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前言

米尔斯海默将他的理论解释为“攻势现实主义”，源自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他认为世界处于列强之间的冲突中，并且永远不会结束。

本书主要讲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政治，中国当然是作为「离岸平衡」策略被针对的对象。

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多了，不管无人机再厉害，还是要靠陆军去推进战线，从这点来看，米尔斯海默的思路还是很正确的。

书中主要观点如下所示：

• 无政府状态和权力斗争：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总是在寻找机会获得“力量”以超过它们的对手。他解释国家无休止的追求力量是因为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政府之上无政府”，没有一个守夜人能在国家遭受攻击时给予帮助，国家只能依靠其自身获得安全。因此，国家不断寻求扩大其自身的军事、经济力量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 陆地强国的首要地位：米尔斯海默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源于其军队的力量特别是陆军的力量，他认为陆军仍然是现代战争的主导力量，但陆军的投送能力受到广阔海洋的限制。另外，核武器能够降低但不能消除大国间陆军冲突的可能。
• 海洋的阻力：米尔斯海默认为海洋的存在让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全球霸权，他解释为海洋限制了军事力量的投射能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了霸权。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成为西半球的霸主，并防止在东半球出现类似霸主。换句话说，美国的角色是作为一个离岸平衡手，阻挠任何欧亚大陆霸权国家（俄罗斯、中国）的崛起，并且用战争作为阻止其崛起的最后手段。
• 离岸平衡手：米尔斯海默总结欧洲史上英国在欧陆的外交策略为离岸平衡，并指出美国应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 攻势现实主义：针对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作者采用的是攻势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大国首要关心的元素为如何在国际政治中生存。在攻势现实主义的解释当中，大国会为了自身的生存竭尽心力的扩充自身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权力以获得最大的安全，故大国会为了自身不得不采取侵略性行为，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更多的权力。

我们要建立新中国，就必须和美国鹰派出好关系，至少应该让他们不妨碍我们实现理想。

书籍简介

作者: 约翰·米尔斯海默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王义桅 / 唐小松

出版年: 2015-4

页数: 451

定价: 75.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东方编译所译丛·精装书系

ISBN: 9787208127098

内容简介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史论结合，考察了自1792年以来的大国关系。在本书中，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就是：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大国意志在陆地上的表现是成为地区霸权（为了最安全的生存），而水域的阻遏力量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因而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功实现（美洲）地区霸权的国家，它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防止出现任何地区霸权。

作者简介

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之一，《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他是国际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也许，也是在中国最受争议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之一。

正文摘录

现实主义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理论（代译序）

【注：先吐槽一句，大陆的国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和各种国际关系专家脱不了关系。这里勉强记录点我觉得还行的内容，但这不代表我同意这些看法。这些内容仅供参考。】

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

思维起点：神性——人性——国家性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起点：人性本恶，故权力本恶；国内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国际是民族国家林立，势力均衡。人是自私的、理性的，故国家是利己的、理性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国家对权力、利益、安全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导致权力、利益、安全的稀缺性。人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性张扬，西方基督教内部血腥拼杀，对外则是野蛮扩张、掠夺、殖民。这就产生出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逻辑：以权力追求安全，以实力争取利益。

思维方式：国内——国际二分法

为了表明人性张扬导致的国家性张扬合法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杜撰出一个先验论——无政府主义（Anarchy），以便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区别开来——其本质是国际关系缺乏国内那样的中央政府权威，并非真正的无政府（Chaos）或无序（Disorder）。望文生义的翻译常常导致对西方理论的误解。其实国际关系中仍然是有法则的，古典现实主义推崇实力均衡法则就是对自然界平衡法则的延伸。因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描述的国际社会并非无法无天，现实主义各流派对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规范也是承认和尊重的，只是从根本上不相信它们能维护安全、保护利益而已——权力才是根本的。假定”无政府状态“是为了引进”自助体系（Self-help）概念。民族国家的结盟（Alliance）、跟着强者走（Band-wagon）、均势（Balance of power）等逻辑就是在“天助自助之人”的信念下展开的。……

现实主义的挑战者——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修正“无政府状态”假定和“国内-国际”二分法，然而本质上并未动摇其逻辑，而是国际关系下不完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关系的折射及西方无法主导世界的反映，但毕竟国际社会迄今未走出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的影子。因此，现实主义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中国也是信徒云集。

思维过程：原罪论导致宿命论

【注：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其实不用等到现在，杜鲁门、马歇尔当年使劲坑害中国人，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

Nation-state在日文里翻译为国民国家，的确更贴切。此外“际”是否为“inter”，而不是“intra-national”、“trans-national”、“super-national”relations呢？

作为世俗文明的中国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就不足为怪了。所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模糊认识；本质上，在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不以national-state为基本单元探讨国际关系理论，这就有待后西方世界的真正来临。

现实主义何以回归现实世界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将第十章改写为“中国能和平崛起吗？“是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最终检验。

写序作者论文

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解析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国际关系是以国与国关系形式表现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 内是有政府状态的，而国际社会是缺乏最高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追逐的基本目标是生存与发展，以国际关系术语讲主要是安全与权力。国际关系理论的 不同学派及其争论首要的即是围绕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展开。认为只有争取权力（强权）才 能追求到安全（和平）的是经典现实主义（以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代表 ），认为各国权 力必须受制于集体安全与国际道德的是理想主义（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及至集体安全（世 界和平）与国际道德（国际法）以国际（内）制度、国家间相互依赖及国际组织等来体现， 理想主义又发展到自由主义阶段，并派生出国际制度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 和平论、国际组织和平论等不同主张（拉塞特《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

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强调，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 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 家的决策和行为。” 那么，何谓“大国”呢？

“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 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

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所谓“悲剧”，其涵义 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 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 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 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

其二，国家的进攻性企图与权力和生存之间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 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 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 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 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 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这种悲剧的持久性是以其彻底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即不管 大国的性质如何，都会遵循这种逻辑。

总之，《大国政治的悲剧》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认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的生 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即地区霸权，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而由于中 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 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书中，作者根据“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是什么”、“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将现实主义分 为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

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被称作“经典现实主义”。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将国家性等同于人性，强调国家的“权力欲望”，认为国际政治的主 要驱动力是体系中的“权力意志”。

防御性现实主义又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 中。与摩根索不同，华尔兹并不认为国家内在的侵略性是由于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在于追 求“生存”这一目标，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使其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因为“过 多的权力”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抗衡。因此，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围绕冷战结束的争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以及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通过集中关注名为“进攻－防御平衡”的结构概 念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个案提供支持。他们指出，无论何时，军事力量都被划分为要么偏重 进攻要么倾向于防御两类。倘若防御明显强于进攻，征服将变得困难，那么大国就不会萌发 用武力攫取权力的动机，而是保护它们已经拥有的权力。当防御占优势时，保护已有的权力 就更为容易。相反，倘若进攻更易于得手，国家就非常渴望征服他国，那么体系中出现频繁 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不过，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进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的方向严 重倾斜，从而让征服变得极其困难。总之，建立充分的均势加上防御比进攻所具有的自然优 势，应该能打消大国寻求侵略战略的念头，而使其成为“防御的倡导者” 。

作者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 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 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 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 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 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 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 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 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思考，有时则采取进攻性行动。”

追求霸权的国家为什么不担心其他国家会组成均势联盟反对它呢？作者指出：“受威胁 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者可避免与侵略 者打斗的代价。” 这就突破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本书一再强调，国际体系结构是通过世界是如何组成的五个假设来界定的，包括如下的 几点事实基础：（1）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者，处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该体系缺乏 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大国都具备一定的进攻性军事 能力。（3）一国无法确定他国是否怀有敌意。（4）大国高度重视生存。（5）国家是理性行 为者，能理智而有效地设计使其生存机会最大化的战略。

作者指出，上述五条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地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 举动。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 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 (power maximization)。

第一，大国彼此畏惧。它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担心战争迫在眉睫，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 畏惧的根源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击能力和不信任。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没有国 家之上的权威机构帮助它，也没有任何方式使侵略者受到惩罚。因此，它们不得不随时为战 争做准备。

第二，自助原则。由于政府之上没有政府，因此，国家彼此皆为潜在的敌人，不能依赖 别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在国际政治中，天助自助之人。自助原则并不 排斥国与国之间建立联盟，但是联盟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今天的盟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盟友。

第三，权力最大化原则。由于惧怕他国，国家必须自助，因此，大国最佳的安全保障就 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一国越是强于对手，它受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国与国之间的实 力相差越大，强国受弱国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理想的局面就是成为系统中的霸主。

作者进而总结道：“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 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意旨 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同时他又提醒道，“进攻性现 实主义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在大部分时间 内它仍是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极好工具。”

……

作为一般理论的普遍缺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保留并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传统 与偏颇，如对国内政治的忽略，静态化地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忽视国际机制、非国家行为 体的作用，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安全最大化原则，未认识到大国扩张的边际效用原理——“当 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时，大国便会停止扩张” 。

……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十分强调陆地力量的重要性，认为作为军事权力原动力的 人口与财富是衡量大国的主要标准。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地区霸权，但不可能形成全球霸权，原因是越过巨大的水域投送力量十分困难：“巨大的水体使陆军很难进犯一个由武装完 备的大国保卫的领土。”

这样，陆地逻辑形成的进攻性原则与水体阻遏力量之海洋逻辑的结合，使“离岸平衡手” 角色成为大国的最佳选择，如此方能超越均势联盟的制约；作者还认为，美国是现代历史上 惟一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尽管其他国家为了寻求地区霸权打过许多大仗，如东北亚的日本帝国、欧洲的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等，但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取得地区霸 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业绩。换句话说，地区霸权不需要与之 匹敌的对手：“难怪美国这个现代历史上惟一的地区霸权从未考虑过征服欧洲或东北亚。一 个大国可以征服它从陆地上能到达的相邻地区，但是绝对不可能获得全球霸权。” 笔者曾 经指出，这种“离岸平衡手”本身是美国作为“霸权均势”角色的重要体现：从内部看美国，它 是“离岸平衡手”，而从外部看则完全相反，让人感到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

在作者看来，美国是历史上惟一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以及越过巨大水域投送力量十 分困难这两个事实，使得美国作为两面靠洋（既非欧洲亦非亚洲）的大国地位永远无法动摇， 换句话说，其霸权将永世长存，“因为两个庞大的‘护城河’——大西洋和太平洋——一直把它 与世界其他大国分隔开来，因此，美国也许是历史上最安全的大国，” 这体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的保守性。这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避免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警告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灾难，超越了历史上大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的钟摆逻辑。

理论的种种不足往往与理论本身折射出的作者个性、国家性与时代性分不开的，因此， 笔者提倡以“作者个性－—国家性－—时代性”三个层面评判理论。从作者个性来说，本书对 权力的理解特别亲睐于领土征服与陆地力量，过分强调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困难。这恐 怕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作者西元1970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在美国空军服役 5 年。如果他是毕 业于海军学院，在航空母舰服役，是否还会坚持“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困难”呢？作者的 其他个性，包括其悲剧意识、历史哲学，无疑也对其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作者经历严重影 响其理论特色与偏颇的类似局面也可从摩根索、基辛格等人身上找到——作为犹太人的传统悲观思维与二战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两人的现实主义理论观。

在国家性方面，非常有意思的是本书第一章末尾对美国领导人惯于言行不一的现象分 析。作者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的，但往往根据现实主义行事，美国是说一 套做一套的。这就统一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谓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分野的认识。 更有启发意义的方面在书中并未挑明，那就是，这一逻辑分裂是美国精神世界的“例外论”思想在作祟。

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有异曲同工之 趣，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均势战略。因而米氏提出“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 耸人听闻的逻辑，目的在于“为永葆美国强权开药方”。

中文版前言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他们一定已注意到，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 却以现实主义方式形式。

【注：民主党人的理想主义不知坑害了多少地球人，哎！】

英文修订版前言

【注：美国主要欺负小国，有效反驳姨粉分裂论。】

英文出版前言

例如，我强调大国追求使其分得的世界权力最大化。我还认为，包含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换句话说，包含一个潜在霸权国家的多级体系，特别倾向于战争。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作者先引福山”历史的终结“的相关言论——认为和平永降人间的时代开始了，但作者不同意这个看法。

悲哀的是，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只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是成为霸主（Hegemon），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

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有时，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Hegemon）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这种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倾向于伺机使世界权力的分配朝有利于大国的方向改变。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它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简言之，大国存有进犯的预谋。然而，一个大国为了获取权力不但要牺牲他国利益，而且会不惜代价阻止对手获得权力。因此，当权力隐约出现有利于另一国的变化时，大国会极力捍卫均势；而当有可能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变化时，它就会抓住机会，想方设法打破平衡。

为什么大国会如此表现呢？我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一并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提防：（1）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至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3）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有了这一担心——不可能完全一劳永逸地消除——国家认为实力愈是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就愈高。毫无疑问，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

没有人有意预设和构想这种局面真是一个悲剧。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在该段的下半段，作者引用了俾斯麦评价波兰人的例子证明上述观点。

进攻性现实主义

关于大国关系的互动，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特别强调它们寻求机会来攫取权力，损人利己。另外，我区分了最易和最难引发冲突的情况。譬如，作者认为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容易导致战争，而含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或曰含有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是众体系中最危险的体系。

大国主要是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在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中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一次正规战斗的军事实力。候选国家不一定具备打败领先国家的实力，但它必须具有把冲突转向消耗战并严重削弱优势国家的潜能，即便优势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核时代，大国不仅要拥有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有能承受他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力。但也不排除这一可能：一国拥有超过其他所有对手的核优势，它非常强大，在该体系中称霸世界。如果体系中出现了核霸权，那么常规武力均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显得无关紧要。

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

追逐权力

权力是作者论点的实质。

对于所有现实主义者来说，盘算权力是国家考虑周围世界的关键所在。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

本书围绕六个问题对权力展开讨论。第一，为什么大国想要权力？国家争夺权力的根本逻辑是什么？第二，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多少权力才是足够的？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大国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如上所述，我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鼓励国家追求霸权。

第三，什么是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是如何定义和度量的？有了好的权力参照点，才可能确定个别国家的权力水平，然后我们就能描绘该体系的架构，特别是认定哪些国家具备大国资格。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确定体系是霸权（由单一大国主导）、两极（由两个大国控制）还是多极（有三个或更多大国主宰）体系，而且还可得知主要大国的相对力量。我们尤其想弄清它们的权力是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均衡分配或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特别是体系内是否存在一个潜在的霸主——一个比它的任何大国对手都强大得多的国家。

同时，明确地定义权力还可为我们考察国家行为提供一个窗口。如果充分了解权力的内涵，一旦国家为权力竞争，我们对竞争的属性就懂得更多，进而得知展开竞争的原因。概言之，更多的了解权力的真实本质有助于解释大国之间如何竞争。

第四，当一个大国威胁要打破均势时，其他国家以何种策略获取或维持权力？讹诈和挑起战争是国家获取权力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建立均势（Balanc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是大国面对危险对手时用以维持权力分配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阻遏对手的重任，并投入大量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而通过推卸责任，处于危险中的大国设法让另一国承担起阻止或打败威胁过的重任。

最后两个问题集中讨论国家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的关键策略。第五，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何种权力因素使安全竞争的加剧及进而导致的公开对抗更容易或更难以发生？第六，在什么情况下，受威胁的大国会采取军事策略以对抗危险的敌手，又何时企图把责任推卸给另一受威胁的国家？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

作者认为的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三部现实主义著作：

• 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所有这三位现实主义大师在其作品中都批评了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比如说，卡尔和华尔兹对自由主义关于经济相互依存提升和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这些现实主义者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华尔兹挑战摩根索关于多极比两极体系更为稳定的论点。另外，虽然摩根索认为国家努力争取权力是由其本能的贪欲使然，但华尔兹却坚持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追求权力以提升它的生存前景。这些事例只是现实主义思想家众多分歧的缩影。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的乐观建立在三个核心信念之上，这些信念是该理论所有流派耳熟能详的共识。

第一，自由主义者把国家看成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

第二，国家的内部属性存在很多变数，其差异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自由主义理论家常常认为，有些内部安排（如民主）天生优于其他因素（如专制）。因此存在好与坏的国家，好国家寻求合作政策，彼此很少发生战争；而坏国家则挑起与其他国家的争端，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因而，通向和平的钥匙在于让好国家遍布全球。

第三，自由主义者相信，权力的多寡几乎不可能解释好国家的行为，它们对其他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盘算更具重要性，尽管不同理论对盘算的方式各有不同。坏国家可能受贪欲驱使，为猎取权力而牺牲他国利益，但这只是因为它们被误导罢了。在一个只有好国家的理想世界里，权力基本上无关紧要。

衍生理论：

• 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
• 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
• 国际制度和平论：国际制度提升国家间的合作前景并能极其有效地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注：根据<独裁者手册>，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民认为其他民主国家的行为有害，其实往往也是靠发动战争或支持军事政变来解决问题。美国经常干这事。】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强调现存力量和趋势的不可抗力，并坚持认为最明智的选择是接受，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力量和趋势。——卡尔

这一国际关系悲观论由三个核心要件组成。第一，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成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现实主义者重视大国，因为这些国家主宰和塑造着国际政治，同时也引发致命的战争。

第二，现实主义者认为，大国行为主要受其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属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们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一般不对国家的”好“或”坏“进行明确划分，因为任何大国无论它的文化和政治体系如何，也不管它由谁来掌控政府，都会按照相同的逻辑行事。因此，国家很难被区分开来，唯独相对权力的差异例外。

第三，现实主义者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支配国家的思维，国家为权力而竞争。有时，竞争是战争成为必需品，战争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治国手段。……最后，竞争具有零和属性，又是非常惨烈和不可饶恕。当然，国家彼此也有偶尔的合作，但它们从根本上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

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支配欲望，而是因为他们要想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权力。下表概述了主要现实主义理论是如何回答上述基本问题的。

自由美国的权力政治

现实主义理论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核心思想——为国家自私地追逐权力提供绝好的凭据——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现实主义

美国人也倾向于认为，道德应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著名的社会学家西莫·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写到：”美国人是乌托邦式的道德家，他们试图让德行制度化、铲除邪恶的人并消灭邪恶的制度和实践。“（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p63）

【注：美国立国精神和儒家确实很接近！】

言辞与实践

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食，做一套。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总在评论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倾向。例如，卡尔早在西元1939年就说过，欧洲大陆国家把讲英语的民族看成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另外，美国本身对言辞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是视而不见而。两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

其次，当美国处于权力考虑不得不采取与自由主义相冲突的行动方式时，”抬轿人“（spin doctors）就会出现，并会讲述一个与自由理想极为匹配的荒诞故事。例如，西元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进步的宪制国家。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也改变了。直到西元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他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

【注：美国佬也曾崇拜德二，确实是个有趣的事情。】

同样，西元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西元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美国在西元1941年末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美国这一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

【注：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作品有：Ido Or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hanging U.S. Perceptions of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No.2(Fall 1995),pp 147-184。 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Chap.2。英国决策者也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努力清除俄国形象的讨论。

本书的构想

第二章阐明了作者的理论即国家为什么争夺权力和追求霸权。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作者给权力下了定义，并解释如何度量权力。这主要是为检验作者的理论做铺垫。不弄懂什么是权力以及国家为了极大地占有世界权力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就无从确定国家是否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作者首先对潜在的权力与实际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区别，然后指出国家对这两类权力都非常在意。第三章集中讨论潜在权力，主要包括一国的人口规模及财富数量。第四章讨论军事实力。这一章很长，因为作者探讨的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和”水域的阻遏力量“这两个既新颖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

第五章主要探讨大国为获取和维持权力所运用的策略。用较大的篇幅讨论战争对获取权力的实效性。同时，作者还重要讨论了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等主题，这是国家面对那些想打破均势的对手的威胁时所采用的主要策略。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作者对历史记录进行考证，看是否存在支持本理论的证据。作者特别对西元1072-1990年之间的大国行为作了比较，并检查这些行为是否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测。

在第八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理论，解释大国何时建立均势以及何时选择推卸策略，然后运用历史记录检验该理论。第九章讨论战争的诱因。在这一章里，作者也提出了一个理论，然后以实证记录检验它。

第十章研究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是西元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作者要讨论这个最重要问题里最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所以这一章将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崛起的中国会怎样面对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而预测的结果并不乐观，中美两国安全竞争将愈演愈烈，周边国家大多会联合美国制衡中国。而且虽然很多人预测中国不会打仗，作者却认为两国很可能爆发战争。

第二章 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

大国总是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s）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是心怀修正主义（Revisionist）意图的大国。

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国家为什么追逐权力

国际体系鼓励国家寻找机会最大化地夺取权力。

基本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第二个命题是，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

第三个命题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

第四个命题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

第五个命题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

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他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国家行为

安全困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用来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即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是利用其他国家，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后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无休止的安全竞争连绵不断。不幸的是，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

国家是追求权力的最大化者就等于说它们在乎的是相对权力而不是绝对权力。……权力不是达到目标（生存）的手段，而是目标之本身。

估算侵略

大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均势以及其他国家对它们行动的反应。它们将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与可能的利益之间的得失。倘若利益不足以抵消危险，它们会按兵不动，等待更有力的时机。国家从来不会发动不可能提高他们总体地位的军备竞赛。 ……一国必须知道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制度。

不过，大国也不时会出现误算，因为它们总是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作出重要决定。国家对它们面对的任何形势几乎都没有完整的信息。这一难题有两个方面。潜在的对手有虚报它们自己的实力和弱点、隐藏真实目标的动机。试举一例，一个较弱国家试图阻止一个较强国家的进攻，前者可能夸大它的实力，以打消潜在侵略者的进攻念头。另一方面，一个打算采取侵略行动的国家可能突出它的和平目的，而夸大自己的军事弱点，以使潜在的受害者疏于建立他的军备，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也许没有哪一国的领导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会玩弄这种伎俩了。

【注：剩下的内容核心就是战就示敌以弱，不打就示敌以强。】

然而，即使假情报不是问题，大国也常常无法肯定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将如何表现。譬如，有时，很难事先确定新式武器和未经战争洗礼的战斗部队如何在敌人的火力面前发挥作用。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和战争游戏虽然有益，但是无法准确表现实战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打仗是一项复杂的赌博，常常难以预料结果。

有时，大国也既吃不准盟国的想法，也无法确定对手的意志。……

概言之，历史记载表明，进攻有时会成功，有时不会成功。关键在于，最大化地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

霸权的极限

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唯一的大国。一个只比体系中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国家不算霸主，因为严格地说，它还面对其他大国。

除非一国可能获得明显的核优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霸主。统治世界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要跨越世界海洋到大国对手的领土上谋取权力非常困难。

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

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辉煌。换句话说，地区霸主不需要与之匹敌的对手。

此外，如果两个大国中冒出一个霸主，那么那一地区的其他大国本身可能牵制它，使远处的霸主安然无恙。当然，假如本地区大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远方的霸主可能恰当的措施应对这一威胁国。

总之，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主。那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着西半球，而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主。但如果一个地区霸主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他的远方对手。当然，两个地区霸主都会受到那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

权力与畏惧

这种逻辑一目了然：感到恐惧的国家特别卖命地寻找提高自己安全的出路，它倾向于用危险的政策达到那一目的。因而，弄懂是什么引起国家彼此或多或少地畏惧对方非常重要。

大国间的彼此畏惧来自于这一事实：它们总是具备一定用来抗击彼此的进攻性军事能力，而且任何国家都永远无法肯定其他国家不打算用这一能力来反对自己。此外，由于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运作，万一另一大国进攻它们，没有任何守夜人为它们提供帮助。虽然无政府状态和对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国家间无法消减的畏惧程度，导致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但是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恐惧程度要高于其他时候。原因在于无政府状态和辨别国家意图的困难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实，常量是不可能解释变化的。然而，国家威胁彼此的能力因情况不同而各有区别，而且它是驱使恐惧程度或高或低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一国获得的权力越多， 它令对手产生的恐惧就越深。

对于权力怎样引起恐惧的讨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权力。区别潜在的权力与实际的权力很重要。一国的潜在权力建立在它的人口数量和财富水平上。这两种资源是军事能力的主要支柱。拥有大量人口的富裕对手通常能建立令人胆寒的武装部队。一国的实际权力主要体现在它的陆军和直接支持它的空军及海军力量上。陆军是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因为它是征服和控制领土（在一个以领土国家为特征的世界里极为重要的目标）的主要工具。简言之，即使在核时代，军事能力的核心成分也是陆上能力。

权力因素在三个主要方面影响恐惧的程度。第一，一个拥有能经受核打击并实施报复的核对手与它不具有核武器时相比，前一种情况造成彼此恐惧的程度要小一些。

第二，当大国被巨大的水体分隔时，它们常常不具有相互攻击的强大进攻能力，不管其军队的相对规模多大。

第三，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会极大地影响恐惧的程度。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国间的权力是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平衡分配，或是否存在极大的权力不对称性。产生最大恐惧的权力结构是多极体系，它包含一个潜在的霸主，作者称之为“不平衡多极”（unbalanced multipolarity）。

一个潜在的霸主不仅仅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它是个具有巨大实际军事能力和很大潜力的大国，很可能支配和控制它所在地区的所有大国。一个潜在的霸主不一定立即拥有攻击它所有对手的资本，但必须具备击败单个对手的可观前途，并有逐个击败其中一些敌手的大好前景。其核心关系在于体系中的潜在霸主与次强国之间的权力鸿沟——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显著的差距。要成为潜在的霸主，一个国家在本地区所有国家中不仅必须——以相当的差距——拥有最大的潜在权力，而且还要拥有最庞大的军队。

两极体系是最不容易引起大国彼此恐惧的权力结构，尽管这一恐惧并非微不足道。两极下的恐惧并非剧烈，原因在于，该体系中，两个大国常常保持大致的均势。不存在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作者称之为"平衡多极“（balanced multipolarity），这种体系中的成员之间仍可能存在权力的不对称性，尽管这些不对称性不像体系中出现潜在霸主时那样明显。因此，平衡的多极可能比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产生的恐惧要少，但比两极体系引起的恐惧要多。

关于大国间恐惧的程度如何随权力分配的变化而改变，而不是随国家对每一方意图的估测而变化的讨论，引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当一国考察它的环境，以决定哪些国家对自己构成威胁时，它主要关注潜在对手的进攻能力，而不是它们的意图。前面已经强调，意图是根本无法得知的，所以，为生存担心的国家必须对其对手的意图作最坏的假设。而力量却不一样，它不但可以被度量，而且能够决定一个对手是否为严重的威胁。总之，大国针对能力而非意图建立均势。

显然，大国抗衡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因为那种进攻性军事能力是它们生存的有形威胁。然而，大国对于对手控制多少无形权力也非常关注，因为人口众多的富裕国家通常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因而，大国常常需要提防拥有大量人口、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还未把它们的财富转化为军事能力。

国家目标的层级

按照作者的理论，生存是大国的首选目标。但是，在实际中，国家也追求非安全目标。

只要必要的行为与均势逻辑不相冲突，国家就可以追求这些目标，而且常常如此。确实，追求这些非安全目标有时补充了对权力的猎取。

有时，追求非安全目标对均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人权干涉常常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它们往往是小规模的行动，代价很小，也不会减损一个大国的生存前景。无论好坏，国家很少愿意以流血耗财的方式，保护外国人免受虐待甚至大清洗。

然后，有时，追求非安全目标与均势逻辑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常常按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比如说，尽管美国承诺在全球传播民主，但在冷战中，美国却推翻一些民选的政府，扶植独裁政权，因为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些行动有助于遏制苏联。……总之，当大国面对严重威胁时，一旦需要寻找联盟伙伴，它们很少顾及意识形态。

当安全与财富这两个目标相冲突时，前者重于后者，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防御比财富重要得多“。【注：下面举了英国出台《航海法案》来打击荷兰的例子来说上述道理。】

创造世界秩序

【注：第一段提到的是美国领导人关于建立美好世界秩序开出了大量的空头支票。】

尽管这样说，大国不会为促进世界秩序而一同合作来促进世界秩序。相反，每一个国家都力求最大量地占有世界权力，这很可能与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目标相冲突。这并不是说大国从不想阻止战争与维持和平。相反，它们竭尽全力阻止使自己可能成为牺牲品的战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为主要受狭隘地计较相对权力地动机所驱使，而不是为了创设一种独立于一国自身利益地世界秩序而承担义务。

无论何时，某种国际秩序的出现，大体上都是体系中大国自私行为的副产品。换句话说，体系的构造是大国安全竞争的无意识结果，而不是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构建和平的结局。

诚然，正如冷战时的情况，大国对抗有时会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然而，大国将继续寻找机会，增加其分得的世界权力，一旦出现有利形势，它们会站出来打破那一稳定的秩序。……当然，权力丧失已成定局的国家将起来抵御侵略，维持现存的秩序。但它们的动机是自私的，是出于均势逻辑考虑，而不是出于某种对世界和平的义务。

有两种原因可以解释大国不可能为了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承担义务。首先，国家不可能为增进和平的一般性规则达成协议。……《凡尔赛条约》在改进欧洲的稳定问题上无功而返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大国不可能置权力考虑于不顾，而着手增进国家和平，因为它们无法肯定它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倘若努力失败，他们必将为忽视均势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一旦侵略者来到家门口，它们再拨打911，是得不到回应的。很少有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因此，这种谨慎态度要求它们必须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这些理由告诉我们，呼吁国家摒弃狭隘的均势考虑而按国际共同体的更广泛利益行事的集体安全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夭折。

国家间的合作

国家能够合作，虽然有时合作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两类因素制约了合作：对相对收益的顾虑和对欺诈的提防。从根本上而言，大国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在这里，它们至少把彼此看成潜在的敌人，而且它们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取权力。

任何两个试图合作的国家，都必须考虑在它们之间如何分配收益。它们可能按照绝对或相对收益的标准来考虑分配问题。在绝对收益情况下，每一方关心的是自己最大化地占有利益，毫不在乎他国在交易中的得失。只有当他国行为影响到自己对权力的最大化占有时，各方才会在乎对方。而另一方面，在相对收益的情况下，每一方不但考虑自己的个体收益，而且关心己方是否获得了较他方更多的收益。

由于大国非常注重均势，因此，当它们考虑与其他方合作时，集中考虑相对收益问题。每个国家无疑想使自己的绝对收益最大化，但对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确保它在任何协议中都不会亏待自己，而且做得更好。然后，当国家把着眼点转向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时，合作就变得更为困难了。这是因为，关心绝对收益的国家必须保证，一旦馅饼做大后，它们至少能得到增加部分的份额，而关注相对收益的国家必须对馅饼的分配特别留心，这就使合作的努力复杂化了。

对欺诈的担心也会妨碍合作。大国常常不愿意参加合作协议，担心其他方会在协议中耍欺骗手段，以获得可观的优势。这一担心在军事方面尤其敏感，并会引起”背信弃义的特殊危险“，因为在均势情况下，军事装备的属性是快速变化的。这种变化可以为国家创造一个机会，让其运用欺骗方式，使它的受害者遭受决定性的失败。

尽管合作存在诸如此类的障碍，但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大国确实也存在合作。均势逻辑常常促使大国结成联盟，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对手和盟友都会合作。毕竟，只要这些交易能大体反映权力的分配和消除对欺诈的担心，就可以成交。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签订的各式军备控制协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它的底线是，合作发生在一个以竞争为内核的世界中，在这里，国家具有利用他国的强烈动机。……合作的多少不可能消除安全竞争的主导逻辑。只要国家体系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世界总是充满安全竞争。

结论

总之，作者的观点是，是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个体的属性促使它们以进攻的方式思考、行动和追求霸权。摩根索认为，国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侵略行为，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权力意志。作者不接受这种观点。相反，作者认为，大国行为背后的首要动机是生存。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对生存的渴望促使国家实施侵略行为。因此，作者的理论从不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为依据，进而把它们划分成侵略性强或弱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只是提出了关于大国少数假设， 这些假设同样适用于所有大国。除了在每一国家控制多少权力问题上的差异上，该理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

注释：

如果一国获得霸权，该体系就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了等级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它对等级制度下的政治几乎没有涉及。但如后所论，任何国家要想成为全球霸主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地区霸权有可能实现。因此，除了关注被一霸主统治的某一地区内所发生的一切，现实主义也可能对可见的将来的世界政治提供重要的参考。

虽然大国总是怀有侵略意图，但它们并不总是侵略者，主要因为它们有时不具备采取侵略行为的能力。作者在全书中都使用”侵略者“一词，是表示大国具有按自己意图行事的物质能力。

第三章 财富和权力

作者认为权力以国家拥有的某些物质能力为基础。

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大国需要资金、技术和人员来建设军队并实施战争，一个国家的潜在权力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用的潜能总和。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

军事权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陆军规模、实力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即使在一个核世界里，陆军也是军事权力的核心成分。单独的海军和战略空军力量不能用于抢占领土，也无法用来胁迫他国作出领土让步。虽然它们有助于赢得一次成功的战役，但大国间的战争主要通过地面站获得胜利。因此，最强大的国家是指那些具有非常庞大的地面部队的国家。

尽管军事权力具有以上优势，但国家也特别在乎潜在权力，因为充足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是建立庞大军队的先决条件。……这些事例说明，国家既关注潜在权力均势，也在乎军事权力均势。

下一节讨论为什么从物质能力而不是从结果这一学者青睐的方法来给权力下定义更具意义。作者也会解释，为什么均势不能很好地保证军事胜利。结下的三节着重探讨潜在权力。首先，作者讨论了财富对建立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然后描述作者用来获取潜在权力的财富标准。其次，作者运用一些历史范例证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大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财富分配的变化。第三，作者解释了为什么财富和军事权力虽然紧密相连，但并不等同。作者还说明了，财富不能被用来作为军事实力的测度标准。最后，作者认为，有必要为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分别设立一个参照体。

权力的物质基础

根据作者对权力的定义，权力不过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但是，其他人从国家间的互动结果来定义权力。他们认为，权力的全部含义是指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影响，是指一国迫使另一国去做某事。

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如何部署它的军队对付敌对国家。这可能是非物质因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有时，聪明的战略使弱于或不强于战场对手的国家取得胜利。

由三个原因表面权力并不等同于结果。首先，当强调结果时，就不可能在冲突之前评估均势，因为只有我们看到哪一方赢得胜利后，均势才能被确定。其次，这种方法有时导致虚假的结论。……第三，国家关系中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权力作为一个手段如何影响政治结局这一目的。

人口与财富：军事权力的原动力

实际上，人口众多并不能确保产生大量财富，但巨大的财富需要一个巨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只有财富本身才能被用作衡量潜在权力的尺度。

财富的概念有多种意义，可以用不同方式度量。但作者认为有必要选定一个体现一国潜在权力的财富指标。特别是，作者必须注重一国的可支配财富（mobilizable wealth）和它的技术发展水平。”可支配财富“指的是，一国可随时调动建立军事力量的经济资源。它比财富总量更重要，因为重要的不是一国如何富裕，而是它有多少财富可资利用。同时，拥有能生产最新和最先进技术的产业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总是能转化成最先进的军备。

军事权力的经济基础

西元19世纪，法国和德国（1870年前为普鲁士）之间均势的深刻变化以及1800-2000年间俄国均势地位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财富是决定权力的关键因素。

然而，经济实力并不总是军事能力的很好指标。

潜在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鸿沟

权力本身并非总能反映财富的梯级，原因有三。第一，国家把其财富的不同部分转化为军事实力；第二，财富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效率因情况不同而各异，有时对均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三，大国组建各式各样的军事力量，而且那些选择也关系到对军事平衡的估价。

逐渐缩小的汇报

如果发动军备竞赛不可能使发起者处于更有利的战略位置，它就会静观其变，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尽管所有的大国都是富裕国家，但并非所有富裕国家都是大国。

不同水平的效率

把经济实力的分配与军事能力的分配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因为国家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力的效率各不相同。有时，大国对手之间存在很大的效率差距，这对均势产生极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生死之战就说明了这一点。

军事力量的不同种类

财富不是军事能力的可靠参照体还有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家可以借用不同种类的军事权力，而且它们怎样建立武装部队对均势也具有影响。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里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国家是否具备可观的权力投送能力。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把相同比例的防御资金用于军事，也并非所有的军队都具有相同的权力投送能力。

第四章 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军事力量的产物。但是，大国可以获取不同种类的战斗力量，每一种力量的多少对均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章考察国家选择的四类军事力量——独立的海军力量、战略空中力量、地面力量和核武器——以便相互权衡，提出权力的有用度量模式。

在下面的讨论中，作者将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地面力量是当今世界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

第二，巨大的水体极大地影响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及其他著述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独立的海军力量是至高无上的。西元1921年，意大利将军吉乌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则在他的名著《制空权》中提到战略空中力量的统治地位。这些著作至今仍是世界各地参谋学院的流行读物。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地面力量才是决定性的军事手段。战争靠庞大的陆军而不是海上的舰队和空中的飞机取得胜利。最强大的权力是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

征服与胁迫

在战争中，陆军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征服和占据领土的主要军事工具，而在领土国家的世界里，领土是最高的政治目标。

虽然海军封锁和战略轰炸机本身不能取得胜利，但有时它们通过摧毁经济和破坏敌人的战争机器来协助陆军赢得胜利。然而，即便有这种超乎限度的能力，海空力量也常常不过是起一种辅助作用。

地面力量主导其他形式的军事力量还有另一种原因：只有陆军才能快捷地击败对手。下文将谈到，在大国战争中，封锁和战略轰炸不可能产生快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它们主要有利于打消磨站。但是，除非国家认为能速战速决，它们一般很少开战。事实上，如果国家预见到可能会发生一场长期的冲突，那么，它就会极力避免战争的爆发。因而，一国大国的陆军是它发动侵略的主要工具。换言之，一国的攻击能力主要来自陆军。

独立海上力量的局限性

依靠向敌国投送力量的海军必须首先获得”制海权“，这是海军的根本使命。制海权意味着控制海洋表面纵横交错的航线，以便一国的商业和军事船只能自由航行。一支海军控制海洋，并不需要它一直控制所有海域，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它需要，就必须得从战略上控制部分重要海域，并阻止敌人获得同样的能力。制海权可以通过在战争中摧毁敌人的海军、封锁它们的港口或使对方无法使用关键的海上航线等方式获得。

一支控制海洋的海军也许可以在它控制的区域自由活动，但它仍需找到向对手领土投送力量的途径。制海权本身不具有这一能力。海军能执行三种力量投送任务，在这三种任务中，它可以直接支持陆军而不是采取独立行动。

• 两栖进攻
• 两栖登陆
• 军队运送

国家通常使用海军力量实施封锁，因为它可以阻止远洋贸易到达目的国。……潜艇也可以用来截断对手的海上贸易。……控制一片大陆及其主要港口的国家，可以阻止该大陆上的国家与位居他处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并因此封锁外部国家。

封锁的历史

但有封锁不可能迫使敌人投降，封锁只能增加被封锁对象的维稳成本。

为什么封锁会失败

即使当封锁完全截断了目的国所有的海上贸易，它的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原因有二。第一，大国有打破封锁的方法，比如再生利用、储存和替代等。在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都严重依赖粮食进口，而德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封锁，旨在使英国遭受饥荒之苦，使其降服。然而，英国大量增加它的粮食生产，化解了对其生存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的橡胶供应被断绝后，它就生产人造替代品。另外，大国可以征服和盘剥邻国，特别是铁路出现后尤其如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完全剥夺了欧洲大陆的资源，大大降低了盟国的封锁效果。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善于调节和合理配置经济，以反击战时封锁。

第二，现代国家的人们能消化很大的苦痛，而不会起而反对政府。历史记录中没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以封锁或战略轰炸惩罚敌国的平民，会引起过公众对所在国政府的广泛抗议。如果有的话，也似乎是”惩罚引起更多公众对进攻者而不是本国政府的愤怒“。以二战中的日本为例，不但它的经济受到了美国封锁的破坏，而且它还遭到战略轰炸，城市满目疮痍，成千上万市民被炸死。然而，日本民众忍辱负重地承受了美国给予的毁灭性惩罚，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投降。

【注：这块翻译得不好，日本民众不是活该吗？能叫忍辱负重吗？倭国民众并不无辜，原子弹下也没有冤魂，倭国民众比倭国上层更加该死！二二八事件也和这种大轰炸有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最后，统治精英们很少会作出放弃战争的决定，因为他们的民众正受野蛮的摧残。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平民受到的惩罚越多，政府就越难停战。这种论点似乎违背直觉，它的基础是，惨重的失败极大地增加了这一可能性，即战争之后，人们将报复把他们带向毁灭的领导者。因此，那些领导人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不顾人们遭受的苦难，决心战斗到底，希望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保全自己。

战略空中力量的限度

在战争中，国家如何部署它们的空军和海军同样重要。但是，在海军把力量投送到敌国之前，它们必须获得制海权；而空军在轰炸敌人的地面部队或进攻对手的本土前，必须获得制空权，或获得通常所说的空中优势。如果空中力量不能控制天空，它的打击力量很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是难以有效地向敌人投送力量。

一旦空军控制了天空，它就可以执行三项力量投送使命，支持在地面作战的陆军部队。就低空援助（close air support）的作用而言，空军力量飞掠战场上空，为在下方采取行动的友好的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空军的主要目的是从空中歼灭敌人，实际上是充当”飞翔的炮兵“（flying artillery）。这一使命要求空中与地面力量的密切配合。阻断（interdiction）指的是空军打击敌人陆军的后方地区，主要是为了破坏并延缓敌人对前线的供给和运送部队。打击目标可能包括补给站、预备部队、远程炮兵以及联系敌人后方与前线的交通线等。空军同时也提供空运，向战区或在战场内运送部队和提供补给。当然，这些使命只是加强陆军的能力。

然而，空军也可以用战略轰炸单独向对手实施武力，它可以直接打击敌人的本土，而无须考虑战场上的战况。……战略轰炸如同封锁一样，不可能取得快速和轻而易举的胜利。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些空军倡导者认为，战略轰炸可以通过处决敌人政治领导人的方式来确保战争的胜利。尤其是，战略轰炸机可以用来谋杀敌国的政治领导人，或攻击领导层的通讯设施和安全部队，把他们与国民隔离开来。这种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阵营中的温和派将发动政变，举行和谈。主张处决敌人领导人的观点认为，把政治领导者与其军事力量隔离开来，使他无法控制和指挥军队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当评估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时，拥有轰炸小国和弱国的能力是无足轻重的。最关键的是，大国在彼此对抗时可能使用的军事装备，这里不再包括战略轰炸。

战略轰炸的历史

这14个战例应参考前面关于封锁的两个问题来评估。第一，有无证据证明，单有战略轰炸就能胁迫敌人投降吗？第二，战略轰炸能为地面陆军取得胜利起到很大作用吗？战略轰炸对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否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与地面力量的效果大致相等还是相距甚远？

轰炸大国

轰炸小国

单纯的战略轰炸不能胁迫敌人投降。

战略轰炸几乎不可能削弱敌人的陆军，因此，它也就不可能为地面战争的成功作出重大贡献。二战期间，独立的空中力量有时确实帮助过大国赢得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但是，它在那些胜利中只起一种辅助作用。在核时代，大国只运用这一威慑工具打击次大国，而不是彼此攻击。不过，即使用来打击较弱的国家，战略轰炸的效果也一直与打击其他大国时差不多。一句话， 它很难把对手炸向投降之路。

战略轰炸行动为什么失败

战略轰炸不能奏效和封锁常常不能胁迫对手的原因是一样的：平民能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掠夺，而不致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对空中惩罚与平民造反的历史证据作了总结：”在75年多的时间里，空中力量的记录无非是，试图利用进攻或威胁要攻击大量平民等方式，改变国家的行为。从这些战役里得出的无可争议的结论是，空中打击不会引起国人反对他们的政府……事实上，在过去30多场重大的战略轰炸行动中，空中力量从未迫使群众走向街头要求任何东西。“在这，现代工业经济不是容易摧毁的脆弱结构，即使大规模的空中攻击也难以奏效。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解释就是，大国的经济有许多经得起毁灭的余地。用这一战略来进攻次大国就更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它们的工业基础都很小。

【注：这确实扭转了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暗杀政治领导人的行动是一个简单的战略。不过，杜达耶夫的事例表明，战时要找到并剿杀对手的政治领导人尤其困难。但即使剿杀行动得手，对手继任领导人的政见也不会与其前任有多大差异。

另外，像希特勒一样的邪恶领导人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有时，他们不仅代表他们国家的观点，而且民族主义常常会在政治领导者和其人民之间培育出紧密的纽带，特别是在战时，当国家面临一个强大的外来威胁时尤其如此。

提倡把政治领导人与其广大人民隔离开来的战略也是不切实际的。领导者有许多渠道与其人民保持联系，实际上，空中力量不可能将其一举摧毁，并长时间地关闭这些渠道。……最后，战争期间，促使敌国内部发生一场能产生友好领导者的政变，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同样，把一个领导人与他的军事力量隔绝开来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一战略中，成功的关键在于切断联系战场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交通或通讯线。不过，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这一战略注定会失败。领导者拥有多种渠道与其军队和人民保持联系，轰炸机不可能同时将它们封堵，更不可能让其长时间保持缄默。另外，对这一难题感到担心的政治领导人，会事先将权力移交给军方指挥官，以防交通线被切断。例如，冷战期间，由于担心核武器可能伤害领导人，两个超级大国都为这种不测作了安排。

陆军的决定性影响

水域的阻遏力量

为什么水域是陆军的屏障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侵略一方应在其登陆点上空拥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便它的空军能提供就近的空中支援，阻止敌人增援海滩。

但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而且防御大国能把其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都用来反击两栖力量，那么毫无疑问，陆基部队会给海上入侵者以毁灭性还击。

两栖进攻的历史

大陆大国对岛屿大国

核武器与均势

作者的观点是，倘若单一的大国获得核优势，它将成为霸主，这无疑意味着再也没有大国对手与之进行安全竞争。在这种世界中，常规力量对均势不再产生影响。但是，倘若两个或更多大国拥有确保自己生存的核报复能力，那么它们之间的安全竞争将会持续，地面力量仍然是军事力量的关键成分。然而，毫无疑问，核武器的问世使得国家在运用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攻击对手时，都更为小心谨慎。

核优势

国家获得核优势的最好办法是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并确保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一个拥有核垄断的国家就如同这一概念所言，一旦它发射核武器，无须担心任何种类的报复。

在拥有两个或更多国家装备核武器的世界里，如果一国能发展压制对手核武器的能力，该国就可能拥有核优势。为了获得这种优势，大国要么获得”绝对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压制对手的核武库，要么发展保护自己免受对手核打击的能力。但是，核优势的获得，并不仅仅是因为一国比另一国拥有多得多的核武器。一国只要有足够的较小的核武库能抵挡第一次打击，并能对拥有更大核武库的国家实施大规模惩罚，那么这种不对称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意义。

任何国家只要获得了超过对手的核优势，就有效地成为该体系中的唯一大国，因为该国的力量优势将非常巨大。核霸权可以威胁使用使用强有力的武库，给对手造成巨大破坏，有效地消灭它们运行的政治实体。而如果潜在的受害者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反击，这种核威胁就具有了可信度。核霸权能把它的致命武器用于军事目的，如集中打击敌人的地面部队、空军基地、海军舰只，或敌人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目标。再者，被打击国没有匹配的能力，因此给了核霸权一个决定性优势，根本无须考虑常规力量的均势问题。

每一个大国都想获得核优势，但它们不可能经常如愿，就算确实出现此种局面，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没有核武器的对手肯定会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核武库，一旦它们如愿以偿，那么大国就很难（虽然不是不能）通过保护自己免受核打击的方式重建核优势。

冷战中，美苏双方被迫接受这一事实：不管它如何部署自己的核力量，另一方仍有确保生存的核报复力量，给进攻方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德克萨斯均衡“（Texas standoff）被称作”相互确保摧毁“（MAD），因为无论哪一方挑起核战争，很可能双方都会被摧毁。不管哪一个国家如何渴望超越”相互确保摧毁“定则，建立核优势，核战争都不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爆发。

在”相互确保摧毁"世界里的军事力量

一个”相互确保摧毁"的世界在核水平上是高度稳定的，因为任何大国都没有动机发动一场无法取胜的核战争；事实上，这种战争可能导致它的社会走向瘫痪。因此，问题依然存在：此类恐怖平衡对核武器大国间的常规战争的前景有何影响？

【注：作者下面反驳了两种流派的观点。这里不赘述了。】

地面力量均势仍然是核时代军事力量的中心成分，尽管核武器肯定使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度量军事力量

度量地面力量均势有三个步骤。第一，必须估测对手军队的规模和素质。在和平时期和军事动员后，研究这些力量的实力很重要，因为国家通常保持小型的常备军，一旦预备役军队被动员执行任务，常备军可以迅速扩充规模。

主要考虑因素：士兵数目、士兵素质、武器数量、军备质量、这些士兵和武器如何为战争而组合

测量地面力量均势的第二个步骤是，把任何支援陆军的空中力量列入分析之中。我们得算出各方飞机的总数，重点考察能得到的数目和质量。同时，还必须考虑飞行员的效率以及每一方几下几方面的实力：（1）陆基防控体系；（2）侦察能力；（3）战争管理体系。

第三步，我们必须考虑陆军内在的力量投送能力，尤其关注巨大的水体是否限制陆军的进攻能力。

结论

陆军和支持它的海空力量是当今世界最高的军事力量形式。然而，庞大的水体极大地限制了陆军投送力量的能力。核武器大大降低了大国陆军冲突的可能性。不过，即便在核世界里，地面力量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由于海洋限制了军队投送力量的能力，而且核武器降低了大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此，最和平的世界可能是，所有大国皆为岛屿国家，并拥有确保生存的核武库。

第五章 生存战略

我们考察一下大国如何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第一项任务是，列出国家在权力竞争中所追求地特殊目标。作者对国家目标的分析是以前述章节所讨论的权力为基础的。特别是，作者认为大国在它们所控制的地区内争夺霸权。由于巨大的水体增加了向对岸投送力量的困难，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支配整个世界。大国也追求富裕，它们实际上比对手富足得多，因为其军事力量有一个经济基础。另外，大国渴望在它们所处地区内拥有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因为陆军和支援它的海空部队是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最后大国寻求核优势，尽管这一目标很难达到。

第二项任务是，分析国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改变均势，以及阻止其他国家作出不利于自己均势变化的不同战略。战争（War）是国家获取权力所采用的主要战略。讹诈（blackmail）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依靠武力威胁而不是运用实际武力达到目的，因此成本较低。然而，讹诈往往难以得手，因为大国很可能在屈服于他国威胁之前就投入了战争。获得权力的另一种战略是诱捕（bait and bleed），即一国试图挑起对手间长期而昂贵的战争来削弱它们。不过，这一伎俩也难行通。该战略的一个更乐观的变数是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即一国采取某些措施，确保敌国所卷入的任何战争都是持久而致命的。

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大国用来阻止敌人颠覆均势的主要战略。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本身必须参与遏制危险的对手。换句话说，它们愿意担负遏制和必要时抗击入侵者的重任。而采用推卸责任的战略，它们就可以设法让另一大国遏制入侵者，自己则冷眼旁观。受威胁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者（buck-passer）可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

绥靖（appeasement）和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战略对应付侵略者不是特别有效。二者都要求向敌对国家出让权力，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这预示着大麻烦来临了。就”跟着强者走“而言，受威胁的国家不会阻止侵略者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获取权力，而是与危险的敌人结盟，希望至少可以从战争中获得少量战利品。”绥靖“和”跟着强者走“都是无效而危险的战略，因为它们使均势朝不利于受威胁国家的方向变化，但作者还是要讨论一些特殊情况，因为在这里，一国向另一国让与权力是有意义的。

国家关系领域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建立均势和跟着强者走是受威胁的国家所能选择的关键战略，大国总是要抗衡危险的对手。作者不同意这一说法。正如前面所强调的，跟着强者走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有效选择，因为虽然跟着强者走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绝对权力，但是危险的侵略者会取得更多权力。在现实世界中，实际的选择是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无论何时，受威胁的国家更愿意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建立均势的战略。

最后，作者把其理论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联系起来，即效仿敌对大国的成功实践是安全竞争的重要结果。作者认为其基本点是正确的，但是作者认为，这种观点狭义地定义了这种效仿行为，过于强调照搬进攻而非防御行为。另外，大国也提防革新，这常常意味着，它们会采用聪明地办法以牺牲对手为代价来获得权力。尽管本章考察了各种各样的国家战略，但是有三个中心点：战争是增加额外权力的主要战略，而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维持均势的主要战略。对于受威胁的国家如何选择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的问题，将在第八章中加以分析，而第九章将研究国家何时会选择战争的问题。

行动中的国家目标

地区霸权

大国瞄准四个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它们追求地区霸权。

地区霸权如何阻止其他大国支配远处的地区，要取决于那些地区的均势。如果那些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均匀，它们之中就不存在潜在霸权，那么远处的霸权就可以安全地置身于那些地区的任何冲突之外，因为没有国家强大到可以征服所有其他国家。不过，即使另一地区出现霸权，远处霸权的首要选择也可能是袖手旁观，让当地大国遏制那一威胁。这就是绝妙的推卸责任战略在起作用，就像下面要讨论的，国家在面对一个危险敌人时，更愿选择推卸责任而不是建立均势。然而，倘若当地大国不能遏制那一威胁，那么远处的霸权就会进驻该地区，与之抗衡。虽然它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但是远处的霸权同时也会伺机消除这一威胁，在那一地区重建大致的均势，以便它能打道回府。实质上，地区霸权在世界其他地区扮演平衡手角色，尽管它们更愿意充当最后关头的平衡手。

【注：简而言之就是老大应该拉拢老三遏制老二。《君主论》中也提到了这点。】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在本地区独霸一方的国家，尤其是两个被大洋分割开来的竞争者，为何在乎另一地区是否存在霸权呢？毕竟，两个地区霸权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跨越水体攻击另一方。

然而，被大洋分隔的敌对霸权，仍然可以通过在对方的后院颠覆均势的方式来彼此威胁。特别是，一个地区霸权有朝一日可能会面对来自一个暴富国的本地挑战，后者无疑有一种与远处霸权联盟的强烈动机，以保卫自己免受临近霸权的攻击。同时，远方霸权与那一暴富国合作也有自己的原因。务必记住，有很多原因可解释为什么国家彼此试图占便宜。在这些情形下，水体的阻遏力量几乎不会影响远处霸权的权力投送能力，因为它无须跨过海洋发动两栖登陆，而是跨过水体，将军队和给养运到处于敌对霸权后院的盟友领土。摆渡部队比从海上入侵对手要容易得多，尽管远处得霸权仍要在海上自由行动。

使财富最大化

大国的第二个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财富。

还要指出的是， 大国特别把富裕的国家和朝富裕方向发展的国家看作严重威胁，不管它们是否拥有庞大的军事能力。毕竟，财富能很容易转化为军事能力。

同时，大国也想阻止对手控制世界上的财富生产地。

卓越的地面力量

大国的第三个目标是控制地面均势，因为那是它们最大限度地占有军事力量的最好方法。

核优势

大国的第四个目标是寻求超过其对手的核优势。

猎取权力的战略

战争

战争可能获利也可能赔本。

讹诈

国家可以用牺牲对手的方式为自己获取权力，而无须为之发生战争，使用强制和胁迫而不是实际的武力产生所期望的结果。倘若这种讹诈能起作用，那么它显然比战争更好，因为讹诈达到目的不以流血为代价。然而，讹诈不太可能导致重大的均势改变，主要原因在于，单独的威胁常常不足以迫使一个大国向另一大国对手作出重大让步。就定义而言，大国指的是它们彼此具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它们不可能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向威胁投降。讹诈更可能发生在那些没有大国盟友的次大国身上。

诱捕

这一策略旨在造成两个对手投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彼此耗尽能量，而投放诱饵者在一旁静观，完好无缺地保持军事力量。

坐观血腥厮杀

其目的是，确保其对手之间的战争变成一个耗尽它们力量的长期而代价高昂的冲突。这种战略不施放诱饵。对手独立地参加战争，而坐观者（bloodletter）只关心促使对手彼此消磨力量，自己则置身于战争之外。

制止侵略者的战略

大国不但寻求获取多于对手的权力，而且其目标是阻止对手以损害它们为代价获得权力。

建立均势

通过建立均势，一个大国直接承担组织侵略者颠覆均势的责任。其初期目标是阻止侵略，但如果该目标失败，建立均势的国家就将投入随后的战争。受威胁的国家可采取三个措施构筑均势工程。第一，它们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下文所说的行动）向侵略者发出清晰信号，表明它们坚定地履行均势原则，即使这意味着战争。均势维持者的照会中强调的是对抗，而不是安抚。实际上，均势维持者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警告侵略者不得越过它。

第二，受威胁的国家可以创建防御同盟，帮助它们遏制潜在的对手。这一外交应变常常被称作”外部均衡“（external balancing），只限于两极世界，因为这里没有潜在的的大国联盟伙伴，尽管与次大国结盟仍然是可能的。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和次大国结盟，因为它们是体系中的唯一大国。受威胁的国家把很高的赌注押在寻找联盟伙伴上，因为阻止侵略的代价由联盟分摊（战争爆发时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另外，募集盟国增加了对抗侵略者的火力，反过来又增加了威慑的作用。

尽管存在这些利益，外部均势还是有一个缺陷：它常常启动缓慢，而且效率很低。……把均势联盟快速集结起来并让它迅速起作用往往很困难，因为整合盟国或成员国需要时间，即使就需要做的达成了共识，也要假以时日。受威胁的国家经常在联盟成员如何分摊任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毕竟，所有国家都是利己的行为体，都具有以最小的代价遏制侵略者的强烈动机。如下所述，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联盟成员国之间还有一种推卸责任的冲动。最后，联盟成员国之间很可能就哪个国家领导联盟的问题存在摩擦，当该联盟最终作为一个战略出现时就更是如此。

第三，受威胁的国家能调动它们自己额外的资源对抗侵略者。比如，增加防御开支和补召战斗人员。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内部均衡“（internal balancing）。从这一术语本身看，它属于自助性质。但是，对于一个受威胁的国家能征召多少额外资源反对侵略者，常常有较大限制，因为大国通常已将其很大比例的资源用于防御。由于国家一心想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国家时刻都在有效地参与建立内部均势。不过，当面对一个侵略成性的对手时，大国会消除体系中的任何疏忽，寻找聪明的方法， 增加防御开支。

然而，并非所有的大国都会为了抵御侵略者而增加防御开支，也有一个例外情况。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离岸平衡手，当它们没有必要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域遏制一个潜在霸主时，往往会维持较小规模的军事力量。

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是受威胁的大国在建立均势时的主要选择。推卸责任者试图让另一国承担阻止或抗击侵略者的重任，自己则置身于外。推卸责任者深刻认识到，有必要阻止侵略者增加对世界权力的占有，但它必须指望某个其他受到侵略者威胁的国家能够完成这项繁重的任务。

受威胁的国家可采取四个措施实施推卸责任战略。第一，它们可以寻求与侵略者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至少不要刺激它，并希望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预先设计好的”责任承担者“（buck-catcher）身上。

第二，推卸责任者往往与预计的责任承担者保持冷淡关系，这不仅因为这种外交距离有助于与侵略者发展良好的关系，而且因为推卸责任者不想与责任承担者一块被拖进战争。推卸责任者的最终目标是避免与侵略者的战争。无怪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法国与苏联的关系表现为低调的敌意。

第三，大国可以动员自己额外的资源，使推卸责任发挥作用。推卸责任似乎应该对防御开支采取松懈的做法，因为该战略的目标是让其他人遏制侵略。但是，除了上述所说的离岸平衡手这一例外情况，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姑且不看国家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这一事实，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促使推卸责任者把自己装扮成令人生畏的目标，从而促使侵略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预定的责任承担者身上。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受威胁的国家越强大，侵略者就越不可能进攻它。当然，前提是，在没有推卸责任者的帮助下，承担责任者必须仍有实力遏制侵略者。

出于预防不测的原因，推卸责任者也会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具有两个或更多国家试图推卸责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它不会承担责任并独自抗击侵略者。做好准备以防不测会更好些。例如，西元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苏联都无法保证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并单独抵抗纳粹德国。然而，即使一国成功地推卸了责任，也总是存在侵略者迅速而彻底地击败责任承担者后再进攻责任推卸者地可能性。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一国可能会增加防御，以防推卸责任策略的失败。

第四，有时，推卸责任者允许甚至推动预期的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也是有意义的。这样，责任承担者会拥有更好的机会遏制侵略国家，并增加推卸责任者保持旁观的前景。

推卸责任战略的诱惑

推卸责任和把均势联盟组合在一起的做法，是两种对付侵略的截然不同的方法。不过，在均势联盟中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推卸责任或”搭便车“（free-ride）倾向，尽管推卸责任有一股强大的抵消力量，即毁坏联盟的危险。

推卸责任也具有攻击的成分，这使得该战略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当侵略者和责任承担者卷入一场长期而代价昂贵的战争时，均势有可能朝有利于责任推卸者的方向转移，然后，它处于支配战后世界的有利位置。

当一国面对不止一个危险对手并缺乏与之立即对抗的军事力量时，推卸责任也不失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选择。推卸责任有助于减少威胁。

然而，推卸责任并非绝对安全的战略。它的主要缺陷在于，责任承担者可能无法遏制侵略者，使推卸责任者处于危险的战略地位。

另外，推卸责任者允许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的情况下，也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承担责任者最终会变得相当强大，从而威胁均势局面，就像西元1870年德国统一后所发生的一切。

虽然这些潜在的问题值得关注，但是它们最终不会减弱推卸责任战略的吸引力。大国并不认为它会导致失败。相反，它们期望从这一战略成功。否则，它们会避开推卸责任，而与体系中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组成均势联盟。

很明显，推卸责任有时产生和诱捕战略一样的结果。特别是当推卸责任导致战争时，推卸责任者会像诱饵投放者一样充当旁观者，提高它的相对实力地位，而让它的主要对手彼此消耗。另外，如果战争中的一方赢得迅速而彻底的胜利，那么这两种战略会以相同的方式失败。不过，这两种战略有一个重要区别：推卸责任主要是一种威慑战略，不以战争为前提，而诱捕的目的在于挑起战争。

【注：现在的俄乌战争就是俄国不能速通被耗在乌克兰。】

规避战略

在乎自己生存的大国应该既不能对敌人采取绥靖政策，也不能对它们采用跟着强者走的战略。

跟着强者走战略违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相对权力，因此，它很少被大国采用，因为从概念上讲，这些国家具有与其他大国进行大战的财力，更何况，它们必然有对抗和战争的动机。跟着强者走战略主要被那些无法独自与敌对大国对垒的次大国所采用。

绥靖指的是受威胁的国家对侵略者让步，使均势朝受益一方发展。绥靖者常常同意将第三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让与其强大敌人。

跟着强者走的国家不会竭尽全力去遏制侵略者，但绥靖者不同，它仍要遏制威胁。然而，如同跟着强者走一样，绥靖也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想相抵触，因而，它是一个离奇而危险的战略。

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

不过，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大国可能会向另一国让与权力，而这种行为并不违背均势逻辑。如前所述，有时推卸责任者允许责任承担者获得权力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这种做法能增加责任承担者单独遏制侵略者的前途。另外，倘若一个大国同时面对两个或更多侵略者，而它既无资源遏制所有这些对手，又没有盟国供它推卸责任，那么被困扰的国家可能会区别威胁的优先次序，允许自己与威胁较小一方的均势局面出现逆转，以便腾出手来对付首要威胁，如果运气好的话，次要威胁最终会成为主要威胁的敌人，从而实现与前者结盟反对后者的目标。

最后，处于短期战略考虑，以便争取时间动员遏制侵略的必要资源而向一个危险的对手让与权力，也是有意义的。实施让与的国家不但要应付短期的脆弱形势，而且要具有高超的长期动员能力。

结论

最后一个任务是关于国家如何获取和维持令人关注的权力的。

大国不但仿效彼此的成功实践，同时也重视创新。国家通过发展新式武器、创新军事思想或聪明战略，寻找新办法以获取比对手更多的优势。重要的利益常常出现在表现不俗的国家身上，这就是国家对出其不意的战略感到极度担心的原因。……换句话说，安全竞争促使国家背离了被接受的实践和对实践的遵循。

注释：本书中所使用的“侵略者”指既有动机又有资本运用武力获得额外权力的大国。正如第二章所强调的，所有的大国都有侵略的意图，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采取侵略行为的能力。

第六章 行动中的大国

日本（西元1868-1945年）

目标和对手

日本的扩张记录

德国（西元1862-1945年）

目标和对手

德国的扩张记录

苏联（西元1917-1991年）

目标和对手

苏联的扩张记录

意大利（西元1861-1943年）

目标和对手

自由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扩张记录

自我拆台的行为？

核武器竞争

美国的核政策

苏联的核政策

对于核革命的误解

结论

在大多数情况下，本章讨论的例子中，大国都采用积极的手段来获得相对于其对手的优势——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们预测的那样。

第七章 离岸平衡手

美国的崛起（西元1800-1900年）

天定命运论

必要的战略措施

美国与欧洲（西元1900-1990年）

美国与东北亚（西元1900-1990年）

英国大战略（西元1792-1990年）

结论

第八章 均势与推卸责任

作者已在第五章中说过，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国家用以保卫均势，反对入侵者的主要策略。被威胁的国家怀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卸责任。之所以倾向于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是因为一旦威慑失败，成功的责任推卸者不必非要与入侵者交战。事实上，如果入侵者和承担责任者陷入一场长期代价高昂的战争，推卸责任者甚至还可获得权力。尽管这种推卸责任具有进攻性特点，但总有这种可能，即入侵者会赢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使均势朝着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推卸责任者的方向变化。

本章由三个目的。首先，作者解释被威胁的国家何时倾向于追求均势，何时倾向于推卸责任。这种选择主要是国际体系结构作用的结果。在两极体系中，受威胁的大国必须去抗衡其对手，因为没有其他大国来承担责任（catch the buck）。在多极体系中，被威胁国家能够而且经常推卸责任。发生推卸责任的次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威胁的程度与地缘因素。当没有要对付的潜在霸主，以及当被威胁国家不与入侵过接壤时，多极体系中推卸责任很普遍。但是，就算有一种支配性威胁，被威胁国家仍然会寻求机会去推卸责任。一般而言，潜在霸主控制越多的相对权力，体系中所有被威胁国家就越有可能摒弃推卸责任而形成一种均势联盟。

第二，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欧洲五个安全竞争最激烈的例子，来验证作者的关于被威胁国家何时推卸责任的观点。

第三，作者希望明确其观点，在面临入侵者时被威胁的国家倾向于推卸责任而非抗衡之。

国家何时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行为在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经常发生。

总之，在两极体系下大国推卸责任是不可能的，而在多极体系中不仅可能而且很普遍。事实上，仅当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霸主以及入侵者与被威胁大国不存在缓冲地带时，多极体系中可能没有推卸责任行为。在缺乏支配性威胁与共同边界时，相应地在多级体系中就可能有实质性的推卸责任行为。

大革命时期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西元1789-1815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俾斯麦的普鲁士（西元1862-1870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威廉德国（西元1890-1914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纳粹德国（西元1933-1941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冷战（西元1945-1990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结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预测国家对均势十分敏感，会寻找机会来增加自身实力，或削弱对方实力。在现实条件下，这意味着国家将采纳反映了由权力特别分配所产生的机遇与限制的外交策略。

总之，地缘因素与权力分配在被威胁大国面对危险的入侵者时，是决定形成均势联盟还是推卸责任这一问题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下章将转而讨论入侵者，关注它们何时可能对另一国家发动战争，很明显权力分配对解释大国战争爆发也很重要。

第九章 大国战争的原因

进攻性现实主义既考虑极的数量又考虑体系中主要国家间的均势，同意两极比多极更稳定的观点，但进一步将多极体系分为是否存在潜在的霸主。

结构与战争

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最关键的是大国数目及各方控制有多少权力。体系可能是两极的也可能是多极的，它在主要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平均程度也参差不齐。所有大国间的权力比（power ratio）影响了国际体系未来的稳定性，但体系中两个最了不起的国家间的权力比是关键。

两极和多极

战争在多极体系中比在两极体系中更可能爆发，原因有三。首先，有更多的战争机会，因为在多极体系中存在更多的潜在冲突双方。第二，在多极世界中权力不平衡的现象更普遍，这样大国更可能拥有赢得战争的能力，这就是威慑更困难而战争更有可能爆发。第三，误算的潜在性比在两极体系中更大：国家或许认为它们有能力去压制或征服另一个国家，而事实上它可能没有这种能力。

【注：第三，书上写的是”比多极体系“，感觉这里翻译错了，故改正下。看后文，确实是翻译错了。】

战争的可能性

非均势

误算的可能性

平衡的多极与不平衡的多极

总结

近代欧洲的大国战争（西元1972-1990年）

分析

结论

任何时候当多极体系包含拥有最强大军队和最富有的国家时，大国间战争就更可能爆发。

第十章 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崛起有些重要见解。一言以蔽之，作者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美国却要全力以赴阻止中国取得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大部分领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将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说简单点，中国崛起之路大概并不平坦。

【注：杜鲁门和马歇尔早就这么干了！现在的情况无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争教门。】

本章余下的内容将这样安排。下节简要回顾作者的理论的核心内容，该理论详见第二章。之后总结作者对美国西半球霸权之路的讨论，该问题在第七章种已讨论得颇为详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开国以来大部分的时候都按进攻性现实主义行事。再下一节的重点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怎么行事。作者坚持认为中国也会遵循他的理论，也就是说实际上会效仿美国。接下来一节作者将解释美国和中国的邻国为什么可能组成制衡联盟来遏制中国。之后作者将考虑中美开战的可能性有多大，认为中美之间比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更可能开战。倒数第二节还要试反驳两种反对作者所作悲观预测的意见。最后一节简短总结本章，指出作者若是预测错误，最可能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理论总有局限性。

进攻性现实主义概述

归根结底，作者的理论就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迫使关心自身安全的各国争夺权力。大国的最终目的都是尽可能攫取世界权力，最终支配国际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最强大的国家总想称霸所在地区，并确保没有竞争性大国支配其他地区。

本理论首先对世界作出五点假设，都是合理地接近于现实。首先，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关键行为体，其上再无权威。

有两点假设是关于国家能力（capabilities）和国家意图（intentions）的。

本理论还假设国家把生存（survival）列为最高目标。……最后一点假设是，国家是理性行为体（rational actor），也就是说各国都能制定使本国生存概率最大化的战略。

所以总体来说，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生存下来，最好的办法是当独一无二的地区霸主。

美国的霸权之路

踏着山姆大叔的足迹

中国式的权力政治

但更有可能的情况却是，中国会寻求发展经济，挟强大的国力为邻国划定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并明示要是邻国不守这种规矩，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说到底，这就是美国在西半球做过的事情。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获得能把美国海军赶出第一岛链（first island chain）的能力，第一岛链一般来说包括大巽他群岛、日本列岛、菲律宾诸岛屿和台湾岛。中国若成功，就能封闭东海、南海和黄海，战端一起，美国海军便几乎不可能达到韩国。而且中国国内还有言论，要最终把美国海军赶出第二岛链（second island chain），这一链从日本东海岸到关岛（Guam），然后下接摩鹿加群岛（Moluccan Islands）。其中还包括不少小岛群，如小笠原群岛（Bonin Islands），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和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 Islands）。中国一旦成功，日本和菲律宾就将得不到美国海军的支援。

中国追求支配亚洲主要是为了尽可能确保安全，但还有一个原因，与中国和部分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关。

以上的领土纠纷对中国既然十分重要，再加上靠外交似乎难以化解，中国若要争取有利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胁迫。说详细些，就是中国若是比邻国都强得多，再用军事威胁强迫对方基本按中国的意愿达成协议时就处于有利位置。如果无效，那中国总能亮剑动武来贯彻自己的意志。简言之，中国做地区霸主最有利于解决其诸多领土争端。

【注：在当前位面，不存在这样的中国。】

中国会明显想要限制美国在别处投射力量的能力，好让自己更有可能取得亚洲的地区霸权。但中国还另有理由要把美国尽可能堵在西半球。具体来说，中国在非洲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将来似乎更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十分依赖海湾地区的油气，日后大概更远甚于此。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极可能把海湾地区当作自己的重大战略利益所在，所以两国最终一定会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大体和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一样。在西半球给美国造成问题，就能限制美国向海湾和非洲投射力量的能力。

中国崛起藏不住

有人可能说：中国确实要试图统治亚洲，但是可以以一种特定的巧妙战略，和平达到目的。这要求中国按邓小平的名言保持低调，尽可能避免卷入国际冲突。邓小平的原话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所以应该韬光养晦，是因为只要避开麻烦一直发展经济，最后就会强大到足以在亚洲其支配作用。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也就成为既定事实（fait accompli）。即使不能如此，最终必须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取得霸权并解决其面临的争端，那是中国也仍然很有条件支配邻国和美国。

【注：理论上中国确实应该韬光养晦，不过大清就得继续加速，最好向八十国宣战！保中国不保大清！】

现在就发动战争，甚至只加入激烈的安全竞争，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很不明智的。冲突会损害中国经济，中国军队也打不过美国及其现有盟国。所以中国最好还是等到力量增强，条件改善之时再对付美军。说简单些，时间在中国一边，所以中国对外政策应该低调，以免引起邻国疑虑。

实战中，这意味着中国应该全力向外部世界发出信号，表示自己意图温和， 也不打算建立强大且有威胁性的军事力量。言论上，中国各领导人应当不断强调自己的和平意图，并表示中国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所以能和平崛起。同时他们还应该努力防止中国官员用激烈的语言描述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不许对其作威胁性声明。

行动上，中国不应该主动对邻国或美国挑起任何危机，别国对中国挑起危机时也不能火上浇油。比如中国应当竭尽所能，避免南海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问题给自己造成麻烦。国防开支要尽可能限制，以免看起来有威胁，同时要加强与邻国和美国的经济交往。根据这种逻辑，中国领导人应当强调中国日渐富裕而且加强经济互相依存很有好处，因为这些变化将成为推动和平的强大力量。不管怎么说，人们普遍认为在紧密联系而且繁荣的世界里发动战争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中国还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国际组织中扮演积极和合作性的角色，并与美国合作确保朝鲜问题得到控制。

这种办法看起来确实很吸引人，但行不通。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一国用来增进自身安全的手段往往最终有损其他国家的安全。

总而言之，中国改善其军事能力的几乎所有举措在中国自己看起来都是防御性的，但日本、越南和美国却会认为是进攻性的。所以中国的各邻国都很可能将中国改善其军事态势的任何措施不仅当作中国一心追求强大进攻能力的证据，而且也当作中国有进攻意图的证据。其中也包括中国只是对邻国或美国加强战斗力的措施作出回应的情况。

归根结底，美国和中国的绝大部分邻国都有强烈动机遏制中国崛起，所以都会密切监视中国发展，并及早出手阻止。下文就进一步讨论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可能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迅速联合，制衡中国

山姆大叔对阵中国龙

美国对付崛起中国的最佳战略是遏制（containment）。这就需要美国集中精力不让中国用军事开疆拓土，或是说得宽泛些，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为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力争建立制衡联盟，尽可能吸收中国的邻国。最终目标是仿效北约这一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极有效工具，建立起联盟结构。美国还要采取措施继续控制世界各大洋，好让中国难以把力量可靠地投射到海湾等遥远地区，尤其是西半球。

遏制本质上是防御战略，因为它不要求对中国发动战争。

美国既然是离岸平衡老手，其理想战略便是尽量只置身幕后，而让中国的邻国背起遏制中国的大部分负担。说到底就是美国会把责任转嫁给害怕中国的亚洲国家。但这办不到，原因有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邻国本身力量不够，控制不了中国。美国也就难有选择，只好自认先锋，将其巨大力量的一大部分集中在这个目标上。而亚洲将要加入制衡联盟对付中国的国家许多相距又很遥远，印度、日本、越南就是例子。所以要建立有效的联盟系统，就需要美国居中协调。当然冷战时美国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它别无选择，只好一肩挑起在欧洲和东北亚两处对抗苏联的负担。总之，要是当地国家无法凭借自身实力遏制潜在霸主，离岸平衡手就必须上岸了。

还有三种战略可以替代遏制。头两种的目标分别是靠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和执行旨在减慢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阻止中国崛起。但这两种战略美国都无法采用。第三种替代战略叫挖墙脚（rollback），虽然可以一用，效果（payoff）却只聊胜于无。

不能实行预防性战争就是因为中国有核威慑力量。……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不支持打预防性战争。

使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选项当然比核战争更有吸引力，但也一样行不通。

第三种替代遏制的战略叫做挖墙脚，实行这种战略，美国要寻求通过颠覆亲共政权，甚至也许通过在中国内部制造问题来削弱中国。

但迄今为止，遏制还是美国最有效的战略。

退一步讲，，就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不到这种水平（前文中指韩国的水平），其潜力赶不上美国，也还是很有条件谋求亚洲霸权的。这就说明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将来大大减缓十分符合美国利益。这种结果不一定有利于美国繁荣，更不利于全球繁荣，但会利于美国安全，这可是最重要的。

【注：美国开打贸易战、控制芯片等出口是能大大打击中国经济，大大降低了各种寄生虫的收入水平，深化内部矛盾，让“沉船计划”早日成为现实。如果能把拿美加绿卡的nmslnese送进集中营就更好了！】

中国的邻国怎么办？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得站队，不仅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要大力逼迫它们站队，而且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既远弱于中国，又远弱于美国，也自然会希望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能有个强大的保护者。

既然生存最重要，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就都会选择制衡中国，就好像冷战时东北亚和欧洲大部分能自由选择的国家都跟着美国反对苏联。原因很简单， 中国与美国相比对亚洲大多数国家威胁更大，国家一定是制衡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而不会投靠之。中国更有威胁主要是由于地理原因。具体来说，中国是亚洲国家，与邻国不是直接接壤，就是距离近到轻易发动打击。

简言之，这种情况下经济考虑和政治军事考虑相互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最终哪个因素会占上风？作者的意见是安全考虑几乎总压倒经济考虑，国家在必须选择制衡和投靠两种战略之一时，会选择制衡而不是投靠。作者这种意见的内在逻辑应当已很清楚。国家制衡强大的对手是因为制衡最能保障生存，而生存一定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投靠更强大的国家相反会减少投靠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样一来强国就可以不受阻碍地变得更强，也就更危险。

所谓经济强制地说法却另有一套逻辑，它强调繁荣重于生存。其核心观点是市场力量强大的国家可以沉重打击目标国经济，经济惩罚的威胁足以强迫经济脆弱的国家投靠更强的国家。严重的经济损失无疑可怕，但不能生存危险更大。换言之，生存的强制力量比繁荣更强，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逻辑往往胜过基于经济强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邻国会制衡中国。

安全竞争什么样？

中美若展开安全竞争，将有12种形式。首先是危机，也就是双方争议很大，很可能爆发战争。……另一种主要对抗形式是军备竞赛。……

还可能有代理人战争（proxy wars），也就是中美两国的盟国开战，中国或美国背后支持。两国也可能会寻找机会在世界各地推翻与对方友好的政权，主要靠秘密活动，有时也要公开行事。还应该会有证据表明双方都在有机会引诱对方陷入花费巨大的愚蠢战争时采取诱捕（bait-and-bleed）战略。如果还没诱，对方就自动陷入了持久战，那就可以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力争把冲突拖得越长越好。

出了战场，还会有很多证据表面两国政府官员把对方认作头号威胁。

中美两国还可能限制双方民众交往，就像苏美两国冷战期间的做法一样。而且我们也预计会看到美国不许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与武器开发有直接关系的专业，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两国力量平衡的技术。两国一定会竞相对有重要国家意义的商品和服务采取选择性出口控制。对于美国来说，可能的范例是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简写为CoCom），美国冷战期间成立这个组织就是要限制敏感技术传入苏联。

打不打？

亚洲地理环境

上文强调亚洲比冷战时的欧洲更可能打仗，部分是因为核升级的风险减小了。但是，未来亚洲战争中总有可能意外使用核武器，这种可能性将在危机中维护稳定。

极化与战争

亚洲多极体系更容易打仗。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

每个民族的成员都有强烈的群体忠诚感，实际上，对民族的忠诚往往压倒了所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民族的大部分成员一般认为他们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团体，其历史英雄辈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人们不仅只为本民族骄傲，还把它和其他民族比较，特别是那些人们常常接触、相当了解的民族。

【注：米尔斯海默这块内容写得真差，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家庭之类的共同体，怎么可能支持民族主义呢？况且后清宪法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这怎么可能是个民族主义国家？连70多年前的杜鲁门、毛泽东都能认识到蒋介石身上的大汉族主义气息，米尔斯海默还搞不懂，当然恐怕他也搞不懂中华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的区别，大部分人都分不清的，世人总是存在各种误解的！事实上，大汉族主义是后清最大的威胁！后清搞计汉生育也和当年蒙元即将灭亡时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漢人”前后相呼应。】

有时，一个民族不仅觉得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且最后还厌恶其他民族。作者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也就是相信其他民族不仅低劣，而且危险，所以必须严厉对待，甚至残酷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者”的轻蔑和仇恨席卷整个民族，造成用暴力消除威胁的强大动机。极端民族主义换言之也就可以成为战争的强大动力。

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安全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倾向于导致有关各民族国家的人民相互妖魔化（demonize）。有时领导人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威胁夸大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是要让公众警惕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完全认识到的危险。在另一些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自下而上泛起，主要是因为安全竞争中固有的卑鄙行为经常导致民族国家的普通公民鄙视敌对民族国家的几乎一切。大的危机就能火上浇油。

【注：有些情况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体现，而是基督徒对付异端和异教徒的表现！】

能不能和平崛起

儒家思想是否和平

阎学通明确指出，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并不代表排除用战争作为治国手段。事实上儒家思想还规定中国应该在别国做出中国领导人认为是不道德的战争的行为时发动正义战争。他写道：”有人说孔孟提倡‘非战’，反对一切战争。其实孔孟并不反对一切战争，而只反对非正义战争，他们支持正义战争。”他有进一步说：“孔子认为靠教人遵守仁义的规范还不能毕竟全功，所以他认为国君无道，可以以战争方式惩治。”

【注：后清作为外来弥赛亚宗教徒，本身是极为仇视同一生态位的儒学的。无非是原有意识形态破产，把儒学拉过去遮羞罢了！墨家才强调非攻反对战争，但是得经过战争才能达到非攻境界。这和踏过血海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也是一类原理。】

多赚钱，少打仗

大量证据表明，相互交战的国家也经常并不断绝经济关系。

结论

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经济利益不能阻止战争。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