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本书主要讲了新加坡中英双语教育体系相关的内容。漢语和英语是未来世界上最主流的语言，教育体系要能量体裁衣、因材施教。
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将来要建立多层次的漢语和英语教育体系，不同目标和不同水平的学生应该参加不同水平的课程，大学入学考试中英文考试成绩可以不纳入总分，英语水平及格即可。书中还提到了先学中文再学英文效率会比先学英文再学中文高，学习语言和智力关系不大，很少有人能同时精通英语和漢语等。书中还提到了南洋大学和现在的最顶级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关系，这是我之前不了的事情。
某些反华势力的玩意说李光耀反对甚至敌视儒家思想，本书则多次驳斥了这种说法。事实上，李光耀高度赞扬儒家思想特别是五伦。他自己的名字也从Harry Kuan Yew Lee变成了Lee Kuan Yew。李家后代的名字有着明显的中国风，比如李显龙长女叫修齐。他本人深入学习漢语就是为了不忘根，不愿意成为「二鬼子」。
按照李光耀的观点，新加坡当地使用的英文要是标准英文，当地使用的中文应该是标准简体中文。漢语也应该标准化，方便推广。
中国政府将来应该建立漢语标准，文字以台湾现行的正体字为准，翻译以大陆地区通用翻译为准，语音以江淮官话或是中原官话音为准，拼音体系应该使用优化后的大陆现行漢语拼音。未来还是要仔细斟酌漢语人名拼法。威妥玛拼音或是现行的大陆现行漢语拼音都有存在的必要，而注音符号则不太好用。
虽然漢和華是意思相同，但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应该多说漢少说華，比如多说漢语而不是華语，多说漢人而不是華人，多说漢族而不是華族等，避免被「统战组织」从内部瓦解。
书籍简介
作者: 【新加坡】 李光耀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原作名: 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出版年: 2013-11
页数: 346
定价: 38
装帧: 平装
丛书: 传记译林
ISBN: 9787544741828
内容简介
★新加坡开国元老、“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最新亲笔自传
★简体中文版首次正式授权
★独家大量图片，完整呈现作者生平
★整本回忆录作者不自觉地透露出成功领导者迥异于失败领导者的特质：智慧、支配力、自信、知识及活动力。李光耀对新加坡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判断，他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判断等等都充满了睿智。他的支配力可以从一些小事上就可窥出端倪。李先生的自信主要表现在，他推行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都是坚定不移的，不为众人左右。他的特质决定了他具有神召一样的影响力，有表现奇迹和预见未来的超凡能力。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 李光耀天生对时势具有极度的敏感，他在律师事务所当见习律师时能顺势而上，立刻组建人民行动党，提出符合人民实际意愿的行动纲领，经过曲折的过程取得政权。他作为天才的领导人，又能率领新加坡人民勇往直前，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创造了新加坡今日辉煌的成就，造就了骄人的“时势”：
1954—1959 反殖民统治；
1960—1961 人民行动党党内斗争与分裂；
1963—1965 新、马合并与分裂；
1965 独立建国；
1965—1971 经济蓬勃发展；
1980至今 领导权转移并继续发挥强势的影响力
★该回忆录充分展示了李光耀先生的治国理念：
1.精英主义 新加坡受限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匮乏，所能凭借的只有人力资源。李光耀认为政府必须由国家的精英来领导，治国者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书中可见，为他提出种种报告书、受命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都是极其优秀的人物：吴庆瑞、杜进才、黄庆新、何品等等。
比如，李光耀和自己的精英团队几十年在教育领域精心打造的十几所特学小学、特选中学，也都是在为国家培养未来的精英团队。
2.贤能制度 李光耀回忆录用很多篇幅向读者详尽展示了他为了贯彻精英主义，如何将新加坡构建成一个任人唯贤的社会，如何在政府体系中建构独特的成就去向的业绩政治，如何通过会考制度、奖学金辅助、出国深造等方式让表现优异、学有专精的优秀分子得以在出国留学后，进入政府机关服务。
3.实用主义 回忆录处处彰显了李光耀在其领导行为中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切都要对新加坡的发展有用、有利。这一原则确保了新加坡在冷战期间能够避免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下产生的各种干扰，致力于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
4.亚洲价值 回忆录中，李光耀一直通过各种事例（例如长子李显龙的成长过程）强调，新加坡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绝不学习他们的颓废之风。他一直致力于通过华文和中华文化来保持自己人民的根和血脉，让全民保持坚忍不拔和积极进取的中华优秀美德。他极力提倡儒家思想和伦理，甚至从幼稚园和小学就开始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 双语政策极大提升了新加坡的经济和国力。这不仅是教育兴国的成功范例，更是李光耀先生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洞见了的凝聚社会人心的利器！
是双语教育对新加坡人民影响至深，帮助巨大。掌握英语，可以打开全球视野，没有语言障碍，顺利地与不同国家的朋友打交道、做生意；掌握母语，则能增强他们对文化与根的认同，特别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品格与价值观，令人终身受益。这是李先生的洞见。
中国的崛起已经带动世界经济向亚洲转移，掌握华文华语无疑是一种优势。此书的出版，不仅让大家全面了解50年来政府制定双语政策的苦心，也更加佩服李光耀先生过人的智慧和前瞻性的眼光。他坚持不懈学习华文的精神，值得年轻一代效仿、追随。
★另外书中还用相当的篇幅显示了李光耀其他一些治国之道，例如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维护种族和谐，对外开放，全民教育等等。
作者简介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为新加坡前任总理，曾任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新加坡国父”。2011年5月14日，他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老之一，也是现今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十二岁（1935年）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莱佛士书院，后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1950年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1950年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4年，李光耀率领同道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洁而闻名，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高出许多。
正文摘录
自序 新加坡语言转型的经验
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的学校分成四种不同语文源流: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其中以华文学校人数最多。
这本书里，我集中探讨我们如何把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来教导学生的问题。我们一直不断调整英文和各族群本身的母语（对华族而言就是华文）的教学，确保人们一方面能够掌握我们的行政语言——英文，另一方面也能掌握自己的母语。
为了维护各族群的认同感和承传祖先的文化，各族群以本身的母语作为第二语文是有必要的。
在各个族群中，以华族学生同时学习英文和华文的难度最大。汉字没有字母或语音符号，每个字是表意字或象形字，单从文字很难看出读音。一个人若从小没有学会汉字发音，长大了才学是加倍困难的。
我们的语言教育目标是在不影响学生掌握英文能力的前提下，为学生定下一个实际的华文水平。越常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运用能力自然越强。而一个人的语言天分和他的智商并不完全相关，智商同等的人在语言掌握能力上会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女生的语言能力比男生强。
因此，我们得不时重新平衡英文和华文之间受重视的程度。讲华语的父母往往希望孩子有较高的华文水平，而对那些来自英语家庭的孩子来说，平日学习华文已经面临难题，若还要提高华文水平，他们的父母自然感到不满。双方好像拔河那样，拉来拉去。政治上的压力使得政府要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变得很困难，实际情况往往像钟摆那样，进两步，退一步。我们后来发展出了“单元模式”的教导方案，以照顾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但新加坡的双语教学很复杂，要不断求变，不能说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以后可以一直沿用，不做任何修改。
这本书写出我们50年发展双语教育的经验，要让家长了解学习双语是零和对策。英文多用，华文就弱。华语多说，英语就没有那么好，这是没有办法的。
半世纪的双语教育历尽艰辛
新加坡50年的双语教育道路，崎不平，这得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
根据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的建议，我们在各语文源流的小学实行双语教育。以华校来说，就是教导学生华文和英文;在英校，就是教导英文和各族群的母语（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我们在小学和中学逐步贯彻双语政策。1966年，所有中一生必须修读第二语文，但英校华族学生还不需要选择母语（华文）为第二语文。1981年，我们规定学生报读大学时，A水准会考第二语文必须考获AO副修水准的E8（1983年提高到D7），而且分数算进大学入学总分;1980年开始，我们进一步规定英校华族学生必须以华文母语为第二语文（从前他们多选马来文）。这些规定给来自讲英语家庭、成绩虽然优异但华文差的华族学生造成了日后升大学的障碍。到了2004年，报读大学，华文母语第二语文仍然必须达到所定的最低水平，但是分数已不再算进总分。
这本书从头记述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50年来的演变。
在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学生的家庭用语是关键。起初我并不了解在家使用华语（母语）的学生，在学校更容易掌握华文。我们忽略了家庭用语这个因素的重要性。
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做我们双语教育的榜样。我从学校双语教育成绩的年度统计数字，以及自己在成人时期学习华文的个人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得出一些双语教育的概念。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我把三个孩子送到华校就读，学校里所有科目都用华文课本，他们的英文是在家里学习的。
当时的家长很精明地预见，孩子进入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英校读书，将来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英校去。
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我们经过很多年才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教学法。起初我们缺乏通晓双语的华文教师，他们来自传统的华校，英语能力差，用华文第一语文和单语的方式，教导来自英语家庭的学生学习华文。学生跟不上，自然对华文产生抗拒心理。
其实，新加坡原本就具有优异的社会条件可以让华族学生通晓双语。我们早期的社会同时存在着一个讲英语和另一个讲华语的环境，英文和华文两大语文源流各有历史悠久的学校和课本，还有报章、电视台、戏院和图书馆都体现了华、英语并存的特色。学生在家里、商店、小贩中心、社交场合等等场所都有机会讲华语或英语。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只有少数学生在英校就读，他们毕业后为英国官员做事，社会大众则是一个广大的讲华语和方言的华族群众。因此，我们本来就有一个讲双语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英文和华文的学习。
今天的双语学习环境已大不同
时代变迁，现在的年轻华文教师具有双语能力，他们正逐渐取代老一辈的单语华文教师。在小一和小二阶段，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华语听和说的能力。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成为高年级的学习重点。华文教师用英语解释较难的华文词汇。这是一个大转变。以前，华文教师同时教导学生听、说、读和写的能力，这给学生造成很大的学习负担。
脑神经专家证实，学习语言最好是在孩提时候。家里、游戏班、幼稚园、小学都为孩子提供无穷的语言学习机会，一个人要到成年时候才来学习华语就困难多了。每个音节四个不同的发音很难掌握，所以要讲流利的华语并不容易。在年纪小的时候，当耳朵、舌头和大脑最为敏锐和灵活时，是学习华语的最好时刻。
华语流利的家长如果能在家跟孩子讲华语，这对孩子掌握华文有很大帮助。学生在家使用的词汇虽然有限，但通过多讲，熟悉华文句子结构，可为他们日后学习华文打下基础。讲华语的家长不必急着要孩子学好英文，因为日后学英文的时间有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在学校，所有学生都学习英文，英语成了我们社会的主导语言。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华族孩子，倘若在家里使用华语，日后上学，掌握华文并不是问题。倘若在家里讲英语，则日后学习华文就跟其他美国人一样，觉得是件苦差事。
很多讲华语的家长误以为在家里即使用文法不通、发音不准的英语同孩子交谈，也对孩子的英文能力有好处。其实，孩子在上完幼稚园和小学之后，英文便会逐渐成为他们的主要用语。小学阶段有75%的课程时间是使用英文，25%使用华文。在中学，这个比例则是85%对15%。只有在特选中学和初级学院的双文化课程中，才有更多的课是用华文教导。至于高等教育，包括理工学院和大学，英文则是唯一的教学媒介语。那些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大学深造的学生，回来工作后便投入英语环境，英语久而久之也成为他们的主导语言。
我的三个孩子出身传统华校，但他们工作之后，使用的是英语，华文变成了他们的第二语文。在新加坡，只有华文教师和华文媒体工作者等才会继续以华语作为主导语言。一个人可以通晓多种语言，却只有一种主导语言，就算以语言为专业的专家也不能例外。他们的第二语文表达能力无可避免地会比较低。中国最好的华、英语同步翻译员，英译中（他们的主导语言）的能力，比中译英的能力强。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外国华、英语同步翻译员，情形则刚好相反。
新加坡人的主导语言是英语，这是我们吸收知识的最方便媒介。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华族新加坡人如果也能讲得一口漂亮华语，是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认为一般新加坡人，只要能讲华语，即便现在水平不高，词汇贫乏，将来工作有需要，通过实际磨练，词汇增加了，他的华语自然会流畅起来。所以，最怕是一开始就放弃学习。学习华文不管多么困难，都应该有个开始，并持之以恒，必能一生受益无穷。
李瑞环序
第一部分：一波一波的挑战
第一章 历史洪流塑造我的语文观
我曾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读到一篇文章，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消失。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家庭、学校、留洋，甚至日据时代学习语文和应用语文的痛苦经验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记忆除了让我直到现在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华语，也影响了我治国的语文政策和对学习语文的看法和态度。
从英国学成归来，在当律师、成立政党、参加竞选的日子里，我与工会活跃分子、华校生有紧密的来往，让我体会到了因为语文问题而潜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会的困扰。那是一股酝酿中的汹涌暗流，一经挑动，就会激起狂潮，一发不可收拾。前车之鉴，给我深刻的启示，我在建国后，因此以极端谨慎踏实的态度去处理语文问题。
在这一章里，我从生长在一个讲英语的家庭谈起。
从小我立志当律师，而努力把英文学好。后来从政，认识到语言与政治息息相关，我明白要赢得选票，必须把华语和方言学好，说得一口女皇式英语其实帮助不大。
1954年5月，我参与了华校生为营救“五一三”学警冲突中七名被判监学生的法律行动，亲眼目睹近千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22天抗议的经过;华校生参与1955年5月福利巴士暴动后，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分校被令停课，2000名华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这些轰轰烈烈事件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的政府为解决华校问题而设立“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我是九人委员之一。
参与这个委员会的经验，使我第一次接触和认识华文教育的问题，我对那个时代的华文教育的形势，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大时代的历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语言观，也引发了我对双语教育政策的思考。
来自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的家庭
我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1846年生于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他乘船过番到南洋来。我的祖父李云龙1871年生于新加坡，父亲李进坤1903年生于中爪哇三宝垄。我是曾祖父南来的第四代，1923年9月16日生于新加坡。
祖父当年在一艘轮船上当事务长，经常航海到爪哇与附近岛屿，因此邂逅并迎娶了住在爪哇三宝垄的祖母。祖父和他姐姐（也就是我姑婆）一样，会说客家话。在船上当事务长的日子，因为船长是英国人，祖父因此深信英语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语言，他跟我用英语交谈。祖母主要说爪哇话和马来语，也能说几句脚英语。
我的父亲李进坤和母亲蔡认娘，都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英校接受教育，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他们彼此以英语交谈，而家里的几个用人来自印尼，说的是爪哇话。所以，我自小跟父母亲说英语，向帮佣学马来语和爪哇话，英语是我最先接触的语言。
六岁那年，我们全家住进了外祖父一栋住过了三代的大祖宅。外祖父是土生华人，只说英语和马来语，不会说华语。他拥有从前加东巴刹和菜市一带的橡胶园，以及现在乌节路泰国大使馆旁的一排店屋。外祖母来自婆罗洲，也是客家人，她说客家话和爪哇话、马来语。
童年时代深烙在我脑海中的语言，除了英语，就是马来语和爪哇话。
外祖母关心我的教育，因此，从小我就开始了跟双语困难纠缠搏斗的日子。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样，到住家后面一所亚答屋私塾，跟一个独居在那里的华文老师学华文。这个老师也许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他说的福建话比华语多，并且只教我们死背不明白意思的词语，还要我们学写毛笔字，让我很苦恼。我向母亲诉苦，她却仍要我接受华文教育，把我转送去在如切一带的俊源学校。
俊源学校是华校，老师全以华语教课，我是个来自全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家庭的学生，对这样的华文教育很快就招架不住了。同学不会说英语，说的华语都带有浓浓的方言口音。几个星期后，我再恳求母亲替我转校。母亲违背了外祖母的意愿，把我转到德乐英校去。这所学校鼓励学生说英语，隔壁直落古楼马来学校很多马来学生也转到这里来。在那里，我学得如鱼得水，只用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七年的小学教育，毕业考到全校第一名，中学进入当时只录取最优秀学生的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
学好英文立志成为优秀律师
母亲是个有智慧而且个性坚强的女人。从小，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别像父亲那样，出身富家子弟却无一技之长。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祖父的事业受到打击，家道中落后，只有中学学历的父亲因为没有专业资格，先在壳牌石油公司管理店面，后来负责管理新山、峇株巴辖、士都浪等地的仓库。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就是，为免过朝不保夕的生活，最好去学一门专业。所谓专业，有三种选择:医学、法律、工程。新加坡有医学院，却没有法学院和工学院。我不喜欢学医，如果学工程，将来也必须为他人工作。法律却可以自立门户，是一种自由的行业。后来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也感到后悔，他极力劝我搞专业。所以在1936年，我13岁升上莱佛士书院那年，已经立志要当一名律师。
中一开始，我一心要学好英文。我很清楚，要专修法律，非有很强的英文基础不行。法官都是英国人，如果我的英文不好，怎样跟他们竞争?当时莱佛士书院是全新加坡最好的英校，我虽然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的成绩很好，我的英文根基好，经常不费气力就能进入前三名。我在中三（剑桥初级文凭班）与中四（高级文凭班）选修拉丁文，成绩并非特优，只属优等。
中三那年，我在成绩最好的A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英国人，牛津大学毕业。在他悉心的教导下，我的英文有很大进步。中三时我的剑桥初级文凭考试，成绩高居全校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考试。这一年，我得了两个奖:莱佛士书院奖学金和陈若锦奖学金，共得350元，这在当年是个大数目。
于是，我更专心致志要在中四出类拔萃。1940年，我的剑桥高级文凭考试又排名全校第一，也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我获颁安德森奖学金，可以进入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就读。安德森奖学金是当时最受重视的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只颁给高考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期归我。我是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的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学生之一。
莱佛士学院不是大学，没有颁发学位。学生读完三年课程，只拿到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的文凭。教授采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的制度。它考试和成绩分级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高水平，才能在英国获得承认。
当时二战已在欧洲全面爆发，烽火连天，伦敦天天遭受德国战机轰炸。1941年我在莱佛士学院念高二，12月8日凌晨4时，在宿舍睡梦中被炸弹的爆炸巨响惊醒。日本战机开始空袭新加坡，太平洋战争打响了。我加入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队，协助救援空袭行动中的伤员。团队里的学生们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来自马来亚的马来学生则说英语和马来语。
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是个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
日据时期开始学华文
第一次真正面对外语不通的障碍，是1942年2月15日，日本挥军南下，占领新加坡时期。我因为不懂日军说的话，也看不懂墙上张贴的通告，挨了一记耳光。
那个时候，新加坡所有公告都以夹杂着汉字的日文发布。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我因为对日军既害怕又憎恶而不愿意学日文，转而自修华文。我认为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
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教英校生学华文的华文读本，一套四册，以及由蒋克秋编撰、内附英文说明的《国语（华语）易解》、《中级国语》与《高级国语》三册语文书。书里按照威妥玛拼音法以英文拼音教华文字，我虽然天天学习，并且在几个月里学会写20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可是，我一直没学它的发音。华语每个音节都可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也都标了声调，可是没有人教我，我始终没法好好掌握汉字的正确发音，对它的四声及轻声也完全没有概念。那年我19岁。
我们家对街有个邻居是潮州人，这个年轻小伙子主动要教我读华文。但我发现他的潮州口音太重，担心到头来反而干扰自己的华语发音，所以没上几堂课就停了。那时候我已经学会认个别华文单字和词组，并且死记它的意思。
在日本人占领下，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读，三个弟妹都失学了。我后来意识到终究还得找份工作，我只好到布连拾街一家日军总部开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以便日后容易谋生。日语课的老师是个日本人，三个月后，我学会了片假名与平假名，考试及格，获颁证书。的确，学过汉字，对学习日文是帮助不小的。
接着，我在祖父朋友一家从事纺织业的下田公司谋得一职。我在公司负责以片假名、平假名与汉字开日文发票与货单。九个月后，因为货轮全被征用来送军队到爪哇与澳大利亚南部岛屿作战，纺织品货源中断，我失去了工作。不久，我又在一家日本贸易联盟组合公司找到了差事，担任书记，日语说写能力因此大有进步。
隔年，也就是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看到一则广告，“报道部”（即是《昭南新闻》文宣部）征聘英文电讯编辑。这个部门负责把西方通讯社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电讯转换成英文。但是当时的无线电信号不清晰，到了晚上尤其如此，无线电操作员在接收莫尔斯信号时无法辨认的字，需要英文编辑靠上下文揣测填上。这项工作好比填字游戏，让我还能活用英文。
1944年中，预感盟军将展开反攻，我把报道部的工作辞了，与一个上海人合作，帮他洽谈所承包建筑工程的合约内容。他不会说日语，而我的日语表达能力在那个时候已经足以应付简单的日英通译工作。1945年二战结束时，我已经能充当日译英的通译员。
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born-again Chinese）
英军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后返回新加坡。
1946年10月，我登上了一艘满载着英军回国的客轮，踏上了英国之旅。我先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却因吃不消伦敦煤烟、尘埃、喧闹的生活，1947年1月，转到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法学院。1949年5月，我获得法科荣誉学位考试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1950年6月21日，我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伦敦中殿法学协会，获颁律师资格。1950年8月1日返抵新加坡。
在剑桥和伦敦的学习生涯，我只说英语，我的英语变得很英国化，带有英国式的标准节奏与口音。1950年8月回返新加坡，发现自己居然忘了怎么说马来话，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重拾说马来语的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对“语言能力会流失”的体会。任何语言，一旦不用就会流失，就不会在你的大脑中即时自动显现，它可能仍藏在记忆库的某个角落，需要提示或复习才能把它找出来，就像在电脑键盘上按“控制”键与“F”键搜索一样。
我在伦敦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经常出入伦敦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一个叫中国协会（China Institute）的体验，却让我终身难忘，并成为影响我后来自己努力不懈学习华语，以及为新加坡人积极推动双语教育的动力。
这个中国协会，是英国人用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资助的。俱乐部开放给来自全世界的华人，为穷学生提供免费的下午茶。我因此遇见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族文化失落程度最大的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华人。我那时觉得我绝对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也开始有了一股不会讲华语或不懂华文的很严重的失落感。我决定以后绝不让孩子重蹈覆辙。
很多人形容我是“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born-again Chinese），其实这样的感觉很久以前便有了。在伦敦读书时，英国人不把我当新加坡人或马来亚人，全把我看成中国人。不独在英国，有一次去瑞士度假，旅行社给我订了一家很糟糕的酒店，我决定取消订房，换到卢恩赛市一家比较好的酒店。柜台的人问我是中国人吗?我说，不是，我是马来亚人。他说，那是哪里?我详细说，我来自新加坡，那是属于马来亚的一个地方。对方最后还是说，没关系，就写你是中国人。在他的眼里，我跟中国人没有两样。自那时起，我有了“我是华人”的意识。
1950年，我从英国回来，和韩瑞生找到一个说话带有北京腔的老师，我们用一台小录音机，一起学华语。八九个月后，让我重新记起日据时代曾经学过的汉字。韩瑞生当时已经是土地局局长，我们在他所住的广东民路政府宿舍里上课。但是学习的进度太慢了，除了时间不够，我也没有适当的社交场合练习华语。
把三个孩子全送去华校受教育
没有人告诉我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可是在我心灵深处很清楚这不是我的母语。我和妻子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为不懂华文而吃亏，我们深感从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价值观并不适合自己。我们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又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这使我们感到不踏实，两头不到岸。从前在英校所读的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我同其他莱佛士学院学生一样，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说英语的我，又跟自己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图，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我和芝决定不让孩子吃这个文化亏，决定把他们送进华校，融入生机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我自己也下定决心把华文学好，不懂母语吃文化亏是逃不掉的:这就是现实。
我的三个孩子显龙、玮玲和显扬分别于1952年、1955年和1957年出生。他们两岁就开始学华语，当时有位梁老师，给他们念幼儿华文图书。他们三岁上南洋幼稚园，之后再上南洋小学，再后是到南洋女中或公教中学读书。我的长子显龙在公教中学六年，完成华校中学和高中教育，再到国家初级学院多学一年，参加英校高中会考;女儿玮玲在南洋女中完成四年中学课程，转到莱佛士书院读两年高中;幼子显扬在公教中学完成四年中学，再到国家初级学院读两年高中。后来，我经常问他们:后悔在华校读书吗?他们都说不。我想，我为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们很小就到南洋幼稚园浸濡在华文环境里，这所幼稚园全用华语教学。1955年有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去参观学校。显龙看到我，以为我到学校接他，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的举动，逗得在场每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显龙在南洋幼稚园上课的照片，这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重视华文”的凭证。
认识语言和政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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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作了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因为祖父对英国人的敬仰，他在我的出生证上，在我的名字Lee Kuan Yew前加了一个洋名Harry。我对这个Harry洋名一直感到不自在。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取洋名，我上学读书，被老师和同学叫着这个名字，总觉得很怪。所以，在我幼弟祥耀出生时，我成功说服父母不要给他取洋名。对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叫英国中殿法学协会或剑桥大学把我注册名字中的Harry去掉，在剑桥大学文凭和律师证书上，我的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回到新加坡，我决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只用华文姓名的拼音，并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即Lee Kuan Yew。1951年8月，为期一年的律师见习期结束，在申请进入新加坡律师公会的过程中，我把名字正名为Lee Kuan Yew.
从此，Lee Kuan Yew成为我在公开场合的名字，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后来，每当报纸称呼我Harry Lee的时候，我总是有点生气。
我后来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同样没有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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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民行动党——以华语和方言竞选
1954年11月21日，我和一群同志在“不懂得要把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团结成一个国家的困难”的情况下，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我们誓言“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以往民选立法议员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想些什么，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当时我们并没有梦想新加坡有一天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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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的挑战，让我深深思考语言的实用价值，并且激发我下决心学好华语。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的地区万达街出席有两万人的群众大会前，我请《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这原本只要三分钟讲完的短文，他却花了几小时来教我读，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我毕生最艰难的一次演说。当时群众很支持我，为我做的努力喝彩。数万人在听我的幼稚园华语，我想没有几个人听懂，但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后来，身为当选立法议员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我开始有了学华文的强烈推动力，希望学会说和写，以便能和周围的人沟通，也能看懂以党的名义所发出的通告和传单。自那时起，我发奋苦学华文。每天我利用午餐时间，边吃边学。丹戎巴葛区一位行动党支部的年轻活跃分子会到办公室，为我上一小时的华语课。他免费教我华文，希望影响我，把我改造成马克思主义分子，吸纳入他们的团队，所以，我渐渐熟悉左翼与共产主义使用的词汇。还记得我读的一本书叫《人生观》，是一本以浅白华文阐释共产主义思想的入门读物。后来，我每天一定拨一两个小时学华文，我不只了解语言本身，还包括发音、语调、便语、成语、格言等等。四年后，在1959年大选，我已经能说简单但流利的华语，还能即席发表华语演说了。
从学潮中体会华校生与英校生的不同
1954年5月，一本马来亚大学学生杂志《华惹》（Fajar）因发表的文章被控煽动罪，八名大学生被捕。他们请我辩护，我从英国请女皇律师布里特（D.N.Pritt）来帮忙，结果八名学生全部无罪释放。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荣誉教授的唐爱文（EdwinThumboo）是其中一人。案子结束后，布里特还没有离开新加坡，几名华校生来找我替他们请布里特办案，这是我第一次与华校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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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华校生有良好的组织，纪律严明，团结，自我约束的能力强得不得了。他们到处争取学生、家长、店主和华社领袖的支持，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群学生生气勃勃，有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跟我认识的英校生完全不同，也跟主办马来亚大学出版物《华惹》的英校生很不同。英校生说话没有信心，缺乏自信，我从没有见过英校生有像这群华校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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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使我注意到华校生蔑视法律，反映出一个很深层的社会问题。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政府机构里，受华文教育者根本没有地位。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这使华校成了对社会不满者的滋生地。
对移民社群，殖民政府一向任由它自生自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他们自给自足，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聘用来自中国的教师，以他们原来在广东或福建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教本地学生。生活上，他们在华语的机构如商店、餐馆、商行和华人银行找事做。文化上，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天地里。他们可说与其他族群，甚至和讲英语的华族人没有太多的来往。他们经常感到被排斥，就业机会不多，是对社会充满怨恨的一群愤怒青年。
这个案件使我相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加入我的阵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们这群受英文教育者的朋友，那我们的事业永远不会成功。在认识他们之前，我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来往，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
福利车厂暴动带来孕育双语教育的报告书
“五一三”事件、福利车厂事件，让殖民地政府感觉华校生的问题非常棘手。立法议院各党派临危受命组成九人华文教育委员会，以提呈报告书的形式，对华校当时的情况，作全盘彻底的调查。
1956年2月，教育部长周瑞麒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麒说，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是政治的方案。当然，从教育的观点来看，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我同意周瑞麒的说法，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就是政治的方案，从1955年至今未变。
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最初虽为解决当时华文教育的危机而成立，最终却将所研究的问题扩大，成为全面顾及整个教育问题的一般性政策。报告书提出了多项重要建议，其中影响我们后来双语教育政策的建议有:
★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学校。
★在各小学推行双语教育并在中学推行三语教育。
★各源流学校应采用共同的课程。
1956年在辩论这份报告书的议会上，我以自己切实的经历，支持报告书各项建议。我清楚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说，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入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在辩论中，我引述印度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为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会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会乱撕纸张，也不会扯掉自己的衬衫，但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不准备让儿子进英校，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气以外的事情。
《立法议院各党派九人委员会华文教育报告书》后来以29票对0票，全数通过。
我既然代表人民行动党作为这个委员会的一员，就必须说服讲华语和方言的人接受它。而实行三种语文，是我当时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
不过，报告书出来后，当时的学校并没有认真执行报告书的建议。华校生虽然开始学习英文，英校生也学习华文，却都没有考试。及格或不及格，没有关系。直到1959年我们上台，自治政府正式运作，小学生和中学生必须修读第二语文，学校才认真起来。
1959年4月12日，我们党在竞选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党的教育政策，就表示要努力落实这份报告书的建议。这五个重点是:
1.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源流，四种语文都是官方语文; 2.推广双语教育; 3.四语文源流学校合流，以英文作为主导的共通语， 4.教育必须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 5.着重数学、科学和技术课程学习。
这份报告书为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了未来的路线图。
第二章 双语政策终于起步
第三章 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
第四章 时势造就了特选学校
第五章 华语运动32年细说从头
第六章 调整又调整 改革又改革
第七章 中国崛起带来的大气候
第八章 我的经验总结
第一点: 语言政策可以成为政治经济成功的动力
第二点:语言政策是服务国家利益和政府管理的实用工具
第三点:双语政策兼顾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
第四点:制度化保证 让学生经历长期的学习过程
第五点:建立语言基础 为将来未雨绸缪
第六点:量体裁衣 因材施教
第七点:只有一个主导语言
第八点:语言政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旅程
第二部分 殊途同归
李显龙:学习语言在于激发和维持兴趣
陈庆鳞:我与华文的恋情
周清海:我的语文学习经验
傅海燕:既艰辛又轻松——我的双语路
罗杰斯:因喜悦和自豪掉泪
吴多深:和语言打交道
李玮玲:用华语做梦
冯焕好:隐忧与期盼
胡以晨:在双语文化之间成长
颜金勇:我的语文学习之路
李慧玲:从语言到文化的旅程
孙燕姿:只因吴宗宪的一句话
陈振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陈庆文:对新加坡语言学习的反思
郑清寿:苦尽 甘来
杨莉明:以双文化搭建桥梁
陈其的:那一大袋的图书
陈志锐:从较技到交际——两代人的双语学习经验
索引
附录双语政策是老李一生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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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加坡老李很精明。
是不是想起了另外一个香港老李？同样是精明、务实的角色。与李嘉诚相比，李光耀面临的挑战更重大，因为他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
本书虽然讲的是新加坡双语政策，但是李光耀直言不讳地承认，语言就是工具，语言就是政治。
从工具的角度来说，新加坡老李非常务实——哪门语言有用就学哪门，哪门语言用处大就当做第一语言。他选择了英文。英文对于李光耀来说本身就是第一语言，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学习、工作语言都是英文，生活中也是，他和妻子在家用英语交谈。
正是因为是英语使用者，他才了解到英语带给他的好处：开阔眼界，深刻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是西方说了算。新加坡为了能和西方世界打交道，自然要掌握英语。
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是个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固执和偏见。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事实上，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潜在力，是在于它能否帮助这个种族随机应变，适应时代需求。
老李很固执。为了推行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他跑去当了四个月的教育部部长，并且用行政的手段强行要求人民使用英文。书中提到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们还规定，和40岁以下的公众，只以华语交流，40岁以下不会说华语的人，必须排在最后，他们的事情最后才受处理。
语言又是政治，结合当时新加坡被迫从马来亚独立出来的历史背景，选择什么语言作为新加坡的官方用语？这就是一个政治议题，不仅涉及国内还涉及国外如何看待新加坡。老李除了要面对新加坡周围的马来亚国家，还要面对红色中国。这段历史书里都有提及，用一种隐晦的方式。
在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5月的大选胜利后，南大学生会发表了1959-1960年的政策和工作计划，呼吁“加强学习、提升学术水平和扩展爱国精神”。这是加强共产党思想传播、积极参与政治斗争以支持共产党统一阵线的间接指示。
陈六使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共产主义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可以做他们的依靠。当时，我还没去过中国，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信息来自中国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革命期刊。中国的真实情况如何，他们并不知道。邓小平却在1978年亲自访问新加坡，并在90年代初呼吁中国人学习新加坡的建国和治国模式，这是陈六使想象不到的。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后，花了很长时间，来防止有人利用华文教育问题来达到颠覆目的。
除了政治，老李后来承认，他强行推广英语，而忽略了具体到每个学生对英语的接受程度，导致有一部分学生因为无法适应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学业环境而无奈掉队。我们可以理解这部分人为“政策的牺牲品”吧。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总有这样的人们，用“适者生存”的观念来看也许过于残酷，但是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啊。
书里有附上新加坡各个行业的精英回望总结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可以算是和李光耀前面的回忆录互做参考着看。有人提到在经历双语政策的过程中，的确痛苦不堪，但是挺过去后回首思索，不得不承认这个阵痛是必须的。正如李光耀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干，就看着我们国家的青年人因为不懂说英语而被社会淘汰。
但是李光耀的身份不仅是新加坡的首任总理，他还像新加坡人的大家长——觉得什么有用就会灌输什么给自己的后代。正如李光耀自己也提到他对儒家某些理论的推崇：听从父辈权威，尊重侍奉长辈。李显龙在书中也说道，自己学习俄文，也是因为父亲觉得俄文有用。
李光耀选择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时候，中国经济尚未腾飞，从功利的角度来说选择华语的意义仅仅在于“保存华人文化的根”。李光耀在这方面吃过亏，所以他才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华语幼儿园。
学习华文首先从功能性出发，掌握好听说读写的能力。另一个重点是寻求自我认同。出国在外，人家看我们身为华人，却不会讲华语，不会看华文，那是很难过很尴尬的事，我年轻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学习华文即使困难，也不能放弃。
后来中国强大了，华人家长们这才开始彻底拥抱双语政策，纷纷佩服李光耀的先见之明。
我们为了谋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对着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所吸收或渗透。身为东方亚洲人，怎样对东西方文化来一番去芜存菁就显得越发重要。例如，我们必须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爱、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不容许这些关系沦为裙带风险或偏袒行为，以致破坏我们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的制度。我们尝试维护大多数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但同时作出一些修改，例如不重男轻女，以适应今日工业生活的需求。
西方文化固然有它的好处。如果没有学到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以及他们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还会很落后。不过，我们不需要盲目地拥抱西方的一切。
李光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个中高手。他虽然推行英文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但是时刻都警惕着预防“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对了对抗西方糟粕，他推行孔子的儒家文化，强调
华人把社会和家庭利益放在个人之上，还有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等富有意义的华人传统价值观，才是更值得保留的。但是又恪守用人唯贤，和中式裙带关系做斗争。
李光耀谈到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很有意思。这算是新加坡式的华人同中国华人的一次“文化碰撞”。
我们当初以为会讲华语，有相同的文化就行了，我们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双方工作方式的差异。新加坡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能随意变动，不像我们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一天晚上，他的中国同行问他：“新加坡有多长时间的历史？40年？我们有5000年了。你们想教我？”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些，相信自己更优秀。
看看，这些场景是不是至今依然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