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这本书提供了不少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资料，我虽然读完了《孙中山全集》，但是没能收集到这么多有用的资料。

本书整体思想深度不够，比如看不出「五族共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只是个客套话，真实心理其实也很容易推知。「大熔炉」不只出现在地球背面！

「康梁乱党」的思路再后来其实得到了充分地贯彻，「死了能当肥料」一点也不新鲜！

世界大同就是一句鬼话，世界来自佛教用语，大同则是儒学术语，搅和在一起，一点也没有等级尊卑之别了！而等级制度是大同社会的核心，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只要机会平等，等级制度当然是非常合理的制度！而相对应的「人人平等」的鬼话只能带来「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的奴隶制社会！先锋队如果不先进了，还能叫先锋队吗？

书籍简介

作者: 黄明同，张冰，张树旺 等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

出版年: 2010-6

页数: 281

定价: 4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9715772

内容简介

《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载》是一部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力作，作者从孙中山的儒学情结切入，然后肯定他对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贡献，新颖的视角，创意的述论，无疑在孙中山思想研究中把握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并把先前的研究水平推进到新的高度。《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载》立论中肯，资料翔实，令读者耳目一新，有所思考。

作者简介

黄明同，1940年生，研究员，广西合浦人。曾任华南师范大学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所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工作室副主任、孙中山基金会秘书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孙中山研究，在孙中山研究与陈献章研究方面有较大的开拓。主要研究成果有独著专著《陈献章评传》、《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孙中山建设哲学——中国现代系统思维的开启及运用》二人合著专著《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国建设前瞻者的思考》、《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合著专著《岭南文化志》、《孙中山思想与实践》、《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等；主编《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副主编《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文章80余篇。

张冰，1978年生，男，河南新乡人，历史学硕士，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方向博士研究生，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史、国家建设理论、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张树旺，1976年生，男，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系副主任，兼任政府决策与政府绩效评价研究所、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行政伦理与组织、行政领导、政治体制史、政治思想史研究。

正文摘录

序一 孙中山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序二 全面探索孙中山儒学情结的新作

导言

第一章 总论

一 由武力而文化——对文化重要性的揭示

二 与儒学关系定位的争议

三 文化取向形成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

四 曲折求学之路产生的影响

五 文化取向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远大目标与儒家的大同理想

一 三民主义中的“天下为公”理想

二 宏伟蓝图中的大同模式

三 期盼大同主义从理想走向现实

四 传承儒家大同理想的当代启示

第三章 民族主义与儒家的民族观

一 “恢复中华”与“夷夏之防”

二 “五族共和”与“天下一统”

三 从反帝求独立到回应世界主义

四 “大亚洲主义”与“世界大同”

第四章 民权主义与儒家的“民为邦本”

一 从仿效欧美到寻找传统资源

二 以传统儒家“民本”理念对西方的纠偏

三 主权在民理论的中国特色

四 儒家贤能治国理念的现代演绎

第五章 民生主义与儒家“均富"论

一 依“均富”确立民生主义为建设目标

二 古代中国儒家“均富”理念

三 “均富”思想的近代演绎

四 民生主义中的“均富”蓝图

五 儒家“均富”理念的承传与启示

第六章 “互助"论与儒家的“仁学”道德观

一 “互助”论与近代社会进化学说

二 “互助”论的仁学渊源

三 以服务为中心的新型道德观

第七章 系统思维方式与儒家传统哲学

一 思维方式的变奏

二 系统思维的运用

三 儒家传统哲学的承传

四 与西方现代系统理论不谋而合

第八章 开放创新文化观与中华文化转型

一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论争

二 文化论争中的误区与亮点

三 文化论争中的正确回应

四 贡献与启迪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写在完稿之后的话

附录

知乎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支持甚至反对儒家？》

作者：风龙云虎

先说外在因素：

脱胎于中东独神教的西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因其极端二元化专制逻辑，有着消灭其它思想的本能。而儒学是中国文明的根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其代理人欲置儒学于死地而后快了。更何况儒学民本主义、民族主义、自主意识、自由精神，理性而不盲从的观念无一不与西方极权思想背道而驰。

当西方极权思想掌握权力后，不择手段抹黑、打压乃至意图彻底消灭儒学都在意料之中。而专制体制下的长期洗脑，对很多人的影响不言而喻，儒学的污名化也就作为烙印，成为洗脑合格产品的标记。现在很多人不支持乃至反对儒学，与其说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被训练出的观念条件反射。所以多数反儒者没读过儒学经典，对儒学基本内容一窍不通，只是复读机一般重复反儒的宣传。当然仅仅是随波逐流不支持儒学，与主动跳出来反儒黑儒分子还要区分开。对反儒黑儒者，我的感觉相比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以前我更多的是愤怒，而现在更多的是恶心。他们不过是吞咽新文化西崽和文革洋奴留下的排泄物再吐出来的货色，毫无新意且下流肮脏。

再说做为个体的内在原因：

从纯褒义的角度说，儒学深层次是一种相当精英主义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精英，不是压在平民之上的社会等级，而成为表率引领社会的优秀人士。儒学提倡民本，认为普遍道德应该是人人可行，反对将道德规范勉强到超过常人所能为的程度，这是儒学一些基本理念在中国当下仍被自觉不自觉应用的社会基础。但儒学的亲民绝不是将儒学真正高度降下来，相反是逐渐推动社会全面精英化，也即成就“君子”才是儒学的真正水准。儒学相当于一所宽进严出的大学，虽然门槛不高，所谓“有教无类”，但真正学成儒学，则需要有相当的智力、人格以及勇气。

儒学之所以不是宗教，就是因为只专注于现世，而从不售卖彼岸天堂的门票，在世界思想体系中实属良心过分。因为这样一来，做人就要正视现实，而无法用虚幻的梦境欺骗自己，而这是很多人心理难以承受的。所以儒学舍生取义的勇气是宗教信徒殉教无从企及的，因为儒学清楚自己要付出的是自身的一切，而后者却自以为能用现世的贱命换来幸福的永生，所以任何宗教以及与宗教无异的极权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懦夫，他们就象靠喝酒吸毒才能壮胆的怂包一样，勇气与宗教从来无缘，宗教有的只是靠愚蠢支撑的狂热。

同样原因，儒学行善的内核也与宗教信徒有着本质区别，宗教理解的行善是存钱，是交换，总之是与神灵之间一本万利的交易，或是被神灵威逼恐吓下的习惯性被迫，总之都不是自觉自发的行善。而儒学则把行善当成自我完成，是熏陶自身人格。从根本上，儒学是不相信善有善报这回事的，但求无愧于己而已，而并不会对没有回报失望报怨，就象孔子对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评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与所谓儒学崇拜权威，宣扬集体主义的滥调相反，儒学天然的反专制。儒学核心理念源自强烈的个人主义，但这是建立在道义和社会责任感之上有担当的个人主义，这就与那套冷漠自私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所以才有“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的信念。所谓儒学支持专制更是无耻至极的诬蔑，如果儒学真适合于专制，也就不被批儒评法了。儒学对统治者普遍是“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所以儒学才有世界最早的革命思想。正因儒学这种不唯上，不唯众的态度，让真正的集体主义墨家和专制代言人法家气急败坏，痛批儒学是反贼乱党，如《墨子·非儒》骂“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韩非子在《五蠹》中也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与说儒学是专制帮手的攻击对照看实在讽刺。

不得不说，没有相当强大的内心，很难接受儒学这种极度阳刚的思想。我们普通人，可能只有靠对未来或来世的期盼才能压倒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也都期待付出必有回报，但儒学告诉你：没有来世只有现实，人必须在现实中尽责于家庭和社会，而现实只能靠自己努力支撑，努力也未必有回报，但只要你在这过程中完善了自己，就能自得其乐，无怨无尤。试问几人能做到？

没有足够的智力，无法理解儒学，没有足够的人格，无法认同儒学，没有足够的勇气，无力践行儒学。这里要招供，虽然本人自信有能理解儒学和智力和认同儒学的人格，但践行儒学的勇气还差的太远。但这丝毫不妨碍我认同儒学，因为毕竟没卑劣到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要对正确的东西反咬一口。我对儒学只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儒学把传授对象锁定于真正的社会精英，而非收高额智商税的忽悠对象，也拒绝提供精神毒品，从而导致低端客户群大量流失。对那些想逃离现实，梦想未来有天堂可去，或有救世主前来拯救自己的人，儒学是暴露自身软弱，让其做不成白日梦的恶人。而对那些收割智商税的形形色色各类救世神棍来说，儒学又是断人财路如杀父母的仇人。

所以除了专制怪兽，骨子里反儒学的只有两类：出卖人格换骨头的走狗，甘心被麻醉宰割的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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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为什么对中国不可或缺？

先从宏观上说。

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说的很好，“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推而广之的儒学也是如此，儒学固然不是中国文明的最初开端，但无论是从传承了自古的中国文明精华，还是儒学开创之初自身就达到超越性的高度，以及之后几千年来成为中国主流文明的精华汇总，儒学都无可置疑的成为中国文明的主体和根本。儒学早已与中国文明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中国和汉族无可替代的支柱。以为可以砍倒儒学这根支柱，靠移植外来宗教或思想来支撑中国和汉族，纯属痴人说梦。否定儒学就意味着否定中国文明，否定中国和汉族的根本，消灭儒学就是要置中国和汉族于死地，有此用心者必是中国和汉族的死敌。

退一万步说，当一种文化思想已经与国家民族历史认同难以切割的程度，即便真的落后陈旧，从现实层面考虑，也该维护其名誉，美化其形象，尽量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并尊奉起来，以避免伤害国家民族的自信和凝聚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是这么做的，虽然未免可鄙可笑但也在情理之中。典型如印度教，其种姓制反倒是大陆这样对国家民族主体文明疯狂歪曲丑化则异常变态。更何况儒学并不需要人为的美化，只要清除涂抹在其上的人为污迹，其自身的伟大和光明自然会显露无遗。

儒学思想最伟大之处在于其以“人”为本位，既然不是将人视为神的工具，当然更没把人当成经济动物。所以儒学立足点始终没有脱离人性范畴，所以儒学的现世性、民本性、民族性、自主性、道德性准则都没脱离理性范畴或丧失人性。

从儒学思想结构来看，不同于西方宗教和哲学，儒学无意在先验的沙地上建一套密不透风的绝对化思想体系建筑，这个建筑全由墙体构成，空间已经被规划的细致入微，难以改建升级，推倒一面墙，意味着整体建筑都会动摇，更别说宛若空中楼格的先验地基了。儒学是建立在现实人类社会地基上，以三纲目八条目为梁柱构建的框架式建筑，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理性严谨态度，对未彻底认识的事物保持开放性态度，不妄下结论不仅远超其它宗教和思想，与现代先进思想相比也毫不逊色。儒学核心纲要在于现世社会人文，毫无非理性成分，其它所谓逻辑严密追求绝对化的先验宗教和哲学，其思想结构宛如密不透风的全墙体结构，几无升级可能。而儒学，对暂时无从彻底认识的事物保持开放性态度，不妄下定论，“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构建起框架式开放思想体系，这正是儒学无与伦比的优势。儒学有在现代和未来随着科技和观念进步不断兼容升级的空间，而无须推倒重来。有这种优势而不去发扬，实在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最大耻辱。

从政治上，儒学民本精神和人格平等观念非常容易就能与现代公民民主及社会公正观念对接。华夷之辨同样可为现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乃至国家力量输出提供了充分的进退空间。儒学内圣外王，养浩然之气，穷达以时的信条，更将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与崇高社会责任感完美的结合起来。儒学思想中也从无抵制科技发展和认识世界的教条。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最宝贵的文明遗产。

儒学这些现代性要素，是任何其它宗教和学说无从替代的。那些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异教也说成中华文明一部分的昏蛋则不理，那些动辄打着诸子百家旗号反儒的货色又何尝真了解百家？百家在他们那里只是用来反儒的工具，而绝非真正要复兴的对象。

儒学是套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不是宗教组织、不是政党团体，不是阶级、不是地位。孔子是夫子，是先师，不是教主，更没有家族世袭体制。儒学并没有许进不许出的教规，也没有确定的身分标语，所以只有认同并遵行儒学原则才能算儒学，而打着儒学招牌却在言行上与儒学基本准则悖逆作对，这号投机分子的锅甩不到儒学头上。儒黑拿后世孔子不肖后人，或是不遵行儒学的既得利益阶层黑儒学，实在莫名其妙，果然是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成习惯了。

儒学提供的是能指导整体社会运作的核心价值观，这与重视专业和科学技术并不矛盾。所谓诸子百家，除了儒道墨法，多数只是专业性学派，如兵、农、纵横、阴阳等，他们只是用而不是体，与儒学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而其它几家综合性学说，敢问道家《老子》那套“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权谋论怎么来指导社会？“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体制怎么实行？至于《庄子》那套自然至上的逍遥派思想，个人可以逍遥，全社会如果逍遥了那就真回归自然了。当然道家自然有其价值所在，中国文明中，儒为阳，道为阴，儒为正，道为奇，中国文化中多数不好拿到明面上的内容最后都被道家吸收了，《道藏》成了无所不包的古书大全。不过虽然黑夜意义也不小，但真正决定我们生活的还是白天，这就是儒与道的差别。

至于墨法两家，一个古代塔利班，一个古代北朝鲜，吹墨法的愿意知行合一，到各自的理想国去生活吗？

儒学现代性如此突出，能做到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全面兼容，实属他人求之不得的思想利器，儒士立场更是为公共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那问题就来了，西方极权形态且不论，为什么从近代到如今，总有一批批自命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乃至公知居然跳出来反儒，合力颠覆了儒学在中国的地位，导致中国做为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和民族，其文明影响力居然几近丧失殆尽？

还是那句话，没有足够的智力，无法理解儒学，没有足够的人格，无法认同儒学，没有足够的勇气，无力践行儒学。这些人要么蠢，要么坏，要么怯，或更兼而有之，而将其串连在一起的就是急功近利。

儒学固然赋予了知识精英较高的地位和影响，但按儒学权责对等原则，也对精英阶层提出了更高的道义和责任追求。精英中的利己分子对此当然极其反感，所以一面利用儒学传统下的地位和影响力获得名利，一边规避自身的责任，狗仗洋势大骂中国文化，大骂国民性，当然是最安全最稳妥，也最能忽悠想靠外来灵丹仙药一口吃成胖子的急功近利信徒。当然，在这样打倒儒学的文明自毁狂欢后，绝大多数人都深受其害，中华文明和儒学更不必说。

知乎问题《你是怎样看待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

儒学即便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体，而中华文明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得以维系的根本。

从中国和汉族的立场，反对儒学就是反对自身，否定儒学就是否自己过往的一切，所谓抛弃儒学强国如同欲练神功先自宫，只能象东方不败一样变成面目全非的人妖，然后——然后就没有了。其实许多国家和民族，包括欧美也并非不知自身文明有重大缺陷，仍然尽力维护民族固有文明形象，尽可能升级提升而非推倒重来，就是因为否定自身过往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其危害与可能的收益相比不值一提。

何况我们万幸的是，做为中国和汉族的一员，我们的文明开创的儒学是一个充满理性、民本、自由光辉，有足够升级空间的思想体系。相比之下，世界其它文明体系都存在难以逾越的非理性缺陷，其思想主体都充斥着神本、教权、来世等非理性要素。

毕竟儒学提倡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严谨态度，在思想领域则是“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且开放架构，其核心原则三纲目八条目，以及三纲五常、华夷之辨的等基本原则不动摇外，可以无限吸纳先进内容，与现代和未来进步完美对接。因为儒学从最初设定，就是不是宗教组织，他传达的不是神谕，而是以人为中心对维系社会发展的长期经验和智慧进行总结，儒学提供能成为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伦理道德体系，而这对社会的作用表面不显，但却是最关键的。孔孟都是夫子，而不是神棍教主或绝对真理在手的专制领袖，这使儒学始终不会僵化，保留了强大的自我修正维护能力，儒学是启发人而不是控制人，是引导而非洗脑的学说。儒学是全世界古代唯一，近现代罕有的，既让人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又兼具人类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思想。

最精分的行为莫过于反儒还自称是中国和汉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者，因为中国民族主义体系唯独存在于儒学中，其它百家真没有，反儒后中国民族主义传统要从何处寻觅？何况中国和汉族如果没有以主导权完全在我的儒学体系加持，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一元，更遑论价值观输出，不过是个缺乏灵魂的行尸走肉，充当他人的附庸和精神殖民地而已，这也正是中国的现状。儒学如同太阳，集中华文明正面精华之大成，对中国和汉族的意义是任何其它信仰无可替代的。本土的诸子百家，专科别技的不论，道家如同黑夜，是中华文明背面的集大成者，虽不可少但也不可为主，只可为奇不可为正。至于墨法，一个古代塔利班，一个古代北朝鲜，吹墨法的愿意知行合一，到各自的理想国去生活吗？

中国近现代没有发扬和提升儒学，使之现代化，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最大耻辱，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剧。

知乎问题《长辈说自孔子以来，儒家就是用来愚民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呢？》

可以反问你长辈读过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吗？如果没有，又凭什么认为儒学愚民？一面说儒学愚民一边显示自己的无知愚妄，实属可鄙可笑。

儒学极其强调个体人格，以及人的自主性。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当仁不让于师”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以上出自《论语》

“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以上出自《孟子》

说实话，身为中国人，如果不是瞎眼文盲，却对儒学没有最基本的了解，反认定儒学是用来愚民的，要么本身就是无知懒惰，甘受愚民洗脑的蠢货；要么是用心险恶，为专制愚民作伥的人渣，或是二者兼是。无论哪种，本质上都没有资格当汉族人、中国人，因为首先他们就没把自己当人。

+++++++++++++++++++补充++++++++++++++++++++

说儒学愚民最荒唐滑稽之处在于：批评者连儒学本质上是精英学说的事实都没搞清。

儒学固然坚持民本思想，但儒学同样强调精英的引领作用。所以儒学教育是从培训精英开始的，然后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儒学的道德标准是二元的，对精英提出的限制和要求承担的义务远远超过普通人。如果说儒学“愚”，那么也是先“愚己”后“愚君”，离“愚民”还远着呢。比如被后人诟病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非指高位不受惩处，对庶人可以无礼。而是指高位者更应知耻，如果违法，就该主动自裁谢罪，别等到被执受刑。而庶人因为客观条件因素，对某些礼仪就不能求全责备。

冉有问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簠簋(fǔguǐ)不饬；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则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谓之罔上不忠，则曰臣节未着；有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之罢软不胜任，则曰下官不职；有坐干国之纪者，不谓之干国之纪，则曰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縳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孔子家语.五刑解》

比如，即便后期被异化的礼教“守节”、“丁忧”等要求，也是官员和上层家庭的义务，而不强求庶民。所谓“从一而终”，从来不是法律上对平民的要求，而是超过平民道德标准的特殊情况，所以中国古代寡妇守节才会成为被表彰的特例，反例就是，啥时见过印度寡妇不嫁会受表彰？

其实搞清这些，就不难明白为啥近现代大批知识阶级和上层统治者开始反儒了。一方面，儒学对精英阶层的束缚和要求更高，而物欲追求远超过责任担当的“伪精英”阶层则急于摆脱儒学的道德限制，如此才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放纵肉欲和权欲。这种趋势一直存在，典型如明朝后期心学流行，而重要因素就是心学对上层放纵欲望更为有利。清贫刻苦，立身严谨的理学宗师朱熹多次弹劾身为宰相姻亲的大贪官唐仲友，这种大无畏义勇之举在明朝后期小说中就被丑化为纠缠私仇的冬烘先生，而大贪官及其包养并狼狈为奸的情妇却成了正面角色。

更关键的是恰恰儒学太不愚民，所以到了近现代，当“伪精英”阶层和当权者认为已经从西方获得了更合适的愚民思想充当工具后，儒学乃至儒学圣贤都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典型表现就是抹黑朱熹的手段更为下作卑鄙了，不仅连以尼姑为妾这种当者迫害理学时造的低级谣言都说成确有其事，更连当年迫害朱熹势力没谈及的乱伦都被发明出来，“伪精英”阶层编造这些与儒学和朱熹本人截然相反的反道德传说的卑下手段，其实正可窥见其肮脏的内心，以及对儒学针对精英的高标准道德规范深恶痛绝，咬牙切齿的嘴脸。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孝经.谏诤章》

儒学成为主流后，中国几千年长期做为世界第一强国，维持了大一统以及古代罕见的阶级流支，并对周边有巨大文化影响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当然双标儒黑如果说这不是儒学的作用，那就更别把中国衰落的锅往儒学上扣。

天堂一直没看到，所以人间就不分好坏了？

打滚无用，某教经典白纸黑字洗不白，儒学你想抹黑做不到。

中国人人可为尧舜圣贤，而印度别说首陀罗，刹帝力也成不了婆罗门。

不在少数是多少？例子很多在哪里？空口白话印度种姓制就是不存在的？所有印度历史文化的记录介绍都做废了？

我当然知道后来印度种姓制已经碎片化了，已经不再是清晰的四大种姓，而是无数次级种姓，但印度种姓彼此隔绝，地位悬殊与最初的情况并无本质区别。

知乎问题《你认为人类有文明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谁？》

当然是孔子。

在人类主要文明刚刚诞生之际，且多数还被笼罩在宗教鬼神阴影之下的时代，孔子就明确否定了鬼神对现世的影响。留下名言震古烁今：

“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虽然没做到根绝了中国人的迷信，至少在主流儒学思想中，阻挡了鬼神和宗教的观念的渗透。对照比孔子晚几百年、几千年，乃至直到今天许多国家、种族被鬼神宗教观念困住而无法自拔，就明白孔子当时这么鲜明的人本和理性思想有多宝贵了。

仅此一项就可说遗泽深远，更不必说孔子学说对精神自由和打破阶级固化的作用了。中国能延续至今，汉族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主要应归功于儒学。即便在现代，儒学思想的核心也丝毫未过时，仍然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对世界最悠久原生文明和最大民族有着最大贡献的人，当然是人类文明以来最伟大的人。

孔子的影响也绝不限于中国，甚至也不限于中国文明圈，孔子的儒学在传入西方后，极大影响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可以说，现代文明的基石是建立在孔子及其学说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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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去中国化的结果，相当多中国人不具备中国文化常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经常被当成孔子站在统治者立场乃至赞成阶级固化的证据。希望这只是出于单纯的无知，而不是带有恶意的逆向民族主义。

这句话通常解释为：君要尽君主的责任，臣要尽臣下的责任，父要尽父亲的责任，子要尽儿子的责任。但孔子回答是针对齐景公“问政”，政者正也，孔子的政治观是：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

对政治向来要求居上者先尽其责，君在臣上，父在子上，前者就必须先作出表率，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应该解读为：君先尽领导的责任，臣才会尽臣下的责任，父先尽父亲的责任，子才会尽儿子的责任。无论哪种解读，都是要求各尽其责，君父责任尤其大，这有何不妥？又与阶级固化有何关系？

除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否则人类社会永远有君（强调一点，君只是社会中的领导，把君只理解为世袭君主，是极其狭隘僵化的理解）、臣（同理，臣也只是指代下属）、父、子关系存在。一个各尽其责的公正有序社会仅对统治者有利？难道只有社会混乱和都不负责才好？要想不阶级固化必须让所有人都放弃责任？为反儒如此反社会究竟是蠢还是坏？

孔子和儒学固然强调尊重现有秩序，毕竟秩序被颠覆，受损的是全社会，而不单是统治者，但前提是现有秩序有向好改进的趋势，而不是拖着全社会滑向深渊。否则无法解释孔子在《易经.彖传》同样赞美“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革命意识，事实上，中国的革命思想，以及推翻暴政的民本主义法理基础完全来自儒学。

墨家作为战国与儒学并列的学派，曾是儒学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因与某主义的相似性而在当下备受吹捧。正因为墨家是儒学的激烈反对者，从其攻击中才能认识至墨家对自己的定位和儒学被其它人忽视的特质。

在《墨子.非儒》一文中，墨家借晏子之口痛骂孔子：“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墨家特别爱攻击儒学好作乱谋反，巧合的是，法家也是如此攻击儒学的，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读完《非儒》，可以看得出，墨家是极其反对以下犯上的，同时，在墨家看来，孔子恰恰就是一贯的以下犯上的最大代表。

顺便再说一下，《墨子.非儒》里还攻击儒学对待娶妻的礼节太隆重，把妻子地位抬的太高，为妻子服丧太久，墨家认为儒学这些夫妻齐等的做法统统都属于“不孝”，这更加有趣。

墨家虽然攻击儒学方面很多时候谎话连篇，但对孔子和儒学蕴藏的革命精神，嗅觉还是灵敏的。实际在儒学的经典中，孔子就不惮与谋反者为伍。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可见孔子甚至对把周朝取而代之也并不排斥。比如在评价秦穆公时，孔子甚至这样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 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史记.孔子世家》

以周朝立场，孔子可谓公开鼓吹颠覆了。

儒学的长远目标是“行道”，也就是三纲八条，《大学》中的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期到达建成小康乃至大同之世。而其它一切手段，都只是为根本目的服务的。但孔子和儒学又不同于某些为所谓终极天堂而不择手段的意识形态，所以即便是短期手段，也不违背儒学的根本原则，所以革命从没被儒学否定过，而阶级固化则从未被儒学赞同过。

知乎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分裂后能重新统一，而罗马帝国后却不能？》

因为中国有儒学，这个根植于我们文明，且与华夏—汉族民族主义和中国统一绑定的社会和政治伦理基石。没有儒学的鲜明民族性，中国不会存在至今；没有儒学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国不会保持长期统一。

知乎问题《孙文做过哪些哪些鲜为人知的事？》

孙文一直反对“五族共和”，以当下标准妥妥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者”。

1919年《三民主义》中写道：“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后，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

1921年3月6日，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

“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 ‘五族共和 ’。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十万，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只二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

“故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使尽化于我汉人。本党所持的民族主义，乃积极的民族主义。诸君不要忘记。”

1921年12 月10日 , 《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 如此阐述了民族主义：

“三民主义中，第一为民族主义。欲言此主义，当回溯武昌革命以前，其时汉族受治於满人，土地全被占据，二百余年中尊鞑子为皇帝。鞑子者即满洲人也，或亦称为鞑虏。初人关时，亦多有起而与抗者，卒以绌於实力，遂至失败。扬州十日之惨杀，真痛史也！

自是而后，满人日施其压制手段、愚民政策，人民乃渐忘亡国之痛，甘心服从。自余提倡革命以来，人心稍稍感动，民族主义渐次膨胀，一般志士遇害颇多，杀一人复生十人，杀十人复生百人，由是革命思潮震荡全国，直至武昌起义始将满人推翻，光复汉族。然则时至今日，民族主义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满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国，僭称帝号，故吾人群起革命。今则满族虽去，而中华民国国家尚不免成为半独立国，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於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若不及今振拔，将来恐将流为他国奴隶。而振拔之责任，尤为军人是赖。军人者，拥护国家者。故须将中华民国国家臻进於独立之地位，然后民族主义始为圆满解决。否则满族虽已排斥，代满族而起者，虎视耽耽，正复繁多，其结果将如缅甸之征服於英国，安南之吞并於法国，是则大可忧也。

吾国今日所以堕落於半独立国之地位者，追原祸首，其咎在满人！

彼满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种种政策无非压抑汉人，因汉人之文明智识皆在其上，深恐汉人果占优胜，必为其害。满人中有端方者，常言“宁可送与朋友，不可给与家奴”，彼盖以朋友比外国，以家奴比汉人。故在满清时代，凡割让土地、丧失国权之事甘心为之，绝无顾忌。直至革命以后，满清虽已推倒，而已失之国权与土地仍操诸外国，未能收回。以言国权，如海关则归其掌握，条约则受其束缚，领事裁判则犹未撤销。以言土地，威海卫入於英，旅顺入於日，青岛入於德。德国败后，而山东问题尚覆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归还。由此现象观之，中华民国固未可谓为完全独立国家也。吾人若以救国为己任，则仍当坚持民族主义，实行收回已失之土地与国权，始能与日本、暹罗同为东亚之独立国。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也。”

知乎问题《为什么 21 世纪的中国还会有人持有「全盘西化」的思想？》

这种货色，早就被中国古代小说描摹出来了：

此时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便阖县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开典当行盐，就冒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亲。初时这余家巷的余家还和一个老乡绅的虞家是世世为婚姻的，这两家不肯同方家做亲。后来这两家出了几个没廉耻不才的人，贪图方家赔赠，娶了他家女儿，彼此做起亲来。后来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没有分外的赔赠，反说这两家子仰慕他有钱，求着他做亲，所以这两家不顾祖宗脸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呆子，那呆子有八个字的行为：“非方不亲，非彭不友。”一种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个字的行为：“非方不心，非彭不口。”这话是说那些呆而无耻的人，假使五河县没有一个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亲，没有个中进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这样的人，自己觉得势利透了心，其实呆串了皮。那些奸滑的，心里想着同方家做亲，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说出来，只是嘴里扯谎吓人，说：“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师，彭三先生把我邀在书房里说了半天的知心话。”又说：“彭四先生在京里带书子来给我。”人听见他这些话，也就常时请他来吃杯酒，要他在席上说这些话吓同席吃酒的人。其风俗恶赖如此…….."——《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

只要替换几个名词，完全可以无缝对接。本质就是趋炎附势之徒，嘴里讲的是西化，心里全是私利，而且多数是呆串了皮。

何况真讲“全盘西化”，当下早就是了。某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最极端的极权思想，对中国民族文化破坏，搞去中国化一直不遗余力。举个最简单例子，当下我们用的所谓“公元”纪年，实质是西方基督教纪年（正名应为“西元”），换成中国古代，用别人纪年是“奉正朔”，是只有表示臣服效忠的属国才会做的。所以东亚稍有自尊自主意识的国家，如中华民国和日本乃至朝鲜，都是用自己的纪年。主动奉西方正朔这种前无古人的臣服态度如果不算“全盘西化”，难道非把汉族灭绝，用异族人取而代之才算“全盘西化”？

当下是物极必反的关键时期，要么中国文明走向复兴，要么走向瓦解灭亡。

知乎问题《为何孔子的地位比墨子高？》

任何一种学说，从不是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更高尚和更无私就真的对人民和社会更有益。

孔子理解并遵循基本人性。把行为准则定位于人人能为的水平，只是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可，这是现代个体权利和自由理念的基石，仅此一点就不知道比古代其它宗教和理论高到哪里去了。事实上，孔子非常强调道德的普遍可行和可持续性，所以赞扬子路救人收谢礼，而非常反对把道德水准定在多数人难以做到的程度，所以训斥子贡不为赎人收国家奖励。

孔子是理性的。儒学之所以不同于宗教，就在于从一开始孔子就不谋求建立一个控制信徒，限制其思想和行为的组织，而是启发其自觉意识，所以孔子的门徒是以对老师而不是对教主的态度，可以置疑甚至可以批评孔子。儒学的人本和理性精神的内核，让得儒学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纯粹的个人和思想迷信，在基本原则框架内，儒学可以不断发展进化，而不致陷入思想僵化。

孔子也是现实的。儒学承认关系不平等是现实存在的，但强调了人格意义上的平等，对现实关系不平等，以权力必须与责任相匹配的要求进行平衡。上位者应该首先尽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意思。历史上儒学向来把主要批评矛头指向地位更高的一方，国家有难是统治者失德，养不教是父之过。而伪平等论者，一方面改变不了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但又借平等理念之名把责任推给下位者，动辄指责无权弱势的一方。请问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儒学强调不同地位关系的双向对应，所以可以是“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的正向关系，也可以是“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负向关系，这就在理论上杜绝了不受限制的单向权力。

反观墨子，无论兼爱看起多高尚，实际是违背基本人性和伦理的，而人类一但连基本人性和伦理都不顾，其实也就丧失了一切自我限制，这就是孟子认为任何宣扬极端无私实际都会和宣扬极端自私一样转化为对他人和民众权益的彻底践踏，会导致“率兽食人”的局面，孟子这一预言已经为现代中国历史所证实。

反人性就必然要诉诸于宗教或宗教化意识形态，所以墨子也是个神棍，处处宣扬鬼神如何灵验，以神灵恐吓信徒和民众，树立一套先验而不可证明的意识形态，必需规避理性的置疑，需要大量思想或暴力恐吓，所以历史上因反儒被杀者极少，但死于对一神教及某“科学理论”置疑的人则数不胜数。至于提倡禁绝音乐，去除一切艺术的主张，不亚于现代塔利班。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穷人本色，实际是让穷人生活在没有个人乐趣的环境下，更易被操纵。而墨子“明鬼”的目的就是为了“尚同”，尚同就是同上，就是下级完全服从上级，而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来源是鬼神，而非儒学所认为的民众。

很多人看到了墨家“非攻”主张，就把墨家当成和平主义者，却忽略了“非攻”是需要军事组织的，而墨家组织本身就是极端强化型的军事团体。所以墨学的主要理论，与其说是平民理论，不如说是种军事化组织的理论。所谓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压制一切物质需求，统治者拥有生杀予夺的全权，这种只适用于极端战争状态下的指导理论，如果当成通用的国家意识形态，最终只会走向军国主义极权。

下文引自《墨子.号令》，从中可以窥见墨家的另一种面目

卒有惊事，中军疾击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无得行，行者斩。女子到大军，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皆就其守，不从令者斩。离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备奸也。里正与皆守宿里门，吏行其部，至里门，正与开门内吏，与行父老之守及穷巷幽间无人之处。奸民之所谋为外心，罪车裂。正与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斩；得之，除，又赏之黄金，人二镒。大将使使人行守，长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将之行，不从令者斩。 诸灶必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失火以为事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救火者无敢喧哗，及离守绝巷救火者斩。其正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谒之大将，大将使信人将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斩。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无有所失，逮其以火为乱事者如法。 围城之重禁，敌人卒而至，严令吏命无敢喧嚣、三最、进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

墨家认为统治者应拥有对臣民无可置疑的完全权力，这一点与法家完全一致，加上墨家骨子里的极权主张，这是墨家与法家主导的秦国越走越近，并最终在秦亡后消失的主要原因。

知乎问题《为何那么多人认为三纲五常是反人性的东西？》

儒学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外来意识形态想在中国独大，自然必欲置儒学死地而后快。在外来意识形态主导下长期去中国化黑儒反儒的洗脑大环境下，很多人被驯化成功，交出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自由意志，只会对官方灌输的反儒内容条件反射式的复读，而不明白背后的动机以及儒学的真实内涵。这是蠢的一面。

还有另一种，就是他们所谓的“人性”其实乃是兽性，毕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之为人的关键点也就那么几个——道德、伦理、责任，去掉了这些人与禽兽也就没啥区别，甚或禽兽不如，而道德、伦理、责任必然会对人形成自我约束和外在约束。想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就需要找让自己和外界接受的理由，而“反人性”这个乍听高大上，而实际含义模糊不清的名词就成为很好的借口。打着“人性”的旗号而干禽兽勾当，岂不快哉。这是坏的一面。

对五常仁、义、礼、智、信，瞎起哄的多，真批判的少，毕竟再怎么抹黑也无法否认这都是美德，宣扬应该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实在是蠢坏的太露骨，最后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顶多能说这些美德不是儒学独有，可这种批判无力之极，所以多数骂三纲五常的，都是绕开五常，直奔三纲而来。

那被某些人深恶痛绝的三纲究竟是什么呢？“纲”本意是提网的总绳，引申为事物的关键要领。三纲是强调君臣、父子、夫妇这三者是最关键的社会关系，至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是三纲的引申，指三纲中强势一方要承担更主要的责任和表率作用，这也与孔子在《论语》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相吻合。难道这有错吗？

反儒者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邪恶的动机，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歪曲儒学的基本理念，专搞自立靶子自己打的手法黑儒学，也就是所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

在三纲中，绝无一方可以主宰和操控另一方的含义，或只强调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而是双向对应互动的关系，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而前者更需要先作出表率，我不知道从中看出等级、专制、奴性的都是些什么人，也许是满脑子只有等级、专制、奴性的货色吧。

为什么三纲是主要人类社会关系？父子、夫妇是家庭关系的基础，而家庭又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君臣狭义可理解为国家领袖与官员的关系，广义可指代所有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只要人类文明还在，这些社会关系就是无法摆脱的，这就是其所以为三纲的原因。

由于儒学被歪曲捏造太久，我这里纠正几个重要儒学概念：

忠：在儒学中是指尽心为对方谋划，并非局限于以下对上，而是包括平等的为人做事态度。儒学的忠更绝非满清以来，特别某十年间所歪曲成的无条件尊奉和服从。相反，忠是有限度的，可撤销的。儒学对所有社会关系都强调双向对应，所谓“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

还有被很多人误解的更重要一点：儒学中忠君只是官员的责任，而不是人民的责任。君臣是以供养换取回报的关系，那么只有直接供职于君上，接受其俸禄的人才是臣下，而“民”不在其中。同时因为是民供养了君以及臣，所以儒学中从没有要民忠于君的概念，而是完全相反，君和臣最终都有必须忠于民的义务，所以才有“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的表述。而要人民忠于政权领袖，在儒学看来完全是大逆不道之举。

孝：孝也绝不是反儒分子所歪曲的无条件遵从父母。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孝经·谏诤章》

儒学显然是把仁义放在忠孝之上的，这不是用仁义来否定忠孝，而是以仁义引导忠孝，也就是只有让父母所为符合道义，才是真正的孝。绝对服从，那是以奴才对主子的态度，绝非子女对父母，下属对上级或朋友之间应该的立场，所以孟子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一味顺从才是不忠不孝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