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和《伤仲永》中一致，「特曼人」也得有时代、家庭托举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后天的「努力」、「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祖传文化」都非常重要，想要「闷声发大财」，不要「too young too simple」，就要相信「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书中提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比尔·盖茨的家境、奥本海默和其导师的爱恨情仇……
中国「特曼人」（中科大少年班学生）的成就和书中提到的相差不大，还因为「绿色圈圈」、「排遗」、「被骗13万元」沦为了笑柄。我觉得这种少年班应该被取消，即使不取消，也需要学点生活常识。
序言中有如下的桥段：
在2005年出版的《眨眼之间》（Blink）里，格拉德威尔详细解释了人们所忽略的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们非常重视理性的推论，并且我们接受的所有教育也都在培养这种思维方式，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瞬间判断力。格拉德威尔要阐释的就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他在书的序言中就举了一个典型的瞬间决断的例子：博物馆买下了一座雕像，专家们使用各种仪器对其进行研究，认为它是古希腊时期的，可是一位来访的教授第一眼就认定它是现代仿品，后来它果然被证明是现代仿品。
洋「专家」的专业素养让人不得不赞同「伪史论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质疑精神。
西方「大秦」有类中国，确实如此：
在罗塞托人将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移植到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这使他们免受现代社会的压力。罗塞托人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山区小镇。
“我记得在第一次去罗塞托时，看到祖孙三代共进晚餐，看到街边有许多惬意的小面包店。那里的人经常在街上散步，有空就会坐在门廊那里聊天。女人们在制衣厂工作，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里劳动。”布鲁恩说，“这真是一幅和谐的图景。”
书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井盖是圆的？
有人说井盖是圆形的主要原因包括不易掉落、受力均匀、易于搬运和制造成本低等优点。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是井是圆的，方便汲水。
书中提到降分录取黑人却没有导致这些黑人毕业率降低，这和其他书中提到的事实存在差异，我猜是降分幅度不大导致的。查了下确实如此：
让我再举一个“门槛效应”的例子。与美国其他精英学校一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在招收有特殊背景的学生时会有一些政策上的照顾。该校法学院每年会招收大约10%的少数族裔学生，对他们的招收条件和入学分数会适当调低——约低于均分的3%。如果将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很明显，白人学生更优秀。这并不奇怪：如果这些白人学生的入学成绩更高，那么他们的在校学习成绩也会相应较好。这也是平权行动备受争议的一个原因。实际上，美国高等法院正就密歇根大学的平权行动引发的问题进行讨论。精英学校招收资质差的学生让许多人感到不快。
多年以前，密歇根大学就法学院少数族裔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过调研。
调研内容包括收入水平、职位、对职业的满意度、对社会与社区的贡献度、获得社会认可程度等，这些指标都是社会公认的成功的标准。调研结果令人吃惊。
“我们了解到，少数族裔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毕业后过得十分不错。”作为密歇根大学调研报告作者之一的理查德·兰伯特说，“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半，甚至2/3的学生发展得没有他们的白人同学好。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发现他们发展得和白人学生一样好，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和白人学生有任何区别。”
兰伯特的叙述所依据的是法学院唯一关注的标准——毕业生的现实生活情况，其结论是：少数族裔学生一点儿都不比白人学生差，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优秀。为什么？原因是，尽管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成绩比白人学生稍低，但是他们依然足够聪明，能达到入学的基本门槛。也就是说，仅靠法学院的入学成绩很难区分两个差不多聪明的学生。
老实人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少挨枪击：
里德进一步论述道：“有数据显示，那些能避免因言生事，避免与人通奸的老实、本分的美国南方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无害，甚至更无害。”在穷乡僻壤，暴力案件发生的原因不是私有财产，而是个人尊严，人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书中提到：
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用进化论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地理构造、寒冷的气候、进入现代化之前的狩猎方式、当地人的脑容量、语言中的元音发音规律等，试图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亚洲人有着较高的智商。[5]我们通常也是如此看待数学的，我们认为是否擅长微积分或代数代表着一个人是否聪明。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造成东西方学生数学成绩差异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些原因——某些人擅长数学很可能是得益于他们的族裔文化。
注释中提到：
林恩关于亚洲人有更高智商的论断已经被其他专家用更可靠的数据推翻了。这些专家指出，林恩的调查仅从城市中上等水平收入阶层取样，缺乏代表性。世界级智商研究专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随后进行了一项更有说服力的反证实验。弗林认为，从历史上看，亚洲人的智商甚至轻微低于白种人的智商，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有优势并不是因为其智商高。弗林的这一论点见诸其1991年出版的著作《亚裔美国人：超越智商的成就》（Asian Americans: Achievement Beyond IQ）。
我觉得这个纯粹是洋人的自信力被打击了才搞出来的，正如我们基本上没有狐臭。
书籍简介
书名: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第三版）
著者：【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原作名: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
译者: 苗飞
内容简介
在《异类》一书中，作家格拉德威尔对社会中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分析，让读者看到了一连串颇感意外的统计结果：
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
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在1955年；
纽约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并且他们的祖辈大多是在纽约的服装行业谋生。
为什么对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统计结果会这样一致“意外”？这是因为：
英超球员注册时间是9月。在同龄的球员中，9月份出生的人实际上比8月份出生的人几乎大了一岁，一岁的差距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1955年前后正是计算机革命的时期，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如果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好机会又被别人占去了；
犹太人律师事务所的成长，是因为他们正赶上企业重组的法律诉讼出现革新的时候，而他们移民到美国的祖辈们的经历又让他们出色地掌握了抓住机遇的能力。
因此，那些奇才异类，他们之所以神奇，得感谢机遇的眷顾。不过，除了机遇之外，他们的成功还需要上辈人的文化熏陶：中国人的数学之所以比西方人的数学成绩优秀，得意于中国人根植水稻的勤劳精神和汉字读音的简洁明了。韩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较高的飞机失事率，也是因为韩国上下级之间过于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的，韩国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机长的助手发现险情时，无法第一时间向上级明确地汇报。
如果不听听性格比较张扬的格拉德威尔怎么说，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对成功的理解还那么原始。正如格拉德威尔在另外一个例子所说的，如果没有机遇和环境的熏陶，即便是世界上智商达到195的人（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也只能做一份年收入6000美元的保安工作。
因此，从《异类》一书中，你能体会到机遇对成功是如此的重要。格拉德威尔为读者指出了成功之路的方向，但怎样把握这份机遇，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思考，毕竟，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机遇。
作者简介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被《快公司》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曾是《华盛顿邮报》商务科学专栏作家，目前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
马尔科姆出生于英格兰，是牙买加人的后裔。在加拿大长大，现居纽约市。他曾经做过卫生政策和科学新闻方面的记者，其文章喜欢以小见大。马尔科姆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家，他认为自己的文风属于一种adventure of ideas的风格，虽然大部分作品都不属于虚构，又不是围绕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展开，但其中的故事情节却一般比较曲折，看他的文章很有adventure波澜起伏的韵味。
正文摘录
所获赞誉
为了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自身的特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再次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来分析一种常见而又神秘的文化现象——“异类”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都想要复制这些杰出的人的成功。格拉德威尔想知道，那些活得独特的人与其他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从软件行业的亿万富翁到职业运动员，格拉德威尔都以他的反直观逻辑表明成功人士的出生地点、出生日期以及其受教育的方式才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而非“习惯”……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他的洞察力既能给读者带来慰藉，也可能会令你感到不适。——艾丽莎·沙贝尔（Elissa Schappell），《名利场》
系列推荐序格拉德威尔的世界
从《引爆点》出版到现在，格拉德威尔已经出版了六本书，每一本都是超级畅销书。
在《引爆点》中，格拉德威尔分析了一个事物如何变得流行，掀起一股浪潮，或者如何抑制一个事物——比如疾病——的流行。他提出了流行三法则：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个别人物由三类人构成：联络员、内行和推销员。联络员是善于结识人并且会介绍这些新结识的人相互认识的人，我们认识的人中大多数都是通过联络员介绍认识的；内行是对某种事物——比如汽车、手机甚至肥皂——感兴趣并且极其了解的人；推销员则是生活中那些不停推荐我们买什么样的东西、去哪家餐馆的人。附着力法则意味着，事物本身的微小改变可以改变它的命运，比如一款商品在设计上的微小变动就可以让它大卖。环境威力法则意味着，环境的微小改变能够引起巨大的变化，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纽约地铁犯罪率的突然下降——警方只是简单地将地铁站的涂鸦清洗掉，并且严禁逃票，结果所有重大犯罪的犯罪率都下降了。《引爆点》旨在证明格拉德威尔的一种简单想法，即改变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有时候，仅仅需要找到恰当的方法，并不需要太多成本，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在2005年出版的《眨眼之间》（Blink）里，格拉德威尔详细解释了人们所忽略的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们非常重视理性的推论，并且我们接受的所有教育也都在培养这种思维方式，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瞬间判断力。格拉德威尔要阐释的就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他在书的序言中就举了一个典型的瞬间决断的例子：博物馆买下了一座雕像，专家们使用各种仪器对其进行研究，认为它是古希腊时期的，可是一位来访的教授第一眼就认定它是现代仿品，后来它果然被证明是现代仿品。
2008年，格拉德威尔出版了《异类》。这本书的内容是研究成功。不过，正如书的副标题说的那样，他要写的是“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格拉德威尔在书里面推翻了天才的神话。他把“10000小时定律”普及开来：这个定律指的是，在任何领域要想取得出类拔萃的成就，必须要经过至少10000个小时的练习。他要指出的另一个关于成功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出生的年代，甚至你出生的月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人生。美国最富有的人中有14个都生活在镀金时代，包括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在内的计算机大亨也都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你出生的年代决定了你在一次新的技术浪潮来临时，是否站在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2013年的《逆转》讨论的是强弱对比的问题。在格拉德威尔看来，有些劣势可以成为优势，而有些旁人认为的优势其实是劣势。他从探讨大卫和歌利亚的决斗出发来解释这一点。大卫之所以能战胜歌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拒绝遵守决斗规则。大卫拒绝了以色列军队统帅扫罗要借给他的铠甲和利剑，因为披上厚重的铠甲并手持利剑之后，行动速度就会降低，而且这会迫使他不得不像一个步兵那样和步兵中的佼佼者歌利亚来决斗。他选择在离对手有一段距离的位置向其没有遮挡的前额投出石块，从而成功击晕了歌利亚这个巨人，然后快速接近他并用歌利亚的剑斩下其头颅，而不是面对面地用兵器和歌利亚拼个你死我活。回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患上阅读障碍症的人也得到了补偿：有的人变得更会倾听，有的人变得更加善辩、更加具有说服力，而且他们都更能接受失败。相反，很多优势却未必会一直是优势。比如，并不是班级越小，教学质量就越高；不是你考入的大学越好，你就会越成功。
《逆转》出版六年之后，格拉德威尔出版了《陌生人效应》。这本书要探讨的主题是，陌生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误解、轻信和冲突。为什么一名古巴间谍能够潜伏中情局很多年，能够成功骗过其他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并且更让人吃惊的是，当事后反思时，人们其实能够发现其有过无数的破绽。为什么尽管不断有人向美国证监会等机构举报麦道夫，但他的庞氏骗局依然能够维持那么多年？为什么交通警察会开出那么多罚单，并且很容易跟司机发生冲突？
除了以上五本书，格拉德威尔还把他为《纽约客》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为一本书——《大开眼界》。我前面提到的《番茄酱之谜》就被收录在这本书里。这本书还收录了他对《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的采访。
格拉德威尔的每一本书都在探讨一个每个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并且能给出一个不同的思考维度：某个事物为什么会流行？人们是如何思考和决策的？什么样的人能够取得世俗成功？优势和劣势如何互相转换？人们为什么会轻信他人，又为什么会跟他人发生冲突？
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典型的“格拉德威尔式文体”，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介绍最新的科学研究，以解释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并改变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格拉德威尔在一次采访中盛赞另一位非虚构作家迈克尔·刘易斯为天才，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才呢？
格拉德威尔曾经说，他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想知道，如果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另一个人的头脑去看、去思考某个问题，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无论是关于番茄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还是一桩公司丑闻。如今，通过他的书，我们有了一条捷径，可以透过他的眼睛和头脑去看、去思考问题。
我强烈推荐你随便翻开一本格拉德威尔的书，走进格拉德威尔的世界。他一定会改变你对事物的既有看法。
引言罗塞托之谜
异类［out·li·er-,li (-ə) r\］，名词
- 离开主体或者相关本体的东西；
- 一个在价值上能与其他样本显著区别开的统计观察值。
……
慢慢地，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塞托的秘密不在于饮食，不在于运动，也不在于遗传基因和地理位置，而在于罗塞托社会自身。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漫步在这个小镇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如何走访亲友，如何在半路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拉家常，如何在院子里为家人做饭。他们对构建起罗塞托社会的不断拓展的家族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有许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长辈在家族中享有绝对权威。居民们都参加迦密山圣母教堂的弥撒，教会在团结社会和安抚伤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人口不到2000的小镇上，竟然存在22个相互独立的社会团体。这里的人崇尚平等理念，富人不会浮夸炫耀，整个社会都愿意帮助失败者走出困境。
在罗塞托人将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移植到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这使他们免受现代社会的压力。罗塞托人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山区小镇。
“我记得在第一次去罗塞托时，看到祖孙三代共进晚餐，看到街边有许多惬意的小面包店。那里的人经常在街上散步，有空就会坐在门廊那里聊天。女人们在制衣厂工作，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里劳动。”布鲁恩说，“这真是一幅和谐的图景。”
可以想象，当布鲁恩和沃尔夫第一次在医学研讨会上提出这种观点时，他们会受到多少人的质疑。他们的同行当时正用冗长的数据分析遗传因素，或用复杂的图表分析生理原因，他们压根就没想到当街驻足聊天，或者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才是揭开罗塞托之谜的关键。当年主流的观点是长寿与否取决于我们是谁，也就是个体的基因，还仰赖个体做出的选择——选择吃什么、选择锻炼多长时间，以及医疗体系的健全程度。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从“社区”的角度研究过人体健康问题。
沃尔夫和布鲁恩的研究结果使医学界最终认识到，孤立地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罗塞托的人是如何保持健康的。这为医学界研究心脏疾病和健康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超越个人的范围寻找原因——要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要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的状况，要追踪其家族渊源。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类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斯图尔特·沃尔夫所做的工作是努力揭开健康的奥秘，而在本书中，我所做的工作则是揭开成功的奥秘。
第一部分机遇
1 马太效应：英超球员的优势累积
然而，在本书中我想证明，个性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其实是以某种形式获得了家族的荫庇和支持。那些最终变得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藏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他们学得快，干得多，可以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因此，只关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探究他们从哪里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何某些人取得了成功，其他人则流于平庸。
生物学家讨论有机体时常涉及“生态学”：森林里最高的橡树之所以长得最高，不仅因为有一颗最优质的种子，还因为它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被其他大树挡住阳光，它生长的土壤深厚肥沃，它在还是幼苗的时候没碰上兔子啃树皮，它长成以后也没被砍伐。人们通常只想到杰出人士是最优质的种子，但很少想到成材还必须有充足的日照，有深厚而肥沃的土壤，有足够的运气躲过兔子和伐木工人。本书的主旨不是讨论个体的树，而是讨论整片森林。冰球队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一个冰球运动员如何登上金字塔顶的秘密，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有趣、更复杂。事实上，冰球队的启示相当诡异。
……
足球和冰球运动在选拔球员时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只涉及参与这些运动的少数人。但实际上，这种不公正现象广泛存在于很多领域，而且通常影响深远，如学校教育领域。就出生在年末的孩子来说，一些家长就认为应该晚一点送孩子去幼儿园，因为他们觉得，让年仅5岁的孩子与比自己大好几个月的其他小朋友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有可能更多家长会想，无论孩子在幼儿园有着怎样的劣势，这些劣势都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而很快消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冰球队员的成长经历一样，因年龄大几个月而显现的微弱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最终引导孩子走向成功或不成功，自信或不自信的轨道中，其影响会延续许多年。
……
学校教育体制也可以进行类似改革。小学和中学可以将1月到4月出生的孩子分在一个班，5月到8月出生的分在一个班，9月到12月出生的分在一个班。让处在同一发育水平的孩子们同班学习，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会增加一些管理工作，但实际上并不需要额外增加资金成本。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为那些承担现有教育体制缺陷（并非他们自己造成）的孩子铺平未来发展的道路。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将更好地驾驭人才培养机制——这绝不仅限于体育领域，实际上你已经看到了，在影响更为深远的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然而，人们却并未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始终信奉的是，成功只是个人作为的结果，它和我们成长的环境，和我们所处的社会机制毫无关系。
2 10000小时定律：生于1955年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
在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心理学界都在不断争论一个大概很多普通人以为早已被解决的问题：到底是否存在与生俱来的天赋。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于1月的球员最后都能进入职业球队，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少数生来就有天赋的人。可以说，成功是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但问题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心理学家们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
天才论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AndersEricsson）和他的两名同事在顶尖水平的柏林音乐学院展开的一项研究。[3]在该学院一些教授的配合下，他们将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分为3组。第1组由最优秀的明星学生组成，他们个个都有成为世界级独奏家的潜质；第2组则由那些仅被认为不错的学生组成；第3组由那些将来不太可能成为职业演奏家，只可能在公立学校当音乐教师的学生组成。这3组学生都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从首次接触小提琴至今，你练琴一共练了多少小时？
……
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一位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成功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变得简单明了。还有一点是，那些顶级演奏家，他们练琴不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
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地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000小时的训练。”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列维京（DanielLevitin）写道，“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家、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10000小时这个神奇的数字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中的训练时长少于这个数字。人的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
……
现在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捷克和加拿大国家队“年龄分组日”现象了。之前，你可能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花名册上没有一个队员生于9月1日以后。你本以为，肯定有为数不少的运动天才出生于下半年，他们凭着自己的天赋最终也可以进入顶级队伍，不论他们生于一年中的哪一天。
但是，对于埃里克森这些反对将天赋放在成功因素首位的人来说，这一现象一点儿都不奇怪。出生日期相对比同龄人晚的天才们在8岁的时候没有被选入全明星队，原因是他们太小了，因此他们得不到强化训练。得不到强化训练，他们就很难达到10000小时的训练时间，从而无法在职业青年队选拔的时候入围。没有10000小时的训练作为基础，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进入顶级球队所需的足够技能。即便是莫扎特——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如果没有10000小时的训练也无法实现事业上的腾飞。练习并不是为了让你一次就能把事情做好，而是为了帮助你越做越好。
此外，10000小时的确是一大段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完成如此大量的时间投入。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的时间进行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练习时间，就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队中的全明星队），或者获得某些特定机遇得以进行训练。
……
当然，我并不是说硅谷所有的传奇人物都是在1955年出生的，有些也不是，这就像不是每个美国工商业巨头都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样。但是这其中的确存在非常明显的模式，而普通人却对此视若无睹，人们只相信成功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有关成功人士的历史都说明，事情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历史恰恰说明，那些获得特殊机遇眷顾的人总能努力工作，并胜任使命；与机遇相伴的人总能取得非同寻常的成就。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独特的成长环境促成的结果。
3 智商与机遇：“特曼人”的谬误
全美最聪明的人
超常“特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开始观察一个特别聪颖的男孩儿亨利·考埃尔。考埃尔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下层社会家庭，因为和同龄的孩子合不来，他从7岁开始就不再上学了。后来，考埃尔待在离斯坦福校园不远的一个小校舍当看门人，白天的时候他常常开小差溜出去玩儿，或者溜进学校教室偷偷弹钢琴。他弹的每一首曲子都很动听。222特曼非常擅长设计智商测验。在随后的许多年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做了名叫“斯坦福—比奈”的智商测验，而特曼就是这个测验的发明者。现在他准备为考埃尔做智商测验。这个男孩儿思维严谨，说话、做事条理性强，十分聪明。他的智商测验得分是140分，这可是天才级别的得分啊！特曼不禁怅然，有多少天才少年被埋没在尘世之中啊！
于是，特曼开始有计划地寻找天才少年。他找到了一个19个月就能遍识字母表的女童，以及一个4岁就能读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女童。他还发现了一个被法学院教授赶出学校的年轻人，他被扫地出门的原因是教授不相信有人能靠大脑逐条背诵大段法律条文。
1921年，特曼开始研究天才的人生历程。在一笔美国联邦基金的支持下，他组织了许多现场调查组，深入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中小学进行研究。他先让教师们挑出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并对这些学生进行第一轮智商测试；然后把得分排在前10%的学生抽出来做第二轮测试；再把第二轮得分超过130分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第三轮测试。特曼认为，经过这样的层层筛选，他可以挑选出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大规模的调查结束后，特曼从25万名中小学生中挑选出了1470个智商为140~200分的学生。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少年，正式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他们被统称为“特曼人”。
……
到目前为止，本书讨论的主旨是，与其说非凡的成就取决于天赋，不如说其取决于机遇。在本章，我将深刻挖掘下面这个主题：为什么那些“异类”看上去总像是纯粹依靠他们自身的天赋取得成功的？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从特曼那样的人那里获得对高智商人群的感性认识。但是，我即将要说明的是，特曼的判断出错了。假如他对“特曼人”的错误判断延伸到16岁就看《数学原理》的克里斯托弗·兰根身上，他判断的结果也一样会出错。特曼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异类”，而这种错误理解仍旧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流传。
智商的门槛效应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是一种常见的智力测验。这种测验并不考察被试者特定的语言技能或已掌握的特定知识体系，仅考察被试者的抽象推理能力。瑞文测验包含48道题，题目难度逐级增加，你的得分取决于你在测验中答出的正确答案的数量。
……
多年来，研究者做了大量研究，探讨高智商者能否在其人生中获得成功这一课题。研究者普遍认为，智商测试的低分者（70分以下）存在生理缺陷，而普通人的得分一般会在100分左右。当然，个体要是有更高一点儿的智商，他/她便可以更顺利地完成高等教育。想成功完成竞争激烈的研究生课程，智商起码需要115分。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智商越高，其受教育程度就越高，工资也就越高——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人寿命也更长。
但是这里面还另有玄机。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一旦某人的智商超过120分，此时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会同比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
……
本章一开头提到的《以一敌百》节目里说，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分，兰根的智商为195分。但你不能说因为兰根的智商比爱因斯坦高30%，兰根就比爱因斯坦聪明30%。这种类推是荒谬的。我们根据智商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若要研究类似于物理这样的复杂学科，他们两个都足够聪明，都能够胜任。
说智商存在一个门槛，这可能有违许多人的直觉。我们总是认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智商一定极高：他们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一定得了满分，一定每年都能获得学校的奖学金；他们在高中时代一定名列前茅，总是被各大名校争相录取。
……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兹（Barry Schwartz）曾经发起倡议，建议名牌大学放弃统一的入学考试，通过摇奖的方式在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中确定入学者名单。“我认为大学应该仅把学生分为两类，”施瓦兹说，“符合要求的和不符合要求的。符合要求的进入摇奖池，不符合的退出。”施瓦兹承认这种建议的可行性不高。但是，他的建议绝对正确。这正如赫德森在其著作中所写的（请不要忘记，他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顶尖男生寄宿学校的学生），“仅靠智商很难区分两个聪明孩子”。
让我再举一个“门槛效应”的例子。与美国其他精英学校一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在招收有特殊背景的学生时会有一些政策上的照顾。该校法学院每年会招收大约10%的少数族裔学生，对他们的招收条件和入学分数会适当调低——约低于均分的3%。如果将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很明显，白人学生更优秀。这并不奇怪：如果这些白人学生的入学成绩更高，那么他们的在校学习成绩也会相应较好。这也是平权行动备受争议的一个原因。实际上，美国高等法院正就密歇根大学的平权行动引发的问题进行讨论。精英学校招收资质差的学生让许多人感到不快。
多年以前，密歇根大学就法学院少数族裔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过调研。
调研内容包括收入水平、职位、对职业的满意度、对社会与社区的贡献度、获得社会认可程度等，这些指标都是社会公认的成功的标准。调研结果令人吃惊。
“我们了解到，少数族裔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毕业后过得十分不错。”作为密歇根大学调研报告作者之一的理查德·兰伯特说，“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半，甚至2/3的学生发展得没有他们的白人同学好。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发现他们发展得和白人学生一样好，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和白人学生有任何区别。”
兰伯特的叙述所依据的是法学院唯一关注的标准——毕业生的现实生活情况，其结论是：少数族裔学生一点儿都不比白人学生差，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优秀。为什么？原因是，尽管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成绩比白人学生稍低，但是他们依然足够聪明，能达到入学的基本门槛。也就是说，仅靠法学院的入学成绩很难区分两个差不多聪明的学生。
事与愿违的试验结果
特曼错了。他过于固执地推崇处于智力金字塔尖上的“特曼人”（在1%的佼佼者中精选出来的1%），而忽略了一个事实——智力在现实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等到“特曼人”成年后，特曼结论的谬误性就显现出来了。这些天才少年长大后有几个后来出了书，发表了文章，或在商业方面获得了成功；另外几个担任公职，其中有两个担任高等法院法官，一个担任市法院法官，还有两个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供职，最出色的一个在州一级政府担任高官。但是，在“特曼人”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士。他们的收入还算可以，但并不属于高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工作只能算是普通，其中一个人的工作经历即便按照特曼自己的标准来说也算是完全失败的。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最终没有一个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际上，特曼的调查组当年也测试过两个小学生——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他们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当时他们两个都没有被选中，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在一篇犀利的批评文章中写道，如果特曼当年随机选取和“特曼人”有相同背景（摒除智商因素）的学生作为观察对象的话，多年以后，这些学生的成就可能跟他精挑细选出来的“特曼人”差不多。“如果没有想象力或其他天赋条件，”索罗金说，“所谓的‘天才群体’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天赋的’群体。”当特曼出版第4卷《天才基因的研究》时，“天才”一词几乎从他的表述中消失了。“我们发现，”特曼带着失望总结道，“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性。”
4 社交与家庭：天才兰根的忧伤
倾听兰根讲述自己一生遭遇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奥本海默是“二战”时期的一位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他是人类第一颗原子弹项目“曼哈顿计划”的带头人。据说，奥本海默童年时代的智力程度与兰根小时候相当。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个神童。他的一位老师回忆道：“他能近乎完美地理解所学的一切东西。”奥本海默三年级时就可以独立做实验了，他五年级时自学物理、化学，9岁时对自己的表兄说：“用拉丁语问我问题，我用希腊语回答你。”
奥本海默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剑桥大学攻读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失意、最消沉的一段日子。他的兴趣点是理论物理，而他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194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却要求他在他最讨厌的实验物理的细节上下功夫。奥本海默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最后发展到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从实验室偷来化学制剂，准备毒死他的导师。
5 最佳时代：乔·弗洛姆的律师生涯
乔·弗洛姆（Joe Flom）是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and Flom）唯一一位仍在世的“冠名”合伙人。[1]他的总裁办公室坐落在曼哈顿康泰纳仕大厦。弗洛姆个子不高，背稍微有点儿驼，他的头很大，一对招风耳十分显眼，蓝色的小眼睛藏在大号眼镜片后面。他现在身材瘦削，但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他曾体重超标。弗洛姆走路时身体摇晃得很厉害，思考时会在纸上乱写乱画。他平时说话习惯咕哝，因而，一旦他迈出办公室来到大厅，整个事务所就会顿时变得鸦雀无声。2222弗洛姆的童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小时候家住在布鲁克林区布朗公园附近。他的父母是中欧的犹太移民。父亲伊萨德曾在服装厂工会工作，后来去了女装厂做裁缝。母亲则在家接一些缝补衣服的活儿赚些零用钱。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他小时候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因为那些年房东通常允许新房客免费试住一个月，只有充分利用不同房东的一个月免费试住优惠，弗洛姆一家才能勉强支撑下去。
上初中时，弗洛姆参加了汤森哈里斯中学的入学考试。这所学校坐落在曼哈顿列克星敦大街，建校40年间，先后培养出了3位诺贝尔奖得主和6位普利策奖获得者，1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作曲家乔治·格什温以及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人乔纳斯·索尔克。弗洛姆考进了这所学校，从此，母亲每天早晨给他10美分买早饭——3个油炸面包圈、1杯橘子汁和1杯咖啡。放学后，他就在服装厂推小车赚零花钱。后来，他又在曼哈顿上城的城市学院读了两年夜校，白天则在外打工赚学费。再后来，他参了军。最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第二部分文化传承
6 文化差异：小镇哈伦
与祖先有类似生活环境的人，其行为方式也与祖先类似。
血染哈伦
“别再叫了！”当时，威尔·特纳的母亲冲着在法院外的混战中受伤、在家里疼得嚎叫不止的威尔厉声喝道，“死就死得像个男人，像你哥哥一样！”威尔的母亲显然对枪伤所能造成的致命后果非常清楚，她明白该怎样迎接这一切。于是威尔闭上了嘴，悄然死去。
荣誉文化
阿巴拉契亚模式（Appalachian Pattern）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多年来众说纷纭。但大家似乎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一种被社会学家称为“荣誉文化”的东西使暴力蔓延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荣誉文化”植根于高地或富庶地区的边缘地带，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山区。这种解释的逻辑是，当人们居住在多岩石的山坡地带时，由于那里的土地很难耕种，人们大多会依靠放牧生活。游牧文明和耕种文明大相径庭。从事耕种的农民要想维持生计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从事游牧的牧民所依靠的更多的是自己。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的庄稼一夜之间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盗贼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地里的所有庄稼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个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所以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的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在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荣誉感往往是当地男性的存在感与自我价值的中心。
……
“荣誉文化”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南方的犯罪模式为什么如此独特。这些地区的谋杀率是全美国最高的。[9]但是，财产犯罪和“陌生人”犯罪——例如抢劫案——却很少发生。正如社会学家约翰·谢尔顿·里德所述：“美国南方地区的凶杀案件似乎都发生在熟人之间，无论是案犯还是受害者，对作案动机都一清二楚。”里德进一步论述道：“有数据显示，那些能避免因言生事，避免与人通奸的老实、本分的美国南方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无害，甚至更无害。”在穷乡僻壤，暴力案件发生的原因不是私有财产，而是个人尊严，人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遗泽百世
文化传承的力量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不是有点儿奇怪？原先的结论是，与祖先有类似生活环境的人，其行为方式也与祖先类似。但是实验中的来自美国南方的志愿者的生活环境与其在英国的祖先大不相同。他们中许多人的祖先甚至都不是英国人，他们只是恰巧在美国南方出生并成长。他们中没有牧羊人，他们的父母也不是牧羊人。他们生活在20世纪晚期，而不是19世纪晚期。他们都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而密歇根大学是美国最北端的学校之一，这意味着美国南方的学生要出行数百英里来上学。但是，以上列举的所有因素都没有发挥作用，来自美国南方的学生的行为，依然像生活在19世纪肯塔基州哈伦县的边境居民一样。
“我们这项实验的受试学生，其家庭平均年收入在10万美元左右，这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水平。”科恩说，“存在这种现象的美国南方志愿者并不是来自美国阿巴拉契亚贫困山区的学生。有些学生的家长还是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的中高层主管。然而，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得出这个结论呢？为什么百年以后我们在他们身上仍能观察到这些现象？为什么这些亚特兰大城市里的孩子会和山区的牧民有相同的气质？”[12]
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根深蒂固，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塑造文化的经济、社会、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地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识世界。[13]
到目前为止，本书已经讨论了成功所依赖的优势积累模式：何时何地出生、父母如何营生、成长环境如何，决定了你在社会中是否能取得成功。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传统和行为模式，是否也在个人发展道路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将揭秘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人是如何通过其特有的文化取得成功的；同时寻找如何巧妙运用文化传承特性使人们获得更大成功的秘诀。我想我们能够解开谜题。
7 权力距离指数：韩国飞机失事率
在本章，我们将针对空难进行一系列调查：听取飞机“黑匣子”录音，检查飞行记录，研究事故当时的天气状况、地面情况和机场条件，并将关岛空难和其他广为人知的空难做比较。我们将借此了解，大韩航空是如何从一家安全记录糟糕的公司转变成世界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的。也许你会觉得这些事故有点儿复杂，令人费解。但是我们最终将会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其实也存在于哈伦县的暴力案件历史和密歇根大学的“荣誉文化”实验之中：直到大韩航空明白韩国文化在事故中的核心作用，他们才最终找到了扭转公司状况的办法。
空难的深层原因
荷兰心理学家海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在IBM欧洲总部的人力资源部工作。他的工作职责就是为IBM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考查应聘者处理危机、协调工作的能力，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等等。相关的问卷调查表内容庞杂，久而久之便积累了大量的信息，霍夫斯泰德借助这一庞大的数据库，对不同族裔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14]时至今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Hofstede’sDimensions）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框架。[15]
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来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用这个维度衡量，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美国（难怪美国是世界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不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处于该维度中的另一端，集体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危地马拉。
霍夫斯泰德理论中的另一个维度叫作“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它是用来区分不同文化对“模棱两可”的承受度的。以下是霍夫斯泰德研究结果中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下排在最前面的5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更习惯按照准则和计划行事，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严格执行准则和计划。
……
在霍夫斯泰德的几个维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权力距离指数”了。权力距离是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的程度。为了计算这一指数，霍夫斯泰德会问受试者以下问题：“雇员是否害怕表达与老板不同的意见”“组织或机构中权力较小的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权力分配不均的事实”“年长者应该获得多少尊重”“掌权者是否应该享有特权”等。
霍夫斯泰德在其著作《文化之重》（Culture’s Consequences）中写道：在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掌权者会因手中的权力而感觉不好意思，并试图淡化其重要性。我曾经听说瑞典（低权力距离指数国家）的一位大学行政人员为了行使权力，会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强势。领导们会以削弱自己权力象征的方式加强自己的亲民形象。在奥地利（低权力距离指数国家），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因上班坐电车而闻名。1974年，我本人亲眼见到荷兰首相约普·登厄伊尔在葡萄牙的露营地度假。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跟比利时、法国等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的截然不同。[16]
现在让我们将霍夫斯泰德的理论应用到航空业上。为什么航空业要向缓和性语气开战？其目的是降低驾驶舱中的权力距离指数。霍夫斯泰德针对权力距离的核心问题——“雇员是否害怕表达与老板不同的意见”——也正是航空专家在调查副机长如何处理与机长的关系时发现的问题。但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个航空界专家从未想过的问题：要想让副机长在机长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必须帮助他们跨越所处文化的权力距离。
8 内在优势：亚洲人精神
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
稻米之乡
数字优势
这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意味着亚洲儿童学习数数要比美国儿童学得快。4岁的中国儿童数数平均能数到40，而同一年龄的美国儿童只能数到15，而且大多数美国孩子要到5岁时才能数到40。换句话说，到5岁时，在数数这项数学基本技能方面，美国儿童已经落后亚洲儿童整整一年了。
数字系统的逻辑性同时也意味着，进行数学基本运算对亚洲儿童来说更容易。如果让一个7岁的说英语的孩子心算37（thirty seven）加22（twenty-two），他/她首先必须把文字转换成阿拉伯数字（37+22），只有这样他/她才方便计算：2+7=9，30+20=50，结果是59。
如果让同龄的亚洲孩子计算37加22，对于他们来说，计算公式就嵌在语句中，因此他们不用转换就能得出答案：59。“亚洲语言的数字系统含义清晰。”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卡伦·弗森（KarenFuson）说。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我认为，正是这种差异促成了东西方学生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西方学生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东方学生对其却有清晰的概念。这种清晰感使他们觉得数学计算合情合理，使他们在学习数学时充满信心。以数学计算中的分数为例，英语中我们会说‘3个1/5’（three-fifths），而中文里人们会按照分数的概念逐字表达‘3/5’。这种表达本身就说明了分数的概念，同时也分开了分子和分母。”
在数学方面，西方孩子直到小学三四年级才开始自觉学习。弗森认为，之所以要用“自觉”一词，是因为英语的语言系统的确使数学看上去不太合情理。英语的数字结构比较笨拙，感觉过于随意，因此对于小孩子来说难以把握。
亚洲学生就不会因数学而感到那么迷惑。他们可以记住更多数字，计算速度也更快，他们的语言对分数的表达本身就体现了分数的本质——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喜欢数学。因此，他们在上数学课或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会更努力。这样，他们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3]
在数学学习方面，亚洲人具有某种“内在优势”，这种“内在优势”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优势。多年来，从中国、韩国和日本来美国留学的学生，以及从小在这些国家长大，随后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在数学方面的成绩明显超过他们的西方同学。解释这一现象的经典论点是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有先天优势。[4]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Lynn）用进化论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地理构造、寒冷的气候、进入现代化之前的狩猎方式、当地人的脑容量、语言中的元音发音规律等，试图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亚洲人有着较高的智商。[5]我们通常也是如此看待数学的，我们认为是否擅长微积分或代数代表着一个人是否聪明。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造成东西方学生数学成绩差异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些原因——某些人擅长数学很可能是得益于他们的族裔文化。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了现代商业飞行领域根深蒂固的韩国民族性，本章我们又开始讨论在这一地区产生的另一项文化遗产，一种顺应21世纪发展潮流的品性。文化传承，或者说民族性遗传，对当今世界的确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韩国飞行员之间明显的权力距离时，当看到亚洲学生读一个数字只用25毫秒而不是33毫秒时，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世界上众多民族的民族性遗传和文化传承的合力，将对21世纪世界的发展产生多么深远而重大的影响。那么，种稻民族的文化特性能不能帮人们学好数学呢？稻田文明能不能为学校教育带来变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稻田中的辛劳
有关稻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只有当你置身于一块稻田之中时，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面积真的非常小。 ……
历史学者戴维·阿库什（DavidArkush）比较过俄国与中国的谚语，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像“如果亚威不打算给予，大地将不会给予”（If God does not bring it, the earth will not give it）是典型的俄国谚语，其中包含的宿命论和厌世心态是俄国农奴制的产物。[10]在残酷的农奴制度下，劳动者无法感知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然而，阿库什指出，中国的一些谚语则体现了中国人的信条：“刻苦努力”“未雨绸缪”“自力更生”“助人者，人恒助之”。
……
很显然，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总被认为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人。他们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看法而感觉被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化的标签是某种被人轻视的表现。不过，亚洲学生依旧视努力为美德。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本书提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辈更努力的个人和团体的案例。比尔·盖茨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沉迷于电脑，比尔·乔伊也一样。甲壳虫乐队花了数千小时在汉堡练习演出。而弗洛姆在机会降临之前，已经在不入流的并购诉讼业务上打拼了多年。努力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髓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亚洲人在许多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其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斜率“难题”
怎样做才算是勤奋
劳有所得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每年，在世界的某一个知名大都市都会举办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每个国家或地区都会派出1000名八年级学生参赛。照博的观点，不需要任何数学题，我们就能精确预测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的成绩排名。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份问卷，考察学生的努力意愿程度。实际上，我们连这样的问卷都不需要做，我们只要考察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别强调努力的作用，就可以预测结果了。
那么，名单上的前几名是哪些国家或地区呢？答案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5个国家或地区的共通点在哪里？它们的共通点就是它们的文化都是崇尚有意义工作的稻田文明。[12]千百年来，这些地方的贫穷的农民在稻田里坚持着每年3000小时的耕种劳作。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的信念就是：“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
9 扭转风气：玛丽塔之幸
他们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牺牲自己的部分个性。
风气之先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验性公立学校KIPP[1]学园项目在纽约卢·贾里格初级中学宣布启动。卢·贾里格初级中学坐落在第七学区，这里正是纽约最贫穷的南布朗克斯区。学校的教学楼是一栋20世纪60年代的老建筑，在大片林立的冷冰冰的水泥建筑群中显得灰蒙蒙的。几个街区以外就是布朗克斯区的大广场街，入夜以后，一般没有人愿意独自走在这样的街道上。
KIPP学园是一个教育项目。该学园采取大班授课模式：五年级有两个班，每班有35名学生。KIPP的学生在入学前不需要参加考试，而是在布朗克斯区适龄的四年级学生中被随机抽选出来的。学生中有一半是非洲裔美国人，其余的是西班牙裔。这里有3/4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有90%的学生符合学校“免费午餐”计划的条件——他们所在家庭的收入很低，需要联邦政府负担其午餐费用。
KIPP学园像极了那种设立在糟糕的社区、拥有糟糕的校园环境的“盛产”让老师头疼的学生的学校，但当你走进这里时，你会对这里井然有序的一切大感意外。这里的学生总是排着队，安静而有序地从公共场所走过；学生们按照“SSLANT”[2]的要求待人接物。校舍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KIPP毕业生所在大学的三角旗。去年，布朗克斯区又有数十个家庭的孩子通过抽选机制进入KIPP学园五年级的班级中学习。毫不夸张地说，经过10多年的发展，KIPP学园已经成为纽约最受初中生欢迎的公立学校了。
KIPP学园最著名的课程要数数学课了。在南布朗克斯区，只有16%的中学生的数学水平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在KIPP学园，许多五年级学生都会把数学列为他们最喜爱的学科。到了七年级，KIPP的学生开始学习高中代数，到八年级期末，有84%的学生的数学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这个由随机抽选的，生活在环境最差的地区（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学生家长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大学）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组成的学校里的学生，在数学方面与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一样出色。“这里的孩子在入学时的写作水平都不怎么高。”戴维·莱文（DavidLevin）说［KIPP学园是莱文跟另一名教师迈克尔·范伯格（MichaelFeinberg）在1994年创建的］，“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但是当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在数学方面的成绩却突飞猛进了。”
2013年，全美国已有50多家KIPP学园，更多学园正在筹备建设当中。KIPP项目代表了美国教育的新理念。然而，KIPP项目的成功并非依靠环境、师资或制度创新，它的成功依靠的是人们对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
西方教育的传统
成绩到底差在哪儿
对症下药
挑战自我
所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都差不多，但它们只出现在畅销书中或者煽情的好莱坞电影里。KIPP学园带给孩子们的改变没有那么光辉灿烂。想明白多学50%~60%意味着什么，请看下面这个KIPP学生普通的一天。
我们采访的学生名叫玛丽塔。她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母亲从未上过大学。母女俩住在布朗克斯区一个公寓单间里。之前玛丽塔在家附近的教区学校上学，直到母亲听说了KIPP学园。“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塔尼娅一起申请了KIPP学园。”玛丽塔说道，“我还记得当时面试我的是欧文斯小姐。她为我介绍了KIPP的情况，让我觉得我要去的地方简直就是监狱。我差点儿哭出来。欧文斯小姐的意思是，如果我觉得太苦而忍受不了，可以退出。但是当时我妈妈在那儿，我只好签字。”
进入KIPP学园后：她的人生从此被改变了（在阅读下面的文字时，请记住，玛丽塔只是一个12岁的女孩子）。
早晨5点45分起床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起床后，我会刷牙、洗澡。如果起得晚我会在学校吃早餐。因为我吃饭的时间比较长，我经常会被老师提醒。我会在公交车站与好友黛安娜和史蒂文会合，我们通常能坐上第一班车。
5点45分起床对KIPP学园的学生来说很平常，特别是那些需要坐很久的公交或地铁来学校的学生。有一次，莱文在七年级旁听一节音乐课。课间他调查了一下上音乐课的70名学生早晨都是几点起床的。一小部分学生是早晨6点起床的，3/4的学生在6点之前起床，超过半数的学生说他们通常5点半之前就起床了。玛丽塔的同班同学何塞甚至说他有时3点或4点就起床了。他们经常会在前一天晚上完成家庭作业，然后“在床上稍微睡一会儿”。
玛丽塔继续说道：我下午5点放学。如果在路上没耽误时间，我下午5点半就会回到家。我跟妈妈简单打声招呼就开始做作业。如果作业不多的话，我做作业就会用两三个小时，晚上9点左右做完；如果作业里还有一篇论文，我可能要到10点或者10点半才能做完。
妈妈经常打断我做作业，叫我吃饭。我总想做完再吃，但她说要先吃饭。我一般在8点左右吃饭，吃半个小时，然后继续做作业。有时等我完成作业，妈妈还想跟我聊聊学校里的事。我通常只能跟她简单说说，因为我想赶在11点前睡觉。睡前我会把第二天的书包准备好，然后上床。我会在睡前跟妈妈聊聊白天学校发生的事，说不了多久，她就迷迷糊糊快睡着了，这时候一般是11点15分。我也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这一切就会重来一遍。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是房间很大，可以分成两个空间，两张床放置在房间的两头。我跟妈妈总是无话不说。
她郑重其事地说着跟她的年龄很不相符的体验。她说这些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个驾轻就熟的律师，或是镇定自若的医生，只是脸上少了黑眼圈，手中少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还有就是，她的年纪太小了。
“只要有必要，我有时候甚至不睡觉。”玛丽塔继续说道，“如果我头一天夜里到12点才睡，在第二天下午上课时我就会打瞌睡。但我会马上振作精神，因为我不想漏掉任何内容。我记得有一次我上课打瞌睡，老师看见了就对我说：‘下课后我们谈谈好吗？’他问我：‘你为什么在上课时会打瞌睡？’我回答说昨天睡得太晚了。他就说：‘你需要早一点儿睡。’”
机遇之歌
玛丽塔的生活并不是一个普通12岁女孩儿应有的，也不是我们传统理念所希望的孩子的生活状态。
传统理念认为，应该给孩子足够的时间玩游戏、休息和做梦。但玛丽塔是个肩负责任的孩子。社会对她的要求和对韩国飞行员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牺牲自己的部分个性。对韩国飞行员来说，对权威毕恭毕敬的行为在驾驶舱中必须被叫停；对玛丽塔来说，原有的生活环境给予她的品性不足以让她适应新环境，即周末和暑假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一同补课，使自己的成绩大幅提高。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给予她这些便利。那么，她该怎么办？她只能放弃每天晚上和周末的娱乐活动，放弃与朋友们一起玩耍——这些都是她之前生活的基本要素——回到KIPP加课。
以下是玛丽塔接下来的描述，这些经历让人为之动容：
刚上五年级的时候，我还常跟原来学校的一个好友来往，每周五放学我都会去找她。我会在她家一直玩到我妈妈下班回家。我会在她家做作业，而她却没有家庭作业。她总说：“啊，亚威，你在学校待的时间也太长了吧。”她说她也想去KIPP，但是她觉得KIPP太苦，又不想去了。我说：“每个人都说KIPP很苦，但一旦你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也就不觉得那么苦了。”她就会说：“那是因为你比我聪明。”我说：“不，我们每个人都很聪明。”当她得知我们要到5点才放学，而且还有很多家庭作业时，她很气馁。我告诉她，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作业，是因为我们想要学得更好。这个时候，她就会生气地跟我说她不想再听了。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在KIPP上学的同学。
这对孩子来说要求太高了吗？的确太高了。但是请想一想，玛丽塔因为上了KIPP学园，她的前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玛丽塔与KIPP达成了一项“交易”——玛丽塔必须每天早晨5点45分起床，每周六上课，每天晚上做作业到11点。作为交换，KIPP承诺给予这些身陷贫困的孩子摆脱贫困的机会。KIPP的学生中会有84%的人的数学成绩居于美国同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之上，90%的学生在毕业后会考取私立或教区高中，而不是布朗克斯区那些教学质量较差的高中。高中毕业后，又有80%的KIPP学生最终得以考取大学。这些孩子中的很多人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对玛丽塔来说，她和KIPP的“交易”有什么坏处呢？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成功者案例都遵循着某种可预知的线索。这条线索并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克里斯托弗·兰根就应该比爱因斯坦更成功；这条线索也不完全是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的结果。这条线索，确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天的成全”。“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时就当仁不让地把握住的人。对于加拿大的冰球运动员来说，生于1月就是他们进入全明星队的机遇。对于甲壳虫乐队来说，汉堡之旅就是他们成名的机遇。对于比尔·盖茨来说，他的特殊机遇就是生在正确的年代，并在初中时代就获得电脑终端。对于弗洛姆和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行的创始人来说，机遇是多重的：他们出生于最佳年代，有着能给他们最勤勉激励的父母；他们拥有少数族裔身份，这种身份帮助他们在纽约其他传统律师事务所涉足公司并购官司以前，就已在这个领域实践了20年。最后是大韩航空，直到公司帮助飞行员突破原有文化的禁锢，他们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其实相当简单，但却一直被人们忽视。我们十分敬畏那些最优秀、最聪明、自学成才的“异类”，我们认为这些人命中注定就该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我们了解比尔·盖茨的成就，惊叹他13岁时就自觉地走上了超级企业家的道路。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总结。事实是，1968年的世界只为这唯一一个13岁男孩儿打开了使用电脑终端的方便之门。假如当时有100万个孩子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今天世界上又会有多少家微软呢？要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社会就要重新排列幸运的拼图，例如重新安排某些关键日期，将机遇分配给更多的人。在加拿大，假如冰球联盟为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再组织一个联盟，那么今天我们就有双倍的冰球明星了。将这种理念推广下去，天才的花朵就会更灿烂地开放在所有领域，而我们的世界也一定会比现在更富足。
玛丽塔不需要学校有更大的体育场，更知名的教师；她不需要笔记本电脑，小班授课，拥有博士学位的班主任，或是住进更大的房子；她也不需要有太高的智商，或是像兰根一样聪明。当然，所有这一切能有的话的确很好，但是这些依然不是要点。玛丽塔需要的其实只有一样东西——机遇。让我们看看玛丽塔手中现在把握的机遇吧！她的学校已经将亚洲的稻田文明引入布朗克斯，并且告诉她，做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多么不可思议的影响。
尾声 故事来自牙买加
在牙买加，白人种植园主和奴隶组建家庭的情况很常见，这正是历史给予黑人家族的特殊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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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的英语精英阶层跟美国人不同，他们对政府的大型市政建设不感兴趣，只想尽快赚钱回英国去，没人想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长久待下去。因此，建设新社会的任务——蕴含着大量机遇——就更多地落在有色族群身上了。
“到了19世纪50年代，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市长已由有色人种担任。”帕特森继续说道，“《拾穗人报》（Daily Gleaner）的创办人也是有色人种。各个阶层都有有色人种，从很早以前他们就占据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大部分岗位。白种人只涉及商业和种植园业。有色人种更多地成为医生与律师，学校也由有色人种管理。首都金斯敦的大主教属于典型的棕色人种。他们不是商界大佬，但却是文化精英。”
表10-1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牙买加的两类职业——律师与国会议员——的统计数据，表格按族裔和肤色划分。其中“白种和浅肤色”指白种人或有祖先是黑种人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有其遗传特征的人；“橄榄色”人种较上一种肤色深；“浅棕色”又比“橄榄色”更重（这两种肤色的差别在牙买加人口中较为明显）。还有一点请注意，在20世纪50年代，“黑种”人占牙买加总人口的80%，是其他有色人种总和的5倍。
除黑人外的有色人种虽然在牙买加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的确拥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的先辈曾在“室内”而不是室外工作，他们在1826年获得了完全公民权利，得到正常的工作机会而不是被奴役。在蔗糖作坊做有意义的技术活，而不是在甘蔗地里没命干活的有色人种，在两代到三代以后就取得了让其他有色人种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
致谢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格雷厄姆和乔伊丝。这是一本关于工作意义的书，而我是从我的父亲那里了解到工作是有意义的。他对他所做的一切——从最复杂的数学学术研究到园艺——都充满了喜悦、决心和热情。我对父亲的最早记忆是看到他在办公桌旁工作并意识到他很幸福。那时我还未意识到这是一个父亲可以送给他的孩子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我的母亲则教会我如何表达自己，她教会我清晰表达的美感。她读了本书的每一句话，并试图使我达到这个标准。《异类》是一部向我的祖母黛西致敬之作，她给了我的母亲成功的机会，而我的母亲也为我做了同样的事情。
延伸阅读
什么是异类？
“异类”是一个科学术语，被用于描述超出正常经验的事物或现象。在巴黎的夏天，我们预计大多数日子会介于“温暖”和“高温”之间。但是，如果你在八月中旬的某一天发现温度降至零下，那么那天就是一个“异类”。尽管我们对巴黎的夏季为何温暖或炎热了然于心，但对于为何在夏季可能出现寒冷的天气却知之甚少。在这本书中，我对那些可以被称作“异类”的人非常感兴趣——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而获得非凡成就的，以至于超出一般经验的杰出的人，他们像八月的寒冷天气一样困扰着我们。
你为什么写《异类》？
当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同一主题时，我就会写一本书。我写《引爆点》的原因是对纽约市犯罪率的突然下降感到着迷，从而对流行病和流行过程的整个概念越来越感兴趣。我写《眨眼之间》是因为我又开始沉迷于思考为什么所有人似乎瞬间就能够对其他人做出判断，而无须进行任何真正的思考。
就《异类》而言，这本书源于我发现自己对我们解释真正的成功人士的方式感到沮丧。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评论比尔·盖茨、摇滚明星或其他“异类”的吗？“他们真的很聪明”或“他们真的很有野心”？好吧，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很聪明，也都很有野心，但他们的身家却远远达不到600亿美元。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对成功的理解真的很粗糙，我认为，我们是有机会深入挖掘这一问题并提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的。
我们对成功的解释怎样“粗糙”了？
这有点儿令人困惑，因为我们当然不缺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如果你去逛书店，那你可以找到一百本成功手册、名人传记或关于自我提高的书，其中概述了成就的六个关键要素（或者是七个？）。因此，我们对该主题应该非常精通才对。不过，在撰写《异类》时我意识到，我们太关注个体了。我们只聚焦于描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特征、习惯和个性，这就是问题所在。要想真正理解“异类”，我认为必须关注个体以外的因素——他们所处的文化、社区环境及其家庭和世系。我们一直在观察某棵高大的树木，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观察的是整片森林。
你能举一些例子吗？
当然。例如，《异类》中有一章着眼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纽约市最强大、最成功的律师的个人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是犹太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生在布朗克斯或布鲁克林；其父母是移民一代，且在服装业工作。你可以将其称为“巧合”，或者像我一样提出问题：出生在大萧条时期、父母从事服装业的工作、犹太人，这些因素与将某人转变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有什么关系？通过提出这些问题，你可以了解到为何那些人能达到领域内的最高水平。
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成功是个人无法控制的，是吗？
我不想将问题延伸到那一步，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大大低估了与个人无关的因素在成功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例如，通过观察为什么在1月、2月和3月会不成比例地出生大量职业冰球和足球运动员，你会发现一个“异类”的存在。我不会直接给你答案，破坏你探索问题的乐趣。关键是，最优秀的冰球运动员正是那些才华横溢、努力训练，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从某种未经推敲的、奇特的组织方式中受益的人。实际上，《异类》中关于生日的探索非常有趣。你知道如果想成为一名成功的软件企业家，你应该在某个特定的年份出生吗？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有钱人，你应该在哪一年出生呢？实际上，有一段为期9年的时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产生的“异类”都多。当你仔细观察时，你可以在成功人士的生活中找到很多类似的模式，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你在书中发现的最令人惊讶的模式是什么？
可能是在《异类》的最后几章中，谈论飞机失事的部分吧。事实证明，一名飞行员的素质与该飞行员来自何处（即他/她所处的文化）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文化与坠机之间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这令我震惊，我以前从未想过这是真的。
这是否意味着我应该避免乘坐某些航空公司的飞机？是的。不过，正如我在《异类》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意识到文化在飞行员中扮演的角色之后，一些最不安全的航空公司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清理行动”。
在《引爆点》中，你有一整章的内容是关于自杀的。在《眨眼之间》中，你用一篇有关迪亚洛遭到射击的文章作为书的结尾，而《异类》中则有一章是关于飞机的坠毁真相的。你有“黑暗”的一面吗？
是的，我是一个消极的“惊悚”作家！但是，说真的，我使用这些素材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认为我们从极端情况中学到的东西比什么都多。灾难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学不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就是《异类》这本书的前提。那些不在我们常规经验范围内的人可以教给我们非常多的东西。
这本书与《眨眼之间》和《引爆点》相比如何？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注重个体及其故事的描写，副标题“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也表明了这一点。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在描述成功人士的生活，但却是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有一章专门介绍比尔·盖茨的非凡成就，但是我对他17岁以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还有一章解释了为什么亚洲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表现如此出色，但这几乎完全集中在那些学生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曾曾祖父母谋生的故事上。你将在《异类》中看到比在前两本书中更多的人物。
你在研究“异类”时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有很多！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克里斯托弗·兰根共处的时间，他很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以前从未像与他相处时那样感受到某人的智慧。这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经历，但也令人伤心欲绝——这种矛盾的感受正是我希望在“天才之忧”一章中表达的。我还去了中国南方，在稻田里闲逛；然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那个古怪的小镇，那里几乎没人患有心脏病；我还与失事调查员一起破译了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我应该警告所有潜在的读者，一旦你对飞机失事的世界感兴趣，就很难将自己拽出来。
直到现在我还是对此很着迷。你希望人们从《异类》中获得什么？
我认为这是《异类》很像《眨眼之间》和《引爆点》的地方，它们都使我们对世界产生不同的认知方式：我希望《引爆点》能帮助读者理解，真正的改变是可能发生的；我希望借助《眨眼之间》使人们认真对待直觉的巨大力量；我希望《异类》可以使人们了解成功背后的多重因素。“异类”能成为“异类”，不仅仅源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源于许多不同的人和许多不同的境况所做出的贡献，这意味着社会可以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地决定个体的成功，并决定其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鼓舞、振奋人心的想法。
我注意到这本书专门致敬了“黛西”，她是谁？
黛西是我的祖母。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是她促成了我母亲的成功，使我的母亲能够走出农村。我的母亲在牙买加的一个小村庄长大，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最终与我父亲相识并结婚。在《异类》的最后一章中，我结合了从本书中学到的所有经验教训，尝试了解黛西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以前从未写过这么私人的东西，我希望读者能像我一样被她的故事感动。
供讨论的问题和话题
-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白手起家”的人，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及其对努力工作的渴望。这种观点与你过去对成功的思考和理解有何不同？
- 格拉德威尔在“权力距离指数：韩国飞机失事率”一章中讨论了一种不同“文化语言”所展现的不寻常作用。你认为你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文化语言”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对你所在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的作用是否是有利的？
- 思考格拉德威尔所说的生物学家经常谈论的有机体的“生态学”的含义（第9页）。这与“优势累积”（第14页）有何相似之处？
- 你是否相信天赋？根据格拉德威尔的看法，天赋、准备和机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实践与成功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 “特曼人”指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获得这个绰号？格拉德威尔认为刘易斯·特曼错在哪儿？
- 格拉德威尔认为我们以往思考成功的方式的后果是什么？这导致我们错过了哪些机会？你认为社会应该修改对成功的定义及对成功实现方式的定义吗？
- “10000小时定律”在书中被用以审视个人成功的可能性，你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观点还是一种宿命论的视角呢？这条定律会如何改变我们对“美国梦”的理解？
- 格拉德威尔谈到了“异类”是如何受到他们所拥有的机会、教育和训练优势的影响而最终获得成功的。随着美国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你认为社会流动率（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会进一步降低吗？
- 你的生活中有“异类”吗？他们是谁？他们的故事是什么？读过这本书是否改变了你对他们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