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重建宗族

现代大城市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社会生态极为脆弱，停水停电一个月社会就几乎崩溃维持不下去了，更遑论遇到大型灾难。而以宗族、乡党为核心的农村地区作为典型的熟人社会遇到大型灾难具有更强的反脆弱性。中华文明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化家为国，重建宗族能极大地提高社会面对灾难时的反脆弱性！

比如五胡乱华时，中华文明依托作为社会凝结核的世家大族得以保存并复兴。而晚唐以来，科举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流动性导致作为社会凝结核的世家大族消失，社会逐步散沙化。宋代、明代均亡天下于异族。

中国现代社会宗族文化保留最好的地方是闽粤，其次是江浙。而这几个地方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而且也是晚清革命党主要诞生地。而黄河以北的地区自五代十国以後就被异族殖民直到明太祖北伐方才收复，导致作为社会凝结核的宗族组织几乎完全被摧毁，民众也被迫沦为原子化个体变得费拉不堪。百年以来，不仅黄河以北地区，黄河以南地区作为社会凝结核的宗族组织也几乎完全被要建立极权统治的统治者摧毁了。

中国政府应该鼓励民间修建祠堂、修立族谱、兴家礼家风以重建宗族共同体，此举不仅能提高社会生育率、老年人生活水平，更能提升社会活力和反脆弱性！！！

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儒学不是集体主义。儒学重视小共同体，但却是从尊重个体出发，由个体通过爱有等差的亲亲之爱，凝聚起来的。父亲的权威，首先是持身正来获取，通过表率，感化子弟，而不是像某些神棍那样想把老婆、子弟变为奴隶。儒家的小共同体，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对等关系上的。舜不必都听瞽瞍。

宋代理学家设计的祠堂制度，旨在重建宗族。自北宋程颐为复兴宗子法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范仲淹设立范氏义庄，司马光作《书仪》，诸大儒都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如何重建社会。及至南宋朱熹因《书仪》而制作《家礼》，祠堂祭祀的基本格局最终确定，甚至连“祠堂”这一名词，也是朱子所定。

作为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在《裴村记》中强调重建宗族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呜呼！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然则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

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邱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

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

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弈棋，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夏县之司马氏举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

呜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而一旦有变，人主无可仗之大臣，国人无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窜，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势也与？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

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及至河东，问贼李自成所以长驱而下三晋之故，慨焉伤之。或言曰：崇祯之末，辅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贼入西安，天子临朝而叹。建泰对言：“臣郡当贼冲，臣请率宗人乡里出财百万，为国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师，亲饯之正阳门楼。举累朝所传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赐之。未出京师，平阳、太原相继陷，建泰不知所为。师次真定，而贼已自居庸入矣。

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于王铎、张浚之下，而上之人无权以与之，无法以联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区区宰辅之虚名，而系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观裴氏之与唐存亡，亦略可见矣。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国父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也强调依靠重建家族、宗族复兴中华：

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鬪，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羣，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這個方法的更要去推廣，宣傳到全國的四萬萬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麼我們從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復起來。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復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醒了之後，才可以恢復民族主義；到民族主義恢復了之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

天堂网《重建社会：今天的中国人还需要祠堂吗？》一文能为我们重建宗族/家族提供参考：

宋代理学家设计的祠堂制度，旨在重建宗族。自北宋程颐为复兴宗子法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范仲淹设立范氏义庄，司马光作《书仪》，诸大儒都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如何重建社会。及至南宋朱熹因《书仪》而制作《家礼》，祠堂祭祀的基本格局最终确定，甚至连“祠堂”这一名词，也是朱子所定。……

而明清二代宗族的发展，使当时的士大夫突破《家礼》，提出始祖祭祀，祠堂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明嘉靖年间夏言上疏之后，祠堂祭祀遍于东南沿海，而这一阶段旨在建设家族。夏言上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提出：“朱熹纂集《家礼》，则以为始祖之祭近于偪上，乃删去之。自是士庶家无复有祭始祖者。”对此他提出，应该允许祠堂祭祀始祖。同时，他又提出让天下臣工建立家庙。祭祀始迁祖与普遍建立家庙，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族的普遍兴起。为什么祭祀始迁祖，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呢？“始迁祖”的意思，明代丘濬有云：

以始迁及初有封爵者为始祖，准古之别子。又以始祖之长子，准古之继别之宗。

所谓“始迁”，即迁居某地的第一代祖先，此为本地族人的唯一共同祖先。所谓“初有封爵者”，是指父祖无封爵，至此始有封爵，能营宫室，建祠堂者，其实也就是相当于祠堂的始祖。《礼记·大传》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始迁祖相当于“别子”，而其嫡长子相当于“继别之宗”，即由此开出一个新的宗族。清代的程瑶田已经生活在宗族社会之中，他也论证祭祀始迁祖对敬宗收族的影响说：

百世不迁者，今之所谓始迁祖，或在一乡，或专一村，聚族而居之。其族人每相与言曰：“吾家某世某年曰某祖者，自某所来居于此。”《记》曰“别子为祖”是也。传至于今，凡若干世矣。其嫡嫡相承之宗子，谓之大宗。大宗者，尊之统而收族者也。

事实上，不管是明代的丘濬，还是清代的程瑶田，都是根据宋以后东南沿海地区多迁居、聚族的现实，而改变朱子以祭始祖为僭越礼制的观点，另外从《礼记·大传》中的“别子为祖”中寻求祭始祖、收宗族的礼制依据。明代之后，祠堂普遍祭祀始迁祖，我们可以清代徽州府休宁县虞芮乡趋化里茗洲村的吴氏家族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吴翟编《茗洲吴氏家典》自称其宗族家礼，“仪式并遵文公《家礼》”。当时茗洲吴氏的始祖是“小婆”，肇自龙潭，为多个吴姓支派所宗。而茗洲村的始迁祖则是“小婆”的后代“荣七公”。“家典”以为，应当以荣七公为始祖，立神主于祠堂，而笼合其他吴姓支派，在小婆墓旁建立墓庙，祭祀小婆。这样，便建立了一个以始祖祭祀为中心的纯正的宗族村。

如果对比朱子所设计的祠堂祭祀，朱子的四代祭祀，是一种宗子之法，旨在塑造士大夫文化。按照朱子《家礼》实行的，只能够复兴“宗族”，而不可能形成“大家族”。而在明清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结构，已经是以家族为天然的基本单位，因此必须从塑造宗族转向塑造大家族，大家族制不一定需要设立宗子，行宗法制，但是需要设立族长，行大家族制。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在描述当时广州地区的宗族、家族建构时曾说：

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孝也。收族，仁也。……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

平民百姓聚族而居，宗子之法本来难行，而祭祀大家族共同始祖，虽不能“敬宗”，但是完全可以“收族”，而且，始祖祭祀使天下庶民皆知追远重本，对教化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所见的清代大多数祠堂，都不是行宗法制，而是行家族制。行宗法制，必须特别突出宗子的地位，祠堂中祭祀宗子的高、曾、祖、父四代，而在一个同姓家族村之中，确实不宜特别凸出宗子的地位。因此，严格来说，民间的祠堂只重“收族”而不重“敬宗（子）”。……

设立“宗亲联谊总会”管理祠堂，是祠堂制度“现代化”的表现。以前的宗子制，旨在敬宗收族，突出宗子的地位。而族长制则是在聚族而居的地区选举天然的权威人物，管理本族内部事务，在目前潮阳地区农村社会，基本上采用源自“族长制”的“老人组”管理本村的拜神、游神，乃至募集资金修桥造路等事务。而在城市生活中，立世袭的宗子固然已经毫无意义，聚族而居也已经不再可能，因此，必须转变管理方式，才能重新“收族”，建立新的大家族共同体。“四序堂”等城市祠堂成立的宗亲联谊总会，可以说是传统家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制度创新，即将家族制转化为现代法人，将家族视为现代社会团体，通过祠堂祭祀，建立起这一社会团体成员之间的精神联系。……

可以说，现代城市祠堂中的祭礼，是以一部分市民的共同祖先为中心，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中，重新复活“族”的观念，使一个人不但知道他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而且通过祭祀祖先，理解他的生命来源，同时理解他的家族。而且，祠堂中的始祖、先祖，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先贤，认识这些先贤，便是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因此，城市祠堂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进行，虽然并没有复原古代的祭礼——事实上古代的祭礼也是一个因时损益、沿革变化的过程，也没有复原宗族制度的宗子法，但是，却成功地在城市生活中复活了“家族”意识。

现实中建设宗族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广东潮汕地区。广东潮汕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族文化特别好的地方。潮汕人具有非常浓厚的家族以及家庭责任感，能有效保护族人的消极自由。潮汕人在家庭婚姻方面严格恪守儒家学说，重视家庭价值，守护中国的礼教传统，有着严重的家族观念，离婚率全国最低。此外潮汕富豪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来自家族企业。通过家族，将传统与现代市场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现代活力的明证。

除了恢复常规的宗祠、宗庙、族谱等之外，重建现代宗族体系可以鼓励人们利用企业制度来实现宗族共同体的建设，如建立家族企业传承家族财富，或为家族中的人购买适合的商业保险及发救助金如范氏义庄一般。政府也应该立法保障家族财富的传承，避免无产阶级的干扰和破坏。