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本书有很多问题比如认为「吾日三省吾身」是孔子说的，再比如「河殇」味十足的中西文明对比，但整体而言，还是值得阅读的。

作者区分了格局大小给人带来的影响：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了人在方向选择上的格局差异。而当明确了位置和方向后，格局的大小就要看采取行动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格局大的人追求的是重复的成功和可叠加式的进步，格局小的人满足于自己某件事做得快、做得漂亮。

还指出了怎么获得大格局：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本书的内容，就是“格局”；如果用10个字来概括获得大格局的方法，那就是位置、方向、方法、步伐和节奏。任何人，不论起点高低，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准方向，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提高进步的速度，同时把握好节奏，几年后就会看到一个格局比今天大很多的自己，一个让自己感到不枉此生的自己。

把孔子和鲁迅放到一起也不是不行：

中国古人其实不缺乏这种智慧。往远了讲，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说要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往近了讲，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也就是说，勿因人之短护己之短。

作者对于古代社会的认知存在很大的问题，农业社会难道以前就够吃穿了？狩猎采集生产财富的效率显然远不如农业社会。

回顾人类的历史不难发现，忙和生活好有时未必正相关。按照《人类简史》一书的介绍，人类曾经逍遥自在地生活了许多万年。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人类并不忙，小时候无忧无虑，漫山遍野地玩耍，长大后虽然要打猎、放牧，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晒太阳、做游戏、吃吃喝喝和打情骂俏。只要没遇到瘟疫等事件，人类能快快乐乐地生活到60岁。到了农业社会，人类为了糊口不得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碌一辈子，虽然很忙碌，但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常常不够吃穿。

城里人向往「田园牧歌」，乡下人向往「灯红酒绿」，自古皆然。建议和认为平均寿命二十岁的人互撕。

新加坡模式确实符合华人：

当然，我估计中国人很难接受哥斯达黎加人或者丹麦人的幸福观，因为那要求看淡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相比而言，新加坡人的“自豪式”幸福或许更适合中国人，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在书中，作者用了pride—词，它的意思等同于“出人头地”。同样是想出人头地，为什么新加坡人过得比中国人幸福呢？有人觉得是因为他们钱多。其实，如果单看中国一线城市人均GDP以及收入水平，和新加坡人的差距远不像两国人均GDP差异那么大。新加坡最大的好处是“省心”，一个人只要从小当好学生，然后上好学校，将来努力工作，就能挣到钱，并且赢得他人的尊重。相比之下，我们的努力往往未必能得到回报。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人觉得看不到希望，幸福感自然不会高。

书中还提到了怎么做演讲，怎么和听众交流，一定要突出重点和复述别人的问题，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在美国，博士生导师在自己的学生去国际会议做报告或者申请大学教职之前，都会训练学生成为一个好的讲演者。其中有一项要求就是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要复述一遍问题再回答。很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学很少会教这类技巧。

演讲只讲一个点，开头就要提醒关注这个。

我还是选了一点「河殇」的话术，方便查阅：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有5个，按照时间顺序，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在最前面，希腊、中国和印度要稍晚一些。这些文明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但是相互影响。从文明的特点来看，古埃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或者叫作大陆文明；而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更多地体现出商业文明的特点。由于后者的贸易依托于海洋，也被看成是海洋文明。两种文明形态各有优缺点，并不存在哪一种比另一种高一等的情况。今天的中国已经进人商业社会，因此了解商业文明的起源及其特点、优势和劣势，它对欧美国家和世界的深远影响，能够帮我们理解当下很多冲突的根源。

这个就很有时代因素了，「河殇」的余毒始终难以清除啊！

下面是串台了？国民政府到四川征税要等到抗日战争全面开打。

其次，广汉土匪的故事还有一些后续。土匪收5%的保护费，或税收，对当地农民来讲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比之后的国民政府收的税低很多。据吴思老师的研究，后来，国民政府在四川不断加税，居然把2011年的税都提前收了。因此，那样的政府还不如土匪。

那个吴思不如反思一下李井泉收了多少，反正我觉得比刘文彩多得多。此外，四川那个刘文彩远不如革命老区光山的刘文彩，至少在「革命手段」上相差甚远。「旧社会生活还行，62年要的饭」！

书籍简介

作者: 吴军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先见

出品方: 得到图书

出版年: 2019-10-15

ISBN: 9787521708554

页数: 282

装帧: 精装

定价: 59

丛书: 吴军人生进阶系列

内容简介

《格局》是吴军博士继《见识》《态度》后第三部人生进阶作品。

对大多数人来讲，获得偶然的成功并不难，难的是逐渐让成功从偶然变成必然。有些人满足于自己某件事做得快、做得漂亮，而大格局的人追求的则是重复的成功和可叠加式的进步。

在本书中，吴军博士为你总结了提升格局的五个维度：位置、方向、方法、步伐和节奏。任何人，不论起点高低，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准方向，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提高进步的速度，同时把握好节奏，几年后就会看到一个格局比今天大很多的自己，一个让自己感到不枉此生的自己。

作者简介

吴军 博士，“文津图书奖”得主、硅谷投资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

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搜索专家。

于2002年加入谷歌，是当前谷歌中、日、韩算法的主要设计者。2010年加盟腾讯，担任搜索业务副总裁。后回到谷歌负责计算机问答项目。2014年，作为创始合伙人创立丰元创投。

著有《见识》《态度》《全球科技通史》《智能时代》《浪潮之巅》《数学之美》《文明之光》等多部畅销书，并多次获得包括“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在内重量级图书大奖。

正文摘录

前言

从“态度”到“格局”

态度（attitude)和格局（altitude)这两个词在英语里只差一个字母，但并不能互相替代。有了好的态度，再有大的格局，才能把自己上升的天花板提高一大截。因此，在《态度》一书出版之后，我在“得到”编辑团队的帮助下，将《硅谷来信》和《谷歌方法论》专栏中涉及格局的内容整理出来，重新组织材料创作，写成了这本书。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很多读者的提问都涉及人的格局。比如，很多人问我：你研究了那么多的企业，也接触了很多商业巨子和学术界领袖，能否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相似的过人之处？他们是否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可以让我们学习之后也获得类似的成就？

特别灵验、一学就会的成功秘诀肯定不可能有，因为如果真的有，大家都照着做，那这些秘诀就不起作用了。这就如同在森林里，即使有一条捷径，如果大家都去走，也会变得拥挤不堪，捷径反而成了阻塞不通的道路。

但我回想那些人，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格局都超乎寻常地大。中国台湾商业巨子王永庆先生有一句话，“人有多大的气度，就做多大的生意”，其实就是在诠释这个道理。

据我观察，他们都十分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有非常明确的方向，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沿着这个方向坚定地走下去。他们并不贪图步伐有多大，但是因为从来不去做（或者很少做）南辕北辙的事情，反而总是先人一步到达终点。相反，一事无成的人常常跑得很快，却在锲而不舍地兜圈子，或者受到环境的诱惑而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干脆背道而驰，几年、十几年后回头看，又回到了起点。

一个人明确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和方向后，根据自己的能力掌握好节奏，已经在格局上领先于同辈人。当然，很多人会觉得，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简单吗？往四周看看，找一个参照系就可以了。其实，现实中真不是这样。比如，不同人对今天时代的认识就千差万别。

你如果到社交媒体上看看，就会发现依然有很多人梦想成为拿破仑，他们试图通过显示自己的力量而赢得社会的认可。但遗憾的是，今天不是拿破仑的时代，而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如果谁还想通过武力（包括商业上的武力）成就事业，那就大错特错了。提升这个时代人类的福祉，才是正确的、该做的事情。我常常讲，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当今的拿破仑，那一定不是某一位将军，而是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今天，创造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才能体现自己的力量。

我说今天世界总体上是和平的，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同意，他们会找出恐怖主义和贸易摩擦来反驳我。他们担心衰退，甚至有的人过分担心战争将要到来。这些错误的判断，就如同在森林中搞错了自己所在的位置，不管接下来如何努力，都难以走出森林到达目的地。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里实现了长期和平发展和高速增长，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有人不断拋出“中国衰退论”。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很多人错过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类似地，硅谷地区已经快速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不同版本的“硅谷衰退论”隔三差五地出现，以至很多人错失了信息革命的良机。如果再往前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虽然问题重重，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投资那个时代，就容易成为赢家；误判了那个时代，就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时代的美国集中催生了人类一大批富豪，而在那个时期退出美国市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则逐渐由盛而衰。

对未来的判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相信中国还能稳定发展20年，他采取的做法必然和怀疑论者截然不同，结果也会不一样。

当然，即使搭上了持续发展的快车，人的格局也会决定他们最终能站多高、走多远。比如，在同一个时代做风险投资，J.P.摩根和马克•吐温由于格局不同，投资的结果就有天壤之别。

金融巨子J.P.摩根应当算美国最好的天使投资人，他在爱迪生还没有发明电灯之前就投资了这位天才发明家。不过，如果他仅仅投资了爱迪生，只能算是运气好。事实上，他还投资了爱迪生的竞争对手特斯拉，以及特斯拉的竞争对手、无线电通信的发明人马可尼。对J.P.摩根来讲，他投资的其实不是某个具体的发明家或某一项技术，而是“电”这个未来的产业，这就是格局大。相比J.P.摩根，同样做天使投资的大文豪马克•吐温的格局就差多了。马克•吐温是位了不起的作家，一生挣了无数版税，却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他的投资全都打了水漂。马克•吐温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希望通过投资控制一些出版公司。他只看到一家家企业，而非一个行业。事实上，出版业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能够快速发展的行业。有人向他解释过贝尔的电话技术，但他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于是错过了最有希望的一次投资机会。

无独有偶，巴菲特和他父亲在格局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巴菲特父亲做投资的年代，美国的汽车产业刚刚兴起，有很多家汽车公司。巴菲特的父亲一家家看过去，根本搞不清楚哪家值得投资，于是错失良机。巴菲特讲过，父亲至少应该做空马车公司的股票，因为汽车发展起来，马车就会消失。巴菲特看到的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新产业，格局就大；而他的父亲总是纠结于细节，一直在寻找哪家汽车公司更值得投资，在格局上就有欠缺。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了人在方向选择上的格局差异。而当明确了位置和方向后，格局的大小就要看采取行动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格局大的人追求的是重复的成功和可叠加式的进步，格局小的人满足于自己某件事做得快、做得漂亮。

对大多数人来讲，获得偶然的成功并不难，难的是逐渐让成功从偶然变成必然。一个二流的网球选手，偶尔也能发出ace球(发球直接得分），但那种成功很难重复。而顶级的选手能够在每一场比赛中不断发出ace球，比如伊万尼塞维奇（20世纪末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之一），他曾经在一年内的正式比赛中发了近1500个ace球。如果仔细分析二流选手和顶级选手的动作，就会发现二者有巨大不同。后者不仅动作标准，更重要的是，每次发球动作的一致性极高，简直就像一个发球机。

人类历史上不乏天才，但是在17世纪之前，科技上重大的发明和发现都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会出现，而且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7世纪之后，在哈维、笛卡儿等人总结出科学方法之后，科学家（最初叫自然哲学家）和工匠们主动应用这些方法，让科技成就不断涌现，这才让人类社会开始飞速进步。采用不正确的方法，偶尔也能做好事情，但是只有采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让成功变成大概率事件。

回到J.P.摩根和马克•吐温投资的例子上，二人除了在方向的判断上有差异，投资的方法也不同。作为职业投资人，J.P.摩根在做投资时严格遵循投资规范，不受个人好恶的影响。看到电会改变世界后，他就义无反顾地去投资；看到给特斯拉的投资不会有结果时，就果断止损；看到爱迪生和马可尼能够不断发展，则加倍支持。今天的风险投资依然必须遵守这个原则，不断追加成功的投资，及早退出失败的项目。相反，马克•吐温的投资方式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主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操作。因此，马克•吐温即便偶尔投资成功，也会因为后来不断的失败把之前挣的钱损失掉。

至于可叠加式的进步，更是会带来指数级别的提升速率。

我的弟弟吴子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进入硅谷后来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美满电子（Marvell),从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做起，13年后成为公司的二把手（首席技术官）。这不仅在硅谷的中国员工中很少见，在他的师兄弟中也是少有的。我问他成功的原因，他说除了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外，主要是每往前走一步，都要聚集足够多的势能，让每一次进步都成为下一次进步的基点，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重新开始。这就好比澳大利亚袋鼠虽然每次都蹦得很高，但是总会落到起点，它们一辈子能达到的最高点很有限。而那里的考拉虽然爬得慢，但是每一步都为下一步打好了基础，最后总能爬到树梢，这便是可叠加式进步的红利。

要做到高速率、可叠加式的进步，关键是做减法，懂得放弃。放弃森林中各种小岔路上风景的诱惑，才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我弟弟就放弃了很多机会，在摩尔定律控制半导体的年代，半导体产业总是充满各种诱惑。所幸，他能花七八年时间专注在一个产品上，将它做到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而且每年能够产生超过10亿美元的营业额。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获得了280项美国和国际专利，这也确立了他在半导体行业技术和管理专家的地位。

今天谷歌公司内职位最高的华裔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师弟，他从一名普通工程师做到了主管全球架构的副总裁，这在工业界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位置。他能做得这么好，也是因为放弃了所有不能对长远发展有用的短期机会。

谷歌曾经想让他负责整个中国的研发业务，这个机会看似很好，不仅能在职级上迅速得到提升，还可以衣锦还乡。但这限定了他发展的天花板，而且会让他远离谷歌最核心的业务。因此，他选择在美国坚守谷歌的核心业务。最终，由于他的业务对公司越来越重要，公司对他也越来越信任，并将最核心的业务交给了他。

不过，做减法很难，人通常喜欢获得而不愿意舍弃。两年前，一家发展很好的媒体公司的创始人向我咨询做一只基金的必要性，因为当时国内像样点儿的公司都喜欢做基金。他认为自己的人脉很广，一定能做好。我告诉他，如果他的逻辑能成立，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一定是央视基金或者默多克基金，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后来，他开始聚焦自己擅长的领域，每一步都成了他后来继续前进的基础，现在发展得非常好。

2019年初，钱颖一教授和我一同梳理了中国发展比较好的企业，我们谈到了华为和段永平的vivo、OPPO。这两家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聚焦，善于做减法。按照中国很多企业家的思路，这么成功的企业该顺便做房地产挣钱，但是它们没有。做减法，聚焦自己的特长，让过去的经验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石，使得这两家企业可以长期稳定发展。

人也是如此。一个青年人，如果能坚持做到高速率成长、可叠加式进步，即使起点低，即使30岁还不富裕，10年后的成就也是不可限量的。

当然，人也好，企业也罢，高速发展一段时间就会累的。因此，掌握好节奏是必要的。不懂得把握节奏的人，会因为一次失误失去之前的全部收益。这一点也会体现在本书内容中。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本书的内容，就是“格局”；如果用10个字来概括获得大格局的方法，那就是位置、方向、方法、步伐和节奏。任何人，不论起点高低，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准方向，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提高进步的速度，同时把握好节奏，几年后就会看到一个格局比今天大很多的自己，一个让自己感到不枉此生的自己。

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分布不均等；信息不再饥渴，而是已经过载。学习如逆水行舟，但信息汪洋，怎能乘独木舟？因此，你需要用信任来过滤信息，站在时间源头，看潺潺溪流，肆意大海。

第一章 人生的格局

要提升自己的格局，第一步是先认识到超出个人能力之外的力量——它可以是头顶的星空，也可以是心中的道德。只有敬畏这样的力量，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

上帝只垂青主动的人

我们会在公司里看到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工作后，领导就会主动提拔自己。可是，一次、两次甚至三次，领导都把提拔的机会给了别人。这类人就会出现类似那个教徒的想法：领导啊，我这么努力地工作，你为什么不提拔我呢？这类人的问题在于，缺乏主动性。

在工作中，主动性不仅体现在像老黄牛一样把本职工作做好，还要主动和领导沟通，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任务。虽然领导有责任了解每一个下属的工作情况，但对一个管理着20个人的经理来说，即便每周和每个下属聊半小时工作，都要花掉他1/4的工作时间，这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更何况，即便找每个下属聊了半小时，经理事后也未必记得住每个人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水平如何。通常的情况是，经理最了解和自己走得比较近的、经常主动谈工作的下属的情况。因此，一个主动工作的人，不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好自己和下属，还要善于“管理”自己的上级。

很多人可能会对“管理上级”感到陌生，甚至觉得这个说法错了，因为他们认为管理是上级对下级的。其实，管理上级不是给上级分配任务，也不是不服从上级的安排，而是让上级了解我们的工作，并且在必要时及时寻求上级的帮助。对于这样具有高度主动性的员工，上级都喜欢。

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之前不要贸然行事

有人可能会说，这和中国古人的一些智慧不谋而合，比如，“众利勿为，众争勿往”。确实如此，这就是人性相近的一面。曰中则移，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自然界的铁律。凡事到了头，就要格外小心。世界上每一次股灾，都是在人们欢呼经济形势大好，股市即将创造新高的时候发生的，而不是在有人质疑股市偏离了基本点的时候。众人都认为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狂热的状态。

我后来在做投资时，对这个道理深有体会，并且一直恪守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之前绝不贸然行事。比如，如果我们基金的所有合伙人都觉得某一个项目好得不得了，需要马上投资，我就会特别小心，因为这说明两件事：其一，我们的见识不够，可能有些东西没有看懂、看透，有点盲目乐观，因此发现不了问题，而不意味着项目没有问题；其二，投资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再去投资通常是做所谓的“接盘侠”。

……

我以前也喜欢凑热闹，觉得别人都做的事情一定有道理，自己不做肯定会吃亏。但现在，我渐渐习惯先听反对意见，把各种可能的坏消息都考虑到了，再决定是否要做。因此，如果一件事大家都觉得有好处，我通常就不做了。那些事情，要么有大家都没看到的风险，要么众人都觉得有利可图，其实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

分享利益，独立决定

我到美国之前，在清华大学教授我自然语言处理课程的黄昌宁教授讲过，美国人之间搞学术合作比国内容易得多。我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很快就体会到这一点，并且了解了其中的原因。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个导师是布莱尔教授，他是一位非常友善的人，也让我感受到“nice”这个词的意味，这恐怕是他后来能够在大公司里做到很高职位的原因。

我在布莱尔的指导下做研究时，有一个和我在同一间办公室的师兄约翰，他也是布莱尔的学生。当然，我们俩研究的方向并不相同。约翰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人，我们经常讨论问题。后来布莱尔指导我们每个人写了一篇论文，都被EMNLP(自然语言处理前沿技术研讨会）录用发表了。布莱尔对约翰说：“Jun和你

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你不仅需要在鸣谢中写明这一点，而且要在引用文献中加入‘persona ltalk with JunWu’（和吴军的私下讨论）这一项。”

引用文献标注的通常都是发表了的文章或者是研究报告（比如，我引用了约翰之前的研究报告），私下里的讨论虽然可能对研究有帮助，但通常不会加在引用文献里。我在和约翰讨论问题时，并没指望他一定要感谢我，何况约翰经常帮助我修改论文中的文字错误。

布莱尔要求约翰这么做，倒不是因为他对学生很好，而是他觉得分享利益是我们将来作为职业人士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因此刻意让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件事之后，我写论文时极为注意鸣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无独有偶，布莱尔离开学校之后，贾里尼克教授做了一段时间我的论文导师，也讲过两条类似的原则。

第一，如果同事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我们的论文，我们一定要在作者中加入他的名字。

第二，如果我们和同事在吃饭或开会时谈论过论文里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在论文中对同事表示感谢。

我之前读贾里尼克在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时发表的很多论文，一直奇怪论文的作者人数为什么那么多，听了他的这两条原则，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世界上很多专业组织，比如学术界的、艺术界的和法律界的，都是利益共同体，都很讲究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而且有自己的规矩，大家都要遵守。

我到谷歌后，一直坚持每次申请专利都尽可能把合作者的名字加进去。虽然这会让我少得几百美元的奖金，但是对同事和下属的晋升帮助很大。类似地，每次上线产品发布内部新闻时，我会尽可能地把帮忙者都作为参与者向公司公布。我离开谷歌一年后，过去的一些同事告诉我，他们非常感谢我对很多同事的提携，每次有了功劳都分给他们一份。这其实不是我天生的做事方法，而是我受教育后养成的习惯。

相比之下，很多国内同事在这些方面很不注意。在谷歌，有些时候国内的员工发布了新产品，会忘记提及山景城（谷歌总部所在地）同事的贡献，对此我常常会不留情面地指出来。

为什么我坚持每个人都要分享利益，感激他人的贡献呢？因为一个大型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我们经常感叹，为什么中国人在硅谷晋升得没有印度人快，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小原因是，部分中国人在分享利益这件事上做得不好，不注重相互提携。

……

在美国的大公司里，权力是下放的，并非部门一把手决策所有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它有一点点民主的味道。但是，一旦权力下放到某个人手里，通常这个人就可以自行决定很多事情，并不需要所有人同意、认可。

在美国的公司里，决策过程常常是这样的：具体负责人会先征求上下左右一些人（并非所有人）的意见，拿出一个方案，大家讨论一下，主要看看有没有遗漏，有没有质疑的声音。如果有遗漏，就把遗漏补上；如果有质疑，就评估一下质疑是否有道理。补上遗漏之后，通常就不需要再讨论了，负责人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决定了。否则讨论来讨论去，总会有人不满意，永远没有穷尽。在做决策这件事上，美国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我在《态度》一书中讲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是更好的敌人”。认可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做决策时通常并不想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追求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进步，因此有瑕疵也没有关系。

我在清华大学的另一位老师朱雪龙教授在英国进修了很长时间。他和我聊天时说过，英国的教授远没有中国的教授忙，但是效率并不低，因为很多事情从来不开会讨论，几个相关的人非正式地谈一谈就决定了，也就是说大部分事情是独立决断的。这种做事方法和美国的大学、公司很相似。

现在，虽然开会、通信都方便了，但是我们不仅没有省去开会的时间，反而开了太多会，花了太多时间讨论原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据杰克•韦尔奇的助手、通用电气和高盛的首席培训官科尔讲，韦尔奇在接手通用电气后，发现公司里每个人每天都会收到太多的邮件，很多都无关紧要。这就说明发邮件的人可能是怕漏掉谁，把邮件的抄送范围不必要地扩大了。于是韦尔奇强行规定，如果发邮件时收件人（包括被抄送的）的数量超过一个数额（我记得是20个人），这个邮件就需要经过特别确认才能发出去。这样一来，每个人收到的邮件就少了很多。韦尔奇在担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的10多年里，一直注重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在他手中，通用电气的市值从130亿美元增长到4000亿美元，并一度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独立决断的背后是每一个人本身的责任。我发现，很多组织或机构中没有人愿意独自做决断的原因，不是他们不喜欢拥有决定权，而是害怕承担责任。我们常常讲公民意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所有决定负责任。当每一个人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时，决断就不难了，效率也就提高了。

不要因为小恶而忘记大善

在20世纪90年代，到美国读书的中国人几乎都是靠学校提供的奖学金生活的。没有那笔钱，以当时中国家庭的收人，可能一辈子都付不起美国的全部学费。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是3万多美元，等我毕业时涨到4万多美元。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超过8:1，我6年读下来，就是200多万元人民币，这在30年前是一笔巨款。美国的大学不仅替我掏了这些费用，还让我在毕业时能攒出一辆新车的首付款，可谓对我有“大善”。我周围来自内地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获得了这样的“大善”。

当然，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我们这些留学生难免受到教授的一些剥削。有些教授除了让学生做研究，还会分派一些和学业无关的杂事给他们，比如帮助组织学术会议。这种事情做多了，当然会晚几个月毕业。这种事情对一些人来讲是“小恶”。对于自己有些钱的美国学生来说，他们不需要奖学金，当然就能免除一些杂事。

但是，“小恶”相比“大善”，毕竟量级小。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懂得“勿以小恶而忘大善”，大部分人坚持了下来，最后结果都很好。但是，也有少数人受不了这个“肮脏气”，中途退学或转学了。退学的，后来的结果一般都差不少；而转学的会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家毕业后到了一个好单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并非一直都会顺利、开心，有时同事会排挤你，有时上级会不公正。但是，如果这家单位值得你为它工作，遇到的麻烦就属于“小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能因为一件坏事把所有的好事都否定了。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脸书前100名入职的员工。你可能觉得他肯定发财了，其实不然，他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没有干到半年就离职了，结果一股期权都没有拿到。我估计他的损失至少有1亿美元，而他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美国人比较懂得这个道理，在公司里，他们不太会因为一件事否定全部，而是能从大局出发，好好合作。我们有些人虽然看起来比较能忍，但是常常在工作上因小失大，逞一时之快而失去大机会。

据我多年来对国内职场的观察，很多人离职并非因为第二家公司比前一家好，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前一家公司遇到小小的不爽，就把之前所有的好忘了个精光，愤然辞职。有些人即使没有离职，做事也开始敷衍应付。或许这些人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做得没错，但是因为一点儿“小恶”而忘记公司曾经给自己的“大善”，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果在美国公司里抱着这种心态工作，提升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

我们的祖先在《礼记•大学》中这样告诫大家：“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意思是说，喜欢一个人，还能看到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还能看到他的好处，这种人很少。

为什么少呢？因为人有一个固有的弱点，就是爱屋及乌，容易因为个人的好恶全盘接受或者否定一个人、一件事，容易把局部的得失放大成全局的结果。

很多美国人能够奉行“勿以小恶而忘大善”的做人做事态度，一是因为职业素养普遍较高，二是人与人之间感情谈得少，利益谈得多，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而不会因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就逞一时之快，最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勿因人之短护己之短，勿以人之短炫己之长

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应该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事论事，先把当下的事情解决了，其他事以后再说。

有一次我在谷歌听到一名总监在批评下属，两个人吵了起来。原来，那名叫乔纳森的员工在一个开放的办公区工作，他平时说话嗓门很大，不免干扰周围的人。同事向他提意见无效，就把这事反映给了总监戴维。

根据我和乔纳森的接触，他是个智商极高、能力极强，但情商很一般的人。他常常一个人干了全组（十几个人）一半的工作，但是我行我素，喜欢强词夺理。而他的级别和戴维一样高，组里的同事也拿他没办法。

那天，戴维让乔纳森讲话轻声一点儿，乔纳森辩解道：“我前几天听你讲话调门也很高。”乔纳森其实是在强词夺理，而戴维处理得很好，他只是说：“你提醒得很好，如果下次你发现我讲话调门高了，请给我指出来，我一定注意。但是，今天你的调门确实高了，这件事和别人调门高不高无关，请你注意。”乔纳森无话可说，只好降低调门说话。

对比较理性的人来讲，他们通常不问做错事是否有理由，而是确定当前是否做错了事。如果错了，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至于是否是其他人造成了这个人做错事，那是另一码事，不要混在一起处理。这就是说，不能因为别人犯了错误，我们就有理由犯错误。

中国古人其实不缺乏这种智慧。往远了讲，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说要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往近了讲，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也就是说，勿因人之短护己之短。

第二章 命运的力量

无论多么强势的人都难逃命运的安排，认命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可能有人会觉得，认命太消极、太迷信。恰恰相反，不认命才是迷信！所谓不认命，就是以为世界上所有事情自己都能控制，这是一种妄念，是对自己的迷信。事实上，不确定性是我们这个世界固有的特征，世界上有很多我们自己甚至整个人类都无法控制的力量。承认这一点，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人贵在自知，知道自己的长处，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至于结果是好是坏，不妨泰然处之。尽人事，听天命。

尽人事，仍需听天命

为什么要听天命呢？因为世界上稍微难点儿的事情都非常复杂，超出我们的有限认知，更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付出努力，无非解决了一些维度上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维度的因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当然，如果不尽人事，能把握的那些维度也会把握不住，自然一事无成。

承认天命的作用，我们在做人时就不会恃才傲物。但凡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通常都没有见过真正聪明能干的人。人只有到了人才荟萃的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水平上的不足。

……

著名哲学家康德最赞同和敬畏两种东西，一是头顶上的星空，二是心中的道德律。星空是我们不能支配的客观力量，而道德律则是我们能支配的。

这些智慧和心得并非来自某一个人，而是我在接触到大量同学、同事、师长、朋友后学到的。我在反思它们后，发现中国古代的智者不乏这样的智慧，说明世界的大道是相通的。

问心无愧是稳得的报酬

很多人问我：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得不到机会，或者没有成功，或者得不到芳心，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早知如此，我还努力什么？

对此我只能说，很多时候，努力未必能有回报，但是不努力一定会后悔，最后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稳得的报酬。凡事要尽人事，但是也要听天命，宝钗尽了人事，我想她是无憾的。

我们在抱怨命运不公的时候，不妨想想痴情的宝钗，心里或许能平衡些。

好牌为什么会打烂

晴雯的悲剧实在让人难过，一方面是因为曹雪芹将她写得极为让人怜爱，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小姐身子丫鬟命”。在历史上，或者在文学作品中类似晴雯这样的人总有不少。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想，晴雯自己是否也有问题呢？

第一，晴雯在贾府中的位置非常尴尬。她原本是贾母派给宝玉的人，但是在宝玉身边，袭人负责宝玉的贴身事，麝月等人做具体的工作，还有一大堆小丫头可使唤来做粗活，晴雯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事情做。虽然她心灵手巧，帮助宝玉补了一件孔雀裘，这种细活别人做不了，一定要她来做，但是除此之外，大家看不到晴雯平时做了什么事情。

在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祆。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

平心而论，如果单位里有这样一位大小姐，我们会怎么想。任何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居其职就该尽其事，要勤勤恳恳地做事，本本分分地做人。既然领一份薪水，上上下下就指望我们做事对得起那份钱，而我们自己从良心出发，也该做些有益的事情。否则，就算是哪个头头脑脑招进来的人，将来单位一旦裁员，首当其冲的也是这些人。

第二，晴雯一直搞不清楚掌握自己命运的领导是王夫人。晴雯自以为老太太和宝玉喜欢她，就能够在贾府里呼风唤雨，对上不敬，对下刻薄，这就大错特错了。晴雯有句口头禅，看谁不顺眼就喊“撵了出去”，最后是她自己被撵了出去。

在贾府，贾母是她的老上级，和她自然没有矛盾；宝玉喜欢她桀骜不驯的性子、漂亮的容貌和一股伶俐劲儿，但是她和“婆婆”关系不算好，到了更年期的王夫人最看不上的就是她这样的人。晴雯不懂得稍微藏拙，一味地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聪明伶俐和刻薄的一面。王夫人早就看在眼里不满意了，只是城府很深没发作而已，等遇上小人的挑拨和渲染，就欲除之而后快了。

第三，人要有忧患意识，没事不要惹事。在这方面晴雯太天真了，她仗着宝玉喜欢自己，又是老太太看重的丫头，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在“晴雯撕扇”那一回（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宝玉因为不快活就说了一句，她反而扯上一大堆话，把袭人也给得罪了。到了晚间，她和宝玉言归于好，竟在院子里撕扇子取乐，把麝月的扇子都拿来撕了，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这种行为既可以被看成是可爱，也可以被认为太“作”了。相比之下，袭人比晴雯有分寸得多，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职场上，我们因为做出了一些成绩，可能会被领导夸奖、倚重，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白，即使别人再倚重我们，我们也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别人越是抬举我们，我们越是要小心。一方面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值提高了，另一方面会有人妒忌。如果自恃得宠，动不动就发脾气，那就更不好了。

第四，一个人要对不如自己的人，特别是下属友善，晴雯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在《红楼梦》里，骂下人最多的是王熙凤，排第二位的可能就是晴雯了。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写道：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钻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唬的小丫头子篆儿忙进来问.•“姑娘作什么？”晴雯道：“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了你不成？”

说着，只见坠儿也蹭了进来。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这里又放了月钱了，又散果子了，你该跑在头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坠儿只得前凑。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坠儿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开坠儿，按晴雯睡下……

几年前，马化腾和刘炽平曾经当面请教柳传志如何避免事业上的“坑”，柳老只讲了两个要注意的地方：一个是不要和政府作对，另一个是要善待下面的人。

晴雯在得势的时候讽刺小红攀高枝，没想到日后小红偏偏就成了凤姐面前的红人。如果晴雯不被赶出大观园，保不齐小红会忌恨她，日后在凤姐面前也会告她的黑状。

第五，虽然说太单纯不是错，但是会吃亏的。晴雯是一个没有心机、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她说话呛人，但是绝没有恶意，只是不知深浅喜欢乱说话而已。但是，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不懂事承担后果。我在《大学之路》中写过，上大学的目的不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大学里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晴雯的悲剧在于她不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更不是一个社会人，她依然是一个孩子，甚至有点儿像巨婴。我们都不希望晴雯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仔细了解这样一个角色，了解这样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人为什么把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晴雯只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小丫头，一个小丫头都能让我们产生这么多的感悟，整部书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和人性的帮助可想而知。

在哪座山唱哪山的歌

在决定人命运的因素中，时代因素占了很大比例。生在一个好的时代，生活幸福、事业有成的概率就大。著名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把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好的时代会给予个人更多机遇。但是他的观点还有两个需要补充的地方。

第一，即便在财富增长是大概率事件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有很多失败的投资人，包括大文豪马克•吐温，著名科学家和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以及曾经的世界首富范德比尔特及其后代，这样的人还不少。

第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杰出人物，只是他们的成就来自不同的领域。法国在拿破仑时期名将如云，数量超过了法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总和，以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即使没有拿破仑，也会出现“张破仑”“李破仑”人的命运是由大环境和自身做事情的方法决定的。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出生的年代和地点，但是可以通过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选择做事的方法和方向。这就如同中国老话所讲，在哪座山就唱哪山的歌。

我曾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各种重大发明和发现所需要的先决技术和社会条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改变世界的科技成就其实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改变历史的科学巨匠无一不是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条件，把已经准备好的先决条件凑在一起，才创造出先前没有的发明或者新知的。当然，他们的发明和发现会成为下一代人前进的基础，文明就是这样不断进步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个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梦想——飞行——是如何实现的。

像鸟类一样飞行是人类很早就有的梦想，我们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从中国古代的风筝，到古希腊人制造的机械鸽，再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的飞行器等，都反映出人类对飞行的渴望。但是，任何不具备先决条件的尝试都是难以成功的。虽然达•芬奇在科学地研究了鸟类的飞行之后，写了《论鸟的飞行》一书，但是他设计的模拟鸟的飞行器其实根本不可能飞上天。

到了17世纪，意大利的科学家博雷利从生物力学的角度研究了动物肌肉、骨骼和飞行的关系。他指出，人类没有鸟类那样轻质的骨架、发达的胸肌和光滑的流线型身体，因此，人类的肌肉力量不足以像鸟类那样振动翅膀飞行。®博雷利的结论宣告了人类各种模仿鸟类的飞行努力都不可能成功。与此同时，人类对力学、空气的压强、浮力有了更系统的了解。于是，接下来的200年，人类在研制飞机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所有和飞行有关的成果都集中在研发各种气球上。这就是在哪座山唱哪山的歌。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想成为飞行家，就得去造气球，而不能造飞机。

不过，制作比空气还重、能够像鸟一样持续飞行的飞行器，依然是人类的梦想。转眼到了19世纪，力学和机械加工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由机械驱动的交通工具被发明出来，比如水中运行的蒸汽船、地上跑的火车。在这样的新条件下，英国的乔治•凯利爵士开始了对飞行器的新一轮探索。经过一些不成功的尝试，比如仿造中国的竹蜻蜓设计直升机，模仿鸟类制造翅膀能振动的飞机，凯利爵士发现，有关飞行的理论条件都没有成熟。于是他回到原点，研究飞行所需的升力问题。

经过研究鸟类的飞行和鸟类翅膀的形状，凯利爵士认识到鸟类的翅膀不只提供动力，它特殊的形状在往前飞行时还提供了升力。于是，他提出通过固定机翼（而非振翼）提供飞行升力的想法，并且由此发展出空气动力学。后来，凯利爵士被誉为“空气动力学之父”。

空气动力学理论是实现飞行的先决条件，而第一个尝试用这个理论实现飞行的，依然是凯利爵士。1849年，已经76岁的凯利爵士制造了一架三翼滑翔机。他让一名10岁的小孩坐在上面，由人用绳子牵引着从山顶滑下，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滑翔飞行。4年后，即1853年，凯利爵士又制造出了可以操控的滑翔机，并成功说服一位成年人（他的马车夫）坐上滑翔机实现了滑翔飞行。这次飞行的具体时长和距离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过程可能有点儿凶险，因为这位马车夫随后就辞职不干了。

不过，关于这架滑翔机的设计和当时的一些飞行记录，凯利爵士写成了论文《改良型1853年有舵滑翔机》，并且送到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航空学会——法国航空学会。这让1〇〇多年后（1971年）的英国空军飞行员、滑翔机爱好者皮戈特得以仿制出凯利当年的滑翔机，并成功试飞，从而证明了当年凯利爵士的理论计算和试验的真实性。

凯利爵士在流体力学理论研究和飞行试验两方面都堪称天才，他最大的不幸在于生错了时代。当时能够提供最强动力的是蒸汽机，可它太过笨重而且效率太低，根本不可能作为飞机的动力来源。因此，凯利爵士自带动力的飞行梦想注定无法实现。1857年，已经84岁高龄的凯利爵士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仍在努力设计轻质量的蒸汽机，但终无所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生对了时代。他出生得足够早，以至成了空气动力学的开山祖师；他出生得足够晚，以至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搭建起来了。而且，内燃机很快出现了，他写在《论空中航行》一文中的空气动力学理论很快被证实。

证实凯利爵士的理论并实现他的遗愿的，是美国著名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即奥维尔•莱特和威尔伯•莱特。1903年12月17日，他们实现了自带动力飞机的载人飞行。奥维尔•莱特在1912年讲过，他们的成功完全要感谢凯利这位英国绅士写下的飞行器理论。奥维尔说：“乔治•凯利爵士提出的有关航空的原理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到19世纪末，他所出版的作品毫无错误，实在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文献。”而他的兄弟威尔伯•莱特也说:“我们设计飞机的时候，完全是采用凯利爵士提出的非常精确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的。”

莱特兄弟可以算是研制飞机的先驱中最幸运的两个人。他们出生得足够早，以至飞机还没有被发明；当然，他们出生得也足够晚，不仅凯利爵士已经提出了颇为完备的飞行理论，德国发明家尼古拉斯•奥古斯特•奥托还为他们准备好了内燃机。

对于一个人来讲，生逢其时是最大的幸运。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可以算是生逢其时，不仅赶上了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而且生活在全球没有大的战乱的环境中。无论是在国内做事，还是到海外发展，都有好的机会。这个时代，比1870年至189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一点儿都不差。生在这个时代，就要做和这个时代相契合的事情。

东汉的许劭评价（年轻时的）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语出《三国志》），曹操听了之后很高兴。这个评价也印证了曹操未来的道路。曹操后来赶上乱世，于是选择走奸雄的道路。可以想象，如果曹操早生100多年，赶上汉光武帝的年代，他可能会选择走治世能臣的道路，因为那时候当奸雄是作死。相反，在东汉末年还想当治世能臣的人，下场都不好。

几年前一位朋友找我，说他还在读高中的儿子天天钻研计算机、UI(用户界面）设计，像着了魔一样，让我开导开导他儿子。我和这位一脸稚气的年轻人见面之后，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读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创业。看了他做的东西之后，我对他的父母讲：“在当今这个年代创业，比以前任何年代的成功率都要高，即使它依然是失败率很高的事情。难得他小小年纪能够在计算机上钻研得这么深，不如让他随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两年后，他因为课外活动搞得出色，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虽然他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有了不错的起点。

那么，什么时候不适合创业呢？抗日战争那个时期就不适合。那时候试图实业救国的人都失败了，而投笔从戎才有前途。同理，如果现在还有人想成为拿破仑，就不合时宜了。

认清了时代，认清了环境，选择对了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能否做成，就看怎么做了。在同样的大环境下，每个人的命运之所以会千差万别，除了很多人走错了方向以外，还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以至功败垂成。我们可以从莱特兄弟的故事，看出怎样做事情才能获得好运气。

在莱特兄弟的年代，世界上想成为发明飞机第一人的不止他们兄弟二人。从时间上来讲，更有希望第一个实现载人自带动力飞行的应该是德国发明家奥托•李林塔尔。他比莱特兄弟大20岁左右，开始研制飞机的时间也早几年。他研制飞机的时候，距离尼古拉斯•奥古斯特•奥托发明内燃机已经过去20多年了，而戴姆勒和本茨也已经成功地使用内燃机造出了早期的汽车。从动力条件上来看，他和几年后的莱特兄弟拥有相同的技术基础。

李林塔尔在飞机的发明上有不少贡献，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多次成功完成滑翔飞行的人。但是，李林塔尔的工作方法有问题，这导致他不仅没有造出飞机.更在一次滑翔试验中丧生。李林塔尔在工作上的缺陷主要有三个。

第一，没有进行准确的理论计算。莱特兄弟后来发现，李林塔尔在计算升力时多算了60%的升力，这对滑翔飞行试验而言是一场灾难。

第二，在没有太大把握的情况下，就用载人试飞做试验是非常危险的方法。

第三，没有解决飞机的控制问题，仅靠模仿鸟类通过平衡身体控制飞行，是不切实际的做法。

李林塔尔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莱特兄弟。莱特兄弟超越李林塔尔和同时代人的地方，不仅在技术方面，更在于工作方法上。

首先，莱特兄弟非常注重飞机设计在理论上的正确性。

他们二人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是系统地学习了空气动力学，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做事情非常严谨。例如，这对兄弟通过使用凯利爵士的空气动力学理论，校对了李林塔尔的升力计算，发现了问题并进行了修正。这只是兄弟二人做的诸多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小例子。莱特兄弟对飞行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解决了飞行的控制问题。他们从中国的风筝上得到了启发，发明了控制飞机平衡和方向的控制杆和尾舵。这样，发明飞机最关键的三个技术条件——升力、动力和控制——才全部具备。

其次，他们兄弟二人不做足试验，是不会上天试飞的。

如果我们处在当时莱特兄弟的位置，发现李林塔尔失败的原因后，会怎么做呢？很多人会增加60%的升力后重新试飞。莱特兄弟不是这样的，他们打造了一个风洞，模拟飞行的气流，进行了大量的试验。仅仅为了改进机翼，他们就尝试了200多种翼形，进行了上千次的测试。此外，他们对于如何控制飞机平衡、俯仰和转弯等航空操纵，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这样一来，他们设计好第一架飞机试飞时，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飞机的操控性和稳定性问题。

最后，飞行试验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很多人可能会想，既然已经在风洞中做足了试验，就应该驾驶飞机上天试飞。但莱特兄弟不是这样做的，即使试飞，他们也要先进行无人驾驶的试飞。他们不是一次性测试飞机的全部功能，而是每次只重点测试一项功能。比如为了试验飞机的转向控制，莱特兄弟在1902年进行了700〜1000次的滑翔试验。仅仅对飞机上用于控制的尾舵，他们就进行了上百次试验。他们在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后，才确认彻底实现了飞行转向控制，这是飞行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他们才将精力集中到制造自带动力的飞机上。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谨慎的态度，莱特兄弟才获得成功，并让人类进入了飞机时代。相比莱特兄弟，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在研制飞机时做的准备工作显得十分不足。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后的10年里，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发明家在发明飞机，但是依然有很多牺牲。那些令人遗憾的失败，大多不是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工作方法导致的。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就匆匆忙忙上天试飞，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不是他们运气不好，而是“命”不好，这个“命”是由做事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决定的。

做事情有专业的做法和不太专业的做法，莱特兄弟从风洞试验开始，一步步地系统验证自己的构想，这就是专业的做法。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时机，有的人把事情做成了，有的人错失良机，可见专业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有人觉得如果采取鼓励的方法，或许有些人能成为莱特兄弟。但我认为，他们永远成不了，因为他们不专业。有哪个造飞机的民间科学家进行了风洞试验，又有哪个想发明飞机的人系统研究了相关理论？业余的水平再高也是业余的。

很多人问我怎样才能做好投资，我认为关键是要专业。业余的人可能会投资成功几次，但是不能系统地保证稳定的回报。但凡做事都应该专业，否则，“命”就好不了。

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讲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过去的时代永远不可能重来一次。但是，世界上毕竟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我们对世界的信心，在不同环境下做不同事情的原则，以及专业的做事方法。

舍得止损，才能斩断厄运

遇到任何倒霉的事情，一定要认命，不要总想着挽回损失，这样损失就会被限制在局部。很多人总是抱着“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心理，最后损失得越来越多。

……

很多人不肯认命，不肯止损，其实是因为骨子里太高估自己——不仅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高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高估自己的能力，才会觉得有翻盘的可能；高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才觉得什么都该是自己的，什么都不能少。

如果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自己的那点儿所得不过是上天的恩赐，得到了固然可喜，得不到也在情理之中，就愿意割舍，也就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人不会总有好运气，也不会永远走背运，但是不好的心态会让厄运不断被放大。很多时候，心态决定命运。遇到厄运时不慌乱，坚决斩断厄运链，把损失限制在局部，避免雪崩式灾难，是智慧的体现。而愿意止损、愿意认命的背后，体现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自知，对命运的敬畏。

第三章 生活的节奏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掌握好节奏。人在忙碌的时候，很容易忘掉忙碌的目的，最后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从忙乱中退一步，思考一下目的，能省掉多余的需求和行动，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让我们更快地接近目标。

要思考，就需要慢下来

怎样能生活得更好，工作得更有成效？我的做法就是慢下来。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想起出发目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做事之前抬头看看纯净的天空，沉静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

我经常提醒自己，凡事要慢三拍。有时候周围的人让我做决定，我会说：“我现在脑子不工作，让我明天再回答你。”因为我不想太匆忙做决定。事实上，第二天我有足够的时间仔细倾听。慢慢做出的决定，和匆匆忙忙做出的决定常常是不同的，当然也是更好的。

人不在于开始了多少件事，而在于完美地结束了多少件事。很多人做的一大半事情是有头无尾或匆匆结尾的。喜欢多做事，多少和人贪心的本性有关。一’个人想做到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是很难的，得有些不寻常的本事才行。我很佩服圣方济各®，他有高尚博爱的胸怀，能够视世俗功名如无物，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俭朴健康的生活。

我自知做不到像圣方济各那样清心寡欲地去生活，因此从不建议任何人那么做，毕竟我们不是圣徒。但是，我们可以像他那样，从大自然、从生活本身寻求无穷的乐趣，而不是匆匆过完一生。当我们做事慢一点，少走点弯路，多花点时间享受浪漫时，我们便能使自己时不时地沉浸在奇思妙想的长河中，畅游在人类知识和艺术的海洋里。这一点，我们还是能做到的。

《旧约全书》中的《诗篇》第46章第10节上写道：“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既然我们不是神，何不休息休息，不要那么匆忙，走出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

不要成为积极的废人

越穷越忙、越忙越穷，这是很多人当下的困惑。很多人说:“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不行?”实际上，上天不会亏待一个真正努力的人，但也不会同情假勤奋的人。走出这个怪圈的第一步是要慢下来，以免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为积极的废人或者伪工作者’在慢下来之后，审视一下自己，找出自己忙碌的原因，这是走出上述怪圈的第二步。

我在谷歌和腾讯参与分析了绩效平平的员工，又结合一些职业管理培训专家的经历，发现特别忙但是绩效差的人，除了是伪工作者之外，通常还有三个毛病。

干了太多不该干的事情

我讲过的伪工作者好歹会做本职工作，但像这位女同事一样瞎忙的人，往往分不清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焦头烂额在所难免。

这里我还要专门把“亲朋好友托付的事情”单拎出来说一说。因为很多人平时做事是有原则、有一定判断力的，如果是陌生人提出不合理要求，他们未必会因此耽误自己的时间，但如果是亲朋好友找上门来，原则就没有了。

我对亲朋好友提出的请求，通常用两个尺度判断帮还是不帮。第一，不帮违反原则的忙，以及自己帮不上的忙。后一种情况下要第一时间告诉对方，以免对方有不合理的期望，反而耽误了事情。第二，分清哪些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哪些需要我帮忙解决。对于前者，我通常会客气、坚决地回绝。比如，我过去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朋友又多，总有人托我带东西。我会严格区分哪些东西可以带，哪些东西直接拒绝带。iPhone(苹果手机）刚上市，中国买不到，有人托我带一个，我会答应。一来iPhone体积小，携带方便；二来它的价格较高，带一次值得；三来手机两三年才换一部，不会需要我经常带。但是有些人托我给国内的亲朋好友带美国大杏仁、尿不湿或者奶粉，我就拒绝了。一磅（约0.45千克）杏仁才能省几美元，奶粉和尿不湿是消耗品，带起来没完没了，更何况两边交接东西都要花时间。因此，这类忙我一律拒绝帮。我希望我给对方带去的是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成为搬运工。

有些读者给我留言，说他们在单位里对同事有求必应，于是很多同事占他们的便宜，凡事找他们帮忙，以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领导也不满意。我如果是他们的领导也会不满意，因为在单位里，一个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是到处帮别人忙。分不清哪些事情该做好，哪些事情不能做，难免会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好好先生”。

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

很多人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这种做事方法在英语里有个词叫作multitasking,即多任务同时处理，非常精辟形象。计算机由于计算功能强大，通信的带宽比较宽，可以多任务并行处理。但是对于人来讲，说得通俗点儿，多任务并行就是一心多用。

在我从研究人员转变为投资人，还出版了一些书之后，很多人问我是如何做到多任务并行的，又是如何实现跨界的。说实话，我在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也就是说，我的工作状态是单任务的；不是多任务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想通过多任务的方式多做几件事，结果是一件事都做不好，时间一长，我总是在低水平上兜圈子。根据我的观察，绝大部分人不具有多任务处理事情的能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做过一项研究，表明人脑同步思考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2009年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有一篇文章写道，人脑的带宽只有区区60比特/秒，是（那个年代）上网带宽的十万分之一。我看到的对于人脑带宽最高的估计，不过每秒上千比特。照这个速度传一幅手机图片，大约需要一小时。由于生理上的局限，人在某一时刻只能接收、保留和处理少量的信息。如果一心多用，不仅不能多做事情，反而会因为来回切换任务而降低工作效率，还容易导致错误不断。

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

迷信所谓的速成

很多人喜欢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总想着付出最少而得到最多。其实，世界是非常公平的。极端不公平的交易即便没有消失，现在也非常少了，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一旦存在，很快就会被人找到，参与的人多了，回报就会马上下降。

不少人问我学什么专业未来收入高，工作还不会太辛苦。大家其实不妨反问一下自己，是否存在这样的好专业。辛苦且回报低的专业能找到，但是轻松而回报高的专业几乎不存在。抱着取巧心理的人，不是在和同龄人竞争，而是在挑战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挑战市场的有效性，或者说是在和上帝竞争。

对速成的崇拜也是“瞎忙族”的一大特点。他们相信自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捷径，而不是沉住气慢慢提升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狗熊掰玉米。比如，有的人想学好英语口语，先去报口语速成班，然后采用所谓的轻松学习APP(应用程序）。事实上，功夫没下够，用什么方法都是在浪费时间。

我有一个同学极具语言天赋，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样样精通。我问她学语言有什么秘诀，她说其实就是有耐心。我的另一个朋友想练习英语口语，却又不愿意吃苦。刚开始采用的方法是看美剧，效果不好后，她就去听美国之音和BBC(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最后时间花了不少，说出来的英语别人却听不懂。我告诉她，美国之音和BBC的口音存在巨大差异，而像《老友记》这样的生活片里的发音，和新闻播音腔截然不同。将三者混在一起，效果可想而知。她挑的学习方式都是相对轻松的，在她看来是捷径。其实，只要确定一个学习目标，长期坚持，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要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说难，是因为人的本性难移。一些读者读完我的书，抱怨书中没有让他们一用就灵验的抓手，这其实还是抱着想走捷径的想法。如果真有不需要努力的捷径，所有人都能学会，这个捷径带来的优势一定不具有稀缺性，也就不能称其为优势了。说容易，其实只要把做事的节奏慢下来，先动脑，再动手，把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从任务清单上删除；在做事的过程中按部就班地把事情做好，不要开了很多头却不结尾；做完事情，审视一下自己的得失，评估一下效果，以备将来参考。这样，效率自然能提高，收益也能随之而来。打高尔夫球的人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第一球没有打好，就想第二球超水平发挥，追上一些距离。在这种急切心理的作用下，动作常常变形，第二球也打不好，于是陷入一种可怕的“厄运链”，永远走不出去。其实，走出厄运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坏了一个球之后，承认现实，慢下来，下一球该怎样打还怎样打。这样就斩断了厄运链，把坏事的影响限制在局部，不让它扩散。

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怪圈的人，要做的就是斩断厄运链。越是落在别人后面，就越想通过并行处理多做点事情，结果错误百出，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时候，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做减法，把各种不必要的事情从清单上删除，而不是花更多时间在低回报的道路上狂奔，那样只会让人生失控。

承认自己过去用的方法不得当，过于贪婪，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很多人能够走出“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愿意反省自己的得失，接受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我们通常觉得老年人保守，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更不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但是很多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是“年轻的老人”。

这些人在遇到一个和自己过去长期接受的观念不同的概念时，第一反应不是思考，不是花时间搞清楚新概念，而是陷入惯性思维的泥潭无法自拔。比如，很多人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就会对符合自己观念的想法坚信不疑；遇到一些和已有认知不同的想法时，就会本能地反驳。我们从各种社交网络的留言中经常能找到这样的人，他们的反驳并没有逻辑，只是和对方的观点不一样而已。甚至有些人在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后，听不得成功者的经验，反而倾向于求助认知水平和自己相当的人，或许这样能让他们不自卑吧。

我们会习惯一种思维，是因为它不仅让我们舒服，而且显得我们很正确。我们在不得不接受别人的新思维时，至少要在心里否认自己一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很多人觉得，“我没有变痩，一定是吃得还不够少”“我每天加班却还没有升职加薪，一定是不够努力，所以一定要熬夜加班”。如果告诉他们原因是努力的方向错了，他们会想都不想就反驳：“我努力加班都挣不多，少做事情岂不挣得更少？”他们不会考虑，合理饮食加上适当运动比一味少吃更有利于减肥，早睡早起、提高工作方法和效率才是更好完成任务的途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新东西、改变旧习惯，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和工作方式，满足于低成就的快感。用一句流行语形容，就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而我们都知道，如果方向错了，越努力离目标越远。

当遇到困境时，我们首先应该慢下来，斩断厄运链。然后重新审视目标，做减法，讲究效果，这样走出厄运的怪圈就不是难事了。

休息的意义

工作的意义我们都清楚，除了工作，我们还能做点儿什么呢？应该先好好休息，有意义地休息，不懂得休息的人其实不懂得工作和学习。

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很忙，没有闲暇时间好好休息，度一个长假更是奢望。很多人即使下了班，依然无法放下手中的工作，觉得如果有什么事情自己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就会失去很多机会。这种敬业精神固然可贵，不过一个人的神经如果一直绷得那么紧，不仅自己早晚会吃不消，而且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重要到什么事情缺了他就不能运转了。绝大多数人每日做的那些看似必须做的事情，都是可有可无的。每年年底，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在过去一年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的主要事情，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没必要做，还有一些事情虽然需要做，但是没有产生想要的结果。想清楚这一点，就可以放下负担去休假。

关于休息的好处，大家首先会想到劳逸结合、提高效率，或者保持好身体，健康长寿。生理学家做过一个试验，让一组身强力壮的青年搬运工人往货轮上装生铁，连续干4小时，结果工人只能勉强装12.5吨；一天后，让同样的人每干26分钟就休息4分钟，同样是4小时，最后装了47吨，劳动效率提高了2.7倍还多。这正应验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

但是，休息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益处一：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很多单位开重要会议时要离开单位所在地，到一个度假胜地去，而且以非正式的方式开会。这倒不完全是为了公款消费，而是在休息的状态下大家容易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人在一个环境中待久了，难免产生思维定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同一个环境中，人类的活动具有连续性，昨天发生的事情和今天发生的差不了太多，因此前天、昨天的经验可以用于今天。久而久之，人的大脑中就形成了一些起基础性作用的认知要素和方法论，包括知识、经验、观念、做事方法。由于它们的作用时效比较长，作用范围广，因此即使每天遇到的事情不同，思维定式也不那么容易摆脱。甚至对一些人而言，外界环境完全变化了，他们的思维定式依然存在。王阳明讲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辜鸿铭说的“剪得掉头上的辫子，剪不掉心中的辫子”，都是这个道理。

定式思维是思考的基础，不应该一概否定。婴儿没有定式思维，是因为他们不能思考。但是，当一个人由于思维定式陷入窘境时，它的害处就会超过它的益处，这通常发生在变化不连续，或者虽然连续，但方向和之前相反的情况下。

益处二：开阔眼界

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都有学术假期。每过7〜10年，大学就允许教授全薪休假半年，或者半薪休假一年，甚至在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允许教授第二年无薪休假。其间，教授可以去访学、做顾问、周游世界，也可以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干。为什么要给教授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呢？因为这是教授出去开阔眼界的好机会，并且最终会回馈大学。通常，那些教授会选择去游学、到公司做顾问或者写书，由于没有工作压力，这段时间常常是他们研究水平实现跨越的转折点，因为半年甚至更长的闲暇让他们眼界大开。谷歌以前也给研究人员这样的学术休假机会，只是后来公司太大了，才把这个福利取消。但是，自己给自己放假，并且善用假期，对开阔眼界是有莫大帮助的。

写到这里，其实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休息。休息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的，比如睡觉、嗑瓜子儿、看电视，或者到歌厅去娱乐。这样的休息是必需的，短时间内可以让人充电，但是，时间长了人就不容易提起精神。比如，觉得越睡越困就是这个原因。很多人觉得，我太忙了，没时间休息，其实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对休息有误解，把休息等同于各种被动休息了。

还有一种休息是主动的，比如做运动、旅行或者游学。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身体状态不同，适合的休息方式也不同。不管怎样休息，只要能够帮助自己恢复精力，重拾自信心，更重要的是能让自己从原先封闭的系统走出来，就是好的休息。

休息的本质是从外界获得信息和能量。无论是在热力学中，还是在信息论中，任何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系统都是向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的，也就是说变得越来越无序。而破局的关键就是打破封闭系统，引人负熵。在热力学中，我们可以将负熵理解为能量;在信息论中，可以将它理解为信息。无论哪一种，都要先走出封闭的圈子。历史上很多大艺术家的灵感来自换一个环境，去体验自己以前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高更在大溪地的经历让他创作出不朽的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一生要做的５件事

如果问我一生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根据我的经历和认知水平，我觉得有这样5件事。

第一件事：恋爱，结婚，生子

第二件事：尝试做一次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三件事：回馈

同样，没有时间也不过是托词。大部分人恐怕不会比我更忙，但我每周依然会在周一、周三两天准时去看望我的母亲。如果我能挤出时间做到，99%的人应该也有时间做到。每次到了看望母亲的时间，不论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做别的事情，我都会告诉其他人，我现在必须离开了。时间一长，周围人都知道在那些日子不要指望我加班，也不要在快下班时给我安排事情。坦率地讲，即便是国家元首所做的事情，也并非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何况我们常人。2019年初，美国政府关门了30多天，大家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没有谁感觉到生活变得艰难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里除了海关工作人员等极少数的人，绝大部分人平时做的事情其实可有可无。我们做的那些引以为豪的事情，其实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所以，任何没时间的说法都是托词。

总之，回馈不能仅仅有心，还必须有行动；只有采取了行动，才能证明有心。

第四件事：有一个信仰

人应该有信仰，这个信仰未必是宗教信仰，但是必须有。因为当我们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信仰会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事情。当我们不得不做出很多抉择，比如在道德和利益上纠结时，信仰能帮助我们找到符合本心的选择。

信仰的作用不止这些。有了信仰，我们在表明立场时就敢于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向不公正大胆抗议，或者喊出我们相信的原则，这就是勇气。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对的，就不怕恐吓，敢于行动。

第五件事：留下遗产

每一个人最后都应该考虑留下一些遗产，当然，这里说的遗产不只是钱财。

根据幸福学的理论，幸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基因的传承，即传宗接代，因此，子嗣本身就是遗产的一部分。当然，动物也能留下这种遗产，因此人类的遗产应该比这个更多。

我最早思考遗产这件事其实是在读博士时。当时我的导师贾里尼克教授对我说：“博士和硕士是不同的，硕士只要掌握专业技能即可，博士需要对人类的知识体系有所贡献。虽然你做了很多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是你还没能解决一个以前没有人解决过的、对后人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我还不能让你毕业。”

我听了这话当然很不高兴，因为很多学习水平不如我的人早就毕业了。但是现在我要感谢导师的这番话，它让我最终为人类的知识体系添上了一块砖，这或许就是一种遗产。

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我，是否会完全一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说明你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如果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哪怕很小，哪怕微不足道，但世界因此不同，那么这就是你给世界留下的遗产。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自己不必浪费时间做哪些事情了。

当然，这个智慧并非我自己总结出来的，而是受到凯鹏华盈的董事会主席、风险投资之王约翰•杜尔的启发而领悟到的。杜尔在投资时，把金钱的回报放在第二位，把产生改变世界的影响力放在最前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投资了谷歌、亚马逊、推特等许多改变世界的公司。

幸福的蓝色地带

我曾经讲过，幸福生活才是目的，个人的成功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和手段而已。很多人为了挣钱和出名，偏离幸福生活这个目标，虽然挣了很多钱，但是不幸福。

……

那么，除了钱，获得幸福还要有哪些要素呢？我们不妨看一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丹•比特纳是怎么看的。为了搞清楚这件事，比特纳走访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幸福指数较高的国家，探究幸福的源泉。他把自己15年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一本畅销书《蓝色地带》，后来，他围绕这个主题一共写了4本书。“thebluezones”是一个人类学名词，直译成中文是“蓝色地带”，指的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这个书名的含义很明确，就是获得幸福的最高境界。我为了让孩子从各个侧面理解幸福，专门和她们一同读了这本书。

我在《态度》一书中对这本书的内容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在此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比特纳在书中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幸福人生，它们分别是以哥斯达黎加人为代表的“愉快式”幸福，以丹麦人为代表的“目的式”幸福和以新加坡人为代表的“自豪式”幸福——这三个小国分别是美洲、欧洲和亚洲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哥斯达黎加人的“愉快式”幸福来源于他们乐天的性格和对物质财富并不强烈的欲望。在哥斯达黎加，每个人很容易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加上教育和医疗有保障，人们可以过得无忧无虑，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余爱好。

丹麦人幸福的原因来自他们能够实践生活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讲过，真正的幸福来自生活的意义，而丹麦人就是这样的实践者。当然，主动实现自己生活的目标是需要有物质和时间保障的，这一点丹麦人做到了。

当然，我估计中国人很难接受哥斯达黎加人或者丹麦人的幸福观，因为那要求看淡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相比而言，新加坡人的“自豪式”幸福或许更适合中国人，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在书中，作者用了pride—词，它的意思等同于“出人头地”。同样是想出人头地，为什么新加坡人过得比中国人幸福呢？有人觉得是因为他们钱多。其实，如果单看中国一线城市人均GDP以及收入水平，和新加坡人的差距远不像两国人均GDP差异那么大。新加坡最大的好处是“省心”，一个人只要从小当好学生，然后上好学校，将来努力工作，就能挣到钱，并且赢得他人的尊重。相比之下，我们的努力往往未必能得到回报。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人觉得看不到希望，幸福感自然不会高。

其实，无论哪一种幸福，都需要4个基本条件：

第一，有基本的物质保障。

第二，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小，特别是付出努力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第三，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自然幸福。

第四，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环境的价值观匹配。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受到周围人的尊重。如果把新加坡的一个每天工作14小时、身家千万新币的寿司店老板放到哥斯达黎加或者丹麦，他一定不幸福，因为他不仅得不到尊重，还会被看作另类。

这4个条件，有些靠环境，有些靠我们自己，当然环境本身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改变的。比如，前文提到的三个国家的国民生活很省心，这就是环境。而省心的基础却不一样：新加坡靠法律维系，哥斯达黎加靠大家的默契，丹麦则要靠较高的国民素养。但不管是哪一种，都依赖于每一个人的贡献。

在环境之外，幸福更多的是自身能够把控的。除了有基本的物质保障（并不需要盖蒂那么多的钱），幸福首先来自人们自身有脚踏实地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并且能付诸行动。这些可以通过三个词描述，它们都是以英文首字母P开头的，即目标（purpose)、愉悦（pleasure)和自豪感（pride）。人一辈子最看重的东西是目标，既然是自己定的目标，而不是被迫而为，那么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即使有艰辛也是愉悦的。自己在实现了目标后，必然有自豪感。

盖蒂家族的悲剧在于，大部分后代的目标都不是自己定的，要么是老父亲为了维系这个大家族的繁荣而规划好的，要么是身在那个位置不得已而为之。老盖蒂去世后，后人干脆违背了他的遗嘱将家产变卖分了。虽然剩下的钱连当初的十分之一都没有，但是他们摆脱了盖蒂光环的影响，开始过自己的生活。是好是坏自己体会，或许他们内心更加幸福。

第四章 职场的心法

我们在职场上的一切行为，莫过于做事和做人。在职场上不能做事的人最终不会有长远发展，可光会做事、不会沟通的人，常常在一幵始就得不到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或者在做出成绩之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做事情的方法因人而异，毕竟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差异很大，但是做人的原则和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人沟通交流。

同时，要想在职场获得稳定的发展和提升，还需要提防腐食者和小人。前者虽然能帮助我们清理工作环境，但我们要避免被他们盯上，成为牺牲品；后者则会把我们个人和组织从根上毀掉。识别和防范他们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具备的技能。

职场沟通从面试幵始

201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学生组织让我从面试官的角度出发，给他们做一次面试辅导。事后，我把当时讲述的内容整理为两点心得：首先，在职场上，好的沟通从面试开始，而好的面试从听懂对方的问题幵始；其次，面试并非被动地参加考试，而是要主动展示自己的风采。当然，这些经验是我在谷歌和腾讯面试了上千人之后总结出来的，而这两家公司做事都比较规范。至于这些经验能否适用于那些地域观念很强、管理颇为传统的家族企业，我相信大家自有判断。

如何做好面试的沟通呢？面试前一定要做好准备，这一点无须多强调，如果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该穿什么服装，提前多久到面试地点，见到面试官应该如何打招呼问候，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所有单位都要求面试官客观公正地面试完每一位候选人，但很多时候面试官的倾向性在见面的前5分钟就形成了。第一印象不好是面试者丢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做好准备、给人一个好印象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事情。这其实也是一种交流，只不过它采用的不是语言，而是形象。

正是由于面试最初几分钟的交流很重要，大多数面试者都会紧张，这是普遍现象，所以没必要抱怨自己心理素质不好。不仅面试者如此，面试官也不轻松。虽然他们是面试的主导者，但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无论是招进一个不合适的人，还是很长时间都招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他们所在单位的损失都很大。因此，他们也有压力，也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最有效的信息，而不是难为面试者。理解了这两点，面试者就没有必要太紧张。面试不是考试，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信息沟通。

要进行有效沟通，就需要换位思考。面试者应该想一想，如果自己是面试官，会如何利用45〜60分钟的时间获得有效信息。要知道，面试官在工作之余花时间面试他人，并非想过一把当老师的瘾，而是希望招一个能够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事、下属，有时候甚至是上级。那么，他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呢？一定是彼此有很多共识，能够在同一个知识层面长期交流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面试官为了找出合适的人，通常采用提问的方式，甚至出考题。如果面试者能够回答得圆满，说明他们将来能够在同一个层面上合作。

但是，这种提问的方式往往让面试者觉得，没能答对问题是最糟糕的表现。诚然，这样的结果让人有些沮丧，但它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情况是没有听懂面试官的问题而胡乱回答。因为在日后的工作中，如果你正确理解了领导和同事的意图，即使不会做，别人还有机会教你；但如果没有理解或者理解错了，直接胡干一气，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资源，给单位和同事带来的损失会很大。

事实上，面试者或多或少会遇到些答不出来的问题，这并不奇怪。因为好的面试官会把问题设计得有相当丰富的层次和足够的深度，他们要通过那些问题了解面试者的能力在哪一个区间。如果出的问题太简单或者太复杂，所有人都答得出来或者都答不出来，就达不到识别面试者能力的目的了。绝大部分面试者都会碰到有点儿吃力的问题，但这不意味着面试失败，面试官本来就没指望面试者能够百分之百地回答出来。但是，如果没搞明白问题本身的意思或者面试官问这个问题的意图，还觉得自己回答得很圆满，那就是真正的失败了。因为这会让面试官认定，彼此将来是无法在同一个知识层面进行沟通的。我面试过的求职者中有大约1/4的人，或者由于紧张，或者由于理解能力差，或者由于沟通技巧欠缺，总之是没听懂问题就急忙回答，这些人最终都没有获得职位。

鉴于此，我给面试者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先确定自己完全清楚对方问题的含义，以及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面试者在回答之前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下问题，以便确认自己的理解准确无误。这样，即便没有答对问题，面试官也知道彼此可以在同一个层面上交流。

在美国，博士生导师在自己的学生去国际会议做报告或者申请大学教职之前，都会训练学生成为一个好的讲演者。其中有一项要求就是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要复述一遍问题再回答。很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学很少会教这类技巧。

不过，听懂问题只是第一步，这时如果急于回答，依然有可能落入面试官设计的陷阱之中。为了避免这一点，聪明的面试者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他要问我这个问题？很多面试题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有好坏之分。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问出来，他期待的答案可能会不同；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场合下，好答案的标准也不一样。这绝不是在网上刷一下面试题库，背下答案就可以做到的。只有理解面试官的意图，在有效交流方面和对方进一步拉近距离，才能知道好与坏的标准。

我在面试时，常常会从下面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问起：“给你一堆非常非常多的杂乱无章的数字，你如何找到中位数？”

这个问题对于哪怕没有学过计算机的人而言都非常简单，只要将这些数字从小到大排序就好了。因此，为了不让对方觉得被小瞧，我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往往会说：“让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开始，你先预热一下。”

但是，问题真这么简单吗？我在谷歌和腾讯遇到的求职者中，最后能非常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要知道，每一个能来谷歌面试的人，都是从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简历中筛选出来，又通过一两轮电话面试的“幸存者”，总体水平不会差。大部分人失败的原因是不理解我提问的意图。有经验的面试者会想一想：面试官为什么问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通过这个问题，他想考察我哪方面的知识或者能力？而没有经验的人会不假思索地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按大小排序，然后把中间那个数挑出来。

事实上，我在提问时是话里有话的，我特意说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给数字排序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如果面试者对我所在的公司一一无论是腾讯还是谷歌——有所了解，就应该知道，我们要处理的数据量远非一般公司可以比拟。因此，那种看似很直接、在小公司或许可行的方案，拿来处理谷歌或腾讯的数据根本不可行。面试者如果能想到这一层，就会知道我所期望的好方法绝不是排序，而是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没有事先看过答案的面试者中，有六七成的人一开始是想不出有效解决方法的。这时，面试者水平的高低就看出来了。有经验的面试者即使不能马上想出答案，也知道面试官并不期待一个不费脑筋的笨办法，这类人往往会说：“我知道将这么多数字排序绝不是好办法，不过它在万不得已时算是一个笨办法。能否给我两分钟时间仔细想一下？”这样的表述恰恰是面试官想听到的，这说明面试者不仅听懂了题目，还知道排序不是对方期待的答案，并且通过这样一次有效的交流沟通，他还获得了几分钟进一步思考的时间。

接下来，有的面试者会想出好的解决办法，但更多的人其实没法在两三分钟内想出来。这时，有经验的面试者会主动寻求帮助，比如询问能否给一些提示，而没经验的人会自己死磕。面试官更喜欢哪一种面试者呢？通常是前者，因为在工作中，遇到不会的情况向别人请教，然后把问题解决，并非一件丢脸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闷头干半天却什么都做不出来，反而会耽误工作。在获得提示之后，一些面试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虽然不如那些能够独自解决任何问题的“超级明星”好，但至少不会被某个面试官“判死刑”。

而那些事先看过答案的人，就算能够很快地回答出来，我和我的同事通常还会准备三四个后续问题等着他们。比如，让他们分析一下自己提出的算法的复杂度；再比如，假设数据量大到一台服务器都存储不下，需要1000台服务器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涉及的知识非常多，不是刷题能够解决的。最后能够靠自己完美回答所有延伸问题的人其实很少，但是有经验的面试者可以通过和面试官不断地沟通，圆满地解决上述问题。

面试其实是实际工作的一次预演。一个人能够在第一时间理解领导和同事的意图，独自圆满地解决问题固然好，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和别人讨论、交流，越来越深刻地理解问题，找到越来越好的答案。这才是最有效的工作方式。能够以这种态度工作的人，也是容易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的人。面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找到可以一同工作的人。

当然，面试者除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有基本的工作能力，能够和大家一同合作之外，还应该展现自己特有的风采。

通过沟通展示你的价值

申请研究生的学生或者刚刚毕业的求职者常常在“求”对方录取或录用自己，这在无形之中就将自己放在了一个极为被动的位置上。实际上，正在招生的大学也好，招聘雇员的单位也罢，它们也急于将空缺的位置填补上。当它们找到再适合不过的人选时，欢喜的心情完全不亚于你被心仪的大学录取或者拿到一个好工作的邀约。但是，所有人都喜欢买东西，而不喜欢被“卖”东西，我们与其“求”人，不如让对方看到我们的价值，产生主动邀约的愿望。不仅在求学或求职时如此，与人交往的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具备这种主动精神。

我还是以面试为例，讲一下主动精神为什么重要。很多求职者会想：我为什么要参加麻烦的面试？万一发挥不好，多年的努力和积累不就体现不出来了吗？用人单位根据我的成绩单、简历、推荐信直接评估，不是更客观吗？对招聘单位来讲，面试的成本要比考试或者看申请材料、推荐信高得多，可它们还愿意付出高成本进行面试，不仅是为了验证书面材料上的信息是否属实，更是为了了解那些无法通过考试和简历获取的信息，从而找到最合适的人选。理解了这一点，你在求职时，既应该给予面试官足够的尊重，同时也应该尽可能利用短暂的交流时间，让面试官从心里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前5分钟让面试官对你产生兴趣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一下，面试的前5分钟很重要。这5分钟虽然很难让面试官全面了解你，却能让他对你产生兴趣，让他愿意了解你接下来展示的才华和风采。如果最初的5分钟没能使对方对你产生兴趣，面试就已经失败了一半。

那么，怎样才能让面试官产生兴趣呢？

首先，要做好功课。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实在见到面试官之前面试就已经开始了。很多时候，用人单位的人力会通知面试者谁是自己的面试官。如果你能通过一些渠道事先了解面试官，那是再好不过的。这样不仅可以了解他们可能会问哪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在面试中不经意地夸他们两句，毕竟，绝大部分人都喜欢被恭维。

其次，见到面试官时要好好表现。在任何时候，谦虚、自信而落落大方的举止都很重要，过度自信或者过度讨好对方反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尤其是最初交流的10句话，讲什么，怎么讲，都要认真准备。这种准备当然不是简单地想好10句该说的话，而是要想好不同情况的预案。一些面试官刚开始会说一些让面试者放松的话，比如，“到目前为止，感觉怎么样？”“今天来的时候堵车吗？”“昨天飞机是否顺利？”这些看似是废话，但是好的面试者会事先准备好应答的话，利用它拉近和面试官的距离，并且通过对话显示出自己的真诚和对公司的兴趣。比如你可以这样回答，“今天的交通有点儿堵，好在我留足了时间，还比原定的时间早到了5分钟”；或者说，“飞机有些晚点，昨天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不过能到贵公司面试很兴奋”。而没有准备的人只会随便应付两句。要知道，很多时候，沟通本身比答案更重要。

面试沟通中的禁忌

大部分面试官会让面试者介绍一下自己。很多人可能因为既兴奋又紧张，往往会啰里啰唆地说一堆不着边际的话。这些话就算没给人留下坏印象，也会浪费留下好印象的机会。还有一种糟糕的介绍就是背诵简历。简历上的文字，面试官可以自己看，再背诵一遍完全是浪费时间。好的面试者会介绍一两处自己身上最能吸引对方的特点，而且是简历中没有传递的信息。这样，面试官至少能从两个维度了解面试者。在自我介绍时，除了要避免啰唆和背简历之外，还切忌两件事。

第一是吹牛。每个面试官都反感吹牛的行为，尤其是那些故意显得比面试官还厉害的做法。面试者如果想夸奖自己，一定要用名词，而不要用形容词。也就是说只列举自己做的事情，而不要往自己身上贴带有褒奖意味的标签。比如，我们可以说“我在过去两年里将公司的销售额提高了三倍”，但不要说“我在销售方面有天赋”。

第二是讲一些对方听不懂的话。很多专业人士做的事情集中在很窄的领域，面试官未必懂这个领域。如果面试者不能用很通俗的语言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而是讲了一堆大部分人并不了解的技术细节，那么面试官不仅无法判断面试者的水平，还会觉得他在故意炫耀。就算面试官没有偏见，这样的交流也常常会冷场。

如果面试一开始的沟通很顺畅，面试官显然对你有好感，你要注意，此时不能得意忘形，尤其不要轻易做那些反客为主的事情。毕竟在面试中，面试官占据主场优势。比如，谷歌在面试时通常会问：“你觉得谷歌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除非面试的职位是一个要管理新项目的副总裁，否则面试官在问这个问题时，并非真的想征求面试者的意见，而是想看对方对公司有多了解。这时，即使面试者觉得自己有一堆好想法，也应该明白，那些想法公司可能已经考虑过了，出于某些原因才没有采用。

要想挖掘出上述问题中的真正含义，面试者可以先说“你们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很好了”——先肯定对方永远会获得加分。接下来，可以说一些铺垫的话，比如，“我下面这些想法不知道是否靠谱，或许很多想法你们已经考虑过了，不过我还是讲出来”，再说出自己的想法。无论这些想法是否靠谱，面试官都不会反感。因为，如果讲得不靠谱，面试官会想，本来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就没有我们多，能想到这些也算是动脑筋了；如果讲得靠谱，面试官会更高兴。

反之，面试者一上来就指出现有产品的不足，无论说得对或错，常常都要失分。如果回答得不靠谱，面试官会认为这个人考虑得很肤浅；如果回答的想法不错，面试官还是有可能这样想：谁知道这法子管不管用。

面试者除了要在面试过程中展现自己能够胜任工作，还需要展现自己的风采。客观地讲，现在大部分求职者的条件都足以胜任他们应聘的职位。但一个求职者即使能答对所有问题，也未必能得到相应的工作，因为同样合格的求职者还有很多。很多人面试了好几个单位，觉得自己挺符合对方的要求，而且面试的表现也不错，但对方就是没有给自己发工作邀约。这当然有运气的因素，但是被动恳求对方录用的心态常常是失败的原因。好的求职者会让用人单位觉得他可以给单位带来价值，有助于单位的发展，同时让周围的人感到愉悦。

展现你对公司的价值

那么，什么样的人对一个单位有巨大价值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但有两个关键词是必须具备的：互补性和未来价值。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支足球队已经有了很好的前锋和中场，再招一两个锋线上的队员作用并不大，反而更需要好的后卫和守门员。单位也是如此。很多人给多家单位投简历时，压根儿不管对方是做什么的、需要什么样的人，都用同一份简历;到了不同的单位后又说一样的话，这就很难让对方感觉到你就是他们缺少的人。这就叫没有互补性，我们要避免这种做法。

不过光有互补性还不够，还要让单位看到，你未来的价值显然要高出过去的价值。这是因为，单位关心的是员工今后几年能做什么事情、有什么发展，而不是他们过去完成了什么事情。在谷歌和脸书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怪现象，一些大学教授的很多学生被这两家企业录用了，但是当教授本人到这两家企业找工作时却被拒绝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谷歌和脸书更看重一个人未来可以带来的价值。

当然，面试的时候不能直接和面试官讲“我对你们有价值，聘用我吧”，而是要委婉地表达出这种自信。首先，求职者要避免将自己打造成十全十美的人。我们都清楚，世界上很难有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过分掩盖自己的短板，反而会让自身的一技之长显现不出来。而且，除了招聘高管，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一技之长，而不是数量很多的平庸技能。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面试者要让用人单位相信自己是一个能够快速学习的人。毕竟在今天的世界里，变化是常态，很少有人能固守一个技能吃一辈子。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自信，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当我们展示出自己的价值和风采之后，上天定不会负我们。

如果我们面试表现得很好，拿到了一家企业的邀约，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薪酬谈判了。

对于薪酬，每个人都觉得越多越好。这固然没错，但有三件事每个求职者都应该清楚。

第一，对于刚刚走出学校的人来讲，大部分大公司给出的薪酬都差不多。有一些小公司为了抢人会多给一点，但是为了高不了多少的薪酬找一个自己并不满意的单位并不值得。第一份工作的钱多一点、少一点没什么关系，单位好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对于有经验的求职者来说，要把重点放在职级谈判上，而不是薪酬谈判上。大部分公司里，同一个职级薪酬浮动的范围很有限，就算是善于谈判，能够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大。比如，某公司五级人员的年薪是9万〜12万元，六级人员是11万〜15万元。如果被定为五级，12万元就是天花板，之后除非被提升职级，否则薪水会和同职级的同事对标，向所在职级的平均数靠近。但是，如果一开始能在职级上高一级，比如被定为六级，再不济也有11万元。接下来，只要表现不差，就会被对标到那个职级的平均数——13万元上面。

第三，用市场的价格而不是用人单位锚定的价格作为谈判依据。很多公司的人力会这样说：“在我们公司里，你这样工作经验的人年薪在9万〜12万元。我们给你11.5万元，已经很高了。”对此，你应该说：“根据现在市场的行情，我这种经验的人可以拿到14万〜15万元，因此，我要14万元很合理。”通常，当一个公司已经决定录用一个人时，被录用的人就由被动方转为主动方了。只要提出的条件合理，用人方一般不会拒绝。

最后，我对面试和求职的过程做一个总结。面试的核心是有效沟通，并且通过沟通展示自己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回答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就要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而这要提前做好准备。在面试过程中，要搞清楚面试官问题的含义以及提出问题的原因，同时展示自己的风采和能力，切忌喧宾夺主。当我们有幸得到工作后，薪酬谈判的重点要放在提高职级，而非更高的基本工资上。

三种好公司和三种职场聪明人

虽然托尔斯泰写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好的公司却未必相似。总体而言，好公司可以分成三种：对员工好，对顾客好，以及对投资人好。

……

我想强调的是，全世界的公司虽然很多，但是能在一方面做得很好，另外两方面做得不太差，就很不错了。试图同时讨好三方就如同水中捞月、缘木求鱼，最后反而成了哪方利益都照顾不好的坏典型。

不仅公司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在职场上，我们很难对所有人都很好。不过，有三个群体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领导，下属和周围同事，以及公司。虽然很多人想同时让三者都满意，但实际上做不到。

因此，在职场上，比较简单而有效的生存之道是根据我们的特长保住一头。要么对领导负责，要么对周围同事和下属负责，要么对公司负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去损害其他两方的利益。

对公司负责的人，只要干得好，领导即便不喜欢这个人也会认了，因为公司缺不了他。如果领导聪明一点儿，应该把这种人看成自己的资源。

对领导负责就不用说了，只要领导不倒台，这种人就有人罩着；不过，领导倒台了，这种人就不保了。这时候，他们最好识趣地主动换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过去难免得罪过不少人。对周围同事和下属负责的人看上去最容易受欺负，但他们常常用同事和下属锁定自己在公司里的安全地位。当这种人和领导有矛盾时，公司甚至会保护他，赶走领导。因为这个人一走，可能会带走一大片人，而那个领导则可能是一个已经被架空的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看到自己的特长，发挥自己的特长，才是在职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则。如果想脚踩三只船，最后只能掉到水里。

沟通的带宽

沟通是人和人的通信，自然要遵循通信的基本原理；同时，沟通的效果会受到这些原理的制约。在通信理论中，香农第二定理的地位就如同牛顿运动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于物理学，质量守恒定律之于化学。因此，利用香农第二定理就能判断一种沟通方式是否有效，进而从根本上找到有效的沟通途径。

……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试图在很短的时间里讲很多事情，最后一件事情都说不清楚。我在学术会议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报告者，他们准备了太多内容，试图通过加快语速的方式在12〜15分钟内全部讲完。最后参会者听得索然无味，学术交流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培训，就是培养博士生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其核心思想就是让博士生做学术报告，而且一次只讲清楚一件事。法学院、商学院在培养律师和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员时也有类似的训练。

……

两个认知和背景不同的人在交流时，由于互信息很低，沟通的带宽也很窄。我在《态度》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做男女朋友，两情相悦就好，•但是真要走入婚姻，最好双方“三观”一致。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所谓“三观”一致，就是两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一致性，互信息很高，这样两个人沟通的带宽就宽。丈夫说一件事，妻子马上就理解了，反之亦然，两个人沟通就顺畅；否则，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完全不同，互信息接近零，讨论起事情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等到恋爱的那股兴奋劲儿过去之后，两个人相处起来总会因为沟通障碍而矛盾不断。

通过信息论，我们能找到矛盾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能通过信息论找到提高沟通水平的方法吗？当然能，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想办法拓宽带宽，另一个是有意识地降低信息传递的速度。

在一个单位里，老乡、校友常常容易走得很近，并非只是任人唯亲，而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他们互信息多，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大单位其实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同事之间并不存在老乡、校友那样相似的认知基础，要想拓宽带宽，就要刻意创造出一些大家愿意接受的共识。我在《见识》中提到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讲的一个观点——借书有利于男女之间的交往。书在其中就扮演了增加通信带宽的工具。

常常有一些父母向我抱怨，自己难以和孩子沟通，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和孩子一同读书。当然，在一个组织内，比书更有效的拓宽沟通带宽的媒介是文化——企业的文化、企业的使命，以及所有人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认同。有了高层次上的认同，大家在具体问题上的沟通才会顺畅。

就每次具体的沟通来说，最有效的拓宽带宽的方式就是看着听众说话。我每次做报告之前，都要先和主办方了解清楚听众是谁。面对不同人，就算同样的内容我也会用不一样的方法讲，这样传递信息的效果才好。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我还会在开场时做一些铺垫，设法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这也是为了拓宽我和他们之间通信的带宽。

很多人在与人沟通时比较懒，无论对方是谁，都采用同一种方式、同一种语言，还经常标榜自己率真，对他人一视同仁。但是这样会让别人感觉不受尊重，甚至让人感到难堪。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和听众之间互信息很低、带宽很窄，信息其实根本传递不过去。善于交流的人都会看人说话，这并非耍滑头，而是为了增加彼此的互信息，拓宽交流通道的带宽。

当然，信道不可能无限制拓宽，就如同一根电话线，采用ADSL技术扩频上百倍就到头了。生活中能够拓宽的带宽其实远比这个有限，而要保证有效沟通，最可靠的办法是降低信息传递的速度。

我在2018年出版了《态度》一书，里面的内容是我给孩子写的家书。出版之后很多读者问我，在通信这么发达的时代，为什么还要给孩子写信（其实是邮件），而不打电话呢？我告诉他们，无论通信多么发达，人接收信息的带宽始终很窄。读信件是一个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才能够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和想法。否则，一下子把大量的信息推送过去，她们通常会忽略大部分内容，甚至会在理解上出现问题。毕竟，交流的目的不在于传递出去多少信息，而在于对方接收到多少信息。

不仅传递信息时要控制好速度，接收信息时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用两倍语速，甚至三四倍语速听在线课程，并美其名曰“讲究效率”。事实上，人用耳朵理解信息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用眼睛理解文字的速度，这种超出带宽接收信息的做法其实是欲速不达，甚至有害。

沟通是一门艺术，但也要符合基本的科学原理，这就如同绘画是一门艺术，但在描绘光影时也要符合光学原理一样。

有效沟通的原则和战术

前文讲的沟通原则大多是在“道”的层面，接下来我想谈一些战术层面的原则。

现在，信息传播手段非常多，特别是互联网，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有效的影响他人的信息传播手段。这个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呢？从信息传播的效果来看，这个观点没错；但从信息对人的影响来看，互联网上数量占压倒性的大众意见对我们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如果我们对某件事的看法和大众一致，我们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人们都认同我们的看法；相反，如果我们的看法和大众相左，我们会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大众缺乏智慧。总之，人们的思想虽然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一个权威人士对改变我们想法的作用要超过成千上万的“草根”。

谷歌一直在研究，哪些客观因素能够决定网页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并且发明了PageRank(网页排名）算法。这个算法是根据指向一个网页的超链接的投票数量来决定这个网页的重要性。但是谷歌在迭代了几次这个算法之后发现，真正起决定性的意见都来自权威网站，而非大众网站。也就是说，少数权威人士的意见——无论正确与否——远比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所代表的正确意见更能广泛传播，也更能影响他人。因此，在一个组织中，让别人感觉到意见的权威性，远比这个意见本身更重要，也更能让提出意见的人逐渐树立起权威。

意见的权威性来自哪里？主要来自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置信度足够高，又与他人不同的意见，这是最能够打动人的。但遗憾的是，除了科学性观点，大部分意见都很难被客观地衡量好坏。因此，对权威性的主观感觉就占了上风。

如果我们自己不是权威，怎么才能让别人感觉我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呢？很多人会引经据典，但那些经典所说的事情和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未必直接相关。比如，有人希望公司的决策能够民主一些，就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说法。但那些贤者所说的是公权力，和公司管理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引用的说服力就很有限。事实上，大部分人能够做的，就是用一种让人觉得最可靠的传播渠道将信息传递给对方。当然，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支持你的权威，让他配合你的行动，效果会更好。

什么是最可靠的传播渠道呢？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不是任何基于新技术的沟通渠道，而是最传统的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以研究行为心理学见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J.希勒（Robert J. Shiller)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94%的人购买股票的决定，根本不是根据报纸或电视上的新闻，而是亲朋好友的推荐。在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后，罗伯特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面的口头信息传递对决策的影响力最大。

……

相比通过高科技媒体传播信息，面对面口头交流的方式已经演化了几万年，并植根于我们的基因中。直到今天，熟人之间的口头传播信息，依然让人们感到信息可信，具有说服力。因此，在单位里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是面对面的对话，而不是发邮件、发微信，也不是写逻辑严谨的报告，这是有效沟通的原则。基于这个原则，在那些非常重视沟通有效性的跨国公司里，员工通常会遵守下面6个细则。

第一，好消息要当面通知对方。如果做不到，至少要用电话通知对方。如果电话找不到人，那就给他留言或者发邮件，表示想约他当面聊一个好消息，而不要直接通过邮件告诉对方好消息是什么，更不能用微信这类让人感觉不具有权威性的即时通信工具。

我在谷歌有一位同事叫阿兰•尤斯塔斯，过去是主管工程的一把手。他到谷歌的时间不算太早，在他之前已经有几个同级别甚至级别更高的管理者了。但尤斯塔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当上了主管工程的一把手，这和他善于沟通有关。尤斯塔斯到谷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每一位工程师更新显示器。那时谷歌还有一大半工程师使用CRT(—种使用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的老式显示器，这种显示器既伤眼睛又占地方。尤斯塔斯给公司算了一笔账，如果给每位工程师换上2000美元的LCD显示器（当时这种液晶显示器很贵），虽然看上去花了不少钱，但是工程师做事的效率可以提升，还是划算的。最后，公司同意尤斯塔斯这么做。在将显示器亲自交给工程师时，尤斯塔斯通过和工程师们当面交谈，让他们知道了他是一个可以听大家倾诉困难，并且愿意帮助大家的人。

如果你是上级，要给下属发奖金，一定要当面交到他们手里——尽管钱是经过银行转账的，千万不要用邮件或者信件等方式传递这种信息。如果下属休假了，要等他们回来再亲手交给他们。

如果你是下属，想让领导知道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写邮件时只要告诉领导有好消息即可，然后约他当面汇报，不要在邮件中透露太多细节。在邮件中将细节告诉对方的坏处是，信件式的信息传递效果没有当面口述好，领导的印象也不深刻。更糟糕的是，你报喜的邮件可能被淹没在他要处理的诸多公文中（包括微信），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对外通信也是如此，无论是大学课题组录取了一名博士生，还是公司录用了一个人，都会通过电话口述，而不是简单地用一封冰冷的邮件通知对方，更不能用微信这种不正规的通信手段。同样，接受对方的录取通知时也要当面接受或者打电话接受，不要用邮件。即使用邮件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对方，也要再打电话正式通知或者表示接受。

第二，对于坏消息，使用什么通信手段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负有责任，需要解释，就不能用邮件通知，比如解雇下属。男女朋友分手，更不能在微信上扔下一句话就完事，一定要当面做了断。当然，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用邮件通知即可。

第三，主观的事情要尽可能面对面沟通，客观的事情则可以用邮件。凡是涉及很多主观看法的事情，最好不要用邮件，更不要用微信沟通，因为主观的事情需要通过交互对话才能说清楚，才能影响对方。更重要的是，由于看法是主观的，最好不要给对方留底，以免将来被翻出来造成麻烦。很多人对领导有意见，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即使他日后和这个领导关系处得不错，但是万一哪天领导无意中翻出这封邮件，也会有点不舒服。

比邮件更糟糕的是用微信提意见。讨论主观的事情时，写邮件好歹还会过脑子，但发微信常常很随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原本不应该表露的情绪很容易就表露了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而比在微信中输人文字更糟糕的是发微信语音，因为它比打字还不过脑子。

凡是涉及说服别人的事情，都属于主观沟通，也适用于这个原则。

当然，并非所有沟通都需要当面进行。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客观定论的事情，即使已经面谈过了，也需要用邮件。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省时间，二是客观的事情不仅不怕存档，反而需要存档。比如领导许诺你，只要工作做得好，下半年就提拔你。你不妨将这次谈话写成一封邮件，当作备忘录发送给领导。邮件中可以这么写：“感谢领导的肯定和栽培，尤其感谢您提到下半年如果我完成某项任务，就会提拔我。我会努力干，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这封邮件就算是“立此存照”。

大部分时候，在和客户谈完合作之后，我都会用邮件让对方确认我们谈过的内容，以免对方赖账。但是还没有谈定的事就不要发太多备忘录，以免言语有不当之处，被对方抓住把柄。

第四，涉及法律问题的事情（比如专利），或者讲竞争对手坏话的言论，一定不能有文字记录，以免将来到了法庭上成为不利的证据。当然，告同事状、向领导诉说委屈这种事，就更不要留有文字记录了。

第五，公事和私事使用的邮箱不要混用。用公司邮箱谈私事当然不好，因为单位掌握了你的隐私，特别是你的很多小私心。反过来，用私人邮箱谈公事一样糟糕，这会给对方极不专业的感觉。而且，企业级邮箱比个人邮箱的安全性高很多。

第六，约人说话的时间也很有讲究。如果下属想约领导说话，不妨挑晚一点的时间，即使快下班也没有关系，因为领导通常走得很晚，他还会觉得你工作很卖力。当然，也可以约一大早的时间。反过来，如果领导总是约下属晚饭后谈工作，则显得刻薄寡恩。

在通信手段非常发达的今天，面对面沟通依然是最有效的通信方式，这是由人类的基因决定的。利用好这个特点，我们说服别人的可能性就比其他人要大一些。

腐食者的作用

看了这个标题，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奇怪：腐食者不是以死去或将死的动物为食的动物吗？比如，秃鹫或者乌鸦。其实，我想说的腐食者是社会上或者单位里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在社会上起着自然界中腐食者的作用。我们一方面需要他们，另一方面要防范他们。

我会用两节的篇幅来介绍社会上或者单位里的这些腐食者，目的是为了提醒你不要成为被腐食者盯上的人。

……

不仅在自然界，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腐食者，也会充满不健康的东西。还以股市为例，虽然浑水和香橼这种空头机构的最终目的是赢利，但它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类问题企业起到了揭露和威慑的作用，对股市的健康发展利大于弊。因此，美国不仅允许直接做空股票，甚至允许“裸空”股票——做空股票的数量可以超过公司发行股票的总股数。被裸空的公司基本上只有一个结局——破产退市。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股市在1996年有7322家上市公司，而到了2017年底，只剩下3671家。这期间上市的依然很多，但退市的更多，而且退市的不仅有美国公司，还有中国、以色列等世界各国的公司。因此，公司退市并不代表美国经济不好，而恰恰代表了美国股市的健康。正因为如此，美国股市才能不断创造新高。

相比之下，中国的股市尽管有监督机构严密监管，但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和诚信度仍然是目前中国上市企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各种公司鱼龙混杂，而且这个问题很难靠监管来解决，最后倒霉的是投资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允许那些做空机构存在，用自然法则解决问题。

虽然有人从主观上认为，腐食者身上体现了人性之恶，但是从客观上看，可以说是社会的需要维持了腐食者的存在。腐食者的存在让机构和个体不得不变得更健康，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当一个机构和个体行将就木的时候，将资源还给社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会让健康的机构和个体过得更好。因此，我们不必为腐食者的存在而担心，因为他们的作用利大于弊。他们的存在是一种督促，能让我们变得更好。

事实上，我们自己有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腐食者的角色。比如我们常说的“墙倒众人推”，“众人”通常不会自己去推那些坚固不倒的墙，而是会“落井下石”，这些“众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腐食者。

当然，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们要避免让自己成为腐食者攻击的对象，因为我们身边可能遍布各种腐食者。

如何避免被腐食者盯上

人数比较多的单位往往存在腐食者。一方面，腐食者对我们是一个威胁，被他们盯上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每一次公司裁员，被腐食者盯上的人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另一方面，腐食者在帮助我们清理环境，给我们更大的发展空间。正如没有腐食者就没有自然界的进化一样，如果一个单位里没有腐食现象，所有人无论能力高低、业绩好坏、同事间相处得是否融洽，最后都不会被淘汰，那么这个挤满了不作为个体的单位自己就会死掉。

针对腐食者的这些特性，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成为腐食者攻击的对象。

腐食者不会攻击什么样的人呢？就如同秃鹫不会攻击健康动物，做空者不会做空牛气冲天的股票一样，腐食者不会主动攻击那些根基牢固、风头正盛的人。在单位里，有的人即使暂时落魄，腐食者也知道他将来必定能东山再起。腐食者不仅依然对他比较客气，甚至还会帮助他（如同在股市上抄底一样）。反之，如果腐食者认定一个人永远不会有大出息，在需要找一只替罪羊的时候就会对此人出手，各种倒霉事就会落到这个人头上。

那么，什么人最容易成为腐食者的牺牲品呢？我把他们归结成5种人。不过，在介绍这5种人之前，我想先讲一讲公司里各个层级管理者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他们平日内心所想却又不好意思说的。只有了解了管理者的想法，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5种人的处境很危险。

首先，管理者的地位常常取决于团队的规模。管理100个人的管理者，在单位里的重要性通常高于只管10个人的管理者。除非后者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精英团队，比如杰夫•迪恩在谷歌的团队，规模一直很小。

通常，管理者要往上爬，就要将自己做的事情表现得很重要，不断扩张自己的团队。我有一个在微软做到副总裁级别的朋友，他在被提升之前和我讲，他要努力将自己的团队从100多人扩大到1000人，这样他就可以当副总裁了。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管理者一般也不会解雇自己的手下，即便那些人做得很差。也就是说，管理者通常不会扮演腐食者的角色。

这样一看，公司中层干部和公司在利益上是有冲突的，而公司和基层员工的矛盾反而较小。我在给一些公司把脉时，最常给出的建议就是让它们辞掉一些中层干部。

其次，现在在任何单位里，业绩几乎只来自极少数人。也就是说，就算团队里的绝大部分人离开了，单位的业绩也不会有丝毫影响。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人都可能成为腐食者攻击的目标。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大部分单位要养这么多庸人呢？原因有很多，单位不同，原因也不尽相同。除了维护团队规模之外，通常有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为了找到最有用、产出最高的少数能人（他们通常只占团队成员的10%〜20%)，管理者不得不招上100%的人。因为“能”或“不能”很难从简历中看出来，甚至很难通过简短的面试就下定论，管理者得把人招进来，用一用才知道。

第二，管理者的领导其实知道中层干部心里的那点儿小九九，因此他们每年会要求中层干部淘汰一些绩效差的员工。而中层干部不愿意缩小团队规模，便会在能扩张时尽量扩张，等到年终淘汰掉一些人后，团队还是能保持足够规模。

第三，对团队贡献最大的10%〜20%的能人是变动的。可能今年是这批人，明年就变成另外一批人。由于不知道明年哪朵云会下雨，领导者只好都保留着。

讲完了领导者心里的这点儿小九九，我再仔细说说最容易被腐食者盯上的5种员工。当然，这5种人并不包括那些情商太低、和所有同事都处不好关系的员工，因为那些人本身有缺陷，成为机构精简的对象本来就在情理之中。下面列出的这5种人，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过失，只是因为所处的位置、自身的能力和资历让他们位于被腐食盯住的危险位置。

第一种人是本来就在领导者淘汰名单上的。不客气地讲，这些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被淘汰，以便管理者可以向上级交差。比如，一个单位要求末位淘汰3%的员工，但这种事既不会有明文规定，也不会有文字记录，只会通过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传递，以免搞得人心惶惶。

因此，这些人就成为每次末位淘汰或者裁员的对象。处在这种位置上的人其实应该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每次绩效评估的排名都很靠后。当然，靠后的原因未必是能力问题。总之，这些人一旦被列为淘汰的首选，最好赶快找下家，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第二种人是能力远达不到单位要求，当初只是出于各种原因被照顾进来的。在美国，这类人通常是因为平权而被聘用的；在中国，则常常是因为人情关系。这类人总以为自己很安全，但他们在私下里是被歧视的，因为其他人都知道他们是被照顾进来的。

当然，领导者为了不惹麻烦，不会亲自触动这些人，但其他同事就不同了——他们为了自身安全，会将这些人赶走。于是，其他同事成了腐食者，而那些被照顾进来的人就是被腐食的对象。当大家都对这些人表示不满时，领导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们请走了。此时，其他同事会觉得领导者英明，甚至感激领导。

对于领导者的这种做法，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领导者把那些被照顾进来的人赶走了（或者劝走了），不得罪人吗？事实上，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懂得他的团队里不能有太多被照顾进来的人，否则必定会影响单位的整体绩效。因此，处在被照顾位置上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是。除非后台特别硬，否则最好夹着尾巴做人。另外，这种人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不要好高骛远。如果做一件败一件，就会成为腐食者眼中的猎物。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一个人是某个资深人士（高管或者其他重要人物）带进来的人，而那个资深人士离开了这个单位或者部门，被带进来的人最好识趣地跟着离开，否则一定会被各种腐食者盯上。

第三种人是一些职级和承担的责任不相称的资深人士。很多人觉得，资深人士人脉广，过去的功劳大，应该是最安全的，其实不然。从腐食者的角度看，他们中的一些人恰恰是最脆弱的。

如果一个人能维持不断晋升的势头，那么他的地位是安全的，因为晋升代表他对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自然没有人敢惹他。但是当一个人的上升势头已经停滞，且在一个职级上待了很长时间，他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小。一方面，他的收入比新人高很多；另一方面，他的产出未必比别人高。这时候，新人要往上走、升职级，就要挤走在前面挡路的人。因此，那些资深人士会成为腐食的对象。要想避免这一点，需要能力和职级同步提升。有些时候，职级提升得太快，能力跟不上，并非什么好事。

另外，任何组织的业务都是往前发展的。很多时候，新的业务需要新的人来做，过去的资深人士在新形势下可能会变成“鸡肋”。因此，当组织的业务发生变化，而资深人士没有新的专长时,最好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比如，早期互联网企业都是门户网站，编辑出身的从业人员很多，而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对这些人的倚重程度远没有过去大，因此每次进行部门调整时，他们就难免成为牺牲品。

从一个单位的角度看，让腐食者淘汰掉这类人是有好处的。日本公司在过去的30年里死气沉沉，就是因为不淘汰那些没有太多价值的资深人士。类似地，日本的股市也没有做空者去淘汰那些僵尸公司。

第四种人是不能为领导者带来价值的人，或者说既不能帮助领导者成功，也不能给同事带来帮助的人。

我在前文讲过，一个只需要10个人的领导者，可能会搞出一支100个人的团队。当然，任何领导者都不会让那90个人闲着，他们会“创造”出一些事情给下属做。只不过，这些事情对单位来讲可有可无。如果一个人被安排做这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在一个组织蒸蒸日上时，他的存在不会被挑战；可一旦有点风吹草动，他就会成为腐食者的对象。

当然，领导者安排下属做的事情可以根据目的分为两类：一类是今后能派上用场的事情，很多研发工作就属于这一种；另一类则是在组织内抢地盘的事情，甚至仅仅是让外面的人看到他在做事情。从事前一种事情的人相对安全，因为他们是领导者和团队未来的希望所在。而从事后一种事情的人对领导者、团队和组织都是可有可无的。员工一旦被安排做这种事情，自己心里就要有数了。

第五种人是还没有证明自己价值的新人，这既包括刚入职的员工，也包括刚刚从其他部门调过来的人。一个公司一旦大规模裁员，这两种新人都是首当其冲被裁掉的，因为裁掉他们对单位业绩的影响几乎是零，对企业最安全。不过，当一个单位迅速发展时，这两种人是安全的，因为新人常常好使唤。

因此，如果想换部门，最好在单位比较景气的时候换，而不要选择它风雨飘摇的时候。领导者在遇到必须裁员的压力时，除非他已经考虑好了要淘汰的人，否则最不得罪人的做法就是让新人离开。

了解了这5种容易被腐食者盯上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健康起来，不要成为腐食者攻击的对象。一个自身健康、各方面都被看好的员工，腐食者不会自讨没趣地招惹他。

如何识别和防范小人

单位里不仅有腐食者，还常常有小人。这两类人看似都对我们有危害，但他们不是一类人。腐食者对一些个体的威胁是致命的，但对整个组织是有用的。小人则不同，他们不仅害人，还会把一个硕大的组织从根儿上毁掉。因此，识别和防范小人是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生活技能。

……

小人不同于那些直接损害我们利益的“坏人”或者“对头”，在绝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以朋友的形式出现的。在吃大亏之前，人们甚至会把小人当作挚友。诸葛亮说过“亲贤臣，远小人”，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君子常常不太懂得服侍人，小人却可以把人服侍得很舒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小人很难防范。

现在工薪阶层家庭的子女，最怕家里老人买一堆没用（甚至可能有害）的保健品，而卖保健品给老人的人（常常是传销，或者所谓直销人员）恰恰是那些让老人觉得对自己特别好的人。近几年，有些老人不仅因为上小人的当把钱赔了个精光，甚至把自己的房子莫名其妙地也搭了进去。可见，防范小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并非对我们好的都是小人，心地善良、真心实意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善良的人。但是小人的危害实在太大，我们不得不防范。

怎样分辨小人呢？我总结了三点体会与你分享。

第一，善良的人会从你的最大利益出发，对你好；小人因为怀着非常自私的目的，只会利用你的一个或几个弱点，让你获得一些局部的小利益，但损害了你长期的、根本的最大利益。

我还是以费无忌为例。楚平王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是国家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可费无忌帮他做的事情，无疑给楚国埋下了内乱的隐患。也就是说，费无忌让楚平王纳孟羸为妃，看上去是替楚平王着想，实际是以损害楚平王的最大利益为代价。

类似地，对春申君而言，他的地位、优渥的生活都来自楚王的信任和厚恩，因此，楚国的稳定是他未来最大的利益保障。如果搞出一个不明不白的储君，楚国一旦动荡不安，他的利益就没了保障。事实上，楚国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动荡，在春申君死后不久就被秦国灭国了。春申君即使没有死于非命，可能也会见到亡国之状。到那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楚国强盛才是他的最大利益所在。

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送些小礼，给我们一点小恩小惠，然后让我们做一些违反原则的事情。回过头来，他们得到了应得的利益，而我们却要为违反原则付出巨大的代价。很多被拉下水的官员，就是吃的这个亏。这些小人在对我们好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最大利益，只想赚得他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看待一个人时，不要光看他对我们怎么样，还要看他对待周围的人怎么样。回到费无忌这个例子上，他不仅在面对太子建和伍奢父子时暴露出小人的嘴脸，还在楚国做了另外一件让人不齿的事情：

当时楚国和吴国经常发生战争，有一次楚国左尹伯郤宛击败了吴国，费无忌因为妒忌他，找了个理由让楚平王杀了伯郤宛全家。伯郤宛的儿子伯嚭侥幸逃脱，跑到了吴国。后来吴王阖闾伐楚，伯嚭也参与了对楚国的复仇。其实，楚平王看到费无忌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应该让他接受一点教训，可他竟然让费无忌又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可谓不智至极。

再讲一则《史记》中的故事。

庞涓从鬼谷子那里学到本事后，在魏国拜了将军，写信请同门的孙膑下山，和自己一同辅佐魏王。这时鬼谷子对孙膑说，庞涓来信，居然不问候老师，说明是个刻薄忘本的人，提醒孙膑小心。遗憾的是，孙膑只想到庞涓对自己的好处，没有把老师的话记在心上，以至于后来差点儿命丧庞涓之手。

很多时候，人在有求于他人时，表现得往往比平时殷勤得多，而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容易暴露。孟尝君在担任齐国相国时，有食客三千，一朝被罢相，除了冯驩，剩下的都作鸟兽散。可见，忠心的人并不多。

一个人如果失势，小人通常不会搭理；一个人如果得势，那可要十分小心。这时候，不妨看看那些来巴结的人，平时是如何跟其他人相处的。我经常听到一些年轻人这样对我介绍他（她）的某个朋友：“虽然他对别人不咋地，对我可是忠心耿耿。”但是你要明白一点，这些人平时就对别人不好，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也不会对你好的。

第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一个人周围都是些什么人，就能从侧面了解这个人。这一点我们都不陌生，在此不做展开。

如果不能准确识别小人，有没有方法防范他们呢？当然有。我这辈子遇到过不少小人，有时候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但是极少吃小人的亏，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第一，戒贪。很多人吃小人的亏是因为自己贪婪，特别是因为贪小利而忘记自己的最大利益。马化腾有一次告诉我，虽然中国计算机病毒特别多，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贪，就不会染上，他的计算机就一次都没有染上病毒。很多人因为贪盗版软件、免费光盘、打折商品，才让计算机中了病毒。如果不贪，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病毒就拿计算机没有办法，小人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一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曾经在中国一家非常大的互联网公司担任高管，当时下面的主管为了巴结他，但凡有出国旅行之类的好事都会很殷勤地邀请他一同去。但我的这位朋友非常有原则，没有贪过一次这种便宜。后来因为公司内的政治斗争，一些人整理了他的黑材料，包括当年巴结他的一些下属的信息。但是，由于他从不贪小便宜，黑材料都是有名无实，他最后不仅顺利过关，还得到公司更进一步的信任。

第二，不要把过分狎昵的关系太当回事，尤其当别人有求于我们时。孟尝君罢相之后，门客都跑光了；等他再出任相国后，那些人又跑回来了。孟尝君怒道：这些人有何脸面再来见我。唯一一个一直守在孟尝君身边的冯驩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意思是说，富贵时客人多，贫贱时朋友少，这是事物的必然道理。孟尝君看透了人性的这个特点，于是待客如故。不过我觉得，孟尝君虽然待客如故，但很可能只是表面如故，心里还是有看法的。

而且，不仅中国人如此，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

莎士比亚在他的《雅典的泰门》中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雅典贵族泰门富可敌国时，家里每天高朋满座，泰门对前来要钱的人一概来者不拒。可当他钱花光后，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后来泰门在森林里发现了黄金，出于对雅典人的憎恨，他把黄金分给了一位将军，让他把雅典人都杀死。莎士比亚评论道，如果泰门最初不是把人想得太好，后来也不会把人想得那么坏。

如果我们知道人性的这个特点，和人交往时就多少会有点防范，即使吃亏也不至于吃大亏。

第三，很多事情要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建立应有的防火墙。人常常有这样一种偏见，不喜欢某个人，就讨厌所有和他相关的事情。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事和人是分开的。否则，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无法和他共事，那我们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至于那些平时很亲密的人际关系，在没有遇到利益冲突之前，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遇事毫无原则。等遇到利益冲突时，相互拆台，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就会暴露出来。

我们在和别人合作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事情做好。只要对方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信守承诺，把事情完成，我们也信守自己的承诺，合作就是成功的。至于对方是否有非常糟糕的缺点，只要不在合作的事情上对我们造成损失，就不必疾恶如仇。相反，也不要因为关系好，就凡事迁就对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道防火墙，将来万一出现意外，最多也只是一件坏事，不会遇到灭顶之灾。

人性极为复杂。除了费无忌和李园这样极端的小人，大部分人不能简单地贴上君子或小人的标签，这就如同我们找不到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纸一样。不过，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防范小人，保护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的。根据我的体会，让自己少受小人带来损失的最好办法还是“戒贪”这两个字。

第五章 智者的见识

很多人问我：“你经常说，良师益友对人的成长进步非常重要。那么，在你进步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人对你帮助很大，有一些事情对你触动很深呢？除此之外，历史上有哪些人对你影响很大呢？”

我之所以成长进步得比较顺利，确实是受益于身边的智者。他们既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包括我的老师、上级或者长辈，也包括我的同龄人，甚至是我的下属；也可以是我未曾谋面却“神交”的古人。

对于智者，我总是对他们带有敬意，对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言一语格外留心，力争将他们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并且在行动中一点点改掉我不良的思维方式和倣事习惯。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在见识和能力甚至运气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

我们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的婚姻。在步人婚姻殿堂之前，很多人纠结于是找喜欢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当然，这种矛盾只存在于喜欢自己的人和自己喜欢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把这种选择推及各个层次的朋友上，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巴菲特给了一种选择的方法，下面我就先从他如何挑选股票说起。

巴菲特挑选股票的标准和绝大多数人不同。2017年4月，他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在公布季报时，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披露了所持的主要资产。在那个季度中，它增持了苹果公司的股份，从6100万股增加到1.33亿股，翻了一倍还不止。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苹果公司的股票自然上涨；作为苹果的股东，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也有小幅上涨，皆大欢喜。当然，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公司需要给出增持苹果公司股票的理由，以免有炒作的嫌疑。该公司给出的理由基本上是巴菲特的老生常谈，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苹果公司的业务有发展前景，二是苹果公司是家好公司，因此值得长期持股。

很多人觉得巴菲特的话没什么信息量，因为这两条理由都是大家知道的，不然苹果公司的股票市值不至于一度被炒到万亿美元。然而，被巴菲特认定为好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对好公司的标准和别人不一样。在更早的时候，巴菲特说过IBM和英特尔是好公司，但这两家公司的投资回报并不好，在大多数投资人看来算不上好公司。那么，到底是大多数投资人对还是巴菲特对，这其实要看我们认定好公司的标准是什么。

华尔街从来不缺眼光好的投资人，比如另一位股神级的投资人比尔•米勒。他在雅虎、亚马逊和谷歌这些公司刚上市时就重仓持有它们的股票，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巴菲特从来不投资这样的成长型股票，他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碰都不碰科技股;虽然后来开始买科技股了，但他买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看上去“过了气”的公司，比如IBM和英特尔。当然，IBM和英特尔都是“现金奶牛”，每年有很高的分红，这让巴菲特能通过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获得现金，然后投资其他“现金奶牛”。不过，稍有投资经验的人就会算出，如果巴菲特在2007年苹果公司刚推出iPhone时就投资它，到2017年底获得的收益（10倍）要远远高于同期伯克希尔一哈撒韦的其他投资回报（1.6倍）。因此，即使今天苹果成了“现金奶牛”，未来通过股息和回购股票给投资人带来的收益，都不可能抵上过去10年苹果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于是很多人感叹，巴菲特看不懂科技公司，放着10年前“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不娶，偏等苹果变成“半老徐娘”再娶。

为什么巴菲特这么聪明的人不在10年前买入苹果的股票呢？其实，不是巴菲特不想早下手，而是在10年前按照他的标准来考量，苹果公司根本不合格。有人觉得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龙头企业苹果公司的股票一定会上涨，这种事连股市中的菜鸟都看得出来。其实，事情真不一定如此。iPhone上市后，控制手机芯片的另一个明星公司高通的市值一度超过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但是10年来（2007—2017年），这家公司的股票价值只增长了50%左右，远远低于股市的平均水平。而在移动终端芯片专利的官司上输给高通的英伟达公司，虽然被挤出移动终端市场，但股价却增长了6倍。巴菲特不是赌徒，他不会把命运押在一个股票可能疯涨也可能很差的公司上，他有自己的原则。那么，他考量公司的原则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公司要对投资人好。

世界上有很多公司，它们的业务发展得很快，对自己的员工很好，但是它们只把投资人当作提款机，或者放在最后的位置上。虽然每个人、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做法并没有问题，但是投资人的任务是获得回报，而不是理解某家公司的价值观。因此，一家公司再好，如果不符合“对投资人好”这个原则，巴菲特就不会投资。事实上，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上市后业务增长得不错，但是由于根本不关心投资人的利益，股价几乎不上涨，甚至低于刚上市时的水平。这些公司就是对投资人不好的公司。它们发展得再好，都和投资人无关，巴菲特这样的投资人根本不会去碰那样的股票。很多中国公司从美国退市，理由是美国股市低估了自己的价值，这只是找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它们对投资人不好，因此被拋弃了。像网易这种长期赢利、不乱花钱的公司，股价从互联网泡沫后的低点至今涨了上千倍，是不会被抛弃的。

巴菲特所谓的好公司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能够稳定发放股息。

第二，有多余的现金时会回购股票（这样可以推高股价）。

第三，不断提高自己的利润率，而不是将大量的利润分给员工，或者管理层直接把利润拿走。

一家公司要达到上述要求，需要时间让业务稳定下来，让管理成熟起来。无论是英特尔还是苹果，在10多年前都不符合巴菲特的要求。乔布斯是个随性的人，他首先考虑的是公司自身的成长，而不是回报股东。但是，库克是一个对股东不错的掌门人，他执掌苹果之后，苹果公司在分红和股票回购上一直做得不错，这才让苹果入了巴菲特的法眼。

入了巴菲特的法眼并不等于能马上得到他的投资，因为巴菲特不能从一次两次的分红和股票回购中就得出一家公司真的对投资人好的结论。巴菲特要确认这家公司在经营管理上是否长期如此，并且形成了习惯。只有形成了对投资人好的文化和习惯，才能够长期持续地保障投资人的利益。这样做自然需要时间，科技公司也从“青春靓丽的小姑娘”变成了“半老徐娘”。因此，巴菲特投资的那些科技公司往往走过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也让巴菲特的投资方法和其他很多投资人的方法不一样。

我经常用巴菲特的这种投资方法对人进行判断。如前所述，想结婚的人常常纠结一件事——找一个喜欢自己的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如果二者不能兼得，大部分人从情感上出发会倾向于选后一种人，虽然理性上会觉得前一种人的行为更靠谱。对此，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不过，我知道很多人在追求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但对方并不喜欢自己）时，总以为自己对对方好一点儿，就能够换得对方善意的回报，这种想法是非常天真的。

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本杰明•富兰克林讲过一句非常精辟而富有哲理的话：“一个帮助过你的人，比一个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帮助你。”我们看过、听过太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故事。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够好，无论你多么喜欢他（她），对他（她）和他（她）的家人多么好，也换不得他（她）的真心或者友谊。因此，在任何关系中，我们要找的都是富兰克林说的那种“帮助过你的人”。

当然，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秉性以及他（她）对你的态度，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事情，即便你们在短时间内接触得很频繁。正是由于找到这种人的时间成本很高，一旦找到便要格外珍惜，无论对终身伴侣还是长期伙伴都该如此。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将使我们终身受益，正如巴菲特挑选的那些好公司总是给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带来利润一样。

类似地，一个人在选择工作单位时，应该把对自己好、能帮助自己成长的公司放在首位，而不是觉得某家公司很酷、很热门或者多给了一点儿薪水就选择它。我见过不少年轻人在接受第一份工作时，会挑选那些多给了20%薪水的公司，而不是那些能够帮助他们长期发展的公司。这就如同购买股票时只看股票的价格而不考虑它的内在价值一样。几年后，我又遇到那些年轻人，他们终于决定离开那些不能长期对员工好的公司，重新找工作了。我问他们当初为什么挑选那些公司，他们说当时刚离开学校，想多挣点儿钱。这种想法就如同巴菲特所讲的，以为自己在股市上捡到了一个便宜货，其实不过是被人扔掉的烟头，吸上两口就没有了。

还有很多人有幸进入一个好单位，却并不珍惜，为了提高一点儿薪水就跳槽，却不问新公司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帮助自己长期发展。一个人旦几次看走眼，就会失去判断力。这并非因为他的智力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他判断价值的方法彻底错了。有的人在我们看来命不太好，因为他对周围的人都好，而周围的人对他都不好；而另一些人命好，因为他们总有贵人相助。其实在所谓“命”的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我们判断价值的方法。

股市上的股票很多，再精明的人也很难扫一眼就看出它们的好坏，因此巴菲特才会花很长时间，静下心去考察一家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会错过一些公司的青春期，这是他付出的代价，不过他的回报来自那些公司今后几十年带来的收益。

我们一生中遇到的人要比股市上的股票多得多，而人的行为表现常常比上市公司更复杂。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长期结交，不妨用巴菲特的方法仔细了解一下。这样交到的朋友，大多能使我们终身受益。至于生活的伴侣，对自己好是比金钱、门第和外貌更持久的依靠。

我的5位恩师

虽然我在关于教育理念的《大学之路》一书中非常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和大部分家长以及学子交流时我讲过，素质教育是以掌握一项技能为前提的。我后来敢在专业之外的学习上花很多时间，可能与我掌握了足够的技能，不需要为将来找工作发愁有关。传授我第一个谋生技能的人，是我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王作英教授。

我在做王老师的学生之前，已经在清华读完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掌握了一些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技能，用来谋生绰绰有余。事实上，我在本科毕业后的两年里在社会上“混”得非常好，如果继续这样“混”到今天，一定是个收入不菲的生意人。因此，当两年后我回到清华读研究生时，我的生意伙伴都为我感到惋惜。不过我不觉得当时的改变有什么不好，因为那时我并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非常精深。我的工作由别人来做，效果也是一样的，而我追求的是一种最好只有我能做，别人难以胜任的工作，也就是要体现出我的不可替代性。这样一来，我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于是我回到清华，做了王老师的研究生。

王作英教授是中国最早做语音识别的专家之一。和中国大部分工科出身的学者不同，王老师的数学特别好。他曾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这所大学在苏联相当于清华,而莫斯科大学相当于北大。在莫斯科期间，王老师除了在鲍曼技术大学做研究，还在莫斯科大学学了很多数学课。因此，他和许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学者一样，理科基础非常扎实，这让他在解决各种未知问题的时候占据很大优势。而当时国内大部分的工科学者，研究的专业领域很窄，虽然擅长技术，但缺乏理论功底。比如，在语音识别领域，大部分学者只会应用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不会改进。王老师则不同，很强的数学功底让他不仅能搞清楚复杂数学模型的本质，还能够根据汉语的特点做出修改，这一点非常难得。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搞技术的人工作时喜欢“山寨”，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一开始就用错了数学模型，只能“山寨”，难以创新。我当时比较幸运，遇到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导师。后来我在清华得过一个蛮大的数学奖项，再后来我在谷歌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理解项目上做出了不少成就，这都要感谢王老师将我领进门，并且让我真正体会到数学的重要性。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那几年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

我在清华电子系做研究生时还占到一个“便宜”，就是我的本科并非就读于电子系，我是从计算机系毕业的。通常这是一个劣势，但我把它变成了一个优势，因为周围的师兄弟写程序都写不过我。虽然换一个系，刚开始时要度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补课时光，但好在我靠努力补上了过去的不足。很多人觉得今天的我善于跨界，其实我从那时就开始做跨学科的研究了。现在回过头看，如果我一直待在计算机系，可能会对计算机这个工具用得很熟，但是并不清楚要用它解决什么课题。相反，如果我一开始就学习电子工程，可能使用计算机这个工具就不如现在娴熟，有好的想法自己也实现不了。

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先后指导我的导师有4位，除了我在《数学之美》和《智能时代》中介绍的贾里尼克外，还有埃里克•布莱尔、大卫•雅让斯基和桑杰夫•库旦普三位教授。

布莱尔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位导师，他本科学习数学，后来学习计算机。他的特点是能够给复杂问题找到一个经验性的简单的解，当然这个解在理论上未必漂亮。我一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和他合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很容易读懂，但是颇具开创性，因此直到20年后的现在还有人引用。

布莱尔教给我的是对理论的活学活用，以便快速取得成就。布莱尔是一位非常和善的教授，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可惜我只跟着他学了一年，他就到微软研究院工作了。在微软，他第一年做出的成果就超过十几人的小组两三年的工作成果，他的同事决定把他排挤走。不过，布莱尔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微软当然不会让他走，于是给他新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他后来成了微软最早做搜索的技术负责人，之后成了eBay(易贝）主管研究的副总裁，相当于首席技术官。

布莱尔离开后，我不得不找一位新的导师，最后找到了贾里尼克。贾里尼克在指导了我一年论文后，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就由库旦普博士负责指导我的具体工作了。

库旦普博士是数学家和统计学专家，并非计算机科学家，因此他非常注重理论上的完美。我和布莱尔那种实用性的做事方式他根本看不上，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和库旦普教授磨合好。不过，经过一段“阵痛”之后，我的理论水平，特别是数学水平有了一个飞跃。

后来，我的毕业论文被认为是整个中心几年来理论上最漂亮的论文，从引理到定理，再到推论的证明都极其严格。要是没有库旦普，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论文的。

除了指导我的学业，库旦普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将我训练成一个会做报告的人。贾里尼克要求我每个月给课题组的所有人做一次报告，怎么做则由库旦普指导。为了让我能够做好那只有半小时的报告，库旦普要花大约8个小时帮助我，从修改PPT(当时的演示文稿是投影胶片，修改很麻烦）到听我一遍遍练习。

他会纠正我的每一个细节，比如，每一张胶片讲解的速度，每一个停顿的时间，每一个关键用词，甚至每一个小笑话。这让我后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成为把故事讲得很清楚的人。没有库旦普，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好的教育不仅是教会学生专业技能，还包括教给学生能用一辈子的各种各样的技能。

库旦普对我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树立起一种“我能做到世界第一”的信心。库旦普一直希望我做一些别人没有条件做到的难事，因此当他的学生比给布莱尔当学生累多了。但是毕业后，我发现付出的那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几年后当我回到霍普金斯时，库旦普告诉我，他从中国招了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那个学生读过我的书，因此他让我一定花时间和那个学生聊一聊。那个学生就是语音搜索应用“出门问问”的创始人李志飞博士。我想，李志飞博士应该和我一样认为，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库旦普的帮助。

由于贾里尼克和库旦普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的教技，而我需要获得计算机学位，因此，我必须在计算机科学系（Computer Science)寻找一个选课和学业指导教授，而贾里尼克和库旦普只能算我的论文指导教授。于是，我在计算机科学系找到了雅让斯基教授指导我。雅让斯基现在是美国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ACL)的会士。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语言能力超强，可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语言天赋的人。雅让斯基能阅读十三四种语言，说六七种语言。他从事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纯粹是对语言感兴趣。见到雅让斯基，我才相信世界上一些人的天赋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和布莱尔一样，雅让斯基是一个能够为复杂问题找到简单答案的人。当然，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一直在计算机科学系里照顾我。我当时虽然在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做研究，但是要从计算机科学系拿学位，这中间难免有些麻烦，比如要面对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些教授对我的质疑。雅让斯基是一个每当我遇到困难都能向他敲门求助的人。实际上，不仅对我，他对所有自己能帮到的学生，都毫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受雅让斯基的影响，我后来也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年轻人。

人的一生需要各种各样的贵人帮助，对我来讲，除了需要库旦普这样指导我学业的人，还需要雅让斯基这样在其他方面帮我排忧解难的人。从雅让斯基身上，我懂得了需要照顾好自己的下属，并且，我在职业生涯中做到了这一点。

至于贾里尼克，他除了指导过我的论文，告诉我什么事情不能做之外，还不断邀请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来为我们做报告，和我们一起工作，帮助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行业里树立学术声誉。我在《智能时代》中提过著名的机器翻译专家奥科博士，我和他的交情在他到谷歌之前就开始了，而我们认识的机缘则是他本人和他的导师（德国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领域最权威的专家赫尔曼•内伊教授）多次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交流。我在谷歌的很多上级和同事，当年都被贾里尼克教授请来做交流，甚至还有人来工作过几个月。

后来我总结自己的经历，发现我职业生涯比较顺利的一大原因是，当初有幸在很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成长，从清华到约翰•霍普金斯都是如此。在那些地方帮助我的不是一位名师，而是一群优秀的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我。我在刚刚到库旦普教授手下做课题研究时，对他天天逼着我抠细节的做法很不适应，总想着如果遇到一位要求低的教授，就能赶快毕业参加工作。但事实证明，早一年或者晚两年毕业没有太大区别，要不是他们逼着我养成很多好习惯，我就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就注定我一辈子是辛苦的。因此，每次想到自己的幸运，我总是从心里由衷地感谢这5位导师，5位智者。

我的幸运在于不仅遇到了他们，而且发自内心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每个人都有导师，一个人能从导师身上得到的收获和自己的态度成正比。如果将导师看成管我们的领导，我们可能会把很多心思用于应付他们交代的工作，甚至和他们钩心斗角；如果将导师看成自己的引路人，我们就会主动从他们身上学到美德和智慧，让自己变得更好，甚至超越他们。

一张纸决定我们的高度

每个人身边都不缺智者，只是有的人愿意向他们学习，有的人不愿意罢了。比如一位商人，你可以把他看成普通的生意伙伴，或者一个富豪，抑或一个奸商，当然也可以将他看作一位老师      切取决于我们看待他的角度。我在刚刚走出大学进入社会时，遇到了一位商人，他对我来讲亦师亦友，让我的格局得到了提升。

他是一位香港商人，名叫张国贤，在正式场合我叫他张先生，私底下就直呼他的英文名字Thomas(托马斯）。张先生教给我的全部智慧加起来就两个字：大气。没有他带我见世面，我做事情的时候可能免不了有点儿小家子气，甚至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有些人穷志短。通过和张先生的相处，我变成了一个大气的人，这让我对他感激至今。

我认识张先生是一个偶然加必然的结果。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到当时电子部（现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一部分）直属的一家企业做软件汉化。这种工作说得好听叫软件国产化，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也不喜欢做。当时中国IT产业刚刚兴起，做生意很挣钱，于是我做了半年技术就主动要求去做销售。当时中国有一小半计算机的销售在中关村，主要的挣钱方式就是给外国公司做代理。我代理过几家公司的产品，合作最多的是一家意大利公司——Olivetti,它有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好利获得。它曾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个人计算机的公司之一，也是当时意大利第二大工业集团（第一大集团是菲亚特），该公司生产个人计算机、服务器和银行用的ATM(自动柜员机）。它在中国卖得最好的是ATM，一度占有中国市场20%的份额。好利获得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了，所以知道它的人并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只有代表处，没有分公司。代表处只能签销售协议，真正的销售就由我们这样的代理来完成。好利获得公司也是如此，它的亚洲公司在香港，该公司派到内地的三位代表都是有欧美工作经历的香港人，张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从我的经历和他的经历来看，我们的相识纯属偶然。

但是，我们能成为朋友也有必然的因素。张先生慷慨大方，生意上守信用，这让我愿意与他合作，不用担心被骗，因为我们私下里管当时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叫“骗子一条街”。当然，我愿意追随张先生做生意，或多或少是因为从心里佩服他。他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好的销售人员，和我一样有工程背景，虽然做销售，但是对产品特点理解得很透彻，这得益于他懂技术。不仅如此，张先生很会介绍产品，他能把自己公司产品的一些弱点，比如价格高、缺少某些功能，转化成优点来讲，我开玩笑地说他有把丧事办成喜事的本事。我当时觉得，他没有签不下来的单子。因此，我是以对师长的态度对他的。当然，张先生在我面前也没有架子。虽然我刚入行，人脉不多，但是张先生对我很器重，经常把一些生意介绍给我。他对我讲：“你技术水平不错，潜能很大，也善于沟通，好好历练，将来前途无量。”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当时，中国人的月收人只有几百元，相比之下，我们做生意的金额要大得多。我挣的利润归国家，干得好不过多拿几元的奖金而已。好利获得则不同，它是私营企业，挣的利润很多被业务代表分了，因此张先生的收入大约是我的100倍。那时，他晚上经常请我在北京最贵的饭店吃饭。北京新开一家餐厅，他就请我去，我们当时吃饭的速度赶得上北京高档酒楼开业的速度。那些餐厅的饭虽然好吃，但绝不是工薪阶层能吃得起的，每次都能吃掉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虽然饱了口福，但毕竟手上的钱不多，花起钱来并不能随心所欲。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和张先生讲:“Thomas，你花这么多钱请我吃饭，我真的很感激，可是吃完饭我还是没钱花，你不如把钱给我。”张先生很严肃地和我讲：“我请你吃饭，带你享受生活，是为了让你开眼界，让你体会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以你的能力，将来会比我生意做得大、生活得好。如果我把钱给了你，你就会满足于那几百元钱，格局就太小了，那样你只能成为一个挣点儿工资、奖金就满意的人。”后来他还对我讲：“你和中关村那群商人没少打交道，他们卖一台计算机，挣上1000元（当时计算机利润很高）就很满足了，因为那是他们同龄人两三个月的工资。他们非常满足于这样一台一台地卖下去，可是这样下去他们的水平是不会提高的。而我们签一个单子，常常是上百万元金额的合同，一次生意抵得上他们的几十次。然而，这种生意非常繁杂，难度很大，从投标到办理进出口手续，交付设备后还要培训，并不是满足于挣1000元的‘倒爷’能做的，绝大部分人永远没有能力做每单上百万元的生意。”

后来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中关村的“倒爷”们还是一台一台地卖计算机、打印机，而我是几百台、上千台地卖。虽然我在国企没有销售提成，但是因为业绩斐然，所以收入很高，这要感谢张先生将我做销售的境界提升了一个层次。

再后来，虽然我所在的公司和他的公司合作不多，但是他和我个人的合作非常多。有一天他说：“你帮我做一个数据库软件，管理我的订单吧，我除了付你工钱，还可以给你一台好利获得的计算机。”当时一台原装进口的个人计算机大约要2万元人民币，是一个大学教授一年多的工资，因此中国几乎没有个人买计算机的——买得起的暴发户不会用（那时还没有Windows操作系统），而会用的人买不起。因此，有一台自己的计算机算是我当时的一个梦想，我就答应了。他让我开劳务费的价钱，考虑到工作量不过是一个寒假的工作，我就开了一个自认为不低的价钱，大约是当时一个大学教授四五个月的工资。张先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而且当场以外汇的形式付给我。当时外汇兑换人民币还有50%左右的溢价，足见张先生非常慷慨。我很快就做完了他要的软件，但验收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却让我记忆犹新。

当时的销售合同里每一项条款都有一些细节描述，每项细节描述平均占A4纸的1/3,但是这张纸后半部分都是空白的，因此一份销售合同非常厚。我为了替他省纸，在数据库软件中非常巧妙地计算出细节描述的长度，把几项很短的销售描述合并到一张纸上。张先生验收后讲了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他说：“Jun，在办公室里，永远不要省纸。”张先生的意思显然不是让我浪费纸张，而是不要为了省那些不太值钱的东西，把事情做得不漂亮；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避免为次要的小事费心。我想了想确实如此，一份合同金额达几十万、上百万元，还在乎多用几张纸吗？大部分人戒不掉“贪”，既想把事情做好，又想省成本，总是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兼顾两头儿，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把小的一头儿照顾了，却把大的一头儿丢掉了。我以前做生意时一直在想，为什么张先生的收入是我的100倍，能够集中精力把该做的事情做漂亮，是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是在当学生还是做老师时，我都遇到过一些同学，他们在做数学、物理作业或者考试时，没有像样的草稿纸，而是用已经涂了字的半张纸打草稿，甚至在报纸缝隙中打草稿。这样的学生再聪明，成绩也很难提高。因为做数学题，特别是比较难的数学题，需要非常清晰的思路，单凭苦思冥想未必能将思路全部整理清楚。在纸上写写画画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让解题的水平成倍提高。如果写得很乱，就会找不到头绪，就算能找到，也要浪费很多时间。找一张皱皱巴巴，甚至还有一些涂鸦的草稿纸，看似节省资源，其实是在浪费自己考出好成绩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学生的命运在省那半张草稿纸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我在《谷歌方法论》专栏中谈到了我对草稿纸的看法。一位在德国读书的读者朋友给我留言，说德国人的草稿纸用的都是质量很好、有细细格子的纸张。他在刚到德国时，觉得德国人太浪费，后来发现这样做大有好处，能避免很多明显的错误。

到美国之后，我就和张先生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想想自己成长的经历，总是从心里感激他，感谢他让我能够有较高的志向，而不至于天天算小账。

人最重要的是生活着，快乐着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最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和历史上的贤良有识之士进行对话。古希腊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就是其中一位。

大家可能对第欧根尼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也许有些人只是听过或看过这个名字，但想不起他的思想和行为。不过，你可能知道古希腊有位哲学家住在木桶里，这个行为古怪的哲学家就是第欧根尼。

……

我在大学时读到第欧根尼的这些故事，受其影响才渐渐成为自立的人。在此之前，我对家庭和工作单位多少有一些依赖，很怕自己孤单的时候活不下去。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有过这种担忧，如果没有，那说明他们比我有出息。

我在大学里有一些闲暇时间，可以思考一些哲学问题。我用心体会第欧根尼的那些话之后，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就没有了。人立于天地之间，必然有出路。有了这个自信，我才敢一会儿离开这个单位去读书，一会儿离开另一个单位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在社交网络上有一句签名：千山我独行（不需相送）。我并不是要独来独往，而是不介意孤独，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随大溜。这是第欧根尼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欧根尼去旅游时，被强盗抓了起来，在奴隶市场上被卖掉了。将他买回去的主人问他会做什么，第欧根尼说：“你要奴隶没有，要主人倒是有一个。”对方听到这句话，对他肃然起敬，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位智者，然后赶快让自己的儿子来拜师。读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原来第欧根尼最大的财富是他的头脑。我走遍了中国各地，接触到各种人，发现浙江人普遍有一个优点，就是无论贫富多少都强调靠手艺吃饭。我和当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有过接触，他们很多人起于贫困，上一辈人传给他们的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人必须要有真本事——火烧不了，贼偷不了，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浙江有很多低调但是很能挣钱的企业家。第欧根尼遇到了强盗，他的全部财富都在身上，贼抢不走。如果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富豪遇到了强盗，钱财被抢光了，身家也就清零了。这算是第欧根尼给我上的第二课。

……

我后来在换工作时，总是和新单位讲：“如果你们要找一个雇员，不一定非要找我，能干活的人多得是；如果要找一个合作者，那我们可以接着商量。”这样的表白可以过滤掉绝大部分用人单位，过滤出真心欣赏我的企业。即便短暂合作，双方也应该是平等的。一些单位希望我给他们讲课或者做顾问，我同他们讲：“你们是否可以来我这里谈呢？”倒不是我摆架子，而是如果对方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上门，我的建议他们也不会看重、不会听。因此，很多时候，哪怕对方开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诚心，他们都和我没有关系。真正的合作，是建立在尊重彼此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一些朋友问我，是否应该为了利益牺牲掉一部分自由。从短期看，这么做或许容易得到一些物质利益，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名利做事情，将难以获得可叠加式的进步。人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绝大多数事情是可做可不做的，因为它们除了帮我们获得一些金钱（有的甚至连钱也得不到），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一些朋友问我如何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有必要做，我的标准是，那些花了精力做的事情要尽可能对自己将来的进步有益。一些人爱蹭热度，见到某个知名人士或者知名企业就凑上去，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其实没有什么益处。这是第欧根尼给我上的第三课。

第欧根尼觉得很多物质的享受都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就住在一个木桶里，自由自在。我一直不反对通过钱财和物质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但是我反对过分追求物质，那会成为生活的负担。生活中有很多物质需求其实可有可无。大部分时候，对物质看重的程度只要稍微轻一点点，幸福感就会增强很多。这是第欧根尼给我上的第四课。

……

我小有名气后，总有人邀请我吃饭以表达善意，大部分时候我会告诉对方，心意领了，吃饭就免了，有事情不妨直说。要对我表达善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占用我的休息和工作时间。这也是我从第欧根尼身上学到的，算是他给我上的第六课吧。

人其实都有两面：想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一面和想成为第欧根尼的一面。生活应该是这两方面的平衡，只不过我们通常更在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马斯洛把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底下的三层是和生存有关的基本需求，在此之上,人们希望获得尊重并实现自我价值，而大部分人能够想到的就是学习亚历山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将个人的幸福、荣辱和成就放到一个很大的时空中去考量，就会发现，纵使成了亚历山大，那点儿成就也显得微乎其微。在历史上，亚历山大的帝国在他死后就迅速解体了，而让他能够出现在今天历史书上的主要原因，反而是他在无意中将希腊文明带到了周边地区，从此历史上有了一个被称为“希腊化”的时代。第欧根尼古怪的一生让我从另一个视角看待人生一一人最重要的是生活着，快乐着。

拥有智慧，更要拥有勇气

我们常说中国人勤劳勇敢，勤劳这一点毫无争议，勇敢却谈不上。实际上，中国人比较怕惹事，甚至有点儿怯弱。不信大家可以看看，大妈们跳广场舞扰得四邻不安时，有几个人有勇气站出来管一管这个“闲事”？不仅小区居民不敢管，警察也常常对此挠头。不过，古代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的名将非常多，能写兵法的孙武、吴起自不消说，唐太宗推崇的“韩白卫霍”（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直到今天依然让那些动不动要秀肌肉的愤青热血沸腾。当然，按照唐太宗的说法，他的爱将李卫公（李靖）要超过那4位前辈。在唐朝，像李贺这样的文弱书生都能写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等豪迈的诗句。

唐朝之后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是中国的文人并不弱。宋代有虞允文，明代有于谦、王阳明、卢象升和孙传庭，清代有曾国藩和左宗棠。而中国古代最让我心仪的男儿是东汉的定远侯班超。虽然按照战绩，班超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连前100名都排不进去，但是，如果从军事、外交的效果和效率，以及个人体现出的智慧和勇气来看，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武将可以和班超相提并论。

班超出身于一个学问大家，他的父亲班彪、兄长班固（《汉书》作者）、小妹班昭（也称为“曹大家”，续写《汉书》，也是宫廷中后妃的老师）都可称得上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班超虽然博览群书，但是对做学问没有兴趣，便投笔从戎了。

班超的军旅生涯并不长，他先是作为名将窦固的下属进攻北匈奴。因为指挥作战有功，得到窦固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带了几十个人到西域，联络当地各国共同打击匈奴。

班超去的第一个国家是鄯善国，当地的国王见到大汉使臣到来，幵始的时候颇为热情，随后却冷淡起来。班超查出来是因为匈奴的使者来了，鄯善王害怕匈奴，因此见风使舵。班超这时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智慧，说了句很有名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带领36名下属在夜里击杀了整个匈奴使团，第二天就让鄯善国归顺了汉朝。

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班超带着几百名军士在西域纵横捭阖，靠着杰出的外交和军事手段，利用盟友的军事力量打击敌对政权。他不断取得胜利，将西域大小几十个国家（有的史书上记载是50余国，有的记载是36国）都收为汉朝的属国。

在整个过程中，班超几乎没有耗费汉朝多少粮饷和军队。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历史书中都有记载，我就不再过多转述了。在中国对外军事史上，没有哪个将军能做到以如此低的成本取得如此大的战绩。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即便能打赢，也要倾天下之力，最后搞得生灵涂炭。即便清初前三朝以武功见长，平定新疆之乱，也动辄动用数十万大军，倾天下之力，才能达成目标。相比班超的举重若轻，高下立判。

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这样评价班超：“班超之于西域，戏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意思是说，班超在西域做事就好像做游戏一般容易。他带着36个人横行各个国家，对它们的国君想杀就杀，想抓就抓，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如此聪明神勇之人。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聪明之人，也不乏勇敢之人，但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聪明似乎在增加，勇气却在衰退，以至于到了今天不少人甚至开始崇尚“娘娘腔”了。

很多人谈起美国时，总是在讲它的科技、金融和民主制度。其实在这些方面中国并不逊于美国，中国的体制和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很难讲哪种体制和文化更有效——几十年来中美差距的缩小就是证明。但是，美国人体现出的勇气常常是现在的中国人需要的。美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他们不会觉得军人是“丘八”，而是一种荣誉。这个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珍珠港事件后，林登•约翰逊当时贵为联邦众议员，主动要求到前线服役，并且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轰炸机被击毁，8名军人只有他一人生还。

约翰•肯尼迪和他的大哥小约瑟夫•肯尼迪也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后者牺牲，而约翰•肯尼迪的军舰曾经被日军击沉。他咬着一名伤员的救生袋，带着后者在水中奋战了14个小时后才逃到了荒岛上。

类似地，老布什当时贵为参议员的公子，参加了海军，并执行了58次对日作战任务，最后捡回一条命回到美国。在二战后美国的13位总统中，只有克林顿和奥巴马完全没有服过役或者接受过军事训练（包括民兵）。现在大家已经远离了战争，但是很多美国人在平时表现出的勇气还是很让人敬佩的。

一些人谈到勇敢，把它单纯理解为爱冒险，甚至使用暴力，这和真正的勇敢是两回事。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所谓勇敢，应该是不怕危险和困难，果敢行动，办成别人不能干也不敢干的事情。

……

谢安教育后代很有一套。他从来不发火，而是以礼节教导孩子，但是他的态度非常坚决，对善恶是非绝不含糊。在谢安的子侄中，最有名的是谢玄，他作为东晋的统帅之一直接指挥了淝水之战，并且成了当时天下最厉害的北府兵的统帅。这样一个威武的将军，年轻的时候却是一个像贾宝玉一样的公子哥，天天戴着香袋，打扮得女里女气。当时士大夫中流行这种风尚，西晋的美男子潘安便是如此。谢安很不喜欢谢玄的这种做法，但是并不强迫他改正。有一天谢安找到一个机会，和谢玄做游戏，以谢玄的香袋做赌注。谢玄当然比不过能干的叔叔，便将香袋输掉了。谢安二话不说，直接将香袋扔到火里烧了。谢玄这才知道叔叔不喜欢这种行为，而且为了不伤他的自尊，费了半天劲骗得香袋，再将其毁掉，于是非常感动。从此，谢玄一改身上的颓废之气，成为一代名将。谢家后来做到宰相的人很多，这和谢安会教育后代有关。

历史上的中国人不缺乏勇气，且不说谢安和谢玄，就连娇滴滴的谢道韫也配得上“勇武”二字。对比这些人，我们似乎该为自己的怯弱感到羞愧。如果新一代人里出了不少“娘娘腔”，勇气总是停留在键盘上，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第六章 心智的成长

在同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无论是从家境、早期受到的教育还是从机会上看，都差不了太多。由于父母的层次差不多，这些人在智力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经过一代人的发展，他们在生活水平、个人成就、家庭幸福等各方面会出现巨大差别，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每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

成长首先看环境，而在环境的因素中，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家庭环境和朋友圈，其次要看自身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天天做冒险的事情，早晚有一天会付出失败的代价，而太多的失败则会导致习惯性失败。相反，永远待在舒适区，只会让人无法成长。每个人的成长，最终是在边界内最大程度上把事情做好。

如何成为精神上的自由人

现在，大部分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并不需要把青春都用来刷题，现在的孩子应该追求一些温饱之上、物质以外的东西。中国大中城市的很多家长让孩子从小体会艺术的美感、体育的拼搏精神，锻炼服务同辈人和社会的领导才干，都是对应试教育很好的补充。一个懂得美、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精彩。当然，素质教育远不止音乐、绘画、舞蹈、主持、奥林匹克竞赛和计算机，那些都是手段，目的则是培养既能适合社会，也能愉悦自己的自由人。素质教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获得，读经典著作就是其一。

很多人问我读经典有什么用。或许真没用，但素质教育从来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虽然宋真宗曾经讲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我们见过几个古代的老学究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事实上，读书、读经典既不能直接带来金钱，也不能帮助年轻人考上好大学。但是，当人们需要用到经典，却不知道经典中的内容的时候，只能悔恨自己读书太少，修养不足。

不读书的人通常难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而这一点只有当人们遇到天花板又突破不了时才能体会到。这些大道理不用我多讲，媒体上随处可见。我只想谈一个实际问题：不读书、缺乏修养，想找一个好的伴侣是非常困难的。巧读书、长见识、修身养性，无论对成家还是对立业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找到好的终身伴侣，是每一个青年人的梦想。英国爱情小说女王简•奥斯汀说过，一个经济条件好的人，到了年龄都是想要结婚的。按理说，年轻人总是相互吸引的，找到一个合适的男女朋友并不应该是一件难事，特别是对那些俊男靓女、才子佳人来说。但事实并非如此，总有些看上去条件不错的青年男女找对象有困难，以至上一代人都等不及了，不得不给他们施加压力。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考虑，条件稍好一点儿的人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追“女神”的故事。

……

我们在中国生活，就需要了解中国的各种文化，过一种中国式的美好生活，而《红楼梦》就是一本美好生活的百科全书。如果大家要到世界各国生活，或者只是想玩得好一些，也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而读经典是了解民族文化最便捷的方式。

最后，《红楼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本关于女孩子的书。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女性化了，这在中国的经典著作中很少见。男生若要读懂女生的心思，不妨读读它。

其实，大家要读的不仅是《红楼梦》，还有梁实秋、张爱玲、鲁迅等人的书，狄更斯、雨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汀等人的书也都应该读。

不仅要读书，任何能帮助我们成为合格的自由人的事情都值得学、值得做。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逐渐“杀死”心中那些超级英雄的过程。如果哪个大学生像孩子一样流露出对孙悟空的向往，周围的同学不会夸他是个“老顽童”，反而会嘲笑他，女生则会对他嗤之以鼻。年纪更大一些的人则会嘲笑那些痴迷白浅、夜华等虚构形象的人。如果我们愿意多想一步就会发现，同一个孙悟空，小孩子和十几岁的青少年对它的认识都不一样，我们又怎能否认代沟的存在呢？

那么，到底是孩子错了，还是成年人错了？是孩子进步了，还是成年人退步了？大部分成年人会觉得孩子太傻、太天真，等他们长大一些就会明白事理，就如同曾经想成为麦田守望者的那个男主角。如果父母抱有这种想法，和青少年的沟通就会变得极为困难。父母应该想一想，绝大部分成年人都曾有过自己孩子当下的梦想，虽然不同时代的超级英雄有可能不同。比起责怪孩子，父母更应该反思自己是如何梦碎的。

梦碎的第一个原因是许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愿，让孩子做了不切实际的梦。大部分家长总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描绘一个超级美好的未来，设计一个不切实际的人生。比如，告诉孩子只要好好学习，就能有出息。但是，哄孩子读书容易，兑现将来的承诺却不是家长和老师能办到的。孩子最终能走多远，不取决于父母给他们描绘的承诺，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自己在不停往前走方面有多大的意愿。

在美国，很多食不果腹的非洲裔孩子从小被告知自己是天使。其实大家都清楚，没有人真当他们是天使。很多孩子小时候就有做总统的梦想，到了中学，这个梦想就变成了当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星，可真正成为NBA球星的人实在太少。在美国，人们都认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但是夸孩子的目的是让他们有意愿自己往前走；否则，仅仅对孩子做出夸张的肯定，而不花精力培养他们，是没有用的。这就如同一个在班上总是考60分的孩子，如果家长和老师不断地告诉他，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这对他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有害。类似地，在中国，每一个小学生的家长都假定自己孩子的智力水平是班上的前5%，并按照这种假设教育孩子，逼孩子参加奥数训练、思特盟（英语STEM的译音，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的培训，还要孩子培养一堆兴趣。最终有一天孩子发现，一台戏只有一个人能当主角，自己能当上配角就不错了。

相比之下，犹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要现实得多。我的女儿小时候是在家门口的犹太幼儿园接受的教育。让我吃惊的是，那家幼儿园不允许孩子穿超级英雄或者公主和王子的服装。老师给的理由是，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没有超级英雄，也没有童话中的公主和王子。告诉孩子，世界不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今后的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努力。这是缩小代沟的第一个办法。

成年人一方面让孩子相信超级英雄，另一方面自己却不相信，这实在有些矛盾。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成年人自己的挫败感。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受挫的过程，就如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男主角。人在经历挫折又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之后，会越来越认命，放弃越来越多想要的东西。相比之下，亚历山大、拿破仑、乔布斯和马斯克，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虽然也受过挫折，但总体来讲他们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使得他们依然保持着雄心壮志。因此，缩小代沟的第二个方法是，与其直接“杀死”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不如让他们的梦想多延续一段时间。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在我看来，这句话最多说对了10%。失败的原因往往有很多种，而成功道路的数量就极少了。知道“1+1不等于3”，并不等于知道“1+1等于2”，因为除了3不是答案之外，4、5、6……都不是。对那些仅仅满足不失败的人来讲，失败的教训可以让他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对于想成功的人而言，失败的教训远没有成功的经验重要。一个经常失败的人会习惯性失败，相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失败是容易的事情，但成功却要经历千难万难。从失败中固然可以学到经验教训，但是效率实在太低了。更糟糕的是，过多的失败会让人丧失勇气，从此离心中的孙悟空越来越远。相比获得的一点点经验，失败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大。虽然人很难做一件事情就成功一件，但总该尽量避免失败，这样才能少受挫折。

对家长来讲，让孩子避免失败的一个方法，就是在给他们想象空间的同时，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而不是画完一张饼就不闻不问了。比如，在申请大学时，如果家长过分干预孩子的选择，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但是，如果只给孩子定一个很高的目标，不帮助他们防范导致失败的明显失误，结果通常也不好。有些颇为优秀的孩子，遇到一两次挫败后，对但凡要经过申请、竞争才能得到的机会和职位会失去追求的勇气，那种挫败感让他们过早地放弃了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最终，大部分人会放弃自己心中的孙悟空，也没能成为超级英雄。这很正常，我们坦然接受就好了。凡人有凡人的幸福，超级英雄的结局未必都很好。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强求自己做难以做到的事情，未必能幸福。苹果早期的董事会主席马尔库拉，他就是选择了凡人的幸福，放弃了拼命成为世界首富的机会。

对年轻人来讲，与其心中总想着孙悟空或者超人，不如做点儿实事让这些超级英雄在心里活的时间长一点。对成年人来讲，与其先给孩子们讲孙悟空的故事，之后又“杀死”他们心中的英雄，不如回想一下自己当年的心态，做点儿实事让自己从成功中获取信心。这样一来，代沟或许多少能够填平一些。

成就的量级之差

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同时做那么多事情？其实我做的事情并不多，只不过成功率稍微高一点儿，每件事情多少有点儿影响力，别人就看见了。成就的多少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做事情的速度或做事情的数量，每一件事的影响力，以及做事的成功率。它们之间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关系。也就是说，事情做得再多，如果成功率不高、影响力不大，最后的成就就会很有限。

……

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在做事之前，会梳理出一个做事清单，按照重要性和影响力的量级排序，然后集中资源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事情先做完。至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直接从清单上删掉。没有经验的人则是什么事情先来就先做什么，以至做了很多费力而没有影响力的事情。

一个喜欢做“山寨”产品的产品经理，总是试图省几分钱的成本，目的不是多卖产品，而是让自己做的产品只卖正牌产品一半的价钱，甚至更低。真正优秀的产品经理，懂得在细节上做1%的改进，让产品的品质高出一个数量级，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很多利润，而且能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比如，苹果计算机所谓的视网膜显示屏，成本比一般的显示屏高不了10美元，但是它不仅可以让计算机多卖100多美元，而且用户的体验好了不止一倍。这其实是增加了“芝麻”的成本，换来了“橘子”的效果。

做事的多少最多不过是几倍的差异，但做事的质量以及随后带来的影响力可以达到量级之差。想明白这一点，就不妨换一种工作方式，多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当然，这不是让大家好高骛远，否则成功率永远等于零，会一辈子一事无成。根据我对清华大学上一辈和与我同辈的老师的观察，我发现他们之中一辈子做不出成就的人并不少。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低，只做简单的事情，反而是因为自视过高，不愿意从小事踏踏实实地做起。一事无成后，那些人无一例外地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即便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如果好高骛远，成功率也会降为零。再大的数乘以一个零，结果还是零。

职业起步时，大部分人都是从小事做起的。而且因为不熟练，做事速度通常比较慢，甚至连一点儿小事的成功率都不高。但是没有关系，能够带来量级变化的函数并非一开始数值都很大，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变越大。人也是如此。任何人脚踏实地做一件事情，一段时间后，成功率会提高，效率也会提高，接下来就需要提高做每一件事的影响力。有的人能够随着年龄增长而成长，有的人30岁就遇到了天花板，所以，成功不在于是否努力多做两件事，而在于能否跃迁到更高的量级。

我在前文写到了引导我做生意的张国贤先生，如果没有他让我体会到量级的区别，我或许一直满足于小富即安的日子。在生活中，能够“小富”的人常常容易“即安”。我的朋友鲍比（化名）是一位美国的天使投资人，他曾经成功地投资了领英公司，按说应该很成功。但实际上，这位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做天使投资的投资界老兵，直到今天都没什么人听说过他，因为直到今天，他对每个项目投资的规模依然在10万美元左右。所幸的是，由于有领英这个“本垒打”（投资回报超过50倍的项目，通常被称为“本垒打”），他每一轮投资的总回报率在200%左右。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回报率不低了，从比例上来看确实不低，已经超过硅谷地区风险投资的中值水平。但是，由于他投资的规模太小，分得的利润非常少。我曾经计算过，他每年也就挣20万美元左右，还不如谷歌或脸书一个刚人职的博士毕业生挣得多。

这位投资人常常自豪地跟我讲，他给很多公司写出了第一张支票，其中不少公司最后上市或者被收购了，以显示他的眼光好。但我心里想，作为一个老兵，还经常写“第一张支票”，这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就如同一个战士打了一辈子仗，还在津津乐道最近一次亲手杀敌一样。在硅谷，像他这样的早期投资人非常多，即使投资成功，也不过是混口饭吃。相比他们，真正有成就的投资人，起初的投资结果并不比他们更好，但是投资规模逐渐增加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1亿美元获得20%的回报，远比10万美元获得200%的回报多得多。

提升量级不仅需要时间，还常常需要在关键时间点实现跳跃。我在国内有一个朋友，他是企业的金牌培训师。他很擅长讲课，对商业有独到的见解，人脉很广，因此他办的企业家培训班起初很成功。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他的业务没有任何发展。在这期间他非常努力，还脱产到国外进修了一年，希望通过对新的商业和技术做进一步的了解，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生意上的竞争力，但是效果并不好。

他找我分析原因，我告诉他，他必须做一个选择，是当张教授（化名），还是当张校长。俞敏洪当年也是一位金牌讲师，但如果他永远把自己定位成俞老师，即使课讲得再好，不过是挣一份辛苦钱，无非收入比一般老师高很多。俞敏洪最终成功地从俞老师转型成俞校长，这让他不仅可以通过企业的利润获取巨大财富和资本市场的认可，还开创了一个产业，这就是在量级上的突破。随后，我对那位朋友讲，如果他想实现身份的转型，不要总想着自己讲好课，而要学会当校长，才能从张教授变成张校长。如果他能把脱产一年的时间和努力花在学习如何成为合格的管理者上，他的业务发展要顺利得多。

这位朋友的情况其实颇具普遍性。我曾分析过，为什么很多明星媒体人创业都不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完成从知名媒体人到电视台台长的转变。量级没有上去，最终只能在同一水平上重复。

对大部分人来讲，即使不从事理工科的专业，不投资，不创业，也应该明白量级这个概念。不要醉心于重复做很多影响力微乎其微的事情，否则即使再努力，也难以有大成就。要注意自己做事的成功率，争取每做一件事都能产生一些正向效果，为将来做更大的事打基础。

最后，重要的话要重复，成就=成功率X影响力X速度。同时改变公式中的三个变量是很难的，更好的做法是一次提高一个，滚动前进。

把事情做好的“三条边”

偶尔做成一件事并不难，有些时候仅仅是运气使然，难的是找到一些系统的方法，获得可复制的成功。为什么近代以来不断有发明创造出现，这和找到了系统性的方法有关。所谓最具普遍意义的通向成功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搞清楚做事的边界或者极限，搞清楚做事的起点以及从起点通向边界的道路。

直到今天，我们在电视上还能看到一些励志节目，介绍几个民间发明家努力研制小飞机或者电动汽车的故事。电视台励志的本意固然好，但是那种不讲究科学、蛮干胡干的做法给年轻人传递了错误的信息。那些做法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很多人花了一辈子时间，甚至用全部积蓄搞出来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就算做成了，水平也太低了，而水平太低的原因是脚下的那根基线太低了。

假设研制飞机的专业团队所在的基线有三层楼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专业毕业生的基线是在地平线上，那么那些民间发明家的基线就是在地下三层。因此，做事情最有效、最容易成功的办法，就是先将自己的基线提高，而不是从地下三层做起。比如，通过学习达到北航毕业生的水平，也就是地平线的水平，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琢磨，花一辈子时间慢慢爬到这个水平。

有人可能会拿我前面讲过的莱特兄弟当反例，觉得他们在发明飞机前，也只能算民间发明家。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或者说是励志读物误导了读者。

当然，现在绝大部分人不会去当民间科学家或者发明家，但是很多人在工作中用的方法和民间发明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立足于一个非常低的基线。要想把工作做好，首先要提高基线。

很多在专家看来是常识的知识——在工作中不需要太动脑子，拿来就能用的知识——对另一些人来讲就是高深莫测的新知。可以想象，二者谁更可能把事情做成功。

类似地，绝大部分散户在投资时，和民间发明家造飞机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地下三层做起。交了半辈子学费，是否能达到地平线的水平，还未可知。对他们来讲，更有效的方法不是自己到股市上交学费，而是接受教育，去正规的机构中历练。

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基线。大学毕业就比中学毕业的基线高得多。大学毕业的人还会不断参加培训和学习，也是为了提高基线。很多时候，我不主张大学生退学创业，因为他们的基线太低。

……

计算机有三个极限：在理论上，图灵机能解决问题的范围就是极限；在物理上，原子的尺寸（和在那个尺寸下电子的波动特性）就是极限；在系统设计上，冯•诺依曼系统结构也是一个极限。有人问量子计算是否能够突破计算机的极限？很遗憾，即便量子计算能够像理论设想的那样，将破解密码的速度提髙百万倍，也依然没有突破上述三个极限，尤其没有突破图灵机的极限。当下，判定计算机领域伪科学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它是否声称突破了这三个极限。

当然，有了基线，也知道极限在哪里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能够扶着向上攀登的绳索或者阶梯。

……

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工程化。所谓工程化，就是依靠一套可循的，甚至相对固定的方法解决未知的问题。我把这种方法论简化成三条线，可能过于简单，但是便于记忆和操作。

专业人士通常有着良好的训练，下面的一条线基准较高，也清楚上面的一条线在哪里，缺乏的可能只是第三条线，即从下往上的那条斜线，他们要做的就是沿着那条线往上走。

找不到上下两条线，是蛮干、傻干；找不到第三条线，永远只能纸上谈兵。

避免失去朋友的方法

我们总希望朋友越多越好，因为人是社会动物，需要朋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出于各种原因失去朋友。

失去的朋友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因为人生经历的变化而无法维系关系的，比如毕业后渐渐疏远的朋友。毕竟一个人日常沟通的极限不过百十来个人，不可能和遇到的人都成为长期朋友。和这些朋友分道扬镳，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不太会令人感到遗憾。第二类是因为交友不慎结交的假朋友，失去也不可惜。如果一开始少交这样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会更好。第三类则是因为彼此没有处理好朋友关系而失去的，事过之后回想起来，常常会让人怅然不已。每个人能做的是设法避免深交第二类人，处理好和第三类朋友的关系。

朋友关系有很多类型，常见的可以归为三类：合作型、依靠型和暧昧型。第三类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会聚焦前两类。对不同类型朋友的期望值其实应该有所不同，设置错了期望值，是失去朋友的一个原因。

大部分朋友之间，或多或少都有合作的关系，比如队友、战友、同学、同事等。人类从远古开始，如果没有合作，就不可能在同自然界的竞争、同其他人种（比如尼安德特人）的竞争，以及部族的竞争中胜出。而要合作，就需要有付出，就需要放弃一些私心，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谋求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付出和合作是这类朋友关系的基础，缺了它们，合作型朋友是做不成的。

合作型朋友关系破裂最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同甘共苦的事业伙伴分道扬镳。我从2007年开始做风险投资至今，几乎每一年都能看到共同创始人闹翻的事情。实际上，调解创始人之间、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的矛盾，成了投资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共患难的朋友关系非常容易破裂。

我有一次在外地做分享，晚上和另外一位分享嘉宾，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他讲起了创业的伤心事。据他讲，他前一家公司有三个创始人，包括他自己。三个人都是一^起共事10年、认识20年的朋友。在公司初创时，条件非常艰苦，大家一起在地下室同吃同住，熬了4年，这样的经历按说快赶上过命的交情了。但是，等到公司即将上市时，三个人“撕”得一塌糊涂。最后，其中一个合伙人，以返还贷款的形式将他和另一个合伙人扫地出门。他创业近10年，除了拿到一些利息，什么都没得到，而那个坑人的朋友却通过上市获得了几亿元的现金收入。最后，他感叹道：“在很多人看来，为了100万元坏了交情的事情不值得做，但是为了1个亿就值得去做，大不了一辈子不见面。”

我安慰他，中国很多明星公司，如果仔细看它们当初创立时的情况和发达后的情况，不难发现“撕”的痕迹。中国成功上市的私营企业，创始人之间、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不“撕”的是凤毛麟角。不仅年轻、没有经验的创业者如此，生意做得很大，江湖上的“老油条”被人“撕”的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些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照样为了利益断绝朋友关系。在美国，这种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脸书就是一个典型靠“撕”来获得控股权的公司，里面的细节可以通过电影《社交网络》了解。

很多人觉得，为了利益损害朋友关系的事情只会发生在生意场上，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利益来往，朋友关系会单纯一些。其实，任何带有合作色彩的朋友关系都会因为利益而受到损害，只不过商业上的朋友关系涉及的利益大，朋友关系坏起来快一些，外人看得明显一些罢了。在重大利益面前不讲情面、损人利己是人性的弱点。有些人受到自身道德和价值观的约束，做得好一些，朋友关系就能维持得长久一些；有些人毫无忌惮，朋友关系很快就崩塌了。

避免合作型朋友关系破裂的有效方法有两个。

第一，将丑话说在前面，尽量避免损害友谊的事情发生，或者在发生时减少损失。根据10多年的投资经验，我发现很多发生“内部撕”的公司，在刚成立时就埋下了隐患。很多人合伙办公司是出于情怀，都不好意思谈股权、谈钱（这种情况既存在于创始人之间，也存在于创始人和天使投资人之间），觉得谈利益伤感情，或者随意承诺股权，觉得不慷慨换不来真心。这种团队，遇到困难时未必会出问题，但遇到巨大的利益时反而会分手。很多人等到被踢出局之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先谈利益。谈利益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以谈利益伤感情为由坑害合伙人才是可耻的。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脸书的几位创始人和早期高管之间的纠纷——扎克伯格的几个合作者的股份被严重稀释。但他们的问题首先在于自身：当一个人在一个公司里拥有巨大财富时，需要盯紧自己的钱包，不要被身边的同事算计了。当然，扎克伯格最后并不是胜利者，因为他给公司植入了有毒的基因，之后的投资人不断找理由挑战他，多次逼他退出公司。

朋友一起做事，原本是一件好事，但结局常常是事情没有做成，朋友也做不成。这并非谁有失道德，或者人品有问题，“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如果不想失去朋友，在一起做事之前最好把利益的分配讲清楚。对于大多数未必需要一起做事情的人，做朋友时要坚持原则，就如同合伙做事前分清楚利益一样。同事之间，哪些忙可以帮，哪些不可以帮，需要给对方一个清晰的预期，否则失去朋友是早晚的事情。

第二，不要跨维度地帮忙或者请求帮忙。朋友的合作关系是有维度的，不是全方位的，很多人不懂这一点。球队队友之间首先是一同打好球，然后是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毕竟队友经常在一起，这是要仔细维系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适合一起做生意，因为那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如果一定要一起做生意，可能最后连队友都做不好。

我从来不做亲朋好友的生意，也从不替朋友打理钱财，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是生意之外的维度。如果要跨维度做不该做的事情，替别人挣了钱，对方未必感激我；而如果我把别人的钱投亏了，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因此，我对那些提出让我管理钱财的朋友说：“很抱歉，我不能帮你这个忙，因为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有一件小事常常让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坏，那就是借钱，这其实已经踩到跨维度做朋友的边界了。在欧洲和美国，朋友之间借一笔大钱的情况很少发生，因为从银行借钱或者用信用卡借钱并不难；更关键的是，大家不想彼此失去朋友。即便偶尔借钱，也有很清晰的合同，而且有第三方做见证或者公证。

可是，借钱这种事情在中国时有发生。据我观察，朋友之间借钱，通常只是打一个借条。人们不好意思写正式的合同，也不会找中间人做见证，或者找律师做公证。因为觉得这样做既没有必要，又伤和气。最后的结果是，由此发生的纠纷非常多。任何人在向别人借钱时，都显得特别诚恳，在诚意上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但是，很多人等到该还钱时就不是这样了。一些人甚至完全有能力还钱，却把还钱放到最低的优先级。双方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很多人问我是否该借钱给别人，我的回答是，如果借出的数量不至于让你的生活受到影响，还是可以借的。但是，如果你只有5万元存款，对方要借3万元，你就要好好考虑了。至于小钱，虽然能否收得回来根本影响不到个人的生活水平，但处理不好依然会破坏朋友之间的关系。

假设一个朋友跟你借200元应急，过了一个星期，见了你三次，却一直不还钱。有时他会提一下哎哟，对不起，又忘了给你带钱了！”而你通常不好意思要那200元。就算你去要，他会想:真抠门儿，这点儿钱还惦记着。两个星期后，他干脆忘了这件事。如果你不是一个在乎小钱的人，或许你们的友谊还能维持。但是，如果他两个月后又向你借200元，又重复前面的模式，你们的友谊就悬了。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你即使不在乎那点儿钱，对这位朋友也会有看法。有了看法自然会流露出来，于是大家就有了隔阂。这个朋友即使有其他优点，你对他的成见可能也会妨碍你和他深交。

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借了小钱的朋友并不想赖账，但是总记不得还钱，见了我又不好意思。虽然我从不在意那点儿小钱，但是时间长了，朋友就不愿意见我了。我后来想，如果我没借出那点儿钱，朋友也不至于躲着我。在那之后，每次别人问我借小钱时，我都丢下一句话：“如果你能想得起还，最好两三天就转账给我。如果两三天后还想不起，就不要还了，这点儿钱对我并不重要，免得你每次见了我都不好意思。”这个话说出去后，很多人会及时还我钱。这时我收获的远不止那点儿小钱，还说明别人对我的话非常上心。以后再委托那个借钱的人做事，他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对于过了一星期才还的钱，我坚决不要，以显示我的原则，我其实更希望对方把我说的话当回事。通常，那些第一次借钱超时还我的人，第二次再问我借钱时，都会在第一时间还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有些时候，借钱这种小事处理不好，特别容易让我们失去朋友。也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说：“不要借钱给朋友，你不仅可能失去本金，也可能失去朋友。”如果追究其中的根源，就是跨维度帮助人或者寻求帮助。

另一种因跨维度帮忙而失去朋友的情况是，轻易许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有的人在朋友请求帮忙时，明明自己做不到，又不好意思回绝，就先答应下来，最后交不了差，只好厚着脸皮表示事情没办成。这样的结果不仅让自己难堪，还可能坑了对方，因为让对方产生了并不存在的希望。这种事如果做过几次后，朋友就丢了。所以，把丑话说在前面为好。

过去，很多朋友托我给他们的朋友在谷歌找工作。我并不熟悉这些申请工作的人，因此我会根据他们的简历客观地进行推荐。而且，我会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帮助你的朋友递简历，但是谷歌每天收到的简历很多。而且在谷歌，任何人在招聘上都没有决定权，因此，我未必能帮上忙。”对于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人，我甚至会说：“从简历上看，他被录取的可能性极低。我只能帮忙把简历递上去，最后可能不成，你不要怪我。”由于我提前给朋友打了预防针，事情成了他们会感激我，即便不成，也没有抱怨过我。

合作型朋友的关系得以长久维系，大多是因为双方都主动做贡献，而且在某些维度上有合作的基础。如果这种关系的定位超出了合作的维度，朋友关系就渐渐淡漠了。

当然，有人觉得自己和某人的友谊特别纯粹，不存在合作关系。我对这种人说过：“你所说的特别纯粹、惺惺相惜、毫不功利的友谊本身，就是一种功利，否则你不会把它说给我听。”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也有，我和他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彼此依赖，即前文提到的第二类朋友。尼采说过，除了神灵、野兽和哲学家，人都忍受不了孤独。摆脱孤独，就会有依赖朋友的需求。

世界上有一种关系叫作“闺蜜”。闺蜜有真有假，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闺蜜其实是假的，并不那么纯粹。有些女明星在网上晒自己生日时和闺蜜的合照，等到她落难时，“好闺蜜”跑得比兔子还快。但是确实也有真闺蜜，张三对李四的好是无条件的，两个人在一起，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这种关系通常没有什么功利因素，完全是一种依赖关系。

但是，这种看似单纯的关系，有些时候很难长久维持，不是因为谁自私，而是相互地位不平等。

10多年前，到美国的中国人还不是很多，一些女生到了美国后孤苦伶仃，就有一些好心的高年级女生主动照顾她们。有些人彼此保持距离，朋友一直做了下去；有些人关系太近，好的时候俩人就像一个人似的，但是很快就会出现不平等——男生对她们的态度不同，男朋友条件差距大，两个人的家境相差很远，将来就业的前景可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等等。在这样的差异中，处于优势的一方可能非常想维系闺蜜关系，甚至愿意将自己的东西平分，但是处于劣势的一方通常会拒绝。这种不平等往往导致她们疏远起来。

意大利著名导演保罗•塔维亚尼曾经拍过一部叫作《早安巴比伦》的电影，讲的是安卓与尼古拉兄弟二人帮助电影大师大卫•格里菲斯拍电影的故事。两兄弟的父亲在他们离开意大利前告诉他们，两个人一定要平等。到了美国，他们在好莱坞事业有成，爱情婚姻美满，两个人完全平等。但是，尼古拉的太太死于难产后，他们不再平等，悲剧从此开始。

闺蜜的关系通常好不过亲兄弟，但亲兄弟之间如果条件不平等，难免也会有嫌隙。朋友之间不论地位如何，都需要平等地对待对方。否则，即便一方示好，关系也难以持久维系。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朋友告诉过我，她有一个闺蜜，对她特别好。她每次回北京，那位闺蜜都会放下工作，特意从南方飞到北京见她。不仅请她吃最好的，和她共处一段时间，还给她带一堆东西。几年后，我再遇到这两个人时，她们已经很少来往了，因为她们之间经济条件的不平等造就了彼此说不出的别扭。如果定位成依赖关系，双方就需要平等。或许，那个条件很好的女生将自己的生活水准降低一些，降到我那个靠工资吃饭的朋友的水平，她们的友谊就能维持得更长久。所以，下嫁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下嫁的人不仅要接受来自另一个阶层的人，而且要放弃过去全部的生活，才能做到平等，才能维系长久的关系。现在，大部分私立中小学要求学生穿校服，不仅为了整齐好看，也是为了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感到平等。

第七章 悲观与乐观

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悲观主义者？一个原因是，悲观主义的风格能减轻悲剧对我们的打击。悲观主义者时常会想，世界很糟糕。怀着这种想法,当悲剧或者厄运真的发生时，由于在预期之中，他们会觉得打击不那么痛苦。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防御性悲观。然而，悲观主义虽然能够减轻痛苦，却不能解决问题。悲观主义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恐惧未来。虽然它促使人们小心谨慎，但会让人瞻前顾后，失去应有的机会。

我们的世界并非那么灰暗，即便有挫折，也是暂时性的。积极走向成功，享受成功的喜悦，才是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

为什么悲观主义会盛行

不论形势是好是坏，总有人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悲观的解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有防范意识当然好，但是用悲观主义（包括怀疑主义）的心态做事，弊要远远大于利。因为这种心态让人惶惶不可终日，难以专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最后变得一事无成。还有很多人，因为对当下不满，对未来感到悲观，便生活在怀旧之中。等某一天推开门一看，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在内心对自己是尚估的。一些读者问我：我们十年寒窗苦读，上了大学，快毕业了，才发现自己努力读书还是拼不过富二代和官二代，整个人都不好了，怎么办？我在《见识》一书中专门做了回答，标题是“这个世界没有欠你什么”。这种对世界、对前途悲观的看法，其实来自过分自信造成的自己的能力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反差。

十年寒窗苦读，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甚至过去一直是学霸，其实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很多被称为“高考状元”的学子，只是一个省的第一名。至于市、县一级的“状元”，只相当于古代的秀才而已。所以，现在所谓的“状元”，没有什么可自豪的。即便是古代那些闯过4关夺得状元的人，我们现在能说出名字的恐怕也就三五个。当了状元尚且不过如此，十年寒窗苦读，真不算什么人生的资本。没有资本，面对比自己想象中复杂得多的社会，自然很容易“整个人都不好了”。

相反，一个人不断往上走，眼界越来越开阔后，就越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会越谦逊，越有敬畏之心，就不会再有不切实际的奢望了。这时人会变得豁达大度起来，反而对未来、对社会不再那么悲观。

导致悲观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坏消息总是被不断放大。通信和传媒手段越发达，这个效应越明显。

……

为什么看似理性的学者要宣传悲观主义？原因很简单，宣传乐观主义观点的论文不仅没有人看，甚至无法发表。时间一长，讲这种话的人就被学术界淘汰了。这就涉及悲观主义诞生的第三个原因，即从信息论上讲，越是与众不同的说法信息量越大。

悲观主义的危害

首先，悲观主义会导致很多误判。

拿着真金白银投资的人会有这样一种心态，他们看好未来时，会大胆地扩大投资；反之，他们觉得未来不确定时，会把投资都撤出来，变成安全的资产，并且逃到安全的地方去。两种不同的做法，经过几十年后，结果会十分迥异。

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连19世纪初的1%都没有，他们管理的资产连约翰逊家族管理的富达基金的1%都不到。是什么让这个在起跑线上领先几十公里的家族衰落成现在的模样？除了外在的客观因素，比如希特勒排斥犹太人，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没有把握住1870—1890年的美国工业革命。当时美国由于刚刚打完内战，南方经济已经完全被摧毁，北方则由于给予黑奴公民权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在之前的200年里支撑美国（以及之前北美殖民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清教徒价值观，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在经济上，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以家庭和小作坊为单位的经济体，大多被以大机器进行生产的联合企业挤垮。在生活上，新工业带来了污染、城市拥挤和犯罪。看到这些，你难道不觉得末日已经到了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完全撤出了美国，回到了看似更有秩序的欧洲，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对未来简单的误判会让我们走错路，失去一些机会，但如果仅仅是走错了，还可以迷途知返，有弥补的机会。而悲观主义的危害要大得多，它会让人乱了方寸，对世界、对人的看法彻底错了，以致动作完全变形，无法纠正。

很多记者、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做过问卷调查: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做什么？除了一些人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与家人告别、写下一生的事情外，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会做这样几件事：

• 把挣的钱都挥霍光，该吃就吃，该玩就玩。
• 把自己的隐私、心里话告诉对方（或者第三方）。
• 找到自己爱的人表白。
• 强行和心中的“女神”“男神”做爱，以图身心的满足。

通常情况下没有人会做这4件事，就算要做，也会很谨慎，因为后果无法挽回。尤其是第四件事，根本就是犯罪，即使逃脱了惩罚，也有罪恶感。但是，当人觉得世界大限将至时，想法就不同了，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另一项调查正相反，问的是：如果有1000年的寿命，你会怎样活？用什么态度去做事？做什么样的事情？受调查者的回答给出了两种他们通常没有的人生态度。

第一种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时间，只争朝夕的精神没有了，享乐主义的倾向远比现实生活中高。但是，他们在投资上和学习技能上会更有耐心，不会去做冒险的事情。

第二种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时间完成伟大的事情，他们会更有雄心壮志。

从这些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对未来没有信心，人难免会患得患失。“末日博士”鲁比尼在2007年卖掉了95%的股票，看似躲过了一劫，但是如果他随后的言行也是一致的，他现在拥有的财富恐怕依然是以现金的形式保留着，这让他错过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股市增长。事实上，现在美国股指已经是2007年之前高点的近两倍。

相反，巴菲特在过去的60年里，一直被认为是“死多头”就是不论经济形势多么不好，他都说好，都在投资。很多人觉得，这才是他获得高回报最根本的原因。

……

其次，悲观主义会将人变成怀疑主义者。事实上，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

当下的中国其实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但是依然有很多年轻人怀疑自己能否得到父辈们曾经拥有的机会，父辈则担心比自己教育程度高的孩子能否有发展前途。一些大中学生告诉我，他们觉得中学和大学教的内容没用，怀疑自己花了10多年学的东西最后派不上用场，打算退学创业。不想创业的人，则有不少觉得该早一点儿赚钱。这种怀疑主义也是悲观主义的典型表现，如果他们相信自己通过正常的教育途径学成之后会前途无量，就不会有这种怀疑的想法。

从2017年到2018年，各种基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泛滥，很多试图一夜暴富的人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那些毫无价值的“空气币”。这些人完全无法理喻，无论别人如何劝他们，他们都咬定一个理由：区块链等同于20年前的互联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他们会在区块链项目中押上身家。其实这些人的逻辑很有问题，如果区块链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它就不是新兴技术，而是末日技术，就不可能产生什么改变世界的影响力。如果它最终能改变世界，这个过程就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通常会持续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一直有机会，又何必在根本没看清楚区块链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押上身家去赌呢？互联网从20世纪90年代初风靡世界，至今已经20多年了，依然能在10年前产生爱彼迎和优步这样的公司，能在几年前产生拼多多。当我们不怀疑未来的情景时，就不会急于一时做出判断和选择。

2018年，中国有一个关键词：焦虑。这其实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怀疑；如果没有对不确定性的担心，就不会焦虑。任何一个能够通过努力往上走的年轻人，特别是还待在学校里的年轻学生，如果能够想清楚人一辈子有几十年挣钱的时间，就会觉得相比日后的几十年，多在学校里花一两年时间不算什么。如果能利用好在学校的宝贵机会，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更高的起点（类似前文提过的基线）。

反之，如果他们怀疑未来，就会觉得学了也是白学，要么在学校里混日子，要么急于做没有水平的创业。一个人但凡做一些看似毫不着调的事情，背后的原因都和对正规的途径失去信心有关。这就如同伍子胥讲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

怀疑主义不仅影响我们长期的表现，还会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决定。现在要获取信息非常容易，但有时好事却变成了坏事。很多人宁可相信网上看来的信息，也不相信医院里的医生。他们会在诊室里指导医生开处方，这就是怀疑主义在作怪。类似地，很多人会怀疑专业人士的建议，相信自己道听途说的经验,或者怀疑别人的善意，把很多原本很简单的事情想得很复杂，甚至相信各种阴谋论。

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本身是毒素，不仅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长期的做事方式，还毒害我们的灵魂。恺撒说过，勇士只死一次，而懦夫在倒下以前已经死了很多次。很多人认定未来必须给所有穷人免费的食品和用度，否则穷人就生存不下去。这看似人道,实际上等于宣布穷人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给他们注人了毒素，让原本可以通过自强走出贫困的人变得颓废，这也是悲观主义的害处。

我们为什么怀旧

怀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一部分悲观主义的问题出在怀旧上。

……

怀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对当下的进步视而不见，就容易产生抱怨。有时候，好事情也会成为人们抱怨的原因。比如，各种短消息和社交网络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降低了很多人的工作效率，手机和平板电脑让孩子近视的比例剧增。其实，没有手机时，这类抱怨也存在。柏拉图时代没有任何高科技产品，但他还是抱怨书写和记录摧毁了人们的记忆力。

……

论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喜欢谈“转折”这个词，因为谈永恒和不变无法引起媒体关注。但是前者说的是机会，后者说的是厄运将至。其实，转折通常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事物发展是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永远有掉队的、被牺牲掉的，以及不愿意参与的人。但是只要积极参与，并且做得比其他人好，就容易成为受益者。更重要的是，转折到来的时候，船小才好调头。既得利益者因为负担比较重，反而容易瞻前顾后。因此，变化其实是给底层群体机会。

每次怀旧之后，从壁炉前起身时，我都会告诉自己，我们不仅无法回到过去，也不会习惯过去的生活，除了往前走，没有第二个选择。当然，想直接回到过去的人并不多，但是很多人的想法和做法从本质上看等同于生活在昨天，比如所有试图阻止或者放缓世界改变的人。我们在媒体上能看到很多人提出限制技术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向机器人征税，等等。在这些呼吁的人中，甚至包括已故的霍金等科学家。但是，任何试图回到过去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已经失去的就随它们去吧，不需要弥补，因为通常是补不回来的。我举一个自然界的例子。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会改变自然，比如，我们的先人把一片森林烧掉变成了稻田，随后，生物界会在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未必是我们想要的，比如老鼠数量的剧增。如果我们试图把稻田填平，再种上树木，虽然会有一片新的森林出现，但是它的生态和原先的完全不同。过去的森林中有鹿有虎，恢复后的森林可能是野兔和狼的天下。所以，人类除了接受新的生态，别无他法。

社会的变革也是如此。中国经历了公有化以及后来渐渐产生的私有化之后，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所有者并非以前的人或者他们的后代，甚至不是过去那些私有产业的经营者，而是新产业的所有者。现在，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国家和地区，试图通过扶持过去曾经辉煌的产业振兴当地的经济，这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只能让它们背上更重的包袱。实际上，世界上实现第二次经济腾飞的地区的主要产业和第一次经济腾飞时的都不相同，这就如同新的生态和旧的生态不同一样。

了解历史，我们就知道悲观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它几乎贯穿人类历史。但是，历史总在证明今天比昨天好，我们就不必太怀旧，更不必太恋旧。有些人问我，如果当初留在清华，现在会怎么样？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人要往前走，每一章结束了就翻过去了。对于未来会比今天更好这件事，我是有信心的。既然相信这一点，就要耐心地、按部就班地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以正合，以奇胜

乐观主义者往往不会杞人忧天，安下心来把事情做好，自然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未来，做事的时候把握常态是关键。到底什么是常态，什么是非常态呢？

我认为，正是常态，奇是非常态。

孙子在《孙子兵法•兵势篇》中写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在这里和“奇数”中的“奇”字读音相同，含义相同，是指因不成对而多出来的部分（比如7个人或9个人排两排，总会多出1个人）。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作战，要先把正面的兵排好，排得不偏斜，合乎法则，这叫作“正”，如果这时还有多余的兵力，你就赢了。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出奇制胜”，那是以现代汉语的字义理解当时的语言。

历史上真正出奇制胜的战役很少，那些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会战，常常是因为一方善于调动兵力，还能掌握多余的机动兵力，最后才能获胜。拿破仑在他最辉煌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就是靠巧妙调动兵力取胜的。当作战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时，拿破仑手下还有贝尔纳多特一支完整的军队，而俄（俄罗斯）奥（奥地利）联军已经没有一支预备队可以投入战斗了，于是拿破仑大获全胜。这场战役的第一功臣是谁呢？并不是带领奇兵的贝尔纳多特，而是在正面以一军对抗俄奥联军的苏尔特元帅。事后苏尔特希望拿破仑封自己为奥斯特里茨元帅，说明他在这场战役中的功劳之大。

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些彪炳青史的事业中，正也是常态，奇是非常态。为人处世，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走正道，不要总想着出奇制胜，特别是在未来非常光明的时候。很多人总想抄近道，占别人一点儿便宜，觉得这样才能走得更快。其实这种想法只会导致不断兜圈子、走弯路。

……

如果我们认定未来是光明的，就该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那样成功就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年轻的时候好好读书，毕业后努力工作，有了钱理性投资，是所有人立足的根本。当然，如果知道未来要遇到大灾难，比如发生了地震，一定要及时逃脱。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或者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越南的华裔以及大量有产者，走正道就行不通了，他们就要出奇制胜，想尽办法逃离那些连命都不保的国家。很多人觉得走正道没有出路，是因为看不到走正道的前途，对未来没有信心。

我在前文介绍过幸福国度，无论是在哥斯达黎加、丹麦还是在新加坡，当地人都知道走符合当地价值观的正道，能保证个人成功，因此人们容易获得幸福感。未来的中国，也会是这种情形。

……

走正道很重要，但我们也得了解出奇制胜，这样才好理解它们的区别。有一个词叫“差异化”，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成功的秘诀和保障。其实差异化本身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

很多人对差异化的理解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不同就行了，就如同某些教授写论文时只想标新立异。其实，差异化有好坏之分，而大部分时候是坏的。人类在解决问题时，总是不断找更好的方法和路径。但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间点上，现有的主流方法即便不是最好的，也是比较好的，自有它存在的道理。比如，从北京到上海的道路有千万条，但最近的只有一条，就是京沪高铁。当然，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绕道武汉，再顺江而下，甚至可以选择飞到日本，再乘船到上海。这样做的人固然可以宣称自己的做法有差异化，但是，这种差异化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事时，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选择京沪高铁，不要怕别人说我们走的是正路，没有差异化。很多人在做产品时非要搞差异化，把按钮从圆的改成方的，方的改成三角的，毫无意义，甚至用户体验更糟糕。如果我们心中想的是把产品做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好，做出来的自然和以前的不一样，而不用刻意强调差异化。

理解了正和奇的关系，就容易理解接下来的三个原则了。

第一个原则，在无限长的时间里，变是常态，不变是非常态。但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变和渐变是常态，巨变是非常态。

变化在长时间里是一定会发生的。现在的人不要指望能靠一种技巧吃一辈子，因为变化是常态。承认这一点，变化到来的时候，才不至于慌张。一些人之所以是悲观主义者，就是惧怕变化。

……

第二个原则，往前走是常态，回头看是非常态。

反思和回顾历史是需要的，但不要太多，更不要指望照搬历史的经验，或者吸取历史的教训就能直接生成当下的行动指南。

……

第三个原则，实力派获胜是常态，机会主义者获胜是非常态。

任何体育比赛，通常是实力更强的一方获胜，很少有爆冷门的情况。如果我们和柯洁下围棋，是无法靠下出一两步好棋爆冷门获胜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与其想如何爆冷门，不如想想自己怎样成为实力派。一些学生问我是否该退学创业，我告诉他们，以他们现在的水平还远不到退学的时候。虽然盖茨和扎克伯格退学后创业成功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挣钱，而不是退了学才去想挣钱的方法。更何况他们二人在同学中是一等一的编程高手，算是实力派的人物，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实力，肯定会尝试一次、失败一次。这就如同一个业余选手和费德勒或德约科维奇比赛打网球，最多只能靠对方发球失误捡一两分，但肯定赢不了任何一局比赛。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了解我们的社会，了解我们的未来，相信未来有的是机会，然后静下心来，成为一个乐观派、实力派，这样，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

第八章 文明的对撞

一个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降生在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时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很多，曾经出现过的文明也很多。但是，现在对世界依然有重大影响的只有三种文明：欧洲近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

一个有历史的民族，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甚至宗教信仰都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其最根本的文明特征是稳固的。了解一个民族的文明特征，是理解他们当下行为方式的钥匙。因此，只有了解欧洲近代的文明特征，我们才能了解西方世界；只有了解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我们才能了解自己，坚信我常说的“中国最有希望”这个观点。

欧洲文明的起点

欧洲文明始于希腊。因此，要了解欧洲的文化，当从古希腊这个欧洲文明的原点开始。

……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有5个，按照时间顺序，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在最前面，希腊、中国和印度要稍晚一些。这些文明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但是相互影响。从文明的特点来看，古埃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或者叫作大陆文明；而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更多地体现出商业文明的特点。由于后者的贸易依托于海洋，也被看成是海洋文明。两种文明形态各有优缺点，并不存在哪一种比另一种高一等的情况。今天的中国已经进人商业社会，因此了解商业文明的起源及其特点、优势和劣势，它对欧美国家和世界的深远影响，能够帮我们理解当下很多冲突的根源。

人如何变成文明人

易老师总结说，土匪的这种过渡就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过渡的缩影。人类早期都是野蛮人，文明是从野蛮过渡来的，但是它摆脱了野蛮的行径。从野蛮到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大家一同守规矩的过程。

……

接下来，社会系统进入稳定状态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过于简便的规则会因为棱角太分明而不适用了，大家就会协商、博弈，慢慢制定越来越符合各方利益的规则，并且形成新的稳定，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无论处在哪个时代，大家都要守规则。否则，经过很长时间确立的规则一旦被破坏，就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恢复，才能达到新的平衡。从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不怕速度慢，就怕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重来。这就是保守主义渐进的变革常常比法国式的革命更有效的原因。

其次，广汉土匪的故事还有一些后续。土匪收5%的保护费，或税收，对当地农民来讲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比之后的国民政府收的税低很多。据吴思老师的研究，后来，国民政府在四川不断加税，居然把2011年的税都提前收了。因此，那样的政府还不如土匪。

为什么土匪懂得养鸡生蛋、降低收费的道理呢？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了广汉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只能把当地治理好。而国民政府的官老爷并没有觉得那个地方是自己的，因此就将短期的利益最大化。

现在谈到IT行业时，很多人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是一个痛处。为什么中国发展了40年软件产业，还做不出操作系统，甚至不如微软公司几十年前做的呢？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软件生态环境的问题。一种操作系统上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软件供用户使用，它就毫无意义。而开发足够多的软件，需要有非常好的版权保护环境，以及用户都愿意付费的生态环境。如果每个人都不付费，都觉得那些软件是别人的，能偷就偷，就和四川的国民政府竭泽而渔没什么区别。在这种环境下的软件公司，就如同广汉地区的农民，只好放弃农业生产，要么离开去逃荒，要么也去抢。这就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软件业遇到的困境。所幸，我们看到现在愿意为知识产品，包括软件付费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件事看起来可能不大，但文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缺乏危机感的恶果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大陆文明国家，已经具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二元属性。不过，由于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很短，很多人行事的方式和思想观念依然保留了农耕文明的特点。现在大家需要的是理解和接受商业文明中恪守信用、分工合作的精神，同时切忌被贸易红利冲昏头脑，像现在很多希腊人那样不事生产，甚至寅吃卯粮。

从《红楼梦》看中国商业文明

2016年底，我给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讲了一堂大课，帮助美国学生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商业之道。在课堂上，我向学生们介绍了《红楼梦》这本书。我告诉他们，要了解中国，要和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就该好好读读这本书，因为贾府就是中国各级组织的一个缩影。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世界的文明从古代开始有两条主线，即以农耕为主的大陆文明和以商业为特征的海洋文明。进入近代后，前者体现在重实体经济，后者体现在重贸易。当然，很多国家兼有农耕和商业文明的两重性，比如过去的古罗马和今天的中国、美国。

……

如果对比中国当下三代企业和三代企业家，就能看出这种变化。

第一代企业除了原有的国有企业，还有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国企和民企，它们的创始人和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出生的企业家。这些企业至今依然保留了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很多人脑子里依然有着打造基业长青的“航空母舰”的梦想。如果运气好，企业发展得比较成功，它们通常会漫无目的地扩张，很难像苹果那样做到少而精。也就是说，它们的规模常常是靠庞杂的业务凑出来的。但是，这些企业大多数走不出国门，它们用的都是自己人，在管理上很多是家长式的。

第二代企业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成立的，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和网易就属于这一代企业，它们的创始人和主要管理者都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他们接触到了国外的商业文明，因此这些企业在制度上已经和商业需要接轨了。但是，成长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在做事时还保留了农耕文明的特征。这些企业常常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2/3,在海外却近乎零。

第三代企业是最近10年诞生的，这些企业从诞生开始就和国际接轨了。虽然它们的创始人在年龄上很多和第二代企业家相仿，但是由于企业在诞生之初就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做事的方法已经超越了农耕文明的约束。小米、vivo、OPPO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它们在国内发展的同时，已经在海外获得了成功。当然，同一家企业的做事方法也在不断进化。比如，早期的腾讯什么都做，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和别人竞争。近年来，它更多的是通过投资扶持行业里的其他企业。这就是一种进步。

当然，中国人的很多想法、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很多做法，与建立在契约制度基础上的商业文明的标准之间，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无论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还是从业的个人，都不应该寄希望于一个有着这么长历史的国家迅速改变。面对很多农耕文明的行为方式和商业现象，大家恐怕只能接受，耐心等待它的变化，这也是我给沃顿商学院的MBA学生的建议。我建议美国人读《红楼梦》，其实中国人也该好好读一读，这样才能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

为什么中国最有希望

了解我投资原则的人都知道我是那种“死牛”派，就是永远看好世界的发展。而在世界各国中，从长远来看，依然是中国最有希望。虽然任何时候我们都会遇到短期的困难，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地方和企业的债务问题、房价过高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讲，这些困难算不上什么，世界不断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如果具体到一个国家，哪怕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要它的发展总是比其他地方好那么一点点，时间一长，它就在竞争中胜出了。我对中国的信心，来源于对中华文明的信心。要讲中国的希望，要先介绍一下西方的问题。

古希腊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原点，现在希腊问题是西方诸多问题的缩影。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每年至少去一次欧洲，多的时候一年会去五六次。在欧洲，我并不是像一些游客那样只去巴黎、伦敦、威尼斯等地的旅游景点，而是要跑遍大城市、小乡镇，和当地人深入交流。因此，我对那里的情况有切身的体会。再加上在进行真金白银的投资时所做的系统性研究，我完全可以负责任地讲，现在的欧洲、日本甚至美国，都是放大了的、问题不那么严重的希腊。

西方世界的迅速衰退有很多原因，经济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商业文明指导下的全球化。这原本是欧洲在文艺复兴后直接兴起的原因，但是它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用中国的古话讲，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地位最终将决定一切，包括政治上的话语权和文化上的优越感。

第九章 未来的法则

生活在哪个时代非常重要，生活的地点也同样重要。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一个好地点呢？

如果我们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好地方，所要做的便是认识到未来时代的特征和规律，把握住一些不变的道理，使用正确的方法，做那些能够不断让自己获得可叠加式逬步的事情，这样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未来的8 个特征

虽然有些人喜欢怀念过去，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喜欢放眼未来,因为在后者的想象中，未来会比现在好，能给他们带来希望。憧憬未来的人，通常好奇未来和现在会有什么不同，以便及早做好准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位负责开发与未来相关的新技术的权威人士的观点，他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先生。

伊藤穰一是一个杂家，他有很多头衔和职务，做过风险投资，参与过很多重要的社会活动，而最切合他身份的是他当下的职务——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

媒体实验室颇富传奇色彩，虽然它的名称中间有“媒体”二字，但所做的事情其实和媒体本身没有太多的关系。实际上，把media(媒体）这个词翻译成“媒介”更为合适，因为它是一个专门把各种黑科技聚集到一起的媒介。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产生出很多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比如触摸屏、电子墨水、提高人类灵活性的假体、可穿戴式设备、车载GPS(全球定位系统）等。媒体实验室的特点是做事不拘一格。它给予教授和科学家们自行决定研究方向的权力，但希望他们研究那些关乎人类未来，而其他研究机构又不愿意做的课题。至于那些政府支持的热门研究项目，麻省理工学院的各个实验室已经在做，就不必重复类似的工作了。在人员选择方面，这种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拿伊藤穰一本人来说，他没有博士学位，也非学术界人士，这样背景的人在其他学术机构里是不可能担任重要职务的。

2017年，伊藤先生把自己对未来的观点写成了一本书——《爆裂》他在书中用9对矛盾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而我有幸为这本书作序。虽然很多人未必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是他对未来特点的概括非常到位，而且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思考未来的思路。因此，我们不妨先看看伊藤先生是如何思考未来发展方向这个问题的。

想要了解未来，就需要把很多重大事件放到一个很大的历史环境下考量。因此，伊藤先生把历史上一些大发明家对某些重大发明（包括他们自己的发明）的误判作为研究的起点，指出了未来的三个特点，即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所谓不对称性，是指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最早掌握新技术的少数人，可以利用新技术颠覆过去在相应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大机构或组织。创业常常就是蚂蚁战胜大象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复杂性，是指当下的知识体系非常复杂，是跨学科的，而不是单一维度的；是综合的，而不是单独的。这正是媒体实验室要做跨学科、融合的研究课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的时髦词——跨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知识体系复杂性的特点。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很多人想预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可能会向专家请教，可能会沉迷于算命。但是，无论是掌握了很多信息的麦肯锡分析师，还是掌握了绝密资料的政府官员，都做不到这一点。伊藤说，他自己对于快速变化的未来其实也没有办法预知，但学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事情却非常重要。我曾经讲过，好的投资人都是重反应、轻预测的，因此不要做预测未来这种无谓的尝试。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在不确定条件下做事情的方法，就不需要迷信各种预测了。

面对不对称、复杂而且不确定的未来，人类应该怎么办呢？伊藤谈了他的9个破局方法，其中有些是相似的，因此我把它们概括成以下8个方法。

第一，不过度依赖过去的权威。

在一个平稳发展时期，过去权威的经验是有用的。但是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新思想就比过去权威的思想更重要。在这种前提下，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新的事物，而不是固守旧的经验。伊藤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什么是对待未来应有的态度。

汤姆•奈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他在计算机科学等不少领域有重要的发明，可以称得上是权威。但是，他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跑去和大二学生一同修生物课，因为他知道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密度已经接近极限，未来很难再提高了，而在细胞层面基于化学反应的集成电路板或许能代表未来。因此，作为计算机科学家的奈特选择读生物学的硕士，以便应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技术的挑战。

第二，拉力优于推力。

所谓推力，就是用各种方式推销给你的东西，比如通过广告送给你的商品信息。所谓拉力，就是自己有需求主动获取的东西，比如你主动在互联网上学一门慕课（MOOC)。过去，很多自上而下的推送在主导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打开电视机，它提供什么内容，我们就接受什么内容。久而久之，我们就受到自上而下的影响。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分散式的、来自底部的主动需求不断涌现，自上推下来的东西就失去了原先的价值。为什么谷歌的搜索广告效果好、价值高，而各种平面展示广告效果差、价值低呢？伊藤给出了理论上的解释——拉力优于推力。

第三，指南针优于地图。

在能够预测未来的年代，我们看到地图就能找到路，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从过去到今天，道路的变化不大。如果一个城市的道路每天都在改变，地图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在未来，很难画出一张准确而具有时效性的地图，靠过去的老地图找路就不好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使用指南针找准方向，要比按图索骥有意义得多。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中学时就有体会。老师给我们一个公式，我们就能按照公式解一大批数学题。如果考卷上大量的题不符合那个公式，再套用公式的人就傻眼了。而掌握了基本数学原理，有能力推算出新公式的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后一种能力，就是伊藤所说的使用指南针的能力。

第四，拥抱风险。

人类自古以来都会面临各种风险，也在采取各种措施避险。人类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今后能变得安全。无论是欧洲的城堡还是中国的长城，都具有规避风险的功能。但是今天可能不存在安全的避风港了，因为那里没有竞争力。伊藤举了深圳和美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为什么深圳成为全世界很多高端硬件产品部件的供应源头呢？因为那里的小企业更愿意承担风险。美国在成长期时，也像现在的深圳那样处处充满风险，当时美国的拓荒者也像深圳人那样不惧怕风险。伊藤认为，现在的美国要想重新取得竞争优势，应该从头再来，回到美国当初的成长阶段。这看似是倒退，其实是进步。

回到每一个人身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最好能进人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行业，等年纪大了，工作会比较轻松安全。这种想法在未来可能要令那些人失望了，因为过去的权威会失去它的作用。真正安全的，恰恰是拥抱风险。

第五，叛逆精神。

我曾经讲到，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是硅谷成功的第一要素。伊藤则用“违抗”这个词说明不受约束地发明创造的重要性，他举了20世纪初杜邦公司发明尼龙的故事。

尼龙的发明者卡罗瑟斯的老板斯泰恩是一个愿意让下属自由研究的人，卡罗瑟斯得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尼龙。但是后来，他的新老板博尔顿要求大家研究能赚钱的东西。所幸的是，卡罗瑟斯“违抗”了新老板的要求，仍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并且利用过去的科研成果最终发明了尼龙。

重大的发明往往不是眼光平庸的人能够看懂的，如果过于服从现有的安排，就不可能有重大发明。创造力需要摆脱束缚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件事看起来就像是叛逆行为。

第六，通才胜于专才。

在媒体实验室，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跨学科的通才，这是那里不断涌现出重大发明发现的原因，因此伊藤说通才胜于专才。不过，对于伊藤的这个观点，大多数人需要避免一个误解，那就是自己对任何一个领域的了解都不精深，却妄想成为一个跨界高手。对大多数人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先让自己成为一个专才，之后，如果能发展成通才固然好，如果不能，要具有调动资源的能力，形成优势互补。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优势，是没有人愿意和他进行能力上的互换的。

对一个组织而言，这一条原则可以理解为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在一个组织中，人才的多样性比单一化更有优势。硅谷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多元化。

第七，韧性优于力量。

对这一点的认识，或许来自伊藤的东方人基因，即对所谓的柔能克刚的认同。

力量对于做一件事情的作用自不消说，通常是力量越大，越容易推进。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局部失败的必然性，就需要一个能抵御灾难性故障的系统，以免局部的错误毁掉了大局。韧性的作用在面临“风暴”时就显现出来了。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机构需要具有韧性，能够经受多次局部失败的打击，通过变革获得重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八，强调整体性。

在系统论出现之前，人们通常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是当人们开始研究人体或者社会这一类复杂的系统时，会发现整体未必等于部分之和，优化每一个个体未必能达到整体最优的状态。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是一个体系，而非一个特别强大的个体;是一套能够保证不断成功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天才个人的行为。iPhone作为一款产品，并非每个主要的技术指标都比竞争对手的产品强，而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整体上体验最佳的产品。

如果我们承认未来的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就不应该通过算命预测未来，然后笨鸟先飞占据一个先发优势，而是要增强我们的适应性和创造力，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做法。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并不缺乏创造力和适应性，只是我们过去过分看重物质财富，希望物质财富给我们带来安全，以至忽视了创造力和适应性。未来不是一个我们能轻易获得享受的时代，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利用聪明才智获得机会的时代。

寻找快速变化中的永恒

在我们都认可未来世界会快速变化这个特点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下自己，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不变的道理，或者变化很慢的东西。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说自己就属于那种在变化中寻找不变的人。

……

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希望通过改变来让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好，却较少考虑变化的方向。有读者问我：自己到了30多岁，感觉事业前途一般，是否该开始学习编程，这样可以赶上技术革命的快车。虽然我不能否认极个别的人可能有尚未被发现的计算机天赋,但是到了30岁才开始学习编程并且最终成为高手的人极少。一个人如果想成为优秀的计算机工程师，至少要有近万小时的刻意练习，这是很多人在做决定之前未曾考虑的。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讲，更好的改变方式是学会计算机思维，将它用于自己熟悉的行业，扩大自己原有的优势。

爱因斯坦说过，“真理就是在经验面前站得住脚的东西’上面案例对话中的大妈并不知道什么高科技，却懂得很多朴素的道理，即那些在经验面前不断被验证的道理。相反，那位记者的想法需要在经验面前验证，看看是否站得住脚，才能下结论。具体到商业，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否可行，并不在于其技术含量的高低，而要看能否让商品更便宜，购物更方便。

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很多把技术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发明，还会看到一些人为了改变而改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定力，相信真理就是在经验面前站得住脚的东西，坚持往好的方向改变，就能远离失败，就能离成功更近一步。

优质的才是稀缺的

现在中国的自媒体多如牛毛，很多投资人和我讲不知道该投谁，我说很简单，不要看它们的用户数量，看它们的ARPU值即可。在当下这样一个风险投资资金过剩的年代，通过融资买关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花钱买用户的事情谁都会做，但是能提高ARPU值才是真本事。因此，用这个简单的标准过滤一遍，就会发现很多号称拥有千万用户的媒体毫无价值可言。

回到个人，大部分人几乎不会做投资，更不会去创业，但是或多或少地希望被关注。这本身没有问题，毕竟通过受关注而获得财富或者成名的想法合情合理。但是，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我们凭借什么获得关注？应该是我们提供的价值。这就如同涂磊讲的，一个演艺人士获得关注应该靠吸引人的作品，而不是炒作自己。很多人频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找人加自己微信，求关注，以为这样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其实，那些廉价的关注真的没有用，他们努力的方向完全错了。有这些时间和精力，不如找一些真正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为他们提供一些价值。这些人对我们来讲，就是高ARPU值的群体；而我们所提供的价值，能进一步提高整个群体的价值。

其次，互联网时代从来不缺乏免费的内容，最珍贵的资源是我们的时间。不要花太多工夫读那些免费、廉价，但是质量低的内容，读它们不仅浪费时间，甚至会误导我们。至于哪些媒体上的内容好，看看那些媒体相应的ARPU值即可知道。

未来是一个过剩的时代，物质会过剩，内容也会过剩。最宝贵的是人的时间和注意力。无论是想得到关注，还是关注别人的，都需要记住一个关键词——优质。

免费时代的赢家和输家

因此，超越免费不是变本加厉地倒贴钱，而是要找到免费能够成功的逻辑，然后超越那个逻辑。

免费能够成功，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东西有稀缺性，消费者不得不购买，这时免费就变得特别吸引人。当那些东西不再有稀缺性时，免费就没有意义了。为了加深你的感受，这里分享两个我身边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0多年前，我接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系主任黑格教授参观谷歌，他看到那么多价格不菲的饮料和零食摆在休息室的货架上，让员工免费享用，问是否会有员工将它们拿回家。我说一些新员工（无论是校招的还是社招的）刚来的时候会拿一点儿，但是不到两个月就不再拿了，因为随时都能得到，就没必要放到自己那里。

他对我讲，在大学里，只要有一点儿免费的零食饮料就会被一扫而光。我说，那些东西在学校里有稀缺性，在这里没有。没有了稀缺性，免费的东西就不再吸引人了。

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德国同事告诉我的德国统一前后的情景。

过去在东德（民主德国），香蕉非常稀缺，因为那里远离出产香蕉的热带地区。加上东德的贸易不发达，商店里一旦有香蕉，当地居民就抢购回家。

等到德国统一后，商店里出现了大量香蕉，而且价格低得让过去东德地区的居民觉得如同不要钱，于是居民就将它们一扫而光。

第二天，居民们到商店里一看，又上架了许多香蕉，再次一扫而光。但是，等到第三天、第四天香蕉依然摆满了货架，就没有人再抢购了。

因此，超越免费的第一条是制造一种稀缺性，而这需要产品、服务本身具有一种难以复制的特性。

每年的感恩节购物季开始之前，是苹果新款手机上架的季节。美国和中国照例有人排长队购买新款的苹果手机，一个黄牛号可以换到上千美元，这就是稀缺性带来的结果。

当然，稀缺性的前提是与众不同。2017年，iPhoneX面世后，受到了用户的热捧。而几乎同时，苹果公司还推出一款iPhone8,但是用户的兴趣不大，因为它无论是和过去的iPhone7相比，还是横向和华为手机相比，都没有什么新意。相比之下，iPhoneX的特点就明显很多，因此更受欢迎。

我们即便不经商，理解稀缺性的重要性对个人发展也是很有益处的，因为现在过剩的不仅是商品和信息，还有人才。

超越免费的 5 个法则

当今人们的学历普遍比上一代人高很多，每一个岗位的求职者拥有的技能，相比职位所需要的绰绰有余。因此，博士生可能只能得到一份原本属于硕士生的工作，硕士生只能去做本科生的工作，而不少本科生找不到工作。这让很多人感到心理不平衡:我比父辈的学历高，为什么找工作比他们还难？于是变得很迷茫，甚至有些颓废。

美国也有类似情况。很多学金融、法律和传媒的毕业生，要先免费给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和好莱坞做实习生。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些人和我讲：“让我（或者我的孩子）免费帮你做事情吧。”我说：“谢谢，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别人做啊！”个别企业甚至暑期不招实习生，而是以训练营的方式让试图进入行业的年轻人来干活，也就是说，那些希望入行的人不仅挣不到钱，还要倒贴钱。即便在谷歌，也是人才过剩，常常是让博士生做硕士生的工作，这种杀鸡用牛刀的办法被《纽约时报》认为是谷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商品太多、服务太多、信息太多，只好将它们免费，那么人才太多、变得很不值钱，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道理是相通的。现在在很多行业里，虽然员工工作有报酬，但只是辛辛苦苦挣一份糊口钱罢了。因为，没有稀缺性，就可以随时被取代，自然就没有议价能力。有了稀缺性，免费的传播手段和快速的信息流动就会给它的拥有者带来巨大的利益。这就和崔永元发的一条微博能够起到大量媒体内容都起不到的效果一样。

除了创造稀缺性，超越免费还有5个有效的法则，它们是时效性、个性化、可用性（易理解性）、可靠性和黏性。

接下来，我将具体分析这5个法则。

超越免费的第一个法则是时效性能够超越免费。

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有两个观看我们热衷的体育比赛的选择.•一是看实况转播，但是要交50元；二是赛后两天免费看重播，但那时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会选择第一种。

你可能会认为，如果要交50元才能看直播，大部分人就不看了。实际并非如此。那些不上班去看奥运会开幕式，或者半夜爬起来看世界杯的人，其实都变相交了钱。不上班看转播，其实是以损失自己在职业上的收益为代价；不睡觉看球，身体的损失可不止50元。我们算账不仅要算看得见的金钱账，还要算潜在的经济得失。眼睛只盯着看得见的钱的人，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既然要花钱看直播，而不是几天后在休息的时候看免费重播，就说明直播有重播不可替代的地方，即它的时效性。

当复制可以让大家获得免费的东西时，不可复制的东西才能值钱，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免费，而具有时效性的东西天然具有这个特点。

在美国，很多人排队去看大片的首映或者前几场，主要是出于时效性的考虑。孩子在学校里听同学们谈最近的电影，而自己插不上嘴，是一件颇为丢脸的事情。因此，很多中上阶层家庭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看刚上映一两天的电影。

在产品刚发售的前几天排队买苹果手机的人，也是出于时效性的考虑。

如果说看电影、买手机多少有点儿出于面子的考虑，那么买一些知识产品，先获得者就会比后获得者多少有一点儿竞争上的优势。

在美国，新书上架的次序是先精装、后平装，虽然内容一样，但精装本要贵得多。想及早看到书的人，会多花点钱买精装本，不愿意多花钱的就买平装本。此外，几个月后，各个社区图书馆都会上架新书，供大家免费借阅。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耐心等，最终可以获得免费阅读。但是，畅销书精装本的销量都不小，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及早看到了书中的内容后，会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主动，比如获得了谈资，或者了解了新知识、新工具。

软件也有时效性，只是有些较强，有些较弱而已。比如操作系统、编程工具就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因为IT公司的工作只有基于最新的操作系统，使用最新的编程工具，才有利于占领市场。而应用软件的时效性就要差一些。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个投资人给我在清华大学的课题组和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子集团的前身）投资将语音识别技术产品化。当时，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刚出来，美国的投资人让我们买10套——当时1套要近千元人民币。此外，我们还花钱买了不少套C语言的开发工具。

当时我们问这位美国投资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冤枉钱呢？过不了两个月，中关村就会有盗版。

那位美国人说：“在微软开发视窗操作系统时，一流的公司就已经同微软合作了，它们所有的开发都建立在视窗操作系统之上。二流的公司，在微软一推出视窗操作系统时，就赶紧下手买它，然后将所有的开发转到视窗操作系统上。三流的公司才会等着盗版系统出来。这样做，钱虽然省下了，但等开发完产品，市场早就没有了。更不用说万一盗版软件出了漏洞，还找不到客服人员解决问题。”

不仅商品和服务有时效性，人的技能也是如此。当满大街都是某种技能的培训班时，这种技能的时效性早就过去了。

在20世纪60年代，只要你会写计算机程序，就可以生活得不比一个公司管理者差。但是在今天，这些人被谑称为“码农”，因为技能的时效性过去了。2017年，吴恩达在慕课上开人工智能课程，有15万人听课；斯坦福大学教授波内（DanBoneh)的区块链课程，有100多万听众。为什么这些课程如此热门？因为很多IT从业者知道，这种技能的时效性很强，等到大批年轻的毕业生走出学校时，这种技能的价值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时效性挣钱，就得抓住头几年的时间，这就如同精装书赚钱一样。很多人都知道需要终身学习，但是未必知道这背后的道理。终身学习的目的就是让自己领先同辈人一步，以便成为具有时效性的人才，避免在低水平上竞争。

超越免费的第二个法则是突出个性化。

既然免费的基础是易复制，那么无法复制又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就不可能免费。个性化的东西，显然是无法复制的。

怎样做到个性化呢？有的衬衫厂家提供印上个人名字的服务,这种个性化没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可以复制，而且不能带来太多的价值，不可能让衬衫避免价格战。

类似地，有人将图书印上消费者的名字，以彰显不同，这对图书销售的帮助恐怕也不大。一个人不会因为书封上印了自己的名字，就从不购买变成购买；反过来，一个人如果想买书，也不会在意图书是否做了个性化的处理。

你如果注意一下二手书市场，经常会发现有作者送给某个人的书，不仅作者签了名，还写上了受赠者的名字，但是受赠者最后还是将书送到了旧货站。

曾经有一位名人，在二手书市场发现某作家送给他的书，因为上面有双方的签名，因此要价几百元。他实在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将书卖给了收破烂儿的人，但是这本书显然对他没有价值。这位名人害怕作家知道后和自己翻脸，只好花几百元把当年只值一元多的书买回来。个性化做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完全走样了。

什么是真正有价值、无法复制的个性化呢？我们不妨看一个比较极致的例子：个性化医疗。

现在，大部分针对癌症患者的治疗非常个性化。比如靶向治疗，要先测试患者的基因和肿瘤的基因，看看哪些药物（主要是通过干扰肿瘤生长所需的特定分子来阻止癌细胞增长）对患者身上的癌细胞有作用。在治疗期间，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身体变化不断做出调整。这完全是个性化的事情，而不是找医生开了药，去药房拿了药回去吃就可以了。这种服务显然不可复制。

可是，治疗大部分疾病所使用的药物依然每个人都相同，比如对感冒或者上呼吸道感染这样常见的疾病，医生给所有患者开的药不会超过5种，剂量也大致相当。在未来，不同人使用的感冒药可以视自己的基因和病原体的基因而定。这样的治疗当然不可复制，也就不可能免费了。

当然，医疗的例子比较极端，其他场合通常很难得到个人病例和基因那么个性化的信息。但是，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做精准营销在大数据时代是完全办得到的，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获得超出免费的溢价。

罗辑思维的用户群体相比中国的网民数量，甚至相比一些新媒体的读者数量都不能算大，但是它卖书的效果非常好。有人觉得这是罗振宇个人的魅力，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罗辑思维的个性化做得好。在中国，名气比罗振宇大的人多的是，但是他们无论写书还是卖书都达不到罗辑思维的效果，因为那些人并不知道一本书的读者在哪里。我看了很多出版社开出的必读书书单，包含多达二三十本的图书，对于每个具体的读者而言，里面有两三本适合他们就不错了。这倒不是说那些出版社开出的书单不好，而是因为阅读这件事完全是个性化的，不能指望所有读者都爱读10本特定的书。这也不是出版社不想做个性化推荐，而是无法知道有谁买过它们出版的书。

罗辑思维的用户数量可能只有中国互联网用户基数的10%，甚至更少，而对某本特定的书感兴趣的读者常常只是这一用户基数的1%。但是，只要知道这1%的人在哪里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数量也有几十万。针对这几十万人推销某一本书，效果就好得多，那些人会觉得罗辑思维推荐的书对自己有用，就愿意出更多的钱比网店上的读者更早拿到书。相反，罗辑思维这个平台的作者如果跑到其他平台卖书，即使广告能触达同样多的受众，效果也要大打折扣。因为不了解用户喜好，个性化的红利就消失了。

如果说罗辑思维的个性化是商家主动、用户被动的行为，那么特斯拉对用户主动开放个性化配置汽车的权限，则让它获得巨大的溢价。特斯拉的每一辆车都是购买者自己配置的，这让它可以在生产上完全做到每一辆车都是准确符合购买者需求的。由于没有浪费，特斯拉的毛利率非常高。相反，传统汽车厂商因为不了解每一个人的喜好，只能准备好各种型号和配置的车；而经销商为了保险起见，通常会订购最保险的颜色和最常见的配置。那些失去了个性化的汽车只能靠价格吸引购买者，年底时大量的库存则要靠降价出售的方式才能清空，这使得它们的毛利率变得非常低。不仅汽车公司如此，就连苹果这样的IT企业也会因为不了解用户的需求，做不到优化生产。2017年底，苹果几乎同时推出iPhone8和iPhoneX,前者的销量远低于预期，商店里的存货都卖不出去，而后者销量远高于预期，很多人排队购买。类似地，2018年底华为在推出Mate20的几个不同型号时，显然也不了解用户的需求情况，从而导致有些型号在街边的小店都能买到，而有些型号则在专卖店里都没货。如果上述公司能够像特斯拉那样事先和顾客有个互动，生产安排就能优化许多。现在，很多汽车公司已经开始学习特斯拉的模式，在高端产品上只做用户个性化定制的车辆。

在未来，不仅企业的产品需要通过个性化获利，每一个人也需要往个性化方向发展。要求所有人都有一样的表现是工业时代的特征，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保证行动一致，做出来的东西品质才能一致。在未来的智能时代，凡是可以重复的事情都可以由智能的机器去完成，对人的要求不再千篇一律，而是要求人有自己的个性。人因为有个性才可爱，才变得不可替代，那些没有特点，从全世界70亿人中随便就能挑出一个替代者的人，没有人会觉得他们重要。

超越免费的第三个法则是提供具有可用性的产品和易理解性的服务。

怎样理解可用性和易理解性呢？我们不妨看这样4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罗振宇讲的。他在大学时跑到图书馆借了很多西方经典名著（非文学类的，比如维特根斯坦、黑格尔的书）回去读，都没有读下去，因为真的读不懂。

读不懂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西方人在几百年前写的东西，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同，自然不好理解；另一个是很多学者型译者确实没有打算让大众读懂。那些书虽然都是免费的，但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市场。根据我的经历，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康德、黑格尔或者休谟的书几乎没有人碰。人文气息浓一点儿的北大的情况并不比清华好，我曾经托一位北大图书馆的朋友帮我借书，上述作者的书随时都能借出，因为没有什么人读，而当时流行的小说却要排队借。

如果有人把你读不懂却很有用的书给你讲懂，你可能就会为此掏钱。很多人愿意花钱买解读经典的产品，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个例子来自我过去给一些杂志审稿的经历。

每次审稿时，我都会发现有些学者的论文真的读不懂，虽然它们有价值。对于这样的论文，就有其他学者将它们重写一遍。在学术界，大家通常读那些重写的论文，而不是原文。这一类复述他人论文性质的论文照理说没有原创性贡献，但是经常能够发表，因为它们满足了大家需要读懂论文内容的需求3

很多年前，我写论文时要用到匈牙利数学家希斯沙的理论，可他的论文真的没法读。为此，我的导师库旦普教授专门开了一门课，其中一半的内容就是讲解希斯沙那几篇过于简短、难以理解又非常重要的论文。我在写博士论文时，花了大约5倍的篇幅将希斯沙的论文解释了一遍，那些解释又成了后来入行的年轻人了解这个领域的读物。这便是解读的意义。

最后两个例子都是凯文•凯利给我讲的。

凯利说虽然开源操作系统Linux是免费的，但是提供Linux操作系统服务的红帽公司（RedHat)出的操作手册和教程却要卖1万美元。为什么？除非你是操作系统专家，否则即使下载了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源代码，也安装不上；就算装上了，很多系统设置是不对的；就算设置对了，很多功能你也不会用。因此，教会你使用Linux的操作手册就值钱了。

凯文•凯利还讲了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电视是最重要的传媒工具。在当时的美国，电视产业被三大电视公司，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控制着。那时没有有线电视，电视节目大多是免费的，电视公司靠广告挣钱。

你以为这些近乎垄断的公司是电视行业里最挣钱的吗？错了，最挣钱的是编写电视收视指南的杂志。它每周出一本32开的小册子，在全美各大超市出售。观众看电视之前如果没有这本小册子，根本不知道在上百个电视节目中如何选择。

在任何时代，把事情解释清楚这个本领都可以变成一个很赚钱的生意，比如律师的生意，从本质上讲，就是帮助受托人解释法律。到了信息时代，这种需求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现在的很多东西太复杂了，信息量太大了，即使免费，我们也用不好。当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东西时，只好向能够帮助我们使用的人付钱了。

在现在的中国图书市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会购买整本图书，再花上4.99元购买它的解读产品。很多经典著作因为进入公版领域，我们可以找到免费版本（在美国，亚马逊甚至直接将这类电子书免费提供给读者），但是它们的解读产品依然可以卖钱。“解读”就是一种易理解的服务。我们可以想象，虽然谁都可以不花钱下载几百本国学经典，但是绝大部分人在没有解读的情况下真的理解不了书中的内容。

超越免费的第四个法则是提供可靠而易得的服务。

免费的东西固然好，但是不好用的话，必然有人愿意支付一些费用获得可靠的服务。

20多年前我刚到美国时，一些即将毕业的学长会将自己开了多年的“N手车”免费送给学弟学妹，但是后者未必会接受免费得来的汽车，因为一辆三天两头出问题的车，给时间很宝贵的学生带来的麻烦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因此，大部分学生会选择花3000〜5000美元买一辆二手的日本车，因为日本车的可靠性比较高，不需要在修车上花时间和额外的钱。

我们现在往往对那些可以免费获得的二手商品兴趣不大。如果有人免费送给你一台60英寸的电视机，或者一台大冰箱，你可能首先要考虑它是否可靠。如果它三天两头坏，还占据客厅不小的空间，你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样的赠予。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宁可花钱买一台可靠性高的新电视或者新冰箱，也不会买随时可能坏的免费产品。这便是可靠性的价值，或者说可靠性比免费更重要。

服务也常常体现出可靠性和品质比免费更吸引人的特点。世界各国政府都会提供一些免费服务，包括很多公共事务、义务教育和公费医疗，但是相应行业的私营服务依然有市场。事实上，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和医院都是私营的，收费不菲。在中国，很多私营的服务比免费的服务更受欢迎。很多人选择付费的私营服务，因为它们比那些免费的服务更可靠，甚至更容易获得。比如很多人选择到私营牙科诊所去看牙，因为不需要排队，而且服务通常更好。

在商业上，虽然免费服务在短期看比付费服务更有优势，因为它不要钱，但是从长期看，免费服务未必有竞争力，因为它们没有收入，难以改进。人通常能忍受短期的痛苦，但难以长时间接受轻微的痛苦。因此，如果一种服务质量不高、不稳定，用户虽然一开始能够接受，但时间一长就难以忍耐了，就会愿意付钱获得稳定的服务，避免恼人的麻烦。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服务提供商（比如电话公司、宽带公司、保险公司）为了吸引新顾客，都会提供一些特殊的优惠，甚至免掉头几个月的服务费。因此，只要你愿意，可以在几家不同的服务商中换来换去，能省去不少钱。但是，绝大部分顾客并不会为了省钱而来回更换服务商。他们通常在更换一两次之后，就长期使用某一家服务商的服务了。这不仅是因为换来换去的边际成本很高，更重要的是长期忍受一个让自己感觉不方便的服务十分痛苦。因此，给新顾客大量补贴的是一类公司，拥有大量稳定用户的是另一类公司，它们鲜有交集。后者只要服务可靠、收费合理,就会有很多人长期使用它们的服务。

超越免费的第五个法则是打造具有数据黏性的服务，这也是大数据时代的一个特点。

虽然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切换的边际成本，但是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切换的成本远比从前高得多。因为我们换一个服务或者一个产品时，要携带一大堆数据，这件事常常让人知难而退。

在使用固定电话的时代，你从中国电信换到中国联通的成本是极低的，但是你现在想把手机的服务商更换一下，就要考虑大量的数据怎么转移。类似地，过去家里的电话机想怎么换就怎么换，即便是10年前，从摩托罗拉手机换到诺基亚手机，你都不用有任何数据方面的担心。但是，你现在想从安卓手机换到苹果手机，就要三思了。

这些都是由数据的黏性造成的。现在，技术的进步速度很快，以至靠技术打造的护城河常常不可靠，因为一个企业很难做到技术永远领先。但是，数据的积累可以让企业的护城河越来越深。即使有人将阿里巴巴全部的源代码拿走，设立一个一模一样的服务，也难以复制一个新的阿里巴巴，因为所有用户的数据还在原来的企业里。

我的基金从2014年起投资了上百家公司，覆盖了各行各业，如果说这些公司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大多能够不断积累数据、制造黏性，使得客户不会一夜之间迁移走。不仅我投资的公司显示出这个特点，在更大的范围内，越善于使用数据黏性的公司，后来的发展越顺利；而开始靠免费服务拉用户，甚至花钱买用户的公司，常常后劲不足。

那么，个人未来的数据黏性在哪里？我觉得是可叠加式的进步。很多人担心学计算机专业将来只能吃青春饭，其实，这只反映出那些没有护城河的从业者的现状，因为那些从业者可以随时被替代。但是，少数经验不断积累的从业者如今非常稀缺，无论他们开什么价，都有人愿意请他们做事情。他们一旦离开某家企业或机构，企业或机构的损失就会很大，因为它们已经对他们产生了依赖，这就是个人的黏性。有黏性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的本事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而增长，他们的经验是不断叠加的，而不是简单重复的。因此，与其预测将来哪个行业吃香，不如增加自己的黏性。

一些人在感叹免费的时代挣不到钱的时候，在抱怨人才市场竞争太激烈，自己找不到好的岗位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世界上每年花出去的钱越来越多，它们都去了哪里？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岗位在哪里？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对价值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信息时代的定律

提到信息时代的规律，人们习惯用几个定律来概括，比如摩尔定律、安迪一比尔定律等。前者通过指出信息时代技术发展的速度，解释了信息时代从技术迭代更新到商业模式变化的原因。后者指出IT产品中软件功能的增加要吃掉硬件性能提升带来的好处，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不断购买新的硬件产品，以至原来的大件商品变成了易耗消费品，进而揭示了整个IT行业产业链中的规律。这些定律简单而准确，我们一看就懂。

上述定律更多地揭示了产业发展的规律，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是间接的，即通过产业间接地影响我们。其实在信息时代，还有一个古老的定律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和我们每一个人直接相关，那就是李嘉图定律。

李嘉图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和金融市场投机专家，并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在这一点上，他比后来的凯恩斯能干多了。李嘉图的很多理论和对商业的研究，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对应。1809年，李嘉图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垄断价格的理论，提出了地租定律。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土地租金是土地使用者支付的价格，它是由垄断性（稀缺性）决定的，而不是由地主在上面做的投资和改良的成本决定的；它的价格受限于租用者（农民）能够承担的价格。

上述理论被后人称为“李嘉图定律”。在李嘉图看来，空气、水以及各种无限量的天赐物的使用不需要代价，这一点和需要付出劳动才能获得的商品不同。因此，根据劳动价值论，土地是没有地租可收的。但是，土地有好（产量高）和不好（产量低）之分。人们都想要好的土地，因此就会有人愿意付出溢价以获得那些好土地的使用权，即支付地租。越是好的土地（无论是产量高还是地理位置好）就越稀少，租金就越贵。这样，从租金最高的土地，到免费、贫瘠的荒地，就形成了一级级价格的落差。

那么，最高的租金和落差是如何确定的呢？李嘉图定律给出了两种决定因素：不同土地上收入的差额，以及和其他投资（或回报）的对比。第一个因素很容易理解，如果付出同样的劳动，头等的土地比第二等的土地收入多20%，那么农民就愿意多支付20%(或者稍微少一点儿，比如15%)的租金。如果第三等的土地比第二等的土地收入少20%,那么农民只愿意为第三等土地支付第二等土地租金的80%，以此类推。

第二个因素的影响不那么直接，我们不妨看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我们在北京的东二环地段投资一套房子，通过出租谋利。如果在未来10年里，租金加上本金的回报率是每年8%，而资本市场的回报率只有5%，那么你就愿意投资房地产，这样就抬高了房价。反过来，投资房地产的回报如果不如投资其他资产，你就不愿意投资，房价就会下跌，一直跌到你认为投资房地产更有利可图为止。地价和租价就这样由资本市场决定了。

李嘉图定律最初只用于土地这些稀缺的自然物上，但是这个定律很快被延伸到其他带有稀缺性质的经济要素中，而且有被无限延伸的趋势。古典经济学大师约翰•穆勒把李嘉图定律延伸到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这些知识产权因为独占性也具有稀缺性，只不过租金被知识产权产生的利润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则创造出“准地租”这样一个概念，用于各种具有稀缺性的人造资产上，比如厂房、特殊的设备等。

到了信息时代，李嘉图定律被赋予了更新更广的含义，即对能够比较出优势的资产和经济要素进行定价。比如同样是高中老师，张三比李四辅导的学生高考成绩更好，那么张三就如同值钱的土地，他的劳动会获得比同行更高的溢价。同理，在IT行业里，工程师之间、不同产品和服务的三六九等就都被划分出来了。一等的专业人士在收入上相比二等或三等的，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在信息时代，信息越透明、越对称，流动性越好，李嘉图定律导致的势差就会越大。虽然一流人士平均收入水平从来就比二流人士高，但是在大众商品和大众传媒出现之前，二流、三流还是有饭吃的。在电影和唱片出现之前，一流、二流和三流的艺术家及演艺工作者都有市场，他们的差别只在于挣多挣少，而不是有钱挣与没钱挣。比如在中国，像杨小楼、梅兰芳这样的一流艺术家能在宫廷里、大都市有名的戏楼里唱戏挣大钱，二流的演员会有达官贵人请到家里唱堂会，三流的戏班子则会走街串巷搭台子演出。但是，等电影和唱片出来之后，安徽小镇的人家可以听到梅先生的唱片，武汉的市民可以看到谭鑫培先生的《定军山》。很快，一流艺术家的溢价陡涨，三流艺人就难以糊口了。造成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是信息的透明性和流动性，比如，全国都公认梅兰芳、谭鑫培是名角。

商品的流动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如果消费者不知道世界上哪一种洗发水效果最好，其购买行为会有一定的随意性，最好的洗发水和差一点儿的洗发水销售额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如果信息很透明，流动性很快，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洗发水好，它的销售额会很快上升，其他洗发水会迅速失去市场。

随着互联网将一切变得透明，李嘉图定律势差增加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商品和传媒上，还体现在地租等资源上。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中国二线城市的房价和一线城市相比呈断崖式下跌，三、四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也是断崖式下跌。在一些城市，普通地段的房价和学区房房价的差异也是如此。一些人觉得这可能是中国人重视教育，喜欢在大城市居住的结果，其实在美国，优质地段的价格也同样比周边地区价格高得多。很多人觉得北京学区房的房价比周边一公里外高50%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其实在硅谷，隔着一条高速路，房价差三倍都不稀奇（比如帕罗奥多和东帕罗奥多），这就是李嘉图定律的放大效应。李嘉图定律在过去和当下的对比表现，呈现的是从市中心到周边再到荒地房价的变化趋势。过去，这种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而现在，价格变化趋势要陡得多。

……

很多人在想，能否通过一些政府调节手段人为地消除李嘉图定律的影响呢？作为一个凡人，我始终奉行“世界上真正的老大是上帝”这样一个原则。像摩尔定律、安迪一比尔定律和李嘉图定律这些规则，是上帝设定的，任何人都赢不过它们。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它们永远在左右着世界。中国一些城市强行限制黄金地段新房的房价（二手房无法限制），结果在杭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好地段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倒挂，以至很多市民不去上班，天天排队拿号抢房子。只要他们能抢到一套房子，转手卖出后挣的钱比他们几十年挣的工资都多。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人为地做了限制，李嘉图定律还在发挥作用。

那么，作为凡人，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承认在这个时代起作用的各种规律，并且按照规律办事。比如，买房子的时候，要选一个好地段，而不要贪便宜到差地段去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再漂亮的新房子都会逐渐贬值，只有好地段的土地才会升值。在选择办公地点时，千万不要为了得到一点点地方上的政策优惠，跑到缺乏商业规则的城市去，因为那一点点优惠是有限的、短期的，今后的麻烦是没有止境的。很多地区不发达，说明它们处在李嘉图定律所说的最无价值的底端。类似地，聘用人员时，不要贪便宜雇一大堆三流人士来充数，因为一堆三流的人聚在一起，有时带来的麻烦比他们能解决的问题还多。做产品、做服务，必须做到自己所在垂直领域的前三名，最好是第一名。在市场上，第二名永远无法拿到第一名的估值，第三名之后的价值几乎等于零。苹果公司现在的市值超过万亿美元，产值超过世界上90%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GDP，而它的产品种类只有区区个位数。这就如同北京王府井地区一亩地的价格要远远超出荒滩上万亩地的价格一样。

作为个体的人，如果你能比同行的平均水平好那么一点点，就会受到欢迎；如果好一个数量级，就会有人出数倍的溢价邀请你做事。相反，如果你比周围人差，你的劳动即使是免费的都没有人要，这就如同没有人愿意付钱租用荒滩和盐碱地一样。于是，现在形成了一方面很多单位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很多人没有事情做的现象。我经常讲10个90分都抵不上一个100分，因为卓越和良好之间的落差是巨大的。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无论摩尔定律还是李嘉图定律，都像是上帝手中的剪刀，悄无声息地给大自然修枝剪叶。因此，我们在了解它们之后，应该把它们写入我们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