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本书很值得阅读，书中详细介绍了沃伦·巴菲特及其家族成员的故事，还附加了本杰明·格雷汉姆、查理·芒格、B夫人和凯瑟琳·格雷汉姆夫人的故事。

沃伦·巴菲特的祖父欧内斯特在一封给儿子和儿媳的信中，建议他们总得在手里备点儿现金，他将巴菲特家族描述成了中产阶级的化身：

我可能提到过，巴菲特家从没人留下过一大笔资产，但也没人什么都不留下。他们从未花光他们挣到的所有钱，总是留下一部分。如今，这让所有的一切发展得相当顺利。

“花的比挣的少”实际上可能是巴菲特家的座右铭，再加上这句话的必然结论，“不借债”。

书中反复提及了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理念——省下每一分钱然后投资，用复利缔造自己的财富帝国。这对我们这样想发财的人很有参考价值。

第一个教训是，不要过分关注股票的买入成本。第二个教训是不要不动脑筋地急于抓住蝇头小利。

还有第三个教训，是关于投资他人资金的。如果他出现投资失误，那可能会有人因他而烦恼和不安。因此，他不想对其他任何人的资金负责，除非他非常确信自己会成功。

……

我不应该每场比赛都下注。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输钱了，而我认为我那天能把输的钱赢回来。之前说过的第一条规则是第一轮比赛后，没有人就此罢手。第二条规则是不要以为输到底还能把钱赢回来。你知道，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

沃伦·巴菲特和本杰明·格雷汉姆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令我印象深刻，下面这段文字还有助于我阅读《聪明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

很难想象沃伦能做出如此“不具有格雷厄姆风格”的分析。格雷厄姆所经历的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泡沫和大萧条让他对收益预期持怀疑态度，虽然他在上课的时候会讲述估值方式，但是他自己从来不用估值方法来选择股票。不过，沃伦把他耐心积攒的资金的75%押注于他所计算的预期数字。

除了“公司A、B”的教学方法之外，格雷厄姆还常常讨论两类事实真相问题。事实1是绝对和肯定存在的，事实2是经证实和确认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认为一家公司的股票值X元，那么价格就会变成X元，除非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其股票值另外的价钱。然而，这并未影响到股票的内在价值——事实1。因此，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购买便宜的股票。这一投资方法不折不扣地源于对心理学的了解，这种方式的使用者可以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决策。

在格雷厄姆的课堂上，沃伦学到了三大主要原则：

• 一股股票是拥有一家企业一小部分的权利，是你愿意为整个企业所支付价格的某一部分。

• 使用安全边际。投资是建立在估计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大范围的安全边际保证了不会因为误差而导致失败。最重要的是，前进的方法首先是不要后退。

• “市场先生”是你的仆人，而不是你的主人。格雷厄姆假设了一个喜怒无常的角色叫“市场先生”，他每天都会提供股票买卖的机会，而这些价格经常都是不合理的。“市场先生”的情绪不应该影响你对价格的看法。不过，他真的会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低买高卖的机会。

虽然《穷查理宝典》中提到了芒格和巴菲特「如同一体」，常说到「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但是本书中提到了两人的差异及争论，某些时候可能是争吵。特别是芒格对巴菲特的影响——从「烟蒂」到「大生意、好生意」。

另外就是巴菲特生活上不是「很体面」，被某些人认为是「除了赚钱什么都不会，毫无情趣以至于老婆出轨了」。但实际上，巴菲特的火车模型等还是能表明他是个有趣的人。他虽然内向，但还是娶了两个老婆，有一堆异性朋友。

不过，沃伦是“没了贼胆，尚存贼心”。他之后又喜欢上了班里的另一个女孩克洛–安·考尔，一个迷人的金发姑娘。但是，这女孩对他没兴趣。沃伦似乎根本无法使自己和女孩子的关系取得任何进展。沃伦又一次选择用赚钱来转移自己的失望。

沃伦一从国民警卫队训练营回来，上述经历就让他再一次发誓要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我很害怕发表公开演讲。如果我必须得这么做，你无法想象我的表现和样子。我非常恐惧，以至于我就是做不好。我想放弃。实际上，我安排自己的生活，好让自己无须被迫在任何人面前起身说话。当我毕业后回到奥马哈，我看到了另一则广告。我知道有时候我总得在人前发言。我极其苦恼，结果又报名参加了一门课程，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在公开场合说话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要赢得苏珊·汤普森的芳心，他总得能和苏珊交谈。虽然追求到苏珊很难，但是，沃伦愿意做任何事来实现目标，这个夏天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

巴菲特的原生家庭显然「不完美」：

盛怒之下的利拉会不停地责骂孩子，内容千篇一律：他们的生活显然来自她做出的牺牲；他们一无是处、不知感激、自私自利，他们应该觉得羞愧；她会挑剔每个真正或想象出来的错误；她几乎总是冲着多丽丝长篇大论，而且会把同样的话说上至少一个小时，有时还长达两个小时。沃伦说，直到两个孩子“认错”、流下无助的眼泪，她才结束。多丽丝说：“她不把你说哭就不满意。”沃伦无奈地看着利拉脾气大作，没有能力保护多丽丝，并且得竭尽全力地避免自己成为目标。很显然，利拉的攻击是故意的，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他们，但是，作为母亲，她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外人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利拉怎么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到沃伦3岁、妹妹罗伯塔（昵称伯蒂）出生的时候，对沃伦和多丽丝而言，“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受到了伤害。

这就是典型的女人画像，尤其是当我更加了解女性的时候！而B夫人的故事是另一种画风，其一生努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一直工作到103岁，令我感概颇深。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

书中还提到了硅谷的缔造者之一——诺伊斯居然还偷过猪，这点还是蛮有趣的。

下面这段话还表明了一些美国体制的毛病：

霍华德·巴菲特既没有加入其他同僚们的俱乐部活动，也没有顺着权力的梯子往上爬。很快，他就被认为是内布拉斯加州有史以来可能最不会吹捧人的众议员。他远离那些无聊、无味的募捐和拉票活动，即使有那么多众议员一天到晚都是忙这些。而且，霍华德还公开声明，他那一票既不换钱，也不换物。他拒绝长工资，因为选他出来的人就是因为他拿得少而投他的票。他四处走动，对作为一名众议员的额外好处惊讶不已——有补贴的餐厅，充斥着朋友、亲戚和情人名字的工资单，免费供应植物的花房，以批发价出售商品的“文具店”，“文具店”什么都卖，从领带到珠宝——霍华德对这一切感到震惊，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

从下面这段话可以推测出美国应该是到「广义文化大革命时期」才开始「性解放运动」的：

不过，如果你有一个胖姬这样的女朋友，你并不十分清楚你要怎么办。11两个男孩子看不懂“鲍勃关于成功、幸福婚姻指南”的内容，包括“婚前检查，如何对未婚妻进行婚前检查，以确定她是‘处女之身’，还有如何求爱、人们结婚的理由以及做爱的非主流姿势等”。他们很好奇，什么是做爱的非主流姿势？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主流的姿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神秘未知的。《力量与健康》杂志背面的宣传是20世纪40年代最好的性教育了。“别担心，爸爸，我们会去地下室，再研究一下我们的体格训练。”

书中还提到了他如何从共和党的支持者变成民主党的支持者的。年少的沃伦很高兴地预期着父亲和杜威的胜利。如果杜威胜利了，我们中国人应该不会过得这么惨。

有人说他最大的感悟就是，巴菲特的伟大不在于他赚了多少钱，拥有多少财富，而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并明白那领域里的道，然后用终身的时间去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准则。知道要趁早，践行需时日，知行合一。

书中提到了沃伦·巴菲特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的巴菲特有着现代普通人都有的一些毛病，但是他逐步改变了这种情况最终成就了自己的神话，这点值得我们学习。

到现在为止，沃伦与人相处的努力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除了老师之外，他很讨大人的喜欢。他和同龄人的相处不自在，但却总能设法交到几个知心朋友。他竭尽全力地想要人们喜欢他，尤其是尽力避免对他进行个人的人身攻击。他想要获得一套系统的方法。实际上，他有一套方法，不过他没有把方法的效果最大化。由于没有其他办法，他开始更努力地运用这套方法。

沃伦是在祖父的家里发现的这套系统方法。在祖父家里，沃伦以惊人的速度阅读了所有手边的读物，就跟他在家一样。他浏览卧室后面的书架，消化了《新杂货商》里提到的每一个问题，看完了所有的《内布拉斯加日报》——经他父亲整理过的报纸——而且还像一只棉铃象鼻虫一样看完了祖父欧内斯特15年来积累下来的《读者文摘》。书架上还有一系列的小型传记，其中很多都是关于商界领袖的。从小时候开始，沃伦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人的生活——譬如杰伊·库克、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杰伊·古尔德、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有一些书他读了又读。在这当中，有本很特别的书——不是传记，是一个以前做过销售的人——戴尔·卡内基写的一本平装书。8这本书有个非常诱人的名字：《人性的弱点》。沃伦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发现这本书了。

多读书，多学习，多实践，不要只看不做啊！要学会从陌生人中选出自己的同路人啊！

书籍简介

原名：The Snowball: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

作者: [美]艾丽斯·施罗德

译者：覃扬眉 丁颖颖 张万伟 张春明 张艳云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页数: 760

定价: 198.00元

ISBN: 9787508614212

内容简介

1939午的冬天，9岁的巴菲特在院子里玩雪。他把少量的积雪铲到一块，揉成一个雪球，然后把它放在地上慢慢滚动，雪球越滚越大……

从此，巴菲特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目光投向白雪皑皑的整个世界……

沃伦·巴菲特，我们这个时代硕果仪存的商业领袖和投资大师，甚至在死后还会影响后世50年的伟大人物，终于向我们敞开了他的心扉。这本他生平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以从未有过的视角，揭开了巴菲特的真实人生。许多年来聚光灯下高大的“股神”终于走下神坛，以他最平实的语言、最真诚的心，娓娓道来，讲述了他78午人生巾最触动人心的故事，分享了他60多年商业和投资生涯中最宝贵的经验。

作者简介

艾丽斯·施罗德，曾任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因撰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研究报告而与巴菲特结识，而巴菲特也因为赏识她的洞察力、和掌握主题的能力，授权施罗德撰写他的人生故事。为了撰写本书，施罗德用了5年时间，跟巴菲特交谈了2000个小时，采访了他的250位朋友、家人和同事，翻阅了巴菲特从未披露的无数私人信件和档案。 施罗德生于德州，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学士及MBA学位。拥有会计师执照，目前与丈夫居住在康涅狄格州。

正文摘录

沃伦·巴菲特9岁那年的冬天，他和妹妹伯蒂在院子里玩儿雪。

沃伦用手接着雪花，一开始是一次一捧。接着，他把这些少量的积雪铲到一块儿，捧起来揉成一个雪球。雪球变大之后，沃伦让它在地上慢慢地滚动。每推动一次雪球，雪球就会粘上更多的雪。他推着雪球滚过草坪，雪球越来越大。很快，沃伦把雪球滚到了院子边上。片刻犹豫之后，他继续向前滚动雪球，穿过了附近的街区。

从那里开始，沃伦一直朝前行进，目光投向白雪皑皑的整个世界。

第一部分 大泡泡

1 不作逢迎

奥马哈，2003.6

沃伦·巴菲特靠向椅子背，跷起腿，坐在他父亲霍华德那张简陋的木桌后面。他那件价值不菲的杰尼亚上装肩膀处打着褶儿，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便宜货。每天，无论伯克希尔–哈撒韦总部的其他15名员工如何着装，巴菲特都是这身行头。他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衬衣，衬衣领子太小，将脖子勒得紧紧的，领结与领口不太贴合。看上去这衬衣是他年轻时买的，而且在过去40年中，他似乎都忘了量一量脖子的尺寸。

他的双手穿过几缕花白头发，交叉握于脑后。粗浓的眉毛横卧在玳瑁眼镜上方。很多时候，这眉毛展示出他的怀疑、知情了然或是迷惑不解。一眨眼工夫，他又会浮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令随性的眉毛增添迷人魅力。他那淡蓝色的眼睛精光聚敛，似有所思。

沃伦坐在那里，周围是50年来收到的各种纪念品。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内布拉斯加玉米剥皮者橄榄球队的照片、他参演一部肥皂剧所得的薪水支票、他购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的报价书（对方未接受）和可口可乐纪念品四处摆放。在办公室的咖啡台上，放着一只经典的可口可乐瓶。此外，屋里还有一只用人造荧光树脂做成的棒球手套。沙发的一边，挂着沃伦1952年1月读完戴尔·卡内基公共演讲课程的证书。一个富国银行的运钞马车模型放在书架顶上，车头朝西。书架上还有沃伦的投资合伙企业旗下的《奥马哈太阳报》在1973年获得的普利策奖杯。书和报纸散落在房间里。书柜上、靠墙的桌子上、桌子旁边的柜子上面都放着家人和朋友的照片。在桌子后面、沃伦头顶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他父亲的肖像，正对着每一个进入房间的人。

窗外，奥马哈晚春的清晨景色宜人，但是褐色的木制百叶窗紧闭着，遮蔽了满帘春色。面对他桌子的电视被调到CNBC频道。虽然电视没有声音，但屏幕最下方滚动的文字全天都在满足巴菲特的新闻需求。有好几年，电视里播放的新闻经常与巴菲特有关，这让他很高兴。

然而实际上，只有寥寥几人非常了解巴菲特。我和他相识6年了，一开始，我的身份是研究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金融分析师。没多久，我们建立了友谊。但如今，我依然需要更好地去认识他、了解他。我们坐在沃伦办公室里的原因是，他不打算自己动手写这本书。动来动去的眉毛配合着他说话的节奏，他反复说：“你会干得比我好，艾丽斯。我很高兴由你来写这本书，而不是我。”他这么说的原因我会在之后一一道出。言谈之间，我们开始从最接近他内心的东西聊起。

“沃伦，这念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对赚钱为什么会如此用心？”

他的眼睛望向远处，似乎思绪万千，在搜寻着那些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然后，沃伦开始讲他的故事：“巴尔扎克说，每一笔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桩罪恶，1但伯克希尔绝非如此。”

他从椅子上起身，收起思绪，几大步跨到另一端，坐进一把芥末色的锦面扶手椅子。他身子前倾，那神情不像一位72岁的金融家，更像是一个少年把他的初恋娓娓道来。如何诠释这个故事，要采访哪些人，写些什么——全部由我构思。巴菲特详尽地谈论了人类天性和记忆力的脆弱，然后说：“当我的观点和他人不同的时候，艾丽斯，选择不太讨巧的那个。”

巴菲特给我上了很多课，最精彩的一些来自我对他的观察。第一堂课就是：以谦卑之态屈人之兵。

事后看，没有太多理由去选择那个不讨巧的观点——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人类的天性而非脆弱的记忆力。这类事情中有一件事发生在1999年的太阳谷。

2 太阳谷

爱达荷，1999.7

沃伦·巴菲特走出轿车，从后备箱中拖出旅行箱。他穿过护栏的大门，走向机场的停机坪。那里停放着一架反射着阳光的白色湾流IV型喷气机——和区域性商业客机一般大小，是1999年最大型的私人飞机。它正等着巴菲特和他的家人。一名飞行员从巴菲特手里接过旅行箱，放进飞机的行李舱。看到巴菲特亲自驾车并从车里拿出自己的行李，几乎每个第一次和巴菲特一起旅行的飞行员都会吃惊。然后，巴菲特走上舷梯，向乘务人员打招呼并走向靠窗的座位，尽管整个飞行途中他都不会朝窗外看一眼。巴菲特的心情很轻松，几周之前，他就期待着这次旅行。

同行的有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及其妻子珍妮弗、女儿苏茜及其男友，还有两个孙子辈的孩子。45英尺长的机舱里摆放着奶咖色的皮革太空椅，一行人坐在了椅子上。当乘务人员从机上厨房——里面堆满了家人喜爱的零食和饮料——拿出饮品时，他们转动椅子，避开流线型墙面板，好让自己的空间更宽敞。沙发上放着一堆杂志：《名利场》、《纽约客》、《财富》、《游艇工业》、《罗博报告》、《大西洋月刊》、《经济学人》、《时尚》、《瑜伽》。乘务员是个女孩，她没给巴菲特送来杂志，而是抱了一堆报纸给他，外加一小篮薯片和一瓶樱桃可乐——和他那件红色的内布拉斯加毛线衫很是相衬。巴菲特向她表示感谢，并和她聊了几分钟，缓解她第一次和老板飞行的紧张情绪，然后让她告诉她的同事，他们都已准备就绪，飞机可以起飞了。之后，飞机顺着跑道滑行，腾空，然后拉升到4万英尺高。之后的两个小时，巴菲特一直埋头读报。其余6人在巴菲特周围玩闹、看电视和打电话，乘务员则在枫木餐桌上铺好桌布，摆好插满兰花的花瓶，然后回厨房准备午饭。巴菲特专心致志地阅读着报纸，仿佛是一个人在家学习。

他们乘坐的飞机价值3 000万美元，为“分权所有型”[1]喷气机。这架飞机为1/8分权，即8个所有者共享，但是共享者拥有的是每月固定时数的飞行，搭乘的飞机不固定。因此，全部的所有者想用的时候飞机均可立即起飞。飞行员、飞机维护人员、准备午餐的乘务员都是奈特捷公司的职员，提前6小时安排好。奈特捷公司属于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过了一会儿，湾流IV型飞机飞越了斯内克河平原，飞向索图斯山脉——白垩纪巨变后产生的黑色古老花岗岩质的山脉，炙烤于夏日艳阳之下。飞机在明媚、澄澈的天空中飞行，进入伍德河河谷，飞行高度下降到8 000英尺。在这个高度上，飞机开始遭遇下方褐色丘陵地形对上方天空发出的地形波冲击。当飞机摇摆、机上的人随之颠簸的时候，巴菲特却继续着他的阅读，稳若泰山。从窗口往下看，灌木丛点缀着山脊，成排的松树顺着风向、沿着峡谷之间的山脊一路延伸。看到预期的景致，巴菲特一家都露出笑颜。飞机继续下降，在穿过顶上山峰之间的狭窄缝隙时，正午的阳光将飞机拉长的阴影投到古老的矿业城市——爱达荷州的黑利市。

片刻之后，飞机降落在弗里德曼纪念机场。巴菲特走下飞机，来到停机坪，在7月的阳光下眯眼望去，两辆SUV（运动型多功能车）早已停候在飞机旁边。这两辆车由赫兹公司（Hertz）[2]的工作人员驾驶，他们无论男女都穿着金色和黑色相配的公司T恤衫。不过，T恤衫上写的不是“赫兹”，而是“艾伦公司”（Allen & Co.）。

孩子们蹦跳着向前，飞行人员把行李、网球拍、巴菲特的红白两色高尔夫球包放进SUV。接着，巴菲特和家人与飞行员、乘务员握手道别，坐进SUV。经过太阳谷航空航运服务公司之后，他们随着摇晃的SUV穿过机场的大门，驶上那条通往山顶的路。

8分钟后，另一架喷气机抵达机场，驶向自己的停机位。

在洒满金色阳光的整个下午，一架接一架的飞机从东南边或西面进入爱达荷，降落在黑利市：重型的赛斯纳“奖状”型飞机、迷人的里尔喷气机、高速的红鹰、豪华的猎鹰，其余大部分都是外形很威风的湾流IV型飞机。时间慢慢过去，众多在阳光下闪光的白色巨型飞机成排停在跑道上，像是商店橱窗里摆满的玩具。

巴菲特一家循着道路标记，出机场后向前行驶了数英里，开往凯彻姆小镇——位于索图斯国家森林公园边上，就在埃克霍恩水道的拐弯处附近。行驶几英里后，他们绕过多勒山，几处褐色的斜坡之间有一片绿色地带。就在松树和微微泛光的白杨林带，坐落着太阳谷，这个山脉中神话一般的疗养地。海明威在这里写成了小说《战地钟声》，奥运会滑雪和滑冰运动员将此地视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巴菲特一家在这个星期二下午所遇到的家庭出游潮全都和艾伦公司有关——这是一家精品投行，精于媒体和通信行业。艾伦公司促成了好莱坞最大的几桩合并交易，并且十多年来一直主办一系列年会，在太阳谷款待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休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艾伦只邀请他喜欢的人，或者是那些他至少认为可以与之共事的人。

因此，这个会议名人和富人云集，有好莱坞的制片商和明星，比如坎迪斯·伯根、汤姆·汉克斯、罗恩·霍华德、西德尼·波拉克，娱乐业巨头巴里·迪勒、鲁珀特·默多克、罗伯特·伊格尔以及迈克尔·艾斯纳，出身社交名门的新闻业人士汤姆·布罗考、黛安娜·索耶和查理·罗斯，IT（信息科技）业的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安迪·格鲁夫。每年都会有一群记者守在太阳谷聚会地的外面。

记者会提前一天来到新泽西的纽瓦克，在机场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登机点，搭乘商业航班来到盐湖城，然后跑到登机口的等候区，坐在一大帮拥挤的人群中，等着飞向诸如怀俄明州卡斯珀、艾奥瓦州苏城的航班。时间一到，他们会搭上一架螺旋桨飞机，颠簸一小时来到太阳谷。到目的地后，他们的飞机会驶向机场的另一端一个差不多网球场大小的出口。他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群皮肤晒成棕黑色的艾伦公司的年轻工作人员，这些年轻人身穿印有“SV99”[3]彩色字样的球衣和白色短裤，正在欢迎少数乘商务飞机到达的艾伦公司客人——这些客人可以立马被辨认出来：男士穿着西式靴子、Paul Stuart（保罗·斯图尔特）品牌的短袖、牛仔裤；女士穿着山羊绒上衣，戴着弹珠大小的绿松石珠子。艾伦公司的职员已经事先从照片上记下了那些新面孔。他们会拥抱过去几年已经认识的客人，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友，然后迅速接过客人的包，把东西放在不远处等候的SUV上。

记者会去租车处租辆车，开到聚会地，此时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身份地位的低微。之后数天，太阳谷的很多地方都会彰显“私人”特色——房门紧闭，保安设施无处不在，花篮高悬，并摆放大型盆栽植物，以阻挡那些窥探的眼光。记者会在室外潜伏着，嗅着灌木的气息。1自从迪士尼的迈克尔·艾斯纳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墨菲在1995年的太阳谷年会中构思出他们的公司合并案以来，聚集于此的新闻媒体规模一直在扩大，太阳谷呈现出戛纳电影节那种商业氛围。但是，太阳谷爆出的合并案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谷聚会远不是为了达成交易，虽然交易吸引了大多数的媒体。每一年，都有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正在爱达荷的某座山里召开秘密会议，对某笔生意进行谈判的传闻。因此，当SUV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时，记者们都试图透过车的前窗看看里面坐着谁。当有新闻价值的人物到来时，记者们会追踪他们的“猎物”进入聚会地，手里摆弄着照相机和麦克风。

当沃伦·巴菲特走出他的SUV时，记者们很快就认出了他。艾伦公司的董事、巴菲特的朋友唐纳德·基奥这么说过：“会议的基因里已经植入了这个人。”2大多数媒体人都喜欢巴菲特——为了不招人讨厌，他行事富有技巧，不怕麻烦，公众形象简单而率直，而且看起来很真诚。然而，巴菲特过着复杂的生活。他有5套房子，但只在其中两处居住。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巴菲特有过两任妻子。他说话爱引用家乡的俗语，眼里透着慈祥；他有一帮忠诚的朋友。但是，一路走来，他给人的却是强硬、冷酷的商人形象。巴菲特似乎想避开公众，但结果是，他所吸引的公众注意力几乎要多于地球上其他任何人。3巴菲特乘坐湾流IV型飞机去全美各地，经常参加名人聚会，有众多名流友人，但是，他说他最喜欢奥马哈、汉堡和节俭的生活。他说他的成功是基于一些简单的投资理念和每天满怀热情的工作，不过，如果事情只是如此的话，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复制呢？

在走过摄影师身边的时候，巴菲特总是会主动挥手打招呼，并露出祖父般慈祥的笑容。摄影师们用胶片捕捉下巴菲特的举止，然后开始盯着下一辆车。

巴菲特驾车兜上一圈之后，就前往具有法国乡村风格的共管式私有公寓，一处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游泳池和网球场边花团锦簇，这是赫伯特·艾伦安置其贵宾的地方。屋里通常准备了赠送的礼物：印有“SV99”字样的艾伦公司的上衣、棒球帽、拉链绒面衣和球衣——每年的颜色都不同，还有带拉链的笔记本。尽管巴菲特的财富超过300亿美元——足以购买1 000架湾流IV型飞机——但是，很少有比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件免费的高尔夫短袖衫更令巴菲特觉得高兴的事了。他花了好一会儿仔细察看今年的赠品。不过，更令他感兴趣的是赫伯特给每位客人的私人留言条，以及关于这次精心组织的聚会的日程表，上面说明了本年的太阳谷聚会为巴菲特都作了哪些准备。

时间精确的计划，详细周到的安排，如同赫伯特那一尘不染的法式回褶袖口，巴菲特对每一天、每个小时都作了安排。日程表清楚地列出了与会发言者及演讲主题——这些内容直到现在为止仍是严格保守的秘密——以及巴菲特将出席的午宴和晚宴。和其他客人不同的是，巴菲特对这些内容的大部分事先都有所了解，不过，他还是想看看日程表是怎么说的。

被称为“太阳谷之主”的赫伯特是年会的幕后导演，他让会议充满着随意自然的奢华。人们总是赞美他情操高尚、才华出众、见解不凡，而且慷慨大方。曾有客人脱口说道：“你会为了得到赫伯特的关注和重视而甘愿将生命置于脑后。”因为担心不再被邀参加太阳谷年会，那些颇有微词的人也很少赤裸裸地说赫伯特“与众不同”：坐不住，没耐心，自高自大。站在身材高瘦结实的赫伯特身影里，你得全神贯注尽力跟上那些像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的话语。赫伯特吼出问题，然后打断答话者，唯恐他们浪费了他一秒钟的时间。他语无禁忌，言论大胆。“华尔街最终会被淘汰。”有一次，他这么告诉一位记者，虽然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他把他的对手称为“热狗贩子”。4

赫伯特保持公司规模的小而精，他手下的投资银行家把自有资金投入到业务当中。这种非传统的方式令公司成为客户的合伙人，而不只是客户的服务者——客户是好莱坞和传媒业的精英人物。因此，当赫伯特做东设宴，他的客人会觉得这是个人殊荣，而不会觉得自己是被营销人员紧紧盯住的追猎对象。艾伦公司每年会做出详细的社交安排，而这些安排是根据每位嘉宾的私人社交网——艾伦公司所了解的嘉宾的人际关系网——以及艾伦公司认为他们应该认识哪些新朋友做出的。客人入住的度假公寓到酒店会议室的距离、受邀出席的餐会，以及他们旁边坐的人，都因身份而异。

巴菲特的朋友汤姆·墨菲把这类活动叫作“大象聚首”（elephant-bumping）。巴菲特说：“你能请到一群要人前来，是因为如果他们参加了‘大象聚首’，那么就可以让他们确认自己也是头‘大象’。”5

太阳谷在这方面无须质疑，因为和大多数“大象聚首”不同，这里的每个人都无法用钱来打动其他人。因此，结果就形成了某种精英伪民主。随之而来让人好奇的一点是看谁没被邀请，而让人更加心跳的地方是，看谁被取消了邀请。不过，在这个阶层内部，人们真的是在发展真诚的人际关系。艾伦公司通过慷慨丰富的娱乐活动提供一场盛大的欢宴。活动从头天晚上开始，客人们一副西部装扮，坐上古老的四轮马车，跟着牛仔们驶上一条蜿蜒小道，经过一块螺旋形的天然石头，来到特里尔·克里克·凯宾牧场。当日薄西山的时候，赫伯特·艾伦，或者是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会在这里迎接来宾。一盆盆鲜红色的矮牵牛花和蓝色的鼠尾草装饰着白色的大帐篷，牛仔们在帐篷附近表演套绳技艺，给孩子们逗乐。与此同时，太阳谷的老朋友重聚在一起，比肩而立，手里拿着用来盛牛排和三文鱼的餐盘，欢迎新朋友的到来。巴菲特一家最后通常都会在西部的点点星空之下，和朋友们围坐在篝火旁边。

娱乐活动会在周三下午继续——坐在竹筏上，沿着萨蒙河，随性地在非常温柔的白色浪花中顺流而下。在出游中，人人喜笑颜开，因为艾伦公司为所有人的活动作了精心的策划。撑竹筏的人安安静静地引着竹筏穿过山谷，生怕自己打断了来宾间的谈话，打扰了合作联盟的萌芽。现场服务人员雇的是当地人，救护车排队候着，以防有人跌入冰冷的河水中。来宾们一离开竹筏，就会有热毛巾递上来，之后是一盘盘的野餐烤肉。

你会发现，那些不乘竹筏的客人在享受其他的乐趣——飞钓、射击和双向飞碟、山地自行车、桥牌、针织、自然摄影和随处可见的狗狗玩儿飞盘、在室外溜冰场溜冰、在完美的红土场打网球、在游泳池游泳，或者是在如茵的绿地上打高尔夫，他们乘坐的球车上满载着艾伦公司的防晒霜、零食和驱虫剂。6所有休闲活动和谐地进行着，所需要的一切看上去都无须开口，似乎取之不尽。工作人员供应了一切，艾伦公司的员工几乎是隐形的，但又永远适时地提供服务。

不过，百余名面貌娇好的儿童看护人员才是赫伯特的秘密武器。她们大多数一头金发，皮肤晒成深色，身着同款的T恤衫，配搭着艾伦公司的背包。当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在娱乐的时候，看护人员得不眨眼地看着每个孩子，这些孩子当然也和自己的同伴在一起游戏——在网球中心打球、玩儿橄榄球和K球[4]、乘马车、观看马术表演、溜冰、接力赛跑、划船、钓鱼、艺术活动，或享用比萨和冰激凌。所有的看护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为的是要保证每个孩子玩得尽兴，年年都恳求大人再来这里——同时，看护人员也要令孩子的父母放心、高兴，父母们偶尔会看一眼这些非常具有魅力的年轻看护人员，因为他们能使自己和其他的成人朋友多待上几天，而无须对孩子心怀歉意。

巴菲特一直是对艾伦公司如此款待最心存感激的人之一。他喜欢携全家到太阳谷，因为如果让他独自和孙子们待在山里的度假村，那他可能什么都干不成。除了高尔夫球之外，他对户外运动没什么兴趣。他从来不玩儿双向飞碟或山地自行车。他认为水犹如“牢狱”，让他坐竹筏犹如给他戴上手铐。与参加这些活动相反的是，他如鱼得水地进入“象群”的中心。他玩儿了一会儿高尔夫和桥牌——和全美动画片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比了一场高尔夫，赌注是1美元；和马里蒂兹·布罗考打了一场桥牌。然后，和其他人聊天，比如《花花公子》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海夫纳、计算机行业的迈克尔·戴尔。

有时，巴菲特会离开高尔夫球场，在自己的公寓房间待上好长一段时间。他坐在石制壁炉旁收看商业新闻。7窗外，鲍尔迪山被松林覆盖，鲜花盛开的河岸如同波斯地毯：色彩缤纷的羽扇豆、蓝宝石色的飞燕草高高地立着，下面是罂粟花和印第安彩笔花，佛甲草和石莲花依偎在清新的蓝色鼠尾草和婆婆纳之间。不过，巴菲特几乎注意不到这些迷人的景色，他来这里为的是享受赫伯特·艾伦所营造的温馨气氛。8巴菲特喜欢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待在一起：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她的儿子唐、比尔·盖茨夫妇、米基·基奥和唐纳德·基奥、巴里·迪勒和黛安娜·冯·弗斯腾伯格、安迪·格鲁夫和他的妻子伊娃。

不过，对巴菲特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所有成员难得聚在一起时，他可以把自己的大家庭重聚到一起。他女儿苏茜·巴菲特说：“他喜欢我们所有人住在一栋房子里。”苏茜住在奥马哈，弟弟豪伊和妻子德文住在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和妻子珍妮弗住在密尔沃基。

与巴菲特结婚47年如今和他两地分居的妻子苏珊从旧金山的家里飞来和他们见面。巴菲特20多年的伴侣阿斯特丽德·门克斯，则一直住在奥马哈的家中。

周五晚上，沃伦·巴菲特穿上一件夏威夷短袖衫，陪妻子一起去参加在公寓旁的网球场上举行的传统泳池派对。大部分客人都认识苏珊，也很喜欢她。在灯火通明的奥林匹克泳池前，伴着火炬灯的光影，她会演唱怀旧歌曲，成为泳池派对的焦点。

今年的聚会中，鸡尾酒和朋友情谊流淌其间，人们谈论着刚刚了解到的新名词——B2B（商家对商家）、B2C（商家对客户）、网络旗帜广告、宽带——这些词儿成了阿尔·奥霍乐乐队的竞争者。整个周末，伴随着人们的握手、亲吻和拥抱，一种隐约的不安如烟雾一般在午餐、晚餐和鸡尾酒会中弥漫开来。一批新近出现的IT高管们带着异乎寻常的狂傲，向一年前从未听说过他们的人介绍自己，某些人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太阳谷通常的氛围格格不入。9一般情况下，太阳谷会以一种决定性的非正式因素起主导作用，赫伯特·艾伦会用某种不成文的规则来对付狂妄自大的人，他们的下场就是以后再也不会被邀请参加年会。

当年会的重要嘉宾发表演说时，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公司的高管、政府的高官以及日程表上列示的其他演讲者，在太阳谷的发言和他们在其他地方的讲话大为迥异。但出了太阳谷会场大门，几乎没有人私下谈论他们发言中的任何言论。记者们被禁止入内。一些著名的记者，以及拥有电台网络和报纸的传媒业大亨坐在听众席，但都尊重守口如瓶的原则。因此，演讲者们只对与他们同等身份的圈内人尽情发挥，讲述重大且往往真实的事，这些内容在媒体面前从不会被说得明明白白，因为它们太过直白、太易透出讽刺意味，或者说是太有可能被误读。一般的记者会在外面设伏，希望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只言片语。

今年，互联网的新晋大人物一直都趾高气扬，宣扬他们的宏伟目标。大肆夸耀自己新近出炉的公司并购案，并希望从在座的资金经理们那里筹得资金。那些管理着他们的养老金和储蓄的资本持有人控制着令人惊叹的巨额财富：超过1万亿美元。101999年的1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足够为9个州的每户家庭买一辆全新的宾利轿车。11你可以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买下所有的房产。有些需要资金的企业会上台作企业演示，希望下面的听众能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这一周的早些时候，以汤姆·布罗考为首、名为“互联网和我们的生活”的团队举办了一连串的演示，主题是关于互联网将如何再造通信行业。在线旅游公司的杰伊·沃克带着听众去互联网那令人眩晕的美妙世界畅游了一番——信息高速公路被认为可与1869年铁路时代的来临相媲美。高管们一个接一个为自己的公司计划了炫目的未来，未来不再受仓储和地域的限制。会场里充满了关于未来的醉人气息。这一切如此诱人，有些人深信不疑，认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呼之欲出；还有人则想到了万金油推销员。开IT公司的家伙们将自己视为“将火种带给凡人的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天才。现在，那些在旧经济中开发、制造无趣乏味的生活必需品，比如汽车零件、草坪护理工具的公司则关心自己应该购买多少新技术。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基于根本不存在的巨额赢利进行交易，而生产实物的实体企业的价值却在降低。当IT股票压倒旧经济，在之前3年半时间里才翻了一番的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现在仅用了4个月就突破了一度遥不可想的1万点大关。

发言的间歇，很多新富阶层人士聚集在被隔离保护起来的露天餐厅。餐厅旁边是达克池塘，池塘里有一对天鹅在游水。在这里，任何客人——但不能是记者——都可以在身着卡其裤、开司米羊绒衫的一大群人里缓缓走动，去向比尔·盖茨或安迪·格鲁夫问上个问题。与此同时，新闻记者们对互联网名人们紧追不放，往返于其居住的公寓和会场，这种场景放大了他们已经膨胀的自大情绪，这种情绪已经渗透到1999年太阳谷年会中。

整个周五下午，一些互联网的新兴风云人物都在游说赫伯特·艾伦，希望自己能加入知名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在次日下午为《名利场》杂志进行拍摄的“传媒全明星”阵容。他们认为自己被邀请到太阳谷的原因是自己是时下的名人，并难以相信莱博维茨已经自行选定了拍摄对象，比如，为什么莱博维茨会选择巴菲特——他对传媒业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董事会成员资格、广泛的人际关系影响，以及或多或少的传媒业投资。此外，巴菲特还是个老式传媒人士。这些新兴人物们更很难相信，刊有巴菲特照片的杂志能卖得出去。

这些属于未来全明星阵容的人们觉得自己被轻视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传媒行业的天平已经移向了互联网。他们的确不受重视，即便是赫伯特·艾伦自己都认为对IT和传媒业股票进行估值的“新模式”不可靠。这种新估值模式的根据是点击率、眼球数和对遥远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公司的赢利能力。“新模式，”他对此嗤之以鼻地说，“就像是新的做爱姿势，根本就是胡扯。”12

次日早上，代表着“旧模式”的巴菲特很早就起床了，因为他是今年年会的闭幕演讲人。巴菲特总是拒绝在其他公司举办的会议上发言的邀请，但是，当赫伯特·艾伦请他在太阳谷年会上发言，他总会同意。13星期六早上的闭幕演说是年会的一大要事，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不再去高尔夫球场，也不去钓鱼，他们都到太阳谷会场吃自助早餐，然后找个座位坐下。今天，巴菲特会对股票市场发表看法。

鼓吹者们所推动的市场令IT股票急速冲到了疯狂的高点，私下里，巴菲特对此持批评态度。IT股票的表现令伯克希尔–哈撒韦望尘莫及，而巴菲特不购买IT股票的严格纪律似乎也过时了。但外界的评论对巴菲特的投资方式丝毫没有影响，直至今天，巴菲特发表过的唯一公开声明就是他从来不作市场预测。因此，他决定站上太阳谷的发言台发表如此的演讲，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也许是时机到了。巴菲特有着坚定的投资信念，而且有迫切的欲望想要宣讲出来。14

巴菲特花了两周时间准备这次发言。他明白，市场并不只是人们买卖股票的地方，股票似乎是赌场里的筹码，筹码则代表了公司业务。巴菲特思考的是筹码的总体价值。这些筹码值多少钱？然后，巴菲特会从源源不断的文件中评估公司以往的业绩。互联网的出现并不是新技术第一次震动股票市场。商业发展史上充满了新技术——铁路、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电视……都是加快沟通的革命性的方式——但是，这些发明当中有多少已令投资者发财致富呢？巴菲特将要对此进行说明。

在自助早餐之后，克拉克·基奥走上演讲台。巴菲特和基奥一家相识多年，他们在奥马哈是街坊邻居。巴菲特是通过克拉克的父亲唐纳德才加入太阳谷活动当中的。唐纳德·基奥是可口可乐的前总裁，艾伦公司的现任董事长。在1982年可口可乐从艾伦公司购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时候，唐纳德认识了赫伯特·艾伦。赫伯特不着推销痕迹的营销方式给基奥和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罗伯托·戈伊苏埃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说服艾伦加入了可口可乐的董事会。

唐纳德·基奥是艾奥瓦州苏城一位牧场主的儿子，做过侍应生。目前，他名义上已从可口可乐退休，但是，他的生活仍然和“真家伙”[5]紧密相连。而且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有时他被称为公司的“影子首席执行官”。15

当基奥一家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巴菲特的邻居时，沃伦·巴菲特曾问唐纳德如何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并建议他投资1万美元入股巴菲特的公司。但是唐纳德当时是奶油果仁咖啡的推销员，要供6个孩子上教区学校，一周要开销200美元。“我们没钱，”克拉克告诉听众，“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些往事，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巴菲特走上讲台，穿着他最喜欢的内布拉斯加红色毛线衫，里面是一件格子衬衣。他接着克拉克的话，讲完了这个故事。16

基奥一家是非常好的邻居。虽然唐纳德有时的确会说，他有份工作，而我没有。但是，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有一次，我妻子苏珊去他们家，以中西部人那众所周知的方式想借一勺糖。唐纳德的妻子米基给了苏珊一整袋。我知道之后，当天晚上亲自过去拜访他们。我对唐纳德说：“你为什么不拿25 000美元入股投资呢？”基奥一家当时都愣了，我的建议被拒绝了。

我之后又找他们，提出克拉克刚才提到的1万美元投资，结果还是一样，但我并不觉得被伤了自尊。因此，我后来又去找他们，提出5 000美元的投资额，但再一次被拒绝。

后来，1962年的一个晚上，我又去基奥家。我还没想好自己要不要把投资额降低到2 500美元，但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整栋房子里没有光亮，一片寂静，屋里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唐纳德和米基躲在楼上，所以，我没有离开。

我按门铃、敲门，都没人应我。但是，唐纳德和米基就在楼上，而屋子漆黑一片。

光线太暗，无法看书；时间太早，还不到睡觉时间。我记得那一天，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1962年6月21日。

克拉克，你什么时候出生的？

“1963年3月21日。”（克拉克回答）

历史就取决于这类小事。因此，你应该很高兴，你父母没有给我那1万美元。

通过这个小小的互动，巴菲特的演讲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然后他将话题转到手边准备的内容上。

朋友们，我今天想谈论一下股票市场。我会讨论一下股票的定价，但是我不会对它们下个月或下一年的波动进行预测。估值不是预测。

短期内，市场是投票器；而在长期，市场是称重器。

重量最终才是有价值的，但是短期内，数量很重要。这是一种非民主的投票，也不会进行文化测试决定投票资格，这些你们都了解。

巴菲特按下一个键，在大屏幕上播放幻灯片。17众所周知，巴菲特不精通电脑，此时，听众席上的比尔·盖茨屏住了呼吸，直到巴菲特展示出第一张幻灯片，他才松了一口气。18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964年12月31日 874.12

1981年12月31日 875.00

巴菲特走到屏幕前，开始进行解说。

在这17年的时间里，经济规模增长了5倍，《财富》500强企业销售额的增长超过5倍。然而，在这17年里，股票市场完完全全落在了后面。

（他后退了一两步）当你们投资的时候，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延迟消费，现在把钱投出去，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获得更多的钱。关于投资，只存在两个真正的问题：一是你想得到多少回报，二是你想什么时间得到回报。

伊索称不上是一位金融家，但是他说过“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不过，他并没有提到时间。

巴菲特解释说，利率——借贷成本——是对“时间”的定价。金融领域的利率就如同物理学当中的重力。利率变化，所有金融资产，包括房子、股票、债券的价值都会发生变化，就如同鸟的价值会波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手里的鸟比林子里的鸟值钱，有时林子里的鸟比手里的鸟值钱。”

巴菲特说话音调平稳，带着鼻音，吐字快得如连珠炮，他将伊索和20世纪90年代的大牛市联系到了一起，而他认为这个牛市纯属瞎闹。利润的增长远远低于前期，但林子里的鸟却变得昂贵，因为利率处于低水平。利率水平如此低，想持有现金的人数在减少。因此，投资者正在向林中鸟支付闻所未闻的价格。有时，巴菲特会将其称为“贪婪作祟”。

听众席里坐满了IT业的领军人物，在从大牛市中攫得大笔财富的同时，他们也改变着世界。此刻，他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投资组合里充斥着各种估值过高的股票，而他们的公司股票处于资产组合的第一线。他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这是新模式，互联网时代的黎明。他们的态度是，巴菲特没有资格说他们贪婪。巴菲特，这个聚敛钱财数年、几乎不往外拿的人，这个从车牌就能看出其“节约”的吝啬鬼，这个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如何赚钱的人，这个打破IT泡沫、没搭乘IT列车的人，正在往他们的香槟里吐口水。

巴菲特继续他的发言。只有三种方式，股票可以保持一年10%或10%以上的增长。一是利率下降，保持在历史低位。二是投资者，而不是雇员、政府或其他主体，在经济中所占份额高于历史已有水平。19他说，还有就是经济的增速开始快于正常情况。20诸如此类的乐观假设被巴菲特斥为“痴心妄想”。

巴菲特说，有些人并不认为整个市场会繁荣，他们只是认为自己能够从中挑选出胜利者。巴菲特解释说，虽然创新可能让世界摆脱贫困，但是历史上创新的投资者后期都没有以高兴收场。他一边说，一边像乐队指挥那样挥舞着手臂，成功地换上了另一张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上的内容来自于一份长达70页的清单，里面包括了美国所有的汽车公司。

这清单上面有2 000家汽车公司：汽车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发明。它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你在第一批汽车诞生的时代目睹了国家是如何因为汽车而发展起来的，那么你可能会说，“这是我必须要投资的领域。”但是，在几十年前的2 000多家汽车企业中，只有3家企业活了下来。21而且，曾几何时，这3家公司的出售价格都低于其账面价值，即低于当初投入公司并留存下来的资金数额。因此，虽然汽车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但却对投资者产生了相反的冲击。

巴菲特放下清单，把手放进口袋。“有的时候，找出失败者要容易得多。我想，在此之后，大家能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你应该做的事就是卖空经营不好的公司。”[6]巴菲特点击了一下，一张相关的幻灯片跳了出来：

美国经营不善的企业数量

1900年——1 700万

1998年——500万

坦白说，我很失望，因为巴菲特一家在这期间都没有进行卖空。其实，一直都有经营失败的公司。

听众中有一些人轻笑起来，虽然声音不大。他们的公司可能正在亏钱，但是他们心里都确信自己是胜利者。超新星在遥远的天空闪耀着星光。毫无疑问，某一天，他们将在史册上留下美名。

巴菲特再点击一下，又出现一张幻灯片。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21世纪另一项伟大的发明：飞机。从1919年到1939年，美国约有200多家航空公司。想象一下，当你处在小鹰号[7]时代，你是否能预见航空业的未来发展。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世界。不过，假设你有此远见，你预见到所有这些人要么希望坐着飞机走亲访友，要么希望离家远走高飞，或者你预见到了任何可以在飞机里做的事。然后，你决定这就是你要投资的领域。

历史上，对航空企业的所有股票投资都赚不到钱，和几年前的情形如出一辙。

因此，我想告诉你们：我真的宁愿这么想——当我回到小鹰号时代，我会有足够的远见和“见义勇为”的精神，把奥维尔·莱特[8]给打下来。但我没做到，我有愧于未来的资本投资人。22

下面又是一阵轻笑。有些人开始对这种毫无新意、过时的例子感到厌烦，但是出于尊敬，他们继续听巴菲特讲下去。

这时，巴菲特正在谈论他们的公司业务。“推广、宣传新行业是好事，因为新行业很容易推销出去。而要推销现存的产品则非常艰难。相比之下，推销没什么人懂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即使是亏损的产品，因为不存在量化的要求。”这番话直接针对席上听众，很有杀伤力。

但是，你知道，人们还是会不停地投资。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石油勘探商的故事。这人死后到了天堂。“我核对过你的情况，你符合所有条件，不过有一个问题。”亚威说，“我们这里有严格的居住区法律规定，我们让所有石油勘探商待在一个区域。你也看到了，这里已经完全满了，没地方给你了。”

这位石油勘探商说：“你不介意我说句话吧？”

亚威说：“不介意。”

于是石油勘探商把手拢在嘴边，大声叫道：“地狱里有石油。”

结果可想而知，地狱之门开了，所有的石油勘探商们开始直往下冲。

亚威说：“这真是一个妙计，那么，你进去吧，就跟在家一样，随意些。这片地方都归你了。”

这位石油勘探商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不，我想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吧，毕竟，空穴不来风啊。”23

这就是人们认识、感受股票的方式。人们很容易相信“空穴不来风”这个道理。

这番话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笑声，然后笑声戛然而止，因为听众一下明白了巴菲特的话中之意——他们就跟石油勘探商一样没脑子，听信传言，跑到地狱去找石油。

巴菲特的话锋一转，回到林中鸟。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新模式。股票市场的最终价格只反映经济的产出。

巴菲特换上一张新幻灯片，显示出过去几年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巴菲特说，这意味着之后17年时间的市场状况不会比1964~1981年的情况好多少，在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完全没有增长。“如果我必须给出这段时间最有可能的收益率，那可能是6%。”24不过，最近潘恩韦伯–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显示，投资者们预期的股票收益率为13%~22%。25

巴菲特走到投影幕前，浓密的眉头动来动去，他指着一张有一对赤身男女的漫画——摘自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的传奇故事《客户的游艇在哪里？》。26漫画上男人对女人说：“有些事儿没法对一名处女说清楚，无论是说给她听还是拿图片给她看。”听众听明白了，意思就是买互联网股票的人被忽悠了。但大家都僵硬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没人笑得出来，连轻笑、窃笑都没有。

巴菲特回到讲台，告诉听众们他从伯克希尔–哈撒韦给他们带来了“糖果包”。

我刚刚买了一家叫奈特捷的公司，它出售可分权所有的喷气机。我本想送你们一人一架湾流IV型飞机的1/4股。不过，当我到了机场，我就意识到对你们大部分人来说，这实在是委屈你们了。

这个时候，大家笑了起来。巴菲特继续说，作为替代，他准备一人送一个珠宝商用的小型放大镜，他们应该用来看看彼此太太手上戴的戒指——尤其要注意看第三任太太的。

此话颇有点睛之效，听众席上的人大笑起来，鼓掌欢呼。然后，人们又不做声了。一股怨气在整个房间暗暗涌动。在1999年太阳谷年会上，关于股票市场过度膨胀的演讲就像是对一屋子名声不好的人宣扬贞洁。巴菲特的发言也许对听众产生了吸引力，让他们坐在椅子上不离去，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会示弱。

不过，有些人认为他们听到了很重要的事情。“很了不起，这是关于股票市场的基础教程，一节课就涵盖了一切。”这是盖茨的想法。27手握资金的投资经理则发现这次演讲令人感到安慰、身心通畅。

巴菲特举着一本书向大家示意：

这本书对1929年狂躁的股市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充满了智慧。埃德加·史密斯的《用普通股进行长期投资》一书证明了股票收益总是高于债券。史密斯发现了5个原因，但是其中最新颖的一个原因是，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盈利，然后以同样的回报率进行再投资。这就是收益再投资——1924年的创新理念。但是，正如我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以前一直说的，“好主意带给你的麻烦多于坏主意”，因为你会忘记好主意是有限制条件的。凯恩斯在他的书的序言中写道：“用历史的眼光对未来进行预测，是非常危险的事。”28

巴菲特赞同这一观点：人们不能因为前几年股票价格的加速上涨就以此类推。

“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人没被我挖苦到？”29他反问了一句，没人举手。

“谢谢各位！ ”巴菲特以此结束了发言。

巴菲特的信条是“表扬单个人，批评一类人”。他并不是故意要让演讲这么具有挑衅性和令人倒胃口，因为他也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并没有对始作俑者指名道姓，他认为这些人不会把他的笑话当回事。巴菲特的观点陈述强大有力，几乎无懈可击，他认为，即使是有人不喜欢他的观点所传递的信息，他们也必须要承认其威力。听众们感受到的所有不适均未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之后，巴菲特一直回答提问，直到会议结束。人们起立，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无论他们对巴菲特的演讲持何种态度，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这次演讲都堪称体现功力之作。

在投资行业，5年的杰出业绩足够表现出不凡的眼光，巴菲特在这个行业浸淫了44年，一直处在一流的位置。但是，随着纪录的保持，问题也在逼近：巴菲特什么时候会停止脚步？他会宣告结束其主导地位吗？或是会发生某项重大变动颠覆其位吗？有些人认为，现在是时候了，也许可以用个人电脑这样的发明，再加上互联网这样具有说服力的技术，来说服或反驳巴菲特。但是，巴菲特显然对可以免费获取的信息置之不理，而且无视新世纪正到来的现实。当人们礼貌客套地说“沃伦，演讲非常精彩”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名流们其实心不在焉，对巴菲特的观点不以为然。30

重点不在于巴菲特错了，而在于他最后被证明是对的，而他对未来投资的严肃预期和他传奇的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巴菲特早期辉煌的日子里，股票价格很便宜，巴菲特把股票一把一把地积攒到一起，几乎就他一个人注意到了地上无人问津的金苹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越来越多，进行投资、保持优势、发现人所未见的价值，这些事情的难度都在增大。既然现在是新生力量登场的时间，何必在意那个对他们进行说教的巴菲特是何许人？何必理会那个声称他们会断送牛市、挣不到钱的人呢？

在下午剩余的慵懒时光里，赫伯特·艾伦的客人要么享受最后一场网球或高尔夫，要么去达克池塘边的草坪闲聊一会儿。巴菲特整个下午都和他的老朋友待在一起，他的朋友们都祝贺他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演讲。巴菲特认为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动摇了听众的想法。他并不是发表了一次充斥着权威腔调的演讲，只不过是坚持了自己一贯的观点。

巴菲特希望得到人们的喜爱。他通常很受人们欢迎，而不是被人暗地里嘀咕。但是，他怎么没能说服那么多人呢？这些人认为，巴菲特在为他错过IT繁荣找理由。看到他做出了如此明确的预期判断，他们感到非常吃惊，在他们看来，那些预言肯定会被证明是错的。巴菲特背地里被称为“新好男人沃伦”。“沃伦错过了这班车。他怎么可能错过这班车呢？他可是比尔·盖茨的朋友。”31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在离滨河度假酒店（River Run Lodge）几英里远的地方，结束晚宴的客人聚在这里商讨计划。赫伯特·艾伦作了最后的发言，他感谢了不同的与会人员，回顾了活动情况。之后，苏珊·巴菲特坐到窗户旁边的演唱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布满卵石的比格伍德河——再一次唱起了经典老歌。然后，客人们回到太阳谷住所的露天平台，那儿正举行周六晚间冰上秀，奥运会滑冰选手正在表演花样滑冰，以及舞姿动人的冰上芭蕾。

午夜，烟花绚烂地划过天际，太阳谷1999年年会成为又一件令人愉悦的豪华盛事。然而，大多数人所记住的不是划水或滑冰表演，而是巴菲特关于股票的演讲——确切地说，这是30年时间里他发出的首次预言。

[1] 分权所有型（fractional ownership）是指有意购买商务喷气机的买主，无须购整架飞机，而是购买1/4、1/8或其他比例的所有权，由商务喷气机公司来进行操作，包括飞行及维修。——译者注

[2] 赫兹公司，全球最大、最著名的汽车租赁公司。——编者注

[3] SV99，为“Sun Valley 1999”的缩写，意为“太阳谷1999”。——编者注

[4] K球，英式足球与棒球的结合。——译者注

[5] 真家伙（Real Thing），是1969年可口可乐的著名广告语。——译者注

[6] 卖空交易者认为股票价格会下跌，因此借来股票并卖出去。如果这么做，那么“卖空”的利润来自于把股票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回来。如果股票价格上涨，那么卖空交易者会亏损。卖空通常都很有风险，因为你的预期和市场长期趋势相反。——译者注

[7] 小鹰号是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名字。——译者注

[8] 奥维尔·莱特，莱特兄弟中的弟弟。——译者注

3 习惯性动物

帕萨迪纳，1999.7

在太阳谷，人们并未见到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的踪影。艾伦公司的组织者从未邀请过他。这对芒格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太阳谷年会是那种几乎求他他也不愿参加的活动。太阳谷的礼仪需要你去取悦太多的人。1巴菲特就很喜欢做令他人愉快的事。即便是他对听众们大肆嘲讽，他也要确信自己保持着让人喜欢的个人魅力。但是，芒格只需要得到尊重，他可不在乎别人对他的好恶。

不过，在很多人眼里，这两个人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巴菲特自己就称他和芒格“简直就是连体婴”。他们走路时都斜向同一方向，步态同样笨拙，同一款灰西装僵硬地挂在同样呆板的身上——因为他们把好几十年的时间都用来看书、读报，而不是运动或在户外活动，连他们那灰白色头发的梳理方式都一模一样；他们戴款式相似的克拉克·肯特式的眼镜，透射出一样慑人的目光。

他们以相同的方式思考，对投资着迷，将之视为愿意倾其一生去解答的谜。这两人都把理性和诚实看作最高的美德。冲动和自以为是，在他们看来是造成错误的主因。他们喜欢探究失败的原因，以之作为发现成功定律的途径。芒格说：“我一直在以伟大代数学家卡尔·雅各比所建议的热情，寻找逆向洞察力。逆向，一直逆向。”他用了一个聪明农夫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农夫说：“告诉我，我将死于何处，这样，我就不去那儿。”2芒格用比喻，而巴菲特则采用平实的方式来解读。巴菲特没有芒格那样微妙的宿命论感，尤其是谈及自己的生死时。

不过，两个人都有布道的冲动。芒格诲人不倦，他曾经发表过几次关于“成功生活之艺术”的演讲，因为见解深刻而深深打动了听众，他的演讲录像被竞相传看，直到互联网让所有人都能获取到。芒格逐渐对发表这些演讲热情澎湃，有时候他甚至变得“自我陶醉”（这是巴菲特的形容），不得不被人从讲台上给拖下来。私下里，芒格往往对着自己或朋友演讲，和他说话就像坐在一辆由脱缰的野马拉的马车上。

虽然芒格自视为业余的科学家、建筑师，会毫不含糊地解释爱因斯坦、达尔文的理论，谈论理性思考的习惯，分析圣巴巴拉地区房子之间的完美间距，但是，当冒险涉及那些离自己所学甚远的领域时，他总是非常谨慎。他害怕自己成为“鞋扣情结”的受害者——这是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同学的说法。

“我同学的父亲每天都和同一群人共事。”芒格说，“他们中有一个人计划在鞋扣市场囤积居奇——这个市场真的很小，但是这人最终占据了整个市场。然后，他对所有东西都高谈阔论，所有能想象的东西——垄断鞋扣市场令他成为各个方面的全能专家。沃伦和我一直认为，这种行为方式大错特错。”3

巴菲特不存在受“鞋扣情结”折磨的危险。他担心自己看起来面目可憎，或者更糟糕的是，显得伪善。他相信自己所谓的“能力范围”，在自己周围画个圈，待在里面，做好三件事：钱、投资和自己的生活——他可以因此被视为一名绝对意义上的专家。

不过，和芒格一样，巴菲特有自己的自我陶醉方式。芒格会有选择地演讲，但是却停不下来；巴菲特则通常是结束一个演讲之后，发现很难不开始另一个演讲。

巴菲特作演讲，写文章，写评论；搞聚会，给别人上小课；为诉讼案做证；上电视纪录片，接受电视采访，让新闻记者跟着他旅行；去大学开课，邀请大学生来看望他；当家具店开张、保险电话营销中心落成的时候，或者在和奈特捷公司潜在客户的晚餐会上给人们上一课；在更衣室对着橄榄球运动员演讲；和议员们吃午餐时也说上一番；在编辑委员会上教育新闻界的人们；给自己的董事会成员上课；最重要的是，在写给股东的信以及召开股东会时，他也会穿上“教师制服”。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巴菲特的“西斯廷教堂”——不只是一件艺术品，而且还是展示其信仰和理念的“讲义”，这就是为什么芒格会把公司称为巴菲特的“传教公司”。

自从1959年通过朋友在午餐时认识后，这两人一直是彼此最忠实的听众。在把午餐东道主说得晕头转向之后，他们撇下这位共同的朋友，开始叽叽喳喳说起来。从那以后，他们之间的交谈持续了几十年，从未中断。到了最后，他俩能读懂对方脑子里的东西，无须说话，靠心灵感应就可以。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其他听众已经扩大到了他们的朋友、商业伙伴、股东——实际上是全世界。人们离开巴菲特的办公室或者芒格的演讲会之后，都会夸张地用手拍额头，嘴里叫着“我的天哪！”。这两人讲完那些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后令人豁然开朗，无论他们讲过多少次，对他们演讲的需求只增不减。就像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一样，他们发现演讲人这个角色很好扮演，而且令他们感到自在舒适，早已通过长期的习惯铭刻在他们的禀性之中。

不过，当巴菲特被说成是一个“习惯性动物”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受伤的表情回应说：“我不是，查理才是一个习惯性动物。”

芒格早上起床，然后把0.25英寸厚白内障术后用的老式眼镜架上鼻梁。他每天在同一时刻准点坐进汽车，小心翼翼地把他父亲的公文包——他正使用的公文包——放到旁边的座位上，然后开车从帕萨迪纳去洛杉矶中心区。4他会数在反光镜里看到的车辆，看着车辆从前方开过，当感觉有空间的时候，切进左边的行车道。5（有好几年，芒格开车时会在后备箱放上一罐汽油，以防自己忘记停车加油，不过，最终他被劝说放弃了这一特别的习惯。）一到市区，芒格经常会和某个人在沙砖建筑装饰风格的加州俱乐部一起吃早餐，这是该市古老的建筑之一。到了俱乐部，芒格会先从三楼电梯旁的桌案上拿一捆报纸，然后大步走到餐厅的第一张桌子那里。芒格就像拆圣诞节礼物包一样打开报纸，最后，报纸会成堆摆放在他周围。

“早上好，芒格先生。”洛杉矶商业机构的人员经过芒格身边，走向其他桌子（位置不那么好）的时候会很尊敬地向他问好。如果芒格能认出他们，并和他们聊上一会儿，他们会非常高兴。

芒格用他的右眼注视这些人——因为一次白内障手术失败，他失去了左眼。6现在，他说话的时候，左眼皮会半耷下来。他左右转动脑袋，用右眼扫视室内，将周围情况尽收眼底。只有一侧眼球转动，让他永远都是一副警惕和骄傲的样子。

吃完蓝莓之后，芒格走向那间不大不小、乱糟糟的办公室。他从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租了这间办公室，这家律师事务所是他与友人合伙在1962年成立的，三年前他刚刚从事务所退休。芒格的办公室隐藏在富国银行中心上面的楼层里，这间办公室由他多年的秘书图托尼克·多萝茜·奥伯特照看着。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还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幅巨幅画像、芒格最新的房地产业务计划和模型，窗户旁边放着富兰克林的半身像，芒格在这里就像在家一样。因为信奉新教徒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且非常喜欢其生活方式，所以，芒格很崇拜富兰克林。他经常引用富兰克林的话，而且还研究富兰克林以及被富兰克林称为“杰出先辈们”的著作，比如西塞罗和迈蒙尼德的书。芒格还同时管理着伯克希尔旗下的韦斯科金融公司，以及这家金融公司所有的一家法律出版公司——《每日新闻》公司。另外，他还四处忙于房地产业务。想和芒格说话的人——家人、挚友和商业伙伴除外——都由多萝茜不动声色地巧妙拦下。

芒格把大把时间用于4项慈善事业。当他做出选择，他就会全力投入。不过，对被他称为“朽木”的人，他没有什么“好心”，他的慈善都是达尔文式的，以激励最优秀的人。古德·撒马利亚医院、哈佛西湖学校、亨廷顿图书馆、斯坦福法学院都是受益机构。这些机构明白，芒格的资金和付出将伴随着大量的讲座，以及按“查理风格”办事的原则要求。芒格很高兴资助斯坦福法学院的学生宿舍，只要斯坦福精确设计宿舍的大小——当然要有窗——规定卧室到厨房的距离，同时把停车场建在他认定的地方。他带有老式贵族的责任感，从接受者的利益出发，在资金的使用上附加了各种各样让人恼火的限制，而原因就在于他懂得最多。

即使要关注他人的工作行为，芒格每天还是有时间和他的老朋友们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玩儿一小会儿高尔夫。有时他会在他亲自设计的帕萨迪纳的房子里和妻子南希共进晚餐；而更常见的是，和一帮亲密老友在加州俱乐部或洛杉矶乡村俱乐部度过。一天即将结束时，他会埋头看书。他一般和他的8个晚辈一起度假（他的子女、继子、孙子、孙女和外孙、外孙女），度假地通常是他在明尼苏达州星岛的别墅。在这个地方，芒格和他父亲一样，是个贪婪的渔夫。芒格在他的大船“Channel Cat”上做东招待很多朋友（他的一个朋友把这艘船称为“漂浮餐厅”，主要供娱乐之用）。总之，尽管芒格有些怪癖，但他是一位率直的爱家好男人，他也爱他的朋友、俱乐部和他的慈善事业。

巴菲特也喜欢他的朋友和俱乐部，但很少做和慈善有关的事。他的生活比芒格还要单一，虽然他的性格比芒格复杂。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奥马哈度过，但是他的日程安排会围绕着一连串的董事会会议和拜访朋友的旅行，这些安排不疾不徐，非常有规律，就像月相的变化一样。如果待在奥马哈，他会从住了40年的房子出发，行车1.5英里，在早上8点半达到基威特广场的办公室——他在这里工作也快40年了。到了之后，他会打开电视机，调到CNBC频道，把声音关掉，然后一边瞄屏幕，一边阅读桌上的一堆出版物：《美国银行家》、《编辑和出版人》、《广播》、《饮料文摘》、《今日家私》、A. M. Best公司[1]的《产险评论》、《纽约客》、《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纽约观察家》，以及他喜欢的作者写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最新分析。

看完这些东西之后，他又开始消化通过传真、邮递和电子邮件传给他的每日、每周以及月度报告，都是伯克希尔下属的公司给他的资料。业绩清单一年比一年长，巴菲特从清单上知道——上周GEICO（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又卖出了多少份汽车保险，又偿付了多少索赔；昨天卖出了几磅喜诗糖果；范奇海默公司又拿到了多少件监狱看守制服的订单；奈特捷在欧洲和美国卖出了多少架分权喷气机。除此之外，还有——帆布篷、充电器、发电数（千瓦/时）、空气压缩机、订婚戒指、租赁卡车、百科全书、飞行员训练、家具装饰、心肺医疗仪器、猪圈、房地产经纪、圣代冰激凌、绞车和起锚机、天然气、污水深井泵、吸尘器、报纸广告、计卵器、刀具、家具租金、护士鞋、机电零件……所有关于成本、销售额的数据都涌进巴菲特的办公室，他记住了这当中非常多的数字。7

在闲余时间，巴菲特会琢磨他还没卖的数百家公司的报告，一部分是缘于兴趣，一部分是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有重要人物来奥马哈拜访巴菲特，那他会驾驶他那辆钢蓝色的林肯城市轿车跑上1.5英里，穿过市区，到机场亲自接机。人们对巴菲特这种真诚的姿态感到惊喜，虽然巴菲特很快就会刺激他们的原始神经，因为他开车几乎注意不到交通指示牌、红绿灯或其他车辆，他会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话，一边在路上迂回穿行。巴菲特说，他开车的速度很慢，就算发生车祸，也只是轻伤，这是他给自己一心二用找的理由。8

巴菲特总是带客人去办公室逛上一圈，显摆一下他的标志性物件——代表了他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事件。之后，巴菲特会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双手相握，眉头带着同情地扬起，倾听来客的问题和要求。对每一位访客，巴菲特都会即席提出睿智想法，对商业困惑做出当机立断的决定，并提供温馨的建议。当客人离开的时候，巴菲特会在送他们回机场之前，顺道带他们去麦当劳吃午餐，这可能又会令这些知名政客或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大吃一惊。

在阅读、研究和时不时的会面中间，电话铃整天都会响起。第一次给巴菲特打电话的人会很震惊地听到一声亲切的“喂”，当他们发现巴菲特是自己接电话的时候，经常会难以置信。巴菲特的秘书，和蔼可亲的戴比·博赞科疾步进出于巴菲特的办公室，把那些让他应接不暇的来电内容告诉他。在他的书柜上，另一部电话不停地响起。巴菲特会立即接听这些电话，因为这是他的交易员打来的。他会说，“喂……嗯，嗯……是……多少……嗯，嗯……就这么做”，然后挂掉电话。接着，他要么转去听另一部电话，要么看资料或CNBC。一到下午5点半，他就离开办公室回家。

等候在那里的女士并不是他的妻子。他对阿斯特丽德·门克斯完全不会藏着掖着，从1978年到现在，巴菲特和阿斯特丽德一直生活在一段三角关系之中。苏珊·巴菲特同意了这段关系，而且，事实上是她安排了这段关系。不过，巴菲特和苏珊声称，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密，夫妻的常规循例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非常和谐，正如巴菲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一直以来，巴菲特对外的解释是：“如果你非常了解我们三个人，那你就能理解这件事。”9虽然这件事情本身确实如其所言，但对那些好奇之人来说这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因为几乎没有人了解苏珊和阿斯特丽德，或者是身处这种关系之中的巴菲特本人。巴菲特把这两段关系分开处理，正如他处理很多人际关系一样。不过，所有迹象显示，阿斯特丽德和苏珊是朋友。

大多数时间，巴菲特会和阿斯特丽德在家吃晚餐，晚餐是汉堡包或猪排。几小时之后，他就会把精力用到互联网的晚间桥牌游戏上，他每周会花12个小时玩儿这个游戏。巴菲特紧盯着显示屏，听着电视机的背景杂音，这个时候，阿斯特丽德大多数时间都不会打扰他，除非他说：“阿斯特丽德，给我一杯可乐！”玩儿了桥牌之后，巴菲特通常会和他的桥牌搭档兼红颜知己沙伦·奥斯伯格通一会儿电话。在阿斯特丽德在房子周围遛弯儿到10点的这段时间，巴菲特会和阿吉特·贾殷进行晚间电话会议——阿吉特负责巴菲特的再保险业务。与此同时，阿斯特丽德去商店买次日报纸的提早版。当巴菲特阅读这些报纸的时候，阿斯特丽德上床睡觉。看起来，这就是身家数以亿计的巴菲特简单、普通的生活。

[1] A. M. Best公司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保险公司评估机构，从1906年便开始对寿险公司以及医疗保险公司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译者注

4 沃伦，你怎么了？

第二部分 内部记分卡

5 “传道”冲动

内布拉斯加，1869~1928

约翰·巴菲特，这位新大陆上巴菲特家族中第一个被人们所知的人，是一名纺织工，据说是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裔。他在17世纪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美国亨廷顿，在长岛以种植业为生。

除了知道巴菲特家族最早的先辈是农场主之外，1其他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显然，沃伦·巴菲特的说教冲动部分缘于家族遗传。对此早期的一个例证是，约翰·巴菲特的一个儿子2记得他们向北横跨长岛海峡，落脚在康涅狄格海岸边，他在那里翻山越岭，去向不信教的人传道。不过，这一说法——流浪者、罪犯以及格林尼治的异教徒在听到他的布道后进行忏悔——很受质疑，因为历史的记载是，闪电把他给击死了。

几代人之后，泽布隆·巴菲特在家谱上留下了一笔，因为他留下了对巴菲特家族另一特性——对自己的亲人极其吝啬——的首笔记录。当时，泽布隆的孙子西德尼·巴菲特因为厌恶那侮辱性的低工资而离开农场，不在那儿干了。欢迎加入书社,每日海量书籍,大师课精彩分享.微 信:dedao555

身材瘦高的少年西德尼·巴菲特向西来到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和外公乔治·霍曼一起经营车马出租所。3那是1867年，奥马哈还是一个满是小木屋的居住地。自从在“淘金热”时期成为西行淘金者行程中的配给供应中心之后，奥马哈一直向开拓者们提供销路稳定的商品和服务——赌博、妓女和酒。4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奥马哈被改头换面。州际铁路首次将这些刚刚重组的州县连接起来。亚伯拉罕·林肯亲自颁布法令，宣布奥马哈将成为铁路枢纽中心。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到来让这个小镇充满了高效快速的商业精神和忧患意识。虽然如此，但奥马哈仍然保留着作为“所多玛伪善之城”5以及众所周知的“无赖扎堆地”的名声。

离开车马出租所之后，西德尼在这个没有铺路的地方开了镇上第一家百货商店。在这个受人尊敬的普通行业里，他出售水果、蔬菜和体育用品，比如25美分的松鸡、10美分的长耳大野兔，晚上11点才结束营业。6他的祖父泽布隆·巴菲特担心他的前景，于是写满建议和教诲的信件纷至沓来，信里说的所有生意经——除了一个重大例外——一直被其后世子孙铭记于心。

做生意的时候，力求守时。你会发现某些人很难相处，那就尽可能少和这种人做生意……守好你的信用，这胜过攒钱……如果你想继续做生意，就要懂得见好就收，有一定的利润就要知足。不要轻率行事，不要急躁仓促，这样无法大富大贵……我希望你在生活中能以良好的心态看待生存与死亡。7

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地方，通过这样的经营赚取适中的利润，西德尼逐渐将这个商店做得非常成功。8他娶了伊夫琳·凯彻姆，生了6个孩子，其中有几个夭折。两个儿子欧内斯特和弗兰克活了下来。9

据说，“没有哪个名字比欧内斯特·巴菲特更好”。10欧内斯特·巴菲特生于1877年，一直读到八年级，在1893年大恐慌时期，他到父亲的店里站柜台。相比他那个商人模样的弟弟，欧内斯特要古怪得多，个子高大，小腹突出，是这个清教徒家庭的异教徒，喜欢偶尔喝上两杯。

一天，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到商店来找工作。她的名字叫亨丽埃塔·杜瓦尔，为了逃避难以相处的继母而来到奥马哈。11弗兰克和欧内斯特都对她动了心。长相更英俊的欧内斯特赢得了亨丽埃塔的芳心，两人于1898年结婚，婚后第一年生了第一个孩子克拉伦斯，之后又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兄弟不欢而散后不久，欧内斯特和父亲西德尼合伙经营，最终还是离开，另开了一家店。弗兰克只身一人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在亨丽埃塔活着的时候，他和欧内斯特两人之间从不说话。

欧内斯特开始成为奥马哈的强势人物。在他的新商店里，雇员“工作时间长，工资低，要服从命令，脑子得灵光”。12欧内斯特总是穿着整洁的西装，在他那张摆在夹层的桌子上办公。他总是表情严肃地监督员工别偷懒，写信给供应商，要求他们“爽快地把芹菜运过来”。13他对女性顾客很有吸引力，对顾客有清晰的判断，并用随身的黑色小笔记本记下那些惹火了他的人——民主党人和不支付账单的人。14欧内斯特确信世界需要他的看法，他前往全美各地参加会议，与那些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商人一起哀叹美国可怜的现状。15“自我怀疑可不是他的做法，他总是说出一些令人惊叹的观点，而且认为你会承认他是最了解情况的人。”沃伦·巴菲特说。

在一封给儿子和儿媳的信中，欧内斯特建议他们总得在手里备点儿现金，他将巴菲特家族描述成了中产阶级的化身：

我可能提到过，巴菲特家从没人留下过一大笔资产，但也没人什么都不留下。他们从未花光他们挣到的所有钱，总是留下一部分。如今，这让所有的一切发展得相当顺利。16

“花的比挣的少”实际上可能是巴菲特家的座右铭，再加上这句话的必然结论，“不借债”。

同样作为法国胡格诺后裔的亨丽埃塔，和丈夫一样，生活节约、意志坚定，还是禁酒主义者。作为虔诚的基督门徒会教徒，她同样也响应传道的号召。当欧内斯特守着商店的时候，她会套好家里的那辆带流苏的马车，把孩子们叫到一块儿，驾车到乡村，去给农户分发宣传小册子。她的热情并没有点燃巴菲特家族的传道倾向，事实上，某些描述认为，在巴菲特家族所有“传道”成员中，亨丽埃塔是最热诚的一个。

巴菲特家的人都是零售店店主，但不是那种商人或者职业人士，他们只是很早就定居在奥马哈，且非常在意自己的地盘。亨丽埃塔希望她的4个子女能成为家里的第一批大学生。为了支付学费，她削减家庭预算。据说，即使按照沃伦·巴菲特的标准，亨丽埃塔制定的预算也只能满足家庭生活必需品的开销。所有男孩子都得在家里的商店里干活儿。克拉伦斯从地质学专业毕业之后，在油品贸易行业开始了自己的工作。17二儿子乔治是个化学博士，后来落脚在美国东海岸。老三到老五，霍华德、弗雷德和艾丽斯都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弗雷德挑起了家里百货店的担子，艾丽斯则成了一名家政老师。

老三霍华德就是沃伦·巴菲特的父亲，生于1903年。在20世纪20年代初读高中的时候，他因为受到排斥而对这几年存有很不愉快的回忆。奥马哈由少数几个家族掌握着，他们拥有牲畜饲养场、银行、百货商店，继承祖辈从酿酒厂挣得的财富——这些酒厂因《禁酒法》现在已被关闭。“我的衣服很多都是两个哥哥穿过的，”霍华德说，“我当报童，还是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因此，高中的兄弟会看我不顺眼。”他很敏锐地感受到，其他人因为与生俱来的地位和特权而对他很冷落。18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霍华德主修新闻学，并参与校报《内布拉斯加日报》的工作。有权有势的家庭都对政治着迷，霍华德通过校报把这些家庭的一言一行和他们对政治的爱好结合起来。之后不久，他就遇到了利拉·斯塔尔，这个姑娘对报纸和政治阶层的自我意识也同样有兴趣。

利拉的父亲约翰·斯塔尔是德裔美国人的后代，矮矮胖胖、说话得体。他是好几家学校的学监，曾身着野牛皮大氅，坐在马车里行走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库名县。19斯塔尔的家族史上说，他非常爱他妻子斯特拉，斯特拉给他生了三个女儿——伊迪丝、利拉和伯妮丝——和一个儿子马里昂。斯特拉是英国人的后裔，她不喜欢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西点镇——镇上都是德裔的美国主妇——在这里，她从未感到轻松自在。据说，她弹管风琴来聊以自慰。1909年，斯特拉精神崩溃。这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家族病史再现的不祥征兆，因为斯特拉的妈妈苏珊·巴伯据称“神经不正常”，进过内布拉斯加精神病医院，而且于1899年死在那里。根据家族的记载，斯特拉曾拿着壁炉拨火棍追打伊迪丝。这件事之后，约翰·斯塔尔就不再外出游历，而是留在家照顾孩子。斯特拉待在黑屋子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坐在里面，缠绕、卷曲着头发，情绪显得非常低落和抑郁。这种封闭偶尔会间断，随之而来的是对她丈夫和女儿们的粗暴言行。20斯塔尔意识到他不能把孩子们留给他们的母亲照看，然后他买了一家叫“库名县民主报”的报纸，这样他就可以在家做事挣钱了。从利拉5岁开始，她和她的姊妹们实际上就开始帮着养家，帮父亲送报。她通过排版学会了拼写。“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她说，“我们不得不从学校回家并排好版，之后才出去玩。”到11岁的时候，她就能使用排字印刷机了。她在周四晚上得把报纸印出来，因此还患上了头痛病，每个周五，她都无法去学校。这一家以此为生，住在老鼠乱窜的房子里，全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马里昂的未来，这个聪明的男孩子想通过读书成为一名律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塔尔的家境每况愈下，越发艰难。在这个德裔美国人居住的镇上，《库名县民主报》倾向反德，因此，有一半的订阅者都放弃这份报纸，转而阅读《西点共和党报》——对斯塔尔而言，这是经济灾难。斯塔尔本人是民主党政坛天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狂热支持者。在世纪之交，布赖恩已经成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客之一，差一点儿就成了美国总统。在全盛时代，布赖恩代表着一种“民粹主义”，他在最著名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点：

有两种政治立场。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你通过立法令富裕阶层兴起，那他们的繁荣会向他们之下的阶层渗透。而民主党的思想是，如果你通过立法令大众阶层兴旺，那他们的繁荣会向上开枝散叶，渗透到他们之上的阶层。21

斯塔尔一家将自己视为大众阶层的一员，这是其他阶层所依仗的一个阶层。但他们的生活处境始终不见改善。到1918年，利拉16岁的妹妹伯妮丝——被认为是姊妹中最不聪明的一个，智商测试只有139——明显开始放弃生活。她确信自己会患上精神病，就跟她的外祖母和母亲一样，最终会和她的外祖母一样死在精神病院里面。22在这段时间，利拉的学校教育受到混乱的家庭生活的影响。为了帮助父亲，她把上大学的时间延缓了两年。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上了一个学期之后，她又回家待了一年，再次帮助家里脱离困境。23利拉精力充沛，被认为是家中最聪明的女孩，后来她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段时光，她认为她的家庭非常完美，说她离校的3年时间是在挣学费。

在1923年去林肯分校时，她带着一颗众所周知的“勃勃雄心”，发誓要觅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她径直到校报处，想找一份工作。24利拉身材娇小，一头柔软的短发，说话节奏很快，像春天里的知更鸟；她的迷人笑容柔和了锐利的眼神。霍华德·巴菲特进入《内布拉斯加日报》的时候是一名体育新闻记者，之后成了编辑，他立马就招收了利拉。

霍华德一头黑发，长相英俊，一副教授派头。他是所有学生中被圣洁会“挑中”的13人之一——圣洁会是校园名人们组成的社团，仿效哈佛和耶鲁的名誉社团而设立。圣洁会以罗马的13位教皇英诺森一世到十三世的名字命名，宣称自己是反对邪恶的斗士。他们同样也发起舞会和同学会。25面对着这样一位校园名人，利拉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嗯，我并不知道她在《内布拉斯加日报》的工作是否努力，”霍华德后来说，“但是她肯定对我很上心。这事我从未后悔过——也没有在这件事上犯任何错——这是我做得最漂亮的事。”26不过，利拉是个很有数学头脑的好学生，据说，当她宣布退学结婚的计划时，她的微积分教授很沮丧，“啪”的一声撂下了书本。27

毕业在即的霍华德找他父亲讨论职业的选择。他对钱并不真正感兴趣，但是在欧内斯特的坚持下，他放弃了高脑力、低收入的新闻行业以及读法学院的想法，而去销售保险。28

新婚夫妇移居到奥马哈，住进了有4个房间的白色小平房，欧内斯特在房子里放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结婚礼物。利拉花了366美元，把房子重新装修一番。她说，所购买的物品“都是批发价”。29从那天开始，她运用她的精力、雄心和数学天赋——在所有这些方面，她都超过她的丈夫——用于振兴霍华德的事业。30

1928年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多丽丝·埃莉诺出生了。31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利拉的妹妹伯妮丝精神崩溃，无法继续从事教师工作。但利拉似乎远离了这些压迫她母亲和妹妹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她拥有旋风一般的能量，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好几个小时（虽然她是在反复讲述同一个冗长乏味的故事）。霍华德把她叫作“飓风”。

随着霍华德·巴菲特一家进入年轻夫妻的生活状态，利拉让霍华德加入她自己的“第一基督教会”，并在他成为执事的时候，骄傲地在她的日记簿里记下了这件事。32霍华德依然热衷于政治，并开始显露出家族所具有的布道冲动。但是，当他和欧内斯特把晚餐变成了对政治无休止的讨论会时，霍华德的弟弟感到非常无聊，宁愿躺在地板上睡大觉。

不过，利拉已经转向了丈夫的政治立场，如今已是一名热情的共和党人。巴菲特一家都支持卡尔文·柯立芝——他宣称“美国人民的第一行业是商业”，33并和柯立芝一样赞成进行最低限度管理的“小”政府。柯立芝降低了税率，并承认了美国的印第安人具有和白人同等的身份。但是，对大部分的事，他闭口不言。1928年，他的副总统赫伯特·胡佛被选举为他的继任者，立誓会继续商业繁荣的政策。股票市场在柯立芝时代已经繁荣，而巴菲特家的人认为，胡佛能让繁荣持续。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非常重要。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我真的不想要。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沃伦后来如是说。

沃伦·巴菲特总是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好运。不过，当回忆他的家庭时，他还是谈到了属于自我的部分现实生活。没有多少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即他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当他谈论关于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父母拥有“内部记分卡”的重要性时，他总是会以父亲的“内部记分卡”作为例证，但他从未提及他的母亲。

6 浴缸障碍赛

奥马哈，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20年代，已经充满泡沫的股票市场吸引了普通民众首次进入投资领域。11927年，霍华德·巴菲特决定进入这个行业，并在联合州立银行谋得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

股市的繁荣在两年后结束。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单日市值下跌了140亿美元，24倍于美国政府年度预算的财富在几个小时内蒸发。31929年的市场损失达到了300亿美元，接近美国在“一战”中的开支。4

银行破产和自杀事件接踵而至，人们开始保有现金，没人想要股票。

时隔4个月，我父亲才做成一笔交易。他的第一笔佣金是5美元。我母亲常常在晚上陪我父亲坐着电车出门，当父亲拜访某人的时候，母亲则在外等候，为的只是当我父亲回家的时候不会过于灰心丧气。

股票市场崩溃10个月后，即1930年8月30日，霍华德·巴菲特家的第二个孩子沃伦·巴菲特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5周。

焦虑不安的霍华德去见他的父亲，希望能在家庭杂货店里找个活儿干。巴菲特家的所有成员每周都会在杂货店干活儿，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但只有霍华德的弟弟弗雷德在店里全职工作，并领取微薄的薪水。所以，欧内斯特告诉霍华德，他已经没钱再雇一个儿子了。5

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华德得到了解脱。他从杂货店中“逃离”，再也不用回去。6但他又担心他的家人会挨饿。“别担心食物，霍华德，”父亲告诉他，“我来支付你的账单。”

“这就是我的祖父，”沃伦说，“我来支付你的账单。”欧内斯特不是不爱他的家人，“你只是希望他能更经常表达出他的爱”。

“我想你最好还是回西点镇的家去，”霍华德告诉他的妻子，“至少你能吃上一日三餐。”但是利拉没有回去。她步行到罗伯特家的奶制品商店支付账单，这样能节省电车费。她开始脱离她的教会圈子，因为轮到她提供咖啡的时候，她无力支付相应的29美分。7为了确保霍华德有吃的，她有时宁愿不吃饭。8

沃伦周岁生日前两周的一个周六，人们排着长队，在酷暑中汗流浃背，等候着拿回他们存在当地银行的钱。他们从清晨等到晚上10点，缓慢地向柜台移动脚步，把排在队列前的人数了又数，默默地不断祈祷：“求你了，亚威，轮到我的时候，让银行里剩点儿钱吧。”9

不是所有人的祷告都被亚威听到了。那个月有4家州立银行倒闭，储户分文未得。霍华德·巴菲特的雇主联合州立银行就是倒闭的银行之一。10沃伦不止一次说起这段故事：“1931年8月15日，我父亲去银行，两天前是他的生日。银行已经倒闭。他失业了，他的钱还在银行里，而他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11他不知道怎么办，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

不过，两周时间内，霍华德和两个合伙人卡尔·福克和乔治·斯克莱尼卡签下协议，开了一家股票经纪行——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12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在没人想买股票的时候开一家股票经纪行。

三周之后，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1]。这意味着，为了防止银行倒闭，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只会发行更多的钱来偿还债务。这是一个只有政府能实施的巧妙诡计。在那个年代，美元拥有最广泛的认可度和被接受度，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是美国在对外宣布：“我们将要开出空头支票，你们要么接受，要么自己看着办。”这个“声明”立即毁掉了那些正规、信誉良好的机构，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大跳水。

已经“伤风”的美国经济开始“咳嗽”，然后增长停滞，接着开始进行“自由落体运动”。一批银行被快速地吸入经济增长的真空地带，纷纷宣告破产。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储户们拼命地挤到银行出纳窗口，却又被打发走。13但是，在这场大灾难中，霍华德的公司成功了。他最初的客户大多是亲朋好友。他向他们出售安全的证券，比如公共事业股票和市政债券。在经纪行第一个月的营业中，金融恐慌弥漫于全国，他却赚了400美元，经纪行赢利了。14在之后的几个月，即使人们的储蓄蒸发，也不再相信银行，霍华德还是坚持进行同一类保守的投资，这使他的客户开始增多，生意也开始做大。15

霍华德家的收入和财富开始出现转机。在沃伦·巴菲特满两岁后不久，20个月大的小查尔斯· 林德伯格被绑架，并于1932年3月被杀害。根据评论家孟肯的说法，“孤鹰”[2]之子被绑架是“经济复苏以后最轰动的一件事”。全国突然患上了“绑架恐惧症”，所有父母都流露出对孩子会遭受绑架的恐惧，巴菲特家也不例外。16就在这个时候，霍华德患上了某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利拉不得不叫来救护车，梅约诊所最后诊断他的心脏出了问题。17从那个时候起，他的生活起居就受到限制：他不能举重物，不能跑步，不能游泳。利拉的生活更是围着霍华德转——这位迷人的“王子”曾解救她脱离排印报纸的悲惨命运，一想到霍华德可能出什么事，利拉就会被吓坏。

沃伦已经长成一个谨慎早熟的孩子。他学走路的时候总是弯曲着膝盖，靠近地面。母亲带他去教堂参加定期聚会时，他很乐意静静待在母亲的旁边。母亲随手给他一个玩具——一把牙刷——就能让他高兴。沃伦很安静地盯着牙刷，一盯就是两个小时。18当沃伦盯着一行一列的牙刷毛时，他都在想什么呢？

那年（1932年）11月，美国还处于危机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被选为美国总统。霍华德认定，这个属于上层特权阶级的人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会弄脏国家的货币，并把美元引向灾难。19霍华德在阁楼上放了一大袋糖，以防备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直到这个时候，霍华德看起来还像穿着西装、孩子气的超人，带着真挚的微笑，态度亲切。但是，当霍华德谈到政治的时候——在晚饭时评论当天最热点的新闻——他会变得暴跳如雷。霍华德情绪激昂地说，可怕之事将降临到这个由民主党主导白宫的国家头上，这个时候，多丽丝和沃伦可能并不懂霍华德在说些什么。但是，“社会主义”之类的字眼开始嵌入孩子们的大脑。吃过晚饭后，他们会看着令人敬畏的父亲坐在客厅的红色皮椅上休息，椅子旁边放着收音机，霍华德会一连好几小时都埋头看他的晚报和杂志，完全不理会其他事情。

在巴菲特家里，政治、金钱和哲学是晚餐时经常讨论的话题，但是家庭感情却不是。20即使在那个父母对子女感情含蓄的年代，霍华德和利拉也以缺乏温情而出名。巴菲特家没人会说“我爱你”，也没有人会抱孩子到床上入睡，并亲吻他们。

不过，对外人来说，利拉的表现堪称一位完美的母亲和妻子。人们记得她的活力、乐观、母性和甜美，甚至“滔滔不绝的说话方式”。21利拉喜欢不停地讲她过去的事，她会把不太光彩的地方遮掩过去，将自己说成是了不起的基督徒父母养大的幸运儿。她最喜欢说的事是她和霍华德曾做出的“牺牲”——她因为大学学费而错过的3年，霍华德经纪行刚起步时颗粒无收的4个月，以及在此期间她为了省车费而步行到奶制品店。利拉经常会谈到持续很长时间的“神经痛”（有时被误以为偏头痛），她认为病痛是小时候待在发出巨响的报纸印刷机旁边的结果。22虽然如此，她的一举一动仿佛表示她必须做所有的事，而且她会让自己非常辛苦和忙碌——桥牌茶会、煎牛排、生日会和周年纪念日、拜访邻居，以及准备教堂晚餐。相比其他人，利拉更多地拜访邻居、烘烤饼干，记更多的笔记。在怀孕期间，她还曾自己动手给家人做饭，并试着通过闻肥皂的气味来压制清晨的呕吐。23她的第一原则是：一切为了霍华德。“她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她的妯娌凯蒂·巴菲特说。24

然而，利拉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对应着另一种含义：责备和羞愧。当霍华德早上乘车上班之后，多丽丝和沃伦会玩耍或者穿衣打扮，而利拉突然间可能冲着他们发脾气。利拉的音调可能事先透露出会发火的迹象，但大多数情况下，一切的发生毫无征兆。

我们可能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然后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脾气就爆发了，没有消停和减弱的迹象。你过去犯的全部错误都会被翻出来。事情就这么无休无止。我母亲有时会把这归因于神经痛，但是她在外从未发作过。

盛怒之下的利拉会不停地责骂孩子，内容千篇一律：他们的生活显然来自她做出的牺牲；他们一无是处、不知感激、自私自利，他们应该觉得羞愧；她会挑剔每个真正或想象出来的错误；她几乎总是冲着多丽丝长篇大论，而且会把同样的话说上至少一个小时，有时还长达两个小时。沃伦说，直到两个孩子“认错”、流下无助的眼泪，她才结束。多丽丝说：“她不把你说哭就不满意。”沃伦无奈地看着利拉脾气大作，没有能力保护多丽丝，并且得竭尽全力地避免自己成为目标。很显然，利拉的攻击是故意的，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他们，但是，作为母亲，她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外人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利拉怎么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到沃伦3岁、妹妹罗伯塔（昵称伯蒂）出生的时候，对沃伦和多丽丝而言，“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受到了伤害。

孩子们从未向父亲求助，即使他们知道父亲也了解母亲的坏脾气。霍华德可能会对他们说，“妈妈要大发雷霆了。”这是在提醒利拉要发火了，但他不会干预。不过，利拉经常会在霍华德的听力范围之外发作，而且不会冲着霍华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霍华德是孩子们的保护者。虽然他没法使他们免于母亲的盛怒，但他依然意味着安全，因为他在旁边的时候，孩子们就很安全。

巴克大街的白色小平房之外，内布拉斯加已经滑向了违法乱纪的深渊，奥马哈猖獗的私酒贩卖一直持续到沃伦3岁时。25在乡下，农田分文不值，以农田为抵押品的农民面临着抵押品赎回权的取消，他们开始不服管制，发起反抗。265 000名农民在林肯市的州议会大厦外游行，直到惊慌失措的立法者们急急忙忙地通过了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案。27

1933年11月，寒风刮过美国西部炎热的沙丘，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表土层，形成巨大的旋风，向美国东部推进，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一直抵达纽约。这场暴风所到之处，玻璃窗户被撞碎，路上的车辆被吹翻。《纽约时报》将之比作喀拉喀托火山的爆发，将要持续好几年的沙尘天气开始了。28

在20世纪最严重的干旱期间，沙砾吹打着房屋的墙面漆，在汽车玻璃上留下划痕，中西部人都把家当作避难所。利拉每天早上都要打扫门廊的沙尘。沃伦4岁生日那天，一场肆虐的沙尘暴在巴菲特家的前门门廊上留下一层沙尘，吹走了餐桌上的纸盘子和餐巾纸。29

沙尘天气出现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酷热。1934年的夏天，奥马哈的温度达到了118华氏度（约47.7摄氏度）。内布拉斯加的一位农民在找了好几天之后，在一处收割后的偏远农田的裂缝里找到了他家的奶牛，土地被烤得裂开，牛被夹在里面了。30平原上的居民们讲述着夸张的故事，有个人被一滴水击中脸部，然后昏死过去，得用三桶沙才能救醒。人们睡在后院，在中心高中的地上以及奥马哈乔斯林艺术博物馆的草地上搭帐篷，以免被自家的“火炉”给烤熟了。沃伦想盖着被水浸过的床单睡觉，但也只是徒劳，任何东西都无法给升到他二楼房间的炽热空气降温。

因为1934年的干旱和高温创了纪录，31铺天盖地的蝗虫来袭，把烤干的玉米和小麦一顿狂吃，就剩下一地的短茬儿。32利拉的父亲斯塔尔那年中风卧床不起，沃伦到西点镇看望外祖父的时候，还能听到蝗虫吞噬庄稼的嗡嗡声。最可怕的时候，蝗虫吃栅栏桩和晾在晾衣绳上的衣物，还一团团地沾在拖拉机发动机上；厚厚的一层蝗虫，遮天蔽日，足以遮挡汽车司机的视线。33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初，除了恐惧本身外，还发生了更多可怕的事情，那就是经济状况恶化。34很多人仿效当时最臭名昭著的强盗——阿尔·卡彭、约翰·迪林杰和长了一张娃娃脸的尼尔森——在中西部四处出没，掠夺勉力支撑的银行。35父母亲们都很担心那些经过城镇、裹沙带尘的流浪者和吉卜赛人。偶尔出现的狂犬病也令恐惧的家长把孩子们关在家里。出于对小儿麻痹症的担心，公共游泳池在夏季炎热的日子都被关闭。父母们不时警告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的嘴唇碰到了公共喷泉，那他们可能就会被装上人工呼吸器。36

不过，内布拉斯加人从出生起就受到训练，以坚定的乐观态度来应对灾难。这些年的沙尘和干旱构成了中西部生活的背景。在这个龙卷风肆虐而且风力足以把火车吹离铁轨的地方，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习惯了恶劣古怪的天气。37

巴菲特家的三个孩子照常上学，和朋友一起玩耍；在附近野餐聚会的时候，和很多孩子一起在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的高温下到处跑。而他们的父亲穿着西装，母亲还穿着外套和袜子。

很多邻居的日子可能不太好过，他们的生活水准在降低；但是霍华德，这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让他的家人过上了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舒适的日子。“即使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稳步地提高，”霍华德回忆说，“以一种非常适度的方式。”他对此很谦虚。当50个男人排队竞争一份周薪17美元的工作时——为巴菲特父子杂货店开橙色卡车运送货物——霍华德坚持每家每户上门推销，他的股票经纪公司——如今被叫作巴菲特公司——发展得很成功。38奥马哈在1935年电车罢工和骚乱期间曾实行过短期的戒严，不过，霍华德已经购买了一辆崭新的别克。他成为当地共和党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多丽丝一直以来很崇拜父亲，她7岁就开始构思父亲未来的传记，她的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政治家霍华德·巴菲特”。39一年后，美国还处于大萧条的阴影之中，而霍华德为家人在奥马哈的郊区邓迪建了一栋更大的房子——红砖砌成，两层高，都铎式风格。40

当全家准备搬迁的时候，利拉得知37岁的弟弟马里昂——已经是纽约一名成功的律师——患上了癌症。“我的舅舅马里昂是我母亲家的骄傲和快乐之源。”沃伦·巴菲特说。马里昂没有精神错乱的遗传，是斯塔尔家传宗接代的主要希望。41马里昂于11月去世，没有子女，终止了斯塔尔家族传宗接代的希望。另一条坏消息是，那一年利拉的父亲约翰·斯塔尔又一次中风，身体非常虚弱。在家照顾父亲的伯妮丝似乎在沮丧消沉中越陷越深。当教师的姐姐伊迪丝——家里最漂亮、最敢作敢为的女孩——发誓要一直单身到30多岁，或是等到伯妮丝结婚。不过，精明、有心机的利拉不愿被家里的悲戚之事捆住手脚，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她想要一个正常家庭，过正常生活。42利拉计划着迁居并购置新家具，她雇用了一位兼职管家艾塞尔·克伦普，这可是生活的一大进步。

如今，利拉成了一个更富裕家庭里更有经验的母亲。随着她发怒频率的降低，她和小女儿伯蒂的关系更加健康。伯蒂知道母亲的坏脾气，但却总说自己感受到了母亲对她的爱。沃伦和多丽丝从不这样认为，利拉对伯蒂明显的母爱无助于减轻他们的不受重视感。43

1936年11月，罗斯福成功连任美国总统。霍华德唯一的安慰就是罗斯福在下一个4年就没戏了。每晚，霍华德看着自己的保守派杂志，孩子们听着收音机、玩儿游戏或是唱赞美诗，利拉会用家里添置的最大物件为他们伴奏——一台管风琴，就像利拉母亲曾弹过的那台一样。

巴菲特家有了新房子，也有一两件诸如管风琴之类的奢侈品。虽然这表明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但是，利拉总是给孩子们买一些无趣和不起眼的礼物，大减价时出售的不能退的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丝毫不符合孩子们的愿望。沃伦有一列小小的单轨火车，他非常想要另一套更加精致的火车——他在市区的布兰戴斯百货公司里看到的那款——转动着车轮，经过信号灯，翻越雪山，潜入隧道，飞奔过小小的村落，消失进松林。不过，买一本画有这列火车的商品目录就让沃伦很满足了。

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只有一列小小的椭圆轨道的火车。盯着这列令人着迷的火车，你会非常高兴用1毛钱买一本有火车模型的目录，然后就坐在那里幻想。

沃伦是个内向的小孩，他能数小时沉迷在画有火车模型的目录中。不过，作为一个快上小学的孩子，他有时不会表露出自己的情感。而他在朋友杰克·弗斯特家则会流露出对杰克善良的母亲海兹尔的依恋。日子一长，他逐渐养成习惯，在邻居和亲戚家里待上很长的时间。44沃伦最喜欢父亲的妹妹艾丽斯，一位高个子女士，一直未婚，和沃伦的祖父住在家里，教授家政课。她让沃伦感到很温暖，她对他做的一切事情都很有兴趣，想方设法鼓励他和启发他。

沃伦上学前班的时候，45他的爱好和兴趣都围绕着数字打转。6岁左右，他着迷于用秒来精确记录时间，非常想要得到一只秒表。艾丽斯并不是简单地无条件送给沃伦这份重要的礼物，她想得更周到。“她很爱我，”沃伦说，“但是她仍然会附加一两个条件，比如我得吃龙须菜之类的东西，礼物能激发我吃这些东西的动机。而我最终得到了一只秒表。”

沃伦拿着他的秒表，叫他的姐姐妹妹和他一起到浴室，观看他发明的新游戏。46他在浴缸里装满水，拾起他的弹珠。每个弹珠都有自己的名字。他把它们放在浴缸一头的水平边缘上，排成一排。然后，他把弹珠扫进浴缸，同时按下秒表。它们沿着瓷制浴缸的斜面向下滚，发出碰撞声，然后击中水面，落进水中。这些弹珠相互追赶，向浴缸塞子奔去。当第一个弹珠到达目的地时，沃伦就按下秒表，宣布它是胜利者。他的姐姐妹妹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让弹珠赛跑，想要提高它们的成绩。弹珠不会疲倦，秒表也不会出错，还有沃伦，似乎从不会对这种重复的游戏感到厌倦——不过，他的观众可不像他。

沃伦随时随地都在思考数字，即使在教堂也这样。他喜欢听布道，但其他活动让他感到无聊。他会收集赞美诗的作曲者的出生、死亡日期来计算他们的寿命，以此消磨时间。他认为，宗教人士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和忠诚而得到回报。他假设赞美诗作者的寿命长于平均寿命，活得比平均年龄长对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是他发现，虔诚对长寿无所裨益。因为体会不到宗教对个人的仁慈和恩惠，沃伦开始对宗教有所怀疑。

不过，浴缸障碍赛和他所收集的赞美诗作者的信息教会了他一些其他的事情，一些有价值的事。他学会了计算概率。他环视周围，到处都存在可以计算概率的事物，关键就在于收集信息，你能够找到多少是多少，尽你所能。

[1] 金本位制下，政府财政部所持有的黄金数量决定了流通中的美元数量。金本位制可以防止政府大量印刷钞票触发通货膨胀的行为。——译者注

[2] “孤鹰”是指查尔斯·林德伯格，于1927年第一次成功地不间断飞行跨越大西洋。——译者注

7 休战纪念日

8 1 000招

“复利”的想法深深触动了沃伦，这很关键。这本书告诉他，他可以挣1 000美元。如果以1 000美元起家，每年增长10%：5年内，1 000美元会变成1 600多美元；10年内，会变成将近2 600美元；25年内，将超过10 800美元。

当固定增长率逐年变大的时候，数字会发生爆炸性增长，这就是一小笔钱如何变成一大笔财富的途径。沃伦可以清晰地构想这些钱的复利未来，正如他把雪球滚过草坪而让雪球变大的道理一样。沃伦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时间。复利把现在嫁给了未来，如果若干年后，1美元成了10美元，那在他的脑子里，这两个数字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坐在朋友斯图·埃里克森家的门阶上，沃伦宣布自己在35岁的时候将会是一名百万富翁。10一个孩子在大萧条的1941年说出这种话，真是大胆放肆，而且听上去近乎是在犯傻。不过他的计算——还有那本书——表明这件事是有可能的。沃伦有25年的时间，他想要更多的钱。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他一开始挣到的钱越多，资金复利增长的时间越长，他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年之后，他创造出实现梦想的关键因素。让家里人感到好玩和吃惊的是，到1942年的春天，沃伦已经有120美元了。

姐姐多丽丝被招募为合伙人，沃伦为自己和多丽丝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3股优先股，一共花了114.75美元。11

我买的时候并不了解那只股票。

沃伦只知道那是父亲霍华德最喜欢的一只股票，很多年来他都在向客户推荐。12

那年6月，市场走势低迷，一路下行。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股价从38.25美元跳水到27美元。沃伦说，在上学的路上，多丽丝每天都“提醒”他，他的股票正在下跌。沃伦觉得责任压力大得可怕。因此，当股票最后回升的时候，他以40美元卖出，为他和多丽丝赚了5美元。“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沃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多丽丝回忆说。不过，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很快就高涨到202美元。沃伦学到了三个教训，并把这段时期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第一个教训是，不要过分关注股票的买入成本。第二个教训是不要不动脑筋地急于抓住蝇头小利。如果他能更耐心一点儿，他就能赚到492美元，他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从他6岁开始，他干了5年活儿才积下120美元买了这只股票。沃伦意识到，以那会儿从出售高尔夫二手球、在棒球场贩卖爆米花和花生中赚到的钱为基准来计算，要把“丢失”的利润赚回来，那得用好多年。他将永远、永远、永远地记住这个错误。

还有第三个教训，是关于投资他人资金的。如果他出现投资失误，那可能会有人因他而烦恼和不安。因此，他不想对其他任何人的资金负责，除非他非常确信自己会成功。

9 沾油墨的指头

虽然沃伦和这些中年女性相处不错，但他很害羞，害羞到极点，同龄的女孩让他感到紧张。即便如此，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多萝西·休谟，八年级新班级里的一位女同学。他的朋友斯图·埃里克森喜欢玛吉·李·卡纳迪，另一个朋友拜伦·斯沃森则喜欢上了琼·福格特。经过几周的商量之后，他们鼓起勇气邀请姑娘们看电影。16但是，当沃伦走到多萝西家门口邀请她的时候，她父亲的应门声让他临阵退缩了。沃伦改变初衷，想争取多萝西的父亲成为一本杂志的订户。不过，最后，沃伦还是想方设法向多萝西发出了邀请，她同意了。

在约好的星期六，拜伦和沃伦共同赴约，因为他们都怕单独露面。这个下午就此拉开序幕：一行四人开始漫长的“跋涉”，经过一栋又一栋房子，在不太自在的沉默中，步行过数个街区，来到公车站。住在反方向的玛吉·李已经和斯图来到站台。大家一起上了车。在去市区的路上，男孩们红着脸盯着自己的鞋，女孩们则彼此轻松地交谈。到了电影院后，玛吉·李、多萝西和琼直接走到一排座位，三人挨坐到了一块儿。男孩们想在看两部恐怖片——《木乃伊之墓》和《猫人》——时和女孩亲近的计划落空了。他们也只得坐在一起。在观看两部电影的整个过程中，女孩们或咯咯笑，或发出尖叫，男孩们只能看着女孩们浅黑色的脑袋挤作一团。看完电影，他们去沃尔格林超市吃东西，又是一段痛苦的过程。之后，大家坐上公车，男孩们手足无措，开始约会的返程。约会的最后是走一段长长的路，把女孩子送回家。整整一个下午，男孩们几乎一句话都没说。17三个人都感到很丢脸，以至于他们过了好几年才重新鼓起勇气，去约会其他的女孩。18

不过，沃伦是“没了贼胆，尚存贼心”。他之后又喜欢上了班里的另一个女孩克洛–安·考尔，一个迷人的金发姑娘。但是，这女孩对他没兴趣。沃伦似乎根本无法使自己和女孩子的关系取得任何进展。沃伦又一次选择用赚钱来转移自己的失望。

祖父喜欢我总是想着怎么去赚钱。我过去常常在社区四处收集废报纸、杂志去卖。艾丽斯姑妈会带我去废品收购站，在那里，100磅废纸差不多能卖到35美分。

……

瞧，巴菲特家的人就是巴菲特家的人。不过，沃伦学会了一个值钱的教训：事先得搞清楚交易内容。23

欧内斯特具有巴菲特家族的另外两大特质：对女性的冲动性情以及对尽善尽美的迷恋。在亨丽埃塔过世后，他曾有过两段短暂的婚姻，其中一次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度假回来，和他刚刚认识的一位女士结婚。而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完美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巴菲特父子杂货店是奥马哈最古老杂货店的传承，而欧内斯特的苛刻风格全都表现为追求完美的顾客服务理念。他非常确定，正在侵入社区的全国折扣连锁店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们从未能提供可以与杂货店匹敌的服务水平。在这段时间的某个时候，欧内斯特自信满满地给他的一位亲戚写信：“连锁店的日子完了。”24

假如巴菲特父子杂货店的面包卖完了，欧内斯特宁愿让沃伦一路小跑到附近的Hinky Dinky超市去买零售面包，也不愿让他的顾客失望而归。沃伦并不喜欢这个差事，因为他一进入超市就会被认出来。当他悄悄穿过超市的时候，超市的店员会拖长声音大声叫他，“你好——巴菲特先生！！”声音大得所有人都能听见。沃伦怀里都是面包，“尽量不太招眼”。欧内斯特很憎恨Hinky Dinky，这家超市和欧内斯特在邓迪的主要竞争对手萨默斯都是由犹太人经营的。向竞争对手付这么多钱已经让他感到心痛，更何况是给犹太人。和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奥马哈实际上存在着宗教和种族歧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基本过着隔离的生活，有各自不同的社交俱乐部、市民社团，很多行业拒绝接受犹太人，或者不雇用他们。在公开场合，欧内斯特和霍华德用“爱斯基摩人”[1]这个词对犹太人进行攻击性评论。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反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沃伦对他们的反犹立场也未多想。

实际上，对沃伦而言，欧内斯特是一位权威，只有在上学，以及每周六祖父让他在送货卡车上工作几小时的时候，他才能逃离权威的监督。从卡车上往下卸货让人筋疲力尽，沃伦开始明白自己有多讨厌体力劳动。

……

沃伦在其他方面很害羞，但涉及钱的时候，他从不羞怯。

……

1944年年底，沃伦填报了他的第一笔所得税——7美元。为了把税金降低到7美元，他把腕表和自行车作为业务支出费用加以扣除。他知道这么做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在当时，他没有其他省事的办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14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最喜欢的书《赚1 000美元的1 000招》提出的第一步。他现在的储蓄总额大概是1 000美元。他对这个成绩感到非常自豪。到那时为止，在赚钱方面，他做得很出色。他知道，保持领先位置是通向目标的途径。

10 犯罪行为实录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3~1945

成绩差、逃漏税金和离家出走，这是沃伦在初中最小的麻烦事。他的父母并不知道这些，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正迈向犯罪。

嗯，当我搬到华盛顿之后，上八九年级的时候，我很抵触社会，不喜欢社交。我遇到行为不良的人，和他们一起聊天，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只是一味地做叛逆之事。我很不开心。

一开始是搞学校男孩子都搞的小恶作剧。

我喜欢印刷车间。我过去在打字课上计算字母和数字出现的频率，这是我一个人能做的事。你知道，我可以装配好打字机之类的东西。我喜欢打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虚构了一个头衔：全美戒酒联盟主席，牧师保罗。我以这个头衔给人们写信，信上说我多年来在全国到处演讲关于酒的危害。在去往各处的时候，我的年轻助手哈罗德总陪着我。从哈罗德的身上，大家可以看到酒对人的危害。他会站在讲台上，拿着一品脱酒，流着口水，无法理解喝酒对自己有什么影响，非常可怜。接着，我会说，不幸的是，年轻的哈罗德上周去世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位朋友建议说你也许可以代替他的位置。1

沃伦相处得最舒心的朋友支持和鼓励了他的叛逆冲动行为。他和几个新朋友，唐· 丹利和查理·特龙，喜欢在新开的西尔斯商店外转悠。这家商店在邓雷环岛附近——内布拉斯加大道和威斯康星大道交叉口——是一处令人大开眼界的现代设计，位于邓雷镇中心，而邓雷镇是华盛顿第二大古老的生活区。在西尔斯商店起伏的金属房顶上，“西尔斯”的字母和成人一般高，它的房顶比人行道要高出好几层楼。2在房顶上的西尔斯招牌后面，隐蔽着一大新奇之物：一个开放的停车场。这个地方很快就成了高中生停车和约会的场所，同时也成了所有初中孩子们逗留玩耍的地方。午饭时间，或者每个周六，沃伦和朋友们坐H2路公车到这里。

大部分孩子都很喜欢西尔斯安装在商店底层的黑色小型午餐台，它的传送带全天都在向外传送着炸面包圈，非常吸引人。不过，沃伦、唐和查理喜欢街对面的伍尔沃斯零售店，即便警察局就在对面的拐角处。伍尔沃斯位于西尔斯的斜对角。他们可以在那里吃午饭，并透过玻璃观看外面的热闹场景。

吃完汉堡后，几个男孩沿着楼梯走到西尔斯的地下楼层，经过午餐台，径直走到体育用品区。

我们只在隐蔽的地方偷东西，偷的都是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我们偷高尔夫球包和高尔夫球棒。我走出体育用品所在的楼层，从楼梯走上街道，手里拿着一个高尔夫球包和几根高尔夫球杆。球杆是偷的，包也是偷的。我偷了好几百个高尔夫球。

他们把自己的偷窃行为称为“顺”（“顺手牵羊”之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抓住。我们不可能毫无破绽。即便成年人在做坏事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是一脸无辜样。3

我把高尔夫球拿回家，装满了抽屉里的橙色袋子。西尔斯一把球摆放出来，我就去“顺”。我并不需要这些球，真的。我当时不卖球了。很难想出在抽屉里放这么多高尔夫球的原因所在，橙色袋子变得越来越鼓。我应该已经把偷的东西分处放置了。但是，我在父母面前还是编造了一个疯狂的故事——不过，我知道他们不相信我——我告诉他们，我有个朋友，他父亲过世了。他一直想找到更多他父亲曾买过的高尔夫球。就这事来说，谁知道我父母晚上都交谈了些什么。4

巴菲特家的人吓坏了。沃伦是他们又聪明又有天赋的孩子，但在1944年年末，他已经变成了学校的不良少年。

我的成绩让我不快。数学C，英文C、D、D，自立、勤奋、礼貌的评分都是X。我和老师的接触越少，成绩就越好。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他们让我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在那里，他们有些强制性地给我上课，就像对待汉尼拔·莱克特一样。5

毕业典礼到来的时候，学生们都被告知要穿西装、打领带，但沃伦拒绝这么做。他的校长伯蒂·巴克斯对此觉得忍无可忍了。

他们不让我从艾丽斯·迪尔毕业，因为我太捣蛋，而且不愿得体着装。这种行为问题很严重，也让人讨厌。我真的是很叛逆。有些老师都认为我将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祸害。我为行为不良所作的检查刷新了学校纪录。就是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我的父亲没有放弃我，事实上，我的母亲也没有。他们都没有。有信任你的父母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

不过，到了1945年春，沃伦开始上高中的时候，家里也觉得受够了。到那个时候，要如何鼓励和激发沃伦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霍华德威胁要断绝他的收入来源。

一贯支持我的父亲说：“我知道你的能力。我不是要求你做到百分之百，但是，你要么继续这么我行我素，要么，你就做一些和你的潜能有关的事。不过，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你就必须放弃送报的活儿。”这对我造成很大的打击。父亲话音不高，只是想让我知道他对我感到失望。你知道，相比他告诉我不能做这个或那个，这可能更让我觉得难受。

11 “胖姬”不胖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4~1945

沃伦给家庭生活造成的混乱无疑让他父亲本已艰难的新任众议员工作更加不轻松。在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令人愉快的统领下，第78届的国会成员彼此之间关系亲密。萨姆·雷伯恩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他的办公室有5幅罗伯特·李[1]的画像，而且全都面朝着南方。对那些喜欢随声附和的典型众议员来说，雷伯恩管理的众议院就像一个家，这些人很会捞肥差，他们的生活就是去参加县城的集会，以及亲吻示好某些人，比如某人的老祖母、选美冠军，或是任何他能接触到的部长级人物。雷伯恩以狡猾的幕后选票操纵和强有力的辩才而为人所知。他还在下午办一个私人沙龙，用加冰威士忌来款待他最喜欢的人。

很自然，霍华德不属于这群人，除了因为他是一个共和党人之外，还因为他对愉快的理解就是每晚看国会会议档案。因此，他从来不靠近那种沙龙。不过，在其他很多方面，他倒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众议员，来自小城市，毕业于州立大学，成绩中等，干社区政务出身，是中产阶级的中等家庭的扶轮社成员，不是乡村俱乐部的一分子，反对共产主义。

霍华德·巴菲特既没有加入其他同僚们的俱乐部活动，也没有顺着权力的梯子往上爬。很快，他就被认为是内布拉斯加州有史以来可能最不会吹捧人的众议员。他远离那些无聊、无味的募捐和拉票活动，即使有那么多众议员一天到晚都是忙这些。而且，霍华德还公开声明，他那一票既不换钱，也不换物。他拒绝长工资，因为选他出来的人就是因为他拿得少而投他的票。他四处走动，对作为一名众议员的额外好处惊讶不已——有补贴的餐厅，充斥着朋友、亲戚和情人名字的工资单，免费供应植物的花房，以批发价出售商品的“文具店”，“文具店”什么都卖，从领带到珠宝——霍华德对这一切感到震惊，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

霍华德的一位朋友，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和他一样一直以来都秉持孤立主义。1不过，孤立主义者不再进入众议院，他们或是离开或是退休。此外，因为战争尚未结束，政府财政处于赤字，霍华德痴迷于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目标，那就是让美国重返金本位。美国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从那时开始，财政部一直在随心所欲地印钞票，一开始为新政，之后为“二战”提供资金。霍华德担心有一天美国会像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一样完蛋，当时，德国人都推着一手推车的钞票到街上去买一棵白菜——直接导致德国被迫倾其黄金储备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2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局面是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霍华德确信政府会让整个国家破产，因此，他在内布拉斯加买了一个农场。当其他人饿肚子的时候，家人可以把农场当作避难所。巴菲特家的人都非常不信任政府债券，甚至还开会讨论把储蓄债券作为生日礼物送人。9岁的小伯蒂觉得自己的父母想要以此来骗某个家伙，她问：“但是，难道那个人不知道这些债券一钱不值吗？”3

霍华德的固执使他的立法无法开展。

他会在众议院的投票中失败，也许是412∶3。而我父亲就是那1/3。不过，结果影响不到霍华德，他不会因此生气。他的心态非常平和。但这会影响到我——我失败的时候会发疯。我甚至都想不起曾看到过父亲消沉或者沮丧。他只是认为他尽全力了。他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很悲观，但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霍华德一直高调坚守其原则的做法——而不是加入同盟，共同实现共和党的目标——阻碍了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发展，而且让家里人付出了代价。利拉很在乎自己是否合群，其他人的看法对她很重要。她同时也很要强。“为什么你行事就不能更灵活一点儿呢？”她说，“就像肯·维利那样？”肯·维利是刚刚入选参议院的内布拉斯加参议员，爬升得很快。霍华德什么也没捞到。“我们对他有信心，”多丽丝说，“但是看着他一直失败，让人很难受。”这还是有保留的说法。巴菲特家的所有人都很崇拜霍华德的坚韧和刚毅，是父亲教会他们正直。但是，每个孩子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父亲的教导，并产生了适应家族独立精神的想法，这种独立不知因为何故，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被减弱或被抵消了。

霍华德在政党中的“孤狼”立场加重了利拉急躁、易怒的情绪。她仍然对华盛顿的生活感到很痛苦，她想要复制出奥马哈的生活，闲暇时间都和内布拉斯加议员的太太们待在一块儿。但是，空闲时间有限，因为她现在已经不雇用清洁女工了。她感到自己被欺骗了，说：“我放弃所有，嫁给了霍华德。”4然后，还把自己这方面的悲痛添加进她的故事，讲述自己和霍华德如何为他们不知感恩的子女们做出牺牲。但是，利拉宁愿包揽一切家事，也不愿教会孩子们，好让孩子们能帮上手，原因是“自己做更容易”。这种牺牲自我的感觉让她在很多时候对孩子们很生气，尤其是对多丽丝——多丽丝也有自己的环境适应问题。

虽然别人都认为她非常漂亮、抢眼，但多丽丝说自己从未这么认为。她想成为华盛顿那个老练、复杂的群体中的一员，但她没有把握，不知道对这群人来说自己是否足够优秀。多丽丝受邀去法国大使馆，参加玛格丽特·杜鲁门的生日聚会；她的名字还被加入到成人登记册。同时，多丽丝开始计划和毕业的同学一起回到奥马哈，首次以阿克萨本公主（Ak-Sar-Ben，倒着拼写就是Nebraska，内布拉斯加）的身份登台亮相。沃伦对多丽丝的虚荣和做作大加嘲笑。

利拉是个顽强的奋斗者，非常在意外在的东西。她熟读每种关于温莎公爵夫人一言一行的记载——公爵夫人是一位身无分文的平民，被一位王子拯救。5不过，和公爵夫人（其余生积聚了全世界最叹为观止的珠宝收藏之一）不同的是，利拉的雄心和骄傲被伪装成了对出风头、讲排场不自然的鄙视。利拉把自己的家庭描绘为一个典型的中西部中产阶级家庭，可以上《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而且还痛斥多丽丝在社交方面野心勃勃。

沃伦14岁，在从艾丽斯·迪尔初级中学毕业后，在1945年2月成了伍德罗·威尔逊高中的二年级学生。6他想同时又“特别”又“普通”。和同班同学相比，沃伦远没那么成熟，因此，他的父母对他很关注，他们已经决心让他结束之前的混乱，有所改变。沃伦的送报工作还是他自立的经济来源，就如他现在所享有的人身自由一样。他在送报的时候也一直在读报。

我看报纸上的连环漫画和体育新闻，在每天早上送报之前也看报纸的股票版。我每天早上看漫画《莱尔·阿布纳》。我必须得知道莱尔·阿布纳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他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让你自我感觉良好。你会看那些内容，然后想，“如果换成我多好……这个家伙这么迟钝。”另外，因为上面还有戴茜·梅尔，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就是喜欢他，总是在追他。而他却只是一直拒绝她，注意不到她。那段日子，每个精力充沛的美国男孩都在等待，等着戴茜·梅尔来找自己。

戴茜·梅尔——漫画女主人公，来自阿巴拉契亚山一个叫多格帕切的小村庄，是一位勇敢大胆的金发美女，穿着露肩的圆点花衬衫，胸脯丰满。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莱尔·阿布纳将其毕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躲避戴茜·梅尔对他的追求。不过，他跑得越快，对戴茜的注意和渴望越是充耳不闻，对戴茜越是轻蔑地加以拒绝，戴茜就追得他越紧。虽然不乏有钱和有权的人向戴茜求爱，但对戴茜·梅尔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莱尔·阿布纳。7

除了让人觉得困惑和难以琢磨之外，莱尔·阿布纳唯一看得见的资产就是他的男性体格。迄今为止，沃伦过去和女孩交往的失败表明，如果他想要吸引像戴茜·梅尔这样的女孩，那他最好做些什么来增加自己的魅力。这下，沃伦产生了一个新的兴趣，这也顺便让他有了躲起来待在地下室的借口。在南奥马哈饲料公司的时候，弗兰奇·齐克能一次数小时不停地搬举50磅重的饲料包。沃伦设法让朋友卢·巴蒂斯顿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两人开始了一项举重训练计划。在当时，举重训练并不属于专业运动员的活动范畴，不过，这种训练有很多方面都让沃伦很喜欢：规律、测量、计数、重复，与自己竞争。在寻求训练技术的时候，沃伦发现了鲍勃·霍夫曼和他的杂志《力量与健康》。

霍夫曼想要通过《力量与健康》的积极宣传改变人们对举重的偏见。这本杂志的编辑、出版都由霍夫曼亲自完成，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大部分内容也是他自己撰写的。杂志的每一页几乎都有他的产品广告。“鲍勃叔叔”的专业知识、训练技巧，及其持续不断的营销自己的能力，非常引人注目。

他是大部分奥运选手的教练，是约克杠铃公司的头儿。而且他还出过两本书《强壮的臂膀》和《强壮的胸肌》。他一开始销售的器具是杠铃。如果你去当时的体育用品店，店里出售的都是约克杠铃。你可以买到各种不同重量级的杠铃。

沃伦买了一副哑铃、一副杠铃和一套杠铃片。杠铃片可以装在杠铃上，或从上面卸下来，沃伦用附带的小螺丝刀固定或拆卸杠铃片。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地下室，“总是在下面弄得叮叮当当的，我的父母对此感到很高兴。”

有时，沃伦会去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年轻人一起举重。沃伦和卢对这一爱好很认真，他们非常关注“鲍勃叔叔”写的一切东西。霍夫曼懂得如何让训练与时俱进。每个人都知道凶残的日本士兵承受痛苦和折磨的能力，因此霍夫曼写明，举重训练的要点是与日本人作战。为了说明这点，他用了一张凶残的日本士兵的照片，照片上日本士兵从脚趾到头顶弯曲成弓状，在这个姿势下，胸部一挺举起水泥做的杠铃——他为了击败联军而训练。沃伦练习举重并不是为了打败日本人，或者想要战胜什么人。不过，“鲍勃叔叔”写的每句话和每个字都鼓励着他去挑战自己。

不过，当沃伦在地下室“当啷当啷”训练的时候，共和党人的日子可不好过。富兰克林· 罗斯福已经打算参加第四任总统竞选，以保证民主党人在白宫再待上4年。在晚饭桌上，全家听着霍华德怒气冲冲地喋喋不休。之后，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去世，他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继任为总统。

罗斯福的去世令全国大多数人陷入到深深的哀悼和悲痛当中，而且还带着一丝担心和恐惧。美国加入“二战”已经3年半了，如今失去了令国家感到安全的人。人们对杜鲁门的预期很低，他接手了罗斯福的内阁，但似乎没什么威望，以至于有些人认为他可能无法胜任总统的工作。不过，对巴菲特家的人来说，没有人比罗斯福更差、更糟。住在同街的一家人——男主人的父亲在加拿大大使馆工作——因为罗斯福过世而前来拜访他们的众议员邻居，以表示吊唁。不过，当他们来到巴菲特家的时候，多丽丝说：“其实，我们正在庆祝呢。”8

对沃伦·巴菲特来说，罗斯福的逝世意味着又一条生财之道，报纸都出了特刊。当所有人都在悼念的时候，他在街角四处忙活，零售报纸。

一个月后，即1945年5月8日，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日到来。各大报纸再一次出特刊，沃伦则照例回应、附和了父亲的政治信念。不过，这个时候，他只是顺便关注了一下大人们关心的事，因为他真正的兴趣是举重和鲍勃·霍夫曼。他大部分的空余时间都花在地下室。过了几周，学校放假了，他也坐不住了。他要去见他的偶像“鲍勃叔叔”。“我必须亲眼见见他。”

带着父母开心的祝福，沃伦和卢出发去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中途搭了一段便车。9

鲍勃·霍夫曼在约克建起了这家制造杠铃的杠铃公司。这个公司不只是一个生产工厂，霍夫曼让整个奥运队伍都在那里训练。约翰·格里梅克是个大个儿的健美运动员。史蒂夫·斯坦科是当时世界挺举纪录保持者：381磅。不过，这是他进入超重量级别前的成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出行有些令人丧气。

在那段时间里，这些人的体格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变得强健。这里的人都是奥运冠军，但是他们很多人个头都很小，因为他们都是轻量级选手。如果是在工厂里穿着生产服，他们看起来就平平无奇。看到这些，我的想法动摇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外表普通的人激发了男孩们的志气，因为这表示自己也能获得健美的成功。男孩们想着自己成为男子汉，成为体格健壮的强人，就可以吸引女孩的目光。

当“鲍勃叔叔”说话的时候，就像是亚威在和我们对话。当你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你可以看到三角肌、腹肌和背阔肌。你学习并了解到了所有的肌肉组织。

不过，《力量与健康》杂志上最具魅力的名人，除了“鲍勃叔叔”自己以外，不是约翰·格里梅克这位全世界最出色的健美运动员，而是一名女性。

《力量与健康》杂志里有很多女性。胖姬·斯托克顿（Pudgy Stockton）大概是唯一一个出名的人。我喜欢胖姬。她非常有魅力，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谈论很多和她有关的话题。

这不只是轻描淡写的一说。沃伦和卢都被胖姬·斯托克顿迷住了。虽然她叫“胖姬”（Pudgy，有胖的意思），但她是一件人体艺术品。当她肌肉线条清晰的手臂将巨大的杠铃举过微风吹拂的头发，紧致的大腿肌肉毕现，身穿比基尼向圣莫尼卡海滩上的体格魁梧的男子和张口结舌的旁观者展现出纤细的腰部和坚挺的胸部。她身高只有1.55米，体重115磅，但她可以把一个成年男子举到高过头顶，而完全无损其女性气质。作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女性体育专家”，她在洛杉矶管理着一个健身沙龙，并在《力量与健康》杂志的专栏上写道：“在锻炼胸部、塑造身材曲线和减肥方面，杠铃运动有特别的效果。”10

“她的肌肉像蜜琪·嘉诺，胸部像索菲娅·罗兰。”卢·巴蒂斯顿说，“她非常出众。我必须承认，我们对她充满渴望和冲动。”

直到这个时候，戴茜·梅尔还是沃伦的梦中女孩。他总是在女性身上寻找戴茜·梅尔的特质。

不过，如果你有一个胖姬这样的女朋友，你并不十分清楚你要怎么办。11两个男孩子看不懂“鲍勃关于成功、幸福婚姻指南”的内容，包括“婚前检查，如何对未婚妻进行婚前检查，以确定她是‘处女之身’，还有如何求爱、人们结婚的理由以及做爱的非主流姿势等”。他们很好奇，什么是做爱的非主流姿势？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主流的姿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神秘未知的。《力量与健康》杂志背面的宣传是20世纪40年代最好的性教育了。“别担心，爸爸，我们会去地下室，再研究一下我们的体格训练。”

不过最后，沃伦对数字的兴趣还是占据了上风。

你看，你可以一直测量你的二头肌，看它们有没有从13英寸增大到13.25英寸。你总是在担心运动绷带有没有松之类的所有问题。不过，我从未像查尔斯·阿特拉斯锻炼前后的照片所显示的情形那样提高自己。我认为，经过几千次屈臂练习之后，我的二头肌会从13英寸变成13.25英寸。

《强壮的臂膀》这本书对我没太大的帮助。

[1] 罗伯特·李，美国内战中南方军队的将领，代表南方签署了投降条约。但其本人反对蓄奴制度，也反对美国分裂。——译者注

12 地下卖场

到现在为止，沃伦与人相处的努力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除了老师之外，他很讨大人的喜欢。他和同龄人的相处不自在，但却总能设法交到几个知心朋友。他竭尽全力地想要人们喜欢他，尤其是尽力避免对他进行个人的人身攻击。他想要获得一套系统的方法。实际上，他有一套方法，不过他没有把方法的效果最大化。由于没有其他办法，他开始更努力地运用这套方法。

沃伦是在祖父的家里发现的这套系统方法。在祖父家里，沃伦以惊人的速度阅读了所有手边的读物，就跟他在家一样。他浏览卧室后面的书架，消化了《新杂货商》里提到的每一个问题，看完了所有的《内布拉斯加日报》——经他父亲整理过的报纸——而且还像一只棉铃象鼻虫一样看完了祖父欧内斯特15年来积累下来的《读者文摘》。书架上还有一系列的小型传记，其中很多都是关于商界领袖的。从小时候开始，沃伦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人的生活——譬如杰伊·库克、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杰伊·古尔德、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有一些书他读了又读。在这当中，有本很特别的书——不是传记，是一个以前做过销售的人——戴尔·卡内基写的一本平装书。8这本书有个非常诱人的名字：《人性的弱点》。沃伦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发现这本书了。

沃伦明白自己需要赢得朋友，而且他也想影响他人。他打开书，第一页就勾住了他。卷首语是：“如果你想得到并增加你的财富，那就不要去捅马蜂窝。”9

挑剔、批评和非难无济于事，卡内基说。

原则第一条：不要批评、谴责或是抱怨。

这个观念吸引住了沃伦。对于批评这件事，他理解和体会得太清楚了。

卡内基说，批评让人们处于一种防御状态，会使他们竭力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批评很危险，因为这会伤害到人们宝贵的自尊，以及他们觉得自己重要的情感，而且还会引起怨怼。卡内基提倡避免正面冲突。“人们不喜欢被批评。他们希望得到诚实和真诚的赞扬。”卡内基说，我并不是在提倡阿谀奉承。奉承是不真诚的，而且带有自私心理。赞扬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人性最渴望的事就是“拥有重要性”。10

卡内基一共提了30条原则。

每个人都想受到关注和被人欣赏。没人想要被批评。

英语中最甜美的声音就是说出一个人名字的声音

说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争论。

发问，而不要直接发号施令。

让他人获得符合其预期的赞扬。

间接让他人注意到他们的错误，为他人保留脸面。

……

“我谈论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卡内基说，“我谈论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沃伦的心被触动了，他想他找到了真理。这是一套系统方法。他在社交方面觉得自己缺陷很大，需要一套系统的规则向人们推销自己。这套方法一经学会，他就可以随意运用，而无须针对每一种变化的情形做出新的调整。

不过，他需要用数字来证明这套方法确实可行。如果他遵照戴尔·卡内基的规则，结果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不按照规则行事，又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决定对此进行统计分析。他试着关注他人，并给予赞扬，不再做招人反感的事或者发表反对意见。周围的人并不知道他正在脑子里默默地对他们进行实验。沃伦会观察人们的反应，并跟踪记录结果。结果是，他充满了喜悦，而且越来越高兴，他得到的数据证明：原则有效。

现在，他获得了一个体系，他拥有了一套原则。

卡内基还说，“不过，对你来说，仅仅看到这些原则是毫无裨益的。你得去实践它们。我谈论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沃伦开始身体力行，从非常基本的事情做起。他发现，有一些原则他实践得很自然，但整套方法无法自动生效，而且做起来可不容易。“不要批评”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很多方式是在批评人，你甚至都意识不到。你也很难不去炫耀，很难不表现出心烦意乱和不耐烦。承认自己有错有时很容易，但有时候非常困难。关注他人，并给予真诚的表扬和钦佩也是难度最大的事情之一。有些人很多时间都沉浸在难过和痛苦当中，就像沃伦一样，发现很难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而不去在意自己。

不过，沃伦逐渐想明白，不听戴尔·卡内基的话行不通，初中的黑暗时光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当他开始在高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时，他继续在和他人的往来中实践这些规则。

大部分人看了戴尔·卡内基的书后，会惊叹卡内基说得真是有道理啊，然后，他们就把书搁置到一边，全然忘记。和这些人不同，沃伦非同一般地集中精神学习和运用这套东西。他时不时地复习这些想法，并不断加以应用。即使他遭遇失败，忘掉这事，或者长时间没有动用这套方法，他最后也会回过头重新开始练习。到了读高中的时候，他的朋友增加了几个，他还加入了伍德罗·威尔逊高尔夫球队。同时，如果不能做到受人欢迎，他就努力地让自己不要那么让人讨厌。戴尔·卡内基打磨了他天生的睿智头脑，而且最重要的是，强化了他的说服能力、他的推销天赋。

……

到现在为止，沃伦已经发了一笔小财：5 000美元，闪闪发光的一堆钱，投递了50多万份报纸挣到的钱。报纸形成的雪片占了雪球的一半以上。虽然有钱了，但沃伦打算继续让雪球向前滚动。[2]

13 赛马场规则

预测艺术要以信息为基础，关键在于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信息，然后正确地分析，理性地使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沃伦就在阿克萨本赛马场中首次进行了预测。鲍勃·拉塞尔的母亲将他们带入了赛马的天地。

……

有一次，沃伦自己一个人去查尔斯顿。他在第一轮比赛中输了，但他没有就此回家。他不停地下注，又不停地输，直到他输的钱超过了175美元——差不多输了个精光。

我回到家，去了Hot Shoppe便利店，给自己点了他们提供的最大份的东西——一份巨大的奶油巧克力圣代冰激凌，这花掉了我剩下的所有钱。我一边吃，一边算我得送多少份报纸才能把我输掉的钱挣回来。我不得不工作一周多才能赚回这些钱，而我损失掉这些钱是因为一些愚蠢的原因。

我不应该每场比赛都下注。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输钱了，而我认为我那天能把输的钱赢回来。之前说过的第一条规则是第一轮比赛后，没有人就此罢手。第二条规则是不要以为输到底还能把钱赢回来。你知道，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

沃伦意识到他做出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吗？

噢，是的。噢，我觉得很恼火。那是我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

14 大象

费城，1947~1949

沃伦·巴菲特以350名学生中的第16名从高中毕业，在他的毕业年鉴中，他描述了“未来的证券经纪人”这一角色。1得闲后，他和唐·丹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二手灵车。沃伦将灵车停到房前，用来和女孩外出约会。2霍华德回家后，问：“是谁把这车停在这里的？”利拉说有一个邻居病得非常严重，还没有准备好灵车。这就是那辆灵车最后的结局。

当他和丹利卖掉灵车后，沃伦找了一份为《时代先驱报》送报纸的活儿。他早上4点钟起床，开一辆从戴维·布朗（一个来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年轻人，他喜欢多丽丝，后来参加了美国海军）那里借来的小型福特汽车。3沃伦踩着汽车的油门，车门敞开，以15英里的时速行驶，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报纸，并把它们扔到订户的草坪上。他对此的解释是，在这么早的时间，这种驾车方式不太可能发生太可怕的事情。欢迎加入书社,每日海量书籍,大师课精彩分享.微 信:dedao5554

在4点45分，沃伦完成工作后，会到特德快餐店买双份的辣薯饼作为早餐犒赏自己。早餐后，他会做他的第二份工作——去乔治敦大学医院分发报纸。

我不得不给牧师和修女们半打免费报纸，这总是让我有点儿恼火。我不认为他们会对世俗的事感兴趣，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只能每个房间、每个病房送。

当产房里的孕妇生下孩子后，她们一看见我就会叫：“噢，沃伦，我将告诉你一些比1美分小费更有价值的东西。我将告诉你我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有多重。早上8点31分，6磅11盎司。”婴儿的出生时间和体重也可以用来当作博彩游戏，这是华盛顿的一种数字游戏。5

只要沃伦得到的是这些无用的信息而不是小费，他就会气得牙痒痒。作为一个概率预测者，他不参与这种博彩游戏，因为赔率太糟糕了。“博彩游戏的规则是1赔600，你的投注对象抽取其中的10%。这意味着你基本上是在对概率为1000∶1的事情以540∶1的比率投注。人们总是用分或角来投注。如果你在这游戏中投入1美分，你就可能赢得5.4美元。城里所有人都玩儿这个游戏，我的一些报纸订户经常问我：“你玩儿这个游戏吗？”我从来不玩儿，我想我父亲不会同意我玩儿。

虽然沃伦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拉斯韦加斯做一个赔率制定者，但是他没有将这事进行下去。1947年，霍华德·巴菲德和其他330名国会议员击败了总统杜鲁门的否决，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作为美国曾颁布过的最具争议性的立法之一，《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严格规定了工会的行为。该法案规定，如果工会通过一场罢工来声援另一场罢工，此行为非法；而且总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强制罢工工人复工。该法案被认为是“奴隶劳工法”。6虽然奥马哈是一座工会城市，但是，霍华德绝不会按照选民的偏好投票，他总是为自己的原则投票。

因此，当巴菲特一家在夏天回到奥马哈，沃伦和父亲去看家乡的棒球比赛时，他看到那些蓝领工人选民对父亲极其不满。

当在比赛间隙介绍到场的名人时，父亲起身，所有在场的人都嘘声一片。而父亲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他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但是，你们不能想象这对一个孩子所产生的影响。

即使是温和的对抗都让沃伦感到害怕，然而他不久就能独立面对这一切了。虽然快17岁了，但沃伦仍然只是个孩子，如果他早出生几年，可能会参军上战场。

沃伦没有参军，而是在秋天的时候开始上大学。巴菲特一家一直都认为沃伦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7沃顿商学院是全美范围内供本科生就读的最有地位的商学院。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也留下了很多名言，如“借钱味难尝，使人心悲伤”、“时间就是金钱”、“省一分钱即挣一分钱”等等。实际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沃伦非常合拍，当其他孩子玩耍的时候，精力过人的沃伦总是四处忙碌挣钱。

但是在沃伦看来，他并没有把这事看得太过重要。“我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已经挣了足够的钱生活，大学只会拖我的后腿。”但是他从来不会拒绝他父亲认为重要的事，因此，他勉强同意了进入学院学习。

考虑到儿子尚不够成熟，父母安排在奥马哈的朋友的儿子查克·彼得森当他的室友。彼得森比沃伦大5岁，刚刚在军队服役了18个月。彼得森相貌英俊，是个纨绔子弟，每晚和不同的女孩约会、喝酒。彼得森一家天真地认为沃伦也许能让他定定性，而沃伦的父母则觉得年长的查克也许有助于沃伦适应大学生活。

1947年秋，巴菲特全家送沃伦去费城。他们把沃伦和他的浣熊毛皮大衣都放进一个小小的宿舍套间。查克已经搬了进去，不过，当时他不在宿舍，而是在外面约会。

巴菲特一家驾车回到华盛顿，将沃伦留在了校园，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查克这样的年轻人。“二战”的老兵成群结队地走过学校的绿地，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的中心生活区全是这帮老兵。他们多年形成的世故和老道扩大了沃伦与同学之间的差异——在搬到华盛顿时，沃伦也曾有这种感受。校园生活忙碌又很社会化，在这样的校园里，在一群性格坚毅、穿着运动外套和锃亮皮鞋的人中，穿着松垮T恤和破旧网球鞋的沃伦很显眼。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橄榄球运动非常盛行，秋季的校园社交生活都是兄弟会组织的橄榄球比赛。沃伦虽然也喜欢运动，但是在这里运动的社交需求超过了他对运动的需求。他习惯了把大量时间用来琢磨事情、计算资金、整理他的收藏，以及在自己房间里演奏音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一年的1 600名学生四处交友调情、玩儿摇滚乐、喝酒、玩儿橄榄球，而沃伦的独居寡处则显得格格不入。8他就像蜂巢里的一只蝴蝶。

对于飞入蜂群的蝴蝶，蜜蜂出现强烈反应是预料中的事。查克保持着士兵式的整洁，当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新室友时，沃伦的邋遢令他感到震惊。他很快发现，沃伦完全不知道怎么独立生活。

在他们合住后的第一个晚上，查克因参加社交活动照例回来很晚。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发现整个浴室一团糟，而他的室友显然已经急匆匆地去上早课了。晚上看到沃伦时，查克说：“洗漱完以后请把浴室打扫干净，好吗？”“好的。”沃伦说。查克接着数落：“我早上进来的时候发现你把剃刀丢在水槽里，把肥皂沫弄得到处都是，毛巾扔在地上，简直比地狱还糟糕。我喜欢干净。”沃伦只好不停地道歉。

第二天早上查克起床的时候，沃伦的毛巾还是在浴室的地上，水槽里都是细小的胡须，此外居然还有一把湿漉漉的电动剃须刀。晚上，查克看见沃伦时对他说：“沃伦，你自己看看。用完剃刀要拔掉插头，否则别人可能会因此而触电。我不想每天早上帮你收拾，你的不拘小节会把我逼疯的。”“好的，好的，没问题。”沃伦答道。

可是，一切还是维持原样。剃刀还是放在水槽里。查克意识到，他说的话沃伦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他很生气，决定采取行动。他把剃刀的插头拔了，然后扔进已经放满水的水槽里。

第二天，沃伦买了一个新的剃刀，插上插头，浴室照旧一片凌乱。

查克没辙了，他想他是跟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叛逆的孩子住在一起。沃伦当时沉迷于阿尔·乔森的音乐，每天没日没夜地练习他的曲子，9唱着“妈咪，我愿意为了你的一个微笑而跋涉千里”。10

查克需要学习，可是沃伦的音乐让他无法安静。沃伦有充足的时间唱歌，因为他只买了少量的课本，而且在开学前就已经读完了，就跟别人看《生活》杂志一样。之后，沃伦把书本扔到一边，再也不翻。这让他能够把整晚的时间都用来唱“妈咪”——只要他喜欢的话。查克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而沃伦知道自己很幼稚，但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我那时候可能无法很好地适应一切，而且我和整个环境不同步。除了我的年纪也比其他人都小以外，在很多方面，我的表现比自己的年龄还幼稚。我真的无法适应社会。

查克的业余生活自然丰富多彩，他宣誓加入了Alpha Tau Omega兄弟会。沃伦对希腊人的生活不感兴趣，但是，他宣誓参加了父亲的Alpha Sigma Phi兄弟会。这个组织并不是特别令人讨厌，但是，其宣誓仪式却让沃伦闹了个大红脸。这个兄弟会的格言是具备热情、谦虚和勇气。沃伦有足够的热情和谦逊，但缺乏勇气却是他的致命弱点。11宣誓仪式是去沃纳梅克百货商店买特大号的女士内裤和内衣，沃伦在内衣柜台前徘徊了很久很久，然后才看见窃笑的售货员小姐。12

1947年秋天，利拉和多丽丝在华盛顿一个叫“Coffee with Congress”的电台节目中谈到沃伦那时理着平头、有点儿天真的外表。

主持人：沃伦长得英俊吗？

利拉：他小时候长得不错。他就是孩子气——我们不说他英俊，但他也不难看。

主持人：那他很帅。

利拉：不，不帅，只是对人友好。

主持人：那让我们从一个女孩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是很可爱？

多丽丝（外交辞令）：我觉得他给人一种粗犷而率直的感觉。13

尽管沃伦的鼓声和歌声很烦人，查克还是慢慢开始喜欢沃伦，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看。但查克始终不能理解，他的这个室友整个冬天一直穿着一双破旧的凯德软底帆布鞋。即使要打扮，也可能一只脚穿黑色的皮鞋，另一只脚穿棕色的，而沃伦本人却毫无察觉。

就像和沃伦在一起的很多人一样，查克感到自己必须好好照顾他。他们一周在学生食堂一起吃几次饭，沃伦每次都点同样的东西：一块牛排、一份土豆配菜和一罐百事可乐。后来沃伦又发现了一种浇着炼乳的巧克力圣代，每天都吃。有一天吃完午饭，查克把沃伦带到新安装的乒乓球台前，查克很吃惊，沃伦来华盛顿4年了，居然从来没有打过乒乓球。在最开始的几盘，沃伦只能勉强接住查克的球，查克显然赢得很轻松。

后来的一两天里，沃伦简直打乒乓球打疯了。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学生活动中心，找一个走过的人，然后在乒乓球台上将他“屠杀”。他每天下午要打三四个小时的球，查克简直不能相信沃伦的变化，但至少乒乓能让沃伦在查克学习的时候离开房间，不再制造噪声。14

然而乒乓球还不能完全满足宾夕法尼亚的体育锻炼要求，在斯库尔基尔河上赛艇和双桨式划水是宾夕法尼亚最流行的运动。学校有许多类似的俱乐部，沃伦参加了一个150磅重量级别的新生划船俱乐部，并加入了其中一支8个人的队伍。沃伦喜欢划船，就像喜欢举重、篮球、高尔夫球、乒乓球和他自己的波洛球游戏一样，因为这些运动是重复性的，有规律、有节奏。但划船是集体运动，沃伦喜欢投篮是因为他可以自己一个人练习。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参加过集体运动，甚至是和别人搭档跳舞。在他从事的工作和业务领域，他都能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但他没有办法和别人一起搭档工作。

“这太痛苦了。做一个船员，你不能就只是跟着或者滥竽充数。你必须和其他人同步把浆放在水里。你会累得难以置信，但是你必须跟上速度，而且必须要很和谐一致。这真是一项令人难以忍受的运动。”沃伦每天下午回到寝室，都是浑身湿透，手上起泡流血，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入睡。

他开始寻找另一种团队活动。他希望查克和他一起卖二手高尔夫球，但查克忙于学习和社交活动，拒绝了他。沃伦还建议查克和他一起搞弹子球生意，他不需要查克出钱出力，但查克根本搞不清自己能做什么。其实沃伦只是需要有个人听他谈他的生意。如果查克成为他的伙伴，那查克也将成为沃伦世界的一员。

他总是很擅长这种“汤姆·索亚历险”，但是有一次，他输给了查克。他仍然希望查克不仅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生意伙伴。沃伦曾邀请查克到华盛顿来，查克吃掉了利拉招待他的所有东西，甚至是燕麦片，利拉对此很是吃惊。“沃伦会什么都不吃，”她说，“他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总是让我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给他吃。”查克觉得很有趣，沃伦的妈妈居然被儿子搞得服服帖帖。

对查克来说，沃伦虽是不懂事的孩子，却是一个神童。上课时，沃伦总能记住教授说的话，根本不需要看课本。15他记性好到能记住页码，倒背段落，还在老师引用课文的时候纠正老师的错误。16他曾对一个老师说过：“你忘了逗号。”17

在会计课上，老师还没有把200个学生的考卷发完，沃伦就已经站起来交卷了。查克就坐在教室的另一边，感到分外挫败。沃顿是一个竞争激烈、学业负担很重的地方，但沃伦不需要付出很多就可以学得很好。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打鼓和唱歌上。

查克非常喜欢沃伦，但最后还是受不了了。

他搬出去了。有天早上，我醒来，查克离开了。18

在那个暑假，沃伦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回到了华盛顿，回到了家。利拉在外帮助军队做招募工作，所以巴菲特家的孩子们享受了一个难得的自由的暑期。伯蒂是一个露营顾问，而多丽丝则在Garfinkel商店找了份工作。让多丽丝吃惊的是，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商店职员问了她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们规定黑人只能在一楼买东西，而一楼不卖衣服。19

华盛顿是当时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黑人不能做有轨电车的司机，不能做任何高尚的职业，他们不能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不能在大多数餐馆吃饭，不能住酒店，也不能买歌剧院的票。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像华盛顿一样让深色人种感到紧张。一个外国游人说过：“我宁愿做一个印度贱民，也不愿意在华盛顿做一个黑人。”20当时被一些右翼人士认为是“商业共产主义报纸”的《华盛顿邮报》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种族主义运动。21虽然杜鲁门总统已经在军队中废止了种族歧视，同时推动公民权利改革，但进展很缓慢。

沃伦并不阅读风格自由的《华盛顿邮报》，几乎不关注华盛顿的种族问题。他还不成熟，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生意里。他又回去为《时代先驱报》送报纸，继续开着借来的福特小车。他又和丹利在一起，打算买一辆消防车，但最后还是花350美元买了一辆1928年的劳斯莱斯小轿车。它是灰色的，比一辆林肯轿车还要重。引擎一开始有点儿问题，沃伦和丹利维修了一下，然后终于开出华盛顿50英里后返回。车冒着烟，漏着油，开在路上歪歪斜斜。但当他们被警察拦下的时候，沃伦不停地说啊说，总算没有被罚。22

他们把车停在巴菲特家的车库里，但很快弄得家里都是烟，只好把车拖出来，停到街上。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来维修车子。多丽丝说：“基本上都是丹利在干活儿，沃伦只是负责在旁边看着，并不断鼓励他。”

当他们开始给车子刷漆时，丹利和他的女朋友诺尔玛·瑟斯顿买了一种带海绵的工具，把车刷成了深蓝色，看上去真的很棒。23消息自然而然地传开，于是他们把车出租，35美元一天。

沃伦又有了一个主意，他想让大家注意到他的车。丹利穿得像一个司机，而沃伦穿上他的浣熊毛皮大衣，发动汽车，带着头发染成鲜艳颜色的诺尔玛·瑟斯顿一起去市区。丹利假装在修引擎，沃伦拿着一根手杖给予指导，而诺尔玛·瑟斯顿则像个电影明星一样站在一旁。“这些都是沃伦的主意，”诺尔玛·瑟斯顿说，“他是比较有表演天赋的，我们想看看有多少人会在街上看我们。”

诺尔玛·瑟斯顿知道沃伦从来没有和女孩真正约会过，在和女孩子交往方面需要帮助。于是，她把她的表亲鲍比·沃利介绍给沃伦。他们在那个夏天纯情地约会，一起看电影、玩儿桥牌，沃伦接二连三地给她出各种动脑筋的谜题。24

秋天来了，沃伦离开鲍比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已经18岁，是大二学生。他现在有了两个新的室友，一个是兄弟会的克莱德·赖格哈德，另一个是分配到他们宿舍的新生乔治·奥斯曼。刚进学校时，沃伦让克莱德在一次商业计划中当挂名负责人，虽然那次的生意最终没什么进展，但是经过短暂的合作，两人成了朋友。

相比当新生的第一年，沃伦并没有改变太多，但他和克莱德的共同点显然要多于和查克的共同点。当时，克莱德觉得沃伦的网球鞋、T恤和脏兮兮的卡其布裤子很好笑，而当沃伦嘲笑克莱德的考试分数时，克莱德也不往心里去。“虽然他没有让我变得更聪明，但他确实让我更有效地利用已经掌握的东西。”克莱德说。事实上，沃伦是一个有效利用自己的资源的行家，尤其是利用自己的时间。他每天早早起床，在寝室吃完鸡肉沙拉，然后去学校上课。25在第一学年的混沌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门他喜欢的课——霍肯贝瑞教授的“101个行业”。这门课讨论了不同的行业，以及运营一家公司的具体细节。“纺织、钢铁、石油……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能想起书中提到的石油开采的法律，钢铁的贝塞麦炼钢法。我对那本书非常着迷，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意思。”不过，与沃伦住同一栋宿舍楼的哈里·贝沙是一位苦读生，和沃伦一起上霍肯贝瑞的课，学得很吃力，他很不喜欢沃伦轻松前进的学习风格。26

卡塔尔多教授所讲授的商务法也让沃伦很受用。“教授有非常强的记忆力，他会引用很详细的案例。我仍记得哈德利起诉巴克森格尔，以及肯伯起诉法伦的案例。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会尽量引用他讲授的知识来回答问题，不管是不是适用。教授则全盘接收。”

在优秀的记忆能力的帮助下，沃伦很轻松地学习，能充分享受其他时间。午饭时间，他会去Alpha Sigma大厦。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有旋转楼梯，工作人员是黑人克尔森。他穿着白色的外衣烹饪、打扫，让这个地方具有一种庄重之感。餐室的拐角处全天都有人玩儿桥牌游戏，沃伦会坐下来，玩儿上几把。27沃伦一直保持着对恶作剧的爱好，有时，他会让兄弟会的莱尼·法里纳在大街上摆个引人注目的姿势照相，而他自己假装在扒莱尼的口袋，或者是擦皮鞋。28

沃伦曾让年纪比自己大的科林光着身子、戴着面罩潜到水里去，和这种鬼主意一样，在这段时间里，沃伦和克莱德一起告诉他们的另一个室友乔治，说他看上去“精神不振，太瘦弱，如果不锻炼肌肉，就无法吸引女孩子”。他们最后策动乔治给自己买了几个杠铃。“然后，当哈里·贝沙在楼下学习的时候，我们常常‘砰砰’上下举动杠铃。我们把这些杠铃‘砰’地放在地板上，以此作弄贝沙，觉得特别有趣。”29

不过，在大学里，沃伦开始放弃让自己变得很强壮的想法。“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自己的骨头有问题。我的锁骨不够长，锁骨决定了你的肩膀宽度，而你无法改变你的锁骨。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厌烦并最终放弃的原因。我想明白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拥有女孩子所青睐的肌肉。”

自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伦还没有过任何约会。周六是兄弟会举行大型聚会的日子，有橄榄球比赛的赛前午餐会、赛后鸡尾酒会、晚餐和夜晚舞会。沃伦写信给鲍比，让她来过周末，并说他实际已经爱上了她。鲍比喜欢他，也被他的信打动，但却没有回应他的感情。30

沃伦和安·贝克有过一次约会，她在布林茅尔学院读书。当沃伦搬到华盛顿后不久，他曾在安爸爸的面包店打过工。那时沃伦读八年级，而安还是一个有着长长金发的小女孩。安·贝克曾经被评为高中最害羞的女孩。他们约会的那天就像是一场害羞比赛：他们一起在费城漫步，彼此都异常缄默。31“我们可能是全美最害羞的人。”沃伦回忆说。沃伦不知道要怎么挑起话头，一紧张，他就小声嘟囔。32

有时候，沃伦和克莱德开着借来的福特小轿车去郊区找关于木乃伊、吸血鬼和科学怪人之类的恐怖电影。33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有车，所以，他在兄弟会的兄弟们对此印象颇深。34这颇为讽刺：沃伦是唯一一个有车可以和女孩子有亲密关系的人，但却找不到女孩子。他不参加常青藤联盟大学的舞会和兄弟会之间的联谊舞会。而且他也总是会跳过Alpha Sigma Phi兄弟会周日的下午茶舞会，也从不参加兄弟会聚会。35当有人讨论关于性的问题时，他会紧张得脸红，并盯着自己的鞋子看。36在这样一所谈情说爱风行的学校，沃伦完全不在状态。

我试着喝酒是因为我参加了兄弟会，我交的会费的一半都用来为这些聚会买酒精饮品。我觉得我快喝醉了，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味道。我不喜欢啤酒。即使不喝酒的时候，我也会有愚蠢的举动。我的意思是，我就坐在那里，和其他人一块儿——他们不让我喝酒，我也会犯傻。

不过，即使没有女伴，也不喝酒，沃伦有时候也会出现在周六的联谊晚会上。他能够吸引一小群人坐在角落里，听他发表股评。沃伦了解股票市场，也知道怎么讲得动人。在投资和商业领域方面，沃伦在Alpha Sigma Phi兄弟会的同伴们都会听从他的建议，他们很崇拜沃伦在政治方面渊博的知识，认定沃伦具有某种“政治家的内在”，送了他一副球拍，上面写着给他起的绰号“参议员”。37

沃伦以新生身份加入了青年共和党，因为他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女孩。但是，沃伦没成为那个女孩的男朋友，反倒在二年级的时候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沃伦的上任时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总统选举年的秋季。1948年，共和党支持托马斯·杜威，让他和弱势的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竞选。

巴菲特一家越来越痛恨杜鲁门。虽然霍华德提出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目的是为了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和很多保守主义者一样，霍华德认为，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正在假装和苏联的斯大林套近乎。38此外，杜鲁门执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二战”后运送了1 800万吨食物到欧洲。霍华德则是74名投反对票的议员之一，他非常肯定马歇尔计划会是另一个版本的“老鼠洞计划”，也确信民主党正在破坏经济，于是，他开始买金项链给他的女儿们，以防美元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她们无法养活自己。

那年霍华德正在为他的第四次竞选忙碌，他在投票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之后被嘘，当时沃伦也在现场，不过，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样，沃伦认为霍华德的议员位置还是比较稳的。尽管如此，霍华德第一次将竞选托付给了竞选活动负责人手里——巴菲特家的朋友威廉·汤普森博士。在奥马哈，汤普森非常有名并很受尊重，他了解这个城市的命脉，此外他还是一位心理学家。日子一天天过去，选举不断向前推进，奥马哈的人们都赶来祝贺霍华德。“恭喜，你又当选了。”看上去选举似乎已经结束了。

另一边，杜威似乎也是稳操胜券。投票显示杜鲁门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过，杜鲁门毫不理会这些情况，一直在外面巡回演讲，每到一处，只作短暂停留，在火车车厢里发表演说，宣传他的“公平施政”政策：全民医疗保险，广泛的公民权利立法，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杜鲁门在奥马哈作了停留，参加了一个游行，为一个公园举行了落成仪式。他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似乎根本没读到报纸对他的失败的预测。39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沃伦很高兴地预期着父亲和杜威的胜利，并和费城动物园计划好，要在11月3日那天，骑着一头大象沿着伍德兰大街而行。沃伦想象着这将是一种凯旋的游行，就像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进入撒丁尼亚岛一样。

但是，在选举日的第二天早上，沃伦不得不取消了准备好的表演。杜鲁门赢得了1948年的总统竞选。霍华德输了，选民们把霍华德·巴菲特赶出了国会。“我之前从来没有骑过大象。当杜鲁门击败杜威，大象也没戏了。我父亲在他的4次竞选中，第一次遭遇失败。这真是糟糕的一天。”

两个月以后，霍华德任期结束，巴菲特一家要离开华盛顿前几天，沃伦的叔公弗兰克去世了。当沃伦还小的时候，在哈里斯·厄汉公司，弗兰克对着所有股票大喊：“价格会跌到零。”宣读他的遗嘱时，家里人发现他只投资了政府债券。40弗兰克叔公比他的“淘金女”太太活的时间长，按照他的遗嘱，所投资的政府债券被放到一个受限信托公司，并要求到期后，进行政府债券的再投资。仿佛是要说服他的侄子和信托人霍华德，弗兰克为家庭成员们都订阅了《巴克斯特书信》，告诉他们政府债券是唯一安全的投资。弗兰克希望来世获得平静，而他是当时唯一一位巴菲特家族中对身后事有交代的人。

但是毫无疑问，霍华德害怕通货膨胀，并认为政府债券最后会变成废纸。他的担心战胜了他对遗嘱的顾忌，他设法修改了弗兰克的遗嘱，并在法律上获准了一些技术上的调整，这样一部分钱最后可以用于股票投资。41

这一切的发生适逢利拉所说的“多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暴风雪侵袭了中西部地区，有好几周，人们不得不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从内布拉斯加周边的州县空运干草给被冰雪封锁的牲畜，不让它们在自己眼皮底下死去。42这个严冬的干草堆成为了杜鲁门胜利的标志。从来没富裕过的霍华德现在有两个孩子在读大学，另一个则快要进大学了。他重新回到以前的公司，现在叫巴菲特–福克公司。但在霍华德离开期间，他的合作伙伴卡尔·福克已经完全控制了公司客户，现在也没有兴趣和霍华德一起分享。霍华德在奥马哈市区漫无目的地走着，雪花扫过他的脸，他想寻找新的客户。但是，由于他长期不在奥马哈，大多数人都只能通过他写的文章了解他，而诸如《人类自由取决于可兑换黄金的货币》之类的文章则让他获得了极端主义者的称号。43在1949年春天，霍华德去乡间，为了寻找新主顾，敲开每家农户的大门。44

对沃伦来说，父亲的失败让他感到很难过，但也让他找到理由离开东海岸。他觉得学校很枯燥，非常痛恨费城，还因此给费城取了一个绰号叫“肮脏的德尔菲”（Filthy-delphia）[1]。45

春季的学期一旦结束，沃伦回来后就可以永远待在家里了。他的心情如此轻松，连信上都签的是“前沃顿的巴菲特”。他的理由是，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学费比宾夕法尼亚大学便宜，他要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完最后的课程。46他把轮胎破旧的福特小车还给了戴维·布朗，由于轮胎实行配额供应，47因此如何更换轮胎就是布朗的事了。沃伦只想要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纪念品。离开的时候，沃伦和克莱德用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谁将拥有西蒙写的《桥牌失利原因解析》。结果沃伦赢了。

[1] 费城英文名为Philadelphia，与沃伦新起的绰号发音相近。——编者注

15 面试

林肯、芝加哥，1949~1950夏

沃伦在1949年夏季回到内布拉斯加，回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林肯日报》找了一份工作，负责管理这份报纸在非城市地区的投递工作。他和他的朋友杜鲁门·伍德（多丽丝的男朋友）一人出一半的钱买了一辆车。沃伦在林肯市待得很舒服，早上去大学上课，然后下午开着车四处走，管理他的送报业务。在空暇时间，他会拜访当地报纸的编辑，和他们聊商业、政治和新闻行业的话题。监督管理报童是一件严肃认真的工作，因为沃伦现在是负责人了。来自6个农村县级地区的50个男孩向“巴菲特先生”报告工作情况。当沃伦雇用了比阿特利斯镇一名牧师的女儿后——他认为她会很负责地递送报纸，管理方面的挑战就来了。有三个比阿特利斯镇的男孩立马就不干了，因为沃伦把送报变成了一份女性化的工作。

在奥马哈的那个夏天，沃伦有部分时间在JC Penney服装店销售男士服饰。他重燃对女孩子的兴趣，买了一把夏威夷四弦琴，和一个女孩的男朋友展开竞争。不过，最后的结局是，沃伦手里只拿着夏威夷四弦琴，却没有俘获那个女孩。

不过，JC Penney服装店倒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场所。员工们每天早上在地下室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上演一次“赛前动员会”。沃伦穿着廉价的西装，弹奏着他的新四弦琴，所有人一起唱歌，然后沃伦出发去男装区做他那份75美分每小时的工作。这家店会在圣诞期间请沃伦回来做事，仍然是让他销售男士服饰。看着成堆的服饰商品，沃伦问他的经理，怎么跟顾客介绍这些衣服。“就告诉他们这是一种精纺毛料制成的服饰，”兰福德先生说，“没有人知道精纺毛料是什么东西。”沃伦压根儿就不知道精纺毛料是什么，不过，在JC Penney服装店，他只卖过这玩意儿。

到了秋天，沃伦和杜鲁门·伍德一起租下了佩珀大街上一栋装修不错的房子，然后开始了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习生活。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相比他更喜欢这里的老师，他选了很多的课程，跟从他迄今为止遇到过的最出色的老师雷·戴恩学习会计课程。

那一年，沃伦的高尔夫球买卖重新开张，这次的搭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朋友杰里·奥兰斯。沃伦会开车到奥马哈火车站，从他以前的供货商“Half-Witek”那里挑选高尔夫球。1奥兰斯是沃伦在东海岸的销售人，不过实际上，沃伦确实需要一个合伙人。他同时也投资股票，并打算卖出汽车制造商西泽–弗雷泽公司的股票。这家企业在1947年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不过之后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汽车市场份额从大约5%减少为不到1%。“亲爱的爸爸，”沃伦在信纸上写道，“如果说这些市场份额的变化不存在显而易见的趋势，那我的统计学就白学了。”西泽–弗雷泽公司上半年损失了800万美元，“因此，再考虑到做假账的因素，亏损可能更大。”2他和霍华德一起卖空了这只股票。

回校上学期间，沃伦去经纪商Cruttenden-Podesta公司的办公室，问一个叫鲍勃·索纳的股票经纪人在哪里交易股票。索纳看着黑板说：“5美元。”沃伦解释说，他卖空了股票——借了股票卖出去。如果价格如预期那样下跌了，那他可以把股票买回来，归还股票，获得差价赢利。因为沃伦认为西泽–弗雷泽公司会破产，如果他以5美元/股卖出了这些股票，那他就可以花几分钱把股票买回来，每股可以赚将近5美元。

我会让这个傲慢的小后生好看！索纳说：“你的年纪还不够卖空股票。”“哦，是的，”沃伦说，“我是以我姐姐多丽丝的户头做的。”沃伦说明了这只股票价格会跌到零的原因，并摆出了证据。3“他完全把我给驳倒了，”索纳说，“我毫无还嘴之力。”

沃伦等着西泽–弗雷泽公司的卖空之计生效，一直等着。在等待期间，他开始到Cruttenden-Podesta公司附近转悠。他对这个策略很有信心，西泽–弗雷泽公司最终会一钱不值，这太明显了。与此同时，沃伦和索纳还成了好朋友。

1950年春，经过3年的学习，沃伦只需要再上几节暑期班的课就可以毕业了。就在这时，沃伦做出了一个完全改变他到目前为止的生活轨迹的决定。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和能力在35岁的时候实现成为百万富翁的目标，而无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然而现在他却立志要去哈佛商学院，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他对正规的课程学业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学习知识则很有兴趣，并认为自己大部分是在自学。不过，哈佛给了他两大重要收获：声望威信和未来的人际关系网。他刚刚目睹自己的父亲被赶出国会，而且股票经纪职业也遭遇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父亲往往为了自己坚定的最终理想而孤立自己，不惜牺牲人际关系。所以，沃伦选择哈佛并不意外。

沃伦非常有信心哈佛会录取他，以至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邀请杰里·奥兰斯和他一起去读哈佛。4此外，他也认为自己可以申请到奖学金。

有一天，我在学生报纸《内布拉斯加日报》上读到一条小新闻，上面说：“今天将颁出约翰·米勒奖学金。5申请者请到商学院所在大楼的300房间。”如果你得到所选择的学校的鉴定认可，那么该奖学金将会为你提供500美元。[1]

我去300房间，是唯一一个到场的人。那里的三名教授一直想再等等看。我告诉他们：“不，别等了，已经3点钟了。”因此，我没动一个指头就得到了这笔奖学金。

这笔从大学报纸上获得的钱让沃伦变得富裕，他在半夜起身搭乘前往芝加哥的火车，去参加哈佛的入学面试。沃伦19岁，比毕业生的平均年龄小了两岁，同时也比商学院学生的平均年龄小。他的成绩不错，但并非特别拔尖。尽管是国会议员的儿子，但他没有动用任何关系以进入哈佛。既然霍华德·巴菲特不会讨好人，也不愿受人吹捧，那么他的儿子也不会这样。

沃伦打算凭借自己对股票的了解在面试时有不俗的表现。到现在为止，无论什么时候他开口谈到股票，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听他说话。他的亲戚、老师、父母的朋友，以及同学们和所有想听他关于股票的观点的人，都是如此。

不过，他错解了哈佛的宗旨——其目标是培养领导者。他来到芝加哥，进入面试。沃伦因为自己在股票方面具有天赋而拥有自信，面试的男士通过这种对单一领域的自信一下就看到了沃伦的自我意识和他不太自信的内在。“我的样子看起来在16岁左右，而情绪的表现大概是9岁。我和进行面试的哈佛校友待了10分钟，他评估了我的能力，把我拒之门外。”

沃伦根本没有得到机会展示他的股票知识。哈佛的这位先生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在几年后，他会有更好的机会。沃伦很天真，这番话并未令他十分消沉和低落。当哈佛来信拒绝他的申请时，他惊呆了。他说，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要怎么跟我父亲交代呢？”

虽然霍华德很吃惊，表情也不太好看，不过他对他的孩子并不苛刻。哈佛是沃伦的梦想，并不是他父亲的梦想。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沃伦要怎么跟他妈妈交代。

虽然他们进行过交谈，但是记忆都已经模糊。不过，后来沃伦认为哈佛遭拒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幕。

沃伦几乎立刻动手研究其他学校。一天，快速翻阅哥伦比亚大学概况手册的时候，他见到两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

对我来说，这可是两个响当当的名字。我刚好读过格雷厄姆的书，不过，我不知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格雷厄姆的书”指的是《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1949年出版。6这本书向各类投资者，不管是谨慎型还是投机型，提供实战建议，摧毁了华尔街的投资惯例和陈规，颠覆了以前股票投资在大范围内存在的一致性思维。这本书首次用老百姓都能明白的方式阐释说明，股票市场并不是通过黑魔法在运行。通过真实示例，比如北太平洋铁路、美国夏威夷轮船公司，格雷厄姆展示了如何运用一种理性和数学的方式对股票进行估值。他说，投资应该是系统化行为。

这本书迷住了沃伦。很多年来，他去市区的图书馆，查看每一本可能与股票和投资有关的书。很多书都提出了基于模型挑选股票的系统，沃伦想要一个能够可靠运行的系统。他曾经着迷于数字化分析方式——技术分析。

“我把这方面的所有书读了又读。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可能是加菲尔德· 德鲁写的关于散股交易的书，7这本书非常重要，我把它读了3遍。我还看过爱德华兹和麦基的书，8那可是技术分析的圣经。我会去图书馆，把它们一口气读完。”不过，当他发现《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后，他反复咀嚼。和他一起租房的杜鲁门·伍德说，“他就好像找到了亚威。”9在仔细研究和思考后，沃伦有所创新和拓展，进行了自己的“价值投资”。通过他父亲的关系，他知道了一家叫Parkersburg Rig & Reel的公司。他根据格雷厄姆的规则进行了研究，然后买了200股。10

根据沃伦手里所拿的哥伦比亚大学介绍手册，那位他最喜欢的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金融学。戴维·多德也在那儿当老师，是商学院的教学副院长、金融系系主任。1934年，格雷厄姆和多德合著了关于投资的基础教程《证券分析》。《聪明的投资者》是给外行人看的《证券分析》版本。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介绍手册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能够提供如此多的机会，可以直接了解、熟悉实际的商业行为。在这里，学生可以和著名的美国商界领袖人物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他们中很多人会慷慨地把时间用于研究生课程、讲座和研讨会。这个城市的商业团体很欢迎学生来访。11即使是哈佛都不能提供这些。

沃伦如今决定要去哥伦比亚。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

我在8月写的申请信，离开学只剩一个月，而其实我早应该这么做了。天知道我写了些什么。我可能写的是，我刚刚在奥马哈大学发现了这本册子。手册上面说你和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贵校任教，我认为，你们是站在奥林匹斯山山顶的某个地方，正笑着俯视我们其余的人。如果我能被录取，我会很高兴。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入学申请，这可能是一次非常私人的申请。

不过，以这种书面申请的方式，沃伦给人留下的印象比面试成功多了。这份申请最后到了戴维·多德的桌上，他当时是商学院副院长，主管招生。到1950年为止，多德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27年的老师，而且，他实际上已经是著名的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初级合伙人。

多德身材瘦小、虚弱，还秃顶，一直照顾着待在家里、身有残疾的妻子。多德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比沃伦的父亲年长8岁。也许多德被这封申请信所透露的个人天性触动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和格雷厄姆更感兴趣的是学生对商业和投资的偏好，而不是他们的情感成熟度。格雷厄姆和多德并不想打造领导者，他们是在教授一种特别的专业技能。

不管是什么原因，在截止日期之后，没有经过面试，沃伦就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1] 500美元可不是一个小数，这相当于2007年的4 300美元。

16 一记好球

纽约，1950秋

沃伦只身一人来到纽约。在这里他唯一认识的人就是他的舅妈多萝西·斯塔尔——受人尊敬的马里昂·斯塔尔的遗孀，除了舅妈之外，他再也不认识任何自己喜欢的慈祥女性了，他在商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和家人也就离了几小时的路程，但在这里，就他自己。沃伦的父亲再一次醉心于政治，正奔忙于重新获得国会议员的席位——这一次他是一个人操持竞选活动了。不过，即便他胜出，纽约到华盛顿也有很长一段距离。

沃伦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太晚了，无法住进学校的学生宿舍。因此，他找了最便宜的住宿地：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一天一角钱。住在青年会位于西34街——离宾州火车站很近的斯隆楼，则是每个房间一天一美元。1沃伦可不是个穷光蛋，他身上带着米勒奖学金提供的500美元，以及父亲给他的2 000美元——既是毕业礼物，也是不许吸烟的部分协议。2此外，沃伦另攒了9 803.7美元，其中一些投资了股票。3沃伦的净资产包括44美元现金、买汽车的一半出资，以及投在Half-Witek高尔夫球业务上的334美元。不过，因为沃伦把每1美元都看成将来某一天的10美元，因此，除了必需的花费外，他是不会多拿出1美元的。每一分钱都是雪球的一片小雪花。

第一天沃伦去上戴维·多德的课——“金融学111~112章：投资管理和证券分析”。他记得多德一改平日的谨慎，对他的到来当面致以温馨的欢迎。沃伦已经多多少少记得一些教材《证券分析》的内容——格雷厄姆和多德写的关于投资的基础读物。4作为《证券分析》这本书主要的起草和构思组织者，多德对书的内容当然非常熟悉。不过，要说到教材本身，沃伦·巴菲特说：“事实就是，我比多德更了解教材。我可以引述书里的任何一段内容。当时，这本书差不多有七八百页，我知道里面的每一个例子，我已经把内容全都吸收了。有人如此喜爱他的书，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对多德有怎样的影响。”

《证券分析》出版于1934年，这本巨著详细阐述了很多新颖的理念，而之后这些理念被深入浅出地总结为《聪明的投资者》。多德对本杰明·格雷厄姆4年以来的讲座、讨论会一丝不苟地做了笔记，并用自己的公司财务和会计学的知识对其内容进行了组织和丰富。多德在缅因州卡斯考湾的切比克岛有一栋房子供夏日避暑。在参加高尔夫球比赛和钓鲐鱼锦标赛的间隙，他在这所房子里构思了书的结构、校对了书的排版。5多德很谦虚地定义自己的角色：“格雷厄姆很有才华，而且长期以来其卓越不凡的经历增补了他的天资，他还是一名了不起的文学天才。而我最大的用处就是在很多问题上充当‘魔鬼代言人’的角色——当我认为他在这些问题的争论中显得孤立无援的时候。”6

多德的课程教授对违约的铁路债券进行估值。从孩提时代开始，沃伦就有点儿喜欢铁路。当然，因为联合太平洋那漫长、曲折和丰富多彩的发展历史，当铁路破产来临时，奥马哈实际上是问题的中心。7沃伦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读汤森德写的《债券推销术》，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他当时曾向圣诞老人许下了一个特别的愿望，希望得到这本大部头书。8现下，他喜欢破产的铁路债券的程度就如同期盼温暖春雨的鸭子。多德注意到了沃伦，请他到家里，带他去吃晚餐。沃伦得到了多德如父亲一般的关注，同时也很同情妻子有精神疾病的多德。

在课堂上，多德会提问，而沃伦会先于他人举手。每一次，他都知道问题的答案，都想回答，生怕失去了关注，毫不介意自己看起来会显得很傻。不过，有同学回想说，他看上去也不是在卖弄，他只是年纪很小、富有热情和不太成熟。9

和沃伦不同，他的大部分同班同学对股票和债券几乎没什么兴趣，可能都觉得这门必修课很沉闷无趣。他们是非常同质的一群人，在毕业拿到学位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去了通用汽车、IBM或美国钢铁。10

同学中有一个人叫鲍勃·邓恩，是班里的学术明星。沃伦很羡慕他堂堂的仪表以及他的聪明才智，经常去他的宿舍拜访他。一个下午，邓恩的同屋弗雷德·斯坦贝克正在睡午觉，突然被高声的说话声吵醒了。半睡半醒之间，他开始意识到，有人正在谈论一些有趣的事情，以至于他都无法再打盹儿了。从床上起身后，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平头、衣衫不整的小伙子在滔滔不绝地说话。这个小伙子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前倾，好像有人在他的脑后正端着一支发令枪。斯坦贝克坐在一张椅子上，开始听沃伦说话，沃伦正权威地大谈他发现的一些被低估的股票。

明眼人都看到，沃伦已经完全沉浸于股票市场。他谈论一系列的小公司，包括轮胎橡胶公司和制锁企业萨金特公司，以及规模更大、做五金批发的马歇尔·韦尔斯公司。11听着听着，斯坦贝克就成了跟随者，他立刻出门，有生以来第一次买了股票。

斯坦贝克是一位活跃的销售员的儿子，他父亲靠着坐在福特T型车后座上售卖一包包止头痛药粉和“迅速复原兴奋药粉”——里面全是可卡因——而发财致富。12在卡罗来纳州的索尔兹伯里的小村子里，有一条同盟大街，他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弗雷德·斯坦贝克很有分析头脑，为人缄默含蓄，他天生就是沃伦的倾听者，两个人开始待在一块儿，他们一个是说话快速、看起来身材瘦弱的小伙子，一个是有着沙金色头发、长相英俊并且声音好听的年轻人。有一天，沃伦有了一个主意。他向多德教授请假去参加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年会。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前的几个月，他和霍华德一起买了25股该公司的股票。

马歇尔·韦尔斯公司是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五金批发商。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年会。他们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市举行这次年会，因此，可能没什么人参加。

沃伦对股东大会的看法产生于他对商业本质的理解。他最近刚刚卖掉他的农场，价钱比5年前翻了一倍。在他拥有农场期间，他和租用农场的农户一起分享作物产生的利润。不过，他的租户得不到出售农场的利润。作为一名出资人，沃伦提供资金并承担风险，然后再获得利润——如果有利润的话。

沃伦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所有的生意。雇员管理业务，分享由他们的劳动所产生的赢利。不过，他们对自己的雇主负有责任。当公司业务增长，获得成长收益的是雇主。当然了，如果雇员也购买了股票，那他们也会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伙人。但是，无论雇员买了多少股票，作为雇员，他们仍然需要向企业所有者报告工作成绩。因此，沃伦把股东大会看作管理者管理工作的会计清算时间。

不过，公司的管理层可不这么想。

沃伦和他的新朋友斯坦贝克坐火车去泽西市。他们来到法人信托公司楼上的一间土褐色的会议室，看到有6个人在等着开会，公司打算以例行公事的方式敷衍地走完法律要求的股东会议程序。让人感到荒谬的是，公司管理层的冷淡和股东的漫不经心都对沃伦非常有利，因为越少人参加股东会，他从公司获得的信息就越有价值，无论是哪些信息。13

来的人中，有一个人叫沃尔特·施洛斯。沃尔特34岁，很瘦，脾气温和，一头黑发，来自纽约犹太移民家庭，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创办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4个员工之一，每周的工资只有微薄的50美元。14会议开始后，施洛斯开始发问并指出管理层存在问题。尽管如此，按照德卢斯的标准，他也可能被视为无礼之人，冒犯了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这群人。“对这些外来者在他们的股东大会上插话，”斯坦贝克说，“他们有一点儿不高兴。之前从未有任何人来参加他们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这样。”15

沃伦立刻就被施洛斯的分析吸引了，当施洛斯表明自己是在格雷厄姆–纽曼工作的时候，沃伦的反应就像是家人重聚。会议刚一结束，沃伦就找到施洛斯，两人开始聊天。沃伦发现施洛斯和自己意见相投，都相信财富很难积累，但是容易失去。施洛斯的祖父在纽约的哈莫尼俱乐部里流连忘返，浪费光阴，而把自己的服装公司丢给会计员看管——会计员就是保管资金和往来记录的人，结果会计员监守自盗，挪用公司资金。之后，施洛斯的父亲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收音机制造厂，但是在他们售出收音机之前，仓库在可疑的情形下被烧得精光。再之后，在施洛斯13岁的时候，他母亲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失去了财产继承权。

施洛斯一家靠汗水和决心度日。施洛斯的父亲找了一份工厂经理的工作，之后还推销邮票。施洛斯一从高中毕业就在华尔街当跑腿的——经纪公司里的“小马快递”[1]中的一员，在街上跑来跑去传递信息。后来，施洛斯还在公司处理股票方面的杂事。他曾问他的上司，他可否分析股票，回答是“不行”。不过，他被告知“有个叫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人刚刚写了一本《证券分析》，看了这本书，你就能了解你所需要的一切了”。16

施洛斯一页页地读完格雷厄姆的书后，希望学到更多。每周两个晚上，从5点到7点，他开始去纽约金融学院听格雷厄姆的投资讲座。格雷厄姆于1927年开办这些讲座，作为他想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的大学课程的尝试。当时，公众并不了解股票，课堂上挤满了人。格雷厄姆有所保留地说：“虽然我告诫我的学生，课上所提到的股票都只是为了示例说明，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推荐去购买，但是，我所讨论的几只被低估的股票中有一些之后出现了大幅上涨，这样的事确实发生了。”17

当格雷厄姆提到他正在购买的股票时，像高盛首席交易员古斯塔夫·莱维这样的人会飞快地跑回去实施这些想法，让自己和公司赚钱。施洛斯完全被格雷厄姆的理念征服了，他后来成了自己偶像的雇员之一，为格雷厄姆和他的合伙人杰里·纽曼工作。沃伦发现自己本能地被施洛斯吸引住了，不只是因为他那令人羡慕的工作，也因为他坚韧不拔和毫无优势的奋斗背景。在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沃伦同时结识了另一位股东，虎背熊腰、叼着雪茄的路易斯·格林，一位有名的投资人，也是一家规模虽小，但很受人尊重的证券公司史赛克·布朗的合伙人。他也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圈子里的一员。18格林、格雷厄姆和纽曼一起寻猎廉价的公司，他们想要购买足够多的股票，以进入董事会，进而可以对管理层施加影响。

沃伦被路易斯·格林吸引住了，想要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因此找机会和格林聊了起来。沃伦、斯坦贝克和格林一起从新泽西坐火车返回。格林请这两个年轻人吃了顿午餐。

有这样的经历真不错。沃伦发现格林很吝啬，这一点很符合他的脾气。“这个家伙非常富有，而我们去的是咖啡馆一类的地方吃饭。”

吃午饭的时候，格林开始聊起被女人追求的感受，而这些女人都是为了他的钱。格林已经人过中年了，因此，他的处理技巧就是直接面对这些女人：“你喜欢这些假牙？还是我的秃头？或者是我的大肚子？”沃伦很享受和格林的聊天，直到格林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一个让他坐立不安的问题。

他问我：“为什么你买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票？”

然后我说：“因为本杰明·格雷厄姆买了。”

千真万确，格雷厄姆已经成了沃伦的英雄，即便两人从未谋面。因为购买马歇尔·韦尔斯公司股票的灵感来自于《证券分析》，所以，沃伦可能认为，他必须要仔细认真地把获得的东西了解清楚。19不过，实际上，沃伦有很好的理由去买马歇尔·韦尔斯公司，而不只是因为《证券分析》一书提到过这只股票。

马歇尔·韦尔斯公司是北美很有名望的最大的五金批发企业。公司非常赚钱，如果它把收益分给股东作为股息，股东可以每股得到62美元。而当时股票的成交价格是200美元/股。持有一股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票就如同持有一只利率高达31%的债券（200美元/股的股票每股收益为62美元）。以这个利率，在3年时间内，沃伦每在马歇尔·韦尔斯公司投1美元就可以获得差不多两美元。即使公司不把收益分给股东，股票价格最终也会上涨。

如果你拒绝这样一只股票，那你一定是个疯子。

不过，沃伦没有向路易斯·格林说明上述任何理由。相反，他说因为本杰明·格雷厄姆买了马歇尔·韦尔斯公司。

格林看着沃伦，说“好球”。沃伦说：“我永远忘不了他说这话时的表情。”

沃伦慢慢明白了他的意思：“沃伦，独立思考。”他觉得自己愚蠢极了。

沃伦不想再犯任何类似的错误，而且他的确想找到更多像马歇尔·韦尔斯公司这样的股票，因此当格雷厄姆的讲座临近，沃伦记熟了他能找到的关于格雷厄姆的一切——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他写的书、他投资的具体股票以及他自身的情况。沃伦了解到格雷厄姆是一家叫GEICO公司的董事长。20《证券分析》里面没有提到过这只股票。当沃伦查看《穆迪手册》的时候，他发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拥有GEICO55%的股份，但是最近把股票分给了股东。21

这个GEICO公司是做什么的？沃伦很好奇。因此，几周后，在一个寒冷的周六清晨，沃伦跳上了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第一班火车，来到了GEICO公司的大门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不过一个警卫给他开了门。这名警卫后来回忆，沃伦以最谦卑的态度问他是否有人可以向他解释一下GEICO的业务，他确实提到自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一名学生。

警卫快步走到楼上GEICO财务副总裁洛里默·戴维森的办公室，他正坐在那里办公。面对沃伦的请求，戴维森心想：“既然是本杰明的学生，那我给他5分钟，并对他的到来表示感谢，然后礼貌地把他打发走。”22于是，他告诉警卫把沃伦带过来。

沃伦向戴维森作了自我介绍，带着清晰、恰到好处但又有些讨巧的真诚：

我叫沃伦·巴菲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本杰明·格雷厄姆可能会成为我的教授。我读过他的书，认为他非常了不起。我注意到他是GEICO的董事长。我一点儿也不了解GEICO，所以，我来这里希望了解这家公司。

戴维森开始向沃伦谈起鲜为人知的汽车保险业务，心里想着，出于好心对待格雷厄姆学生的考虑，他可以浪费自己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不过，戴维森说：“在他提问有大概10~12分钟之后，我意识到，我正在和一个非同一般的年轻人谈话。他问我的问题是经验老到的保险股票分析师才会问的问题，非常专业。他年纪不大，长相很年轻。他称自己是学生，但是他的言语却像一个阅历颇深的人。他的知识很渊博。当我对沃伦的看法改变后，我开始向他提问。然后我发现，他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报自己的所得税，而且从此以后每年都会填报，他做着很多小生意。”

洛里默·戴维森自己已经取得很多成就，因此很难被什么打动。他的学业并不拔尖，不过，他说：“几乎从我10岁或11岁开始，我就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就是想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我从未想过其他的职业（除了当一名债券推销员之外）。”他将华尔街视为圣地麦加，“最后的终点”。

1924年，戴维森推销了一周债券，就赚了1 800美元的佣金。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用借来的钱投资股票市场，交易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股票。1929年7月，他认为股票价格会下跌，卖空了交易价格不合理的无线电公司股票。然而，不合理的价格变得更加不合理。当股价上涨了150个点的时候，戴维森赔了个精光。接着，当市场在10月29日崩盘的时候，为了控制和处理他的客户正面临的惊恐，他不得不把怀孕的妻子和自己挣来却又赔掉的每一分钱都先抛到一边。他和他的同事熬到凌晨5点，追缴客户的账户保证金。客户们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借来的钱进行股票投资的。

一开始，客户带着现金来偿还他们的贷款。市场观察家和政府官员一直不停地表示股票市场会很快反弹。他们的反应速度不错，但是方向错了。随后每追缴一次保证金，戴维森余下的客户就有一半清仓，无法支付他们的债务，还被取消账户。在大萧条之前，戴维森的兜里每年能装进10万美元佣金，23但是，很快他销售债券每周只能挣100美元——即使这样他还是富有的人。“真的是满目凄凉，”他回忆起大萧条的时候，“我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已结婚生子，之前非常成功，但现在他不得不去卖5分钱一个的苹果。”

就是通过销售债券的工作，戴维森碰巧拜访了GEICO。当他弄明白GEICO的经营方式后，他立马被吸引住了。

GEICO致力于汽车保险业务，通过邮购营销，而不通过经纪人，因此，其保险相对便宜。24这在当时是很具有革命性的理念。要想赚钱，GEICO需要建立一套规则，来回避某些家伙，比如那些在凌晨3点喝了半瓶龙舌兰酒，然后超速行驶30英里的人。25借鉴了USAA保险公司（其销售对象只限于军队官员）的做法后，GEICO的创建人里奥·古德温和克里夫斯·里尔决定只向政府雇员销售他们的汽车保险。因为和军队官员一样，政府雇员都是很负责任的人，习惯于遵纪守法。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政府雇员的人数很多。GEICO就此诞生。

后来，里尔家族雇用了戴维森销售他们的股票，因为他们的根基在得克萨斯，不想再两边来回跑。在组织联合购买者的时候，戴维森接触了纽约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本杰明·格雷厄姆很感兴趣，但是他听从了他那位脾气暴躁的合伙人杰里·纽曼的意见。戴维森说：“杰里认为以发行价购买股票是非法的，他说，‘我之前从来没有以发行价购买过任何股票，现在我也不打算开这个头。’”

他们讨价还价，通过适度的让步，戴维森说服杰里投资100万美元购买了GEICO公司55%的股份。格雷厄姆成了GEICO的董事长，纽曼加入了董事会。六七个月以后，洛里默·戴维森告诉GEICO的首席执行官里奥·古德温，自己愿意降低工资为GEICO工作，去管理公司的投资。古德温咨询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意见，格雷厄姆同意了。

戴维森的故事让沃伦听得入了迷。“我只是不停地问关于GEICO的问题，他那天都没有去吃午饭，就坐在那里，和我谈了4个小时，仿佛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当他打开那扇见我的大门时，他也为我打开了通往保险世界的大门。”

当时，保险领域的大门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被钉死的，不过，商学院教授保险课程。沃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研究过保险，而这个领域的某些方面和赌博有些类似，这激发了沃伦计算赔率的兴趣。他开始对一种叫作联合养老保险的保险方案产生了兴趣——人们把钱放到一块儿，形成资金池，活到最后的人得到全部的基金。不过，当时这种做法是非法的。26

沃伦甚至考虑把保险精算作为职业，如果是这样，他可能会数十年埋首桌面，辛苦处理统计数据，计算人的预期寿命。除了这些明显适合他个性的方式之外，计算寿命的保险精算工作可以让沃伦把时间都用来思考他最为关注的两件事之一：寿命预期。

不过，他另一件最喜欢做的事——敛财，占了上风。

沃伦正在抓住商业的基本理念：公司如何赚钱？一家企业更像一个人，它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为雇员和股东赚钱的方式。

他领会到，因为GEICO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售保险，那它能够挣钱的唯一法门就是拥有尽可能低的成本。他同时明白，保险公司收取客户的保险费，要早在赔偿金支付之前，用保险费进行投资。对他而言，这听起来像是拿别人的钱免费使用，正是他所喜欢的那种方法。

对沃伦而言，GEICO是一个永不赔钱的企业。

周一，离沃伦回到纽约还不到48小时，他抛售了正在增长的资产组合中价值75%的股票，用现金买了350股GEICO。对一个平常做事谨慎的年轻人来说，这可是一大反常之举。

这么说毫不夸张，因为按照GEICO当时的价格，这是一笔本杰明·格雷厄姆不会同意的投资，即便格雷厄姆–纽曼就在最近成了GEICO的最大股东。格雷厄姆的想法是购买价格低于资产价值的股票，他并不信奉只专注于几只股票。不过，从洛里默·戴维森那里学到的东西让沃伦吃了一惊。GEICO正在快速成长，他自信能够正确预期该公司今后几年的价值。就这点而言，公司的股票现在很便宜。沃伦为父亲的经纪公司写了一份关于GEICO的报告，报告上说GEICO的交易价格是42美元/股，是其最近每股收益的8倍。他提醒到，其他保险公司的交易价格相对其收益的倍数要比这高得多。虽然GEICO是保险这个大领域的一家小公司，但它的竞争对手都是那些“增长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的公司。沃伦接着对GEICO5年后的价格作了一个保守的预期，他认为股票的价格到时会涨到80~90美元/股。27

很难想象沃伦能做出如此“不具有格雷厄姆风格”的分析。格雷厄姆所经历的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泡沫和大萧条让他对收益预期持怀疑态度，虽然他在上课的时候会讲述估值方式，但是他自己从来不用估值方法来选择股票。不过，沃伦把他耐心积攒的资金的75%押注于他所计算的预期数字。

到了4月份，他给盖尔公司和布莱斯公司写信——最有名的经纪公司，擅长投资保险类股票——希望得到它们的研究分析。之后，他拜访了一些专家，和他们谈论GEICO。在他听到这些人的意见之后，他解释了自己的理论。

他们告诉沃伦他疯了。

他们说，GEICO不能胜过那些规模更大、更有建树的公司，那些公司通过经纪代理人销售保险。GEICO只是一家小公司，市场份额不超过1%。拥有几千名保险经纪人的大型保险公司主导着整个行业，因此，GEICO永远是一家小公司。不过，GEICO就在眼前，它的成长像6月的蒲公英，赚钱的速度像丹佛造币厂。

沃伦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看不到他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

[1] “小马快递”，即Pony Express，19世纪初美国西部邮递驿站系统。——译者注

17 珠穆朗玛峰

纽约，1951春

随着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学期的开始，沃伦兴奋地忙碌起来。他父亲在第四次竞选中刚刚再次获胜进入国会。而且沃伦终于能见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了。

在回忆录中，本杰明·格雷厄姆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离群索居者，一个在高中之后就再没有亲密朋友的人：“我适合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但却无法成为他们的密友或老朋友。”1“没人能打开他的壳，人们都很敬佩他，也都很喜欢他，全都想成为他的朋友，甚于他希望旁人成为自己朋友的意愿。你接触他以后会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但你无法成为他的知心朋友。”巴菲特后来将这种“壳”称为格雷厄姆的“保护衣”。即使是他的合伙人戴维·多德，和他的关系也从未非常亲密。格雷厄姆在理解并与他人有所共鸣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人们发现和他谈话是件很难受的事——他思维太理智、知识太渊博、头脑太聪明。在人前的时候，格雷厄姆很难令人感到轻松，在他的公司里，人们必须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虽然他为人总是很和蔼，但他很快就厌倦和他的朋友同事进行交谈。他一生的“真正朋友和亲密友人”是他最喜爱的作者——吉本、维吉尔、弥尔顿、莱辛，以及他们专注的领域。格雷厄姆说，对他自己而言，这些人和他们所倾注的研究，比生活在他周围的人更重要，让他的记忆更深刻。

格雷厄姆出生时叫本杰明·格劳斯鲍姆。2从他出生到25岁这段时期，美国经历了4次金融恐慌和3次经济衰退。3格雷厄姆9岁的时候，他父亲过世，此后，家里的财产逐渐减少。在1907年的金融恐慌中，格雷厄姆那一心追逐名利、野心勃勃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大部分的微薄家产，最后不得不当掉首饰珠宝维持生活。格雷厄姆最早的记忆是，自己站在银行出纳窗口那里，想把母亲的支票兑现，而出纳员用清晰入耳的声音问他的同事，格劳斯鲍姆太太是否能够兑现5美元。格雷厄姆回忆，在这段时期，亲戚的好心“虽然无法令家里免于羞辱，但把他们救离了悲惨的生活”。4

不过，格雷厄姆在纽约公立学校读书期间，表现非常优异。在学校里，他用法语读维克多·雨果，用德语读歌德，用希腊语看荷马，用拉丁文读维吉尔。毕业后，他想去读哥伦比亚大学，但需要经济资助。当奖学金核查人拜访格劳斯鲍姆家后，拒绝向本杰明提供奖学金。本杰明的母亲坚信，核查人这么做的原因是家里仍然留有几张路易十六时期的椅子，还有其他几件精美的家具。不过，本杰明却肯定是因为核查人发现了自己精神上存在的“秘密缺陷”：“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和被法国人称为‘难以改正的坏习惯’（这是对手淫的委婉说法）的这个毛病进行斗争。我天生就具有的清教徒思想以及当时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体疾病加在一起，将我的这个坏习惯升级成为精神和生理上的大问题。”5

格雷厄姆和他的坏习惯最终一起来到了免学费的纽约城市大学，无人理会他，他也身无分文，认定这所大学的文凭无法让他在自己所渴望的这个势利而又有教养的世界里飞黄腾达。两本借来的书被人从格雷厄姆的柜子里偷走了，他必须出钱把书补回去，这成了压倒格雷厄姆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根本没有零用钱。他退学了，找了一份装配门铃的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心里吟诵《埃涅伊德》（Aeneid）和《鲁拜集》（Rubaiyat），甚至在检查运货单的时候，他都能在脑子里自娱自乐地创作十四行诗。最后，他又申请了一次哥伦比亚大学，而这次他得到了之前被拒绝的奖学金——事后发现上次是因为一位职员搞错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格雷厄姆成了学生明星。毕业的时候，他拒绝了法学院的奖学金，也没有接受去哲学、数学或者英语院系当老师的工作，而是听从院长的建议，进入了广告业。6

格雷厄姆的幽默感总有一种讽刺挖苦的倾向。他第一次写韵律诗是给卡博纳公司的洗衣液写的，不过，结果是被弃而不用。因为对客户来说，这首诗太过骇人：

威诺娜有一位年轻的姑娘

她从未听闻过卡博纳

她用一罐苯洗衣

她可怜的双亲现在真为她遗憾

过了这段时期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推荐格雷厄姆去纽伯格·汉德森·洛比经纪公司工作。关于华尔街，格雷厄姆说：“我只是道听途说，以及从小说里知道华尔街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戏剧舞台。我非常急切地想参加它那些神秘的仪式和重大的事件。”

1914年，格雷厄姆从华尔街的最底层做起，周薪12美元，跑腿送消息。之后，他当上了助理信息员，在客户室里急速来回走动，改写黑板上的股票报价。通过传统的华尔街职业路线，格雷厄姆把这些工作提升为一项事业：他在一旁进行研究，然后某一天，一个场内经纪人把格雷厄姆写的一份报告——调低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债券的估值，给了巴切公司的一位合伙人，这人之后聘用格雷厄姆当了统计分析员。7多年后，格雷厄姆以合伙人的身份回到纽伯格· 汉德森·洛比公司，一直待到1923年。接着，一群出资人，其中包括罗森瓦德家族的成员（西尔斯的早期合伙人），用25万美元的创业资本吸引他离开公司自己干，这笔钱能让格雷厄姆开创自己的事业。

格雷厄姆在1925年关闭了这家企业，因为他和出资人在他的薪金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26年1月1日，他以45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本杰明· 格雷厄姆联合账户”，资金来自客户和自有资产。不久之后，其中一个客户的兄弟杰里·纽曼愿意投资公司，并成为格雷厄姆的合伙人。他不拿分文工资，一直到他学会公司业务，并给公司带来了利润。不过，格雷厄姆坚持付给纽曼工资。纽曼为合伙公司带来了广博的商业常识以及管理技巧。

1932年，格雷厄姆在《福布斯》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是《难道美国企业更应关闭而非生存？》。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公司管理层只知道坐拥现金、坐等投资机会，而投资者却无视这些股价无法反映的价值。格雷厄姆知道如何发现和提炼出公司的价值，但是他有资金方面的麻烦。因为股票市场的损失，联合账户的资金从250万美元下跌到了37.5万美元（已考虑了分红、赎回和亏损），格雷厄姆认为自己有责任弥补合伙人的损失，但这意味着不得不让现有资金增长两倍多。要让联合账户继续存活下去，就需要有人投入一些资金。杰里·纽曼的岳父投资了5万美元，拯救了他们。1935年12月，格雷厄姆果真令资金增长了两倍，把亏损都赚了回来。

因为税务原因，1936年，格雷厄姆和纽曼将公司重组为两家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和纽曼–格雷厄姆公司。8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收取固定费用，向公众发行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纽曼–格雷厄姆公司则是一家对冲基金，一家私有的有限合伙公司，其合伙人个个经验老到，按照管理人业绩向格雷厄姆和纽曼支付酬劳。

虽然格雷厄姆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名道姓地说杰里·纽曼缺乏“亲和力”、要求苛刻、没有耐性、吹毛求疵，在谈判时总是过于强势，但是，这两人还是一直合作了30年。而纽曼认为格雷厄姆“非常不受人欢迎，即使是在他那数量众多的朋友圈里”，“经常和合作同伴发生争吵”，而自己最后总能修复关系。他和格雷厄姆的长期相处相容得益于格雷厄姆的保护性外衣，其他人的行为似乎从来不能干扰格雷厄姆的镇定。

一次例外是格雷厄姆和一家知名公司的管理层发生争执。在对州际贸易委员会公开发布的报告进行认真而勤勉的研究之后，他发现北方石油管道公司除了管道运输资产外，还拥有价值95美元/股的铁路债券，而这家石油运输公司的股票价格是65美元/股。不过，控制该股票的洛克菲勒基金并没有向股东透露有关该铁路债券价值的消息。股票的价格低迷，并没有反映出债券的价值，因此格雷厄姆开始悄悄买入股票，直到他的公司成为仅次于洛克菲勒基金的第二大股东。然后，他积极推动公司管理层向股东发售这些债券。北方石油管道公司是1911年破产后由标准石油公司接管的，其管理层均来自标准石油。他们和格雷厄姆兜圈子，表示公司需要留着这些债券，以便日后有能力更新老旧的石油管道。但是格雷厄姆对这些情况了解得比他们更透彻。最后，管理层干脆就这么回复：经营石油管道是一项既复杂又专业的事，你知之甚少，而我们已干了一辈子。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公司经营策略，那何不卖掉你的股份？

不过，格雷厄姆认为自己服务于公司的全体投资者，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他没有卖出自己的股份，而是去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城参加股东大会，在会上，他是唯一一名公司职员以外的人。他提出了对铁路债券的建议，但是管理层拒绝认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支持他的建议。在和格雷厄姆的交锋中，管理层的做法也让他感觉到有些反犹太的气息，这令他很难放弃这场战斗。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格雷厄姆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又额外购买了一些股份，准备以法律手段和管理层作战——投票表决权之战。到下一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候，格雷厄姆已经购买、积攒了足够的投票权，让另外两人进入董事会，从而倾斜了董事会天平。公司同意了格雷厄姆的提案，最后向股东派发了相当于每股价值110美元的现金和股票。

此战闻名华尔街，而格雷厄姆则继续将他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打造成为虽非业内最大，但却最知名的投资公司。

他令公司声名鹊起，即使这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他的教学直接取材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案例。每次他在课堂上提到某只股票，学生都会跑去购买这只股票，从而推高股价，令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购买成本更高。这让杰里·纽曼有点儿抓狂。为什么要让其他人参与到公司正在做的买卖当中，从而增加公司业务的难度？要在华尔街上挣钱就意味着你得严守你的理念和想法。不过，正如巴菲特所说，“本杰明并不真的在意他所拥有的财富数量。他的确想要足够多的钱，因为他经历过1929~1933年这段艰苦的时期。不过，如果他认为他的钱已经满足需要了，那么，对他来说，其他任何事情就完全失去物质意义了。”

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20年的经营期里，它的年收益率比股市的业绩表现高出2.5%——在华尔街的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能打破这个纪录。2.5%这个数字听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经过20年的复利，这就意味着，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投资者，最后能比那些获得市场平均收益的人多赚65%。更重要的是，格雷厄姆获得这些超高收益的同时所面临的风险还比那些只投资股票市场的人低。

格雷厄姆主要通过他的数字分析技巧来获得高收益率。在他之前，评估证券的价值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猜测。格雷厄姆首创了一套精密的系统方法来分析股票的价值，他喜欢只分析公开信息——通常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而即便是公司管理层的公开会议，他也很少去参加。9虽然他的助手沃尔特·施洛斯去参加过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东大会，但这是施洛斯自己的想法，并不是格雷厄姆的授意。

每个周四下午收市之后，格雷厄姆的第三任太太埃斯蒂开车带他离开华尔街55号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办公室去哥伦比亚大学，给“普通股估值班”上课。这门课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门顶级金融课，因此，只有声誉很高且正在从事资金管理工作的人才能教授此课。

当然了，沃伦带着崇拜和敬畏仰望着格雷厄姆。他在10岁的时候——早在他了解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投资界是何许人之前——就读过北方石油管道公司的故事。如今，他希望能和他的老师互有往来。不过，在课堂之外，沃伦和格雷厄姆鲜有共同兴趣。格雷厄姆涉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他写诗，是个众所周知的失败的百老汇剧作家；他还在好几本笔记本上写满了笨拙的发明想法；他还全身心地去舞厅跳舞，在亚瑟·默里的工作室里，他脚步笨重地舞动了数年，跳起舞来仍像肢体僵硬的士兵，还高声数出舞步；在晚餐宴会上，他经常中途消失，跑去演算他的数学公式、读普鲁斯特（法文），或者独自一人去听歌剧。他宁愿做这些事也不愿和无趣的公司同事待在一块儿受罪。10“我记得我学过的东西，”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却记不住我生活里的事。”一个例外是，他把约会看得比学习要重。

一个人如果要与一流作者竞争以吸引格雷厄姆的注意，那么，唯一途径是这人是一名女性，而且主题是性。格雷厄姆个子矮小，也没有堂堂仪表，不过人们告诉他，他那性感丰满的嘴唇和具有穿透力的蓝眼睛会让他们想起爱德华·罗宾逊。11他的五官有些部分使他像一只小精灵，但他长相并不英俊。不过，对喜欢挑战的女性来说，格雷厄姆似乎是珠穆朗玛峰：她们遇到他，就想登顶。

就格雷厄姆的三任太太而言，他的偏好变化极大：从充满热情、意志坚定的教师海兹尔·马左，到百老汇的歌舞女郎卡罗尔·维德——比他小18岁——再到第三任妻子，他的前任秘书，聪明智慧、无忧无虑的埃斯特尔·埃斯蒂·梅辛。复杂的三段婚姻源于他对一夫一妻制的完全漠视。格雷厄姆后来在他的回忆录12里这样开头：“让我以最认真、最严肃、最清醒的方式来描述我的第一段出轨。”6句话之后，他开始用尖刻的语言说明这段关系，“一点儿也不漂亮的”珍妮只有“20%的吸引力，80%的机会”。如果她的吸引力大一点儿，他在同他喜欢的女性发展性关系的时候，有失体面、恼羞成怒的机会就会少一点儿。结合格雷厄姆的两大嗜好看，他也许还为在地铁上遇到的心仪女性匆忙写过引诱性的小诗。不过，他太理性了，就算是他的爱慕者，要赢得他的目光也肯定是一大挑战。回忆录里的随后一段文字快速从婚外情转向商业，这才是真正的格雷厄姆：13

她有一艘汽船，在这艘船的船舱里，我们度过了最后一小时，记忆令人感伤。（我当时几乎没有想到过，我的公司之后会控股这家老式的汽船运输公司。）

对格雷厄姆的太太们而言，他的花心简直令人发狂。不过，沃伦当时对格雷厄姆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他一心一意地想着能从才华横溢的老师那里学到东西。1951年1月，在格雷厄姆课程的第一天，沃伦走进了一间摆放了一张长方桌的狭小教室。格雷厄姆坐在中间，周围坐着十八九个人。大部分学生年纪都比较大，还有一些是退伍老兵。有一半人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而是旁听这门课的生意人。沃伦又一次成了最小的一个，不过也是知识最丰富的一个。沃伦的同学杰克·亚历山大回忆说，14当格雷厄姆发问的时候，沃伦必然是“第一个举手，并立马开口发言的人”。班级的其他人都变成了本杰明和沃伦的“二重奏”的听众。

1951年，很多美国企业仍然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格雷厄姆鼓励学生用股票市场的现实案例来解释这类低迷、无人问津的公司，比如格瑞夫兄弟桶业公司，这是一家制桶公司，沃伦有它的股票。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正缓慢衰退，不过，如果卖掉其资产和库存，并偿付负债，相对于由此而得的现金而言，其股票的价格还是存在很大的折扣。最后，格雷厄姆得出结论，公司的内在价值会得到体现，正如随河水漂流的木桶在冬天会被冰层覆盖，而在春天解冻时，会突然露出水面一样。你只能通过解读资产负债表，解密这些证明冰层下藏着一桶财富的数字。

格雷厄姆说，企业和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会认为自己的净资产是7 000美元——价值50 000美元的房子，减去45 000美元的抵押贷款，加上其他储蓄2 000美元。和人一样，企业有属于自己的资产，比如它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也有要支付的债务，即负债。卖掉所有资产并支付债务，剩下的就是公司的股东权益，或者叫净资产。如果有人以某个价格购买了股票，这个价格所反映的公司价值比它的净资产还要便宜，那么格雷厄姆认为，最终——“最终”是个很狡猾的用词——股票价格会上涨以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15

这听起来简单，但是证券分析的艺术在于细节，要扮演侦探，探测出资产的真正价值，发掘被隐藏的资产和负债，思考公司能挣到什么或者不能挣到什么，要拆解细则条款，发现股东的权利。格雷厄姆的学生都知道，股票并不是抽象的几页股票凭证，它们的价值可以被分析出来——先计算整个业务的价值，然后再分成几小部分。

不过，最复杂的问题在于“最终”这个问题。股票交易价格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与其内在价值不一致。一名分析师可以对所有问题做出正确的计算，但从市场的角度，终其一生的投资生涯，他仍会出错。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扮演侦探的同时，你还得拥有格雷厄姆和多德所称的安全边际——也就是可供出错的足够空间。

格雷厄姆的方法或许能打动研究这种方法的人。有的人能立刻领会，将之作为一种非常巧妙的寻宝之法；而有的人则将其视为沉闷的作业而畏缩退避。沃伦的反应就如一个在山洞里度过了一生的人，从山洞中出来第一次感知到现实时，在阳光下眨着眼睛。16沃伦之前的“股票”概念来自股票凭证交易价格的波动。而如今，他将这些股票凭证看作未必能反映公司真实状况的简单符号。他立即就明白，这些纸质凭证并不是一只“股票”的象征，就像小时候一堆堆的瓶盖并不代表那些冒着泡、有不同口味、人们很想喝的汽水一样。他以前的想法瞬间消失，他一下被格雷厄姆的理念所征服，并从格雷厄姆的教学方法中获得了启示。

格雷厄姆在课堂上采用各种很巧妙、很有效果的“诡计”，他会“埋伏”两个问题，一次问一个。他的学生认为他们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但当第二个问题随后而来的时候，他们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格雷厄姆会描述两家公司，一家公司状况很糟，差不多要破产了，而另一家状况良好。在请全班分析这两家公司之后，他会揭晓结果：这其实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家公司。所有人都对此惊讶不已。这些都是关于独立思考的教训，令人记忆深刻，尤其是格雷厄姆的思维方式。

除了“公司A、B”的教学方法之外，格雷厄姆还常常讨论两类事实真相问题。事实1是绝对和肯定存在的，事实2是经证实和确认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认为一家公司的股票值X元，那么价格就会变成X元，除非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其股票值另外的价钱。然而，这并未影响到股票的内在价值——事实1。因此，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购买便宜的股票。这一投资方法不折不扣地源于对心理学的了解，这种方式的使用者可以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决策。

在格雷厄姆的课堂上，沃伦学到了三大主要原则：

• 一股股票是拥有一家企业一小部分的权利，是你愿意为整个企业所支付价格的某一部分。

• 使用安全边际。投资是建立在估计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大范围的安全边际保证了不会因为误差而导致失败。最重要的是，前进的方法首先是不要后退。

• “市场先生”是你的仆人，而不是你的主人。格雷厄姆假设了一个喜怒无常的角色叫“市场先生”，他每天都会提供股票买卖的机会，而这些价格经常都是不合理的。“市场先生”的情绪不应该影响你对价格的看法。不过，他真的会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低买高卖的机会。

在以上观点中，安全边际的观点最重要。一股股票可能是一家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而你可以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但是，有了安全边际，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格雷厄姆用不同的方法构成他的安全边际。在购买价格远远低于他所认为的价值的股票时，他也从来不会忘记债务风险。虽然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繁华的时代之一，但是格雷厄姆早期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并让他养成了假设最坏可能的习惯。从他在1932年发表于《福布斯》的文章可以看出，格雷厄姆看待企业时更多考虑的是倒闭价值而不是存活价值，并多以公司已经倒闭，即关门并被清算时的价值来思考一只股票的价值。格雷厄姆总是暗暗回顾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非常多的企业倒闭。他一直让公司保持小规模运作，部分原因就在于他非常厌恶风险。他很少过多地购买任何公司的股票，无论公司经营得多完美。17这表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持有大批公司的股票，需要精心管理。这无数股票的售出价的确低于企业的破产清盘价值，令巴菲特成了格雷厄姆的狂热追随者。但是，他并不赞成格雷厄姆购买如此多企业的股票。巴菲特把自己的所有资金都投到一只股票上：“本杰明总是告诉我，GEICO的价格太高了。以他的标准，GEICO并不是应该购买的股票。不过，到了1951年年底，我还是把自己75%左右的资产都投资到了GEICO。”无论如何，沃伦还是很崇拜他的老师，即使他并不非常赞同格雷厄姆的某一个理念。

随着春季学期一天天过去，沃伦的同班同学逐渐接受了教室里的“二重奏”常规剧目。杰克·亚历山大说，沃伦“是个非常专心致志的人，他可以专注得像一只聚光灯，几乎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保持专注，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18沃伦能够引述格雷厄姆的投资案例，也能提出自己的投资案例。他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以前的老报纸，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会查找1929年的报纸，不过，我找不到足够的报纸。我什么都看，不只是关于商业和股票市场的。历史很有趣，而报纸上就有关于历史的东西，只需读一些段落、新闻，甚至是广告。报纸把你带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曾亲眼目睹历史的人会告诉你一切，而你如同真的生活在那个年代。

沃伦收集信息资料，剔除掉其他人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偏见。他花很多时间阅读穆迪和标准普尔的手册，寻找股票。不过，格雷厄姆每周的课程是沃伦最为期盼的，甚于他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他甚至说服信服自己的弗雷德·斯坦贝克加入进来，旁听一两堂课。

对班级里的其他人来说，沃伦和他老师之间的“化学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个人特别留意到了沃伦。比尔·鲁安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位股票经纪人，在读了两本重要而难忘的书《消费者的游艇在哪儿？》和《证券分析》之后，他通过自己的母校哈佛商学院找到了格雷厄姆。鲁安喜欢讲关于他股票经纪工作的事情，虽然他总信誓旦旦地说他的第一职业选择是在广场酒店当电梯服务员，不过，一成不变的漫长等待让这一未来预期偏了轨。19他和沃伦一拍即合。但是，无论是鲁安，还是格雷厄姆其他任何一个学生，包括沃伦在内，都不曾想过去看看格雷厄姆在课堂之外的样子。不过，沃伦总是找理由去拜访他刚刚认识的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新朋友沃尔特·施洛斯。20沃伦对施洛斯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他的妻子在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患有抑郁症，而他一直照顾着妻子。21和戴维·多德一样，施洛斯非常忠诚，而且立场坚定，这都是巴菲特正在他人身上寻找的品质。他也羡慕施洛斯的工作。后者通过打扫厕所，能免费换取一件灰色的实验室风格的细棉质夹克，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每个人都穿着这种衣服。在他们填写表格（格雷厄姆需要用这些表格来验证股票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资标准）的时候，这件衣服可以防止自己的衬衣袖子被弄脏。22最重要的一点是，沃伦想要为格雷厄姆工作。

随着学期末的临近，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忙着安排他们的未来。鲍勃·邓恩前往美国钢铁公司，这可能是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公司。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将努力在大工业公司里面向上爬作为通向成功之路。在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战后及大萧条后期的美国，安稳的工作非常重要，而美国人都相信，从政府到大企业，这些机构在本质上都是乐善好施的。在机构的蜂房里面找到一间巢室，并学会如何适应，这是人们通常的预期。

我觉得，班里没有一个人在思考美国钢铁公司是否是一家好公司。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家大公司，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他们正在登上哪一类“列车”。

沃伦脑子里有一个目标。他知道，如果格雷厄姆雇用了他，他会胜过其他人。虽然沃伦在很多事情上都缺乏自信，但在股票这个专业领域，他总是很有底气。他向格雷厄姆毛遂自荐，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即使是梦想到格雷厄姆这位大人物的公司工作，也需要胆识和勇气，不过，沃伦就是这么闯劲十足，毕竟，他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明星学生，班里唯一一个得“A+”的人。如果沃尔特·施洛斯可以在那里工作，为什么他不可以？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提出可以无薪工作。他前往格雷厄姆的公司，请求得到一份工作，心里的自信远远胜过他乘车去芝加哥，接受哈佛商学院面试的时候。

格雷厄姆拒绝了他。

他人很好，只是说：“看，沃伦，在华尔街，‘白鞋’公司，即大型投资银行，不雇用犹太人。我们这里只有能力聘用为数不多的员工。因此，我们只用犹太人。”办公室里的两位女性雇员的确是犹太人，公司所有人都是犹太人。这有点儿像是格雷厄姆版本的“反优先雇用行动”[1]。事实是，50年代真的存在对犹太人极大的歧视，对此，我很理解。

巴菲特发现，对格雷厄姆，自己无法说出任何表示不满的话，即便在数年之后也是如此。当然，失望是难免的。格雷厄姆难道不能为他的得意门生破一次例雇用一个不花他一分钱的人吗？

将老师奉为神明的沃伦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格雷厄姆不认为与他存在个人交情，格雷厄姆认定了这点，因此他不会破例，即使沃伦是他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位。沃伦并不称格雷厄姆的心意，至少暂时还没有。沃伦很灰心失望，一直到毕业时才再一次振作精神，踏上了列车。

不过沃伦还有两件聊以自慰的事，他回到奥马哈，感觉自己属于那里。在奥马哈，他更容易追求他的爱情，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奥马哈女孩，并爱上了她。和往常一样，他所喜欢的这个女孩还没喜欢上他。不过，这一次，沃伦下定决心要扭转她的心意。

[1] 1964年，约翰逊总统首次促使“反优先雇用行动”成为联邦法律，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尤其是作为弱势和贫困主体的美国黑人、西语裔、亚裔和妇女。——译者注

18 内布拉斯加小姐

纽约、奥马哈，1950~1952

在和女孩交往方面，沃伦一直是个失败者。他很渴望有一位女朋友，但他与众不同的特质阻碍了他在这方面的诉求。“和女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害羞的一个，”他说，“不过，我对此的应对可能就是让自己变成一台说话机器。”一旦他把股票或政治话题都说完了，他就只能开始咕咕哝哝。他很害怕邀请女孩出来约会，当有女孩偶尔做了一些事，让他觉得自己不会被拒绝的时候，他就能鼓起勇气，但是一般而言，他的态度是，“为什么她们不来约我呢？”因此，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他并没有太多约会。而当他有约会的时候，总有些事似乎不太对劲儿。

有一次约会是和一个叫杰基·吉莉安的女孩去看棒球比赛，而高潮是在回家的路上，车撞上了一头奶牛。他带另一个女孩去高尔夫球场打球，结果也不顺利。1开着灵车去接芭芭拉·威根德，用沃伦的话说，“真的有点儿令人绝望”。和像安·贝克这样害羞的女孩出去约会，他就像变哑了一样，一声不吭。他心里很没有把握，不知道该怎么做。女孩子们也不想听什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安全边际。如果他和鲍比·沃利的关系连一垒都到不了——她整个夏天都在和沃伦约会——那他还有什么希望呢？他想，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也许姑娘们也这么想。

最后，1950年，在沃伦回哥伦比亚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沃伦的妹妹伯蒂为他和她在西北大学的室友安排了一次约会。对方是一个脸形圆圆、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一头浅黑色的头发，名字叫苏珊·汤普森。2她比伯蒂大18个月，通过短时间的接触，她就给伯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特别的女孩。3沃伦一见到苏珊，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不过，他怀疑她好得不真实：“一开始，我认为她是装出来的。我被她迷住了，并打算追求她，我决心找到一个突破口。我只是不相信有人真的像她这样。”不过，苏珊对沃伦并不感兴趣，她爱着别人。

在沃伦出发去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在《纽约邮报》的伊尔·威尔森的随笔专栏上，4他看到1949年的内布拉斯加小姐范尼塔·梅·布朗正住在韦伯斯特女性住宅区5，并和年轻的偶像歌手埃迪·费希尔在电视上表演。

范尼塔和沃伦同期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书，虽然直到现在她才引起沃伦的注意和追求。内心的一些感受战胜了沃伦的内向，魅力四射的内布拉斯加小姐在纽约生活，于是沃伦给住在韦伯斯特的范尼塔打了一通电话。

范尼塔“上钩”了，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约会。沃伦了解到她的成长背景和自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范尼塔长在南奥马哈的牲畜饲养场，放学后就在奥马哈冷藏库清洗鸡肉。她那可以上封面的身材，以及邻家女孩风格的脸蛋，令她离开了生长地。她在奥马哈的派拉蒙电影院找到一份引座员的工作，之后，她成功地利用喜欢展现自己的特点，在当地的选美大赛上摘得桂冠。巴菲特说：“我觉得，她天生的特质和性情迷倒了评委。”在获得了“内布拉斯加小姐”的头衔之后，她以“内布拉斯加公主”的身份代表内布拉斯加州参加了华盛顿特区的樱花节。然后，她离开华盛顿来到了纽约，拼命想要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成功。

虽然沃伦并不是那种会带女孩子去斯托克俱乐部共进晚餐，或者去科帕卡巴纳看演出的人，不过，范尼塔还是很欢迎自己的老乡。很快，这两人就一起游逛纽约的大街。两人都期盼着彼此的关系升温，因此，还去了大理石教堂，去听诺尔玛·文森特·皮尔博士的演讲——在自我提升领域，此君是享有名气的作家和演说家。在哈得孙河畔，沃伦用夏威夷四弦琴为范尼塔弹奏《甜甜的乔吉亚·布朗》，并随身带着奶酪三明治作为郊游的食物。

即使范尼塔很讨厌奶酪三明治，但她似乎很愿意一直和沃伦见面。6沃伦发现范尼塔是个很有趣的人，而且反应敏捷，和她交谈就像是在玩儿嘴上乒乓。7范尼塔浑身散发的绚丽光环令她具有如磁石般的吸引力。不过，范尼塔对沃伦的兴趣并没有蒙蔽沃伦，没有令他忘记自己毫无社交技巧。时光一年年过去，他对社交能力的提高越发感到绝望。他看到一则戴尔·卡内基的公开演讲课程的广告——沃伦很认同戴尔·卡内基，因为他的方法曾经帮助他与人更好地相处。于是，沃伦揣上100美元，去纽约听这门卡内基课程。

我去听戴尔·卡内基的课，因为我的社交适应能力让我痛苦万分。我到那儿，付了钱，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因为我失去了勇气。

就沃伦对苏珊·汤普森的追求而言，他的社交缺陷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整个秋天都在给苏珊写信。苏珊的反应并不令沃伦感到乐观，不过她也没让沃伦别去骚扰她。沃伦很快就想到一条策略，通过成为苏珊父母的朋友来接近他们的女儿。感恩节的时候，沃伦和他们一起去埃文斯顿市，看西北大学的橄榄球比赛。之后，他们三人和苏珊一起吃晚餐，不过，苏珊很早就甩下他们，出门约会去了。8

沃伦在假期后回到纽约，很气馁，但心里仍然迷恋苏珊。他还是继续和范尼塔见面。沃伦说：“在我遇到的人中，她是最具想象力的一个。”

实际上，沃伦和范尼塔的约会开始游走于意外和风险的边缘。很多次，当霍华德在众议院讲话的时候，范尼塔都威胁沃伦说要去华盛顿，跪在霍华德面前，尖声大叫：“你儿子是我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沃伦觉得她可能真的会这么干。还有一次，他们离开电影院，因为无法再看下去了，这时，她想象出这样一出场景：沃伦把她举起来，折叠好，塞进街角的铁丝网垃圾筒。她悬挂在那里，高声呼叫，而沃伦则大步离去。9

范尼塔漂亮又聪明，也很有趣，但同时，她也很危险。沃伦心知，和她纠缠得越来越深是一件危险的事儿。但是，与她的交往也确实令人感到激动，就像是用链条牵着一只豹子，看它能否成为一只乖巧的宠物。“范尼塔能够让自己的表现非常得体，要做到这点，她没有任何难处。唯一的问题在于，她是否想这么做。如果她不想令你难堪，那么你就无须杞人忧天。”

有一次，沃伦邀请范尼塔去纽约运动员俱乐部参加为弗兰克·马修斯举行的宴会。弗兰克是一位知名律师，同时也是海军部部长。一位美丽的内布拉斯加小姐挽着自己是一件很加分的事。马修斯也是内布拉斯加人，参加宴会的人全都是值得结交的人，沃伦也希望自己被人结识。在鸡尾酒会的时候，范尼塔真的让沃伦成了人们的话题。当沃伦介绍范尼塔是他的女伴后，范尼塔纠正了他的说法，并坚持说自己是他的妻子。“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做，”范尼塔说，“我令他颜面无光吗？你们也以我为耻吗？每次我们外出，他都假装我只是他的女朋友，其实我们已经结婚了。”

最后，沃伦意识到，虽然范尼塔想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能做得很得体，但“事实是，她总是想要令我尴尬，她就喜欢这么对我”。然而，范尼塔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如果沃伦没有其他的人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谁都说不准。10

每次沃伦回到内布拉斯加的家里，只要苏珊·汤普森同意，他就去见她，虽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太多。在沃伦看来，苏珊非常成熟，甚至有权威感，而且博爱。“苏珊比我要成熟得多。”沃伦说。他开始深深为苏珊而倾倒，并离开范尼塔，即便对苏珊而言，他“明显不是头号选择”。11“我的意图和想法非常清楚，”沃伦说，“不过，我就是无法打动她。”

对巴菲特一家而言，苏珊·汤普森家并不陌生，实际上，正是苏珊的父亲，汤普森博士，一手策划了霍华德唯一一次失败的再竞选活动。不过，在大部分方面，他们和沃伦要多不同就有多不同。苏珊的母亲多萝西·汤普森身材娇小，长相甜美，待人温和、真诚，洞彻这个世界，在家里是个贤妻良母。她在下午6点分秒不差地将晚餐摆上饭桌，照顾她的丈夫威廉·汤普森博士所领导的一家大小。威廉·汤普森个头矮小，有着一头很炫的银发。他总打着领结，穿着三件套的纯毛西服，通常是淡紫色、糖果粉红色或黄绿色的。他风头正劲，总是带着一种自信：自己正被人崇拜。他说，他抵得上“一长队的教师和传道士”。12

威廉·汤普森是奥马哈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他在管理学院的同时还教授心理学课程。而作为助理体育主任，他还负责大学里的体育课程，并以一位前橄榄球运动员和体育迷的所有热忱管理着这些课程。这一角色令他出名到“镇上每个警察都认识他，因为他的驾驶方式”，巴菲特说，“这是一件好事”。威廉·汤普森还设计智商和心理测试题，并监督市里所有上学的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测试。13他并不在意在休息日打扰人们，并测试他们的小孩。每逢周日，他还会穿上圣命牧师的圣衣，在小小的艾文顿的基督教堂里用低沉而浑厚的声音非常缓慢地布道，而他的两个女儿则组成唱诗班。14在其他时间，威廉会向周围的人宣讲他的政治信仰——他的政治立场和霍华德很相似。

虽然汤普森博士坚持认为他的要求应立刻得到服从，但他在表达的时候还是带着和气的笑容。当他希望女性服侍他的时候，他会谈论女性的重要性。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内在的自我，但很显然他未能成功。他对自己所爱的人跟得很紧，当他们离开他的视线时，他就变得紧张。他是一名焦虑的慢性抑郁症患者，他经常预想着会有某种灾祸降临到他关心的人身上。他很宠溺那些满足他苛刻要求的人。

汤普森的大女儿多蒂并不讨他的欢心。根据家里人的说法，在多蒂很小的时候，他特别不喜欢她，把她锁在壁橱里。15厚道的解释是，汤普森承受着要完成博士学业的压力，而女儿在旁边蹒跚学步，这种压力令他的行为有所失常。

多蒂7岁的时候，他们的二女儿苏珊出生了。多萝西·汤普森在看到多蒂以恶劣态度回应她父亲残酷、粗暴的养育方式之后，大概向丈夫声明说，“你养了那个女儿，我来负责另一个”。

苏珊自打出生起就体弱多病，她有过敏症，还有慢性耳炎。从出生到18个月大的这段时间，苏珊忍受了很多次的耳朵手术。她还深受风湿热的长期折磨。病痛曾使她在家待了四五个月，她都没能去上幼儿园中班。苏珊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只能看着她的朋友在窗外玩耍，虽然她很想和他们一起玩。16

在苏珊多病期间，汤普森一家经常哄着她、抱着她，给她安慰。她的父亲很溺爱她。“他一辈子也没远离她的身边，”沃伦说，“苏珊不会犯错，而多蒂做什么都是错，他们对多蒂太挑剔了。”

在一段家庭录像带里，4岁左右的苏珊嘴里大叫着“不”，支使着11岁的多蒂干这干那，她们当时正在玩儿一套茶具。17

当最后苏珊身体好转，不用再在家里当“囚犯”的时候，她并没有去运动或玩儿户外游戏，而是一直渴望交朋友。18在她漫长的患病期间，她所错过的是与人交往。

“当你承受着痛苦的时候，”苏珊后来回忆，“解除痛苦给人自由，这真的令人向往。能解除痛苦太棒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明白了这点，你就能够以简单的思维对待生活。然后，你就能与人相处，心里想，人可真奇妙啊。”19

随着苏珊逐渐长大，她还是保持着少女时期的圆脸，以及带有迷惑性的、无邪的磁性声音。在少女时期，她就读于奥马哈中心高中，这是一所很有融合性的学校，里面的学生有着不同的信仰和肤色。在20世纪40年代，这是很不一般的学校。虽然她被认为有些自命不凡，但是，她的同班同学回忆说她拥有来自各个群体的朋友。20她精力充沛，很热情，再加上轻柔的说话方式，让人觉得带着一点儿“伪装”，甚至“有点儿过”。21但是她的朋友说她一点儿也不虚假。苏珊的兴趣是发表演说和艺术表演，而不是学术研究。在中心高中的辩论队里，苏珊激情陈辞，辩驳有力。人们由此发现，在政治立场方面，她与父亲相去甚远。苏珊在校园剧里的表演魅力四射，同时还在学校小歌剧里唱悦耳柔和的女低音，此外，她还是学校合唱团的台柱。苏珊在《我们的心年轻而又无忧无虑》中扮演长相甜美但粗心大意的女一号，她在剧中的表演光彩照人，她的老师在数年后对此仍记忆犹新。22事实上，苏珊的个性魅力和个人能力使她成为“最受欢迎”的人，让这个“守在家中的女孩”变成了校园甜心、中心高中校花，而且还促使班级同学选举她为班长。

苏珊的第一任男友是约翰·吉尔摩，一个文静、温和的男孩子，她公开表示了对他的爱慕。当约翰在中心高中成为苏珊的固定男友时，他要比她几乎高出1英尺。不过，尽管她像“小猫一样”，她还是镇得住他。23

在那几年，苏珊还曾和一个友好、聪明的男孩约会，她在一次新生辩论会上认识了他。男孩子名叫米尔顿·布朗，在康瑟尔布拉夫斯地区的托马斯·杰斐逊高中上学。米尔顿·布朗是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小伙子，总带着孩子般灿烂的笑容，笑意暖人。他们在整个高中期间每周见几次面。24虽然苏珊的好朋友知道米尔顿，但继续作为她的固定男友去参加聚会和学校活动的仍然是吉尔摩。

苏珊的父亲不喜欢布朗，他父亲是俄罗斯和犹太人的混血，没受过教育的移民，是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一名工人。有那么三四次，苏珊大着胆子把米尔顿带到家里，汤普森博士对着他讲了一通罗斯福和杜鲁门，让他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苏珊的父亲毫不掩饰自己插手女儿与犹太人约会的决心。25和巴菲特一家人一样，汤普森博士带有典型的奥马哈人所具有的一切偏见。在奥马哈，不同种族和宗教圈子之间不会相互往来，如果一对夫妻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他们的日子可有的受了。不过，苏珊敢于打破这些世俗的界限——虽然与此同时，她得努力继续另一种生活，一个传统且颇受欢迎的高中女生的生活。

苏珊一直在这些起伏的波涛中航行，直到她上大学为止。此时，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的西北大学，她和米尔顿奔向自由，携手共进。在这里，她和伯蒂·巴菲特成为室友，两人都宣誓参加了姐妹会。伯蒂轻轻松松完成学业，而且立即被冠以“睡衣皇后”的桂冠。26而主修新闻专业的苏珊已经安排好自己的日程，以便自己差不多能天天见到米尔顿。

苏珊和米尔顿两人一起加入了“野猫会”，并在米尔顿收工之后约在图书馆见面——米尔顿为了支付自己的学费找了几份工作。27苏珊选择与一个犹太男孩公开约会，这影响了她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生活。她所在的姐妹会禁止她带米尔顿参加舞会，因为米尔顿参加了一个犹太兄弟会。苏珊虽然觉得受到了伤害，但是并没有退出姐妹会。28不过，苏珊和米尔顿开始学习禅宗佛教，希望找到一种宗教信仰，能够反映他俩共同的精神信念。29

沃伦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仍然去埃文斯顿市做白费力气的“感恩节之行”，还有就是每到寒假，在奥马哈的时候去见苏珊。这个时候，沃伦已经决定要正式地追求苏珊，因为苏珊具备他一直找寻的女性特质。苏珊认为自己是“少有的幸运儿之一，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自己在无条件享受他人的关爱”。30不过，她愿意奉献无条件之爱的对象是米尔顿·布朗。

1951年春，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米尔顿被选为班长，伯蒂是副班长。每次苏珊收到家里的来信，要求和米尔顿断绝关系，她都会哭。伯蒂知道事情的发展状况，但苏珊并没有什么都告诉她，即使她们已经成为朋友。31她似乎有法子不让任何人进入她内心。临近期末的一天，苏珊和伯蒂待在宿舍里，然后电话响了，是汤普森博士，他命令苏珊：“马上回家。”他想要苏珊离开米尔顿，他告诉苏珊，秋天她不会再回到西北大学。苏珊彻底崩溃了，呜咽哭泣，但是她父亲的决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沃伦那个春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也回到了奥马哈。父母远在华盛顿，因此沃伦住在父母的房子里。不过，他回来之后，不得不把第一个夏天的部分时间用来完成国民警卫队的服役。虽然他并不是特别适合国民警卫队，但是，这要比其他选择好——比如去朝鲜参加战争。然而，国民警卫队要求他每年要有几周时间，去参加在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举行的训练营。然而训练营丝毫没有提高沃伦的成熟度。

在国民警卫队，一开始，那些家伙对我疑虑重重，因为我的父亲在国会。他们认为我会是那种“1号人物”之类的厉害角色，但是，这种想法没持续多久。

这是一个非常民主化的组织。我的意思是，你在外面做过什么并不重要。要待在这里，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看连环画。到了那里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看连环画。其他所有人都在看，为什么我不看？然后，我的词汇量缩减为4个词，你能想到它们是什么吧。

我学到一点，即与比你优秀的人待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收获的事，因为你会得到提高。如果你周围都是不如你的人，很快，你就会顺着竿儿往下滑。事情就是这样。

沃伦一从国民警卫队训练营回来，上述经历就让他再一次发誓要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我很害怕发表公开演讲。如果我必须得这么做，你无法想象我的表现和样子。我非常恐惧，以至于我就是做不好。我想放弃。实际上，我安排自己的生活，好让自己无须被迫在任何人面前起身说话。当我毕业后回到奥马哈，我看到了另一则广告。我知道有时候我总得在人前发言。我极其苦恼，结果又报名参加了一门课程，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在公开场合说话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要赢得苏珊·汤普森的芳心，他总得能和苏珊交谈。虽然追求到苏珊很难，但是，沃伦愿意做任何事来实现目标，这个夏天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

参加戴尔·卡内基课程的人在罗马饭店碰头，这里是牧场主的最爱。“我带了100美元的现金，把这笔钱交给讲师沃利·基能，对他说：‘在我改变主意前，把钱拿走。’”

我们那里大概有25~30个人。我们全都带着这种恐惧，我们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全都站在那里，彼此之间也不交谈。这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在一次性见过我们所有人以后，沃利就能够记住并很快说出我们所有人的名字。他是一位好老师，他想教会我们记忆的技巧，但我从来没学会过。

他给了我们一本关于演讲的书——主题演讲、选举演讲、副州长演讲等，要我们每周都进行这些演说。这本书的作用是让你学会战胜自己。我是想说，为什么在5分钟前你能够单独和某人谈话，然后在一群人面前就僵硬无语呢？因此，他们会教你一些心理方法来战胜这一困难。其中有一些方法就是练习，我们真的是相互帮助、共同克服。方法生效了，这是我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知识。

不过，沃伦还是无法把新学到的技巧用在苏珊身上——她是一个很少见的女孩。沃伦心知汤普森博士对他女儿的影响，因而每晚都带着夏威夷四弦琴去苏珊家，以打动苏珊的父亲，而不是直接取悦她。“她还是会和其他人出去，”沃伦说，“我去她家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我和苏珊的父亲打交道，我们会聊一些事。”汤普森博士喜欢夏日，在炎热的7月的夜晚，他会穿着颜色鲜艳的毛料三件套西装，坐在遮阴的门廊上，而这个时候苏珊则悄悄出去和米尔顿约会。汤普森博士弹奏曼陀林，而沃伦边流汗边唱歌，用夏威夷四弦琴伴奏。

和汤普森博士相处，沃伦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风格令沃伦想起来自己父亲的观点：世界是怎么因为民主党而毁灭的？惠特克·钱伯斯的自传《目击者》刚刚出版，这本书讲述了惠特克从一名共产党国家间谍转变为冷战时期一个反共人士的故事。沃伦带着极大的兴趣看了这本书，有部分原因就是这本书写到了阿尔杰·希斯。钱伯斯指控希斯充当共产党国家的间谍，然而巴菲特一家的政治敌人、杜鲁门的支持者对这一控告不以为然，只有理查德·尼克松这位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的年轻参议员追着希斯不放，并在1950年1月让希斯被判伪证罪。这是汤普森博士永远咀嚼不尽的政治素材。不过，和霍华德不同的是，汤普森博士也谈论体育方面的事。他没有儿子，他认为沃伦是自泡泡糖出现以来最好的事物。32沃伦很聪明，沃伦是新教徒，沃伦是共和党人，最重要的一点是，沃伦不是米尔顿·布朗。

汤普森博士的支持的加分效应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在捕获苏珊芳心这方面，沃伦又迎头碰壁。她不在意他下垂的袜子和廉价的西装，而是不喜欢他的其他方面。沃伦与她交往的身份是众议员的儿子，别人眼里的“特别之人”，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孩——研究生学历和一笔不少的钱，一个显然正步向成功的小伙子。沃伦一直谈论股票，而她根本不关心这个话题。还有，沃伦让约会变有趣的方法是讲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笑话、谜语和思考题。而她父亲对沃伦的喜爱则令她认为沃伦是父亲控制干预的延伸。汤普森博士“实际上是在把苏珊推给沃伦”33。

作为一名犹太人，就要面对这种身份所产生的偏见和不公，米尔顿就承受着这份痛苦。米尔顿更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苏珊父亲不喜欢的人。

那个夏天，米尔顿正在康瑟尔布拉夫斯渔具店工作。然后，他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大学的信，通知学费上调。米尔顿意识到自己无法再负担回西北大学读书的费用，于是，他来到巴菲特家，交给副班长伯蒂一封信，上面说自己会转到艾奥瓦大学。34而苏珊在秋天已经进入奥马哈大学。到了这个时候，她和米尔顿不得不承认，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们的关系已经是“断断续续”。整个夏天，苏珊都以泪洗面。

与此同时，虽然苏珊一开始对沃伦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她不想了解这个人的全部，她从来不会在他身上花一分钟时间。苏珊很快就意识到她的第一印象错了，沃伦并不是她所认为的享有特权、傲慢而自信的人。沃伦回忆说，“我过得很糟糕”。他战战兢兢地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我觉得自己形单影只，是个社交低能儿。但实质上，我是把不准生活的脉搏。”苏珊的朋友也注意到了沃伦自信的外表下的弱点，苏珊逐渐认识到沃伦内心的自卑。35谈论股票时的自信、天才的光环，以及能弹奏夏威夷四弦琴，所有这一切都包藏着脆弱和需要他人的内在：一个男孩整日笼罩在忧伤之下，踌躇困惑，不知所措。“我一片混乱，”沃伦说，“苏珊看穿了我的部分内心，她如何做到这点令人难以置信。”沃伦后来说，苏珊需要把他变成一个理由——对苏珊而言，他足够“犹太人”，但同时对她的父亲而言，又不会太“犹太人”。因此，她的想法开始有所转变。

沃伦对其他人的穿着几乎像瞎子一样视而不见——即使对女性也如此，但他如今非常爱苏珊，因而注意到了她的衣着。沃伦从不会忘记他们约会时苏珊穿的蓝色套装，或者是他称为“报纸装”的黑白印刷风格的衣服。36在牡丹公园的亭子里，四周飞舞着萤火虫，两人随着格伦·米勒的曲子跌跌绊绊地跳舞，沃伦还没有学会跳舞，所以，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做她要求的任何事，”沃伦说，“我还会同意她把蚯蚓放在我的背上。”

劳动节，沃伦带苏珊去游园会，此时他们已出双入对。苏珊在大学完成注册，成了新闻专业二年级学生，同时还报名参加了辩论队37，以及团队动力学研究协会，一个心理学团体。38

1951年10月，沃伦带着他最为自作聪明的风格，给他的多萝西·斯塔尔姨妈写信：“和女孩的交往正处于火热的状态……当地一个女孩已经深深把我给迷住。只要我一从（叔叔）弗雷德和你那里得到鼓励和首肯，我也许可以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关系。这个女孩就一点不好，她丝毫不懂股票。而在其他方面，她真是无与伦比。不过，我想我可以不在乎她的这个缺点。”39

谨慎的“有所推进”是正确的做法，沃伦为此打起了十二分精神。他没有提出结婚，而“只是假定，并不停地说起这事”。而对苏珊而言，她“意识到自己被选中了”，虽然“她并不确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40

沃伦很是得意扬扬，定期去参加他的戴尔·卡内基课程班。“那一周我赢得了铅笔。如果你完成了很有难度的事，以及做了最多的训练，他们就用铅笔作为奖品。我得到铅笔奖励的那周向苏珊求婚了。”

之后，苏珊写了一封又长又伤心的信给米尔顿·布朗，告诉他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布朗惊呆了，他知道苏珊和沃伦出去约会过几次，但是他没把他们的约会真当成一回事。41

沃伦把婚讯告诉苏珊的父亲，希望得到他的同意和祝福。沃伦事先就知道，这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汤普森博士花了一点儿时间才表示同意。他的开场白是说哈里·杜鲁门和民主党人正在葬送国家。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计划42把钱倾入欧洲，这就是罗斯福的政策仍然阴魂不散的证据，同时也说明杜鲁门正让国家陷入破产境地。看看在杜鲁门解除部分军事武力之后，苏联是如何掌握原子弹的。参议员乔·麦卡锡所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就证明了汤普森博士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政府被共产党蒙蔽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发现共产党到处都是，在和共产党打交道方面，政府完全一败涂地，甚至更糟。杜鲁门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失败。在麦克阿瑟将军反复游说杜鲁门，获准进攻中国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之后，杜鲁门却解除了英勇的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他的这一决定永远不能被饶恕，股票正在成为一文不值的纸片。因此，沃伦想要从事股票行业的计划正在泡汤。不过，当女儿挨饿的时候，汤普森博士不会怪罪沃伦，他是一个聪明的好小伙。如果不是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沃伦可能会把一切都做得很好。等待着苏珊的悲惨未来不是沃伦的错。

沃伦很早就适应了他父亲和苏珊父亲的这类谈话，他耐心地等待着那个关键的词——“同意”。3个小时后，汤普森博士结束谈话，得出了结论，表示同意。43

感恩节的时候，苏珊和沃伦决定在第二年4月份举行婚礼。

19 怯场

第三部分 赛马场

20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这些公司就是格雷厄姆所称的“烟蒂”：便宜又不受宠的股票，就像人行道上可以找到的那种细长雪茄烟被碾碎的烟蒂一样，被弃置一边。格雷厄姆擅长找到这些其他人会忽略的令人不屑的残留物，他能点燃它们，然后再满满地吸上最后一口。

格雷厄姆知道相当数量的“烟蒂”将会是肮脏的，并且认为花时间检验每一个“烟蒂”的质量是白费力气。平均率法则认为它们中的大多数还能吸上一口，而他总是根据公司清算时的价值考虑——如果被清算，那它们的资产能值多少，以怎样的折扣购买才符合“安全边际”。作为更进一步的安全措施，他会在大量股票中只买很少的头寸，这是出于分散投资的原则。格雷厄姆的分散投资理念非常极端，有时候他的头寸小到只有1 000美元。

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的沃伦却认为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下注，并且对分散投资不以为然。他和沃尔特从《穆迪手册》收集数据，并且填写成百上千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用于作决定的简单表格。沃伦想要知道每一家公司的所有基本信息，一旦看完这些信息，他就会缩小范围，更认真地研究少数股票，然后将钱集中投注在他认为最好的股票上。他愿意将他的大多数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和购买GEICO股票的做法一样，虽然那时他已经出售了GEICO股票，因为他总是没有足够的钱去投资。每一个决定都有机会成本——他必须将每一个投资机会和下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作比较。虽然他非常喜欢GEICO股票，但当他找到了他更希望得到的另一只股票时，他不得不做出壮士断腕般的决定。这只股票是西部保险，每股收益29美元，可才卖3美元一股。

21 真正的玩家

总是苏珊去照顾吵个不停的豪伊，因为沃伦是在一个高谈阔论的父亲、一个愤怒和喋喋不休的母亲身边长大的，所以他对周边的事情充耳不闻也许不足为奇。即使豪伊晚上哭啼不已也不会太分散他的注意力，在这间公寓的第三个卧室——他的小办公室里，沃伦可以几个小时完全沉浸在思考中。

……

因此，套利交易的目标就是在尽可能买入洛克伍德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同等数额的期货。

……

拜访管理层是沃伦做生意的一种方式，他利用这些会面尽可能地去了解公司。和管理层的私人接触中，他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迷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感觉通过和公司的管理层变得友好，他也许能够影响这家公司去做正确的事情。

相反，格雷厄姆不会去拜访管理层，更不用说设法影响他们了。他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并且认为这是用“欺骗”去获得内幕消息，即使那是合法的。他觉得投资者从定义上来看就意味着是一个外部人，他和管理层应该是公开询问，而不是和他们有往来。格雷厄姆希望和对手，即使是个小家伙，在平等的竞技场上比赛，使用任何人都能获得的少量信息。14

……

苏珊和沃伦并没有讨论可可豆套利和电车公司股票的细节。她对钱不感兴趣，只把它看成是用来买东西的。而且她知道，即使钱像大浪一样冲进怀特普莱恩斯的小公寓里，沃伦给她的也就是那一点点家用。她不是以记录每一笔微小开支的方式长大的，所以和一个为了省钱而和报摊商量买过期一周的杂志的男人结婚，对她而言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她竭尽全力一个人打理家里，不过沃伦挣的钱和他给妻子的钱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得让人目瞪口呆。

……

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职业生涯即将走到终点。他62岁，而市场已经超越了1929年的高峰。28现在的价格让他感到紧张，而他的回报率已经比市场高出2.5%。29他想退休，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享受生活。杰里·纽曼也要退休，不过他的儿子米基将继续留任。1956年春天，格雷厄姆给他的合伙人发了通知，不过他首先提供给沃伦成为公司普通合伙人的机会。他能够选择像沃伦这样年轻的人，显示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沃伦已经让自己变得多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继续待在那儿，我只能成为类似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人，并且米基也只能成为类似杰里·纽曼的人，但是米基早就已经是高级合伙人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将会是纽曼–巴菲特”。

即使沃伦受到了赞赏，他也已经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过了，然而对他而言，留下来，甚至被看成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智慧的继承人已经不值得了。而且，当他主导联合电车和可可豆一战时，他总在想，“我不喜欢住在纽约，因为我总是在火车上来来回回。”更重要的是，他不适合和合伙人共同工作——尤其是作为某个人的下一级合伙人。于是，他拒绝了邀请。

22 隐藏的光辉

夏天结束了，巴菲特夫妇计划返回奥马哈。沃伦设法不让任何人因失望而表现出的极度谨慎，与他要在纽约之外的城市单独从事投资生涯这一具有风险的决定，形成强烈对比。市场是由那些在交易所吃午饭或者每周打一次扑克的人形成的关系组成的。小道消息和流言因在投资者自助餐、酒吧、壁球场或者大学俱乐部的偶然一次碰面而四处游走。虽然每个小的地区城市都会有一两个小型经纪公司——如巴菲特–福克——但那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内地充斥着股票经纪人——靠曼哈顿的“钱医生”开的处方或幸存或成功。在那个年代，美国的金融家除了在纽约，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工作。离开纽约的一切而单独行动，认为在其他地方也能致富，无疑是一个大胆、冒险的举动。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大学研究生独自创业，在家里一个人单独工作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男人，就是个勇往直前的家伙。12商人们加入大的机构——越大越好——然后为了能沿着成功的阶梯稳步攀升，不费太大力气得到报酬最丰厚的工作或者是高尔夫俱乐部，在粉饰的表象下你争我斗。他们相互竞争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权利，或者至少在一个好的郊区买一栋像样的房子，每年能换一款新车，为一生的保障铺平道路。

因此，沃伦对职业的选择就像巴菲特家族的人给民主党投票一样稀有。于是，相当了解丈夫的不寻常品质——除非他正在描绘的事业有明显的风险——的苏珊就安排搬运工人过来，和邻居们道别，寄通知地址改变的卡片，切断电话服务，打包行李。她带着苏茜和豪伊飞回奥马哈，住进沃伦从查克·彼得森那儿租的位于安德伍德大街的房子。查克选择了一座吸引人的灰色都铎式两层楼建筑，有漂亮的半横梁、一个大的石头烟囱和一个教堂式的屋顶。甚至租房子的决定也是非传统的，拥有一所房子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年轻人的愿望。大萧条时期的无望，生活将就的沉闷的战争岁月，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开始褪色。美国人在他们的新房子里装满了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令人激动的新玩意儿和设施：带甩干的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电动搅拌机。巴菲特夫妇有足够的钱买这些。不过，沃伦对他的资产有另外的打算，于是他们采用租房的方式。因为房子是租来的，所以尽管房子很吸引人，也只不过是勉强够他们住而已。要不然，快两岁的豪伊就应该睡在大一点儿的房间里了。

……

处理好“戴眼镜的男人”后，沃伦走下楼到他和苏珊卧室外面的小小日光浴室，开始着手业务上的事，要么是合伙公司的工作，要么是准备他的课程——除了建立合伙公司，他回到奥马哈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奥马哈大学为秋季学期上两门课：只为男人准备的投资分析，以及智慧投资。不久，他又加上了第三门课程：女人如何投资。那个在戴尔·卡内基班上不敢搭话的害羞的男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虽然还不太熟练，但仍然让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他在教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教导着学生，并且嘴巴里会跑出一连串的事实和数字。穿着那套看起来大了两个码的廉价西服，他看起来更像是某个教派的年轻传教士，而不是大学的讲师。

尽管沃伦光芒四射，但他仍然不是很成熟，对苏珊而言，他在家里的无用，意味着他就像第三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他的个性和爱好定型了他们的社交生活。在奥马哈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中西部城市，重要的文化机构相对比较少，周末都是婚礼、聚会、茶会以及与慈善相关的事。巴菲特夫妇与他们同阶层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年轻已婚夫妇相比，生活更为平静。虽然苏珊开始在初级联盟中往上攀升，并且他们也加入了一个美食团体——沃伦礼貌地要求每月的主办者为他做一个汉堡包——他们和朋友的联谊不是成群结队，而是一两个。他们绝大多数的社交生活是和其他夫妇小规模地吃晚饭，或者是偶尔参加晚宴，在晚宴上沃伦可以谈论股票。总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沃伦的娱乐方式要么是对着某个观众滔滔不绝地大谈股票，要么就是弹奏夏威夷四弦琴。在苏珊的指导下，虽然他可以比以前更容易地对别的主题发表评论，但他的思维还是集中在挣钱上，在家里举办餐会或者聚会时，他经常会在中途就离席上楼逃避交谈。但是和本杰明·格雷厄姆不同，他不是待在楼上读普鲁斯特的作品，而是在工作。至于苏珊，她对沃伦干什么知之甚少，也很少关心。“我过去常常说他的工作是‘证券分析师’[1]14，而人们会以为他是检查防盗报警器的。”

……

随着1956年10月1日B–C有限公司的成立，沃伦管理的资金超过了5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自己的钱，而这部分钱不在任何一个合伙公司里。他在家里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工作，而且这个房间穿过卧室才能进入。他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苏珊一样是个夜猫子。他会穿着睡衣阅读年度报告，一边喝着百事可乐，吃着Kitty Clover牌的薯片，享受着自由和独处的乐趣。他仔细研读《穆迪手册》，寻找好的主意，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地吸收数据。白天，他会到图书馆看报纸和工业贸易杂志。和他小时候送报纸一样，他亲自认真处理有价值的事情，自得其乐。他在IBM打字机上亲自打信，小心地将专用信笺在托架上摆放整齐。需要复写的时候，他会在第一页纸的后面放上蓝色的复写纸和薄的像纸巾一样的半透明纸。他自己整理文件归档、记账以及报税。这些数字可以精确地衡量工作成果、记录工作，这个特点让沃伦乐在其中。

每一张股票凭证都直接投递到他这儿，凭证以合伙公司的名义开出，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放在经纪人的户头下。一旦这些凭证到达，沃伦会亲手带着它们——光滑的奶油色的投资凭证，上面印着铁路、秃头鹰、海兽以及穿着宽大袍子的妇女，图案精美——径直来到奥马哈国民银行，把它们放进储蓄保险箱内。如果他要卖出哪只股票，就又会来银行，在一堆凭证中快速翻阅，然后将要卖的股票从38街的邮局寄出去。如果红利支票过来后要存起来，银行会打电话通知他，于是他会到那儿，检查支票后亲自签字认可。

沃伦用家里唯一的一根电话线给他的一系列经纪人打日常电话。他将他的开支尽可能缩减到零。他亲自在一张有条纹格的黄色纸上列出开支情况：邮费31美分；《穆迪手册》15.32美元，《石油和天然气杂志》4美元，电话费3.08美元。21除了一些更为精确的会计核算，以及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外，他运营这些生意就和任何通过经纪人为自己的账户交易股票的人一样。

……

其后不久，沃伦安排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和戴维斯一家碰面。“我去他们家，坐在他家的起居室里，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我说：‘这就是我如何管钱的和我的一些安排。’那时我大概26岁，可看起来就像20岁左右。”事实上，按照埃德温·戴维斯的说法，他看起来更像是18岁。“他的领子是敞开的，外套肥大，说话很快。”那个时候，沃伦在奥马哈四处走动时，总是穿着一件破旧毛衣——人人看起来都觉得早该捐出去了——一条旧裤子和一双磨损了的鞋子。“我表现得比我的年龄要幼稚，”沃伦回忆，“我谈的事情是你期望从更年轻的人那儿听到的。”事实上，他身上还有不少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打着手鼓，唱着《妈咪》这首歌的男孩的痕迹。“那时你必须忽略很多东西。”

但是，当他谈自己的合伙公司时可就不是那样了。沃伦不是在那儿向戴维斯夫妇推销，他是在展示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希望对资金有绝对的控制，而且不会告诉合伙人这些钱是如何投资的。那是个关键点，人们搭本杰明·格雷厄姆顺风车的不利因素对他而言不存在。他解决人们会失望的问题的办法是，打完每个球洞后，他先不给分数，而直到打完18个洞以后才给出一年一次的报告。他们会得到有关他的表现的一份年度报告，而且只能在12月31日这天可以决定投钱或者抽回资金。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钱被锁定在合伙公司。

埃德温一直没有注意我。多萝西·戴维斯听得很专心，问了一些不错的问题。而埃德温坐在角落里什么也不干。他看起来非常老，可他还不到70岁。当我们谈完后，多萝西转向埃德温问，“你怎么考虑？”埃德温回答，“我们给他10万美元。”接着我以更有礼貌的方式问，“戴维斯医生，我很高兴得到这笔钱。不过我刚刚在谈的时候，你确实没有怎么注意我，为什么你现在又这么决定呢？”

他回答：“嗯，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35

我说：“哦，我不知道谁是查理·芒格，不过我真的喜欢他。”

戴维斯夫妇如此愿意和沃伦投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令他们惊奇的是，他“比他们还了解阿瑟·威森伯格”。36他们也喜欢他陈述自己合同条款的方式——清晰而且透明，因此他们明白他是站在哪一边的，他和他们一起输赢。就像多萝西·戴维斯表述的，“他精明而聪明，但我可以说他是诚实的。我喜欢这个年轻人的一切”。1957年8月5日，戴维斯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用10万美元孕育了第五个合伙公司——戴西（Dacee）。它和巴菲特基金公司类似，4%的保证收益之上的25%归巴菲特所有。37

……

那时，沃伦·巴菲特也许明白了资金管理产生更多钱的潜力比华尔街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增加到合伙公司的每一美元都会为他从他给合伙人挣的钱中分一杯羹。40而这些钱如果重新投资，又能产生它自己的收入。41如果把收入再进行投资，它就会产生更多的收入。他的业绩表现越好，挣的钱就越多，他在合伙公司的股份也就会更多，而这又会促使他去挣更多的钱。他的投资天分将会充分发掘资金管理的潜力。因此，虽然沃伦有明显的笨拙，但毋庸置疑，他的自我经营是成功的。即使他在投资世界里几乎是隐形的，但雪球开始滚起来了。

带着他后面的动力，他意识到，是时候离开那所勉强够四口之家居住的房子了——其中一个孩子3岁半，精力旺盛超乎寻常——第三个孩子也快要来了。于是，巴菲特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房子位于法纳姆大街，拐角处被一些常绿树木包围，紧挨着奥马哈最繁忙的要道之一。虽然它是这个街区最大的房子，但风格朴素迷人，屋顶采光窗设置在倾斜的单坡屋顶上，还有一扇眉窗。42沃伦支付了31 500美元给当地的一名商人和市议员萨姆·雷诺兹，并且立刻给房子命名为“巴菲特的蠢事”。43在他的思维里，31 500美元经过12年左右的复利增长可以达到100万美元，因为他有能力以如此惊人的回报率投资这笔钱，所以他觉得在这栋房子上，似乎是花了惊人的100万美元。

……

在这些合伙公司的早期投资阶段，沃伦没有偏离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原则。他买的都是些非常便宜的股票，完全是“烟蒂”，湿湿的还可以免费吸上一大口的“烟蒂”。不过，这些都是在遇到查理·芒格之前的事情。

23 奥马哈俱乐部

奥马哈，1959

和银行钢制拱门一样，奥马哈俱乐部的拱形大门在银行家、保险商以及这个城市的铁路巨头们的身后徐徐关上，黑人看门人乔治正在门后恭候。男人们在地下室打完壁球或者从城里的办公室赶来，在前厅的花砖壁炉旁闲逛聊天，等待着女士们从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正面的一个单独侧门进来加入他们。沿着弯曲的红木楼梯可以直到二楼，半路上有一幅真人尺寸大小的苏格兰人在小溪里抓鳟鱼的油画。奥马哈俱乐部是这里的城里人跳舞、募捐、结婚、庆祝纪念日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谈生意的地方，因为在这儿的桌子边，你可以安静地交谈。

1959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五，巴菲特大步穿过俱乐部的入口，准备和两个合伙人共进午餐，尼尔·戴维斯以及他的妻兄李·西门，后者曾为沃伦安排和戴维斯自小最好的朋友见面。就是尼尔的父亲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在戴维斯家加入合伙公司时，对沃伦说过，“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现在芒格正在城里处置他父亲的房地产。1

芒格对这个留着平头、比他小6岁的巴菲特知之甚少。不过和他对生活的总体期望一致的是，他对这次会面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2他已经养成了不对任何事物期望太高的习惯，这样永远都不会失望。而且，查理·芒格很少遇到过能让他喜欢倾听对方说话的人。

芒格家开始也很贫困，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查理的祖父，身为联邦法官的T·C·芒格提高了家族地位。在奥马哈，他们都是在客厅受到款待——而不像巴菲特家族的人，总是在后门送货。芒格法官是一名刚强的严守纪律的人，他曾经强迫所有家人阅读《鲁滨孙漂流记》，吸取书中描绘的在磨炼中征服自然的精神。在中西部，他因为给陪审团的指示比其他法官的长而出名。3他喜欢给他的亲戚们就节俭的美德以及赌博和酒吧的罪恶上课。查理的古板姨妈尤菲听了课之后，“直到80多岁还兼顾两个不同的事业——管理教堂和存钱，而且在责任的驱使下，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她深爱着的丈夫的验尸”。4当芒格法官去世时，据传也是这个姨妈奇怪地声称，他一定是被神的恩典所带走的，因为最近他在算术上犯了一个错误。她说她知道，“自那以后他就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芒格法官的儿子阿尔跟随父亲进入法律界，成为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富裕的律师，《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和当地其他重要的机构都是他的客户。虽然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但他是快乐的。人们经常看到他抽烟、打猎或者捕鱼。他的儿子后来这样说：“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不多也不少……比他的父亲和儿子都要少一点儿大惊小怪，后者在预见永远不会发生的麻烦事上花费了相当可观的时间。”5

阿尔的妻子，漂亮机智的弗罗伦丝·图迪·拉塞尔来自另一个以责任和诚实正直为家风的家族，那是一个具有进取精神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知识分子家庭，以查理提到的“生活朴素、情操高尚”而出名。当她宣布她将要和阿尔·芒格结婚时，她年迈的祖母注意到他厚厚的眼镜以及5.55英尺的身高时大吃一惊，“谁想到她会有这种感觉？”据称，她的祖母大叫了起来。

阿尔和图迪·芒格有三个孩子：查理、卡罗尔以及玛丽。查理婴儿时期的一张照片显示，他在那时就已经带有典型的任性表情了。在邓迪小学时，他最显著的外表是一双巨大的小精灵似的耳朵，如果他选择露出来，总会引起哄笑。他被公认为很聪明。根据他的妹妹卡罗尔的说法，“活泼”并且“思想独立到不屈服于某些老师的期望”。6“聪明，是个聪明人”，这是芒格家的邻居多萝西·戴维斯回忆查理童年时代给出的评价。7戴维斯夫人试图控制住查理对她儿子尼尔的影响，可是没有什么能让查理的嘴巴驯服，即使看见她手上拿着细枝条追着那帮男孩子，鞭打他们裸露的小腿肚。

在学会隐藏自己的痛苦以及采用巧妙的应对策略之前，童年时代的沃伦一直承受着侮辱，而只能稍作反抗。而太骄傲以致不愿屈服的查理面对伤人的挖苦讽刺，只好运用他的才华来承受年轻时的痛苦。可是在每周五艾迪·福格的舞蹈课上，作为班里唯一一个比他矮的女孩的舞伴，查理对这个强调他是班级第二矮的小孩的例行课程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8在中心高中的时候，他得到了“大脑”的绰号和极度活跃以及疏远同学的名声。9

成长在一个珍视学习的家庭，芒格长大后很有抱负，17岁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主修数学。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的一年，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芒格被征募入伍。服役期间，他修读了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气象课程，但是从没有真正毕业。后来，他作为气象学者在阿拉斯加的诺母港工作。后来芒格说，他从没有见过现役军人能够驻扎在没有危险的地区，而这也强调了他的幸运。他的主要风险是财务上的：他通过打扑克牌增加了津贴。他发现他很擅长这个，这变成了他的赛马场。他说，他学会了胜算不大时下注很少，而胜算很大时狠狠下注，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

“二战”结束后，通过良好的家族关系，他在没有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10那时他已经和南希·哈金斯结婚，这是一次冲动的婚姻，当时他21岁，而她才19岁。芒格已经变成了一个中等身高、穿着考究的年轻人，黑色的短发和机警的目光让他的面貌焕然一新。不过他最重要的特征——除了他的耳朵，现在只是稍稍有点儿招风——是他招牌的表示怀疑的方式。即使是在哈佛，他也经常这样——没有学到什么，他说。11后来他告诉他的朋友们，那时，他站在地图前问自己，“哪个城市正在成长并且充满了机会，能让我挣到很多钱？而且这个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发展得太好，否则要想进入这个城市的显要人物行列就会比较困难。”他选择了洛杉矶。12帕萨迪纳市让他印象深刻——在这个雍容的旧时西班牙风格的洛杉矶郊区，他曾经上过加州理工学院。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当地一个显赫家庭的女儿。“南希任性、被宠坏了。”她的女儿莫利说，考虑到她新婚丈夫的性情，她的性格并不理想。13没过几年，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尽管这样，从哈佛毕业后，他们带着儿子泰迪回到了她的家乡帕萨迪纳市定居，在那儿查理成了一个成功的律师。

1953年，有了3个孩子并经过8年的不相容、争斗和痛苦，芒格离婚了，在当时，离婚还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尽管他们之间有问题，但考虑到他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和南希做出了文明的安排。芒格搬进了大学俱乐部的一个房间，买了一辆有凹痕的黄色庞蒂克车，车面上的油漆糟糕到“会让掘金者们气馁”，从此成为一个星期六陪孩子的父亲。14接着，在分开的这一年里，8岁的泰迪被诊断得了白血病。芒格和他的前妻问遍了整个医学界，很快发现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他们和其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们，一起坐在白血病病房里，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不同的阶段日渐衰弱。15

泰迪经常在医院进进出出。查理过来看他，抱着他，然后在帕萨迪纳市的大街上一边走路，一边为他的儿子哭泣。他觉得失败的婚姻和儿子的绝症几乎让他无法承受。而且，在50年代，一个离婚的单身父亲的孤独也让他焦躁不安。他感受到了没有一个完整家庭的失败，希望孩子们能在身边。

当情况越来越糟时，芒格决定朝着新目标进发，而不是让自己沉迷在生活的不幸中。16也许这样显得实际甚至无情，不过他把这看成是让眼睛永远能看得见希望。“面对一些不可置信的不幸时，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挫败感，让一个不幸增加成两个或三个。”他后来说。17

因此，即使芒格关心即将死去的儿子，他还是下定决心再婚。可是，他分析成功婚姻概率的方法让他悲观。

查理对于他能否再遇到某个人而感到绝望。“我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加利福尼亚2 000万人口中有一半是妇女。在这1 000万妇女中，只有200万人的年龄合适。200万人中，150万已经结婚，只剩下50万。50万人中的30万人太愚蠢，另外5万人又太聪明，剩下的15万人中，我想和她结婚的也就只能装满一个篮球场。我要从中找到一个，而且我还必须在她的那个篮球场里。”

查理设置低期望值的心理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因为他觉得高期望值会导致吹毛求疵，所以在寻求幸福的路上也习惯性地没抱太大期望。低期望值会让人们失望的机会少一些。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这也不一定会让他获得成功。

出于绝望，查理开始重新审视离婚和死亡通知书，并且开始寻找新的单身女性。这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注意。考虑到他的悲惨经历，他们开始插手帮忙。他的一个律师合伙人带来了另外一个“南希”，一位有两个男孩的离婚妇女。南希·巴里·伯斯威克是个小小的、肤色浅黑、头发棕褐的女人，热衷于打网球、滑雪和高尔夫球。她也是斯坦福大学资优生荣誉学会的经济学毕业生。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警告她：“我是那种说教式的人。”可是这并没有吓倒南希，这预示着他们的关系发展还不错。他们开始带着孩子们一起外出。开始，泰迪和他们一起行动，可他病情迅速加重。后来，在他儿子最后几周的时间里，31岁的查理总是坐在床边陪伴他。1955年泰迪去世，年仅9岁，在这期间查理瘦了10~15磅。“我无法想象人生中还有比一天天看着孩子离去更痛苦的事情。”后来他回忆说。18

1956年1月，查理·芒格和南希·伯斯威克结婚。他绝望地需要某个人为他安排生活。南希很有魄力，只要查理的气球里充斥了太多的热空气，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刺破它。她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观察敏锐、镇静、理性，而且务实。当查理偶尔冲动起来时，她会抑制住他的任性。在他的两个女儿和她的两个儿子的基础上，他们及时地添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除了做家务和照顾查理之外，她还要抚养8个孩子。19而对他的孩子们来说，他变成了“有腿的”书本，经常阅读科学和伟人成就方面的书。同时，他继续在缪吉克–皮乐–加勒特律师事务所追寻他的财富，不过他已经认识到，法律并不能让他致富。他开始搞一些挣钱的副业。“查理，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律师，一小时应该可以得到20美元。他心中盘算着，‘谁是我的最有价值的委托人呢？’他认为是他自己。因此，他决定每天出售自己一个小时。他每天清晨为那些建筑项目和房地产交易忙碌。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这样，先是委托人，然后再为其他人工作，每天出售自己一个小时。”

“我对致富有相当大的热情，”查理说，“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我想要的是独立。我拼命地想得到它。我认为给其他人寄收据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不体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想法，不过我确实这样想。”20他自视为一个绅士，对他而言钱不是竞争。他想加入合适的俱乐部，而并不关心其余成员是否比他富有。在他傲慢的外表之下，对真正的成就怀有深深敬意的心，让他能够真正地谦虚，这对他在和即将见面的这位男子之间建立联系非常关键。

在奥马哈俱乐部的包房里，坐在查理对面并开始讲话的这位男子穿得就像一个颇年轻的推销员，来向一位绅士推销保险。那时，会处世的查理已经在洛杉矶的商界和社交界颇有建树，而且看起来很入流。但是，当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作完介绍，他们就完全开始了两人私下的交谈。查理承认他在巴菲特家族的杂货店“拼命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儿“你只能从早上的第一个钟头一直忙到晚上”。21但是，至少和其余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雇员们相比，欧内斯特会让自己喜欢的如图迪·芒格这样的顾客的儿子享片刻清闲。22开了些玩笑以后，当沃伦开始谈投资和本杰明·格雷厄姆时，谈话加速，而其他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查理立刻能理解这些概念。“那时，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有关投资和生意上的事情。”巴菲特说。

他告诉查理有关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故事。查理和霍华德以及海登·哈曼森是一起上的中心高中。他对身处加利福尼亚之外的巴菲特能如此了解哈曼森家族以及他们的存款和贷款而感到吃惊。不久，这两个人的交谈就合上了拍，看起来好像非常了解对方。23过了一会儿，查理问：“沃伦，你具体做些什么？”

他已经有了这些合伙公司，巴菲特解释说，而且他做这，还做那。他说，1957年，市场下跌超过8%，而他的合伙公司一年挣了超过10%，次年合伙公司的投资升值超过了40%。24到目前为止，巴菲特从管理合伙公司中收取的费用通过再投资，已经达到了83 085美元。这些管理费已经将他最初的700美元投资——7个合伙公司，每个投了100美元25——迅速增至占所有合伙公司股份的9.5%。而且，1959年，他的表现一如既往，将再次击败道琼斯指数，这将会让他变得更富有，而且提高其股份份额。最后，查理问：“你认为我能在加利福尼亚做同样的事情吗？”沃伦停了一会儿，看着他。这是一名成功的洛杉矶律师提出的一个不合常规的问题。“是的，”他说，“我非常确定你可以。”26午餐结束后，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准备回去，当他们踏进电梯时，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巴菲特和芒格还坐在桌子旁边全神贯注地交谈。27

过了几天，两人又带着各自的妻子来到约翰尼咖啡馆。席间，芒格自我陶醉于一个笑话，结果滑出了座位，在地板上笑着打滚儿。芒格夫妇返回洛杉矶后，巴菲特和芒格的讨论不断，两人打电话也越来越频繁，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巴菲特曾经对乒乓球这样着迷过，现在终于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了。

“为什么你这么注意他？”南希问她的丈夫。

“你无法理解，”查理说，“他可不是一个普通人。”28

24 火车头

时间上的契合令人惊叹。1962年3月中旬，市场最终崩溃，持续下滑到6月底，股票突然比很多年来的价格都便宜。巴菲特现在只有一个合伙公司，坐拥一大笔等待投资的现金，但他的投资组合在这个低迷时期并未受损。“和通常较为常规的股票投资方法相比，显示出我们的方法风险相对更低。”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371962年第二季度，道琼斯指数从723.5点下滑到561.3点，下跌了23%。那一年的上半年，合伙公司支付合伙人红利之前的损失为7.5%，而同期道琼斯指数损失21.7%——合伙公司的业绩表现高出14.2个百分点。他在股票上展开了竞赛，他经常这样解释格雷厄姆的思想，这是对格雷厄姆的原始说法聪明地进行了再加工，“当他人贪婪的时候你要胆怯，而当他人胆怯的时候你要贪婪”。现在到了贪婪的时候了。

25 风车战争

巴菲特害怕冲突。他的第一本能是避免冲突发生，而且如果有人以他母亲那种方式威胁他，他会像一个被烫的小猫那样跑掉。不过面对可能爆发的冲突，他已经学会保持情绪不受影响了。他认为，这种做法“会在你周围制造出一个有关这个情况的壳，而不是创造出让你超越这种情况的壳”，会阻碍你成为一个有经验的人。

不管他解雇戴蒙时发生了什么，后来戴蒙的妻子写信给沃伦，信中责怪他“粗鲁且不道德”，而且由于他的冷漠，她丈夫的自信心被摧毁了。32岁的巴菲特还没有学会富有同情心地解雇别人。

……

在公开拍卖之前，他给了买家一个月的时间出价。而且，他和大多数明显的候选人都已经说了这个情况。

一想到新的拥有者可能会对这家最大，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家企业实施裁员或者关闭分厂，比阿特利斯的人就气疯了。工厂开张于战后急速发展时期，大萧条时也没有关门。大萧条结束还不到25年，大规模失业的前景带来了一直萦绕于心的记忆：脸色苍白的男子、穿着补丁衣服的流浪汉、全国1/4的人失业、因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屈辱地干着政府提供的打发空闲的工作。

比阿特利斯的人们拔出了干草叉，16巴菲特震惊了。他拯救了一个濒死的公司，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吗？如果没有他，丹普斯特公司早就破产了。（就像巴菲特的继任者，丹普斯特公司董事长麦卡锡总结的：“我们理解你，但比阿特利斯的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你和哈里为丹普斯特公司完成了一项好的、有必要的工作。”）17他从没预料到会有凶猛狂暴的行为，也没有想过人们会憎恨他。

全镇的人发起运动反对巴菲特，他们筹集了将近300万美元以保证公司所有权仍然留在比阿特利斯。（整个280万美元的融资中，175万美元将用来支付给卖方，剩余的用来扩张经营。）18每一天，《比阿特利斯每日太阳报》屏住呼吸倒数截止日期，而整个镇子都在努力拯救这里唯一的工厂。截止日期这一天，当镇长走向麦克风宣布巴菲特被击败，公司创始人的孙子查尔斯·丹普斯特带领一个保证工厂继续开张的投资集团赢了19，此时全镇火警笛和钟声齐鸣。现在现金到手，巴菲特给他的股东们分配了超过200万美元。20但是，这段经历把他吓坏了。面对憎恨，他没有变得坚韧，反而发誓再也不会让此类事件重演。他可受不了一个镇子的人都恨他。

不久后的一天，巴菲特给沃尔特·施洛斯打电话：“你知道，沃尔特，我在5家不同的公司里有一些小额头寸，我想把它们全部卖给你。”这5家公司是杰多–高地煤炭公司、商业国民财产公司、佛蒙特州大理石公司、杰纳西–怀俄明铁路公司，还有一个名字已经因时间久远而失传了。“好，你想要什么价，沃伦？”施洛斯问。“我将以现价卖给你。”巴菲特说。“好的，我买了。”施洛斯立刻回答。

“我没有说，‘嗯，你知道，你需要查一下每只股票看看究竟值多少钱’，”施洛斯说，“我信任沃伦，如果我说，‘好，我以你现价的90%来买’，沃伦也许就会说，‘忘了这回事吧！’我帮了他一个忙，现在他也想帮我一个忙。如果他还获了利，那么也不错。事实上，它们最后的结果都很不错。我认为这就是他说‘谢谢你’的方式，因为‘你’卖给我‘你’的丹普斯特股票。我不会说那就是理由，不过那确实是我想要说的意思，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26 黄金堆

沃伦也许说过他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但他可从来没说过达到目标后会就此停止。后来他描述这段时期的自己是“在做我并不真正想做的事情”，他真正想做的是投资。现在，他的孩子们从5岁到10岁不等，一个朋友曾描述苏珊就像“一个单身母亲”。如果有要求，沃伦会在学校重要场合露面或者在橄榄球场边徘徊，但他从不会主动提出跟孩子们做游戏。他看起来太忙了，没有注意到孩子们对关注的渴望。苏珊教导孩子们必须尊重他的特殊使命，她告诉他们：“他只能做到这样了，不要再期望从他那儿得到更多。”这也适用于她。很明显，沃伦深深地爱着妻子，并且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深情地抚摸着她，并且重述着她温柔、有趣的种种往事，以及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天使是如何下嫁于他的，而他这个会弹夏威夷四弦琴的金融神童当时只是一个身心受到伤害的人。同时，他已经习惯于她的关注，可是依然不是那么擅长家务。有一次，苏珊觉得恶心想吐，就让他帮忙拿一个盆进来，可他拿来了一个滤锅；她指出有洞，他又到厨房里转来转去，最后在滤锅上加了一块烤板后得意扬扬地拿了回来。从那以后，她知道要让沃伦学会干家务活儿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可是，沃伦习惯的可预测性，给一家人的生活提供了相当的稳定性。晚上，他重现了自己父亲以前那样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晚上在同样的时间回来，“砰”地关上车库的门，在去起居室看报纸之前会大喊一声，“我回来了！”他并不是漠不关心，通常他都有空。不过在谈话的时候，他说的话总有点儿经过精心准备，甚至是预先演习过的意味。他总是超前一步。他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他脑子里的想法；它从沉默中爆发，是智慧的闪光，甚至是在某些特定主题的讨论中经过争论而得来的。他的感情隐藏在多重面纱的后面，以至于看起来他自己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没有意识到。

……

芒格也许已经动用了那笔钱。不过，不管劳伦斯·蒂施是怎么想的，1963年他和巴菲特不再是合伙人了。而这时，芒格在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大约30万美元后，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合伙公司，投资于房地产。但是按照巴菲特的标准，这实在是太少了，只相当于沃伦和苏珊财富的一部分。

查理早些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的独立性。没有任何累赘地早起步是很大的优势。即使我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回来，我还有17.4万美元。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去听岳父心理学的课，也可以去大学的图书馆，一整天待在那儿看书。

事实上，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巴菲特就鼓励芒格认真考虑把投资当作职业。他对芒格说，当个律师同时兼做房地产不错，不过如果你想真正赚钱，你应该成立像我这样的合伙公司。131962年，芒格和他的扑克玩伴杰克·惠勒成立了合伙公司，惠勒是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交易员，这个地方是未开化的西部的缩微版本：一层楼满是尖叫的交易员和有野心的人，他们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暴富。惠勒自己有一个投资合伙公司——惠勒–克鲁特顿公司，在交易所有两个“专家位置”,在那儿交易商可以从经纪人手里接受要约，而后现场交易股票。他们重新给合伙公司起名为惠勒–芒格公司，并且出售交易操作。

芒格继续着他的律师工作，不过他和几个律师一起离开以前的律师事务所，其中两个是罗伊·托尔斯和罗德·希尔斯。他们按照自己管理律师事务所的想法，成立了一家新律师事务所：芒格–托尔斯–希尔斯–伍德律师事务所。14一直以来，芒格抵制按照别人而不是自己管理的律师事务所的规则行事。

他在同一年成立合伙公司和新的律师事务所并不是巧合。以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觉得，他们那儿的年轻律师竟然想成为太平洋海岸交易所这样的赌窝中一员的想法令人憎恶。当查理和罗伊离开的时候，他们坐下来对高级合伙人说，希望他们理解，终有一天，每个一流的律师事务所都会在太平洋海岸股票交易所拥有一个成员。也许这不足为信，不过你可以很容易地描绘出查理是如何向他们作这番告别演说的。

在新律师事务所里，芒格和希尔斯用淘汰制吸引最聪明、最有野心的精英，所有合伙人就收入相互进行循环投票，以便每个人都能了解。然而，即使在发起成立律师事务所的时候，芒格已经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不到三年，当他41岁的时候，他完全放弃法律，全心进行投资。不过，他仍然在那儿保留了一间办公室，对律师事务所而言，他很重要，几乎是灵魂所在。托尔斯也将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投资上。现在，三个人当中对法律最有野心、最专注的希尔斯负责掌管运营这家律师事务所。

作为资金管理人的新角色，芒格必须去筹集资金。巴菲特是以不夸张的方式极力争取投资者，这通常使别人成为他的推广人——如比尔·安琪、亨利·勃兰特，他们发现并且准备了一些潜在客户——这样，他可以用令人愉悦的谦逊态度展示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战绩。但是，不管他如何优雅地忙着这些事情，他还是做了。可是，芒格觉得这样做太丢脸。“我真的不喜欢去募集资金，”他说，“我总是认为一个绅士应该拥有他自己的钱。”但是现在，他通过自己在洛杉矶强大的生意网募集资金，努力将自己在法律业务上的积累转化为合伙投资公司的储备资源。虽然他的合伙公司规模比巴菲特的小，不过钱已经足够了。

杰克·惠勒向他解释，作为交易所的会员，规则允许他为已经投资的每一美元再借95美分。15因此，如果他投资了500美元，他可以再借475美元，这样投资总额就为975美元。如果总的投资收益为25%，那么芒格自己的500美元的收益就接近25%的双倍。16虽然，这样的借贷行为有潜力将回报翻倍，但同样也可能将风险翻倍。如果损失了25%，他将失去几乎一半的投资。不过，芒格比巴菲特更加——远远超过巴菲特——愿意承担债务，如果他觉得胜算比较大的话。

他和惠勒把自己安置在交易所里一间遍布散热管的“简陋、便宜”的办公室里，他们的秘书维维安挤在一间小小的私人后勤办公室里，从那儿可以俯视一条小巷。17大手大脚、爱住大屋的惠勒刚刚接受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但不久他为了工作，又开始在大多数早晨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18芒格的日常安排形成常规惯例，每天早上5点到达，在开市之前核对一下报价板。19巴菲特已经将埃德·安德森介绍给芒格，他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投资者，曾经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过，而且显得精明能干。芒格聘用他为自己的助手。

证券交易所的大多数交易人忽视了芒格的到来，但他们中的一个，里克·格林留意到了。当惠勒和芒格合伙干时，是格林购买了惠勒合伙公司不要的交易部分。他是一个生活杂乱无章，并且疯了似的希望自己更好的家伙，他和离异的父亲一起生活。芒格说：“他的母亲是个酒鬼，因此他是在街上混大的。他智商很高，叛逆而且不适应环境。”20在空军服完役后，格林曾经当过IBM公司的销售员，后来在几家兜售三流股票的小公司里当过股票经纪人，这种股票能为公司带来最高的利润或“差价”。这是巴菲特所讨厌的股票经纪人的一部分工作内容，格林同样发现当这样的“开药方者”只是逃避生活的一种解脱。

到芒格遇见他的时候，瘦削英俊的格林已经学会把他的亚麻布衬衫的袖口沿着晒黑的前臂放下来以遮住上面的文身。他看起来有非常多的朋友，同时天生沾染上了好莱坞的习气。一天，他带着他的朋友，演员查尔顿·赫斯顿来交易所参观。21他为惠勒和芒格进行交易，很快就意识到芒格有金钱头脑，于是开始和芒格结交。他得出结论，他立刻和惠勒达成交易是错误的。他开始效法芒格和巴菲特，目标是成立他自己的投资合伙公司。

对有些人来说，用40美分买1美元票据的想法可以奏效，但有些人却不行。这就像接种了疫苗，对我尤其如此。如果不能立刻抓住他们，我发现，你哪怕连续几年向他们介绍情况，让他们看以往业绩——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在10年期间可以用这种方法转变。这通常是顿悟或者什么都不是。不管那是什么，我从未理解过。尽管像里克·格林这样的家伙——没有相关的商业学习背景，但是他明白了，理解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并且5分钟以后就开始运用。而且里克足够聪明，他知道应该要有一个伟大的老师，我很幸运能够有本杰明·格雷厄姆这样的老师。

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芒格常常坐在那儿读书，陷入沉思。“查理！查理！”埃德·安德森隔着桌子喊。芒格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是嘴里咕噜几声作为回答。22最后，安德森倾身过来以便听清楚芒格的回答；简单的“哼哼哈哈”可不够。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需要时间和经验才能搞清楚芒格的真实意思，因为他的想法和嘴巴通常碰不到一块儿，各走各的路。

格林还不知道这些。一天，他从交易所的席位来到办公室。“查理，”他说，“有人报盘，某某股票15美元一股，共有5万股。这看起来是笔好生意。”

“嗯，嗯。”芒格回答。

“查理，”格林继续说，“如果你感兴趣，我就买了。”

“是，是。”芒格回答。

过一会儿，格林折返回来：“查理，我们买到了。”

“买到什么？”芒格问。

“我们以15美元的价格买了5万股某某股票。”（那是一大笔钱。）

“什么！？”芒格尖叫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不想买它们！卖掉！立刻卖掉它们！”

格林试图解释，他叫来安德森当后援：“埃德，你听到早些时候我说过的话了吧？”

“查理，我坐在这儿听到了，正如里克所说。”安德森插话道。

“我不管！我不管！卖掉它们！卖掉它们！卖掉它们！”芒格大喊道。

格林跑出门外，立刻卖掉了股票。“那是一个很实际的教训。”安德森说。23

芒格买“烟蒂”做套利，甚至买一些小的企业——很多是巴菲特的方式——不过，他看起来和巴菲特的前进方向稍有差异。他会定期对埃德·安德森说：“我就喜欢大生意。”他让安德森详细地把隐形眼镜护理药水制造商爱力根公司的情况写下来。安德森误解了，写了一份格雷厄姆式的报告，着重关注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芒格为此狠狠地批评了他，他需要的是有关这家公司无形资产方面的内容：它的经营管理水平，品牌的持久性，如果有公司想和它竞争需要些什么，等等。

芒格还投资了卡特彼勒公司拖拉机的代理权，并且看着它是如何大肆吞噬资金的。销售缓慢的拖拉机囤积在院子里，为了发展，这个生意需要买进更多的拖拉机，吞噬更多的钱。芒格想拥有一门不用持续投资的生意，并且能吐出比它吃下去的还要多的现金。不过，这样的生意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呢？是什么给了这种生意持久的竞争优势呢？芒格经常这样问人们：“你听说过的最好的生意是什么？”不过，他是个没有耐心的人，倾向于认为人们能够理解他的思想。24

他的不耐心比在他脑子里出现的任何理论都要突出。他想变得真正富有，真正快速地富有。他和罗伊·托尔斯打赌，看谁的证券投资组合能在一年里挣的超过100%。他愿意借钱去挣钱，而巴菲特从没有借过大数目的钱。“我需要300万美元。”芒格会在去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进行常规拜访时，提出这样的要求。“请在这儿签名。”银行会这样回复。25利用这些巨额资金，芒格做成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电力公司这样的巨额交易，当时股票售价在19美元左右，而加拿大政府正以稍高于22美元的价格收购。芒格不仅把整个合伙公司的钱，还把他自己所有的，以及他所能借到的钱，都押进了这一只股票的套利交易中26——因为这笔交易几乎没有可能会失败。整个交易完成后，回报相当丰厚。

尽管他们的方法不同，芒格还是把巴菲特看成是投资之王，而自己只是一个友好的觊觎王位者。27“维维安，帮我接通沃伦！”他一天内会这样喊上几次，而对方其实已经是受聘于公司，使用维维安桌子的另一个秘书了。28结交沃伦的方式就好像后者是他在照顾的一个花园。巴菲特解释了他的投资哲学：“你已经搭便车了（巴菲特的朋友之间经常使用这个词，在他1963年1月18日写给合伙人的信中，指的是‘coattail riding’）。”29不过，巴菲特不想让他的朋友们搭他的便车，如果他们真搭了，他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因此，尽管芒格在和巴菲特交往的过程中，有关自己的交易都是公开的——比如，他还将巴菲特带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电力公司的交易中——而巴菲特总是对自己的交易保密，除非对方是他的合伙人。

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巴菲特一家已经开始到加利福尼亚度假，这样沃伦就有更多时间和格雷厄姆、芒格待在一起。沃伦和苏珊会带孩子们去海边长途旅行，不过他们通常住在圣莫尼卡林荫大道上的汽车旅馆里，他和芒格会就股票谈上好几个钟头。他们在投资哲学上的差异造就了长时间的会谈。因为沃伦已经做过许多同样的投资，为了避免太大的风险，他也许会放过获利的机会，并且几乎把保存资产当成一个神圣的使命。而芒格的态度却是，除非你已经富有了，否则你可以承担一些风险——如果胜算不错——以使自己变得富有，他的大胆使他成为巴菲特结交的朋友中的异类。因为他的自负，所以他对巴菲特的顺从很有限。“查理有时会因为说话太激动而喘不上气来。”迪克·霍兰德表示。他是巴菲特的朋友及合伙人，在加利福尼亚这样的聚会中有时他也在场。30

芒格探索寻找着大生意，他并不理解巴菲特对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迷恋。“因为他擅长解释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理论”，芒格后来写道，巴菲特“有时表现得就像一个内战中的老兵，几分钟普通交谈后，他总是插一句：‘砰砰，这让我想起了葛底斯堡战役。’”31

芒格觉得格雷厄姆的缺点在于，他认为未来“更多的是危险，而不是充满机会”。他说：“格雷厄姆最喜欢克洛伊索斯的故事，在和波斯打仗失败后，克洛伊索斯看着自己被摧毁的帝国，回忆起梭伦说的话，‘除非结束，否则没有人的生活是幸福的’。”32芒格开始努力让巴菲特撇掉格雷厄姆沉闷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是干弯腰捡“烟蒂”而只能吸上最后一口的苦差事的精神支撑。

对美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巴菲特持积极的乐观态度，这使他能够违背他父亲和格雷厄姆的投资建议。不过，他的投资风格仍然反映了格雷厄姆的习惯，以生意终结时而不是可以继续生存的价值作为判断基础。但芒格希望巴菲特以别的而不是纯粹的数据条件定义安全边际。为了做到这些，在解决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时，芒格反对巴菲特有时不经意间冒上来的灾变理论。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一直在为货币一文不值的那一天的到来作准备，似乎这一天已经近在咫尺。沃伦远比他要现实。尽管这样，他还是倾向于不时地推测数学概率，而后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通常是正确的）：如果一件事情可能出错，它就真的会出错。这种思维方式就像谚语中说的“双刃剑”：这让巴菲特成为一个有才华的悲观、宿命的梦想家。他通常会用这把剑解决一些纠结的难题，有时会用非常公开的方式。

几年以前，巴菲特的另一个朋友，场外交易行纽约汉萨商人公会的赫布·沃尔夫帮助巴菲特克服了阻碍他金融追求的另外一种个性品质。沃尔夫是美国自来水厂的投资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阅读了沃伦发表在《商业和金融编年史》上的有关IDS公司的文章后，找到了他。33

赫布·沃尔夫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有人在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洗个澡，他能告诉你这对美国自来水厂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他让人难以置信。一天，赫布对我说：“沃伦，如果你在一个黄金堆里找一根黄金做的针，那么找这根针就不是更好的选择。”但我有这样的习惯，隐藏越深的东西，我就越喜欢。我把这看成是一个寻宝游戏，赫布帮我走出了这种思维方式。我喜欢那个家伙。

到1962年，巴菲特已经摆脱了这种寻宝的思维方式。但是，他还有点儿像沃尔夫说的那样热衷于细节。他的经营已经扩张到除了比尔·斯科特，还需要再雇一个人的规模。巴菲特设法不让这个人列在他的工资单里，他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控制日常开支，能省则省，或者好一点儿——如下面这种情况——以让他们两个都以自由的方式处理。

……

在巴菲特调查美国运通公司的那几个月里，他父亲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尽管已经接受了好几次手术，但霍华德的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1964年年初，沃伦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实际领导者。在剩下的时间里，他让霍华德把他从遗嘱中去掉，在信托基金里增加了留给多丽丝和伯蒂的股份。18万美元，是留给沃伦和苏珊的那一部分；不过霍华德认为留给沃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沃伦可以很容易地挣到钱。霍华德为他的孩子们设立了另外一个信托基金，这样他就可以把农场留给他们，这个农场是巴菲特一家计划在美元一文不值时避难的地方。沃伦将是这些信托基金的受托人。霍华德之前的遗嘱中，曾具体规定了要用普通的木头棺材，以及举办一个节俭的葬礼，不过在家人的劝说下这一段被删掉了。49沃伦觉得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他要对他的父亲说实话，在沃伦的内心里，他自己再也不是一个共和党人了。50他说，原因是人权问题。51但令人惊奇的是，只要霍华德还活着，巴菲特就不敢更改自己投票人登记表上的身份。52

我不能当着他的面这么做。事实上，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会约束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公开在政治上反对我的父亲。我能想象他的朋友们会觉得疑惑，为什么沃伦会那样干。我不能那样做。

27 愚蠢行为

霍华德去世6个星期以后，沃伦做出了让人出乎意料的举动。这次绝非钱那么简单了。他认为既然美国运通公司做错了，就应该承认并且赔偿损失，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已经提议给银行6 000万美元以解决问题，并且表示公司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可是一部分股东提起诉讼，认为运通公司应该保护自己而不是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巴菲特提出，他代表管理层的想法去做证，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们觉得，三四年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提升公司的形象。因为它建立了远超过一般商业企业的金融正直和责任标准。

但是，美国运通公司并不愿意为了成为榜样而出这笔钱，它仅仅想躲避败诉的风险，因为那会给公司的股票蒙上阴影。它的客户们也毫不在意，“豆油丑闻”并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足够的印象。

在给运通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的信中，巴菲特指出了公司面临的两条路。他还在信中表示，美国运通公司应该负起责任并且赔偿银行6 000万美元，“比起否认其附属机构的行为，这样做要重要得多”。1他将这6 000万美元描述成就像在邮寄中弄丢的红利支票，从长期看是无关紧要的。

苏珊曾经不小心将红利支票扔进了炉子，可她一直没有勇气将这个意外告诉丈夫。现在，如果她知道丈夫竟然如此绅士地处理邮寄中搞丢的6 000万美元红利支票，一定会感到非常震惊。2那么，现在为什么巴菲特会对美国运通公司是否拥有“远超过一般商业企业的金融正直和责任标准”感兴趣呢？正直的名声对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想法从何而来？为什么沃伦想去做证？他已经有和他父亲一样的诚实，现在看起来他还继承了霍华德对原则问题大发评论的喜好。

巴菲特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所投资的公司的管理。但是，在过去他并没有试图将他的投资公司转化成教堂，在募捐的时候还可以讲道。而现在，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霍华德·克拉克的门口，游说后者要保持坚定的立场，尽管已经有部分股东提起了诉讼。

我有个习惯，喜欢顺便走访别人，和不同的人谈话。有一次，霍华德对我说，如果我能再多留意一下组织结构，那就更好了……他说这些是很善意的。3

似乎是为了确认巴菲特的感觉——道德上的诚实、正直也有金融价值——运通公司在付清了和解费用，股价一度下滑到不足35美元后，又上升到超过49美元。到1964年11月，巴菲特的合伙公司拥有超过430万美元的运通公司股票。它还在另外两家公司押了大赌注：得克萨斯海湾制造公司460万美元，纯石油公司350万美元，这两家都是“烟蒂”。这三项投资已经占了整个投资组合的一半多。4而到1965年，仅对运通公司的投资就占了1/3。

合伙公司1962年成立的时候，只有720万美元的资金。巴菲特一点儿也不害怕集中加仓，他一直不停地买进运通公司的股票，到1966年已经在该股票上花了1 300万美元。他觉得合伙人们应该了解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我们远远没有像大多数投资机构那样，进行多样化投资。也许我们会将高达40%的资产净值投资于单一股票，而这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我们的事实和推理具有极大可能的正确性，并且任何大幅改变投资潜在价值的可能性很小。”5

以他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世界观来看，巴菲特的冒险之旅走得更远。格雷厄姆所支持的讲究实际的定量分析方法是速度裁判员的世界，是那些仅做纯数据工作，弯腰捡“烟蒂”的驼背者的世界。巴菲特每天早上过来工作，浏览《穆迪手册》或者标准普尔公司的周评，以满手的数字为基础寻找便宜的股票，然后打电话给特雷迪–布朗–纳普公司的汤姆·纳普下单买入，休市了就回家，晚上睡个好觉。正如巴菲特谈起这些他喜欢的方法时所说的，“更多的有把握的钱是由明显的定量决定挣来的”。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数据统计出的低价股的数字会一下收缩至零，而且因为那些“烟蒂”一般都是些小公司，如果是拿一大笔钱来投资，这种方法就不奏效了。

虽然还在用那种方法继续工作，但在美国运通公司一事上，巴菲特已经拥有了后来他称之为“高度可能性的洞察力”，这打乱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核心思想。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美国运通公司的价值并不是来自现金、设备、房地产或者其他可以计算的资产，如果有必要清算，它所拥有的不过是对客户的信誉。巴菲特把合伙人的钱——艾丽斯的遗产，汤普森博士的积蓄，安妮·戈特沙尔特和凯瑟琳·埃伯菲尔德的钱，安琪夫妇一辈子的积蓄以及埃斯蒂·格雷厄姆的钱——全部押在这个信誉赌注上。这是查理·芒格说起这桩“伟大的生意”时，一直不停提到的竞争优势。而这正是菲利普·费希尔提到的更弱智的分类方法，它用的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对。

巴菲特在后来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购买“正确的公司（有合适的前景、天生的行业条件、管理，等等）”意味着“价格会一路走好……这也是能让收银机真正唱歌的原因。但是，这并不经常发生，就和洞察力一样。当然，定量分析不需要洞察力——数字会如一根棒球棒一样狠狠地击中你的头。因此，大钱往往是那些能够做出正确的定性决策的投资人挣到的”。6

对定性分析方法的新的强调是在1965年年底，巴菲特向合伙人宣布取得巨大成果时获得了回报。在年度报告中，他比较了这累累硕果和早先舆论发布的他会以一年10%的优势击败道琼斯指数的预期——谈到这炫目的业绩时，巴菲特表示，“很自然，没有作者喜欢被这样的错误公开羞辱。它不太可能会被重复”。7尽管说了这些讽刺的话，但他已经开始了一个避免合伙人高预期的传统。随着杰出战绩的记录越来越长，巴菲特的信开始只着重关注衡量成功与失败。他频繁使用“有罪”、“难堪”、“失望”或者“过失”这样的字眼，包括用来形容他所谓的错误——他一直执着于不让任何人失望。8当阅读者们开始识别出这种模式时，一些人认为他在操纵他们，而另外一些人责怪他伪装谦虚。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在这场不安全的奔跑中他的感觉有多深。

在霍华德去世的第二年，沃伦开始考虑用某种方式来怀念他——比如捐助一所大学，但是他似乎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完美的手段。之前，他和苏珊已经成立了巴菲特基金会，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小规模的捐助。但这不是他心里面想为父亲做的。沃伦并不想成为一个慈善家，是苏珊喜欢分配资金，并且也是她在掌管基金会。相反，巴菲特毫不松懈地紧张工作。在美国运通公司这件事上打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垒打后，1965年4月，巴菲特从奥马哈国民银行的信贷部挖来了约翰·哈丁，让他专门负责公司的行政管理。哈丁接手工作时，巴菲特如此警告他：“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永远做下去，但如果我不干了，你也将会失业。”9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一点儿要不干的迹象。哈丁曾希望学会投资，不过这份野心很快就破灭了。“我曾有独立处理投资事宜的想法，但一看到沃伦是多么优秀时，这种想法就消失了。”他说。取而代之的是，哈丁直接将大部分钱投入了合伙公司。

除了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运通公司股票像铲东西一样铲进合伙公司，沃伦正在寻找需要他加以协调的更大的交易。大的“烟蒂”和“定性的”分类裁判交易，与在家里通过浏览浴袍里的《穆迪手册》找到的完全不同。他的下一个目标，另一个“烟蒂”，远离奥马哈。

巴菲特网络里的每一个格雷厄姆信徒都在寻找新的主意，丹尼尔·科文带来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一家纺织品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正以低于资产价值的折扣待售。10巴菲特的想法是买下这家公司，清算后分成一块一块出售，最后关闭。这家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时，沃伦已经从失去父亲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满脑子都是这个新念头。

巴菲特开始围着这家公司打转，并且观察它。而且，他开始从容地收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这一次，不论好坏，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具有马萨诸塞州个性的人管理的公司。

28 干燥的火种

1966年1月，他的合伙人又追加了680万美元；巴菲特发现手上还有4 400万美元的现金，而“烟蒂”太少不够他买。因此，平生第一次，巴菲特把钱放置一边，没有使用—— 一个特别的决定。10自从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那天起，巴菲特的问题就是，要努力使手上有足够的钱来实施看似永不枯竭的投资妙法。

1966年2月9日，道琼斯指数在收盘前短暂地突破了神话般的1 000点，最终以低于1 000点几点收市。欢呼开始了。道琼斯指数1 000点！道琼斯指数1 000点！尽管那一年市场不会再次突破这个大关，可不管怎样，欢庆的气氛犹在。

一整年，巴菲特都在担心会令合伙人们失望。他在写给他们的信中，以美国运通公司带来的巨大收益作为开头。“1965年，我们在和贫穷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写道，暗指约翰逊总统通过一系列新的社会福利计划以创造“伟大社会”。然后，他发布真正的消息，这是很多类似警告中的第一个：“我现在觉得我们已经接近规模的临界点，如果再增加规模，将会被证实是不利的。”同时，他宣布他将关上合伙关系的大门，上锁并且扔掉钥匙。

再没有新的合伙人加入了。他就此开了个玩笑。苏珊不会再生孩子了，他写道，因为孩子们不再被允许加入。这个玩笑并不是特别适合，因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合伙人——将来也不会。为了确保孩子们能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巴菲特决心管理好他们对钱的预期。从很小开始，每个孩子就知道除了教育费用，不要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经济支持。他本来应该可以带孩子加入合伙公司，作为一个学习实践——教他们有关钱和投资方面的内容，以及他是如何管理时间的。他就是那样教合伙公司的合伙人的。而巴菲特很少——如果有的话——“教”他天天都看到的这些人。对他而言，教是一种表演，一种在观众面前的有意识的行为。他的孩子们没有上过这样的课。

取而代之的是，沃伦为他们买了陷入黑夜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作为他的父亲留给孙子们的信托的受托人，沃伦卖掉了霍华德买来用作全家避难所的农场，用这笔钱买了那些股票。鉴于他不赞成不劳而获的财富——那就是他如何看待遗产的——否则他也许会留下农场。其实，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小农场怎么也不会值很多钱，孩子们也不会因为他们祖父的这点儿遗产而变得十分富有。可是，把这些收入投进他那苦苦挣扎的纺织品生意，他就可以凭借又一个2 000股增持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权。对观察家而言，他为什么如此关注这家公司还是一个谜，但是自从他很巴菲特式地开始伯克希尔控制之旅时，他好像就被它迷住了。

巴菲特的孩子们从不期望变得富有，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家已经很有钱了。11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不要被宠坏，事实上也是。和其他孩子一样，他们需要打零工挣零用钱。说到钱，他们家庭观点有奇怪的差异，也就是说，苏珊和沃伦会就她的零用钱争斗得好像他们已经分手了；然后她就拿上钱，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中上阶层的生活：去度个假，在乡村俱乐部里好好享受，穿好的衣服，并且看他们的妈妈开凯迪拉克，穿皮衣。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父亲总是对哪怕很少的钱也斤斤计较，常因拒绝小小的要求而令他们诧异不已。如果他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也许连爆米花都不会为他们买。如果其中一个孩子要求什么，他的回答会是“不行”：如果我为你这样做了，我就必须为所有人都这样做。

无论他和苏珊想给孩子们传递什么样的有关钱的信息，但总有一个经久不变的主题：钱是重要的。他们成长在一个经常将钱用作控制武器的家庭里，沃伦会在苏珊生日那天带她去百货商店，给她90分钟的时间去买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这个家庭很巴菲特式的一面是：经常做交易。虽然苏珊认为沃伦对挣钱的痴迷很不值得，但她还是很乐意从他那儿拿到更多的钱。现在，她正在和她的体重作斗争，这也成了一个有关钱的交易。沃伦的孩提时代一直痴迷于称重——他一天能称体重50次——这个嗜好还没有成为过去时；他着迷于家庭成员的体重，并想让他们都瘦下来。

这个家庭的饮食习惯，不管对他的事业，还是对他们的健康，都没有帮助。苏珊从两年前就开始饱受一种莫名的腹腔粘连的折磨，没有热情做饭。她和沃伦都愿意每天吃同样的食物：大多数是肉类和土豆。和沃伦不一样的是，苏珊会吃蔬菜，可她除了西瓜外，什么水果都不吃。她就吃一点点健康食品，而以巧克力、蛋白椰子饼、罐头装的糖霜乳酪、饼干、蛋卷、牛奶为生。沃伦早餐吃油炸玉米片，喝百事可乐，吃几把巧克力和爆米花，选择牛排、汉堡包以及三明治作为正餐的主要食品。

29 毛料是什么

巴菲特不喜欢冲突，而且也害怕让人们失望，不过他和芒格都认为这两个选址毫无意义。他取消了约克商店的计划，可是遭到了员工和管理层的抵制。由于实在没有去争论的欲望，巴菲特让步了。不过，他绝不允许在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开店。“我灭掉了这个计划。每个人都失望了，他们就这样放弃了。”

接着，成堆的麻烦接踵而来：只要4家店的其中一家提出安装电梯，其他三家也会提出同样要求；每次只要其中一家升级展示橱窗或者购买新的收银系统，其他三家都会如法炮制。巴菲特和芒格开始称之为“游行中踮着脚”。只要有个人干了什么事，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13

但是，这是巴菲特和芒格第一次发现他们可以合伙干的事情。通过新成立的多元零售公司，他们和戈特斯曼实际上创立了一个单独的拥有零售商的公司。霍克希尔德–科恩是这种可以在泡沫市场不断重复的模式的开端；巴菲特已经降低了投资的调整标准，因为他碰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发现他心目中的一项好投资和实际情况并不符合。

在这一单生意中，“我们充分受到了格雷厄姆精神的影响，”芒格说，“我们原以为只要你用自己的钱买到足够的资产，不管怎样你总能让它有点儿产出。而在百货公司再也不能自动产生优势的时候，我们没有充分衡量当时巴尔的摩4个不同商店之间的紧张竞争局势”。

在霍克希尔德–科恩的前两年，巴菲特已经搞清楚，零售业必须具备的技能是销售规划，而不是财务。他和他的合伙人们也充分学习了有关零售业的知识，知道这个行业很像酒店业：一场让人疲倦的马拉松，每一英里都有可能有新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往前一跃跑到你前面去。可是，当这三人有机会通过多元零售公司得到另一家零售企业——这一个非常不一样，而且由一个真正的商人掌管——他们还是冲了上去。这次是一个叫韦尔·费尔斯蒂纳的律师把机会推到他们面前的，费尔斯蒂纳曾经为霍克希尔德–科恩交易工作过。他打电话过来说：“如果你们对零售业感兴趣，这儿有一家联合棉布商店。”这家店卖女士服装。这次，沃伦离他基本的“竞争优势圈”走得更远，尽管在下一个故事里，他会遇见他一生中遇见的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和其他一些人物。

“又小又便宜”，芒格如此形容联合零售商店，它是联合棉布商店的母公司。14看到一组三流的商店以四流的价格出售，他和巴菲特立刻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拥有80家商店，销售额为4 400万美元，每年可以挣几百万美元。63岁的所有人本杰明·罗斯纳主管折扣服装店，在芝加哥、布法罗、纽约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加里等城市里，以Fashion Outlet、Gaytime和York这样的名字在生活艰苦的街区开店销售。有时，他会在同一个城市街区里，用不同的名称开几个很小的店铺，出售同样的货物。它们的规模大小不等，可以是纽约城里一套朴实的公寓，也可以是设备完善的郊区的房子。罗斯纳总是把日常管理开支缩减到最少，而且他只接受现金。管理这些批发商店需要特别的技巧。芝加哥密尔沃基大道商店的经理，一位大块头的、老练无情的女士，“如果看见她认为的在商店中行窃的小偷类型的人进来，她就会吹一声哨子，然后所有员工就会查看并且观察那个家伙。她太了解他们了，在你可以想象的条件最差的街区中任何你能找到的商店里，她这家店的‘缩水率’是最低的”。[1]

……

巴菲特需要一个经理人，不过罗斯纳告诉他，他只能留到那年的年底，到时会把生意交给新的所有人。然而，巴菲特看得出，就像这个生意离不开罗斯纳一样，罗斯纳没有生意也不行。

他太爱这一行了，不可能放弃。他在卫生间里放了一套商店记录的副本，这样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他有一个竞争对手，皮特里商店的米尔顿·皮特里。有一次，本杰明去沃德福参加一个大型宴会，米尔顿也去了。他们碰面后立刻就开始谈论生意。本杰明问：“你进灯泡多少钱？你标价多少钱？”那是本杰明所能谈论的全部。最后，他对米尔顿说：“厕纸你进货价多少？”米尔顿说了个数。本杰明比他的进货价要便宜不少，但是他知道你要买的不是便宜货而是合格的商品。米尔顿说：“是的，那是我能弄到的最好的。”于是，本杰明说了声“对不起”后，就起身离开了黑领结慈善晚会，驱车前往他在长岛的仓库，到了那儿就开始撕开装厕纸的纸箱，数里面的纸，因为他有疑问。他明白米尔顿不应该比他多付那么多钱，因此在厕纸这个商品上他一定是被蒙蔽了。

不出所料，厂商说每卷里面应该有500张，而事实上没有。他真的受欺骗了。

巴菲特知道，自己想和这种为了去数厕纸张数而离开黑领结宴会的人共事；这样的家伙也许会蒙蔽桌子对面的人，但永远不会欺负自己的合伙人。他和罗斯纳达成了600万美元的交易。为了确保他买下这个生意后，罗斯纳还能继续留下来工作，他奉承罗斯纳，弄清楚他得到的可以衡量生意表现的数字，不然的话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16

巴菲特和世界上的本杰明·罗斯纳们感受一致——他在他们的执着中看到了成功。巴菲特厌恶像霍克希尔德–科恩那样的问题公司，而是寻找更多的本杰明·罗斯纳们，他们能建立他愿意购买的出色的公司。

30 “喷气机”杰克

而沃伦仍然生活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他从没有经历披头士的狂热。他不唱摇滚，不张贴上面写着“战争对孩子和其他生物不健康”的海报。他的意识形态保持不变。他的思想沉溺于严谨的哲学追求，在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烟蒂”哲学和菲利普·费希尔以及查理·芒格的“大生意”之间取舍不定。

我正向查理·芒格的类型转变——有点儿反复。这有些像新教改革期间的情况。第一天我听从马丁·路德·金的，而第二天我又听教皇的。本杰明·格雷厄姆，理所当然，是教皇。

当芒格把他的论文钉在“烟蒂”大教堂的门上时，市场本身已废弃了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权威。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推进，闲聊股票让鸡尾酒会活跃起来，家庭主妇们会在美容院打电话给她们的经纪人。股票成交量上升了1/3。536岁的巴菲特在当今世界里就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现在的世界热切渴望着宝丽来、施乐、电子数据系统这样的公司——他根本不了解它们的技术。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他正在放慢速度。“我们可没有他们那么多好想法。”他写道。6

然而，巴菲特在寻找让资金保持运转的方式时并没有放宽标准，他规定了两个新的限制条件，这让他的投资变得更加困难。这些个人的偏好现在变成了正式的标准：

1. 我们不会接手对我而言技术太难的生意，这是投资决策的关键。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就和对金龟子求偶习惯的了解一样少。

2.即使赢利预期可观，而如果主要的人的问题不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将不会在投资运作中采取行动。

他所说的“主要的人的问题”是指裁员、工厂关闭——以及不能容易罢工的工会。这也意味着他在每吸一个“烟蒂”之前，会思考一次、两次，甚至三次。

他拥有的“烟蒂”问题够多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是“靠设备维持生命”的状态，已经病入膏肓。巴菲特近期聘用了皮特·马威克审计事务所的维恩·麦肯齐，派他到新贝德福德监督这家破烂不堪的纺织工厂。巴菲特一直为他在最近一次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会上犯的错误而懊悔。因为财务成功而激动不已（但是这个成功后来证实只是短暂的）——“我们卖了几个月的人造丝衬里，挣了很多钱”。7——巴菲特被说服答应了每股派10美分的分红。这家公司的律师们争辩说，伯克希尔现在做得这么好，如果不分红就有可能被指控不合理地保留收入。也许是正在做白日梦或者只是由于一时的软弱，巴菲特同意了这次分配。一股派发10美分红利听起来很不起眼，可巴菲特花了24小时才认识到他们提出来的是一个谬论。但那时已经太迟了，他这一不寻常的应允给合伙人和股东们分了101 733美元，而他知道这笔钱总有一天会变成数百万美元。8他永远也不会犯这样的错了。

8个月后，巴菲特给伯克希尔的股东们提供了一种交换方式。如果有人希望得到能产生收入的证券，他可以用股票来交换利率为7.5%的公司债。一共有32 000股股票交上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巴菲特把股东中希望得到收入的人清洗出去，这样可以确保剩下的股东们更可能关心公司的成长，而不是红利。“这种做法很聪明。”维恩·麦肯齐说。9当然，发行在外的股票越少，巴菲特就越能加强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制——即使他当初买这个公司的错误越来越清楚。肯·蔡斯不动声色地按照巴菲特的指示收缩业务。唯恐再次遇到像在丹普斯特出现的那种讨厌的结果，巴菲特听取了蔡斯的意见，好好安抚工会，忍受新贝德福德的人满意而由剩余的厂继续运作导致的损失。

31 绞刑架决定未来

他谈到了受难的意义。受甘地鼓舞而转向非暴力抵抗的他引用了《登山宝训》里的内容：为父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继承大地。

苏珊被他充满力量的话语深深感动，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也深受感动。10巴菲特总是跟有气势、充满魅力的演讲者有共鸣。现在他看到马丁·路德·金就站在他面前：这个人充满道义勇气，曾经因为自己的信仰被殴打，被投入监狱，被戴上脚镣从事艰苦的劳动，被鞭抽棒打。尽管遭受反对和暴力，而取得的成功有限，他仍然践行其主张将近10年。马丁·路德·金曾经这样描述非暴力的力量：“它是解除对手武装的方法。它揭穿了其道德伪装，削弱了其斗志，唤醒了其良知……甚至即使对手想杀死你，你也要坚定内心的信念。有些事物是如此珍贵，有些事物是如此值得珍视，有些事物是如此有价值，它们值得我们为之牺牲。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发现他可以为之牺牲的事物，他就是苟且活着。当一个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有了力量。”11

马丁·路德·金是个先知，他看到了荣耀，看到了现实中的邪恶，看到了人们因为面临恐惧而从睡梦中惊醒。他呼吁他的追随者们也置身这个现实中。他说，基督教一直坚称我们心中的十字架重于我们的王冠。他在很多次讲演中重复的一句话打动了巴菲特的心，刺穿了他的理性。12

“法律不会改变人的心灵，”他说，“但能阻止人的无情。”

他用他洪亮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接着继续讲下去，以这句话作为演讲主题。

苏珊经常对丈夫说，生活里有很多比坐在房间里挣钱更有意义的事情。1967年10月，处于人权斗争痛苦中的巴菲特给合伙人写了一封特别的信，这封信表现出他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这封信比他每年写给股东们的年度报告要早，里面只展示了他的策略而没有披露这一年即将收获的成果。“在市场行为过度反应的模式里，我的分析方法价值有限，”他接着写道，“和我更年轻和钱更少的时候相比，现在为了得到更加出色的投资业绩，我从自己个人的兴趣出发，使用的方法比以前要少一些强迫性……我和目前的现实不同步。但是有一点我清楚，我不会摈弃先前的方法，因为我理解它的逻辑（尽管我发现运用起来有困难），即使它也许意味着放弃大的、显然很轻易得到的利益，我也不愿使用我根本不了解、尚未有过成功经验因而也许会导致巨大且永久的财产损失的方法。”

他提出“少一些强迫性的方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个人目标。他说他的个人目标已经开始闯入：“我愿意拥有一个能兼顾大量非经济活动的经济目标……我很有可能限制自己只接触相当简单、安全、有利润且令人愉悦的投资。”

接下来，巴菲特的举动让合伙人吃了一惊，他把之前设定的每年超过市场10个点的目标下调为5个点——或只挣9%，无论哪一个指标，都是变少了。如果他们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投资，他们可以走，他不会责备他们。

他明白这是在冒险。一些热门的新共同基金比合伙公司做得好得多，一年之内资金可以翻番。每一年的1月，合伙人们可以加钱或者抽钱。许多其他的船长正预测阳光会更加明媚。

然而在时间安排上，他宣布降低目标最终还是对他有利。1966年道琼斯指数的表现非比寻常的糟糕。13一些合伙人被市场的动荡所动摇，建议他卖掉股票。而沃伦不为所动，最后合伙公司以高出36个点的成绩击败道琼斯指数，这是合伙公司成立10年来的最好纪录。“如果你不能加入它，就打败它。”他写道。14因此，他给合伙人一个拿钱到别的地方的机会，现在是个不错的时机。

这个策略的另一个附带作用是测试他们对他的信任。他们是在不知道他最新一年真正业绩的情况下作决定的。如果他们继续留下来，那是因为他们对他的信任以及他们愿意接受他更适度的目标。每年超过市场5个点，如果在较长的时间内滚动投资，也会产生巨大的财富。（假设道琼斯指数平均每年增长4%，合伙人投入到合伙公司的1 000美元经过20年，每年增长9%，将会变成5 604美元——比投资道琼斯指数挣2 191美元多出3 413美元。）即使本杰明·格雷厄姆以每年超出市场2.5%的业绩打败市场，巴菲特修正后9%的下限还是比拥有一般债券要多赢利2%甚至更多。这样年复一年，而且没有亏钱，最后的结果会让人吃惊。和他在一起，投资人只要承受少量的风险，就能得到惊人的回报。不过，通过调低目标，他已经在心理上比他的合伙人更为从容，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点。

1968年1月，第一次，投资人没有急着往合伙公司里加钱，反而撤出了160万美元。但这只是一小部分，每30美元中只有不到1美元去了别的地方。几个星期以后，他公布了1967年的业绩，和道琼斯指数19%的升幅相比，合伙公司的涨幅为36%。也就是说，在两年里，巴菲特合伙公司里的1美元增长超过60美分。

他祝愿离开的合伙人一帆风顺，但言语中也许有一些微妙的讽刺意味：“这对他们来讲很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能力和动力超过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也从努力争取好结果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也许不能达到那样的业绩。”15

“金融天才是一个上涨的市场。”正如肯尼思·加布尔雷思后来说的那样。16

现在，巴菲特有更多的时间追求他所谈到的“个人的兴趣”，而压力较过往更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金的那次演讲以后，罗森菲尔德轻易地聘请巴菲特成为格林奈尔学院的董事。鉴于巴菲特不喜欢委员会和会议，这足以说明他被这次大会感动得有多深，他和罗森菲尔德的关系有多么亲密。自然而然，他直接进入财务委员会，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群具有同样思维的人。鲍勃·诺伊斯是主席，他经营一家名叫仙童半导体的公司，专门生产电子产品电路——巴菲特对此知之甚少而且没什么兴趣。诺伊斯是格林奈尔学院的毕业生——他曾经因为偷了一头猪到夏威夷式的晚会上烧烤而被学校开除，这一行为在这个养殖生猪的州是严重的错误——似乎前途不可限量。17然而“他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个科学家”，巴菲特说。最重要的是，诺伊斯憎恨等级制度，而对弱者充满爱心，这和格林奈尔的精神是一致的。

巴菲特似乎也感觉到了为人权再多做一些事情的迫切性。他认为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大脑和金融智慧更好地服务于这项事业。罗森菲尔德开始将巴菲特介绍给民主党人士，巴菲特开始和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哈罗德·休斯以及准备竞选参议员的吉恩·格伦打交道。

……

霍华德·巴菲特一次又一次对他的孩子们详述了他在16岁时亲眼见到的一幕——数千人集中到道格拉斯县法院大楼前，他们破门而入，企图对奥马哈市长处以私刑，并且殴打、阉割了一个被指控强奸的上了年纪的黑人。接着，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到大街上，朝尸体射击，并且点火焚烧。法院大楼暴乱是奥马哈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许多暴力行径霍华德都没看到，不过亲眼见到这些暴徒把一根街灯柱变成了一个临时绞刑架，奥马哈市长在关键时刻被营救之前，就被一个索套套住脖子悬挂在了绞刑架上。24后来他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在霍华德的余生中，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心。25他亲眼看到了正常人、普通人如何瞬间变成一个暴徒,把人性中隐藏最深的部分表现出来。

早在这年之前马丁·路德·金就提出警告，大众社会动荡不安可能会导致法西斯主义。这对沃伦·巴菲特而言并不需要任何解释。他对弱者的支持超出直觉，部分是依靠这种逻辑。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不过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法律不会改变人的心灵，马丁·路德·金说，但是可以阻止人的无情。不过，无情的人是谁？这个他并没有说。

几个星期后，马丁·路德·金飞往孟菲斯市发表演说。他回忆起在纽约刺伤他的一个妇女，以及总有谣言说有刺客在等着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听众，“前面还有困难的日子。但是这些现在对我都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想开了。”第二天，4月4日，当他站在洛林汽车旅馆的阳台上准备发表演说号召清洁工人的运动时，被子弹射中颈部身亡。26

悲痛、愤怒以及沮丧从美国的黑人社区里涌出，把市中心变成了激战区。

同时，数万名学生在大学校园内举行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越共已经发起了新年攻势，袭击了100个越南南部城市。美国人被一张南越警察局长近距离射杀越共游击队员头部的照片吓坏了，这是共产主义者第一次从抽象的名词变成了具体的人。美国政府拒绝了大多数推迟征兵的要求，最终将中上阶层家庭的儿子们推到了参战的风险中。公众的情绪瞬时改变，开始反对这场战争。而到了马丁·路德·金被害的时候，这个国家感受到革命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32 简单、安全、有利润且令人愉悦

33 解体

苏珊虽然慷慨大方，但她也开始需要被关注。根据她的朋友所言，她需要的其实不多，只要她丈夫一点点努力就够了。她不赞成挣钱是人生的目标。因为沃伦缺乏兴趣，所以她远离了旅行、博物馆、剧院、艺术以及其他大多数文化形式，这让她感到生活很贫乏。在公众场合，沃伦热情地赞扬她，可在家里或工作的时候，他会心无旁骛。她说，如果他能努力不时地和她一起去画廊，或者只是因为她想去，就带她去旅行，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不过，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当他有时真的应邀露面时，那代表帮她的忙，而不是给她的礼物。

既然苏珊知道沃伦永远不会飞到意大利待上几个星期，她开始单独或者和她的女性朋友一起去旅行，有时去拜访家庭成员——比如伯蒂，她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有时去参加个人成长课程。

一次在芝加哥机场，她坐在凳子上，一个男人停在她面前。“你是苏珊·汤普森吗？”他问。她往上看，对于自己满嘴热狗的形象被人遇见很是尴尬。这个男人是米尔顿·布朗，她高中时的恋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他坐了下来，两人重新熟稔起来。20

总是希望保持感情联系的苏珊后来说，她的丈夫不缺少感情，他只是割断了他自己的感情。而且看起来肯定的是，他最强烈的感情纽带连接的是他的朋友以及合伙人。对于他们，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和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实际上的家庭。其他的巴菲特们帮不上忙，但他因有那些人的陪伴而神采奕奕，相反他在参加自己的家庭事务时，会表现出尽职但却心事重重。

因此，尽管他准备关闭在过去的13年里花掉了他大多数清醒时间的合伙公司，他还是完全保持着和合伙人的联系，而且似乎有点儿犹豫是否应让他和他们的联系就到此为止。他甚至还帮助他们把钱放在投资好手的手里，给他们再写一封信，一丝不苟地描述他们的选择。

在解释他对他们的付出时，他说：“找其他咨询者比较棘手。当我关闭了我的合伙公司时，我还有这些一直依靠我的合伙人们，我也将分配很多钱。我觉得有责任至少为他们提供一些备选方案。”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资金管理人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行为。即使本杰明·格雷厄姆接受询问时，也只对少数人这样说过，“哦，买AT&T公司”，只是随意地提到巴菲特而已。而巴菲特却精心指导他的合伙人迈向他们未来的投资生涯。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去了芒格合伙公司，而他又送了一两个过去。不过芒格对市场有点儿不安。“谁还会去见人，如果你正在令他们失望？”他说，“尤其当你把他们吸收进这样的关系中来时？”他还是缺乏巴菲特推销的才能。

我给合伙人推荐了两个我知道格外好而且诚实的人：桑迪·戈特斯曼和比尔·鲁安。到那时，我已经在投资世界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识他们也好些年了。因此，我不仅知道他们的业绩，而且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这个业绩的，这相当重要。21

于是有钱一点儿的合伙人去了戈特斯曼的第一曼哈顿。不过桑迪不想要小鱼，因此巴菲特把剩下的给了鲁安，后者正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两个合伙人里克·切尼夫以及西德尼·司特尔斯一起成立自己的投资咨询公司——鲁安–切尼夫–司特尔斯，并且创建了专门接受较小账户的红杉基金。他们雇用了巴菲特合伙公司一旦解散就要失业的约翰·哈丁为新公司管理奥马哈的办事处。卡罗尔·卢米斯的丈夫，证券承销商约翰·卢米斯和巴菲特值得信赖的研究人员亨利·勃兰特一起去了鲁安–切尼夫–司特尔斯——当然是全职。这些联系也让哈丁、卢米斯以及勃兰特保留在巴菲特延伸了的“家庭”里。

巴菲特把鲁安带到奥马哈，并且向合伙人推销红杉基金。他用典型的数学术语肯定了鲁安。按惯例，即使他已经认识鲁安好多年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留一条小小的退路，害怕事情并不如所愿而招致责备。他写道：“当判断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犯错的可能性……（不过）无论从性格还是业绩表现上我都极为看好比尔。”22

……

经营合伙公司时，这个拥有简单品位的不简单的巴菲特一直坚持股票交易的保密性，而且从来不在采访中透露消息。然而，现在保密性不再重要了，所以他才和这么一篇关于他自己的高调的文章合作。

文章没有写出，或者暗示出他的资产净值。记者不知道自从巴菲特在1966年向新的合伙人关闭合伙公司大门，他收取的费用经过再投资，在仅仅3年内已经将他的资产净值翻了4倍，达到2 650万美元。因为没有新合伙人的钱来稀释，他在合伙公司资产里的股份已经从19%升至26%。这篇文章举了他的“杂乱无章的老旧的奥马哈房子”38以及简陋的办公室里缺少计算机和大量员工的事实作为例证。确实，这个品位简单的男人仍然一天啜饮四五瓶百事可乐，在晚宴上会要求提供可乐而非酒，并且如果有比牛排或者汉堡包更复杂的食品供应时，他也只会吃小圆面包。家里无论是谁碰巧在洗衣服，都有可能一把把他抓过来，勒令他赶紧换衣服。他有时仍然会以比流浪汉好不了多少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而且很少注意到自己的着装。即使住在有两个房间的车库式公寓里他也会高兴，钱只是他的记分卡。而苏珊却很在乎生活质量，认为如果没有派上某种用途，钱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巴菲特夫妇在一段时间里还是过着小康夫妇的生活——当然不是他们可以供得起的那种奢侈生活。苏珊甚至升级了沃伦的汽车，让他开和她一样的凯迪拉克，不过是那种没有任何额外性能的基本配置，而且是她给数英里之内的每一个交易商打电话争取的最便宜的价格。人们发现了他朴素的品位和不断增长的财富之间的反差。他的和蔼、谦虚、才智和稳重让他们毫不紧张。他已经褪去了一些他以前的不知礼节和大部分的傲慢，以及较为明显的感觉不安全的迹象——虽然他对批评的容忍没有增加，但他在学习隐藏自己的不耐烦。对长期的朋友他表现出无比的忠诚，人们尤其会被他内心的诚实所打动。

但是，长期和他在一起的人发现他那松了绑的能量旋风令人疲惫。“永不停歇”，他们窃窃私语，而且当他的注意力走神时，他们有时会感觉到一种带内疚感的轻松。他吸收信息而且动辄拿给朋友们大量的剪报和阅读材料——他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后来才猛地醒悟过来他们已经远远落后于他的步伐了。他的谈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随意。他似乎总要有一个目的，而不管对于接受的人来说这个目的是多么费解。人们有时意识到他在设法测试他们。在表面的随意风格下面，巴菲特有让人为之震动的内在张力。

很难想象没有了合伙公司他将如何处理所有的精力和激情，而很多合伙人也发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他们将怎么办。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他的追随者而不愿让他离开。他们的不情愿对巴菲特其他家族生意的命运简直是一种讽刺。在巴菲特家的杂货店100周年庆典上，弗雷德·巴菲特表示不想干了，要放弃这家店，可他的儿子们谁都不愿意接手。尽管它每年有50万美元的营业额，但是当弗雷德努力寻找买家的时候，却发现无人问津。

第四部分 苏珊在歌唱

34 “糖果哈里”

即将解散的合伙人吃惊地发现，通过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他们拥有了一家优惠券公司、一家银行和一家无关紧要的报纸。4现在，他们要做出决定是继续持有这些股票还是清仓，因为它们都可以换成现金。

“他将切开这个馅饼，你将可以首先做出选择。”约翰·哈丁说。对巴菲特而言，这是绝妙的一着。他当然希望他们选择现金，然后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留给他自己。不过，他对他们仍然很诚实。在1969年10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作了一个市场预测，而在这之前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鉴于市场处于如此高涨的时期，“……在我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写道，“我现在相信在专业的股票投资和被动的债券投资之间，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可供选择的余地太少了。”5尽管确实允许他们选择，但这就像最好的资金经理人从债券的收益中挤出几个百分点来一样困难。尽管如此，即将解散的合伙人不应该对手上现金能有多大用抱有太高的期望。

两个月后的12月5日，他就这两只股票的前景作了预测，同时也告诉这些合伙人他自己打算做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股票内在价值在未来的几年会有巨大的增长……如果每年不能按照大约10%的速度增长的话，我会感觉很失望。”这是一份重要的声明。他告诉了他们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业绩不仅要超过债券，甚至要远远超过合伙人从最好的资金经理人那里所期望的收益，这是他在10月份的信中所提到的。

我认为两种证券都应该长期持有，我很高兴能够把我资产净值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在它们上，我将长期把我的资金投入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这种可能性非常大。6

与此同时，巴菲特也专门给合伙人写了一篇关于如何投资债券的文章，再一次展现了他同典型的资金经理人的不同之处。尽管如此，“当我收手时，就会使4个人恐慌，她们都是寡妇。她们只信任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她们受过男人的欺骗，如果她们的钱损失掉，她们就会觉得再也挣不回来。她们会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继续帮我们挣钱’之类的话”。7

但是如果他不能遵守他的高标准的话，他就会拒绝担当他所认为的受托人的角色。“基本上，如果我是担保人的话，我就不能那样做，因为我知道这对我曾经是多么艰难。”他说，同时回想起11岁时，当城市服务优先股让他姐姐失望时他的感受。

……

为什么不将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上市以便自由交易呢？伯克希尔被牢牢地掌控着，以至于需要“预约”才能交易——这使得其他人很难了解它股票的实际价值。多元零售的股票根本就不上市交易。

紧接着是一份长长的、复杂的解释，在这里，巴菲特认为自由交易和流动的公共市场对这些股票来说可能更无效、更不公平，“富有经验的老练的合伙人可能比初出茅庐的合伙人更有优势”。当然，这样一来，他那些天真的即将解除合伙关系的人，也更容易摆脱患躁郁症的“市场先生”的魔掌，这位先生有时可能会严重低估股票的价值。这也降低了大批经纪人说服他们卖出股票而去买IBM或者AT&T的可能性。但是，这也意味着巴菲特限制了他合伙人的选择——使他们买卖股票都变得更困难——并且，如果他们真的想卖，也只有卖给他。

作为合伙公司的无限责任合伙人，他总是完全掌控着这两家公司。放弃掌控而由看不见的市场去控制，这对他来说比登天还难。再者，一旦他把这些股票转给他那些即将解除关系的合伙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自己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就可能会相冲突。这使得解释变得更为复杂，之所以不将股票上市，而像舞伴背对背互换位置地跳舞，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巴菲特是所有合伙人中最为老练的。他比其他那些合伙人更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不论他的意图多么真诚，这个决定都加深了他和他们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巴菲特的信真挚感人，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竭力说服自己正在做一件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利益冲突肯定会引起愤怒和敌意。任何把股票卖给他后来又后悔的人，事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比我有优势。

然而，受父亲霍华德的影响，沃伦要用万分的谨慎和正直来行使他们的选择权。他回答下一个问题的方式明确告诉了那些即将解散的合伙人可以期望什么。

我应该持有我的股票吗？他们问道。

巴菲特像以前给公众建议一样，给出了明确而直接的答案。

“我所能说的就是我打算这么做，”他说，“并且我计划购买更多。”10

……

现在这些合伙人知道了巴菲特不打算出售，相反却计划购买更多股票。他们将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股票或者现金。如果他们拿了钱，巴菲特就会得到股票。如果他们继续持有股票，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仍然是他的合伙人。

当巴菲特对人们是否接受和喜欢他而寝食不安时，他仍然把忠诚看得最重。他在周围所有人中遍寻忠诚。合伙人关系的解除就是忠诚测验的一部分，这在他以后的行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合伙关系解除时，巴菲特有了更多的钱可以购买更多的股票，甚至当他们继续持有他的股份时——他自己仍然拥有伯克希尔–哈撒韦18％的股份，多元零售公司20％的股份，蓝筹印花公司2%的股份13——截至1969年年底，他和苏珊大概已经拿到了1 600万美元现金。在第二年里，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开始迅速换手，就像一个巨人正在洗牌一样。正如巴菲特所预测的——如果他的合伙人知道后，就规模而言也可能会使他们感觉震惊，因为他利用从合伙人那里得到的现金为自己购买了更多的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他用伯克希尔的现金来购买其公司的股票，对于多元零售公司，他提出从一些打算交换多元零售公司票据的人手中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股息为9％。14同他交易的人形形色色，从他先前的连襟杜鲁门·伍德，一直到他的第一个投资人霍默·道奇及其儿子诺顿。15对于那些拒绝这些出价的人，他们不得不心甘情愿继续持有，并且让巴菲特将收益再投资，同时却不用花费一分钱——这就表明了信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16

之后，他对那些继续持有股票的人产生了一种无比忠诚的感情——这种忠诚之深沉和强烈，甚至连现代那些标准的首席执行官们也感觉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正如他后来所声称的，伯克希尔仍然“像一个合伙公司一样，你基本上和私营企业的股东们血肉相连，他们支持你，并且愿意来奥马哈”。在他看来，要做合伙公司就必须有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他常说，他总是把合伙人看作家人一样。他的合伙人是一群信任他，而他又愿意为其付出的人。作为回报，他也期望着他们对他忠诚。

然而，人们做出决定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需要钱，有些人则是在听了比尔·鲁安的演说后就想投资红杉基金。许多人的经纪人都督促他们卖掉纺织厂的股票，因为它既费钱又没什么收益。有些人听从了，有些人则没有。有些专业的投资者还有其他的选择，他们认为卖掉这些业绩平平的股票，他们就会富裕起来。当沃伦亲自前往西海岸并呈上多元零售公司的票据时，埃斯蒂·格雷厄姆的姐姐贝蒂把她的股票卖了；埃斯蒂没有。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表妹罗达·撒纳特以及她的丈夫伯尼也决定不卖。他们说，沃伦要买肯定是对他有利，那就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干吗卖呢？17当沃伦把票据给他的姐姐多丽丝时，她也拒绝了，如果他要买，我干吗要卖呢？她也这样想。

有几个合伙人亲自向巴菲特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质疑他对股票走势的判断。他回答说，经过谨慎的思考，他认为股票市场将会好转，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像杰克·亚历山大和马歇尔·温伯格之类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优秀投资人，他们分析了那些话之后，就把他们的股票卖给了他。

芒格后来称巴菲特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收购者”，像约翰·洛克菲勒一样，在缔造其商业帝国之初，大刀阔斧地扫清了一切挡路的人和事。18一些人常常是事后诸葛亮，感觉受到了歧视、诱惑，甚至误导。有些人自言自语说：事实上，那就是沃伦的风格，我应该早就知道的。

截至1970年年底的时候，许多原来的合伙人都套了现，而沃伦却继续购买更多的股票。他和苏珊在伯克希尔的股份从原来的18%猛增到将近36%，他们在多元零售公司的股份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39%。实际上，巴菲特现在已经控制了这两家公司。19他也购买了大量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使其股份从2％增加到13％。

苏珊对此十分清楚，沃伦打算通过迂回手段控制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就意味着她丈夫第二次“退休”也会步第一次的后尘，原因之一就在于蓝筹印花公司也和伯克希尔–哈撒韦一样面临同样的麻烦。20其业务不是仅仅在萎缩，而是濒临死亡，因此他和芒格不得不购买新的业务以促进其资金增值。

1971年年底，尼克松总统废除了金本位制，导致油价暴涨，全美近半数的石油公司突然停止发放优惠券。由于通货膨胀，日用品物价飞涨，通过热情服务和发放赠品的方式诱使顾客的传统零售方式被颠覆了。人们都想买最便宜的东西，零售商们扎堆打折促销。21家庭主妇们精打细算购物，收集大量优惠券来兑换电煎锅的一切机会全都蒸发了。

之后的一天，巴菲特接到蓝筹印花公司总裁比尔·拉姆齐的电话，告诉他一家洛杉矶的公司，喜诗糖果公司正在寻找买主。巴菲特已经对喜诗公司作过一些研究，他也追踪过芬妮·法默公司22的业绩，调查过新英格兰糖果糕点公司。不过，糖果公司都很昂贵，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涉足过。“给查理打电话。”他说。23芒格负责蓝筹印花公司以及他们在西海岸的业务。

喜诗糖果公司成立于1921年，由一位加拿大糖果商创建。其产品采用上等黄油、奶酪、巧克力、水果和坚果为原料，经过精工细作而成，创造了上乘的“喜诗品质”。“二战”期间，喜诗糖果公司没有采用偷工减料的方式应对原料不足问题，而是在商店摆放独具特色的白纸黑字的广告：“糖果售罄，请购买战争债券欢庆圣诞。”24这家公司成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慈善机构。

“喜诗糖果公司在加州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芒格告诉他，“我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它，如果谁要同这个品牌竞争的话，肯定要耗费巨资。”埃德·安德森认为这太贵了，但是芒格却极为热心。他和巴菲特考察了这家工厂，芒格说：“一个多么奇妙的企业啊，而且他们的经理查克·哈金斯，非常聪明，我们可以留用。”25

喜诗糖果公司已经公开了初步的交易方案，他们要价3 000万美元，而其资产仅价值500万美元。26关键在于喜诗糖果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商标——最为重要的是客户的忠诚。例如，苏珊·巴菲特就极为青睐加州的喜诗糖果公司。

他们认为喜诗糖果公司就像一只债券，值得额外支付2 500万美元。如果公司把他们的收益作为“利息”支付，那么这个利息平均达到9％。不仅如此——拥有一家公司要比拥有公债风险更大，并且“利率”还没有保证。但是这个收益还在不断增加，每年平均12％。因此喜诗糖果公司像一只债券，其支付的利息仍在不断增加。27再者：

我们认为它已经揭示了价格的力量，喜诗糖果公司的糖果价格，与同一时期拉塞尔·斯托弗公司的大概一致，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你每一磅提高15美分的话，除了400万美元外，还能多收益250万美元。因此，你所买的对象，如果只是稍微加点儿价，当时就可能给你带来650万或者700万美元的收益。

为了收购这家公司，他们首先要同两个人谈判：第一个是查尔斯·西伊——或者叫“糖果哈里”，巴菲特、芒格和里克·格林这样称呼他，他代表刚刚故去的兄长拉里·西伊经营这家公司。兄弟二人共同拥有该公司，不过一直由拉里经营。

“糖果哈里”确实不想经营喜诗糖果公司，他只对酒和女孩感兴趣，他只想去追女孩。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点儿变卦了。里克和查理去见他，查理还发表了一通空前绝后的伟大演说，谈及葡萄和女孩，以及“糖果哈里”应该如何高效地利用时间去追女孩。

另外一个人就是“数字哈里”，哈里·摩尔，公司首席财务官和董事。蓝筹印花公司通过其律师，分析了这笔交易的经济收益，以便说服“数字哈里”，同时，他们也继续劝说“糖果哈里”，称这一交易可以使他获得解脱，因为作为兄长的继承人，他将不得不面临许多潜在的利益冲突。28

蓝筹印花公司的出价为2 500万美元，它的税前收益为400万美元，从巴菲特和芒格第一天买进它开始，这项投资就为他们带来了9%的回报——这还不考虑未来的增长因素。尽管他们认为喜诗糖果公司可能会坚持提高售价二三百万美元，不过这仍然值得，他们的资金回报率仍然可能达到14%：虽然还没有到手，但是这一投资收益率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关键是这一收益是否会继续增长。巴菲特和芒格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到目前为止，这项收购工作还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们习惯于出低价，对他们来说，如果按照要价交易是无法接受的。

“你们这些家伙都疯了吧，”芒格的下属艾拉·马歇尔说，“有些东西也是很值钱的，如人员素质、公司品质等等，你们低估了品质。”

“我和沃伦听取了这些批评，”芒格说，“我们改变了想法，最后他们得到的收益正是我们所愿意支付的。”29

当这项交易签约时，巴菲特发现特雷迪–布朗公司早就购买了喜诗公司1 000股，巴菲特命令公司回购其股票。特雷迪–布朗公司的合伙人知道喜诗公司的价值，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他们拒绝接受，并且就这一问题同巴菲特进行了简短的交涉。他们看不出来为什么要把喜诗公司的股票卖给巴菲特，但是他坚称他比特雷迪–布朗公司更需要这些股票。最后他如愿以偿，他们把股票转让给了他。30

从这项交易签署生效的那一刻起，巴菲特、芒格和格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开进了董事会，巴菲特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糖果业中，甚至对丹普斯特和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没有这样过，他在这些公司都是任命代理人经营。他赠送整盒的喜诗糖果给他那些信奉素食主义的亲朋好友。他花费几天的时间，给公司的常务副总裁查克·哈金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到他已经同全国各地购物中心的老板们谈过了，要在各地设立新的喜诗商店，这些地方包括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费耶特维尔和加尔维斯敦等等。他也告诉哈金斯艾奥瓦州除外，因为购物中心的经理们已经告诉过他“艾奥瓦人都不喜欢糖果”。31他给哈金斯授权，允许他停止每月向“糖果哈里”所谓的众多女友赠送糖果。他开始跟踪糖和可可的期货，当时达到了每磅58美分，已经接近前一年洛克伍德可可豆所创造的价格。32

巴菲特建议尝试销售预先包装好的糖果，他想知道业绩、预算等大量的财务信息。他写信给哈金斯谈及拉斯韦加斯的一个商店：“当我们选对一个地方时，分析能从这个社区赚到多少美元，真是太有意思了。你的工作十分优秀，使我们的公司更为优异。”巴菲特建议哈金斯要“斟酌一下”广告词，绞尽脑汁构思一条，力争能同可口可乐公司“世界上最好的饮料”，或者康胜啤酒公司33的“源自落基山脉的纯正山泉”相媲美，就好像哈金斯早上嚼着玉米片就能构思出一条广告语，并且还能像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一样响亮。34一个多年的下属这样描述巴菲特那类似戴尔·卡内基的管理方式：“当他想给你增加工作时，他总是先夸奖你。”35

当横杆每次稍微升高一两英寸，跳高运动员仍然成功跨越时，他就会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够跨越更高的高度，这一效应就像一条细小的水流：它轻柔而又持续不断地给人施加压力，让人感觉十分美妙，最后却会使人疯狂。因此，当巴菲特的注意力减弱时，这是必然的，为他工作的人似乎可以舒口气了。哈金斯受到最初狂热激情的迷惑，一口气替巴菲特同几家糖业贸易杂志签了约。最后，巴菲特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新的兴趣上去，他也就终止了这项工作。“查理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糖果生产商，”他写道，“但是我仍然只会去读这些财务报表。”36他已经发现，自己只是喜欢拥有一家糖果公司，而不是去经营打理。

在家中也差不多，巴菲特会同人开诚布公，坦诚相见，“请来我家做客吧，我真的很想见你”。然后，他又埋头看报去了。当他们真的来了他也顾不上接待，显然他们的出现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是有时他也会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弄得客人精疲力竭地离去。苏珊已经见识了他那变幻莫测的热情。

沃伦仍然迷恋他的妻子，不断在公开场合称赞她，把她抱在腿上。但是在家中，他总是躲在屋内搞自己的工作，需要被人照顾。苏珊在她的朋友面前称他为一块“冰山”。然而，他们的关系依然如初，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她的感觉除外。他很满意，他分析这是因为她喜欢给予，通过接受她的关爱，他也使她感到满足。考虑到他们的过去和她平常的待人接物，以及对他的关心，他没有理由有其他的想法。不过苏珊自己的愿望却改变了。她就像一台具有情感的自动售货机，现在不仅仅要照顾沃伦一个人，还要照顾更多的人。最近，她还照顾过艾丽斯·巴菲特，因为她正在痛苦地与癌症抗争。不过这一次，苏珊也渴望着被别人照顾。

因此，当苏珊的丈夫在奥马哈以外开拓新的业务或者躲在办公室中沉思时，苏珊待在家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她出去吃午饭、晚饭，或者晚上和朋友去爵士乐俱乐部，到处旅游。她现在结交了一大批比她年轻的新朋友。他们十分钦佩她，慷慨而又亲切地公开赞美她，对她充满热情，甚至是坦率的爱慕。但是他们不太像她所收养的孩子，而是更像真正的朋友，就像她所有的朋友一样，都很需要她的关爱。

……

在经历了这次生死劫后，他回到奥马哈的家中，仍然像以前一样痴迷于他的事业。退休，在巴菲特看来，就是意味着不再充当受托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就会一直投资下去。他永远也放弃不了竞争——到现在已经到了难以割舍的地步，以至于有一次，6岁的乔纳森·勃兰特——他朋友亨利和洛克萨妮·勃兰特的儿子——同他对弈，当沃伦似乎要输时，他怎么也无法忍受了。当比赛接近尾声时，他开始猛烈反攻，直至战胜小乔纳森。48

看到丈夫一定要打败小乔纳森·勃兰特，苏珊对沃伦的固执也无可奈何。“无论沃伦想要什么，他都能得到。”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多年前沃伦的小妹伯蒂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愿望总能实现。49一次，苏珊和一个朋友前往得梅因去拜访一个作家——大屠杀幸存者艾丽·威塞尔。她要在当地的一个犹太人集会上演讲。苏珊在某个朋友家的甜点会上遇到了米尔顿·布朗——他现在就住在那里——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50有一阵子，她对他们的关系突然中断感觉很遗憾。她现在公开征询密友的建议，如果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是否还来得及。尽管她很少谈论自己的问题，或者表现出自恋倾向，她仍然承认自己的婚姻陷入了危机。虽然她十分不快，但是仍然没有采取行动直接抱怨她的苦楚，或者离家出走。相反，她只是和米尔顿旧情复燃。她似乎日益被加州吸引，她已经爱上这个地方。沃伦一家租住的别墅在拉古纳海滩的翡翠湾，比海平面高50英尺，坐落在一群豪华别墅区中。51

沃伦尤其不喜欢购买房产。他认为把钱花在这上面等于是浪费，不能有所增值。苏珊不断地向他唠叨钱的问题。“如果我们富有了，”她说，“你就要到那所房子去，找到主人问她愿意卖多少钱。无论她要价多少都要买下来。不过我知道我们现在还不富有。”在他们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苏珊最后通常都能够从他那里要到钱。巴菲特最后派遣罗伊·托尔斯的妻子玛莎——一个精明的谈判高手去找房屋的主人洽谈。在同房主讨价还价后，她把价格砍到了15万美元。52罗伊·托尔斯给沃伦打电话，告诉他：“真是个坏消息，你把它买到了。”

35 《奥马哈太阳报》

哈罗德·休斯事件最后证明是巴菲特多年来希望拥立支持者愿望的最高峰，也是最低谷——部分是由于理查德·尼克松的顺利连任终结了这一愿望。但是，通过这件事，巴菲特开始认真关注媒体在政治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他想要这种影响力。儿时投递报纸，同《财富》杂志记者卡罗尔·卢米斯多年的友谊，购买《奥马哈太阳报》，寻求购买其他报纸，以及他投资《华盛顿月刊》——巴菲特对出版的兴趣不断增加和膨胀。在20世纪60年代，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到因越战而激发的民权运动，巴菲特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同时也认识到了电视的强大影响力。现在，由于电视的收益逐渐明朗，他也想去分享一块蛋糕。

……

但是，此后当墨菲要进行交易时，他都会先给巴菲特打电话。刚刚40出头的巴菲特有些受宠若惊，在墨菲身上也花费了无数时间。甚至在他快50岁时，他还认为，“这个家伙是老了”，但是“他洞悉世事百态”。“我对墨菲也是肃然起敬，”巴菲特说，“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商人之一。”一天晚上，墨菲在家中给巴菲特打电话，首次向他提供商机——沃思堡电视台正在出售，11不过巴菲特拒绝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想不起来了——后来他称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误之一。12

其实，巴菲特真正想要的是成为一个出版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获悉了一个热点内幕新闻，但是，当他把这个线索告诉《华盛顿月刊》的编辑时，他们嗤之以鼻，置之不理。后来，《华盛顿月刊》的出版商查尔斯·彼得斯说：“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些编辑十分反感投资人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怎么做新闻。”他们告诉彼得斯，“对《华盛顿月刊》来说，这不是真正的新闻”，彼得斯没有强求他们。后来，巴菲特转向《奥马哈太阳报》，可能它不如全国性报纸有影响，不过总比没有报纸报道好吧。当事情水落石出后，彼得斯气急败坏地说：“我应该把手下这些家伙都枪毙了。”

巴菲特所谓的内幕新闻涉及一家儿童城，这曾经是奥马哈一家很有名望的慈善机构，现在却变得十分贪婪。儿童城由一个名叫爱德华·弗拉纳根的传教士于1917年创建，它为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提供栖息之地，帮助拯救孤儿，避免青少年虚度人生、流荡、犯罪或者吸毒。巴菲特说：“爱德华·弗拉纳根的事迹在该城广为传颂，他一次如果挣到5美元，就会立即花在孤儿们身上。然后，当他挣到90美元时，收养的孩子已经达到25个。”13儿童城在成立初期常常面临经济困境，不过它还是生存了下来。到1934年时，它已经在距奥马哈城10英里的地方拥有了一块160英亩的校园，包括学校、宿舍、教堂、餐厅和体育设施。在霍华德·巴菲特的帮助下，儿童城于1934年开办了自己的邮局以便筹集资金。14到1936年时，这里已经成了一个行政村庄。后来到1938年，儿童城因在斯宾塞·特雷西和米奇·鲁尼主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中露面而声名大噪。

36 两只落汤鸡

1971年3月，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纽约时报》突然刊载了一份五角大楼的秘密档案——这是份绝密档案，是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撰写的越南政策报告。它揭示了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欺骗公众，并将残忍地把国家引入无底深渊。21该文件分47卷，共7 000余页，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在欺诈和愚弄美国公众。6月13日星期日，《纽约时报》开始刊登该文件。

6月15日，大约是巴菲特和芒格在华盛顿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和她会面之后的两个星期，联邦地区法院下达了一道禁令，禁止进一步刊登该文件。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法官第一次禁止报纸刊载报道，引发了公众对宪法问题的巨大争议。

《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消息很有价值，决定插手五角大楼文件。通过消息灵通人士的不懈努力和接触，一位编辑追踪到了这些文件的来源——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一位越战问题专家。于是，这位编辑立即带着一个空箱子飞到波士顿，把这份五角大楼文件带回了华盛顿。

……

在那个下午即将结束时，政府向法院起诉《华盛顿邮报》。第二天，6月21日，杰哈德·格泽尔大法官裁决支持报纸，拒绝签发禁令禁止它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不到两周之后，最高法院支持他的裁决，并且称政府不应该以“沉重负担”为由要求司法裁决，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报纸出版。

随着在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的胜利，《华盛顿邮报》开始蜕变，从一家只刊登地方新闻的地方报纸，一跃而成为一家重要的全国性大报。

“她的作用，”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写道，“就是不断提高跳高的横杆，轻柔而又残酷。”23

……

《福布斯》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格调完全变了，与两年前刊登的那些赞誉文章迥然不同。文中写到一位圣何塞自来水厂的股东想转让自己的股票，他去找公司的一位董事，这位董事又把他介绍给了巴菲特。这篇文章暗示巴菲特肯定知道该市正在谋划一次交易来接管自来水厂，而且比他出的价格还要高——仅仅是因为一位董事把一个卖主介绍给了他。他既然有这种关系，那么他肯定知道内情——对吧？文章结尾写道：“……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旧金山办公室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和询问。”14

但是，一位董事把一位股票卖主推荐给买主，这并没有什么违法的。15而且，的确还没有达成什么交易。然而，对于那些十分关注他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这是自从《超级金钱》以来，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眼中，十分显著。16巴菲特感觉就像猫抓柱子一样。尽管这些报道都没有事实证据，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组成一系列连续报道的话，就会毁掉他刚刚积累的一世英名。他不是那种暴跳如雷、大喊大叫的人，相反，他十分谨慎和精明。他很聪明，尽管十分生气，也没有轻率地指责杂志，谴责这位匿名记者。他想要获得补偿和清白，因此，他利用这个机会，给该杂志的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写了一封信，希望引起他的注意。这封信的措辞恰当，探讨了新闻中的一些失误，并且对该杂志多年来在调查报道方面所作的成就大加赞扬——不过很不幸，关于圣何塞自来水厂的报道例外——同时，他也提到了《奥马哈太阳报》荣获普利策奖一事。17同一天，他也给编辑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没有阿谀奉承，只是陈述事实，表明自己的无辜。

在确信无误之后，《福布斯》杂志发表了更正声明。不过，巴菲特知道几乎没有人会去读这份更正声明的，它肯定无法消除当初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他派代理人——忠实的比尔·鲁安去见那些编辑们。不是去抱怨，而是去向他们引荐作为专家的巴菲特，并转告他们巴菲特可以为杂志写一篇关于投资的文章。18然而，这一提议立即被拒绝了。

巴菲特现在有了新的理由——对新闻报道中的偏见义愤填膺——这是根据他的正义感和对新闻的一般兴趣而产生的。记者可以通过推断或者疏忽，没有精确核实，就发布虚假的报道，这快要把他逼疯了。他知道甚至善意的新闻出版机构，也会为了维护编辑部的士气和新闻独立而陷入极度愤怒之中，替自己记者的那些可疑行为辩护。这一姿态，他后来明白了，在《华盛顿邮报》被称为“防御性蹲伏姿态”。19

最终，他只好转而求助于一个非营利组织——全国新闻协会，该组织主要仲裁新闻报道中的违法行为。该协会认为，媒体已经被垄断企业所支配，操控在少数人手中；缺乏竞争意味着新闻自由权利赋予出版商的是“不负责任的权力”。该协会提出要对那些受害者进行补偿，因为他们遭到了“诽谤、歪曲、污蔑以及不公正的嘲讽，或者是记者们偏听偏信忽视了他们的合理意见”。很不幸，这些垄断报纸和操控媒体的少数人没有兴趣刊登新闻协会的裁决，因为这份裁决暴露了他们记者的偏见、粗心大意和不称职。最终，新闻协会还是彻底失败，偃旗息鼓了，因为没人理会它的裁决。一次又一次，那些理应刊载这些裁决的自由而独立的媒体对此置之不理。20

全国新闻协会发起的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改革运动，也许是有点儿超前了，就像其他许多巴菲特投入精力的事业一样。但是到1973年时，苏珊·巴菲特已经见证了他一次又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新的改革行动或者想法有时会完全改变他身后的世界。尽管有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移兴趣，但是她嫁给的这个腼腆、没有安全感的男人却抓住了一个又一个困扰他的想法。他的爱好十分广泛，从孩提时代收集汽车牌照，一直到现在对新闻媒体的欺诈行为进行改革，然而其中有三个角色一直没有改变过。第一，他是不屈不挠的收藏家，不断扩张他的财富、人脉和影响；第二，他是布道者，在讲坛上传播理念；第三，他是警察，惩治那些坏家伙。

最完美的事业就是能够使他同时集三者为一身：传道、扮演警察，同时又能像收银员一样收钱。而这个完美的事业就是报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奥马哈太阳报》看作一把银勺，而且还想拥有更多的报纸。

但是，他和芒格收购主流都市报的希望全都破灭了。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好是个突破口。她一谈到公司的事就不知所措，摇摆不定，被周围那些人操控着，不断受到打击，正在到处寻找可以拯救她的心腹。尽管她惊惶不安，柔弱无比，但是因为她掌控着《华盛顿邮报》，已经成为西半球最有权力的人之一，而巴菲特总是对这些人有一种强烈的兴趣。

37 新闻记者

于是格雷厄姆给巴菲特回了封信。她在口述这封信时，浑身都在颤抖。信中提议他们在加州见一面，因为当年夏天晚些时候她要到那里出差。他热切地表示同意。最后，她出现在了《洛杉矶时报》的办公室里，这是《华盛顿邮报》在西海岸新闻业务上的合伙人。她看起来和两年前没有什么两样：衣着得体完美，毫无瑕疵，短发亮丽而富有光泽，双唇微翘，露着甜蜜的微笑。当格雷厄姆看见巴菲特时，她说，他的“奇特外表令她十分吃惊”。

“在我妈妈的一生中，她最为幸福和苦恼的，”她的儿子唐说，“就是她对品位的高标准。她习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认为衣着和吃饭都有恰当的方式，所有人都会对此十分注意的。然而到了沃伦这里，她所有的标准都乱了套，而他还一点儿也不在乎。”22他穿得很不得体，衣服好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长长的头发，好像很久没有理过；走路也不稳当。“他和我见过的任何华尔街的人或者商业大亨都不一样，”她后来写道，“相反，他的举止好像是来自西部地区的农村一样，但是他那不同寻常的古怪特性吸引着我——聪明而又幽默。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他。”23

不过在那时，这当然没有显露出来。相反，她惊恐不已，对他和她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

当我第一次见凯瑟琳时，她小心翼翼，还有点儿恐慌。她被我吓坏了，但也对我充满好奇。关于凯瑟琳，有一点很值得称道，她不是那种面无表情、一本正经的人。

巴菲特明白，尽管格雷厄姆到现在已经有了近十年的经验，但是她对商业和金融仍然一窍不通；同时他也知道，她一直认为那些董事和经理们在经营管理上都高她一筹。他告诉格雷厄姆，他认为华尔街没有看到《华盛顿邮报》的真正价值。她的戒备心理慢慢松弛下来，她用贵妇人惯有的语气邀请他几周后到华盛顿拜访她。

……

仆人开始按照美国版的俄罗斯方式上菜。第一道菜后是一道鱼，然后是主菜，全都盛在盘子里，客人自己取。一道道的菜进行着，倒酒的声音夹杂在这些华盛顿人的交谈声中。仆人们不断送上或拿走一些不常见的高档银质器具，如鱼刀等。仆人端上来的菜，他一点儿都没动，倒的酒也一口没喝，他发现这顿饭更为复杂和令人生厌。格雷厄姆的其他客人都非常放松和舒服。到了上甜点时，巴菲特已经完全崩溃了。接着又是咖啡，他仍然没有喝。到了晚会的最后一刻，他的不自在已经成了恐惧，因为格雷厄姆站起来，向她的主宾发表了一番祝酒词。她肯定是事先写好的，祝酒词风趣诙谐，优美精练，专门针对主宾而定。她在说话时口齿清晰，非常富有个人魅力，只不过有点儿缺乏自信。而主宾也应该站起来回应这一祝酒词。

“我根本没有勇气站起来发表祝酒词，而我又必须这样做，我完全把它搞砸了。我感觉太不舒服了。我甚至想呕吐，真的是这样。我无法站在那里，面对着一半的客人去讲话。我不擅长这种事。”他一心想着逃离。后来，他和苏珊终于可以说再见了。他们感觉在他们走后很久，乔治敦的人仍会继续嘲笑他这个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乡巴佬。

当我们要离开时，那位参议员仍然在恭维苏珊，他十分专心和认真地向她介绍如何去参议院，怎么到他的办公室找他。他边走边说，太过于专心了，以至于打开一个卫生间的门并走了进去。这就是我在华盛顿的登场亮相。

尽管格雷厄姆夫人身边的上流社会使巴菲特十分不自在并备受打击，但是他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热情和兴趣。因此，很快苏珊·巴菲特就发现，她的丈夫对这个世界有着更多的需要。

38 意大利美国西部片

紧接着，在蓝筹印花公司购买了韦斯科金融公司大多数的股票之后不久，整个股票市场开始崩溃。28巴菲特购买的《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价值缩水1/4。29要在平时，他肯定会再多买进一些。但是，他已经向格雷厄姆保证过不再购买了。不过，他把它推荐给了他的朋友们。30

因此，巴菲特没有再多买进《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他总是相信专注——寻找新的机会，以更快的速度填满他的篮子，然后寻找更多其他的股票：他购买了美国普利斯托公司（压力锅和爆米花锅的制造商）的股票；31他也购买了大量沃纳多房产信托公司的股票，并且一举把自己送进了董事会。32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有一群坚定不移的股东，他们理解他的投资方式，并且从来不质疑他的判断。因此，他可以大胆地忽视市场的存在，也不用担心他的投资组合在市场萧条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股票价值的大量缩水。而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尔·鲁安的红杉基金经历了可怕的一年，他的主要经济资助人——鲍勃·马洛特明显很不高兴。马洛特在哈佛大学时就认识鲁安，并且当鲁安在纽约基德尔·皮博迪工作时，曾经和他合租过一套公寓。但是马洛特信任巴菲特的投资方法，他请求巴菲特帮助他处理FMC公司的养老基金，那是他要购买的公司。因此巴菲特去了圣迭戈，在那里待了几天，采访那些投资经理们，并把他的理念解释给那些FMC的投资人听。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他们转变为了格雷厄姆的追随者，并最终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效果。开始时，他拒绝亲自管理这一投资组合——不过最后他还是同意管理其中的一部分。33然而，他在接受这一请求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FMC的优先权排在最后——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多元零售公司，以及苏珊·巴菲特的后面。精明的马洛特迫切地想抓住这个机会，他觉得自己在这一点上不能再犯错误了：只要巴菲特愿意做，即使只有一丝希望，他也要尽力去争取。34

……

1973年年底，“退休”的沃伦正在全速进行投资，而市场正处于急速下跌之中。在大都会传媒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影响下，同时由于他同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友谊日益加深，他对媒体的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增强，现在他已经对媒体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一天晚上，在拉古纳海滩，巴菲特、卡罗尔·卢米斯以及巴菲特的朋友迪克·霍兰德共进晚餐，迪克从事广告业，席间他们不断问他各种关于广告的问题。“无论他做什么，”迪克回忆道，“我总能感觉到他肯定是又在酝酿什么了。”他们四个人在谈论生意，而苏珊和玛丽·霍兰德却在里屋自娱自乐。在得到充分的解答之后，巴菲特给他的经纪人打电话，一下买进300万美元的广告业股票，其中有国际公众公司、智威汤逊公司以及奥美广告公司，作为控制媒体的另一种方式。由于这些股票的价值都被低估了，因此他只需要支付不到其收益的3倍就行了。

然而，当巴菲特在继续买进时，他所持有的大多数股票都在持续缩水。到1974年年初，他花费5 000万美元买进的股票，价值已经减少了1/4。伯克希尔的股价也开始下滑，跌至每股64美元。先前一些继续持有股票的合伙人开始担心他们是否犯了错误。

巴菲特的看法却正好相反，他想买进更多伯克希尔和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但是，“我已经弹尽粮绝了，我从合伙人那里筹集到的1 600万美元全都用来购买伯克希尔和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因此，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一贫如洗。我每年从伯克希尔–哈撒韦支取5万美元的薪水，同时也从FMC公司获得一些顾问费。43但是，我的个人净资产又一次要从零开始积累了。”

他现在的确非常富有，但却是“现金穷人”。然而，他所控制的公司，尤其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却有大量的现金可以购买股票。为了将伯克希尔的一些资金转移到多元零售公司，巴菲特创建了一家再保险公司——一个为其他保险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司44——归多元零售公司所有。这就是内布拉斯加再保险公司，该公司同意接受国民赔偿公司的部分业务，收取保费，支付赔偿。因为国民赔偿公司的利润十分可观，积累了大量的浮存金——在理赔之前的保费（现金）——因此把部分业务转给多元零售公司就像把一根管道接入了现金流一样。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会给多元零售公司带来数以百万美元的资金。45

巴菲特开始为多元零售公司购买股票。他主要模仿华莱士的模式，他购买了蓝筹印花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很快，多元零售公司就拥有了伯克希尔10%的股份。这几乎就像是伯克希尔在回购自己的股票——但这么说又不是完全正确，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的主人不是同一个人。巴菲特仍然不允许他的朋友们购买伯克希尔——而他、芒格和戈特斯曼却都是多元零售公司的合伙人。46

当时，尽管这三个人在业务上互相支持，有时还交换股票，但是他们的兴趣并非全都一致。后来芒格在审查时被问道他是不是巴菲特的“另一个自我”，芒格说“不是”。他承认两人的行为模式和说话方式有些相似，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做次要合伙人”，他说，“我喜欢有自己的活动范围”。47芒格说，曾经有一次，他发现了一批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他和戈特斯曼想以多元零售公司的名义买进。巴菲特却想为伯克希尔–哈撒韦买进这批股票。不过，在弄清楚谁更需要它之后，芒格和戈特斯曼的联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巴菲特，多元零售公司得到了这批股票。48

然而，巴菲特拥有多元零售公司43%的股份，因此伯克希尔的购买活动几乎可以为他的股份增加5个百分点。通过多元零售公司购买的好处也很明显，因为这不会提高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49

但是究竟为什么他想要买进这只股票呢？

“伯克希尔的股票价值不超过40美元。你不可能把纺织厂和保险业务卖出更高的价格。一半的钱都被投进了不赚钱的业务中：40美元中的20美元都不赚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相当富有了。但是实际上，我在赌我能够做些什么。我在赌我自己。尽管这听起来傲慢自大，但是任何人只要认为它值40美元以上就是在给我钱，因为这个公司根本不值那么多。”

除了投资外，他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从新贝德福德归来的维恩·麦肯齐成了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他认为对巴菲特来说，“这看起来像一场很有意思的游戏，他所想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控制权”。正是如此，并且他采用的方式让人感觉他总是在投资——作为一个收藏家、一个秘密购买人，为了避免消息被泄露给其他四处寻觅购买信息的人。但是，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董事长，他大部分的股票也是一次又一次从他先前的那些合伙人手里购买的。尽管完全合法，这却不完全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但是在他看来，他们愿意出售，这也能结束他对他们的特别责任。

巴菲特也一直在购买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尽管到目前为止，它仍然主要是芒格的属地。不过，它拥有的所有行业中利润最大的部分是喜诗公司。现在，巴菲特开始盯上了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就像一只大白鲨在追赶一只肥胖的海豹一样。由于巴菲特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他可以不断地买进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很快他的股份就超过了其合伙人——芒格和里克·格林的联合股份，里克是芒格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同事，现在自己也经营一家投资合伙公司。

巴菲特想尽一切办法，到处买进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他从蓝筹印花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董事手中购买，其中一个是韦恩·格里芬，他要价10.25美元一股，而巴菲特的出价为10美元。他们在电话中陷入了僵局，巴菲特回忆说，格里芬建议他们掷硬币作决定。格里芬的提议让巴菲特十分吃惊，因为在没有亲眼所见的情况下他居然敢这么做。仅仅从这一事件，巴菲特就认识到，格里芬不仅信任他，而且也已经把自己“巴菲特化”了。格里芬赌正面。很明显，如果他以这种方式打赌，就表明他愿意接受10美元的价钱，而他也确实答应了。

不过，巴菲特把所有的股票都积累了起来，这同他所购买的那些低价的“烟蒂”型股票不一样。两个大问号摆在了蓝筹印花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面前。由于巴菲特巩固了对三家公司的控制权，现在所有那些从保险业务中涌入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资金，应该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对蓝筹印花公司法律问题的猜测也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

截至1973年年底，蓝筹印花公司已经解决了11起诉讼，只剩下最后一起了。50司法部的裁决要求它放弃1/3的业务。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总统对食物价格的冻结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唐·科普尔写道，“食品商们大声抗议，纷纷号称损失巨大，都要破产了。”51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尼克松总统采取价格管制的政策想抑制通货膨胀，他通过冻结消费品的价格来控制其他商品价格的增加。经济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印花业务消亡了，但是巴菲特这位永不满足的受让人还有股票在手。在一系列的回旋交易后，蓝筹印花公司已经同华莱士所创建的公司一样，拥有了一系列的俄罗斯套娃。“它们的原理相同。”巴菲特说，他指的是所有这些他通过间接购买股份而到手的钱袋。现在他持有伯克希尔40%以上的股份，蓝筹印花公司25%以上的股份。尽管这些股票的交易价格都很低，但是他仍然能资助更多的交易，购买更多的股票，因为所有这些套娃都有自己的充电电池——浮存金，在支付理赔之前，这些现金可以用来投资。这种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交易活动。

在这些多灾多难的日子里，这些公司的业务经营也得到了改善。除喜诗公司外，伯克希尔不仅拥有庞大的发电机——国民赔偿公司，而且还拥有一串小保险公司。巴菲特希望它们最终都能够转变为小发电站，他正在努力对它们进行强制性的改革，使它们走上正轨。同时，不堪重负的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已经消失了，巴菲特不断地削减纺织厂的投资。

但是，从总体来看，伯克希尔、多元零售公司和蓝筹印花公司真正的价值在于两点：第一点就是自我平衡的经营模式——将浮存金转移到控股公司，以便它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内部反应和调整；第二点就是组合的力量，因为浮存金和投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翻番。

巴菲特模式的经验和优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怎么夸赞它都不为过。“那是教科书上所说的资本分配的黄金时代。”他说。

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来自保险公司的资金不断注入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同时，市场正在崩溃，这种环境正是巴菲特最喜欢的。对于在1974年年底之前他所缔造的庞大的企业帝国，尽管他还没有明确做出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但是有两点他是肯定的：其一就是这种模式的威力，其二就是他娴熟的操控技巧。最为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我一直如此，”他说，“一直。”

39 大力士

巴菲特成了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私人戴尔·卡内基训练师，他的建议使她反败为胜，扭转局势。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会同情那些在人群面前不知所措、战栗不已的人。再者，由于苏珊多年来的精心指导，他已经学会了更微妙的为人处世方式。他知道如何预见他们的反应，并且以非胁迫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以前的信总是语言拘谨，现在用词恰当熟练，巧妙而富有感染力。他已经学会了倾听，学会了对别人表现出兴趣，还能同其他人谈论股票之外的事情。这都帮他赢得了格雷厄姆的青睐。

……

在巴菲特解散合伙公司之后，芒格仍然对他的合伙人关系保持开放。同股票市场相比，他的表现在两个方面都更不稳定。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回报很一般，他还勉强过得去。但是到了1974年，芒格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他的合伙人损失了将近一半的资金。9就像半个世纪前的本杰明·格雷厄姆一样，他感觉有责任把这些损失的钱再赚回来。

“如果你是一台装配完美的机器，你就会像沃伦和我一样具有信托基因，”他说，“并且如果你已经告诉了人们，‘我认为我能给你创造非凡的业绩’，那么你就会很后悔没能实现他们的期望。”

至于他自己，“当然资金的价值也缩水了，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想一想我们只能有这么多的时间——最后无论我赚了多少钱或者赔了多少钱，又有什么意义呢？唯一让我感觉不安的是，我知道这对合伙人们确实打击很大。这要把我给愁死了——毕竟我的工作就是替人们理财啊。”10

芒格仍然大概有28名有限责任合伙人，包括一些家族信托。为了赚回损失的一半资金，他必须让剩余的股份增加一倍多。能否实现这一目标，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尔·鲁安的红杉基金也陷入了困境，它由巴菲特原来合伙人的5 000万美元起家，大量地将资金投资到一些低价股上，如汤姆·墨菲的大都会传媒公司，这些股票同几年前那些迷人的电视和电子类股票不一样，当时资金经理们挤破头去买。他们同时迅速行动，直奔主题，投入了“漂亮50股”的怀抱，它们是由世界上少数最知名大公司的股票组合而成的。11

“在这一行，”鲁安说，“有创新者、模仿者，还有成群的盲从者。”现在模仿者和盲从者成了主流，鲁安和他的合伙人里克·切尼夫在1970年购买的股票价值已经拦腰减半了。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刚刚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到了一个席位，而股价马上就要从悬崖上掉下去了。12很明显，红杉基金的上市时间太不合适了——鲁安决定的上市时间正好是巴菲特认为缺乏机会而打算偃旗息鼓的时候。红杉基金的业绩每年都跑在了大盘后面——累积起来，数量还是很惊人的。13红杉基金在1973年的表现更差：它的损失高达25%，而市场平均行情是15%的损失。到了1974年，它的业绩更加糟糕。鲁安最大的投资人——鲍勃·马洛特怒火冲天。他常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亏损就打电话抱怨，在鲁安和切尼夫的公司里，人们都戏称他为一只“破坏球”。现在，他痛骂鲁安，指责他在股票市场的业绩太差，并且反复不断地斥责他，导致鲁安害怕他会把资金从公司抽走。14不过，巴菲特对此十分镇静，因为他知道市场对股票价格的反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表它的内在价值。他了解鲁安及其合伙人所购买的股票，因此对他们的决定很有信心。

正是因为那些工作人员的高傲自大，1969年巴菲特与格雷厄姆的追随者在殖民地俱乐部的聚会，确切地说，即便不是一种推进剂，至少也为充满挑战的市场创造了相互支持的氛围。从那以后，巴菲特把它命名为“格雷厄姆集团”；埃德·安德森已经在威廉斯堡举行了第三次年会；查理·芒格在加州的卡梅尔举行了第四次年会。1971年，巴菲特把这个会议固定为两年一次。出于忠诚，他让鲁安邀请了马洛特——这种机会一般不会随便给人——和他的妻子艾比成为1973年太阳谷年会的新成员，这次是由里克·格林主办的。

马洛特可能是被这个活动打动了，决定继续支持鲁安的工作，尽管他依然不断地抱怨，使得鲁安仍然害怕他突然撤资。然而，到1974年年底时，市场行情下跌了25%以上，不过，红杉基金至少要比市场的损失少一些。

尽管如此，红杉基金的累计行情依然很糟糕，以至于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亨利·勃兰特和卡罗尔的丈夫约翰·卢米斯，现在也都害怕行情继续恶化，害怕自己被从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抛下去。15

在当年的11月，《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篇对巴菲特的采访，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市场行情？“像一个性欲旺盛的男人闯进了女儿国，”巴菲特这样回答，“现在正是投资的绝佳时机。”16他接着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你能够以本杰明·格雷厄姆所青睐的‘烟蒂’型股票的价格购买菲利普·费希尔的股票。”他认为这是他所要表达的最为重要的意见，但是《福布斯》没有刊登出来；因为普通的读者不会理解为什么要引用费希尔和格雷厄姆。17当《福布斯》的记者问他对特定股票的看法时，他没有提及他正在买或者已经买了哪些，相反，他开始玩儿起小把戏，想测一测这个记者是否研究过《福布斯》杂志以前刊登的关于他的文章，看看对方对他了解多少。“一家自来水公司”，他说，并补充说蓝筹印花公司持有圣何塞自来水公司5%的股份。这位记者上当了，他没有参考以前的相关报道，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内幕消息，直接就用在了这篇文章中。

不过，尽管到1974年为止，他一直对市场很热心，但是在投资时他还是很谨慎，一点点地买进，大部分的资金都花在了斯图德贝克·沃辛顿公司、汉迪–哈曼集团、哈特·汉克斯报业集团以及多媒体公司等等，并且巩固了他在信义房产公司的地位。他把其他的一些股份也增加了10%或者20%。他还从里克·格林手中购买了蓝筹印花公司的10万股股票。“他以5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我，因为他手头拮据，”巴菲特说，“那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期。”

巴菲特对“女儿国”的见解有双重含义：尽管这确实是最佳的投资时机，但是对巴菲特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而不能“摸”。国民赔偿公司的一个航空经纪人几近疯狂地赔钱贱卖航空保险保单。公司撤销了该代理机构的特权，并且竭力阻止其疯狂举动，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法关闭该机构。18

……

在1975年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签发了传票，开始对蓝筹印花公司购买韦斯科金融公司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关于蓝筹印花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说明，沃伦·巴菲特，HO–784》，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巴菲特和芒格有商业欺诈行为：“蓝筹印花公司和伯克希尔，以及巴菲特，独自或者伙同其他人一起……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商业欺诈行为、计划或者预谋，或是提供的陈述材料有不实或者遗漏……”

该委员会的律师盯着一点不放——他们认为蓝筹印花公司从一开始就计划接管韦斯科金融公司，但是却没有透露这一事实；蓝筹印花公司在圣巴巴拉公司并购失败之后购买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肯定是“股权收购”，但是这次收购从来没有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过。26后面一点更严重，因为这暗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会大张旗鼓地公开以“民事欺诈”为由提起诉讼，不仅仅针对蓝筹印花公司，更是针对巴菲特和芒格本人。

在针对一个目标采取行动时，斯波金总是有两种选择：提起公诉或者和解。和解是给对方一个道歉的机会，而不用正式承认有罪；调查对象可以不接受也不拒绝关于欺诈的控告，但是他们可以同意接受惩罚。在接受和解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有两种选择，它可以指明具体牵涉到的个人，也可以只是和公司本身达成协议，而不用指明任何个人。在和解中指出某个人的名字虽然并不意味着其职业生涯的终结，但是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所突破了。巴菲特通过《超级金钱》和《福布斯》以及进入《华盛顿邮报》董事会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又要开始小心谨慎地战斗，以拯救自己的声誉。

……

信件在芒格–托尔斯–里克肖塞尔律师事务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飞来飞去，就像踢毽子一样。巴菲特表面上依然保持镇静，但是他背上的病痛也开始折磨他。而芒格却没有隐藏他的焦躁和不安。

到1975年3月，调查工作进展到了新的阶段，相关证人需要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接受询问。贝蒂·彼得斯被传唤。“你的律师来了吗？”他们问道。“没有，我还需要律师吗？”她反问道。“哦，每个人来时都会带着律师的。”他们告诉她。“难道你们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道。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他们询问了彼得斯。

接着是芒格。连续两天询问——也没有律师作陪，对于查理·芒格，难道还需要什么额外的法律顾问吗？他竭尽全力为蓝筹印花公司辩护，反驳他们关于破坏圣巴巴拉并购活动的控告，并解释蓝筹印花公司为什么要支付溢价来购买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是的，他承认蓝筹印花公司曾经考虑过取得控股权，但是那些计划都仅仅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直到圣巴巴拉的并购活动以失败告终才浮现出来。这一辩论明确了他和巴菲特的作用——他们说服了文森蒂，并且他们承认诱导了贝蒂·彼得斯和卡斯珀家族进行投票。芒格满怀遗憾地打断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拉里·塞德曼的讲话。“我们希望能够对路易斯·文森蒂和贝蒂·彼得斯保持公平。”他说。27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从来都没有见过桀骜不驯的路易斯·文森蒂，他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那你们蓝筹印花公司的股东该怎么办呢？”塞德曼接着问道。塞德曼不明白为什么蓝筹印花公司要对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东这么慷慨——那时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大部分都在套利者的手中。

这些购买韦斯科金融公司股票的人知道，一旦交易结束，它的价格就会涨到圣巴巴拉公司所出的价格之上。他们为了减少风险，而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减持了圣巴巴拉公司的股票，这同格雷厄姆和纽曼的做法一样，他们曾经购买了洛克伍德的股票来交换可可豆的仓库收据。但是，当韦斯科金融公司的交易失败后，和可可豆一样，价格迅速暴跌。28为什么要提高股价，帮助这些套利者解套呢？

芒格找到了他终极武器——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于那些要求我们矫枉过正的股东们，我们并没有义务必须做到公平。我们十分赞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点——‘诚实乃上上策’。如果我们尽力压价的话，就会有损公司的声誉。”29

塞德曼似乎对这番辩论疑惑不解，甚至芒格也承认他们所做的事中有一些细节看起来是不太好。他请求塞德曼要从大的方面来看。“看看我们的整个记录，你就会发现，我们从来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总是尽力保持公平，并且严格遵循公平交易的原则；我只希望你能得出结论，认为我们这种谋求平衡的做法不应该遭到任何控告……即使真有任何不当之处，也不是故意的。”

当巴菲特被询问时，他们问为什么他和芒格不等到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价跌到谷底再买，那样他们就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进。“我觉得蓝筹印花公司在大家心目中的商业信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过。”巴菲特说：“我觉得有人可能会感觉十分愤慨。”但是他为什么要关心呢？巴菲特说：“因为韦斯科金融公司的管理层对我们的印象是相当重要的。也许，你可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公司的控股权，别人的感受并不重要，但实际上影响很大。路易斯·文森蒂并不一定非得为我们工作……你明白，如果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卑鄙小人，那么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巴菲特像芒格一样单独现身，着实使执法处的律师们大吃一惊——这倒是对他很有帮助，他往返华盛顿几次，耐心地解释蓝筹印花公司是如何运转的，详细阐释他的投资哲学，甚至谈起他在华盛顿的童年时代。塞德曼不知不觉被巴菲特的魅力所吸引，但是他的上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这一调查工作的高级律师，即著名的“老虎”——对巴菲特的态度依然冷淡，他的态度是“不能让他们通过”。他认为这些辩解都毫无说服力。30这位高级调查员的看法是，任何打擦边球的行为都不能逃过他的火眼金睛。3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继续深入调查。他们似乎对巴菲特的企业帝国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产生了疑惑。他们甚至开始调查他是否在圣何塞自来水公司的并购案中获得了内幕消息。32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开始调查原始资本基金，这是一只封闭型投资基金，芒格把他当作一只烟蒂型股票，以20%的利率买进，并使其摆脱困境。鲁安的红杉基金在1975年反弹很大。芒格正要把他合伙人的投资赚回来，在1975年其收益达到了73%，他自己却没有收取任何佣金，这逐渐平息了合伙人的不满。要弄清楚他们这个复杂的王国是如何运作的，需要先明白随着市场逐渐复苏，他们在股市低迷时以低价购买的股票正在不断升值。调查的范围越来越广，就像一只多毛毒蜘蛛一样，触角越伸越多。

里克肖塞尔正在研究一张图表，试图借此理清巴菲特和芒格之间所有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巴菲特位于最中心，持有蓝筹印花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除此以外，还有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互相关联的众多公司。面对这一复杂情形，里克肖塞尔惊讶不已。33

每个人都知道巴菲特像条大白鲨一样，几乎没有人能阻止他不断购买股票的企图。如果他得到了10美元，正好能够买到蓝筹印花公司、伯克希尔或者多元零售公司1股，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来，买到这1股，然后把它扔到最近的抽屉里。在他和芒格第一批买进韦斯科金融公司25%的股份后，里克肖塞尔向巴菲特提出建议，只通过正规的股权收购购买股票，以免给人留下不当收购的把柄。34

巴菲特交叉持有各种股票的复杂模式，似乎让人感觉他在竭力隐藏什么一样。里克肖塞尔看着这张复杂的图表，心中充满了焦躁。“这应该有一份起诉书啊。”35他没有想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可以判明他们有罪，并且很容易提起诉讼。

在更大意义上，芒格是个辅助人物，同巴菲特相比，他的金融股权实在是微不足道。他曾经被看作不足挂齿的小帮手。但是因为蓝筹印花公司是他的领地，他在对韦斯科金融公司的传奇收购中是主要负责人，因此，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重点调查对象。36他向塞德曼承认：“我们的商业活动确实十分复杂，不过我认为，让我们感觉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清楚这可能不是很聪明。但是，我们竭尽所能想掌握好这些悬在空中的球，接着再恰当地捡起一些其他的球，并且从容地操纵它们。”

尽管从他们二人的声明以及事实来看，圣何塞自来水厂或者原始资本基金的交易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继续追查。这个像老虎一样的公诉人现在向斯波金提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巴菲特和芒格两人提起诉讼。他没有被巴菲特和芒格的证词所动摇，一直坚信他们通过为韦斯科金融公司支付溢价而故意破坏圣巴巴拉公司的并购活动。对于“因为支付高价而使自身受到了伤害”的解释，他无动于衷，他认为这两人在解释这一事件上有点儿刻意大事化小，转移注意力。37

里克肖塞尔直接给斯波金写信，请求他不要起诉巴菲特和芒格，称他们是“极其珍视自己荣誉和名声的人”，因为“许多人，很有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任何人只要被该委员会起诉，就肯定是邪恶无比、罪大恶极的”。虽然巴菲特和芒格同意和解，而不用承认或者否认控告，然而即使仅仅对他们进行备案也会引起“可怕的、不可挽回的损害”，因为“该委员会在不知不觉中无情地破坏被告人的名声”。“在发挥巨人的威力时应该十分谨慎，”他劝告说，“在商业活动中，因疏忽所致的失察不应该负有法律责任，否则的话，就会阻止那些十分珍视自己名声的人继续参与商业活动。”38为了挽救巴菲特和芒格的个人声誉，巴菲特请求只对蓝筹印花公司发出一项双方都同意的裁判书，披露它微小的技术违规行为，里面不出现任何个人的姓名。

我们只能去猜测巴菲特头脑中的恐惧。在办公室里，他尽量表现出沉着冷静，以免影响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询问。

为了把客户描绘成出身模范家庭的正直公民，里克肖塞尔像个装卸工人一样辛苦地工作着。他把芒格和巴菲特的简历送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他着重强调：两人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许多董事会成员付出了艰苦的心血；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曾经担任国会议员；巴菲特从14岁就开始填写纳税申报单，多年来已经为政府缴纳了数以千万美元的税款。很明显，巴菲特一直都很用心做记录，好像他的一生都离不开这些。

芒格放弃了。“如果一个警察在路上追了你500英里，”他对巴菲特说，“你就要收到罚单了。”

接着里克肖塞尔再次向斯波金提出建议，他措辞婉转地写道：“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之间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很明显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人们会认为他们很难遵守各种不同的法律规定。”他特别指明这两人竭尽全力遵守法律规定，不仅仅是从字面上，更是从精神上，“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尽快精简他们所持有的股票”。39

在会谈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已经知道了“精简”将意味着什么。“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很有可能我们会把蓝筹印花公司同伯克希尔合并，”巴菲特这样回答他们的提问，“不过蓝筹印花公司有很多法律纠纷，只有等那些纠纷解决了才行，否则很难达成我们认为十分合理的公平交换比例。如果我有优先权的话，将来有一天它们就会合并。因此，我希望我们现在的业务还能保留下来，但是不要这么复杂了。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但是别人可能以为我很喜欢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我手下并没有太多的工作人员。我们当时操作的时候看似很容易，而现在却并非如此。”他说。40

一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问芒格，巴菲特的“精简计划”是否是临时想出来应付他们的。“哦，他有吗？”芒格说，“在这次调查之前很早，他就开始着手筹划一个详细的精简计划了。”41

在考虑这一提议时，斯波金说，这次要更多地依赖里克肖塞尔。他是“我一生所见到的屈指可数的律师之一——无论他告诉你什么，你都可以相信”。斯波金不仅仅把里克肖塞尔看作一个才华横溢的卓越律师，也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坦率、正直、毫不虚伪的人。里克肖塞尔告诉斯波金，巴菲特将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并且“他也是你所见到的最为正派和可敬的人”。如果这些话出自其他任何人之口，斯波金都可能会认为这是花言巧语、浮夸之词，但是因为它出自里克肖塞尔之口，他认为这些评论既真诚，同时可能又很恰当。42斯波金感觉他有责任赦免犯人。他认为作为公诉人必须将因过失而犯错误的本质上诚实的人和骗子区别开来。对于骗子，他要毫不留情，严厉打击。在巴菲特和芒格一案上，他认为他们当然只是因过失而犯了错误，他们根本不是骗子。43

……

公司接受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裁决，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拒绝，它只是没有通知投资人公司正在同圣巴巴拉公司争夺韦斯科金融公司，并且蓝筹印花公司人为地提高了韦斯科金融公司股票价格长达三周之久。45蓝筹印花公司保证永远不会再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46该裁决没有提及任何个人。公众对该事件的关注度极低，并且很快就淡忘了。巴菲特和芒格的个人记录和声誉没有受到任何玷污。

两周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盛情邀请巴菲特去参加一个专家研讨会，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他们想用这一姿态来表明对巴菲特的赦免，最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47

40 如何避免经营一家公共图书馆

在1970年以大概40美元一股买进伯克希尔股票的那些合伙人们，似乎在5年后并没有富裕起来。“对任何持有我们股票的人，”芒格说，“看起来好像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什么利好消息了。总的来说，这不是我们的合伙人以前所经历过的。纸上的记录看起来真是糟糕，然而在未来，也许你称为“内部记分卡”的东西，也就是真正的业务势头，却一直在增加。”

巴菲特基于这些股票交易的资本净值也同他当初结束合伙公司时差不多。然而，尽管财富明显地减少了——这几乎会让其他任何人恐惧不已——然而他的心中仍然保持着镇静，没有一丝的不安和忧虑。197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之前，伯克希尔拥有蓝筹印花公司26%的股份。尽管在1975年的欧姆尼航空事件中，巴菲特放慢了对伯克希尔的收购活动，但是通过多元零售公司，他还是在不断购买伯克希尔的股票。到1976年时，他通过多元零售公司同时在购买伯克希尔和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归根结底，伯克希尔在蓝筹印花公司拥有的股份超过了41%——而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他和苏珊直接拥有的份额也高达37%。

由于伯克希尔的股票在1976年很便宜，他想到了用另一种方式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服他的母亲——“因为她对金钱根本不关心”——把她所拥有的伯克希尔的5 272股卖给多丽丝和伯蒂。用5 440美元现金，外加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他们每个人得到了伯克希尔2 636股——相当于每股只付了两美元现金。7尽管巴菲特几乎把债务看成是罪孽深重的，但是他认为伯克希尔40美元一股的价格真是太便宜了，因此他希望让他的姐妹们借钱，临时以95%的价格购买该股票。他很明显地认为股票的价格将会增长，并且按这个条件购买会让他的姐妹们变得富有，8同时也可以避免缴纳大量的遗产税。

这是我母亲一直想做的，直到那时才是最好的时机。那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一着了，再也不会发生了，那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

许多长期的股东已经十分恐慌，都在吵着卖掉股票，这也是股价会跌到两美元的原因之一。任何接手他们股票的人，都是在拿GEICO的命运作赌注。

本杰明·格雷厄姆现在已经82岁了，他什么也不管，继续持有该股票。他的表妹罗达及其丈夫伯尼·撒纳特，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谈及此事，院长告诉他们卖掉股票，因为股票已经这么便宜，几乎不可能再涨回来了。他们的决定却正相反，一只股票如果跌到太低，就太便宜了，说什么也不能卖。如果他们卖出去能有什么收获呢？只要还在手中，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因此他们没有卖出股票。44同样，洛里默·戴维森也没有卖出一股。45

41 然后呢？

苏珊的朋友们会说，她自己选择了分居生活，她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沃伦的执迷。正如一个朋友所说，“沃伦的真正结婚对象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然而，不论出现了多少问题，他们的婚姻一直没有破裂。也就是说，至少，在巴菲特所执迷的又一个目标——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现之前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出现导致他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并且把苏珊推到了后台。正是此时，她才最终采取了行动。

现在，沃伦更多的时候是到纽约和华盛顿同格雷厄姆一起参加那些盛大的晚会，或者是她家里的聚会。尽管他有时感到尴尬，遭人讥笑，但是他仍然去见那些达官显贵，以及凯瑟琳的著名朋友和熟人，这使他大开眼界。“我见过杜鲁门·卡波特，”他说的是《蒂芙尼的早餐》和《冷血》的作者，他曾经以格雷厄姆的名义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办过黑白舞会；这一舞会后来被称为著名的“世纪派对”，卡波特深受国际上许多富家千金及社交名媛的青睐。

他来到她家，全身蜷缩在沙发上，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腔调说话，但是他知道他们所有人的秘密。他真的很了解他们，因为他们都喜欢和他谈话，他十分精明，他真正喜欢的人就是凯瑟琳。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想他只是感觉她不像个骗子。

巴菲特甚至被前驻英大使沃尔特·安嫩伯格召见过，他拥有不少效益丰厚的公司，如三角出版社、《费城问讯者报》以及巴菲特小时候最喜欢的报纸《每日赛讯》。

……

他们开始通信。安嫩伯格认为自己就像一个长辈一样，在慈善事业上对巴菲特进行教导。他认为富人在临死之前要把所有的财富都捐赠出去，以免他们指定的托管人没有遵照他们的遗愿——安嫩伯格已经仔细研究了许多失败的基金会和那些背信弃义的基金托管人。9他想提醒巴菲特注意一些意想不到的潜在危险。他天性多疑，总是在考验别人——在这一点上，他和巴菲特很像。他给巴菲特举了一些例子，证明在捐助人死后，基金会全都变了味。同时，他在信中也谈了一些关于股票的看法。巴菲特——一个初露头角的慈善家，以及因揭露一个大慈善团体管理人员的丑闻而获普利策奖的出版家——津津有味地读着这些东西。安嫩伯格告诉巴菲特，他很害怕死后会由一个专横的管理人员来掌管他的资产，那样的话这个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从事他命名为“大肆掠夺基金会”的活动。

他给巴菲特写信，感谢他送给他一篇关于麦克乔治·邦迪的文章，这个人掌管着福特基金会，他采用的方式正是安嫩伯格所深恶痛绝的。10“亨利·福特二世曾经说过麦克乔治·邦迪是‘全国最为浑蛋的一个人’，他拿着福特基金会的钱，过着阿拉伯王子的奢侈生活。”11

安嫩伯格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考虑谋划，就是为了避免自己死后被欺骗。他告诉巴菲特多纳基金会的故事，该基金会的执行董事改变了基金会的名字，将其变成了“独立基金会”，完全抹掉了最初捐助人的名字。12“我建议您一定要确保在您去世后没有人能擅自更改基金会的名字，”他写道，“我们要记住多纳先生。”13

巴菲特和苏珊也创建了一个基金会，对此他的看法完全不同。“它不应该叫巴菲特基金会，”他后来说，“把它命名为‘巴菲特基金会’很傻，但是现在再改名也很傻，因为它已经很有知名度了。”14

他和安嫩伯格都对媒体和出版十分痴迷。《电视指南》是安嫩伯格最重要的财产。它同《每日赛讯》一样都是“珍品”，但是它的受众更广泛。巴菲特一听说安嫩伯格可能打算出售《电视指南》，就和汤姆·墨菲立即飞到了洛杉矶，去看看这位傲慢的大使是否会把它卖给他们，两人对半平分。

但是安嫩伯格想让他们用股票支付，而不是现金。“我们从来不卖股票的，”墨菲说，“沃伦从来不卖他的股票；只要有可能我也避免这样做，因为卖掉股票你是不会变富的。”用股票来交换《电视指南》，它将来可能会比伯克希尔–哈撒韦所支付的股票赚到的钱更多。同你所购买的任何公司相比，用股票支付显得你对自己的业务有点儿轻视——除非你用来支付的股票定价过高。15一般来说，他们经营公司以及应对股东的方式决定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他们没有买到《电视指南》。

不过，巴菲特继续替安嫩伯格和格雷厄姆传递消息，同时格雷厄姆也带着巴菲特上礼仪学校，让他为这些上流社会的活动作准备。她不断因为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给他打电话。他到马撒葡萄园那座铺满鹅卵石、能俯瞰兰伯特湾的别墅去看望她，他们一起出差去参加商务会议，有时还去度假，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他带她去看他的标志企业之一——伯克希尔纺织厂。人们常常在慈善活动上看到已经59岁仍然风情万种的凯瑟琳把她家的钥匙扔给46岁的沃伦，而且在公共场合也更加频繁地看到他们俩一起的身影。因此到1977年年初，他们的事已经出现在《名人逸事》专栏，格雷厄姆说这是“多管闲事”。16

朋友们认为他们俩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很清白”。并且，格雷厄姆很坦率地和她的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17很明显作为一名女性，她似乎很不安全，但是她却尽力朝相反的方向努力，正如她在自传里讲述的一样。18她的母亲曾经以到处卖弄风情而著名，但是她只同有权势的聪明人保持精神上的密切关系。巴菲特自己也喜欢和女人们发展浪漫的友谊，无论同凯瑟琳的关系在开始时是否真有什么浪漫的因素，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彼此之间一直都是友谊。

但是这些报道却打乱了苏珊和沃伦之间微妙的平衡。无论她的生活怎么变化，她仍然十分关心她的丈夫。再者，苏珊喜欢过被别人所需要甚至是依赖的生活。现在她感觉不再受到重视了。然而，她永远也不可能像遭人唾弃的戴茜·梅尔一样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到华盛顿旅行时还会住在凯瑟琳的家中，并且仍然面带微笑，尽管她的丈夫依然频繁地和凯瑟琳公开出现。苏珊的一些朋友认为，她实际上对此漠不关心。其他人感觉她需要依赖别人，或者沃伦同凯瑟琳的关系给她提供了借口，使她可以独自地过着平静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明确地同几个朋友说过她很生气，并且感觉很难堪。她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是给格雷厄姆写了一封信，许可了她同沃伦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凯瑟琳正在等着这样的许可一样。19凯瑟琳把信拿给人们看，就好像这封信可以帮她开脱。20

……

问题就在这里。作为一个富翁的妻子，这个身份可以帮她追寻严肃的歌唱事业，同时也开启了一扇大门，方便他人窥视她的私人生活，而她希望这扇门是关着的。沃伦可以住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家中，并且同她一起自由地出入公共场合，大众小报可以对此熟视无睹。但是，作为一名已婚妇女，苏珊却没有这样的自由。虽然妇女解放运动已经改变了许多事情，但是还没有到这一地步。随着她的隐私不断曝光，如何处理她日益加深的感情裂缝快要把她给压垮了。

他们在《奥马哈太阳报》的朋友斯坦·利普西的婚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和苏珊常常早上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互诉衷肠。他们俩都对东正教的思想和发挥人类潜能的运动很感兴趣，这是起源于加州大苏尔埃塞伦研究所的运动方式。34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说服了沃伦，以及斯坦的妻子珍妮和苏珊的妹妹多蒂，邀请他们一起参加林肯酒店的周末讨论会，初衷是为了探讨自己的内心世界。研讨会一开始就让人们互相公平地敞开心扉，这是苏珊的拿手好戏。沃伦对于这样倾诉感情的兴趣一点儿也不像他的妻子。

500多人从千里之外赶到这里，他们开始做这些疯狂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先找一个伙伴。然后其中一个人开始说话，另一人不管听到了什么，都要不停地说：“然后呢？”

因此，我找到了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的漂亮女士。她先说话，然后，她停下来，我接着说：“然后呢？”10分钟后，她就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哽咽了。仅仅通过说“然后呢？”就把她给击垮了，就好像我在故意伤害她一样。我简直感觉到自己是在酷刑室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拷打她一样。

在完全曲解了这一活动的用意之后，巴菲特离开了泪流满面的伙伴，他迫切希望找另一个人再继续下去。指挥者告诉参与的人再找一个伙伴。“现在，当我听到指挥者说‘我想让你们选择一个异性伙伴’时”利普西说，“我希望寻找一个有魅力的人。”巴菲特站在那里，四处张望着，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一样。“紧接着我就看到，”利普西说，“他找了个非常胖的女士。”

她穿着一件华丽而宽松的长衣，大概有400磅重。我的任务是趴在地上，然后指挥者说这位女士要给我一件礼物，就是“她的重量”，这就是说她要“噗”的一下压在我的身上。这个庞然大物准确地朝我扑来，我大喊一声“啊！”，结果这个礼物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

同时，在另一个房间，他们让人们学狗叫。我能听见多蒂的声音——她平时很保守，连跟别人打招呼都难——她正在拼命地乱叫。

紧接着是要被蒙上眼睛，让别人牵着走过林肯市的大街，去体验盲人的生活，苏珊和斯坦放弃了，他们跑到电影院去看《安妮·霍尔》了——那是“一部让人紧张的浪漫片”——并且“整个周末的剩余时间我们都在狼吞虎咽油炸食物和冰激凌圣代。”利普西说。

1977年的夏天，沃伦又一次在凯瑟琳·格雷厄姆位于纽约的公寓里没日没夜地打桥牌，而苏珊也是整天整夜地不在家里。

8月，豪伊同玛西娅·苏·邓肯结婚了，尽管她的父亲警告她跟这样一个家伙结婚不会幸福的，因为他靠为别人挖地下室谋生，开着一辆小货车，车斗里装着几只大卷毛狗，到处瞎跑。凯瑟琳·格雷厄姆为这对新婚夫妇送了一份礼物，之后她就给巴菲特打电话，说她感觉很难受，因为豪伊短短的感谢信中竟然拼错了三个单词。

……

在旧金山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苏珊发现这是一个漂亮的、能够激发想象的、生气勃勃的城市。站在小山坡上，从每一个角度都可以俯瞰到海湾、大海、大桥和日落，一排排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建筑呈波浪形散布在海滩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邻里社区，以及建筑、文化、艺术、音乐等汇集成了一个奇异的万花筒。在旧金山，你永远也不会感到厌烦。这里气候温和，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在20世纪70年代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和此起彼伏的社会潮流之中，旧金山也冲在风口浪尖，到处弥漫着一股享乐主义和宽容的精神，没有人会对它人品头论足。

苏珊看了一些公寓，然后她回到奥马哈，来到法国咖啡屋，这是她曾经登台歌唱的地方。她找到了阿斯特丽德·门克斯，她是那里周一晚上的领班，也是调酒师，有时还客串一下主厨。苏珊和阿斯特丽德关系很亲密；她在法国咖啡屋为她服务，那年早些时候，新任英国驻美大使彼得·杰伊到奥马哈访问时，到巴菲特家赴宴，就是她置办的晚宴。阿斯特丽德做的是高糖类的食物：炸鸡、土豆泥、肉汁、煮玉米和热的奶油巧克力圣代，她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合大使的口味，但这些都是巴菲特的最爱。

现在，苏珊请阿斯特丽德顺便去看看沃伦，并且给他做做饭。接着，她和沃伦谈了谈，她说她想在贵族山的格拉姆西塔租一座时尚的小屋子，这样她就可以在旧金山有个落脚点了。

沃伦基本上没有怎么听进去，他只听他想听的东西，不过他同意了苏珊的想法，因为她解释说她并不是要离开他。他们不是“分居”，他们的婚姻仍然存在。即使她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也不会真有什么改变，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她可以找到自我。她只是想让自己体验一下一个充满艺术、音乐和剧院的城市的生活，她一再向他这样保证。他们的生活早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轨道，并且他们俩一年到头都在四处旅行，他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随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她也该考虑自己的需要了。她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都有自己的需要。”现在她用的是很肯定的语气。

“苏珊并没有完全离开，事情就是这样的，她只是想改变一下。”巴菲特说。

在苏珊所有的旅行中，她都不断地说着要买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但是沃伦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离开他，因为他从来都不会想到她会离开他。“想改变一下”和“并没有完全离开”，这就是巴菲特式的含糊其词，他们两个人都在避免捅破那层窗户纸，避免让对方失望。

接着她就离开了。

……

苏珊和沃伦在电话里可以一直说几个小时。现在沃伦明白，只要她愿意回来，他可以为她做任何事情，答应她的任何条件、任何要求——甚至可以搬到加州去，或者学习跳舞。但是很显然，已经太晚了。他无法给予她所想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不行了。她解释说自己需要自由，她需要过独立的生活，满足自己的需要，找到自我，她不可能一边照顾他的生活又一边做这些事情。因此，他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他整天头昏脑涨来到办公室。在员工面前，他还要控制自己——不过别人还是能看出来他晚上根本没有睡好。他每天都哭泣着给苏珊打电话。“他们好像无法在一起生活，但是离开了对方，他们还是无法生活。”他们的一个朋友说道。

看到丈夫这么无助，甚至被击垮，苏珊有点儿动摇。她对一个朋友说：“我可能必须回去了。”但是，她没有这样做。他们都有自己的需要。她的一个需要就是让她的网球教练搬到旧金山来。她在离自己公寓不远的地方给他安置了一套单独的小公寓。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等苏珊离婚后，他们就会结婚。44

而苏珊却摇摆不定，她没有离婚的打算。“沃伦和我都不想失去任何东西。”一个朋友问她的打算时，她这样回答。她说的不是钱的问题，她自己也有伯克希尔大量的股份。苏珊是那种不希望生活中减少什么，而是希望能不断增加的人，并且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表现得与众不同。

同时，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法国咖啡屋的阿斯特丽德·门克斯打电话：“你还没有去看望他吗？你还没有去看望他吗？”45

苏珊对她十分了解。阿斯特丽德·贝亚特·门克斯出生于1946年的联邦德国，当时她的父母刚刚“从加入苏联的拉脱维亚到了那里”。5岁时，门克斯和5个兄弟姐妹乘坐一艘破旧不堪的经过改装的军舰，随着父母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当他们乘坐的军舰驶入港口时，她看到雾蒙蒙的岸边闪现着一个庞然大物——自由女神像，这就是她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门克斯一家被安置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弗德尔，他们住在一个农场，烧着大炉膛的炉子，屋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当阿斯特丽德6岁时，全家人搬到了奥马哈。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被诊断为乳腺癌，阿斯特丽德和两个弟弟被送到了奥马哈以马内利慈善妇女会，这是马丁·路德教的女信徒开办的一个多功能机构，包括养老院、孤儿院、医院、教会和活动室。她的父亲只会说一点儿英语，他在这里做维护员，而孩子们都住在孤儿院里。阿斯特丽德的母亲死于1954年，当时阿斯特丽德13岁，她连续在三个寄养家庭生活过。“在寄养的家庭里过得很不愉快，”她说，“在孤儿院我感觉更安全些。”

中学毕业后，门克斯上了内布拉斯加大学，一直到把钱花完为止。她在奥马哈互惠银行工作了一段后，又到一家女士服装店做采购员和经理，不过她自己穿的却都是从旧货店淘的衣服。最后，她成了一家餐厅冷餐部的厨师长，每天要切50磅的西葫芦，准备凉菜。她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老市场区的一个小公寓里，十分方便，因为她那辆雪佛兰织女星汽车的底盘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透过窟窿都能看见地面。46

她经常穷困潦倒，不过她却认识破败不堪的简易房社区的每个人，并且帮着组织该地区那些自闭的艺术家、漂泊在外的单身汉以及同性恋，为他们做饭或者举办节日盛宴。阿斯特丽德身材小巧，皮肤白皙，一头金发，楚楚动人，是个典型的北欧美女。她棱角分明，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祖籍来。当时，她看起来比31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阿斯特丽德总是对生活的艰难满不在乎，不过，苏珊结识她的时候，正是她情绪低落、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时候。但是，在照顾他人方面，她比苏珊可要强得多。47

面对苏珊提出让她去看望沃伦的要求，阿斯特丽德不知道苏珊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她感到困惑和害怕。不过，她最终还是去了。48到那里后，她做了一顿家常饭。她发现这个家到处都是书、报纸和年报。离开女人的照顾，沃伦几乎不能生活下去，他急需别人的关爱；空闲时间，他不知道如何打发，只好带着多蒂去看电影，或者同已经离异的朋友鲁丝·马奇莫尔一起消磨时光。很明显，他仍然十分孤独、可怜，在感情上好像退化成了一个11岁的小男孩。他需要别人来给他做饭、帮他穿衣。阿斯特丽德是最没有事业心的女人，但是——正如苏珊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样——当面对问题时，她知道做什么。

沃伦最后解释为什么苏珊要这样离开：

这是可以避免的，这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这是我所犯过的最大的过错。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我做了什么，只要是和苏珊的离开有关的，都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过错。

其中部分原因就是缺乏理解，我确定，95%都是我的过错——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可以说99%都是我的过错。我对她太不关心了，而她总是对我十分关心，几乎是关心我所有的方面。你知道，我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当苏珊离开时，她对我的需要比我应该给予的要少。我的配偶成了第二位的。她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在照顾孩子上她的功劳占90%。不过，却很奇怪，虽然我的付出很少，但是我对孩子们的影响却很大，这和付出的时间不成比例。然后，她失业了，实际上是因为孩子们长大成人，她也就没事干了。

在一定意义上，也到了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了。她一直都在从事大量的志愿工作，但是最后，却没有真正起到什么作用。她不想学城里许多女人一样，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太太。她不希望因为自己是一个著名人士的妻子，就自然成了一个著名的女士。她喜欢和人们接触，而每个人也都喜欢同她来往。

她爱我，并且依然爱我，但是我们的关系却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不应该发生，这完全是我的错。

无论伤害多么深，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沃伦发现自己仍然活着。因此，他最终又回到了自己最适合的角色：教师和布道者。只要他的聪明才智和声誉仍然存在，人们依然会听他讲话。

1978年的冬天，巴菲特重新开始集中精力，构思写作他的年度报告。上一封信中，他简要陈述了商业活动是如何运作的，这一次他要讲一讲如何评估管理绩效，解释一下为何短期收益是投资决策的最差标准，同时对他朋友汤姆·墨菲管理的技巧进行赞扬。他当时的毛病就是把文章写得深不可测，因此，他找到了卡罗尔·卢米斯来陪他写作，借口就是要让她做这封信的编辑。因此，她陪着他到纽约旅行，并且一起讨论如何把他想要传达的思想表现出来，献给那些一直追随和相信他的人们：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们。49

42 最高荣誉

1978年年初，在苏珊的鼓励下，阿斯特丽德·门克斯不时来法纳姆大街做饭、收拾屋子。苏珊给阿斯特丽德打电话为她鼓气，她说：“非常感谢你照顾他。”然而，渐渐地，随着沃伦开始接受苏珊不会再回到他身边这一事实，他和阿斯特丽德的关系也开始变得有些特别了。

开始，他和阿斯特丽德在她旧简易房社区的那个小地方幽会，到了5月，她搬到了他家里，并且放弃了她业余时间扮演奥马哈“波希米亚人”女主人公的公寓。那年夏天彼得从斯坦福大学回到家时，她在法纳姆的院子里种西红柿，并且到处搜寻30美分一加仑的百事可乐。“在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阿斯特丽德说，“但是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1

阿斯特丽德体面地从闹市区“消失了”，一个熟人这样说。2知道他们的关系后，巴菲特的朋友都大吃一惊。她比他小16岁，是一个蓝领妇女。然而，她却知道巴菲特所不知道的一切东西——高级烹饪术、美酒、吃贝类食物的刀叉以及厨师的刀具。和苏珊的消费习惯以及对时髦东西的偏爱完全不同，阿斯特丽德经常出没于旧货店淘一些便宜的旧东西。她很自豪能够以最少的钱买到一个二手的衣柜；她十分节俭，以至于使巴菲特看起来像一个败家子。和苏珊相比，她的家庭至上思想更重，她的兴趣——烹饪、园艺、淘便宜货——同苏珊不断膨胀和发展的品位相比，真是太微乎其微了。尽管阿斯特丽德很谦逊，但是她口才不好，也不是很聪明，这点同苏珊的风趣幽默和对他人的热切关心不同；阿斯特丽德十分务实的态度也同凯瑟琳·格雷厄姆无与伦比的贵族的高尚优雅相去甚远。

阿斯特丽德的出现在巴菲特的亲朋好友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这种不同寻常的三角关系违背了利拉的宗教信条和她的公共道德意识——当然她和儿子接触很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彼得却认为他父亲只是要找一个伴侣，对此他已经学会了从容应对，因而他很少考虑这件事。豪伊则对此困惑不已，不知所措。对苏茜来说，这意味着要面对传统的继母问题：一个她和父亲之间的障碍，以及是否能够接受除了她母亲之外还有人能够对他更好的问题。对于格拉迪丝·凯泽来说——沃伦的首席保护者，帮他守卫办公室的大门，帮他接电话，以及处理他和苏珊的钱财——阿斯特丽德的到来意味着又增加了压力，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3

苏珊自己也很震惊，她从来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她只是向她的丈夫强调他们都有自己的需要。在她的头脑里，沃伦对她的依赖是绝对的；他怎么还能和别人发生关系呢？但是这可能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沃伦一生都在寻找完美的戴茜·梅尔，并且无论他需要什么，阿斯特丽德就可以做到：购买百事可乐、清洗衣服、收拾屋子、帮他按摩头部、做饭、接电话、陪伴他做所有的事情。而阿斯特丽德从来都不告诉他去做什么，并且除了要和他在一起外，也不要他的任何回报。之前的戴茜·梅尔和苏珊之所以要逃离奥马哈，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躲避生活中无穷的琐碎之事。随着苏珊不断调整自己，她开始接受这种关系，这也使她的新生活更为容易了。然而，苏珊天生就有一种占有欲。无论她怎么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真的不希望失去沃伦对她的关注。因此，要根据苏珊的期望，而不是沃伦的期望来界定他们之间的角色。

巴菲特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开始恢复了原样。但是他十分吃惊地发现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苏珊一直所坚持的：坐在屋子里挣钱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他开始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哪些东西。尽管他对孩子们十分和蔼可亲，但是他真的不了解他们。有一个笑话讲得十分真切——“你是谁啊？”“是你的儿子。”4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要尽力去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多伤害已经是无法弥补了。在47岁时，他才刚刚开始反思自己的损失。5

沃伦十分看重诚实，对于与阿斯特丽德同居一事他完全公开，一点儿也不遮遮掩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汤普森博士除外）。并且，苏珊和阿斯特丽德对此事也不做任何表态，只是说她们互相喜欢对方。沃伦对此事只公开评价过一次：“如果你对我们三个人都很了解，你就会看到这对我们都很好。”确实如此，至少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情况同沃伦的偶像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本杰明·格雷厄姆曾向妻子埃斯蒂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协议，称他要同已故儿子牛顿的女朋友玛丽·路易丝一起生活半年，亲朋好友一般都叫她“马卢”，另外半年和埃斯蒂生活在一起。在本杰明看来，婚姻实际上是一个要不断被打破的概念，但埃斯蒂却不这样认为。自从她拒绝之后，格雷厄姆夫妇就开始分居，但是却从来没有离婚。本杰明和玛丽住在拉霍亚，有时会到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度假。埃斯蒂住在比弗利山庄，本杰明感觉这种生活对她而言不错，而玛丽对没有婚姻的同居生活也很满意。6

本杰明·格雷厄姆仅仅在名义上成功地维持了两种关系，然而，巴菲特却不想效仿他。巴菲特不想要两个妻子；对他来说，要解释这种关系还真是不容易。很久以后他这样分析：“苏珊把我组成了一个整体，而阿斯特丽德则使我保存了这个整体。她们都需要给予，而我是一个伟大的接受者，因此，对她们都不错。”7但是，问题没有结束，因为像这样的解释，以及称这种安排对他们都很合适的说法，忽略了三角恋中最根本的问题：如果用天平来称量她们两人的重量时，肯定不会平衡。

这个三角关系的不平衡被扩大了，因为实际上这要涉及两个三角关系——不过只有一个人明白这一点。沃伦，出于无知，认为苏珊受到了亏待。因此他竭尽全力去弥补她——在私下里安抚，在公开场合尽心尽责地关爱，然而这却把阿斯特丽德推到了尴尬之中，使她陷入了受人斥责的地步。同样出于无知，阿斯特丽德——十分钦佩，甚至是崇拜苏珊——也接受了沃伦不会和她结婚的现实，把奥马哈之外所有的社会和商业活动全都让给了苏珊，十分不高兴地接受了巴菲特的女管家和情人的角色，这样他和苏珊的婚姻就好像没有什么裂痕。巴菲特这样解释：“阿斯特丽德知道她在哪些方面很适合我，她知道我很需要她，因此，这样也还不错。”阿斯特丽德的角色尽管不是十分明确，不过这种生活也确实给了她所一直缺乏的安全感。

对苏珊来说，这样做既维持了自己作为沃伦·巴菲特夫人的荣耀，同时又可以完全跳出这个角色，去寻求自己所追寻的生活，生活似乎只是表面上发生了改变。然而，在沃伦看来，他好像是从这两个世界中都得到了最好的部分，尽管这种新的关系并没有弥补他的损失。有些人会得到这种印象，苏珊之所以要搬出去，是因为他同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关系暧昧或者——有些人搞错了对象和时间——他同阿斯特丽德的关系，对此，他不能为自己辩护。

他拼命想使剩下的部分保持完整无缺，并且竭力要在苏珊的余生去弥补他曾经给她造成的失望。但是，这当然不能改变“他是谁”这一事实，并且很明显，这也不是说他就不会再和凯瑟琳见面。巴菲特邀请格雷厄姆来奥马哈参观战略空军司令部，可能也是为了借机把阿斯特丽德介绍给她。格雷厄姆带着她最好的朋友梅格·格林菲尔德一块儿来了，她是《华盛顿邮报》社论版编辑。格雷厄姆在人际交往方面极少见的一个弱点——当四周挤满了男人时，她通常没法和其他女人处得很好。8对此，格雷厄姆并不否认。但对她梅格是个例外。同引人注目的女人见面时，巴菲特说：“凯瑟琳的第一想法是如何把她从屋里子轰出去。”

巴菲特带他们和斯坦·利普西到奥马哈俱乐部吃饭。凯瑟琳兴高采烈地同沃伦交谈着，梅格和斯坦偶尔插上一两句话，而阿斯特丽德被晾在了一边，独自吃饭，因为她不是那种喜欢主动出击的人，除了点菜之外，她整顿饭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巴菲特总是被格雷厄姆迷住，因此也没有帮她解围。旁边还有几十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在乱哄哄地庆祝生日。最后，那些人站起来，围成一圈，开始大声欢呼，并伸出双手当作翅膀，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摇摆摆，像小鸡一样跳舞。作为一直都是一个讲究礼仪的女士，格雷厄姆坐在那里，眼睛发直，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表情。9

从那以后，巴菲特几乎总是在奥马哈以外见格雷厄姆。当她给沃伦家打电话时，如果是阿斯特丽德接了电话，凯瑟琳就会一言不发10，好像阿斯特丽德不存在一样，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为了问如何用她的摄像机。11

苏珊和阿斯特丽德地位完全不同；她们彼此都感觉十分满意，阿斯特丽德甚至还去过旧金山看望苏珊。苏珊在贵族山的简陋小公寓现在看起来像一个小姑娘的闺房一样，里面堆满了布娃娃和枕头，贴满了海豹的照片，甚至还有一部米老鼠造型的电话。她把厨房的壁柜当作衣柜来存放衣服。12

现在苏珊十分感激阿斯特丽德，因为后者让苏珊的生活更为轻松，只要阿斯特丽德接受苏珊为她界定的“有限的公开露面角色”就行。搬到旧金山对苏珊而言曾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她必须把许多朋友和她所关心的事业抛诸脑后。她的离去引起了剧烈的骚动。未来中央委员会、计划生育协会、城市联盟以及其他的民权机构都要重新改编，并且都感觉他们的核心缺了一大块。她的朋友和追随者也要在心态上做出不同的调整，他们有些感觉被遗弃了，有些只是很怀念她，有些还不断到旧金山去看望她，在某种程度上把那里当作了第二个家。有几个人甚至跟着她到了旧金山，并在那里定居下来。13

苏珊对巴菲特父母的许多朋友解释说她之所以要搬到旧金山去，是因为那里为她提供了更为多姿多彩的生活，在那里她可以徜徉于美术馆里，徘徊在爵士乐俱乐部内，沉浸在交响乐中。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旧金山不再是美国的巴黎了。大量退伍的老兵涌入旧金山湾区的海滨，许多人在身体、精神和心理上都有问题。人行道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在海特，在吸食迷幻药和大麻以及裸泳的嬉皮士们之后，酒鬼、吸毒犯们接踵而至。那些人之所以被吸引到旧金山，是因为这里盛行享乐主义，性自由和性解放观念日益在街上无家可归的人中间蔓延。在过去的10年里，同性恋从最初的地下状态开始逐渐走向公开化，并且在1976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为了庆祝获得自由，他们在金门公园举行了“同志光荣游行”。但是一个佛罗里达州的歌手安尼塔·布莱恩特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打压同性恋的运动，1978年11月，旧金山的市长乔治·莫斯孔尼和市督察员哈维·米尔克被一名被市政府辞退的同性恋公务员所刺杀，刺杀行为标志着该项运动的高潮。14陪审团接受了刺客的精神失常辩护，并且裁定为“过失杀人罪”，之后旧金山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骚动。

在苏珊新结交的第一批朋友中，就有一对同性恋，其中一个人以前是个麻醉医师，后来由于一次医疗事故而离开了奥马哈。她还结交了其他的新朋友——音乐家、画家，以及在商店、教堂、美容店、剧院以及大苏尔的伊沙兰学院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人。很快她的身边就又聚集了一大群人，有许多都是同性恋。苏珊的叛逆性格在旧金山振奋人心的氛围中活跃起来，并且她的新生活也把她解放了出来。原来乐善好施的女主人现在投身到了各种各样的聚会中，感觉就像是在爵士音乐会的后台一样；她打开了自己的大门，被邀请参加各种嘉年华活动。但是，同以往一样，她也找到了一个事业——她又一次违反了惯例——当她在施舍处工作时，她成了许多同性恋朋友默认的母亲，因为好多人从来都没有享受过母爱。

沃伦只能通过金钱来控制她的生活。她还持有许多伯克希尔的股票，但是按照他们的约定，她一股都不能卖掉。她喜欢上了马克·夏卡尔的一幅画，想买回来挂到自己的小公寓里，但是她告诉一个朋友说她不能这样做。“这会毁了一切的。”她说。沃伦十分清楚地告诉她：“我不想让你卖掉伯克希尔的股份。”他仍然负担着她所有的开支。格拉迪丝监控着她的花销，并且替她支付所有的账单。

同样，苏珊也是通过沃伦才借给了朋友查尔斯·华盛顿24 900美元。他是奥马哈的一位活动家，是她的一位忠实的捍卫者，也曾经是苏珊的坚定支持者之一，记者阿尔·佩格尔在撰写《是什么使苏珊·巴菲特歌唱？》一文时采访过他。巴菲特认为借钱是最为糟糕的想法，如果他不是十分渴望取悦他的妻子，他可能不会同意。果然，在几个月后，华盛顿没有按时支付几笔还款。很少有什么事情会让巴菲特暴跳如雷，但是如果他感觉有人在骗他的钱，他的双眼会闪现出痛苦和愤怒，并且会立即报复的。转瞬之间，最多也就几秒后，他的情绪平静下来，同时他也开始考虑有条不紊地做出反应。这一次，他立即到法院起诉华盛顿，并且赢得了24 450美元的判决。

“华盛顿事件”象征了沃伦和苏珊的新关系：如果苏珊保留着她所有的股票，他对支票簿的控制就会松一些。除了替她支付账单外，沃伦还给她额外的零用钱：这是她捐赠的预算。当孩子们需要时，她会给他们补贴一些，而沃伦是不会这么做的。为了给自己和玛西娅建造一座树屋居住，豪伊已经把他持有的伯克希尔的股份卖掉了一些。他们一边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婚姻，一边在为生计奋斗。“这真是太可怕了，沃伦不出钱帮他们买房，”苏珊抱怨道，“他是打算让屋顶塌下来，他想让他们失去房子。”但是这是游戏的一部分。沃伦知道苏珊会为他们想办法的，因为当苏茜的婚姻出现问题时，她也照顾过她，她总是会照顾一切的。

除了钱以外，赚钱是沃伦的工作。当家里的财富正在减少时，所有这些变化和错综复杂的事情，以及成堆的账单全都同时挤在一起出现了。当苏珊要搬到旧金山时，沃伦又被拖到了纽约州布法罗的法庭，来应对两家报纸之间耗资巨大的斗争。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卷起衣袖，大干一场，并且很喜欢这样的斗争。但是现在，由于他面临着个人的危机，这就变成了一个昂贵而且非常有趣的小插曲，帮他排除了其他的烦扰，并缓解了痛苦。《布法罗晚报》事件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它曾经威胁到蓝筹印花公司的价值，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不愉快的经历。这和他许多年前所应付的比阿特利斯的冲突十分相似，他曾经发誓永远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情。

注释

第五部分 华尔街之王

43 法老王

巴菲特精力充沛，激情洋溢，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青年；他似乎记得每一个读过的事实和数据；他能激发人们自愿接受困难的工作，并坚信他们能够创造奇迹；而且巴菲特极能容忍别人的嘲讽和缺点，却不能容忍别人浪费他的钱财。他热切渴望结果，对其他人的能力十分信任，并且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他是不一样的，因此他长期以来都低估了人们的工作负荷。巴菲特就像太阳一样，每个人都在围着他转，但是他自己却感觉不到里克肖塞尔的热力学定律。

人们说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我从来都没想这么做。有些人喜欢使用压力，我从来不这样，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但是却有许多人说我这样做了，于是就肯定我是这样的了。

在这个腹地之外管理伯克希尔和蓝筹印花公司子公司的那些经理们可就太幸运了，因为巴菲特基本上让他们独自经营，他的管理技巧就是找到一些像他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完美主义者，然后就放任自流了，不过要对他们“卡内基化”——关注、赞扬，以及运用戴尔·卡内基的其他方法时不时地敲打他们一下。对多数人来说，其他方法就不必再用了。

20世纪70年代，巴菲特做出的股票交易决定，是在漫长的熊市中公然蔑视悲观的情绪，大胆地冒险投注。当时失业大军不断壮大，物价以每年15%的速度飞涨。这一赌注之所以突然取得成功，多亏了孤注一掷的卡特总统，他在1979年任命了一位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沃尔克把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提高到14%，从而控制了通货膨胀。1981年，新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大幅减税，并撤销对商业活动的管制，同时大力支持沃尔克的举措，尽管他的政策引发了许多争议。但之后经济和市场经历了两年半的阵痛，在1982年年底的时候，80年代的牛市开始突起，股票的价格终于赶上了企业利润的增长。4

70年代末期，巴菲特大部分的投资资金都来源于一个流动的金库，即保险和赠品券（印花）的浮存金。尽管国民赔偿公司的业务仍然繁荣兴旺，但蓝筹印花公司的销量却继续萎缩。虽然预付费的赠品券所提供的浮存金在逐渐地减少，但是这些资金所投资的项目却正在收获丰厚的回报。5

《布法罗晚报》业绩的彻底扭转意味着巴菲特和芒格不用再讨论蓝筹印花公司这笔最大的投资是否即将失败。《布法罗晚报》开始稳步实现赢利。在1983年，他们最终同蓝筹印花公司商议好了价格，伯克希尔将其全部收购——这是他们从麻烦中摆脱出来的最后一步。6巴菲特和芒格现在是共同合伙人了，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成为合伙人——尽管芒格最多也只能算个次要合伙人。

巴菲特把芒格选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他现在持有伯克希尔2%的股份。芒格也是韦斯科金融公司的总裁和董事长，同庞大的伯克希尔相比，韦斯科金融公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兄弟，但却是芒格自己的。它就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嘴中的一根意大利面条，只剩一点悬在外面，巴菲特没有吞进去。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东明白他将来一定会把它吃进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全都开始哄抬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价。

芒格对巴菲特思想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他金融方面的影响。他们的想法十分相似，他们在商业活动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巴菲特很容易为一些交易而陶醉，并且立即敲定协议，而芒格有时则会否决这些交易。他们对股东的态度是一致的。随着并购工作尘埃落定，在1983年的年度报告中，这两人向伯克希尔的股东们阐释了他们的一套操作原则。他们把这些原则称为“所有者导向原则”，而其他任何公司的管理层，都不会告诉股东这些东西。

“尽管我们形式上是公司，但我们实际上却将股东视为合伙人，”他们写道，“我们不把公司看作我们企业资产的最终所有者，相反，我们把它看作股东拥有这些资产的纽带。”7

这一陈述看起来很简单，却意味着要推翻以前的公司管理原则。现代的公司主管一般都把股东看作一群很讨厌的人，或者很吵闹，或者很安静，可以去取悦也可以忽视，他们当然不是管理者的合伙人或者老板了。

“我们不搞财务游戏，”巴菲特和芒格说，“我们不喜欢大量举债。我们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长期的最佳收益。”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也许被认为是陈词滥调——但很少有管理者能够这样坦诚地陈述。

同时，巴菲特在那年的年报中也写道：“不管购买的价格多么高，我们也没有兴趣出售伯克希尔旗下任何赚钱的业务，也不愿意出售次一等的业务。”——即使这会影响他们的绩效。“我们只是期盼着他们能够多少赚点钱，我们只是希望他们的管理方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能融洽点儿。”8这对加里·莫里森是一个暗示，他刚刚接替伯克希尔的肯·蔡斯的工作，蔡斯在勤勉地工作了数十年后于1982年退休。此时，巴菲特已经关闭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并且削减了新贝德福德1/3的生产线。

纺织行业每年大概只有10分钟的时间是赚钱的，全美一半男西装的衬布是由我们生产的，但是没有人会走进裁缝店说：“我要一件灰色条纹西装，请用伯克希尔的衬布。”我们工厂生产的布成本要比其他工厂高，而资本主义是靠节俭发展起来的。我们从当年的供应商西尔斯公司那里获得奖励，在“二战”期间为他们供货。我还是西尔斯公司董事长的私人朋友，他们说：你们的产品很不错。而我们会说：那一码加半分钱怎么样？他们回答：你们开玩笑吧。因此，这一行很不好做。

莫里森没有去“生钱”，相反，他请求巴菲特给他现金以便升级纺织厂的硬件设施，但巴菲特断然拒绝了。

然而，巴菲特仍然坚持保留这些处于困境的纺织厂。因此，让他卖掉其中一家利润丰厚的公司——罗克福德银行——就更不可能了，对他来说，那就像没有打麻醉药就实施牙齿根管手术一样。但是，他又必须这么做；《银行控股公司法案》规定他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伯克希尔才能继续持有非银行业的股权（尤其是保险业的）。9

当本·罗斯纳最终从联合零售公司退休时，巴菲特很不情愿让他走。罗斯纳的下属曾经取笑他的管理方式，但十分肯定的是，当他们接管公司后，联合零售公司的业绩迅速下跌。好几个月的时间，维恩·麦肯齐都辛苦地在纽约的服装区来回奔波，想把该公司兜售出去。10最后，他发现一个买主愿意出50万美元，而该公司每年最多也只能为伯克希尔创造200万美元的利润。

伯克希尔一些子公司的运作十分独立，因此，你很难判断它们是管理得法的公司还是随波逐流的公司。在韦斯科金融公司，路易斯·文森蒂拒绝被别人掌控，并且成功地向巴菲特和芒格隐瞒了他的老年痴呆症，长达数年之久。

“我们并不经常看见他，”巴菲特说，“并且他在尽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克服疾病带来的影响。再者，我们也不想看到他患病。查理和我都十分喜欢他，我们不想听到这个噩耗。”

“路易斯·文森蒂十分果断、聪明，并且很诚实和精干，”芒格说，“他所经营的储蓄和借贷公司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后一个采取计算机系统管理存款账户的公司，因为雇用社区大学的学生做兼职以手工操作，成本仍然很低。你能了解我们看到后十分吃惊。他是个思想古怪、独立自主的人，为人很好。我们都很喜欢他，发现他的病情后，我们甚至仍然让他继续工作，直到他疾病发作被迫入院治疗。他喜欢工作，并且他从来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11

巴菲特和芒格把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诙谐的寓言，这表明他们想让更多的公司即使在患老年痴呆症经理的管理下也能取得成功。

……

巴菲特更为关心的是豪伊的工作问题。起初，豪伊在房地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他真正的兴趣是做个农场主。由于他没有资金，巴菲特同意买下一个农场，然后租给他的儿子——这种安排很像他高中时曾经做的那样，雇用工人在他的农场工作。豪伊在内布拉斯加州四处奔波，代表他的父亲勘察了100个农场，并同卖主讨价还价，巴菲特坚决认为农场就像“烟蒂”一样，他不会多出一分钱。最后，他选中了特凯马的一个农场，巴菲特支付了30万美元。18

尽管他拿了豪伊支付的租金，但是巴菲特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农场。就像苏珊喜欢的画廊一样，他也没有任何兴趣，只是出钱。他认为农场是一个过度竞争的生意，就像男士西装的衬布一样。“没有人会到超市去购买豪伊种的玉米。”他说。19

虽然巴菲特竭力通过金钱来控制自己的孩子，但他却从来没有花时间教他们如何理财，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他对手下人也是这样做的：他感觉聪明的人自然会弄明白这件事。他给了孩子们伯克希尔的股份，却没有强调这在将来会对他们多么重要，也没有解释复利，更没有对他们说可以借钱但不能出售股票。现在，他那些致股东的信，经过卡罗尔·卢米斯的编辑加工，已经涉及了很多金融问题，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些信，再加上他的榜样示范，已是十分充分的教育。但是，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自己的孩子恐怕比那些合伙人更需要教导。

巴菲特不太在乎孩子们怎么处理自己的股份，毕竟，他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体的，出售股票也就是卖给了他。即使这样，他也不希望孩子们依靠伯克希尔过上安乐富足的生活。相反，他认为孩子们的未来以及伯克希尔的未来，最终不是通过所有权的关系实现的，而是通过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管理着巴菲特基金会的股份。

……

在许多慈善家中，巴菲特也很尊敬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也是观点很独特的思想家。卡内基在美国许多贫穷的社区建造了公共图书馆。卡内基基金会曾经选派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到美国接受医学教育。251910年他的论文揭露了医学院丑闻，震惊全美，弗莱克斯纳说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巨资以改革医学教育。洛克菲勒也想解决一些因缺乏正常资金支持而无法运作的难题。他发现贫穷的黑人大学，缺少富裕的校友，没有办法改善办学条件。“实际上，约翰·洛克菲勒成了这些大学的‘友人’，”巴菲特说，“他解决这些难题，根本不考虑它们是否受人关注，他对它们的支持也总是慷慨的。”

此时，巴菲特基金会共有72.5万美元的资金，每年捐赠出的不足4万美元，几乎全都花在了教育上。26苏珊管理着巴菲特基金会，这也反映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观——应该用钱回报社会。如果苏珊有权支配这些钱的话，她很有可能迅速捐出大量的钱，但是巴菲特不急于这样做。他认为让金钱随着时间而增加，通过复利会生出更多的钱用来捐款。当然，到1983年时，他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了。从1978年到1983年年底，巴菲特夫妇的资产净值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从8 900万美元猛增至6.8亿美元。

随着他变得更加富有，朋友们、陌生人、慈善团体全都蜂拥到基威特大厦向他要钱。有些人确实急需救助，向他真诚地请求；而有些人则感觉用他的钱理所当然。慈善组织联合之路、大学、癌症患者、教会、心脏病人、无家可归者、环保运动、当地的动物园、交响乐团、童子军、红十字会等都值得扶持，但他们得到的答复都一样：如果给了你钱，我就应该每个人都给。他的一些朋友同意他的做法，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困惑，一个这么慷慨的人，可以花费大量时间帮助他人，给他们提建议，出谋划策，却在钱财上那么小气。

巴菲特仍然在滚雪球般积累财富，并承诺在死后会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这就有点像《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白王后的“明日果酱”。“在他死后”就相当于永远不会兑现；也是一种让他不会过早死去的预防手段，这是巴菲特非常关注的事。用白王后的方式来拒绝别人是一种奇怪的进行自我强化的方式。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夫妇的朋友、亲人，或者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9人曾经企图自杀或已经自杀。不久之前，他朋友的儿子，在圣诞节前夜开车掉下了悬崖。接着，里克·格林的妻子安，在他们的儿子8岁生日前几天开枪自杀。所以，巴菲特对自杀不由自主地耿耿于怀，在这种背景下，他这样想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不过，他自己想要尽可能长寿—— 一直挣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巴菲特常常明确表明自己的坚定决心，要快速赚钱，同时不让家人和基金会接触这些钱，这最终激起了朋友们的反对。里克·格林曾经给乔·罗森菲尔德写信探讨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的可能性：“如果沃伦成为世界一流的雪橇犬，并且看见这个世界除了毛发和小目标还有更多的东西，他会做些什么呢？”27

巴菲特集团在巴哈马群岛的莱福德岛集会，在戴呼吸管潜泳和深海钓鱼的间隙，乔治·吉莱斯皮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主题是“孩子们（和慈善机构）都要等待”。几年前，巴菲特曾经说过，他每年只会给孩子们几千美元，并且告诉他们等他死后可能只会分到50万美元的遗产。28他认为，“这些钱已经足够让他们做一些事情了，却不足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享受”。29这句话成了他的箴言之一，多年来他不断重复着。“沃伦，那是不对的，”巴菲特之前的一个合伙人拉里·蒂施说，“如果在12岁之前没有被惯坏，他们就不会再被惯坏了。”30

在卡罗尔·卢米斯的强烈要求下，《财富》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你会把财富都留给孩子们吗”，许多人回答“家人第一”。

“我的孩子们要在世界上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们知道，不论他们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的。”巴菲特说。但巴菲特认为，“只因为他们出生在富人之家”，就为他们创建信托基金，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生所需的食物券”——可能会“伤害很大”，并且是“反社会的行为”。31这是头脑清醒的巴菲特，也正像他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所写道的，当他的孩子们开始蹒跚学步时，他就想等看到“这棵树能成为什么样的材料”时，再决定要怎么给他们钱。32

然而，巴菲特也做出了决定，他会作一些捐赠——尽管微不足道，却机动灵活。1981年，他制订了一项独特的慈善计划，由股东们选择一个慈善团体，然后伯克希尔–哈撒韦从每股股票中提出两美元捐出。伯克希尔不派发股息，但是这一计划允许股东们直接指导公司的慈善捐款活动，而不是由高管或者董事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慈善团体，接受赞誉。该计划不需要太多的钱，但是巴菲特这么做，正是在逐渐松开拳头。股东们也喜欢这样做，该计划的参与度几乎总是接近100%。

对作为信息采集者的巴菲特来说，捐助计划最终也被证明是个十分有价值的工作。这让他洞悉了每一位股东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他用别的方法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这些信息。巴菲特总是不知疲倦地充满了好奇心，十分想了解每一个股东的情况，就好像他们也是他的大家庭成员一样，他其实正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53岁的巴菲特已经“退休”两次了，他正在思考慈善和遗产问题。很显然，让他身心交瘁的正是退休问题。他开玩笑说要工作到死，他十分推崇年迈的经理如吉恩·阿贝格和本·罗斯纳。但是，现在他们都退休了，路易斯·文森蒂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因此，这也许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下一步会同一位89岁高龄的老妇人达成一项协议，这是他所遇到的最长寿的人。

44 B夫人

经过近3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她终于在犹太人的普林节那天抵达西雅图，一路上饱受疾病的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一上岸，就有希伯来移民援助社的工作人员上前迎接她，为她提供了一些符合犹太教要求的清洁食物，并且安顿她在旅馆住下。“当我抵达这个国家时，”她说，“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8希伯来移民援助社的工作人员在她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以及“艾奥瓦道奇堡”，这是她丈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在那里靠收垃圾谋生。他们把她送上火车，一路穿越明尼阿波利斯抵达道奇堡。抵达后，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想办法帮她找到了丈夫伊萨多，夫妻终于重新团聚。不久之后，罗斯就生下一个女儿，叫弗朗西斯。

两年后，罗斯仍然说不了几句英语。夫妇俩感觉十分孤单，于是决定搬到一个讲俄语和依地语的地区，因此他们到了奥马哈，这里吸引了32 000名移民，他们到这里修铁路，建食品加工厂。9

伊萨多租了一个当铺。“你恐怕从来没有听说过当铺会破产。”他说。10很快他们又添了3个孩子，路易斯、辛西娅和西尔维亚。她每次往俄国寄50美元，最后把10个亲戚也带到了美国。同她的丈夫不一样，她仍然不太会说英语。“我真是太笨了，”她说，“但这方面我就是不开窍，孩子们也教我英语。当弗朗西斯开始上幼儿园时，她说：‘我要教你怎么说苹果，怎么说桌布，怎么说小刀。’”11当铺的生意十分冷清，在大萧条期间，他们几乎破产。接着，罗斯接管了当铺。“我知道该做什么，”她告诉她的丈夫，“大件物品要廉价出售。”“你用3美元进了一件货，然后以3.3美元卖出去，只加10%的利润！”当他们进的过时衣服滞销时，罗斯在全奥马哈城散发了1万份广告，上面写着他们的商店可以为人们供应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全套行头——内衣、西装、领带、鞋、草帽，并且只需花费5美元。仅一天时间他们就赚了800美元，比他们前一年的全年利润都多。12商店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开始销售珠宝、旧皮大衣和家具。接着罗斯开始以寄售的方式低价销售崭新的皮大衣，使得生意取得了飞速发展。13她的人生哲学是：“与其使自己遗憾，不如让他人恨你。”

很快，客户就开始从罗斯这里购买更多的家具。开始时，她陪着他们到批发商那里购买，她自己加10%的利润卖给客户。后来她发现，这和当铺的生意不同，销售家具是一个“快乐的生意”，因此，1937年，她从一个兄弟那里借了500美元，在她丈夫当铺的地下室里开办了一个家具店，叫布鲁姆金家具店。但是家具批发商不想把家具批发给她，因为他们的经销商抱怨她以低价出售产品。因此，罗斯只好跑到芝加哥，找到了一个支持她的人，从他那里订购了价值2 000美元的商品，付款期限为30天。时间很快就到了，但她却没钱支付，因此她把自己家里的家具以低价卖掉，还清欠款。“孩子们回到家时，看到这一切放声大哭，”她回忆道，“我只好给他们解释为什么卖掉床和冰箱，整个房子空空荡荡的，他们很理解，他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14当天晚上，她从商店取回几张垫子，全家人就睡在了地上。“第二天，我带回来一台冰箱和一个炉子，”她说，“孩子们全都破涕而笑。”15

在学校里，其他家的孩子们常常找她儿子路易斯的麻烦，嘲笑他有个开当铺的爸爸。儿子很痛苦，但是对他们的嘲弄置之不理，放学后继续在店里帮忙，并且学习成绩仍然很好。在上高中时他就学会了开车，常常四处运送沙发，一直忙到半夜。他的母亲，现在已经创办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店，并且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除了卖家具外，罗斯也兼营其他副业，在打猎季节，她出售和租赁勃朗宁自动猎枪。路易斯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地下室里测试这些枪，他用渣煤砖当靶子，练习射击。16

……

1941年，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路易斯当时仍是十几岁的青年，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生，但是他只上了几个学期就退学参军了。在战争期间，他和母亲每隔一天就写一封信。他的母亲那个时期陷于失望的情绪中，因此他鼓励她不要放弃。17由于那些大批发商拒绝给内布拉斯加家具店供货，罗斯成了家具“走私者”，坐着火车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四处奔走，以高于批发价5%的价格从梅西百货公司和马歇尔–菲尔德公司大量购买家具。路易斯说：“他们能看出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很喜欢她，而且愿意向她介绍新产品，比如说推荐了一套刚刚上市的餐厅组合家具——这套家具很难做，价格不菲，但是她仍然买下了它。”罗斯说：“那些批发商越是抵制我，我越是努力工作。”18你不可能拥有整个国家，这个国家属于每一个人，这是她的观点。19慢慢地她开始憎恨那些大亨们。“你落魄时，他们对你不屑一顾，”她说，“当你开始挣钱时，他们就会巴结你。呸，谁需要他们啊？”她的口号是：“薄利多销，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不拿回扣。”20当她做成一桩买卖时，她会告诉手下人：“在他们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赶紧给他们送货。”21

在突出部之役（又称阿登战役）中，路易斯荣获了紫心勋章。战后，他在1946年回到了奥马哈的家中，继续工作。他学会了做生意的一切技巧：进货、讨价还价、盘点、记账、运送和摆放商品等。对罗斯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路易斯。她对雇员很苛刻，常常会大声呵斥他们：“你这个浑蛋！懒鬼！”但是，在他妈妈把这些人解雇后，路易斯会重新把他们找回来。

4年后，商店的生意十分兴旺，但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让销量急剧下滑。罗斯决定扩大业务范围，开始销售地毯以增加效益。她到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公司，告诉他们要为一栋大楼购买地毯；他们以3美元一码的价格卖给她3 000码的莫霍克地毯。然后她以3.95美元零售给客户，是标准售价的一半，不过，她曾经对马歇尔–菲尔德公司撒谎这一事实似乎在多年后给她带来了麻烦。22

罗斯以比其他经销商低价的销售方式，成功地在地毯零售业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莫霍克地毯厂把她告上了法庭，控告她违反了最低价格政策——根据这一政策要求，生产商有权要求他们的零售商按照规定的最低价格销售产品。罗斯却只身应诉。“我对法官说：‘我没钱请律师，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我辩护。法官大人，我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加10%的利润出售商品，这有什么错呢？我没有强迫客户购买啊！’”23审判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法官就驳回了对方的起诉。第二天，这位法官径直来到内布拉斯加家具店，购买了价值1 400美元的地毯。

尽管家具店销售地毯取得了成功，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家具仍然滞销；罗斯仍然没法给供货商支付货款。最后奥马哈一位友善的银行家韦德·马丁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我不能拿这些商品当饭吃啊。”24于是，他借给她5万美元，借期90天，但是罗斯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在担心怎么还钱的问题。她想到了一个主意，租借奥马哈市政礼堂，然后在礼堂里摆满沙发、餐桌和餐椅、咖啡桌、电视机等。她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她和路易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极其真诚，却又利用了战时物资奇缺的特点。

这正是你所需要的！减价销售！紧缺商品？空话！我们不能拿它们当饭吃！我们必须卖掉它们。过去的60天里，我们采购了大量的商品，都没地方存货了。是的，我们进的货太多了，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吃了它们，通常我们在6个月里也卖不了这么多。因此我们要开展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价促销活动……45 000平方英尺的地方，摆满了价格低廉的名牌产品，等着你来挑选。

这则广告吸引了许多人，就好像马戏团来城里表演一样。25仅3天时间，家具店就卖出了价值25万美元的家具。奥马哈的人们现在都知道罗斯·布鲁姆金和她的家具店就是打折家具的代名词。“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欠过一分钱。”她说。26

同年，伊萨多死于心脏病。罗斯和路易斯继续经营着家具店。渐渐地，“B夫人”成了奥马哈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光顾她的商场：结婚、购买第一套房子、孩子出生或者得到升职。布鲁姆金大量进货，降低开支，并且只赚取10%的利润。1975年，一次龙卷风把他们位于西区的商店的屋顶掀掉了，但是她和路易斯毫不犹豫地把所有商品全搬到城里的商店，继续营业。“如果你的价格最低，即使你在河底，他们也会找到你的。”她说。他们确实会这样的。有一次，商店起火，她就给消防员送了几台电视。27

“B夫人”知道如何做一件事情后，会立即去做。她不会犹豫不决，反复琢磨。她会买下标价5 000美元的桌子或者签30年的租约，购买房产或者解雇员工。她不会停滞不前，只是不断发展。她做事十分专注，如果你做的事达不到她的标准，即使只差一点儿，她都不想和你谈论它。她十分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在那些事情上，她不愿意欺骗自己。”

到1980年年初时，罗斯和路易斯·布鲁姆金已经打造了北美最大的家具城。在这块3英亩的地方，他们每年可以销售1亿美元的家具，是同等规模商场的10倍。28从那时起，每年的销售额都会增加，无论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无论奥马哈繁荣还是萧条。29当她开始创建家具城时，奥马哈那些在她之前创建的曾经兴旺发达的竞争对手，全都销声匿迹了。其他的经销商来到这个城市，想同她竞争。罗斯仔细调查了他们的展销厅，然后她和路易斯发起打折大战，导致他们最终破产，不得不落荒而逃。“B夫人”的家具商场垄断了该地区一半的市场——比西尔斯百货公司、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塔吉特公司以及其他所有的家具和用品零售商加在一起还要多。甚至艾奥瓦州、堪萨斯州和达科他州的客户也开始驱车到她的商场采购。

她全都是靠自己发展起来的，她的客户越来越广泛，停车场上停满了从100英里以外赶来采购的人开来的汽车。30

罗斯现在成了著名的“B夫人”，甚至她的家人也这样称呼她。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早饭只吃水果和蔬菜，从来不喝酒。但几丝白发已悄然出现在她打着发蜡的黑色发髻中，随着她以年轻女人的活力在商场里健步如飞地四处走动，时不时地她还要通过大喊或挥动手臂来强调某事。随着她在谈判中越来越强势，她对那些供货商也越来越狠。“7美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明天就会破产。”她对一个报价嗤之以鼻。31以前那些对她不屑一顾的批发商们现在都拜倒在了她的脚下，祈求她的原谅。她很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你想卖给她2 300张茶几，她在一分钟内就能决定她可以付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卖出去……然后她就会从你那里进货。她会拖到最后一刻，这时暴风雪即将来临，你要离开该死的奥马哈，不能误了航班。她可是个十分不好对付的人。32

她一周工作6天半。“这是我的习惯。”她说。在她的头脑里，商品展销厅就是她的家。她的二女儿辛西娅·施奈德，在装修她母亲的房子时，摆放家具的方式都“和商场里的陈列方式一样”，因为“这是唯一可以使她感觉舒服的方式”。33灯罩仍然用塑料盖着，有些家具还挂着价签。“我只用厨房和卧室，”B夫人说，“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天亮，这样我就又可以去工作了。”

在周日的下午——一周里她唯一不在商场的时候，她开车带着路易斯在城里四处转悠。“我看着其他商店的橱窗，”她说，“计划着对零售店主展开攻势，思考着‘我们给他们多少钱’之类的问题。”34她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努力工作，都是受到她母亲的激励。她的母亲曾在苏联经营一家杂货铺。以前罗斯每天醒来都能看见母亲在洗衣服，或者凌晨3点在烤面包。“为了赚3分钱，她会背着100磅的面粉走过20个街区，”她说，“这让我伤心不已。”35因此，她对难民和移民有一种亲切感。有时她会安排他们在财务部工作，并且告诉他们：“算账不需要英语也能干。”36

1982年，《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她说这么多年来好几次有人想收购她的公司，都被她拒绝了。“谁能买得起这么大的一个商场呢？”她告诉路易斯，伯克希尔提过一次。巴菲特在几年前就同她谈过，但她却告诉他说：“你得想法把它偷走才行啊！”37

一年后，巴菲特听说布鲁姆金家正在同德国汉堡的一家公司洽谈，该公司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城，同他们的运营方式一样。布鲁姆金家族要出售了！“你不用想就知道这真是太好了，能够同B夫人合伙可真是求之不得啊。”巴菲特说。38

也许这次他们是认真的。在20多年前，罗斯曾经把巴菲特叫到她的商场，对他说她正在考虑出售商场。巴菲特真的想为伯克希尔买下这个家具城。他走进商场，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的妇女正在训斥一群男人，他们靠着墙站着：那些都是她的孙子、女婿和侄子们。她转过脸来对巴菲特说：“看我身边这些家伙，如果我把商场卖给了你，你可以把他们赶走。一群没用的懒蛋，他们都是我的亲戚，我不能赶他们走，但你可以赶他们，一群懒蛋、懒蛋、懒蛋。”

“她就这样训斥着他们，将近一个小时。‘懒蛋’这个词重复出现了好多次。”这些人早已经对罗斯见怪不怪了，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然后，她就打发我走了。我已经表达了我的目的。”巴菲特曾一直渴望着买下这个商场。39

“她认为只有路易斯最能干，并且十分完美。”当她表扬路易斯时，她通常会这样说：“哦，太棒了，你做得真是太棒了。”40

如果布鲁姆金家族打算出售其商场，现在正是时候。B夫人的两个膝关节都已经做过置换手术，她把大部分日常工作全都交给路易斯打理了，但她自己仍然掌管着地毯部。“地毯业务吸引着她，使她着迷。”路易斯说。41如果有人要为一个9×12（英尺）的房间购置地毯，她会报出加了税，给优质客户打完折的价格，而这只需要几秒钟。她仍然会突然视察家具部门，甚至家人都经常不敢肯定他们自己的家具是否安全。有一次，罗斯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赶紧把“放玩具的柜子清理出来”，因为来了个顾客。“当我下定决心时，”她说，“我不想一无所获。这是我的习惯。”42巴菲特先去找路易斯谈了谈。路易斯说：“你应该去见见我的儿子罗恩和艾文，将来他们要接管商场的。”

巴菲特把罗恩和艾文请到他的办公室，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他给路易斯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们把商场卖给伯克希尔的利与弊。他写道，布鲁姆金家族不应该草率出手——他在用极其真诚的态度和他们打交道。“如果你们决定现在不出售，那么不久以后你们就很有可能赚到更多的钱。明白这一点，积蓄力量，然后从容不迫地寻找让你们称心如意的买主。”

接着，他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可以卖给任何的家具公司，或者同一行业的其他人。但是“这样的买主，无论他们做出什么许诺，通常都会违背诺言，有些经理认为自己知道怎么管理你们的商场，因而迟早会插手实际的运作……他们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即使你们的业绩毫无疑问比他们的还要好，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天性仍然会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方法更好”。

随后，“他们就会在财务方面做出重大的举措，通常贷大量的资金来运作，并计划将商场再次出售，要么卖给公众，要么卖给另一家公司，只要时机有利，他们就会出手，”他写道，“如果卖主的唯一动机是套取现金，或者放弃他们的业务，那么任何一种买主都能令人满意……但是，如果卖主的产业是其一生创造的结晶，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个性，和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那么这些类型的买主都有严重的不足。”

“任何买主都会告诉你，他需要你做合伙人，并且如果他很有头脑的话，他当然需要你。但是许多时候，由于上面讲到的原因，他们不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行事。而我们会严格遵守我们的许诺，因为我们许诺过了，并且我们也需要这样做。”

巴菲特解释说，如果他买下了商场，他想让布鲁姆金家族继续做他的合伙人。如果他们回过头后感觉很遗憾，那这次的交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失望的，包括他自己。他告诉路易斯他只插手两件事：资金分配，以及选择“最高管理层”并为其支付薪酬。

巴菲特还有其他的优势，他不是德国人。虽然德国公司的报价高达9 000万美元，但是B夫人横跨亚洲，穿越9 000英里，就是为了躲避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此卖给德国公司是会受到诅咒并被逐出教门的。最后，布鲁姆金家族同意将公司卖给伯克希尔，巴菲特立即驱车前往那个20万平方英尺的大卖场签署协议。到那里后，他发现89岁高龄的罗斯正开着三轮高尔夫球车，满商场转悠，对她的雇员咆哮道：“你们这些废物！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们的。”而路易斯和她的三个女婿就站在旁边看着。43

“我甚至不想进行评估，”巴菲特说，“B夫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相信你的话。”

……

巴菲特丝毫不担心他本人或者他的下属不会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得到豁免。巴菲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板，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反复无常地改变主意，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一句脏话，从来不责骂或者批评他的员工，对他们的工作也从来不猜疑，总是充分放权，从不干涉。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很聪明的话，他会做好一切的。查理·芒格说：“沃伦不给人压力，他只是激发别人。”戴尔·卡内基说要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声誉，这样他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要求自己，巴菲特对这一经验十分理解。他知道怎样激发手下人去实现卡内基式的伟大成就。

他对员工讲的话大意是这样的：

你太出色了，这份工作一点儿也不会花费你太多的时间，并且也不会太费精力。当然了，你在下一封信中要把它提交给我。因为这项工作正好是你的强项，再找三个人也比不上你。49

……

在纽约大学董事会成员蒂施的帮助下，他安排克莱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为罗斯授予荣誉学位。54在克莱顿大学，B夫人激动不已，用手掩面，在台上大哭不止，并且连连说着：“哦……哦……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55然后，她说起了美国，这个使她梦想成真的国度。她给毕业生的建议是：“首先，要诚实；第二，努力工作；第三，如果你不能立即找到想要做的工作，那就告诉他们你什么都愿意干。如果你很优秀，他们会雇用你的。”56

在到纽约大学参加典礼时，罗斯的家人们都很小心，避免让她看到酒店的价格，因为她以前曾经来过纽约，并一直认为如果价格超过75美元就太可恶了。57她让路易斯带她去看看埃利斯岛[2]和地兰西街，但是参观城市也是很麻烦的事，因为她觉得出租车的价格有些欺人了。58在授予学位的那天早上，B夫人身穿长袍参加了盛况空前的毕业典礼，她同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一同被授予了荣誉学位。

尽管纽约大学的典礼庄严神圣，但是在被问到更喜欢哪个荣誉学位时，罗斯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克莱顿大学的，也许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购买了地毯吧。

不久之后，伯克希尔的审计员做出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第一本财产目录——商场价值8 500万美元。B夫人在以6 000万美元的总价（包括他们仍然保留的股份）把商场卖出去之后，一直悔恨不已，但是在接受《Regardie’s》杂志采访时，她说：“我不会反悔的，不过我很吃惊……他一分钟都没有考虑（在接受报价之前），但他肯定研究过，我敢打赌他知道。”59当然，巴菲特不可能准确“知道”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值多少钱，但他的确知道这个价格有很大的安全边际。

不管怎样，他现在几乎把自己当作了这个家族的一员。当B夫人快要90岁时，家具商场搞了一次大促销，在当地的报纸上连续几天整版刊登广告，每年她的生日时都会这样做。而巴菲特会拿她生日促销的日期开玩笑。

她按照犹太教的日历计算生日，因此每年都不相同。我曾经还拿这开过玩笑，它确实每年都不在同一天。但是，我说她确定生日的原则是根据她什么时候最需要扩大销售，她的生日相当灵活，她顽皮地一笑，然后看着我说：“哎呀，你不懂犹太教的日历嘛。”

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童话故事就变了味儿。不屈不挠的B夫人当着顾客的面向罗恩和艾文怒吼，骂他们是懒蛋。由于她过过艰苦的日子，不得不努力地工作，因此，没有谁比她更了解生意。但是渐渐地——并且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男孩们”开始拒绝同她说话。

最后，在她95岁高龄时，孙子们把她的地毯经营权也剥夺了，她勃然大怒。这是她最后的一根稻草啊。“我是老板，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告诉我什么。”60她这样说，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她把一直没有支付的96 000美元假期工资拿到手，然后离开了商场。61

但是当她一个人坐在家里时，她感觉“极其孤独，无所事事，快要疯了”。62在报纸的采访中，她把孙子们斥责为“笨蛋”，甚至骂他们是“纳粹分子”。63她暗示要到北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点家具卖场去，那是家具业最大的展销会。她突然决定再开一家商场，就在刚刚翻修过的家具城的对面。在这里，她举行了一场“车库销售”，仅一天的销售额就高达18 000美元，她甚至“把一些自己的东西也拿去卖了”。64几个月后，“B夫人的大商场”还没有正式开业，但是每天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3 000美元。

当地一家报纸在采访时问她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争夺顾客大战，她咆哮着说：“我要让他们走着瞧！”当有人说她的新商场没有足够的停车位时，她指着对面商场的停车场说：“停到那里去，他们不会注意的。”很快，她就和孙子们展开了停车场大战。她树起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他们标价104美元，我们只要80美元。”65当美国广播公司《20/20》节目的主持人鲍勃·布朗向她提及内布拉斯加家具城时，她说：“我倒是希望它被烧成灰烬，我希望他们都下地狱去……”66

早先的某个时候，巴菲特曾经说过：“我宁愿和灰熊摔跤也不愿意同B夫人和她的子孙们有冲突。”67同以往一样，面对朋友之间的关系破裂，他拒绝支持任何一方。B夫人认为他不忠诚。“沃伦·巴菲特不是我的朋友，”她告诉一个记者，“我每年给他赚1 500万美元，但是当我同孙子们意见不合时，他却不支持我。”68痛苦折磨着巴菲特，他不能容忍任何冲突，不希望同任何人关系破裂。

在路易斯的母亲罗斯看来，路易斯不会做任何错事，但是他也没办法说服她。“她认为在这里她失去了控制权，她快要气疯了。”他说。

“他总是对他妈妈很好，”巴菲特说，“她无法接受自己失去控制权这一事实，这对她来说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并且她不得不放弃她所钟爱的事业，这也让她十分生气。”

两年后，B夫人的商场，尽管规模仍然很小，却在一点点地发展，已经威胁到了家具商场的生意。最后，路易斯再次出面调解。“妈妈，”他说，“你最好把这个商场再卖给我们，我们之间互相竞争没有一点儿意义。”69因此，罗斯打电话给巴菲特。她十分怀念家具商场，也很怀念家人。与家人分开独自居住，让她感觉很孤独。她说：“我错了，家庭意味着更多，我不仅仅需要自尊和生意。”B夫人告诉巴菲特她想回来。于是巴菲特提着一箱喜诗糖果，抱着一束粉色的玫瑰花去看望她。他提出支付给她500万美元，仅仅为了使用她的名字和她的租约。

他加了一个条件：这一次她必须签署一份禁止竞争协议，这样她就永远不能再和他竞争了。他觉得自己以前要是这么做就好了。他同99岁高龄的老太太签署一份这样的协议真是荒谬至极。然而，巴菲特十分现实，这份协议巧妙地把B夫人限制住了。如果她退休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生气而退出，不论她当时多大岁数，从那以后5年之内她不能同巴菲特以及她的家人竞争。即使她活到了120岁，巴菲特也不用担心。“我认为她可能会活得很长久，”他说，“不过我有5年时间就行了。”

B夫人仍然不会读写英语，不过，别人向她解释了这份禁止竞争协议，她还是在上面签了字，用她自己独具特色的标记。这一和解协议轰动一时，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接着，我要确保她永远不会发脾气。”巴菲特说。他开始假惺惺地讨好这位新雇员，使她高兴，这样她就永远都不会退出，从而保证禁止竞争协议能够一直实施下去。

1993年4月7日，大奥马哈商会的商业名人堂建成开幕，罗斯被列入其中。和她一起入选的还有巴菲特、彼得·基威特和其他几位商业大亨。之后不久，巴菲特双膝微颤，战战兢兢地登上高地俱乐部的舞台，为庆祝B夫人的百岁生日而献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表演。他还给当地一家剧院捐了100万美元，因为B夫人正在翻修这家剧院。

没有人敢相信，沃伦·巴菲特竟然捐了100万美元！

所有人都对罗斯·布鲁姆金大唱赞歌，但是没有一句能让她飘飘然。甚至沃伦·巴菲特给她捐助的100万美元，也没有冲昏她的头脑。她感觉自己的一切，所有的财富、好运全都应该归功于这个国家，是它为她提供了所有的机遇，造就了她的成功。在家族的活动上，她一直坚持唱那首她最喜欢的歌曲《天佑美国》，每次都会唱，有时还不止唱一次。

“我觉得担当不起这一荣耀。”对这些赞誉，她反复谦虚地说。70可是人们却认为这一荣耀，她当之无愧。

45 拖车政策

由于巴菲特最终选择关闭工厂，纺织业也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成立初期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堪回首的往事。根据巴菲特的规划，他认为保险业可以推动伯克希尔–哈撒韦未来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巴菲特把若干个小保险公司整合起来，新公司也因此成为了国民赔偿公司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个决定在当时曾被人称道，但若干年后，公司的发展方向却被认为远远偏离了正轨，这样的发展策略也被认为是错误的。

之后，巴菲特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最开始，巴菲特的好友杰克·林沃尔特选择退休，之后国民赔偿公司发生了诈骗事件，特别是后者带给公司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损失超过了1 000万美元。尽管公司也在诈骗案发生后追回了部分损失，但是这些只是保险公司所有问题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初期，巴菲特购买了不少的家庭保险公司和自主保险公司，但是这些收购并不成功，最后，这些公司不得不由其他人来接手。尽管如此，这也几乎成了巴菲特所有保险公司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我们在这章标题中提到的“拖车政策”，先让这些公司陷入困境，然后求助于拖车，也就是让第三方来帮助脱离困境。这就像利用绞车从泥沼中拖出笨重的物体一样。除此之外，伯克希尔还和加州的工伤保险扯上了关系，这是一个涉及工人在出现工伤后有关工资和医疗、健康状况的赔付险种。而截至1977年，伯克希尔旗下的两家公司有一个已经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公司的经理人总是从代理商那里捞回扣。1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巴菲特派出了丹·格罗斯曼赶往洛杉矶处理相关事宜。到了洛杉矶后不久，格罗斯曼发现自己对于保险行业简直就是一窍不通，他终于明白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行业，远远超出了其所有的字面含义。（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维恩·麦肯齐，就亲自出差去保险经纪人那里收回了一处住宅和一部轿车。11）也许在一般的行业中，让公司的管理人员去处理这些事并不符合传统首席执行官们的逻辑，但是对于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毕竟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格罗斯曼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公司，为了解决出现的种种问题，格罗斯曼采取了“拖车政策”，他找来了极富经验的经理人弗兰克·德纳罗。事实证明，德纳罗把问题处理得很好，在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还点名对德纳罗提出了表扬。

46 两难抉择

交易！交易！交易！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的确是一个充斥着交易的时代，不过这些交易全都是负债经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964年9月是875点，到了1982年新年那一天，道琼斯指数再次回到了875这个数字上，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17年的时间里，它没有任何变化！1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率让公司的利润增长成为泡影，但是似乎没有公司受到影响，它们早就准备好了支票，除了普通工人不能“享受”外，一般的白领们早已在安逸的房间里享福了。管理者们拿着公司的钱邀请下属去打高尔夫球或者去星级宾馆消遣。草率的公司运营、松散的流程管理，还有愚蠢到没有任何头脑可言的官僚作风，让人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在别人的消遣中被挥霍掉了。220世纪80年代初那几年，股票的情况就好像涤纶西装那样不值钱，但之后，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的上台，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控制，原本高达15%的利率开始平稳降下来。精明的投资家们也开始注意到当时美国国内商业出现的膨胀趋势。面对当时借贷利率相对较低的局面，一些公司的潜在买家们找到了生财之道：利用公司自有资产作为另一笔交易贷方的担保——这种做法有点像在房产按揭中拿到了100%的贷款比例——但这就是那些公司潜在买家的经营方式，他们不需要支付一分钱。对于这些人来说，投资组建一家公司的付出和为一家柠檬汽水厂选厂址没有金钱上的区别。3于是华尔街兴起了一股风潮，投资者们疯狂地重返华尔街，期望能在混乱的投资市场中分一杯羹，但他们手中没有资本，有的只是从别人手中借到的那些资金，于是这也见证了企业兼并的开始。

……

尽管巴菲特是众人眼中的股神，但是他自己的孩子们并没有在投资方面受到父亲的熏陶。甚至有关如何处理大宗金钱的技巧，巴菲特也没有传授给子女们，但是他们却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价值连城的一课，就是对待债务的态度。巴菲特对于欠债深恶痛绝的观点也遗传到了孩子们身上，这其实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对于债务，甚至是任何有关钱的话题，巴菲特的态度向来是非常一致的，他从来不会乱花一分钱，从这一点来看，巴菲特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对待陌生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面对孩子们体重的问题上，巴菲特又非常愿意拿钱作为交易的筹码，让孩子们去控制自己的体重。

……

早期的股东大会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总裁西伯里·斯坦顿位于新贝德福德工厂的阁楼中进行。刚开始和巴菲特的大学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一起前来的只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格雷厄姆的学生康拉德·塔夫。巴菲特希望股东大会做到公开民主，于是会场上就听到了塔夫接二连三的提问，巴菲特并没有感到一丝尴尬，相反，他很兴奋。这种陶醉的感觉仿佛在派对上悠闲地坐在摇椅上一般，他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也在享受人们分享他智慧的那种喜悦。

股东大会刚刚开始的那几年，前来听巴菲特布道的人并不多，提问者更是少之又少，即便后来股东大会迁到了内布拉斯加州国民赔偿公司的咖啡厅进行，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但巴菲特并不介意，依然陶醉其中。1981年的股东大会上，前来参加股东大会的只有22人，林沃尔特不得不临时调集公司员工来为巴菲特捧场，他这样做只是不希望看到老板因为人少而难堪。股东大会一开始是例行程序——宣读法律文件，而在之后进行的提问环节中，在股东提出了几个启发性的问题后，会场便陷入了沉寂，大会不得不提前结束。这一年的股东大会总共只进行了15分钟，速记员手里的小册子一个字也没有记，以至于当她用眼神向会议组织者之一的麦肯齐寻求帮助时，也只能看到对方无奈地耸了耸肩。36

1983年的股东大会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许是因为收购了蓝筹印花公司，这一年的股东大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咖啡厅被挤得满满的。面对人们的提问，巴菲特用坦诚的态度、平实的语言给出了答案，他像一位老师一样没有任何修饰，彰显了对于民主的追求。人们感受到了巴菲特那种标志性的美国中西部风格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人格魅力，就像他在致股东的信中所展示的那样。

巴菲特的语言一向是生动而有趣的，他所使用的那些比喻——“皇帝的新装”、“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都是非常浅显易懂的。和其他商人相比，巴菲特的观点很直白也很清晰，这与那些说话言之无物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巴菲特的表述中，B夫人成了他口中的灰姑娘，自己的助理阿吉特则成了可以点石成金的小精灵。他用童话故事来描述生活，但又能从其中发掘出人生的哲学。他的语言如此引人入胜，逐渐成了人们竞相传诵的内容。同样的问题，巴菲特总能用一种全新的观点进行解读，总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他的影响力也像雪球一样开始越滚越大。

1986年巴菲特把股东大会的地点从国民赔偿公司的咖啡厅移到了乔斯林艺术博物馆的威瑟斯庞礼堂，那一年有400人到现场聆听了巴菲特的演讲，一年后达到了500人。这些人都是巴菲特的崇拜者，因为是他让他们体验到了有钱人的感觉，在他们眼中，巴菲特就是他们的神，所以在会场现场，人们在提问间隙听到有人在唱巴菲特的赞美诗。37

人们很难用常理来分析巴菲特的成功，盛名之下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平凡的人，而成了一个品牌，一个类似于“美国顶好牌花生酱”的商业品牌。不可避免地，他也因此成了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些学者希望向人们证实巴菲特的成功不过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人而花时间和精力去捉摸，更不值得人们去崇拜。

这些学者们试图证明那些费尽心力想比一般人出色的“成功者”不过是若干一般人中的一个，但是他们只找到了一部分证据。套用数学中命题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来说，他们只找到了充分条件，没有阐述命题成立的必要条件。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搬出了法国著名数学家路易斯·巴切利亚在1900年提出的市场随机漫步理论38，巴切利亚认为市场就是由社会投机者构成的一个整体，市场的规则就是“随机漫步”，市场价格的变动也呈现出随机漫步的特点。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将巴切利亚的理论进一步推广，并在当代社会中进行实证分析，他的结论也认可了随机漫步理论的有效性。他认为，大量投资者都期待“打败市场”，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但正是这种行为反而导致其努力归为失败。然而市场上却涌现出一批专业投资人士，他们负责管理投资者的资金，并预测股价动态，他们的一切服务都是收费的，起初费用适中，后来出现了传奇的对冲基金佣金模式，即“2–20”佣金模式（佣金包括客户总资产的2%以及投资赢利的20%）。至于股票经纪人，则从散户头上搜刮佣金，这些散户在电视节目和杂志的鼓动下挑选下一个热门股票，同专业投资者进行竞争。每年，这些人劳动成果的总额就构成了整个股市的价值（减去各种交易费用）。

查理·埃利斯，这位曾在多位专业资金管理人员身边担任顾问的业内人士在《拿下失败者的游戏》一文中分析了1975年的市场形势，提出了“小偷理论”。文章指出那些所谓的资金管理人员预测到市场走势的准确性只有一成。39他的这种说法对于那些个人投资行为和那些从报刊、杂志还有通过研讨会等形式来选择投资的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埃利斯认为在股票市场中最有效的赚钱方式并不是听取哪些人的观点，而是购买股指基金，而且不用支付高昂的佣金，就这么简单。在他看来，从长远利益出发，股票市场的走向肯定要好于债券的发展，只要经济增长，投资者就能得到回报，这个观点一直到现在还是适用的。

那些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EMH）的学者们一直很排斥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应用，但是一旦他们要提高这个理论的准确性与严密性，就不得不需要精密的数学论证和物理理论的解释，这一点毋庸置疑。最后，这些学者们也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人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市场的作用决定了无论在什么时候，股票都是股票发行公司的所有公众信息集合的体现。所以，人们那些研究资产负债表、四处打探公司消息、去图书馆查证资料、分析报刊数据以及关注竞争对手的做法，就是没有用的！不论在什么时候，股票价格都是合理的，不管是谁，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收益的人，不是因为运气好，就是因为他能得到内幕消息。

事实上，很多在华尔街股市工作的人都能找到驳斥市场假说理论的案例，股票交易的确存在违反市场规则的特例40，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这些案例的数量正在呈现减少的趋势，所以如果要对这些日益减少的案例进行研究，这些分析师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心来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局面，还要考虑研究的长期性，毕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做后盾。即便如此，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支持者们也不允许任何特例和个案的出现，但对于他们来说，巴菲特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随着他的名气与日俱增，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商人已经成了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发展最大的障碍。在这些学者眼中，巴菲特就是一个蒙着眼睛在深藏冰山的大海里航行的水手，要想成功穿越这片冰山，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巴菲特肯定会触礁，注定会失败！于是那些随机漫步理论的推崇者们——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缪尔森、芝加哥大学的法玛、罗切斯特大学的迈克尔·詹森、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夏普等人——开始把巴菲特当作一个难题来进行研究。他究竟是千载难逢的天才？还是昙花一现的偶然事件？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巴菲特很多做法都是反常规的，就像一个发育迟缓的少年一样根本不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研究，于是嘲笑巴菲特的声音也开始蔓延开来。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他在经过了细致的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并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对巴菲特的不屑：“无论是谁打破市场的运作规则，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只幸运的猴子。”猴子能将飞镖投在靶上完全是因为它的运气，而在马尔基尔眼中，巴菲特也同样如此。41

尽管《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对巴菲特的抨击，但是他对《华尔街日报》从来都不是排斥的，事实上他相当喜欢这份报纸，所以他与奥马哈地区的报纸派送人员达成了一致。每天晚上当《华尔街日报》送抵奥马哈时，都要有专人在巴菲特回家的路上等着，这样他就能在第一时间，也就是午夜时分看到最新的《华尔街日报》，而当第二天早上报纸开始发售的时候，巴菲特已经把当天报纸里面的内容全部吸收了。这就是这位超级投资者如何利用《华尔街日报》里面的资源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能成为金融界巨头的原因。如果马尔基尔眼里的猴子也能做到这一点，在午夜甚至凌晨的时候看第二天的报纸，那么它是不是也能成为商业领袖呢？不能，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它不是巴菲特！

猴子扔飞镖的比喻没有让巴菲特难堪，他反而在办公室里放了一个用《华尔街日报》报纸做成的镖靶当作娱乐。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没有打垮巴菲特，同样没有对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产生任何负面影响。42无论巴菲特还是他的好朋友芒格，那些学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都不过是他们各自专业的带头人，拿到了“巫师专业”的学位证书，而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更是让巴菲特他们觉得可笑，教的全都是些根本无法被证实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学者们的做法冒犯了巴菲特缜密的理性思维，也质疑了巴菲特在投资领域的专业性。

1984年，哥伦比亚大家商学院为了庆祝本杰明·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一书发行50周年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格雷厄姆希望巴菲特能对自己已经出版的《聪明的投资者》一书进行修订后再版发行，以当时巴菲特的名气，经他修订后的图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销量。但是巴菲特和自己的导师在很多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特别是在资产组合方面，巴菲特信奉的集中投资和格雷厄姆主张的分散投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巴菲特并没有完成这本书的修订，只是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们邀请巴菲特在这次研讨会上进行演讲，虽然商学院希望股神能侧重讨论格雷厄姆的投资理念，但这次演讲却成了针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大讨论。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迈克尔·詹森成了这次讨论的另外一个主角，于是人们看到了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尤尼斯教学大楼里进行的辩论。詹森认为“即将被射杀掉的火鸡肯定一开始就感受到这种恐怖的气氛”。43詹森这么做就是要唤起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追随者们对于已经过时的随机漫步理论的印象。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并不能排除某些人在股票市场运作方面非常成功的可能，只是成功的比例很小。就拿掷硬币这个游戏来说，的确存在某些人每次都能让硬币有人头的一面在上，不过鉴于能够保证这一点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随机漫步理论还是能够成立的。

就在詹森慷慨陈词之时，坐在下面的戴维·多德脸色有些难看了，上了年纪的多德就坐在巴菲特的旁边，他倚着座位轻轻地对巴菲特说：“沃伦，去，让他看看我们的厉害！”

事实上，为了这次演讲，巴菲特已经准备了好几周的时间，他也知道会有人拿投掷硬币作为反驳的例子，所以在自己陈述的时候，巴菲特显得成竹在胸：如果那些投掷硬币的人完全来自同一个地方，非常擅长这个游戏，那么得到全是“人头”而不是“字”的结果就变得不再随意，而是可以操控的了。举个例子，如果这些人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论的追随者，那么当他们在投掷硬币或者从事某一项活动的时候，思想肯定会有相通的地方，因为指引他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要想得到全是人头的结果也不是什么难事。

随后，巴菲特给出了9份资金经理人的投资业绩图——这9份投资业绩分别属于比尔·鲁安、查理·芒格、沃尔特·施洛斯、里克·格林、汤姆·纳普和埃德·安德森、FMC公司退休基金、巴菲特本人以及其他两名资金经理人。44这些图表显示他们的投资内容并不相同，虽然早期几个人的发展方向还有彼此交融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投资产业逐渐延伸到了不同的方面。巴菲特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9名资金经理人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全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论的追随者，如果要玩投掷硬币的游戏，我们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都能让硬币的人头一面朝上，这一点我们很确信。”此外，他还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这几位资金经理绝大多数都不会退休，会继续在投资行业里打拼下去。巴菲特这样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词让现场的所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凭借所谓的运气。

巴菲特结束自己的演讲后，现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人们完全为巴菲特精彩的讲解所折服。之后，人们开始向他提问，巴菲特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很绅士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而且尽可能做到详尽有理。随机漫步理论存在的基础就是数据分析，而现在，巴菲特就是利用数据分析反驳了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和随机漫步理论的准确性，这一点足以让格雷厄姆和他的追随者们感到宽慰了。

那年秋天，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赫尔墨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们”的文章，将火力完全对准了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无形中，这篇文章也进一步巩固了巴菲特在支持者中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随机漫步理论的追随者们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们将理论分为“半强势”和“弱势”两种，修正的理论允许特例的出现。45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对于巴菲特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告诫人们不要相信有谁可以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行事。对于这种观点，除了资金管理者外几乎没有人可以反驳。这种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走到了尽头，但是人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在商学院的课堂中有关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课程依然存在，但只不过是为了课程本身的需要，不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然而，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那些认为自己比一般人聪明、完全可以超越市场规则的个人投资者和职业基金经理依然存在，市场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综上，巴菲特《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们》这篇文章让他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传奇，甚至人们中产生了一种狂热，一个属于“沃伦·巴菲特”的体系正在形成。

与巴菲特蒸蒸日上的事业发展不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及其理论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停滞，理论把触角伸向了投资市场，并在进一步挖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有效运营的数据机器。在现实的股票市场中，人们之所以认为投资股票是一种风险行为，并不在于投资本质和股票本身的价值相悖，而是在于股价本身存在变动。股价变动率，顾名思义，就是指股票价格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的平均水平和规则。依托这种理论，再加上计算机技术带来的巨大便利，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们开始了在华尔街的掘金之旅，其经济收益远比著书立说要高得多！

投资经理们了解了股票的股价波动率，就能对手里的投资组合重新洗牌，他们的方法是选出股票市场中的核心股票，利用它们或高或低的股价波动率来复制一个类似于市场指数的模型。而投资组合经理了解了股票的股价波动率，就能根据贝塔系数将股票配对并进行套利。46股票套利是对冲基金中的一个术语，最简单的描述可以是这样：如果股票市场出现低迷的情况，股票经纪人可以抛售手中股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股市带来的冲击。47同购买股票和债券相比，显然股票套利的风险指数要小很多。

套利交易是指在两个合约的买卖过程中利用价差谋利的行为。要通过套利交易挣大钱，需要不断地在做空一种合约的同时做多另一种合约，这样一来，容易引发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对冲基金与套利行为引发的杠杆率攀升，与垃圾债券和收购行为同时增多有关。支持杠杆收购的模式与套利者采用的模式一样，都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变体。而杠杆与市场、股票的关系越来越像汽油与汽车的关系：如果市场蓬勃发展，给市场一个驱动，市场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否则，杠杆就成了负面催化剂，让股票市场陷入崩溃的边缘。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巴菲特和芒格才没有把股价波动率看作风险的一部分，正如后来芒格所说，那根本就是“废话连篇”的说法。巴菲特和芒格认为风险不是指股票套牢亏了钱，而是指“为了保住一份资产而把自己完全陷入其中，而且没有一点解决的方法”。49那些可以数十年持有一只股票的人根本不在乎所谓的股价波动率，而利用杠杆收购来积累个人资本的人是无法体会到其中的乐趣的，他们必须要考虑杠杆成本的因素。此外，借债过程中包括时间长短等因素，必须由借出方决定，而不是借入方，这样后者也不存在任何选择的权利。所以投资者很可能等不到市场变化自己得利的那一天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杠杆成本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负。作为借入方，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完全取决于借出方的态度和意愿。

……

在这之前，巴菲特的身份并不明确。在伯克希尔–哈撒韦，他更像是一个基金管理者，负责为合伙人管理财产但却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写给股东们的信中，巴菲特表示自己做出的任何有关投资的决定都是以个人的行为准则作为评判的依据，是他自己建立起来了公司的分配制度，这也是巴菲特为了避免公司将钱进行集体捐赠而想出来的一个办法；他拒绝分割公司股份，同时也从来不让伯克希尔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在他看来，股东的合作团体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尽管公司是法人性质的，但是我们内部的关系非常平等，我们就是合伙关系！”巴菲特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但另一方面，巴菲特很迷恋于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一切，仿佛他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公司中一切的决策者。各行各业的人，包括那些政客、记者还有自己的同行——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都来向巴菲特讨教意见，寻求他的帮助，这让巴菲特充满自豪感。而随着巴菲特名气的增长，他对华尔街股市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种风潮，人们衡量一笔交易是否具有重量级的标准，就是看巴菲特是不是也投身其中。但巴菲特对于伯克希尔的情感没有变，毫不夸张地说，伯克希尔就是巴菲特个人生命的延伸！

一直以来，巴菲特的双重身份还是得到他个人、公司还有股东们的认可的，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但是现在，却到了抉择的时候，巴菲特必须要在公司的合伙人和管理者职位之间做出选择，两者只能择其一。

为什么巴菲特要面临这样的选择？原因就是税费问题的出现。一直以来，伯克希尔就在企业所得税问题上颇受困扰，如果公司改成了合伙性质，伯克希尔就不用再面对企业所得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巴菲特一直在免费为伯克希尔的股东们进行投资，这是一笔非常合适的买卖（除了巴菲特，所有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损害），从股东忠诚度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也希望巴菲特能够这么做。但是在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税收制度改革的法令，废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一般实用原则”（General Utilities Doctrine）。在此之前，一家公司在卖掉自身财产的时候只需要完成清算并将资产所得分配给股东即可；而现在，股东们在接受公司财产的时候还必须为这些资产缴纳一定比例的税额，好在这些资产不用被二次征税。

一般实用原则的废除，意味着以后对公司清算将征收双重税收，不仅公司赢利要交税，股东的资产分配也要交税。因为双重税收的数额非常惊人，一时间国内的封闭型控股公司和家族企业争先恐后地在这项法令正式实施之前开始进行清算。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经常说伯克希尔规模太大了，其资金已经成为投资获利的一大障碍，可以将其资产重新分配，然后组成一个更加容易管理的资金规模（仍然多达数十亿美元），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用不了几个星期就能重新开始投资（当然，费用也得重新收）。由于当时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上仍然有12亿美元的未实现利润，如果巴菲特真的对伯克希尔进行资产清算的话，那么他给股东的分红就能避掉4亿多美元的税，且有机会避免双重征税，公司也可以在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下重新开始经营！54但他没有这么做！

在巴菲特的年度报告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有关清算、避税的话题，并否决了预先清算的想法。“举个例子，我们的伯克希尔可以选择进行清算，当然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那根据政府推出的新法令，我们的股东们就要缴纳一定的税款，这样他们手里最后剩下的资产肯定会比在新法令推行前手里清算完成后分到的资产要少。”55

行事老派的巴菲特自然不会对银行账户里无缘无故增加1.85亿美元而满不在乎，而且他还能获得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重新开始的机会，要知道就是企业所得税才让巴菲特决定不对伯克希尔–哈撒韦进行清算，而这除了给巴菲特个人带来一定损失外，其他什么负面影响都没有。但这种原始的贪婪欲望已经不能影响巴菲特的任何决定了，正因为贪婪，巴菲特比任何人、比公司任何一位股东交的学费都多！不过考虑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发展，巴菲特决定放弃公司合伙人的身份，专职扮演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角色，这一切都是因为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感情，要不是这个特殊因素的存在，公司的资产清算早就已经可以进行了。

至此，巴菲特完成了自己的选择；这样，伯克希尔–哈撒韦也就像那些大企业宝洁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一样拥有了一位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这也意味着，就算有一天巴菲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司也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消亡。

……

对于金字塔和法老的奢华生活，巴菲特有自己的见解，但他并不排斥和安嫩伯格这位大使先生一起打球，因为他很喜欢安嫩伯格，也喜欢和他打球。巴菲特并不认为自己要过和安嫩伯格一样的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当然，巴菲特不会抨击安嫩伯格选择的这种方式。那个周末，安嫩伯格成了巴菲特身边最好的朋友，一直陪伴在他左右，而总统里根则成了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的玩伴。巴菲特知道这个周末有很多特工人员一直在保护着总统，但是他们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即便巴菲特把高尔夫球打到了水里，这些特工人员也没有现身捡球，这让巴菲特一睹特工人员的希望落了空。

对于里根，巴菲特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很欣赏里根提出的关于“地缘政治学说”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这一点让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随着垃圾债券和杠杆交易在华尔街的兴起，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麻烦中，这在巴菲特眼中就是经济疲软的突出表现。处于疲软市场中的人可能会这样说：“我很荣幸能在周二请您吃汉堡！”60而要是巴菲特，他邀请别人去品尝的就是牛排了，股市中的巴菲特从来都不是无能的，这一点可以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得到证实。

47 不眠之夜

用“点石成金”来形容巴菲特对所罗门公司的收购并不为过，至少在外人眼中是这样的。这位来自奥马哈小镇的先知以令人惊叹的手笔完成了这次收购，但是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位世界首富和你身边的人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他的“豪宅”只是一栋价值31 500美元的房子，而他开的车还是8年前购买的那部凯迪拉克。在巴菲特身上，唯一与那些富豪少有的相同点恐怕就是他对华尔街银行的投资了。

事实上，巴菲特起先并不赞同华尔街的那些做法，而现在他却成了这里的一部分。在写给伯克希尔股东们的信中，他抨击了华尔街利用垃圾债券来完成收购的做法，其中也包括所罗门公司。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这些交易是在那些没有头脑的人之间进行的，他们从不在乎别人的想法！”1“我从来不和那些股票经纪人或者分析师说话！”他还写道：“考虑问题的时候你要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华尔街是世界上唯一一处能够看到开着劳斯莱斯的富人向那些挤地铁的人们讨教成功秘籍的地方！”2而在之后发行的《华盛顿邮报》中，人们又能看到巴菲特类似的言论，他用“赌场”来形容当今的这个社会。就是这种赌博的心态让那些企业掠夺者们变得富有起来，但是为什么政府不对这些人全额征税？3他们要是纳税，税额肯定不会少！从1982年到1987年的5年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777点激增到2 722点，所以巴菲特这样告诫商学院的学生们：“想要赚钱吗？那么到华尔街去吧！”不过说这话的时候，巴菲特已经身在华尔街了。

华尔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对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这位平民来说它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使人很难轻易离开。当有记者问巴菲特，为什么在所罗门公司这般混乱的时候，他却选择进入，而且还持有相当一大笔股份时，巴菲特没有任何迟疑地告诉来访者：“因为我信任一个人，约翰·古特弗罗因德，这位所罗门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非常出色，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4

的确，巴菲特对于身边人的感情总是很深，但人们却发现他对古特弗罗因德的感情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曾经，巴菲特因为不想看到客户间的利益纷争选择辞职，但是他并没有向古特弗罗因德隐瞒自己拥有部分投资银行股份的事情，不过那时巴菲特的公司已经被客户间的利益纷争弄得苦不堪言。但是，是什么让巴菲特——在最糟糕的时候——成了这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5在那段经济不景气的日子，巴菲特赚钱的欲望似乎战胜了个人的希望、追求和原则。正如他一生所经历的那样，只要贪婪欲望主导了自己，厄运似乎也就悄然而至。

……

如何取悦身边的女性朋友？巴菲特想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案，那就是利用波仙珠宝店（Borsheim’s）。波仙珠宝店位于奥马哈市，是一家专营中高档珠宝的折扣店，它的老板是路易斯·弗里德曼，也就是B夫人的姐夫。巴菲特深知女人对珠宝的热衷远远超过服装，无论衣服能展现出什么样的价值。在众人中，最具有这种购物癖好的就是苏珊了，巴菲特曾送给她一套精美的珠宝收藏品，被苏珊细心地珍藏了起来。苏茜、凯瑟琳·格雷厄姆以及巴菲特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很喜欢珠宝，唯一对珠宝没有感觉的就是阿斯特丽德了，她对一切价格昂贵的东西都敬而远之，不过似乎只有在巴菲特送珠宝给她时，她才不会拒绝。

所以从1989年开始，巴菲特不会再为给身边的女性朋友购买礼物而头疼了，他制定了一个方案，礼物包括耳环、珍珠、手表三件，每个人每年都会得到不同主题的礼物，但他自己却没有收到任何礼物，这与带给他无限风光的可口可乐巨头的身份不太相符。更糟的是，巴菲特再次遭受了冲击，《说谎者的扑克牌》[1]的书成了他的噩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公司的经纪人迈克尔·刘易斯。这本书不但描写了所罗门公司的企业文化——傲慢、富有创新精神，而且精力充沛，还详细描写了1986到1987年间公司的衰落史。此书一经问世，就登上了销售榜的头名位置。该书对所罗门公司内部的一些古怪行为的描述给读者带来了极大震撼，使所罗门公司被视为一个聚集着华尔街最好斗、最粗俗之人的类似于动物园的地方，这使所罗门公司的声誉从此很难恢复。31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盛行的公司兼并热潮也渐渐冷却下来，巴菲特熟悉的交易领域变得冷冷清清，几乎没有公司可以让他投资或者收购，不得已，巴菲特降低了选择标准，于是霍克希尔德–科恩这样的百货公司才进入了巴菲特的视线。

……

在这个充满收购交易和企业掠夺者的年代，这种贪婪是微不足道的。巴菲特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一个收购霸主，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保持了对人的一贯友善，并牢牢地坚守着自己对于收购的理解。他敬爱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一向认为，一个人在股市中进行交易，必然会使其成为一个局外者，因为他有时不得不表露对公司管理的不满。在这一点上，巴菲特并没有遵循导师的教诲，他一直都希望能让所有人满意，一直在试图弥合与周围人的各种鸿沟，这一切从他在早期投资时期与GEICO公司的洛里默·戴维森成为好友后就开始了。正如某篇有关巴菲特的报道描写的那样：“现在许多华尔街上的投资者都会说巴菲特先生参与的那些特殊交易是一个带有绅士色彩的保护性游戏。”33

到最后，那些看起来很诱人的交易只不过成了精美但却无用的赌注而已。只有吉列公司笑到了最后，他们为伯克希尔赚回了55亿美元的利润。美国航空公司是输得最惨的。所以巴菲特也得到了一个真理，投资任何有翅膀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注定会失败，类似的言论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之后美国航空公司中止了红利的发放，就像克利夫兰面粉厂那样，于是美国航空公司的股票出现暴跌。“这个交易是我经历的最痛苦的一笔！”巴菲特的一位朋友暴怒地说，“你们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你们亵渎了自己所拟定的原则！”34对此，巴菲特稍后表示了赞同。“债务被清偿后，该公司立即陷入了赤字，此后一直没有摆脱掉。我知道一个以800开头的电话号码，就拨了过去，说：‘我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粉丝，我叫沃伦?巴菲特。’”35查理·芒格直截了当地评价说：“沃伦在那件事上没有请教过我。”

虽然所罗门兄弟公司是巴菲特这些交易中的一个典范，但情况也不妙。股市崩盘后，佩雷尔曼停止了对吉列的收购进攻，几乎是仓皇而逃，此后，并购业务恢复元气的速度非常慢，有才华的银行家也另谋高就了。古特弗罗因德通过新一轮裁员，再次完成了公司重组。但那些执行董事们再也不怕他了。一位副总裁说：“人们一直威胁约翰，他却要买进。”起初，公司有3个副总裁，后来多达7个。一时间，“如果你是副总裁，就呕吐去吧”成了办公室里的笑话。

如今的所罗门已经从之前几个不同派系的分支发展成了几股不同的势力，或者说发展为一系列的巨头，他们各司其职：公司债券巨头、政府债券巨头、抵押债券巨头和股票巨头。36

但在这些巨头中间，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永远凌驾于他们之上的，这个人就是约翰·梅里韦瑟，一个害羞的、不爱出风头的人。面对来自从诸如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的薪水诱惑，梅里韦瑟没有动心，因为他在华尔街有着更大的野心。在这里，他成了众多套利交易者中的一分子，他们通过电脑寻求保护，建造用于描述债券走势的数学模型，他们相互鼓舞，从各自的勇气中得到安慰。就像《每日赛讯》经济版的主管分析的那样，这些聪明人正在对债券行业发动一场革命，他们用电脑做出内部报告，帮助他们为所罗门创造更多利润。而正是梅里韦瑟，为人们制造了一个小小的泡沫，并让他们感受着自己从中获得的自尊与傲慢。他可以极大程度地原谅一个人的错误，但是对那些他认为愚蠢至极的人却又极其冷漠无情。这些套利交易人员就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精英。他跟他的团队有着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梅里韦瑟有三大爱好：工作、赌博和高尔夫。在很多个工作结束的晚上，这些年轻人坐在一起，玩“说谎者的扑克牌”，他们似乎太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37不过最后，那个看起来像男孩子一样的、脸有点黑的梅里韦瑟通常都会获胜。

尽管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巴菲特在所罗门公司的影响有限，但是他非常了解套利交易。只是董事会对所罗门公司交易细节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巴菲特不懂电脑，但是在新环境下，电脑已经成为华尔街的重要工具。他知道作为一个公司的董事是绝对需要电脑的，但他还是明确地指出使用电脑会增加风险。有一次他拜访了在所罗门公司从事外汇期权工作的马克·贝恩，他的父亲正是曾和巴菲特搭档的杰克·贝恩。

……

在巴菲特看来，一个容易出错的人和一台不会判断的电脑将组成一个完全无监控的、无人看管的环境，很显然那就意味着，会发生无法挽救的失控。但是作为董事会的成员，他没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权力，他所能做的就只有试图说服每个人。现在他和芒格常常为了所罗门公司的管理问题争吵，但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芒格开始接管审计委员会，在此之前该委员会并未充分履行职责进行严格监督。芒格带领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进行了六七个小时的审查并查看了账目。芒格发现，所罗门金融衍生业务崛起得非常快，主要在那些交易量不大的市场进行交易。这些交易持续时间不长，一般只有几年。金融衍生品交易中转手的现金量非常小。所罗门公司的账面上利用数理模型评估这些衍生品的价值。38因为这个模型的发明者能获得多少奖金，是由这些模型决定的，所以，这些模型往往显示这些交易的利润非常高。通过这种错误的会计手段，赢利被高估了2 000万美元。39然而，审计委员会的审计对象只是那些已经得到批准的，往往也是已经完成的交易。所以，这种只存在于交易前的监管无法阻止交易过程中高估赢利的行为。

巴菲特和芒格只在一个领域比其他人更精明，那就是投资。人们一向追捧的就是他们的投资能力，但他们的这种能力也容易被忽视。两人的主张仅仅是同员工们达成一个统一的联盟。举一个例子，所罗门旗下的菲普诺与英瑞联合公司形成了一个合资公司（英瑞联合公司位于休斯敦，已经成立了7年）——在西西伯利亚和北极圈的南面共同建造石油基地，这将给俄罗斯的石油生产带来巨大的变革。这个不眠之夜计划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多实惠，在这个基地中将建造一个娱乐中心、食品中心和服装中心，所有这些都将由美国方面出资。

48 吮拇指及其严重后果

福伊尔施泰因给了巴菲特一份影印稿，并且告诉巴菲特，他已经同在明尼苏达州度假的芒格详细谈过了。10芒格提到了所谓的“吮拇指”，并补充道“人类惯于那样”。11巴菲特知道，在芒格的字典中，“吮拇指”表示浪费时间，但是他没有特别在意。福伊尔施泰因没有提及他和芒格谈话的其他内容，而巴菲特也并不在乎到底谁在“吮拇指”。七八分钟后，他挂断了电话，这时他意识到事情好像有些不对，不过他并不认为有必要立刻跟芒格谈谈。他决定过完周末再去找芒格。此刻他要做的是在塔霍湖好好放松。他走回餐厅，和阿斯特丽德、布鲁姆金兄弟一起吃牛排，随后他们去看了琼·里弗斯和尼尔·萨达卡的演出。

在巴菲特看演出的时候，古特弗罗因德的飞机终于着陆了。当天晚些时候，古特弗罗因德、斯特劳斯、福伊尔施泰因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理查德·布里登、比尔·麦克卢卡斯进行了会谈。此外，他们三人还给纽约储备银行行长——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健壮的杰拉德·科里根打了电话。

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分别用证据向布里登、麦克卢科里以及科里根作了汇报，其内容比所罗门董事们所知的更为详尽。莫泽尔的问题远非超标竞拍。在1991年2月财政部的竞拍上，为了达到35%的数量，他假借客户的名义购买国债，然后将这笔国债隐藏在所罗门的账目中。事实上，他在这次竞购中并不只有一个伪造行为。至于为什么所罗门没有及早上报，他们的解释是监管疏忽。不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政部还在对莫泽尔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莫泽尔在5月份的两年期国债市场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澜。莫泽尔的行为处于监管人员的严查之下，所罗门公司同样未能幸免。监管疏忽显然不能说明问题。监管人员怀疑所罗门内部存在着系统性问题。

不管实情怎样，这些坦白令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异常尴尬。所罗门居然没有开除莫泽尔，并且尚未制定任何补救措施，科里根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他希望公司在一两天内做出决定，这样他还能“力保判处缓刑，并且让事情到此为止”。他后来回忆说，他曾经告诫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保持耐心和冷静”，并且有义务立刻向公众公布这些信息。以他的经验，他觉得这件事很可能会演变成为“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12然而在他看来，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否则古特弗罗因德为什么那个时候还飞赴伦敦，没有想到要与巴菲特、芒格联系，公司其他董事也都分散在各地。

第二天是8月9日，星期五，巴菲特、阿斯特丽德、布鲁姆金兄弟一道在当年的西部淘金镇——弗吉尼亚城广阔的街道上散步。巴菲特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被告知没有紧急情况，所罗门公司也没有打电话找他。所罗门在新闻稿中尽量轻描淡写，但是新闻稿发布之后，股票还是下跌了5%，跌至34.75美元。

星期六，巴菲特在明尼苏达星岛的小木屋里与芒格通了电话。芒格向他揭示了更详细的、令人警觉的内幕。福伊尔施泰因从众多材料中选取了一些案例，指出“部分问题在去年4月份就暴露了”。当同样的话说给包括巴菲特在内的其他董事听时，他们并没有觉察到其中的特别之处，因此没有显露出特别的情绪。13但芒格却从那些陈词滥调和消极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些东西，“应当知道”是什么意思？到底应当知道什么？谁应当知道？芒格大为光火。14福伊尔施泰因因此被迫将更完整的细节告诉芒格，具体内容与科里根知道的版本相差无几。15

正如福伊尔施泰因提到的那样，莫泽尔4月份就收到了财政部关于调查其竞拍案的信函。16由于意识到游戏升级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他在4月25日向老板梅里韦瑟坦白了整个过程：在2月份的竞标中，为了保持35%的底限，他不仅以所罗门的名义进行了投标，还以其他客户的名义投了标。17莫泽尔向梅里韦瑟发誓说这是唯一一次，并保证不会再犯。

梅里韦瑟很快意识到，事情肯定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要不然莫泽尔不会忽然来坦白。于是他随即把情况汇报给福伊尔施泰因和斯特劳斯。4月29日，他们三人一道向古特弗罗因德转述了莫泽尔的交代。根据他们后来的回忆，古特弗罗因德听完后满脸怒气地离开了现场。

也就是说，截至4月份，古特弗罗因德、斯特劳斯、梅里韦瑟、福伊尔施泰因以及公司的法律顾问都知道了莫泽尔的所作所为。

当时福伊尔施泰因已经提醒过古特弗罗因德，莫泽尔的行为可能已经构成犯罪。他认为公司这样做可能涉嫌违法，同时他确信，如果公司不采取任何行动，无异于和政府硬拼，因此，必须上报给美联储。古特弗罗因德表示会严肃处理这件事。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拿出任何确切的方案——他没有造访美联储富丽堂皇的意式府邸，告知科里根事情的来龙去脉。更要命的是，得出冒名竞标是“唯一一次越轨行为”的结论后，他们居然将莫泽尔继续留在管理层。听完这些，芒格说：“这就是在‘吮拇指’，人类一直惯于这么做。”他后来解释说：“所谓的‘吮拇指’，是说本来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却只是干坐在那儿苦思冥想，这就是浪费时间。”18

芒格将自己对那篇新闻稿的疑问告诉巴菲特：难道不应该告知公众，管理层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吗？福伊尔施泰因的回答是：“的确应当告诉公众。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担心会影响到公司的资金运转。”所罗门借有数百亿美元的短期商业贷款，并且一天比一天多，如果消息公布出去，贷款方也许会拒绝续借。芒格认为，“资金困难”将引发“财务恐慌”。19缺乏坚持底气的芒格最终退让了。与此同时，他与巴菲特达成共识，一定要揭露更多的真相。对即将到来的困难，他们已经从心理上作好了准备。

两天之后的8月12日，星期一早晨，《华尔街日报》登出了已经证实的一些细节，标题相当醒目：“所罗门违规操作中期国债，导致市场混乱；公司一次竞标获得的额度可能达到85%；调查正在进行——老板是否对此一无所知？”这篇报道还指出了此事可能招致的诉讼：“操纵市场”、“违反《证券法》中的反欺诈条款”、“向联邦当局虚假陈述”、“账簿记录违法”等民事指控以及违反《电邮欺诈法》等刑事指控。

49 愤怒的众神

在整个仲裁过程中，持中立态度的仲裁人员听取了双方的呈词，然后做出了有约束力的裁决。仲裁本身就是一次赌博，因为仲裁委员会一旦做出决定，双方就必须按照决定来做，永不协商了。

……

可以想象仲裁者、律师和古特弗罗因德听到这句话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惜的是，菲利普多半不能理解问题主要源于他对芒格思考模式的特征不够了解。他不知道，芒格偶尔思想跳跃性的回答，主要是由极少情况下穿透他冷漠思想的刺激造成的。只要芒格拒绝了，菲利普就自以为他们是在协商，而不是在简单地听芒格说。而当芒格什么话也不说，或者是对谈话嗤之以鼻时，菲利普就认为芒格是表示赞同，或至少是没对他刚才说的话表示反对。没有人跟他解释，芒格早已经走神儿了。

古特弗罗因德的律师用巴菲特以前曾做出的证词来提醒芒格，在这份证词中，巴菲特认可古特弗罗因德有权利这么做。芒格先生是否还记得巴菲特先生这么说过呢？

“我不记得巴菲特先生说过的话，我也不记得我自己说过的。”芒格说，“当然，这件事的重点在于你指望我们公平处理此事。”69

问题在于如何界定这个“公平”。在古特弗罗因德该拿的和已经拿的钱的问题上，所罗门从来没有争议。争论在于古特弗罗因德被解雇后是否应将事实公之于众。因此，整个案子变成了证明古特弗罗因德案是否应该终止的讨论。就连福伊尔施泰因都认同，在隐瞒从格劳贝尔那里所知道的情况的问题上，古特弗罗因德对政府撒了谎。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与他个人作风不相符的行为，但事实就是这样。

为了对所罗门公平合理，古特弗罗因德终于明白为什么公司费尽心思来证明他应该被解雇。他知道，对他进行诽谤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但是这种反差让他感觉十分困扰。从某些方面来说，一切都该结束，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尽管如此，每个人——包括巴菲特在内——都认为古特弗罗因德还是有权领到一些补偿费的。巴菲特让巴特勒——巴菲特GEICO董事会的伙伴和私人朋友——两次召见古特弗罗因德，给了他1 400万美元。巴特勒悄悄告诉古特弗罗因德说：“我还可以帮你多争取一些。”巴菲特本打算给1 800万美元的。70但是古特弗罗因德觉得整个过程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他认为芒格非常吝啬，又自以为是。因此，古特弗罗因德生气地拒绝了。仲裁官于是做出了决定。

双方对证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春天，仲裁人员已经厌烦了这种没有止境、转来转去，又互相矛盾的争论。一方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而另一方又将古特弗罗因德描绘成一个恶魔。因此，在最终裁决时，古特弗罗因德的律师拿出一张表，要求连同利息、罚款、股票升值以及其他一些款项在内，一共赔偿古特弗罗因德5 630万美元。

在仲裁人员痛苦地做出最后判决前，所罗门的律师和员工都开始就此事打赌。仲裁法庭会判给古特弗罗因德多少钱呢？人们打赌最低会判给他1 200万美元，最高将判给他2 200万美元。71

没有人知道仲裁官在最后裁决时会考虑哪个因素。但当裁决最后宣布时，法庭判定不用给古特弗罗因德任何赔偿，因此一分钱也没有判给他。

50 卵巢彩票

巴菲特在国会上的证词和他解救所罗门的行为让他从一个富有的投资商变身为国家英雄。发生在所罗门中的事情并不只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的故事这么简单，巴菲特用一种反传统的方法解决了问题：对于那些法律条文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巴菲特并没有卑躬屈膝，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化解了危机。这样的做法触动了人们心中最善良的一块领地：诚实最终可以得到回报，罪恶可以通过善良来化解。当一切丑闻平息的时候，巴菲特的名气也随之飙升，随之飙升的还有公司的股价，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突破了每股10 000美元，公司的资产总值达到了44亿美元！苏珊手里持有的股票总值达到了5亿美元！那些从1957年开始对伯克希尔进行投资的人，只要他们没有中途退出，那么他们当初每投入1 000美元就能得到350万美元的回报！

……

巴菲特希望能把所罗门的员工获得薪酬的方式与股东的利益联系起来，但是他的重点却在相关的赔偿问题上。巴菲特深知几乎所有行业都存在自身利益与客户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好赔偿问题有利于他更宏观地把握大局，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全盘抛弃所罗门公司原来的经营战略，这几乎是对所罗门公司的颠覆！1991年，《华尔街日报》和《新共和报》1都在抨击巴菲特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巴菲特总是说自己是美国中西部的代表，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每天都要很早起床为工作而奔波，但另一方面，巴菲特也会经常宴请那些社会名流。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让媒体咂舌，他们希望能在巴菲特身上挖出一些大新闻。《华尔街日报》在侧栏版面里刊登了一条这样的新闻，“巴菲特只和有钱有势的人交朋友”，并在文中指出巴菲特通过结交像美国大使沃尔特·安嫩伯格夫妇这样的高官抬高自己的身价。2不过文章中被点名的几位也在事后做出了回应，否认了报纸上的说法，这其中就包括汤姆·墨菲和比尔·盖茨，而后者只是巴菲特新近结交的朋友。其实墨菲是先于巴菲特认识盖茨的，两人就墨菲在电视广告的制作上所费不赀一事在巴菲特集团会议上聊了很久。而在《华尔街日报》笔下，这段对话被歪曲报道为表明巴菲特集团在思考广告价格的走势以及正常的广告费用应该是什么水平，而这可能成为反垄断的“灰色地带”。3对这一不实报道，巴菲特和朋友们曾多次找报社进行交涉，但始终没有什么结果。之前，盖茨曾因微软与IBM公司涉嫌垄断个人电脑软件市场而遭到了联邦政府的调查，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盖茨不想再次搅入有关反垄断的事件，甚至不希望把自己放大在公众面前。事后，巴菲特收到了一封盖茨亲笔所写的致歉信，后者对这一令人难堪的报道困扰到巴菲特表示了歉意。4而那时他们两个人认识还不到5个月。

……

1993年，所罗门公司的收购案终于宣告结束，巴菲特在解决所罗门公司丑闻这一过程中居功至伟，这也让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翻了一番。就在巴菲特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古特弗罗因德仲裁案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达到每股18 000美元。巴菲特的身家达到了85亿，苏珊手中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份累计达到7亿美元。那些在1957年从一开始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的人也都成了富翁，当初投资1 000美元现在就能有600万美元的回报！巴菲特正式成为美国财富第一人！

假期过后，巴菲特和卡罗尔·卢米斯开始了每年必修的功课，撰写并出版给股东们的信，而现在能看到这封信的并不只是伯克希尔的股东，或者只是美国本土的读者们，这封信已经传播到全世界，几乎全世界的股民现在都成了巴菲特忠实的读者。1994年5月，就在法庭裁决古特弗罗因德得不到一分钱赔偿的同一个月，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奥芬剧院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约有2 700人到场参加。早在会议召开前，巴菲特就告诉自己名下的喜诗糖果公司、鞋业公司和《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在股东大会会场外布置展位以便于销售。巴菲特的这个想法果然奏效，喜诗糖果累计销售达到800磅，鞋业公司共卖出超过500双鞋，18图书的销量也很好，只是那时巴菲特并没有想到《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会和柯达公司一样最终也成为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牺牲品。在股东大会会场外的成功让巴菲特非常兴奋，他先后来到了波仙珠宝店和内布拉斯加家具城。“他（巴菲特）来到家具城后直奔床垫区，”家具城总裁路易斯·布鲁姆金说，“他竟在那里帮我们推销产品！”19巴菲特开始仔细推敲在股东大会会场外兜售产品的促销方案，所以他才坚决地把会址从剧院搬到了假日酒店，因为假日酒店的面积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摊位。巴菲特甚至定下了明年的计划，让金厨刀具也加入到股东大会促销的行列里来。20

随着巴菲特成为众人敬仰的对象，身边人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巴菲特的身家已超过80亿，巴菲特基金会也跻身全世界规模最大的5家基金会之列。巴菲特和苏珊还决定死后把遗产悉数捐献出来，这样在巴菲特去世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将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最大的股东！为了这个目标，巴菲特将苏珊，也就是巴菲特基金会的主席吸纳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里来，虽然苏珊对于金融、投资并不热衷，但这却代表了巴菲特的诚意。1994年以前，基金会每年大约捐出350万美元，而在1994年巴菲特把这个数字翻了一番，700万对于像他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规模的公司来说并不算多，这样，巴菲特基金会和主席苏珊也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当苏珊决定和巴菲特分居的时候，她就已经决定要过一种平淡、安静的生活。尽管苏珊把家搬到了旧金山，但她依然保持着与巴菲特的婚姻关系。苏珊算不上是一个睿智的思考者，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巴菲特一夜之间成了金融界的巨人，成了投资界人人敬仰的偶像时，她惊呆了，因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牢牢地和巴菲特连在了一起。一方面，苏珊希望最大可能地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她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另一方面，苏珊也希望能取悦巴菲特，她很积极地运作基金会。然而她感觉自己被这样的生活困住了。为了避免公众的注意，她在旧金山的生活尽量低调，并一再解释自己在巴菲特的投资过程中算不上重要因素，只不过是巴菲特盛名之下的附属品，这样就没有人会对她的生活感兴趣，也没有人愿意费时间撰写有关她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能保护好属于自己的隐私，苏珊甚至开始了颠覆性的生活，尽量避免与“巴菲特”这三个字联系在一起，她还多次在不同的人面前表达对巴菲特的怨恨，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是巴菲特毁掉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

……

1992年，巴菲特邀请豪伊进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并表示在自己去世后，豪伊将出任公司非执行董事长一职。那时的豪伊资历尚浅，事实上他连大学都没有读完，与金融产业相比，豪伊更喜欢和自己的农场打交道，在进入ADM公司后他才算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商业之旅。但巴菲特都表态了，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是最大的股东，他完全有权任命自己的接班人，而且伯克希尔更像是一个家族产业，巴菲特认为由豪伊出任董事长能更好地保持公司的企业文化。而且经过了ADM公司的锻炼，巴菲特相信儿子正在逐渐成熟，迟早有一天能得到大家的信任。

不过从现在开始，巴菲特要好好反思一下了。一直以来他都不赞成“君权神授”和世袭制度，但是现在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当巴菲特宣布儿子豪伊将在自己死后出任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的时候，一切开始改变了。人们关心的是豪伊能不能在成为公司董事长后依然让伯克希尔–哈撒韦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但这却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巴菲特还健在，这就不需要过早考虑。但巴菲特目前的用意很明白，不能让公司的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种种迹象都证明巴菲特在尽全力避免这种可能，因为他深知权力的集中很可能在日后成为公司发展的绊脚石，但权力的集中至少能带来一个好处，能将制度性强制力带来的危害减小到最低。如果在公司内部实行子承父业的制度，这最多就是压缩公司发展的潜力，但制度性强制力的作用将是伯克希尔–哈撒韦面对的最大难题。所以在两者中间，巴菲特选择了前者，任命豪伊出任公司非执行董事长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他要在自己离开人世前把一切都规划好。

接下来，巴菲特先后把女儿苏茜和小儿子彼得安排进了巴菲特基金会董事会。人们心中都知道苏茜将在母亲苏珊去世后接管巴菲特基金会主席一职。巴菲特一直都认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很多事务都是由“苏珊在统揽全局”，苏茜要想接过母亲的大权，肯定会在苏珊离开人世后，那将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而现在巴菲特在其他一些事务上还需要女儿的帮忙，苏茜现在的职责是负责有关巴菲特在奥马哈的所有事务。她曾应父亲的要求，在奥马哈寻找一部适合巴菲特的“便宜”轿车，为此苏茜走了很长的路，也花了很多时间。苏茜还帮助巴菲特筹办奥马哈高尔夫精英赛，并为比赛培训志愿者。奥马哈高尔夫精英赛是由巴菲特所倡导的，由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名人们参加的一项慈善活动。29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菲特在出席各种场合时的女伴不再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后者已过七旬的高龄并不适合出现在巴菲特身边，股神的女伴换成了苏茜。巴菲特的女友阿斯特丽德出现在这种场面的机会并不多，通常她都是在动物园做义工，而且她也不喜欢这种宾客满堂的场面。尽管身为巴菲特的女友，但阿斯特丽德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和巴菲特身边其他人相比，名气与金钱带给她的变化的确要少得多。

小儿子彼得也没有因为父亲蜚声海外而为所欲为，这一点他和豪伊、苏茜没有区别，不过他的重点则一直在音乐上面。搬到了东部城市密尔沃基后，彼得和妻子玛丽购买了一处公寓，由于公寓的另外一个用途是彼得的工作室，所以室内装潢难免有些奢华，这和巴菲特家族一贯的作风并不相符，媒体也争相对此事进行报道。1991年5月，也就是在所罗门公司丑闻爆发前，彼得决定离婚，他和妻子玛丽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整个离婚的过程拖了很长时间。对于儿子的这个举动，巴菲特表示理解，他身边的朋友、家人离异的不在少数，巴菲特也已经见怪不怪了。离婚后，彼得正式收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埃丽卡和妮科尔。对于这次收养，苏珊的态度比巴菲特要积极很多，一直以来，苏珊就很疼爱这对双胞胎孙女，而巴菲特却有点冷淡。不过后来巴菲特也意识到收养能使彼得和前妻玛丽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只是由于巴菲特没有这种经历，他一时之间也没有察觉。

其实彼得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离婚事件对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来彼得在同行中并不是佼佼者，但离婚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内心的沉淀，他的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前，彼得已经发行了多张“新世纪”风格的单曲专辑。在阅读了一本关于小巨角河战役的小说《晨星之子》后，他对北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在创作中将其融入其中。之后，彼得参与制作了电影《与狼共舞》的配乐，并在电影首映礼上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在参加了电影《红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系列短片的音乐制作后，彼得开始筹办多媒体纪录片的相关事宜，该片再次引入了彼得喜欢的北美主题，主要描述了北美文化遗失和重塑的过程。

在音乐的道路上，彼得是受人尊敬的，但他绝对算不上成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位勤奋的音乐人，但难以和巨星画等号。“巴菲特”这个姓氏在音乐圈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彼得还是坚持走了下去，父亲也为儿子的成绩感到欣慰。外人很难把巴菲特和彼得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试想一下，没有激烈的商业竞争、没有世人追捧的艺术，又怎么能和巴菲特联系在一起？同样，彼得也缺乏投资的热情和对商业的敏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三个孩子中，彼得和父亲巴菲特最为相似，他们都保持着童年时就形成的对某项事业的投入与热爱，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也都希望妻子成为自己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现在，巴菲特还有了第三个儿子——比尔·盖茨。

其实最开始是盖茨先说的，“我和沃伦在一起，他就是大人，我就是孩子。”久而久之，这就发展成了“嘿，我们两个人都在学习如何适应角色”。30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目前的成就，用芒格的话说是因为巴菲特就是一部“学习的机器”。在他们两人的相处过程中，巴菲特并不需要学习编写软件，盖茨也不需要理解金融市场里那些晦涩难懂的术语、掌握近70年的股票数据，但是两人的性格里有太多相似的东西，共同的爱好和相似的思考方式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巴菲特教盖茨如何投资，并努力把盖茨培养成自己董事会智囊团的一分子。他从不吝惜与盖茨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而盖茨也非常乐于倾听巴菲特的教诲。

如果能发掘到可以进行的投资，巴菲特肯定不会浪费机会，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找投资机会。然而随着信奉“格雷厄姆–多德理论”的人越来越多，前来华尔街寻找投资机会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而能够投资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不过这对于巴菲特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他能腾出更多的休闲时间，生命里也不只是金融与投资。现在的巴菲特对于社交越来越有兴趣了，之前出席类似活动时，他要是觉得无聊，肯定会拿出类似《美国银行家》之类的书自己翻阅，而现在巴菲特不会了，但这并不代表他对于投资的热情有所减弱，事实上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在巴菲特身上发生。进入90年代，巴菲特进行的投资虽然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肯定是大手笔。此外，另外一个事物——桥牌——也让巴菲特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虽然它并没有削弱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兴趣，但是桥牌却给巴菲特的生活带来了影响，改变了他的社交圈，成为其制定行程安排的主要依据，甚至成为其结交朋友的一大标准。

闲暇时间，巴菲特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桥牌，一项在巴菲特的生命里已经存在了50年时间的运动！当巴菲特在纽约处理所罗门公司丑闻时，他迷上了国际桥牌，相对于巴菲特之前打的桥牌，国际桥牌更具挑战性。1993年的一天，巴菲特正在和乔治·吉莱斯皮打牌时，遇到了卡罗尔·卢米斯，和她在一起的正是两届桥牌世界冠军沙伦·奥斯伯格。

……

作为巴菲特事业上最坚定的支持者，芒格能体谅巴菲特，也能接受巴菲特没有参加自己70岁的生日宴会。和自己相比，芒格知道盖茨是巴菲特的新朋友，而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也是巴菲特的朋友。最终，巴菲特还是出现在了盖茨的婚礼上，并带来了凯瑟琳·格雷厄姆作为自己的女伴。那时凯瑟琳已经76岁了，老人虽然近来很少出门，但仍会出席这样的场合。在1993年年底刚刚公布的财富榜单中，盖茨刚刚超过巴菲特成为了美国最富有的人，两人的出现使拉奈岛成为1994新年那天最富有的胜地。另一方面，为了安抚芒格，巴菲特让苏珊在老朋友生日那天献唱一曲以示庆祝。38

作为巴菲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之一，苏珊早已习惯巴菲特委派的种种事务。对于巴菲特需要从身边的女人身上得到什么，苏珊有着自己明确的定义，并且把她们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一天晚上，当她正在和巴菲特、阿斯特丽德，还有刚刚认识的奥斯伯格在Gorat’s牛排店共进晚餐时，苏珊不时地环顾四周打量着身边的同伴，发现只有凯瑟琳和卡罗尔·卢米斯还是单身。她笑着摇摇头，说道：“你们应该找个伴了。”对于奥斯伯格，苏珊认为她在巴菲特的生命中只扮演和桥牌有关的角色，其他人似乎得不到苏珊如此的评价，不过所有在巴菲特生命中出现的女性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巴菲特100%的忠诚。

不久，巴菲特与奥斯伯格的关系密切了起来，两个人一天要打好几通电话，巴菲特旅游的时候也带着她，与朋友聊天时，巴菲特也给予奥斯伯格很高的评价。不过和阿斯特丽德一样，奥斯伯格并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她总是默默地站在巴菲特身后，绝对不干扰他和其他女性的关系，这正是巴菲特希望看到的。90年代中期，人们对于巴菲特的私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对于巴菲特如何打发时间的说法也出现了很多分歧。面对这些，巴菲特依然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尽量避免伤害到任何人，但是很多时候，冲突都是获得利益的最好方法，引发冲突的一方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爱。

这一点上，奥斯伯格和阿斯特丽德很相似，她不会用制造麻烦的方法吸引巴菲特或者任何人的注意。1994年感恩节这天，苏珊邀请奥斯伯格参加她的感恩节晚宴，她还和盖茨打了一通桥牌。盖茨和梅琳达结婚一年后，也就是1995年1月1日这天，夫妇俩邀请好友来两人位于圣迭戈的家中进行庆祝。之后巴菲特也邀请了盖茨、芒格和奥斯伯格来自己的翡翠湾住所，加入“新年桥牌会”。苏珊并没有出席，她知道巴菲特有自己的嗜好和追求，所以整个新年假期她都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盖茨、奥斯伯格和巴菲特围着桌子等待芒格的到来。巴菲特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时间到了，他提醒大家可以开始了，不过并没有提及芒格的迟到，因为这并没有打扰到大家的兴致。

……

自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失控的人口增长问题，巴菲特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为妇女争取避孕和堕胎的权利上，这与苏珊的观点很贴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权机构普遍接受的观点。46由于芒格–托尔斯律师事务所的介入，巴菲特也卷入了加州贝洛斯案件，该案在加州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案的裁决对于争取堕胎合法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47芒格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的激情感染了现场的很多人。他接这个案件是出于对年轻妇女在非法堕胎行为中致残或死亡的担心。随后，巴菲特和芒格赞助了一家名为“基督教联合会”的“教堂”，这里主要用于帮助年轻妇女进行堕胎。48

在阅读了加勒特·哈丁《平民的悲剧》一文后，巴菲特被其阐述的思想深深打动。在这篇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里，哈丁认为对于那些人类共有的东西，例如空气、海洋等，现代人的行为就是在过度使用或者进行毁坏。49作为“人口控制”运动的倡议人，哈丁的很多想法都对巴菲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哈丁倡导的解决方案，后者拥护专制思想并采取优生学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哈丁曾写道，人类不仅应该继承谦恭温顺的性格，更应该继承地球留给我们的资源。他的“遗传性自杀”观点认为：“看看你的周围，你的邻居里有几个是英雄？你的同事里有几个？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英雄在哪里？斯巴达现在在哪里？”50

巴菲特认为将斯巴达带回来的想法不是没有被尝试过，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斯巴达人通过遗弃自己羸弱的子女来改善自己的人口质量。现代优生学奠基人弗朗西斯·加尔滕借鉴了他的表兄达尔文的理论，并得出“选择性的人类育种可以提高人口质量”的结论。这种观点在20世纪早期得到极其广泛的支持，纳粹分子更是用实验性的手段对此加以验证。51尽管他的设想可以非常合理地对人类进行分工以帮助其进入竞争群体，但是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线路可以说明哈丁想法的正确性。52对此，巴菲特曾经给予否定，他赞成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可以解决地球与人口之间的问题。

于是在1994年的时候，巴菲特思想的天平从“人口控制”向人类繁衍的权利倾斜，53这种改变也符合世界范围内关于人口控制运动的发展思想，妇女不再被视为通向人口控制“终点”的便利途径。54他认为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都是不可控的，55“即便是人口过剩，我也不会剥夺女性生产的权利，即便这个星球只剩下两个人，繁衍后代也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世界人口总数和新生儿数量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每个人都有7个孩子，我也不会按照哈丁说的做，不会把孩子的数量和人口过剩的问题扯在一起！”这样，巴菲特基金会的观点已经显而易见，他们支持人类繁衍的权利。

繁衍权利、公民权利还有人口控制在对堕胎的争议中迷失了方向，错综复杂的关系越来越多，最终巴菲特把生育的过程定义为“卵巢彩票”，56他向一个叫作“责任财富”的组织分享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对于巴菲特来说，“卵巢彩票”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反响。57

我是1930年出生的，当时我能出生在美国的概率只有2%，我在母亲子宫里孕育的那一刻，就像中了彩票，如果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其他国家，我的生命将完全不同！试想一下，母亲的子宫里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受精卵，一样的聪明和精力旺盛，但是基因精灵却告诉他们，“你们其中的一个将会出生在美国，而另外一个会出生在孟加拉”。如果你在孟加拉国出生，你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你想成为美国人的愿望有多强烈？你会用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来成为那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这就说明社会会对你的命运有一定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影响你与生俱来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相比，人们更希望在美国出生！这就是“卵巢彩票”。

“卵巢彩票”成了指导巴菲特在政治、慈善事业观点的向导。他的理想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胜者可以自由地去奋斗，而他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也会有某种方式去弥合。巴菲特出生在公民权利受到压抑的年代，他见到过极端的不平等，也听说过法院骚乱、当局者被绞索勒着推到断头台。在某一时期或某个地方总会有人觉得自己应比别人得到更多。很多年前，巴菲特放弃了父亲的自由派倾向，58但是现在他开始从精神上回归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理想上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循环。

巴菲特，一个无论在思想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很少做出改变的人，有时也可能做出偶尔的小调整，当然前提是有人不停地说服他这样做。在他和苏珊从爱尔兰的集团大会回来后，他们做出了“17天穿越中国”的决定。

巴菲特这次中国之行的起因是因为盖茨，而且为了能使巴菲特的中国之行愉快，盖茨夫妇为他解决了相当多的麻烦，他们给巴菲特和其他客人送去了一份问卷调查，调查他们喜欢吃什么。巴菲特可不想重复日式料理的经历，“我不吃中国菜，”他回答说，“如果可能，给我点米饭放在盘子里随便摆弄两下，然后我就可以回房间吃花生了。对了，我还要一份《华尔街日报》，如果哪天看不到《华尔街日报》，我会觉得很难熬的！”59

于是就这样，巴菲特开始了自己的首次中国之旅。

到达中国后，巴菲特住进了北京著名的王府井饭店，并与自己这次中国行的向导、亚洲协会会长安熙龙会面。60在两人就中国发展问题交换了看法后，宴会开始了，客人们来到了饭店里的翡翠宫，品尝着饭店准备的地地道道的川菜：樟茶熏鸭、回锅肉、口水鸡、四川火锅，但是盖茨早已为巴菲特安排了他自己的美食：汉堡包和炸薯条，负责巴菲特这次中国行的A&K旅游集团特意派人教王府井饭店的厨师制作汉堡包和薯条，这令巴菲特很高兴，晚饭结束后，巴菲特钟爱的薯条和甜点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第二天早上，巴菲特一行人参观了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地。中午他们在仿膳饭庄享用午餐，紧接着下午就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每次吃饭，当其他人都在尽情享用中国美食的时候，巴菲特却只吃汉堡包和薯条。

在北京期间，他们还会见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先生，盖茨还特意安排了巴菲特和一名12岁的中国乒乓球比赛冠军进行了一场比赛。第三天，巴菲特到长城游览，安熙龙教授向他们讲解了关于长城的历史和民俗，人们登上顶峰的时候发现庆祝用的香槟等已经准备好了，还有专门为巴菲特准备的樱桃可乐。俯视着长城——这个世界上最壮观的文化遗产，这个凝聚着中国劳动人民的汗水、智慧和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工程，每个人都在期待巴菲特能说点什么，确实，巴菲特也被眼前的一切深深打动了。

“朋友们，我真希望是我的公司拿下了为修建长城提供砖瓦的协议。”他开玩笑地说。

接下来的那个早上，巴菲特没有去观看武术表演，而是到当地的可口可乐工厂参观了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乘坐中国军用运输机飞往乌鲁木齐，一座位于中国西北的城市，是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他们将坐上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并不普通，在盖茨的安排下，巴菲特他们乘坐的是毛泽东主席当年的私人专列，这也是这列专列第一次租借给西方人使用。火车按照古丝绸之路的路线行进，穿越西北地区，沿途还设置了停靠站。人们可以在沙漠中骑骆驼、访问古老的城市和窑洞、在西安看大熊猫、参观秦始皇兵马俑——这是世界公认的最大墓葬遗址。旅行途中，巴菲特和盖茨还时不时地进行交流，为什么一些银行会比另外一些银行要更好些？为什么零售业不好经营？两人还谈到了微软的股票价值等问题。61

到达中国的第十天，他们参观了三峡大坝工程现场，随后登上了“东方皇后”号，这是一艘有五层甲板的游轮，里面设有舞厅、理发店、按摩院等等，还有一名乐手，他穿着正式，正在演奏《稻草里的火鸡》。

进入三峡的第一站是神农溪，很多人都穿上了橘红色的救生衣上了竹筏。竹筏随水流不停地晃动，岸上10个小伙子一组，用绳子拖曳着每条竹筏前行。旁边，还有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孩子用歌声给小伙子们鼓劲。

巴菲特与那些女孩子们开着玩笑，但是在那天晚上的粤式宴会上，他的注意力显然都放在“卵巢彩票”上了，“在那些纤夫当中本会产生另外一位比尔·盖茨，但是因为他们出生在这里，他们命中注定要一辈子牵着船过日子。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机遇。我们能过上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幸运了！”

从神农溪出来，他们一路来到了峡谷，经过一些小村落的时候，有小学生们跑出来向那些陌生的美国人鞠躬致意。两岸都是薄雾笼罩的山峰，沿着铺着鹅卵石的小路上去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村落，小船缓慢地沿着蜿蜒的水路进入长江。最后，他们到达了桂林。他们改乘一条私人游船游览了漓江，这个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景点。漓江是一条极具原始特色的河流，那里的钟乳石被罩着一层绿色的覆盖物。唐朝诗人韩愈曾这样赞美漓江的景色，“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巴菲特旅行团沿着河岸前进，他们身旁是300英尺高的史前石群。巴菲特、盖茨父子在船上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桥牌狂欢——这次狂欢是得到他们各自妻子的许可的，此时游船正行驶在风景秀丽的江面，岸边是壮观的松树林。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是香港，午夜时分巴菲特拖着盖茨径直来到麦当劳买汉堡吃。“从香港回旧金山，再加上到奥马哈的路上，我都只要看报纸就好了。”

但是那次中国行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事实上是很多年之后，巴菲特的思绪总是一次又一次被拉回到那段记忆当中去。但无论秀丽的风景还是骑行骆驼的场面，他都已经不在意了，那些不过是留在照片中的纪念，让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峡大坝工程和神农溪上的那条竹筏，是那些把一生都用在拖曳长船上的小伙子们的命运。这些一直留在巴菲特心里，困扰着他关于一个人的命运和天数的思考。

51 该死的熊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巴菲特来说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尽管巴菲特也接触网络，但是只限于打桥牌——他喜欢打网络桥牌。在收购GEICO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有关互联网对于保险业的冲击，但他对于互联网并不了解，甚至可以用知之甚少来形容。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巴菲特始终提不起兴趣来，他认为这个世界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巴菲特的这种想法激发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兴趣，他把股神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态度看成是自己事业的一大挑战。为了让巴菲特能够接纳计算机和互联网，盖茨邀请他和芒格来到了微软总部，打算与两位金融业巨头讨论有关互联网发展的问题。在那之前一天，盖茨已经与妻子梅琳达一起与芒格共进了晚餐，在座的还有微软公司研发部门负责人内森·迈沃尔德。令盖茨夫妇没有想到的是，芒格与迈沃尔德交谈甚欢，而他们的主题并不是互联网或者金融业的发展，而是无毛鼹鼠——这是一种啮齿类哺乳动物，外形很像法国的白香肠。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无毛鼹鼠对由于灼烧、酸痛引发的痛感没有反应[1]。作为科学发烧友，芒格对无毛鼹鼠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巴菲特的朋友桑迪·戈特斯曼曾有过投资鼹鼠的经历，他认为社会上对于实验用鼠的饲养需求会很多。但是戈特斯曼的这次投资并不成功，而且弄得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老鼠。在与迈沃尔德的交流中，芒格知道了无毛鼹鼠其实是一种进化得很好的哺乳动物，它们不仅对疼痛没有感觉，而且还是单细胞生物，母鼠繁殖的时候不需要与公鼠进行交配。芒格与迈沃尔德的谈话围绕着无毛鼹鼠的话题展开，完全不顾盖茨夫妇的感受，盖茨和妻子只能表情麻木地看着他们。6

第二天早晨，比尔·盖茨把巴菲特和芒格邀请到了自己的公司总部，盖茨希望以微软技术总监史蒂夫·鲍尔默为首的计算机工程师们能让巴菲特对这个高科技产业有所改观，但他们发现自己和巴菲特、芒格完全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微软的精英们惊奇地发现这两位金融界的大家对计算机、互联网几乎是一窍不通。在微软精英的眼中，巴菲特和芒格就像是在灌木丛中发现了飞机的土著居民一样，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完全不知道怎样操作。而对于巴菲特来说，尽管他知道互联网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表达出希望自己的GEICO加大对互联网技术的研发从而推进保险产业发展的念头。在他看来，计算机和互联网不过是帮助自己找到更多桥牌爱好者的工具而已——互联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巴菲特找到能和他一起打桥牌的人。

……

1996年年初，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飙升到每股3.4万美元，总资产达到了410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那些1957年在伯克希尔投资的“老人们”（只要他们没有选择撤资），当初每投入1 000美元，现在就能有1 200万美元的回报！短短几十年内，投资的回报额就不停地翻番！巴菲特现在的身家达到了160亿美元，妻子苏珊凭借手里握有的15亿伯克希尔的股份（苏珊曾承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出售伯克希尔的股份7），和芒格一起进入了《福布斯》富人榜的前400位，他们和巴菲特一样都跻身亿万富翁之列！那个曾经默默无闻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成了金融界最耀眼的明星，以至于在1996年巴菲特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有来自美国50个州的近5 000人聆听了巴菲特宣讲的投资圣经！

对于资产膨胀，巴菲特很自豪，当然令他更满意甚至引以为傲的是自己从来没有考虑抛售手里所持有的伯克希尔的股票，巴菲特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分开。“我与伯克希尔–哈撒韦注定是不能分开的！”巴菲特说道，“为了公司的利益，我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8蒸蒸日上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已经很贵了，于是不免有人对它打起了主意。一些投资信托公司瞄上了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希望靠复制巴菲特投资组合的做法小赚一笔，它们的这种做法让外界看起来很像是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形成了“共同基金”，但事实上并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发迹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投资吸纳资金后把资金投入到其他行业和股票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循环过程，根本无法复制，也就是说，那些投资信托公司不可能依靠这种投机的方法成为下一个巴菲特。

此外，这些信托公司购买那些股票时的价格远远超出伯克希尔–哈散韦在投资该股票时的价格，而且他们还要让客户缴纳一定的费用，这其实是一种欺骗客户的行为，看到这些，巴菲特心中的正义之火燃烧起来。

我不想让那些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所投股票的人误以为他们能很快地赚到大钱，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想法根本不现实!出现了这种结果，可能有人会自责，也可能有人把枪炮对准我。赚不到钱，他们肯定会失望的，我不想看到他们失望！从我卖股票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让人们陷入一种对赚钱的疯狂期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这让我很担心！

为了遏制投资信托公司的这种行为，巴菲特决定发售一种全新的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B股，B股的票面价值相当于A股的1/30。

对于发行B股，巴菲特似乎有着特别的热情，他曾这样写道：“无论是巴菲特先生还是芒格先生，都不能以B股首次发行时的价格来购买该股票，也不能鼓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进行买卖投资。”“……公司原有的股东也不用担心，不管B股发行多少，他们手里所持有的股票都不会贬值！”9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B股发行未设数额上限，这样就能保证股票价格在发售期间不会出现暴涨的现象。“你知道，我们不想让人们觉得买到新发行的股票就能有双倍的回报，但在短期内我们有自己的市场行为方式。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我把资金完全放在一只股票上，那么我早就成了人们眼中的英雄了。而现在，只要市场需要，我们愿意一直发行B股股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股票不会因为太抢手而导致价格攀升！”巴菲特解释道。

巴菲特说到做到，推行着公司发行股票但自己却不购买的策略，这种有悖于常规的态度也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大众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做法也让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B股的人们成了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也从中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利益——通过发行B股募集到的资金数目庞大！

在巴菲特之前，还没有哪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自信到使用这种方法，但巴菲特可以！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也让他成了公众的焦点，外界称赞他的坦诚。而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B股发行上来时，却发现不少投资者开始大量购买巴菲特的股票，这一点和股神之前的预期是有一定差距的，事实上他并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认为投资者们这样的做法并不明智，并多次在私下里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想法，而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巴菲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投资者之所以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B股，完全是出于对巴菲特的信任，这让巴菲特心中充满骄傲，否则如果B股发行不利，那将是令巴菲特非常难过的事情！不过从发行的情况来看，发行B股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双赢的交易：股东是赢家！巴菲特也是赢家！无论B股发行的结果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个双赢的局面！

随着B股的发行，巴菲特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截至1996年5月底，伯克希尔–哈撒韦新增股东达到了4万人！直接导致1997年的股东大会不得不改在奥马哈市的阿克萨本体育场举行，单是会议需要的设备就花掉了500万美元，不过由于是在内布拉斯加家具城购买的设备，这500万等于是从巴菲特的一个口袋进入了另一个口袋。当时共有7 500人参加了这次股东大会，最终这也成了巴菲特组织的“资本家的欢乐盛事”，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聚会。而在1998年的股东大会上，股东数量更是史无前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菲特的名气越来越大，公司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他的追随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金融界似乎出现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巴菲特投资的行业，就能给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是类似于“资本家的欢乐盛事”这样的场景在华尔街已不多见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股票市场现在也被计算机所包围着，特别是在彭博机（一位叫迈克·布隆伯格的人发明了股票终端机）出现后，计算机已经逐渐成了股市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曾在所罗门公司工作的彭博当时默默无闻，但是布隆伯格机的出现却给了股市发展一个全新的起点。彭博机集股票走势图报表、曲线于一身，可以进行计算，发布股市最新消息，并可以提供股价的时间比对，模拟不同公司、债券、货币、商品之间的竞争情况。一时间，任何人手里能有一部彭博机都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彭博机已经在股市中无所不在，但巴菲特的态度很坚定——彭博机销售小姐连续三年向伯克希尔–哈撒韦进行推销都没有成功，每次都只能得到对方拒绝的答复。在巴菲特看来，每分钟都跟进股市的最新消息的做法不是投资，依赖于电脑也不是投资，不过最后巴菲特也妥协了。由于进行债券交易有赖于彭博机才能完成，一向对彭博机甚至计算机持抵制态度的巴菲特也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总部安装了一台彭博机，不过这个股票终端距离巴菲特的办公室很远，而每次去彭博机读取数据也不是巴菲特的工作，涉及到彭博机的事务由公司债券部主管马克·米拉德全权处理。10

……

对于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高盛方面曾与巴菲特联系过，询问其是否有意向对该公司实行紧急救援，但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答案。不过巴菲特也不是完全否定收购的可能，他表示可以考虑与高盛联合完成收购，不仅买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全部资产、投资组合，还要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如果两家公司联手，那么他们绝对有资本等到金融危机结束后帮助该公司东山再起，但是巴菲特提出了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棘手的条件：收购可以，梅里韦瑟必须走人！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有牵连的，而且还是巴菲特最讨厌的债务关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欠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钱，不仅如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牵扯到三角债务和四角债务的纠纷中，而债务纠纷的最终债权方都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债务问题就如同做爱。”巴菲特说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睡了谁，而是他们睡了谁！”（也就是说谁欠我钱不重要，关键要看谁欠我的债务人。）不过之后巴菲特并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收购上，而是在周五飞去了西雅图，参加比尔·盖茨组织的从阿拉斯加到加州的“淘金之旅13日游”。临行前，他打电话给自己的职员：“不管是谁，只要对方不提供担保，或者没有给我们发保证金通知的话，都不要相信他们的借口！”30

第二天，巴菲特和苏珊以及包括盖茨夫妇在内的四对夫妻出现在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市，他们要乘飞机飞越阿拉斯加的冰原地带。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巨大的蓝色冰山，看到了3 000英尺悬崖边上壮美的瀑布。晚上，巴菲特和众人一起观看了有关冰川学的介绍，但他的心思早已经飞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收购案上，他在想高盛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完成收购。贪婪的交易商已经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价格压得很低了，这个时候介入显然是最合适的时间。在巴菲特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哪一次收购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而且这次面对的还是一家规模很大的企业——至少曾经的规模还是很大的，所以巴菲特把这次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看成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第三天，盖茨旅行团来到了海滩附近，他们选择的地点常有灰熊出没，而他们当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观察灰熊。不过巴菲特并没有这个闲情逸致，高盛的总裁乔恩·科奇一直在给巴菲特打电话，不过由于卫星信号不好，电话总是打不通。“算了，今天我们算是与外界隔绝了。”巴菲特说道，“游船两侧都是800多米高的山峰，船长还指给我们看了，瞧，前面出现了一只熊，该死的熊！不过现在我还是应该找一部电话，而不是和熊在一起！”

看过了灰熊，盖茨、巴菲特一行人按计划要穿越弗雷德里克海峡去看驼背鲸，在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巴菲特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由于信号不好，谁也找不到他，可想而知远在纽约的科奇是多么着急，不过最终科奇还是联系上了巴菲特。当巴菲特还在阿拉斯加欣赏有关海洋野生动物的介绍时，科奇在纽约这边的收购准备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他告诉巴菲特可以完成收购，尽管当时还只是停留在对收购提出报价的层面上（因为不知道有多少公司会与之竞争收购），而且科奇还表示将完全按照巴菲特的想法，约翰·梅里韦瑟与收购无关，收购完成后，梅里韦瑟不会进入公司新的管理层。

如果照这样走下去，一切都会非常顺利。但是到了周一，巴菲特再次玩起了“消失”，这大大考验了科奇的耐心，他对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提出报价以及后面的收购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于是他开始联系美联储交易部门主管彼得·费舍尔，与之商讨有关联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债权人发起拯救行动的问题。而在早些时候美联储已经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表示了相当的关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参加了相关的电话会议。美联储一致认为目前的股票市场陷入了一场“国际性的金融风暴”中，所以肯定会有部门或者企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是巨大的影响”。31在这种情况下，不乏声音宣称美联储将通过减息的方式来救市。

在科奇还有美联储积极筹划的同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并没有止住亏损的脚步，短短几天的时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损失就达到了5亿美元，银行也开始通过销账的方式削弱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支持。3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8月底时资本下降到了23亿美元，而到9月已经大幅低于这个数字。一年前，公司为了提高合作伙伴的股份向投资者支付了23亿美元，而如果现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本还能有23亿美元的话，它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再站起来。但是它没有，不仅资本没有到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负债率还达到了100∶1，也就是说公司每有1美元的资本，就存在100美元的负债。如此高的负债率让投资者敬而远之，没有人会把钱借给这样的公司，投入到这样有去无回的生意上！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边已经到了破产的悬崖边，而巴菲特还在游山玩水。就在巴菲特打算和盖茨夫妇前往蒙大拿州博兹曼市的那天早晨，他又接到了科奇的电话，后者向其咨询是否同意增加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即美国知名的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介入收购事宜。美国国际集团愿意把自己的金融衍生部门的股份作为支付方式参与到这桩收购案中，他们的老板汉克·格林伯格和巴菲特的关系很好，而且该集团有类似的收购经验，并能提供替代梅里韦瑟的管理团队，不过格林伯格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巴菲特来说是一个牵制，这也让梅里韦瑟更接受巴菲特参与这桩收购案。

……

其实埃里克·罗森菲尔德的理念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不过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他的想法很难实现，因为这需要大笔的资金来支持——像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样的公司才能提供的资金。毕竟，如果你投入了1 000亿美元甚至更多资金在一个充满风险的项目上时，你总是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哪怕是自己父母的支持，这样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会有人出来给你撑伞，出来扶持你。40所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需要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的公司合作，但这又意味着公司的领导人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所有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想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出来投入资金、承担风险，你就要让它获利。

其他的解决方法呢？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切实际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把麻烦甩给别人的同时依然可以保有自己的分红？这显然不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想法却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主流，而且对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件事，其实是央行发起的挽救一家私人性质的基金公司的活动，但不能因此贸然高估央行在这件事上的意义。对于任何一个套利基金公司来说，只要它的规模足够大，它就不会关门大吉。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整个套利基金公司的规模要做到多大，才能保证其在金融市场永远都不会垮台？政府的介入现在来看就是安全边际线。41一旦政府介入，就算整个公司到了崩溃的边缘，肯定也不会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致命的威胁。而之后，市场依然将沿着自己的既定路线前进，就好像中间出现的风波根本没有发生过！金融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所带来的威胁其实就是市场中的顽疾——市场监管人员永远都需要面对的顽疾，但却没有解决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冒险家。不过对于巴菲特来说，他肯定不是冒险家的性格，只要提到工作，他就像血管注入冰块一样异常冷静。但其他人就没有巴菲特这么好的修养了，他们身体里分泌的肾上腺素在刺激着他们的大脑，有些甚至带有一些遗传的色彩，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冲向金融市场，不计任何后果。

52 饲料事件

在苏珊对待朋友的问题上，巴菲特很坚持，而对待自己的儿女，他的态度好了很多，至少比之前好了很多。在苏珊的劝说下，巴菲特同意给儿女们一定数量的财富（每5年以百万美元作为生日礼物），他也同意在自己有生之年将这种做法一直坚持下去。此外，巴菲特还决定在自己死后给儿女们留些财产。5至于这笔财产的数量，巴菲特表示虽然不会让儿女们飞黄腾达，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这肯定是足够的。

……

在即将步入千禧年的时候，各大媒体纷纷推出了千禧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排名，答案几乎是没有悬念的。美国《时代》杂志授予亚马逊网站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年度风云人物”的称号，将他的影响力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世界著名飞行家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并列。而巴菲特的个人排名则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同时在全球富人榜的排名上，他也从世界第二的位置下滑到了世界第四位。这让人们更加关注巴菲特。有人嘲弄巴菲特现在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如果巴菲特开始进军共同基金市场，那肯定是他在开拓第二产业了”。38华尔街股市必读刊物《巴伦周刊》的某一期选择以巴菲特作为封面人物，但旁边配上了这样的字眼——“沃伦，你究竟怎么了？”周刊的正文中评论道，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他们认为这时的巴菲特肯定早已眉头紧锁了。39

但是在接受采访时，巴菲特总是保持一贯的口吻——安全边际、能力范围、市场的作用——这些让巴菲特成名的词汇被他多次提及。巴菲特依然坚信股市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是依靠某些人在计算机面前监控、测算就能轻松搞定的事物。尽管股票市场出现小幅上扬，但巴菲特并没有因此感到紧张。除了在太阳谷的那次演讲外，他并没有公开抨击股市走高的现实。从巴菲特嘴里出来的每个字似乎都经过精雕细琢，从字面上根本找不到指责他的理由。有人问巴菲特，当自己被人们称为“过去时”的时候，他的心里会不会感到压抑和郁闷，巴菲特说：“绝对没有！不过从来没有什么能像人们的抨击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如果你在股票市场上不能有独立的想法，那你的投资注定不会成功。股市就是这样，只要人们相信你，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既没有对也没有错！只有一种情况能说明你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是事实和理论都站在你这边，这才是唯一重要的！”40

不过这却是两个不同的话题。虽然巴菲特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并不需要别人帮忙，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并不能避免人们称其为“过去时”。有人问巴菲特是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能帮助巴菲特渡过这一难关时，他思考了很长时间。“没有，我没有感到任何轻松！”巴菲特冷静地说道，“任何时候你第一次面临抨击的时候总是非常难受的！”这也是巴菲特的必经之路，面对眼前的困难，他无能为力。

巴菲特知道股市永远是一个人力无法战胜的地方！不管投资人赚了多少钱，就算是“常胜将军”，迟早有一天，也会有失手的可能，或者是出现投资拐点，这正如他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一样。对此，巴菲特很清楚，所以他是这么告诫投资者的：树荫再大也不能遮蔽整个天空！但巴菲特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他总是在不断挑战，这个过程就像是爬山一样，巴菲特一直在冲击极限，因为他很喜欢这种不断挑战的感觉。但有些令人遗憾的是，山顶并没有蓝色的冠军缎带等着他。

巴菲特的投资、巴菲特的一生都是充满奇妙色彩的。他的主要投资成果、投资过程中使用的理念，值得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会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经历了这么多年，人们看到了一个性格丰富多彩的巴菲特，但是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变，巴菲特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来自奥马哈的投资人。

第六部分 财富提取单

53 精灵的故事

奥马哈，1998

巴菲特一直非常谨慎，担心自己陷入芒格所讲的鞋扣情结，因为自己是商业领域的专家就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得无所不知。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和芒格就连续不断地被问到关于投资生涯的诸多问题——而且也作了回答。他经常接触运动员和大学生，经常向他们讲述一个关于精灵的寓言。

我16岁的时候，心里只有两件事情——女孩子和车子，我不是非常善于和女孩子交往，所以就想拥有一辆汽车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也会想女孩子的事情。而幸运之神满足了我对汽车的向往。

在我16岁生日那天，出现了这样一位精灵。精灵说：“沃伦，我送你一辆你喜欢的车，你明天早晨就可以看到，一辆崭新的、上面系着个大大的蝴蝶结的车子，那就是给你的。”

听完精灵的话，我接着就问：“有什么条件呢？”精灵回答：“只有一个条件，这辆车是你此生拥有的唯一一辆车。所以，必须用一辈子。”

如果事情真的发生，我就会得到自己心爱的汽车。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在知道这辆车必须用一辈子的情况下，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把用户手册仔细阅读五六遍，长期坚持在车库存放车辆。哪怕有一点点凹痕或擦伤，我都会立即修复，因为我不希望这辆车有一点点锈蚀。我会精心呵护这辆车，因为这是我要使用一辈子的一辆车。

人们的大脑和身体正是如此。每个人只有一个大脑和一个身体，是一生不能改变的。现在，人们总会在不经意间长期忽视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但是，如果不去呵护自己的大脑和身体，我们50年后面临的就是健康极度受损的状况，就像汽车一样。

此时此刻你的所作所为将决定10年、20年和30年后你的大脑及身体的健康状况。

54 一个分号

如果龙卷风直袭基威特大厦，巴菲特也会在提到这场灾难的时候说情况“好极了”。人们知道去领会他的言外之意，不过这次似乎有些沉重。整个上午，打电话进来的人都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样？

巴菲特向人们解释说一切都很好——真的很好。但是从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交易情况判断，人们还是听信了谣言。这就是新媒体的力量。随着巴菲特即将辞世的谣言广为散布，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一路下滑，股东们纷纷致电经纪人，要求明确巴菲特是否活着。认识巴菲特的人纷纷接到朋友们的拷问：“你确定？你见到他了？你凭什么这么确定？”

CNBC报道了巴菲特可能辞世的谣言，巴菲特出面辟谣结果导致了新的谣言。怀疑论者开始发言——如果他说自己很好，那一定是不好。还有人说巴菲特在借机低价买进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而这一谣言触痛了巴菲特的软肋：正直的名声和贪婪的作风直接碰撞。

两天来攻击不断，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下滑突破5%，人们都认为巴菲特责无旁贷。谣言给巴菲特带来一种反面的恭维，而让巴菲特盛怒的是人们都认为他在欺骗股东，编造谎言低价骗取股东花钱购买股票。他讨厌一些人通过互联网操纵股票价格、进行敲诈勒索的行径，更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想到自己做出回应会引出更多谣言（并因此创下回应谣言的先例），他就非常沮丧。

……

在市政礼堂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规模盛大，包括几千名员工、供应商和志愿者，到处是大片大片的陈列、鲜花及展示，大会要准备几卡车火鸡三明治、热狗、可乐。这也是安保、媒体、音效、视频、灯光和供应商及志愿者的聚会。所有这一切完全由员工凯莉·马奇莫尔一手策划、编排和监督，巴菲特称凯莉·马奇莫尔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弗洛伦兹·齐格菲尔德[1]”。凯莉连秘书都没有，准确地讲，她本人就是一位秘书。巴菲特自豪地说凯莉一个人可以完成四个人的工作（这样的称赞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不是只拿到了应得报酬的1/4）。14不过，巴菲特在用人方面更善于言语奖励，而不是薪资鼓励。工作中与巴菲特接触最多的员工马奇莫尔、博赞科和接待员德布·雷是公司最有代表性的卡内基式的人物，所有的股东都通过巴菲特了解到他们是何等优秀的员工。这些卡内基式的人物就像防晒霜一般，保护公司不受里克肖塞尔的热力学定律的影响。他们自己处理紧张棘手的问题，负责保护老板在走廊尽头安静的办公室里工作，免受外界的各类干扰。在股东大会的前一周，他们都承担着双倍的工作量。在大会当天，德布和戴比应付最重要的VIP客户和新闻中心的相关工作；马奇莫尔带着无线电话各处奔忙，像陆军元帅一般实地指挥。

……

9点半左右，巴菲特和芒格着正装出现在台上，环顾着台下明显少于往年的忠实参会人员：他们穿着各异，有的穿着商务正装，有的穿着短裤，会堂内黄色宽檐儿帽到处移动。5分钟的商业会议之后，像往常一样进入提问阶段，股东们在安放于礼堂各个位置的麦克风前面排起队来，开始询问如何评估股票。有人提到了科技股。“我不希望参与科技股的投机。”巴菲特说，“任何时候爆发投机都会得到纠正。”他将科技市场比作连锁邮件和庞氏骗局一般华而不实的表面富足。“投资者认为自己很富有，其实不然。”他停了一下，接着转身问，“查理？”

芒格开始发言，观众变得活跃起来。芒格通常会说“没有什么补充的”，但是只要巴菲特把麦克风给他，全场氛围就会变得异常紧张起来，就像看着一位老练的驯狮员带着一鞭一椅出现在狮群中一样。

“我们说‘卑劣的放肆’是因为，这样会产生卑劣的结果，是荒谬的。”芒格说，“如果把葡萄干和狗屎混合在一起，那还是狗屎。”

观众开始表现出惊讶。他在说狗屎？芒格居然可以抛开媒体不管，而且面对与父母一同前来的孩子们把网络股票说成是狗屎？他说了狗屎！大会骚动许久才平静下来。

接着有人提到了白银问题。随后人们开始纷纷走向地下商场选购心仪的鞋子、金厨刀具和喜诗糖果。关于巴菲特如何看待白银地位的年度提问已经非常乏味。1997年，巴菲特宣布购买全球1/3的白银。这位“传神谕者”突然倾情白银、放弃收集蓝鹰邮票，激起了贵金属爱好者的狂热情绪。16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历史上，这一投资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巴菲特不是贵金属迷，他只是把贵金属当作自己的生意，根据供求变化进行投资——不是为了投机，也没有将其作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他认为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才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明智措施，尽管通货膨胀会损害公司利益。他购买白银是很好的投资，但是他这样做其实是因为欣赏白银。他这样描述自己：“在隐秘的伦敦地下宫殿中，我面带笑容悉数熠熠发光的白银栏杆。”17白银问题一提出，巴菲特和芒格两人就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但巴菲特还是出于礼貌回答说拥有白银已经成为一件无趣的事情。他没有提到欣赏白银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

星期六一早，他召集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三位经理到他在广场酒店的套房。罗恩·弗格森带来许多PPT资料，开始一一列数通用再保险公司的糟糕状况。巴菲特皱着眉头、焦虑不安地听了几分钟，终于开口说道：“我们为什么不直接面对结果呢！结果必须有所改善，必须强化交流网络。目前是客户对通用再保险公司发号施令，而不是公司处于主动地位。这种情况必须终结，必须有人承担责任。”22

他差一点儿就说出让弗格森退休，似乎不再对年岁已高的经理人怀有恻隐之心。弗格森在1999年年末曾患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巴菲特非常同情他。后来，弗格森偶尔出现身体不适，无法正常工作，曾提出辞职，但是巴菲特拒绝了他的辞职要求。巴菲特认为不应该让员工因身体不适而被迫退休；他最欣赏的一些经理人都坚持工作到很大年纪，其中B夫人就一直工作到103岁，退休一年后去世。他非常怀念矮小的B夫人性格刁钻的样子，但是也感到一种强烈的解脱，B夫人终究还是没有战胜自己的年龄。他曾经一度担心自己会先于B夫人离开人世，他自己的目标是比B夫人更长寿，不仅仅是多活几年，而是要多活5年以上甚至直到永远。他一直都夸张地讲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老年员工和董事会准备筹建高龄美国最高法院。

……

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切除了长达15英寸的息肉，在巴菲特肚子上留下了长达7英寸的疤痕。他在家休养一周，生平第一次留了胡子。不去伯克希尔–哈撒韦工作的日子，他喜欢电话聊天。他的声音有些虚弱。

“哦，没有，我一点儿都不累，现在身体非常好。”他说，“体重减少了几磅，也是需要减掉的。阿斯特丽德非常精心地照顾我。医生说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吃。还有，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入院的时候有一根结肠，但是出院的时候却带着一个分号[2]”问及他是否担心复发时，他说：“哦，不担心，一点儿都不担心。我从来不担心什么事情，这你们都知道。顺便提一句，我有没有告诉你这次手术的麻醉师小时候是我在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的球童？他对我进行麻醉前，我对他说真的希望当年没有少给他小费。”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新闻中只是确认了息肉确实是良性的，不需要进一步治疗。尽管如此，谣言还是又一次通过互联网和华尔街漫延。一些人坚持称巴菲特肯定是得了癌症，息肉不需要做手术的。但是沃伦的病已经好了，而且他不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依然像“火球”一般充满活力。

一生傲慢的他，终究还是不能摆脱健康问题的困扰。在某一天，他一直坚持的摔跤比赛还是要落幕，一直回避的问题还是必须面对。在巴菲特心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可以替代自己永远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一切都没有自己对公司的责任重要。许多问题都将由苏珊来决定，她会比他长寿。他告诉人们苏珊会照顾好一切的。

55 凯瑟琳的最后一次聚会

巴菲特在医院进行结肠手术的时候，网络泡沫已经平息。网络风暴之下兴起的公司日渐消退：Arzoo.com、Boo.com、Dash.com、eToys.com、Flooz.com、FooDoo.com、Hookt.com、Lipstream.com、PaperFly.com、Pets.com、Wwwwrrrr.com、Xuma.com、Zing.com。1纳斯达克交易量跌破峰值的一半，不过旧经济股依然没有复苏。美联储又一次开始降低利率。然而，巴菲特的名声开始恢复了。

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资本市场大桶淘金，巴菲特开始并购一系列私营公司、破产公司和侥幸生存的公司，又一次大开投资之窗。他并购了意外风险保险公司——美国债务公司，珠宝商本·布里奇珠宝公司2，Acme砖业公司、托尼·拉马皮靴公司，以及Nocona靴业公司的母公司贾斯汀工业3，全球最大的地毯制造商Shaw实业集团4，本杰明·摩尔油漆工业公司5，家居建材产品制造商杰斯曼公司6，高科技复合钢制造商Mitek公司7。尽管如此，2000年年末，伯克希尔–哈撒韦依然拥有数十亿美元的闲置资本：地下室堆满了钱、椽子上挂满了钱、墙上贴满了钱、烟囱里塞满了钱、屋项上铺满了钱——大量金钱源源不断地从这台永不生锈的“现金机”中吐出。8

巴菲特在1999年太阳谷年会的演讲中对市场进行的预言目前已经得到证实。2000年他在致股东的信中宣称互联网的诞生对玩世不恭的金融家是一次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向容易上当的人们“出售希望”——巴菲特一年一度致股东的信已经演变为全球媒体盛事，通过互联网发布，成千上万的网民急切期待，所以每逢那个星期六早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网站都会因流量过大而濒临崩溃。他又一次委婉地提到他在太阳谷演讲中引用的伊索寓言：投资互联网就是放飞到手的鸟儿（眼前的钱）去捉林子里的鸟儿。“财富大规模转手”的结果就是只有少数人获利。

“通过无耻地宣传空洞的利润，组织者近年来将数十亿美元从公众的腰包里抢走，肥了自己的腰包（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的腰包）……投机变得非常容易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9观众都在听巴菲特的发言，这是2001年的股东大会，参会人数又多了起来。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部分好运源自吉列公司的经营状况好转，巴菲特曾帮助吉列完成从迈克·霍利任首席执行官到吉姆·基尔兹上任的过渡。10在此之前不久的2000年年末，巴菲特一改以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风，在可口可乐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道格·达夫特准备并购桂格燕麦的时候，作为董事会成员出面阻止了那次并购。巴菲特是董事会成员中少数几位有决议权的董事。可口可乐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是否可以创造一番成绩还有待时间去见证，当然，换汤不换药不会对股价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

……

几小时后，飞机在博伊斯落地，巴菲特打电话给苏茜说他觉得自己去不了医院。苏茜对父亲说必须到医院去，唐非常难过，需要他到医院去，即使凯瑟琳没有意识，看不到他，也会感觉到他的到来。巴菲特勉强同意前去。

到了医院后，女儿在楼下的走廊里等巴菲特。她知道此时的父亲非常难受，必须有人耐心地帮助他面对眼前的一切。“您必须上去，”她坚持说，“您必须去的。”她带着父亲来到了重症监护病房，病房里唐·格雷厄姆孤独地坐在那里陪着母亲，通红的脸上挂满泪水。凯瑟琳面色苍白，没有一点儿意识，身体连着许多监视仪器，监视仪器不时闪烁出点点亮光，发出轻微的响声。凯瑟琳的嘴上戴着氧气罩。巴菲特和唐紧紧拥抱，两人都呜咽着。随后拉利·韦茅斯——凯瑟琳的长女也是唯一的女儿来了。最后，苏茜陪着父亲来到楼下。凯瑟琳的病房此时不需要他们。凯瑟琳的孩子们陆续来到博伊斯后，巴菲特父女就坐着飞机，带着悲伤的情绪回到了奥马哈。27

两天后，他们接到电话得知凯瑟琳去世了。巴菲特事先就和拉利说过他不能在凯瑟琳的葬礼上发言，他愿意和比尔·盖茨一起做迎宾人员。在家里，阿斯特丽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在办公室，他就不停地工作。不工作的时候，沙伦和他一起打桥牌，或者玩电脑直升机游戏，再或者做一些其他事情，以减轻凯瑟琳的去世带给他的震惊和恐惧。那么突然、在那么一个欢乐的场合；事发的时候他不在场；救护车、直升机、苏茜打电话讲述手术的事情；坐在公寓里等候，午夜电话响起，一路紧张地飞往博伊斯；在病房看到凯瑟琳静静地躺着，面色苍白，呼吸微弱；控制力很强的唐·格雷厄姆当时那么无助；离开从此永别的凯瑟琳飞回家时的一路痛苦；电话得知她去世了；苏珊一直不在他身边。再也见不到凯瑟琳了，再也没有凯瑟琳的聚会了，永远没有了。

然而，凯瑟琳·格雷厄姆去世后的第二天，巴菲特还是按照计划来到佐治亚大学特里商学院进行了一次演讲。他穿着笔挺的灰西服走上台，看起来有些不太自然，声音略带嘶哑。“现在试音，100万、200万、300万。”他对着麦克风说。这样的开场往往会引起台下一片笑声，今天也不例外。而不同以往的是，他又讲了几个内布拉斯加的足球笑话，引得观众咯咯直笑。

随后，他转入正题。“人们总会问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就说要为自己最崇拜的人工作。”他奉劝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和生命，“只是因为有人看好你的简历就频繁跳槽是不理智的做法，就像老了才去考虑两性生活一样。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为自己最崇拜的人工作，就是为自己创造了最佳机会。”

大家问他曾经犯过哪些错误。他说首先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花了20年时间努力复兴一个破败的纺织工厂。其次是美国航空，巴菲特提到他拨打航空公司热线没有接通的事情。第三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想办法买进辛克莱尔加油站。他算了算，那次错误带来的损失有60亿美元，就是说，他投入的那些钱完全可以用来赚到60亿美元。

但最折磨人的错误还是那些本该去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他告诉大家，而且只提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没有买FNMA的股票，FNMA即联邦国家房贷协会。他说目前为止这项投资失误引起的损失达50亿美元。其实还有其他的：错过了汤姆·墨菲曾竭力要卖给他的电视台，没有投资沃尔玛。他解释说，没有抓住机会，错过了本该去做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向来谨慎从事。

巴菲特此前也多次提到过自己的错误，但是，在提到那些本该去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之时，从不涉及工作之外的事情。个人生活中这样的错误——疏忽遗漏、坐失良机——同样时有发生，也是压力带来的副作用，但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会知道这些，他只是偶尔与他们提及自己的这些错误。

他向学生们解释了投资的“20个孔眼”法。他说：“假设你的一生有这样一张卡，上面可以打20次孔，一次财务决策打一个孔，这样你就会努力抗拒各种诱惑，不草率行事，并能做出一个个明智的重大决策，从而变得非常富有。”

他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变数极少。一栋房子，与妻子相伴50年（后来一直与法纳姆大街的阿斯特丽德相伴），对买卖房地产、艺术品、车辆和其他财富都没有兴趣，没有频繁辗转于各地，也没有在职业生涯中变幻无常。这部分是个性使然，还有就是习惯使然，也是诸多事情自然发展的结果和一种惯性形成的智慧。有幸成为他的朋友便是他一生中永远的朋友，任何破坏这种永恒的事情都让他无法面对。

56 富人统治、富人享受

奥马哈，2001.7~2002.7

巴菲特独自飞回内布拉斯加。除了睡觉之外，他每一分钟都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读财务报告、《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看CNBC的电视节目，接电话；晚上不工作的时候就打桥牌，有时也在线浏览新闻，再有就是玩电脑直升机游戏。

一周后，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悲伤的情感如洪水决堤般喷涌而出。

发泄过后，他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继续接电话。他后悔自己没有在凯瑟琳的葬礼上发言。工作努力、台上讲话自如洒脱的巴菲特认为自己应该在凯瑟琳的葬礼上为她送上一份祝福，所以更多的是遗憾，这种想法反复缠绕着他。

“如果那天我一直和她打桥牌，她可能不会摔倒。”后来巴菲特伤心地自责，“我就会开着她的高尔夫球车亲自送她回去，她可能不会死。”

但是，凯瑟琳可能还是会要求自己走上台阶，没有人知道她的死是因为摔倒中风，还是因为中风摔倒。

然而，巴菲特还是觉得自己错失了机会，因此备受折磨。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如果他一直陪着凯瑟琳，无论如何也会让她安全的。

几周过后，只要提到凯瑟琳的去世，巴菲特还是不由自主地伤心落泪，必须停下来调整情绪。然后，就像摩托车转了个弯重新启动一样，他又开始继续谈论别的话题。

8月份，许多事情帮助他从悲伤中解脱出来。他开始规划9月份将进行的第十届（即最后一届）奥马哈慈善高尔夫球锦标赛，并盼望着10月去法国比里亚茨举办巴菲特集团会议。这段时间，他还飞到怀俄明州的科迪，和苏珊在赫伯特·艾伦的J9农场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农场位于北福克。

巴菲特宁愿看一部西部电影也不愿意在东部风格的农场闲逛。在太阳谷年会的时候，他就和自己能够谈得来的朋友在一起打发时间。而这次在科迪，他和苏珊过了一个悠闲自在的周末，和他们一起过周末的还有媒体大亨巴里·迪勒和妻子黛安娜·冯·弗斯腾伯格，唐纳德和米基·基奥，电影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和妻子，新闻播音员黛安娜·索耶，制片人悉尼·波拉克，影星坎迪丝·伯根，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和妻子伊娃等人。

巴菲特夫妇那天晚上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就在中心酒店旁边的雪松小木屋住下了。第二天早餐的时候他们向已经到来的客人问好（巴菲特的早餐通常就是前一天晚上没有吃完的点心）。这一天还有很多客人到达，而巴菲特这一天的其他时间则在酒店或者小木屋看书、玩儿电脑桥牌、看艾伦特意从网上给他打印的新闻。一些客人骑着艾伦农场的马沿着峡谷去看大角鹿和小鹿，一些客人骑着山地自行车去探险，还有的在流经农场的河里钓鱼。巴菲特没有参加所有这些活动。晚饭的时候他出现在酒店大长方形餐桌旁边，客人们也都坐在那里，周围是黑色的皮质家具和带有浪漫色彩的乡村风格油画，油画都是著名画家托马斯·哈特·本顿和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作品。巴菲特主持了一次餐桌沙龙，话题涉及政治、金融和全球时事。客人们享用鱼肉、鸡肉、野味和沙拉的时候，科迪的厨师也在大口吃肉。1

晚餐后，艾伦的朋友阿尔·奥霍乐弹起了钢琴，客人们一起看着坎迪丝·伯根的歌曲集唱歌，格什文、欧文·伯林和科尔·波特轮流领唱。苏珊照例进行独唱。巴菲特弹奏夏威夷四弦琴，和往年一样唱《The Hut-Sut Song》[1]，电影制片人悉尼·波拉克和巴菲特一起唱——这首歌总是让大家产生一种害怕心理，这反而让更期待表演这首歌。

Hut-Sut Rawlson on the rillerah and a brawla，brawla sooit. Hut-Sut Rawlson on the rillerah and a brawla sooit.2

从科迪回来，巴菲特的假期就结束了。距离他的生日还有几周，表面上看他并不关注生日，其实他内心非常担心生日的到来。每年生日之前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前几周就有大量来自朋友们（或者说，更多的是来自陌生人）的贺卡、礼物和信件纷纷飞到基威特大厦。巴菲特对此并不厌倦，但是要通过生日礼物让一位亿万富翁（不希望自己又老一岁，不在乎任何财产的人）高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他感谢所有的贺卡和来信，回忆起过去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所有祝福都让他感动。另外，他现在有太多的可口可乐纪念品、内布拉斯加足球招贴、旗帜、被子、拼贴画和其他礼物以及他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合影，所有这些东西足以摆满基威特大厦的一层走廊。他的生日确实非常低调，通常只是和家人以及几个朋友在橄榄园这样的餐厅一起吃顿晚餐。

巴菲特71岁了，他不相信自己已经71岁了。在40岁、50岁、60岁和70岁生日到来的时候，他同样不相信自己当时的年龄。但是今年尤其不愿意提到自己的生日，因为凯瑟琳去世后，他不愿意面对任何让自己意识到时间飞逝的事物。

所幸，奥马哈高尔夫球锦标赛——由巴菲特赞助、各类当地机构受益的年度赛事就在他生日过后不久进行，让他有机会调整一下情绪。公司首席执行官、各界名人、朋友、亲戚以及所有巴菲特认识和欣赏的人，都来到奥马哈乡村俱乐部参加高尔夫球和网球比赛。3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客人是巴菲特用心挑选的，就像挑选股东、挑选有资格参加奥马哈股东大会的成员、挑选巴菲特集团的成员一样。随着比赛日期的一天天临近，员工们忙着修订客人名单、安排接机以及俱乐部高尔夫球手的餐饮娱乐。巴菲特愿意了解每一个细节：邀请了哪些客人，某位客人此前曾经来过几次，谁第一次前来参加比赛，这次比赛可以筹集多少钱。

许多客人都参加了星期一晚上在奥马哈乡村俱乐部举办的晚餐聚会，奥斯卡奖得主、词曲作家马文·哈姆利施出席了晚餐聚会。4每年他都坐在钢琴旁边，应人们要求即兴编写个性歌曲。

马文没有打高尔夫球，几年前来参加锦标赛，他喜欢苏茜，苏茜也喜欢他。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在前一天晚上为提前到来的客人进行一次小小的表演呢？”这一定会是高尔夫球锦标赛最精彩的部分。你说：“我希望选择三号木杆不会再打出该死的左曲球。”这就可以是一首歌。人们认为这是胡乱编造，其实不是。如果你说“我不相信自己的岳母会偷餐厅的糖包”，30秒后，他就会奏出一段小调，和着这句词儿。

第二天碧空万里。大约8点的时候巴菲特的电话响了，是德文·斯珀吉翁打来的，她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负责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哦，天哪，沃伦，快看电视。”她说。巴菲特打开新闻频道。电话两头，他们都看到了一场可怕的“飞机失事”。镜头转向了世贸中心的北楼，大厦顶层在巨大的火焰吞噬下倾倒。镜头又转向一架飞机，环绕大厦顶部，随即撞向南楼的一侧，爆炸后升起一团蘑菇云火焰，犹如原子弹爆炸一般。新闻频道开始重复播放这些镜头的时候，他们都静静地看着：飞机转向，撞向大楼。“德文，”巴菲特说，“世界变了。”巴菲特开始询问德文办公室的情况，她的办公室距离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两个街区。“听着，”他说，“那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华尔街日报》在纽约的总部位于世贸中心对面。那里的员工必须立即疏散，同时跟踪报道该事件。”通过这番对话，斯珀吉翁可以感受到巴菲特思维活跃，他进入了一种最理智的处理问题的状态。5

他挂上电话的同时，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发出通知，暂停美国所有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飞。几分钟后，美国航空77号航班撞向五角大楼。之后大约15分钟，也就是白宫开始疏散工作人员的时候，巴菲特已经根据来自各方的信息，对自己的工作做出安排。他给通用再保险公司打了一个电话（他应该在第二天去通用再保险公司），他说如果机场开放，航班恢复正常，就计划飞到康涅狄格州亲自到通用再保险公司。6在康涅狄格州相邻而居的通用再保险公司和阿吉特·贾殷管理下的伯克希尔再保险公司都是承保恐怖主义损失的国际门户。巴菲特此时与他们会面是为了在紧要关头和几位经理一起商讨如何面对这次突发的重大事件。

就在巴菲特考虑通用再保险公司的赔付计划之时，世贸中心南楼内部起火倒塌，五角大楼的一角倒塌。几分钟内，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政府大楼的人员纷纷疏散，世贸中心北楼倒塌。纽约股票交易所关闭，曼哈顿区的市民冒着呛鼻的烟雾，踩着满地的碎片纷纷撤离。

在奥马哈高尔夫球场的每一个人都因此受到了影响，幸好影响不是很大。许多人的朋友、亲戚、邻居或工作上认识的熟人在世贸中心工作。高尔夫球场的工作人员耐心满足大家此时的需求，帮助人们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安·塔特洛克、诚信信托公司首席执行官那一天后来就一直待在酒店客房不停地打电话，丰信信托公司总部就在世贸中心。7大约100名丰信信托公司员工失踪。当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员工同样遍布全美各地，巴菲特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伯克希尔–哈撒韦没有人员损失——损失的只是钱。

一些人决定马上离开，但是所有机场关闭，大家要离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几位租车走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一些人是因为不愿意让巴菲特觉得没面子，更多人是因为别无选择。8事发后，电台评论员拉什·林博正在前往那次锦标赛的路上，中途他就掉转飞机，回到纽约。9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巴菲特的工作依然按计划进行，即使在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他也能顶住压力。他完成了对一家小公司的并购，此前已经开始进行相关并购工作。而后，按计划参加了与家得宝公司总裁鲍勃·纳德利的会议。10接着，他来到奥马哈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100多人在那里徘徊，饿了就吃汉堡和冰激凌。巴菲特告诉大家比赛还是按计划进行，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安排。客人们在俱乐部进进出出，有的去打电话，有的去看电视新闻。当地的高尔夫球专家托尼·佩萨文托和加里·维伦在午餐后为大家教授高尔夫球课程，这次锦标赛离奇般地进行着。巴菲特开着自己的高尔夫球车，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在各个开球区停车，下来和大家合影。11比赛进行得异常平静，就像珍珠港袭击当天的名人高尔夫球锦标赛一般。其实，包括巴菲特在内，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珍珠港事件及其影响有些印象。前来参加这次高尔夫球赛的人不是非常容易激动，其中许多人都是叱咤风云的商人，对压力习以为常，他们是面对灾难镇定自若的一代，压力对他们来说就像每天上班要穿西装系领带一样平常。

巴菲特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即便如此，他的大脑还在分秒不停地考虑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以及这一切可能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因为一直都在考虑恐怖主义的风险，所以他对突然发生的一切早有心理准备。早在5月份，他就告诉通用再保险公司和伯克希尔再保险公司在业务方面缩减恐怖主义风险集中的大厦和客户，他的思维同往常一样精明地预见了这次灾难的降临。他确实曾经以世贸中心为例说明一个客户大量集中的大厦可能产生过多风险。1220世纪90年代末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断上演，千禧年之初的恐怖袭击根本没有悬念可言。然而，巴菲特保护伯克希尔再保险公司躲过危险的努力完全是有先见之明的，它可能是保险行业唯一一家对恐怖袭击有所防备的公司。13

巴菲特一整天都在考虑那天晚餐后的演讲该说什么。他知道目前已经关闭的股市在重新开盘后一定面临大跌，也意识到美国的安全就此破坏，政府日后一定得面对暗中使坏的敌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告诉人们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那天晚上参加晚餐聚会的人通过大型电视屏幕收看布什总统的讲话，接着听巴菲特讲述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和传统战争的比较。“恐怖主义者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选择时间、地点和方式，而我们很难对付狂热分子……这一次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影子，可能还有许多影子没有现身。”14

从第二天一早开始，机场逐渐恢复运营，航班开始限时飞行，巴菲特一家依然忙于照顾没有离开的客人，为他们组织晚餐活动、网球和高尔夫球活动，一直忙到所有客人都离开奥马哈回到自己家中。15曼哈顿的清理工作在即，纽约市到处都是“寻人启事”。巴菲特在考虑如何通过自己在全美范围内广受认可的声誉为国家做点事情。股市即将恢复，这一次休市是大萧条之后股市经历的最漫长的一次休市。他同意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杰克·韦尔奇共同参加《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杰克·韦尔奇当时刚从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职位退休。在美国人看来，巴菲特是最权威的投资专家和股市专家。星期日晚上的节目中，巴菲特说他不会抛售股票——如果股票持续下跌，他会考虑买进，而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他相信美国经济会克服恐怖袭击带来的波澜。那时候，沃伦·巴菲特多年来沉淀的诚实守信的声誉在股市中尽人皆知，人们知道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太阳谷，巴菲特就说过股票价格在真正复苏之前还得下跌一半。所以，他说如果股票下跌到一定程度自己就会考虑买进，而机智的人们知道他确实会这样做——但是他们也知道“一定程度”指的是“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下跌684点，即7%，创下了单日下跌纪录。股市重新开市遭遇重创后，美联储开始干预，将利率降低了50个基点（一半）。重新开市一周后，道琼斯指数跌破14%，创下了单周下跌纪录。然而，投资者的资产下跌幅度不到1987年下跌幅度的一半——1987年下跌1/3。交易开始后，卖方就集中关注保险公司和航空公司，这些公司的经济损失最为严重。人们现在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少了许多恐慌，大家都努力对未知的情况做出理智的预测。

几天之内，经历爆炸恐慌的曼哈顿区各处都设立了安检通道，巴菲特集团到比里亚茨的行程也取消了，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保险公司开始评估伯克希尔–哈撒韦遭遇的损失。初步估计，伯克希尔–哈撒韦损失23亿美元，这一数据后来略有上调。16迄今为止，这次损失远远高于任何一次地震、飓风、龙卷风或其他自然灾害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其中，17亿美元的损失来自通用再保险公司。

巴菲特忍无可忍，他专门在自己的网站发帖严厉批评通用再保险公司违反“保险业的基本规则”。在伯克希尔–哈撒韦，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旗下的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进行过如此公开的批评，因此，贴在网站上供所有人浏览的内容对通用再保险公司的品牌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现在通用再保险公司危在旦夕，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让巴菲特当众难堪，通用再保险公司可能将步所罗门公司的后尘——从此与巴菲特毫无干系，成就又一个警世故事。

1987年股市崩盘及后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后，美联储曾在7周内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利率削减，通过低息贷款促使市场复苏。现在，为了制止恐慌，美联储又一次把利率调整到历史最低水平。美联储的作用就是确保银行体系保有流动资金。然而，这一次美联储将连续3年人为地保持低利率。17在低息贷款的推动下，恐怖袭击后一个月，股市就完全恢复，市场价值恢复到1.38万亿美元。但是剧变并没有结束，市场依然趋于紧张，部分原因是“9·11”事件之后短短几周美英入侵阿富汗引起的动荡。再后来就是11月份，一家名为安然公司的能源贸易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股市泡沫中遗留的问题，以及一些在股市泡沫中被掩盖却没有根除的遗留问题开始显露。美国司法部介入后，安然公司因严重的财务欺诈而破产。

安然事件非常极端，但并不是罕见的事件。股市泡沫和高级管理人员大肆洗劫公司引发了一系列的财务欺诈和债券违规案件：世界通信公司、阿德尔菲亚传播公司、泰克国际公司、ImClone生物医药公司都涉及违规。2002年年初，纽约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对华尔街的各大银行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突击检查，这些银行在网络泡沫时代通过片面的股票调查进行高价股票交易。18投资者对各大公司提供的报表数据丧失信心后，股票和债券价值全面下滑。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最佳机会往往在全局动荡的时候到来，在其他公司没有远见、资源短缺和意志动摇的时候，伯克希尔–哈撒韦却独具慧眼、借机行动。“危机中大胆出手，机会无限。”巴菲特如是说。现在他的机会又来了。任何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时候都会力不从心，但是巴菲特多年前就开始期待这样的机会降临到基威特大厦，所以员工们早已蓄势待发。他为伯克希尔–哈撒韦买进了大量垃圾债券，进行了一系列“烟蒂”式投资。在并购内衣制造商鲜果布衣公司的时候，有员工戏称：“我们开始服务于民众的屁股了。”19被并购的还有制造相框的拉森–尤尔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子公司中美洲能源对处于混乱中的威廉姆斯公司进行投资，而且并购了该公司的克恩河管材业务。20此外，伯克希尔–哈撒韦并购了加朗公司、Garanimals童装生产商，还接手了贷纳基公司的北方天然气公司（也是一家一片混乱的能源公司）。21几天之内，中美洲能源借给威廉姆斯公司一大笔钱。22伯克希尔又并购了放纵大厨公司，该公司通过7万名独立的“厨房顾问”以聚会的形式推销厨具；还并购了农用机械制造商CTB工业公司；并与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联手借款13亿美元给当时岌岌可危的可信能源公司。

阿吉特·贾殷很快开始了恐怖主义险的业务拓展，通过对航空公司、洛克菲勒中心、克莱斯勒大厦、南美炼油产业、北海石油平台和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进行保险，填补了突然出现的保险空白。伯克希尔再保险公司还对奥林匹克的不确定风险（即奥运会被取消，或2012年前美国可能再举办至少两届奥运会）进行保险。公司还对盐湖城举办的冬奥会进行恐怖主义袭击保险，对FIFA世界杯足球锦标赛进行同样的保险。23巴菲特此时进行的是“障碍赛跑”。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些业务并不景气。巴菲特一直声称自己宁愿选择15%的随机回报也不选择10%的固定回报。业务萧条不会让他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公司的业务会自然好起来。然而，奈特捷公司一直没有起色，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环境，还因为并购时该公司的独家特色已日渐淡去。从来不记得拨打航空公司热线的一些人成立公司与奈特捷竞争，尽管小型航空公司没有多大利润。巴菲特当时意识到是雄性激素促生了飞行爱好主义。“如果由女士出任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说，“我认为无序竞争的情况就会好许多。就像体育用品连锁经营行业一样，如果女士经营，体育用品的销售可能会下降到目前的1/10。”他告诉股东们奈特捷很快就会开始赢利，占领市场，但是，没有指出赢利可能不会达到预期水平，至少在近期不会。这让人失望，但还是比烧钱的纺织工业强许多。而且，奈特捷的业务非常有意思，巴菲特可以了解关于购买飞机、航班运营、航线规划、飞机保养、保险、飞行、服务乃至如何培训飞行员在内的大量细节。奈特捷是了不起的。通过奈特捷的活动，巴菲特有机会和志趣相投的人们聚会。他永远不会卖掉奈特捷，就是全球另一位超级亿万富翁动手相夺他都不会放弃。

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规模不大的德克斯特鞋业公司，它简直就是问题不断的纺织工厂的再现。巴菲特后来说并购德克斯特鞋业公司是他进行的最糟糕的一次并购，而且引用了博比·贝尔的乡村歌曲“我向来只与美女共寝，但睁开眼睛却没有美女的踪影”来描述这次糟糕的并购。24巴菲特开始变革该公司的管理。曾成功经营布朗鞋业的弗兰克·鲁尼和吉姆·艾斯勒最终选择关闭德克斯特美国工厂，转到国外进行生产。25他们在美国需要付1美元雇用工人干的活儿，在其他地方只需付1毛钱就可以了。

“我错误估计了那个行业的经济发展趋势。在缅因州德克斯特镇工作的人们确实技艺精湛，但就算他们干的活儿比中国工人干的强两倍，在工资上也毫无竞争力——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他们的1/10。”

然而，尽管有赚钱的机会，巴菲特还是认为“9·11”事件给他带来的最重要的机遇和赚钱无关，而是他现在有优势也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舞台影响各类事件和各种理念。过去几年中金融领域滋生的傲慢情绪消失后，美国人开始清醒，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末期那样贪婪而盲目地投机。巴菲特认为现在正是他可以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富人非常贪婪，而且财政政策恰好满足了富人的贪婪本性。

他的正义感在布什总统的一项提案推出后被完全激发。该提案指出，新预算的核心计划就是逐步废除存在了几十年的联邦财产税，而联邦财产税是政府占有量最大的一块遗产税。支持这项提案的人把财产税叫作“死亡税”——名字不太吉利——认为死亡不应该成为需要征税的事情。他们声称财产税会挫伤努力工作的企业家的雄心壮志，并讲述了一个知名的家庭在长辈去世后，为了支付财产税卖掉了农场的故事。无疑，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但巴菲特指出，少数家庭的不幸完全不及对所有人的影响重要。

专业地讲，财产税不是死亡税，而是赠与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赠与大量金钱都应该交纳赠与税。26赠与税妨碍了强盗资本家的利益获取。强盗资本家在19世纪通过赠与和继承遗产控制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形成了一个类似政府的集团——财阀，以财富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然而，财产税的比例完全低于其他赠与税，大量的死后赠与其实是不收税的。巴菲特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指出每年大概有230万美国人去世，只有不到5万人——2%的人——需要支付财产税，而财产税的一半是这5万人中的3 000多人支付的——占去世人数的2‰。27这些人都是非常富有的一族，买得起湾流IV、新款Maybachs轿车，在法国拥有葡萄园，戴得起像棒棒糖和柠檬酸橙水果糖一般大小的珍珠。

至于说那些钱都是人家自己的，为什么不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什么应该“资助”他人？巴菲特的答案是，他们应该向社会尽绵薄之力，因为是这个社会让他们走向富裕的。如果他们认为完全是自己努力让自己变得富裕，那么如果他们是出生在马里经受恐慌、食不果腹的家庭，家中有5个孩子，从小在科特迪瓦的可可园做苦工，他们还如何致富和成功？

如果取消财产税，必将有其他一些税收来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白，因为政府需要同样数量的资金才能正常运转。

多年来，供应方理论一直假设减少税额可以促使政府削减开支，这样的理论源于一种直觉思维——如果说民众应该量入为出，政府为什么不呢？（当然，到2002年，民众也忙于根据当时人为降低的利率建立自己的房屋净值信贷额度，不再量入为出。）20年后供应方理论的争论同样如火如荼——政府收取的税款通常不够支付各类开支，因而通过借款弥补资金短缺。目前看来这一理论似乎更不可靠。取消财产税意味着政府必须增加其他税收甚或借钱保证各类开销，而借款的利息和总还款终归还是以更高的税收转嫁于民。巴菲特认为在联邦预算保持赤字的情况下提出削减财产税，实质就是伪善的最高境界。28

如果废除财产税，普通人需要支付更高税款，而财产税向来与他们无关。废除财产税的推动力量不是在俄克拉何马城拥有一小块农场的人们——不是他们，巴菲特说真正的推动力量来自占全美人口比例很小的一小部分人，他确实认识的一些人，一些非常富有（往往是暴富）的人——在曼哈顿区拥有三层顶楼公寓的人、在迪尔谷拥有带9间卧室的木屋的人、在楠塔基特购置避暑小屋的人和在哥斯达黎加购置公寓的人。巴菲特认为政治已经落入这样的一些人手中，他们可以在K街（游说街）拉拢说客，在议员耳边扇风，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进行政治性的捐赠。巴菲特没有责怪为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的人们，他甚至非常同情不得已而无休止地筹集资金的政府工作人员。他把这一切归罪于金钱万能的管理体制。

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后不久，巴菲特到国会大厦讲述政治竞选经费问题，共有38名参议员听讲，他们都是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人员。随后，巴菲特通过ABC的《本周》节目和CNN的《政治内幕》节目对同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巴菲特指出，竞选经费体制已经腐化，当前选举参政人员的方式等同于19世纪的塔马尼派的作风，选票和权力都是完全可以销售的产品。法律的发展方向就是让富人变得更富有，可以大量持有自己的财富，可以将财富大量留给自己的后代。巴菲特称其为“富人统治、富人享受的政府”。

巴菲特指出，为了富人的利益而推动立法的说客和专业税务人员越来越多，然而没有人为占美国人口98%的民众说话。没有自己的说客，对于98%的民众来说，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明白事情的真相，放弃投票，让那些制定立法、向普通大众征税、减少富人纳税比例的人失去民心。

保罗·纽曼、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以及为数不多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人、近200名其他富人和有影响的人士，联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刊登于《纽约时报》），反对布什政府取消财产税的计划。29巴菲特本人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名，因为他认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认为富人非常幸运，完全应该纳税。“我不信任统治阶层。”他说。废除财产税就像从历届奥运会冠军中间挑人组建国家奥运会参赛队一样，他作了这样的补充：30

对于后人，财富只是别人留下的一把票根。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财富，可以去兑现也可以随手丢掉。但是财富代代相传、让后人仅仅因为出身富贵而支配他人资源的观点，已经在精英阶层中荡然消失。

富有就应该多纳税，我不介意一定的收入水平不必纳税，也不介意高于150万美元的财产要百分之百纳税。

最重要的是问一问，“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政府放弃通过财产税所得的约20亿美元，就一定会通过向普通大众征税弥补这一资金空缺。全美范围内大多数民众掏自己的口袋弥补少数人应该支付的大额财产税，美国民众为此而付出的艰辛一定让人吃惊。

我不喜欢任何实质上体现人性丑陋的事物。我不喜欢那样的纳税体系，也不喜欢那样的教育体制。我不愿意看到20%的社会底层民众越来越穷。

但是关于财产税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人们把巴菲特形象化为体恤民情的贵族党员、富足的老鳄鱼，他全力鼓励下一代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勇敢实践典型的美国企业家精神。31

“世代财富彻底改变了精英阶层，”他在给参议员肯·萨拉查的信中这样写道，“其实，分配国家资源的人是很久以前聚集了大量财富之人的后代。”32

姑且不论这个问题有多敏感，首先是巴菲特个人的资金问题激起了关于财产税的争论。一些人声称像巴菲特这样的富人都偷税漏税，因为他们通过纳税很少的投资聚集大量资金。但是如果说巴菲特投资是为了偷税漏税，那和说婴儿喝水是为了用尿布一样荒谬。其实，是巴菲特第一个提出投资税率太低，有失公平。而且，巴菲特将争取税收公平视为自己的第二事业。他总是把自己的税率和自己秘书的收入税率进行比较，指出秘书所付的收入税率高出他的水平，这是不公平的，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他的大部分收入是投资所得。

巴菲特激怒了所有的富豪和准富豪，但是他的诚信在其他人心目中达到了最高境界。巴菲特发誓继续反对废除财产税，而且会坚持多年。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第一次交火的前几天，他在面向民主党政策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布什总统计划降低利息税的做法就是“向富人提供更多的阶级福利”。他通过《华盛顿邮报》再一次指出他的税率低于他秘书戴比·博赞科的税率。保守派对巴菲特的人民党员作风的反应更是简单粗暴。“百万富翁们对沃伦·巴菲特背叛他们的做法非常恼火。”有人这样说。33

当然，那是别人的观点。巴菲特认为美国从来就不是这样一个国家：有钱人永远是不断为自己积蓄大量财富和权力的“阶层”。

然而，“9·11”事件之后股市继续上涨已经使有钱人更有钱。每天都会出现大量的新型对冲基金。人们借助美联储规定的低利率大肆从事杠杆操作。许多人利用股票期权，通过向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组合型基金的投资人收取高达22%的管理费和佣金来迅速敛财，亿万富翁就像扔在垃圾桶旁边的浣熊一样随处可见。新经济环境下催生的大量神来之“钱”让巴菲特觉得不安，因为资金只是大量从投资者转向经纪人，没有产生任何效益。普通投资者依然——当然——只是得到普通的收益，但是一切费用都没有少。

巴菲特最不赞同的让富人更加富有的方式就是授予股票期权——自从他对所罗门公司的综合工资提案投票否决以来，再没有其他董事会邀请他参与薪酬委员会的工作。可口可乐公司2001年给道格·达夫特的股票期权共65万股。达夫特最先要求的股票期权只有在收入增加15%~20%的情况下才能兑现。股东们起初同意了达夫特的要求，巴菲特当时没有发言。不过，这一切也不会发生。一个月后薪酬委员会才意识到预定的收入增幅永远不会实现。他们收回了先前的承诺，把收入增加比例降低到11%~16%。34就像在马拉松比赛中将终点提前到19英里处一样。巴菲特完全不能相信——股东们一直在支持26英里的比赛，到颁奖的时候才知道居然是19英里的比赛！这是又一次支持富人的投票行动。迄今为止，达夫特没有什么卓著的成就，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也没有什么长进。看着大量的股票期权无序增长，巴菲特认为必须抓住自己期待已久的机会——彻底终结虚假的股票期权会计方式。

经理人认同股票期权，因为会计历史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规则，就是如果公司通过股票期权支付员工薪资，而不采用现金，就不计入公司成本，仿佛股票期权根本不存在一般。在“现实”中，私营公司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观点的荒唐无稽。就连小贩、面包师和蜡烛制造商让与股票期权（比如20%）时，也知道自己让与的是大量的利润。

但是会计规则把股票期权作为闲钱。这样，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红利收益。1980年，非常普遍的就是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所得是普通蓝领工人的42倍。20年后，这一比例增加到超过400倍。35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得到10亿美元年薪。2000年，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收入1.51亿美元。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收入1.25亿美元，甲骨文的拉里·埃利森收入9 200万美元。尽管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从1997年到1999年只拿1美元的薪水，但是他在2000年持有8.72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还有价值9 000万美元的湾流豪华飞机。36

当会计行业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改变这些规则的时候，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公司纷纷斥责议会、拉拢说客、赞助竞选活动，恳求代表们让他们免受糟糕的新会计规则的困扰。直到2002年经济泡沫破裂之前，他们一直成功地阻止了那些规则对自己的影响，而且险些取消制定会计规则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巴菲特从1993年开始对股票期权进行评论，现在进行变革的时机终于成熟。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重要评论《股票期权和常识》。37

“首席执行官知道他们的股票期权值多少钱，所以才为得到股票期权而抗争。”他写道，而且再次提出了此前已经提到的问题。

“如果股票期权不是一种薪酬，那么是什么呢？

“如果薪酬不是一种开支，那么是什么呢？

“如果在计算收益时不把开支考虑进去，那么要把它们计算到哪里去呢？”

在2002年7月的太阳谷年会中，关于股票期权话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巴菲特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努力推行自己的观点，大大打击了支持股票期权的游说团。当时气温比往年高很多，汗流浃背的各界名人和公司高管纷纷坐车去水上漂流，躲避酷热下的煎熬。

巴菲特抵达太阳谷不久就只身去了一些地方，但没有去他需要别人帮助才能面对的那个地方。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寓就在赫伯特·艾伦的公寓隔壁，那里是人们参加各类活动频繁经过之地。可口可乐公司马上要在艾伦的公寓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股票期权，公司的大多数董事都到了，巴菲特也不会错过。

巴菲特说：“我和比尔、梅琳达一起先来到了凯瑟琳摔倒的地方。我不能自已地浑身颤抖，就像发冷一样。这样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觉得难堪，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堪。我只是努力控制自己。”

随后，巴菲特通过“浴缸”记忆发挥的奇特作用让自己恢复平静。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做出了重大决定，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公司把员工的股票期权计入开支，而此前是可以不计入开支的。其他公司都没有这样做，它们给出的理由就像孩子和父母争辩一样：没有的事儿，如果有那事我也不在那里；如果我在那里，我也不会那么做的；即使我做了，也是朋友让我做的。那些公司说股票期权不是开支，如果是也没有人知道怎么计算，如果可以计算也不能从收入中扣除。对于公司的股票期权应该通过脚注表明，因为投资者可能不清楚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值多少钱。因此，可口可乐的这一声明对美国公司犹如炸弹，其威力随着新政策的宣布进一步扩张——太阳谷集会时媒体就像露营一样在花盆屏障外面等待新闻。可口可乐公司的声明显然有巴菲特在背后指点。太阳谷年会之后，《华盛顿邮报》集团模仿可口可乐公司，同样宣布将股票期权计入开支。38巴菲特在这一系列成功之后再次通过《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真正造假账的是谁》。39

我有一个建议：伯克希尔–哈撒韦卖给人们保险、地毯或我们的其他产品时收取股票期权，不收现金。但是，这样你能说你的公司为了换地毯支付的股票期权不是公司的成本吗？

很奇怪，没有人再继续提出质疑。而硅谷开始了与国会的又一场战争，但是其他公司开始纷纷效仿可口可乐公司和《华盛顿邮报》集团，宣布它们也将在自己的账目中把股票期权算作开支。

一年后，在2003年太阳谷年会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上午，比尔·盖茨发言宣布微软不再推出股票期权。这让人们刮目相看，从此微软推出限制性股票——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售出的股票，这一变革需要极大的勇气。

“宣布取消股票期权给微软带来许多压力——许多许多压力。硅谷称其为叛徒。有太多的公关人员时刻关注微软公司变化的报道。有人告诉盖茨，那么做犹如在一间满是汽油的屋子里划着一根火柴。”

“对此我要说的是，正是这些人在屋子里倒满了汽油。”盖茨说道。

关于股票期权的战争又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最终将其纳入条款。但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决定是突破之举，而微软的反应戳穿了硅谷人在华盛顿口径一致的技术行业集体游说。

这段时间巴菲特迅速成为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尽管财产税还是排在废除之列，但是他发现了新的目标，瞄准了过去几年中进行财务诈骗的会计从业人员。如果审计人员没有迎合首席执行官，没有对他们唯命是从，他认为管理层不会有机会掠夺股东的利益，将大量的资金塞入囊中。巴菲特出席了关于财务披露和监督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圆桌会议，说股东需要的不是宠物狗，而是看家狗，审计委员会的主管和监督审计工作的主管必须是“审计人员甘心听命”的“狗王”。40

他说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审计委员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如果审计自己完成财务报告（不是由公司的管理层完成），财务报告会是一样的吗？

——如果审计是一位投资者，他可以理解公司出具的财务报告吗？可以理解其中的说法吗？

——如果审计负责，公司还是采用相同的内部审计程序吗？

——审计是否知道公司针对投资者进行的销售或成本变更的一切细节？

“如果审计人员有权负责，”巴菲特说，“他们会做自己职责之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权力……嗯，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结果了。”41

这些简单的问题答案如此明显、如此清晰，完全可以做到去伪存真，至少有点儿常识、担心自己的公司陷入债务困境的高管们管理的公司，确实已经开始接受巴菲特的观点，开始应用他的理论。

当巴菲特无情地举起宝刀对准目标时，会计人员退缩了，薪酬委员会沉寂了，只是私下抱怨他为什么公开他们的红利分配制度，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希望减税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恶语攻击巴菲特，“平民主义者”这样的轻蔑称呼完全不能让他们解恨。然而，巴菲特却在一种被新确立的权威的鼓舞下开始超越自己。2002年春天他热心地为奥马哈床上用品公司销售的“伯克希尔珍藏”的一款“沃伦”床垫做广告模特，惬意地躺在床垫上，照片出现在“巴菲特和他的床”的海报中。股东大会的那个周末，他来到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时候，一边销售自己的床垫一边舒服地躺在上面。“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生向往的工作——床垫测试员。”他说。42

富豪们对这位奥马哈先知抱怨不休，期待减税的人挥拳怒视，会计人员在他面前退缩，期待取得股票期权的人们对他敬而远之。他是镜头和聚光灯下的焦点，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出名的孩子，有时对于自己这一英雄人物的角色有些不知所措，有时候让人觉得木讷而可爱。信徒们的来信总是让巴菲特激动不已。每一次有人写信来说他是他们的偶像，对他来讲，都像是第一次听到时那么兴奋。色情明星阿西娅·卡雷拉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帖称巴菲特是她的偶像时，他非常高兴。他乐于成为任何人的偶像，而身为门撒会员的色情明星都将他作为偶像更显示出一种真正的社会声望。他最喜欢接到大学生的来信。当监狱的犯人来信说他是他们的偶像时，他也一样为自己的名声影响着努力转变自己人生的囚犯而骄傲。相比之下，他更愿意成为大学生、色情明星和囚犯崇拜的对象，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在富有的商人们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在人们热情关注巴菲特的同时，他的秘书戴比·博赞科和德布·雷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应付所有的电话和来访。有一次，一位异常兴奋的女士从日本飞来，闯进巴菲特的办公室想让他签名。看到巴菲特后，那位女士不能自已，拜倒在地上，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秘书们赶紧把她“请”了出去。

那位女士后来来信说医生给她开了镇定药，她希望可以再见见巴菲特。她还发来自己的照片，写了好几封信。

“我愿意让人们崇拜。”巴菲特说，不过秘书们还是自己作了决定，没有再邀请那位女士前来。43

[1] 《The Hut-Sut Song》，1941年流行歌曲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的一首歌。——译者注

57 传神谕者

巴菲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日渐高大，仿佛繁茂旺盛的凌霄花。他的生活依然井井有条，在各种安排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责任优先的观点和量力而行的性格让他做到了合理安排时间。他只做有意义的工作和自己喜欢的事情，从来不浪费时间。如果日程安排增加了一些事情，他就会放弃另外一些，向来都不手忙脚乱。他总有时间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也有时间和自己关心的人一起分享生活。朋友们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而他在繁忙中处理这些来电的办法就是友好亲切地简短交谈几句。他没有时间多聊的时候，便很自然地结束谈话。他的朋友们都不会借他的声望为所欲为。尽管有许多熟人是他喜欢的类型，但是要通过几年的相处他们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

……

在2002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把金融衍生产品称为“异类”，说它们是未经检查、正在扩散的“定时炸弹”，可能引起一系列金融灾难。那一年的股东大会上，查理·芒格指出会计激励夸大了衍生产品的利润，并评论说，“在美国，说衍生品会计，如同说‘阴沟人’是对下水道排污工作的污辱一般。”在2003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把衍生产品叫作“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8他写道，现在有太多的衍生产品存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菊花链”。尽管相关的数学模型建议人们在危机时选择买进，而不是卖出，但是在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投资者还是像正在饮水的鹿群遭遇狮子突袭时纷纷逃窜一般选择仓皇出手。尽管表面上看许多人都参与市场，事实上只是许多大型金融机构通过杠杆作用主导市场。他们还有其他看似与衍生产品无关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的命运在崩溃的市场中和衍生产品并无二致。

通用再保险公司就有衍生产品：通用再保险证券，巴菲特已于2002年停止持有该产品，部分售出、部分作为最后一笔交易终止。他已经将通用再保险证券作为衍生产品的警世故事——在致股东的信中详细地列出了停止这一衍生产品引发的高昂费用和问题成本。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目前损失达80亿美元，公司承接的业务都是巴菲特极少选择的业务，他对此非常生气。伯克希尔–哈撒韦网站上的“红字”依然没有删除，尽管罗恩·弗格森已经退休，乔·布兰登和他的助手塔德·蒙特罗斯接任。通用再保险公司的竞争对手乐此不疲地在客户中间宣称，巴菲特将卖掉或终止交易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产品。从所罗门公司的教训判断，这些预言不是无中生有。“9·11”事件之后，巴菲特已经将通用再保险公司的部分新业务转到阿吉特·贾殷管理下的伯克希尔再保险公司，没有在通用再保险公司投入更多资金。9他还通过贾殷和伦敦劳合社资助通用再保险公司的竞争对手，而且从多个方面提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当他焦虑的时候，他总是寻找避险手段。他没有“处罚”通用再保险公司，而是本能地规避风险：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保险风险、他的220亿美元投资的风险和令他名声扫地的风险。

通用再保险公司要恢复巴菲特理想中的经营状态需要实现几十亿美元的赢利。无论如何，其衍生产品都与公司的业绩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衍生产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巴菲特说，早晚——他不知道具体时间——“衍生产品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或许可能不是很大的问题，但一定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芒格则更为直白，说“如果未来5~10年中没有出现严重的崩溃，我会非常吃惊”。尽管股票和债券市场中出现了许多保护投资者的安全措施，衍生产品还是很少受到管制，很少进行公开披露。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撤销管制”促使市场进入一种英式橄榄球争球一般的经济局面。其理论就是市场力量具有自律性。（然而，出现问题的时候，联邦政府还会不时干涉。）

巴菲特和芒格所讲的“问题”和“崩溃”是指当时正在形成一种泡沫，银行和相关机构都会通过这个大熔炉放松信贷、放松监管、领取高额工资。他们说，来自衍生产品的大量无以计数的债权问题可能导致金融机构失效。金融机构的大额损失可能导致信贷紧缩——全球性的“银行挤兑”。出现信贷紧缩的时候，贷方甚至担心最合理的贷款都有问题，不敢轻易放贷，结果就是融资短缺、导致经济急速下滑。过去出现信贷紧缩的时候，经济就会陷入萧条。但是，“那不是预言，而是警告。”巴菲特说，他们在发出“温和的叫醒铃声”。

2003年，巴菲特说：“许多人认为衍生产品减少了系统化问题，因为承担不起一定风险的参与者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有能力的人身上。这些人相信衍生产品可以稳定经济、促进贸易、为个人参与消除障碍。”从微观上讲确实是这样的，巴菲特说，但是从宏观上讲，衍生产品总有一天会导致曼哈顿、伦敦、法兰克福、中国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空中相撞”。他和芒格认为衍生产品应该进行管制，要求进行多方披露，应该通过一个结算所进行交易，美联储应该成为大型投资银行的中央银行，而不仅仅是一家商业银行。然而，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极力维护不受管制的市场，嘲笑巴菲特的小心谨慎。10巴菲特到处引述他的“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经常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反应过度。

……

伊恩和财务总监马克·汉堡以及其他同事一样，完全可以理解巴菲特的意思，按照巴菲特的意思完成工作，不需要任何多余的指导和监督，这是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工作的重要能力。对于有能力的人，这就是人生中学习的机会。伊恩立即开始搜集小道消息。

月末，奥马哈机场降落的所有航班都载着前来参加2003年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所有酒店都住满了公司股东，人们纷纷前来会见流行杂志一直喻为“复辟改革者”和“传神谕者”的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有一些惊人的新闻传出。香港证券交易所披露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中石油是中国大型国有石油公司。这是多年来巴菲特首次公开承认的一笔国外投资。18他对美国之外的投资向来极其小心，1993年投资吉尼斯公司之后还没有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大额投资。19

媒体都急于报道这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投资的缘起。巴菲特说他对中国没有一点儿了解，只是买了以中国货币“元”为计价单位的石油股。他不看好美元，但是看好石油。巴菲特曾在《财富》杂志发表文章《我为什么不看好美元》。20文章作了这样的阐述：我认为美元一定会贬值，所以要进行一些大规模的外币投资。美元贬值的原因就是贸易逆差：美国从国外买进的东西多于卖到国外的东西，而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美国国内通过借款弥补差额：外国人可以购买美国国债，一种美国政府出具的借条。很快，美国的“净资产”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转移到国外”，他说。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假如有两个国度分别叫作勤俭国和浪费国。早晚有一天，长期购买浪费国国债的勤俭国人民会开始质疑浪费国的钱是不是值钱。到那时候，他们还会选择与浪费国进行交易——但不是购买债券了，而是选择购买风险相对较低的硬资产：土地、企业、写字楼。“而且最后就是，”巴菲特写道，“勤俭国拥有浪费国的一切。”

……

从全球各地飞来报道伯克希尔盛会的50多位记者纷纷希望获知巴菲特此次投资中石油是否表明他开始关注外国股票的事宜。在星期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抓住机会向他和芒格提问。许多人都希望问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让自己国家的观众共鸣的问题：您会选择购买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德国/巴西/俄罗斯的什么股票呢？巴菲特强调说他的投资依然集中在美国本土，许多外国股票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投资中石油的股票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准则。

星期一早晨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上，巴菲特进行了简短的发言，向董事会成员说明了这一年来他最希望大家学到什么，包括美元对其他外币的汇率降低带来的风险和与活动房屋融资相关的一些问题。

汤姆·墨菲和唐纳德·基奥刚刚通过选举加入董事会成员之列，董事会成员包括查理·芒格、罗恩·奥尔森、小沃尔特·斯科特、豪伊、苏珊和肯·蔡斯——原哈撒韦纺织家族的唯一代表。一直有人抱怨董事会的成员结构，股东们都表示董事会任人唯亲、有失平衡、缺乏多样性。但是想通过董事会来监督沃伦·巴菲特的工作是有些滑稽的观点，哪怕芭比娃娃形成的董事会也一样能运转良好。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议就是听巴菲特讲课，每次都是这样——不管是晚会、午餐会，还是和吉姆·克雷顿一起唱歌——巴菲特都要象征性地登台授课，手上粘满粉笔灰。

股东们关注伯克希尔–哈撒韦管理结构的原因不是希望董事会监督巴菲特的工作，而是想知道谁会继承他的职位，他已经73岁了。他总是说继承人的名字早已“封好在信封里”。但是，他没有表示要公开那个人的名字，因为那样的话他的选择就没有了，而情况一直在变。交接工作还是必须真正开始，然而他确实没有作好准备。

当然，人们也在猜测巴菲特的继承人可能是谁。巴菲特并购的不同公司的大多数经理似乎都不可能成为候选者。巴菲特喜欢像B夫人那样的经理人——不喜欢出头露面、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但是，他们都没有管理资本的经验。可以胜任这一职位的资本分配者在哪里呢？合适的人选必须愿意整天坐在那里阅读财务报告，而且具备强大的人格魅力，可以继续留住期待一直为沃伦·巴菲特工作的许多经理人。

“我每天早晨都会想到这件重大的事情，”巴菲特说，“对着镜子决定自己该去做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有发言权。”23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必须是一位超级领导人——然而，妄自尊大者不适合这个职位。

58 超越自我

多年来，他总是让一些乡巴佬了解一个事实：华尔街向来都是一帮好敲诈的人出没的一个非正式场所，因此与《华尔街日报》有所积怨，《华尔街日报》是华尔街带有危险性的正式报纸。他曾经出于友善地组织过一次《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午餐会，结果适得其反。在编辑部的会议中巴菲特站在台上，向编辑们讲述当今的一些经济问题——他喜欢这样做——但是，这一次报纸居然引用了不得公开的内容。凯瑟琳·格雷厄姆违背了自己的新闻业准则——格雷厄姆的座右铭是不公开的内容就是通过引用也不得刊登——除非确实可以产生正面效应。14巴菲特勃然大怒，而且报纸还找借口推卸责任，表示不会因此向他道歉。此外，《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定期对他进行恶语攻击，因为他主张减轻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税负，增加富人的税负。

59 冬天

考虑到将来，知道孩子们有一天可以捐出更多资金，为人父母的他们就决定通过这样一份厚礼来教育孩子们更加热爱慈善事业。在沃伦或苏珊去世后两年之内，会有300亿、400亿、500亿美元或者更多资金——根据届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确定——流向基金会，随后不久，根据法律要求，基金会需要每年捐出5%。巴菲特不信任永久基金会，将资金委托给未来一代代理事会随心所欲的做法。但是，巴菲特基金会只有寥寥几名员工，每年捐出10亿美元都忙不过来。5沃伦就这一问题考虑了很多，他认为苏珊可以选择的一个办法就是将巴菲特基金会的部分资金转到盖茨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经发展为拥有数十亿美元资金的慈善机构。盖茨说全球有42亿人每天的收入不到两美元，占全球人口的极大比例。而他们的生命价值和美国人一样平等，这些人就生活在现在，而不是遥远的将来。

……

新年前夜，南希·芒格准备为查理举办大型生日晚会。巴菲特飞到洛杉矶庆祝。他确实需要放松一下，尽管独自一人参加聚会让他觉得不自在，就像只身一人去参加巴菲特集团的会议一样。

他定做了一个超大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纸板像，准备在聚会的小品节目中使用，嘲笑芒格对富兰克林的迷恋。巴菲特只能提前把纸板像托运到加州。尽管他不清楚可否按时到达洛杉矶（事实确实按时到了），还是决定登台表演一番，包括演唱《查理是我的超级朋友》这首歌。

生日庆祝的最后是芒格发言。他首先送给来宾几条人生忠告，重复讲述了最近在各种典礼和其他讲座中面对不同的听众提出的忠告。查理的朋友、亲戚和巴菲特集团的成员都有这些演讲的内容实录，而且这些内容都已收录到《穷查理历书》。7芒格最喜欢的一种演讲方式可以借用卡尔·雅各比“反过来，一直反过来”的这句话概括。把一个事情或一个问题完全倒过来看，往回看。换了别人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的计划全部失误会是什么情况？我们不希望去哪里，你怎么到的那里？不是列数成功，而是列数反之会失败的情形——懒惰、妒忌、抱怨、自怜、权力欲、自甘落后的心理状态。避开这些缺点就可以成功。让我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去，那么，我就不去那里。

芒格津津乐道的又一观点就是鄙视所有学科——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长期形成一种特定的模式，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应用，仿佛戴着眼罩一般。他提倡“多学科模式分析”，避免落入人们常说的“拿锤综合征”——以不变应万变，把所有事情都看作钉子。芒格综合各种模式，将其发展为生活中的得力工具。忠实的崇拜者都非常喜欢他将难解的问题分开处理的风格——逐一解开戈尔迪之结，通常以一种无以言表的方式。崇拜他的人认为他的方法具有启发性；有人甚至认为芒格的才华不为人知是因为巴菲特总是站在台前。然而近年来芒格开始大力宣传自己的观点，他总是提出大量不为人知的事例。现在，他着迷于英格兰的非专业管理系统，认为可以恰当规范道德行为，在生日演讲中他从各方面广泛分析那套系统。芒格在生日聚会的发言中偏离主题的部分只是对妻子的几句夸赞，夸赞她拥有诸多美德，而后就是向人们讲述成功和幸福的生活模式，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他似乎认为他（和巴菲特）现在只是站在高处而已。他强调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且还说别人——包括他的和巴菲特的孩子们——模仿他们两个都不是明智之举。

站在巴菲特一旁的南希·芒格悄声说：“我怎么才能让他停下来啊？”

查理开始收尾。“最后，”他说，“我要说自己就是《天路历程》中年迈的‘佩真’，‘我的宝刀留给有资格持有之人’。”好家伙，巴菲特集团的一些人心里这么念叨着。

最后南希走到台上，搀扶着查理慢慢离开。

60 冰可乐

著名人物都到奥马哈朝拜这位商界元老，或者在各种活动中找到他，要求通过他的影响力得到帮助。体育明星迈克尔·乔丹、勒布罗恩·詹姆斯、小卡尔·里平肯和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都向他征求意见。比尔·克林顿都利用午餐时间就自己新设立的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问题向沃伦咨询。巴菲特和迈克·布隆伯格也是好朋友，与约翰·麦凯恩关系融洽，与老布什一家和其他共和党人，如克里斯·谢伊思的关系都很好。他支持参议员约翰·克里参加总统竞选，而克里却不是候选人，不同于支持施瓦辛格出任加州州长的竞选——施瓦辛格确实是候选人——巴菲特发现自己在支持一位没有吸引力的受人尊敬的参议员。

克里平淡无奇的竞选活动表明，巴菲特在2004年的工作完全没有局限于商业活动。许多首席执行官，如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富士施乐的安妮·马尔卡希和J·P·摩根的杰米·戴蒙都来到奥马哈向巴菲特请教。2网络搜索公司谷歌同年夏天上市，两位合伙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也亲自拜访，他们非常佩服他为股东写信的做法。去年秋天，玛莎·斯图尔特因涉嫌欺骗政府、内线交易被起诉——但没有遭到指控，之后她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沙伦·帕特里克一起到奥马哈拜访巴菲特。巴菲特请斯图尔特和帕特里克一起吃了午餐，但是没能解决斯图尔特面临的法律问题。

……

巴菲特总是亲自到机场迎接前来拜访的客人，直接到他的办公室，一路上会让客人坐立不安（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会花几个小时听客人讲述自己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接着请他们在Gorat’s牛排店吃牛排和土豆饼。他告诉人们在年度报告中要言辞直率，付给员工的薪资要和股东的分红看齐，不要根据华尔街分析师的建议经营公司，处理问题要及时，不要有财务欺诈的行为，选择优秀的员工退休金计划规划人员。有时候人们会问如何管理他们自己的资金，他就提出一些基本观点，但从不涉及股票投资方面的技巧。

……

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大多数公司都运作良好——就连一直问题频出的通用再保险公司也彻底扭转败局，从2003年开始赢利。但是GEICO又卷入了一场艰难的价格战，与头号对手进取公司争抢客户。GEICO在1999年推出一段广告，塑造了颇受欢迎的新形象：GEICO壁虎。但是GEICO的网页设计落后于进取公司，在进取公司的网站上，客户可以边比较边购买。10年来巴菲特一直在考虑互联网和汽车保险的事情；他在华盛顿GEICO总部参加会议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样一句话：“制胜的关键是互联网。”他迫不及待地期待互联网发展的高潮。伯克希尔董事会新增加了一位成员，前微软公司高管夏洛特·盖曼，她是董事会的第一位女性，她的加入使董事会的平均年龄实现了年轻化。然而，巴菲特说他不是为了平衡年龄结构而选择董事会成员。他希望董事会成员“有主人翁精神、有商业头脑、关心公司发展而又真正具有独立精神”。4目前，巴菲特派沙伦·奥斯伯格和盖曼一起到华盛顿，帮助GEICO公司加速网站改良。“我对GEICO有信心”，他说，同时不忘强调：制胜的关键是互联网——最近习惯使用的口头禅。

巴菲特对GEICO投入的精力最多，仅仅是因为热爱GEICO。他非常赞赏托尼·奈斯利和联合首席执行官卢·辛普森，在致股东的信中第一次夸耀他们的投资记录。过去25年中，辛普森实现了年复利回报率20.3%的水平，每年都高于市场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他选择购买的股票不同于巴菲特，但方法是相同的，他的投资业绩几乎与巴菲特本人的业绩相当。显然正因为此，巴菲特才授予他更多自主权、支付丰厚的薪水。辛普森完全有资格成为“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然而，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必须承认超级投资者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

……

道格·达夫特反复无常、诡计多端的特点尽人皆知；他上任后一些资深的管理人员选择了辞职离开。5他不断模仿笨拙的广告，为4款主要的可乐产品精心设计所谓的推广妙计，结果却收效平平。62000年可口可乐并购桂格燕麦未果，而百事可乐并购佳得乐取得巨大成功。后来，有内部人士举报可口可乐为了吸引长期客户汉堡王，对一种名为冰可乐的饮料的营销测试结果进行了舞弊操纵。举报人还透露可口可乐财务欺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律师办公室纷纷开始调查。公司的股价下跌到43美元。巴菲特对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控制收入”的做法忍无可忍，华尔街的分析师对某个公司收入的预测诱使经理人为了“实现数字目标”而进行暗中操纵，以此达到或超过“舆论”期望、取悦投资者。大多数公司都努力达到甚或超越华尔街的预期，不会单纯地如实报告收入状况，就连每股一分钱的下跌都仿佛会使这些公司出问题，继而就是股票价格急转直下。因此，公司声称他们“必须”控制收入，尽管他们知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就像自己往火坑里跳那样。但是“控制收入”其实是一种庞氏骗局，长期下去，欺诈的雪球越滚越大，结果就会酿成盗窃罪。

考虑到控制收入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就恨之入骨。控制收入的做法其实就是小不改酿大错。就像从收银机里偷走5美元，对自己说我一定会还回去的。但你肯定不会还回去，而且下一次就会偷10美元。一旦开始这么做，就会吸引更多人，形成一个熟悉此道的团伙，人们偷窃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娴熟，越偷越多。在控制收入的做法暴露后，我就开始讲这样的道理，我告诉人们，“现在就除去我们心头的不快吧，不必配合分析师作什么预言。我们就坦率报告每年的收入，管它是多是少。”7

巴菲特希望退出。在人们问及最严重的错误选择之时，他不再列数自己的“疏忽罪”，而是说“参与董事会的工作”。他厌倦了这种束缚手脚的生活。可口可乐改变了公司政策，以前要求董事会成员在74岁退出，现在都不要求到那个年纪的董事会成员递交辞呈。离开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意味着一生热衷于董事会工作的他光荣卸任了。但是所罗门公司的救星此刻对一个陷于困境的公司故意怠慢犹如在股市中亮出利刃。“我不愿意继续留在董事会了，只是不忍扔下其他几个董事会的同事”处理可口可乐的棘手问题，巴菲特说。当然他递交的辞呈还是被拒绝了。外界将此看作朋党成员为了继续安逸的日子而进行的一场权力较量。巴菲特不知道还有多少痛苦在等待着他。

股东签署的委托书将巴菲特的名字列入候选董事名单后，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就告诉客户不要投票选举巴菲特。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代表机构投资者决定股东投票、进行投票代理工作。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声称巴菲特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所拥有的自主权可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影响——那就是Dairy Queen和麦莱恩公司等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公司购买的可口可乐产品达1.02亿美元。一旦利益冲突的丑闻动摇了各类机构（包括从教堂到军队、政府、商业领域和非营利组织）的信心，利益冲突方面的控告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升级。可口可乐董事会的朋党成员就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攻击，但是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在处理利益冲突方面缺乏轻重缓急之分。而且当时处理业务也没有轻重缓急之分（公平地讲，业内许多人士都拿着高于自己能力的工资）——无论如何都是失衡。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的可口可乐产品相对于公司拥有的可口可乐股票来讲只是小巫见大巫。伯克希尔–哈撒韦拥有的可口可乐股票数额巨大，作为可口可乐审计委员会成员和董事会成员，他如何进行折中呢？8

然而，机构股东服务公司的规则建立在许多条款基础之上，不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回旋。CalPERS，强大的加利福尼亚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也决定不支持一半数量的可口可乐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巴菲特，因为巴菲特任职的审计委员会同意审计做一些非审计工作。9CalPERS在审计委员会占有重要位置，这么做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巴菲特当众讲了自己高射炮打蚊子的笑话，说他买通CalPERS和机构股东服务公司集体投票反对他，希望借此退出可口可乐的董事会。但实际上他这么说简直就是疯了，特别是对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他明显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拥有的几十亿美元可口可乐股票完全胜过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的可口可乐产品。

如果我是街上的醉汉，他们提及的这些数目确实巨大，但是我拥有可口可乐8%的股份，我们有更多钱投在可口可乐。我怎么可能在持有这么多可口可乐股票的时候不支持可口可乐而支持Dairy Queen呢？

赫伯特·艾伦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段感人的文字，引用了萨勒姆女巫受审案中的话，说当时的情况就是“愚笨的人们指控富有智慧而天赋的人们，说他们就是施魔法的女巫，并处死他们……现在机构股东服务公司的妖怪也那么讲，没有人知道沃伦才是真正的‘女巫’”。10

在问及董事会成员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巴菲特是他们理想的董事。“我们愿意给巴菲特洗车，只要他留在董事会……世界上没有人不愿意让他留在董事会……CalPERS的行动表明他们在治理公司方面的极端愚笨……就像NFL（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的教练非要选择乙级队员中不知名的四分卫，而放弃选择超级杯队员中的四分卫那样……如果作为股东你面临着选择沃伦·巴菲特是否留在董事会，你一定希望他留下来。”11《金融时报》将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比作治理公司的达斯·维德[1]，举例说明机构股东服务公司采用“限定的教条”。12CalPERS和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溅了自己一身污水，狼狈不堪。“一帮丑恶而喜欢自我推销的平民主义者，”一位退休的首席执行官在调查中这样说，“你们怎么会认为自己可以投票反对他参加董事会呢？怎么会认为那样做是讨好股东的做法呢？多么荒唐！”13

为了改革审计委员会而将巴菲特逐出董事会的做法犹如病人避医一般。可口可乐董事会需要的是更多的巴菲特，而不是相反。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做出的反应居然是他们没有让人们投票反对巴菲特，而是“不同意”投票支持他，只是因为他在审计委员会任职。14但是，不管怎么变换说法，不管可以摆出什么理由，不同意投票就是不投票支持巴菲特。即便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浑身是嘴也无法再让人信服。

重要的问题是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不仅仅是提出建议，因为许多投资者委托其进行投票，所以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更像一个权力非凡的股东，控制着美国各大公司董事会20%的投票权。证券法都没有预料到不受管制的权威“股东”可以在美国公司中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力。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巴菲特对公司董事会的职责有着明确的认识，源自他在董事会的任职经验，以利益一致为基础。

我认为公司的主人就要有主人的姿态，而且应该保持独立。这样就可以保证三局两胜。只是人们对于独立的认识或董事会的实际运作没有一点儿概念。列表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做法。如果我们在失业名单中随便找一个人，付给他125 000美元让他出任可口可乐的董事，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独立的”。而且CalPERS和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也愿意投票支持他，尽管他的收入完全来自可口可乐。

研究表明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公司的业绩要么没有关系，要么就是负相关。15但是可口可乐董事会要归罪于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既没有证据也没有道理。“朋党董事”的指控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内部分成几个党派，但是有的混乱，有的有条理；巴菲特承认他本来应该接手更多工作，努力扭转可口可乐的局面的。其实，如果可口可乐一直由他管理，每天只要多开支6听樱桃可乐就可能避免一系列灾难。

而现在，一群重量级的人物——还有一些超级名人，都习惯了自己身为管理者的角色——完全不能坐待一位软弱的首席执行官牵着鼻子到处走；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中心。达夫特接任以来增加了公司的利润、销售和现金流量，还扭转了公司与饮料行业的不良关系，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完全改变他在公司的形象。2月份，达夫特突然向董事会宣布辞职。

达夫特一直都不受人欢迎，但是他的辞职还是导致可口可乐公司当时已经受损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不能再草率安排下一位首席执行官了。一些董事会成员将此看作扭转公司局面的最后机会。与达夫特宣布辞职一样引起争论的就是77岁的唐纳德·基奥居然加入了董事会。基奥曾一度被人们当作“影子”首席执行官，现在居然出任猎新委员会主席。为了找到一位可口可乐的领导人，他和巴菲特长时间进行电话沟通。

原本打算利用8年时间寻找第四任首席执行官的计划突然之间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可口可乐总裁史蒂夫·海尔一直被认为是十拿九稳的新任首席执行官，但是董事会成员并不支持他，在提出从公司以外选择新任首席执行官后，他出任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新任首席执行官的挑选工作一遇挫就引起媒体幸灾乐祸的报道。侮辱性的谣言此起彼伏。或许可口可乐会并购另一家公司，或许会转嫁到雀巢旗下。

4月20日，可口可乐股东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巴菲特飞到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参加董事会议，为接下来为期两天的紧张工作作一些准备。他并不期待看到董事选举的结果，显然他得到支持选票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古老的杜邦大饭店举办的会议落幕后，巴菲特参加了审计委员会的会议，审计委员会依然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展的收入控制调查，一边接受调查，一边自我悔过。16

如果第一次发现问题没有澄清，接下来就会进退维谷。在放弃一份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目睹了事情发生的过程。罗伯托是一位优秀的员工，他带领公司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公司的其他员工也都是体面之人，一点儿都不假。

61 七度火苗

在开始提问之前，巴菲特首先进行开场白，按照惯例利用5分钟时间就董事选举、认可审计等问题作了简单概括。今年，几乎就在他发言的同时，一位股东就站在麦克风前提出他不支持投票，声音有些紧张；他是代表参会人员提出这一建议的。他要求巴菲特考虑从旗下的公司中选择几位首席执行官加入董事会，因为这些首席执行官要比苏珊和豪伊·巴菲特更胜任董事会的工作。

整个大厅掀起了涟漪。尽管这一建议以非常尊敬的语气提出，但还是像一声巨大的异响一般破坏了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干扰了这次股东大会的日程。许多人感到震惊。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是美国第十四大公司，员工数量超过172 000人，年收入640亿美元，利润80亿美元。但是公司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家族企业，最大的股东巴菲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家族成员中挑选董事。他认为他的家族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角色相当于沃尔顿家族在沃尔玛的角色，是连接巴菲特基金会和公司的纽带。无疑，他选择董事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尽管有几位董事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

“谢谢，”巴菲特说，“查理，就此你有什么想法呢？”

直接把问题踢给芒格——没有提出任何敏锐或简练的评述——说明巴菲特因此完全陷入窘迫。然而，这同样让芒格无言以对，他的任何发言都可能表示他对巴菲特如何选择董事会成员有一定的影响。但他确实选择了回避，只是简单地说：“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问题了。”

现场又提出一个建议。代表人类生命国际组织的汤姆·斯特罗哈就堕胎问题发表演讲，他后来写道，当时“显然”就是为了以“堕胎问题”的发言为幌子要求伯克希尔公布其进行政治性捐赠的清单。生命决策国际组织曾联合抵制伯克希尔–哈撒韦，成功迫使公司终止慈善捐赠项目。7

对此，巴菲特只是说伯克希尔–哈撒韦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捐赠，回绝了这一问题。

到这时为止，此次股东大会的商业会议已经占去半个小时，远远超过平常的5分钟，第一次让人觉得颇似令人不快的可口可乐股东大会。此时，股东们手里攥着写好的问题，耐心地在大厅各处装着麦克风、带有编号的讲台前排队等候提问。巴菲特开始接受提问，点名“一号麦克风”首先提问。许多提问都是一些非常敏感、让他厌烦的问题。他借一个问题开始解释为什么选择家庭成员参加董事会。他说他的妻子和儿子在董事会的角色是“文化守护人，他们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为自己选择的公司经营方式辩护。后来就再没有人问及相关问题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们都乐于接受这一现状。在他们看来，巴菲特完全有资格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经营公司，而他们都是受命运眷顾的人们。投资环境怎么样呢？有人问。目前我们的资本利用不足，他说：这种情况让人痛苦，但不至于因此做出蠢事。

有人问到巴菲特在可口可乐董事会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提出投票反对他的事情。这件事情依然没有终结。他说：“我想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大多数人宁死也不愿思考。许多情况确实如此。”

芒格尖刻地补充道：“当激进分子提出类似这样愚蠢的建议：某个人留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就会影响公司的利益之时，变革就是伤人的，不会有什么成绩。疯狂的激进分子不会对我们的事业有什么帮助。”8

和往年一样，有人开始问巴菲特他在几年前购买的大量白银后来是怎么处理的。他顿了一下，接着说不对此进行评论。此时芒格在后台弄出莫名其妙的噪音，那位股东悻悻地径自坐下了。其实，那些白银早就卖掉了。

巴菲特和芒格开始吃松脆花生薄片糖，人们纷纷走向地下室的展厅，那里有37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子公司在销售产品，喜诗糖果店的松脆花生薄片糖瞬间就售完了。巴菲特和芒格吃Dairy Queen的Dilly棒棒糖，Dilly棒棒糖就销售一空。许多人买上成盒的糖果带到会场，坐在楼梯上边嚼边听巴菲特接下来的发言。

许多提问还是老调重弹，巴菲特认真回答了一些创新而有见解的问题，同时巧妙地引入了他愿意提及的话题。今年他借股东大会详细说明的主题是“我为什么不看好美元”。他说美国就像一个过度开支的家庭。美国人从其他国家购买大量的产品，而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这些产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像其他国家卖给我们产品那样卖给他们大量的产品。要弥补差额，就要借钱。而把钱借给我们的国家可能会越来越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目前我们支付的国债利息就超过全部收入的2%，这说明要扭转目前的局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认为极其可能的情况就是到一定程度后，外国投资者就会不接受我们的纸质债券，开始把目标指向更有优势的地产、企业及其他“地产”。我们就开始一点点卖出美国，如写字楼和公司。

“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对其他主要币种的汇率可能会降低。”他说。因此，美国经济——过去20年中一直保持良好势头，实现了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倒退。利率可能会提高，通货膨胀也会上升，情况不容乐观。同样，在进行预测的时候，他无法说出具体时间。然而，为了保证伯克希尔–哈撒韦避开美元风险，他已经买了120亿美元的外币。

巴菲特和芒格开始谈论债务风险，人们有的走下斜坡，有的去坐电梯，纷纷在卖鞋的专柜前排起长队等着刷信用卡。托尼·拉马皮靴和贾斯汀鞋业平均一分钟卖出一双靴子：从上班穿的普通靴子到新潮的蜥蜴型靴应有尽有。西边的波仙珠宝店卖出1 000多块手表和187枚订婚戒指。家具广场的业务订单创下1 700万美元的纪录。

会议中心有许多疯狂的场面：NASCAR赛车旁边的GEICO壁虎向过往的人们挥手。扮演成Acme泡沫砖形象的人物与戴着泡沫冰激凌圆顶帽的人物手拉手。骑术小丑踩着高跷穿梭于空气压缩机和船只起锚绞车之间。展厅南端较高处是标准尺寸的克雷顿活动房屋，正如巴菲特此前所想象的一般，整洁的前廊是刷成米黄色的过道，房间配有红黄色的百叶窗，房屋前后是真草装饰的草坪，砖块铺成的地面上装饰着灌木丛。如他所料，人们排着长龙进去参观，犹如在迪士尼公园排队坐云霄飞车的场景。9

但是，最体现伯克希尔风格的是鲜果布衣展厅。鲜果布衣展厅向来都不发送免费的钥匙链或扑克牌。人们排着长队等着购买5美元一条的男士短裤，接着与穿着苹果和葡萄衣服的模特合影。一天下来，几乎所有短裤都销售一空。

黑白两色搭配的喜诗糖果店位置极其优越，就在展厅中间，过道同样挤满了人——不到三个小时就售完所有的棒棒糖、咸味坚果和松脆花生薄片糖。许多顾客都懒得花钱去买，这些偷窃的家伙直接伸手拿走大量的糖果，还偷走鞋店的许多鞋子，就在巴菲特和芒格眼皮底下干这些勾当，他们两人此时正在大厅上层谈论诚实和道德准则。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有人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偷窃，否则可能会考虑在明年的股东大会时，在书店旁边设一个伯克村监狱，他们不慌不忙，一边回答各种问题，一边大口嚼着甜食，6个小时都在一直不停地讲话。

任何人连续6个小时不拿稿子不停地讲话都会精疲力竭，但是大会结束后，巴菲特和芒格却来到楼上的一个大厅，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开始了签名活动，为的是让国外来的股东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们。这是巴菲特最近提出的点子，芒格一直耐心地坚持到底，但是他确实累了，有时会说他不明白沃伦怎么想出这么个点子。他同样愿意让别人崇拜，但是从来没有像他的伙伴那样费心去想这些问题。

……

大约在凌晨4点30分，苏茜和彼得乘坐的航班降落。他们坐车抵达医院停车场后匆匆走进一楼大厅，首先看到了赫伯特·艾伦。当时夜幕下群山的背景颇似太阳谷，苏茜忽然想到：“哦，天哪，现在的情景和格雷厄姆太太去世的时候太像了。”

来到楼上，他们看到父亲坐在母亲身边，握着她的手。旁边桌上的樱桃可乐根本没有动过。“我在这儿5个小时了。”他说。苏珊非常安静，他们几乎看不出她的呼吸，她戴着小型的氧气面罩。沃伦去了旁边的房间躺下，彼得就在母亲病房的地板上躺下，他们很快就睡着了。苏茜坐在母亲床边的椅子上，轻轻地抚摸着母亲。

过了一小会儿，她发现苏珊没有呼吸了，随即叫来护士，而后打起精神，叫醒父亲，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25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巴菲特一直在哭，孩子们忙着安排一些必须做的事情。他们和赫伯特·艾伦匆匆准备好新闻发布的内容，在确认去世和器官捐赠的文件上签字，安排返回奥马哈后的事项，打电话告诉阿斯特丽德、凯瑟琳·科尔和其他几位沃伦和苏珊要好的朋友，这样他们不至于通过CNN的新闻才得知苏珊去世的消息。中午时分，他们坐上了湾流IV型飞机开始了此生最艰难的一次旅程。

……

他无法摆脱悲伤，即便在梦中也是如此。每晚都做相同的噩梦。和苏珊永远分开，他们两地生活的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别离，却突然成为眼前的现实。他总是梦到在科迪去往医院的漫漫路途中，困在救护车里，一点都帮不上她，不能让车停下来。7月星星点缀的寒冷夜空衬托出沉寂的大山的轮廓。救护车沉默地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路在他们眼前无尽地延伸，一英里接着一英里，一排排树木仿佛从山脚向上的朝圣者。车厢后部，苏珊躺在担架上，面色苍白，极其安静。救护车的声音渐渐远去，一排排杜松就像山坡上生长的淡淡的苔藓，前方的路越来越窄，无尽地延伸。流星划过头顶漆黑的夜空。时间一点点凝固。

他曾经要求她不要离开他，而且她答应不离开他。不管她关心照顾过的人有多少，不管她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在她的人生中，不管她选择了多少不同的生活方向，她总会回到他身边。她不会让他失望。现在却得不到她的回应。他那么需要她，怎么可能是她离开了他。他要时间停止，他不让她走，她必须陪着他。

救护车在漆黑的大山里缓缓而行。氧气罐在寂静中发出点点声音，伴着他的眼泪。车厢后部只有安静，听不到她的呼吸，甚至看不出她的痛苦。

沃伦心急如焚，内心随着车轮的滚滚向前而翻江倒海。你不能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但是苏珊已经永远离开了他，她去了另一个世界。她离开他去了另一个世界，让他痛苦得撕心裂肺。

62 票根

奥马哈、纽约，2004~2008

苏珊去世后首先让全家感到意外的就是她留下的遗嘱，尽管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并没有出乎意料。她几乎将自己持有的全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值30亿美元都留给了新近命名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并由她的女儿管理该基金会。另外600股，当时价值5 000万美元，留给了孩子们各自的基金会。

她一直对自己关心的人们非常慷慨，尽管在丈夫的影响下，她的慷慨无疑也有所节制。孩子们各自得到1 000万美元。许多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也得到一定数目的资金，包括凯瑟琳·科尔和她的丈夫。去世前一年，她修改过一次遗嘱，增加了附录，由一位新任律师确认生效，附录中提出留给约翰·麦凯布800万美元，留给罗恩·帕克斯100万美元，罗恩·帕克斯事实上是多年来一直担任“STB公司”财务总监的一位朋友。1

她私下增加的遗嘱附录几乎让所有人感到吃惊。苏珊生前就一直没有把握好自己生活中的轻重缓急，最后还是让人不得其解。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生活就是她留下的宝贵财富，她的真实内心世界将永远不为人知，留给人们更多自我诠释的空间。

沃伦一直深爱着妻子，将她视为自己理想中的爱人。她一直是“他和外界联系的纽带”，也是“凝聚全家的强力胶”。2苏珊去世后，沃伦每次看到她的照片都要痛哭一场。但是他没有陷入长期抑郁之中，也没有寻死觅活，苏茜曾一度认为他会因绝望而不能自拔。他确实非常忧伤，有两个月的时间，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后来，和大多数人一样，他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浴缸”记忆发挥了作用，他对苏珊的爱战胜了一切。

“父母的结合让彼此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豪伊说，“毫无疑问，父亲离不开母亲，但是爸爸没有因此倒下。如果有人认为父亲会因母亲的去世而倒下，那么，在我看来他们还是不了解他。他不会被任何事情打倒。他有着自己刚强的一面，或许只是不为人知而已。他不会因自己脆弱的一面而甘拜下风。”3

刚强的一面不但让巴菲特走出痛苦，而且让他学会适应和超越。“苏珊会照顾好一切的”——这个梦幻般的设想如肥皂泡一般破灭后，沃伦开始展示出崭新的自我。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越来越坦然地接受了生命终结和人生必死的现实，以一种新的方式开始和孩子们沟通。正如他的妹妹伯蒂所言，苏珊似乎把她的力量、情感和慷慨都留给了他。沃伦的内心世界似乎在突然间开阔了许多。他开始处理过去一直由妻子负责的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开始更多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苏茜很快承担起母亲生前担任的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慈善工作方面，多年来她一直潜心于慈善事业。她开始招聘人员，扩大基金会的办公室，计划从现在起增加捐赠。管理着两个基金会对她来讲是极好的机会，根本不是什么负担。

彼得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演出《魂——七度火苗》，庆祝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盛大开幕。一天，他打电话对父亲说，爸爸，我们搭好演出帐篷了！之后他意识到以前这样的电话总是打给母亲的，母亲再告诉父亲儿子的活动。直接和父亲联系感觉棒极了。4沃伦召集了一帮朋友，飞到华盛顿参加鸡尾酒会、庆祝开幕之夜。《魂——七度火苗》此次演出之前，彼得已经发行了13张专辑和唱片，但是，这一次演出让沃伦意识到自己和儿子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父子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彼得的成功，还有就是他们各自努力融入对方生活的力量使然。

《魂——七度火苗》在费城演出的时候，取得了巴菲特可以理解的赞誉，媒体这样报道：“吉他演奏让U2的主吉他手埃奇相形见绌”，演出可以“与菲利普·葛拉斯的舞蹈表演/歌剧《屋顶上的一千架飞机》相提并论。”5然而，《魂——七度火苗》的演出成本高昂，即便票价很高，这样的巡演也是赔钱的。彼得中断了演出，开始录制新的CD《金星》，首次担任歌手，同时开始考虑《魂——七度火苗》的长期发展方向。

豪伊出版了摄影画册《边缘》和《人生织锦画》，还在第三世界国家举办摄影展和讲座。他的基金会办公室依然像十几岁男生的卧室，摆放着玩具吉普车、挖土机和十几岁时自己心爱的CB收音机，充满怀旧的风格。但是他在工作方面成熟了许多，现在分别担任林赛制造工厂和康尼格拉食品厂的董事，解雇了两位首席执行官。在投资方面，持有CCE股票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把他和父亲紧密联系在一起。10年来沃伦看着儿子一点点稳定下来，变得成熟。豪伊一直和母亲非常亲密，而且强烈渴望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也一样亲密，现在终于有机会与父亲建立他们之间特别的父子关系。为了和家人密切联系，他和德文在奥马哈买了一处房子。

苏珊去世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深深地打动了阿斯特丽德。她失去了自己心中最亲密的朋友，还发现苏珊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她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多年来生活在幕后，遵从苏珊的意愿，遵从这段不合传统的“婚姻”，看起来也还理想，却突然发现其实都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的。她知道苏珊对沃伦有多么重要，也目睹了沃伦的“浴缸”记忆多次发挥作用，但是她恼火的是沃伦居然接受了这一切，她认为沃伦背叛了她、利用了她。后来，沃伦意识到她为他和苏珊的生活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这也是他们这些年一直避而不谈的一个现实。他愿意承担责任，努力弥补阿斯特丽德为他们而失去的一切。渐渐地，在他从妻子去世的忧伤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时候，他开始频繁带着阿斯特丽德参与自己的公众生活。

12月，作为圣诞礼物，沃伦送给所有的孙子和外孙们一大笔钱。他一直支付每个孩子的大学学费，但是以前从来没有不附加任何条件就给他们钱。他给每个人写了一封信，提出花这笔钱的建议。他要求孩子们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而且要按时支付贷款。“即使你们要是乱花这些钱，我也不会加以评判。你们明年还会得到一笔钱。”6

巴菲特的圣诞礼物支票没有送给两个孩子——妮科尔和埃丽卡·巴菲特，彼得收养的两个女儿。苏珊喜欢妮科尔和埃丽卡。两个孩子在她的葬礼上穿着长长的套装，哭得伤心极了，仿佛两个褐色头发的小幽灵。苏珊在遗嘱中留给每一个“收养的孙女”，即妮科尔和埃丽卡，10万美元，表示“关爱”。但是，就在苏珊的葬礼结束10天之后，沃伦就对彼得讲：“我要说，我认为这两个女孩不是我的孙女。我不希望她们在我死后得到什么。”彼得觉得很是费解。“您真的要这么做吗？”他问道。父亲就是这个意思，非常坚定。苏珊在遗嘱中留给那两个孙女钱，而且表明她们和其他孙子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似乎激起了沃伦对钱的忠实守护之情。彼得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这样推断：如果父亲的遗嘱中真的没有留给这两个孩子什么，她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确实，在圣诞节，她们没有收到他送的支票，她们不知道为什么。7

沃伦和阿斯特丽德在加州马林县沙伦·奥斯伯格和大卫·史密斯夫妇家中度过新年。他、奥斯伯格、盖茨和其他几位客人尽情玩儿桥牌的时候，阿斯特丽德就去乔氏超市采购食品。11月初，巴菲特终于打消了之前的顾虑——盖茨强大的个性可能令其在伯克希尔董事会支配一切，转而开始邀请盖茨加入董事会。沙伦和比尔就巴菲特基金会面临的问题谈了许多。要在沃伦去世后每年捐赠几十亿美元，就必须对基金会进行大量调整。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基金会经历过规模浩大的成功转型，甚至从来都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只有一个例外——盖茨基金会——再没有其他慈善机构拥有如此巨额的资金。

沃伦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秋天，他和基金会的理事录制了问答讨论的音像材料，确保他们明白他的心愿，保证这些记录他的心愿的音像材料代代流传，就像沃尔特·安嫩伯格一样，他希望自己死后被捉弄的可能性小一点。毕竟，“男儿之城”还是捉弄了佛拉纳根神父。如果连佛拉纳根神父都得不到敬重，那沃伦·巴菲特如何保证自己不被捉弄呢？

早在2005年，奥斯伯格就“提出一些假想”，而且特意到奥马哈对巴菲特讲了。她说，既然他对盖茨非常欣赏，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在他去世后将他的资金留给盖茨基金会呢？尽管巴菲特当时没有表示什么，8其实早在苏珊去世之前，他就开始考虑至少可以留部分钱到盖茨基金会。

查理·芒格也支持这一做法。“如果最终由盖茨基金会管理那些资金，我不会感到吃惊。”苏珊去世后不久他这样说。“我一点都不会吃惊。沃伦不喜欢那种爱摆架子的人，而盖茨在他看来就不是那种类型的人，况且盖茨只有50岁，而不是74岁。”9

有很长一段时间，巴菲特认为钱留在他手里实现复利增长，要比直接捐赠出去对社会更加有益，因为这样他就有更多的钱可以回报社会。但是直到他死后才进行捐赠也意味着白王后的“明日果酱”——他一直努力避开终结、损失、死亡、放弃，所以捐赠一直在延期。多年来，他从一个偷姐姐自行车的小男孩、一个向别人兜售杠铃的小男孩、一个孩子们伸手要钱的时候永远说“不”的父亲，逐渐蜕变为一位每5年就在孩子们生日的时候送出百万美元的父亲，一个细心为女儿挑选粉红色心形钻戒的父亲。但是他在处理钱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棘手，例如苏珊的遗嘱就让他有些不满。无论如何，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就是他已经开始考虑是否要在今天兑现明日果酱。

然而，这并不代表他可以轻松面对时间的流逝。苏珊去世一年后，巴菲特发现自己还是对即将到来的又一个生日备感吃惊。他真的走过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进入75岁了吗？他还是表示难以置信，而且喜欢举一些事例说明自己身体健康，一定会长寿：他的母亲92岁去世，凯蒂婶婶97岁去世，沃尔特·施洛斯90岁了还在打网球，当然还有他的偶像B夫人。

他的75岁生日聚会在沙伦和大卫夫妇家里举办，阿斯特丽德、比尔·盖茨、妹妹伯蒂参加了生日聚会。生日蛋糕是用白色巧克力做成的100美元钞票的样式。星期六早上，史密斯安排巴菲特和9岁的美籍华裔乒乓球选手邢延华对战，摄像机记录了小女孩打败他的情景。第二天早上激烈的桥牌锦标赛后，奥斯伯格和史密斯请来的一位艺术家教巴菲特和盖茨画山水画，为的是让他们娱乐一下。巴菲特大胆尝试，在颜料盒中用力挥动着毛刷笔，油画不同于乒乓球，没有节奏性和重复性，所以游戏进行得非常轻松。他完成了一幅风景油画作品，上面画着像棒棒糖一样的树木。就在此时，前一天的乒乓球比赛让他们想到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在股东大会的短片中增加邢延华痛战巴菲特的录像呢，短片内容可是一直在不断被丰富啊。

2003年之前，巴菲特期待被关注的愿望通过每年接受几次采访和股东大会实现。他和媒体的合作一直都非常小心、讲究战略（他并不是随时配合媒体的采访报道）。但是大概从苏珊生病开始，不知什么原因，他总是希望媒体关注，特别是喜欢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仿佛有瘾一般。采访越来越频繁，他还参加了纪录片的制作，和查理·罗斯一起录制了很长时间的谈话，成为CNBC的常客，一些朋友开始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渴望自身得到关注的巴菲特和照旧密切关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巴菲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着他瞬间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让人眼花缭乱。邀请比尔·盖茨加入董事会后，他开通了“检举热线”，保证每一位员工都可以汇报公司的错误决策。考虑到总有一天，董事会必须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主张召开董事会的时候他不出席。但是他依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关注着投资。“9·11”事件之后美联储大力调低利率，在市场出现泡沫之前稳步挽回损失。巴菲特在2004年致股东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完成几宗万亿美元的并购，在我们目前的收入基础上再增加大笔新的收入来源。但我还是决定放弃。还有就是我发现可以选择的优良证券寥寥无几。因此，伯克希尔去年只有430亿美元约当现金，情况不容乐观。”第二年，伯克希尔出资收购了以下4家小型公司——医疗保护保险和应用承保两家保险公司；娱乐休闲汽车制造商森林之河以及一家针对企业发布公关资源的公司美国商业资讯——还有一宗大型并购，即中美洲能源对一家大型发电厂PacifiCorp的并购。中美洲能源并没有按照巴菲特的期望进行大量并购，然而并购PacifiCorp发电厂显然是明智之举。油价持续上涨，中美洲能源在替代能源方面拥有不小的优势。其首席执行官大卫·索科尔是人们公认的巴菲特的继承人之一，尽管巴菲特本人一直在继承人确定方面守口如瓶。

巴菲特还借此再次提到他依然不看好美元，认为美元一定会走低。他的第一篇相关文章发表后，美元就开始走高，财经新闻现在大力批判他的观点。他通过购买美国以外的股票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的观点。而且他又一次谴责公司高管薪酬过高。关于金融衍生产品，巴菲特现在每年都要提到的一个话题，在致股东的信中他这样描述：

很久以前马克·吐温就说过：“拖着猫尾巴走的人会得到无比深刻的教训。”……考虑到两方面的原因，我每年都要提到我们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我和查理都知道通用再保险公司当时推出衍生产品是一个错误，而且告诉管理人员我们希望终止这些产品的相关业务。我有责任确保监督他们终止衍生产品，然而，我当时没有直接处理这一问题，导致后来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将那项业务脱手。那是一段痛苦的挣扎，没有什么现实的解决方案可以让我们摆脱关系到几十年的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债务。我们的债务尤其让人担心，因为无法预测债务猛然暴涨的风险。再者，如果发生严重问题，我们知道可能会连带引起金融市场的其他问题。

“我没有在事情恶化之前选择退出，同时还增加了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量。”巴菲特指的是他聘用了一位经理，暂时允许金融衍生业务扩展的时期。后来证明，其中的一些交易耗费许多成本才最终了结。

都是我优柔寡断惹的祸。（查理说那就是“吮拇指”。）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不管是个人生活中的问题还是经营公司中的问题，都要当机立断。

我之所以经常提及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的经验教训可以为经理、审计和监管机构的工作提供借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商业煤矿中的金丝雀，自己气绝身亡的代价是给别人进行提醒警告……通用再保险公司在金融衍生品领域只有很小的份额，本来准备在良性市场环境下清算流动资金，始终因为没有财务压力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而导致清算工作未及时有效地进行。我们过去一直采用传统会计标准，非常保守。此外，我们没有出现不良会计行为。

对于其他公司来讲以后的情况就不仅如此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一家公司或更多公司（问题总会扩散）面临着高于我们数倍的流动资金，进行清算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考虑新奥尔良的防洪大坝是否结实，进行加固工作的时机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来之前。10

然而，人们还是认为金融衍生产品可以降低风险。在低息贷款和金融衍生产品日渐增多的市场环境下，低利率和抵押贷款“证券化”演变而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将在2006年导致房市高峰。据估计，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全球总杠杆（债务）将翻两番。11巴菲特偶尔会担心的问题就是，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可以胜券在握的投资环境。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停止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钻研。

2004年的一天，他从经纪人手里接过一本厚厚的书，有几本电话号码簿订起来那么厚，内容是韩国股票的详细列表。他一直在研究全球经济，寻找一个被忽略、被低估的国家和市场。最后，他锁定了韩国，开始一宿接一宿地翻阅那本大部头的书，研究一列一列的数字，一页一页耐心地钻研。但是那些数字和术语让人迷惑不解，他发现还是需要学习一套不同商业文化中的商业语言，所以又开始阅读另一本书，了解关于韩国会计领域的一切重要知识，这样就不会轻易被那些数字迷惑。

掌握了基本内容后，他开始了筛选工作。仿佛回到了过去在格雷厄姆－纽曼合伙企业工作时的情景，穿着自己心爱的灰色夹克坐在自动收录机后面。他从几百页的数字中挑出了一些重要的数字，研究其中的关联性，很快就从几千只股票中精选出一些可用作比对选择的股票；经过进一步在黄线拍纸簿上标记研究，最终确定出为数不多的几只可选股票——筛选工作就像翻阅《穆迪手册》那样，从废物中搜索宝石。

精简出来的列表非常简练，一页标准打印纸就可以全部列出。和一位客人坐下后，他拿出了那张最多列着二三十家公司的纸，上面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属于全球大公司——但多数都是很小的公司。

看，这就是我列出来的股票，报价都是韩元。打开韩国股票交易所的网站，可以看到这些股票的交易数字，而不是订单符号，除优先股外这些股票交易结算都是零，这是在点击5的情况下，如果持有次级优先股，不要点击6，点击7。每天晚上特定时间打开那个网站都可以查询一些问题，而且分别显示当日交易买进最多和卖出最多的5家经纪公司。还需要在韩国开通一个特殊的银行账号。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在一点点学习。

对我来说这就像认识一个女孩子。

这些公司都非常不错，而股票价格依然很低。股票比5年前低，但是业务却更有价值了。这些公司中的一半都有一个听起来像色情电影一样诱惑人的名字。他们生产基础产品，如钢铁、水泥、面粉和电力，都是人们10年后依然要购买的东西。这些公司在韩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其中的一些公司向中国和日本出口产品。然而，出于一些原因，这些公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看，这家面粉公司拥有的现金超过其市场份额，销售额是收益的3倍。我不会买许多，只是持有少数股票。还有一家，是乳制品行业。我个人的投资组合中可能会全部都是韩国证券。

其实我不是外币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觉得现在持有以韩元为单位的证券是不错的选择。

主要风险，也是股票之所以便宜的原因就是朝鲜。朝鲜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如果朝鲜入侵韩国，全世界就会陷入灾难之中。中国、日本、整个亚洲都将陷入战争，结果简直不堪设想。朝鲜很有可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朝鲜就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但是我可以保证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都不会在短期内让局势恶化到朝鲜利用核武器攻击韩国的地步。

他找到了新的游戏，新的钻研对象。他希望了解更多，坚持继续寻找机会，就像小时候弯腰在赛马场捡中奖的票根一样满腔热情。

2005年12月，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座谈中，有人问他希望巴菲特基金会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该基金会将是全球资金实力最为雄厚的基金会。巴菲特回答说，他觉得自己继续保持基金会的复利增长不是在对社会作贡献，所以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要把这些钱捐赠出去。

没有人对此做出评价，没有人发现巴菲特的目标出现了大转变。

就在那次讲座中，他后来谈到了盖茨基金会。他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是他最佩服的两位慈善家。他们的基金会是他见过的运作最合理、基金会政策落实得最有效的基金会。他喜欢他们不希望以慈善宣传自己、不希望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什么大厦的风格。

2006年年初，他的想法开始具体化。他对孩子们各自的基金会工作非常满意，苏珊曾经带给他的安全感不会再有了。这样的情感力量超越了意识水平。他曾经决定让她负责管理他留下的资金，却从来没有理智或客观地考虑过她是否适合做一位慈善家。随着他们的夫妻关系在几十年岁月长河中不断强化，他确实非常信任妻子的判断力和智慧，也习惯了对她无比信任。现在她离开了，一切都不同了。在汤姆·墨菲女儿的婚礼上，他对墨菲提到了自己内心的变化，而且突如其来地告诉沙伦·奥斯伯格自己的新想法。他准备早些把钱捐赠出去，但是依然只是一个想法，还没有形成具体的计划。

计划是复杂的，细节方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完善。第二年春天，他开始直接与基金会相关的工作人员谈起自己的想法。“振作起来，”他和卡罗尔·卢米斯坐下来谈的时候这样说，卡罗尔·卢米斯是巴菲特基金会的一位理事。“那个消息确实让人震惊。”她写道。12

“我遇到了很多问题，”在提到他开始通过谈话告诉人们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这样说，“而且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计划就觉得疑惑不安，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和人们一直以来所期待的基金会模式完全不同。”13另一方面，他的姐姐和妹妹知道这个决定后随即投以极大的热情。“这是你那次假装患了哮喘，让人们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把你送回家以来想出的又一个好主意。”后来伯蒂这样写道。14多丽丝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通过自己的阳光女士基金会，她知道即使合理捐赠几百万美元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15

2006年6月26日，巴菲特宣布在未来几年中逐步向其他基金会捐赠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85%——当时共计370亿美元。慈善事业首次出现如此规模的捐赠。其中5/6将捐赠给全球最大的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了世界更加美好，两位财富巨头将进行历史性的联手。16他要求自己捐赠的资金必须通过各基金会造福于人类，而不是供各基金会维系自身的长期生存之需。全家一直都在期待他们的家庭基金会有朝一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金会，而父亲突然之间决定的大笔捐赠让孩子们颇为吃惊，为了安慰孩子们，巴菲特决定将余下的资金，共计价值约60亿美元，送给孩子们各自的基金会，每个基金会分别得到10亿美元，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得到30亿美元。孩子们都没有想到各自的基金会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特别是在父亲依然健在的时候。捐赠当日，盖茨基金会得到的第一年的捐赠是15亿美元，孩子们各自的基金会得到5 000万美元，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得到1.5亿美元。根据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每年的捐赠数额会有所不同。实际情况是，每年的捐赠数额都会增加，增加许多。17

这位当时的全球第二富翁在进行捐赠的同时没有考虑为自己留下任何名利。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滚雪球”，似乎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丰富；然而却没有建立什么沃伦·巴菲特基金会、巴菲特医院辅楼，没有一项大学奖学金或一座大楼冠以他的名字。进行捐赠的同时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项目，没有对资金去向辅以个人意向——而是将资金放到了另一家基金会的金库中，而另一家基金会正是他权衡竞争实力和工作效率精心挑选的一家基金会；没有选择创造自己的慈善王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捐赠模式。此前没有哪位巨款捐赠人做出这样的壮举。“这是全球慈善史上历史性的一刻，”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的道格·鲍尔如是说，“他为别人进行慈善捐赠树立了榜样，推出了新的标准。”18

沃伦·巴菲特此举既令人惊讶又在预料之中。一位不俗的思想者、一位解决问题的能手，勇敢挑战慈善领域的浪费和夸大现象。盖茨基金会得到了资金，但是必须一笔一笔地花出去——而且速度要快。他的决定非同寻常、出于自愿，有言传身教之功——自然引来极大关注。然而，在另一方面，这是典型的巴菲特式的万无一失之举。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资金用作捐赠让世界震惊，而在他实际支付之前自己依然持有这些资金。无论如何，这一次他选择了放手，改变了自己一生对钱的坚守——开始数十亿数十亿地大笔捐赠。这位自己存硬币的衣橱连家人都不准碰一下的小男孩，历经蜕变，现在终于可以自如地将数百亿美元交给别人打理了。

在宣布捐赠的发言中，巴菲特这样说：

在50年前，我与几位家人和朋友坐在一起，他们把10.5万美元以合伙的方式交到我的手里。他们断定我会比他们自己在积累财富方面做得更好。

50年后的今天，我坐下来考虑谁在分散财富方面可以比我自己做得更好。这确实非常合理。人们总是没有时间坐下来想这个问题，总是说谁可以经手我的钱？而且总是愿意把钱交给某位专家。但是，他们似乎想都没想要在慈善方面做点什么。他们选择自己生意上的亲密朋友或其他人在自己离开后管理他们的财富，而他们本人甚至不知道这些钱用在哪里。

所以，我是幸运的，慈善工作要比经营管理复杂得多。你们负责处理的将是过去智慧而富有的人们绞尽脑汁而难得其解的重大问题。因此，寻找慈善方面的人才要比寻找投资方面的人才更加重要，相比之下投资没有那么费力。

我非常幸运，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生的那天就中了彩票，有优秀的父母，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这个特别的社会中我得到了特别的恩赐。如果我出生得更早，或者出生在其他国家，就不会得到这样的恩赐。但是在市场体系下，资本分配至关重要，不同于其他体系下的资本分配。

我一直认为钱就是一把票根，应该投放到社会中去。我不支持朝代财富，特别在我们的资金可以有助于60亿比我们贫穷的人们之时。而且我的妻子支持这样的观点。

显然比尔·盖茨就有着明确的目标，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改善全人类生活的伟大工作中，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或地域。他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我在决定资金去向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盖茨基金会和巴菲特有着同样的信念：“相信每个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致力于在全球健康和教育领域“减少不平等，改善人类生活”。盖茨夫妇将自己当作“号召人”，号召人们群策群力，彻底解决整个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19

尽管苏珊去世后，巴菲特改变了许多、完善了许多，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依然如故。管理着巴菲特基金会的艾伦·格林伯格发现自己将接管只有60亿美元的基金会，而不是他一直期待的45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会，而且不再是巴菲特管理下的基金会，而是他的新任老板、前妻苏茜代管的基金会。沃伦没有勇气亲自告诉格林伯格他的计划，没有勇气告诉他需要考虑未来如何运作一个比预期规模小很多的基金会。苏茜必须让艾伦相信这绝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表现而作的决定。开始艾伦非常生气，说自己不相信这是事实，但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变化，愿意继续接管依然列属全球十大慈善组织的基金会，最终坦然地接受了变化。

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工作。尽管巴菲特计划捐赠大笔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是逐年捐赠的。没有用作捐赠的股票价值估计在当时就已经超过60亿美元，他还有许多资本可在未来用作捐赠。

巴菲特的捐赠计划片刻间带来了声势浩大的影响。中国香港演员成龙宣布捐赠自己的一半财产。亚洲首富李嘉诚承诺将190亿美元资产的1/3留给自己的基金会。墨西哥通信垄断巨头卡洛斯·斯利姆曾嘲笑巴菲特和盖茨的慈善之举，但是，几个月后还是宣布他自己也将开始慈善捐赠。盖茨夫妇在他们的基金会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专门接待有意向基金会捐赠的人们——比如一个7岁的小女孩要向盖茨基金会捐赠自己攒下的35美元。

经过资金充实的盖茨基金会对整个慈善事业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其“全部资产捐赠法”，与巴菲特的集中理念非常相似——还有他的投资风格——集中处理仔细挑选出来的几个重大问题。完全不同于其他许多大型基金会和社区基金，那些基金会总部管事的经理人身边围着许多前来请求帮助的人们，他们一边悠闲地掰着手指头念叨“掐掐算算，鸡毛乱转……”一边一点一点地进行少量资金发放。2006年年末，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一些慈善组织开始修订相关政策，开始逐步接受盖茨夫妇的做法。20

在宣布将大量资金投放到盖茨基金会后，巴菲特办公室一下子收到了3 000封需要帮助的人们发来的邮件，每天都有大量的邮件寄来。他们没有保险、背负着沉重的医疗负担、工伤没有得到救治、住房被收回。他们的孩子患有严重疾病，需要特别救治，导致他们失去了偿还抵押贷款的能力。或者是男朋友让她们怀孕后，骗走了钱，她们不得不代之偿还债务。他们没有赢得“卵巢彩票”。沃伦把这些信转交给姐姐多丽丝。10年来，多丽丝的阳光女士基金会得益于父亲霍华德·巴菲特的信托收益，帮助了几千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生活贫困的人们和面临危机的家庭。他把那些信件转交给姐姐多丽丝的时候，还拿出了500万美元资助她的工作。

她请了几位50岁以上的女士帮助筛选来信，他们选择的救助对象是“非常不幸的人们，而不是做出错误选择的人们”，而且选择那些要求少量资金帮助走过不幸的人们。他们经常为那些嗜赌、深陷信用卡债务和不愿工作的人们提供咨询建议，但是只要人们有其他办法解决困难，他们就不选择资金救助。多丽丝从来都不是给钱了事的类型，“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付钱给人们。”她说。她要求得到资助的人们写感谢信。她的慈善之举同时教给人们感恩和自尊。21

巴菲特继续坚持大额捐赠。他每年都给泰德·特纳的核威胁倡议(NTI)组织捐赠500万美元，在他看来NTI组织是美国致力于全球核威胁事业的最重要的组织，他愿意增加捐赠。前参议员萨姆·纳恩负责管理NTI，曾提出一项核燃料库建议，允许各国转化核浓缩项目，但不进行项目开发，以降低核扩散的可能性。巴菲特认为这一观点有极大的优势，只要该组织可以筹集一定资金，他就愿意捐赠5 000万美元。他愿意大额资助任何反对使用核武器的项目，在他看来似乎这样做可以解决核威胁的现实问题。

巴菲特还资助前总统吉米·卡特成立的卡特中心。卡特不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总统，但是在卸任、退回到98层的时候他继续努力向前看，为人们树立了榜样，在全球健康、民主和人权方面做出杰出工作，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欢迎您参加我们于2007年2月6日至8日在加纳开展的麦地那龙线虫病防治工作。”卡特接到捐赠后热心回信邀请。22巴菲特把卡特当作朋友，但是没有任何人——包括豪伊、苏茜乃至比尔——能让他坐飞机到遥远的非洲看什么麦地那龙线虫。23

这样一来，巴菲特的非洲之行第三次未果。许多事情依然没有改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方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阿斯特丽德现在是沃伦在奥马哈之外参加各类活动的正式伴侣。她还是原来的样子——同样言辞直率、谦逊质朴——但是她的世界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她现在经常接触比尔·盖茨夫妇。2005年秋天，她和沃伦飞到大溪地参加比尔·盖茨的50岁生日聚会，聚会在保罗·艾伦豪华的“章鱼号”游艇上举办。“章鱼号”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游艇，是全球富翁榜排行第六的亿万富翁儿时的梦想，游艇上配备一个影院、一个音像录制室、两架直升机、一只63英尺的补给船和一艘小型潜艇，潜艇可容纳8个人在海底生活两周。聚会期间，她和沃伦住在保罗·艾伦母亲的特等舱里，是客厅带大壁橱和图书室的大套房。“哦，我的天哪，”阿斯特丽德说，“真不敢相信。这可能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如此豪华的生活了。”

“这儿比家里强。”沃伦这样对她说。回家的飞机上他一直在谈游艇上的桥牌比赛。24

苏珊去世两年后，在巴菲特76岁生日的时候，他和阿斯特丽德在苏茜家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邀请客人，只有家人出席。阿斯特丽德身穿天蓝色的上衣和白色裤子，沃伦穿着西服。当他把一枚大大的白金婚戒戴到她的无名指上时，她激动得泪流满面。接着，他们去波仙珠宝店旁边的北梭鱼烧烤店吃晚餐。随后两人飞到旧金山参加婚礼聚会，在沙伦·奥斯伯格和大卫·史密斯夫妇家中享用传统结婚蛋糕。盖茨夫妇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庆祝。

品味非凡、成就不俗的沃伦·巴菲特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向来喜欢简单朴实的生活——一个妻子、一辆车子、一座多年没有翻新装修的房子、经营一家公司，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25

巴菲特一直都说参天大树只是一个比喻，但小树苗在茁壮成长。

谁来接替他的工作一直是股东们关心的问题。

他有时候开玩笑说伯克希尔将由一位每周工作5天的人来接管，或者由集中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智慧的查理的半身像，或一个纸板像接管。他还喜欢开玩笑说自己死后也要控制公司：“嗯，我的第二手计划就是想办法看看如何通过幽灵管理公司。”没有人相信他的玩笑。还有些时候，他会这样告诉人们：“我的灵魂已完全融入了伯克希尔。”在伯克希尔工作的人们和投资伯克希尔的人们都领会了巴菲特的精神。他是不可替代的，那么那些资金会怎么样呢？他去世后随即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资金是分红还是大量进行股份再购入。他的继任者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伯克希尔的模式部分需要保留，部分应该变革。总部员工——少得出名——可能会随着外包工作的回归而增加。同时，人们还是认为所有的继任候选人都是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工作的。但也未必如此。其实，董事会也会考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选择外部候选人接任。

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他去世30年后伯克希尔–哈撒韦依然吸引着现在的股东，将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他正是这样安排的。他创建的一流机构可以永远运转，在他身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然而，做到这一切本身就是一项不俗的成就；他是这个机构的灵魂，无论如何，没有他就是一个空白。只有巴菲特可以把一切安排得完美无瑕，就像他自己的人生那样。

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公司的股东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眷恋之情胜过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对巴菲特的眷恋之情。没有人像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那样认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富可敌国的他感动了无数人，许多人都觉得他是自己的故交，尽管彼此不曾谋面。但是，让人十分奇怪的就是不管巴菲特收到多少粉丝来信，不管曾经多少次亲笔签名，他从来不真正了解自己有多么受人崇拜。阅读每一封来信、每一次亲笔签名都让他兴奋不已，仿佛还是第一次。

2007年7月，道琼斯指数创下14 000点的新高，接着开始下跌。早已达到高峰的房价开始持续走低，和每一次泡沫高峰时期一样，部分原因是美联储开始提高利率所致。重新贷款困难，房主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形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还不起贷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贷款拖欠。

8月，出现了全球追加保证金通知现象。8个月之后，金融界爆发历史性的信用危机。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如此严重的信用扣押。1907年的金融恐慌过后，年迈的J·P·摩根本人出面干预缓解恐慌以来，再没有出现像2008年这样的金融市场非正式干预。

危机间歇性地不断深化，往往是几周乃至几个月的平静之后再次大规模爆发，受害者犹如海滩上散落的贝壳一样无处不在。事实证明，金融衍生产品确实导致风险扩散——银行报告损失数十亿美元；澳大利亚一家医院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损失1/4；8个挪威商业中心区推测认为安全的住房抵押证券都损失了百万美元；估计各行各业的综合损失都达几百亿美元，有的甚至达到一万亿美元。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样的优先投注全部选错了方向。人们假想出一个理性而“有效”的市场，认为头脑冷静、精于计算的买方可以阻止降价。

他们声称所有这些衍生产品都可以促进世界安全，分散风险，但是不会分散人们对特定的刺激做出的反应所引发的风险。现在，你完全可以认为只持有5个运转良好的银行的信用就非常不错，完全胜过持有全球范围内数千个银行的信用，这些银行可能在同时出现问题。

美联储再次降低利率，与其他中央银行合作激活其他金融应急资源。26然而，信用卡危机还在扩散。

借贷现象出现蔓延。道琼斯指数下跌17%，从10月份的水平下降到11 740点。每次公告有公司减价出售、破产或倒闭，谣言和恐慌就开始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悄悄出售房产，却找不到买方，越来越多的贷方拼命收回贷款。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又一轮危机爆发，这一次是投资银行中最弱的贝尔斯登，贷方开始拒绝续贷。仿佛重新上演17年前所罗门公司的一幕，第二天星期五，贝尔斯登险些因为融资短缺而倒闭。但是这一次美联储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居然拿出300亿美元担保贝尔斯登的债务——美联储第一次花钱帮助一家投资银行走出困境。星期五下午，贝尔斯登收盘价为30美元。那天晚上巴菲特仔细分析了形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此举花钱保释贝尔斯登只是一个开头彩排——规模还很小——此时此刻。

随之出现的是恐慌迅速扩散——没有人必须持有贝尔斯登的账户，没有人必须贷款给他们。这正是我在所罗门公司所做的事情，其实与电子银行挤兑的做法相差无几。银行不能容忍挤兑。美联储此前没有花钱帮助投资银行走出困境，那正是我1991年在所罗门公司所做的事情。如果所罗门公司的情况继续，谁知道会有怎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至于美联储该怎么做，我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市场的某些方面几近瘫痪。人们不希望灾难蔓延到本应该很好的机构；如果贝尔斯登倒闭，两分钟后人们就开始担心雷曼倒闭，再过两分钟就开始担心美林倒闭，人们的担忧会这样无限扩散。

巴菲特非常理智地分析了美联储做出风险选择的原因。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要么就是眼睁睁地看着金融灾难爆发，要么就是促进美元贬值，提高通货膨胀。

如果整个系统充斥着大量的流动资金，一切就会立即结束，但后患无穷。如果流动资金过量就会立即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许多意料之外的情况，导致经济惨败，那不是我的选择，但是如果必须做出抉择——其他人都会说倒退可能只是短期的，不会多么严重，但我要说，这是长期而严重的。

人们一定不愿意面临这样的情况：第二天一觉醒来你的钱袋子居然跑到了陌生人手中。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确实不希望自己翌日清晨必须付10亿美元。嗯，10亿我可以接受，但是可能会是更大数目，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人们必须考虑到过去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一些情况，而且总是希望手头可以有大量资金。

整个周末监管机构和银行都在不停地辛苦工作着，就像他们早些年处理所罗门公司的情况那样。然而，这一次显然是银行的失败会引起全球金融体系的全面瘫痪。贝尔斯登是否咎由自取已不是问题所在。就在东京股市周一开盘之前，美联储宣布其出于大局考虑，支持摩根大通以很低的价格收购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巴菲特曾经考虑收购贝尔斯登，但是他认为其中有太多不设限的风险因素存在。

就在宣布贝尔斯登得到保释的当天，美联储为了平息恐慌，防止雷曼兄弟发生同样的情况，确实开始大量发放流动资金：允许最大的投资银行通过“贴现窗口”借款2 000亿美元，将抵押贷款证券作为担保证券。使用贴现窗口过去只是商业银行的一种特权，从来没有在投资银行实施，通过贴现窗口可以避免在申报和资本监管方面被认为是一种借款补偿。然而，恐慌没有平息；政府这样的做法没有终了。政府开始将不良贷款认做抵押品；开始推出各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努力取消对抵押贷款市场的管制，帮助陷入困境的贷方。市场权威人士称美联储救助贝尔斯登、对商业银行的投资是防止危机蔓延的唯一办法，但是也对这些做法是否可以加速经济恢复提出质疑，或许只是延缓阵痛，诱发下一次泡沫。经历7个月的时间考验，事实证明金融灾难日渐显露，美元价值——一段时间以来持续贬值——依然一路下滑。同时，油价开始上扬：到2008年7月，现货原油交易价格达到每桶144美元。

“不可思议的年代。世界完全不同了，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和查理不看好未来趋势，没有人乐观预期。”减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银行、对冲基金、金融服务机构、市政当局、建筑和旅游行业、消费者，确切说是整个经济开始倒退——快速而痛苦，抑或慢速而痛苦——低息贷款之毒浸入不浅。资产回报可能长期低于标准水平——查理·芒格称之为“4%回报的环境”。芒格说要当心各类骗子，他们可能风行于市，因为将4%的回报提高到16%，最轻松的办法就是谎言。

2008年春天一片混乱，巴菲特坐下来认真考虑了自己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未曾改变的价值和风险。总有人说规则变了，但是他说只是短期来看如此而已。

巴菲特仿佛回到了童年，又开始弯腰捡“烟蒂”。他不会幸灾乐祸，但是在投资生涯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侧重的一面。这样的时候就是他最能施展才华的时候，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们开始售出一些信用违约互换(针对存在破产风险的公司推出的保险），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存在破产风险的公司的股票价格非常之低。我坐在那里，膝上放着当天的日报《债券买家》。有谁会认为我每天都读《债券买家》吗？不，订阅一年的《债券买家》高达2 400美元，我愿意选择按日订阅。我们把这些出价归入免税货币市场基金的失败拍卖和其他拍卖利率债券，一直都在想办法处理。同样的基金同一天同一时间在同一家交易商的利率分别是5.4%和8.2%，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而且优先贷款有极大优势。没有什么理由说明为何以820点交易，但是我们出价820就可能取得一笔基金，然而就在同时别人却以540点进行同样一笔基金的交易。如果有人告诉我10周前事情就是这样，我会说这和我成为男性脱衣舞者一样荒唐。我们投入了40亿美元，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做得最荒唐的事情。如果说这就是有效的市场，那么字典必须重新定义“有效”一词。

是谁说免税货币市场基金可以成为“烟蒂”呢？

但是信用市场中即刻出现的所谓可行的机会更让人不可思议。最大的机会居然是抵押贷款。但是我不明白，尽管我一直在努力了解这一切。如果我认为取得了足够的安全边际，我可以去做。

不，股票是应该长期持有的东西。生产率提高，股价随之上涨。只有少数事情可以容忍错误。在错误的时间买进或卖出或者付高价，都无异于自寻短见。避开这两方面的最好办法就是购买低廉的指数基金，而且要长期购买。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但切勿企图智取市场。

如果长期来讲，美国社会各行各业都会好转，那又为何费力挑选投资对象，还认为自己干得好呢？只有少数人应该成为积极的投资者。

如果说沃伦·巴菲特的人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教训，这就是其中的事实。

尽管参天大树只是一个比喻，但巴菲特认为自己可以帮助小树苗生根发芽。他从来没有不关注商业，但是在考虑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余生时，他又一次急切地希望给人们以谆谆告诫。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美国大学生中间发表演讲，亲自到各学校，或者欢迎大学生到奥马哈来。他喜欢对学生们提出忠告，因为他们没有形成顽固不化的习惯思维，依然年轻，有机会实践他的忠告。

我很早就开始滚雪球了，如果起步晚了10年，就完全没有现在这样站在山顶看风景的优势。所以，我建议学生们要蓄势待发——这样做其实非常简单，但结果完全胜过起步晚拼命追赶的情形，而且信用卡确实会导致他们落在后面。

早在2002年，强烈的紧迫感驱使之下，他就开始频繁地为大学生演讲。所到大学包括西北部的麻省理工学院、艾奥瓦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威斯里安分校、芝加哥大学、韦恩州立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圣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休斯敦大学、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密苏里大学、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莱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艾奥瓦州立大学、犹他大学、得州农工大学。他的多数发言表示，致富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然而有意思的是，正是他的财富和名声吸引着人们关注他的发言。到奥马哈拜访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2008年，他首次荣膺全球首富。那时候，来自亚洲、拉丁美洲的学生，两三个学校一组纷纷前往奥马哈，有时候一次到达人数超过200人，有时候一个月有好几天他都要接待学生们。

前来朝圣这位奥马哈圣人的学生都得到了盛情款待（只是巴菲特现在不必凌晨4点30分亲自到他们所在的酒店，把供学生们翻阅的厚厚的年度报告送到前台了。互联网结束了他的这项使命）。大家在B夫人的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参观，在波仙珠宝店的柜台前流连忘返。巴菲特在办公室和学生们见面。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穿那套灰西服配高领衬衣的正装了，穿着休闲装看起来非常轻松。学生们的问题往往不限于商业领域。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一些人希望他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回答商业领域的问题一样——以精密的数学方式描述。

正如苏珊手术后住院康复期间，他对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所讲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在你期望得到关爱的人中间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受人爱戴。”

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讲述了“卵巢彩票”理论。我如何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呢？他说结婚。（他不谈金钱。）我如何判断正误呢？按照内部记分卡。我的职业应该怎么规划呢？找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人。我只与我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上班都觉得反胃，就没有找对自己的职业方向。

他给大家讲述精灵的故事。对待自己的身体要像对待自己此生拥有的唯一一部车子那样：小心呵护，每天晚上都开到车库，修复每一点凹痕，每周都要换油。他还带学生们在Gorat’s牛排店吃午餐或晚餐，大家都坐在磨砂漆布桌子前大口吃着咸味排骨和双份的土豆饼，仿佛精灵赦免他们暂时不拘礼节一样。席间，大家非常活跃、抢着站在沃伦·巴菲特身边合影留念。某一天，或许40年后，他们的孙子辈就会相信他们讲述的自己和这位奥马哈传神谕者曾经一起聊天、一起用餐的故事。

他教给学生们的正是自己用一生的时间演绎的经验教训。

在他的人生中，他承认自己有过狂野的追求，但否认自己精心规划出现在的一切成就。他觉得很难说就是自己的妙笔创做出了这幅徐徐展开的油画巨作。在他讲述的故事中，许多幸运的事情成就了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一个生钱机器只是在不经意间锋芒毕露的。公司有着一流的组织架构，志趣相投的股东们组成了芒格所称的“值得信赖的完美网络”，投资组合融合了各类相关行业，资本可以随意转移，彻底弥补了浮存金的不足——他说这一切都真实反映了他的个性。最终产品是一个人们可以分析理解的模型，然而没有几个人确实理解，更多的情况是根本没有人可以仿效。人们所关注的是他的富有。实际情况是，尽管巴菲特希望人们研究他的模式，但有时候还是在不经意间让人泄气，觉得研究也是毫无意义的；他同样希望人们认为自己只是每天抱着愉快的心情工作而已。

但那不是什么故意吹嘘。

事实如此。

沃伦小时候在纸上列出大量数字、在地上捡瓶盖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有怎样的成就。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春谷，日复一日地送报纸，在威彻斯特县的大楼里跑上跑下，努力将报纸准时送到人们手中，如果你问他想不想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会非常认真地回答，“想！”

期待致富的热情驱使之下，他研究了大量股票，一头钻进图书室和地下室认真研究别人动都不想再动的陈旧的股票记录。他一宿一宿地研究别人看来只觉得眼花缭乱的成千上万个数字。他每天早晨要认真阅读几份报纸，就像痛饮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那样贪婪地品读《华尔街日报》。他亲自拜访各大公司，花几小时与经营格赖夫兄弟桶业公司的女士详谈桶类业务，或者和洛里默·戴维森谈论汽车保险业务。他阅读《新杂货商》杂志，了解如何开一家肉店。度蜜月时，他在车子后座塞满了《穆迪手册》和会计分类账。他花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一个世纪以来的报纸，了解商业循环模式、华尔街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代公司的历史。他密切关注全球政局，分析其对商业的影响。他分析经济策略，顽强地让自己彻底搞明白那些经济策略的意义所在。从小时候开始，他就不错过自己崇拜的人们的每一部传记，从他们的人生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依赖可以帮助自己的每一个人，追随自己发现的每一位聪明人士。他几乎不关注商业以外的任何事情——艺术、文学、科技、旅游、建筑——因此可以完全专注于自己的所爱。他明白竞争的范围所在，努力避免错误。为了控制风险，他从不大额举债。他从来没有停止思考商业领域的事情：什么可以促成好的商业模式，什么可以导致不良的商业模式，如何参与竞争，什么可以保证客户忠于自己而不选择其他竞争对手。他处理问题的解决方案非同寻常，他的洞察力无人能及。他拥有这样的人际关系网——出于对他的友谊和他本人的睿智——大家不仅愿意伸手相助，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自觉保持距离。无论生活艰难还是轻松，他从来没有停止思考赚钱之道。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推动着自身智慧、性情和技能的不断完善。

沃伦·巴菲特热爱金钱，赚钱的游戏就是他生命中活力的源泉。对金钱的热爱让他不知疲倦：购买美国国民银行的少量股票，卖掉GEICO来买一些较便宜的股票，参加桑伯恩地图等公司的董事会，为股东的利益做出正确的决定。对金钱的热爱也让他变得独立而竞争力十足，拥有了自己的合伙企业，拒绝成为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老牌公司中一个身份卑微的合伙人。对金钱的热爱同样让他果断而强硬，适时关闭丹普斯特的物流中心，解雇李·戴蒙；决心解散西伯里·斯坦顿的董事会；同样也磨炼了他的耐心，尽管听从别人有违他的本性，但在查理·芒格坚持并购一些大型企业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听从；也磨炼了他的意志，坚强地挺过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展的关于蓝筹印花公司的调查，果敢镇压《布法罗新闻报》的罢工；促使他成为毫不留情的并购巨头；令他在自己的优势不占上风的时候一次次地降低标准；同样让他坚守自己的安全边际，避免了重大损失。

沃伦·巴菲特性格内向，不喜欢抛头露面，生活中需要别人帮助来渡过困境。他的恐惧只是个人情感方面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涉及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羞怯退缩。渴望致富的热情让他在春谷勇敢地骑着自行车经过恶狗狂吠的人家，送出最后几份报纸；让他在遭遇哈佛拒绝后，勇敢地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拜师本杰明·格雷厄姆门下；让他迈开双脚到处说服人们订阅报纸，尽管一次一次地被拒绝；让他在第一次丧失勇气后找到力量去求助于戴尔·卡内基；让他在所罗门危机中顶住压力做出让步；让他优雅地面对了网络泡沫时代长达几年的苛刻批评，没有选择任何回击。他一生都在权衡、限制和规避风险，但最后他勇敢无比，连自己都不曾意识到。

沃伦·巴菲特从来不说自己勇敢，只是说自己精力充足、做事专一、善于推理。首先，他愿意将自己称作一位教师。长大后，他一直按照父亲给自己灌输的价值观要求自己：他说父亲教给他生活中事情“如何”要比“多少”重要得多。不断地检讨自己，毫不留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让他非常诚实——而且急切地希望对人们提出自己的谆谆告诫。“他故意不去赚更多钱，”芒格说，“沃伦如果不选择让公司拥有大量股东，不去维持长期合伙关系，而是选择代销佣金，他就可以赚到更多钱。”33年利滚利多赚的钱可以让他再拥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27他完全可以不顾及人们的感受，冷静分析投资回报，买进和卖出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各类业务。他完全可以在各种商业投机中宣传自己或以自己的名义牟取利益。“终究，”芒格说，“他还是不希望那么做。他有实力参与竞争，但是从来不去没有准则地参与残酷的竞争。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良好的名声和展示自己的公共舞台。而且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沃伦的生活因此而更加精彩。”28

正是他期待与大家共享知识的愿望让他不惜每年花几个月时间完成致股东的信；正是他喜欢引起公众注意的性格促使他在股东大会的时候展出活动房屋；正是他顽童一般的性格让他接手了床垫生意。他的内部记分卡保证他不偏离安全边际。是单纯的热爱促使他成为芒格所讲的“学习机器”。是他克服困难的本领让他做到了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推断未来。是他急于向人们提出告诫的愿望让他向世界警示危险即将发生。

沃伦77岁生日的时候，思忖着自己走过的岁月已经长达美国建国时日的1/3。毕竟年龄不饶人，像过去那样整天阅读已经越来越困难，一只眼睛视力有些下降，所以他开始保持高效阅读。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助听器。他的声音比过去更加沙哑，而且身体容易疲劳，但是他的商业判断力依然敏锐。

他希望自己在未来10年依然可以像现在这样阅读每天送来的报纸。未来的时日已然不多，但或许可以有幸多活几年。尽管他常说参天大树只是一个比喻，但自己还是在努力向上生长。他依然期待认识新朋友、完成更多投资、继续多方出谋划策。未知的世界是无限的，他的学识依然远远不够。

只有找对了雪地才可以滚雪球，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所指的不仅仅是赚钱方面，在认识世界、结交朋友的时候同样如此。我们一生中要面临诸多选择，要争取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其实就是让自己的雪球在雪地上越滚越大，最好是一边前进一边选择积雪皑皑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会回到山顶重新开始滚雪球，生活正是如此。

他精心滚起来的雪球现在已经非常之大，然而他对待滚雪球的态度依旧。不管度过多少个生日，日历每翻到那一天他都感叹不已，永远都会如此，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从不回望山顶。

世界无限宽广，他才刚刚启程。

后记

2006年10月23日，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美国股票市场首家股价高达10万美元的公司。到2007年年末，伯克希尔的股票以每股14万美元交易，以此计算，伯克希尔–哈撒韦价值超过2 000亿美元。《巴伦周刊》杂志调查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1巴菲特的个人资产超过600亿美元。

10年来，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增长率略高于12%——远远不及巴菲特早些年实现的投资增长率，那时候他的年均回报率高达27%。参天大树只是一个比喻，他总是这样讲；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本增长也越来越难。但伯克希尔的投资者们对“较低”的回报也非常感激。选择购买市场指数股的投资者们经历了《华尔街日报》所谓的“失落的1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没有什么增长，回落到1999年4月的水平。2巴菲特在太阳谷年会上的发言一点点得到证实，1999年股市泡沫过后，目前的状况是几百年来罕有的第三次长期市场衰落。巴菲特依然声称股票是最好的长期投资选择——前提是以合理的价格低成本买进。到2008年初，他依然在买进股票，但是热情有所减退。不论早晚，市场称量器都要赶上市场表决器。与此同时，他继续进行大量并购。

继比尔·盖茨和夏洛特·盖曼加入董事会之后，巴菲特又增加了几位新的董事会成员。在2002年致股东的信中，他欢迎股东们拟定自己在董事会的职位。随后收到大量来信，巴菲特当然会一一阅读；他觉得非常有趣，有几个人对自己的提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唐纳德·基奥和汤姆·墨菲在那一年加入董事会，而没有从自己提名的股东中选择董事会的新成员。显然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出于个人情感——就是说得好听一些——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管理方式。响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号召，伯克希尔同意顾及股东的利益，任命董事会成员的时候采取正式程序。200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又增加了一位女性，雅虎的财务总监苏珊·德克尔，又一次自然降低了董事会的平均年龄。

与此同时，巴菲特发现他喜欢这个主意：让人们自己选择在董事会的角色。他一直喜欢人们主动向他提出问题，而不愿意自己占据主动角色。2006年致股东的信中，在比尔·盖茨的推动下，他指出如果卢·辛普森和自己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就会危及辛普森的“一流”记录，因而提出公开选拔辛普森的继任者。欢迎各位发送简历，巴菲特说。他和芒格最看重的能力就是深谙风险。全球范围内共有700人应聘接任辛普森的职位。其中的一位这样说明，“大家都说我自私无情”；许多人只是详细、非常详细地讲述自己与巴菲特的共同之处——没有对自己胜任这项工作的能力做出任何说明；还有许多人来信说他们没有相关工作经历，但是愿意师从巴菲特学习、到他的公司实习或者做他的门徒。人们的来信被放在会议室的一个大盒子里面，他都要亲自阅读，而后归类存放。最后，他选择了四位业已非常成功、从事资金管理的人士；他们已经作好接任准备。

伯克希尔–哈撒韦完成了许多新的并购。最大的一宗是2006年并购伊斯卡公司，一家以色列高度自动化的金属切削刀具公司，也是伯克希尔并购的首家美国之外的公司。他还为鲜果布衣公司并购了罗素体育用品；而且以70亿美元的保险浮存金收购了承接伦敦劳合社保险业务的Equitas保险。伯克希尔还并购了电子元件分销商TTI。2007年巴菲特投资BNSF铁路公司，引起了铁路股的小幅火爆。巴菲特没有选择的一项投资就是《华尔街日报》。他决意不购买自己最喜欢的报纸的股票，即使2007年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本人表示希望他可以持有该报的股票。一些《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和员工都希望他能够以挽救一份优秀刊物的名义帮助该报走出困境。但是他不会选择为富人的奖杯支付溢价，即便可以成为优秀刊物的救星。很久以前，面对《华盛顿月刊》的时候，巴菲特就毫不留情地决定，不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钱来支持各类刊物。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的观点。

2008年，糖果生产商玛氏公司宣布以230亿美元并购箭牌糖类有限公司。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借款65亿美元资助玛氏公司的并购，是在他认可的高盛投资银行家拜伦·特洛特的推动下进行的资助。特洛特曾经负责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几宗并购。他明白巴菲特的想法，巴菲特说他内心铭记着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利益。“我做了70年的品评试验。”巴菲特这样评价自己和箭牌的关系。在他小时候拒绝向弗吉尼娅·麦考布里销售单片口香糖的时候就开始维护箭牌品牌了。

决定借款给玛氏公司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告诉凯莉·马奇莫尔·布洛兹，在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留出一小块地方，为玛氏和箭牌向股东们销售糖果提供方便。股东大会演变为一次糖果和口香糖的迷你盛会。参加人数创下新的纪录：31 000人到会。

同样在2008年，伯克希尔还并购了Marmon集团，一家生产电子元件、铁路罐车、平台卡车、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等的小型集团公司，耗资70亿美元。卖掉集团的是普里茨克家族，他们之所以决定解散是为了平息杰伊·普里茨克1999年辞世后引发的家族纠纷，杰伊·普里茨克是巴菲特的偶像。

巴菲特目睹了许多家族企业在创始人去世后爆发纠纷。他自己所作的安排已然避开了这一点，为此他感到非常欣慰。在处理完苏珊的遗嘱和对盖茨基金会进行捐赠后，巴菲特家族还是出现了小小的问题。豪伊和苏茜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经营农场、负责捐赠工作。彼得在和罗伯特·雷德福协商，准备将《魂——七度火苗》作为雷德福的圣丹斯度假村的夏季年度盛会。他还与德国和中国的赞助商协商海外演出事项，而且在忙着发行最新的CD专辑《幻想王国》。

打破和谐的只有彼得收养的女儿妮科尔·巴菲特。2006年，妮科尔参加了杰米·约翰逊和尼克·库佐的纪录片《百分之一》的拍摄，该纪录片讲述富裕家庭的孩子们的故事。在纪录片中，她极不明智地将自己定位成巴菲特家族中没有被宠坏的孩子。纪录片就在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之后上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进行了后续采访，妮科尔还出现在反映美国社会阶级差别的一期奥普拉访谈节目中。巴菲特对此反应强烈，他直接告诉妮科尔他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孙女，就是有人直接问到，回答也是否定的。妮科尔对奥普拉说：“我来自美国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中生活是不可思议的。”她说自己“非常坦然地”接受了没有继承财富的事实——显然是指苏珊留给孙子们的那一小笔资金中她没有拿到自己的一份——但又补充道，“我觉得自己如果可以用那笔钱为他人做点什么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是我完全被排除在外了。”采访中表现出一副“卑微的自我”是她的又一个错误。

随后，她写信给巴菲特直接问他为什么不承认她。2006年8月，他回信对她表示祝福，告诉她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给她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3把自己定位成巴菲特家族的成员是一个错误，他写道：

如果你那么做，那就是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人们在认识你的时候就会以那个“事实”为基础，而不去考虑你是谁，抑或你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既没有从法律上也没有从情感上把你作为孙女，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也没有把你当作他们的侄女或是堂表姊妹……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你的母亲不是我的儿媳妇，所以她的孩子不是我的孙女。

尽管回信采用非常客气的话语，但妮科尔毕竟还是触痛了他的软肋——他的身份和全家的身份。或许他愿意重新考虑一下信的内容，那封信着实给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妮科尔或许做得不对，但她似乎是无辜的。拒绝承认妮科尔的信没有让她有所收敛，相反她又开始接受一些采访，仿佛巴菲特就是埃比尼泽·斯克罗吉[1]；而且《纽约邮报》的花边专栏也就此事进行了报道（《巴菲特的亲戚：你被解雇了！》），称巴菲特因妮科尔参加纪录片的录制而对她采取报复。4对于一位一生辛苦、从不排挤他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带着伤痛的讽刺——但是，或许某一天故事还是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巴菲特可以与B夫人重归于好；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以和所有他愿意和好的人们不计前嫌，握手言欢。

2008年，可口可乐的股票走出低谷，上涨45%，达到每股58美元。在首席执行官内维尔·伊斯戴尔管理下公司利润稳步增长。他解除了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耗资两亿美元结束了一场种族偏见引起的歧视诉讼。巴菲特于2006年2月退出可口可乐董事会，他参加的最后一次股东大会是激进分子的又一次狂欢大会，但没有发生针对性的搏斗。2007年的股东大会在平淡中结束，伊斯戴尔宣布自己将选择退休。新任首席执行官穆赫塔尔·肯特负责公司成功转入非可乐饮料的生产，可口可乐在非可乐饮料推出方面一直滞后，而且是选择了战略性的推迟。

我一直和盖茨讲火腿三明治一定会推动可口可乐的销售，事实证明非常成功，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策略的成功，多年前我们可能都不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

通用再保险公司是伯克希尔的另一个爱惹是生非的孩子，“9·11”事件之后得益于保险市场的火爆，200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利润创下新的纪录，税前营业利润达22亿美元，5而且挽回了过去的损失，相比巴菲特并购时的情况，资产负债表已经明显优化。1998年末拥有140亿美元浮存金，10年后拥有230亿美元浮存金和125亿美元资本；员工减少了近1/3，公司得到了彻底扭转。6从2001年起，通用再保险公司的年均资本回报率达13.4%；如果没有“一系列影响名声的遗留问题”，这一数字可能还会更高，首席执行官乔·布兰登在给巴菲特的信中这样描述。7那些“遗留问题”包括前些年高达23亿美元的保险和再保险损失，以及处理公司的金融衍生产品、通用再保险证券所损耗的4.12亿美元。无论如何，通用再保险公司没有重蹈所罗门公司的覆辙，恢复了形象。巴菲特终于在2007年致股东的信中表示了自己对通用再保险公司和高层经理们的赞赏，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以一流的工作态度取得了一流的业绩”，“终于恢复了公司过去的荣誉”。8

然而，通用再保险公司依然存在一个大的遗留问题。2001年管理改组之前干的最后一件蠢事，类似于所罗门公司的丑闻，违背了巴菲特绝不“损失公司名声”的原则。事实证明，这一事件让巴菲特全面认识了全新的执法环境，要求被告完全悔改和积极配合，原告可以随意对待被告公司。完全悔改和积极配合现在是最低标准——部分原因是所罗门公司所致。任何没有完全忏悔和积极配合的行为——例如公司为自己或员工辩护——都可以算做起诉的理由。

2004年，纽约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开始调查保险行业的“有限”再保险业务之时，通用再保险公司就卷入了法律和监管问题。“有限”再保险的概念存在已有多年，简单说就是一种客户的融资或会计再保险——或者支撑资本，或者提高收入总额/延长赢利期限。有限再保险尽管合法、某种意义上讲也合理，但其普遍存在的弊端还是导致会计准则制定者花几十年的时间对其进行控制。

到华尔街工作之前，我就是参与控制有限再保险的人员之一，在进行会计准则制定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担任项目经理一职。我参与起草了如何进行有限再保险定义的规则。离开财务会计准测委员会后，我做了财务分析师。在普惠公司[2]注工作期间，我负责报道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之时通用再保险的股票，第一次与沃伦见面是谈论并购事宜，后来一直负责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沃伦此前从来没有接待过华尔街的分析师，但对我破例。他对《纽约时报》说他喜欢我的思维方式和我写的报道。

2003年，我开始创作本书之时，通用再保险公司和阿吉特·贾殷领导下的伯克希尔再保险公司都因销售有限再保险而要求接受特别调查，有限再保险业务涉嫌导致澳大利亚HIH保险公司破产。9两年后，通用再保险公司被控与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医疗事故保险公司——美国互惠保险公司的破产关联，参与诈骗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客户。尽管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广泛的指控调查，但没有发现关于通用再保险公司或其员工的任何指控。10同年，埃利奥特·斯皮策进行的保险行业调查推进了伯克希尔的法律调查工作，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通过调查发现，6位员工包括通用再保险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罗恩·弗格森和前财务总监伊丽莎白·蒙拉德，与客户美国国际集团共谋唆使会计诈骗。涉嫌诈骗的办法就是通过再保险交易欺骗投资者和华尔街的分析师（包括我本人），将5亿美元储备金转入美国国际集团，以粉饰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负债表。2005年6月，其中的两位同谋理查德·内皮尔和约翰·霍兹沃斯进行了辩诉和起诉做证，其他5人—— 4位通用再保险公司的高管、一位美国国际集团的高管——被控共谋和诈骗勒索。

审判于2008年1月和2月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联邦法院进行，原告利用电话录音资料证明被告采用华丽的词语反复商谈交易，引起广泛关注。被告声称“巴菲特参与”，说巴菲特同意那些交易模式，而且参与确定了交易价格。巴菲特没有被控有任何错误行为，原告声明与他无关。通用再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布兰登，在此案中被列入未起诉之共谋共犯，被告律师频繁提到他了解交易内幕。他没有申请豁免权就与联邦检察官协作工作。被告还称通用再保险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塔德·蒙特罗斯也是未起诉之共谋共犯。他们三人都没有就此案做证。

我本人也受传讯，以事实见证人和专家的身份证实2000年年初，我了解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之时，“确确实实”没有对美国国际集团做手脚以进行“强势买进”。在法院再三盘问之下，我证实自己与所有被告熟识。他们中的几位是我比较了解的人，但我一直认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我还证实自己和沃伦的关系，说明我正在创作本书，还有从1992年开始和乔·布兰登就是很熟的朋友。传讯中没有提到塔德，但我和他也非常熟悉。

2008年2月，5位被告全部被宣判有罪。本书即将印刷的时候，他们就要面临审判；审判结果最重的可能要被判终身监禁，但事情也许不会那么严重。宣判有罪的被告称他们将继续上诉。

目前，我依然在受传讯，涉及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对美国国际集团的前首席执行官汉克·格林伯格提起的控诉一案。此时，伯克希尔–哈撒韦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的纠葛都没有终结。2008年4月，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乔·布兰登辞职帮助解决公司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纠葛。

至此，我已不便对此案进行更多评论。然而，沃伦·巴菲特的个性已了然于本书。希望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书，对他是否会参与此案，是否会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客户共谋唆使诈骗有自己的看法。

最后要说的是，发起此次调查的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在美国国际集团的审判宣布被告有罪仅仅一个月后也辞去了州长职务。后来披露他曾经庇护一个名为皇家俱乐部的三陪服务组织。

[1] 埃比尼泽·斯克罗吉是《圣诞欢歌》中一位脾气暴躁、可怜、吝啬的老头儿。——译者注

[2] PaineWebber，美国的一家投资银行，2001年被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收购。——译者

资料搜集说明

为了准备撰写《滚雪球》的资料，我花了5年多的时间采访沃伦·巴菲特，有当面采访，也有电话采访。那时候我一连几周坐在他的办公室实地采集资料，或者跟随他到各地出差，观察他在工作中的一举一动。许多重要的观点源自我本人对沃伦的了解。我还采访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商业伙伴等等——采访对象总计250人。其中一些采访持续数天，而且许多人都多次接受了采访。

沃伦确实给我很长时间着手本书的创作，让我随便翻阅他多年积累的许多细致的资料，包括档案资料和来往信件；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他本人与许多朋友和家人一直保持着信件往来的习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大量资料帮助我确定了本书的时间轴，得以栩栩如生地展示许多细节。我本人对沃伦的理解也在一点点加深，一些内容源自我的亲身经历。资料中一些存在争议的内容在本书的尾注中作了说明。

全书所用的引用内容是为了生动描述细节。许多引用内容由录音资料整理而成，考虑到行文流畅和篇幅长短作了些许编辑。引用都注明了出处，只有采访人要求匿名的部分没有注明出处。

采访过程中，许多人努力回忆过去的一些谈话内容，有些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所以引用的内容不可能是一字不差地记录当时的谈话。不管怎样，对一些事件或谈话的再现对我创作本书非常有益。采访资料来源在尾注中作了说明。

最后，是我本人和沃伦的广泛接触以及许多人提供的大量点点滴滴的资料促成了本书的完成，向读者呈现了这位魅力十足、睿智深邃的时代巨人。

致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