去创造她，为的是反过来让她直接受到宠爱，天主把她指定给男人；正是为了不让亚当孤独，天主把她给了他，她的因果都在丈夫身上；她是按照非本质的方式创造的他的补充。因此，她像是一种有特权的猎物。她是升至意识的半透明状态的自然，她是自然而然顺从的一种意识。这正是男人往往在女人身上寄托的美好希望：他期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存在，通过用驯顺的自由使自己在自身的自由中获得确认，作为存在达到自我完善。任何男人都不会同意成为女人，而所有男人都希望有女人。“我们感谢天主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男人。”在这些句子和其他类似的句子中，男人再一次以狂妄而幼稚的口吻断言，他在这世界上的在场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和权利，而女人的存在是一个普通的偶然事件，不过这是一个美妙的偶然事件。女人作为他者，与男人在自身感到虚无的存在相比，显得是一种存在的充实；他者在主体看来是客体，是自在，因而被确立为存在。生存者心中的那种缺失，积极地体现在女人身上，男人正是通过她与之汇合，期待自我实现。

然而，对他来说，她并不代表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总是保持同样的重要性。有时，她被其他偶像遮没了。当城邦、国家吞没了公民时，便再也没有可能考虑到个人命运。斯巴达女人忠于国家，地位高于其他希腊女人。但她也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崇拜，不管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崇拜。在军事专政和极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有特权的客体。大家明白，在公民不太清楚生活意义的富裕国家里，女人会被神化，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相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人人平等，从现在直至未来都拒绝任何一类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没有他者的位置。然而，很少男人完全符合自己选择做的士兵、战斗者的形象；在他们作为个体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女人保留着特殊的价值。我读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多愁善感的习俗显得天真活泼。共产党作家，例如法国的阿拉贡、意大利的维多里尼(2)，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给予女人—情人或母亲—头等重要的位置。也许女人神话有朝一日会消失，因为女人越是作为人而确立，他者的美好品质就越要在她们身上消失。但是今日他者仍然存在于所有男人的心中。

……

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有双重的、骗人的面孔，她是男人所召唤的一切，又是他达不到的一切。她是慈善的自然和人类之间明智的中介；她是未被制服的自然对付一切智慧的诱惑。她在肉体上体现从善到恶一切精神价值及其反面；她是行动的实质和妨碍行动的东西，是男人对世界的掌握和他的失败；这样，她处于男人对他的存在的一切思索、他能给予这存在的一切表述的源头；然而，她千方百计要他离开自身，让他沉没到静默和死亡中。他期待她不仅是女仆和妻子，也是他的观众和法官，她在她的存在中确定他，但她用无动于衷、嘲弄和讥笑否认他。他在她身上投射他的所愿、所惧、所爱、所恨。如果很难对此说点什么，这是因为男人在她身上寻找整个自我，还因为她是一切。只不过她是非本质事物的世界上的一切，她是整个他者。作为他者，她也不同于自身，不同于对她的期待。作为一切，她从来不是她应该成为的这个；她是永恒的欺骗，是存在的欺骗本身，这存在永远不能完成、也不能与全体生存者和解。

第二章

为了证实以上对普遍看法中存在的女性神话的分析，我们下面要考虑它在有些作家的作品中特殊的、混合诸说的形象。其中，我们觉得蒙泰朗、戴·赫·劳伦斯、克洛岱尔、布勒东、司汤达对女人的态度是很典型。

一　蒙泰朗或者厌恶的面包

二　戴·赫·劳伦斯或者男性生殖器的骄傲

三　克洛岱尔和主的女仆

四　布勒东或者诗歌

五　司汤达或者真实的传奇性

六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在每一个特殊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出一些重要的集体神话：女人是作为肉体出现的；男性肉体是由母亲的肚子生出来的，在情人的拥抱中重生；因此，女人与自然类似，她体现了自然；她是野兽、血谷、开放的玫瑰、美人鱼、山冈的曲线，给予男人腐殖土、活力、可感触的美和世界的灵魂；她能掌握诗意的关键；她能作为此世和彼世的中介，不管是女神还是女预言者，不管是星星还是女巫，她打开了超自然、超现实的大门；她注定是内在性；通过自身的被动性，她散布平静与和谐，如果她拒绝这种作用，她就成为螳螂、吃人的女妖。无论如何，她像有特权的他者一样出现，主体通过它得以实现，她是男人的尺度之一、他的平衡、他的得救、他的历险、他的幸福。

这些神话每一个都以不同的方式组成。他者是按照个体为确立自身而选择的特殊方式加以特殊界定的。凡是人都作为自由和超越性而确立，但男人并不都给予这两个词以同样的含义。对蒙泰朗来说，超越性是一种状态：他就是超越，他翱翔在英雄的天空中；女人待在地上，在他的脚下；他乐于测量他和女人之间隔开的距离；他不时将女人朝自己托起，抓住她，再把她掷到地上；他从来不下降到她黏糊糊的黑暗的范围内。劳伦斯将超越性置于男性生殖器中；男性生殖器只有靠了女人才有生命和力量；因而内在性是好的和必要的；宣称不接触地面、远非是半神的假英雄，不会成为一个男人；女人不是可鄙的，她是深埋地下的财富、滚烫的泉水；但她应该放弃一切个人的超越性，并限于孕育男性的超越性。克洛岱尔也要求给予男性同样的忠诚，对他来说，女人维持生命，而男人通过行动延长生命的冲动；但对天主教徒来说，凡是在人间掠过的东西，都沐浴在徒劳的内在性中，唯一的超越是天主；在天主看来，行动的男人和伺候男人的女人，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都要超越人间的生存状况，得救无论如何是一项自主的事。对布勒东来说，性别的等级颠倒过来；男性将他的超越性放入其中的行动和有意识的思想，他觉得是产生战争、蠢事、官僚、否定人性的乏味的欺骗；内在性、现实纯粹的不透明的在场才是真理；真正的超越性要通过返回内在性才能实现。他的态度与蒙泰朗的态度正好相反：蒙泰朗喜欢战争，因为可以在战争中摆脱女人，布勒东尊敬女人，因为她带来安宁；前者将精神和主观性混同，拒绝既定的世界；后者认为精神在客观上存在于世界的中心；女人损害蒙泰朗，因为她粉碎了他的孤独；对布勒东来说，她是启示，因为她让他摆脱主观性。至于司汤达，可以看到，女人在他的作品中几乎具有一种神话的价值：他把女人也看做是一种超越性；对于这个人道主义者来说，自由正是在相互关系中完成的；他者仅仅是一个他人，这就够了，据他看来，生命是“有刺激性的盐”；他不寻找“星系的平衡”，他不吃厌恶的面包；他不等待奇迹出现；他不期待与宇宙或者诗歌打交道，而是与自由打交道。

这是因为他感到自身是半透明的自由。别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超越性而存在，但感到自身是心中一种不透明的存在的俘虏，他们把这个“黑夜打不碎的核心”投到女人身上。蒙泰朗有一种阿德勒式的情结，从中产生浓重的自欺，他在女人身上体现这一整套自命不凡和恐惧的想法；他对女人的厌恶，正是他担心对自己感到的厌恶；他企图在女人身上践踏他自身不足可能存在的证明；他求助于蔑视来拯救自己；女人是他把身上所有的魔鬼投进去的壕沟。(140)劳伦斯的生平向我们表明，他忍受着相同情结之苦，不过这是更为纯粹的肉欲情结：在他的作品中，女人具有补偿性神话的价值；通过她，作家拿不稳的男子生殖力得到赞美；当他描绘凯特待在西普里亚诺的脚下时，他以为对弗丽达取得了男性的胜利；他也不允许他的伴侣对他产生怀疑，如果她对他的目的提出质疑，他无疑会对他的目的失去信心；她的作用是使他放心。他要求她给他平静、休息、信赖，就像蒙泰朗要求女人确信他的优越，他们要求得到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克洛岱尔并不缺少自信，如果他胆小，这只是在天主的奥秘中。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性别斗争的痕迹。男人大胆地承担女人的重负，她是诱惑或者得救的机会。对布勒东来说，男人似乎只有通过存在于他身上的神秘才是真实的；他乐意让娜嘉看到这颗星星，他朝这颗星星走去，星星就像“一朵无心之花的心”；他的梦幻、他的预感、他的内心语言的自发展现，在这些摆脱意志和理智控制的活动之中他认出了自我，女人是这种被遮住的存在的可见形象，这种存在比他意识到的个性更为本质得多。

司汤达平静地与自身保持一致，但他需要女人，就像她需要他一样，为了让他分散的存在集中到一个形象和一个命运的统一之中；男人之成为男人，仿佛是为了他人，但还必须让他人赋予他意识，其他男人对他们的同类过于无动于衷，只有恋爱中的女人才向情人打开自己的心扉，整个儿为他遮蔽。除了在天主那里找到一个尊贵的见证人的克洛岱尔，我们考察过的所有作家，用马尔罗的话来说，都期待着女人珍惜他们身上这个只有他们了解的“无可比拟的魔鬼”。男人在合作或者斗争中，在普遍性中互相对抗。蒙泰朗是个为男性写作的作家，劳伦斯是个空谈理论的人，布勒东是一个流派的领袖，司汤达是个外交家或者是个才智之士；正是女人在蒙泰朗身上揭示出他是个出色的、残忍的王子，在劳伦斯身上揭示出他是个令人不安的农牧神，在布勒东身上揭示出他是个天神，或者太阳，或者像“在斯芬克司脚下被雷电击倒的那样黑乎乎和冰冷的人”(141)，在司汤达身上显示出这是个诱惑者、迷人的男人和情人。

对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理想的女人将是最准确地体现能够向他显示自己的他者。蒙泰朗具有太阳般的精神，在女人身上寻找纯粹的动物性；劳伦斯是男性生殖器论者，要求女人在普遍性上概括女性；克洛岱尔将女人界定为灵魂伴侣；布勒东喜欢扎根在自然中的梅吕齐娜，他把希望寄托在女人—孩子身上；司汤达期望他的情人聪明、有教养、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是一个平等的人。但是，给平等的人、女人—孩子、灵魂伴侣、女人—性、雌性动物保留唯一的人间命运的，总是男人。不管通过她寻找自身的“自我”是怎样的，只有她同意充当他的严酷考验，他才能发挥作用。无论如何，人们要求她忘却自身和献出爱情。蒙泰朗同意对这样的女人温柔一些，她能让他估计出自己男性的威力；劳伦斯向为他献身的女人唱出火热的赞歌；克洛岱尔赞美女附庸、女仆、屈从男性同时顺从天主的女信徒；布勒东希望女人是人类的救星，因为她能把最完整的爱给予孩子和情人；甚至在司汤达笔下，女主人公比男主人公更加动人心弦，因为她们更加狂热地投身于爱情；她们帮助男人完成他的命运，正如普鲁埃兹为罗德里格的得救做出贡献；在司汤达的小说中，她们往往把情人从破产、监狱或者死亡中救出来。女性的忠诚被蒙泰朗和劳伦斯要求作为一种责任；克洛岱尔、布勒东、司汤达不那么狂妄，把忠诚作为宽厚的选择来赞扬；他们希望不用宣称自己配得到忠诚就获得它；但是—除了令人吃惊的《拉米埃尔》—他们所有的作品都表明，他们期待女人具有这种利他主义，孔德赞赏女人的这种利他主义，并且强加给女人，据他看来，这同时构成明显的低劣和朦胧的优势。

我们可以再举例子，但总是使我们推出同样的结论。每个作家在界定女人的时候，也界定了他的一般伦理观和他对自身的特殊看法，他往往也在她的身上记录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自恋的梦想之间存在的距离。在一部作品中，自始至终女性元素的缺乏或者微不足道，本身是一种症状；当这种情况总体上概括了他者的一切方面时，正如在劳伦斯的作品中那样，就极其重要了；如果女人仅仅被看做另一个人，而作家关心的是她的生平的个人经历，就像司汤达所写的那样，它仍然很重要；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每个人的个人问题都退居第二位，这种情况就失去重要性。但在每个男人仍然需要意识到自身，哪怕是为了超越自身的情况下，女人作为他者仍然起作用。

第三章

女性神话在文学中起着巨大作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它起到何种作用呢？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风俗和个人的品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它同现实保持什么关系。

有各种各样的神话。女性神话是一个静止的神话，它将人类状况不变的—即将人类“分为”两种个体的方面升华，女性神话把从经验中获得的现实或者根据经验概念化的现实，投射到柏拉图哲学的领域；在这一点上，它以超越的、超时间的、不变的、必然的概念取代价值、意义、概念、经验论的法则。这个概念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它处于既定之外；它具有绝对的真实。因此，神话思维以独一无二的、固定的永恒的女性去对抗女人分散的、偶然的和多样性的存在；如果对女性神话所作的界定与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行为相悖，那么这些行为就是错的，人们并非宣称女性是个实体，而是宣称女人不是女性。经验得出的相反结论丝毫不能否定神话。神话以某种方式植根于经验。因此，女人不同于男人是正确的，这种他性在欲望、拥抱、爱情中被具体感受到，但真正的关系具有相互性；只有如此，才会产生真正的戏剧，它通过肉欲、爱情、友谊以及失望、仇恨、竞争的交替，成为争当本质的意识斗争，它是对彼此确认的自由的承认，它是从敌意到合作的不确定的过渡。确立女人，就是确立绝对的他者，不需要相互性，罔顾经验，拒绝她是一个主体、一个同类。

在具体现实中，女人面目各异，但关于女人所建立起来的每一个神话，都企图整个儿概括她；每一个女人都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结果是，存在互不相容的多种神话，男人面对女性这一概念奇特的不一致困惑不解；由于凡是女人都被列入多种原型说，每一种原型都认为囊括了唯一的真理，男人在他们的妻子面前重新感到以往智者派的惊讶，智者派不明白，人会同时是金发和褐发。社会现象已开始向绝对过渡：关系很容易凝固成阶级，职能凝固成类型，就像在幼稚的心态中，关系凝固成事物一样。比如，父权制社会集中表现在财产的保存上，必然地导致除了掌握和传承财产的个体，还存在从财产所有者手上夺取财产，并使之流通的男女；男人—冒险家、骗子、强盗、投机家—一般来说得不到集体的承认；运用自己色相的女人，有可能让年轻人甚至家长挥霍家产，而不用违法；她们把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或者骗取他们的遗产；由于这种角色被看成是邪恶的，所以人们把扮演这种角色的女人称为“坏女人”。事实上，她们可以反过来作为守护天使出现在另一个家庭中—她们的父亲、兄弟、丈夫、情人的家庭中；正如掠夺富有的金融家的交际花，对画家和作家来说却是文艺的资助者。在实际生活中，阿斯帕西娅、蓬巴杜夫人这样的人物的两可作用，很容易得到理解。如果有人提出女人是螳螂、曼德拉草、魔鬼，同时发现女人也是缪斯、母亲—女神、贝雅特里齐时，就会摸不着头脑。

由于群体的代表和社会类型，一般是通过对立统一原则来界定的，双重意义好像是永恒的女性内在的属性。圣洁的母亲与残酷的后母互为关联、天使般的少女与邪恶的处女互为关联；人们也时而说母亲相当于生命，或者母亲相当于死亡，时而说凡是处女都是一个纯洁的精神或者是一个注定属于魔鬼的肉体。

显然不是现实让社会或者个人在两种对立统一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在每个时代，每种情况下，社会和个人都根据各自需要做出决定。它们往往将制度和所依附的价值投射到所采用的神话中。因此，要求女人待在家中的父权制，把女人界定为情感、内心、内在性；事实上，一切生存者同时是内在性和超越性；当人们没有向生存者提出目标，或者阻止它达到任何目标，剥夺它的胜利时，生存者的超越性便徒劳地陷入往昔，就是说重新陷入内在性中；这是在父权制下给女人指定的命运；但这决不是一种天职，正如奴隶状态不是奴隶的天职一样。在奥古斯特·孔德笔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神话学的发展。将女人等同于利他主义，就是给男人保证他拥有忠诚于他的绝对权利，就是强迫女人要绝对地忠诚。

不应该把神话同某种意义的理解混淆起来；意义是内在于事物的；它在活生生的体验中向意识显示出来；而神话是一种超越的概念，摆脱了一切意识的控制。当米歇尔·莱里斯在《人的时代》中描绘他对女性器官的幻觉时，他告诉我们一些意义，却根本没有提到神话。对女人身体的赞叹，对月经流血的厌恶，都是对具体现实的感知。在发现女性肉体的肉欲性质的经验中，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当企图通过与花朵或宝石作对比表现这些性质时，也没有过渡到神话。要说女人就是肉体，要说肉体就是黑夜和死亡，或者说她就是宇宙的光辉，这无异于离开大地的真实，飞到虚无的空中。因为男人对女人来说也是肉体；而女人有别于肉欲对象；对每个人来说，在每次体验中，肉体具有特殊意义。同样确实的是，女人—像男人一样—是一个植根于自然的存在；她比男性更加受到物种的奴役，她的动物性更加明显，但是在她身上同在他身上一样，既定是由存在承担的，她也属于人类。把她等同于自然，这是一种简单的偏见。

很少有神话比这种偏见更有利于统治阶层，这种偏见为这个阶层的所有特权辩护，甚至允许它加以滥用。男人不需要考虑减轻女人的命运加诸其生理上的痛苦和负担，因为它们是“自然的意愿”；男人以此作为借口，使女性状况变得越发悲惨，例如拒绝给予女人一切性快感的权利，让她像一头役畜那样干活。(1)

第二性Ⅱ：实际体验

导言

今日的女人正在废除女性神话，她们开始具体地肯定她们的独立，但她们不是毫无困难地、完整地经历她们作为人的状况。她们由女人抚养长大，生活在一个女性世界中，她们的正常命运是婚姻，婚姻使她们实际上仍然从属于男人；男性的威信远远没有消失，它依然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因此有必要仔细研究女人的传统命运。女人是怎样学会适应她的生存状况的，她是怎样感受的，她封闭在什么样的天地里，她被允许逃避哪些约束，这就是我竭力要描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女人要继承沉重的过去的传统，尽力铸造新的未来，会面对哪些问题。当我使用“女人”或者“女性”这些词时，我显然没有参照任何原型和任何不变的本质，我的大部分结论都以“教育和风俗的当下状况”为依托。这里并不是要陈述永恒真理，而是要描述每一个女人的特殊生存内在的共同实质。

第一部　成长

第一章　童年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他者。只要孩子是自为存在的，他就不会看出自己在性的方面有什么不同。在女孩和男孩身上，身体首先是主体性的辐射和理解世界的工具，他们理解世界，是通过眼睛和手，而不是通过性器官。出生和断奶这两出戏，对于男女婴儿，是以同样方式进行的；他们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快感；吮吸首先是最大快感的来源；其次，他们经历肛门期，从共有的排泄功能获得最大满足；他们的生殖器的发育是相同的；他们以同样的好奇和同样的冷漠，去探索自己的身体；他们从阴蒂和阴茎获得同样朦胧的快感；当他们的感受发展到需要一个客体时，便转向母亲，女性柔软的、光滑的、富有弹性的肉体激起了性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是要攫取；女孩和男孩一样，以攻击性的方式去拥抱母亲，触摸她，爱抚她；如果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表现出同样的嫉妒；他们以同样的行为表现这种嫉妒：愤怒、赌气、乱撒尿；他们用同样的撒娇，去讨大人的欢心。直到十二岁，小姑娘像她的兄弟们一样强壮，表现出同样的智力；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她不与他们相匹敌。如果在我们看来，她在青春期之前，有时甚至从幼小的时候起，仿佛已经在性的方面显露不同，并非是神秘的本能直接地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而是因为他人一开始就介入孩子的生活，从早年起，她的使命就蛮横地注入她体内。

……

这个故事很典型，虽然小女孩问的往往不完全是父亲所起的作用，或者在这方面父母表现得十分模棱两可。许多小女孩把垫子藏在她们的围裙底下，扮演怀孕，或者把布娃娃塞在裙子的褶里，让它掉到摇篮里，给它喂奶。男孩像女孩一样，赞赏怀孕的神秘；所有孩子都有一种“深入”的想象力，使他们预感到事物内部有秘密的财富；他们都对“嵌套”的奇迹十分敏感，布娃娃包藏着其他更小的布娃娃，盒子包含着其他盒子，画的中心以缩小的形式再套出画；当人们在他们的眼前展开蓓蕾，给他们看出壳的小鸡，或者在一盆水中展现“日本花”如何令人惊喜时，他们都很着迷。一个小男孩在打开一只充满小糖蛋的复活节彩蛋时，兴高采烈地叫道：“噢！一个妈妈！”让一个孩子从自己的肚子里出来，真像变魔术一样美妙。母亲看来拥有仙女的奇妙魔力。许多男孩感到遗憾，他们没有这样的特权；日后，如果他们偷走鸟蛋，踩踏幼苗，发狂地摧残周围的生命，这是对他们不能孕育出生命进行报复；而小女孩很高兴自己有朝一日能创造出生命。

除了玩布娃娃使这种希望具体化以外，家庭生活也给小女孩提供了肯定自我的可能性。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很小的孩子也能完成的；人们一般免除男孩干活；但允许、甚至要求他的姐妹扫地、除尘、拣菜、给婴儿洗澡、熬浓汤时看火。特别是，姐姐经常要做母亲的工作；要么出于方便，要么出于敌视和虐待心理，母亲把一大堆自己的职责都推到她身上；于是她过早地融合到严肃工作的世界中；意识到她的重要性，有助于她承担女性职责；但她却没有幸福的清闲和童年的无忧无虑；她过早地成了女人，过早地了解这种规定强加于人的限制；她在青春期就变成成年人，这给她的经历一种特殊性质。超负荷劳动的孩子，会过早地成为奴隶，被迫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但如果只要求她付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她会像大人一样自豪地感到自己能派上用场，乐意分担大人的工作。由于从孩子到主妇没有巨大的距离，这种互相依赖是可能实现的。一个有职业专长的男人，在学徒时离开了童年阶段；对小男孩来说，父亲的活动极其神秘；在他身上，他日后要成为的那个男人刚具雏形。相反，母亲的活动小女孩是可以接触的，她的父母说：“她已经是一个小妇人了。”人们有时认为女孩比男孩早熟，实际上，如果她更早接近成年人阶段，这是因为这个阶段在大部分女人身上传统地是处于更为年幼的时期。事实是，她感到自己早熟，她对能在弟妹们身边起到“小妈妈”的作用感到满足；她乐意变得重要，她言之有理，下命令，显得对孩子圈中的弟弟们有优势，对母亲说话平起平坐。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给予她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羡慕男孩的阳刚气。父母和祖父母有时隐藏不住他们更喜欢男性后裔而不是女性后裔；或者他们对男孩而不是对女孩表现出更多的爱，调查表明，大多数父母期望有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对男孩说话更加庄重、更加尊重，承认他们有更多的权利；男孩轻视女孩，他们自己玩耍，不接受女孩入伙，侮辱她们，他们私下里称她们是“娘儿们”，这个词激起了女孩小时候暗暗的屈辱感。在法国的男女合校里，男孩结伙故意欺负和虐待女孩。如果女孩想同他们竞争，同他们打斗，就会受到谴责。她们加倍羡慕男孩凸显自己的活动，她们有一种自发的愿望，要确定自身征服世界的能力，她们反抗给她们限定的低下处境。比如，她们要忍受不准爬树、爬梯子、上屋顶的禁令。阿德勒注意到，高低的概念十分重要，爬高的想法意味着精神优势，正如在大量英雄传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到达树顶、山峰，就是像主宰一样浮现于既定世界之上；在男孩中间，这常常是一个挑战的口实。女孩被禁止做这种英勇举动，坐在树下或大石下，看到耀武扬威的男孩站在她们之上，身心都感到低人一等。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中落后，如果她在打架时被摔倒在地，或者干脆站在一旁，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孩子越成熟，其世界越扩展，男性的优势更确立。与母亲等同往往不再是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如果女孩一开始接受女性的使命，并非她想放弃，正相反，这是为了支配；她想当主妇，因为她觉得主妇圈子有特权；但如果她的交游、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的阅读，把她拉出母亲的圈子，她就会明白，世界的主宰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一发现—远远超过发现阴茎—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我的意识。

第二章　少女

在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受到侮辱，感到残缺不全，但是，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人，在她和父母、朋友的关系中，在她的学习和游戏中，她发现自己像超越性一样面对现在，她不断遐想她未来的被动性。一到青春期，未来不仅接近了，它居于她的身体内，而且变成最具体的现实。它保留一贯的，命中注定的特点，当少年主动地走向成人年龄时，少女却窥视着这个不可预测的新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情节已经编织好了，时间把她带到那里去。她已经脱离童年的过去，现在只对她显现为一个过渡；她在其中发现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结果，而仅仅发现消遣。她的青春不知不觉地在等待中消耗。她等待着男人。

诚然，少年也梦想着女人，他渴望她，但她只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她并不概括他的命运；从童年起，小女孩不论是想作为一个女人自我实现，还是想克服女性的局限，要想完成和逃避这一点，都有赖于男性；他有珀尔修斯和圣乔治(1)神采奕奕的面孔；他是解放者；他也有钱有势，掌握幸福的钥匙，是“白马王子”。她有预感，在他的爱抚下，自己被生活的洪流席卷而去，就像憩息在母亲的怀抱里；她顺从他温柔的权威，重新感到像在父亲怀抱中一样安全，拥抱和注视的魔力重新把她变为偶像。她总是深信男性的优势；这种男性的威望不是幼稚的幻觉；它有社会经济基础；男人确实是世界的主人；一切都使少女确信，让自己成为男人的仆从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她的父母促使她这样做；父亲以女儿取得成功而自豪，母亲从中看到前途似锦；同学们羡慕和赞赏她们当中获得男人最高敬意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女生的地位是由她积累的“约会”次数来衡量的。结婚不仅是可敬的职业，不像其他许多职业那样累人，唯有结婚才能使女人达到完整的社会尊严，作为情人和母亲在性的方面自我实现。她周围的人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她的前途，她自己也正是这样考虑的。人们一致同意，征服一个丈夫—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征服一个保护者—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在她看来，他者体现在男人身上，正如对男人而言，他者体现在她身上一样，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以本质方式出现的，而她面对他，则自认为是非本质的。她从娘家和母亲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不是通过主动的征服，而是通过在一个新主人的手里重新变得被动和驯服，为自己开创未来的。

人们经常认为，如果她忍受这种放弃，是因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她变得低于男孩，无法与他们匹敌，她放弃徒劳的竞争，把如何保障她的幸福交给更高阶层的一员来操心。事实上，她的屈辱并非来自既定的低下，相反，是这种屈辱造成了她的所有缺陷；它的根源在于青春少女的过去，在于她周围的社会，正在于给她提供的未来。

当然，青春期改变了少女的身体。她的身体比先前更加脆弱；女人的机体是脆弱的，它们的机能是娇嫩的；异常而妨碍人的乳房是一个负担；在剧烈运动时，乳房令人想起它们的在场，它们抖动着，令人难受。此后，女人的体力、耐力和灵活性都低于男人。激素分泌不平衡，带来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劳、肚子疼，使得正常活动难以进行，甚至不可能进行；在这些不适之外，往往还要加上心理紊乱；神经质、易怒，女人经常每个月都要经历半精神错乱的状态；神经中枢不再能够保证控制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紊乱，某种自体中毒，将身体变成设置在女人和世界之间的屏障、压在她身上的热雾，使她窒息，把她隔离开来，通过这不适的和被动的肉体，全宇宙成为过于沉重的负担。她受到压迫，被吞没了，由于她外在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她变成外在于她自身。一切崩溃了，时间不再相连，他人只通过抽象的承认得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未被损害，就像在忧郁症发作时，它们被用于表现机体紊乱爆发的情绪。这些事实极端重要，但正是女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决定了它们的重要性。

大约在十三岁时，男孩对暴力有了真正的认识，他们的攻击性、他们的权力意志、他们的挑战兴趣在发展；小女孩正是在这时放弃了粗野的游戏。她仍然参加体育运动，但变得专门化、服从人为规则的体育活动，并不等同于自发地和习惯地去寻求力量；它处于生活的边缘；它无法像无序的战斗、出乎意料的攀登那样，提供世界和自身的大量信息。女运动员永远感受不到男孩将同伴肩膀按到地上的那种征服者的骄傲。再说，在许多国家，大部分少女没有任何运动训练；如同摔跤一样，攀登对她们是禁止的，她们只让自己的身体被动地忍受考验；限制比在幼年时更明确，她们必须放弃摆脱既定的圈子，放弃越出人类的其余部分确定自身，她们被禁止探索、敢作敢为、重新划定可能性的界限。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如此重要的挑战态度，她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女人互相比较，但挑战与这种被动的对峙不是一码事。两个自由的人对峙，是为了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力图拒绝束缚；爬得比同伴更高，把一只手臂扳倒，是为了确定对整个大地的绝对权力。这种征服行为，少女是不被允许的，她尤其不被允许实施暴力。无疑，在成年人世界，在正常时期，暴力不起重大作用，但它萦绕不去；许多男性行为是在可能出现暴力的背景中形成的，每个街角都有争吵；大部分时间争吵化解了，但男人感受到他的拳头中有着确定自身的意志，足以使他感受到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确定。男性反对一切冒犯、一切把他压缩为物的企图，诉诸打击和展现拳脚，他不让自己被他人超越，他要处于主体性的中心。暴力是每一个对自己、对自己的热情和对自己的意志的赞同的本真考验；彻底地拒绝暴力，就是拒绝自己接受一切客观真理，就是封闭在抽象的主体性中；不经过肌肉的愤怒和反抗，就仍然处在想象中。不能把自己心里的活动写在世界表面，是一种可怕的挫折。在美国南部，一个黑人绝对不可能对白人使用暴力；这项规定正是神秘的“黑灵魂”的关键；黑人在白人世界的感受方式，他自我调整的行为，他寻找的补偿，他全部的感觉和行动方式，都要由他注定的被动性来解释。在德国人占领时期，有些法国人决定甚至在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也不采取暴力行动—（不论是通过出于自私的谨慎，还是因为他们有要紧的责任去完成）—感到他们在世界上的处境深刻改变了：要取决于他人的任性是否把他们变成客体，他们的主体性再没有办法具体表现出来，它只是一个次要现象。因此，对于被允许并且必须表现自身的男孩和感情缺乏直接有效性的女孩来说，世界的面貌完全不同；他不断地重新质疑世界，他每时每刻起来反对既定事物，因此，当他接受既定事物时，感到积极地确认了它；她却是一味地忍受；世界不需要她就自行确定，它有不变的面貌。这种体力上的无能表现为更普遍的胆怯，她不相信她的身体没有体验过的力量，她不敢行动、反抗、创造，她注定顺从、忍让，只能在社会上接受一个现成的位置。她认为事物的秩序是既定的。有个女人告诉我，在她的整个青年时期，她自欺地否认自己体力上的弱点；承认这一点，就会失去做事的兴趣和勇气，不管是在智力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我认识一个如同男孩一样被养大，自以为像男人一样强壮、精力充沛的姑娘；虽然她非常漂亮，每月来月经时十分痛苦，她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性；她像男孩一样鲁莽、生命力旺盛、富有主动性；她有男孩的大胆；如果在街上看见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女人挨揍，她会毫不迟疑地用拳头干预。一两次不幸的体验向她显示，在使用暴力方面男性是占上风的。当她衡量出自己的弱点时，她的大部分自信崩溃了；这次变化引导她承认自己是女性，承认自己的被动性，接受了依附。不再信赖自己的身体，就是失去自信。只要看看年轻人如何看重肌肉的重要性，就可以明白一切主体都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客观的表现来把握。

性冲动只会证实年轻男人从自己身体得出的骄傲，他从中发现超越性和力量的标志。少女可以成功地承受她的欲望，但往往这些欲望保留着羞耻性质。她的整个身体要经受折磨。她小时候对自己“内部”的不信任，更给月经以可疑的性质，使月经显得可恶。正是月经的束缚造成的心态构成严重的障碍。在一定的时期内，压在少女身上的威胁可能使她感到难以忍受，以致她放弃了探险和娱乐，生怕有人知道她的不幸。不幸引起的恐惧在机体上引起反应，加剧紊乱和痛苦。可以看到，女性生理上的特点之一是内分泌与神经调节的联系紧密，互相起作用；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少女的身体—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可以说在精神生活和生理现象的转换之间没有距离。在少女身上，发现青春期的紊乱带来的变化，加剧了紊乱。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她不安地观察它，觉得它有病：它的确有病，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身体很脆弱，确实产生机体紊乱，但是妇科医生一致说，他们的女病人十分之九得的都是心病，就是说，要么她们的不适没有任何生理依据，要么机体紊乱本身是由于心态促成的。大半是由于做女人的焦虑在折磨着女人的身体。

可以看到，如果女人的生物性处境对她构成障碍，这是由于她被牢牢控制在某种前景中。当神经的脆弱、血管舒缩的不稳定不属于病理性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她从事任何职业，在男性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体质。每月一两天不适，甚至痛苦，也不是障碍；事实上，大量女人对此能适应，特别每月的“诅咒”可能使之更加不适的女人尤其如此：女运动员、女旅行家、从事艰苦职业的妇女。大部分职业并不要求超过女人所能提供的体力。在体育中，要达到的目标不是独立的体能的成功，而是达到每个机体所固有的完美；次轻量级拳击冠军能与重量级拳击冠军相媲美；女子滑雪冠军不低于比她滑得更快的男子冠军，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正是女运动员积极关注自身的完美，最不感到自己不如男子。总之，身体上的弱点不允许女人学到暴力，如果她能在身体上确认自己，并用另一种方式展现于世界上，这种不足也很容易得到补偿。无论是游泳、攀登峭壁、驾驶飞机，还是同自然界的暴力作斗争、冒险和探险，面对世界，她都不会感到我所说的胆怯。正是在给她甚少出路的整体处境中，这些特殊性变得重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确认了童年在她身上形成的自卑情结。

这种情结也会压抑她智力的发展。人们往往指出，少女从青春期起，在智力和艺术领域失去地盘。这有很多原因。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女孩在她周围的人中遇不到给予她兄弟的那种鼓励；正相反，人们希望她也是一个女人，她必须兼顾她的职业负担和与女性身份相关的负担。一所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在这方面提出了如下见解：

少女突然变成一个靠工作谋生的人。她有新的欲望，这些欲望跟家庭毫不相干。她时常必须做出相当巨大的努力……她夜里回到家里，精疲力竭，脑袋里塞满了白天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这时，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母亲派她赶快去做事。她要完成没做完的家务，还要料理自己的衣服。不可能摆脱继续纠缠她的各种想法。她感到不幸，将自己的处境与她兄弟的处境做比较，他在家里没有任何事要做，于是她起而反抗。(2)

母亲毫不迟疑地交给女大学生、女学徒的家务事或者社会上繁重的苦活，终于使她劳累过度。在战争时期，我见过一些女学生，她们是我在塞夫尔(3)所教的学生，在学业之外，还要忍受沉重的家务劳动，结果一个患了波特氏病(4)，另一个患了脑膜炎。母亲—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暗暗地敌视女儿的解放，一门心思刁难她；人们尊重男孩要成为男人所做的努力，已经承认他有很大的自由。人们要求少女待在家里，出门要受到监视，决不鼓励她自寻消遣和娱乐。很少看到女人独自组织远足、徒步旅行和骑车旅行，或者沉迷于诸如桌球、滚木球等游戏。除了使她们缺乏主动性的教育，风俗也使她们的独立变得困难。如果她们在街上游荡，便有人注视她们，和她们搭讪。我认识一些少女，她们一点儿也不胆怯，但独自在巴黎街头漫步时找不到任何乐趣，因为她们不断受到纠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她们所有的乐趣都被糟蹋了。如果女大学生像男大学生那样成群结队、欢欢喜喜地走街过巷，她们就会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大步走路，唱歌，大声说话，哈哈大笑，吃苹果，这是一种挑衅，她们会受到侮辱、跟踪或者引人攀谈。无忧无虑马上变成举止不当，“有教养的少女”受到约束，并把这种约束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扼杀了自然，旺盛的活力受到压抑。结果产生紧张和无聊。这种无聊是能传播的，少女们很快互相厌倦；她们没有互相禁闭在彼此的牢笼里；这是使得男孩的陪伴变得如此必要的理由之一。这种不能满足自身的无能为力产生了一种胆怯，延续她们整个一生，反映在她们的工作中。她们认为，光辉的胜利是属于男人的；她们不敢有太高的目标。可以看到，十五岁的女孩在同男孩竞争时宣称：“男孩地位有利。”这种信念使人泄气。它导致懒惰和平庸。一个少女—对男性没有任何特别的敬重—会指责男人胆怯；人们向她指出，她自己也非常胆怯，她用得意的口吻宣称：“噢！一个女人，不是一码事。”

这种缺乏自信的深刻原因，在于女孩认为自己不用对未来负责；她认为对自己提出许多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她的命运最终不是取决于她。她献身于男人，并不是因为知道自己低于他，而是因为献身于男人，才建立起这种自身低下的想法。

事实上，她并非提高了自身的人的价值，才在男性眼中获得价值：而是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在没有获得体验时，她始终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时她表现出与男孩一样的好斗；她试图以突如其来的权威、傲然的坦率征服他们，这种态度几乎注定她要失败。她们—从最俯首帖耳的到最睥睨一切的—都懂得，要取悦人，就必须认输。她们的母亲督促她们不再把男孩看做同伴，不要对他们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即使她们想初建友谊和调情，也应该小心避免表现出采取主动；男人不喜欢假小子，也不喜欢女才子、有头脑的女人；过于大胆、过分有文化、过分聪明、过分有个性，使他们害怕。正如乔治·艾略特所指出的，在大多数小说中，是金发而愚蠢的女主人公战胜了有男子性格的褐发女子；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麦琪徒劳地想颠倒角色；她最终死去，是金发的露西嫁给了斯蒂芬；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5)中，是冷漠的艾丽斯获得了男主人公的心，而不是勇敢的科拉；在《小妇人》中，热情的乔只是劳里的童年伙伴，他把爱情献给了平庸乏味的、鬈发的艾米。具有女人气质，就是显得像残废、微不足道、被动、顺从。少女不仅要打扮，要修饰，而且要抑制她的自然，代之以她的女性长辈教导她的妩媚和造作的娇柔。任何对自身的确认，都减弱她的女性气质和诱惑力。使年轻男人初入世界变得相对容易的是，做人的使命和男性使命并不互相抵触，他的童年已经表明了这种幸福命运。在得到独立和自由的同时，他也获得了社会价值，也获得了男性威望，像拉斯蒂涅这样的野心家，同时追求金钱、荣誉和女人；挑动他的模式之一是成为女人奉承的、有权势和有名望的男人。相反，对于少女来说，在她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女性使命之间是割裂的。因此，对女人来说，青少年时期是非常困难和关键的时刻。至此她是一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必须放弃她的权力。她不仅像她的兄弟们那样，并以更加尖锐的方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被撕裂开来，而且在这两者之间爆发冲突：一是作为主体、主动性和自由的最初要求，一是促使她承认自身是被动客体的性欲倾向和社会要求。她自发地把自己看做本质的，她怎样决定成为非本质的呢？但是，如果我只能作为他者实现自我，我又怎能放弃我的自我呢？这就是正在成长的女人挣扎着面对的、令人苦恼的两难处境。她摇摆在渴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拒绝自己召唤的东西，仍然在童年的独立时刻和女性的顺从时刻之间悬而未决，正是这种犹豫不决使她在脱离未成年时尝到青果的酸涩。

少女按照自己先前的选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她的处境做出反应。“小妇人”、正在成长的主妇，可以很容易地忍受变形，但她也能在她“小母亲”的处境中汲取一种权威感，这种感觉引导她反抗男性的枷锁，她准备建立一种母权制，而不是变成肉欲的对象和女仆。这往往是姐姐们的情况，她们很年轻就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假小子”发现自己成了女人，有时感受到强烈的失望，可能把她直接导向同性恋；然而，她在独立和暴力中寻求的是掌握世界，她可能不愿意放弃女性的权力、做母亲的体验、她的命运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通过某些抵抗，少女同意接受女性身份，在童年的撒娇阶段，面对她的父亲，在肉欲的幻想中，她已经体验了被动性的魅力；她发现了被动性的力量；她的肉体使她产生的羞耻，不久与虚荣混杂在一起。这使她激动的手，这使她激动的目光，是一种召唤、一种祈求；她的身体在她看来像具有魔力；这是一个宝库、一种武器；她为此而骄傲。她的撒娇行为在自主的童年阶段原本已经消失，这时又复活了。她尝试涂脂抹粉，试做各种发式；她不但不藏起乳房，反而按摩它们，使之隆起，她在镜子中研究自己的微笑。动情和诱惑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在肉欲敏感还没有苏醒的所有例子中，在主体身上还观察不到任何取悦人的愿望。实验表明，因甲状腺功能减退而感觉迟钝、郁郁寡欢的女病人，通过注射甲状腺制剂，可以得到改善，她们开始微笑，变得快乐和爱撒娇。持唯物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心理学家大胆地宣称，撒娇是一种甲状腺分泌的“本能”，但这种模糊的解释在这个时期和幼年时是一样不能成立的。事实是，在器官机能不全的所有情况下，如淋巴体质、贫血等，身体成为负担；它异于自身，怀有敌意，既不希望也不应允任何状态；当它恢复平衡和活力时，主体便马上承认它是属于自己的，并通过它向他人超越。

对少女来说，性的超越性在于自身成为猎物，以便获得猎物。她变成一个客体；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客体；她惊讶地发现自身存在的新面貌，她觉得自己变成两个人；她非但正好不同于自我，反而开始生存于自我之外。因此，在罗莎蒙德·莱曼(6)的《邀舞》中，可以看到奥莉维亚在镜子中发现一副陌生的面孔，这是她—客体突然矗立在她自己的面前；她感受到瞬息消逝、但强烈的激动：

最近，在她从头到脚这样照镜子时，一种特殊的激动伴随着她，偶尔，出乎意料地，她在自己对面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新人。

这已经出现过两三次。她照镜子，观察自己。出了什么事？……今天，她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样东西：一副神秘面孔，既阴沉又光彩夺目；一头波浪起伏的充满活力的头发，仿佛被电流穿越而过。她的身体—是由于长裙的关系吗—她觉得和谐地汇聚起来，集中在一起，如花朵般绽放，既灵活又稳定，充满活力。她处在像一幅画的自身面前，面对的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少女，房间里所有映在镜子中的物象，似乎簇拥着、介绍着，喃喃地说：这是您……

令奥莉维亚目眩神迷的是，她以为在这幅人像中看到了诺言；她从人像中认出自己童年的梦想，而这就是她自己。但少女在这肉体的在场中也爱着这个令她惊奇的身体，就像另一个女人的身体一样令她陶醉。她抚摸自己，抱着自己圆滚滚的肩膀和肘弯，欣赏自己的胸脯、大腿；手淫变成梦想的借口，她从中寻找对自我温柔的占有。在男孩身上，自恋与把他投向被占有的客体的肉欲行为之间存在对立，他的自恋通常在性成熟时消失。女人对情人和对自我都是一个被动客体，少女不同，在她的性欲中有一种原始的不明晰。在复杂的感情中，她要通过占有她身体的男性表示的敬意，得到对她身体的赞美；说她想长得漂亮是为了施展魅力，或者说她力图想施展魅力是为了确信自己长得美，都是把事情简单化了，她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中，或在客厅中试图吸引目光，并不区分男人的欲望和自恋。这种混淆在玛丽·巴什基尔采娃身上是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推迟断奶使她比其他任何孩子更强烈地希望受到他人的重视和好评；从五岁直到青少年时期结束，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献给了自己的形象；她疯狂地赞赏自己的手、自己的脸、自己的娇媚，她写道：“我是我自己的女主人公……”她想成为歌星，让目眩神迷的观众欣赏，自己也以骄傲的目光反过来打量观众，但这种“自闭症”通过浪漫的梦想来表达；从十二岁开始，她恋爱了，这是因为她期待被人爱，在她期望引起的爱慕中，她只寻求自我爱慕的证实。她爱上H公爵，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她梦想公爵跪在她脚下：“你会被我的光彩迷住，你会爱我……你配得上我希望成为的那个女人。”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身上遇到的是同一种情感：

妈妈也不理解我。天哪，我实在是太有头脑了！这个娜塔莎真是娇艳动人！在谈到她时，她继续用第三人称，并把这个感叹放在一个男人的嘴里，这个男人认为她汇集了女性的十全十美。她拥有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她是聪明的、可爱的、漂亮的、灵巧的。她游泳，她骑马很出色，她唱歌动听。是的，可以这样说，动听！……

这天早上，她又回到这种自恋、这种自我赞美，这构成了她习惯的心态。“这个娜塔莎是多么迷人啊！”她说，让第三者、一个集体的男性人物说话，“她年轻漂亮，她有美妙的嗓音，她不为难任何人；所以别吵她吧！”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7)在贝丽尔这个人物身上也描绘过自恋和一个女人的命运的浪漫愿望紧紧混杂在一起的情景：

在餐厅，在摇曳闪烁的炉火旁边，贝丽尔坐在垫子上弹吉他。她是为自己弹奏，小声唱着，观察着自己。火光映在她的鞋上，映在吉他的红色琴身上，映在她白皙的手指上……

“要是我在外面，从窗户往里看，看到我这样，我会很吃惊，”她想道。她轻轻地弹伴奏；她不再唱了，但在听。

“我第一次看到你，小姑娘，啊！你一定以为自己是孤独的！你坐在垫子上，你那双小脚也放在上面，你在弹吉他。天哪！我永远不会忘记……”贝丽尔抬起头，开始唱道：

连月亮也厌倦了

但这时有人重重地敲门。女仆绯红的脸出现了……但不，她忍受不了这个愚蠢的姑娘。她溜到幽暗的客厅，开始踱来踱去。啊！她焦躁不安，焦躁不安。壁炉台上有一面镜子。她撑着胳膊，望着自己苍白的映像。她多么漂亮啊！可惜没有人看到，没有人……贝丽尔微笑了，她的微笑实在太惹人爱了，于是她又微笑了……（《序曲》）

这种自我崇拜在少女身上不仅表现为对自己容貌的爱慕；她期望占有和恭维整个自我。她乐意把自己的心灵倾注在私人日记中，通过日记，她追寻的就是这个目的，玛丽·巴什基尔采娃的日记很有名，是这类体裁的典范。少女对她的本子说话，就像以前对她的布娃娃说话一样，这是一个朋友，一个知己，就像它是一个人那样称呼它。作者一页页写下对父母、同学、老师隐瞒的真相，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日记一直写到二十岁，日记的题铭写道：

我是小笔记本

可爱漂亮又谨慎

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

我是小笔记本。(8)

有的人这样表示：“我死后才可阅读”，或者“我死后烧掉”。青春期之前在小女孩身上形成的隐藏秘密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她把自己包在严密的孤独中，她拒绝对周围人显露隐藏的自我，她把这个自我看成真正的自我，事实上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扮演舞蹈演员，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或者扮演一个圣女，像玛丽·勒内吕所做的那样，或者干脆扮演她本人这样的奇迹。在这个女主角与她的父母和朋友所熟悉的实际面孔之间，始终存在极大的不同。因此，她说服自己，她不被人理解，她同自己的关系因此更热烈，她迷醉于自己的孤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异乎寻常，她指望未来会对眼下生活的平庸进行报复。她通过梦想逃避这种狭窄而平庸的生活。她一直喜欢遐想，她会比以往更加沉迷于这种倾向；她在富有诗意的陈词滥调下掩盖使她恐惧的世界，给男性安放上月光、彩云、柔和的夜的光轮；她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由大理石、碧玉、珍珠建成的神庙；她给自己讲述愚蠢的仙女故事。正是由于不能控制世界，她往往陷入愚蠢境地；如果她应该行动，她就必须看清这一点；而她可能是在雾中等待。年轻男子也梦想，他尤其梦想自己担当主动角色的冒险。少女更喜欢神奇而不是冒险，她将摇曳不定的魔力之光投到物和人上面。魔力观念是被动力量的观念，因为她注定要被动，然而她期望有权力，少女相信魔力，相信她身体的魔力，这魔力把男人置于她的枷锁之下，置于命运的一般魔力之下，她不用做什么事，命运就会满足她。至于现实世界，她想把它忘掉。

“有时，在学校里，我不知道怎么了，就逃离了讲解的题目，走神了，飞到幻想之国……”有个少女(9)写道，“当我深深陷入美妙的遐想中的时候，我完全失去了现实概念。我呆坐在座位上，等醒悟过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处在四堵墙壁中间。”

“我更喜欢遐想，而不是写诗，”另一个少女写道，“在我的头脑里构想没头没尾的美丽故事，或者借着星光眺望山峦，构想一个传说。这要美妙得多，因为格外朦胧，给人休憩和心旷神怡的感觉。”

遐想可以采取病态的形式，困扰整个人生，如同下面这个例子(10)：

玛丽·B是个聪明和爱幻想的孩子，在大约十四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狂妄症发作。“突然，她对父母宣称，她是西班牙王后，态度高傲，裹在一块窗帘中，笑着，唱着，指挥，下命令。”两年内，这种状态在来月经时一再出现；然后有八年，她过着正常的生活，但她很爱幻想，喜欢奢侈，常常苦恼地说：“我是一个职员的女儿。”将近二十三岁时，她对周围的人变得漠不关心和看不起，表现出野心勃勃；她体衰力弱，被送到圣安娜医院，在那里度过了八个月；她回到家里，三年中卧床不起，“脾气很坏，凶恶，粗暴，任性，百无聊赖，让周围的人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家里人把她再送到圣安娜医院，她再也出不来了。她卧病在床，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有时—似乎与经期有关—她起床，裹在毯子中，摆出夸张的姿态，装腔作势，对医生微笑，或者讥讽地望着他们……她的言语往往表现出某种肉欲，她高傲的态度表现出狂妄自大的想法。她越来越陷入幻想中，这时，满足的微笑掠过她的面孔；她不再梳妆打扮，甚至弄乱自己的床。“她炫耀古怪的装饰。即使不是赤裸裸地出现，却也不穿内衣，常常不要床单，蜷缩在毯子里，头上戴一顶锡纸做的王冠，她的手臂、手腕、肩膀、脚踝戴着无数丝线和丝带做的手镯脚链。类似的戒指装饰着她的手指。”然而，有时她对自己的状态也会说出完全清醒的体己话。“我记得以前发过病。事实上，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像一个孩子和布娃娃玩耍，我很清楚，布娃娃不是活的，但想说服自己这是活的……我戴帽，我炫耀。这使我高兴，然后，逐渐地，仿佛不由自主似的，我好像中了魔法；我仿佛生活在一个梦里……我像一个女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我待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我过着好几种生活，在所有这些生活中，我是主角……啊！我经历过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男子结了婚，他非常俊美，戴着金丝边眼镜……我们有一座大公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我举行多么盛大的宴会啊！……我在穴居人的时代生活过……我以前举行过婚礼。我没有计算过同多少人睡过觉。这有一点落后。人们不理解我赤身裸体，在大腿上戴着一只金手镯。从前，我有一些我非常喜爱的朋友，在我家里举行宴会。有鲜花、香水、貂皮。我的朋友们送给我艺术品、塑像、小汽车……当我光着身子裹在床单里的时候，这令我想起从前的生活。作为艺术家，我爱镜子里的我……我在迷醉中成为我愿意成为的样子。我甚至做过蠢事。我有吗啡瘾、可卡因癖。我有过一些情人……他们在夜里潜入我家。他们成双而来。他们带来理发师，大家看明信片。”她也喜欢医生中的一位，宣称是他的情妇。她有过一个三岁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非常有钱，她在旅行。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人。“还有十个类似的故事。每一个都是她在想象中所过的虚构生活。”

可以看到，这种病态的幻想本质上是要满足少女的自恋，她认为没有过上符合她需要的生活，担心面对生存活的真实，玛丽·B只是把许多少女共有的补偿过程推向极端。

然而，少女对自己的孤独崇拜不能满足她。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她需要生存于另一个意识中。她往往在同伴们那里寻找援助。年龄更小时，知心朋友充当她的支持，以便摆脱母亲的圈子，探索世界，特别是性的世界；如今，这知心朋友既是少女摆脱自我限制的客体，又是将自我还给她的证人。有些小女孩互相展示自己的裸体，她们比较胸脯，读者也许记得《穿制服的少女》中描写寄宿女生大胆游戏的场面，她们互相乱摸或者准确地抚摸。正如柯莱特在《克罗蒂娜在学校》中所指出的那样，而罗莎蒙德·莱曼在《灰尘》(11)中表现得不那么坦率，在几乎所有的少女中间都有同性恋倾向；这种倾向几乎与自恋爱好没有分别，每一个少女都垂涎在他人身上体验一下自己肌肤的柔滑和曲线美；反过来，她对自己的钟爱也包含了对女性一般意义的崇拜。在男女两性上，男人是主体；因此男人通常被这种意愿区分开来：这种意愿推动他们接近有别于自身的客体。但女人是欲望的绝对客体，因此，在中学、学校、寄宿学校、画室中，盛行那么多的“特殊友谊”；有的友谊纯粹是精神上的，另外一些是执著于肉欲的。前者尤其指在女友之间互相打开心扉，交换秘密；最热烈的信任的证据是给意中人看私人日记；朋友之间没有出于性欲的拥抱，只交换极端的温情表示，往往迂回地互赠感情的信物，因此，娜塔莎用烧红的铁尺烫伤自己的胳臂，向索尼娅证明自己的爱；她们尤其会互相以千百个爱称称呼对方，交换热烈的通信。例如，这是新英格兰的年轻清教徒艾米莉·狄金森写给她热爱的女友的信：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念你，昨天整夜我梦到你。我和你在最美妙的花园里散步，我帮你采摘玫瑰，我的篮子永远装不满。这样，一整天，我请求和你一起散步，夜晚来临时，我很幸福，我心急火燎地计算在我和黑暗，在我的梦和永远装不满的篮子之间隔开的时间……

孟杜斯在《少女的心灵》中援引了大量相似的信：

我亲爱的苏珊……我真想在这里抄写几节《雅歌》(12)：你多么漂亮啊，我的朋友，你多么漂亮啊！你像神秘的未婚妻，你像沙仑玫瑰(13)，像幽谷百合，你像她一样，对我来说，胜过普通的少女；你是象征，许多美好崇高事物的象征……正因如此，雪白的苏珊，我以纯洁的、无私的，包含某种宗教意味的爱，深爱着你。

另一个少女在一篇日记里袒露了不那么高尚的冲动：

我在那里，我的腰被这只雪白的小手搂着，我的手搭在她圆滚滚的肩膀上，我的手臂靠着她赤裸的、温热的手臂，我的胸贴紧在她的酥胸上，我面对着她微启的好看的嘴，露出小小的牙齿……我瑟瑟发抖，感到我的脸火辣辣的。(14)

埃瓦尔夫人在《少女》中也搜集了大量这类亲密感情的吐露：

给我心爱的仙女，我亲爱的心上人。我漂亮的仙女。噢！请对我说，你仍然爱我，请对我说，我对你始终是忠诚的女友。我很忧愁，我那么爱你，噢，我的L……而我无法对你说话，向你表达清楚我的爱慕；没有语言可以描绘我的爱。我崇拜的人，这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有时我觉得我的心要爆裂了。被你所爱，这太美了，我难以相信。噢，我的宝贝，请对我说，你还会长久地爱我吗？……

从这种激情很容易滑到青少年有罪的爱情；有时，两个女友中的一个控制另一个，虐待狂似的施展她的权力；但往往更多是没有屈辱、没有斗争的互爱；给予快感和获得快感，仍然像每一方自恋而非成为一对情侣时那样单纯。可是这种洁白是苍白无力的，当少女期望进入生活，通向他者时，她想恢复父亲目光的魔力，为己所用，她要求得到天神的爱情和温存。她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像男性那么陌生，那么可怕，但具有男性的威望，一个有职业、能谋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人，很容易像一个男人那样有魅力；众所周知，在女学生心中，女教师、女学监会燃起多么炽热的“火焰”。在《妇女军团》中，克莱芒丝·戴恩以圣洁的方式描绘了欲火炎炎的激情。有时，少女对她的知心女友和盘托出自己热烈的爱；甚至有时她们会分享这种激情，双方因更强烈地感受到而自鸣得意。一个女学生这样给要好的女同学写道：

我感冒了，卧病在床，我一味想着X小姐。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教师。在第一年，我已经非常爱她，但现在这可是真正的爱。我相信我爱得比你更热烈。我觉得我在抱吻她，我半昏厥过去，我很高兴能回到学校去看她。(15)

她往往大胆向自己的偶像袒露感情：

亲爱的小姐，面对你，我处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境地中……我看不到你的时候，为了遇到你，我愿献出世上的一切。我每时每刻想念你。如果我看到你，我就满噙热泪，无地自容；在你身边，我是那样渺小，那样无知。当你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很窘困、激动，我仿佛听到仙女柔和的嗓音和难以表达的、多情话语的喁喁声；我窥视你的一举一动，谈话时我走神，喃喃地说出一些蠢话：亲爱的小姐，你会承认这是胡言乱语。我从中看到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我打心眼里爱你。(16)

一所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叙述：(17)

我记得，在青年时期，我们互相争夺一位年轻女教师包裹午饭带来的一张纸，我们把纸分成一块块，一块卖到二十芬尼。她用过的地铁票也成了我们收集的对象。

既然被爱的女人要扮演一个男性角色，最好她未婚，已婚并不总是使恋爱的年轻女人沮丧，但令她不快，她憎恶她钟爱的对象要受到丈夫或情人的摆布。这种激情常常是暗地里进行的，或者至少是纯粹柏拉图式的，但和被爱的对象是男性相比，向具体肉欲的过渡要容易得多；即使她和同年女友没有过轻佻的体验，女性身体也不会使少女惧怕；她时常与她的姐妹们、母亲有亲密的接触，其柔情中微妙地渗透了肉欲，在她赞赏的女人身边，从柔情滑入快感，也是不知不觉地进行的。在《穿制服的少女》中，当多萝西·维克吻到赫尔塔·蒂尔的嘴唇时，这吻既是母性的，又是肉欲的。在女人中间，有一种消除羞耻感的合谋关系；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唤起的骚动，一般是不强烈的；同性恋的温存既不会破坏童贞，也不用插入，它们满足童年时阴蒂的快感，却不要求有令人不安的新变形。少女可以实现她作为被动客体的使命，却没有感到自身深深地异化。蕾内·维维安在下面的诗句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情况，她在诗中描绘了“有罪的女人”和她们的女情人的关系：

我们的身体对她们的身体是友爱的明镜，

我们虚幻的吻具有淡淡的柔情，

我们的手指决不弄皱面颊的汗毛，

皮带解开时我们也能

同时成为姐妹和情人。(18)

还有在这几句诗中：

因为我们喜欢妩媚和细腻，

我的占有没有伤害你的乳房……

我的嘴不会贪婪地咬住你的嘴。(19)

通过“乳房”和“嘴”这些词汇诗意的不确切性，她清晰地对女友允诺的是不会对女友施以暴力。正是由于害怕暴力、强奸，少女常常把自己的初恋给予一个年长的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有男性气概的女人对她来说同时体现了父亲和母亲，她从父亲那里获得权威、超越性，她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越出既定世界，她是神圣的，但她仍然是女人，无论是缺乏母亲的抚爱，还是相反，母亲宠爱她的时间过长，少女像她的兄弟们一样渴望着胸脯的温暖；在这种近似她自己肉体的肉体中，她又从容地感到与断奶毁掉的生活直接融合；通过这笼罩着她的陌生注视，使她获得个性的分离被克服了。当然，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带来冲突，凡是爱都带来嫉妒。但耸立在处女和她的第一个情人之间的许多困难，在这里都消除了。同性恋的体验可以具有真正爱情的面貌；它可以带给少女非常美妙的平衡，以致她想延续下去，再来一次，对它恋恋不舍；它可以显露出或者产生一种同性恋的爱好。(20)然而，它往往只代表一个阶段，它的简单易行注定了它会消失。在少女给予年长女人的爱中，她嫉羡的是自己的未来，她想把自己认做偶像；除非这个偶像异乎寻常地胜出一筹，否则很快就会黯然失色；当这个妹妹开始确立自身时，她便判断和做出比较，另一位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她有机会接近和不令人害怕，但她没有足够的他性，不能长期确立；男性的神明能更稳固地确立，因为他们的天国更加遥远。少女的好奇和肉欲促使她渴望更强烈的拥抱。她从一开始就往往只把同性恋看做一种过渡、一种启蒙、一种等待；她假装爱、嫉妒、愤怒、骄傲、欢乐、痛苦，同时多少坦率地承认，她没有多大风险地模仿她梦想的爱情，但她还不敢或者还没有机会经历这种爱情。她注定属于男人，她知道这一点，她渴望有正常而完整的女人命运。

男人使她眼花缭乱，但也使她恐惧。为了调和她对他怀有的矛盾心情，她把他身上使她害怕的男性和虔诚崇拜的、光辉四射的神性分解开来。她对男性朋友表现突兀而粗蛮，却崇拜遥远的白马王子，他们是电影演员，她把他们的照片贴在床头上，还有死去或者活着的英雄，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接近，只是偶尔看到的陌生人，她知道再也不会重新见到他们。这样的爱情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往往她向往的是一个具有社会威望或有才华的男人，而他的身体不会引起她骚动不安，比如一个有点可笑的老教授；这些上年纪的男人已越过少女被封闭其中的世界，少女可以暗地里寄希望于他们，就像献身于天主那样，这样一种奉献没有什么屈辱，可以坦率地承认，因为不存在任何肉体的欲望。浪漫的女人甚至乐意接受，意中人外貌寻常，甚至丑陋，有点微不足道，她只会感到更安全。她假装埋怨把自己和他分隔开的障碍，但其实，她选择他正是因为从她到他不存在任何真实关系。因此，她把爱情变成一种抽象的、纯粹主观的体验，不危及她的整体性；她的心在跳动，她经历分离的痛苦、见面时的折磨、怨恨、希望、埋怨、热情，不过是空幻的；她根本没有介入。有趣的是选择的偶像离得越远，就越是光彩夺目，而天天遇到的钢琴教师不如说是可笑而丑陋的；如果爱上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陌生人，则宁愿他俊美和有阳刚气。重要的是，性的问题无论如何被规避了。这种精神恋爱延长和证实自恋倾向，这时肉欲只出现在内在性中，他者并不真正在场。少女时常以极其强烈的方式展开想象生活，正是因为她从中找到一种借口，使她能回避具体的体验。她选择将幻想和现实混同起来。例如，海伦妮·多伊奇(21)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子：这是一个漂亮的、有魅力的少女，很容易受到追求，从一开始她就拒绝周围的年轻人，但在她的心底里，十三岁时选择了崇拜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确切地说，他长得难看，她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她弄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在上面写了一句题词，三年中，她每天写日记，叙述她想象的体验：他们接吻和热烈地拥抱；有时在他们之间出现流泪的场面，争吵过后，她的眼睛确实红肿了；然后他们和解了，她送给自己鲜花，等等。搬家使她与他分离了，她给他写信，却从来不寄给他，她自己回信给自己。这个故事显然是对她害怕的真实体验的一种自卫。

这个例子几乎是病态的。但它以夸张的情形阐明了一个正常发生的过程。在玛丽·巴什基尔采娃那里，可以看到一个想象的感情生活的鲜明例子。她以为爱上了H公爵，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实际上，她期待的是对自我的赞赏，可是，由于她是女人，尤其在那个时代和在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对她来说，不可能通过自主的生存去获得成功。十八岁时，她明确地写道：“我写信给C，我想成为一个男人。我知道我会成为大人物，但穿上裙子能怎么样呢？结婚是女人的唯一职业；男人有三十六个机会，而女人只有一个，就是零，就像在银行的账户上。”因此她需要一个男人的爱情，但为了能给这爱情崇高的价值，必须让他有崇高的地位。“地位在我之下的男人决不会令我满意，”她写道，“一个富有的独立的男人，会带着骄傲和某种怡然自得的神态。自信是一种胜利的神态。我喜欢H身上这种任性的、自负的和残忍的神态，他有尼禄(22)的特点。”还有：“女人在所爱的男人的优越面前自惭形秽，应该是高等女人能够感到的自尊心的最大享受。”这样，自恋导致了受虐狂，这种联系在梦想蓝胡子、格丽泽尔达、殉教圣女的孩子身上已经见到过了。自我仿佛是为他人，通过他人而构成的，他人越是强大，自我便越是富有和有权；俘虏主人，在自身便包含主人拥有的所有美德；被尼禄所爱，玛丽·巴什基尔采娃便会是尼禄；在他人面前自我虚无化，这就同时实现自在和自为的他人；事实上，这种成为虚无的梦想，是一种骄傲的存在意志。事实上，玛丽·巴什基尔采娃从来没有遇到过足够出类拔萃的男人，使她能接受通过他异化。拜倒在自己塑造的、遥不可及的神祇面前是一回事，而委身于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是另一回事。许多少女长久地执著于通过真实世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她们寻找这样一个男人，在她看来，他在地位、贡献、智慧方面都高于其他所有男人；她们希望他比自己年长，事业有成，拥有权威和威望；财产和名声使她们迷恋，意中人作为绝对主体出现，通过自身的爱把光辉和必然性传达给她们。他的优越地位使少女把给予他的爱情理想化，并非因为他是男性，她才期望献身于他，而是因为他是这个精英。不久前，一个女友对我说：“我想找到巨人，却只找到男人。”少女以这种高要求的名义蔑视过于普通的追求者，回避性的问题。在她的梦想中，她毫无危险地钟爱自己的形象，它作为形象使她迷惑，虽然她一点儿不同意顺从这个形象。玛丽·勒阿杜安(23)这样叙述，她乐意看到自己成为牺牲品，死心塌地忠于一个男人，而她确实是个很专横的人。

出于某种羞耻，我从来无法表达现实中我的本性里隐藏的倾向，我在梦想中无数次体验。就像我学会认识自己那样，实际上我是专横的、暴烈的，说到底不会屈膝。

我总是服从自我消失的需要，有时我设想我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只因为责任而生活，耽于爱情，到了愚蠢的地步，我竭力满足他微小的意愿。我们在为艰难的生活而挣扎着。他累得要死，晚上脸色苍白、精神不振地回到家里。我呢，我待在一扇没有亮光的窗户旁缝补他的衣服，眼睛都快瞎了。我在一间烟雾腾腾的狭窄厨房里为他准备几样可怜巴巴的菜。我们唯一的孩子不断受到疾病的侵扰。但一丝温柔的、像受难的微笑，总是翕动我的嘴唇，在我的眼里始终看得到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默默的勇气显现的表情，我在现实中绝对不可能忍受这种勇气而不感到厌恶。

除了这些自恋的沾沾自喜以外，有些少女更具体地感受到需要一个向导、一个老师。当她们摆脱父母的控制时，她们对尚未习惯的自主感到十分窘困；她们只知道消极地加以运用；她们陷入了任性和狂妄中；她们期待重新失去自由。任性的、骄傲的、反抗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在爱情上被一个有理智的男人征服的少女的故事，是廉价文学和电影的陈词滥调，同时也是取悦男男女女的老掉牙题材。例如，德·塞居尔夫人在《如此童恋》中就叙述了这样的故事。吉赛尔在小时候对过于溺爱她的父亲感到失望，迷恋一个严厉的老姑妈；少女的她受到一个爱责备人的年轻男子朱利安的影响，他无情地对她说实话，羞辱她，竭力改造她；她嫁给一个缺乏个性的富有公爵，在他身边，她非常不幸，她成了寡妇以后，接受了她的导师苛求的爱情，终于找到了快乐和智慧。在路易莎·奥尔科特(24)的《好妻子》中，独立的乔爱上了她未来的丈夫，因为他严厉地责备她做事昏头昏脑；他还斥责她，她马上表示抱歉，俯首帖耳。尽管美国女人自尊心很强，好莱坞的电影还是多少次给我们表现那些难弄的孩子被情人或丈夫的合理的粗暴驯服，左右两记耳光，甚至打屁股，都好像是勾引的可靠方式。但在现实中，从理想爱情过渡到性爱并不简单。许多女人或多或少并不讳言，由于害怕失望，所以小心避免接近她们爱情的对象。如果这个英雄、巨人、半神回应他激发的爱情，并把它变为真正的体验，少女就会感到恐惧，她的偶像变成了一个她厌弃的男性。有些风骚少女想方设法引诱她们觉得“有趣”或者“迷人”的男子，但奇特的是，如果他反过来对她们表现出过于强烈的感情，她们又会气愤；他之所以取悦她们，是因为他显得不可接近，作为情人他变得平庸了。“这是一个男人，跟其他男人一样。”少女责怪他的失势；她以此为借口，拒绝肉体接触，这触犯了她的处女敏感性。即使少女向她的“理想”让步，她在他的怀抱里仍然是冷漠的，施特克尔说：“有时，冲动过后的少女在这种场面之后自杀了，爱情想象的整座建筑崩塌了，因为理想在‘野兽’的形式下显现。”(25)正是出于对不可能的事的爱好，有时当一个男人开始追求少女的女友时，少女却爱上了他，而且她常常会选择一个已婚男人。她乐意迷恋唐璜式的人物，她梦想顺从，恋上这个任何女人都抓不住的勾引者，她怀着改造他的希望，但事实上，她知道她做的事会失败，而这正是她做出选择的原因之一。有些少女承认永远也不能体验到真正的和完美的爱情。她们一辈子都在寻找无法达到的理想。

这是因为在少女的自恋和她的性欲注定她去感受的体验之间存在冲突。女人只有在退让中重新成为本质的，才接受非本质的角色。她让自身成为客体，就变成一个孤芳自赏的偶像；然而她拒绝硬要她回到非本质的无情辩证法。她想成为迷人的宝库，而不是被人占有的一件物品。她喜欢充满魔液的神奇的物神，而不喜欢把自身看做供人观赏、抚摸和损伤的肉体，男人钟爱作为猎物的女人，却逃避女魔头得墨忒耳。

她骄傲于能征服男性的兴趣，引起爱慕，使她不快的是，她反过来要被征服。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她懂得了羞耻，羞耻仍然混杂着爱俏和虚荣心，男性的目光既奉承她，又伤害她；她只想让人看到她展露出来的部分，而人们的目光总是过于锐利。这种互相矛盾使男人感到困惑，她袒胸露肩，裸露双腿，而一旦有人注视她，她又脸红、气愤。她乐于挑逗男性，但如果她发现在他身上挑起了欲望，她就厌恶地后退，男性的欲望既是冒犯，又是敬意；在她感到应对自己的魅力负责、并自由地施展这种魅力的情况下，她对自己的胜利很着迷，但是，由于她的面容、体态和肉体是要奉献的、要逆来顺受的，她想让它们避开这种觊觎着它们的外来的、鲁莽的自由。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羞耻具有的深层含义，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干扰最大胆的卖俏。小女孩可以有惊人的大胆，因为没有意识到她的主动性会暴露她的被动性，一旦她发觉，她就会愤怒和生气。没有什么比注视更加模棱两可的了；它隔开一段距离存在，通过这段距离，它表示尊重，可是，它狡黠地抓住了瞥见的形象。正在成长的女人在这种陷阱中挣扎。她开始放松，但马上约束自己，扼杀身上的欲望。在她还不稳定的身体中，她感受到抚摸时而像是一种温柔的快感，时而像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瘙痒；亲吻一下先是使她激动，继而突然使她发笑；她让反抗紧随得意而来；她让人抱吻，但装模作样地擦拭嘴唇；她笑盈盈的，十分温柔；然后她突然冷嘲热讽，充满敌意；她做出承诺，又故意忘记。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就是这样，她受到于连的俊美和少有的品质吸引，想通过自己的爱情达到异乎寻常的命运，但断然拒绝自己感官的控制和外来意识的控制；她从顺从变为狂妄，从恳求变为蔑视；她给予一切，马上又让人付出代价。马塞尔·阿尔朗(26)描画出“莫尼克”的肖像，这个人物也是这样。她把骚动和罪恶混同起来，对她来说，爱情是可耻的退让，她热血沸腾，却憎恶这种激情，她在反抗中顺从。

正是通过展示孩子气和乖僻的性情，“青果”提防着男人。少女往往被描绘成半野性半乖巧的形象。其中，柯莱特在《克罗蒂娜在学校》里，还有在《青苗》里，以诱人的万卡的形象去描绘少女。她对面前的世界抱着热烈的兴趣，她以女王的身份君临世界之上，但她对男人也有好奇心、肉欲和浪漫的欲望。万卡被荆棘划破了皮、钓虾、爬树，但当她的伙伴菲尔摸她的手时，她颤栗了；她经历了身体成为肉体和女人第一次显现为女人的骚动；她春心萌动，开始想变得美丽，她不时梳头发，涂脂抹粉，穿上薄薄的蝉翼纱，乐意卖俏和吸引人；由于她也是自为而不是仅仅为他而存在，在其他时候，她就穿上难看的旧裙、不合身的裤子；她自身的一部分责备她卖俏，把她看做自暴自弃，她还故意手上沾满墨水，不梳头，一副邋遢相。这种反抗行为使她变得笨拙，她厌恶地感受到了，她很恼火，脸变得通红，越发笨拙，对这些失败的诱惑企图感到恐惧。在这个阶段，少女再不愿意是个孩子，但她不同意变成大人，她时而自责幼稚，时而自责女性的忍让。她处在持续拒绝的态度中。

这就是少女的特点，能让我们了解她大多数行为的关键；她不接受自然和社会给她定下的命运；然而，她没有积极地拒绝它，她内心矛盾重重，无法与世界作斗争；她只限于逃避现实，或者象征性地表示不满。她的每一个欲望都添上了焦虑，她渴望拥有自己的未来，但她担心同过去决裂；她希望“拥有”一个男人，厌恶成为他的猎物。在每一个恐惧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欲望：强暴令她恐惧，但她渴望被动性。因此，她注定要自欺，使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她易受各种消极的困扰，这些困扰反映了欲望和焦虑的矛盾情感。

在少女身上最常见的表示不满的形式之一，就是嘲弄。女中学生、年轻女工互相讲述多愁善感或者下流的故事，谈到她们的调情、与男人相遇、看到一对情人拥抱时都“噗哧”笑出声来；我认识一些女学生，她们故意从卢森堡公园的情人小径穿过，为了大笑一番；还有一些女学生常去洗土耳其浴，为的是嘲笑里面遇到的大腹便便的、乳房下垂的胖女人；讥笑女人的身体，取笑男人，讥诮爱情，这是一种否认性欲的方式，在这些笑声中，带着对成年人的挑战，是克服自身窘迫的一种方式；玩弄形象和字眼，以便扼杀危险的魔力，我曾看到初三的学生发现拉丁文课文中femur(27)这个词时“噗哧”笑出来。更有甚者，如果小女孩被人拥抱、抚摸，她就会耻笑她的同伴或者和同学们一起发笑，作为报复。我记得有一夜在火车的一个隔间里，两个少女轮流被一个旅行推销员抚弄，他对自己的好运感到异常高兴，每一次，她们都歇斯底里大笑，既色情又羞耻，重新回到青春期的行为。在疯笑的同时，少女寻求语言的帮助，在某些少女的嘴里，可以找到令她们的兄弟们脸红的粗俗词汇；无疑，由于她们一知半解，所说的话在她们身上并没有唤起十分准确的形象，她们不是那么为此而惊骇；再说，她们的目的要不是阻止形象形成，至少是使之变得温和；女中学生互相讲述的粗俗故事远远不是用来满足性欲的本能，而是否认性欲，她们只是从幽默的角度来看待性欲，仿佛在做机械的、几乎是外科的手术。同笑声一样，运用淫秽语言不仅是一种抗议，这也是对成年人的挑战、一种亵渎、一种故意反常的行为。少女拒绝自然和社会，以大量古怪的方式对之挑战和冒犯。人们时常指出，少女有饮食上的怪癖：她吃铅笔芯、封信的小面团、木屑、活虾，吞服成打的阿司匹林；她甚至吃苍蝇和蜘蛛；我认识一个十分聪明的少女，她用咖啡和白葡萄酒合成可怕的混合饮料，强迫自己喝下去；另外，她吃浸过醋的糖；我见过另一个少女，她在色拉里发现一条白色的虫，决定嚼食。所有孩子都热衷于用眼睛、手，更进一步用嘴和胃去体验世界，但在青春期，小女孩尤其乐于在难以消化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中去体验世界。“令人厌恶的”东西往往吸引着她。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平时爱打扮，细心照料自己，被一切她看来“肮脏”的东西所吸引：她摆弄昆虫，欣赏月经弄脏的内裤，吮吸伤口流出的血。玩脏东西，显然是一种克服厌恶的方式；在青春期，这种情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小女孩对自己过于肉感的身体、对于经血、对于成年人的性交、对于她注定要归属的男性是厌恶的；她在亲近她所反感的东西中自我满足时，却正好是在否认它。“既然我必须每月流血，我喝下我伤口的血是表明我的血不使我害怕。既然我必须服从令人反感的考验，为什么不能嚼食一条白色的虫呢？”这种态度在这个年龄十分常见的自残中以明晰得多的方式表现出来。少女用剃刀划破大腿，用香烟烧灼自己，割伤自己，剥自己的皮；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女友，为了不去参加令人厌烦的园会，用一把小斧砍伤自己的脚，以致要卧床六周。这些施虐受虐狂的行为，既是一种提前的性体验，也是对它的一种反抗；在忍受这些考验的时候，必须心肠变硬，去对付一切可能的考验，由此使考验变得缓和，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一条鼻涕虫放在自己的胸脯上时，当她吞下一瓶阿司匹林时，当她自残时，那是在向她未来的情人挑战：你强加给我的，绝不会比我强加给自己的更可恶。这就是她对性爱做出的阴郁而自豪的初次尝试。她注定要成为被动的猎物，但她要求自由，直至忍受痛苦和厌恶。当她用刀砍伤自己，用炭火烧伤自己时，她是抗议破坏她处女膜的插入，她使之变得无效，以表示抗议。既然她以行动来接受痛苦，她是受虐狂，她尤其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打、嘲笑、折磨这有依附性的肉体，这注定顺从、她憎恨却不愿摆脱的肉体。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选择本真地拒绝自己的命运。施虐受虐的嗜好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自欺，小女孩这样做，是因为她通过拒绝，接受了女人的未来；如果她当初不承认自己是肉体，她就不会仇恨地残害自己的肉体。甚至她的施暴也来自隐忍。当一个男孩子反抗他的父亲和世界时，他用的是有效的暴力；他向一个同学寻衅，他打架，用拳头证实自己是主体，他让世界接受，他超越世界。但自我确认，让人敬服，对少女是禁止的，这就在她心里造成那么多的反抗，她不希望改变世界，也不希望超越世界；她知道，或者至少相信，甚至也许愿意受束缚，她只能破坏；她的愤怒中有着绝望；在生气的晚上，她砸碎杯子、玻璃、花瓶，这不是为了战胜命运，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抗议。少女正是通过眼前的无能为力，反抗她未来的受奴役；她远没有摆脱束缚，徒劳地使性子，往往只是被束缚捆得更紧。针对自己和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为，总是具有消极性质，它们看来了不起，却没有效果。男孩子攀爬悬崖，和同学打架，把肉体痛苦、伤口和肿块看做他沉迷的积极活动微不足道的后果；他既不追求也不逃避这些活动（除非自卑情结使他处于同女人类似的处境）。少女看到自己忍受痛苦，她宁可在自己心里寻找暴力行为和反抗的滋味，而并不对结果感兴趣。她的反常来自她仍然处在童年的天地中，不能或者不愿意真正逃离这个天地；她宁可在自己的笼子里挣扎，也不寻求逃出笼子；她的态度是消极的、反射性的、象征性的。有时候，这种反常采取令人不安的形式。相当多的年轻处女都有偷窃癖；偷窃癖是一种性质十分模糊的“性的升华”；触犯法律、破坏禁忌的意愿，做被禁止和危险的事引起的昏眩，在偷窃的女孩身上无疑是主要原因，但这种情况有双重性。拿走无权得到的东西，这是傲慢地证实自己的独立，是要作为主体面对被窃的东西和谴责偷窃的社会，是拒绝既定秩序和向秩序的守护者挑战，但这种挑战也有受虐狂的一面，偷窃的女孩受到冒险、如果被抓则堕入深渊的吸引，被抓住的危险，给偷窃行为带来有快感的魅力，于是，在充满责备的目光下，在抓住她肩膀的手上，在羞耻中，她完全地、无可挽回地成为客体。拿走东西而不被抓住，处在可能变成猎物的焦虑中，这就是青年女性的危险游戏。在少女身上看到的反常的违法行为，具有同样的意义。有些少女擅长寄匿名信，还有些少女乐于欺骗她们周围的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说服了整个村子，有一幢房屋闹鬼。她们既喜欢暗暗施展自己的权力、表现自己的不顺从、对社会的挑战，又享受可能被揭露的危险；她们常常自首，这是她们的快感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她们有时甚至自我揭发未曾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拒绝成为客体导致使自己重新成为客体，这并不令人奇怪，这是一切消极困扰共有的过程。患有歇斯底里麻痹症的病人，担心瘫痪、渴望瘫痪和实现瘫痪，是同一的：他不再想它，才能治愈它；精神衰弱症患者的抽搐也是这样。深深的自欺使少女类似这种神经官能症患者：嗜好、抽搐、密谋、反常，由于我们指出过的欲望与焦虑的矛盾情绪，可以在她身上找到神经官能症的许多症状。比如，“离家出走”十分常见；她随处乱走，游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两三天之后自己回来。这不是真正的出走，真正与家庭决裂的行为；这仅仅是一出逃走的戏剧，如果有人向她提议最终让她摆脱周围的人，她往往会完全张皇失措，她一方面想离开周围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想这样做。离家出走有时与卖淫幻想相联系，少女梦想她是一个妓女，她多少有点胆怯地扮演这个角色；她浓妆艳抹，倚在窗户上，对行人送秋波；有时她离开家，以致弄假成真。这些行为常常表现出对性欲的厌恶和负罪感：既然我有这种想法、这种兴味，我不比一个妓女更好，我是一个妓女，少女这样想。有时，她力图摆脱这种想法：她想，让我们了结吧，一直走到底；她委身给随便哪个人，想向自己证明性行为是无足轻重的。同时，这样的态度经常表明对母亲的敌视，要么少女憎恶母亲严格的品德，要么她怀疑母亲无行，要么她对过分冷漠的父亲表示怨恨。无论如何，在这种困扰中—就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往往与之相关的怀孕的幻想中—会有反抗和共谋的纠缠不清的混合，这种混合构成了精神衰弱昏眩症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中，少女没有力图超越自然和社会的秩序，她不想缩小可能性的限制，也不想进行价值的蜕变；她满足于在边界和法律都得到保持的既定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反抗；人们往往把这种态度界定为“魔鬼附身”，它意味着彻底的弄虚作假，承认善是为了嘲笑它，提出规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有可能加以亵渎。少女的态度主要通过这个事实来确定：在自欺的烦恼黑暗中，她既拒绝又接受世界和她自己的命运。

然而，她不限于消极地反对强加给她的处境，她也力求弥补不足。未来使她害怕，现在不能满足她；她迟疑不决是否要成为女人；她对还只是个孩子感到恼火；她已经离开过去；她没有介入新生活。她在关注，却什么事也没有做，因为她什么事也没有做，她就什么也没有，她什么也不是。她正是通过做戏和欺骗，竭力填满这空缺。人们时常责备她狡猾、爱说谎，编“故事”。事实是，她注定要保密，要说谎。十六岁时，一个女人已经经历过艰难的考验：青春期、月经、性欲的觉醒、最初的骚动、第一次兴奋、恐惧、厌恶、可疑的体验，她在心里藏着所有这些东西，她学会了小心保守她的秘密。仅仅要藏起卫生带、隐瞒月经的事实就已经把她引导到说谎。在短篇小说《老人》中，凯·安·波特(28)叙述，生活在一九○○年左右的美国南方年轻女人，每逢参加舞会，为了阻止月经到来，吞食盐和柠檬的混合物，以致得病，她们担心年轻男人根据她们的眼睛起黑圈、接触她们的手、也许有股气味，了解她们的身体状况，这样想使她们恐慌。当感到两腿之间有带血的布时，说得更普遍一点，当了解肉体与生俱来的不幸时，很难扮演偶像、仙女、远方的公主。羞耻是对被人把握为肉体时自发的拒绝，接近虚伪。尤其是，人们指责少女说谎，是因为她必须装作是客体，而且是一个有魅力的客体，然而她感到自己是不确定的、支离破碎的存在，又了解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束腰的紧身带、“起衬托作用的”乳罩，都是假象；面孔本身戴上了假面具，巧妙地使之产生自然的表情，模仿美妙的被动性；没有什么比在实施女性职责中突然发现一副熟悉的面孔更令人惊异的了；它的超越性否定自身，却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感知，而是在映照；身体不再活动着，而是等待；所有的举止和微笑都成了召唤；少女解除了武装，任人摆布，只是一朵被奉献的鲜花，待摘下的果子。正是男人鼓励她成为这些诱惑，同时要求被诱惑，然后，他生气和指责。但他对朴实的女孩只有冷漠，甚至敌意。他只受到给他布下陷阱的少女的诱惑；她献身，又在窥伺猎物；她把被动性用作引诱，将自己的弱点用作她的力量的工具；既然她被禁止直率地进攻，就只好施展谋略和算计；她孜孜以求的是显得像白白地奉献；因此，人们责备她背信弃义，的确如此。无疑，由于他要求支配，她不得不向男人奉献顺从的神话。人们能够要求她扼杀最本质的要求吗？她的顺从一开始就是反常的。再说，她欺骗并非仅仅出于狡狯。由于所有道路都给她封死了，她不能行动，她必须存在，一重诅咒压在她的头上。小时候，她扮演舞蹈家、圣女；后来她扮演自己，真相确实如此吗？在人们封闭她的范围内，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真相就是被揭露的现实，而揭露是通过行动进行的，可是她不行动。她对自己叙述的故事—她也时常对他人叙述—她觉得更能表达她内心感到的可能性，而不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平铺直叙。她无法衡量自己，她以做戏来聊以自慰；她生动地描绘一个人物，力图给他重要地位；她试图通过狂妄的行为使自己变得特殊，因为她不被允许在确定的活动中个性化。她知道自己在这个男人世界中不承担责任，微不足道，因为她没有其他严肃的事可做，所以只能“编故事”。季洛杜(29)笔下的厄勒克特拉是一个会编故事的女人，因为要用一把真的剑去完成一件真正的谋杀，是只属于俄瑞斯忒斯所做的事。少女由于还是孩子，在争吵和愤怒中弄得精疲力竭，她让自己病倒，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不安，为的是吸引人注意，成为一个受重视的人。正是为了变得举足轻重，她干预他人的命运；她不择手段；吐露秘密，编造秘密，出卖别人，恶意中伤；她需要周围出现悲剧，以便感觉到是生活着，因为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援助。出于同样理由，她很任性；我们形成的幻觉，我们从中得到安慰的意象，都是矛盾的，只有行动使不同的时间得到统一。少女没有真正的意志，而只有欲望，她无条理地从这个欲望跳到那个欲望。造成她这种有时很危险的、前后不一的言行的是，每时每刻，她只消进入梦想，便整个儿投入。她处在不妥协、提要求的一边；她对确定和绝对有兴趣：由于不能掌握未来，她想达到永恒。玛丽·勒内吕写道：“我从不放弃。我总是想要一切。我需要喜欢我的生活，以便接受它。”阿努依(30)笔下的安提戈涅以这句话做出回应：“我想要一切，马上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能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个体身上看到，梦消除了时间和障碍，它需要夸大，以填补现实的不足；凡是拥有真正计划的人，都了解有限性，这是他的具体能力的保证。少女想要得到一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取决于她。面对成年人，尤其面对男人，她的“可怕的孩子”的性格便由此而来。她不接受融入真实世界给人强加的限制；她挑战并试图超越。希尔德(31)等待索尔尼斯给她一个王国；需要征服它的不是她，因此她希望没有边界；她要求他建造前所未有的最高的塔楼，要求他“爬得像建造的塔一样高”，他犹豫着是否爬上去，担心会昏眩；她留在地上观看，否认偶然性和人类弱点，她不接受现实限制她宏大的梦。对于不在任何危险面前后退的人来说（由于她不需要冒任何危险），成年人总是显得平庸和小心翼翼；她在梦想中让自己异乎寻常地大胆，让成年人和真实的她比试。由于没有机会受到考验，她炫耀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用担心被揭穿。

然而，她的犹豫不决也来自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她在让他人赞赏的人物中仍然是异化的；这取决于外来意识，她危险地处在这个分身中，她将这分身等同于自身，但她被动地忍受它的在场。因此，她是敏感易怒和爱虚荣的。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讽，就使她整个儿不自在。她不是从自身的努力，而是从任意做出的赞同中抽取出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特殊的活动确定的，而是由一般的威望建立的，因此，它似乎可以量化；当一件商品变得太一般化时，它的价值就会降低，所以，只有在其他少女都并非如此时，这个少女才是罕见的、不同寻常的、杰出的、卓越的。她的女伴是对手和敌人；她试图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她爱嫉妒，而不是善意待人。

可以看出，人们责备少女的所有缺点，只不过更表明了她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年龄，在生活的愿望、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年龄，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和依附于他人的，那是令人难堪的状况；女人正是在这种想征服的年龄知道，任何征服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她应该自我否定，她的未来取决于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在社会方面和性方面，新的渴望在她身上苏醒后也注定得不到满足；她的一切生命力或精神方面的冲动，马上受到阻遏。可以理解，她很难重新建立自己的平衡。她多变的脾气，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更多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深度不适应的标志。

可是，少女通过千百条虚幻的道路要逃避的这种处境，有时她却也确实予以承受。她的缺点令人恼火，但是她有时又以卓越的优点令人惊讶。缺点和优点有同样的根源。她可以将拒绝世界、不安的等待、虚无变成一个跳板，从孤独和自由中探出头来。

少女保守自己的秘密，骚动不安，忍受着难以排解的冲突。这种复杂性使她情感丰富，她的内心生活比她的兄弟们更加深入地发展起来；她更关注心灵的活动，这些活动变得更细腻、更复杂；她比转向外界目标的男孩子有更多的心理感受。她能够重视与世界的对抗。她避免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造成的陷阱。她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的谎言，受到她的讥笑，她洞若观火。她每天都感受到自己处境的不明朗，她超越无力的抗议，有勇气对既存的乐观主义、现成的价值观、虚伪的和安定人心的道德观重新提出质疑。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个麦琪提供的动人例子就是这样，乔治·艾略特在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青年时期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麦琪的兄弟汤姆—执著地肯定已成定论的原则，他们把道德凝固成正式的准则，麦琪企图重新注入生气，她推翻了这些准则，走到孤独的尽头，作为纯粹的自由浮现在男性僵化的世界之上。

少女对这种自由只能消极地运用。但她的不受约束可以产生一种宝贵的感受能力，于是她会表现出忠诚、细心周到、通情达理、多情善感。罗莎蒙德·莱曼的女主人公们正是以这种柔顺和宽容著称。在《邀舞》中，可以看到奥莉维亚还是胆怯的、笨拙的，几乎不爱俏，带着激动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即将踏入的世界。她全身心地倾听一个接一个的舞伴，竭力按他们的愿望回答，随声附和，激动得发抖，来者不拒。《灰尘》的女主人公朱蒂有着同样动人的品质。她没有否认童年的快乐，喜欢夜晚在公园的河里赤身裸体地沐浴；她喜欢大自然、书籍、美和生活；她不自恋；她不说谎，不自私，不寻求通过男人赞赏自我，她的爱是赠与。她奉献给一切吸引她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詹妮弗还是罗迪。她献出自己，却不失去自己，她过着独立的女大学生的生活，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计划。使她有别于男孩子的，是她的等待态度、她的温柔驯顺。虽然难以察觉，但她仍然想当他者，在她看来，他者是美妙的，以致她同时爱上邻居家所有的年轻男子、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姐妹、他们的世界；詹妮弗不是作为同伴，而是作为他者，使她着迷。她吸引罗迪和他的堂兄弟们，是因为她能够迁就他们，按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她是耐心、温顺、接受和默默受苦的化身。

在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恒久的宁芙》中，泰莎则截然不同，但她满心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人，因而也很迷人，她憨直、不爱交际、倾心相许。她不愿自动做出任何退让，首饰、脂粉、化妆、虚伪、故作优雅、谨慎和女性的顺从，她都感到厌恶；她希望被爱，但不戴上假面具；她屈从刘易斯的脾气，但不是奴颜婢膝；她了解他，与他同悲同喜，但一旦他们争吵起来，刘易斯知道他不能用温存来使她驯服，专横和爱虚荣的弗洛伦斯被亲吻征服了，而泰莎却实现了在爱情中保持自由的奇迹，这使她既不怀敌意也不是傲慢地去爱。她的自然有着造作的所有吸引力；在取悦人时，她从不自残、不降低自己，或者凝固成客体。她的周围是一些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她在自己身上感觉不到这个吞噬人的魔鬼；她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们，去理解他们，去帮助他们，出于温情而自然的宽厚，她毫不费力地做到了，因此，就在她忘我地帮助他人的时候，她仍然是独立的。她依仗这种纯粹的本真性，避免了青春期的内心冲突；她能够忍受世界的严酷，她在内心没有分裂；她既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又像非常明智的女人，和谐统一。敏感的、宽容的、接受力强的、热情的少女，已准备好成为一个杰出的恋爱女人。

当她没有遇到爱情时，有时会遇到诗意。由于她不行动，她便观看、感觉和记录；色彩和微笑能在她身上找到深刻的回响；因为她的命运分散存在于她身外，在已经建立的城市中，在成人的脸上；她以热情的、比年轻男人更非理性的方式去触摸和品味。她由于难以融入人类世界，难以适应这个世界，像孩子一样只能观察它；她对控制事物不感兴趣，而是关注它们的意义；她把握它们特殊的轮廓和出人意料的变形。她很少感觉到身上有创造的勇气，往往也缺乏表达的技巧；在她的谈话、通信、文学随笔、画作中，有时她表现出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地投向事物，因为她还没有失去超越性；她一事无成，她什么也不是的事实，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无的，又是无限的，她力图从自己的虚无中所达到的，却是一切。因此，她把特殊的爱奉献给自然，她比少年更加崇拜自然。自然是难以征服的，非人性的，正是它最明显地概括了存在的全部。少女还没有将任何一部分世界归于自己，依仗这种一无所有，世界整个儿是她的王国；当她占有世界时，她也骄傲地占有她自己。柯莱特常常叙述这种青春的狂欢(32)：

因为我那么喜欢黎明，我的母亲为了奖赏我，给了我机会去看黎明。我说服她在三点半叫醒我，我每只手臂挎着一个篮子，朝隐蔽在狭窄的河湾中的菜地、草莓、黑茶藨子和有刺醋栗走去。

三点半时，一切都沉睡在本原的、潮湿而朦胧的蓝色中，当我沿沙路而下时，滞留不散的雾先是沐浴着我的腿，继而是我苗条的小身躯，到我的嘴唇、我的耳朵、比我身体其余部分更敏感的鼻孔……正是在这路上、在这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难以形容的妩媚状态，意识到我与第一阵吹来的微风、第一只鸟儿、还是椭圆形的、由于正喷薄而出变了形的太阳融为一体……在敲第一遍弥撒钟的时候，我踏上归途。此时，我已瞧了个够，像独猎的小狗般在树林里撒欢绕够了圈，还品尝了素仰的失落之泉的泉水……

玛丽·韦布(33)在《影子之重》中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少女在熟悉风景的亲切中感受的欢乐：

当家里的气氛变得过于阴云密布时，安布尔的神经紧张到要绷断。于是，她越过山冈走到森林里去。她觉得，当多默的居民生活受到法律的控制时，森林却只靠即兴来生存。由于在自然界的美景中苏醒了，她对美有特殊感受。她开始看到相同性；大自然不再是一个个细小的部分的偶然汇集，而是一个和谐体、一首严峻壮丽的诗。美在这里凌驾一切，有种甚至不是来自花朵或星星的光在闪烁……一阵轻轻的、神秘的和迷人的震颤，仿佛穿过整座森林的光一样掠过……安布尔出现在这个绿色世界中，有着某种宗教仪式的意味。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早晨，她爬上“鸟园”。这是她常常在郁悒不乐的一天开始之前所做的事……她在鸟儿世界的无序中汲取某种安慰……她最后来到“高林”，马上被美迷住了。对她来说，同大自然的交谈十足像一场战斗，好像有一种心情这样说：“我不会让你走，直到你为我祝福……”她靠在一棵野苹果树的树干上，透过内在的听觉突然感受到那么活跃而强烈的树液上升，她设想好像海潮澎湃。然后一阵微风从树的一簇簇花朵下掠过，她重新感受到声音的存在、树叶古怪的话语声……每片花瓣、每片树叶，她都觉得好像在低吟乐曲，令她回忆起她来自的深处。这些微微隆起的花，她觉得每一朵都充满因其脆弱而难以承受的回声……从山冈之顶，飘来一阵香气，潜入树枝中间。有形而且知道形状要消亡的事物，面对掠过这儿、无形和难以名状的东西，瑟瑟发抖。这样，森林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像星云一样光辉的整体……她在这持续不变的存在中拥有自己。正是这个吸引着安布尔，在这大自然鬼怪出没的地方，她生出好奇心，气都接不上来。这使她待在古怪的着迷状态中，一动不动……

像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娜·德·诺阿耶这样不同的女人，在她们的青年时代—然后延长至一生—经历过同样的激情。

上述引文清楚地表明，少女在田野和森林里得到怎样的慰藉。在家里，母亲、法律、习俗、惯例处于支配地位，她想摆脱这往昔；她想轮到她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但是，从社会方面来说，她只有成为女人才能踏入成年人生活；她用退让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代价，而处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是一个人；她同时从家庭和男性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主体，一个自由人。她在森林的隐秘中找到自己心灵孤独的形象，而在平原的广阔地平线中找到超越性的感性形象；她本身是这片无垠的荒原、这高耸入云的山顶；这些通向未知的未来之路，她可以走下去，也将走下去；她坐在山冈顶上，拥有世上所有的财富，这财富就在她脚下，供她获取；通过水流的颤动、光线的颤抖，她预感到快乐、眼泪、她还不知晓的狂喜；池塘的涟漪、阳光的斑斑点点，对她隐约地预示了未来的情感历程。气味、颜色说着神秘的语言，其中一个词凸显出来，压倒一切：“生命”一词。生存不仅是写在区政府登记册上的抽象命运，它还是未来和肉体财富。拥有一个躯体，不再显得是一个可耻的污点；少女在母亲注视下放弃的这些欲望中，认出在树木中上升的树液；她不再是被诅咒的，骄傲地承认与树叶和鲜花有亲缘关系；她揉碎花冠，知道有朝一日一个活生生的猎物会把她的空手心塞满。肉体不再是污秽的，它是欢乐和美。少女和天空、大地融为一体，是激活和激励世界的难以分辨的气息，她是每一根灌木；她是植根于土地的个体和无限的意识，同时是精神和生命；她的在场就像大地本身一样是专横的、高奏凯歌的。

她有时越过自然，寻找更遥远、更光辉夺目的现实；她准备消失在神秘的迷醉中；在信仰的时代，大量年轻女人请求天主填满她们存在的空无；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和阿维拉的圣德肋撒的使命在很年轻时便显现了。(34)贞德是一个少女。其他时期，人性显现为最高目的，于是狂热信仰适应确定的计划，但正是早年的绝对愿望在罗兰夫人、罗莎·卢森堡身上产生使她们的生命赖以生存的热情。少女在奴役状态中，在匮乏中，从彻底的拒绝中可以汲取到最大的勇气。她遇到了诗意，她也遇到了英雄主义。要承受她未能融入社会这个事实的方式之一，就是超越狭隘的视野。

有些女人天性的丰富和力量，在时机有利时，曾使她们将青年时代充满热情的计划延续到她们成年人的生活中去。但这是一些例外。乔治·艾略特让麦琪·塔利弗(35)死去、玛格丽特·肯尼迪让泰莎死去，不是没有理由的。勃朗特姐妹经历的是悲苦的命运。少女是令人同情的，因为她势单力薄地反对世界；可是世界太强大了；如果她执著地要拒绝它，就会粉身碎骨。贝勒·范·楚伊伦(36)以犀利的讽刺和新颖的思想使整个欧洲目眩神迷，她吓坏了所有的追求者，她拒绝做出让步，使她长年处在单身状态，这种状态压抑着她，因为她宣称，“处女和殉道者”的表述是同义叠用。这种固执很少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少女意识到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终于做出让步。狄德罗写信给索菲·沃朗(37)：“你们在十五岁时都死去了。”当战斗只是象征性的反抗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失败是确定无疑的。少女在梦想中十分挑剔，充满了希望，但很被动，使成年人发出有点怜悯的微笑，他们迫使她忍让。事实上，如果离开这个爱反抗的、古怪的孩子，两年以后重又见到她时，她变乖了，准备好了同意接受女人的生活。柯莱特对万卡预言的就是这个命运，莫里亚克(38)早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这样出现的。青年时期的危机，如同拉加什医生称为“办丧事”之类的“痛苦”。少女慢慢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埋葬了她以前那个独立的、专横的个体，顺从地进入了成人生活。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年龄来明确分类。有些女人一生都很幼稚，我们描绘过的行为，有时一直延续到很大的岁数。然而，在十五岁的“姑娘”和“大姑娘”之间，总体上有很大不同。后者已准备好接受现实，她几乎不再在想象方面活动，不像以前那样自我分裂。玛丽·巴什基尔采娃大约在十八岁时写道：

我越是朝青年时代的末期走去，就越是变得无动于衷。很少有事使我激动，而以前的一切都使我激动。

伊雷娜·雷维利奥蒂写道：

要让男人接受，就必须像他们一样思想和行动，否则，他们会把你看做害群之马，孤独变成了你的命运。我呢，如今我饱尝了孤独之苦，我需要的甚至不是被包围着，而是他们同我在一起……要生活着，而不是紧闭嘴巴、一动不动地存在、等待、梦想、在心里独自诉说。

稍后：

由于受到奉承、被人追求等等，我变得野心勃勃得可怕。这不再是我十五岁时那种令人颤抖的美妙幸福。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报复，要往上爬的、冷冷的、讨厌的沉醉。我调情，我逢场作戏。我并没有爱……我变得聪明了、冷静了、习惯于头脑清醒。我失去了我的心。就像出现了裂痕……在两个月内，我离开了童年。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的自白几乎如出一辙：(39)

从前啊！在似乎同本世纪不可共存的精神状态以及这个世纪本身的召唤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冲突啊！现在，我感到获得平静。在我身上产生的每一个重大的新想法，不仅没有引起难忍的骚动，没有引起破坏和不断的重建，反而奇迹般地适应我脑子里已有的想法……现在，我不知不觉地从理论观点过渡到日常生活，没有中断。

少女—除非她长得特别难看—终于接受她的女性身份；在最终进入她的命运之前，她往往很高兴能不花代价就享受到她从女性身份中得到的乐趣和胜利；由于还没有受到任何义务的约束，不要负责任，无拘无束，现时对她来说既不是空无的，也不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阶段；梳妆打扮和调情尚存游戏的轻松，她关于未来的梦想掩盖了游戏的无价值。弗·伍尔夫描绘了一个爱卖弄风情的少女在一个晚会上的印象：

我感到自己在黑暗中全身闪闪发光。我光滑的双腿轻轻地互相摩擦着。项链冰冷的宝石贴在我的胸脯上。我打扮过，做了准备……我的头发的卷曲程度刚刚好。我的嘴唇像我希望的那样艳红。我准备好去与这些登上楼梯的男人和女人会合。这是同我身份相同的人。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呈现在他们眼前，就像他们呈现在我眼前那样……在香气氤氲、灯光辉煌的气氛中，我像一棵展开卷曲叶子的蕨草那样心花怒放……我感到心里萌生出千百种念头。我时而调皮、时而快乐、时而倦怠、时而忧愁。我深深扎根，却在上面摇摆着。我向右面倾斜身子，金光闪闪，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过来……”他靠近了，向我走过来。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的时刻。我颤抖，我摇晃……我们俩坐在一起，我身穿绫罗绸缎，他身穿黑白相间的衣服，这不是很迷人吗？同我身份相同的人眼下可能在打量我，所有人，无论男女。我把你们的目光还给你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在这里是在我的天地中……门打开了。门不断地打开。它下一次打开时，我的生命也许会改变……门打开了。“噢，走过来。”我对这个年轻人说，一面俯身对着他，仿佛一朵大金花。“走过来。”我对他说，他朝我走来。(40)

然而，少女越成熟，母亲的权威越压抑着她。如果她在家里做家务，就要忍受只做帮手的不愉快，她宁愿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干活。她同母亲的竞争常常加剧，特别是，如果又有弟弟妹妹出生，长女会气愤；她认为她的母亲“已经过时”，如今该由她来生孩子和管家了。如果她在外面工作，当她回到家里时，她要忍受仍然被当做家庭普通成员对待，而不是被看做一个自主的个体。

她不像以前那样浪漫了，开始更多想到结婚而不是爱情。她不再用神奇的光环去装饰未来的夫婿，她所希望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安稳的地位，开始过上女人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描绘一个乡村的富有少女的想象：

不久，在蜜蜂围绕金银花嗡嗡叫的中午炎热时分，我的意中人要来了。他只说一句话，我也只回答他一句话。我会把我身上的一切献给他。我会有孩子，会有系上围裙的女仆和拿着火把的女工。我会有一个厨房，有人会把生病的羔羊搬到里面去取暖，火腿会吊在厨房的小梁上，一挂挂洋葱闪闪发光。我会像我的母亲那样，默默无言，系着一条蓝色围裙，手里拿着大柜的钥匙。(41)

可怜的普鲁·萨恩也有一个相同的梦：(42)

我想，永远不结婚是非常可怕的命运。所有的女孩都结婚。一个女孩结婚时，她有一幢房子，也许有一盏灯，晚上，她的男人回家时，她把灯点亮；如果她只有蜡烛，那么也是一样的，因为她可以把蜡烛放在窗户旁边，他就会想：“我的妻子在家，她点亮了蜡烛。”会有一天，贝吉迪太太给她制作一只芦苇摇篮；又有一天，可以看到摇篮里有一个漂亮的沉稳的婴儿，他们寄出洗礼仪式的邀请信；邻居跑来，围绕着母亲，好像蜜蜂围绕着蜂后。当遇到不顺利的事时，我会想：“没关系，普鲁·萨恩！有朝一日你会是自己蜂巢中的蜂后。”

对大多数大姑娘来说，无论她们过的是勤劳的生活还是无聊的生活，无论她们被禁闭在父亲家还是部分能摆脱这个家，获得一个丈夫—或者至少征服一个认真的情人—变成一件越来越紧迫的事。这种操心常常不利于女性之间的友谊。“知心朋友”失去了优先的位置。少女在女伴中看到的与其说是同谋，不如说是竞争者。我认识一个少女，聪明，有天赋，却把自己想象成“远方的公主”，她在诗歌和文学随笔中就是这样描绘自己的；她真诚地承认，她对自己的童年同伴不保留任何眷恋：如果她们又丑又蠢，会不讨她喜欢；如果她们很迷人，会令她害怕。急不可耐地等待男人到来，往往带来诡计、手段和羞辱，挡住了少女的视野；她变得自私和无情。如果“白马王子”姗姗来迟，厌恶和刻毒就会应运而生。

少女的性格和行为表现了她的处境，如果处境改变，少女的面貌也显得不同。今日，她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委托给男人，这已经变得可能。如果专注于学习、运动、职业培训、政治社会活动，她就摆脱了男性的困扰，大大减少关注感情和性的冲突。然而，她作为自主的个体，比年轻男人有多得多的困难要克服。我说过，无论她的家庭还是风俗，都不支持她的努力。另外，即便她选择独立，她仍然在生活中腾出一个位置给予男人和爱情。如果她全身心投入某项事业，她往往会担心错过自己女人的命运。这种担心不会得到承认，但它存在着，它破坏已确定的意志，表明了局限。无论如何，有工作的女人想将职业的成功和纯粹女性的成功调和起来，这不仅要求她把大量时间贡献给打扮、美容，而且更严重的是，这意味着她的主要兴趣出现了分歧。男大学生在设想计划之外，乐于投入思维的无偿游戏，由此获益良多；女人的梦想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她会去想容貌、男人、爱情，她只给学习和职业留下最低限度的时间，而在这些方面，多余之物才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弱智或思想无法集中，而是关系到难以协调的兴趣如何分配。恶性循环在此形成，人们往往惊讶于看到一个女人一旦找到丈夫，便轻易地抛弃音乐、学习、职业，这是因为她太少投入到计划中，以致在完成计划时得不到重大的利益。一切都联合起来遏止她实现个人抱负，而巨大的社会压力促使她在婚姻中找到一个社会地位、一种辩解。自然而然，她不力求通过自身在这个世界上创造自己的地位，或者她只是胆怯地这样做。只要社会上未能实现完全的经济平等，只要风俗允许女人作为妻子和情人利用某些男人掌握的特权，她就还会梦想得到一种被动的成功，阻碍她自身的完善。

但是，不管少女以何种方式进入成年期，她的见习期仍然没有完成。通过缓慢的变化或者突变，她必须经历性的启蒙。有些少女拒绝这个过程。如果她们在童年经历过性方面不愉快的事件，如果笨拙的教育缓慢地将对性的恐惧植根于她们身上，她们就会对男人保留青春少女的反感。情势常常导致某些女人不由自主地延长处女生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女或迟或早会完成她的性的命运。她面对这命运的方式，显然与她的整个过去密切相关。这里也有一种新体验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她要自由地去面对。这是一个新阶段，现在我们必须对之加以考察。

(1)　Saint George（约281—303），基督教殉教者，传说他杀死一条龙，救出公主。

(2)　李普曼《青春与性》中所引。—原注

(3)　Sèvres，位于法国西部，盛产瓷器。

(4)　即脊椎结核。Percival Pott（1714—1788），英国外科医生，对脊椎结核作过准确的描述。

(5)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美国作家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的代表作。

(6)　Rosamond Lehmann（1901—1990），英国女小说家，著有《邀舞》、《谣曲和源泉》等。

(7)　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新西兰女小说家，长期住在英国，擅长短篇小说，著有《序曲》、《园会》等。

(8)　见德贝斯《青春期自立危机》。—原注

(9)　玛格丽特·埃瓦尔《少女》中所引。—原注

(10)　根据博雷尔和罗班的《病态的遐想》，明科夫斯基《精神分裂症》中所引。—原注

(11)　即《含糊的回答》（Dusty answer）。

(12)　《旧约》其中一卷，有不少情歌。

(13)　Sharon，以色列中部的沿海平原，有广阔的果园，“沙仑玫瑰”是《雅歌》中对意中人的称呼。

(14)　也由孟杜斯在《少女的心灵》中所引。—原注

(15)　玛格丽特·埃瓦尔《少女》中所引。—原注

(16)　玛格丽特·埃瓦尔《少女》中所引。—原注

(17)　李普曼《青春与性》。—原注

(18)　见《合掌时分》。—原注

(19)　见《航迹》。—原注

(20)　参阅卷Ⅱ第四章。—原注

(21)　见《女性心理学》。—原注

(22)　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有暴君之称。

(23)　见《黑帆》。—原注

(24)　Louisa Alcott（1832—1888），美国女小说家，著有《花的寓言》、《小妇人》等，描绘了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生活。《好妻子》是《小妇人》的续篇，有些版本将两部合并出版。

(25)　见《性欲冷淡的女人》。—原注

(26)　Marcel Arland（1899—1986），法国小说家，著有《莫尼克》、《秩序》、《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等。

(27)　拉丁文，大腿、股骨。

(28)　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美国女小说家。

(29)　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擅长以古代题材影射战争与和平问题，著有《特洛伊战争不会爆发》、《厄勒克特拉》等。

(30)　Jean Anouilh（1910—1987），法国剧作家，著有《没有行李的旅行者》、《窃贼舞会》、《安提戈涅》等。

(31)　参阅易卜生《建筑师》。—原注

(32)　见《茜多》。—原注

(33)　Mary Webb（1881—1927），英国女小说家。

(34)　下文我们要论及女性狂热信仰的特殊性质。—原注

(35)　Maggie Tulliver，《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人物。

(36)　Belle van Zuylen （1740—1805），又称德·沙里埃尔夫人，瑞士女小说家，对贵族特权、道德常规、宗教正统观念和贫困发表了批判性观点。

(37)　Sophie Volland（1717—1784），狄德罗的女友、主要通信者，从1755至1784年，狄德罗在写给她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文学活动和编纂《百科全书》的困难。

(38)　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擅长写人心中的恶，著有《给麻风病人的吻》、《爱的荒漠》、《苔蕾丝·德斯盖鲁》、《蝮蛇结》等。

(39)　德贝斯《青春期自立危机》中所引。—原注

(40)　见《海浪》。—原注

(41)　见《海浪》。—原注

(42)　玛丽·韦布《萨恩》。—原注

第三章　性的启蒙

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性启蒙就像男人的性启蒙一样，从幼年时便开始了。有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见习期，从口唇期、肛门期、生殖期，一直到成年，以持续不断的方式进行。但少女的性体验不是她先前的性冲动的简单延续；这些体验往往具有意料不到的和突如其来的性质；它们总是构成一个新事件，与往昔产生决裂。在少女经历这些体验时，呈现在她面前的所有问题，都以紧迫而尖锐的形式汇聚起来。在某些情况下，危机悠然地获得解决，但也有可能导致悲剧，少女会以自杀或者发疯来了结。无论如何，女人对此的反应，影响了她大部分的命运。所有的精神病学家都同意少女的性欲开端对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开端在她以后的一生中都会有反响。

这种处境对男女来说，无论在生理、社会还是心理方面，都截然不同。对男人来说，从童年的性欲到成熟期的过渡，相对而言较简单：性快感的客体化不是在内在的在场中实现的，而是指向一个超越的存在。勃起是这种需要的表现；男人以性器官、手、嘴巴和整个身体趋向于他的性伙伴，但他仍然处于这个活动的中心，就像一般说来，主体面对它感知的客体和它操作的工具；他投身到他者身上，却不丧失他的自主；对他来说，女性的肉体是一个猎物，他在她身上把握他的官能对任何客体所要求的品质；无疑，他做不到将这些品质据为己有，至少，他抓住了它们；温存、接吻带来的半是失败，可是这失败本身是一种刺激和一种快乐。性爱在自然的终结中，在高潮中达到统一。性交有明确的生理目的；雄性通过射精排泄出压抑着他的分泌物；发情之后，雄性获得完全的解脱，肯定伴随以快感。当然，快感不是唯一目的；它往往紧随着失望，与其说获得满足了，倒不如说需要消失了。无论如何，确定的行为已经实现，男人毫发未损，他为物种的效劳与他自身的享受混合在一起。女人的性欲要复杂得多，它反映了女性处境的复杂性。读者已经看到(1)，雌性不是将物种的特定力量汇合到她的个体生命中，而是成为物种的牺牲品，物种的利益与她的特殊目的是分离的；这种矛盾在女人身上达到顶点；例如，它表现为两种器官的对立：阴蒂和阴道。在童年阶段，前者是女性性欲的中心，有几位精神病学家认为，在有些小女孩身上存在阴道的敏感，但这是一种大可商榷的观点；不管怎样，它只有次一等的重要性。阴蒂组织在成年时并不改变，(2)女人一生保持这种性欲的自主；阴蒂的痉挛像男性的高潮一样，以近乎机械的方式获得软缩，但是，它只是间接地与正常的性交相连，在生育中不起任何作用。女人正是通过阴道被插入和受精的，阴道只有通过男性的干预才成为性欲中心，这种干预总是构成一种侵犯。从前女人正是通过真正的或模拟的劫持，脱离她的童年世界，被抛到作为妻子的生活中去；是暴力把她从姑娘变成女人，人们也说“夺走”一个姑娘的贞操，“采摘”她的鲜花。这种剥夺贞操不是持续演变的和谐结果，而是与往昔的粗暴决裂、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快感于是因阴道的内壁收缩而形成，内壁的收缩会导致一个准确的最终的高潮出现吗？这一点至今人们还争论不休。解剖学得出的论据是很含糊的。“解剖学和临床医学大量证据表明，阴道的绝大部分内壁不受神经支配，”金西报告中这样说，“在阴道内可以进行很多手术，而不用求助于麻醉剂。人们证明了，在阴道内，神经局限于靠近阴蒂根部的内壁区域。”然而，除了受神经支配这部分区域的刺激以外，“女性可以意识到客体侵入阴道，特别是阴道肌肉收缩的时候，可是这样获得的满足可能更多地与肌肉的紧张有关，而不是与神经受到的性欲刺激有关。”但是，毫无疑问，阴道快感是存在的；甚至阴道手淫—在成年女人身上—似乎比金西所说的更为普遍。(3)但可以肯定的是，阴道反应是一种很复杂的反应，兼具心理和生理的性质，因为它不仅与整个神经系统有关，而且取决于主体所经历的处境，它要求个体彻底、完全赞同：第一次性交揭开的性欲新周期，要求建立一种神经系统的“组合”，创造一种还没有成形、应该也包容阴蒂系统的形式；这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实现，有时始终也不能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女人要在两个周期中选择，一个周期延续青春期的独立，而另一个周期使她属于男人和孩子。正常的性交确实使女人从属于男人和物种。是他—如同在几乎所有的动物身上一样—扮演攻击性的角色，而她要接受他的拥抱。在正常情况下，她总是被男人占有，而他只有在阴茎勃起的情况下才能占有她；阴道痉挛比处女膜更确定地将女人封闭起来；除了像阴道痉挛那样的深度反抗，女性的拒绝是可以被克服的；即使发生了阴道痉挛，男性还是有办法在他的肌肉力量使之屈服的身体上得到满足。既然她是客体，她的消极抵抗就不会深刻改变她的自然角色，许多男人不会处心积虑地要知道，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是否愿意性交，还是仅仅顺从而已。奸尸甚至是可能的。没有男子的同意，性交不可能发生，男性的满足是性交的自然结果。即使女人没有感到任何快感，受精也可以进行。另一方面，对她而言，受精远非代表性交过程的完成；相反，正是从这时起，物种对她要求的服务开始了，这种服务在怀孕、分娩和哺乳中缓慢地、艰难地完成。

第四章　女同性恋者

事实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蓄意的反常，也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诅咒。(18)这是一种在处境中选择的态度，就是说，既是被激起的，又是自愿采纳的。主体通过这个选择所承担的任何因素—生理条件、心理史、社会环境—都不是决定性的，虽然各种因素都有助于解释它。对女人来说，这是解决她的一般状况，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之一。正如一切人类行为一样，同性恋会导致做戏、失衡、失败、谎言，或者相反，它将是丰富体验的源泉，这取决于它被体验的方式—是自欺、怠惰、非本真或者清醒、慷慨和自由。

第二部　处境

第五章　已婚女人

少女就是这样显得绝对被动，她出嫁，在婚姻中被父母献出去。男孩子则是结婚，娶妻。他们在婚姻中寻找自己生存的扩大和确认，而不是寻找生存的权利本身，这是他们自由承担的一项义务。因此，他们能够权衡利弊，像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讽刺作家所做的那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命运。他们可以选择独身的寂寞，有些男人很晚结婚或者不结婚。

女人在结婚时获得世界的一部分“封地”，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性的支配，但她变成他的仆从。在经济上，这个共同体的首脑是他，因此，在社会看来，体现这个共同体的是他。她用他的姓；她与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融合到他的阶级、他的圈子；她属于他的家族，变成他的“一半”。凡是他的工作召唤他的地方，她便跟随着他前往，基本上是根据他从事职业的地方确定夫妇的住所；她多少断然地与她的过去决裂，合并到丈夫的天地中；她把自己整个人献给了他，她把自己的贞操和忠贞不贰给了他。她失去了法律给予独身女子的部分权利。罗马法将女人loco filiœ(7)置于丈夫手中；十九世纪初，博纳尔宣称，妻子之于丈夫，正如孩子之于母亲；直到一九四二年法国颁布的法律，仍然要求她服从丈夫；法律和风俗给予丈夫很大的权威，她的自身处境，也暗示了在夫妻中情况也如此。既然他是生产者，是他超越家庭的利益，面向社会利益，在参与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为家庭利益敞开未来，他体现了超越性。女人注定要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也就是说注定属于内在性。(8)实际上，一切生存都同时是超越性与内在性；为了自我超越，它要求延续，为了通向未来，它必须融合过去，与他人交往的同时，它要自我确认。这两个时刻包含在一切生命的活动中，婚姻正是允许男人将这两者成功地综合在一起；他在自己的职业和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变化和进步，感到自己在时间和世界中扩展；当他厌倦了这种漫游时，他便建立一个家庭，固定下来，停泊在世界上；晚上，他在家里休整，妻子在家中照料家务和孩子，回想她保存的过去。她没有别的任务，只是纯粹千篇一律在延续生命和抚养子女；她要使物种持久地延续，保证每天一样的节奏和家庭的持久，把门锁好；人们不让她直接控制未来和世界；她只通过丈夫向群体超越。

今日，婚姻保留了大部分的传统面貌。首先，它更严格地强加于少女，而不是年轻男人。女人在大部分社会阶层中仍然没有任何前景；在农民中，独身女人是贱民；她是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和她的姐夫、妹夫的女仆；移居到城里对她来说几乎不可能；让她受男人奴役的婚姻，使她变成家庭主妇。在某些资产阶级圈子中，仍然让少女不能谋生；她只能在父亲家里过寄生生活，或者在另一家族中接受低等地位。即使在她获得更多解放的情况下，男性掌握的经济特权促使她宁可选择结婚而不是就业，她会寻找一个地位高于自己的丈夫，或者她希望他能更快地“往上爬”，比她更有发展前途。今日人们仍然像从前一样，认为从女人方面说，性交是她对男人的一项服务；他获得快感，他应该用补偿来交换。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出售的物品；对她而言，它代表一笔资本，她被允许利用这笔资本。有时她带给丈夫一份陪嫁；她往往提供一定的家务劳动：她要持家，抚养孩子。无论如何，她有权受到赡养，甚至传统道德鼓励她这样做。由于女人的职业时常是无报酬或工资微薄，她自然受到这种方便的吸引；结婚比其他许多职业更有利可图。风俗使独身女人的性解放更困难；在法国，妻子通奸至今仍然是犯罪，可任何法律都不禁止女人自由恋爱；然而，如果她想找一个情人，首先必须结婚。许多家教严格的资产阶级年轻女子，至今仍然“为了获得自由”而结婚。相当多的美国女人获得了性自由，但是她们的体验和马林诺夫斯基描绘的原始部落的年轻女人相似，她们在“独身者之家”中享受到没有麻烦的乐趣；人们期待她们结婚，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充分地把她们看做成年人。在美国更甚于在法国，一个单身女人是一个在社会意义上不完整的人，即使她在谋生；她的手指上必须有一只结婚戒指，才能获得一个人的完整尊严和充分权利。特别是，怀孕只有在已婚女人身上才受到尊敬；未婚母亲仍然是丑闻的对象，孩子对她来说是沉重的障碍。出于各种理由，欧美的许多少女被问到她们的未来计划时，今日的回答与过去并无区别：“我想结婚。”然而任何年轻男人不把结婚看做他的主要计划。能给他成年人尊严的是经济上获得成功，它能带来婚姻—尤其对农民来说—但它也能排除婚姻。现代生活的状况—比过去更不稳定，更加变化无常—使得结婚对年轻人来说负担格外沉重；相反，好处已减少，因为他很容易维持生计，一般可以获得性满足。无疑，婚姻包括物质方便—（“在家里比在餐馆里吃得好。”）—和性交方便—（“像这样等于家里有妓院。”）—它让个体摆脱孤独，给他一个家和孩子，就把他固定在空间和时间中；这是他的生存的最终实现。尽管如此，在总体上男性的需求低于女性的供应。与其说父亲将女儿奉献出去，不如说他想摆脱她；寻找丈夫的少女不是回应男性的吁求，她挑动这个吁求。

……

宣称在现代家庭中，尤其在美国，女人把男人压制到奴役状态，这是一种陈词滥调。这种说法并不新鲜。自从古希腊人以来，男性就抱怨克桑蒂普的专制，事实是，女人涉足从前对她列为禁区的领域；例如，我认识一些大学生的妻子，她们以狂热的激情促成丈夫的成功；她们安排他的时间表、他的饮食制度，她们监督他的工作；她们剥夺他的一切娱乐，她们几乎把他锁起来。男人面对这种专制和从前相比显得有点无能为力，这倒也是真的，他承认女人的抽象权利，他明白，她只有通过他才能使这些权利具体化，他要付出代价来弥补女人被迫接受的无能为力和一无所成；为了在他们的结合中实现表面的平等，由于他拥有的更多，付出更多的必须是他。如果她接受、获取和要求，正是因为她最贫穷。主人和奴隶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的应用：通过压迫变成被压迫者。男性正是因为他们的至高无上，受到了束缚；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挣钱，妻子才要求开支票，又因为只有他们在从事一门职业，妻子才硬要他们获得成功，而且因为只有他们体现了超越性，妻子才想通过把他们的计划和成功变成自己的，剥夺他们的超越性。反过来，妻子施行的专制总是表现出附属性，她知道，夫妇的成功、未来、幸福、存在的理由，都落在另一个人手上；如果她顽强地企图要他服从她的意愿，这是因为她已在他身上异化。她以自己的软弱制造成一种武器；然而事实是她是弱者。对丈夫来说，夫妇的奴役状况更经常，更令他不快；而对妻子来说，它更根深蒂固；妻子把丈夫留在身边几个小时，因为感到无聊，就会刁难他，压抑他；但说到底，他没有她比她没有他会容易些；如果他离开她，她的生活会毁掉。重大的不同在于，附属性在女人身上已经内化了，即使当她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动时，她其实是奴隶；而男人本质上是自主的，他只是从外边被缚住。如果他感到他是受害者，是因为他承受的负担更为明显：女人像一个寄生者那样靠他供养；而一个寄生者不是一个获胜的主人。事实上，同生物学上雄性和雌性从来不是彼此的受害者一样，夫妇也一起忍受着不是他们创造的婚姻制度的压迫。如果有人说，男人压迫女人，丈夫会感到愤怒；感到受压迫的是他，确实如此；事实是，男人的法规，男性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制定的社会，以这样一种形式确定了女性的处境：这种形式如今对两性来说是痛苦的源泉。

正是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必须改变这种处境，不让婚姻成为女人的一种“职业”。借口“女人这样已经够令人厌恶的了”和宣称反对女性主义的男人，其议论是没有多少逻辑的，正是因为婚姻把她们变成“螳螂”、“蚂蟥”、“毒药”，才必须改变婚姻，因此改变一般的女性状况。女人这样沉重地压在男人身上，是因为人们不允许她自立，男人在解放她的同时—也就是说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做时—才能解放自身。

有的年轻女人已经尝试获得这种积极的自由，可是，长期坚持研究或者从事职业的女人是不多的，她们往往知道，她们对工作的兴趣要牺牲给她们丈夫的职业；她们只给家庭带来补充工资；她们只是胆怯地进入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不能让她们摆脱婚姻的奴役。甚至那些有严肃职业的女人也得不到与男人一样的社会权利，比如，律师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有一笔抚恤金；人们拒绝对称地在女律师死亡时给她们的配偶一笔抚恤金。就是说，人们认为工作的女人不能与男人同等地维持夫妻关系。有些女人在她们的职业中感到真正的独立，但对许多女人来说，“在外”工作只代表在婚姻生活中追加疲劳。况且，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迫使她们满足于主妇的角色；当今，将工作和生儿育女协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传统，正是孩子应当保障女人具体的自主，免除女人致力于任何其他目的。如果作为妻子，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作为母亲，她就能成为这样的人：孩子是她的快乐和生存理由。正是通过孩子，她在性方面和社会方面完成自我实现；因此，正是通过孩子，婚姻制度具有它的意义，达到它的目的。所以，让我们考察一下女人发展的这个最高阶段。

第六章　母亲

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但我们已经说过，人类社会从来不听任自然摆布。特别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生育职能不再只受到生物学的偶然性所左右，它受到意志的控制。(1)有些国家正式采取明确的“节育”方法；在受到天主教影响的国家，节育是暗地里进行的：要么男人实行coїtus interruptus(2)，要么女人在做爱之后从体内排除精子。这往往是情侣之间或者夫妇之间发生冲突和怨恨的一个源泉；男人气恼的是要监视自己的乐趣；女人厌恶冲洗的麻烦；他埋怨女人生育力太强；她担心他有可能将生命的胚芽置于她体内。当她不论如何小心谨慎还是“中招”的时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懊丧的。在避孕方法很简陋的国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于是，采用一种特别严厉的形式去违反自然，就是堕胎。它同样受到那些允许“节育”的国家禁止，很少有机会采用。但在法国，许多女人只得接受这种手术，它纠缠着她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爱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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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女人通过母性会变成男人的具体对等物，是一种欺骗。精神分析学家已经殚精竭虑，证明孩子给女人带来阴茎的对等物，但不管这种属性多么诱人，却没有人认为，仅仅占有阴茎就可以证明生存的必要性，也没有人认为占有是生存的最高目的。也有人大谈特谈女人的神圣权利，但女人并不是作为母亲获得选举权；未婚母亲仍然受到蔑视；母亲只在结了婚的前提下才获得荣耀，就是说，她要有隶属于丈夫的身份。只要她的丈夫仍然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尽管她精心照顾好孩子，孩子仍然更隶属于他而不是她。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受到她与丈夫之间关系的严格支配。

因此，夫妇关系，家庭生活，母性，构成一个任何时候都互相支配的整体；女人与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愉快地承受家庭负担；她在孩子们身边感到幸福，就会宽容丈夫。但这种和谐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指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并不协调。女性报纸教给家庭主妇大量在洗碗时如何保持性吸引力的艺术，在怀孕时保持优雅的艺术，将娇柔、母性和节俭融合在一起的艺术；但是，强制自己一丝不苟地遵循它们的建议的女人，很快就被操心弄得失魂落魄，大为变样；有一双开裂的手，由于多次怀孕身体变形，却依然想吸引人，那真是很不容易；因此，一个多情的女人往往怨恨孩子毁了她的吸引力，使她失去丈夫的温存；相反，如果她从根底上说是个母亲，她会嫉妒男人也要求孩子们是属于他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家庭的理想与生命活动相悖，孩子是打蜡地板的大敌。母爱往往消失在要保持家庭整洁而发出的责骂和愤怒中。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神经质和尖刻的状态中度日，这并不奇怪；她总是在某些方面失败，她的收益靠不住，得不到任何确实的成功保证。她从来不是通过工作本身来自救的；工作占据了她的心思，但是不能构成对存在的辩解，这种辩解建立在异质的自由上。封闭在家的女人不能自己建立自己的生存，她没有办法在特殊性中确定自己，因此并没有承认她拥有这种特殊性。在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许多农村居民中，女人只是一个女仆，她受到的尊重与她所提供的活儿成正比，如果她消失了，便毫无遗憾地更换她。在现代文明中，她在丈夫眼里多少被个体化了；除非她完全放弃自我，像娜塔莎一样淹没在对家庭热烈的、绝对服从的忠诚里，否则她要忍受被迫处于成为纯粹一般性的痛苦。她是家庭主妇，妻子，独一无二而又模糊的母亲；娜塔莎乐于待在这种最高的自我虚无化状态中，拒绝一切比较，否认其他人。但现代西方女人却相反，希望作为这个家庭主妇，这个妻子，这个母亲，这个女人而受到别人注意，她在社会生活中寻求的正是这种满足。

第七章　社会生活

家庭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共同体，它在此之外，与其他社会单位沟通；家庭不仅是夫妻禁锢其中的一个“内部世界”，它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产和兴趣的体现，它应该展示在他人眼前。基本上是妻子在组织这种社交生活。男人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一致的联系，与群体结合在一起；夫妇是一个社会人，由所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种族确定下来，通过有机、一致的联系与以相同方式在社会上确立的群体联结在一起；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体现它的是妻子，丈夫的职业关系往往与他的社会价值的确定不一致；而不需要做任何工作的妻子，可以满足于与地位相同的人来往；另外，她有闲暇在“拜访”和“接待”中保持这些实际上无用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只有在用于维持社会等级地位的类别，也就是说自认为高于其他某些类别时才有重要意义。她的内心，甚至她的面目，丈夫和孩子都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司空见惯，她却沉迷于去炫耀自己。她的社交责任是要“展现”，这同她感受到的抛头露面的乐趣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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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通奸、友谊、社交在夫妇生活中只构成消遣，它们可以帮助女人忍受夫妇生活的束缚，但不能粉碎这些束缚。这只是虚假的回避，根本不能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八章　妓女和高级妓女

我们已经看到(1)，婚姻与卖淫有直接的关联。摩尔根说：“娼妓制度就像落在家庭之上的阴影一样，伴随着人类，直至文明时代。”男人出于谨慎，让妻子恪守贞洁，但他不以强加给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赞赏波斯诸王的智慧，叙述道：

波斯诸王让他们的妻子陪伴他们举行盛宴，但是当酒使他们热血沸腾，并使他们完全放纵情欲时，他们把她们打发回内室，不让她们参与他们不可抑制的欲望，并让别的女人代替她们，他们对这些女人根本没有尊重的义务。

教父认为，为了保证宫殿的卫生，必须有阴沟。曼德维尔在一部声誉很高的著作中说：“显而易见，存在牺牲一部分女人，以保存另一部分女人，并预防一种更加令人厌恶的肮脏的必要性。”美国奴隶制拥护者的论据之一是，南方白人如果摆脱了奴役工作，就可以在他们之间保持最民主、最高雅的关系；同样，“失足姑娘”这一阶层的存在，使人以带着骑士风度的尊敬去对待“正派女人”。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认她。不管她受到警察的监督享有合法地位，还是暗地里操皮肉生涯，无论如何她被当做贱民。

从经济角度看，她的处境和已婚女人的处境是对称的。马罗(2)说：“在靠卖淫出卖自身的女人和通过婚姻出卖自身的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价格和契约的期限。”对两者来说，性行为都是一种服务，后者只有一个男人定为终身，前者有好几个顾客按次数付酬。后者由一个男性保护，对付其他所有男性，而前者由所有男性保护，不让任何一个男性施行暴虐。无论如何，她们从献身中获得的利益，受到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得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夫妻责任”不是一种恩惠，而是履行一项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是特殊的，而是特定的，可以在无论哪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得到满足。无论妻子还是妓女，只有在她们对男人有特殊影响力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利用他。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受到压迫，而作为人受到尊敬，这种尊敬当真开始反对压迫。而妓女没有人的权利，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隶处境的所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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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时常只把卖淫作为提高收入的一项临时措施。但人们往往描绘她随后不能自拔。如果说“拐骗妇女逼其为娼”，也就是女人被暴力、假许诺、欺骗等等卷进去的情况相对罕见，常见的则是她不由自主地待下去。她开业所需要的资本由杈杆儿或者老鸨提供，他们对她拥有权利，从她的收益中提取最大部分，她却无法从中摆脱出来。“玛丽—苔蕾丝”进行了好几年真正的斗争，才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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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级妓女到高级妓女，有很多等级。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以女人纯粹的一般性来做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悲惨的生活水平，而后者竭力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承认，如果她成功了，她就能期待高贵的命运。美貌、魅力或者性感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但还不够，女人必须被舆论看中。她的价值往往是通过男人的愿望显露出来的，但只有在男人宣布她在世人眼中的价值时，她才能“扬名”。在上一世纪，是公馆、车马随从、珍珠宝贝，证明“交际花”对保护人产生的影响，并把她提升到半上流社会的地位；只要男人继续为她倾家荡产，她的价值就仍然得到肯定。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取消了布朗什·德·昂蒂尼这种类型的人物。再也没有能够在其中确定声誉的“半上流社会”。野心勃勃的女人正是以另一种方式竭力获得声誉。高级妓女的最新化身是女明星。被丈夫—这是好莱坞严格要求的—或者被一个严肃的男友紧紧跟随，她仍然属于弗丽内、因佩丽亚(11)、金盔(12)一类人物。她让女人成为男人的梦想，他们用财产和荣誉和她交换。

由于人们模糊地将美和情欲结合起来，在妓女和艺术之间总是有一条不确定的通道；事实上，产生欲望的不是美；但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理论为色情提供了虚伪的辩解。袒露胸脯的弗丽内在雅典法庭上让人观赏的是纯粹的观念。展示一个赤裸的身体，变成一场艺术表演。美国的“滑稽电影”将脱衣变成一种戏剧。“裸体是圣洁的”，那些老先生断言，他们以“艺术裸体”的名义搜集淫秽照片。在妓院，“选择妓女”的时刻已经是一种表演；一旦这一时刻复杂化，向嫖客提供的则是“活人画面”、“艺术姿态”。期望获得特殊价值的妓女不限于被动地展示她的肉体，她力图表现特殊才能。希腊的“吹笛女”以她们的音乐和舞蹈迷住男人。奥拉德奈勒(13)山区里跳肚皮舞的女人，在拉美国家的中国城起舞和唱歌的西班牙女人，不断地以优雅的方式将自身提供给爱好者去选择。娜娜(14)登台表演正是为了找到“保护人”。有些杂耍歌舞剧场，像以前的某些咖啡音乐厅一样，是普通的妓院。所有女人展露自身的职业都可以用于色情目的。当然，有些姑娘、舞女、跳裸体舞的女演员、陪酒女、性感美女、模特儿、歌女、女演员，不让她们的情欲生活侵害她们的职业；她们的职业越是涉及技术和创造，它就越是可能被看成目的；但为谋生而“抛头露面”的女人，往往想利用她的魅力来做更亲密的交易。反过来，妓女期待一种职业，作为托词。柯莱特笔下的莱亚这样回答称她为“亲爱的艺术家”的男友：“艺术家？确实，我的那些情人都非常不得体。”这样的女人非常少。我们已经说过，她的声誉给她一种商品价值，正是在舞台上或者在银幕上，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个名声”，它会变成一笔做生意的资本。

灰姑娘并非总是梦想着白马王子，她担心他作为丈夫或情人会变成暴君，她宁愿梦想自己笑容满面的形象贴在大型电影院门口。但往往正是依仗男人的“保护”，她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男人—丈夫、情人、追求者—让她分享他们的财产或者声誉，证实了她的胜利。这种取悦个体和人群的必要，使“女明星”与高级妓女相类似。她们在社会中扮演相同的角色，我使用高级妓女这个词，指所有不仅仅把她们的身体，而且把她们整个人当做可以利用的资本的女人。她们的态度迥异于创造者的态度，后者在一部作品中超越自身的同时，也超越了既定条件，并在他人身上呼吁朝向未来的自由。高级妓女不揭示世界，不给人的超越性开辟任何道路(15)，相反，她力图征服超越性，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她在展现自己，获得崇拜者赞赏时，并不否认这种将自己奉献给男人的被动的女性特质，她让这种女性特质具有魔力，让她能够在自己在场的陷阱中抓住男性，供自己享用；她把男性同自己一起淹没在内在性中。

通过这条道路，女人成功地获得某种独立。她顺从好几个男人，最终不从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积聚起来的金钱，她像推出一种产品一样“推出”的名字，保证了她经济自主。古希腊最自由的女人既不是主妇，也不是低级妓女，而是高级妓女。文艺复兴时期的妓女，日本的艺妓，和她们同时代的女人相比有无限大的自由。在法国，在我们看来最具有男性独立性的女人，也许是尼农·德·朗克洛。奇怪的是，这些极度利用女性特质的女人，给自己创造了几乎与男人相当的处境；她们开始时把自身作为客体奉献给男人，重新成为主体。她们不单像男人一样谋生，而且生活在几乎只属于男性的圈子里；她们作风和谈吐自由，可以提升到—像尼农·德·朗克洛一样—最罕见的精神自由。最出色的女人往往受到厌倦“正派女人”的艺术家和作家的包围。男性神话正是在高级妓女身上找到了它们最诱人的体现：她超越任何肉体、意识、偶像、启迪者、缪斯；画家和雕塑家愿意用她做模特；她孕育了诗人的梦想；知识分子正是在她身上探索女性“直觉”的宝藏；她比主妇更容易开窍，因为她不那么高傲而虚伪。天赋很高的女人不满足于伊吉丽亚的角色，她们感到需要以自主方式表现出他人的赞美给她们带来的价值，她们想把被动的品德转化成行动。她们作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出现在世界上，写作诗歌、散文，画画，创作乐曲。因佩丽亚就是这样在意大利的妓女中变得有名。她也可能利用男人作为工具，通过这个中介施展男性的职能，那些“有名的宠姬”通过她们有权势的情人，参与治理世界。(16)

这种解放也可以表现在性爱方面。有时，女人在从男人那里索取来的金钱和效劳中，找到对女性自卑情结的补偿；金钱有一种净化作用；它消除了两性斗争。如果许多没有职业的女人坚持从她们的情人那里骗取支票和礼物，这不仅是出于贪婪，让男人付钱—下文我们会看到她也给他付钱—这是把他变成一个工具。女人由此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工具；也许他以为“占有了她”，但是这种性的占有是虚幻的；是她在经济这坚实得多的领域占有了他。她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她可以任由情人做爱；她没有向他人的意志让步；快感不会是“强加”给她的，它显得更像是一种额外好处；她没有“被夺取”，因为付钱给她了。

然而，高级妓女有性欲冷淡的名声。善于控制自己的心情和肚子，对她是有用的，无论她多情善感还是性欲强烈，她都有可能受到男人的支配，他会盘剥她，独占她，或者让她忍受痛苦。在她接受的做爱中，有许多情况—尤其在她的生涯开端—使她感到屈辱；她对男性傲慢的反抗通过性欲冷淡表现出来。高级妓女像家庭主妇一样，私下交流一些能让她们“装腔作势”的“诀窍”。这种对男人的蔑视和厌恶，清楚地表明，在这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游戏中，她们对获胜没有一点儿把握。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属依然是她们的命运。

任何男人归根到底都不是她们的主人。但她们对男人的需要最迫切。如果男人不再要她，她就失去一切生存手段；初入娼门的妓女知道，她的整个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甚至缺乏男性支持的女明星，也看到自己的声望黯淡无光，奥森·韦尔斯离开丽塔·海华斯以后，她带着孤女的受气包神态在欧洲游荡，然后遇到阿里汗。最漂亮的女人也对明天没有绝对把握，因为她的武器是有魔力的，而魔力是反复无常的；她受到保护人—丈夫或者情人—牢牢的束缚，几乎就像一个“正派的”妻子受到丈夫束缚一样。她不仅要在床上为他服务，而且必须容忍他的存在、他的谈话、他的朋友，尤其他的虚荣心的要求。杈杆儿在为姘妇支付高帮皮鞋、绸裙费用时，是在进行一项会给他带来利息的投资；实业家、制片商在送给女友珍珠和裘皮大衣时，通过她证实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不管女人是赚钱的手段还是花钱的借口，都是同样的奴役。压在她身上的赠与是锁链。她穿戴的这些衣服和首饰，真的属于她吗？男人有时在决裂后要求归还这些东西，就像以前萨沙·吉特里不失优雅的行径。为了“留住”保护人，不放弃自己的快乐，女人会运用破坏夫妇生活的诡计、手段、谎言、虚伪；即使她只是在假装唯唯诺诺，这种游戏本身也是有奴性的。如果她漂亮、有名，临时主人变得讨厌时，她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主人。但美貌要花心思，这是一个脆弱的珍宝；高级妓女紧紧依赖时间无情损害的身体；对她来说，抗衰老的斗争最具有戏剧性。如果她享有巨大威信，她在面容和身材损毁以后仍能生存下去；但是，维持她最可靠的财产即声誉，要使她屈从于最严酷的专制，即舆论的专制。众所周知，好莱坞女明星陷入怎样的奴役状态中。她们的身体不再属于她们；制片商决定她们头发的颜色、她们的体重、她们的曲线、她们的体型；为了改变面颊的曲线，会拔掉几颗牙齿。节食、锻炼、试衣、打扮，是每天的苦差事。在“明星星事”栏目中，预测她们的出行和调情，私人生活只是公众生活的一个时刻。在法国，没有成文的规定，但谨慎和灵活的女人知道，“出名”要求她怎样做。拒绝屈从于这些要求的女明星会经历突如其来或缓慢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失势。只献出身体的妓女也许不像从事取悦人职业的女人那样受奴役。一个将真正的职业抓在手里，“功成名就”的女人—女演员、女歌星、舞蹈女演员—才华得到公认，摆脱了高级妓女的状况；她可以有真正的独立；可是，大多数人一生都处于危险中；她们必须毫不停歇地吸引观众和男人。

第九章　从成熟到老年

女人的历史—由于女人还封闭在她的女性职能中—相比男人的历史更加取决于生理上的命运；这个命运的发展曲线，比男人的曲线更受到阻碍，更断断续续。女人生活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平稳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都有危险的突发性；这种过渡以比在男性身上更有决定性的危机表现出来：青春期、性欲启蒙、绝经。男人是不断地衰老的，而女人是突然失去女性特点；在社会和她自己看来，她从生育中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获得幸福的机会，可她失去性的吸引力和生育能力时还很年轻，尽管失去了未来，她仍然约有一半成年人的生活要度过。

“危险的年龄”是以某些器官的紊乱为标志的(1)，但是给予这些紊乱以重要性的是它们具有的象征价值。那些基本上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女性特点上的女人，不是那么尖锐地感受到危机；那些工作繁重的女人—在家里或是在外面—在月经负担消失时感到放松；不断受到怀孕威胁的农妇、工人的妻子，当终于能规避这危险时，是幸福的。在这种时候，就像在其他许多时候一样，女人的不适不是来自身体本身，而是来自她对身体感到焦虑的意识。在生理现象出现之前，精神悲剧一般已经开始了，它要在生理现象消失很久之后才结束。

早在这最终的残缺不全之前，女人便受到担心衰老的困扰。成熟的男人已投入比爱情更重要的事业中；他的性爱热情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既然人们并不要求他具有客体的被动性质，他的面孔和身体的改变并不毁掉他的吸引力。相反，女人一般约在三十五岁最终克服了各种抑制，达到性的充分发展，正是在这时，她的欲望最为强烈，她最执著地想加以满足；她比男人更加把希望寄托在她拥有的性的价值上；为了控制住丈夫，得到保护，在她从事的大部分职业中，她必须讨人喜欢；人们只允许她通过男人作为中介来掌握世界，当她对他已经没有控制力的时候，她会变成怎样呢？这正是她焦虑地思考的，而这时她已无能为力地看到这个她等同的肉体在衰老；她斗争，但是，染发水、焕肤手术、整容手术，却只是延长在垂死挣扎的青春。至少她可以对镜子耍花招。当要在她身上摧毁青春期建造的整座大厦这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成形时，她感到死亡的必然性。

人们以为，最热烈地迷恋自己的美和青春的女人，经历最难熬的不安，但其实不然，自恋的女人过于关注自己的身体，不会预见不到不可避免发生的情况或者没有安排撤退的位置；当然，她会对自己人老珠黄感到痛苦，但是至少，她不会感到意外，会很快适应。忘我的、忠诚的、献身的女人被突然的新发现搅得心乱如麻。“生命只有一次，这是我以前的命运，如今我成了这样！”令她周围的人惊讶的是，在她身上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这是因为，她离开了自己幽居的地方，摆脱了自己的计划，她突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面对着自己。她越过意外撞上的这块界石，觉得自己只是徒具形骸地活着；她的身体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她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欲望，将永远也不能实现了；正是在这种新前景中，她转向了过去；告别过去，算一下账的时刻来到了；她作出了总结。她对生活强加给她的狭隘限制感到惊惶。面对她本人这短暂的令人失望的经历，她重新恢复青少年时代站在不可知的未来前的行为：她拒绝它的有限性，她以自己人格含糊的丰富去对抗自己生存的贫乏。由于作为女人，她多少被动地经历了她的命运，她觉得别人夺走了她的机会，欺骗了她，她从青年时代过渡到成熟时期，却没有意识到。她发现她的丈夫、她的圈子、她的操劳都和她不相称，她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她孤立于周围的人，自认为略胜一筹；她怀着藏在心里的秘密（这是了解她的不幸命运的神秘钥匙）封闭起来；她寻求尝试一遍她还没有用尽的可能性。她开始写私人日记；如果她找到善解人意的知己，她就投入到没完没了的谈话中；她日夜反复思考她的憾事和不满。就像少女梦想她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她回忆她的过去本可以是怎样的；她回忆自己放过的机会，构想出往昔的美好小说。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女人的例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摆脱了一桩不幸的婚姻，然后在第二个丈夫身边度过漫长的平静岁月；在四十五岁时，她开始痛苦地怀念第一个丈夫，沉溺在忧伤中。对童年和青春期的思念又活跃起来，女人反复地无休止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对父母、兄弟姐妹和童年朋友深藏的情感重新激发出来。有时，她浮想联翩，沉浸在消极的忧郁情绪中。可是，她往往突然想挽救自己失败的生存。她通过同自己平庸的命运作比较后刚刚发现的这种个性，她夸耀它，展示出来，她赞美它的优异之处，她迫切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经验使她成熟，她认为自己终于能够突出自己，她想重振旗鼓。首先，她付出感人的努力，想阻止时间前进。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认为她还可以生育，她热烈地企图再一次创造生命。一个性欲强烈的女人竭力征服一个新情人。轻佻的女人比以往更加想取悦于人。她们都宣称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这样年轻。她们想说服他，时间流逝没有真正触动过她们；她们开始“穿得年轻”，故作天真。衰老的女人很清楚，如果她不再是一个肉欲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肉体不再给男人带来鲜嫩的感受，也是因为不管她愿意与否，她的过去、她的经验把她变成了一个人；她为自己斗争过、爱过、期待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自主令人害怕；她想否认这种自主；她夸大自己的女性特点，她打扮，喷香水，让自己变得迷人、妩媚，变成纯粹的内在性；她带着天真的目光和孩子的声调欣赏男性对话者，滔滔不绝地提起小姑娘时的回忆；她不在说话，而是在唧唧喳喳，拍着手，放声大笑。她是带着一种真诚来演这出戏的。因为她投身的新兴趣，她要摆脱旧常规和重新开始的愿望，给了她从头再来的印象。

……

一般说来，当上年纪的女人放弃斗争，濒临死亡使她摆脱了未来的焦虑，已近风烛残年时，她找到了宁静。她的丈夫往往比她更老，她带着平静的得意看到他体衰力弱，这是她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轻松地服丧；多少次人们注意到，男人晚年成为鳏夫要更为难受，他们比女人从婚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在晚年；因为那时世界集中在家庭的范围内；眼下的日子不再向未来满溢而出，是她保证家庭单调的节奏，治理着家；当男人失去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女人至少保有家庭的领导权；她对丈夫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令人讨厌。女人从独立中取得骄傲；她们终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她们意识到一生受到愚弄和欺骗；她们清醒过来，不再轻信，往往饶有兴味地开始玩世不恭。特别是，“饱经风霜”的女人具有任何人所没有的对男人的了解，因为她不是看到他们的公开面目，而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私下显露出来的偶然性的个体；她也了解女人，她们只向其他女人自发地显露自己，她了解幕后的情况。如果她的经验允许她揭穿骗局和谎言，这经验却不足以向她揭示真理。老年女人的智慧无论是逗笑的还是辛辣的，仍然是完全消极的，它是抗议、指责、拒绝，它是贫瘠的。在她的思想和行动中，寄生女人所能经历的自由的最高形式，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挑战或者怀疑论的讽刺。在她一生的任何年龄，她都做不到既是工作效率高的，又是独立的。

第十章　女人的处境与特征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从古希腊直到今天，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女人的状况经历了表面变化，但仍然是一样的，是它确定了所谓的女人“特征”：她“沉溺在内在性中”，她性格矛盾、谨小慎微、平庸无能，她没有真实的观念，也没有准确的观念，她缺乏道德，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爱说谎、会做戏、自私……在所有这些断言中，有真实的成分。只不过，人们所揭露的行为不是激素给予女人的，也不是在她的大脑机能区域中所能预见到的，这些行为是由她的处境造成的。我们将从这一观点出发，力图对这一处境做出综合的考察，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有某些重复，但将会使我们从经济、社会、历史的制约总体中把握“永恒的女性”。

人们有时将“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相对立，但必须再一次强调，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自主的封闭的社会；她们与男性统治群体结合在一起，在群体中占据一个附属地位；她们只是作为同类通过一种机械的一致而联结在一起的，她们之间没有那种统一的共同体赖以建立的有机一致；她们总是竭力—在埃莱夫西斯秘仪时代，如同在今天的俱乐部、沙龙、宗教性缝纫工场中—联合起来，确立一个“反宇宙”，但她们仍然从男性世界中去设立它。她们处境的矛盾由此而来，她们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被否认的领域；她们封闭在这个领域中，被男性世界所包围，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安居。她们的顺从总是夹杂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夹杂着接受；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接近少女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更难坚持住，因为对于成年女人来说，不再仅仅是通过象征去梦想她的生活，而是体验生活。

女人自己也承认，世界整体而言是男性的；正是男人塑造了它，支配了它，今天仍然在统治它；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可以理解，她是低一等的、从属的；她没有上过暴力课，她从来没有作为主体出现在群体的其他成员面前；她封闭在自己的肉体和住宅中，面对确定目的与价值、长着人面的神，认为自己是被动的。在这种意义上，把她判定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的说法很有道理；人们也把工人、黑奴、殖民地的土著人说成是“大孩子”，只要他们不引起恐惧；这意味着他们毋庸置疑地应该接受其他人为他们提供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服从和尊敬。她甚至在思想上也没有控制住她周围的现实。在她看来，这是不透明的存在。事实上，她没有经过能让她支配物质的技术训练的见习期；她不是同物质而是同生命打交道，而生命不会任凭工具来支配，人们只能服从它的神秘法则。世界在女人看来不像海德格尔所定义的那样，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的之间的“工具总体”，相反，它要进行顽强抵抗，难以制服；它受命运支配，充满神秘的反复无常。这种血肉在母亲的肚子里变成了人，其神秘是任何数学都不能放进方程式的，是任何机器都不能使之加速或放慢运行的；她感到最灵巧的机器都不能分割或增加的时间的抵抗；肉体顺从月相变化的节奏，岁月先是使之成熟，然后使之损伤，她在这肉体中感受到这种抵抗。每天，下厨也教会她耐心和被动，这是一种炼金术，必须服从火与水，“等待糖溶解”，面团发酵，衣服晾干，果实成熟。家务劳动接近技术操作，但是，这过于初级，过于单调，不能向女人证实机械的因果律。再说，甚至在这方面，事物也会反复无常；有些织物在洗涤中“恢复原状”，有些则不“恢复原状”，有些污垢洗得掉，有些则老是洗不掉，有些东西自动碎裂，有些灰尘像植物一样发芽。女人延续了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文明时期的精神状态，她相信魔力。她被动的性欲让她发现了欲望不是意志，也没有攻击性，而是像使测水源的摆锤摇摆的那种吸引力；单单她的肉体在眼前，便使男性的性器官肿胀和勃起；为什么隐藏的液体不会使榛树棒颤动呢？她感到自己被波浪、辐射、液体包围着；她相信心灵感应、星相学、对物体放射的特种感应能力、梅斯麦(1)的动物磁气试验、神智学、旋转桌、通灵人、江湖医生；她把原始迷信引入宗教中：点蜡烛、还愿物，等等；她认为圣徒身上体现了大自然的古代精灵：这一个精灵保护旅行的人，那一个保护产妇，另外一个找到丢失的物品；当然，任何奇迹都不会使她惊奇。她的态度将是驱魔和祈祷，为了获得某个结果，她会服从某些灵验的仪式。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墨守成规；对她来说，时间没有产生新事物的维度，这不是一种有创造性的涌现；因为她注定要多次重复，她在未来中只看到过去的一个复本；如果知道这个词和这个惯用语，时间就与生育力联结起来，但是生育本身服从月份和季节的节奏；每次怀孕、每次开花的周期，都相同地再现前一次周期；在这个循环的活动中，只有时间的变化造成缓慢的毁坏，它损耗家具和衣服，也毁损面容；生育力逐渐被岁月的流逝所摧残。因此，女人不信任这种剧烈地毁坏的力量。

她不仅不知道能够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是什么，而且迷失在这个世界中间，就像在浩瀚而朦胧的星云中心。她不懂得运用男性的逻辑。司汤达注意到，如果逼不得已，她能够像男人一样灵活地运用这种逻辑。但她几乎没有机会利用这个工具。三段论既不能用来做成蛋黄酱，也不能使孩子的哭闹平静下来，男人的推理能力不适合于她体验过的现实。既然她什么事也不做，在男人的王国，她的思想由于不能进入任何计划，也就不能区别于梦想；她没有真实感，缺乏工作效率；她只同形象和字句打交道，因此，她毫无困难地接受最矛盾的说法；她很少操心廓清无论如何她力有不逮的领域的奥秘；这方面，她只满足于极其模糊的知识，她混淆党派、见解、地点、人物、事件；在她的头脑里是一片古怪的混乱。总之，明察秋毫不是她的事，人们教导她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为自己批评、审察、判断。她信赖那个高等级。因此，在她看来，男性世界是一个超越性的现实，一种绝对。弗雷泽说：“男人造出神，女人崇拜神。”男人不能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制造的偶像面前，但当女人在路上遇到这些巨大的塑像时，她们不能想象，它们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她们会温顺地下跪。(2)特别是她们喜欢让秩序、法律体现在一个领袖身上。在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主神；男性的神奇本质应当集中在一个原型身上，父亲、丈夫、情人只是它不确定的反映。要说她们对这个伟大的图腾顶礼膜拜是出于性欲，那是有点可笑了；事实是，面对这个主神，她们充分满足了童年时顺从和跪拜的梦想。在法国，布朗热(3)、贝当、戴高乐(4)，这几位将军一向受到女人拥戴；人们也记忆犹新，《人道报》的女记者以何等激动的笔调报道铁托(5)和他漂亮的军服。这个将军，这个独裁者—目光锐利，下巴坚毅—是严肃的世界所要求的圣父，是一切价值的绝对保障者。女人正是从自己的无能和无知中产生了对英雄和男性世界的法律的尊敬；她们不是通过判断，而是通过一种信念去承认它们，信念以其不是一种知识而获得狂热的力量，它是盲目的、热烈的、固执的、愚蠢的；它设立的东西，是无条件设立的，反对理性、反对历史、反对一切揭穿谎言。这种顽固的尊敬会按情况不同呈现两种面貌：女人狂热地支持的时而是法律的内容，时而仅仅是它空洞的形式。如果她属于从既定社会秩序得益的、享有特权的精英，她会希望这种秩序不可动摇，以她的坚定不移引人注目。男人知道，他可以重建其他制度、另一种伦理、另一种法规；他把自己把握为超越性，也将历史看成是生成；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让自己的行动和思想适应发展；没有参与历史的女人不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她不相信未来，希望阻止时间前进。如果人们把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树立的偶像打倒，她感到无法填满这片天空，就会激烈地保卫它们。在南北战争期间，拥护南部同盟的人中没有人比女人更加狂热地维护奴隶制了；在英国的布尔战争(6)中，在法国攻打巴黎公社期间，表现得最疯狂的是女人；她们力图以展示感情的强烈弥补她们的缺乏行动；胜利时，她们像鬣狗一样扑向战败的敌人；溃败时，她们执著地拒绝一切和解；由于她们的思想只是态度，所以她们并不在乎捍卫最过时的事业，她们在一九一四年会是正统派，在一九四九年则是沙皇的支持者。男人有时微笑着鼓励她们，他乐于看到自己极其有分寸地表达的见解，在她们身上以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有时他对自己的思想的愚蠢和固执的一面感到恼火。

女人只是在融为一体的文明和阶级中，才表现出不可征服的面貌。一般说来，由于她的信念是盲目的，所以她尊重法律只是因为这是法律；即使法律改变了，它仍然保持威信；在女人看来，强权创造公理，因为她承认男人的权利来自力量；因此，当一个群体解体时，她们首先扑到胜利者的脚下。她们一般说来接受既存事物。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逆来顺受。当人们从庞贝城的灰烬中挖掘出遗体时，注意到男人是在反抗的姿态中凝固住的，向上天挑战，或者企图逃跑，而女人却弯腰曲背，蜷成一团，面孔朝向地面。她们知道自己无力抗拒事物：火山、警察、老板、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是受苦的。这是生活……女人对此无能为力。”这种逆来顺受产生了耐心，人们时常赞赏她们身上的这种品质。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痛苦；当情况需要时，她们能够坚忍不拔，许多女人缺乏男人的攻击性勇气，却以被动的抗拒那种镇定顽强引人注目；她们比丈夫更加坚强有力地面对危机、贫困、不幸；她们尊重仓促行事决不能战胜的时间，所以不衡量自己的时间；当她们以沉着坚定的态度做事时，有时获得光辉的成就。谚语说：“女人希望的总能做到。”在一个慷慨的女人身上，逆来顺受表现为宽容，她接受一切，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无论人还是事物都不能异于本来面目。骄傲的女人可以将逆来顺受变成一种高傲的品德，就像德·沙里埃尔夫人那样在坚忍中保持高傲。但逆来顺受也产生一种徒劳的谨慎；女人总是力图保存、弥补、安排妥帖，而不是毁灭与重建；她们更喜欢妥协、和解而不是革命。在十九世纪，她们构成工人解放事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只有一个弗洛拉·特里斯坦、一个路易丝·米歇尔，可是有多少个胆小怕事的家庭妇女恳求她们的丈夫别去冒险！她们不仅害怕罢工、失业、贫困，她们还担心反抗铸成错误。可以理解，如果非要受苦，她们宁愿忍受常规，而不是去冒险，她们在家里比在马路上更容易给自己安排微薄的幸福。她们的命运与易消灭事物的命运结合起来，她们失去这些东西便失去了一切。只有自由的主体通过超越时间来自我确定，才能击败一切毁灭；这最高的手段，对女人是禁止的。这本质上是因为女人从来没有感受到自由的力量，她不相信解放，在她看来，世界受到一种看不清的命运支配，起来反对这个命运是狂妄的。人们想强迫她走的这些危险的道路，她没有亲自去开辟，她没有热情地投入进去是很自然的。(7)除非给她展开未来，她才不再抓住过去。当人们实际号召女人行动时，当她们在人们指定的目标中认出自己时，她们会像男人一样大胆和勇敢。(8)

人们责备她们的许多缺点：平庸、卑微、胆小、小心眼、懒惰、轻浮、奴性，不过是表现了她们眼界闭塞这一事实。人们说女人耽于肉欲，沉迷在内在性中，但首先是人们把她封闭在里面。关闭在后宫中的女奴，对玫瑰蜜饯和香水浴并未感受到任何病态的热情，她必须消磨时间；女人待在沉闷的闺房—妓院或资产阶级家庭—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她也会躲进舒适和安乐中；再说，如果她贪婪地追逐肉欲，这往往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性快感；她在性欲方面得不到满足，注定受到男性的粗暴对待，“被迫接受男性的恶劣行径”，只能以奶油调味汁、易醉人的酒、天鹅绒，以及水、阳光、女友、年轻情人的抚摸来聊以自慰。如果她在男人看来像一个非常“肉体的”存在，这是因为她的状况促使她极其重视她的动物性。肉体的要求在她身上并不比在男性身上强烈，但她窥伺肉体轻微的骚动，并加以扩大；情欲就像痛苦的折磨一样，这是直接性的辉煌胜利；通过瞬间的暴力，未来和世界被否定了，在肉欲的烈火之外，所有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在这短暂的达到顶点中，她不再受到伤害和挫折。但再一次，她只是因为内在性是她唯一的命运，才如此重视它的胜利。她的轻浮同她的“卑劣的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具有一样的原因。由于无法接触重大事物，她便重视细小事物，此外，充满她的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是最严肃的事，她的妩媚和机会全靠她的打扮和美貌。她常常表现出怠惰和无精打采；可是，摆在她面前的事务却和时间的流逝一样劳而无功；如果她爱说闲话，爱写点东西，这是为了排遣无所事事，她用字句来代替无从行动。事实是，当一个女人从事符合人的尊严的事业时，她同男人一样主动、有效、默默无言、严肃艰苦。人们指责她奴颜婢膝，人们说她总是准备好躺在主人脚下，去吻打她的手。确实，一般说来她缺乏真正的自尊心；“情感信箱”栏给丈夫不忠的妻子和被抛弃的情妇的忠告，受到卑劣顺从的思想启迪；女人在大吵大闹中弄得精疲力竭，最后捡起男人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把男人当做唯一的生存手段和唯一的生存理由的女人，没有男性的支持，能做什么呢？她不得不忍受各种屈辱，奴隶不会有“人类尊严”感，对奴隶来说，如果能及时脱身也就足够了。最后，如果她是“平庸的”，“热衷于家务的”，庸俗地功利主义的，这是因为人们硬要她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准备饭菜和洗尿布，她从这里是得不到崇高感的。她必须保证生活在偶然性和人为性中单调重复，很自然，她在重复，重新开始，从来不创造，在她看来，时间在打转，引导不到任何地方；她忙忙碌碌，却什么事也没做，因此她在自己拥有的东西中异化；这种对物的附属性，是男人让她保持附属性的结果，解释了她为何处处节俭和吝啬。她的生活不是指向目的，她专心于生育或者料理食物、衣服、住宅等只是作为手段的东西；这是在动物生活和自由生存之间非本质的中介；与非本质手段密切相关的唯一价值是实用性；家庭主妇就是生活在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沾沾自喜的只是对亲人有用。但任何生存者都不会满足于非本质的角色，他把手段变为目的—例如就像人们在政治家身上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他看来，手段的价值变成绝对价值。因此，实用性比真理、美、自由更高地凌驾于家庭主妇的天空之上，她正是从她的角度去考虑整个世界，因此她采用中庸而平凡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道德。在她身上怎能找到大胆、热情、超脱、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通过开放的未来，越过一切既定条件展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当人们把她关闭在自我和家庭的范围内，责备她自恋、自私和随之而来的虚荣、易怒、恶毒等等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轻率；人们剥夺了她和他人具体交流的可能性；她在自己的体验中感受不到团结的召唤和好处，因为她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的家庭上，与外界隔绝；因此，人们不会期待她朝向一般利益超越。她执著地固守在她唯一熟悉的领域内，她在这个领域能够控制事物，并获得并不可靠的至高权力。

然而，女人徒劳地关上大门，堵塞窗户，她在家中找不到绝对安全；这个她敬而远之、不敢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她；正因为她不能通过技术、可靠的逻辑、确定的知识抓住它，她便感到自己像孩子和原始人一样被危险的神秘包围。她把自己关于现实的魔幻观念投入进去，她觉得事物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切都可能发生；她区别不清可能与不可能，她准备好相信无论哪个人；她接受和传播一切谣诼，制造恐慌；甚至在平静时期，她也生活在操心中；夜晚，她处在半睡眠状态，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梦见现实具有的狰狞面目而惊惶不安，因此，对于注定处在被动性中的女人来说，不透明的未来常常被战争、革命、饥荒、贫困的幽灵所困扰；她由于不能行动，便惴惴不安。当丈夫、儿子投向一项事业时，当他们被事件席卷而去时，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服从的命令，在黑暗中给他们勾勒出一条稳妥的道路；而女人要在茫茫黑夜中挣扎；她“忧虑不安”，因为她无所事事；在想象中，一切可能性都有同样的现实性：列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失败，生意可能完蛋；她在愁苦而漫长的反复思考中徒劳地想驱除的是她自身无能为力的幽灵。

她的操心反映了对既定世界的怀疑。如果她觉得它充满了危险，随时会陷入大灾大难，这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感到幸福。大部分时间，她忍受不了逆来顺受；她很清楚，她所忍受的是不由自主地忍受的，她是女人，从来没人向她求教；她不敢反抗；她不情愿地顺从；她的态度是持续的怨天尤人。医生、教士、女社会福利员，凡是听到女人知心话的人都知道，最常见的调门就是抱怨；在女友之间，她们都哀叹自己所受的罪，异口同声地诉说命运的不公、世界和一般而言的男人的所作所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对他的失败只责备自己，他承担失败的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发生的，是他人要对她的不幸负责。她的极度绝望拒绝一切治疗的办法。向一个执著地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觉得什么也不能接受。她想经历的正是眼下的处境，在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中。不管对她提出什么改变办法，她都向上伸出双臂：“就差这个啦！”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提出的借口更为严重，只采用一种办法去摆脱它是不够的，她责备整个世界，因为它是在没有她，而且是为了反对她的情况下而建成的；从青少年时期起，从童年时代起，她就对自己的状况发出抗议；人们答应她要给补偿，向她保证，如果她把机会放在男人手中，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她认为自己受骗了；她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附属性的背面，献出一切，得到任何回报都是不够的。然而，她也需要尊重男性世界；如果她从整体上否定这个世界，她会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中，头上没有屋顶，她采取善恶二元论的态度，这是她的主妇经验给她的启发。行动的个体承认自己要对善与恶负责，如同要对其他东西负责一样，他知道，是由他确定目的，使之取得胜利；他在行动中感到，一切解决办法都是模棱两可的；正义和非正义，得和失，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但凡被动的人，都处于局外状态，甚至拒绝在思想上提出伦理问题：善应该得到实现，如果得不到实现，就犯了错误，必须惩罚犯错误的人。女人像孩子一样，将善与恶体现在埃皮纳尔的画片上；善恶二元论消除了选择的焦虑，使精神不安平复下来；在大灾难和小灾难之间，在眼前利益和未来更大的利益之间做出决定，要由自己确定什么是失败和什么是胜利，这要冒巨大的风险；对善恶二元论者来说，良莠分明，只需要除莠草；灰尘自惭形秽，而清洁是完全消除污秽；清扫是排除废物和泥巴。因此，女人认为，无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布尔什维克，还是政府，“一切全是错的”；她总是反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在反德雷福斯(9)派中，女人比男人更加激烈；她们不总是知道恶的本原在哪里，但她们期待“好政府”像打扫房子的灰尘一样将恶的本原清除掉。对狂热的女戴高乐主义者来说，戴高乐像清扫大王一样出现；她们想象他手里拿着鸡毛掸子和抹布，像个清洁工那样将法国“弄干净”。

但这些希望总是处于不确定的未来中；这期间，恶继续侵蚀着善；女人由于掌握不了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共济会会员，所以寻找一个对此负责的人，可以更具体地泄愤：丈夫是一个被选中的牺牲品。男性世界正是体现在他身上，通过他，男性社会管着她和欺骗她；他承载着世界的负担，如果出事了，那是他的错。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们、店主、家务、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她希望他感到自己有罪。她常常对他怀有特别的气恼；但是他首先作为一个男人而有罪；他也可能有疾病和忧虑：“这不是一回事”；他拥有特权，她不断感到这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她对丈夫、情人感到的敌视，使她把自己和他们联结在一起，而不是与之远离；一个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的男人力图回避她，而她掌握自己憎恨的男人，要让他付出代价。选择指责，不是选择摆脱不幸，而是选择沉迷其中；她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和男人征服了她，她要反败为胜。因此，她像童年时那样，非常轻松地沉醉于大哭大闹中。

女人肯定是因为她的生活在无力反抗的背景上消泯于无形，才动辄哭泣；无疑，她在生理上不如男人能控制交感神经系统；她的教育教会她听之任之，禁忌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因为狄德罗、邦雅曼·贡斯当就常常泪如泉涌，而自从习俗不让男人哭泣，男人就不再哭泣了。而且女人总是准备对世界采取一种失败的姿态，因为她从来不曾坦率地接受过这个世界。男人接受这个世界；不幸本身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会面对这个世界，不会“被人打倒”；而只要有一点不快就足以让女人重新发现世界的敌视和命运的不公正；于是，她投入最可靠的庇护所：自身；她脸上的热泪，她哭红的眼眶，是她痛苦的心灵的感性在场；眼泪落在皮肤上感到温存，流在舌头上有点咸味，也是一种又甜又苦的抚摸；脸在宽慰的滔滔热泪下发烫；眼泪既是抱怨，又是安慰，既是狂热，又是使人快慰的清凉。眼泪也是最高的托词，像暴风雨一样突如其来，一阵阵爆发出狂风、骤雨、冰雹，将女人变成发出哀怨呜咽的喷泉、风狂雨暴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罩上了一层雾，它们甚至没有目光，消失在雨水中；看不见东西的女人又回到自然事物的被动性中。人们希望她被打败，她陷入失败中，沉入水底，淹没了，摆脱注视她的男人，后者像在瀑布面前一样无能为力。他认为这种方法不够光明正大，但她认为，从一开始斗争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因为没有让她掌握任何有效的武器。她再一次求助于魔法咒语。她的哭泣能激怒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采用这种办法。

如果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她会大吵大闹，东一榔头西一棒，使男人更加难堪。在某些阶层，男人有时真会对妻子以拳相向；在其他阶层，正因为他是强者，他的拳头是有效的武器，所以他不诉诸暴力。但女人像孩子一样，象征性地发怒，她会扑向男人，又抓又打，但这只是一种姿态。尤其她通过歇斯底里发作，表现她不能具体实现的拒绝。她倾向于痉挛的表现，不仅出于生理原因：能量投向世界时，不能把握任何客体，痉挛是这种能量的内化；这是处境引起的所有消极力量的空消耗。母亲面对她年幼的孩子们，很少歇斯底里发作，因为她能打他们，惩罚他们，正是面对她掌握不了的大儿子、丈夫和情人，她才会火冒三丈。索菲娅·托尔斯泰歇斯底里的吵闹是意味深长的；诚然，她没有尽力了解丈夫是犯了大错，在她的日记里，她显得既不慷慨、敏感，也不真诚，我们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但不管她错了还是有理，都丝毫没有改变她处境的可怕，她一生都通过不断的指责，在忍受做爱、怀孕、孤独、丈夫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当托尔斯泰的新决定加剧了冲突时，她没有武器，却去反对敌对的意愿，以软弱无力的意志加以拒绝；她投入拒绝的做戏中—假装自杀、假装逃跑、假装生病，等等—对她周围的人，对精疲力竭的她来说，这都是可恶的，几乎看不到有别的出路，因为她没有任何积极的理由要压下反抗情绪，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表达这种情绪。

对于达到反抗顶点的女人，确实有一条出路摆在面前，这就是自杀。但似乎她运用得比男人要少。这方面的统计模糊不清(10)，如果考察一下成功的自杀，那么轻生的男人要比女人多得多，但是女人的自杀企图更常见。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更容易满足于做戏，她们比男人更经常假装自杀，不过想自杀更少。这部分也因为她们厌恶暴烈的方法，她们几乎从来不用刀剑，也不用火器。她们更乐意淹死，就像奥菲莉娅，表现出女人与被动和充满黑暗的水的亲缘关系，仿佛生命能够被动地消融在水中。大体上，这里可以观察到我已经指出的模糊性：女人所憎恨的，她并没有真心想离开。她假装决裂，但最终仍然待在让她痛苦的男人身边；她假装离开使她厌烦的生活，可是她自杀相对要少。她没有做最终决断的兴趣，她对男人、生活、自己的状况表示抗议，但她并不逃避。

有大量的女性行为应当理解为抗议。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常常出于挑战而不是出于乐趣对丈夫不忠；她故意冒冒失失和大手大脚，因为他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厌恶女人者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女人缺乏“准确感”。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多么顺从地屈服于时间的要求。她是故意迟到的。有些爱打扮的女人认为这样可以刺激男人的欲望，更加重视她们的出现；尤其是，女人让男人多等一会儿，以抗议她一生漫长的等待。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是等待，因为她被关闭在内在性和偶然性的范围内，证明她生存的必要性总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她等待男人的敬意和赞同，等待爱情，等待丈夫和情人的感激和赞美；她等待他们给她存在理由、价值和存在本身。她从他们那里等待给养，无论她掌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得到丈夫给她的款子，他必须领到工资，必须争取到加薪，才能让她支付杂货商，或者买一条新裙子。她等待男人露面，她的经济附属地位使她由男人支配；她只是男性生活的一个因素，而男人是她的整个生活；丈夫在外忙于事务，女人要忍受他一整天不在家；是情人—哪怕很热情—根据他的情债决定分手和会面。在床上，她等待男人的欲望，有时十分焦虑地等待自己的快感来临。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情人定下约会时姗姗来迟，在丈夫指定的时间没有准备好；她由此确定自己的事的重要性，她要求她的独立，暂时重新变成本质的主体，对方要被动地忍受她的意愿。这是胆小的报复，不管她多么固执地要让男人“久等”，她永远补偿不了要窥伺、期望、屈从男人的一时雅兴所度过的无穷无尽的时间。

她虽然大致承认男人的优越地位，接受他们的权威，崇拜他们的偶像，一般说来，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否定他们的统治；人们常常责备她的“矛盾精神”由此而来；她由于没有自主的领域，不能以真理和积极价值去对抗男性所确定的真理和价值，她只能否定它们。她的否定根据尊重和怨恨在她身上占多大比例而多少有点偏执。但事实是，她了解男性体系的一切缺陷，迫不及待加以揭露。

女人不能控制男人世界，因为她们的经验没有教会她们运用逻辑和技术，反过来，男性工具的威力在女性领域的边界也消失了。有一整个人类经验的领域是被男性有意忽略的，因为男性无法去思索它，这经验，女人是经历的。工程师提出自己的设计图时是那样准确，他在家里行动时像造物主，他只要说一句话，他的饭餐便准备好了，他的衬衣浆好了，他的孩子们安安静静的；生育像摩西的棍棒一挥那样快；他对这些奇迹不感到惊讶。奇迹的概念不同于魔法的概念，它在一个合理确定的世界上设立的是无原因事件的彻底无连续性，一切思想都要碰得粉碎；而魔法现象是由秘密力量统一起来的，顺从的意识可以顺应—并不理解—这些力量的持续生成。婴儿对像造物主一样的父亲来说是奇迹，对经历了婴儿在她肚子里成长的母亲来说是魔法。男人的体验是知性的，但充满空白；女人的体验是在自己的范围内的，晦暗而充实。这种不透明使她显得沉重，在同她的关系中，她觉得男性轻巧，他有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则的轻巧。家庭主妇耸耸肩，喃喃地说：“男人，他们想不到！”无疑，她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们也说：“男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生命。”她们以轻浮而令人讨厌的雄蜂的象征去对抗螳螂的比喻。

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女人是拒绝男性逻辑的。男性逻辑不仅不切合她的体验，而且她也知道，在男人手中，道理变成一种暴力的狡黠形式；他们不容置辩的断定，目的在于欺骗她。男人想把她封闭在两难境地中：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从所接受原则的整个体系来看，她应当同意，因为拒绝同意，就是拒绝整个体系，她不能让自己引起这样的哗然，她没有办法重建另一个社会。然而，她不能接受它。她处在反抗和受奴役中间，违心地忍受男性权威。在每一个场合下，都必须通过暴力让她承担半推半就地服从的后果。男人追求一个既自由又是奴隶的妻子的幻想，他希望她向他让步时，也向定理般的事实让步；但她知道，他自己选择了他有力的推理抓住的公设；只要她回避对这些公设提出质疑，他会很容易让她闭嘴；然而，他无法说服她，因为她猜出了他的专横。因此，他会愤怒地指责她固执，缺乏逻辑，而她拒绝赌博，因为她知道在骰子上作假了。

女人并不正面认为，真理不同于男人所认为的那样，她宁可接受真理不存在。不仅是生活使她怀疑同一性原则，也不仅是她周围的魔法现象破坏了因果概念，她正是在男性世界的中心，在从属于这个世界的自己身上，把握了一切原则、一切价值和一切生存的模糊性。她知道，男性道德在涉及她的方面是一个大骗局。男人夸大其辞地要她接受他的品德和荣誉的法规，但却小心谨慎地怂恿她不服从，他甚至期待这种不服从；没有这种不服从，他借以藏身的整个漂亮牌坊就会倾覆。

男人乐意依据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公民向普遍性超越，会获得道德的尊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他有权实现欲望和快感。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处在一个偶然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道德不再适用，品行无关宏旨。他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涉及价值；他根据大家普遍承认的法律，面对其他自由，他也是一种自由；但在女人身边—她是为这个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他不再承担他的生存，他投身于自在的幻影中，位于非本真的层面上；他表现出暴虐、虐待狂、暴力，或者幼稚、受虐狂、爱抱怨；他竭力想满足自己的困扰和嗜好；他“放松”自己，以自己在公众生活中获得的权利的名义“无拘无束”。他的妻子往往被他的言辞、他的公开品行的高格调和“他暗中不懈的新花样”之间形成的对照弄得很惊讶，就像苔蕾丝·德斯盖鲁一样。他宣扬重新增加人口，他善于控制生孩子，不超过他感到适合的范围。他赞扬贞洁和忠实的妻子，但他勾引邻居的妻子通奸。我们已经看到，男人多么虚伪地宣布，堕胎是犯罪，而在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女人弄得要人工流产；丈夫或情人常常迫使她们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他们也时常暗示，有时这是有必要的。他们公开期望，女人会同意犯轻罪，她的“不道德”对男人所尊重的道德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这种口是心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男人对卖淫的态度，是他的需求产生了供给；我已经说过，妓女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他们谴责一般的恶习，但对自己个人的嗜好表现得极为宽容；人们却认为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而不是嫖娼的男性属于淫乱和堕落。有一则逸事阐明了这种精神状态：上世纪末，警察在一家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们为一个案件作证，她们提到她们的主顾是一些地位显赫的先生，她们当中的一个张嘴要说出一个名字，检察官急忙阻止她：不要玷污一位体面先生的名字！ 一位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先生在破坏一个小姑娘的处女膜时，仍然是一位体面的先生；他有弱点，但谁没有弱点呢？而进入不了普遍性的道德领域的小姑娘—她既不是法官、将军，也不是法国的大人物，而只是一个小姑娘—是在性的偶然性领域完成她的道德价值，这是一个淫乱的女子，一个堕落的女子，一个宜进教养院的邪恶女子。在大量情况下，男人可以不用玷污自己高尚的形象，与女人合谋，做出一些她要受到谴责的行为。她不懂得其中的微妙；她所懂得的是，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扬的原则行事，并且要求她违反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因此她并没有给他她假装给他的东西。她会是一个贞洁和忠实的妻子，她悄悄地向自己的欲望让步；她会是一个出色的母亲，但她小心翼翼地实行“节育”，必要时会做人工流产。男人公开地责备她，这是游戏规则，但他背地里又感激她的轻浮或不育。女人扮演这类间谍的角色，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枪决，如果成功了，就会得到充分的奖赏；男性的一切无行都由她承担，不仅妓女，所有女人都被用做体面人所居住的窗明几净的宫殿的阴沟。随后，当人们向她们谈到尊严、荣誉、光明磊落和所有崇高的男性品德时，她们拒绝“同意”，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当道貌岸然的男子谴责她们自私、做戏、说谎时(11)，她们尤其报以嘲笑，因为她们很清楚，别人没有给她们开辟其他出路。男人也“关心”金钱和成功，但他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去获得；女人被指派扮演寄生者的角色，凡是寄生者都必然是一个剥削者；她需要男性获得人类尊严、吃饭、享受和生育；她正是通过性服务，才保证自己得到好处；既然人们把她封闭在这种职能中，她就整个儿是一个剥削工具。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涉及坦率的交易。甚至男人也要求她对他做戏，他希望她是他者；但一切生存者，不管他怎样竭力否认，仍然是主体；他希望她是客体：她让自己成为客体；她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项自由的活动；这正是她最初的背叛；即使最温顺的、最被动的意识仍然是意识；有时，男性发现，她献身给他时，在观察他，评判他，就足够让他感到受愚弄了；她只应该是一样献出的东西，一个猎物。然而，这样东西，他也要求她自由地给予他，在床上，他要求她感受到快感；在家中，她必须真诚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贡献；在她服从的时候，她应该假装独立，而在别的时候，她应该主动地演被动的戏。她说谎是为了留住男人，他能保证给她每天的面包：吵闹和眼泪，爱情的激动，歇斯底里的发作；她说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接受下来的暴虐。他鼓励她做戏，他的统治、他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她以隐瞒的能耐去对付他；这样，她双倍美妙地报复，因为在欺骗他时，她满足了特殊的愿望，尝到了嘲弄他的快意。妻子、妓女在假装没有感受到的激动时，是在欺骗；然后她们和情人、女友嘲笑受捉弄的人的幼稚和虚荣心，她们怨恨地说：“他们不但没有‘搞到’我们，而且还想让我们因快感喊叫到精疲力竭。”这很像女仆的谈话，她们在做祭礼时说她们“老板”的坏话。女人有同样的缺陷，因为她是同样的家长压迫的受害者；她也同样玩世不恭，因为她像仆人看主人那样，从下往上看男人。但很清楚，这些特征的任何一种都不表明堕落的原始意愿或本质，它们反映了一种处境。“凡是有强制性制度的地方，就有虚情假意，”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在爱情上和在商品中都是密不可分的。”男人很清楚女人的缺陷表现了她的状况，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维持性别的等级，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鼓励让他们蔑视她的同样特征。也许，丈夫、情人对于与之生活的那个特殊女人的毛病感到愤怒，但他们宣扬一般女性的魅力时，却认为女人与她们的缺点密不可分。如果女人不是忘恩负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怠惰的，她就丧失她的诱惑力。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当男人原谅弱小女人的幼稚错误时，感到自己是多么正确、强大、善解人意和宽容。因此，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与作者串通一气—对偷东西的、恶毒的、通奸的妻子十分温情，他们宽容地对待她，有分寸地表现男性的智慧。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法国的殖民地移民，也希望黑人小偷小摸，懒惰，爱撒谎，他由此证明自己缺乏尊严；他让压迫者变得有理；如果他执著地表现得正派、光明磊落，人们就把他看做一个坏脾气的人。由于她不想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相反，把它变成一种装饰，因而缺点变得更显著了。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和道德命令，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没有普遍概念；世界在她看来像特殊情况的混合体；因此，她更容易相信女邻居的闲话，而不相信科学的陈述；无疑，她尊重印刷书籍，但这种尊重随着一页页过去而下滑，却抓不住内容；相反，一个陌生人在排队时或在沙龙中讲述的一件逸事，马上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都是神秘的；她不了解真实性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别人的经验—一旦得到相当有力的证明，便使她确信不疑。至于她，由于在家中与外界隔绝，不能与其他女人主动接触，自然而然把自己看做特殊的例子；她总是期待命运和男人给她例外的对待；她远远不相信对大家普适的推理，却相信掠过她头脑的启示；她很容易就接受，这些启示是天主或者是世上某个不可见的神灵给她的；对某些不幸、某些事故，她平静地认为：“我不会发生这种事”；相反，她设想：“对我会例外对待”，她喜欢被特殊照顾；商人会给她打折扣，警察在她没有特别通行证的情况下让她通过；人们教会她过高估计她微笑的价值，而忘了对她说，所有女人都会微笑。她并非自认为比女邻居更加不同寻常，这是因为她不做比较；出于同样理由，经验很少向她揭穿谎言，她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但她没有做出归纳。

因此，女人不能成功地牢固建立一个“反宇宙”，她们无法由此向男性挑战；她们时不时地大骂男人，互相叙述床笫间和分娩的故事，交流占星术和美容方法。而为了真正建立她们出于怨恨而期待的“不满的世界”，她们又缺乏信心，她们对男人的态度过于矛盾。事实上，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偶然性的脆弱的身体，他是一个幼稚的人，一只讨厌的雄蜂，一个庸俗的暴君，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爱虚荣的人，但他也是解放她们的英雄，给予她们价值的神灵。他的欲望是粗鄙的渴望，与他做爱是可耻的苦差事，不过他的激情和男性力量也像造物主的能量。当一个女人陶醉地说“他是一个男子汉”时，她同时想到的是她赞赏的性活力和男人的社会工作效率，这两方面表现了同样的创造优势；她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商人、将军、领袖，却不是一个强壮的情人，他在社会上的成功总是有性的魅力；反过来，她准备好承认那个满足她的男人的天才。再说，她在这里重申的是男性神话。对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来说，男性生殖器既是活生生的能量，又是人的超越性。因此，女人可以在床上的快感中看到与世界精神的交流。她给予男人神秘的崇拜，消失和重现在他的荣耀中。由于具有男性特征的个体多种多样，矛盾在这里很容易解除。有些男人—她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他们的偶然性—是人类苦难的体现，在其他人身上，激发出男人的伟力。但女人甚至接受，这两种人混合成一种人。有个少女爱上一个她认为出众的男人，她这样写道：“如果我变得有名，R一准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会得到满足。他会在散步时骄傲地挽着我的手臂。”她发狂地赞赏他。在女人看来，同一个人可以既是吝啬的、平庸的、微不足道的，又是一个神，神毕竟也有弱点。一个在他的自由和人性中被人爱的个体，人们对他提出这种严格要求，这是本真尊重的反面；而一个跪在男人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以自诩“善于掌握他”，“操纵他”，她得意地奉承“他软弱的一面”，却不让他失去威信；这是她对他的特殊个体并不感到亲昵的证明，正像她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她盲目地跪在偶像具有的一般本质面前，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晕，一种既定和凝固的价值，即使具有这一价值的个体是卑微的，也会显示出来；这个人微不足道；相反，嫉妒他的特权的女人，乐意对他狡猾地占有优势。

女人对男人的矛盾感情，也存在于她对自身和世界的一般态度上；她被封闭在其中的领域，是被男性世界包围着的；但它又受到男人本身是其玩物的隐蔽力量的缠扰；只要她联合这些魔力，就会轮到她获得权力。社会在制服自然；但自然也支配社会；精神超越生命而确立；但如果生命不再支撑精神，它就会熄灭。女人以这种矛盾为借口，给予一座花园比给予一座城市，给予一种疾病比给予一种思想，给予一次分娩比给予一次革命更多的真理；她竭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和母亲的统治，以便面对非本质，重新找到本质。但由于她也是一个超越性寄存其中的生存者，她只有通过改变她受束缚的领域，才能使之具有价值，她赋予它超越的维度。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一个经过构思的现实。女人受到不容思索的魔力现实的控制，她通过缺乏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这个现实。她非但没有承受自己的生存，反而瞻仰在天上自己命运的纯粹理念，她非但没有行动，反而在想象中竖起自己的塑像；她非但没有思考，反而去梦想。由此产生：她如此“肉体”，也如此人为，她如此世俗，又如此虚无缥缈。她的生活在擦洗烧锅中度过，这是一部美妙的小说；作为男人的附庸，她认为自己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赞颂爱情。因为她注定只了解生活中偶然的人为性，她让自己成为理想的女祭司。

这种矛盾从女人把握自己身体的方式上清晰可见。这是一个负担，它被物种侵蚀，每月流血，被动地繁殖，对她来说，它不是掌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在场；它不能确保乐趣，却产生撕心裂肺的痛苦；它包含着威胁，她感到“内部”有危险。由于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和内脏的交感神经系统的联系紧密，所以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它表现了女人拒绝承受的反应，在呜咽、痉挛和呕吐中，它摆脱了她的控制，背叛了她；它是她最亲近的真实，但这是可耻的真实，她要掩盖起来。然而，它也是她美妙的分身；她在镜中目眩神迷地凝视它；它是幸福的许诺、艺术作品、活生生的塑像；她塑造它，装饰它，炫耀它。当她在镜子中微笑时，忘却了自己肉体的偶然性；在做爱中，在怀孕中，它的形象虚无化了。但她往往在遐想自身时，惊异于自己同时是女主角和肉身。

自然相应地赋予她一个双重面孔：她做蔬菜牛肉浓汤，也激发神秘的情感抒发。女人在变成家庭主妇和母亲后，放弃了在平原和树林中自由漫游，更喜欢在菜园子里平静地种植，她培植花卉，插入花瓶，但她面对月光和落日仍然激动。在人间的动植物中，她首先看到食物和装饰品；然而其中流动着慷慨和魔力的汁液。生命不仅是内在性和重复，它也有炫目的光辉一面；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它显现为美。女人肚子的生育力将女人和自然相协调，她也感到自己被精神这给予她活力的和风掠过。在她得不到满足，感到自身像未长成的、未确定的少女的情况下，她的心灵也会冲向无限伸展的道路，冲向无边的天涯。她虽然受制于丈夫、孩子和家庭，但她会迷醉地在山坡上重新成为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人；她不再是妻子、母亲、家庭主妇，而是一个人；她凝望被动的世界，她回忆起她有一个完整的意识，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自由。面对水的神秘、山峰的挺拔，男性的优势消失了；当她在欧石楠丛中行走时，当她将手伸进溪流时，她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生活。经过种种奴役仍然保持独立的女人，在自然中强烈地热爱自己的自由。其他女人仅仅在其中找到迷醉的借口，她们在黄昏徘徊于担心感冒和心灵昏厥之间。

这种对肉体世界和“诗意”世界的双重附属，确定了女人多少明确地依附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竭力混淆生命与超越性；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儿主义和一切从属于它的学说；她在一种近似于斯多葛学派或者十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自然哲学中自得其乐，女人以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为首，依附于一种既是如此唯物的又是如此唯灵的哲学，十分平常。女人在社会方面信奉善恶二元论，深感需要在本体论上成为乐观主义者，行动的道德对她不合适，因为她被禁止行动；她要忍受既定，因此必须让既定是善；但一个善，像斯宾诺莎通过理性所认识到的善那样，或者像莱布尼兹通过计算认识到的善那样，不会使她感兴趣。她要求这样一种善，它是一种活跃的和谐，她只要活着就置身于其中。和谐的概念是开启女性世界的钥匙之一，它意味着固定的完美，意味着可以直接证明从整体出发每个成分存在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它对整体的被动参与。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女人就这样达到男人在行动中寻求的东西，她影响世界，为世界所需要，她有助于善的胜利。女人看做启示的时刻，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们在其中发现自己与平静地依附在自身之上的现实相一致，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全部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给予她们女主人公的闪光幸福的时刻。那种自由雀跃的快乐是留给男人的，女人所经历的是一种充满快意的充实印象。(12)可以理解，普通的平静状态，在她看来，可以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她通常生活在拒绝、指责、要求的紧张状态中，人们不会责备她享受美好的下午或者傍晚的温馨。但是，在其中寻找世界的隐蔽心灵的真正定义，是一种诱饵。善不在那里，世界不是和谐，任何个体都没有必然的位置。

有一种辩解、一种最高的报偿是社会一向竭力给予女人的，这就是宗教。女人必须有宗教，就像老百姓必须有宗教那样，理由完全一样：当人们判定一种性别、一个阶级是内在性时，就必须给以超越性的幻象。男人通过一个天主让人接受他创造的法规，有很大好处，特别是，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最高权威，这个权威由最高存在赋予就是适宜的。例如，在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那里，男人通过神权成为主人，对天主的恐惧在受压迫者身上窒息了一切反抗的念头。人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轻信上。女人在男性世界面前采取一种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天国的天主在她看来，和内阁大臣一样遥不可及，创世的神秘酷似发电站的神秘。但尤其是，如果她非常乐意信奉宗教，这是因为宗教能满足深层的需要。现代文明—甚至在女人身上—承认自由，在现代文明中，宗教看上去远不是一个压迫工具，而像一个欺骗工具。人们较少要求女人以天主的名义接受她的低劣地位，而是依仗天主自认为与至高无上的男性平起平坐；人们认为克服了不公正，便取消了反抗的企图本身。女人的超越性不再被剥夺，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天主；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被衡量，而不是根据它们在人间的成就来决定；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看，人间只有事务，擦皮鞋或造桥，都是同样的虚荣；性别平等越过社会歧视，重新建立。因此，小姑娘和少女远比她们的兄弟更加热忱地投入信仰；超越男孩的超越性的天主，其注视使他感到羞辱，在这种强有力的监护下，他永远是一个孩子，这比起受到他父亲的生存威胁来说是更彻底的阉割。而“永恒的孩子”在这种把她变形为天使的姐妹的注视中，得到拯救，它取消了阴茎的特权。真诚的信仰大大帮助女孩避免自卑情结，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天主的创造物。因此，人们在很多重要的圣女身上，找到完全是男性的坚定：圣布里吉特(13)、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傲慢地宣称要指导世人；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凯瑟琳甚至很严厉地领导她的神修导师；贞德、圣德肋撒以任何男人无法超越的无畏，走她们自己的路。教会保证让天主决不允许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它专门将这些可怕的武器重新交到男人手中：拒绝赦免、革出教门；贞德执著于见到的神迹，被活活烧死。女人虽然根据天主的意愿屈服于男人的法律，却在天主身上找到反抗男人的坚实支援。男人的逻辑被神秘教义所否定，男性的骄傲变成罪恶，他们的激动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有罪，为什么重新塑造这个天主本人创造的世界呢？女人注定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了。她在火炉旁数着念珠，知道自己比丈夫更接近天国，他忙于参加政治集会。不需要做任何事来拯救她的灵魂，只消顺从地活着就够了。生命和精神交相融汇，母亲不仅仅生出一个肉体，她也将一个灵魂献给天主，这是比穿透原子微小的秘密更高得多的作品。女人得到天父的合作，可以用她女性的荣耀大声反抗男人。

天主不仅这样重建一般女性的尊严，而且每个女人在看不见的天神那里找到特殊的支持；作为人，她没有多大分量；但一旦她以神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意愿便变得神圣了。居伊昂夫人(14)说，她从一个修女生病学会“什么是通过圣子来领导以及通过同一个圣子来服从”；女信徒就是这样在卑微的服从中掩盖她的权威；她抚养她的孩子们，领导一个修道院，组织一个慈善团体，只是超自然力手中一个顺从的工具；人们不服从她，便不得不冒犯天主本身。诚然，男人也不会轻视这种支持；但是，当他们面对也可能同样要求支持的其他男人时，这种支持便不太可靠了，冲突最终要在人的层面解决。女人祈求神的意愿，在那些已经自然地从属于它的人眼中充分证实它的权威，也在自己眼中证实这种权威。如果这种合作对她非常有用，这是因为她特别关注同自身的关系—甚至当这种关系涉及他人的时候，上天的沉默只在内心的争论中才能具有法律的力量。事实上，女人以宗教为借口，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管是性欲冷淡、受虐狂还是虐待狂，她放弃肉体，扮演受害者，在自己周围扼杀一切生命冲动，为的是变得神圣；她自残和毁灭自己，以获得在上帝选民中的地位；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时，她剥夺了他们的人间幸福，为他们在天堂里准备了一个优越的位置；讲述科尔托纳的玛格丽特虔诚信教故事的传记中写道，“为了惩罚自己犯了罪”，她曾虐待她因错误生下的孩子；她只有在让路过的所有乞丐吃饱以后，才让孩子吃饭；我们已经看到过，对不希望怀上的孩子的仇恨是常见的，这是能够以合乎道德的狂热表示仇恨的好机会。从她那方面来说，不守妇道的女人很容易和天主安排停当；确信明天会赦免罪孽，往往帮助虔诚的女人克服顾忌。不管她选择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屈辱，盼望得救的念头鼓励她沉湎于这种自己最喜欢的快乐：关注自己；她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观察自己肉体的颤动，因她的肉体得到天恩而得到辩解，正如怀孕的女人因她的果实而得到辩解。她不仅以平和的警觉观察自己，而且向精神导师叙述自己的状况；从前，她甚至可以享受公开忏悔的陶醉。有人叙述，玛格丽特为了惩罚自己的虚荣举动，上到她家的晒台，像一个分娩的女人那样开始大声叫喊：“起来吧，科尔托纳的居民们，起来吧，点上蜡烛和灯笼，出来听听女罪人的诉说吧！”她列举自己的所有罪行，向群星历数自己的不幸。她通过这大声嚷嚷的羞辱，满足了表现癖的需要，在自恋女人身上可以找到非常多这类表现癖的例子。宗教允许女人自我满足，它给她梦寐以求的向导、神父、情人、监护神，它培育她的幻想，它占据她的空闲时间。但尤其是它确认了世界秩序，通过带来在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给忍辱负重以理由。因此，女人今日仍然是教会手中一张非常强有力的王牌；也因此，教会十分敌视一切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措施。女人需要宗教，为了延续宗教，必须有女人，有“真正的女人”。

可以看到，女人的总体“特征”：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兴趣、她的品行，可以通过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有超越性，就是不让她具有最崇高的人类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超脱、发明和创造力；但在男性身上，这些品质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像女人一样，束缚在中介和非本质方法的范围里；工人通过表达革命意愿的政治行动摆脱这范围；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男人有意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商人、办事员像女人一样，注定要重复日常事务，在现成的价值中异化，尊重舆论，在世间只寻求朦胧的舒适，对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任何优势；她下厨、洗涤、持家、抚养孩子，比屈从于禁忌的男人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他整天要服从上级，穿活硬领，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她可以在房间里穿着晨衣走来走去，唱歌，和女邻居说笑；她随意行动，冒小小的风险，竭力有效地达到某些结果。她远比丈夫更少生活在俗套和表象中。像卡夫卡所描写的这个官僚世界，这个充满繁文缛节、荒谬的动作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本质上是男性世界；女人更加接触到现实；男人做账，或者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时，只抓住抽象的东西；在摇篮里吃饱的孩子，白色的衣物，烤肉，是更可触摸的财产；但正是因为在具体追逐这些目标时，她感到它们的偶然性—相应地感到她自己的偶然性—她通常并不在它们当中异化，她仍然是无拘束的。男人的事业既是计划，也是逃避，他被自己的职业和角色所吞噬，他乐意显得重要和严肃；她否定男性的逻辑和道德，不落入这些陷阱中，司汤达正是在这方面如此赞赏女人；她在自尊中并不逃避自己状况的矛盾，她不躲在人类尊严的面具后面，她以更多的真诚发现自己不受约束的思想、她的激动、她的自发反应。因此，一旦她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她的主人合法的另一半的名义讲话，她的谈话远远不像她的丈夫那样令人厌烦；他滔滔不绝讲述所谓的一般观念，即能在报纸或专门著作中找到的词句和用语；她则运用有限但具体的经验。有名的“女性敏感”有虚构和做戏的成分，但事实是，女人比男人更加专注于自身和世界。在性生活方面，她生活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作为补偿，她有着对“美好事物”的兴趣，这可能产生矫揉造作，但也能产生细腻的情感；因为她的领域是受限制的，她获得的东西对她就显得宝贵，她既不把这些东西封闭在概念中，也不封闭在计划中，她揭示出它们的丰富性；她的逃避愿望通过她对节庆的兴趣表现出来，她欣喜于一束花、一块点心、一桌丰盛的菜的无偿性，她乐意把自己的空闲变成慷慨的奉献；她喜欢说笑、唱歌、首饰、小玩意儿，也准备好接受她周围一切令人激动的东西：街景、天空的景致；邀请和出行给她打开新的视野；男人常常拒绝参加这些乐事；当他走进家里，快乐的声音便沉寂下来，家中的女人们摆出他所期待的无聊和端庄的神态。女人从孤独和隔绝中抽取出她的生活特殊性的意义，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她对此比男人有更深切的体验；她关心自己的心灵、肉体、精神冒险，因为她知道，她在人间只有这唯一的命运；也由于她是被动的，她要忍受淹没她的现实，所以其方式比专注于抱负和职业的人更加热情和动人；她有闲暇和兴趣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受，得出其中的意义。当她的想象不迷失在徒劳的梦想里时，她变得有同情心，她力图从特殊性中理解他人，并在自身重新创造出这个人；她对于丈夫或情人能够真正视为同一，她以他无法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思虑变成自己的。她焦虑地关注全世界；她觉得世界就像一个谜，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可能是一个答案；她贪婪地追问。当她衰老时，她绝望的等待变成了讽刺和往往耐人寻味的玩世不恭；她拒绝男性的欺骗，看到男性建造的雄伟建筑偶然的、荒谬的、无根据的背面。她的从属性让她无法漠不关心；但她有时从强加给她的忠诚中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为丈夫、情人、孩子献身，不再想到自己，她整个儿是奉献、赠与。由于她不适应男人的社会，时常不得不亲自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她可以不满足于现成的方法和陈词滥调；如果她真诚，她身上会有比她丈夫的深刻自信更加接近本真性的不安。

但她只有在拒绝被男性欺骗的条件下，才对他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中，女人热心地成为她们主人的同谋，因为她们坚持利用他们向她们保证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大资产阶级、贵族女人总是比她们的丈夫更加执著地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她们毫不犹豫地把作为人的自主彻底牺牲给他们；她们扼杀自己身上的一切思想、一切判断力、一切自发冲动；她们鹦鹉学舌般重复被认可的见解，把自身混同于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理想；在她们心中，甚至在她们脸上，一切真诚都泯灭了。家庭主妇在她的劳动中，在照顾孩子中重新找到一种独立，她从中汲取有限的但却是具体的经验，“被伺候”的女人对世界再也没有任何控制力，她生活在梦想、抽象和空虚中。她不知道自己标榜的思想的影响；她说出的字句在她口中失去了一切意义；金融家、实业家，甚至将军，承受着疲劳和忧思，他们要冒险；他们以非法交易获取他们的特权，但至少他们付出了人格代价；他们的妻子获得了利益，却什么也没有给予，什么事也没做；而且她们更加盲目地相信她们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她们自命不凡的狂妄，她们彻底的无能，她们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可取的人。

因此，谈论一般的“女人”，和谈论永恒的“男人”一样荒谬。可以理解，试图决定女人是否高于、低于或者等于男人的一切比较，都是劳而无功的，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处境，很明显，男人的处境无限地优越，就是说，男人有更多的具体可能性将自由投入到世界中；由此必然得出，男人的成就远胜过女人的成就，女人几乎被禁止做任何事。然而比较男女在各自范围内怎样运用他们的自由，先验地是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都恰好是自由地运用自由。各种形式的自欺陷阱和欺骗，都同样地窥伺着男人和女人；两者的自由都是完整的。正是由于自由在女人身上是抽象的和空洞的，所以它只能在反抗中本真地承受，这是向没有可能建造任何东西的人打开的唯一道路；他们必须不接受处境的限制，竭力开辟未来之路；逆来顺受只是放弃和逃遁；对女人来说，除了致力于自己的解放，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但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大量女人企图单独实现她们个体的拯救。她们企图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证明自身生存的必然性，也就是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性。我们在自恋的女人、恋爱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身上看到的，正是受禁闭的女人为了把她的牢狱变成荣耀的天堂，把奴役变成崇高自由做出的最后努力—有时是可笑的，常常是动人的努力。

(1)　Franz Mesmer（1734—1815），德国医生，提出“动物磁气说”，为运用催眠术治疗精神疾病的先驱。

(2)　参阅让－保罗·萨特《脏手》：“贺德雷：你明白，她们是固执的，她们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她们相信这些思想，就像相信天主。是我们在制造思想，我们了解思想是怎样编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确信有理。”—原注

(3)　Georges Ernest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

(4)　“当将军经过时，民众尤其由妇女和孩子组成。”（关于1948年在萨瓦巡视的新闻报道）“人们为将军的讲话喝彩，妇女的热情尤其引人注目。人们注意到某些女人从头到尾表现出着迷，几乎看重每一句话，情绪激昂地大声喝彩，面孔变得绯红。”（1947年4月11日《窥伺报》）—原注

(5)　Josip Broz Tito（1892—1980），南斯拉夫革命家、政治家，1953年当选南斯拉夫第一任总统。

(6)　41899—1902年英国和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

(7)　参阅纪德《日记》：“克瑞乌萨或者罗得的妻子：一个停留，另一个朝后看，这是一种停留的方式。没有比这个激情呼喊更响亮的了：

菲德拉同你一起下到迷宫中，

要么迷路，要么会和你重逢。

但激情使她看不清；事实上，走了几步以后她会坐下，或者她想朝后走—或者终于让人载走。”—原注

(8)　一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妇女的态度正是这样深刻地改变了，特别是在最近北部矿区罢工期间，她们表现出和男人一样的激情和毅力，同他们并肩游行和斗争。—原注

(9)　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富商之子，被诬陷通敌、出卖情报。此冤案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分出反德雷福斯派（右翼）和德雷福斯派。后来左拉等知名人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直至1906年，此案才得到平反。

(10)　参阅阿尔布瓦克斯《自杀的原因》。—原注

(11)　于勒·拉福格：“所有这些神态娇弱，由于过去做奴隶积累而成的假正经的女人，没有别的得救的武器和谋生手段，除了这种不知不觉的、等待时机到来的、勾引人的神情。”—原注

(12)　在一大堆著述中，我要举出梅布尔·道奇的这段话，其中有关世界的总体看法的一段不是很明确，但有清楚的暗示：“这是一个平静的秋日，一切都是金色和红色的。弗丽达和我在挑选果实，我们席地而坐，我们周围摞着一堆堆红苹果。我们停了一会儿。阳光和富饶的大地使我们暖洋洋的，熏香了我们，苹果是充实、和平与富足的活生生的标志。大地的汁液满溢而出，也流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感到快乐、不可制服、像果园一样硕果累累。一时之间，我们共同沉浸在这种感情中，女人有时就会感到这种完美和完全自足的感情，它来自我们体力充沛的、令人高兴的健康。”—原注

(13)　Saint Bridget of Sweden（约1303—1373），瑞典修女，布里吉特修会创立人和神秘主义者。

(14)　Jeanne-Marie de la Motte-Guyon（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1676年成为寡妇后，宣扬神秘主义，曾被捕入狱，著有《精神急流》。

第三部　辩解

第十一章　自恋的女人

人们有时认为，自恋是所有女人的根本态度(1)，但把这个概念引申得太广，会破坏它的本意，正如拉罗什富科(2)破坏了利欲的概念。事实上，自恋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异化过程：自我被作为一个绝对目的设立，主体逃避到其中。在女人身上可以遇到许多其他的态度—本真的或非本真的态度，我们已经研究过其中几种。确实，环境更加促使女人而不是男人转向自身，把爱给予自己。

凡是爱情都要求主体与客体的二重性。女人被两条最终汇合的道路引导到自恋。作为主体，她感到受挫；小姑娘的时候，她就缺乏他我，而对男孩子来说，阴茎就是他我；稍后，她的攻击性性欲得不到满足。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她被禁止从事男性的活动。她忙忙碌碌，但什么事也没做；虽然肩负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职能，她的特殊性仍然没有得到承认。男人的真实性体现在他建房、伐木、治病上，女人不能通过计划和目标自我实现，便竭力在自身的内在性中把握自己。玛丽·巴什基尔采娃模仿西哀士(3)的说法，这样写道：“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愿意成为什么？什么都愿意。”许多女人正是因为自己什么也不是，才坚决地把她们的兴趣局限于自我，把自我与一切混同起来，使自我畸形发展。玛丽·巴什基尔采娃还说：“我是我自己心目中的女英雄。”一个行动的男人必然估量自己。女人由于显不出能力和受到隔绝，既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能衡量自己；她自认为极其重要，因为她接近不了任何重要事物。

她这样把自己提供给自己的欲望，是因为从童年起，她便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体。她受到的教育促使她在自己的整个身体中异化，青春期向她显示这个身体是被动的，激起情欲的；这是她的手可以触摸的一样东西，绸缎和丝绒触动它，她能以情人的目光欣赏它。有时，在手淫中，女人分身为一个男性的主体和一个女性的客体；达尔比耶(4)研究过的病人伊雷娜就这样想：“我要爱上自己，”或者更热烈地：“我要占有自己，”或者达到顶点：“我要让自己怀孕。”当玛丽·巴什基尔采娃这样写的时候，她也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没有人看到我的手臂和身躯，看到这种鲜嫩和这种青春，真是遗憾。”

第十二章　恋爱的女人

“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使他们分裂的严重误会的一个根源。拜伦说得好，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表达的是同一种观点：

爱情这个词，对男女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相当清楚的：这不仅仅是忠诚，这是身心的全部奉献，毫无保留，对无论什么都不加考虑。正是这种不讲条件，使她的爱情成为一种信仰1，她拥有的唯一信仰。至于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他想从她那里得到的正是这种爱；因此，他对自己与对女人要求的感情远不是同样的；如果有的人也有这种完全舍弃的愿望，我保证，肯定不会是男人。

男人在他们生存的某些时刻会成为热烈的情人，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为“伟大的情人”；他们在意乱情迷时，也绝不会完全退让；即使他们跪倒在情人面前，他们所期望的仍然是占有她，兼并她；他们在自己生活的中心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主体；被爱的女人只不过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他们想把她并入自己的生存，而不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存耗费在她身上。相反，对女人来说，爱情是全部舍弃给一个主人。塞西尔·索瓦日写道：

当女人恋爱时，她必须忘掉自己的人格。这是自然法则。女人没有主人就不存在。没有主人，这是一束散开的花。

其实，这里关系到的并不是自然法则。男女处境的不同反映在他们对待爱情的观点上。作为主体和自我的个体，如果对超越性颇有兴趣，就竭力扩展他对世界的掌握，他有抱负，他行动。可是，非本质的存在不能在自己主体性的深处发现绝对，注定内在性的存在不会在行动中自我实现。她被封闭在相对性的范围里，从小就注定属于男性，习惯把他看做她不允许与之平起平坐的君主，没有压抑自己做人要求的女人，梦想的是超越自己的存在，要成为这种高一等的存在，与至高无上的主体结合和混同；对她来说，除了身心消失在别人给她指定的、作为绝对与本质的人的身上，没有别的出路。既然她无论如何注定要从属他人，她宁愿侍候一个神，也不愿服从暴君—父母、丈夫、保护人；她选择了心甘情愿受奴役，觉得这种奴役是她自由的表现；她竭力通过彻底承受自己作为非本质客体的处境来克服它；她通过自己的肉体、感情、行为，极端地赞美被爱的男人，把他设立为价值和最高的现实，她在他面前要自我虚无化。对她来说，爱情变成一种宗教。

……

男人争先恐后地宣布，对女人来说，爱情是她的最高实现。尼采说：“作为女人去恋爱的女人，只会更深刻地成为女人。”巴尔扎克说：“从高层次来说，男人的生活是名誉，女人的生活是爱情。女人只有把她的生活变成持续的奉献，才与男人平等，如同男人的生活是持续的行动那样。”但这仍然是一种残忍的欺骗，因为女人所奉献的，男人根本不操心要接受。男人不需要他所要求的无条件忠诚，也不需要取悦他的虚荣心的盲目崇拜；他只有在无须满足这些态度所带来的要求的条件下，才接受它们。他向女人宣扬要奉献，她的奉献又使他厌烦；她对自己无用的奉献感到不知所措，对自己虚妄的生存也感到不知所措。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但在这之前，爱情以最动人的面貌，概括了压在封闭于女性世界中的女人、受伤害又不能自我满足的女人身上的诅咒。无数的爱情殉道者抗议命运的不公，因为它把荒凉的地狱当做最后的得救，提供给她们。

第十三章　虔信的女人

爱情被看做女人的最高使命，当她对一个男人诉说爱情时，她在他身上寻找的是天主，如果环境不允许她有人间的爱情，如果失恋或者苛求，她会选择在天主那里崇拜神性。当然，也有男人燃烧起这种火焰，但这种情况很罕见，他们的热忱更倾向于非常高雅的精神层面。相反，沉溺于天国婚礼之乐的女人却为数众多，她们以热忱得古怪的方式去体验这种欢乐。女人习惯于跪着生活；她通常等待她的得救从男人统治的天国降临；男人也被云彩围绕着，正是越过他们肉体在场的面纱，他们的庄严才显示出来。被崇拜者总是多少不在场的，他通过含糊的符号与崇拜他的女人沟通，她只能通过信仰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她越是觉得他高不可攀，便越是觉得他的行为深不可测。我们已经看到，色情狂凭借这种信仰无视背道而驰的事实。女人不需要看也不需要触摸，就可以感到身边有最高在场。不论是关系到一个医生、一个教士还是天主，她都会感到无可置疑的确实性，要作为奴隶在心中接受从上天降临的爱之浪潮。人间的爱和神圣的爱混合在一起，并非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升华，而是因为前者也是向超越、向绝对的迈进。无论如何，对恋爱的女人来说，就是通过把自己与统一在至高无上者身上的一切相结合，拯救自己的偶然存在。

第四部　走向解放

第十四章　独立的女人

法国法律不再把服从列入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这种公民自由如若不是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受供养的女人—妻子或者妓女—并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就从男性那里解放出来；即使习俗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比以前少了，这些消极的规定也并未深刻改变她的处境；她仍然禁锢在仆从状况中。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在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压在仆从女人身上的诅咒，就是不允许她做任何事，于是，她执著地通过自恋、爱情、宗教，徒劳地追寻存在；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她通过与她追求的目的、她获得的金钱和权利的关系，感受到自己的责任。许多女人，甚至从事最卑微职业的女人，也意识到这些优越性。我听到过做日工、擦洗旅馆大厅地砖的女人说：“我从来没对任何人提出过要求。我的成功全靠自己。”她像洛克菲勒一样，因自食其力而自豪。但不要以为选举权和职业的简单并列，就是完全解放，今日，工作不是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世界，达到前一步的女人才能够保证达到后一步。今日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被剥削者。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并没有因女性状况的变化而发生深刻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性的世界还保留着打上他们烙印的面目。不应该对给女性工作问题带来复杂性的事实视而不见。一位有身份、思想正统的女士，最近对雷诺工厂的女工做过一次调查，她断定，这些女工更喜欢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干活。无疑，她们只是作为经济受压迫阶级的一员获得独立的；另一方面，在工厂里完成的任务，没有使她们免除家里的繁重劳动。(1)如果向她们提议，在每周在工厂里还是在家里干活四十小时两者中进行选择，她们无疑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如果她们作为女工，能融合到她们会愉快和自豪地参与建造、并且属于她们的世界中，也许她们甚至会愉悦地接受两种劳动。在眼下，且不提农妇(2)，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从社会和丈夫那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具体地变得与男人平等。只有那些具有政治信念，在工会参加战斗，对未来怀有信心的女人，才能给予日常令人不快的疲劳以伦理意义，但女人因为缺乏闲暇，因袭屈从的传统，仅仅开始培养政治和社会的意识，那是正常的。她们由于在工作中没有得到理应期望得到的利益，便毫无热情地忍受工作束缚，那也是正常的。人们也明白，时装店的年轻女工、女店员、女秘书不愿意放弃男性支持的好处。我已经说过，对年轻女人来说，只要献出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融入特权阶层，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由于她的工资很低，而社会要求她的生活标准又很高，她注定要卖俏；如果她满足于所挣到的工资，她只会是一个贱民：住得差，穿得差，无缘享受各种娱乐，甚至爱情。正人君子向她宣扬苦行主义；实际上，她的粗茶淡饭往往和加尔默罗会修女一样清苦；只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把天主当做情人，她必须取悦男人，才能成功地过上女人生活。因此她会接受帮助，维持她半饥半饱的工资的雇主，厚颜无耻打的正是这样的算盘。有时，这种帮助能让她改善自己的处境，获得真正独立；有时相反，她放弃自己的职业，受人供养。她时常身兼数职；她通过工作从情人那里解放出来，或者由于情人摆脱自己的工作，但她也受到职业和男性保护的双重奴役。对已婚女人来说，工资一般只代表额外补充；对于“要让人帮助的女人”来说，男性援助倒像是次要的，但这两种女人都不能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完全独立。

然而，今日有相当多有特权的女人，她们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济和社会的自主。当人们探索女人的发展和未来时，质疑的正是她们。因此，虽然她们还只是少数，但仔细研究她们的处境却特别令人感兴趣；女性主义者和反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正是因为她们而旷日持久。反女性主义者认为，今日解放了的女人在世界上没有取得任何重要建树，另一方面，她们很难取得内心平衡。女性主义者则夸大这类女人取得的成果，却对她们的不安视而不见。事实上，决不能说她们走错了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并没有在新状况下获得安定，她们还只是走在半路上。经济上摆脱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会、心理状况中并没有达到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处境。她从事和投入职业的方式，取决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所构成的背景。然而，当她开始成人生活时，她身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她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看待；世界对她呈现出不同的前景。成为一个女人的事实，今日对一个自主的人提出了特殊的问题。

……

事实上，为了成为一个创造者，自我培养，也就是说把看戏和知识融合到自己的生活中是不够的；必须通过超越性的自由活动去掌握文化；必须让精神连同它所有的财富投向空无的天空，并且移居那里；如果千百种联系把创造者滞留在大地上，创造者的冲动就破灭了。无疑，今日少女可以独自出门，在杜伊勒利花园闲逛；但我已经说过，街道多么敌视她，到处有眼睛和手在窥伺她；不管她是昏昏然地漫游，胡思乱想，不管她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点燃一支香烟，还是独自上电影院，随即便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她必须通过打扮和衣着引起尊重，这种操心把她束缚在地上和自身。“翅膀垂落下来。”托·爱·劳伦斯独自骑自行车在法国长途漫游，人们不会允许少女投入这样的远足，她更不可能像劳伦斯那样一年以后徒步到半荒漠的危险地方去冒险。但这样的体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正是在这时，沉醉在自由和发现的个体，学会把整个大地看做他的采邑。女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剥夺上暴力课的权利，我说过，她弱不禁风，使她趋向于被动性；当一个男孩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感到他能够靠自身处理自己的事；至少作为补偿，需要让少女知道，采取运动和冒险的主动性、克服障碍的自豪会有怎样的滋味。但是不。她在世界之中可能感到孤独，她永远不能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地挺身面对世界。一切都促使她让自己受困，受到外界生存的支配，她特别是在爱情中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不幸或失宠常常是多重考验，正是孤独令艾米莉·勃朗特写出一本狂放有力的书；面对大自然、死亡和命运，她只期待自救。罗莎·卢森堡长得丑，她从来没有试图沉浸在对自我形象的崇拜中，成为自我的对象、猎物和陷阱，从青年时代起，她整个就是精神与自由。即便如此，女人很少充分承受与既定世界令人焦虑的亲密接触。包围她的束缚和压抑在她身上的整个传统，妨碍她对世界的责任感，这就是她平庸的深刻理由。

那些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人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肩负起世界重任，他们多少摆脱了这重负，成功地重建世界，或者失败了，但首先他们承受了这巨大的重负。这正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无法做到的。为了把世界看做属于自己的，为了对世界的错误感到负有责任，对它的进步感到光荣，必须属于特权阶级；只有那些掌握世界领导权的人，才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改变世界、想象世界、揭露世界的同时为世界辩护；只有他们才会在世界那里认出自己，力图在世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类可以化身为男人，而不是女人。然而，在我们看来堪称表率的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人，正是那些在他们的特殊生存中企图扮演整个人类命运的人。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凡·高怎么会生为女人呢？一个女人不会被派到博里纳日(13)去采风，她不会把人类的苦难看做自己的罪过，她不会想要赎罪，因此，她永远不会描绘凡·高的向日葵。更不用说她无缘这位画家的生活方式—在阿尔勒的孤独，常常光顾咖啡馆和妓院，一切孕育了凡·高感受和艺术的东西。一个女人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在怀疑和不安中，不会看出被逐出天堂的人类的焦虑。几乎只有圣德肋撒在完全的孤单中为自身经历人类状况，我们已经看到原因了。她超越人间的等级，和圣十字若望一样，感到自己头顶上令人放心的天花板。两者都有同样的黑夜，同样的光辉，在自己身上同样的虚无，在天主那里同样的充实。最后，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将荣誉置于两性差别之外，置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难以达到的荣耀中的时候，女人才能将自身的历史、自身的问题、自身的怀疑、自身的希望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等同；只有这时她才能寻求在自身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出全部现实，而不仅仅是她个人。只要她仍然需要为成为人而斗争，她就不会成为一个创造者。

为了解释她的局限，就必须再一次提到她的处境，而不是她的神秘本质，未来仍然向她敞开。人们争先恐后地认为，女人不具有“创造天才”，例如，以往著名的反女性主义者玛尔特·博雷利夫人就持这样的论点。但她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女性无逻辑和愚蠢的生动证明，因此她的作品是自相矛盾的。况且，既定的创造“本能”的概念，就像“永恒女性”的概念一样，应该扔到古老的实体壁橱中。有些厌恶女人者更加具体地认为，女人作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会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同样常常宣称，天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足以表明，心理和生理上的失衡并不意味着无能和平庸。至于从观察历史得出的论据，刚才已经讲过必须如何对待；历史事实不能被看做确立了永恒真理，它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历史，因为它正在变化。当完成一部天才作品，甚至仅仅一部简短的作品的一切可能性被拒绝时，女人怎么会有天才呢？古老的欧洲以前蔑视野蛮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既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作家：“在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生存吧，”杰斐逊(14)大体这样回答。对于那些指责他们没有产生出惠特曼和梅尔维尔的种族主义者，黑人也作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者也不能以任何名字去对抗拉辛或者马拉美的名声。自由的女人仅仅正在产生，当她自我确立时，她也许会证实兰波的预言：“诗人会出现！当对女人的无限奴役被粉碎时，当她为自身和通过自身生活时，男人—至今是可恶的—把她打发走，她也就会成为诗人！女人会找到未知的东西！她的观念世界会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吗？她会找到古怪的、深不可测的、令人厌恶的、美妙的东西，我们会理解这些东西。”(15)不能确定的是，她的“观念世界”是否与男人的观念世界不同，因为女人是在与男人同化的基础上才获得解放的；想知道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会是特殊的，这些特殊性又会有何等重要性，那就必须冒险做非常大胆的预想。可以肯定的是，至今女人的发展可能性被扼杀了，为了人类而失去了，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她的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着想尝试各种机会吧。

结语

“不，女人不是我们的兄弟；通过使她懒惰和堕落，我们已经把她变成一个特殊的、陌生的存在，她除了性器官以外，没有别的武器，这不仅是持久的战争，而且是永恒的弱小奴隶出于猜疑的明争暗斗的武器，不管她是热爱还是憎恨，都不是坦率的伙伴，而是一种身心结成一体、共济会式的存在。”

许多男人仍然赞成于勒·拉福格的这番话；许多人认为，在两性之间总是有“阴谋诡计和冷笑”，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友爱。事实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今日彼此都不满意。但问题是要知道，是否有种最初的诅咒使他们注定要互相伤害，或者这种使他们对抗的冲突只表现为人类史的一个过渡时刻。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种种传说，然而任何生理命运都没有将永恒的敌意强加给雄性和雌性，甚至雌螳螂也只是因缺乏其他养料和为了物种的利益，才吃掉雄性，在动物的阶梯上从高到低，一切个体都是从属于物种控制的。再说，人类不仅是一个物种，人类是历史的生成；人类是通过自身承受自然的人为性的方式来确定的。事实上，哪怕对世界的态度再自欺，也不能证明雄性和雌性之间存在纯粹生理上的对抗。因此，人们宁可将两者的敌对置于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中间领域，即精神分析的领域。人们说，女人羡慕男人的阴茎，并希望阉割他，但是，只有在成年女人把她的女性身份感受为一种缺陷时，这种对阴茎的幼稚向往才在她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性；只有当阴茎体现了男性的一切特权时，她才希望把男性性器官据为己有。人们乐意认为，她的阉割梦想有象征的含义，有人认为，她想剥夺男性的超越性。我们已经看到，她的愿望是非常模糊的，她以矛盾的方式希望拥有这种超越性，这就意味着，她既尊重这种超越性，同时又否认它，她想投身于其中，同时又把它留在自己身上。这就是说，这出戏不是在性的层面上进行的；再说，性在我们看来绝不意味着确定命运，绝不意味本身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线索，而是意味着表达了它参与确定的整体处境。两性斗争并不直接牵涉到男女的人体结构。事实上，人们提及这一斗争时，认为在观念的永恒宇宙中，进行着永恒的女性和永恒的男性之间不确定本质的一场斗争；人们没有注意到，这异乎寻常的斗争在人间具有与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

被封闭在内在性中的女人，试图把男人留在这个牢笼里；这样，这个牢笼便与世界等同，女人不再因封闭在里面而感到痛苦，母亲、妻子、情人是狱卒；由男人制定法典的社会规定，女人是低一等的，她只有摧毁了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消除这种低一等。她致力于伤害、支配男人，她违背他，她否认他的真理和价值。但她这样做只不过是自卫，并非不变的本质或罪恶的选择使她注定是内在性的、低一等的。这是强加给她的。一切压迫都产生一种战争状态。这种情况也不例外。被认为非本质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建他的至高地位。

今日，斗争采取另一种面貌；女人非但不想把男人封闭在囚牢里，而且想摆脱囚牢；她不再试图把他拖入内在性的领域，而是竭力显现在超越性的光芒中。正是男性的态度创造了新的冲突：男人不情愿地“辞退”女人。他仍然希望做至高无上的主体、绝对的高一等的人、本质的存在，他拒绝把他的妻子具体地看做平起平坐的人，她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回应他的不信任。这不再是封闭在各自领域内的个体之间的战争，提出要求的等级发起冲锋，却被享有特权的等级击败。这是两种超越性在对峙，每种自由非但不互相承认，反而想主宰对方。

这种态度差异在性方面和精神方面表现出来。“女性化的”女人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猎物，力图也把男人降低到肉体的被动性，她显得顺从，把自己物化，以挑起欲望，设法把他捕获，把他束缚住。相反，“解放了的”女人想变得主动，掌握权力，拒绝男人企图强加于她的被动性。爱丽丝和她的追随者同样否认男性活动具有价值，她们将肉体置于精神之上，将偶然性置于自由之上，将她们的日常智慧置于大胆创造之上。但“现代”女人接受男性价值，她们自炫以男人一样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工作和创造，她不是竭力贬低他，而是断言她与他是平等的。

在她以具体的行动表现自己的情况下，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该谴责的是男人的狂妄。但他们情有可原的是，女人故意把水搅混。像梅布尔·道奇这样的人以其女性的魅力征服劳伦斯，目的是在精神上控制他；许多女人为了以她们的成功表明她们与男人是可以媲美的，力图从性方面得到男性支持；她们脚踏两只船，既要老式的尊重，也要新式的尊敬，把赌注压在旧魔力和新权利上；可以理解，愤怒的男人要起而自卫，但他也口是心非，他要求女人光明正大地玩牌，却出于不信任和敌意，拒绝给她必不可少的王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明显，因为女人的存在本身是不透明的；她不是作为一个主体，而是作为一个矛盾地具有主体性的客体，面对男人而挺立的；她把自己既认做自我，又认做他者，这个矛盾会带来令人困惑的后果。当她同时把自己的弱点和长处都当做武器时，这不是深思熟虑的算计，她自发地在强加给她的道路中寻求得救，这是被动性的道路，同时她主动地要求自己的至高地位；也许这种方法“不是正当的”，但这是人们强加给她的矛盾处境所决定的。当男人把她看做一种自由，而她对他却是一个陷阱时，他会感到愤怒；如果他把她作为猎物，奉承她和满足她，他会对她的自主要求感到气愤；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感到被玩弄了，而她也认为自己受到伤害。

只要男人和女人互不承认是同等的人，就是说，只要女性气质如此这般延续下去，不和还要持续。哪个性别最着力于维持女性气质呢？摆脱了女性气质的女人想保持它带来的特权，而男人要求她承担其限制。蒙田说：“指责一个性别比原谅另一性别更容易。”给以谴责和赞赏是徒劳的。事实上，如果这种恶性循环很难打破，这是因为两性既是对方的又是自身的受害者；两个在各自的纯粹自由中对抗的对手之间，很容易达成协议；尤其这场斗争对双方都无益，就更是如此；但这整件事的复杂性来自这个事实：每一营垒都是其敌人的同谋；女人追逐放弃的梦想，男人追逐异化的梦想；非本真性没有抵偿，每一方指责对方屈从于方便的诱惑而带来不幸；男女互相憎恨对方的是自身的自欺和怯懦导致的明显失败。

我们已经看到，男人起先为什么奴役女人；女性的贬值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但是，它本来可以产生两性的合作；压迫可以这种倾向来解释：生存者通过异化为他压迫的另一方来自我逃避；今日，在每个特殊的人身上，这种倾向又恢复了，绝大多数人都屈服于这种倾向；丈夫在妻子身上，情人在情妇身上，寻找自己石像一样的面目；他在她身上寻找他的阳刚气、至高地位、直接现实的神话。女人说：“我的丈夫从来不去电影院。”男性不确定的见解刻写在永恒的大理石上。但他本身也是他的分身的奴隶，要树立一个始终处于危险境地的形象是多么费力啊！无论如何，这个形象建立在女人任性的自由上，必须不断地使这一形象有利于自己；男人挖空心思要显得像男人、重要和高一等；他在演戏，让别人也对他演戏；他也是咄咄逼人的、不安的；他对女人有敌意，因为他怕女人，他怕女人是因为他怕自己所混同的人物。他要花多少时间和力气去清理、升华、改变情结、谈论女人、引诱她们，害怕她们啊！在解放她们的同时也会解放他。但这正是他所害怕的。他执著地欺骗，把女人继续束缚在锁链中。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女人在受骗。克尔恺郭尔说：“做女人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糟糕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是一种不幸。”(1)长期以来，人们尽力掩盖这不幸。例如，取消了监护，给女人“保护人”，保护人具有古代监护人的权力，这是为了女人的利益。不许她工作，让她待在家里，这是让她防范自身，这是保证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以多么富有诗意的纱幕掩盖落在她身上的单调事务：家务、做母亲；人们送给她“女性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以交换她的自由。巴尔扎克建议男人一面说服她是女王，一面把她当奴隶，出色地描绘了这种伎俩。许多男人没有这样玩世不恭，竭力说服自己，她确实享有特权。今日有些美国的社会学家认真地传授“low-class gain”，也就是“下层阶级利益”。在法国，人们也常常宣称—尽管方式不那么科学—工人很幸运不必“讲究风度”，流浪汉更是可以身穿破衣烂衫，睡在人行道上，这种乐趣对德·博蒙伯爵和那些可怜的温德尔家族(2)的人是被禁止的。就像那些愉快地挠着虱子咬过的地方的无忧无虑的穷人，就像那些在鞭子抽打下嬉笑着的快乐的黑人，就像那些嘴唇挂着微笑把他们饿死的孩子埋掉的苏塞(3)的阿拉伯人，女人享受着这无可比拟的特权：没有责任感。她没有痛苦，没有负担，没有烦恼，明显地拥有“最好的份额”。令人困惑的是，多少世纪以来，在多少国家中，那些拥有最好份额的人总是以执著的奸诈—也许与原罪有关—对他们的施恩者喊道：太多了！得到你的那一份我就会满足了！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傲慢的男人坚持说：拿着最好的份额吧，拿着！

事实是男人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遇到的合作，多于压迫者在被压迫者身上一般得到的合作；他们自欺地允许自己这样行动，宣称她愿意接受他们强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她的全部教育都趋于阻挡她走反抗和冒险的道路；整个社会—从她可敬的父母开始—赞美爱情、忠贞、奉献的崇高价值，并向她隐瞒无论情人、丈夫和孩子都不准备忍受的讨厌家务，欺骗了她。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些谎言，因为它们促使她走便捷的斜坡，这是人们对她犯下的最恶毒的罪行。从她童年起，整个一生，人们让她把这种诱惑一切为自己的自由焦虑的生存者的服从当做她的使命，宠溺她，腐蚀她；如果有人让孩子整天玩乐，不给他机会学习，不向他指出学习的用处，促使孩子变得懒惰，待他成年，就不会告诉他，他已经选择了做无能和无知的人，人们就是这样抚养女人，从来也不教导她亲自承担生存的必要性；她便随波逐流，依靠保护、爱情、援助、他人的领导；她让自己受到迷惑，希望能够什么事也不做，便实现自己的存在。她向诱惑让步是做错了，但男人不配指责她，因为是他诱惑她这样做的。当他们之间产生冲突时，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做要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制造了这种处境：没有教会我推理和谋生……他会指责她接受了这种处境：你一无所知，你没有能耐……两性都采取攻势，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一方的错误并没有使另一方无罪。

使男女发生争斗的无数冲突来源于此：每一方都不承担这种一方提出，而另一方要忍受的处境的后果：“不平等中的平等”这种不确定的概念，一方用来掩盖自己的专制，另一方用来掩盖自己的怯懦，却经不住经验的考察：在他们的交换中，女人要求得到别人向她保证的抽象平等，而男人要求证实他看到的具体不平等。在一切关系中，关于给予和夺取这两个词的模糊性的不确定争论旷日持久就来自于此：她抱怨给予了一切，他抗议她夺取了他的一切。女人必须明白，交换—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法则—是按照给予的商品对购买者，而不是对出售者所具有的价值来进行的。人们说服她，她拥有无限的价值，那是欺骗她；事实上，她对男人来说仅仅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一个伴侣，一份次要的财产；他是她生存的意义和证明；因此，交换不是在两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物品之间进行的；这种不对等特别在如下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他们一起度过的时间—看起来是虚假的相同时间—对双方来说价值不同。男人和情人度过的晚上，他也可以用来做一件有利于他的职业生涯的事，拜访朋友们，培养关系，得到消遣；对一个正常地融入社会的男人来说，时间是一种积极的财富：金钱、名誉、快乐。相反，对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她一心想摆脱的负担；一旦她成功地消磨时间，她就获得一种利益：男人在场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男女关系中最明显地使男人感兴趣的是他从中获得性欲的好处，最低限度，他可以满足于和情人正好度过延续他们性行为所需要的时间；但是—除了例外—她期待“打发掉”她不知如何处理的过多的时间，正如只有别人“买走”他的萝卜，他才出售土豆的商人那样，只有情人附加地“花掉”谈话和出门的时间，她才同意献身。如果总体的代价在男人看来还不算太高，平衡就可以建立，这当然取决于欲望的强烈程度和在他看来他牺牲的事务具有的重要性；但如果女人要求—给予—太多的时间，她就变成完全使人讨厌了，如同从河床满溢而出的河流，男人宁可选择什么也没有，也不愿拥有太多。因此，她要节制自己的要求，但往往平衡要以双方的紧张为代价才能实现，她认为男人廉价地“占有”了她；他却认为他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当然，这样陈述有点幽默意味；但是—除了男人想全部占有女人，因而出现嫉妒和排他的激情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会出现在温情、欲望和爱情中；男人总是要利用时间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她却力图摆脱时间；他不认为她贡献给他的时间是一种赠与，而是一种负担。一般说来，他同意忍受这负担，因为他清楚，他属于受惠者一方，他感到“内疚”；如果他真诚一些，他便尝试以慷慨去补偿状况的不平等；然而，他把自己表示怜悯当做一个长处，他在第一次冲突时就把女人看做忘恩负义，他感到气愤：我太好了。她深信她的礼物的高度价值，却感到自己的行为像乞求者，她为此感到屈辱。这就解释了女人时常表现出残忍；她“问心无愧”，因为她处在不利的一边；她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善待特权阶层，她仅仅想到自卫；如果她有机会对不善于满足她的情人表现出怨恨，她甚至会非常高兴，因为他给得不够，她正是怀着粗野的乐趣从他那里重新夺回一切。于是受伤害的男人发现了他时刻蔑视的关系的总体代价，他准备做出一切许诺，哪怕他要遵守诺言时又重新认为被利用了；他指责情人敲诈他，她则指责他吝啬；双方都受到伤害。这里，要原谅和指责仍然是徒劳的，在不公正之中创造公正是永远办不到的。一个殖民地的官员绝不可能善待土著，一个将军也绝不可能善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既不做殖民者，也不做首领，但一个男人不会不做男人。因此他是不由自主地有罪，并受到他本人没有犯下的过错的压抑；她也不知不觉地成为受害者和泼妇；他有时反抗，选择残酷无情，这时他便成为不公正的同谋犯，错误变得真正是他犯下的；有时他任凭自己让那个提出要求的受害者消灭，吞噬，但他会感到受欺骗；有时他止于妥协，这妥协既贬低了他，又使他不舒服。一个真诚的男人，受这种处境的折磨超过女人受的折磨，在某种意义上，被战胜的一方总是更划算；但如果她也很真诚，不能自立，厌恶以自己的命运去压垮男人，她就要在无法摆脱的困窘中挣扎。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大量这类情况，由于它们取决于无法令人满意的状况而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一个男人不得不继续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供养他不再爱的女人，感到自己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对把一生都押在他身上的女人置之不顾，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罪恶不是来自个体的堕落—当一方怨恨另一方时，自欺就开始了—它来自这样一种处境：一切个人的行为对此都无能为力。女人是“纠缠不休的”，她们压在别人身上，为此而受苦；这是因为她们有着吮吸外在机体生命的寄生虫的命运；让她们拥有自主的机体，让她们能够同世界斗争，从中获得养料，她们的附属性就会消失，男人的附属性也会消失。无疑，两者都会因此而好得多。

男女平等的世界很容易想象，因为这正是苏联革命所许诺过的世界：和男人一样得到培养和教育的女人，会同工同酬(4)；性爱自由会得到风俗的承认，而性行为不再被看做要付酬的“服务”；女人会不得不采取别的谋生手段；结婚会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怀孕会是自由的，就是说允许节育和人工流产，反过来，会给予所有母亲和孩子同样的权利，不管婚生还是非婚生；休产假时由集体支付工资，并由集体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并不是说让孩子脱离父母，而是不把孩子丢弃给父母。

改变法律、体制、风俗、舆论和一切社会环境，是否足以让男女真正一样平等呢？怀疑论者说：“女人将总是女人。”另一些有洞察力的人预言，女人被剥夺了女性气质之后，不会成功地变成男人，而会变成魔鬼。这等于承认，今日的女人是大自然的创造；还应该再一次重复，在人类群体中，没有什么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比如，女人只是文明的产物；他人对她的命运的干预从开始就有，如果这种行动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它就会达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女人既不是由她的激素，也不是由神秘的本能决定的，而是由她通过外在意识把握她的身体、她和世界的关系的方式决定的；把少女和少男分隔开的鸿沟，从他们幼年开始就以共同商定的方式挖掘出来了；随后，人们无法阻止女人成为她原先被造就的样子，她始终将这过去拖在身后；如果人们衡量一下得失，就会清楚地明白，她的命运不是永远确定的。无疑，不应该相信，改变女人的经济状况就足以使她改变，这个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她的演变头等重要的因素；但只要它没有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要它仍在预示和要求，新型女人就不会出现；眼下，这些后果在任何地方，在苏联、法国或者美国都没有实现；因此，今日的女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左右为难；她往往以化装成男人的“真正女人”的面目出现，在女人的肉体和男人的衣服中她都感到局促。她必须脱胎换骨，为自己剪裁新衣服。她只有依靠群体的演变才能达到这一步。任何孤立的教育家今日都无法创造一个正好与“雄性人”相对的“雌性人”，少女作为男孩来培养，会感到自己异乎寻常，她由此经历一种新的分类。司汤达很懂得这一点，他说：“必须一下子种植一座森林。”相反，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在其中具体实现了性别平等，这种平等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会重新得到确定。

如果小姑娘从幼年起就以同她的兄弟们一样的要求、一样的荣誉感、一样的严厉、一样的随便来培养，参与同样的学习，同样的游戏，有希望迎接同样的前程，她周围的男女在她看来毋庸置疑是平等的，那么，“阉割情结”和“恋母情结”的含义就会深刻地改变。母亲以同父亲一样的名义承担夫妇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责任，享受到同样持久的威信；孩子在她周围会感到一个两性并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男性世界；哪怕她在情感上更受父亲的吸引—这甚至并不确定—她对他的爱会略带竞争的意愿，而不是无能为力感，她不会朝被动性发展；她被允许在工作中和运动方面证明自己的价值，主动地同男孩子竞争，缺少阴茎—生孩子的期待给予补偿—不足以产生“自卑情结”；与此相关，如果人们不向男孩灌输不平等的念头，他要同样尊敬女人和男人，他就不会自发产生“优越感情结”(5)。小姑娘不会在自恋和梦想中寻找贫乏的补偿，她不会把自己看做是既定的，她会关心她所做的事，会毫无保留地投入她的事业。我说过，如果她像男孩子一样超越青春期，朝向成年人自由的未来，她的青春期会更容易度过；月经使她那么恐惧，只是因为它使她突然坠入女性之中；如果她对自己的整个命运没有感到厌恶和惊恐的话，她也会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年轻的性欲；合理的性教育会大大地帮助她克服这个危机。由于男女同校的教育，男人的庄严神秘就没有机会产生，它会被日常的亲密接触和坦诚的竞争所消弭。对这种教育体制提出的异议，总是带着对性别禁忌的尊重，但企图在孩子身上约束好奇心和快感是徒劳的，这只能导致压抑、困扰、神经官能症。少女受激发的多愁善感、同性恋的热情、柏拉图式的爱情，连同一系列蠢事和放荡，比起孩子的某些游戏和某些明确的体验要有害得多。对少女来说，尤其有利的是，她不在男性中寻找一个半神—而仅仅是一个同伴、一个朋友、一个性伙伴—她不会逃避承受自己的生存；性欲和爱情会具有自由超越的性质，而不是舍弃的性质；她可以把它们看做对等关系去体验。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一笔勾销孩子为了变成一个成年人需要克服的所有困难；最明智、最宽容的教育，也无法免除孩子亲自经受切身体验；所能要求的是，不要无缘无故地在孩子的道路上堆积障碍。不再在“邪恶的”小姑娘身上烙烧红的铁，这已经是一个进步；精神分析学已经给父母提供了一点教育；然而，当今女人的成长和性启蒙得以完成的条件是这样可怜，以致人们反对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任何异议都不会有价值。问题不在于要取消她身上人类状况的偶然性和苦难，而是要给她提供超越它们的方法。

女人不是任何神秘命运的牺牲品；把她们定义为女人的特殊性，其重要性来自它们具有的意义；一旦人们从新的角度去把握它们，它们就可以被克服；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女人通过性体验，感受到—而且往往憎恨—男性的支配，不该由此得出结论，她的卵巢注定她永远跪着求生。男性的攻击性只有在一切都谋求确定男性至高地位的体制中，才像领主特权一样出现；女人之所以在性爱中感受到自己是那样被动，是因为她已经把自己设想为那样。许多现代女人在要求得到作为人的尊严时，仍然从作为奴隶的传统出发去把握她们的性生活，因此，她们觉得躺在男人身下，让他插入是蒙受屈辱，她们在性欲冷淡中感到恼怒；但如果现实情况不同了，性爱的动作和姿态的象征意义也会不同，例如，一个付钱、支配情人的女人，会对自己百无聊赖感到自豪，并认为在奴役主动地消耗精力的男性；现在已有许多夫妇在性生活方面是平衡的，胜利和失败的概念已让位于交换的观念。事实上，男人像女人一样是一个肉体，因此是被动性，是他的激素和物种的玩偶，也是被他的欲望弄得不安的猎物；她像他一样在肉体的狂热中成为赞同、自愿奉献和主动性的实体；他们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经受肉体构成的生存的古怪模糊性。在他们以为互相对抗的斗争中，每个人反对的却是自己，将放弃的一部分自身投入到性伙伴身上；每个人非但不经受自身状况的模糊性，反而竭力通过使对方忍受处境的卑下，给自己保留荣誉。如果双方都以与本真的骄傲相对应的清醒谦逊的态度去承受这种模糊性，他们就会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友好地体验这出性爱的戏剧。身为一个人的事实，比把人区分开来的一切特殊性无限地重要；绝不是既定给予优势，古人所谓的“美德”是在“取决于我们的东西”的层面确定的。两性中上演着肉体与精神、有限性与超越性的相同的戏；两性都受到时间的侵蚀，被死神所窥伺，对他者都有着同样本质的需要；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自由中获得同样的荣耀；如果他们善于体会这种荣耀，他们就不会再受到诱惑去争夺虚假的特权；他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友爱。

有人会对我说，所有这些看法都是乌托邦的，因为要“重塑女人”，社会就必须把女人真正地变成与男人平等的人。保守派在相同的情况下从来不放过揭露这种恶性循环的机会。然而，历史不会总在原地打转。无疑，如果将一个阶层保持在低下的状态，这个阶层就会是低下的，但自由可以打破这种循环。让黑人去投票，他们会胜任投票；让女人承担责任，她们会负起责任；事实是，不能等待压迫者做出慷慨的无私行动；有时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有时是特权阶层自身的演变，产生了新的处境；男人就是这样从自身利益出发，部分解放妇女，她们只消继续往上发展，她们获得的成功鼓励她们这样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们从现在开始或迟或早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与男性达到完全平等，这会带来内部的巨变。

有些人会反对说，无论如何，即使一个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它也不令人向往。当女人同男性“一样”时，生活会失去“它的刺激性”。这个论据也不是新的，那些想延续现状的人，总是对即将消失的美妙过去流泪，而不对生气勃勃的未来微笑。确实，取消了奴隶市场，也就扼杀了壮观地遍布杜鹃和茶花的大种植园，摧毁了整个精致的美国南方文明；古老的花边在时间的顶楼与西斯廷的去势歌手纯粹的嗓音会合，有某种“女性魅力”岌岌可危地要化为齑粉。我承认，不会欣赏稀有的花卉、花边、阉奴的清脆嗓音、女性的魅力，那是一个野蛮人。当“迷人的女子”展示出她的风采时，她是一个比使兰波激动的“傻气的绘画、门头饰版、背景、街头卖艺者的幕布、招牌、民间小彩画”更令人兴奋的物品；她用最现代的手法装饰，按照最新式的技巧加工，来自远古，来自底比斯、弥诺斯、奇琴伊察；她也是竖立在非洲丛林中心的图腾；这是一架直升机，这是一只鸟；这是最大的奇迹：在她着色的头发下面，树叶的沙沙声变成思想，话语从她的怀中逸出。男人向奇迹伸出贪婪的手，但一旦他们把握奇迹，奇迹就会消失；妻子、情人像大家一样用她们的嘴巴说话，她们的话只有本身的价值，她们的乳房也是这样。一个如此转瞬即逝的奇迹—而且是如此罕见的奇迹—值得人们延续对两性都有害的处境吗？人们可以赞赏花卉的美丽，女人的魅力，赞赏它们真正的价值，如果这些财宝要以鲜血和不幸来支付，就必须牺牲它们。

事实是，这种牺牲在男人看来特别重大；很少男人从心底里希望女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那些蔑视女人的男人，看不到他们要从中得到什么东西，那些珍视女人的男人，很清楚他们从中失去什么东西；确实，目前的演变不仅威胁着女性魅力，女人开始自为生存的同时，便要放弃分身和中介的职能，这种职能使她在男性世界中获得特权地位；对处于自然的沉默和其他自由高要求的在场之间的男人来说，一个既是他的同类又是被动物的存在，显得就像巨大的财富；他从中看到的自己伴侣的形象，可以非常神秘，她成为其源泉和借口的体验，依然是真实的，几乎没有更宝贵、更亲密、更热烈的体验了；女人的依附性、低一等、不幸给了她们特殊性，不可能否认这一点；如果女人的自主能免去男人的许多烦恼，也肯定拒绝给予他们许多便利；无疑，有某些体验性爱的方式在明天的世界中将会消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幸福、诗意和梦想将被排除。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缺乏想象力总是使未来变得荒无人烟；对我们来说，未来只是一种抽象；我们每个人暗自哀叹在未来缺乏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明天的人类会在肉体和自由中体验未来，这将是他们的现在，人类也会更喜欢这个现在；在两性之间会产生我们想象不到的肉体和感情关系，在男女之间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谊、竞争、合作、友情，不论是贞洁的还是肉欲的。例如，在我看来，什么也不比这个口号更有争议性了，即认为新世界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是无聊的。我不认为，这个世界无聊会消失，也不认为自由会导致一成不变。首先，在男女之间始终会存在某些差异；她的性欲，因而她的性世界具有特殊性，必定在她身上产生一种肉欲、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她同她的身体、男人的身体、孩子的关系，与男人同他的身体、女人的身体和孩子的关系永远不会一样；那些大谈特谈“差异中的平等”的人，会同意我的观点，同意在平等中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制度造成一成不变。后宫女奴虽然年轻漂亮，在苏丹的怀抱里却总是一样的。基督教赋予人类女性以灵魂时，也给予肉欲罪恶和神话的韵味，如果给她恢复至高的特殊性，也不会让情人的拥抱失去动人的力量。认为男女如果具体说来是一样的人，狂欢、恶习、迷恋、激情便会变得不可能，那是荒谬的；肉体和精神、瞬间和时间、内在性的昏眩和超越性的召唤、快感的绝对和遗忘的虚无之间的矛盾，将永远不会提出；紧张、痛苦、快乐、生存的失败和胜利总是在性爱中得到实现。解放女人，就是拒绝把她封闭在她和男人保持的关系中，但不是否认这些关系；即使她自为存在，她继续也为他而存在，双方互相承认是主体，就对方来说却仍然是他者；他们关系的相互性，不会取消人类分为两个不同类别而产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那些使我们激动的词：给予、征服、结合，将保留它们的意义；相反，当一半人类的奴役状况和它带来的整个虚伪体制被消灭时，人类的“划分”将显示它的本真意义，人类的夫妻关系将找到它的真正形式。

马克思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6)

不可能说得更透彻了。正是在既定世界中，要由人来建立自由的领域；为了取得这最高一级的胜利，男女超越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确认他们的友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1)　见《酒中真相》。他还说：“卖俏—主要—归于女人，她毫不犹豫地接受卖俏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大自然对弱者、对条件不利的人、对认为幻想大于补偿的人的关心来解释。但这种幻想正好是带来不幸的……依靠幻想感到自身摆脱了苦难，受到幻想的愚弄，难道不是更尖刻的嘲弄吗？……女人远没有被Verwahrlos（抛弃），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她是被抛弃了，因为她永远也不能摆脱大自然用来安慰她的幻想。”—原注

(2)　Wendel，法国实业家家族，自十八世纪延续至今，在钢铁、冶金工业方面称雄。

(3)　Sousse，突尼斯港口，温泉和旅游胜地。

(4)　禁止女人从事某些过于艰苦的职业，同这个计划并不相悖，甚至在男人中间，也越来越力图从事力所能及的职业，他们的体能和智力限制着他们选择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人们追求的是，不要划出任何性别和阶层的界限。—原注

(5)　我认识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他和母亲、姑妈、祖母生活在一起，三个人都是独立的、有工作的，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老祖父。他对女性有一种压抑的“自卑情结”，虽然他的母亲一心要与它作斗争。在学校里，他鄙视男同学和男教师，因为他们都是可怜的男性。—原注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翻译后记

西蒙娜·德·波伏瓦(1)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她与萨特相识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此后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深受萨特影响。她的著作颇丰，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理论著述。她的几部小说如《女宾》（一九四三年）、《他人的血》（一九四五年）、《人都是要死的》（一九四六年）、《名士风流》（一九五四年，获得龚古尔奖）已译成中文。她的小说体现了存在主义观点，在现当代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就存在主义文学而言，她的地位列在萨特和加缪之后，但与他们还有一段距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波伏瓦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是在小说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她的《第二性》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第二性》最初于一九四八年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次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从理论上看，似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其右者。此书八十至九十年代在我国有过几种翻译，或则译文不够理想，或则删节过多，虽然译本上标明是“全译本”，但由于英文译者往往喜欢删节，致使我国读者无法见到全豹。英译本早已在美国受到严厉批评。经过核对，可以看到英文译者删掉了大量实例，有的整段删去，有的缩写（有时对文本主体也这样处理）。可能是英文译者认为这些实例或段落并不重要，或者引用过多，或者“不雅”，或者认为作者啰嗦，有少数地方则因难译而放弃译出。殊不知这正是此书的精华所在之一，而且也是此书的趣味所在之一。这样删节反映了英文译者的判断力有很大失误。这种翻译方法也反映了英美译界有些译者对待翻译的主张和态度是不可取的。因此，从法文译出《第二性》实属必要，以免我国读者以为读到的是“全译本”，继续误解下去。

《第二性》之所以成为波伏瓦顶尖的作品，不是偶然的。从她的自述可以得知，她从青年时期已经开始注意妇女问题，广泛搜集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她从各个方面增加自己的知识，力图穷尽这个问题的内涵。她在动手写作这本著作时已步入中年，进入思想成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运动又一次高涨，女权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波伏瓦的《第二性》正是这样应运而生。

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译者在处理féminisme这个词时颇费踌躇。正如波伏瓦在文中所阐述的，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漫长时期看做争取女权的阶段，二次大战以后，由于妇女解放运动再次高涨，对女性问题的探索有很大发展，特别在波伏瓦发表了《第二性》以后，人们对女性问题的认识深化了，认为政治权利（选举权）和男女平等不足以概括妇女问题，应扩展到其他领域，正像波伏瓦所说的，女人要“摆脱至今给她们划定的范围”，加入到“人类的共在”中。从这个时期开始，用女性主义来理解、翻译féminisme这个词也许是恰当的。本译文一般用这个标准来处理féminisme的翻译。话说回来，女权是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虽然不能代表妇女问题的全部，但也可以概括或代表妇女解放运动所要争取的主要目标，因而不少论者仍然执著于用“女权主义”来表达。

《第二性》对女性问题的深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之一，是对女人的理解。波伏瓦提出了新的观点：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如此的，是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予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这并不是说，某个女人不可能凌驾于她的丈夫或者其他男人之上，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中女人从属于男人的状况。如同波伏瓦所说的，即便某个国家由女皇当政，也改变不了女人总体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个女皇实行的是男性社会的意志和法律，她并没有改变女人的从属性。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女人的社会形象。波伏瓦并没有提出要让女人成为第一性，她只是指出女人属于第二性的不合理。这是全书的出发点，由此探索女人如何变成第二性。所谓他者，是与男性相对而言的，男人代表人（l’ homme），男性是主体，女性是相对主体而言的客体。在某种程度上，他者是被排斥于社会主体之外的，属于另类。女人对男人，类似黑人对白人。波伏瓦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界定了女人在人类社会中的处境，“第二性”的命名充分表达了女性对自身不平等地位的抗议，是对男性社会发出抗争的呐喊。更为可贵的是，波伏瓦敢于直面女人本身存在的弱点，以现实的明智态度去对待女人的问题，并不讳言女人的生理弱点，以此分析历史上男人为何能统治女人。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各民族的历史，女人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呢？其中有女人本身的问题，也有社会造成的缘由。波伏瓦没有夸大女人应有的作用，而是一一摆出女人在人类历史上所遭遇的悲剧命运，最鲜明而又最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女人的处境。波伏瓦超出一般的女权主义者之处，体现在她辩证地理解女人的特点和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气势汹汹地发出不平之鸣。

之二，波伏瓦不是单一地提出女权问题，她一下子将妇女问题全盘地、相当彻底地摆了出来，力图囊括女性问题的方方面面，以全新的姿态论述女性。波伏瓦认为谈论女性必须了解女人的生理机能和特点，她论述生物的进化过程，低等动物与高等动物的繁殖，雌性与雄性的分别与各自的特点，进而论述女人与男人的分别与各自的特点，女人的生育过程，等等。她指出女人由于生物属性，要来月经，要经历妊娠、痛苦而危险的生育，对物种有附属性，因此，女人的命运显得更为悲苦。男女在智力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但女人在体力上比男人弱，行动能力差些，对世界的控制受到限制。女人对物种的屈从还要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状况。但在延续物种中，不能确定哪个性别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从生物学上来考察男女，是将女人放到物种和生存的角度去考虑，确定女人的生存位置，这种位置对女人在社会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会有重大影响。因此，这种考察是很有必要的。以往也有论者在分析女人所能起的作用时提到女人属性的特点，但往往一笔带过，波伏瓦追根溯源，把这个问题谈得很彻底。波伏瓦较为注意二十世纪以来影响巨大的精神分析学，她指出弗洛伊德不太关心女性命运，但他认为女人身上有两个不同的性感系统，一是童年阶段的阴蒂，一是青春期之后才发达的阴道；认为女孩有“恋父情结”和“去势情结”。弗洛伊德的学生阿德勒提出女人有“自卑情结”，小女孩羡慕男性生殖器。精神分析学家强调性欲不可抑制的作用。波伏瓦不赞成精神分析学家的上述看法，认为这是机械论的心理分析，女人行动时被说成模仿男性，这样论断是不正确的。波伏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十分重要的真理”，女人的生存的确取决于社会和经济的状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了女人的历史，但这是一部“技术史”。波伏瓦认为恩格斯没有指出从群体制过渡到私有制的形成过程，光从“经济人”去分析女人，还未能彻底揭示她的命运。波伏瓦认为“不可能从私有制中推断对妇女的压迫”，“消灭家庭不一定能解放妇女”，因为没有充分考虑性本能。一方面，波伏瓦承认“生物学、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贡献”，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学科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应该指出，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是存在偏颇的。

之三，波伏瓦接着描述了女人在人类史的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她认为自己的叙述是全面的，不少地方弥补或修正了前人论述的不足。她阐述道，在原始社会，原始群体并不关心后代，杀婴是常有的事；孩子是负担，不是财富，人们不要求有继承者；男性的统治不明显。当游牧民族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形成农业共同体时，女人具有不同寻常的威信，土地所有者要求有后代，怀孕变得神圣。原始人认为孩子是祖先亡灵的化身再现。女人的生育就像土地的生产一样，由于崇拜繁殖，女性受到崇拜。然而，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考察，社会始终是男性的；政权总是落在男人手里，不管母亲女神多么强有力，却是通过男性意识创造的概念。随后，男系亲属关系代替了母系血统，母亲被贬低到乳母、女仆的行列；父亲掌握大权，并传递给后代。女人属于男人的财产。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家长是一夫多妻，对女人的管辖十分严格；东方民族中可以看到“叔接嫂制”等。但在不同的地方继承办法也有变通。希腊女人被降低到半奴隶状态，罗马女人受到更加严重的奴役。基督教意识形态大大助长了对妇女的压迫。及至中世纪，女人绝对从属于父亲和丈夫。典雅爱情并未能改变妇女的命运。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女人的地位几乎没变。其中，十七世纪，由于沙龙的关系，有些贵妇享有很高声誉，但这种地位是属于女性精英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七九一年有人提出一个《女权宣言》，而《拿破仑法典》仍然规定女人应当服从丈夫，连巴尔扎克也认为女人是男人的从属。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摧毁了土地所有制，而逐渐引发了劳动阶级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孔多塞、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中发起了女权运动。由此看来，女权意识是在十八世纪末，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都提出妇女解放，乌托邦社会主义要求取消对女人的奴役，圣西门主义者重新掀起女权主义运动。而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主张把女人禁锢在家庭中。十九世纪，女人的工作条件很差，工资低于男人，女工会会员的人数不多，妇女总体上缺乏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女工的休息日、产假等才有规定。堕胎一直没有得到法律许可，由于基督教赋予胎儿以灵魂，堕胎变成了罪行，尽管每年堕胎的数字十分巨大。甚至在法国，一九四一年，堕胎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至于政治权利，一八六七年，斯图尔特·米尔在英国议会上为妇女的选举权做了第一次辩护。一八七九年，社会党大会宣布性别平等。一八九二年，召开了女权主义代表大会。美国妇女比欧洲妇女获得更多的解放，林肯支持女权运动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妇女习惯组织俱乐部，以此作为活动的阵地。各国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和进程是不同的。其中，联合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要求承认两性权利的平等。波伏瓦指出：“女权主义本身从来不是一个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工具，部分是反映更深刻的社会悲剧的附加现象。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事实上，她们没有力图作为女性在历史上起作用。”这个论断是很深刻的，它看到了女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女性尽管长期受奴役，却不能像奴隶一样起来反抗，也就不能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因为女人是分阶级的，不同阶级的女人有不同的利益。比如，资产阶级妇女未必要争取劳动权，她们宁可待在家里享受生活，屈从于丈夫。从波伏瓦对女性地位史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到她有一些独到的观点：她认为女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统治地位，即使在崇拜女神的原始社会阶段或者母系社会，也是如此。在她看来，女性从来没有统治男性的意识，而是相反，男性倒有统治女性的意识。女性虽然对人类做出了与男性相等的贡献，从物种的意义来说，女性承受了比男性更悲苦的命运，却从私有制出现以前就忍受屈从和压迫。波伏瓦承认经济的作用，但认为这不是决定妇女受压迫的唯一因素。妇女对自身权利的意识要到很晚的阶段才出现，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不得不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尽管波伏瓦的叙述还有不完备之处，但它给人以史的完整概念。《第二性》可以列入概述女性史的最早著作之一，由此引发了大批的类似著作问世。

之四，结合对男性制造的“女性神话”的分析，波伏瓦以五位男性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体现的男性思想。蒙泰朗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小说有自传性质，描写女人如何崇拜他、追求他，而他厌恶女人、鄙视女人，将女人当做发泄性欲的工具和男人的衬托。劳伦斯以描写性爱闻名，追求男女的完美结合。然而，他的小说体现了对男性生殖器的骄傲，他相信男性至高无上；男人是引导者，女人是被引导者。他笔下的女性在男性的怀抱中忘却自身。他是在向为男性献身的女人唱赞歌。法国剧作家克洛岱尔诗意地表达变得现代化的天主教观点：女人要忠于丈夫、家庭、祖国、教会。他把女人界定为心灵姐妹，女人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勒东投入到爱情中，将女人看成一切事物，尤其是美。女人追求永恒的爱，布勒东希望她成为人类的救星。女人的形象在布勒东笔下是一种理想。司汤达对女性有特殊的热爱，他赞赏女人身上的自然状态、纯真、宽容、真诚、敏感、有激情。女人为了得到爱情，会想出种种办法，克服重重困难，显得光彩夺目。波伏瓦认为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些男性作家分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倾向和态度，从蔑视女性到赞美女性，即便对女性持赞美态度的作家，也没有对女性表现出真正正确的态度。其中四位作家主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进行创作，他们对女性的认识似乎落后于时代发展。总之，男性作家所虚构的“女性神话”不同程度地歪曲了女性。波伏瓦在这里进行的是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第一次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做出深入而独到的分析，成为今后女性主义批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滥觞。

之五，波伏瓦对女人一生各个阶段的分析，构成了《第二性》的主体部分，这是对女人的一生进行正面考察，对她的一生可能遇到的经历做出判断和评价。这些论述是对生物学观点的延续和发展，也是综合性的考察。在童年阶段，女孩逐渐意识到男孩具有阴茎的优越地位，对阴茎的嫉羡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对她的教育是要她循规蹈矩，不要做出男孩子的动作和行为，让她适应女人的命运。后来，当她明白世界的主宰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时，这一发现改变了她要当主体的意识。她感到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任何男人都分享着男性的威望。各种男人都吸引着小姑娘，成年妇女对男人表现出来的热烈敬意，又把男人捧得很高。随着学习，她知道是男人创造了所有国家，无论是在神话还是在生活中，英雄都是男性，而只有一个贞德与之对抗。连圣父也是男人，圣母要跪着接受天使的话，圣女礼拜天主所说的话酷似求爱的色情语言，圣经中指明女人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凡此种种，都表明女人的次要地位。青春期的到来改变了少女的身体，乳房隆起成为一个负担，月经造成身体不适，折磨着她。男孩子的不少活动她都不能进行，还要忍受沉重的家务劳动。她出现自恋倾向。男人使她眼花缭乱，也使她恐惧，她对自己能征服男性感到骄傲。她想使自己变得美丽，有的少女却有自虐心理。她的内心生活比男孩子更丰富。随之而来的是性启蒙。波伏瓦认为性启蒙分口唇期、肛门期和生殖期，从幼年一直到成年，持续不断，但少女的性体验不是先前的性冲动的普通延续，而是突然与以往决裂，这是随着身体发育而来的生理要求和感受。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处女贞洁有不同的意义。未婚少女的性交有时会造成心理紊乱。性欲冷淡的女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女人的性角色大部分是被动的，某些女人身上确实有受虐心理。波伏瓦还分析了女同性恋：有些男性化的女人缺乏雌性荷尔蒙；活力过剩、身体强壮的女人通常拒绝被动性；相貌丑陋、发育不良的女人想以男性气质补偿自身的低下。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性欲倒错是一种心理的而不是机体的现象，少女要否认自身的残缺，寻求与男人等同，拒绝他的支配；女同性恋者不是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女人，这可能是一种逃避自身处境的方式；少女还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勇气去体验性生活。并非拒绝客体会导致女人走向同性恋，大部分女同性恋者寻求拥有女性气质，自恋也不会总是导致同性恋。具有男性特征的同性恋女人，是因为她们被禁闭在女性世界里。女同性恋者除了对女性的怨恨，还有对男性的自卑情结。她们憎恨男人使女人忍受“玷污”，气愤于他们拥有社会特权，感到他们比女人更强有力。总之，同性恋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常行为，而是一种在生存处境中选择的态度。波伏瓦不主张将女同性恋者分为不同类型。她对女同性恋的分析深入而有理有据，认为女同性恋的形成既有机体的因素，又有社会对女性压迫造成的原因，整体的论述多少有替女同性恋翻案的意味。成年女人要面对婚姻，以往，少女是被动的，她被父母献出去，变成男人的仆从。今日，虽然婚姻保留了大部分的传统面貌，但单身女人“是一个在社会意义上不完整的人，即使她在谋生”。因此，大部分女青年都想结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大部分婚姻仍然是父母安排的，金钱起到头等作用，而且少女比年轻男子更主动。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大致相同。将婚姻和爱情协调起来不是易事，门当户对的婚姻不一定能产生爱情，想以爱情来获得男女平等是一种幻想。这就与以往、特别是十九世纪一些女作家的观点划清了界线。“失去了处女贞操，年轻女人就成年了。”如何“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有的家庭生活美满，有的家庭生活是地狱。整天待在家里的妻子往往以一天的等待和厌烦去迎接争吵。不过，家务劳动也有某种诗意，女人竭力与物体和自身搏斗。从中可以看出，波伏瓦并不完全厌恶和反对家务劳动，她的观点不同于认为家务劳动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中的看法。女人婚后的头二十年生活极其丰富，人们赞扬她能舍弃和忠诚。但达到平衡的夫妇生活只是一种乌托邦。波伏瓦由此得出，“婚姻制度本身一开始就是反常的”，她很赞赏离婚是常事的美国。波伏瓦指出，女人通过生儿育女，实现了她的生理命运。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是禁止控制生育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人工流产在很长时期内构成犯罪。然而，在法国，一九三八年人工流产的数字达到了一百万次，生育与人工流产几乎一样多。波伏瓦认为，节育和人工流产“能使女人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责任”。女人在妊娠期显得像个创造者，有些女人对怀孕和哺育感到极大的快乐，而婴儿一断奶她们就感到泄气，这些女人是“多产的家禽”，而不是母亲。许多女人希望有儿子，梦想生下一个英雄，分享他的不朽。长女往往得到父亲的宠爱，却受到母亲的虐待。波伏瓦认为母性不足以满足一个女人，托尔斯泰夫人的例子很典型，她分娩过十二次以上，孩子给她受虐的感觉。孩子不是爱情的替代品，不能填补生活的空虚。女人也不能通过母性变成男人的具体对等物。家庭与社会是相通的，女人出现在社会上要打扮一番，衣着用于表现女人的社会尊严，也将女人的自恋具体化。她展现自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存在。社交生活是将住宅变成一个迷人的领地，同时展示她的财富。社交、通奸只构成消遣，以忍受夫妇生活的束缚，但这不能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男人要妻子恪守妇道，却不以婚姻为满足。并非智力迟钝造成女人卖淫，卖淫比许多职业收益更多；大部分妓女当过仆人，被当做物品而不是人来看待；百分之八十的巴黎妓女来自外省或者乡下，大城市离家乡很远，不易被家乡人发现；在法国农村，不太重视贞操。低级卖淫是一门艰难的职业。妓女有不同的阶层，高级妓女有很大的自由，有名的宠姬通过有权力的情人，参与治理世界。女人变老，她的处境也改变了。她把最迫切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或者投入家务，越来越虔诚，变得冷漠无情和自私，如果比她更年老的丈夫先死的话，她会轻松地服丧。女人有自恋倾向。波伏瓦也探索了恋爱的女人的种种表现。

总的说来，波伏瓦的论述有不少真知灼见，她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她对小姑娘、少女、同性恋、婚姻、家庭生活、妓女、恋爱等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有的看法不能令人接受。她的论述已构成一门女性学。这门女性学既将女人作为一个生物实体来研究，分析了女人一生经历的各个阶段，又从精神、心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及文明的角度进行考察，一方面融合了以往在女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更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地。评论家认为：“这部著作，虽然是综合的，却力图将精神分析学、社会的和历史的批评结合在一起，去理解历代对女人的不公，以便赞助争取妇女地位的完全承认的斗争。作为一部教育和有效地培养青年的书，它帮助一代男女获得更多的智慧，因而也获得真正的自尊。”(2)《第二性》由于运用了综合评论的方法，细致地分析了女性生活各方面、各阶段的问题，因而确实能够成为让女青年了解自身，避免出现心理障碍的一本启蒙读物。波伏瓦比一般的女权主义者更全面、更深刻地阐明了女性问题，因此马上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

诚然，波伏瓦是立足于存在主义观点来谈论女性的。批评家加埃唐·皮孔指出：“西蒙娜·德·波伏瓦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体现了将小说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她在重要的《第二性》中将这些观点用于社会问题，如妇女处境的问题”。(3)其他批评家也认为：“《第二性》构成将存在主义方法最好地用于实际问题的实例之一。”(4)且不说她运用了一套哲学术语，如内在性、超越性、他者、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概念，作为全书的思想核心，是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存在的关注。波伏瓦正是从肯定人在社会上生存的权利出发，去看待女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如她指出：“物种在社会中是作为生存实现自己的”，“存在主义观点让我们明白，原始群体的生物学和经济处境必定导致男性的统治”，“女人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人所确定的那样认识自己和做出选择……‘她为了男人而存在’是她的具体境况的基本要素之一”，“在生活的愿望、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年龄，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和依附于他人的，那是令人难堪的状况”，“女人是一个人们要求她成为客体的生存者”，“选择基于自由的前提，在复杂的整体中进行；任何性的命运都主宰不了个体的生活，相反，其性欲表现了对生存的总体态度”，等等，存在主义的观点几乎在每一章节中作为理论基础出现。基于现实生活的发展，波伏瓦满怀信心地看到女人未来的解放，虽然她并没有提出多少切实可行的方案，但这并没降低《第二性》的理论价值。波伏瓦最后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总结，也许她认为这是与存在主义相通的。这段话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哲学上的高度概括：人是类存在物，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个论断作为全书煞尾的警句是十分有力的。

《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她深谙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著述，例如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又如对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阿德勒、博杜安、巴兰、达尔比耶、拉加什、兰克，外科医生（包括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等）斯泰农、格拉夫、贝埃尔、昂塞尔、孟德尔、达尔文、维涅、马拉尼翁、林奈、拉卡萨涅，性学家加利安、卡鲁日、蔼理士，批评家巴什拉，经济学家于勒·西蒙、勒罗瓦—博利厄、西斯蒙第、马尔萨斯、斯图尔特·米尔，东方学家格拉奈，司法家博纳努瓦、贝卡里亚等等的作品，更不用说对妇女运动家，法国和欧洲的文学与历史，古希腊神话，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尤其是她引用了大量精神病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者著作中的实例，如施特克尔的著作《性欲冷淡的女人》、埃纳尔、克拉夫特－埃宾、雅内的《困扰和精神衰弱症》、海伦妮·多伊奇的《女性心理学》，还有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等，这些引文既能充分为论点作证，又增加了行文的趣味性，使这部学术著作不致显得枯燥乏味。英文译者对这些引文加以删节或完全取消，大大有损于原书的完整性。

《第二性》篇幅很长，特别是有关阐述存在主义观点的段落较为艰深，译者学识浅陋，译文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1)　波伏瓦（Beauvoir）属姓，因此，译为波伏娃或者波娃都不恰当，名西蒙娜已经表示了女性身份。

(2)　托泽尔《从〈辩证理性批评〉到〈家庭的白痴〉》，见《从一九一三年至今》，《法国文学史》第四卷，社会出版社，1982年，第361页。

(3)　加埃唐·皮孔《法国新文学概观》，伽里玛出版社，1960年，第126页。

(4)　贝尔萨尼等《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法国文学》，博尔达斯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附录

法国作家波伏娃的北京叙事

来源：北京日报2025-06-10 09:45

吴泽庆 郭一

“在北京，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幸福。”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长征：中国纪行》

1955年9月6日，当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到新中国时，她或许未能料到，这次为期45天的异国旅途将会促使她写出一部改变西方认知的纪实经典——《长征：中国纪行》（La Longue Marche，1957年）。波伏娃作为向西方世界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真实面貌的西方独立知识分子，以哲学家的审慎和文学家的细腻，对北京作为古老文明和现代革命交融之地进行描述。在她的北京叙事中，波伏娃进行了一场古今、中外的跨时空、跨文化对话和思考。

在启程前往北京前，波伏娃在布勒松镜头下展示的清末北京、法国游记中描绘的脏污街景中忐忑不安，担心因这里的贫穷而导致生活不便的她甚至随身携带了肥皂、牙膏、墨水和信纸。但对于新中国，她仍抱有无限憧憬：“中国有飞机。多少架？我能奢望去趟西藏吗？”

落地北京之后，入住了豪华且国际化的北京饭店的波伏娃，开始对新中国有了初印象：酒店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每日更换的新鲜水果，浴室里也贴心准备了长肥皂，这让自备肥皂的波伏娃甚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北京饭店的厅房摆着三角钢琴，新楼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宴会厅可容纳千人，餐厅更被波伏娃认为是“最国际化的地方之一”。当然，波伏娃并不满足于安稳地待在豪华的饭店里，她迫不及待想要去看一看真正的北京。

在北京期间，波伏娃在翻译的陪同下每日穿行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她参观了北京的大殿、寺庙、公园、手工业合作社、大学和医院。在这个“呈正方形”的城市中，波伏娃感受到北京城规划的严密，也感受到在城市历史中挥之不去的皇权君威。在方正规整的北京城里，波伏娃注意到，无论是内城还是外城，有着诗意名字的那些胡同全是笔直、狭窄、结实、灰色的小路，甚至连墙和瓦也是灰色的。波伏娃认为这些“单调”的胡同“既隐秘又好客”，因此十分迷人。走在胡同里的人不免产生一种“北京无处不在”的幻觉和美感。

灰墙灰瓦的胡同里，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北京民居。波伏娃敏锐地发现，北京民居的豪华和贫寒仅仅体现在朱红色和灰色的门漆颜色，而这种贫富的差距悄然地消解在家家户户大门敞开的白日里。更令她惊喜的，是商业街里的市井气息。和西方所误解的“中国商业招牌是铁帘、竹帘”不同，现实中的商业街里霓虹灯闪烁，映照着的是一个个美丽的汉字。这些广告牌上绿色或红色的汉字出现又消失，仿佛是“美丽的蝴蝶在飞”。波伏娃也没有看到西方曾经宣传的肮脏和破烂，反而发现小路干净、整洁，“铺石路面，干净整洁的房子，没有垃圾和废物”。

波伏娃想要了解的，绝不仅仅是表面可以看到的北京，她更期待看到这座城市底层的运作逻辑。在参观手工业合作社“景泰蓝制造厂”时，波伏娃或许已找到解读新中国现代化的钥匙。在这里，她意识到了分工的好处，更发现了合作化的优势，惊叹于集体化生产的效率和优势。

在波伏娃的北京叙事中，自然少不了用大量篇幅描写北京的各处美景：北京的建筑、北京的花园，她感慨“漂亮得让我感到惊讶”。但更打动她的，应该是北京的人。曾经在法国记者吉兰的笔下被刻薄描述的灰蓝色棉服打扮，在波伏娃的眼中被赋予了油画般的美感，“在北京，衣服和裤子的蓝色似乎与他们头发的黑色一样别无选择：这两种颜色搭配得那么好，它们与城里的明暗那么协调，一时间人们还以为徜徉在塞尚的油画中。”北京人这高度一致的着装风格，正是新中国人人平等的一种外在表现。在新中国的北京城“没人觉得别人欠他什么，没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低人一头，大家都显得不卑不亢。”波伏娃感动于北京人的好脾气，她注意到中国道路两旁那些下班的人、耕田者、搬运工，都是满脸笑容，这和她所生活的法国或了解的西班牙是全然不同的。而她也清楚地知道，北京人的好脾气和随和，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虽然生活条件有差别，但彼此之间的阶级差别并不明显。因此她惊喜地感叹：“在北京，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幸福。”

在访问北京前，波伏娃大量阅读相关的资料和报刊，希望为旅途做好充足的准备。在考察过程中，她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亲身实地来体验北京。从行前的担忧和畅想，到旅途中的兴奋和投入，至回国后的感慨和思考，波伏娃作为知识分子，尝试在她的北京叙事中对新中国的北京城做出客观的评价并提出审慎的建议。

正如学者吴岳添所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长征：中国纪行》中高度赞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者诽谤中国的无耻谰言，充分表现了她对中国人民的诚挚感情和正直可敬的品格。与此同时，她以一个伟大作家特有的敏锐目光，善意地指出了她所觉察到的弊病和错误，这些远见在多年后的今天更是令人钦佩。”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萨特波伏娃曾停留中国45天 登天安门观看国庆大典

2014年10月13日 09:55　来源：钱江晚报　

因为2014金秋文艺季，因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矩阵来杭，因为话剧《死无葬身之地》节节高攀的人气，我们相信，这座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萨特，了解他的哲思，了解那个年代。

对《死无葬身之地》来说，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是最牛的广告语，而萨特和中国不得不说的缘分，则是这出剧背后的另一份情感基础。

上世纪40年代，存在主义在法国异军突起，中国很同步地跟随世界潮流，第一时间引入萨特的短篇小说《墙》、剧本《义妓》等，在国内掀起一个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的小高潮。而就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号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时，半个地球那端的萨特，也提出差不多的口号：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他把这种态度称之为“介入”，正是这样的态度，让他的文学作品拥有深入人心的力量。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被切断，但萨特成为少数能和中国交流的特例。

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娃来到中国，呆了整整45天，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

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撰写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感到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

白驹过隙，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们仿佛禁欲许久，萨特就是迎面走来的第一个“美女”。文青们经由萨特的启蒙，认识了“自我”。

浙大教授胡志毅向记者回忆，当年杭大校园上演萨特的名剧《隔离审讯》，“他人即地狱”，这句台词，彻底惊呆了学生们，有人甚至在路边坐了一宿。

萨特的格言足够让艺术家们拿来当旗帜挥舞。在美术界尤其如此，那时画西画的人几乎言必称萨特。 胡志毅坦言，“那时我们都睁开眼睛看世界，什么都很奇特，带着好奇心接受萨特，其实对他的理解并不很透彻。”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鲁塞医院去世，终年75岁。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了这个消息，并称他为“中国的朋友”。

后来，《外国文艺》上刊登了萨特葬礼的照片，5万人自发上街送行，树上、房顶上都站满了人，这张照片震撼了当时许多文青。

同一年，16岁的大学生余明阳在浙江大学哲学系首届学生学术报告会上，以一篇名为“萨特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影响”的报告，获得二等奖。

23年后，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余明阳在广州发起成立了俱乐部，成员们说起曾经的激情岁月，公认萨特是对他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